1000个文化常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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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个文化常识试读：

第一篇　文学

1.赋

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它讲求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其特点是“铺采文，体物写志”，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最早出现于诸子散文中，叫“短赋”；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是诗向赋的过渡，叫“骚赋”；汉代正式确立了赋的体例，称为“辞赋”；魏晋以后，日益向骈文方向发展，叫做“骈赋”；唐代又由骈体转入律体叫“律赋”；宋代以散文形式写赋，称为“文赋”。著名的赋有：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赤壁赋》等。

赋，是由楚辞衍化出来的，也继承了《诗经》讽刺的传统。关于诗和赋的区别，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里曾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也就是说，诗是用来抒发主观感情的，要写得华丽而细腻；赋是用来描绘客观事物的，要写得爽朗而通畅。陆机是晋代人，他的话说出了晋代以前的诗和赋的主要特点，但不能作机械的理解，诗也要描写事物，赋也有抒发感情的成分，特别是到南北朝时代抒情小赋发达起来，赋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变化。

2.骈文

骈（pián）文，也称“骈体文”、“骈俪（lì）文”或“骈偶文”；因其常用四字、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或“骈四俪六”。中国古代魏晋以后产生的一种文体。又称骈俪文。南北朝是骈体文的全盛时期。全篇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中国的散文从汉代到六朝，出现了“文”、“笔”的对立。所谓“文”，就是专尚辞藻华丽，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骈文。所谓“笔”，就是专以达意明快为主，不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散文。（此处所述不当。据刘勰《文心雕龙˙总述》引录颜延之观点称：笔之为体，言之为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而刘勰本人的观点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可见发生于宋齐时期的文笔之辩着眼点在于有韵与否，而非散文骈体之别。而况，南北朝时期的散文也多有押韵，故加修正。

3.论

论是一种论文文体，按《韵术》：“论者，议也”。《昭明文选》所载：“论有两体，一曰史论，乃忠臣于传末作议论，以断其人之善恶。如《史记》后的太史公曰……。二政论，则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经史之言，正其谬误”。如《六国论》、《过秦论》等。

4.奏议

臣子向皇帝上书言事，条议是非的文字的统称。包括《文心雕龙》中的“章表”、“奏启”、“议对”这三类。据刘勰的说法，“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可见在较古的时候，章、表、奏、议四者还是有区别的，后来这种区别就逐渐消失了。章体文字久已失传，表体文字大量可见，其内容比较广泛。奏启即奏，奏是进的意思，臣下言事称奏事。《文章有体序说》：“七国以前，皆称上秦初改书曰奏。汉定礼议，是有四品：一曰章，以谢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陈情；四曰议，以执议。”奏事的文章战国时称上书，如李斯《上秦始皇书》。汉朝称上书或上疏、奏书。疏的本义是条陈，即逐条陈说。如司马相如《上疏谏猎》、枚乘《奏书谏吴王濞》。议对即议政、对策的文章。对策，简称策。《文心雕龙·议对》篇说：“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应举时由皇帝出题目，题目写在简上，故叫策问；应举者按题陈述自己的意见，故叫对策。汉代晁错、董仲舒等都以对策著名。此外还有封事，也称封章，这是一种秘密的奏议，进奏时加以密封，以防泄漏。书说（shuì）包括书和说。书指一般的书信，如司马迁《报任安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等。说一般是指游士的游说之辞。如苏代《说齐不为帝》，范雎《说秦昭王》。明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其（袁可立）奏议剀切有当，帝心似陆，宣公至若决策，击贼蹙之远徙，则裴晋公淮蔡之断也！”

5.序

序，又称叙、叙文、叙言、序言、序文、引、引言、导言等。据说序始于孔子的赞《易》。序在古代多放在书的后面，现在一般放在书的前面，而把放在书后面的序称为后序或跋。序跋的内容、体例大致相同，因而可合称序跋文。一般的书有序无跋，如觉得序意未尽，后面仍可有跋。

序有自序和他序之分。自序偏于说明著作宗旨、撰写经过、编写体例等，还可就书中的重点和难点，作简要的阐述。自序有时也称前言。他序则常常要对作者、作品作介绍和评论，或对书中的观点作引申和发挥。自序和他序可以并用，不同的观点还可以展开争鸣。

一般的读者都有读书先读序跋的习惯。他们把序比喻为“游园的向导”，所以有的书也称序为导言。不论是自序还是他序，都承担着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图书内容的任务。

因此，序的第一要义，应是坦率、诚实、中肯，要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为人作序者，要深入了解作者，认真地研究原著，不能凭道听途说的材料或浮光掠影的印象去敷衍成篇。大凡名家，总在某一方面学有专长。由名家作序，可以帮助读者深入堂奥，也有利于扶植人才。然而，只要有真知灼见，即使不是名家，同样也有作序的资格。

序风是文风的一个方面。有少数人碍于情面，逢面作“序”，由于没有认真读过原稿，只好七拉八扯罗列琐事，或兴之所至地铺演轶闻，结果序和正文常常是风马牛不相及，有序等于无序。这实在是一种不好的文风。

序大都是夹叙夹议。偏于叙的，有散文的特点；偏于议的，有论文的特点。散文也好，论文也好，都要言之有物。散文要以材料的丰富和文笔的多姿见长，论文则要以论点的深刻和分析的透辟取胜。在各种应用文体中，序是具有较大的文学价值或史料价值的。

序也作“叙”或称“引”，有如今日的“引言”、“前言”。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序”一般写在书籍或文章前面（也有列在后面的，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列于书后的称为“跋”或“后序”。这类文章，按不同的内容分别属于说明文或议论文，说明编写目的、简介编写体例和内容的，属于说明文。对作者作品进行评论或对问题进行阐发的属于议论文。我们学过的“序言”有：《〈呐喊〉自序》、《〈农村调查〉序言》、《〈指南录〉后序》、《伶官传序》等。

6.赠序

文体名。古代送别各以诗文相赠，集而为之序的，称为赠序。如韩愈《送石处士序》：“于是东都诸人士……遂名为歌诗六韵，遣愈为之序云。”其后凡是惜别赠言的文章，不附于诗帙也都叫赠序，内容多推重、赞许或勉励之辞。我们学过明代文学家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

赠序：始于唐代，是文人临别赠言性质的文字，内容多是勉励，推崇，赞许之辞。往往因人立论，阐明某些观点，言辞恳切而意味深长，相当于议论性散文的写法。

7.祭文

文体名。在告祭死者或天地、山川等神祇时所诵读的文章。体裁有韵文和散文两种。内容主要为哀悼、祷祝、追念死者生前主要经历，颂扬他的品德业绩，寄托哀思，激励生者。同时，祭文也是为祭奠死者而写的哀悼文章，是供祭祀时诵读的。它是由古时祝文演变而来，其辞有散文、有韵语、有俪语。而韵语之中，又有四言、六言、杂言、骚体、俪体之不同。祭文出现于汉代。古时的祭文在内容上可分四类，哀悼死者，祈求降福，驱除邪魔，祈祷降雨，而多用于哀悼死者。新时代，大兴科学，破除迷信，应该反对，但是用于哀悼死者还是可以的。因为祭文是哀悼死者的文辞，就应该以真挚的感情与质朴的风格写作为好。祭文是读给人听的，特别是给死者后人听的，所以内容以表彰死者功德为主，并要通俗易懂。旧时写的好的祭文，感情色彩比较浓厚，多为亡亲亡友而作的追记、生平，称颂死者，念起来如哭如泣，如咽如诉。如袁枚的《祭妹文》。

8.杂记

包括：（1）山川、景物、人事杂记。描写山川、景物和人事的，如《小石潭记》、《登泰山记》。（2）笔记文。以记事为主，它的特点是篇幅短小，长的千字左右；内容丰富，有历史掌故、遗文遗事、文艺随笔、人物短论、科学小说、文字考证、读书杂记等五花八门。《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就是这种文体。

9.游记

游记是描写旅行见闻的一种散文形式。游记的取材范围极广，可以描绘名山大川的秀丽瑰奇，可以记录风土人情的诡异阜盛，可以反映一人一家的日常生活面貌，也可以记下一国的重大事件，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文笔轻松，描写生动，记述翔实，给人以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美的感受。游记有带议论色彩的，如《岳阳楼记》、《游褒禅山记》；有带科学色彩的，如郦道元的《三峡》；有带抒情色彩的，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

10.童话

儿童文学的一种。通过丰富的想像、幻想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反映生活，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童话的语言通俗、生动、形象、情节离奇曲折，富于趣味性。对自然景物往往作拟人化的描写，能适应儿童的心理、情趣，激发人们的想像，便于他们接受和转化。选入教材的童话有：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

11.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中的重要门类之一。从广义上讲，民间故事就是劳动人民创作并传播的、具有虚构内容的散文形式的口头文学作品，是所有民间散文作品的通称，有的地方叫“瞎话”、“古话”、“古经”等等。民间故事是从远古时代起就在人们口头流传的一种以奇异的语言和象征的形式讲述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题材广泛而又充满幻想的叙事体故事。民间故事从生活本身出发，但又并不局限于实际情况以及人们认为真实的和合理范围之内。它们往往包含着超自然的、异想天开的成分。

12.寓言

寓言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以比喻性的故事寄寓意蕴味深长的道理，给人以启示。寓言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盛行。是民间口头创作。在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经常采用寓言阐明道理，保存了许多当时流行的优秀寓言，如：《亡鈇》、《攘鸡》、《揠苗助长》、《自相矛盾》、《郑人买履》、《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画蛇添足》等，其中《庄子》与《韩非子》收录最多。汉魏以后，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也常常运用寓言讽刺现实。唐代柳宗元就利用寓言形式进行散文创作，他在《三戒》中，以麋、驴、鼠3种动物的故事，讽刺那些恃宠而骄、盲目自大、得意忘形之徒，达到寓意深刻的效果。中国近代作家也用寓言形式创作，特别是儿童文学作品更为多见。

中国民间寓言极为丰富，一般比较短小。除汉族外，还有各少数民族寓言。各族人民创作的寓言，多以动物为主人公，利用它们的活动及相互关系投进一种教训或喻意，达到讽喻的目的。反映了劳动人民健康、朴实的思想，闪耀着人民无穷的智慧和高尚的道德光芒。

中国古代寓言源远流长，在先秦时期已具雏形。先后经历了先秦的说理寓言、两汉的劝戒寓言，魏晋南北朝的嘲讽寓言、唐宋的讽刺寓言和明清的诙谐寓言等五个阶段。

13.编年体

以编年体纪录历史的方式最早起源于中国。由周代史官于公元前841年前后创体，《左传》完善其体例，荀悦《汉纪》创断代编年体，司马光成通史编年体。其它的编年体史书，还有纲目体、起居注、日历、实录、东华录等。

先秦编年体史书流传至今的，有《春秋》、《左传》、《竹书纪年》（辑本）等。断代编年史，是写一个封建王朝兴亡的历史著作，如东汉荀悦《汉纪》、明谈迁《国榷》等。编年体通史著名的有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清毕沅《续资治通鉴》等。纲目体以编年为序，简记大事为纲，补充注说史事为目。有宋朱熹《通鉴纲目》等。起居注，是记录帝王言语、行动和居止的专书，周代始创。时政记，是宰相执政关于朝廷君臣议论军国要政的记录，武周时始创，明代废止。日历，是由史官根据起居注或时政记等所记杂事，稍加润饰汇编而成的资料书。唐顺宗时所创，明以后废止。实录是在新皇帝即位后，由国史馆根据前一皇帝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数据，重新汇编，撰修成的前皇帝言行及一代大事的编年史长编。自北凉刘昞《敦煌实录》创体，唐以后成为定制。东华录，清乾隆闲蒋良骥创体，是根据实录和其它档案、公文、邸报所写的朝廷大事摘要。起居注、实录等官修编年体资料书，虽不无讳饰篡改，但因其篇幅浩大，材料详明，而有着珍贵的价值。

14.纪传体

纪传体，东亚史书的一种形式，以为人物立传记（皇帝的传记称“纪”，一般人的称“传”，特殊情形的人物称“载记”，记载制度、风俗、经济等称“志”，以表格排列历史大事称“表”）的方式记叙史实。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以前的史书多以编年体记述），中国的官方正史“二十四史”及其他史书，都依照《史记》体例，以纪传体编纂而成。而日本的《大日本史》也是以纪传体写成的。

我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叙述史实。纪是帝王本纪，列在全书前面，传是其他人物的列传，始于汉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

15.纪事本末体

以历史事件为纲的中国史书体裁。始创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其后有明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等。其优点是每一历史事件独立成篇，各篇按时间顺序编写，能够完整地反映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可补编年体与纪传体之不足。缺点在于不能表明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

它与编年体、纪传体，合称为古代三大史体。纪事本末体裁，每事一题，为一专篇，把分散的材料，按时先後加以集中敍述，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点，详於记事，方便阅读。

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正式创立此种体例。其後，用此体改编或创作的史书很多，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张鉴《西夏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近人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等，贯通古今，自成系统。这是朝代的纪事本末。

另外，清代每一重大军事、外交行动结束，将有关诏谕奏报按时闲顺序汇编成书，称为方略。《四库全书》也将其列入“纪事本末体”内，这是专史的纪事本末。总计29种方略，可分为3类：一类为平定叛乱，削除地方割据势力，统一和巩固边疆的活动；一类为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起事的；一类为处理外交洋务问题的。

纪事本末类史书，以事为题，事与事之间缺乏联系，读者无法从中寻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其缺点。

16.国别体

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历史事件。《国语》是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记，是一部分国记事的历史散文，起自西周穆王，讫于战国初年的鲁悼公，分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的历史。在春秋战国之际由晋国的史官编纂成书。《国语》的记事比《春秋》详细生动的多，也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战国策》是一部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西汉后期的刘向校理群书，加以整理，去其重复，得33篇，按国别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燕、赵、魏、韩、宋、卫、中山12国策，定名为《战国策》。晋陈寿《三国志》记载了魏、蜀、吴三国的历史。

17.通史

既然叫通史，就首先要求叙述的内容广泛，所有重要事件和研究课题（军事、文化、艺术）涉及内容不深但都要涉及到。

其次要求在叙述中体现历史发展脉络或贯穿其中线索，给人一种整体的认识。所以做不到第一点至少不配称作通史，而要做到第二点是比较困难的，需要著者的才华、积淀和理论素养。同样涉及一个内容的两本通史，在这第二点上，平庸和经典的差别是显著的。

市面上很多《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都是平庸的著作，虽然罗列了各个事件和课题，但对人的启发是没有多少的。

相对于断代史来说，断代史是限于某个时代，但通史却是跨时代式研究，不间断地记叙自古及今的历史事件。用现代史学的口吻，这是“大历史观”。

18.断代史

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始创于中国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二十六史中除《史记》外均属此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史书，以朝代为断限的，也属断代史。

断代史：主要特点是只记录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的历史。如《汉书》。《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分为12篇纪、8篇表、10篇志、70篇传，共100篇，80来万字。记事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至王莽地皇4年，共229年历史。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史，除了《史记》以外，均为断代史。以上的六种体例是按不同的标准分的。实际上，同一史书按不同标准可同时归入不同的体例。如《三国志》，就既是纪传体史书，又是国别体史书，同时还属断代史史书体例。

19.诗骨——陈子昂

陈子昂，其诗词意激昂，风格高峻，大有“汉魏风骨”，被誉为“诗骨”。

陈子昂（约公元661～公元702），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字伯玉，汉族，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光宅进士，历仕武则天朝麟台正字、右拾遗。受武三思所害，冤死狱中。其存诗共100多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感遇》诗38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7首和《登幽州台歌》。

20.诗杰——王勃

王勃（649或650～676或675年），唐代诗人。汉族，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王勃也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齐称“初唐四杰”，其中王勃是“初唐四杰”之冠。

由于王勃才华早露，未成年即被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赞为神童，向朝廷表荐，对策高第，授朝散郎。乾封初（公元666年）为沛王李贤征为王府侍读，两年后，因戏为《檄英王鸡》文，被高宗怒逐出府，随即出游巴蜀。咸亨三年（公元672年），补虢州参军，因擅杀官奴当诛，遇赦除名。其父亦受累贬为交趾令。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或三年（公元676年），王勃南下探亲，渡海溺水，惊悸而死。王勃的文学主张崇尚实用。当时文坛盛行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风，“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杨炯《王勃集序》）。

他创作“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的诗文，对转变风气起了很大作用。王勃的诗今存80多首，赋和序、表、碑、颂等文，今存90多篇。王勃的文集，较早的有20卷、30卷、27卷三种本子，皆不传。现有明崇祯中张燮搜辑汇编的《王子安集》16卷；清同治甲戌蒋清翊著《王子安集笺注》，分为20卷。此外，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著录卷子本古钞《王子安文》1卷，并抄录其中逸文13篇（实为12篇，其中6篇残缺）。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续编》又辑有《王子安集佚文》1册，共24篇，即增杨氏所无者12篇，且补足杨氏所录6篇残缺之文。罗氏序文中还提及日本京都“富冈君（谦藏）别藏《王子安集》卷廿九及卷三十”。按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部影印唐钞本第1集有《王勃集残》2卷，注云“存第二十九至三十”，当即富冈所藏本。清宣统三年（1911年），刊姚大荣《惜道味斋集》有《王子安年谱》。代表作《檄英王鸡》，《滕王阁序》；《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21.诗狂——贺知章

秉性放达，自号“四明狂客”。因其诗豪放旷放，人称“诗狂”。

贺知章（659—744），字季真，号四明狂客，汉族，唐越州会稽永兴（今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贺知章诗文以绝句见长，除祭神乐章、应制诗外，其写景、抒怀之作风格独特，清新潇洒，著名的《回乡偶书》两首脍炙口，千古传诵，今尚存录入《全唐诗》共19首。

贺知章早年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少时即以诗文知名。唐武后证圣元年（695）中进士，初授国子四门博士，后迁太常博士。开元十年（722），由丽正殿修书使张说推荐入该殿书院，参与撰修《六典》、《文纂》等书，未成，转官太常少卿。十三年为礼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后调任太子右庶子、侍读、工部侍郎。二十六年改官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右庶子、侍读、工部侍郎。二十六年改官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因而人称“贺监”。

贺知章诗文精佳，且书法品位颇高，尤擅草隶，“当世称重”，好事者供其笺翰，每纸不过数十字，共传宝之。他常醉辄属籍，常与张旭、李白饮酒赋诗，切磋诗艺，时称“醉中八仙”，又与包融、张旭、张若虚等结为“吴中四士。”天宝三年（744），因病恍惚，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舍本乡宅为观，求周宫湖数顷为放生池。诏许之，赐鉴湖一曲。玄宗御制诗以赠，皇太子率百官饯行。回山阴五云门外“道士庄”，住“千秋观”，建“一曲亭”自娱，繁纸不过数十字。“厅馆好墙壁及屏障，忽忘机，兴发，落笔数行，如虫篆飞走，虽古之张索不如也。”，爱好书法者视为珍品。他的墨迹留传很少，现存尚有绍兴城东南宛委山南坡飞来石上的《龙瑞宫记》石刻和流传到日本的《孝经》草书。其间，写下《回乡偶卷》2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为人传诵而脍炙人口，未几病逝，年八十六。乾元元年（758）肃宗以侍读之归，赠礼部尚书。现存诗19首，多为祭祀乐章和应制诗。文有《龙瑞宫记》、《会稽洞记》各1卷。今存《龙瑞宫记》摩崖，留存于宛委山南坡飞来石上，为难得之古代题刻。《新唐书》、《旧唐书》有传。贺知章生性旷达豪放，善谈笑，好饮酒，又风流潇洒，为时人所倾慕。当看到李白的诗文，即赞为“谪仙人也”，后成为忘年之交，并把李白引荐给唐玄宗为官。贺晚年放荡不羁，自称“四明狂客”，又因其诗豪放旷放，人称“诗狂”。常与李白、李适之、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饮酒赋诗，时谓“醉八仙”。天宝三年（744），贺知章告老还乡，为道士。离开京师时，玄宗曾赐诗，皇太子及文武百官为其饯行，回乡后不久病卒。

22.诗家天子七绝圣手——王昌龄

七绝圣手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誉称。王昌龄以其七言绝句艺术精湛而得名。语出明代胡应麟《诗薮》：“七言绝，太白（李白）、江宁（王昌龄）为最。”王昌龄是著名的边塞诗人，尤其擅长七绝，其中名作《出塞》被推为唐代七绝压卷之作。王昌龄作为一代诗杰，流传下来的资料却很少。除了上文所说贬岭南外，还曾遭过贬，具体时间和原因也不太清楚，有人认为在天宝六载秋。《詹才子传》说他“晚途不谨小节，谤议沸腾，两窜遐荒”。《河岳英灵集》说他“再历遐荒”，《旧唐书》本传也说他“不护细行，屡见贬斥”，被贬为龙标尉。

王昌龄，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后人誉为“七绝圣手”。早年贫贱，困于农耕，年近不惑，始中进士。初任秘书省校书郎，又中博学宏辞，授汜水尉，因事贬岭南。开元末返长安，改授江宁丞。被谤谪龙标尉。安史乱起，为刺史闾丘所杀。其诗以七绝见长，尤以登第之前赴西北边塞所作边塞诗最著。

王昌龄（西元698-756年）字少伯，汉族。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后人誉为“七绝圣手”。他的边塞诗气势雄浑，格调高昂，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世称王龙标，有“诗家天子王江宁”之称，存诗一百七十余首，作品有《王昌龄集》。

王昌龄的籍贯，有太原、京兆两说。《旧唐书》本传云王昌龄为京兆（即唐西京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大概是因为他在《别李浦之京》诗中说：“故园今在霸陵西”，又有《霸上闲居》之作。唐代许多山西诗人因为洛阳、长安为当时文化中心，多游洛阳、长安，有的甚至多年住于京城，不能因为居住在京城便说他们为京城人。《河岳英灵集》为唐人殷番所编著的唐人诗集，（殷番当作殷璠）载王昌龄为太原人，《唐才子传》也认为王昌龄为太原人。

23.诗囚——孟郊

正因为孟郊、贾岛都以苦吟著名，又“喜为穷苦之词”，所以后人把他们二人并称，历来有“郊寒岛瘦”之说。金人元好问称“郊岛两诗囚”，此言虽未免过于苛刻，倒也颇能道出二人写诗的态度和风格。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省武康）人。四十六岁才中进士，曾任溧阳尉协律郎等职。他一生穷愁，不苟同流俗。所以虽有韩愈李观等人为之揄扬，却始终未能免于饥寒冻馁，被人称为“寒酸孟夫子”六十四岁时赴山南西道任官，行至阌乡暴卒。有《孟东野集》。

孟郊存诗四百余首，其中绝大多数是倾诉穷愁孤苦的作品。他的诗朴质而深挚的诗风，在当时是别开蹊径而富于创造性的。他蕨心造诣，惨淡经营，以白描的手法抒情写景，却能达到深刻生动的境地。苏轼赞美他“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

孟郊有意矫正大历以来内容空洞格调平庸的诗风，他的诗不讲究音韵的谐和响亮，却能表达作者的内心深处的情感。

24.诗奴——贾岛

贾岛（779～843），唐代诗人。汉族。字浪（阆）仙。唐朝河北道幽州范阳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后人因其作品多刻意苦吟，称其为“诗奴”。

早年出家为僧，号无本。自号“碣石山人”。据说在洛阳的时候后因当时有命令禁止和尚午后外出，贾岛做诗发牢骚，被韩愈发现其才华。后受教于韩愈，并还俗参加科举，但累举不中第。唐文宗的时候被排挤，贬做长江主簿。唐武宗会昌年初由普州司仓参军改任司户，未任病逝。一生以作诗为命，好刻意苦吟，人称其为“诗奴”。

25.诗豪——刘禹锡

26.诗佛——王维

王维以诗才闻名于唐开元天宝年间，当时有“天下文宗”之称。他写了一些富有积极意义的诗，许多诗的艺术成就很高，其山水田园诗更是令人大开眼界，与孟浩然等被人们称为“山水田园派”诗人。王维早年即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随着政治上遭受挫折，思想趋于消极，晚年更是奉佛长斋，衣不文采，居蓝田别墅，与道友裴迪往来，“弹琴赋诗，傲啸终日”，正如他自己写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因而后期的不少诗作对现实几乎无任何积极反映，佛老消极思想浓厚，有的甚至充满了佛空无寂灭的唯心哲理，在他生前，人们就认为他是“当代诗匠，又精禅上理”（苑咸《酬王维序》），死后更得到“诗佛”的称号。“摩诘心淡泊，本学佛而善画，出则陪岐，薛诸王及贵主游，归则餍饫辋川山水，故其诗于富贵山林，两得其趣。”宋张戒的话很好地概括了王维隐逸的独特之处，也是他人生最大的特色。

在盛唐炽盛的佛风中，王维虔诚地投向佛教，连他的名和字摩诘都昭示了他与佛教的契合紧密，佛教影响了他的生活节奏和政治态度，可以说，佛教左右了他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他的一生与政治似远似近，对社会似亲似疏，对自我似执非执，他的一生是这样，他的诗与画也如此。考察当世一般的诗人甚至人，一般人只将佛境当作人生调节的手法，与现实，则是丁是丁，卯是卯，王维则不是他将佛引入人生，追求佛境中的“我”与现实中的“我”的合一，佛境中的艺术与艺术中的佛境合一，佛教深深地融入他的社会生活、政治追求、艺术创作中，达到了政、艺、禅三位一体。

王维的禅心可以从他的许多诗中得到明证，如：“清浅白石滩，绿蒲尚堪把，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王诗的禅理佛趣可以说是俯首即拾，触目菩提。

王维的禅心更可以从他的政治仕途中得到昭显。作为结束王维三十年知音不遇的苦闷，使王维得到再次入仕机遇的张九龄，可以说是王的恩师。但张九龄因与奸臣李林甫为敌而受到排挤，最终被唐玄宗找了个借口罢相，恩师的遭遇没有激发王维与奸臣斗争的义愤，相反却使王维以一种更圆滑的态度去对待政治，对李林甫，他肉麻地吹嘘，由此，他的官运较为通达，官职不断升迁。张九龄的罢相，使王维吸取了“教训”，改变了态度。产生这种影响的内在原因不是王维的品格，而是他所受的圆滑的佛教哲学，宗教信念使然。日日诵习禅理的王维出入于名山古寺，交游于名僧大家，但仍不忘往来于歌楼酒苑，真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可以说，作为诗人，作为一个社会人，一个官吏，王维是成功的，但作为一个表里如一的人格上伟人，王维是失败。甚至他是一个卑劣者。因为，禅的圆润使他没有了原则。王维在安史之乱迫受伪官之后，兼作俗人与超人的得意人目生，一度倾覆，使他内心羞愧得无以复加，其宗教心态也由“奉佛出尘”转向了“奉佛报恩”，达到了仕隐两相忘的境地。

27.诗魔——白居易

唐代白居易的诗富有韵味，雅俗共赏，连普通老太太也能听懂，流传甚广。他一生写了三千多首诗，“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过分的诵读和书写，竟到了口舌生疮、手指成胝的地步。写诗非常刻苦，他写的诗中有：“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的诗句。后人便以“诗魔”称之。

在文学上，他与元稹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中坚，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对“嘲风雪，弄花草”而别无寄托的作品。其讽谕诗《秦中吟》、《新乐府》，广泛尖锐地揭露了当时政治上的黑暗，抨击了现实中的流弊，表现了爱憎分明的进步倾向。除讽谕诗外，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也独具特色，为千古绝唱。白诗语言通俗，深入浅出，平易自然，不露雕琢痕迹。其诗刻画人物，形象鲜明，以情动人，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

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现存白诗近三千首。数量当推为唐代诗人之冠。他的诗除了状物抒情外，大部分都在讽刺封建统治，表达心中的不满。

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他的诗风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可算是朴而近古，因此流传极广，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著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

28.五言长城——刘长卿

刘长卿（709～786），字文房，河间（今河北河间）人，一作宣城（今属安徽）人。唐代诗人。开元年间进士，至德年间任监察御史，大历年间任鄂岳转运使留后，因被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陷而被贬为睦州司马，贞元年间又升任随州刺史。刘长卿当时诗名颇大，尤其擅长五律，他曾自称自己的诗为“五言长城”。他的山水写景诗风格清淡，与王维、孟浩然颇为接近。

1、两度遭贬

刘长卿年轻时在嵩山读书，玄宗天宝中登进士第。肃宗至德年间任监察御史，后为长洲县尉，因事得罪，贬为岭南的南巴尉。经过江西时，与诗人李白等有诗往还。上元二年（761）从南巴返回。旅居江浙。这时江南刚经历过刘展之乱，本来繁华富庶的吴郡一带变得破败萧条。刘长卿有诗纪其事：“空庭客至逢摇落，旧邑人稀经乱离。”（《自江西归至旧任官舍》）代宗大历五年（770）以后，历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因为性格刚强，得罪了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被诬为贪赃，再次贬为睦州（今浙江淳安）司马。在睦州时期，与当时居处浙江的诗人有广泛的接触，如皇甫冉、秦系、严维、章八元等都有诗酬答。

2、世称“刘随州”

德宗建中二年（781），刘长卿又受任随州（今湖北随州市）刺史。世称“刘随州”。兴元元年（784）和贞元元年（785）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割据称王，与唐王朝军队在湖北一带激战，刘长卿即在此时离开随州。

3、主要作品《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他的集子10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同。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有《唐刘随州诗集》11卷，为明翻宋本，诗10卷，文1卷。现在通行的如《畿辅丛书》本的《刘随州集》，《四部丛刊》本的《刘随州文集》，都为这种11卷本。《全唐诗》编录其诗为5卷。

4、自诩“五言长城”

刘长卿“以诗驰名上元、宝应间”（《唐诗纪事》）。他的诗多写贬谪飘流的感慨和山水隐逸的闲情。擅长近体，尤工五律，曾自称为“五言长城”。风格含蓄温和，清雅洗炼，接近王孟一派。

他有少数反映现实的诗，如《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用很简炼浑括的诗笔，写出安史乱后荒凉雕敝的景象：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干。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

此外，如《疲兵篇》、《送李中丞归襄州》等诗，或写久戍边塞不得归家的兵士，或写被罢归乡里的老将，也令人深感同情。

他写山水隐逸生活的诗，成就较高。用严格的律诗写景抒情，能作到凝炼自然，造意清新。其代表作如《寻南溪常山人山居》：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屐痕。白云依静渚，芳草闭闲门。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诗中写他寻访道人，在南溪山中一路所见的幽静景色，洗炼清新，颇饶风致。结尾写空寂的禅意，思想感情却是消极的。

又如《碧涧别墅喜皇甫侍御相访》：荒村带返照，落叶乱纷纷。古路无行客，寒山独见君。野桥经雨断，涧水向田分。不为怜同病，何人到白云荒僻幽静的别墅，无人肯到，皇甫侍御独远来相访，欣慰之情，不言而自见。

绝句《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他的绝句《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也是历来传诵的名作：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雪夜投宿山中贫寒人家所见的情景，只短短几句话就刻画烘托出来，让人感到含蓄亲切。

他还写过一些怀古伤今的作品。这些诗往往和他自己受贬谪的失意心情融合在一起。如《长沙过贾谊宅》：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托古喻今，寓情于景，写得很浑成深厚。三四两句，于写景中融入贾谊《鹏鸟赋》的词语和意境，尤见艺术功力。但是，他的思想生活都比较狭窄，因此诗境也缺乏更多的变化。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说他的诗“大抵十首以上，语意稍同”，很能切中他诗歌艺术上的弱点。

刘长卿的五律简练浑括，七律也多秀句，如“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别严士元》）、“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长沙过贾谊宅》），历来传诵人口。绝句如《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江中对月》、《送灵澈上人》，则以白描取胜，饶有韵致。

宋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随州诗韵度不能如韦苏州之高简，意味不能如王摩诘、孟浩然之胜绝，然其笔力豪赡，气格老成……‘长城’之目，盖不徒然。”但他的大部分诗作内容单薄，境界狭窄，缺少变化，容易使人感到字句雷同。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他的诗“大抵十首已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也”，大致近似。

5、作品欣赏

弹琴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送上人　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

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

送灵澈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

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

饯别王十一南游　望君烟水阔，挥手泪沾巾。

飞鸟没何处。青山空向人。

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

谁见汀洲上，相思愁白苹。

29.诗鬼——李贺

其诗善于熔铸词采，驰骋想象，运用神话传说创造出璀璨多彩的鲜明形象，故称其为“诗鬼”。

李贺（790-816），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人，以乐府诗著称。他的诗想象丰富，构思奇特，具有极度浪漫主义风格。诗中反映出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强烈不满，对劳苦人民的疾苦亦寄予关切。但也有一些作品流露出人生无常的阴郁情绪。

其诗作中《李凭箜篌引》、《秋来》、《马诗二十三首》、《昌谷北园新笋四首》、《蜀国弦》、《将进酒》、《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等皆著名，尤以《金铜仙人辞汉歌》为最，其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为千古丽言，感人肺腑。他为人文思敏捷（这从他马诗居然能作二十三首足见一斑），诗作在语言上十分讲究，修辞手法极其多样，很有研究价值（例如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的《谈艺录》就辟有八章是专论昌谷诗的，可为佐证）。他以二十七岁英年离世，常与王勃等为后人引作“天妒英才”之力例，然已成绩斐然，假能天赐凡寿，使有圆熟之机会，则我华夏当又添一李白矣，此诚可喟也！长吉诗结有《昌谷集》。

30.杜紫薇——杜牧

曾写过《紫薇花》咏物抒情，借花自誉，人称其为“杜紫薇”。

杜牧，字牧之，号称：杜紫薇。（来源：曾写过《紫薇花》咏物抒情，借花自誉，人称其为“杜紫薇”。）晚唐时期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26岁中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内容以咏史抒怀为主。著名的有《江南春》、《泊秦淮》、《过华清宫》。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

他写下了不少军事论文，还曾注释《孙子》。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为其外甥裴延翰所编，其中诗四卷。又有宋人补编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全唐诗》收杜牧诗八卷。晚唐诗多柔靡，牧之以峻峭矫之。其七绝尤有逸韵远神，晚唐诸家让渠独步。牧之有抱负，好言兵，以济世之才自诩。工行、草书。《宣和书谱》云：“牧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董其昌《容台集》称：“余所见颜、柳以后，若温飞卿与（杜）牧之亦名家也”，谓其书“大有六朝风韵”。传世墨迹有《张好好诗》。著作甚富，主要著有《樊川文集》，《旧唐书》卷百四十七、《新唐书》卷百六十六皆有传。《张好好诗》，行草墨迹，系太和八年（834）32岁时所书。帖为麻笺，纵28.2厘米，横162厘米，46行，总322字。从整幅诗卷中可以看出，其书法深得六朝人风韵。真迹现藏故宫博物院。此篇书法作品气势连绵，墨笔酣畅，因是诗稿，所以更得朴实无华之美。卷首尾有宋、元、明、清人的题签、题跋印章。曾经宋直和分府、贾似道、明项子京张孝思、清梁清标、乾隆、嘉庆、宣统内府及张伯驹收藏。曾著录于《宣和书谱》、《容台集》、《平生壮观》、《大观录》等。杜牧由于以诗称著，故其书名为诗名所掩盖。此书刻入《秋碧堂法帖》。延光室、日本《昭和法帖大系》均有影印。

31.温八叉——温庭筠

才思敏捷，每次入试，八叉手即成八韵，人称他为“温八叉”。

温庭筠（wēntíngyún），唐代诗人、词人。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东南）人。唐初宰相温彦博之后裔。《新唐书》与《旧唐书》均有传。他同白居易、柳宗元等著名诗样，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度过的。据考，温庭筠幼时已随家客居江淮，后定居于鄠县（今陕西户县）郊野，靠近杜陵，所以他尝自称为杜陵游客。相貌奇丑，人称“温钟馗”。早年苦心学文，年轻时即以词赋兼工，才思敏捷知名。晚唐考试律赋，八韵一篇。据说他叉手一吟便成一韵，八叉八韵即告完稿，时人亦称为“温八叉”、“温八吟”。性喜讥刺权贵，多触忌讳；又不受羁束，纵酒放浪。因此得罪权贵，屡试不第，一生坎坷，终身潦倒。唐宣宗朝试宏辞，温庭筠代人作赋，因扰乱科场，贬为隋县尉。后襄阳刺史署为巡官，授检校员外郎，不久离开襄阳，客于江陵。唐懿宗时曾任方城尉，官终国子助教。精通音律，诗词兼工。其诗词工于体物，有声调色彩之美。诗辞藻华丽，多写个人遭际，于时政亦有所反映，吊古行旅之作感慨深切，气韵清新，犹存风骨。词多写女子闺情，风格秾艳精巧，清新明快，是花间词派的重要作家之一，被称为花间鼻祖。现存词数量在唐人中最多，大都收入《花间集》。原有集，已散佚，后人辑有《温庭筠诗集》《金荃词》。另著有传奇小说集《乾巽子》，原本不传，《太平广记》引录甚多。

32.郑鹧鸪——郑谷

以《鹧鸪诗》而闻名，故有“郑鹧鸪”之称。

郑谷7岁能诗，“自骑竹之年则有赋咏”。父史，开成中（公元838年左右）为永州刺史，与当时著名诗人、诗论家司空图同院，图“见而奇之”，拊其背曰：“当为一代风骚主”。及冠，应进士举，凡十六年不第。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入长安，谷奔西蜀。光启三年（887）登进士第。昭宗景福二年（893）授京兆鄂县尉。迁右拾遗补阙。乾宁四年，（897）为都官郎中，诗家因称郑都官。又曾经写过鹧鸪诗，广为流传，很出名，因此被人称为“郑鹧鸪”。官至都官郎中。天复三年（903）左右，归隐宜春仰山书屋。卒于北岩别墅。死后安葬在宜春城北7里的江北岭。北宋时期，袁州太守祖无择曾主持修缮其墓，如今已无迹可寻。今宜春市区东风大街南段，民国时期曾名鹧鸪路，以纪念郑谷而名。

33.崔鸳鸯——崔珏

赋《鸳鸯诗》，别具一格，人称“崔鸳鸯”。

其诗语言如鸾羽凤尾，华美异常；笔意酣畅，仿佛行云流水，无丝毫牵强佶屈之弊；修辞手法丰富，以比喻为最多，用得似初写黄庭、恰到好处。诗作构思奇巧，想象丰富，文采飞扬。例如《有赠》一诗写美人的倾国之貌，“烟分顶上三层绿，剑截眸中一寸光”、“两脸夭桃从镜发，一眸春水照人寒”等句，其设喻之奇、对仗之工、用语之美，真令人叹为观止、为之绝倒，梦之真可谓是镂月裁云之天工也。诗一卷（全唐诗中卷第五百九十一），所录尽是佳作。

34.诗神——苏轼

苏轼诗，挥洒自如，清新刚健，一帜独树，人称诗神。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词有《东坡乐府》。

35.衡山居士——文征明

文征明（1470-1559），原名壁，字征明。四十二岁起以字行，更字征仲。因先世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明代画家、书法家、文学家。汉族，长州（今江苏苏州）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年九十岁，曾官翰林待诏。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真卿并称“吴中四才子”。在画史上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吴门四家”。

文徵明传世画作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湘君夫人图》、《石湖草堂》、《石湖诗画》、《横塘诗意》、《虎丘图》、《天平纪游图》、《灵岩山图》、《洞庭西山图》、《拙政园图》、《雨余春树图》、《影翠轩图》、《潇湘八景册》、《江山揽胜图》、《山居雪霁图》、《惠山茶会图》、《春到寒林图》、《吴山秋霁》、《溪山对弈图》、《绿荫清话图》、《绿荫草堂图》、《松壑飞泉图》、《石湖诗图》、《失竹》、《江南春图》、《古木寒泉图》、《塞村锺馗图》、《松声一榻图》、《好雨听泉图》、《兰竹》、《梨花白燕图》、《水亭诗思图》、《仿王蒙山水》、《东园图》等。

文徵明传世书作有《醉翁亭记》、《滕王阁序》、《赤壁赋》、《琵琶行》、《西苑诗》、《渔父辞》、《离骚》、《北山移文》等。

文徵明著有《莆田集》，编有《停玉馆法帖》等。（据《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甘建华主编，尔雅文化出品）

36.清真居士——周邦彦

周邦彦（1056年-1121年），中国北宋末期著名的词人，字美成，号清真居士，汉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历官太学正、庐州教授、知溧水县等。徽宗时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精通音律，曾创作不少新词调。作品多写闺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格律谨严。语言典丽精雅。长调尤善铺叙。为后来格律派词人所宗。旧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有《清真集》传世。

周邦彦神宗时为太学生，因歌颂新法被擢为太学正，累官庐州教授、知溧水县等。他少年时期个性比较疏散，但相当喜欢读书，宋神宗时，他写了一篇《汴都赋》，赞扬新法，徽宗时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周邦彦晚年与蔡京死党刘昺（注此字上日下丙音bǐng）过从甚密名节有污。精通音律，曾创作不少新词调。作品多写闺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格律谨严，语言曲丽精雅。长调尤善铺叙。为后来格律派词人所宗。旧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有《清真居士集》，后人改名为《片玉集》。

历官太学正，国子主簿，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管理音乐的机构）。诗词文赋，无所不擅。但为词名所掩，诗文多零落不传。其中《汴都赋》为成名之作，长7000字，流传至今。古体诗《天赐白》、《过羊角哀左伯桃墓》风骨凛然，绝无绮罗香泽之气。周邦彦被公认为是“负一代词名”的词人，在宋代影响甚大。邦彦词多写男女恋情，咏物怀古，羁旅行役，内容较窄，境界不高。但在艺术创意上堪称大家，其词善于铺叙，即在写景抒情中渗入述事，造成另一境界，形成曲折回环，开阖动荡，抑扬顿挫之势，发展了柳永、张先的慢词。加之语言工丽，多用典故，形成了浑厚、典雅、缜密的艺术风格。代表作如：〔少年游〕“并刀如水”，在寥寥51字中，不但写故事，重现当时的境界，而且写对话，如见词中之人，且闻其语，生动地描摹出人物的性格、心态，在词中实为独创。另一首〔少年游〕“朝云漠漠散轻丝”，写得更妙。一首小令写了两个故事，中间只用“而今丽日明金屋”一句联起来，将上阕的追忆恋爱与下阕的共同生活、金屋藏娇两种境界进行了比较，感受追忆两个故事中的同一种情调：相聚不如相思，意味深长。另如长调〔花犯〕“粉墙低”，跳跃曲折，照应、收放、开合，十分讲究；〔过秦楼〕“水浴清蟾”，将时间、地点、人物、感情变换数次，构成全部事件、人物感情发展的脉络；〔兰陵王〕《柳》，把将离之情，既去之思，居者与行者，旧恨与新愁，人和物，情和境，浑然融为一气。邦彦词音律严整，格调精工，多创新调。因此他被尊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和格律派的创始人，开南宋姜夔、吴文英格律词派先河。周邦彦的集子有杨泽民、方千里、陈允平三家和词，今存《片玉词》10卷，《彊邨丛书》本；另有《清真集》2卷，集外词1卷，《四印斋所刻词》本。

37.六一居士——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

欧阳修出生于四川绵州（今四川绵阳涪城区内），祖籍：江西永丰，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谥号文忠，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与（唐朝）韩愈、柳宗元、（宋朝）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千古文章四大家：韩，柳，欧，苏（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北宋欧阳修、苏轼）。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苏辙二兄弟、苏洵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烂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其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欧阳修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在滁州时，自号醉翁。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於其间，是为六一。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38.四书

39.《大学》

40.《中庸》

41.《论语》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由其学生编辑而成。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42.《孟子》

43.《五经》

44.《诗经》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编集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两种说法：①行人采诗说。《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诗经》305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时间长、地域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诗说是可信的。②孔子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诗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此时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鲁乐工为他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说明那时已有了一部《诗》，此时孔子年仅8岁。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

体例分类《诗经》所录，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分为风、雅、颂三类。①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②雅。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大部分为贵族的作品，即所谓正声雅乐。《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③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当产生于春秋时期。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看，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

45.《尚书》

46.《礼记》

47.《周易》

48.《春秋》

49.《六经》

六部儒家经典。始见于《庄子——天运篇》。是指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藉，曰：《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其中《乐经》已失传，所以通常称“五经”）（《礼经》汉代是指《仪礼》，宋以后《五经》中的《礼经》一般是指《礼记》。）《三字经》中：“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礼指《大礼》、《小礼》，后失传其一，并更名《礼记》。

这六部古藉有些（春秋一书为孔子所作）并非孔子所做，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原则，只是对这六部古书做了整理得工作。这六部古书，从远古留存下来，在孔子之前，为王室贵族所有，深为历代统治者所宝重。《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所开列的教材即包含了这六部古书。“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处，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会合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这里提到了九种古藉：《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孔子整理的六经已大多包括在里面了，而且这些书名已屡见于先秦其他文献。

又《礼记。经解》中，亦提到《六经》的作用：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於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於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於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於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於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秋者也。

50.十三经

十三经是指在南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易经》、《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其形成过程为：汉立《诗》《书》《易》《礼》《春秋》于学官，为五经；唐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为九经；至开成间刻石国子学，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宋复增《孟子》，因有十三经之称。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清昭连《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馀年乃成。”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清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上。此外，佛家与道家各有其十三经的经典著作，分别代表了佛与道理念。

51.三字经

52.千字文

千字文，即由一千字组成的韵文（在隋唐之前，不押韵、不对仗的文字，被称为“笔”，而非“文”）。南朝梁武帝时期（502—549年），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奉皇命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1000个字，编纂成文，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千字文》。文中1000字本来不得有所重复，但周兴嗣在编纂文章时，却重复了一个“洁”字（洁、絜为同义异体字）。因此，此篇《千字文》实际只运用了999字。继周兴嗣版千字文之后，还相继出现了《续千字文》、《叙古千字文》、《新千字文》等不同版本的千字文。

53.千家诗

康熙四十五年，曹寅（曹雪芹祖父）刊行的《楝（liàn）亭十二种》中收有《分门篹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署作“后村先生编集”。“后村先生”即南宋刘克庄，字潜夫，自称后村居士。不过也有人认为诗集为房间选家假名而作。

后坊间又出现了两种千家诗，即署作宋谢枋得选、明王相注的《重定千家诗》（皆七言律诗）和王相选注的《新镌（juān）五言千家诗》。后书坊将两者合刊，即通行版本的《千家诗》了。

它是我国旧时带有启蒙性质的格律诗选本。因为它所选的诗歌大多是唐宋时期的名家名篇，易学好懂，题材多样：山水田园、赠友送别、思乡怀人、吊古伤今、咏物题画、侍宴应制，较为广泛地反映了唐宋时代的社会现实，所以在民间流传广泛，影响极其深远。

虽然号称千家，《千家诗》实际只录有122家。按朝代分：唐代65家，宋代52家，五代1家，明代2家，无从查考年代的无名氏作者2家。其中选诗最多的是杜甫，共25首，其次是李白，共8首；女诗人只选了宋代朱淑真2首七绝。

54.唐诗三百首

55.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摛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56.宋词

宋词是继唐诗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它兼有文学与音乐两方面的特点。每首词都有一个调名，叫做“词牌名”，依调填词叫“依声”。词别名“长短句”（在宋代以后，可以说长短句是词的别名，但是在北宋时期，长短句却是词的本名；在唐代，长短句还是一个诗体名词）。

宋词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戏剧小说输送了养分。直到今天，它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人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宋词也叫词，著名的关于宋词的书有：宋词三百首等等。

57.元曲

元曲原本来自所谓的“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

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两者都采用北曲为演唱形式。散曲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

虽有定格，但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押韵上允许平仄通押，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所以读者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元曲又称词余、乐府。

58.明清小说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这个时代的小说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而走进了千家万户。

小说是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宋代前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话本是说话人所用的底本，有讲史、小说、公案、灵怪等不同家数，已初具小说规模，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加入新的创作，逐渐成熟。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为小说脱离民间口头创作进入文人书面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

59.历史演义小说

它是由宋元说话艺术中的讲史一类发展而来的。历史演义以一朝一代的历史事实作基础，吸取野史杂说和民间传说的内容，敷演扩大而成。“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是其特点。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最典型的历史演义小说，也是中国的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代表了历史演义小说的辉煌成就。在它的影响下，历史演义大量出现，内容差不多从远古传说时代到汉晋唐宋都有所作。较著名的有《列国志传》、《全汉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其中以冯梦龙改编的《新列国志》成就较高，影响也较大。

60.英雄传奇小说

它也是在宋元讲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历史演义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拘泥于一朝一代的历史事件的演变，而是以描写理想化的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主，虚构的成分较多。明初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是它的代表作品，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趋于成熟。明中叶以后，产生了不少英雄传奇小说，较著名的是万历年间熊大木所著的《北宋志传》和无名氏所作的《杨家府演义》。此外，郭勋的《皇明英烈传》和袁于令的《隋史遗文》也是明后期影响较大的英雄传奇作品。

61.世情小说

它是以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为题材，刻画种种世态人情的小说。以《金瓶梅》为代表。《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它开始摆脱了历史故事、历史传说对小说创作的束缚，转向现实题材，开始对日常生活作细致的描写，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金瓶梅》之后，世情小说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在世情描绘中宣扬因果报应思想，如成书于明末西周生所著的《醒世姻缘传》等。另一种则演化为才子佳人小说，如成书于明末清初的《玉娇梨》、《好逑传》等。

62.公案小说

明后期描写冤狱诉讼的公案小说兴起，是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的反映。较著名的公案小说有李春芳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和无名氏的《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等。这类小说在歌颂清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公案小说一般都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而忽视人物性格的着力刻画，艺术上显得粗糙。

63.三国演义

三国是一个与明朝迥乎不同的时代，它没有青楼与赌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奉行儒家文化，宣扬仁、义、道、德、礼、信、忠、贞、孝、廉、善、美、真，是汉文化的再体现。再对比宋朝、元朝和明朝，它们都有着大量的青楼和赌场，虽然儒家文化是官方文化，但佛教文化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影响力更大。因为青楼、赌场等异域民风长久发展，从而使民间渐渐奉行的是兼具华夏文化特点和西域文化特点的市井文化。骄、奢、淫、逸、假、丑、恶、奸、强取豪夺思想在民间广泛宣扬。印度社会的浪漫主义作风和佛教文学的浪漫主义文风也在宋朝、元朝和明朝社会有着长久地发展。传奇小说、历史演义小说等浪漫主义文学得到极大发展，官场和战场也都成了游戏场，浪漫主义风行，岳飞遭遇莫须有罪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三国时代与宋朝、元朝和明朝相比，统治思想、官场风气、社会生态、世态人心差别巨大，古今对比强烈，能充分发挥历史演义小说穿越、批判的艺术特点，让文字更诙谐有趣，人物形象更有艺术张力，同时还保留知识含量这点实枪货，所以使它成为第一部被集结成书的历史演义小说。

64.水浒传

综上所说，《水浒传》的作者历来有争议，一种常见的说法认为是施耐庵和罗贯中据民间流传宋江起义的故事所写的。郎瑛的《七修类稿》中曾经说过：“《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川书志》记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水浒传叙》中提到作者时，说是“施（耐庵）、罗（贯中）二公”。此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罗贯中作。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林施某所编”，“世传施号耐庵”。明人大致有三种说法：施耐庵作、罗贯中作和施、罗合作。现在学术界大都认为是施耐庵作。施耐庵生卒不详，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人。吴梅《顾曲麈谈》记施耐庵即元末剧作家施惠，这种说法不甚可靠。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如《马氏族谱》、《马氏长门谱》和《悲剧帝王传》所载的《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传》等。但这些材料相互矛盾处不少，且有明显不可信译本。

65.西游记

佛教的本生故事与《西游记》非常类似，在佛典翻译文学中，《本生经》或称《本生谭》是艺术价值最高、也最为普及的部分之一，被称为是古印度“民间寓言故事大集”，是可与希腊伊索寓言并称的古代世界寓言文学的宝典。

昙无谶所出《大般涅槃经》说：”何等名为闍陀伽经（《本生经》另一音译）如佛世尊本为菩萨，修诸苦行，所谓比丘当知，我于过去作鹿、作罴、作麞、作兔、作粟散王、转轮圣王、龙、金翅鸟，诸如是等行菩萨道时所可受身，是名闍陀伽。“《本生经》的形成大体与集结佛传同时。部派佛教时期形成了“三世诸佛”、“过去七佛”观念，从而神圣、永生的佛陀就有其过去世；赞美佛的过去世，就出现了《本生经》。在今印度中央邦马尔瓦地区阿育王（前268-前232）所建桑奇大塔牌坊浮雕里已多有本生和佛传故事。东晋法显西行求法，在天竺曾到本生故事讲的菩萨割肉贸鸽、施眼、舍身饲虎处；在狮子国（斯里兰卡）他遇到王城供养佛齿，在仪式上“王便夹道两边，作菩萨五百身以来种种变现：或作须大拏，或作睒变，或作象王，或作鹿、马，如是形象，皆采画装校，状若生人”。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同样记载了五印流行本生故事的情形。

胡适曾说：“《华严经》末篇《入法界品》占全书四分之一以上，写善才童子求法事，过了一城又一城，见了一大师又一大师，遂敷衍成一部长篇小说……这种无边无尽的幻想，这种‘瞎嚼蛆’的滥调，便是《封神榜》‘三十六路伐西岐’，《西游记》‘八十一难’的教师了。”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昌武说：“《贤愚经》的《须达起精舍品》则对其中舍利弗与六师外道斗法情节进行了多姿多彩的艺术发挥。陈寅恪论及这段故事，联系《增壹阿含经》卷二九和《大智度论》卷四五所记佛弟子舍利弗与目连角力事，指出‘今世通行之《西游记》小说，在唐三藏车迟国斗法事，固与舍利弗降服六师事同。又所述三藏第子孙行者猪八戒等，各矜智能诸事，与舍利弗目犍连较力事，或亦不无类似之处’。”

66.“八股文”

八股文也称“时文”、“制艺”、“制义”、“八比文”、“四书文”，是中国明、清两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

八股文也称“时文”、“制议”、“八比文”。

题中每篇的起股到束股四个部分，都有两股互相排比对偶的文字，共为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八股文是明清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不注重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

八股文最初是写议论文章的一种推荐格式，本身无好坏之分。但后来由于科举考试规定必须采用这个格式，就遭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反对。八股文就成了古代科举制度弊端的替罪羊。

在今天，八股文现象仍然存在。比如很多英语作文采用固定的模板来写。甚至一些考试中，如果不采用推荐的格式和模板，阅卷老师就会对此作文打低分。还有学生毕业论文，很多理工科毕业格式都是固定的。如有些学校就要求学生写毕业论文“第一章绪论，第二章背景知识，第三章理论基础，第四章实验设计，第五章实验结果，第六章结尾”。这也是八股文现象。

67.《幼学琼林》

68.《人间词话》

69.古文观止

另一方面，《古文观止》虽为当时的蒙童和普通古文爱好者所选编，但一点也没有媚俗的气息，这些不朽的经典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知识、成熟的人生经验、艰深的文章美学，乃至博远的宇宙哲理。在中国浩森的散文之海里，优秀之作实在太多了，而《古文观止》所选作品真是做到了蒙童读来不高，学人读来不低，很像家喻户晓的《唐诗三百首》一样，这两部选集堪称中国传统文学通俗读物的双璧。

古文观止《古文观止》所收以散文为主，兼取骈文。与《文选》以来的古文选本相比，它包括的时代既长，卷帙又不甚多，而且文章的体裁多样，较少派别的偏见，可谓广收博采，而又繁简适中。在编排上，全书按时代先后分为7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重点作家和作品。由此可以纵观古文发展的源流，也可以分析各个作家的不同风格。每篇文章又都有简要的评注，辅助读者理解文义，掌握行文的章法。加以入选的文章多属久经传诵的佳作，所以此书广为流行至今。

70.古文辞类纂

清代姚鼐编的各类文章总集。全书七十五卷，选录战国至清代的古文，依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所选作品主要是《战国策》、《史记》、两汉散文家、唐宋八大家及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櫆等的古文。书首有序目，略述各类文体的特点、源流及其义例。

清代姚鼐选编。所选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之作为主；其前选入战国、秦汉的部分作品，其后选入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櫆的作品，中间选入少数元结、李翱、张载、晁补之的作品。魏晋六朝之作，只在辞赋类中选晋代张华、刘伶、陶渊明、鲍照的赋各1篇，潘岳的赋3篇，在颂赞类中选晋袁宏的赞1篇。全书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13类，文约700篇，合为74卷。卷首《序目》，略述各类文体的特点和源流。书成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是代表“桐城派”散文观点的一部选本，曾颇流行。

71.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是被历来的朝代纳为正统的史书，故又称“正史”。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3213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1921年，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而多数地方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

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72.史记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

73.资治通鉴

司马光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但书中在叙述历代统治阶级活动的同时，也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74.太平广记

75.诗文集的命名方式

古人为诗文集命名的方式，主要的有：（1）以作者姓名命名。如《孟浩然集》、《李清照集》、《陶渊明集》。（2）以官爵命名。如《王右丞集》（王维）、《杜工部集》（杜甫）。（3）以谥号命名。如《范文正公集》（范仲淹）、《欧阳文忠公集》（欧阳修）。（4）以书斋命名。如《七录斋集》（张溥）、《饮冰室合集》（梁启超）、《惜抱轩文集》（姚鼐）。（5）以作者字、号命名。如《李太白全集》、《文山先生全集》、《王子安集》（王勃）、《苏东坡全集》、《稼轩长短句》（辛弃疾）、《徐霞客游记》（徐宏祖）。（6）以居官地或居住地命名。如《樊川文集》（杜牧）、《贾长沙集》（贾谊）、《长江集》（贾岛）、《梦溪笔谈》（沈括）。（7）以出生地命名。如《临川先生文集》（王安石）、《柳河东集》（柳宗元）。（8）以帝王年号命名。如《白氏长庆集》（白居易）、《嘉祜集》（苏洵）。

76.史书编写方式

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三种。（1）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线索来编写的史书体裁，由司马迁首创。《二十四史》全是纪传体。（2）编年体是按年月日先后顺序来记述史实的史书体裁，如《左传》、《资治通鉴》。（3）纪事本末体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线索来编写的史书体裁。这种体裁在南宋时才出现，如《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

77.目录学

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研究书目情报运动规律的科学。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人注意到目录学的作用，西汉时，刘向、刘歆父子就撰有《别录》《七略》等书，以后历代均有专著。南宋郑樵有《通志·校雠略》，至清代，章学诚著成《校雠通义》，更总结了目录学的丰富经验。反映我国古代著述的规模最大、最全的目录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78.经史子集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代产生的典籍难以数计，据不完全统计，留存至今的尚有8万余种之多。对古籍的分类整理也很早就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内容包括搜辑、校勘、分类、编目等，最终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七略》将当时搜辑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总题《七略》。该书早已亡佚，但它的基本内容都被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因此，《汉书·艺文志》成为今存最早的古籍分类目录。

汉代以后，各种官修，私撰的古籍分类目录不断涌现，分类方法也不断有所改进。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书目》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这样，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已略具雏形。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经籍志》中，这部实际上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编的目录，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从此，四部分类法为大多数史志、书目所沿用。

除了上述四分法、六分法外，历代还有将古籍七分、九分以至十二分的，但都不占主导地位，这说明经过时间的检验，四分法能较好地解决繁复的古籍分类问题，因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当然，四部之下的各种类目，历代都有所变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四部44类，有较大的权威性。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适用于传统文化典籍。今天，它仍是我们熟悉古籍、进而了解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五四以来，我国借鉴西方的图书分类法，按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图书分类。目前，我国各类图书馆普遍采用的是九十年代修订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但是，由于不少古籍很难纳入中图法的分类体系，因此一般古籍图书馆（库）的庋藏和检索，仍袭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79.类书

古代的“数据库”-类书摘要：本文从信息时代的视角，指出类书研究的误区，用全新的观念界定了类书的功能及本质属性；认为类书不是古人的专利，没有约定俗成的模式；相关文献数据库，甚至古今丛书等皆可视为类书样式或演变，揭示了文献的传承关系。

80.太平御览

81.永乐大典

据粗略统计，《永乐大典》采择和保存的古代典籍有七、八千种之多，数量是前代《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的五、六倍，就是清代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收书也不过3，000多种。

82.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原名《文献汇编》或称《古今图书汇编》，原系康熙皇三子胤祉奉康熙之命与侍读陈梦雷等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康熙皇帝钦赐书名，雍正皇帝写序，《古今图书集成》为此冠名“钦定”，开始于康熙四十年（1701），印制完成于雍正六年（1728），历时两朝二十八年，采集广博，内容丰富，正文10000卷，目录40卷，共分为5020册，520函，42万余筒子页，1亿6千万字，内容分为6汇编、32典、6117部。全书按天、地、人、物、事次序展开，规模宏大、分类细密、纵横交错、举凡天文地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经济政治、教育科举、农桑渔牧、医药良方、百家考工等无所不包，图文并茂，因而成为查找古代资料文献的十分重要的百科全书。由于之后的《四库全书》受清文字狱影响，大量书籍被列为禁书，遭到销毁删改，因此收书不全，错漏甚多，而成书时间较早的《古今图书集成》则收录了《四库全书》不收或未曾收录的典籍，还包括康熙晚年所出的律令、方志等。被称为“古代百科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列为中国古代三部皇家巨作。相比于《古今图书集成》，成书于明朝的《永乐大典》属于类书，但因毁于清朝八国联军的战乱，现存不足4%；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属于现存最大的丛书；成书于清雍正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由于有国家图书馆至今保存完好的雍正版内府铜活字本，成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类书。作为“类书之最”，该书也是中国铜活字印刷上卷帙最浩繁、印制最精美的一部旷世奇作。

83.丛书

中国编丛书，始自宋代，盛于明清。自元明至近代，所刻近三千种。清叶名沣《桥西杂记·丛书》：“宋温陵曾慥，集《穆天子传》以下二百五十种为《类说》，是则后世丛书所由昉。”缪荃孙《校刻〈儒学警悟七集〉序》：“唐以来有类书，宋以来有丛书，朱氏《绀珠》、曾氏《类说》，已汇数十种而刻之，然皆删节不全，至取各书之全者，并序跋不遗，前人以左圭《百川学海》为丛书之祖，顾《学海》刻於咸淳癸酉，先七十馀年已有《儒学警悟》一书，俞鼎孙、俞经编，计七集四十卷。”《〈中国丛书综录〉前言》：“我们编纂这部《综录》……集合北京图书馆等四十一个图书馆的馆藏，这些图书馆又是在解放后经过大力充实的。因此所收的丛书有2797种，而‘新学’和‘佛学’的丛书，还不计在内。”现代将性质相近或相同的文章或著作汇编成套出版，亦称丛书。柳亚子《怀念阿英先生》：“太阳社好像是出版月刊和丛书的，主要的人物是蒋光慈和钱杏邨先生。”巴金《靳以逝世二十周年》：“他写文章，编刊物；我也写文章，编丛书。”

丛书，或称丛刊、丛刻、汇刻书、套书，是把各种单独的著作汇集起来，给它冠以总名的一套书。其形式分为综合性的和专门性的两种。

中国的丛书，一般认为始于南宋，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悟》可算为丛书的鼻祖，它刻于1201年，以后各代多有编纂，比较有名的丛书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其中《四库全书》的部头之大，堪称中国古代丛书之最，共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约九亿九千七百万字。当时，《四库全书》没有刻印，全书只缮写七部。曾分藏于清代的七大藏书阁。

查找古代丛书目录及其子目，最完备的工具书是《中国丛书综录》，还有《丛书大辞典》、《丛书子目索引》、《丛书子目书名索引》等。

在古代，丛书多为综合性的丛书。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各种专门性的丛书相继出现。现在，全国各出版社都注意了出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加强了丛书的出版。

84.四库全书

85.四部丛刊

刊印丛书在我国有悠久历史。不过主持人的出发点主要似不外“网罗散佚”，或者说是以提供稀见珍本为主，有些甚至是相互争奇斗妍，各有所长。从保存文献的角度看来，这样做，当然也很有意义，只是这类丛书只能供专门家参考，要不然便是收藏家的珍品，在普及知识、推广学术上未必能起很大的作用。《四部丛刊》所选是“家喻户诵，如布帛菽粟，民不可一日缺者”，这说法在今天看不免有点过分，但它大量收入了古籍中的必读书、必备书，确实是事实。我国由于文化遗产丰富，同一种书，传本很多。在首先抓普及的前提下，《四部丛刊》尽可能选用当时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本子。如脍炙人口的吴梅村的诗，《丛刊》所收便是较为少见的《梅村家藏稿》，比一般通行本名贵和可靠得多。《四部丛刊》还收入了一批非常有用的工具书，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宋刻《太平御览》之书，解放后，北京中华书局为了满足学术界的迫切需要，将它单独约定缩印成四大本（原来分装成136册），这一上千年前问世的大型工具书，为今天科学研究所提供的宝贵资料实在太多，以致中华版虽一印再印，在书店里一直供不应求，这事实说明了《丛刊》中所收的工具书如何深受欢迎。《四部丛刊》还发掘了一些从未面世的稿本。清代查继佐的《罪惟录》保存有大量明朝史料，由于作者的立场是反清的，所以一直没有刻本。其中也许特别有兴趣的是对徐光启的评价。在所有当时的徐光启传记中，《罪惟录》中的《徐光启传》是最翔实而公正的一篇（比《明史》中的好得多）。这部十分重要的史籍直到“它收入了《丛刊》才能与广大读者见面（这书后来又单独分别出了影印本和排印本）。《丛刊》中还有许多珍贵品种。

86.四部备要

87.尔雅

88.说文解字

许慎根据文字的形体，创立540个部首，将9353字分别归入540部。540部又据形系联归并为14大类。字典正文就按这14大类分为14篇，卷末叙目别为一篇，全书共有15篇。《说文解字》共15卷，其中包括序目1卷。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系统地阐述了汉字的造字规律——六书。《说文解字》的体例是先列出小篆，如果古文和籀文不同，则在后面列出。然后解释这个字的本义，再解释字形与字义或字音之间的关系。《说文解字》中的部首排列是按照形体相似或者意义相近的原则排列的。《说文解字》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后世的字典大多采用这个方式。段玉裁称这部书“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

历代对于《说文解字》都有许多学者研究，清朝时研究最为兴盛。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释例》、《说文句读》尤备推崇，四人也获尊称为“说文四大家”。

造字法上提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谓“六书”学说。并在《说文解字。叙》里对“六书”做了全面的、权威性的解释。从此，“六书”成为专门之学。“六书”不能单纯的认为就是造字法，前四种象形、指示、会意、形声是造字法，而转注和假借则为用字法。

89.康熙字典

90.辞源

一，《辞源》是我国第一部大规模的语文词书。它始编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1915年以甲乙丙丁戊五处版式出版。1931年出版《辞源》续编。1939年出版《辞源》正续篇合订本。建国后经修订，至1983年出版了修订本。它凝聚了几代学者的心血，包含着全国数省几万人的辛勤劳动，工程浩繁，来之不易。

二，修订版《辞源》以旧有的字书，韵书，类书为基础，吸收了现代词书的特点，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以常见为主，强调实用，是一部综合性，实用性极强的百科式大型工具书。全书共四册，收词近十万条，综计解说约一千二百万字，几乎超出了《资治通鉴》一倍。

三，修订版《辞源》的内容丰富，极为充实广博。除大量的字词释义上，对于艺文，故实，曲章，制度，人名，地名，书名以及天文星象，医术，技术，花鸟虫鱼等也兼收并蓄，融词汇，百科于一炉，既体现了工具性和知识性，又兼顾了可读性。修订版《辞源》历经几代专家学者的修订，改善体例，纠谬补缺，内容更为准确精到，查用更为容易便捷，极具权威性。全书由国内最负盛名，最具实力的商务印书馆承担校审，工作上精益求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本书的准确程度和权威性。

91.辞海

92.中华大字典

中华大字典，陆费逵、欧阳溥存等编。1909年开始编纂，1914年编成，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比《康熙字典》晚了近200年。1935年重印，1978年再次重印。本书共收字4.8万多，其中包括方言字和翻译的新字，较《康熙字典》多出1000多字。该书编撰目的即纠正《康熙字典》中的错误，弥补其不足，力求取而代之。与《康熙字典》相比它将当时由外语所译新字、新名词、科技术语等收录于内，纠正了《康熙字典》中两千余处错误，且全书附有各种插图，在注音、释义、印证方面则更简明、合理、有条理性。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字典中收字最多的一种。

93.经传释词

解释经传古籍中虚词的专著。清代王引之撰。王引之以前有刘淇所著《助字辨略》一书，专门讲解虚词，王氏似未见到。刘书著于康熙年间，王书成于嘉庆年间，后于刘书80余年。当王引之时考据之学大兴，段玉裁、王念孙阔步于前，王引之继承父业，加以引申，自然容易超过刘书。刘书虽疏略，但引证下至唐宋，王书则仅及西汉而止。这是王书以“经传”为书名，自不能论及“经传”以外的书的缘故，虽引《战国策》及《史记》等，大概他的意思这类书可以说是经传的附庸品。

94.谦辞敬辞大全

敬辞是指含恭敬口吻的用语，在人们日常交际和书信往来中往往要运用到。“令”字一族。用于对方的亲属或有关系的人。如令尊：尊称对方的父亲；令堂：尊称对方的母亲；令郎：尊称对方的儿子；令爱、令嫒：尊称对方的女儿；令兄：尊称对方的兄长；令弟：尊称对方的弟弟；令侄：尊称对方的侄子；“拜”字一族。用于自己的行为动作涉及对方。如拜读：指阅读对方的文章；拜辞：指告辞对方；拜访：指访问对方；拜服：指佩服对方；拜贺：指祝贺对方；拜识：指结识对方；拜托：指托对方办事情；拜望：指探望对方。“奉”字一族。用于自己的动作涉及对方时。如奉达（多用于书信）：告诉，表达；奉复（多用于书信）：回复；奉告：告诉；奉还：归还；奉陪：陪伴；奉劝：劝告；奉送、奉赠：赠送；逢迎：迎接；奉托：拜托。“惠”字一族。用于对方对待自己的行为动作。如惠存（多用于送人相片、书籍等纪念品时所题的上款）：请保存；惠临：指对方到自己这里来；惠顾（多用于商店对顾客）：来临；惠允：指对方允许自己（做某事）；惠赠：指对方赠誉（财物）。“恭”字一族。表示恭敬地对待对方。如恭贺：恭敬地祝贺；恭候：恭敬地等候；恭请：恭敬地邀请；恭迎：恭敬地迎接；恭喜：祝贺对方的喜事。“垂”字一族。用于别人（多是长辈或上级）对自己的行动。如垂爱（都用于书信）：称对方对自己的爱护；垂青：称别人对自己的重视；垂问、垂询：称别人对自己的询问；垂念：称别人对自己的思念。“贵”字一族。称与对方有关的事物。如贵干：问人要做什么；贵庚：问人年龄；贵姓：问人姓；贵恙：称对方的病；贵子：称对方的儿子（含祝福之意）；贵国：称对方国家；贵校：趁对方学校。“高”字一族。称别人的事物。如高见：高明的见解；高就：指人离开原来的职位就任较高的职位；高龄：称老人（多指六十岁以上）的年龄；高寿：用于问老人的年龄；高足：称呼别人的学生；高论：称别人的议论。“大”字一族。尊称对方或称与对方有关的事物。如大伯：除了指伯父外，也可尊称年长的男人；大哥：可尊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男人；大姐：可尊称女性朋友或熟人；大妈、大娘：尊称年长的妇女；大爷：尊称年长的男子；大人（多用于书信）：称长辈；大驾：称对方；大师傅：尊称和尚；大名：称对方的名字；大庆：称老年人的寿辰；大作：称对方的著作；大札：称对方的书信。“敬”字一族。用于自己的行动涉及别人。如敬告：告诉；敬贺：祝贺；敬候：等候；敬礼（用于书信结尾）：表示恭敬；敬请：请；敬佩：敬重佩服；敬谢不敏：表示推辞做某件事。“请”字一族。用于希望对方做某事。如请问：用于请求对方回答问题；请坐：请求对方坐下；请进：请对方进来。“屈”字一族。如屈驾（多用于邀请人）：委屈大驾；屈就（多用于请人担任职务）：委屈就任；屈居：委屈地处于（较低的地位）；屈尊：降低身份俯就。“光”字一族。表示光荣，用于对方来临。如光顾（多用于商家欢迎顾客）：称客人来到；光临：称宾客到来。“俯”字一族。公文书信中用来称对方对自己的行动。如俯察：称对方或上级对自己理解；俯就：用于请对方同意担任职务；俯念：称对方或上级体念；俯允：称对方或上级允许。“华”字一族。称对方的有关事物。如华诞：称对方生日；华堂：称对方的房屋；华翰：称对方的书信；华宗：称人同姓。“老”字一族。用来尊称别人，有时特指老年人或。如老伯、老大爷、老太爷：可尊称老年男子；老前辈：尊称同行里年纪较大、资格较老、经验较丰富的人；老兄：尊称男性朋友；老总：尊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某些高级领导人（多和姓连用，后也称一些企事业第一把手为老总。）“叨”字一族。如叨光（受到好处，表示感谢）：沾光；叨教（受到指教，表示感谢）：领教；叨扰（受到款待，表示感谢）：打扰。“雅”字一族。用于趁对方的情意或举动。如雅教：称对方的指教；雅意：称对方的情意或意见；雅正（把自己的诗文书画等送给人时）：指正批评。“玉”字一族。用于对方身体或行动。如玉体：称对方身体；玉音（多用于书信）：尊称对方的书信、言辞；玉照：称对方的照片；玉成：成全。“芳”字一族。用于对方或与对方有关的事物。如芳邻：称对方的邻居；芳龄（多用于年轻女子）：称对方的年龄；芳名（多用于年轻女子）：称对方的名字。“贤”字一族。用于平辈或晚辈。如贤弟：称自己的弟弟或比自己年龄小的男性；贤侄：称侄子。

此外还有鼎力（用于请托或感谢）：大力；足下：称对方；包涵：请人原谅；斧正：请人改文章；留步：（用于主人送客时客人请主人不要送）：止步；笑纳（用于请对方收下礼物）：请接纳收下；府上：称对方房屋；指正（用于请人批评自己的作品或意见）：指出错误，使之改正；赐教：给予指教；久仰（多用于初次见面）：仰慕已久；璧还：归还物品，等等。

95.辞辑录

谦辞，是人们日常交际和书信往来中必不可少的表示谦虚的言辞“家”字一族。用于对别人称自己的辈分高或年纪大的亲戚。如家父、家尊、家严、家君：称父亲；家母、家慈：称母亲；家兄：称兄长；家姐：称姐姐；家叔：称叔叔。“舍”字一族。用于对别人称自己的辈分低或年纪小的亲戚。如舍弟：称弟弟；舍妹：称妹妹；舍侄：称侄子；舍亲：称亲戚。“小”字一族。谦称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人或事物。如小弟：男性在朋友或熟人之间的谦称自己；小儿：谦称自己的儿子；小女：谦称自己的女儿；小人：地位低的人自称；小生（多见于早期白话）：青年读书人自称；小可（多见于早期白话）：谦称自己；小店：谦称自己的商店。“老”字一族。用于谦称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事物。如老粗：谦称自己没有文化；老朽：老年人谦称自己；老脸：年老人指自己的面子；老身：老年妇女谦称自己。“敢”字一族。表示冒昧地请求别人。如敢问：用于问对方问题；敢请：用于请求对方做某事；敢烦：用于麻烦对方做某事。“愚”字一族。用于自称的谦称。如愚兄：向比自己年轻的人称自己；愚见：称自己的见解。也可单独用“愚”谦称自己。“拙”字一族。用于对别人趁自己的东西。如拙笔：谦称自己的文字或书画；拙著、拙作：谦称自己的文章；拙见：谦称自己的见解。“敝”字一族。用于谦称自己或跟自己有关的事物。如敝人：谦称自己；敝姓：谦称自己的姓；敝处：谦称自己的房屋、处所；敝校：谦称自己所在的学校。“鄙”字一族。用于谦称自己或跟自己有关的事物。如鄙人：谦称自己；鄙意：谦称自己的意见；鄙见：谦称自己的见解。

另外还有寒舍：谦称自己的家；犬子：称自己的儿子；笨鸟先飞：表示自己能力差，恐怕落后，比别人先行一步；抛砖引玉：谦称用自己粗浅的、不成熟的意见引出别人高明的。

台甫——旧时用于问人的表字大号

台端——旧时称对方

钧谕——书信中称尊长所说的话。还有钧裁、钧安等

贵庚——问人年龄

贵恙——问对方的病况

斧正——请人修改诗文

玉成——成全。例：深望玉成此事

玉体、玉音——指对方身体或言行

违教——指离开某人后未见面（多用于书信）

雅教——称对方对自己的指教

拜教——恭敬地接受教诲

昆玉——对别人弟兄的敬称

潭府——尊称他人的宅第。如潭第多福

惠鉴、钧鉴、雅鉴、台鉴、台览——请您审阅、审查、指教

谨悉——恭敬地知道

谨启——恭敬地陈述

兹有——现在有

顷按、顷奉——刚刚接到

奉箴——接到来信

鉴于——考虑到

本拟——本来打算

业示——已经在

迳与——直接地同

赓即——接着立即

不日——不久，不多天

不时——随时

歉难——因不能满足对方的要求而表示歉意

鼎力——大力

孔殷——十分急切

售罄——卖完

鉴宥——请原谅

不克——不能

瑕疵——微小的弱点

迭函——屡次发信

为荷、是荷——接受你的恩惠（如复函为荷）

稽迟——拖延、不及时

惠纳、笑纳——接受

卓夺——高明的决断

时祉、近祉——现在幸福、近来蛮不错

台安、台祺、台馁——您安好、吉祥、平安

商安、教祺——经商、教书安好

卫冕：指竞赛中保住上次获得的冠军称号

惠赠：敬辞，指对方赠予（财物）

惠允：敬辞，指对方允许自己做某事

家父：谦辞，对别人称自己的父亲

家母：谦辞，对别人称自己的母亲

驾临：敬辞，称对方到来

见教：客套话，指教（我），如“有何见教”

见谅：客套话，表示请人谅解

借光：客套话，用于请别人给自己方便或向人询问

借重：指借用其他人的力量，多用做敬辞

金婚：欧洲风俗称结婚五十周年

金兰：可用做结拜为兄弟姐妹的代称，如“义结金兰”

进见：前去会见，（多指见首长）

进言：向人提意见（尊敬或客气的口气），如“向您进一言”、“大胆进言”

晋见：即进见

觐见：（书）朝见（君主）

垂问：敬辞，表示别人（多指长辈或上级）对自己的询问

垂爱：（书）敬辞，称对方（多指长辈或上级）对自己的爱护（多用于书信）

久违：客套话，好久没见

久仰：客套话，仰慕已久（初次见面时说）

问鼎：指谋图夺取政权（中性词）

伉丽：（书）夫妻，如伉丽之情

劳步：敬辞，用于谢别人来访

劳驾：客套话，用于请别人做事或让路

令爱（媛）：敬辞，称对方的女儿

令郎：敬辞，称对方的儿儿子

令亲：敬辞，称对方的亲戚

令堂：敬辞，称对方的母亲

令尊：敬辞，称对方的父亲

留步：客套话，用于主人送客时，客人请主人不要送出去

蒙尘：（书）蒙受灰尘，（指君主因战乱逃亡大外）

名讳：旧时指尊长或所尊敬的人的名字

内眷：指女眷

内人：对别人称自己的妻子

赏脸：客套话，用于请对方接受自己的要求或赠品

舍间：谦称自己的家，也称“舍下”

舍亲：自己的亲戚

台端：敬辞，旧时称对方，（多用于机关、团体等给个人的函件）

台甫：敬辞，旧时用于问人的表字

台驾：敬辞，旧称对方

台鉴：旧时书信套语，用在开头的称呼之后，表示请对方看信

泰山、泰水：岳父、岳母

托福：客套话，依赖别人的富气使自己幸运

外舅：（书）岳父

代字：女子尚示定亲，如“代字闺中”

当轴：旧时指政府领导者

挡驾：婉辞，谢绝来客访问

丁忧：遭到父母的丧事

鼎力：敬辞，大力（表示请托或感谢时用）

斗胆：形容大胆（多用作谦词）

独夫：残暴无道为人民所憎恨的统治者

方家：“大方之家”的简称，多指精通某种学问、艺术的人

父执：父亲的朋友

付梓：把稿件交付刊印

高堂：（书）指父母

割爱：放弃心爱的东西（婉辞）

割席：指与朋友绝交（典出管宁、华歆）

阁下：敬辞，称对方，多用于外交场合

更衣：婉辞，上厕所

股肱：比喻左右辅助得力的人（书）

光顾：敬辞，商家多用以欢迎顾客

光临：敬辞，称宾客来到

归天、归西：婉辞，人死之称

归省：（书）回家省亲

桂冠：光荣的称号

贵庚：敬辞，问人年龄

贵恙：敬辞，称对方的病

过誉：谦辞，过分称赞

海涵：敬辞，大度包容（多用于请人特别原谅时）

寒舍：谦辞，称自己的家

合卺（jǐn）：成婚

红案：厨工的分工上指做菜的工作

白案：厨工的分工上指蒸饭之类的工作

候光：敬辞，等候光临

候教：敬辞，等候指教

后学：后进的学者或读书人，多用作谦辞

后裔：已经死去的人的子孙

麾下：将帅的部下，也作敬辞，称将帅

惠存：敬辞，请保存，多用于送人相片、书籍等纪念品时所题写的上款

惠顾：惠临，多用于商店对顾客

惠临：敬辞，指对方到自己这里来

96.词牌

词牌，就是词的格式的名称。词的格式和律诗的格式不同：律诗只有四种格式，而词则总共有一千多个格式（这些格式称为词谱）。人们不好把它们称为第一式、第二式等等，所以给它们起了一些名字。这些名字就是词牌。有时候，几个格式合用一个词牌，因为它们是同一个格式的若干变体；有时候，同一个格式而有几个名称，那只因为各家叫名不同罢了。

本来是乐曲的名称

现代人所谓的“诗""词”都是古时人们的歌曲，每一种词牌都代表一支曲子，一般的词人只负责”填词“就行了。乐曲名字的来历，例如《菩萨蛮》，据说是由于唐代大中初年，女蛮国进贡，她们梳着高髻，戴着金冠，满身璎珞（璎珞是身上佩挂的珠宝），像菩萨，《菩萨蛮》因此得名。当时教坊因此谱成《菩萨蛮》曲。据说唐玄宗爱唱《菩萨蛮》词，可见是当时风行一时的曲子。《西江月》、《卜算子》《风入松》、《蝶恋花》等，都是属于这一类来自民间的曲调。

摘取词中字为词牌

例如《忆秦娥》，因为依照这个格式写出的最初一首词开头两句是“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所以词牌就叫《忆秦娥》，又叫《秦楼月》。《忆江南》本名《望江南》，又名《谢秋娘》，但因白居易有一首咏“江南好”的词，最后一句是“能不忆江南？”，所以词牌又叫《忆江南》。《如梦令》原名《忆仙姿》，改名《如梦令》，这是因为后唐庄宗所写的《忆仙姿》中有“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等句。《念奴娇》又叫《大江东去》，这是由于苏轼有一首《念奴娇》，第一句是“大江东去”。又叫《酹江月》，因为苏轼这首词最后三个字是“酹江月”。

本来就是词的题目《踏歌词》咏的是舞蹈，《舞马词》咏的是舞马，《欸乃曲》咏的是泛舟，《渔歌子》咏的是打鱼，《浪淘沙》咏的是浪淘沙，《抛球乐》咏的是抛绣球，《更漏子》咏的是夜。这种情况是最普遍的。凡是词牌下面注明“本意”的，就是说，词牌同时也是词题，不另有题目了。

但是，绝大多数的词都不是用“本意”的，因此，词牌之外还有词题。一般是在词牌下面用较小的字注出词题。在这种情况下，词题和词牌不发生任何关系。一首《浪淘沙》可以完全不讲到浪，也不讲到沙；一首《忆江南》也可以完全不讲到江南。这样，词牌只不过是词谱的何罢了。

为了方便填词，人们常把词牌收录成册。古代著名的词谱有钦定词谱、白香词谱、诗韵新编等。有了这些词谱，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填词效率。

97.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形式之一，以记叙神异鬼怪故事传说为主体内容，产生和流行于魏晋南北朝，与当时社会宗教迷信和玄学风气以及佛教的传播有直接的关系。志怪，就是记录怪异，主要指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以记述神仙鬼怪为内容的小说，也可包括汉代的同类作品。志怪小说是受当时盛行的神仙方术之说而形成的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形成的。

志怪小说的内容很庞杂，大致可分为三类，炫耀地理博物的琐闻如托名东方朔《神异经》、张华的《博物志》；记述正史以外的历史传闻故事如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讲说鬼神怪异的迷信故事，如东晋干宝《搜神记》、旧题曹丕的《列异传》葛洪的《神仙传》托名陶潜的《后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对唐代传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志怪小说，指汉魏六朝时期带有神怪色彩的小说，它们多数来源于巫师和方士的奇谈怪论。

98.话本

讲史，专说历史故事。说经，包括“说参请”、“说诨经”，专讲宗教故事。“讲史”是演义历史小说，篇幅比小说话本长，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开端，现存《大宋宣和遗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全相平话五种”——《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

合生，也作“合笙”，滑稽而含玩讽的称“乔合生”。有人认为可能是两人演出，一人指物为题，一人应命说咏，据说与起令随令相似，形式灵活，似乎并无故事情节，近似现代的相声。此外，还有“说诨话”（说逗笑的话）、“商谜”（猜谜）。由于合生、说诨话和商谜等无话本传世，其演出形式与作品内容已无从确知。

99.神魔小说

中国神魔小说来源于鲁迅的提法，该类小说在明清时期较为兴盛。但虽有《西游记》、《封神演义》、《镜花缘》等优秀作品，在避讳宣传“怪，力，乱，神”的中国古代，该流派小说的作者或者湮灭，或者不知真名，或者作品被禁止。其语言风格不拘一格，想象力丰富，背景或为虚幻或为海外某地假托，综合宗教、神话等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因此至今广为传颂。不少文人或依历史事件，或依流行的神怪故事，写了大量名著。

100.世情小说

世情小说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一种，又称为人情小说，世情书等。它是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为主要特点的一类小说。所谓世态，指的是整个社会状况和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也是宏观层面上的社会氛围与社会风气；所谓人情，指的是影响甚至决定人们如何处理各种矛盾，各种人际关系的微妙的情感、心理愿望和理想，也就是微观层面上处于特定环境中人们隐秘的精神世界。涉及世情的小说的出现可追溯到魏晋以前，但从晚明批评界开始流行的“世情书”的概念来看，世情小说主要是指宋元以后内容世俗化、语言通俗化的一类小说。流行于明代。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起，学术界一般又用世情小说（或人情小说）专指描写世俗人情的长篇。

明清两代的世情小说，或主要写情爱婚姻，或主要叙家庭纠纷，或广阔地描绘社会生活，或专注于讥刺儒林、官场、青楼，内容丰富，色彩斑斓。

世情小说以描写日常生活为主。中国古代文学其实是不重视爱情题材的，但我们现在看到爱情题材的特别多，这主要是今人根据自己喜好拼命搜索出来的。明清小说中描写爱情的倒是很多，但意义不大。世情小说，以《金瓶梅》、《红楼梦》最著名。

自清朝中期以后，又演化出才子佳人小说、艳情小说、狭邪小说，其中的代表作有《好逑传》（名教中人）、《平山冷燕》（荻岸山人）、《品花宝鉴》（陈森）、《海上花列传》（韩邦庆）、《青楼梦》（俞达）、《九尾龟》（张春帆）。《好逑传》为“清朝第二奇书”，在欧洲颇有知名度，其实价值不大。《平山冷燕》为“清朝第四奇书”，也是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品花宝鉴》为中国首部同性恋小说。

世情小说兴起于明中后叶，高峰在清康熙至乾隆时期。其代表作发展时期有《禅真逸史》，深化时期有《醒世姻缘传》、《续金瓶梅》，高峰时期有《绿野仙踪》、《野叟曝言》、《歧路灯》，转化时期有《镜花缘》和《蜃楼志》等。《红楼梦》达到顶峰。

101.才子佳人小说

明末清初涌现的一大批才子佳人小说，是人情小说的一个分支和流派。在这类小说中“男女以诗为媒介，由爱才而产生了思慕与追求，私订终身结良缘，中经豪门权贵为恶构隙而离散多经波折终因男中三元而团圆。”（《烟粉新诂》）可见从题材上说，是写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其情节构成，大多是郊游偶遇，题诗传情，梅香撮合，私订终身。其结局或因命运乖违，或因小人拨弄，或出政事牵连，于是佳人逼嫁，才子遭难，但虽经波折，却坚贞如一。后来或由于才子金榜题名，或由于圣君贤吏主持正义，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从形式上说，一是相当部分作品书名模仿《金瓶梅》，用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作品。如《玉娇梨》、《平山冷燕》、《金云翘传》、《春柳莺》、《雪月梅》等。二是一般在十六回至二十回之间，均十万字左右，相当于现代一部中篇小说的篇幅。

初各类小说中，数量最多的是才子佳人小说。才子佳人的婚恋小说由来已久，唐代元稹的《莺莺传》以后，传奇小说、话本和拟话本小说中都不少见，旨趣是不同的。清初一时出现许多本这类小说，蔚为大宗，内容基本一致，与以往的才子佳人小说迥然不同，成为清初小说的一大类型。

102.历史演义小说

它是小说体裁之一，是中国古代小说重要形式之一，由宋代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元末明初出现这个名称。“讲史”原是宋代说话四家之一，以说讲历史故事为其特点。其篇幅较长，或取材正史而作不同程度的虚构，或取材野史传说。故事内容侧重於朝代兴亡和政治军事斗争。宋代讲史话本形式上虽分卷分目，但段落标题不甚分明。元代的讲史话本分段及标题比较明确。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则已分回（则），并用七言单句标题，这是章回小说“回目”的早期形式。以后的演义小说则都采用章回形式。明代是演义小说繁荣大盛的时代，而《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是这种繁荣的起点。讲史小说发展到后代为何叫作“演义”，一般认为是由俗到雅的变化。“演义”一词出於晋代潘岳《西征赋》，是援引古事，敷陈其义而加引伸的意思。明代演义小说题名上常标明“按鉴演义”或“演义按鉴”，以忠於历史相号召。同时又在题名上常标明“通俗演义”，则说明敷演历史故事。但万历年间出现的《徵播奏捷传通俗演义》，却是写万历间事，这里“演义”概念已扩大，非专指敷演古事。

103.笔记小说

笔记小说是泛指一切用文言写的志怪、传奇、杂录、琐闻、传记、随笔之类的著作，内容广泛驳杂，举凡天文地理、朝章典制、草木虫鱼、风俗民情、学术考证、鬼怪神仙、艳情传奇、笑话奇谈、逸事琐闻等等。它是一座非常丰富、值得珍视的宝库，是后人取之不尽的无价宝藏。治史者可以利用它增补辨证正史的阙失，治文者可以从中考察某一时代的文坛风气、文学作品的源流嬗变，治专门史者可以从中挖掘资料，文艺创作者可以从中寻找素材。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截至清末，大约不下于3000种，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

笔记小说是一种带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创作形式，它的特点就是兼有“笔记”和“小说”特征。“笔记”使其在记叙上获得了一种散文化的记叙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作者可以叙述，也可以表达别人及自己的思考以及观点，而“小说”则是一种带有故事性的叙述和创作，由于“笔记”本身获得的自由空间，又可以使“小说”创作与散文化的“笔记”叙述相互交叉，使其优势十分明显。

104.谴责小说

谴责小说，是晚清的一个小说流派，是在1900年以后繁盛起来的。清政府镇压了戊戌变法，出卖了义和团，内政反动腐朽，外交软弱无能，使国势衰微到了极点。具有不同程度改良思想的作家纷纷通过创作小说来抨击政府和时弊，提出挽救社会的主张。鲁迅概括这类小说的特点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中国小说史略》），故称之为“谴责小说”。

中国旧小说的一种。清末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官吏贪污媚外，人民不觉悟，有些作家用小说口诛笔伐，进行揭发和指摘。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对这种小说曾加以评论，并称之为“谴责小说”。这种小说广泛揭露和批判·现实，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但批判不彻底，并寄幻想于封建最高统治者。艺术上多用讽刺手法，笔无藏锋，极度夸张，但概括和典型化不够。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等，就是谴责小说的代表作。

105.明清传奇

明清传奇在形式上承继南戏体制，且更加完备。一个剧本，大都只有30出左右，常分为上、下两部分；作家还特别注意结构的紧凑和科浑的穿插。传奇的音乐也是采取曲牌联套的形式，但比南戏有所发展，一折戏中不再限于一个宫调；曲牌的多少，也取决于剧情的需要；所有登场的角色都可以演唱。传奇在语言运用上给我们总的印象是典雅有余，当行不足，谨严有余，生动不足。剧中许多曲词，我们在书房里低徊吟咏，真觉情文并茂；而搬到舞台上演唱，不见得入耳就能消化，这实际上表现了明清文人剧作的共同特征。

第二篇　古代职官

106.爵

即爵位、爵号，是古代皇帝对贵戚功臣的封赐。旧说周代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后代爵称和爵位制度往往因时而异。如汉初刘邦既封皇子为王，又封了七位功臣为王，彭越为梁王，英布为淮南王等；魏曹植曾封为陈王；唐郭子仪被封为汾阳郡王；清太祖努尔哈赤封其子阿济格为英亲王，多铎为豫亲王，豪格为肃亲王。再如宋代寇准封莱国公，王安石封荆国公，司马光为温国公；明代李善长封韩国公，李文忠封曹国公，刘基封诚意伯，王阳明封新建伯；清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左宗棠封二等恪靖侯，李鸿章封一等肃毅伯。

107.丞相

中国古代皇帝的股肱。典领百官，辅佐皇帝治理国政，无所不统。丞相制度起源于战国。秦从武王开始，设左丞相、右丞相，但有时也设相邦，魏冉、吕不韦等都曾居此职。秦统一后只设左、右丞相。西汉初萧何为丞相，后迁为相国，何死，曹参继任。惠帝、吕后到文帝初年，设左、右丞相，以后只设一丞相。汉初各王国拟制中央，也在其封国中各设丞相，景帝中元五年（前145）改称为相。丞相制度于明太祖朱元璋在杀了丞相胡惟庸后废除，同时还废除中书省，大权均集中于皇帝。君主专制得到加强，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以皇权胜利而告终。

108.太师

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后多为大官加衔，表示恩宠而无实职，如宋代赵普、文彦博等曾被加太师衔。其二，古代又称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为“东宫三师”，都是太子的老师，太师是太子太师的简称，后来也逐渐成为虚衔。如《梅花岭记》“颜太师以兵解”，颜真卿曾被加太子太师衔，故称。再如明代张居正曾有八个虚衔，最后加太子太师衔；清代洪承畴也被加封太子太师衔，其实并未给太子讲过课。

109.太傅

中国古代职官。位列三公，正一品位，处于专制统治者的核心位置，直接参与军国大事的拟定和决策，是皇帝统治四方的高级代言人。周代设置，为辅弼天子之任。汉代复置，次于太师，春秋时期晋国，为国王的辅佐大臣（辅弼官，国王年幼或皇室暗弱时可以代为管理国家），掌管礼法的制定和颁行，三公之一；齐国和楚国设太傅。秦朝废止。西汉曾两度短暂复置该职位；东汉则长期设立。历代沿置，多用为大官加衔，无实职。朝鲜高丽时代亦设太傅，朝鲜王朝改称大傅。

110.少保

111.尚书

战国时亦作“掌书”，齐、秦均置。秦属少府，秩六百石，为低级官员，在殿中主发布文书。秦及汉初与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称“六尚”。武帝时，选拔尚书、中书、侍中组成“中朝”（或称内朝），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决策机关，因系近臣，地位渐高。和御史、史书令史等都是由太史选拔。在汉宣帝时期权势就已经很高，《汉书》盖宽饶传记载，担任卫司马的盖宽饶向尚书投诉卫尉不合理差遣，尚书责成卫尉废除弊端。卫尉是中二千石，仅次于三公的品秩，尚书在当时已经是有实权的职务了。《后汉书》光武帝本纪注解：《汉官仪》曰：“尚书四员，武帝置，成帝加一为五。有常侍曹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主人庶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四夷事。成帝加三公尚书，主断狱事。”成帝置尚书五人，秩六百石，分掌三公曹、常侍曹、二千石曹、户曹、主客曹，职权始重。东汉政悉归尚书台，各曹尚书地位更见重要，其主客尚书令至成为总揽事权的贵官。时尚书分掌各曹，官名只称尚书，不冠以某曹名义。汉灵帝任梁鹄为选部尚书，始用曹名。魏有五曹，晋增为六曹。后尚书台改名尚书省，曹改称部，列曹（各部）尚书遂为贵官。隋以后尚书为六部长官，是古代中央政府部级长官（相当于现代的中央政府的部长）。尚书在隋、唐正三品。尚书在明正二品。

112.学士

魏晋时是掌管典礼、编撰诸事的官职。唐以后指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秘书、顾问，参与机要，因而有“内相”之称。明清时承旨、侍读、侍讲、编修、庶吉士等虽亦为翰林学士，但与唐宋时翰林学士的地位和职掌都不同。如《（指南录）后序》“以资政殿学士行”，这是文天祥辞掉丞相后授予的官职；《谭嗣同》“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徐致靖当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这是专给帝王讲学的官职。白居易、欧阳修、苏轼、司马光、沈括、宋濂等都曾是翰林学士。

113.上卿

古代官名。春秋时，周朝及诸侯国都有卿，是高级长官，分为上、中、下三级（即：上卿、中卿、下卿）。战国时作为爵位的称谓，一般授予劳苦功高的大臣或贵族。相当于丞相（宰相）的位置，并且得到王侯、皇帝的青睐。《吕氏春秋·下贤》：[魏文侯]见翟黄，踞于堂而与之言。翟黄不说。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女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既受吾实，又责吾礼，无乃难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清·袁赋诚《睢阳尚书袁氏家谱》：“（袁可立）即位至上卿，于邻里乡党，虽早幼无不加以礼貌。”

114.大将军

大将军，古代领兵之最高统帅。始于战国，是将军的最高封号，汉代沿置，职掌统兵征战。事实上多由贵戚担任，掌握政权，职位甚高。

汉之前，最高军事武官称为上将军，如秦之白起，秦末之宋义，项羽，为指挥重大战役的临时统帅。陈胜，吴广起义时，赵王武臣任命陈余为大将军。

西汉时，刘邦在汉中拜韩信为大将军，位在诸将上总理军事，韩信被处死后即不常置。仅战时临时受封，战毕即除。直到刘彻，才因卫青而复置大将军，作为将军的最高称谓，位在三公上，卿以下皆拜。后又设大司马，为将军的加官。

因之前丞相的权力过大，自汉武帝起，章奏的拆读与审议，转归以大将军为首的尚书。大臣有罪，由尚书劾奏；选任御史大夫，由尚书品定高下；官吏有功迁升，上报尚书；州郡官吏入朝奏事，则面见尚书。丞相若有过失，反由尚书问状劾奏。由此，丞相的权力被一步一步的剥夺，只是在礼仪上还是百僚之长。（《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汉武帝改置大司马大将军领兵征战，无征战时便成为事实上的执政。大将军实为中朝官领袖，武帝死时，遗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后王凤等皆以大司马、大将军预闻政事。汉成帝后期，改大司马由加官转为本官，设金印紫绶，去将军之号。《汉官仪》载：“汉兴，置大将军，位丞相上。”《文献通考》卷五十九云：“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远出丞相之右。”

东汉时多由贵戚充任。亦有在大将军之上冠以称号者，具体名号有建威大将军、骠骑大将军、中军大将军、镇东大将军、抚军大将军等。

东汉的大将军原位在三公下，到汉和帝时窦宪出任大将军，由于权势太大，朝廷震动，联合奏请以大将军位列三公之上。（《后汉书·窦宪传》）。东汉末年，大将军同样位在三公之上，（魏武为大将军，袁绍为太尉，绍耻班在下，魏武乃固以大将军让绍）。

三国时大都继承了东汉的体制，但曹魏青龙元年司马懿曾由大将军转职为太尉，并非升迁。后来司马师任大将军时由于其叔父司马孚是太尉，曾改大将军在太尉下（《三国志·曹爽传》）。孙吴有上大将军与大将军并设。四征、四镇、四平、四安等将军资深者也在将军前加大字，如征西大将军、安东大将军，但位次不变。三国时，大臣秉政，多加以“大将军”之号，最高军职，三军最高统帅，夏侯惇、姜维、朱然都曾任此职。

到东晋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大将军除授甚滥，又增置柱国大将军、镇军大将军等号，逐渐失去过去总领军政的性质和意义。

北周时行府兵制，编24军，每军设开府1人以统领、二开府则由一大将军统领。24军共有12大将军，两大将军由一柱国统之。南北朝时侯景自称“宇宙大将军”。

隋代左右武卫、左右武侯等各置大将军，为统率禁军之高级将领。

唐代，大将军为十六卫长官之一，位居上将军下。唐代之府兵12卫，每卫有上大将军1人，大将军1人，将军2人，为职事官，统领军队。随着府兵制日渐破坏，十六卫实际已经没有军队，诸卫大将军成为虚衔。禁军之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等亦设大将军，往往以宦官任之。

宋代之16卫大将军已属空衔，无统兵实权。唐至元，定大将军为武散官之首阶。

明初，仅徐达为大将军，统帅全国军队。徐达死后，废大将军一职。

明清两代于战争时由皇帝特派大将军统兵，或于大将军上再加称号，如清代，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皆统兵作战，战后即废。明孙承宗《答袁节寰（袁可立）登抚》：“然乎，以大将军旗鼓仅三千余，自是难责。”

115.参知政事

初置时，不知印，不升政事堂。开宝六年（973），始命知政事与宰相（同平章事）于都堂（政事堂）同议政事。至道元年（995），又命与宰相轮班知印。元丰改制，废参知政事之名。南渡后恢复。宋代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都曾任此职。《训俭示康》“参政鲁公为谏官”，“鲁公”指宋真宗时的鲁宗道。辽、金承宋制。元中书省设参政，即参知政事的简称；在行中书省则于丞相、平章、左右丞下设参知政事。明初行省沿元制设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洪武九年（1367），废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改参知政事为布政使，以参政为布政使之副职。《谭嗣同》“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

116.军机大臣

军机大臣，正式称谓是“军机处大臣上行走”，俗称“大军机”。

分设满、汉员，由满汉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总督等官员奉特旨充当，均为兼差。其数无定额，任期无限止。

凡经皇帝选调到军机处任职的军机大臣，称“入值”。由皇帝指派满、汉各一员为首领，称为“揆首”、“领袖”。初期，凡应皇帝召见议商政务、承皇帝旨意起草谕旨以及寄给各官员之谕旨的署名等，均为领班军机大臣专责。

乾隆时，傅恒任领班，经皇帝批准改为军机大臣共同面君承旨，发出之寄信谕旨，亦改用军机处名义。初入值军机处者，因资历或能力尚浅，则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加“学习”二字，意示见习，其地位低于一般。

一二年后，再由领班的军机大臣奏请去其“学习”二字。各军机大臣之间，因资格、品位之高低而有差别，除视秩排班外，权力亦有不同。如：有的满洲军机大臣只准阅办满文奏报；新任之军机大臣不准阅办皇帝朱批过的奏报。这些等级差别，均不见有“则例”、“章制”，而是由皇帝亲定。

117.军机章京

俗称“小军机”，早期也称为“司员”。最初，章京无一定额数，在内阁中书等官员中选调。乾隆初，改由内阁、各部、理藩院等衙门调派。自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始，定军机章京分满、汉各两班，每班8人，共32人。各班设领班、帮领班章京各1员，由军机大臣于章京中选资深望重者任之。军机章京的选任，据《枢恒纪略》卷7载：“汉军机章京由内阁中书、六部郎中、员外郎、主事、七品小京官由进士、举人出身者兼充；满军机章京以内阁中书、六部、理藩院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兼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确定汉章京额缺为20人。

军机章京也是兼差，凡承旨入值军机处的官员，仍为原衙门的实缺并照例升转。军机章京一般为五、六品，领班章京为从三品或正四品。军机章京按例不参加京察，其奖叙升转由军机大臣酌情保奏，平时每届三年奏保，凡遇修补档案，编修方略等事结束时，均照例特保，故章京的提升较快，当时人视之为升官的捷径。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十二月初十日奏定变通军机章京升补章程，定军机章京为实缺，其领班章京秩视三品，帮领班章京秩视四品，以下各章京俱按原品实授。并规定了三年递升一级的升补办法①。军机章京办理军机处的日常工作，处理文书，记注档册，撰拟文稿等。自乾隆时傅恒任领班军机大臣始，军机章京亦同时负撰拟谕旨之责；还参预军机处新承办案件之审理；跟随军机大臣或单独奉派往各省查办和处理政务。

118.御史

约自秦始。《汉书·百官公卿表》：“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汉御史因职务不同有侍御史、治书侍御史。曹魏增殿中侍御史。晋又有督运御史、符节御史、检校御史。北朝魏、齐沿设检校御史，隋改为监察御史。隋又改殿中侍御史为殿内侍御史。炀帝省殿内侍御史员数，增监察御史员数，又一度增设从九品的御史。唐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宋同。元有治书而无殿中。明、清以监察御史分道纠察，员额甚多。此外尚有分任各种任务之御史，如巡按御史（清顺治后不设）、巡漕御史等。

本为史官，如《廉颇蔺相如列传》“秦御史前书曰”，“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秦以后置御史大夫，职位仅次子丞相，主管弹劾、纠察官员过失诸事。韩愈曾任监察御史，明代海瑞曾任南京右佥都御史。再如《记王忠肃公翱事》“公为都御史，与太监某守辽宁”，王翱当时任都察院长官。明黄道周《节寰袁公（袁可立）传》：“及在御史台，值他御史触上怒，将廷杖，诸御史诣政府乞伸救，辅臣以上意为辞。”

御史是中国古代一种官名。先秦时期，天子、诸侯、大夫、邑宰皆置，是负责记录的史官、秘书官。国君置御史，见《史记·滑稽列传》：“执法在傍，御史在后”，大夫置御史，见《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侍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邑宰置御史，见《战国策·韩策三》：“安邑之御史死章”。

119.枢密使

枢密使一职始置于唐后期，以宦官充任，五代时改由士人充任，后又逐渐被武臣所掌握，办事机构也日益完善。为适应连年战争的局面，枢密使把军政大权握于一己之手以便宜从事，枢密使的职掌范围扩大到了极限，枢密使的地位迅速上升，“权侔于宰相”。但到了宋代，枢密使制又发生了变化，其任职者由五代时的武将逐渐转为以文官担任，职权范围逐步缩小。

唐代宗永泰中始以宦官董秀掌枢密，掌接受表奏及向中书门下传达帝命。至宪宗元和四年（注：《资治通鉴》第一次出现枢密使一词），以梁守谦为枢密使。枢密使一职自此始。其后握权之宦官多以枢密使名义干预朝政，以至操纵君主的废立。至唐末昭宗时，权力更大，至直接指挥公事，侵夺宰相权力，借朱温之斩，尽诛宦官，始改用士人为枢密使。朱温（梁太祖）称帝，改名崇政使，以君主左右最亲信大臣任此职。后唐复称枢密使。宋代沿其制而稍加变通，以枢密使为枢密院长官，与同门下平章事等共同负责军国要政。枢密使有时亦称知枢密院事，简称知院。其副职称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任此职者一般为文官，且往往即由同平章事兼任。凡军事之措置，均由枢密使秉皇帝意旨决定执行。清常以枢密为军机大臣尊称。

120.左徒

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张守节正义：“盖今左、右拾遗之类。”黄歇于楚顷襄王时曾为左徒，侍从太子熊元入质于秦，太子即位，即考烈王，黄歇由左徒升为令尹（《史记·楚世家》）。《史记·屈原列传》记述屈原“为楚怀王左徒”。说明屈原在楚怀王朝曾任过左徒官职。但是，对于“左徒”的职掌及官阶等情况，《史记》却没有明确记述，其它文献也没有直接的记载。而且除屈原任左徒之外，古文献也没有左徒这一官位的记载。左徒是楚国特有的，或者说是专为屈原特设的官职。因此，古今学者也异说纷纭。

121.太尉

太尉之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后不再设置。西汉早期，设太尉官多半和军事无关，故带有虚位性质，不同于丞相、御史大夫等官职。汉武帝时以贵戚为太尉，一变过去由力战武功之臣充任太尉的惯例，而又和丞相同等，这也和西汉早期有所差别。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51年），将大司马改为太尉。东汉时期，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太尉管军事，司徒管民政，司空管监察，分别开府，置僚佐。后曹操撤销三公制，自任丞相。魏文帝时期曾短暂恢复，后又撤销。自隋撤销府与僚佐，便渐次演化成优宠宰相、亲王、使相的加官、赠官。元不常置。明废。

122.上大夫

大（dà）夫：官名。先秦诸侯国中，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后世遂以大夫为一般任官职之称。

战国时，官爵可分为卿和大夫两级：在卿当中有上卿、亚卿之分。在大夫之中，有长大夫、上大夫、中大夫等。例如魏国，吴起做西河守时，奖励军功，曾以长大夫赏人。后来须贾曾为魏国的中大夫。在赵国蔺相如做过上大夫，《廉颇蔺相如列传》：“拜相如为上大夫。”当时蔺相如比上卿廉颇官位要低。在齐国，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等都做过上大夫。

秦汉时，大夫为皇帝近臣，中央要职有御史大夫。秦有中大夫，为郎中令属官。

汉代初分为中大夫、太中大夫、谏大夫。汉武帝时，改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为掌议论之官。

至唐宋尚有御史大夫及谏议大夫之官，至明清废。又隋唐以后以大夫为高级官阶之称号。清朝高级文职官阶称大夫，武职则称将军。宋徽宗政和年间重订官阶时，在医官中别置“大夫”以下官阶，故今仍沿称医生为大夫。明、清职事官不用大夫为官名。

123.士大夫

周初，士为奴隶制度下的一种阶级身份，在卿大夫之下，庶民之上。大多为卿大夫的非嫡长子，也有周天子与诸侯加封的士大夫，是西周最低级的贵族。

春秋战国群雄割据，战乱频繁。各国有名有钱的诸侯贵族，如春申君、孟尝君等，都以“养士”为时尚，最多时可达数千人，还互相攀比炫耀。“毛遂自荐”的典故说明，当时的“士”并没有特别的标准，甚至是自称有才，也可以说服贵族，成为“士族”之列。

提出“士”的理论标准的是孔子。《论语·子路》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就是说，只要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就能称为“士”。“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时基本上是重叠的，若细分，则“士”的德行修养要比“君子”略低，也可以说“士”是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

这种“士”的精神，在实践上更多的是“侠士”。如刺杀秦王政失败的荆轲，在出发前就立下豪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种为了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豪迈气概和高洁品质被作为一种精神典范。这和孔子的主张也是一致的。也有隐居深山，关心朝政但并不插手，“坐山观虎斗”的“隐士”，隐士在老百姓眼里是值得尊敬但又是神秘的。

124.太史

三代（夏、商、周）为史官及历官之长。西周、春秋时为地位很高的朝廷大臣，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兼管典籍、历法、祭祀等事。《汉书·光武纪》注：“史官之长也。”是政府中很重要的一名官员。后来职位渐低，秦朝称太史令，汉朝属太常，掌天文历法。司马迁的官职即为太史，在《史记》中的作者评述多以“太史公曰”的句子起始，所以太史一词有时也指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张衡传》：“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魏晋以后太史仅掌管推算历法。至明清两朝，修史之事由翰林院负责，因此又称翰林为太史。《五人墓碑记》：“贤士大夫者，问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125.长史

战国末年秦已置，如丞相、国尉和御史大夫的属官中都有长史，李斯至秦，曾任此官，职责不详。汉之相国、丞相、太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以及建三公后的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皆置，为掾属之长，秩皆千石，丞相长史职权尤重。边郡太守也有长史，掌兵马，亦助太守掌兵，西域长史后代都护成为护理西域之长。汉末州珠算也有长史。魏、晋与两汉略同。南北朝带将军号开府的刺史，属官也有长史，且多兼任首郡（即刺史驻地）太守。王府也有长史，诸王幼年出就藩国，州府之事即由长史代行。隋以后，三师、三公无幕僚，三省长官的属员亦无长史。至唐代州刺史下亦设立长史官，名为刺史佐官，却无实职。亦称为别驾。但大都督府的长史则地位较高，甚至会充任节度使。唐亲王府、都护府、都督府、将帅（诸卫与出征将帅，不包括节度使）、州府（限于上、中州）设长史。品级高下视所属机构而异，从三品至七品不等。宋州府无长史，仅亲王府、都督府有此官。后各代王府也设长史，总管府内事务，其他政府机构，仅元储政院设。

126.侍郎

侍郎为中国官制名称，一般来说，创建于汉代，并被沿用到20世纪初。

汉朝为郎官的一种，本为是宫廷的近侍。东汉以后，作为尚书的属官，初任为郎中，满一年为尚书郎，满三年为侍郎。之后随着尚书台的权利加大，侍郎日渐重要。隋唐之时，于京城内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掌管国家政务。其中，每部一名之侍郎为辅佐尚书主官之事务实际执行者，相当于今部会次长。中书省的副官称为中书侍郎，门下省的副官称为门下侍郎（黄门侍郎）。宋元明清不改。1368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将六部侍郎升为正三品。之后，清朝沿袭旧制，亦设左右侍郎，左右侍郎均为满汉人各一，也就是六部各部之间均有侍郎四名。

127.侍中

古代职官名。秦始置，是列侯以下至郎中的加官，没有定员，为丞相之史，以其往来东厢奏事，故谓之侍中。两汉沿置，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与闻朝政，逐渐变为亲信贵重之职。晋以后，曾相当于宰相。隋因避讳改称纳言，又称侍内。唐复称，为门下省长官，乃宰相之职。北宋犹存其名，南宋废。《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侍中、左右曹诸史、散骑、中常侍，皆加官……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新唐书·百官志一》：“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清袁枚《随园随笔·古官尊卑不一》：“秦汉侍中本丞相史，不过掌虎子、捧唾壶等事。而晋以后之侍中，乃宰相也。”

128.郎中

郎中属员外级，就是分掌各司事务，其职位仅次于尚书、侍郎、丞相的高级官员。郎中本是官名，即帝王侍从官的通称。其职责原为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战国始有，秦汉治置。后世遂以侍郎、郎中、员外郎为各部要职。郎中作为医生的称呼始自宋代。尊称医生为郎中是南方方言，由唐末五代后官衔泛滥所致。

129.参军

即参军事。参军或参军事，本参谋军务之称。东汉灵帝时，陶谱以幽州刺史参司空车骑张温军事；献帝时，孙坚亦为张温参军；荀彧参丞相曹操军事。晋时军府置为官员，如中军将军羊祜有参军二人。南北朝随其职司，称谘议参军、中兵参军等，亦单称参军、参军事，从此为诸曹之长的官名。如晋元帝为丞相时，府中设十三曹，均以参军为长。北齐各州，刺史属官有录事、功曹、仓曹、中兵等参军。隋初仍北齐之旧。炀帝罢州置郡，改原来州的参军事为书佐。唐参军一般为七品或八品，也有低至从九品下的。史籍记此官名，《隋书》、两《唐书》于“参军”下有“事”字，《通典》、《文献通考》无。宋州官仍有参军，曹名与唐有同异。明、清以参军为经历的别称。

130.令尹

令尹是楚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最高官衔，是掌握政治事务，发号施令的最高官，其执掌一国之国柄，身处上位，以率下民，对内主持国事，对外主持战争，总揽军政大权于一身。令尹主要由楚国贵族当中的贤能来担任，且多为芈姓（熊氏、若敖氏、薳氏、屈氏、昭氏、景氏、彭氏）之族，亦有少数外姓之人为令尹（吴起、黄歇、李园），实不多见。

131.都尉

武官名。赵国将军下依次为国尉、都尉，秦与汉初，每郡有郡尉，秩比二千石，辅助太守主管军事。景帝改名为都尉。西汉有掌管人员也入京畿的关都尉，掌管边郡与田的农都尉，管理归附各族的属国都尉，及与武事无关，掌皇帝所乘车辆的奉车都尉，掌副车之马者称驸马都尉，掌乐府的协律都尉等。

都尉是秦汉时代重要的中高级武官。都尉一职最早出现是在战国后期的战事中《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战国策-赵策-秦赵战于长平》“秦赵战於长平，赵不胜，亡一都尉。“到秦楚，楚汉之际，都尉一职开始频繁出现。《史记》《陈涉世家》：“陈涉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鸿门宴》：“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

”《傅靳蒯成列传》“（靳歙）略梁地，别将击邢说军菑南，破之，身得说都尉二人，司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一百八十人。”

132.司马

第一，管理国家军赋

国家的军赋，在周代包括兵役和军用物资。如《汉书·食货志》所说古者“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这里的“士徒”指服兵役的将士和徒兵，“车马、甲兵”则为军需物资。司马管理军赋，并不是只掌管其使用，而是从制定军赋标准到征收运送，直至调配使用均由其负责。其能有效的管理军赋或者说保证军赋的征收和合理使用的前提，是他必须对土地、人民及收成情况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以此为依据，制定符合实际的征收标准；同时又要做到对军队的数量和配备情况心中有数，从而保证赋有所出和赋以足兵。正如《国语·鲁语》所说：“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又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楚蒍掩为司马，子木使尼赋，数甲兵。甲午蒍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规偃猪，町原防，收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甲兵、徒兵、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礼也。”这就是周代司马具体情况的例证，因此司马不仅要进行“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等大量工作，而且还要“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荀子·王制》）。另据《左传·襄公四年》载鲁国向晋国请求以鄫作为它的附庸国一事说：“鄫无赋于司马，为执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阙而为罪，寡君是以愿借助焉”，杜预注云：“晋司马又掌诸侯之赋”，可见元侯大国的司马不但掌管本国军赋，而且还管理附庸国乃至诸侯的军赋。

第二，组织服役人员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

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武装临时召集，作战人员未经训练而应战，其作战方式十分简单，作战的技巧来自狩猎经验的积累。夏商时期军队也多是临时召集，同样也没有形成一套训练体制，只是通过田猎来提高军队的作战技能。到西周由于常备军的建立和战争的发展，对军队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军队的训练成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但西周时的军事训练的内容和方式与后世有所不同，有着自己显著的特点，即周代的军事训练不是由统帅军队的将领进行经常性的训练，而是由军事行政部门——司马在农闲时定期组织服役人员进行临时性的训练，这也是由奴隶制时代民兵制度所决定的。

第三，负责执行军事法律“司马”作为全国军队的最高管理官，除管理国家军赋和组织军事训练外，还是军法的执行者。如《周礼·大司马》：“司马建旗于后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铎镯铙，各帅其民而致。质明、弊旗，诛后至者”，“群吏听誓于陈前，斩牲以左右徇陈曰：‘不用命者斩之。’及战，巡陈，胝事而赏罚”，“大役与虑，属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赏诛”。这些都说明，在军事活动中，所有涉及赏罚等军法事宜，均由司马处断。司马的这一职能在《左传》、《国语》中亦有所记述，如《国语·晋语三》载晋国将领庆郑，因违反军令，晋惠公命司马说杀之，司马说于全军将士前历数庆郑违反军令的四大罪行，然后对其实行斩刑，以儆全军。据《左传·文公十年》载，楚王与宋、郑二国君田猎于孟褚，“宋公违命”，左司马天畏“抶其仆以徇”，这是司马在田猎中（实为军事演习）惩罚违令者的事例，即使一国之君亦严惩不贷。又如《国语·晋语五》载：“赵宣王言韩献子于灵公，以为司马。河曲之役，赵孟使人以其乘车干行，献子执而戮之”；《左传·襄公三年》亦载：“晋侯之弟杨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时为中军司马）戮其仆”。“干行”、“乱行”均为破坏行军作战队行的行为，对违犯正常军事行列者由司马负责处治。从上述几例中可见，无论是军事演习还是在真正的战争中，凡违反命令和军规者，小自车仆，贵至国君，均予以严厉惩处，而执法者即是司马。上引《左传》、《国语》等材料反映的虽是春秋时期的事件，但所记述的均为周制。春秋时如此，西周时亦当不例其外，与《周礼·大司马》所记相印对，足以证明司马无疑是军事执法官。

司马的职责除上述几个主要方面外，由于在奴隶制军事制度中具有“寓兵于农”、“寓将于卿”的特点，加之司徒、司马、司空共同管理国家事务，所以三司既有分工，又互相联系，特别是司马还负责管理军赋。与此相关，他还必须与主管人民的司徒和主管工程建设的司空协作，从事“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等大量非军事的工作，这些工作也是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袁可立故宅》：“东西临街二石坊，左曰‘三世司马’，右曰‘宫保尚书’，皆距大门五十步之遥，略如公署辕门式。”

133.节度使

唐初沿北周及隋朝旧制，重要地区置总管统兵，旋改称都督，惟朔方仍称总管，边州别置经略使，有屯田州置营田使。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故称。《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卷唐纪二十六有载：唐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丁酉，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自讷始。景云二年，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开始成为正式的官职。

134.经略使

唐贞观二年（628）始设于周边重要地区，后多以节度使兼任。宋代在西北、西南边境地区亦设置经略使，但不常置。咸平五年（1002），宰相张齐贤出任经略使，为西北的军事统帅，节制西北数路军马以抗击西夏。未几即罢。同年秋，钱若水任并、代经略使，为一路的军事长官，次年亦罢。宝元二年（1039），因西夏进扰，泾原、秦凤路安抚使夏竦，鄜延、环庆路安抚使范雍，皆带经略使。此后，陕西各路和河东路的安抚使，例皆带经略使，其主要职责为抗击西夏和招抚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皇祐四年（1052），因侬智高叛乱，设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安抚使，皆带经略使，此后遂为定制，直至宋亡。此外，绍兴六年（1136）曾以襄阳临近伪齐，按照陕西旧例，荆湖北路的安抚使也因而带经略使，次年罢。

西夏设东、西经略使。金代以后，经略使一职成为临时性的差遣。金末，曾在被蒙古军攻破各路设经略使，总理一方军政。元初，曾以史天泽为河南经略使。顺帝至正十八年（1358），以中书参政普颜不花等为经略使，赴江南各省督察军律。明清两朝，凡遇有重要军务时即特设经略，统理一省或数省军务，职位高于总督，事毕即罢。清中叶后不设此职。

135.刺史

刺史，职官，汉初，文帝以御史多失职，命丞相另派人员出刺各地，不常置。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始置，“刺”，检核问事之意。刺史巡行郡县，分全国为十三部（州），各置部刺史一人，后通称刺史。刺史制度在西汉中后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对维护皇权，澄清吏治，促使昭宣中兴局面的形成起着积极的作用。王莽称帝时期刺史改称州牧，职权进一步扩大，由监察官变为地方军事行政长官。

136.太守

太守，原为战国时代郡守的尊称。西汉景帝时，郡守改称为太守，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历代沿置不改。南北朝时期，新增州渐多。郡之辖境缩小，郡守权为州刺史所夺，州郡区别不大，至隋初遂存州废郡，以州刺史代郡守之任。此后太守不再是正式官名，仅用作刺史或知府的别称。明清则专称知府。秦时设郡守，汉景帝更名为太守，为一郡之最高长官，除治民、进贤、决讼、检奸外，还可以自行任免所属掾史。

137.都督

都督，中国古代军事长官。它兴于三国，其后发展成为地方军事长官，明以后成为中央军事长官。一直到民国时都有人沿用，尽管只是沿用名称而已。另有大都督，曹魏置，第一品，不常置，属加官。加此官者，颁与代表天子威权的黄钺以节制持节将军等高级将领。吴同魏制。蜀置中都护，统内外军事。

138.巡抚

中国明清时地方军政大员之一。又称抚台。巡视各地的军政、民政大臣。清代巡抚主管一省军政、民政。以“巡行天下，抚军按民”而名。清代，地方大员的品级为：总督，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正二品，加兵部尚书衔，从一品；巡抚，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从二品，加兵部侍郎衔，正二品。总督官衔略高于巡抚，前期督权远过于抚，如两江总督按例兼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而末期安徽、江西两抚即不再听命于总督。北周与唐初均有派官至各地巡抚之事，系临时差遣，“巡抚”亦未成为官名。

139.校尉

校尉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武官官职。官名。校，军事编制单位。尉，军官。校尉为部队长之意。战国末当已有此官。秦朝为中级军官。汉朝时达到鼎盛时期，其地位仅次于各将军。清袁赋谌《重修始祖荣公遗像记》：“始祖（袁可立始祖）以武功起家，于明太祖征伐著勋，封睢阳卫昭信校尉，遂家于睢，迄今三百余年矣。”

校尉始置于秦朝，为中级军官。西汉，汉武帝为了加强对长安城的防护而置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八校尉之秩皆为比二千石，属官有丞及司马。

其中，中垒本为中尉的属官，武帝时从中尉下分出而升为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屯骑校尉掌骑士；步兵校尉专掌位于长安西南郊上林苑的苑门屯兵；长水校尉掌长安西北郊的宣曲胡骑；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射声校尉掌射声士；虎贲校尉掌轻车。八校尉统领的军队是从地方或少数民族中选募来的常备兵。八校皆属精劲之旅，而胡骑、越骑尤为重要。西汉时统领者多为皇帝的亲信。

东汉时将中垒校尉省去，又将胡骑并入长水，虎贲并入射声，只剩下五校尉。史书中冠服常见的“五营”、“五校”，即指五校尉所属的军队。两汉时的诸校尉都以戍卫京师为主要职责，东汉时五校尉多由宗室担任，兼任宿卫宫廷的任务。到汉末灵帝曾经特设西园八校尉，掌管京师附近的兵权。但此时随着军权分散各地诸侯并起，校尉的名号开始多见，如骁骑校尉（曹操）、折冲校尉（袁术、孙策、夏侯惇）、鹰扬校尉（曹洪）等，而地位则居于越来越多的各中郎将之下。

魏、晋、南朝及北朝魏、齐均置，属领军将军；北齐时属左、右卫府。诸朝都城不在关中，仍称“长水”仅为沿袭旧名。到三国时期，有军功者越来越多，大量被封为将军，校尉反而成为了低级军官的职位。如《赤壁之战》：“以鲁肃为赞军校尉。”鲁肃当时担任协助主帅周瑜规划军事的副将。隋唐时期定例为武散官低品官号。唐、宋、元、明六品以下，清只限于八九品。明、清以卫士为校尉。明锦衣卫的校尉同差役。清除散官外，实职不用校尉名，仅为习称。

140.知府

知府即“太守”，又称“知州”，是中国古代的地方职官名。州郡最高行政长官。据古代正史职官志（百官志）记载，唐朝时已有相近的权变做法，宋朝时正式设立州府级地方长官“知府事”，明朝时才最后有了以“知府”为名的地方官职，由于好古，士人经常雅称知府为太守。

知府掌一府之政令，总领各属县，凡宣布国家政令、治理百姓，审决讼案，稽察奸宄，考核属吏，征收赋税等一切政务皆为其职责。

141.县令

战国时三晋（魏、赵、韩）和秦已称县的行政长官为令。秦商鞅变法，并诸小乡为县，置令及职责。县令本直隶于国君，战国末年，郡县两级制形成，县属于郡，县令成为郡守的下属。秦、汉法令规定，人口万户以上的县，县官称县令，秩六百石至千石；万户以下的称长，秩三百石至五百石。汉以后放宽尺宽，《晋令》云：“县千户已上，州郡治五百已上，皆为令；不满此为长。”（见《北堂书钞》七十八）所辖户数不及汉制十分之一。南朝县，户数一般很少，而《宋书·州郡志》所载，大多为令。后遂一律称令。《隋书·百官志》只说陈五千户以上县令与五千户以下县令，不提县长。北齐县分九等，县官一律称令。

隋、唐因之，只以县的等第，分定县官品秩，唐县令，京县、畿县正五品上有与正六品上，余自从六品上至从七品下，宋县令只存虚名，以京朝官任其职，称知某县事，因而有知县的名称。元为县尹。明、清以知县为正式官名。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称县知事；国民党统治时期称县长，中共执政后，县长低于市长（地级市）而高于乡长。县长是一个县的第二把手（仅次于中共县委书记），一般也是该县的中共县委副书记。

142.里正

战国时秦国居民区一里之长。《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秦昭王病，“民以牛祷，病愈”，“王因使人问之何里为之，訾其里正与伍老屯二甲。”旧注：“訾，罚之也。”《秦律》都称为“典”。《秦律杂抄》：“典、老弗告，訾各一甲。”

后世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专政，在县级以下，设立了有乡和里，其中一“里”单位的长官为里正。乡、里虽然没有正式的政权机关，但是在宋代，统治者依靠乡间地主，统治和控制广大农民。据《文献通考·职役考》记载，北宋政权建立以后，就差派乡村的地主当里正、户长和耆长。里正、户长负责“课督赋税”。耆长则专司“逐捕盗贼”。总之，这些乡村最基层的小吏，其职责有二：一是榨取钱物，二是弹压农民。当然也负有一方平安之责。

143.三省六部

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隋唐时，三省同为最高政务机构，一般中书省管决策，门下省管审议，尚书省管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中书省长官称中书令，下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官职；门下省长官称侍中，下有门下侍郎、给事中等官职；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下有左右仆射等官职。尚书省下辖六部：吏部（管官吏的任免与考核等，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户部（管土地户口、赋税财政等）、礼部（管典礼、科举、学校等）、兵部（管军事，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刑部（管司法刑狱，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工部（管工程营造、屯田水利等）。各部长官称尚书，副职称侍郎，下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职。六部制从隋唐开始实行，一直延续到清末。

144.官职的任免升降

145.三公

历代三公

商

商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史记【殷本纪第三】“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於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

周

周立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师，天子所师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于德义。”）。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有变易。

秦

通说为：（1）丞相，最高行政长官，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同时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管理。（2）太尉，最高军政长官，负责管理全国军事事务，但他平时没有军权，战时也要听从皇帝的命令，而且要有皇帝的符节才能调动军队，军权实际上也是掌握在皇帝手里。（3）御史大夫，执掌全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负责监察百官的，也是副丞相。

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丞相金印紫绶，御史大夫银印青绶（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从其印绶和称为“上卿”来看，御史大夫不是公，而属卿一级，因此秦代并未有三公之称呼。

西汉

初承秦制，中央的最高官职仍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可见汉初和秦一样，也并没有并列的是那公，不过一般还是沿袭旧号，把最高官吏称为三公。

另说：设置三公。汉武帝元狩四年，置大司马，以取代太尉之职。后元二年（前87年）春，汉世宗孝武帝刘彻驾崩，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受汉武帝遗诏，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成为汉昭帝刘弗陵的辅命大臣，共同执掌朝政。从此，霍光掌握了汉朝政府的最高权力，三公中的丞相地位急剧下滑。“汉哀帝元寿二年，置太傅，位在三公上；平帝元始元年置太师、太保，太师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其后或废或置，大抵无所统职。

东汉

西汉末至东汉初，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至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马，又置太尉，以太仆赵熹为之，而与司徒、司空为三公。汉献帝初，刘虞、李傕为大司马，而太尉如故，二职始两置矣，大司马位在三公之上。汉制，三公府分部九卿，太尉所部太常、卫尉、光禄三卿。汉献帝建安十三年，省三公官，置丞相。魏初又置，而兼置大司马，大司马一般由大将军升迁而来。明黄道周《节寰袁公（袁可立）传》：“张然明破诸羌，静幽并，耻为王曹所卖，发愤申陈窦之冤，卒不得为三公。”

三国

三国时期：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将太师、太傅、太保特称三师，以正其名。然非道德崇重则不居其位，无其人则阙之，故后世历代多以为赠官。太傅、大司马、大将军为上公，位在三公之上。其中太傅和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一般为虚职，大司马和大将军掌实权。吴设丞相、大司马（另有左、右大司马）、上大将军，其中上大将军位在大将军之上，大司马之下。

晋

晋以相国、丞相与八公为诸公官。《通典》卷二《职官二》“三公总叙”条说：“后魏以太师、太傅、太保谓之三师，上公也。大司马、大将军谓之二大，太尉、司徒、司空谓之三公。”

以司马望为太尉。历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并为三公，置府僚。

隋唐

置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正一品。《唐六典》载：“三公，论道之官也。盖以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故不以一职名其官。然周、汉已来，代存其任。自隋文帝罢三公府僚，皇朝因之，其或亲王拜者，亦但存其名位耳。”

唐代分为中书省，门下，尚书省。职责分别为决策，审议，执行。

后周

依《周官》，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不置府僚。

宋

北宋，承唐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至宋徽宗，依三代旧制，改三公为太师、太傅、太保，罢司徒、司空、太尉。

元

由于太尉等衔加授过滥，元中期人已渐渐不再称它们为三公，而以三公指代前朝一般称为“上公”、“三师”的另外三个更高的荣誉头衔——太师、太傅、太保。

至此，后世历代皆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在明仁宗之后，三公皆为虚衔，为勋戚文武大臣加官、赠官。

146.枢密院

枢密院，唐、五代、宋、辽、元等朝代的官署名称，长官称枢密使，主要掌管军政。唐永泰中始置，本在内廷，用宦官为枢密使，执掌机要事务。五代后梁建立崇政院，后唐改称枢密院。宋代沿置，主要管理军事机密及边防等事，与中书省并称“二府”同为最高国务机关。辽设北枢密院（相当于兵部）、南枢密院（相当于吏部）及汉人枢密院（掌汉族地区兵马）。元代枢密院主要掌军事机密、边防及宫廷禁卫等事务；战争时设行枢密院，掌一方军政。明清废。在近现代君主制国家中，也设有枢密院作为君主的顾问机构，如日本的枢密院、英国的女王陛下枢密院。

枢密院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凡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招募、阅试、迁补、屯戍、赏罚之事，皆掌之。以升拣、废置揭帖兵籍；有调发更戍，则遣使给降兵符。除授内侍省官及武选官，将领路分都监、缘边都巡检使以上。大事则禀奏，其付授者用宣；小事则拟进，其付授者用扎。先具所得旨，关门下省审覆。面得旨者为录白，批奏得画者为画旨，并留为底。惟以白纸录送，皆候报施行。其被御宝批旨者，即送门下省缴覆。应给诰者，关中书省命词。即事干大计，造作、支移军器，及除都副承旨、三衙管军、三路沿边帅臣、太仆寺官，文臣换右职，仍同三省取旨。

147.内阁

明、清最高官署名。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罢中书省，设“四辅官”，不久又罢。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制度，置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仁宗时，任用杨士奇、杨荣为华盖殿、谨身殿大学士，权力加重。明世宗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清代沿置，天聪年间，设内三院；顺治年间改称内阁。以大学士分兼殿、阁之衔。乾隆年间，规定三殿、三阁大学士之制。但因实权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内阁职权低落，参预重要政务的人多由皇帝指定，不一定是内阁成员。军机处成立后，实权集中到军机处，内阁徒有虚名，仅成为传达皇帝谕旨、公布文告的机关。但名义上仍为清代最高级之官署。清末仿行君主立宪制，设责任内阁，以旧内阁与军机处合并为最高国务机关。北洋军阀时期改称国务院，习惯上仍称内阁，其成员称阁。

148.九卿

夏朝时即设九卿，（《礼记》：“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惟其人。言使能也。”）。《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条谈到建筑宫室规模时说：“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注云：“六卿三孤为九卿。”此指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以及少师、少傅、少保，合为“九卿”。

殷亦三公九卿。（伊尹曰：“三公调阴阳，九卿通寒暑。”）。周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通典·职官一》），也有的说三公为司马、司空、司徒（《韩诗外传》曰：“三公之得者何？曰司马、司空、司徒也。司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以少师、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为九卿。秦变周法，置左右丞相，无三公官（荀悦曰：“秦本次国，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无三公官。”）。秦朝以丞相取代三公（《史记》“汉初，因秦置丞相，而弘为之，则丞相为三公矣。”），天下之事皆决丞相府。又设太尉管理军事、御史大夫（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为丞相副手。

三代诸卿虽名号不同，然其官职相沿，与周不异。

149.郡守

郡的行政长官，始置于战国。战国各国在边地设郡，派官防守，官名为“守”。本系武职，后渐成为地方行政长官。秦统一后，实行郡、县两级地方行政区划制度，每郡置守，治理民政。汉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改称太守。后世惟北周称郡守，余均以太守为正式官名，郡守为习称。明清则专称知府。示例：明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又公（袁可立）为苏理时，郡守石昆玉以廉直忤中丞。”

150.知州

官名。宋以朝臣充任各州长官，称“权知某军州事”，简称知州。“权知"意为暂时主管，“军”指该地厢军，“州”指民政。明、清以知州为正式官名，为各州行政长官，直隶州知州地位与知府平行，散州知州地位相当于知县。【宋朝】宋太祖为了削弱节度使的权力，防止唐五代时期武人割据的局面重演，规定诸州刺史得直接向朝廷奏报和接受诏令，节度使不得干预除所驻州之外（所谓支郡）的政务。后来，逐步派遣京朝官（文臣）接替刺史管理州务，称“权知××州州军事”。“权”表示不是正式职务，只是代理；“知”就是管理的意思；州军事的州代表民政，军代表军政。简称知州。由此，刺史非奉特别诏令不得过问所任州的州务，演化为武臣的迁转之阶，属于横行正使之一。

同时，节度使也很快演化成一种地位崇高的虚衔，成为武臣的最高等级，不再有实际权力与职掌。州也就由隶属藩镇变为隶属以转运使为长官的路、以及以留守、知×府事、尹为长官的府。【元朝】元朝沿用宋朝制度，州的长官正式称为知州，但是路、府、州均置达鲁花赤，专由蒙古人、色目人充，地位在知州上。【明清】明以知州为一州之长，辖县；明清有直隶州、散州之别，前者直隶于省，可以辖县，后者隶属于府、道，不辖县，长官均称知州。知州一般是从五品文职官员。1989年《睢县志·文化·古建筑》：“袁家山（袁可立别业），……清道光二十八年，知州范阳洵曾鸠工修葺，并镌碑记之。”

151.教头

有“教头”、“都教头”之别。单称“教头”者为一般教练，地位很低。“都教头”亦仅相当于中下级军官。如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禁军殿前司与步军司各置都教头。同年，集合开封府界大保长，每十人置一教头教习武艺。次年艺成，再以大保长为教头，教习保丁。开封府集教大保长2，825人，每10人置教头1人，计设禁军“教头”270人，“都教头”30人。同年，于殿前司、步军司各置“都教头”，掌教习之事。

152.官品

中国古代官制中存在着两类官职：一类具有实际行政职能，另一类则代表官僚的品位高下。秦汉以降，历代品位性等级的形态、来源，品位性官职的数量、类别纷繁复杂并且因时而异，其每一细微变化都可以折射出相关政治变迁，解析其中的原因可以显示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特点。

秦汉官僚的头衔相当简洁，大多不过一官而已。像“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这样的头衔是很希罕的。但汉以后就不同了，官僚的头衔叠床架屋，诸如“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北徐南兖青冀六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南徐州刺史竟陵□开国公”、“使持节特进侍中太尉公尚书令都督冀定沧瀛幽殷并肆云朔十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并肆汾大行台仆射领六州九（大）酋长大都督散骑常侍御史中尉领领左右驸马都尉南赵郡开国公”之类官僚结衔，看得人眼花缭乱。

153.阶官

表示官员品级的称号，以别于职事官而言。宋初，官名与职务分离，官称仅用以确定其品位、俸禄，非有皇帝特殊诏令，不管本部门事务，称寄禄官，朝廷各部门及地方官署皆由朝廷另行委派官员主管，称为差遣，差遣方为实际职务。神宗元年三年（1080）改革官制，使官名与职权合一，杂取唐代及宋初制度，制定《寄禄格》，以原文散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迪功郎共二十五阶为阶官，用以确定官员品位、俸禄。例如正一品为光禄大夫，从一品为荣禄大夫之类。只用于封赠，并非实官。《朱子语类》卷一一二：“后世官职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孤之官，为阶官贴职之类，不复有师保之任，论道经邦之责矣。”明·钱谦益《尚宝司少卿袁可立父淮加赠奉直大夫尚宝司少卿》：“干严谴而不悔，固云无忝所生；逊盛名而弗居，亦曰皆本诸父。是用赠具阶官。”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阶官分左右》：“按元祐阶官分左右，自承务郎以上，则选人无左右之分也。”

154.鱼袋

鱼袋是唐、宋时官员佩戴的证明身份之物。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始，赐五品以上官员鱼袋，饰以金银，内装鱼符，出入宫庭时须经检查，以防止作伪。武则天时，曾改佩鱼为佩龟。三品以上穿紫衣者用金饰鱼袋，五品以上穿绯衣者用银鱼袋，此即为“章服制度。”

至宋代，不再用鱼符，而直接于袋上用金银饰为鱼形。

亲王有被赐以玉鱼者。金鱼袋紫色衣称为“金紫”，银鱼袋绯色衣称为“银绯”，一旦受赐，十分荣耀。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曾被赐以银色袋及绯色公服。

官员出京外任或作使臣时，还可“借紫”、“借绯”，即借用比原先高一等的章服。

155.笏

古代大臣上朝拿着的手板，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上面可以记事：朝（cháo）。“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却立”。古时候文武大臣朝见君王时，双手执笏以记录君命或旨意，亦可以将要对君王上奏的话记在笏板上，以防止遗忘。《礼记》中记载“笏长2尺6寸，中宽3寸”，由于古代的尺寸和今天的尺寸不同，因此，2尺6寸要短于今天的2尺6寸。大唐武德四年以后，五品官以上执象牙笏，六品以下官员执竹木做的笏。大明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执象牙笏，五品以下不执笏；从清朝开始，因为礼节和习俗的不同，笏板废弃不用了。清朝这个马背民族的传统服饰里有种马蹄袖服饰，见到皇帝动不动就得打马蹄袖下跪，“啪嗒”两声，干脆利落地爬在地上听候皇帝指令。

在中国道教中，朝板也是一种重要的法器。

156.花翎

清官员、贵族冠饰。清制，武职五品以上，文职巡抚兼提督衔及派往西北两路大臣，以孔雀翎为冠饰，缀于冠后，称花翎，除因军功赏戴者外，离职即摘除，花翎有单眼、双眼、三眼（“眼”即孔雀翎毛上圆花纹）之别，除贝子、固伦、额驸因其爵位戴三眼花翎。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戴双眼花翎外，品官须奉特赏始得戴用，一般为单眼花翎。

清朝顶戴花翎

清代改冠制，替以礼帽。礼帽分二种，一为暖帽，圆形，有一圈檐边，多用皮、呢、缎、布制成，多黑色，中有红色帽纬、帽子最高处有顶珠，其材料多以宝石制成、有红、蓝、白、金。

157.俸禄

古代皇朝政府按规定给予各级官吏的报酬。主要形式有土地、实物、钱币等。中国古代俸禄制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商周时期因官职同爵位相一致，并且世代相袭，俸禄实际上是封地内的经济收入（不包括上缴给政府的部分）。即俸禄表现为土地形式，封地的大小是各级官吏的俸禄标准。春秋末期至唐初主要以实物作为官吏的俸禄。

158.道台

道台。明布政使有佐官左、右参政及左、右参议，分管各承宣布政司辖区内部份地区、钱谷等事，无定员，因事添设，各省不等，称分守道；按察使有佐官副使、佥事，无定员，分管各提刑按察使司辖区内部分地区、刑名等事，称分巡道。清乾隆十八年（1753）废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衔，专置分守道主管一省内若干府县政务、分巡道主管全省提学、屯田等专门事务，守、巡诸道多加兵备衔，长官皆称道员，俗称道台，尊称观察。清末又在各省置巡警道与劝业道。民国初年曾分一省为数道，以道尹为长官。道员（道台、道尹）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级别，为从三品或正四品官员。

第三篇　科举与教育

159.察举

察举制是汉代至隋代的一种选官制度。就是考察推举，始于汉高祖刘邦，至汉武帝时成为一种制度，即由公卿、列侯和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吏通过考察把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人才推荐给朝廷，经过考核，然后授予官职。察举的科目很多，主要有孝廉（孝敬廉洁者）、秀才（才能优秀者）、明经（通晓经义者）、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等。察举有考察、推举的意思，又叫荐举。由侯国、州郡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茂才等。《张衡传》：“永元中，举孝廉不行。”《陈情表》：“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

对于被察举的人，朝廷会提出一些治国和经义方面的问题进行考核，叫做“策问”，应举者回答朝廷提出的问题，叫做“射策”或“对策”。董仲舒就是在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以贤良方正连对三策而被录用的。

160.征辟

征辟是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征，是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辟，是中央官署的高级官僚或地方政府的官吏任用属吏，再向朝廷推荐。《张衡传》：“连辟公府，不就。”“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

所谓“征辟”，就是征召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做官，皇帝征召称“征”，官府征召称“辟”。征辟是中国汉代擢用人才的一种制度，主要包括皇帝征聘和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又称“辟除”。汉代高级官员选用属员的制度。中央行政长官如三公、地方官如州牧、郡守等官员，可自行征聘僚属，任以官职。东汉时直接征聘名望之士担任中央高级官员。

征是指皇帝下诏聘召，有时也称为特诏或特征，皇帝下诏指名征聘。辟是指公卿或州郡征调某人为掾属，汉时人也称为辟召、辟除。辟召制在东汉尤为盛行，公卿以能招致贤才为高，而俊才名士也以有所依凭为重。在汉代的选官制度中，征辟作为一种自上而下选任官吏的制度，地位仅次于察举。

161.孝廉

孝廉是汉代察举制的科目之一。孝廉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实际上察举多为世族大家垄断，互相吹捧，弄虚作假，当时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孝廉科就是察举孝子廉吏。汉惠帝吕后都曾有诏举孝悌力田之举。汉武帝确立了独尊儒术的基本政策，选拔统治人才特别重视人的品德。

根据儒家的思想，强调为人立身以孝为本，任官从政以廉为方，因此，察举孝廉被确定为选拔人才的最重要的科目，成为汉代察举制度最有代表性的典型科目。察举孝廉原为两个科目，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就是举孝一人，察廉一人。然而终两汉之世，孝廉往往连称而混同于一科。被举者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儒经的儒生，被举后，没有官职者授以官职，原为小官者升为大官。

汉代举孝廉定为岁举，即各郡每年按规定人数举荐人才，送至朝廷，成为汉代选拔官吏和任用升迁的清流正途。自汉武帝之后，至于东汉，从地方官吏到朝廷的名公巨卿，有不少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通过举孝廉，在社会上造成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舆论和风尚，起了化元元，移风俗的社会教育作用。察举孝廉在西汉时考核比较严格，吏治也较清明。东汉中期之后，考核松弛，察举不实，有不少滥竽充数者，竟闹出察孝廉父别居的大笑话，这和吏治腐败互为因果，造成恶性循环。

162.科举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资源，而设置的一种考试制度，让读书人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学而优则仕的一种制度。

科举制的殿试部分是由皇帝亲自主持、以分科考试形式录用人才的取士制度。魏晋以来，采用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他令各州推举人才，参加考试，合格的可以做官。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中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到明朝，科举考试形成了完备的制度，共分四级：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

163.童生试

也叫“童试”。明、清以两代取得生员（秀才）资格的考试。简称童试，亦称小考、小试。应考者称童生，亦作儒童、文童。未被录取者虽至白首，不改童生之称，童生试包括县试、府（或直隶厅、州）试与院试三个阶段。每三年举行两次。丑、未、辰、戌年为岁考，寅、申、巳、亥年为科考。院试录取者为生员，送入府、县学宫，称入学。岁考、科考则为考核已入学的生员的考试。《左忠毅公逸事》“及试，吏呼名至史公”，这里就是指童生试，在这次考试中左光斗录取史可法为生员（秀才），当时史可法二十岁。《促织》“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操童子业”是说正在准备参加童生试。

164.乡试

乡试是明、清时在各省省城和京城举行的科举考试。照例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皇家有喜庆之事加科称为恩科，由皇帝钦命正副主考官主持，凡获秀才身份的府、州、县学生员、监生、贡生均可参加。考试通常安排在八月举行，因此叫“秋试”。按四书五经、策问和诗赋分三场进行考试，每场考三天。举人一词，在元代以前，是指各地举荐进京参加会试的秀才；到明代，成了乡试合格秀才的专称。乡试第一名称解元，读书人成了举人才有资格进入更高层次的会试。

165.会试

会试，金元明清四代科举考试名目之一。所谓会试者，共会一处，比试科艺。由礼部主持，在京师举行考试。金代凡府试中选者可参与会试。泰和二年（1202）定，策论三人取一，词赋经义五人取一。元代乡试取300人，三分之一可参与会试，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占四分之一。考试内容重经义，轻诗赋。明清各省乡试中式的举人，于次年二月（清乾隆以后改在三月）入京参加由礼部主持的考试。以往各届会试中未中的举人与国子监的监生也可一同应试。因考试在春天，又称春试或春闱。若乡试有恩科，则次年也举行会试，称会试恩科。

166.殿试

殿试是由武则天创立的。通过朝廷殿试者为进士。宋朝正式成制，金、元、明、清四代沿用。又称御试、廷试，即指皇帝亲自出题考试。会试中选者始得参与。目的是对会试合格区别等第。金代及第者分上、中、下三甲。元工分一、二、三甲，两榜。蒙古、色目为一榜，汉人、南人为一榜。前三人赐进士及第，为一甲；余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为二、三甲。明清沿元制分三甲，但不分二榜。北宋初年的科举，为一年一度的两级考试，一级是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二级是由礼部在开宝寺内贡院举行的“省试“。后改为每隔一处或两年举行一次，最后改为三年举行一次。

宋开宝六年（973年），翰林学士李仿知贡举，主持在东京贡院进行的全国会试。经过各场会试，共录取进士、各科及第者38人。其中有2人在召对时因“材质最陋，对问失次“而被黜落。落第进士徐士廉击登闻鼓，控告李仿“用情取舍“，要求殿试，以求公道。宋太祖下诏从落第者中选出195人和已中的36人，在讲武殿进行复试，由宋太祖亲自主持，结果又有127人及第，而原录取的人中又有10人落选。张榜后，朝野大哗，李仿降职。这次科举案，不仅成为殿试的发端，而且自此确立了封建社会的三级考试制度。到了元代，殿试划分一、二、三甲，前三人赐进士及第，为一甲；余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为二、三甲。而明清沿元制分三甲。

167.及第

应试未中的叫落第、下第。考中进士也有其他别称，如：

披宫锦，唐朝进士及第披宫袍，后称中进士为“披宫锦”，如《祭妹文》：“逾三年，予披宫锦还家，这里“披宫锦”即指中进士。

登科，指科举时代应考人被录取，也特指考中进士，也说“登第”。相关记载如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泥金帖子》：“新进士才及第，以泥金书帖子，附家书中，用报登科之喜。”又如《祭妹文》中“大概说长安登科，函使报信迟早云尔。”

登龙门，龙门是个地名，又称禹门口。民间传说的“鲤鱼跳龙门”，指出了龙门之难登，但只要登上龙门，就可以成龙，故有“一登龙门，升价十倍”之说。于是，人们就借此来比喻，把因得到名流推荐而得提高声誉的人称为登龙门。由于唐代科举，很倚赖名流推荐，于是人们又把考上进士称为登龙门。

烧尾，据上述“鲤鱼跳龙门”的典故，当鲤鱼跳上龙门时，就会“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所以唐代的举子考中了进士后举行的盛宴，其中的一道菜必须是烧鲤鱼，这种宴会被称为“烧尾宴”。因此，又有人称中进士是“烧尾”（见《封氏闻见记》）。

折桂，郤诜曾在与晋武帝的一次对答中，以月亮中的桂树枝指代稀世的珍宝，比喻出众的人才。后来白居易写诗祝贺其弟连中三元及第，写道：“折桂一枝先许我，穿杨三叶尽惊人”，就是用折桂比喻中进士。

168.进士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中央政府朝廷考试者，称为进士。是古代科举殿试及第者之称。意为可以进授爵位之人。此称始见于《礼记·王制》。隋炀帝大业年间始置进士科目。唐亦设此科，凡应试者谓之举进士，中试者皆称进士。元、明、清时，贡士经殿试后，及第者皆赐出身，称进士。且分为三甲：一甲3人，赐进士及第；二、三甲，分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儒林外史》第十七回：“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贡士参加殿试录为三甲都叫进士。据统计，在我国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史上，考中进士的总数至少是98749人。古代许多著名作家许多都是进士出身，如唐代的贺知章、王勃、宋之问、王昌龄、王维、岑参、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杜牧等，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考中进士，一甲即授官职，其余二甲参加翰林院考试，学习三年再授官职。辽、金元时，士人经地方考试选拔后，赴京会考，经中央政府朝廷礼部试取录后，再由皇帝殿试以定名次。一甲授官六品，二甲正七品，三甲正八品。辽前朝无契丹人试进士之制，后渐有应试登第者。金朝则专设女直进士科。元朝时候会试落第则称乡贡进士。明清遵循前朝制度，举人需经殿试取录后方称进士，否则只称会试中式举人。进士多入为翰林官。一甲第一名为状元。授修撰，第二、三名分别为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可考庶吉士、给事中、主事、中书、行人、太常博士、国子博士，或授地方府推官、州、县。

169.状元

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称状元。唐制，举人赴京应礼部试者皆须投，因称居首者为状头，故有状元之称。从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以来，从中经历唐、宋、元、明、清各代，直到清光绪31年（1905）废除，历经近1300年。在“学而优则仕”的年代，封建社会的文人都把考状元作为跻身仕途的唯一途径。“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千古名言不知激励多少学子卧薪尝胆、悬梁刺股、死钻八股、勇跳龙门。中状元者号为“大魁天下”，为科名中最高荣誉。因其为殿试第一甲第一名，亦别称殿元。又因居三鼎甲之首，亦别称鼎元。但古时的状元也不是全部是殿试第一名。唐郑谷及第后，作《宿平康里》诗“好是五更残酒醒，耳边闻唤状元声。”但是郑谷当年是第八名，而不是第一。五代时南汉《十国春秋》云“刘龑（yǎn）定例，作状元者，必先受宫刑。故罗履先《南汉宫词》曰：“莫怪宫人夸对食，尚衣多半状元郎。”

170.弥封

宋代的科举考试，实行试卷糊名弥封和誊录法，比较有效地防止考官在评选时作弊。唐代的科举考试，因试卷前写有举人的姓名、籍贯等项，世家豪族仍可靠其特权，在发榜前知其是否录取，考官也可从中耍弄手法，拉拢亲信。

武则天时，因吏部选举多有不实，便命令应试举人自己将试卷上的名字糊起来，暗考以定等第。但是此后并未形成一种制度，考官在录取中，仍然“兼采时望，不专词章”。

北宋初年，仍沿袭唐代这种风气，同时考生“投卷”也很盛行。主考官将去贡院的时候，达官贵人可以向他推荐人才，称为“公荐”。考生录取后，要向主考官谢恩，称主考官为“师门”、“恩门”，而自称“门生”。为了防止权贵干扰，考官徇私，师生结党，赵匡胤和他的继承人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三》记载，建隆三年（公元926年）九月规定：“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举官子孙弟侄”，“兼不得呼春官（这里指知贡举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也载，乾德元年（公元963年）九月规定：“礼部贡举人，自今朝廷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通考·选举考三》载：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苏易简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以后便建立了锁院制度。同年殿试，礼部奏名合格进士，采纳将作监丞陈靖的建议，初次实行“糊名考校”法。即在举人考前先糊其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项，在决定录取卷后，再拆弥封，查对姓名、籍贯，借以杜绝考官“容私之弊”。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礼部试时，选派官员专司封印卷首。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七月，仁宗“诏诸州，自今考试举人，并封弥卷首”。

从此，糊名考校就不仅施行于殿试、省试，也施行于诸州取解试了。在实行弥封制不久，又发现考官指使举人在试卷上暗作记号，有时考官还可以辨认字画。后来，根据袁州人李夷宾的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专设誊录院，派书吏将试卷抄成副本，考官评卷时只看副本。试卷弥封、誊写法的实行，应举者考试成绩的优劣“一决于文字”，这样，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从此，贵族官僚子弟和平民子弟同等对待，贵族、官僚利用科举世袭的特权被取消了。事实证明，弥封、誊录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行之有效的考试方法之一，它对选拔人才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到了北宋后期，特别是南渡以后，由于宋王朝的腐朽，科场舞弊层出不穷，糊名、誊录也就流于形式了。

171.案首

案首，清代各省学政于考试后揭晓名次，称为出案。因此童生参加县试、府试、院试，凡名列第一者，称为案首。学政于取定新生后，将名单发交各府、州、县时，亦有红案之称。《儒林外史》第十三回：“小弟补廪二十四年，蒙历任宗师的青目，共考过六七个案首，只是科场不利，不胜惭愧！”

172.鹿鸣宴

1、科举制度中规定的一种宴会。起于唐代，明清沿此，于乡试放榜次日，宴请新科举人和内外帘官等，歌《诗经》中《鹿鸣》篇，司称“鹿鸣宴”。《新唐书·选举志上》：“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取不繇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清吴荣光《吾学录·贡举》：“《通礼》：顺天乡试揭晓翼日，燕主考、同考、执事各民及乡贡士于顺天府，曰鹿鸣燕，以府尹主席。”燕，同“宴”。

2、宋代殿试文武两榜状元设宴，同年团拜，亦称“鹿鸣宴”。宋吴自牧《梦粱录·士人赴殿试唱名》：“帅漕与殿步司排罗鞍马仪杖，迎引文武三魁，各乘马带羞帽到院，安泊款待……两状元差委同年进士充本局职事官，措置题名登科录。帅司差拔六局人员，安抚司关借银器等物，差拔妓乐，就丰豫楼开鹿鸣晏，同年人俱赴团拜于楼下。”

3、鹿鸣宴这是古时地方官祝贺考中贡生或举人的“乡饮酒”宴会，起于唐代。明清沿此。饮宴之中必须先奏响《鹿鸣》之曲，随后朗读《鹿鸣》之歌以活跃气氛，显示某公才华。《鹿鸣》原出自《诗经·小雅》中的一首乐歌，一共有三章，三章头一句分别是“呦呦鹿呜，食野之苹”。“呦呦鹿鸣，食野之嵩”。“呦呦鹿鸣，食野之芩。”其意为鹿子发现了美食不忘伙伴，发出“呦呦”叫声招呼同类一块进食。古人认为此举为美德，于是上行下效，天子宴群臣，地方官宴请同僚及当地举人和地方豪绅，用此举来收买人心，展示自己礼贤下士。古人还认为乐歌“用之于宾宴则君臣和”，有了美食而不忘其同伙，表示这是君子之风。据说春秋时孙穆子被聘到晋国为相，晋悼公办饮宴款待嘉宾，席间即颂《鹿鸣》三章。不过此宴只是发达地区才认为时尚，穷困之地却不时兴，民国以后消失殆尽。

173.会元

科举制度中各省举人到京会考，称为会试，故通称会试第一名为会元。《明史选举志》：“会试第一为会元。”《警世通言唐解元一笑姻缘》：“伯虎性素坦率，酒中便向人夸说：‘今年我定做会元了。’”因会试是聚集各省举人到京会考，故有此称。会试后尚有殿试，殿试第一名称状元。会试乡试后次年春天在京城礼部举行，举人参加，第一名称会元。

174.解元

明清科举制度正式科举考试分为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为省一级考试，考试合格者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会试是举人在京城参加的全国统一考试，考试合格者为贡士，第一名为会元；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进士考试，分三甲第一甲三人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赐进士及第。第二甲人数若干第一名称传胪，赐进士出身。第三甲人数最多赐同进士出身。

175.三元

三元：科举制度称乡试、会试、殿试的第一名为解元、会元、状元，合称“三元”。接连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考中了第一名，称“连中三元”。出自：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十八：“论他的志气，便象冯京商辂连中三元，也只算他便袋里东西，真个是足蹑风云，气冲斗牛。”

176.贡士

贡士是参加全国范围科举考试（会试）及格后获得的资格。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三月举行，所以也叫春闱。参加考试的考生必须是举人，已仕未仕皆可。主考官叫总裁，监考官叫知贡举，皆由一二品大员担任。考试的地点在北京贡院。会试的内容、规矩、阅卷方法等与乡试的大体相同。四月十五张榜于礼部大堂前，此时正是杏花烂漫的时节，故此榜又叫杏榜。考试的第一名叫会元。

科举制度中，生员（秀才）一般隶属于本府、州、县学，若考选入京师国子监读书，则不再是本府、州、县学的生员，而称为贡生。意思是把人才贡献给皇帝。

177.举人

中国古代地方科举考试中试者之称。原意为举到之人，为应举者的通称。唐代以各地乡贡中试者，需入京应试，故有此称。宋为乡试（贡举考试）各科中试者的统称。俗称举子。宋举人被解送礼部前，须经考试，略如后之乡试。举人在礼部应试落第者，仍须再应乡举，可方参加下科考试。举人登科即可授官，但无“出身”，可免丁役。金、元亦如此。明清沿袭，为乡试中试者的专称，俗称孝廉。且作为一种出身资格，即初步具备入仕资格。清末又有法科举人、理科举人等。光绪三十一年（1905）起，考试回国留学生，最优者给予进士出身，优等及中等者给予举人出身，并各加某学科字样。

举人是参加全省范围的科举考试（乡试）及格后所取得的资格，亦称作孝廉。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因其在秋季故又叫秋闱。乡试由进士出身的各部官员或翰林主考，由各省行政长官担任监考官。参加乡试的考生必须是秀才，地点在各省的贡院。乡试分三场，内容是八股文、试帖诗、表、判、论、策等等。试卷要由专人誊写后才交给考官，以防作弊。确定了及格的名单后张榜于巡抚衙门前，此时正值桂花飘香，所以此榜也叫做桂榜。中了举人也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入仕途，日后即使会试不中也有作学官、当知县的机会。

178.生员

唐国学及州、县学规定学生员额，因称生员。明、清指经本少各级考试入府、州、县学者，通名生员，习称秀才，亦称诸生。生员常受本地教官（即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及学政（明为学道）监督考核。生员的名目分廪膳生、增广生、附生。初入学为附学生员，廪、增有定额，据岁考、科试成绩递补。廪生给廪米，故名。增广生亦名增生，因于廪生外增额，故名。如王安石《伤仲永》“传一乡秀才观之”。东汉时避光武帝刘秀讳，而称秀才为茂才，《阿Q正传》中称赵少爷“茂才公”，表示讽刺。

179.八股文

八股文就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也称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其体源于宋元的经义，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试文格式》谓其定型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以后，至清光绪末年始废。文章就四书五经取题。开始先揭示题旨，为“破题”。接着承上文而加以阐发，叫“承题”。然后开始议论，称“起讲”。再后为“入手”，为起讲后的入手之处。以下再分“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四个段落，而每个段落中，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称八股文。其所论内容，都要根据宋朱熹《四书集注》等书“代圣人立说”。参阅《明史·选举志二》，示例：清阮元《四书文话》、梁章钜《制义丛话》。《儒林外史》第一回：“此一条之后，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

新文化运动后，八股文的形式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因此也用以比喻空洞死板的文章或迂腐的言论。郭沫若《洪波曲》第五章四：“要做出适合党老爷们口胃的八股来，大家都已经感觉着头痛。”

180.同年

唐代同榜进士称“同年”，明清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皆称“同年”。清代科考先后中式者，其中式之年甲子相同，亦称“同年”。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进士）俱捷谓之同年。”元萨都剌《送郑天趣进柑入京》诗：“同年若问侬消息，为说愁来奈病何。”《醒世恒言·张廷秀逃生救父》：“你我虽则隔省同年，今日天涯相聚，便如骨肉一般。”清顾炎武《生员论中》：“同榜之士，谓之同年。”《老残游记续集遗稿》第二回：“宋次安还是我乡榜同年呢！”清赵翼《陔馀丛考·同年》：“余庚午乡举，宛平黄叔琳开府系前庚午举人，曾为先后同年之会；大学士史铁崖并及见先后进士同年，真为盛事。”清阮葵生《茶馀客话》卷二：“乾隆己未，赵秋谷与新贵遥认同年，沉归愚诗云：‘后先己未亦同年。’”

181.国学

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一般来说，国学一般是指一个国家的传统历史文化与学术，因此也可以称为是国家的文学或学术。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也有学者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182.乡学

乡学，是招收郊区6乡国人子弟入学的地方学校。根据《周礼》6乡6遂的建制，周代王城和诸侯国都的近郊为乡，设家、比、闾、族、党、州等6乡；远郊为野，设家、邻、里、酂、县等6遂。居住在6乡的平民，叫做国人，他们多为士或庶人，他们的子弟有进入乡学受教育的权利。居住在6遂的都是奴隶，叫做野人。6遂不设学校，因此，奴隶的子弟是被剥夺了受教育权。

①见静簋铭文：“丁卯，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学射。"据郭沫若考释："史称宣王名静，本铭殆宣王为太子时习艺于学宫时事”。杨树达在《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中称："学宫者，所谓天子之大学，曰辟雍者是也。"

②郭沫若：《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载《金文丛考》1952年改编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国人子弟所进的乡学，相当于国学中的小学程度，其学习年限是否规定7年，尚不清楚。至于家塾、党庠、州序怎样衔接，更无史料可查。除了散见于一些古文献的记载外，不如国学那样较有系统。目前，在甲骨文、青铜铭文中，也没有文字资料与之印证。陈梦家曾经根据两片甲骨（《乙》2803和4299）的卜辞，识读其中的字可借读作“庠"，并且认为其意近于”殷曰序"、“周曰庠”的庠。不过，有些学者对此字的确认尚有不同意见，还待今后的继续考定。与国学比较，能不能说在甲骨文、金文中还没有发现乡学的记载，就可以断定西周时期不曾设过乡学呢？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孟子·滕文公上》所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国学的设立，已在铜器铭文中见到，并且证实了周代的上层贵族学校确有两级：小学和大学。既然孟子所提到的”学“已为铭文所印证，那么，"周曰庠”，当也不是虚有其事，我们应该相信当时设有乡学。至于铭文中没有见到记载，这是符合周代铸造青铜礼器的实际情况的。在奴隶社会，青铜礼器多为王室贵族铸作。平民没有特殊的军功，不会得到君王赏赐，也根本不可能自铸重器。据目前著录的金文内容，凡是有长篇铭文的，内容多半记载朝廷大事或诸侯的受策命、赏赐等等。铸造者除了君主本人，便是贵族大臣，属于低级官吏或平民者未见一器。而朝见、册命、祭祀的活动，常在辟雍或泮宫中进行，很自然的，铭文中就会提到这些场所。上层贵族子弟不在乡学学习，他们有所活动，也往往在都城并不在乡州。天子或诸侯到学校巡学，也都在国学。凡此种种，铭文中不见有乡学记载，便容易理解了。

在乡学学习的国人子弟学成后，如果德行道艺都很优秀，经过乡里大夫的考察，可以向负责六乡教化的民政官员司徒荐举，称为“选士”。司徒再从选士中考定更为优秀者荐举给天子或诸侯，经过认可以后，便能升入大学（辟雍或泮宫），称为“俊士”。西周虽然建立了荐举制度，但是，经过层层筛选，真正能进入大学的国人子弟，毕竟是少数。

乡学学成的学生，经过地方官员的考查，成绩优秀的，将担任地方政府的低级官吏。

183.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申不害、接予、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儿说、鲁仲连、邹爽、荀子等。尤其是荀子，曾经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成为真正体现战国“百家争鸣”的典型。更为可贵的是，当时齐国统治者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了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并“受上大夫之禄”，即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养，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列传》），“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因此，稷下学宫是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性质，它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政治顾问团体。

稷下学宫的学术博大精深，包含了当时各家各派的思想。就儒学而言，曾在稷下学宫中有影响的儒家学者，前有孟子，后有荀子。《盐铁论·论儒》中记：“齐宣王褒儒尊学，孟坷；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论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干有余人。”现代学者钱穆认为这段史料不可靠，孟子不是“稷下先生”（参见钱穆《先秦诸于系年·孟子不列稷下考》），但有不少学者不同意钱穆的观点。不管孟子是否稷下先生，可以确定的是，孟子长期居齐，他的思想颇受稷下学者的影响，如孟子关于“养浩然之气”的思想，就有学者认为是受稷下先生宋钘、尹文“气论”的影响（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批判》、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等）。至于荀子，则是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个大师，他立足儒家，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总结，从人性论、认识论、政治理论、天人关系等诸方面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吸取和修正，从而将诸子学术推向高潮，成为战国诸子学的真正总结者，其中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就是荀子的“礼法结合”的政治思想。

184.太学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的一种大学，始设于汉代。上古的大学，称为成均、上庠。董仲舒：“五帝名大学曰成均”，郑玄：“上庠为大学，在王城西郊。”至于夏商周，大学在夏为东序，在殷为右学，在周有东胶，而周朝又曾设五大学：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中为辟雍。到了汉代，在京师设太学，为中央官学、最高学府，太学祭酒兼掌全国教育行政。隋代以后改为国子监，而国子监内同时也设太学。

太学是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政府设立的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始在长安建立太学。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从武帝到新莽，太学中科目及人数逐渐加多，开设了讲解《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的课程。汉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王莽秉政，为了树立自己的声望，并笼络广大的儒生，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又为学者筑舍万区。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实前所未有。武帝到王莽，还岁课博士弟子，入选的可补官。

185.国子监

国子学或国子监，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其具备了两种功能，一是国家管理机关的功能，二是国家最高学府的功能。国子学的设立相对于“太学”而言，除了是国家传授经义的最高学府外，更多的承担了国家教育管理的职能。“国子监”出现后，“学”与“监”不同的含义说明了二者在承担两种功能上的不同分工，“学”是传授知识，指向教育和最高学府的功能；“监”是督查监管，指向国家教育管理的功能。

西周时期国家的最高学府称为“太学”，汉武帝设置“太学”也是承袭了传授儒家经典最高学府的功能。而西晋初立“国子学”旨在突出国家教育管理机构的功能，北齐称之为“国子寺”。隋、唐、宋、元、明、清称之为“国子监”。清末改革学制，自光绪三十二年起新设学部，国子监并入学部。

西晋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初立国子学。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在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之始。《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记载：“咸宁四年（278），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国子学限五品官以上贵族子弟方可入学。但国子学在西晋并不景气，尤其是西晋末年以后，时兴时废。后北齐改称“国子寺”。

隋开皇初年，决定国子寺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开皇十三年（593）国子寺不再隶属太常，成为独立的教育管理机构，复名国子学。大业三年（607）改称国子监，监内设祭酒一人，专门管理教育事业，属下有主簿、录事各一人，统领各官学，如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各官学的博士、助教、生员皆有定额。据《隋书·百官志下》记载：博士：“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助教：“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学生：“国子一百四十人……”。国子学与太学并立，是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经学学校。

唐承隋制，武德元年（618）唐设国子学，学额300人，学生皆为贵族子弟，教师24人。贞观元年（627）唐将国子学改称国子监，同时成为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监内设祭酒一人，为最高教育行政长官。设丞一人，主簿一人，负责学生学习成绩和学籍等具体事宜。唐代曾几易国子监之名，曾改称司成馆、成均监，神龙元年（705）又复其名。据《旧唐书·高宗本纪》载：“凡六学，皆隶于国子监。”所谓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

宋沿唐制，分设西京国子监、东京国子监，增辖武学。宋代国子监亦屡易其名，有时称国子监，有时称国子学，其职能具有二重性，一是作为官学最高管理机构，二是生徒就学的最高学府。如北宋著名学者程颐曾任判西京国子监，胡瑗曾以直讲名义兼判东京国子监。宋太宗端拱二年（989）曾改国子监为国子学，淳化五年（994）又改国子学为国子监，名称反复变化。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学，称国子生或监生。宋初无定额，后规定200人为限。但实际数量很少，故可插班补缺或旁听。国子学设判监事总管学校，由直讲教授经业和训导德行。

辽代的中央官学中亦设有上京国子学、中京国子学、东京国子学、西京国子学和南京国子学。其中除南京国子学外，其他均无明文可考。金代的国子学于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始创，规定词赋、经义学生百人，限宗室、外戚亲属及诸功臣三品以上官吏的兄弟或子孙入学。另外在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设有女真国子学，限金人子弟优秀者入学。

元代分设国子监管辖国子学。蒙古国子监管辖蒙古国子学，蒙古国子学于元世祖至元八年（1272）创立，入学资格限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等，学习内容主要是以蒙古文译写的《通鉴节要》，并兼习算术，学成考试，量才授官。回回国子监管辖回回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90）创立。入学资格限于公卿大夫及富民子弟，学习内容以“亦思替非”文学为主，目的是培养诸官衙译史人才。元代又设有汉文国子学。所学课程有《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等。

明清改国子学为国子监。明朝国子监创于明太祖初定金陵之时，即改应天府学为国子学。后太祖建都南京，重建校舍于鸡鸣山下，改学为监，故称国子监。永乐十八年（1420），明迁都北京，改北京国子监为京师国子监，于是明代国学有南北两监之分（亦称南北两雍）。南京国子监规模宏大，“延袤十里，灯火相辉”。校内建筑除射圃、仓库、疗养所、储藏室外，教室、藏书楼、学生宿舍、食堂，就有2000余间。教学和管理设有五厅（绳衍厅、博士厅、典籍厅、典簿厅和掌馔厅），六堂（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诸堂）。学生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已增加到8000多名，永乐二十年（1422）达9900多人，盛况空前。当时邻邦高丽、日本、琉球、暹罗等国“向慕文教”，不断派留学生到国子监学习。但此种盛况为时不久，正德以后日衰。明国子监学习《四书》《五经》，兼习《性理大全》以及律令、书数等，此外，国子监对教职员的职务、待遇及对监生的管理、待遇等方面，都有十分明确的规定。

清因明之旧制，世祖始修葺北京国子监。据《清史稿·选举志》记载：“世祖定鼎燕京，修葺明北监为太学。顺治元年，置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簿等官。设六堂为讲习之所，曰：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一仍明旧”。乾隆年间，国子监祭酒仿宋名儒胡瑗苏湖教法，分经义、治事二斋教学，“严立课程，奖诱备至”，力主经世致用，曾使国子监出现“师徒济济，皆奋自镞砺，研求实学”的可嘉景象。但清朝末期日趋腐败，使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监生多纳粟入学，为科名声利而学，致于积重难返。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设学部，国子监归入学部。

186.书院

书院是宋代的地方教育组织。书院之名始见于唐代，但发展于宋代。最初，书院为民办的学馆。原由富室、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或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当时，著名的书院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的石鼓书院、河南登封太室山的嵩阳书院等。后由朝廷赐敕额、书籍，并委派教官、调拨田亩和经费等，逐步变为半民半官性质的地方教育组织。仁宗庆历年间，各地州府皆建官学，一些书院与官学合并。神宗时，朝廷将书院的钱、粮一律拨归州学，书院一度衰落。

187.学官

掌握学校教育的教官。宋以后用以泛称各级儒学的教授、教谕等。明清两代，学官规定有不同等级的名目，府学称教授，州学称学正，县学称教谕，各设训导的副职。负责在学生员的管理教育。亦称“教官”，别称“广文”。《史记·儒林传序》：“公孙弘为学官。”《明史·选举志一》：“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创立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数，教养之法备矣。”

188.祭酒

1.以酒祭祀或祭奠。

[记载]（1）《仪礼·乡射礼》：“获者南面坐，左执爵，祭脯醢。执爵兴，取肺坐祭，遂祭酒。”（2）《清史稿·礼志十一》：“顺治十八年，世祖崩，圣祖截发辫成服……既大敛，奉梓宫乾清宫，设几筵，朝、晡、日中三设奠，帝亲诣尚食祭酒。”

2.古代飨宴时酹酒祭神的长者。后亦以泛称年长或位尊者。

[记载]（1）《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而荀卿三为祭酒焉。”司马贞索隐：“谓荀卿出入前后三度处列大夫康庄之位，而皆为其所尊。”（2）明·许浩《两湖麈谈录》：“按古礼宾客得主人馔，则老者一人举酒以祭於地，示有先也，故谓祭酒，盖尊重之称也。”（3）清·赵翼《陔余丛考·祭酒》：“祭酒本非官名，古时凡同辈之长，皆曰祭酒。盖饮食聚会，必推长者先祭。胡广曰：古礼，宾客得主人馔，则老者一人举酒以祭，示有先也。”

3.指出行的饯别酒。

[记载]唐·李贺《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诗：“今将下东道，祭酒而别秦。”王琦汇解：“祭酒，谓祖道祭也。古者出行，必有祖道之祭。”

4.汉魏以后官名。汉代有博士祭酒为博士之首。西晋改设国子祭酒隋唐以后称国子监祭酒为国子监的主管官。清末始废。后亦以泛称文坛、艺坛或学术界、文化界的首脑人物。

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官尊长亦称祭酒。《续汉书·百官志二》刘昭注引汉人胡广说，谓官名祭酒，系部门之长。汉博士之长，本称仆射，东汉改为博士祭酒，秩六百石，此外又有郡掾祭酒、京兆祭酒、东阁祭酒等。西晋以国子祭酒为国子学之长。历代沿置。北齐国子寺，隋、唐国子监，都以祭酒为长。历代均置。唐国子监祭酒秩从三品。明、清祭酒从四品。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国子监，设学郡，置尚书，国子监祭酒乃废。祭酒分军谋祭酒与军师祭酒，军谋祭酒或军师祭酒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参谋，是曹操自己设置的，但是到了之后，则成了国家的官职。之上还有军事中郎将（相当于参谋长），军事将军（相当于总参谋长）。

[记载]郑逸梅《逸梅丛谈·妙喻》：“我师程瑶笙先生，当然算得画苑中的祭酒，善于写生，画兽更具郎士宁的意味。”

5.道教二十四治，治首称祭酒。

张道陵天师于东汉顺帝时（公元125-144年），创立道教后，为了便于管理和教化民众，遂设立了“二十四治”。“二十四治”，即：在所辖教区分设的二十四个活动地域，也如现在的城市、地区划分。当时负责这一教区的最高首领，就称为“祭酒”。“祭酒”，有向教民讲解“道教”教义的义务，有处理“违犯教规”的教民的权利，同时还要主持“宗教活动（即宗教仪式）等”。（李信军道长）

五斗米道是中国早期道教派别之一，由东汉时的张道陵所创，其组织方式是以“治”为教区，并设治头、祭酒来统领；主要有二十四治，以应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绝大多数分布在今四川境内。

189.学政

学政为古代学官名。管教育科举，简称学台，与巡抚、巡按属同级别正三品。“提督学政”的简称，是由朝廷委派到各省主持院试，并督察各地学官的官员。学政一般由翰林院或进士出身的京官担任，主管行政。《促织》：“又嘱学使俾入邑庠。”学使即学政的别称。《左忠毅公逸事》：“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指左光斗任京城地区的学政。

一省主管教育的官员，不仅主管各省的科考，而且一省有三台，即巡抚、巡按、学政。三个都是三品衙门，巡抚管民事行政，简称抚台；巡按执刑事谳狱，简称按台；是一省中三个级别最高的长官。尽管级别相同，因巡抚主管行政，乃列名第一。

190.监生

在国子监肄业的生徒。宋代除国子监及其下属各学生员称监生外，司天监也有监生。其名始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置东都监生一百人（唐原称在监肄业者为国子生）。明初由各省选送了行俱优的生员入监为监生，举人会试落第者亦可入监。清入监肄业的有贡生（即“贡监”，包括岁贡、因贡、副贡、拔贡、优贡、例贡）、监生（恩监、优监、荫监、例监）、官生（七品以上官子弟之聪敏好学者）、经提学官考选提拔的廪增附生、及满州勋臣子弟、先贤后裔等。乾隆以前，考课很严，后渐成虚文，生徒不常在监读书。同治与光绪初年，稍有起色，旋又废弃。清后期捐纳监生泛滥，此类监生多以之求官，监生之名，遂为人贱视，与往日状况不同。在国子监肄业的生徒。宋代除国子监及其下属各学生员称监生外，司天监也有监生。其名始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置东都监生一百人（唐原称在监肄业者为国子生）。明初由各省选送了行俱优的生员入监为监生，举人会试落第者亦可入监。清入监肄业的有贡生（即“贡监”，包括岁贡、因贡、副贡、拔贡、优贡、例贡）、监生（恩监、优监、荫监、例监）、官生（七品以上官子弟之聪敏好学者）、经提学官考选提拔的廪增附生、及满州勋臣子弟、先贤后裔等。乾隆以前，考课很严，后渐成虚文，生徒不常在监读书。同治与光绪初年，稍有起色，旋又废弃。清后期捐纳监生泛滥，此类监生多以之求官，监生之名，遂为人贱视，与往日状况不同。明清两代称在国子监读书或取得进国子监读书资格的人。清代可以用捐纳的办法取得这种称号。明代监生分为四类：举监、贡监、荫监、例监。举监是指参加京师会试落选举人，复由翰林院择优送入国子监学习者。贡监是以人才贡献入监之意。洪武初规定，凡天下府州县各学，每年贡举一名到国子监学习。后来名额略有变更，但因贡举学生的标准徒具虚名，致使仅以食廪膳年久者为先，往往是一些年长而无学识的人入监学习，所以监生成绩差劣。至孝宗时期，又于各府州县常贡之外，每三、五年再行选贡一名，通过考试把学行兼优、年轻有为者选贡入国子监学习。荫监是指三品官以上子弟或勋戚子弟入监读书的学生。例监是指因监生缺额或因国家有事，财用不足，平民纳粟于官府后，特许其子弟入监学习者，故又称民生。至清代，国子监的学生分称监生和贡生。监生有四类：恩监、荫监、优监、例监；贡生有六类：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乾隆以前对监生加以严格考试，后来仅存虚名，一般未入府、州、县学而欲应乡试，或未得科举而欲入仕做官者，都必须先行纳捐取得监生出身，但不一定就在监读书。清田兰芳《明河南参政袁公（袁可立子袁枢）墓志铭》：“子三：赋诚，云南楚雄府通判，任出。赋谌，监生，刘出，皆能诗。”

191.贡生

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意谓以人才贡献给皇帝。明代有岁贡、选贡、恩贡和细贡；清代有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和例贡。清代贡生，别称“明经”。会试考中的考生被称做“贡士”，第一名为“会元”。

贡生相当于举人副榜。贡生有几种：恩贡，凡遇皇室庆典，据府、州、县学岁贡常例，加贡一次作为恩贡。清特许“先贤”后裔入监者，亦称恩贡，比如，朝廷每年都会给孔氏后裔一定的贡生名额，以示尊孔崇儒。每一年或两三年由地方选送年资长久的廪生入国子监读书的，称为岁贡，由于大都挨次升贡，故有“挨贡”的俗语；逢国家庆典进贡的生员，称为恩贡；每三年各省学政就本省生员择优报送国子监的，称为优贡，每十二年各省学政考选本省生员择优报送中央参加朝考合格的，称为拔贡；乡试取人副榜直接送往国子监的，称为副贡。蒲松龄是“岁贡”，又叫“挨贡”。就是做廪生时间长了，排队挨号挨上了贡生。做了贡生以后理论上可以当官了，蒲松龄得到一个虚衔“儒学训导”。儒学训导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封建社会的学校分好几级，国家一级是国子监，省里面是府学，县里面是县学。这个儒学训导就是县学的副长官。

192.拔贡

科举制度中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清朝制度，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中改为逢酉一选，也就是十二年考一次，优选者以小京官用，次选以教谕用。每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送入京，作为拔贡。经过朝考合格，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清史稿·儒林传一·黄宗会》：“宗会，字泽望。明拔贡生，读书一再过不忘。”

193.优贡

科举制度中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清制，每三年由各省学政从儒学生员中考选一次，每省不过数名，亦无录用条例。同治中规定，优贡经廷试后可按知县、教职分别任用。《清史稿·儒林传三·钟怀》：“字保岐，优贡生。与阮元、焦循相善。”又《刘文淇传》：“字孟瞻，仪征人。嘉庆二十四年优贡生。”

194.岁贡

古代诸侯或属国每年向朝廷进献礼品。

古代诸侯郡国定期向朝廷推荐人才的制度。

科举制度中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一种。明、清两代，一般每年或两三年，从府、州、县学中选送廪生升入国子监读书，因称岁贡。由于大都挨次升贡，故有“挨贡”的俗语。

补充：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搢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时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经过进士科考入仕是一种荣誉，但是考试特别难，它只是统治者笼络读书人的手段。

195.恩贡

科举制度中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明、清定制，凡遇皇室庆典，据府、州、县学岁贡常例，加贡一次作为恩贡。作为恩贡。清特许“先贤”后裔入监者，亦称恩贡。《明史·选举志一》：“恩贡者，国家有庆典或登极诏书，以当贡者充之。”

196.副贡

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清制，在乡试录取名额外列入备取，可入国子监读书，称为“副榜贡生”，故简称副贡。《清史稿·儒林传三·王萱龄》：“字北堂，昌平人。道光元年副贡，旋举孝廉方正，官新安、柏乡两县教谕。”又《文苑传二·胡天游》：“字稚威，山阴人，初姓方，名游。副榜贡生。”又有吴浔源1861年（咸丰十一年）中副贡。

197.廪生

廪膳生员，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明府、州、县学生员最初每月都给廪膳，补助生活。名额有定数，明初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每人月给廪米六斗。清沿其制，经岁、科两试一等前列者，方能取得廪名义。名额因州、县大小而异，每年发廪饩银四两。廪生须为应考的童生具结保证无身家不清及冒名顶替等弊。

明清两代称由公家给以膳食的生员。又称廪膳生。明初生员有定额，皆食廪。其后名额增多，因谓初设食廪者为廪膳生员，省称“廪生”，增多者谓之“增广生员”，省称“增生”。又于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谓之“附学生员”，省称“附生”。后凡初入学者皆谓之附生，其岁、科两试等第高者可补为增生、廪生。廪生中食廪年深者可充岁贡。清制略同。明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袁可立）孙二，长赋诚，廪生，娶李氏。”

湛江比较开明的一位廪生古时科举考试，成绩名列一等的秀才称为廪生，廪生可获官府廪米津贴。光绪三十年（1905年）麻章长布村人冯凌云经遂溪县试、雷州府试和省学政院试，成绩一等第一名，考取廪生。同年，光绪皇帝下诏书：“停科举，办学堂”，结束了延续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冯凌云是湛江历史上比较开明一位廪生。

冯凌云（1875-1954）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却家境困难，入读私塾不久，便一度停学，全靠六伯冯绍琮资助，才继续复读。冯绍琮早年投军在抗法名将冯子材麾下，累立战功。1898年湛江爆发震惊中外的抗法斗争，冯绍琮为抗法“团总”，率领志士和乡民痛创侵略者。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壮志难酬，抱恨而死。六伯对冯凌云一生影响甚大，也奠定他立志进取，爱国爱乡的人生取向。

198.私塾

私塾是我国古代社会一种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它是旧时私人所办的学校，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它是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政策，一些私塾的学董因为土地被充公而丧失了聘请塾师的能力。同时，随着对塾师的思想改造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部分塾师感到不再适合设馆谋生，便另图他业。新中国成立后，私塾逐渐消失。

私塾是私学的一种。清代地方儒学有名无实，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除义学外，一般都在地方或私人所办的学塾里，因此清代学塾发达，遍布城乡。以经费来源区分，一为富贵之家聘师在家教读子弟，称坐馆或家塾；二为地方（村）、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设塾以教贫寒子弟，称村塾、族塾（宗塾）；三为塾师私人设馆收费教授生徒的，称门馆、教馆、学馆、书屋或私塾。塾师多为落第秀才或老童生。学生入学年龄不限。自五六岁至二十岁左右的都有，其中以十二三岁以下的居多。学生少则一二人，多则可达三四十人。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由秀才祝星六创办并任塾师的留下西溪私塾（在今茶市街），开办时学生有二十余名，最盛时达四十余名。塾师一般多为一人，大的村塾则不定。学生人塾后由塾师个别教授。年幼儿童先识“方块字”（书写在一寸多见方纸上的楷书字），识至千字左右后，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亦有直接教读“四书”的。教法大多为先教学生熟读背诵，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由教师逐句讲解。除读书背诵外，有习字课，从教师扶手润字开始，再描红，再写映本，进而临帖。学童粗解字义后，则教以作对，为做诗做准备。“四书”读完后，即读“五经”，兼读古文，如《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等，并开始学习作文。由于科举取士深入人心，学塾也重视制科文字（八股文）的习作，为科举考试作准备。学规极严，订有严厉罚则，体罚为平常事。

私塾有多种：有塾师自己办的教馆、学馆、村校，有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还有属于用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私塾产生于春秋时期，作为私学的一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除秦朝曾短暂停废外，2000余年延绵不衰，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它与官学相辅相成，并驾齐驱，共同为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培养人才，勤苦耕耘，不懈奋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9.武学

中国古代的军事学校，始于北宋。

庆历三年（1043）五月，宋朝廷置武学于武成王庙，并以阮逸为武学教授的情况看，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宋朝廷在此期间，是在极力从事于建立并完善一种武官选拔制度。

然而，事与愿违，武学并不那么具有吸引力，没有人愿意入学充当武学生。对此，身为参知政事的范仲淹上疏皇帝道：“国家兴置武学，但却苦于无人愿意入学，长此下去，只怕敌国认为我国没有英雄。不如下令取消武学的名义，如果学生中有喜好兵法者，可由本监官员做保，让其秘密地去读兵书。”于是，中国（或许也是世界上）第一所专门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武学只存在了90余天，就被迫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王安石变法时，再次提出学校教育要“求专门，兼文武”，在东京设立武学，教授军事知识。乾道七年（1171年）七月庚寅，诏武学该赴解试人，以五十人为额。淳熙五年（1178年）置武学国子员。其后庆元五年（1199年），诸州州学置武士斋舍，按其学生武艺而选任官员，闲时耕种，“籍在官荒田，以备饩廪”，但此制过了不久便废止了。

后清朝只设武举而无武学，可以说为近代中国军事落后埋下了祸根。

200.义学

清代台湾的学校教育，有府县儒学、义学、社学、书院及书房等。学，俗称义塾，清朝义学之设，系根据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定义学小学之制”，及康熙五十一年（1713年），“令各省府州县多立义学，聚集孤寒，延师教读”之规定而办理。

义学产生于北宋时期，始于名相范仲淹，是一种专为民间孤寒子弟所设立的学校。这类学校，有的是一些官员、地主出资在家乡所开办，也有以祠堂地租或私人捐款而设。长沙地区自宋代开始，已有了义学的记载。宋真宗天禧（1017-1021）年间，湘阴人邓咸“创义学于县南，以训族子弟及四方游学。

义学之创立，由所在地官民义捐创立，或由官司创建，或单殊属个人私设；学生年龄为六岁至十一岁，学习读书写字，为地方的基础教育。

201.社学

社学是地方官奉朝廷诏令在乡村设立的“教童蒙始学”的学校。始设于元代。

元、明、清三代的地方小学。创立于元二十三年。元制50家为一社，每社设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施引教化，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孝经》、《小学》、《大学》、《论语》、《孟子》，并以教劝农桑为主要任务。明承元制，各府、州、县皆立社学，以教化为主要任务，教育15岁以下之幼童；教育内容更包括御制大诰、本朝律令及冠、婚、丧、祭等礼节，以及经史历算之类。清初令各直省的府、州、县置社学，每乡置社学一所，社师择“文义通晓，行宜谨厚”者充补。凡近乡子弟，年12以上，20以下，有志学文者，皆可入学肄（yi）业，入学者得免差役。社学是当时农村启蒙教育的一种形式，明清两代，社学成为乡村公众办学的形式，带有义学性质，多设于当地文庙。社学一直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地方文教机构，但在鸦片战争爆发后，广东人民亦曾利用它作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组织。

多层次办学、多形式兴教是江西古代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诸多层次、诸种形式的办学中，不能不提到社学。社学是官立的用于启蒙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始创于元代，至清末而终结。

第四篇　古代关于人的称谓

202.直称姓名

大致有三种情况：（1）自称姓名或名。如“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2）用于介绍或作传。如“遂与鲁肃俱诣孙权”，“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3）称所厌恶、所轻视的人。如“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

203.称字

古人幼时命名，成年（男20岁、女15岁）取字，字和名有意义上的联系。字是为了便于他人称谓，对平辈或尊辈称字出于礼貌和尊敬。如称屈平为屈原，司马迁为司马子长，陶渊明为陶元亮，李白为李太白，杜甫为杜子美，韩愈为韩退之，柳宗元为柳子厚，欧阳修为欧阳永叔，司马光为司马君实，苏轼为苏子瞻，苏辙为苏子由等。

204.称号

号又叫别号、表号。名、字与号的根本区别是：前者由父亲或尊长取定，后者由自己取定。号，一般只用于自称，以显示某种志趣或抒发某种情感；对人称号也是一种敬称。如：陶潜号五柳先生，李白号青莲居士，杜甫号少陵野老，白居易号香山居士，李商隐号玉溪生，贺知章晚年自号四明狂客，欧阳修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王安石晚年号半山，苏轼号东坡居士，陆游号放翁，文天祥号文山，辛弃疾号稼轩，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杨万里号诚斋，罗贯中号湖海散人，关汉卿号已斋叟，吴承恩号射阳山人，方苞号望溪，吴趼人号我佛山人，袁枚号随园老人，刘鹗号洪都百炼生。

205.称谥号

古代王侯将相、高级官吏、著名文士等死后被追加的称号叫谥号。如称陶渊明为靖节征士，欧阳修为欧阳文忠公，王安石为王文公，范仲淹为范文正公，王翱为王忠肃公，左光斗为左忠毅公，史可法为史忠烈公，林则徐为林文忠公。而称奸臣秦桧为缪丑则是一种“恶谥”。

206.称斋名

指用斋号或室号来称呼。如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斋名为诚斋，人们称其为杨诚斋；姚鼐因斋名为惜抱轩而被称为姚惜抱、惜抱先生。再如称蒲松龄为聊斋先生，梁启超为饮冰室主人，谭嗣同为谭壮飞（其斋名为壮飞楼）。

207.称籍贯

如唐代诗人孟浩然是襄阳人，故而人称孟襄阳；张九龄是曲江人，故而人称张曲江；柳宗元是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故而人称柳河东；北宋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故而人称王临川；明代戏曲家汤显祖被称为汤临川（江西临川人）；清初学者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亭林镇人，被称为顾亭林；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被称为袁项城（河南项城人）。清末有一副饱含讥刺的名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合肥”指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下联“常熟”即指出生江苏常熟的翁同解。

208.称郡望

韩愈虽系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但因昌黎（今辽宁义县）韩氏为唐代望族，故韩愈常以“昌黎韩愈”自称，世人遂称其为韩昌黎。再如苏轼本是四川眉州人，可他有时自己戏称“赵郡苏轼”、“苏赵郡”，就因为苏氏是赵郡的望族。

209.称官名

如“孙讨虏聪明仁惠”，“孙讨虏”即孙权，因他曾被授讨虏将军的官职，故称。《梅花岭记》有“经略从北来”、“谓颜太师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脱”句，“经略”是洪承畴的官职，“太师”是颜真卿官职“太子太师”的省称，“少保”则是文天祥的官职。《与妻书》：“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司马”指白居易，曾任江州司马。把官名用作人的称谓在古代相当普遍，如称贾谊为贾太傅；“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嵇康曾拜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至今人们还称其王右军；王维曾任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杜甫曾任左拾遗，故而被称为杜拾遗，又因任过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被称为杜工部；刘禹锡曾任太子宾客，被称为刘宾客；柳永曾任屯田员外郎，被称为柳屯田；苏轼曾任端明殿翰林学士，被称为苏学士。

210.称爵名

训俭示康》“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寇准的爵号是莱国公，莱公是省称。《梅花岭记》“和硕豫亲王以先生呼之”，清代多铎被封为豫亲王。《柳敬亭传》“宁南南下，皖帅欲结欢宁南，致敬亭于幕府”，宁南是明末左良玉爵号宁南侯的省称。再如诸葛亮曾封爵武乡侯，所以后人以武侯相称；南北朝诗人谢灵运袭其祖谢玄的爵号康乐公，故世称谢康乐；唐初名相魏徵曾封爵郑国公，故世称魏郑公；名将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因功封爵汾阳郡王，世称郭汾阳；大书法家褚遂良封爵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北宋王安石封爵荆国公，世称王荆公；司马光曾封爵温国公，世称司马温公；明初朱元璋的大臣刘基封爵诚意伯，人们以诚意伯相称。

211.称官地

如《游褒禅山记》“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前两人兼称籍贯、姓名及字，后两人先写与作者关系，再称名和字；《五人墓碑记》“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前两人兼称官职、字和姓，后一人称字和姓；《梅花岭记》“督相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兼称官职与谥号，“马副使鸣騄、任太守民育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皆死”，兼称姓、官职和名；《促织》“余在史馆，闻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鸡者事”，兼称官职、籍贯和尊称。

212.谦称

213.敬称

表示尊敬客气的态度，也叫“尊称”。（1）对帝王的敬称有万岁、圣上、圣驾、天子、陛下等。驾，本指皇帝的车驾。古人认为皇帝当乘车行天下，于是用“驾”代称皇帝。古代帝王认为他们的政权是受命于天而建立的，所以称皇帝为天子。古代臣子不敢直达皇帝，就告诉在陛（宫殿的台阶）下的人，请他们把意思传达上去，所以用陛下代称皇帝。（2）对皇太子、亲王的敬称是殿下。（3）对将军的敬称是麾下。（4）对有一定地位的人的敬称：对使节称节下；对三公、郡守等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称阁下，现在多用于外交场合，如大使阁下。（5）对于对方或对方亲属的敬称有令、尊、贤等。令，意思是美好，用于称呼对方的亲属，如令尊（对方父亲）、令堂（对方母亲）、令阃（对方妻子）、令兄（对方的哥哥）、令郎（对方的儿子）、令爱（对方的女儿）。尊，用来称与对方有关的人或物，如尊上（称对方父母）、尊公、尊君、尊府（皆称对方父亲）、尊堂（对方母亲）、尊亲（对方亲戚）、尊驾（称对方）、尊命（对方的嘱咐）、尊意（对方的意思）。贤，用于称平辈或晚辈，如贤家（称对方）、贤郎（称对方的儿子）、贤弟（称对方的弟弟）。仁，表示爱重，应用范围较广，如称同辈友人中长于自己的人为仁兄，称地位高的人为仁公等。（6）称年老的人为丈、丈人，如“子路从而后，遇丈人”（《论语》）。唐朝以后，丈、丈人专指妻父，又称泰山，妻母称丈母或泰水。（7）称谓前面加“先”，表示已死，用于敬称地位高的人或年长的人，如称已死的皇帝为先帝，称已经死去的父亲为先考或先父，称已经死去的母亲为先慈或先妣，称已死去的有才德的人为先贤。称谓前加“太”或“大”表示再长一辈，如称帝王的母亲为太后，称祖父为大（太）父，称祖母为大（太）母。唐代以后，对已死的皇帝多称庙号，如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宋仁宗、元世祖、明太祖等；明清两代，也用年号代称皇帝，如称朱元璋为洪武皇帝，称朱由检为崇祯皇帝，称玄烨为康熙皇帝，称弘历为乾隆皇帝。（8）对尊长者和用于朋辈之间的敬称有君、子、公、足下、夫子、先生、大人等。（9）君对臣的敬称是卿或爱卿。（10）对品格高尚、智慧超群的人用“圣”来表敬称，如称孔子为圣人，称孟子为亚圣。后来，“圣”多用于帝王，如圣上、圣驾等。

214.贱称

表示轻慢斥骂的态度。如《荆轲刺秦王》：“今往而不反者，竖子也。”《毛遂自荐》：“白起，小竖子耳。”《鸿门宴》：“竖子不足与谋！”《孔雀东南飞》：“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

215.特殊称谓

主要有以下四种：（1）百姓的称谓。常见的有布衣、黔首、黎民、生民、庶民、黎庶、苍生、黎元、氓等。（2）职业的称谓。对一些以技艺为职业的人，称呼时常在其名前面加一个表示他的职业的字眼，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人的职业身份。如《庖丁解牛》中的“庖丁”，“丁”是名，“庖”是厨师，表明职业。《师说》中的“师襄”和《群英会蒋干中计》中提到的“师旷”，“师”，意为乐师，表明职业。《柳敬亭传》中的“优孟”，是指名叫“孟”的艺人。“优”，亦称优伶、伶人，古代用以称以乐舞戏谑为职业的艺人，后亦称戏曲演员。（3）不同的朋友关系之间的称谓。贫贱而地位低下时结交的朋友叫“贫贱之交”；情谊契合、亲如兄弟的朋友叫“金兰之交”；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叫“刎颈之交”；在遇到磨难时结成的朋友叫“患难之交”；情投意合、友谊深厚的朋友叫“莫逆之交”；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异性好朋友叫“竹马之交”；以平民身份相交往的朋友叫“布衣之交”；辈份不同、年龄相差较大的朋友叫“忘年交”；不拘于身份、形迹的朋友叫“忘形交”；不因贵贱的变化而改变深厚友情的朋友叫“车笠交”；在道义上彼此支持的朋友叫“君子交”；心意相投、相知很深的朋友叫“神交”（“神交”也指彼此慕名而未见过面的朋友）。（4）年龄的称谓。古人的年龄有时不用数字表示，不直接说出某人多少岁或自己多少岁，而是用一种与年龄有关的称谓来代替。垂髫（tiao）是三四岁至八九岁的儿童（髫，古代儿童头上下垂的短发）。总角是八九岁至十三四岁的少年（古代儿童将头发分作左右两半，在头顶各扎成一个结，形如两个羊角，故称“总角”）。豆蔻是十三四岁至十五六岁（豆蔻是一种初夏开花的植物，初夏还不是盛夏，比喻人还未成年，故称未成年的少年时代为“豆蔻年华”）。束发是男子十五岁（到了十五岁，男子要把原先的总角解散，扎成一束）。弱冠是男子二十岁（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表示已经成人，因为还没达到壮年，故称“弱冠”）。而立是男子三十岁（立，“立身、立志”之意）。不惑是男子四十岁（不惑，“不迷惑、不糊涂”之意）。知命是男子五十岁（知命，“知天命”之意）。花甲是六十岁。古稀是七十岁。耄（mao）耋（die）指八九十岁。期颐指一百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第五篇　节日风俗礼仪

216.“五·四”青年节

五四青年节，是为纪念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而设立的。它来源于中国1919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规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1949年12月，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宣布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青年节期间，中国各地都要举行丰富多采的纪念活动，青年们还要集中进行各种社会志愿和社会实践活动，还有许多地方在青年节期间举行成人仪式。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217.“八·一”建军节

每年的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因此也叫“八一”建军节。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218.“十·一”国庆节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纪念日。这里应该说明一点，在许多人的印象中，1949年的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数十万军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其实，人们头脑中的这一印象并不准确。因为，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典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而不是开国大典。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早在当年10月1日之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宣布过了。当时也不叫“开国大典”，而是称作“开国盛典”。时间是1949年9月21日。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中就已经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那么10月1日的国庆又是怎么回事呢？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委员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毛泽东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

1949年10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从1950年起，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了。

219.盂兰盆节

中元节是道教的说法，中国古代以一、七、十月之十五日分称上元、中元、下元：上元是天官赐福日，中元为地官赦罪日，下元为水官解厄日。所以会在中元时普渡孤魂野鬼。中元节——农历7月15日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中元节”。在南方，亦称“鬼节”。也有说法中元节是在农历7月14日。节日这天，人们带上祭品，到坟上去祭奠祖先，与清明节上坟相似。在封建时代，地方官府还命令寺庙的和尚道士设孤魂道场，以祭奠阵亡的军士，中元节时，人们要焚烧大量的纸钱。它的另一叫法即盂兰盆节。

220.傣族的泼水节

泼水节是傣族最隆重的节日，也是云南少数民族中影响面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节日。泼水节是傣族的新年，相当于公历的四月中旬，一般持续3至7天。第一天傣语叫“麦日”，与农历的除夕相似；第二天傣语叫“恼日”（空日）；第三天是新年，叫“叭网玛”，意为岁首，人们把这一天视为最美好，最吉祥的日子。

傣族泼水节又名“浴佛节”，傣语称为“比迈”（意为新年），西双版纳德宏地区的傣族又称此节日为“尚罕”和“尚键”，两名称均源于梵语，意为周转、变更和转移，指太阳已经在黄道十二宫运转一周开始向新的一年过渡。阿昌、德昂、布朗、佤等族过这一节日。柬埔寨、泰国、缅甸、老挝等国也过泼水节。

泼水节源于印度，是古婆罗门教的一种仪式，后为佛教所吸收，约在公元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经缅甸随佛教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随着佛教在傣族地区影响的加深，泼水节成为一种民族习俗流传下来，至今已数百年。在泼水节流传的过程中，傣族人民逐渐将之与自己的民族神话传说结合起来，赋予了泼水节更为神奇的意蕴和民族的色彩。

221.彝族火把节

火把节是彝族、白族、纳西族、基诺族、拉祜族等火把节民族的古老而重要的传统节日，有着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蜚声海内外，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不同的民族举行火把节的时间也不同，大多是在农历的六月二十四，主要活动有斗牛、斗羊、斗鸡、赛马、摔跤、歌舞表演、选美等。在新时代，火把节被赋予了新的民俗功能，产生了新的形式。

节日那天，寨里家家户户都要在门前竖立若干火把，准备活动使用。同时在村寨附近选择一块开阔地，在地中央竖立一根长10～20米的青松，青松顶端横放一根挂满红色纸花的木棒，缘青松四周用易燃柴草堆砌成一个宝塔形大火炬，作为活动场所。傍晚，节日活动的主持人率领锣鼓队敲锣打鼓，寨中各家闻听锣鼓声即出门点燃火把，男女老少举着火把向活动场所汇集。人们到齐之后，主持人一声号令，大家举火把向宝塔形火炬奔去，将其点燃。一时火光冲天，欢声四起，大家各举小火把围着大火炬，跳起“丰收舞”，唱起丰收歌，载歌载舞，热情奔放。歌舞结束，各家各户的人们举着火把向自己的田土走去，分散举行火把游行，一直要游遍各自的田边地角，以此表达消灭害虫，祝祈风调雨顺，确保五谷丰收，人丁平安，六畜兴旺的心愿。织金彝族的火把节，以三塘镇松树坪的节日活动场面为大，每年均有上千人参加。活动场所还立有序碑，记述这里火把节的形成与延续。近年来，随着彝族同胞经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火把节的气氛也一年比一年隆重，县民族文工队以火把节丰收舞为素材编练的彝族舞蹈《铜铃声声庆丰收》参加省、地汇演获得好评。

222.瑶族达努节

马山、都安、巴马、平果、隆安等地自称“布努”的瑶族传统节日。又名二九节、祖娘节、祝著节、瑶年。达努，瑶语意为老慈母。传说农历五月二十九日是瑶族始母密洛陀的生日，后人出于崇拜，定该日为祝寿日。是日，家家户户杀猪宰羊，宴请宾客，同时还举行铜鼓舞、斗画眉、赛弓箭、赛马等文娱活动。达努节经历史变迁，逐渐从民间宗教节日变成丰收节和平安节。

223.傈僳族刀杆节

由来于一个传说：

明朝时候，朝廷派兵部尚书王骥来边疆安边设卡。王尚书到职后，体察边民的疾苦，积极帮助傈僳族人民发展生产，使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受到傈傈族人民的爱戴。后来，王尚书遭奸臣的诬告，被调回朝廷。在二月初八的洗尘宴上，王尚书被奸臣用毒酒害死。当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傈僳山寨时，气得人们摩拳擦掌，为了给王尚书报仇。傈僳族人民决定将五尚书遇害的二月初八定为操练武功的日子。

在傈僳族中，“刀杆节”的习俗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相传，明代外族入侵云南边疆，朝廷派出兵部尚书王骥带兵前往御敌。王骥到达滇西北后，依靠当地傈僳人民团结战斗，很快地驱逐了入侵者。二月初八，王骥奉旨回京，不幸在途中被奸臣害死。为了纪念这位反抗外族入侵的人物及在战斗中牺牲的人，傈僳族人民决定将这一天作为“刀杆节”，由此沿袭，逐渐形成一种传统的体育活动。

224.藏族的晒佛节

雪顿节是每年藏历六月底七月初，是西藏传统的节日。在藏语中，“雪”是酸奶子的意思，“顿”是“吃”、“宴”的意思，雪顿节按藏语解释就是吃酸奶子的节日，因此又叫“酸奶节”。因为雪顿节期间有隆重热烈的藏戏演出和规模盛大的晒佛仪式，所以有人也称之为“藏戏节”、“晒佛节”。

雪顿节是藏传佛教以及西藏地区生活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也是西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目之一，一般在藏历的6月举行。

在藏语中，“雪“是酸奶子的意思，"顿”是“宴”的意思，雪顿节按藏语解释，也就是吃酸奶子的节日。后来由于雪顿的活动内容逐渐演变为以藏戏汇演为主，所以也有人把它称为”藏戏节"。这个节日不仅拉萨有，日喀则也有，不过在日喀则地区时间稍晚些，当地叫“色木钦波”。

雪顿节，是西藏最隆重的节日，千千万万的佛教徒从全世界涌向拉萨，以最虔诚的心、一步一个顶礼膜拜，朝圣道至高无上的佛祖。佛教信徒们到山上去修行，修行完毕时家里的亲人带着酸奶到山上去迎接他们，在回家的路上人们吃酸奶、跳舞、唱歌。

每年此时，西藏各地的藏戏主要流派会聚在拉萨罗布林卡连续几天进行表演和比赛，其场面热闹非凡。最隆重的晒佛仪式、最欢腾的藏戏表演，还有赛牦牛、歌舞表演，神秘的西藏风情尽在眼下。

225.藏族的雪顿节

雪顿节起源于公元11世纪中叶，那时雪顿节是一种纯宗教活动。民间相传，佛教的戒律有三百多条，最忌讳的是杀生害命。由于夏季天气变暖，草木滋长，百虫惊蛰，万物复苏，其间僧人外出活动难免踩杀生命，有违“不杀生”之戒律。因此，格鲁派的戒律中规定藏历四月至六月期间，喇嘛们只能在寺院待着，关门静静地修炼，称为“雅勒”，意即“夏日安居”，直到六月底方可开禁。待到解制开禁之日，僧人纷纷出寺下山，世俗老百姓为了犒劳僧人，备酿酸奶，为他们举行郊游野宴，并在欢庆会上表演藏戏。这就是雪顿节的由来。

226.回族的圣纪节

纪节，亦称圣忌节，冒路德节，为伊斯兰教的三大节日之一。相传穆罕默德（约570一632年）诞辰和逝世都在伊斯兰教历的3月12日，穆斯林为了纪念伊斯兰教圣人穆罕默德复兴的伊斯兰教，在他诞辰和逝世的这天举行集会。以后，逐渐演烃为伊斯兰教的节日。节日活动多由清真寺主持。届时，穆斯林要穿戴整齐，到清真寺沐浴。更衣、礼拜，听阿匐们念经，讲述穆罕默德的历史和复兴伊斯兰教的功绩。然后息、游玩一天。

圣纪节是伊斯兰教的重要节日，为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诞辰日，但逊尼派和什叶派纪念圣纪节的日期不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穆斯林基本是逊尼派，所以圣纪节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重要节日。逊尼派的圣纪节是伊斯兰历3月12日，什叶派是3月17日。据说当年穆罕默德经常在自己出生的日子（星期一）进行斋戒，但现在穆斯林过圣纪节并不把斋，而是准备许多好吃的食品庆祝，讲述穆罕默德生前的事迹等。

227.回族的开斋节

开斋节是伊斯兰教节日。在伊斯兰教历10月1日。中国新疆地区称肉孜节（Roza，波斯语，意为斋戒）。按伊斯兰教法规定，伊斯兰教历每年9月为斋戒月。凡成年健康的穆斯林都应全月封斋，即每日从拂晓前至日落，禁止饮食和房事等。封斋第29日傍晚如见新月，次日即为开斋节；如不见，则再封一日，共为30日，第二日为开斋节，庆祝一个月的斋功圆满完成。

开斋节是伊斯兰教三大节日（圣纪节/伊斯兰教历三月十二日、开斋节/伊斯兰教历十月一日、宰牲节/伊斯兰教历十二月十日）之一。我国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柯尔克孜、撒拉、东乡、保安等少数民族共同欢度的节日。在伊斯兰教历10月1日，又称拉玛丹节，中国新疆地区称肉孜节（Roza，波斯语，意为斋戒），回族群众称之为“大尔德”。开斋节是阿拉伯语“尔迪菲图尔”的意译（“尔迪”就是节日的意思）。按伊斯兰教法规定，伊斯兰教历每年9月为斋戒月，伊斯兰教历的9月，穆斯林习惯用阿拉伯语称呼为“莱麦丹”月，“莱麦丹”是练的意思，即练思想、练意志、练身体，也称“斋月”，通常也称“封斋”、“把斋”。凡成年健康的穆斯林都应全月封斋，即每日从拂晓前至日落，禁止饮食和房事等。封斋第29日傍晚如见新月，次日即为开斋节；如不见，则再封一日，共为30日，第二日为开斋节，庆祝一个月的斋功圆满完成。是日，穆斯林前往清真寺参加会礼，听伊玛目宣讲教义。

伊斯兰教法规定在节日进行下列七件事是可嘉行为：①拂晓即吃食物，以示开斋；②刷牙；③沐浴；④点香；⑤穿洁美服装；⑥会礼前交“菲土尔·赛德盖”（开斋施舍）；⑦低声诵念赞主词。

开斋节始于伊斯兰教纪元第2年。此后，每逢此节，世界各地穆斯林都以热情和虔敬的心情参加节日活动。根据各地的风俗习惯，庆祝形式不尽相同，有的炸油香制美食互赠或款待亲友；有的请阿訇诵经祈祷；有的聚会联欢等。

228.回族的古尔邦节

古尔邦节是我国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柯尔克孜、撒拉、东乡、保安等少数民族共同的盛大节日。“古尔邦”在阿拉伯语中称作尔德·古尔邦，或称为尔德·阿祖哈。“尔德”是节日的意思。“古尔邦”和“阿祖哈”都含有“牺牲”“献身”的意思，所以一般把这个节日叫“牺牲节”或“宰牲节”。也译作“库尔班”。

时间是伊斯兰教历12月10日，即朝觐期的最后一天。古尔邦节的宰牲，起源于关于古代先知易卜拉欣的故事。易卜拉欣独尊安拉并无比忠诚，他常以大量牛、羊、骆驼作为牺牲献礼，作为敬拜安拉的一种方式，人们对他无私的虔诚行为大惑不解。而且当时易卜拉欣老来无子，甚是烦恼，即向安拉祈祷：倘若安拉给他一子半女，即使以爱子做为牺牲，他也决不痛惜。后来，他的妻子真生了一个儿子——伊斯玛仪，伊斯玛仪的出生，给他老两口带来了无尽的愉悦。光阴荏苒，他把许愿的事情忘记了。在伊斯玛仪长成一个英俊的少年的时候，安拉的考验来了。安拉几次在梦境中默示他履行诺言。于是他先向爱子伊斯玛仪说明原委，并带他去麦加城米纳山谷，准备宰爱子以示对安拉忠诚。途中，恶魔易卜劣厮几次出现，教唆伊斯玛仪抗命和逃走，伊斯玛仪拒绝魔鬼的诱惑，愤怒地抓起石块击向恶魔，最后顺从地躺在地上，遵从主命和其父的善举。正当易卜拉欣举刀时，天使吉卜利勒奉安拉之命降临，送来一只黑头羝羊以代替牺牲。安拉并默示：“‘易卜拉欣啊！你确已证实那个梦了。’我必定要这样报酬行善的人们。这确是明显的考验。”（《古兰经》37：104～106）。为纪念这一事件和感谢真主，先知穆罕默德继承了这一传统，列为朝觐功课礼仪之一。教法规定；凡经济条件宽裕的穆斯林，每年都要奉行宰牲礼仪。朝觐者在12月10日举行宰牲，其他各地的穆斯林自10～12日，期限为3天。超逾期限，宰牲无效。穆罕默德在麦加传播伊斯兰教时，真主降示：“我确已赐你多福，故你应当为你的主而礼拜，并宰牺牲”（《古兰经》108：1～2）。穆罕默德顺主命，效发易卜拉欣宰牲献祭，于伊斯兰教历2年（633）12月10日定制会礼，即今宰牲节。宰牲与朝觐同义，目的为求接近真主。

229.白族的“三月街”

三月街又名“观音市”，是白族盛大的节日和街期。每年夏历三月十五至二十日在大理城西的点苍山脚下举行。最初它带有宗教活动色彩，后来逐渐变为一个盛大的物资交流会。明清时期，四川、西藏、江南各省都有商人到此贸易。它不仅是个交换场所，还是表演各种舞蹈和赛马、竞技的园地。解放后，三月街已发展成滇西各族人民一年一度繁荣的物资交流和民族体育文艺大会，对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月街有一些奇妙的传说。据说很久以前，有一个暴君每天吃一对人的眼球，给当地白族人带来深重的灾难。当时有个充满神奇威力的勇士，为了给白族人民除魔灭害，在三月的一天巧施妙计，把暴君骗到苍山的中和峰麓，唤来神狗消灭了他。为了纪念这个勇士和白族人民得救的大好日子，人们便每年在农历三月十五至二十日，聚集在苍山脚下，欢歌乐舞。年复一年，便形成了一年一度的“三月街”。

人们更喜欢的是另一个传说：洱海边有一个打鱼的小伙子，妻子是龙王的三公主。有年农历三月十五日晚，月亮特别皎洁。三公主抬头望月，想起那是嫦娥在月宫举办一年一度的月街。她就叫来了一条龙，夫妻双双骑着去赶月街。月亮上的街市货物繁多，看得人心花怒放，可所有的货物只能参观不能买。空手而归的夫妇俩在回家的路上商量定了一个主意：也要在苍山脚下举办一个月街，而且要让大家想买什么就能买到什么。于是，他们就来到苍山中和峰东麓的缓坡上，种了一棵大青树，每年农历三月十五起在树下做买卖七天。于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热闹的集市，而人们习惯将这个节庆称为“月街”。

230.纳西族的“祭龙节”

祭龙节：因地域等原因，各地举行日期不尽相同，但多半在二月初三、三月初三、六月初六举行。祭龙分大祭和小祭，小祭即杀猪宰鸡，大祭则宰牛，祭礼由村中德高望重的被称为“龙头”的老人主持，祭坛设在“龙树下”。各家各户自己置办齐猪、鸡、鸭等祭物，由家中男性前往献祭。祭时停产三日，祭后的第一个午日，各户派一个男性自带酒肉去“龙头”家聚餐，以示谢意。

藏族先民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先民一样，经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有过天真烂漫的幻想，独特的思维方式，宇宙构想。其中他们的神灵体系就是建立在对宇宙构想之上的。他们认为整个宇宙分为三层：天上，地上，地下，也即是天界，地界，水界，相应地各个阶层都有神灵统辖，掌管。天界为“赞”神，地界是年神，水界却是龙神，他们共同执掌人世间福禄凶灾，人们对这三类神灵既敬畏，又感激。在这种心理驱使下，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民俗事项，节日文化就是突出一例，在“赞”神，年神文化中的节日我们已作了介绍，那么在龙神信仰基础上产生的节日又是什么？无疑祭龙节是最典型的实例。

231.七夕节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是我国汉族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因为此日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少女，而节日活动的内容又是以乞巧为主，故而人们称这天为“乞巧节”或“少女节”、“女儿节”。七夕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也是过去姑娘们最为重视的日子。在这一天晚上，妇女们穿针乞巧，祈祷福禄寿活动，礼拜七姐，仪式虔诚而隆重，陈列花果、女红，各式家具、用具都精美小巧、惹人喜爱。2006年5月20日，七夕节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又被认为是“中国情人节”。

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耀，一道白茫茫的银河象天桥横贯南北，在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

七夕坐看牵牛织女星，是民间的习俗。相传，在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是天上织女与牛郎在鹊桥相会之时。

牵牛星和织女星织女是一个美丽聪明、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妇女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乞求智慧和巧艺，也少不了向她求赐美满姻缘，所以七月初七也被称为乞巧节。

人们传说在七夕的夜晚，抬头可以看到牛郎织女的银河相会，或在瓜果架下可偷听到两人在天上相会时的脉脉情话。

女孩们在这个充满浪漫气息的晚上，对着天空的朗朗明月，摆上时令瓜果，朝天祭拜，乞求天上的仙女能赋予她们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让自己的针织女工技法娴熟，更乞求爱情婚姻的姻缘巧配。过去婚姻对于女性来说是决定一生幸福与否的终身大事，所以，世间无数的有情男女都会在这个晚上，夜静人深时刻，对着星空祈祷自己的姻缘美满。

232.春节

我国传统习俗中最隆重的节日。此节乃一岁之首。古人又称元日、元旦、元正、新春、新正等，而今人称春节，是在采用公历纪元后。古代“春节”与“春季”为同义词。春节习俗一方面是庆贺过去的一年，一方面又祈祝新年快乐、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多与农事有关。迎龙舞龙为取悦龙神保佑，风调雨顺；舞狮源于镇慑糟蹋庄稼、残害人畜之怪兽的传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接神、敬天等活动已逐渐淘汰，燃鞭炮、贴春联、挂年画、耍龙灯、舞狮子、拜年贺喜等习俗至今仍广为流行。

233.元宵

元宵，原先只是古时的印度的摩喝陀国为了他们的国教佛教而设的一个日子，在那里每逢正月十五，僧众云集瞻仰佛舍利，是参佛的吉日良辰。元宵在我国最初的叫法其实就是指汤圆，说起汤圆，没人不知道它的模样及形状，想必还会令人不自觉的流口水。

元宵，原意为“上元节的晚上”，因正月十五“上元节”主要活动是晚上的观灯赏月，后来节日名称也演化为“元宵节”。正月十五闹元宵，将从除夕开始延续的庆祝活动推向又一个高潮。元宵之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赏灯，猜灯谜，吃元宵，成为世代相沿的习俗。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就有了，元宵赏灯始于东汉明帝时期，明帝提倡佛教，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日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佛教礼仪节日逐渐形成民间盛大的节日。该节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由中原到全国的发展过程。

234.寒食

我国民间传统节日。节日里严禁烟火，只能吃寒食。在冬至后的一百零五天或一百零六天，在清明前一、二日。相传，春秋时晋公子重耳流亡在外，大臣介子推曾割股啖之。重耳做国君后，大封功臣，独未赏介子推。子推便隐居山中。重耳闻之甚愧，为逼他出山受赏，放火烧山。子推抱木不出而被烧死。重耳遂令每年此日不得生火做饭，追念子推，表示对自己过失的谴责。因寒食与清明时间相近，后人便将寒食的风俗视为清明习俗之一。

235.清明

清明节是中国民间重要传统节日，是重要的“八节”（上元、清明、立夏、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和除夕）之一。一般是在公历的四月五日，但其节期很长，有十日前八日后及十日前十日后两种说法，这近二十天内均属清明节。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本来，寒食节与清明节是两个不同的节日，到了唐朝，将祭拜扫墓的日子定为寒食节。寒食节正确的日子是在冬至后一百零五天，约在清明前后，因两者日子相近，所以便将清明与寒食合并为一日了！

在墓前祭祖扫墓，这个习俗在中国起源甚早。早在西周时对墓葬就十分重视。东周战国时代《孟子·齐人篇》也曾提及一个为人所耻笑的齐国人，常到东郭坟墓同乞食祭墓的祭品，可见战国时代扫墓之风气十分盛行。到了唐玄宗时，下诏定寒食扫墓为当时“五礼”之一，因此每逢清明节来到，“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父母丘墓。”（柳宗元《与许京兆书》）扫墓遂成为社会重要风俗。

而在仍有些寒冷的春天，又要禁火吃冷食，怕有些老弱妇孺耐不住寒冷，也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于是就定了踏青、郊游、荡秋千，踢足球、打马球、插柳，拔河，斗鸡等户外活动，让大家出来晒晒太阳，活动活动筋骨，增加抵抗力。因此，清明节除了祭祖扫墓之外，还有各项野外健身活动，使这个节日，除了有慎终追远的感伤情怀，还融合了欢乐赏春的气氛；既有生离死别的悲酸泪，又到处是一派清新明丽的生动景象。真是一个极富特色，非常特别的节日。清明祭扫坟茔是和丧葬礼俗有关的节俗。据载，古代“墓而不坟”，就是说只打墓坑，不筑坟丘，所以祭扫就不见于载籍。后来墓而且坟，祭扫之俗便有了依托。秦汉时代，墓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礼俗活动。《汉书·严延年传》载，严氏即使离京千里也要在清明“还归东海扫墓地”。就中国人祖先崇拜和亲族意识的发达、强固来看，严延年的举动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后世把上古没有纳入规范的墓祭也归入五礼之中：“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得到官方的肯定，墓祭之风必然大盛。

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二十四节气之一。在每年四月四或五、六日，民俗于此期间扫墓。

由于中国广大地区有在清明之日进行祭祖、扫墓、踏青的习俗，逐渐演变为华人以扫墓、祭拜等形式纪念祖先的一个中国传统节日，在仲春与暮春之交，一般为冬至之后106天，寒食节的后一天。扫墓活动在节前后可延续十天左右。

236.端午

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等；端午节是中国汉族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更有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蒿草、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的习俗。“端午节”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之一，并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时至今日，端午节在中国人民中仍是一个十分盛行的隆重节日。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9年9月30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会议决定：中国端午节成功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传说端午节是为了纪念战国时代楚国诗人屈原，他在五月初五这天投汨罗江自尽殉国。屈平，字原，屈原通常称为屈原，又自云名正则，号灵均，汉族，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虽忠事楚怀王，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最终投汨罗江而死。

此说最早出自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和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据说，屈原投汨罗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一直行至洞庭湖，始终不见屈原的尸体。那时，恰逢雨天，湖面上的小舟一起汇集在岸边的亭子旁。当人们得知是为了打捞贤臣屈大夫时，再次冒雨出动，争相划进茫茫的洞庭湖。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此后才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百姓们又怕江河里的鱼吃掉他的身体，就纷纷回家拿来米团投入江中，以免鱼虾糟蹋屈原的尸体，后来就成了吃粽子的习俗。看来，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与纪念屈原相关，有唐代文秀《端午》诗为证：“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237.乞巧

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少女节或七夕。相传，天河东岸的织女嫁给河西的牛郎后，云锦织作稍慢，天帝大怒，将织女逐回，只许两人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夜晚在鹊鸟搭成的桥上相会。或说：天上的织女嫁给了地上的牛郎，王母娘娘将织女抓回天庭，只许两人一年一度鹊桥相会。每年七月初七晚上，妇女们趁织女与牛郎团圆之际，摆设香案，穿针引线，向她乞求织布绣花的技巧。在葡萄架下，静听牛郎织女的谈话，也是七月七的一大趣事。

238.中秋

中秋节，中国传统节日，为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八月为秋季的第二个月，古时称为仲秋，因处于秋季之中和八月之中，故民间称为中秋，又称秋夕、八月节、八月半、月夕、月节，又因为这一天月亮满圆，象征团圆，又称为团圆节。

吃月饼以示“团圆”。月饼，又叫胡饼、宫饼、月团、丰收饼、团圆饼等，是古代中秋祭拜月神的供品。相传我国古代，帝王就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在民间，每逢八月中秋，也有左右拜月或祭月的风俗。“八月十五月儿圆，中秋月饼香又甜”，这句名谚道出中秋之夜城乡人民吃月饼的习俗。月饼最初是用来祭奉月神的祭品，后来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与品尝月饼，作为家人团圆的一大象征，慢慢的，月饼也就成为了节日的必备礼品。

月饼是圆的，且被赋予团圆之意的朝代是明，刘侗《帝京景物略》说：“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饼必圆。”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八月十五谓之中秋，民间又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还记述了明代北京中秋制作月饼的盛况：坊民皆“造月饼相遗，大小不等，呼为月饼。市肆至以果为馅，巧名异状，有一饼值数百钱者。”心灵手巧的制饼工人翻新出奇，月饼上做出各种花样，彭蕴章《幽州土风吟》描述说：“月宫符，画成玉兔窑台居；月宫饼，制就银蟾紫府影。一双蟾兔满人间，悔煞嫦娥窃药年；奔入广寒归不得，空劳玉杵驻丹颜。”清代，中秋吃月饼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俗，且制作技巧越来越高。清人袁枚《随园食单》介绍道：“酥皮月饼，以松仁、核桃仁、瓜子仁和冰糖、猪油作馅，食之不觉甜而香松柔腻，迥异寻常。”北京的月饼则以前门致美斋所制为第一。遍观全国，已形成京、津、苏、广、潮五种风味系列，且围绕中秋拜月、赏月还产生了许多地方民俗，如江南的“卜状元”：把月饼切成大中小三块，叠在一起，最大的放在下面，为“状元”；中等的放在中间，为“榜眼”；最小的在上面，为“探花”。而后全家人掷骰子，谁的数码最多，即为状元，吃大块；依次为榜眼、探花，游戏取乐。

今天，月下游玩的习俗，已远没有旧时盛行。但设宴赏月仍很盛行，人们把酒问月，庆贺美好的生活，或祝远方的亲人健康快乐，和家人“千里共婵娟”。

239.中秋祭月

在我国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习俗。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习俗。其祭祀的场所称为日坛、地坛、月坛、天坛。分设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北京的月坛就是明清皇帝祭月的地方。《礼记》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之朝，夕月之夕。”这里的夕月之夕，指的正是夜晚祭祀月亮。这种风俗不仅为宫廷及上层贵族所奉行，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逐渐影响到民间。

240.文人赏月

赏月的风俗来源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民间中秋赏月活动约始魏晋时期，但未成习。到了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待到宋时，形成了以赏月活动为中心的中秋民俗节日，正式定为中秋节。与唐人不同，宋人赏月更多的是感物伤怀，常以阴晴圆缺，喻人情事态，即使中秋之夜，明月的清光也掩饰不住宋人的伤感。但对宋人来说，中秋还有另外一种形态，即中秋是世俗欢愉的节日：“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贵家结饰台榭，民家争占酒楼玩月，笙歌远闻千里，嬉戏连坐至晓”（《东京梦华录》）。宋代的中秋夜是不眠之夜，夜市通宵营业，玩月游人，达旦不绝。

241.民间拜月

相传古代齐国丑女无盐，幼年时曾虔诚拜月，长大后，以超群品德入宫，但未被宠幸。某年八月十五赏月，天子在月光下见到她，觉得她美丽出众，后立她为皇后，中秋拜月由此而来。月中嫦娥，以美貌著称，故少女拜月，愿“貌似嫦娥，面如皓月”。

明清之后，因时代的关系，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功利因素突出，岁时节日中世俗的情趣俞益浓厚，以“赏月”为中心的抒情性与神话性的文人传统减弱，功利性的祭拜、祈求与世俗的情感、愿望构成普通民众中秋节俗的主要形态。因此，“民间拜月”成为人们渴望团聚、康乐和幸福；以月寄情。

在古代有“秋暮夕月”的习俗。夕月，即祭拜月神。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红枣、李子、葡萄等祭品，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西瓜还要切成莲花状。在月下，将月亮神像放在月亮的那个方向，红烛高燃，全家人依次拜祭月亮，然后由当家主妇切开团圆月饼。切的人预先算好全家共有多少人，在家的，在外地的，都要算在一起，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大小要一样。

242.月光马儿

明清时期月神形象发生了重要变化，由早期纯道教色彩的以嫦娥为主的月宫图景演变为佛道交融的月光菩萨与捣药玉兔并在的世俗形象。这个时期，人们供奉绘有月光菩萨的月光纸，也叫“月光马儿”。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一九Ο六年）。记载：“月光马者，以纸为之，上绘太阴星君，如菩萨像，下绘月宫及捣药之兔。人立而执杵，藻彩精致，金碧辉煌，市肆间多卖之者。长者七、八尺，短者二、三尺，顶有二旗，作红绿，笆或黄色，向月而供之。焚香行礼，祭毕与千张、元宝等一并焚之。”

243.兔儿爷

兔儿爷的起源约在明末。明人纪坤（约一六三六年前后在世）的《花王阁剩稿》：“京中秋节多以泥抟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状，儿女祀而拜之。”到了清代，兔儿爷的功能已由祭月转变为儿童的中秋节玩具。制作也日趋精致，有扮成武将头戴盔甲、身披戢袍的、也有背插纸旗或纸伞、或坐或立的。坐则有麒麟虎豹等等。也有扮成兔首人身之商贩，或是剃头师父、或是缝鞋、卖馄饨、茶汤的，不一而足。“每届中秋，市人之巧者，用黄土抟成蟾兔之像以出售，谓之兔儿爷。”旧时北京东四牌楼一带，常有兔儿爷摊子，专售中秋祭月用的兔儿爷。此外，南纸店，香烛也有出售的。这兔儿爷，经过民间艺人的大胆创造，已经人格化了。它是兔首人身，手持玉杵。后来有人仿照戏曲人物，把兔儿爷雕造成金盔金甲的武士，有的骑着狮、象等猛兽，有的骑着孔雀，仙鹤等飞禽。特别是兔儿爷骑虎，虽属怪事，但却是民间艺人的大胆创造。还有一种肘关节和下颔能活动的兔儿爷，俗称“刮打刮打嘴”，更讨人喜欢。它虽为拜月的供品，但实在是孩子们的绝妙玩具。

在几十年前的北京街头，大约六十多岁以上老北京都还能记得。一过七月十五，兔儿爷摊子就摆出来了。前门五牌楼、后门鼓楼前、西单、东四等处，到处都是兔儿爷摊子，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摆的极为热闹。

244.中秋宴俗

古时汉族的中秋宴俗，以宫廷最为精雅。如明代宫廷时兴吃螃蟹。螃蟹用蒲包蒸熟后，众人围坐品尝，佐以酒醋。食毕饮苏叶汤，并用之洗手。宴桌区周，摆满鲜花、大石榴以及其他时鲜，演出中秋的神话戏曲。清宫多在某一院内向东放一架屏风，屏风两侧搁置鸡冠花、毛豆技、芋头、花生、萝卜、鲜藕。屏风前设一张八仙桌，上置一个特大的月饼，四周缀满糕点和瓜果。祭月完毕，按皇家人口将月饼切作若干块，每人象征性地尝一口，名曰“吃团圆饼”。清宫月饼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像末代皇帝溥仪赏给总管内务大臣绍英的一个月饼，便是“径约二尺许，重约二十斤”。

245.玩花灯

中秋节，有许多的游戏活动，首先是玩花灯。中秋是我国三大灯节之一，过节要玩灯。当然，中秋没有像元宵节那样的大型灯会，玩灯主要只是在家庭、儿童之间进行的。

早在北宋《武林旧事》中，记载中秋夜节俗，就有‘将“一点红”灯放入江中漂流玩耍的活动。中秋玩花灯，多集中在南方。如前述的佛山秋色会上，就有各种各式的彩灯：芝麻灯、蛋壳灯、刨花灯、稻草灯、鱼鳞灯、谷壳灯、瓜籽灯及鸟兽花树灯等，令人赞叹。

在广州、香港等地，中秋夜要进行树中秋活动，树亦作竖，即将灯彩高竖起来之意。小孩子们在家长协助下用竹纸扎成兔仔灯、杨桃灯或正方形的灯，横挂在短竿中，再竖起于高杆上，高技起来，彩光闪耀，为中秋再添一景。孩子们多互相比赛，看谁竖得高，竖得多，灯彩最精巧。另外还有放天灯的，即孔明灯，用纸扎成大形的灯，灯下燃烛，热气上腾，使灯飞扬在空中，引人欢笑追逐。另外还有儿童手提的各式花灯在月下游嬉玩赏。

在广西南宁一带，除了以纸竹扎各式花灯让儿童玩耍外，还有很朴素的柚子灯、南瓜灯、桔子灯。所谓柚子灯，是将柚子掏空，刻出简单图案，穿上绳子，内点蜡烛即成，光芒淡雅。南瓜灯、桔子灯也是将瓤掏去而成。虽然朴素，但制作简易，很受欢迎，有些孩子还把柚子灯漂入池河水中作游戏。

广西有简单的户秋灯，是以六个竹篾圆圈扎成灯，外糊白纱纸，内插蜡烛即成。挂于祭月桌旁祭月用，也可给孩子们玩。

如今广西广东的不少地区，在中秋夜布置灯会，扎制用电灯照亮的大型现代灯彩，还有用塑料制成的各式新型花灯供儿童玩，但却少了一份旧时灯彩的纯朴之美。

另外南方还广泛流传着烧瓦子灯（或称烧花塔、烧瓦塔、烧番塔）的游戏，在江西、广东、广西等地都有流传。如《中华全国风俗志》卷五记：江西“中秋夜，一般孩子于野外拾瓦片，堆成一圆塔形，有多孔。黄昏时于明月下置木柴塔中烧之。俟瓦片烧红，再泼以煤油，火上加油，霎时四野火红，照耀如昼。直至夜深，无人观看，始行泼息，是名烧瓦子灯”。广东潮州的烧瓦塔，也是以砖瓦砌成空心塔，填入树枝烧起火来。同时还燃烟堆，就是将草柴堆成堆，在拜月结束后烧燃。而在广西边疆一带的烧番塔，亦类似这种活动，但民间传说是为了纪念清代抗法名将刘永福将逃入塔中的番鬼（法国侵略者）烧死的英勇战斗，颇有爱国的思想。福建晋江亦有“烧塔仔”的活动。

传说这种习俗与反抗元兵的义举有关。元朝确立后，对汉人进行了血腥的统治，于是汉人便进行不屈的反抗，各地相约中秋节起事，在宝塔的顶层点火为号。类似于峰火台点火起事，这种反抗虽被镇压下去，却遗存了烧宝塔这一习俗。这个传说与中秋吃月饼的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246.舞火龙

舞火龙，是香港中秋节最富传统特色的习俗。从每年农历八月十四晚起，铜锣湾大坑地区就一连三晚举行盛大的舞火龙活动。这火龙长达70多米，用珍珠草扎成32节的龙身，插满了长寿香。盛会之夜，这个区的大街小巷，一条条蜿蜒起伏的火龙在灯光与龙鼓音乐下欢腾起舞，很是热闹。

香港中秋舞火龙的起源还有过一段传说：很早以前，大坑区在一次风灾袭击后，出现了一条蟒蛇，四处作恶，村民们四出搜捕，终于把它击毙。不料次日蟒蛇不翼而飞。数天后，大坑便发生瘟疫。这时，村中父老忽获菩萨托梦，说是只要在中秋佳节舞动火龙，便可将瘟疫驱除。事有巧合，此举竟然奏效。从此，舞火龙就流传至今。

不管这传说有多少迷信成份，但中国是龙的故土，在香港大坑中秋节舞火龙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是值得珍视的。如今大坑区的舞火龙活动规模颇大，除总教练、教练、总指挥及指挥外，安全组等等。轮番舞龙者达三万多人。

247.抛帕招亲

山东省有些地区，中秋之夜有抛帕招亲的习俗。是夜，于广场中搭一彩台，布置成月宫景状，并设玉兔、桂树等。一些未出嫁的姑娘扮成嫦娥，在欢庆歌舞之后，姑娘们将一些绣着不同花色的手帕向台下抛去。如有观众接得的手帕与“嫦娥”手中的花色相同，即可登台领奖。有些未婚的小伙子在交还手帕时，若受“嫦娥”喜欢，则可以戒指相赠。此后，双方可以交友往来，情投者便喜结良缘。

248.燃宝塔灯

明清时期，民间还有在中秋之夜燃灯的习俗。中秋灯与元宵灯不大相同。中秋夜点的是宝塔灯，而且主要在南方流行。宝塔灯，即由村童捡拾瓦砾搭成宝塔形状的灯。清代苏州村民在旷野用瓦叠成七级宝塔，中间供地藏王，四周燃灯，称为“塔灯”。广州儿童燃“番塔灯”，用碎瓦为之；还有柚皮灯，用红柚皮雕刻各种人物花草，中间安放一个琉璃盏，红光四射。

249.窃瓜祈子

在湖南的衡阳“中秋晚，有送瓜”一事。凡席丰履原之家，娶妇数年不育者，则亲友举行送瓜，先数日，于菜园中窃冬瓜一个，须令园主不知，以彩色绘成面目，衣服裹于其上若人形。举年长命好者抱之，“鸣金放炮，送至其家”年长者置冬瓜于床，以被覆之，门中念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受瓜者设盛筵款待之，若再事然。妇得瓜后，即剖食之。俗传此事最验云。在衡阳，凡是村里结了婚没有生育儿女的人家，“只要人缘好，村里都会有人给他们”送子"。

在湖南的其他地区，也有以瓜送子的习俗，与衡阳类似、中秋节晚上，趁主人赏月不在屋时，要好的邻居就秘密地为他送子。送子的人必须是已经有儿女的人。他们先选中村里最恶的一户人家的瓜园，从园中偷一只大冬瓜，在瓜上画娃娃的面目，再用一节五寸长的小竹管插入冬瓜腹内，顺着竹管往里灌水，直到灌满为止。送子人将冬瓜藏在主人的被窝中，等主人回房睡觉时用手拉被，冬瓜娃娃一动，水便顺着竹管流了出来，就像小孩尿床一样。而丢瓜的人家一早起来便骂，据说，骂得越凶，将来生的娃娃越健壮。如果第二年真的生了儿女，便要儿女拜送子的人“干爹”、“干妈”。

在贵州也有偷瓜送子的习俗。晚上偷瓜时故意让被偷的人知道，以惹起怒骂，骂得越厉害越好。瓜偷来后，要为它穿上衣服画上眉，装成小孩的形状，敲锣打鼓，用竹舆抬送，送到无子的人家，接受瓜的人必须请送瓜人吃一顿月饼，然后陪伴着瓜睡一夜，第二天早晨将瓜煮熟吃掉，认为从此便能怀孕了。

安徽歙县一带，中秋节时，大人们让稚童愉人家的倭瓜或者连娘带子的子母芋，泥水淋漓地放到新婚人家的被子里，弄得床褥极脏。用这种方式表示送子。有诗说：“送子中秋记美谈，瓜丁芋子总宜男。无辜最惜红绫被，带水拖泥那可堪。”

250.中秋博饼

在福建厦门，每逢中秋佳节临近，夜色阑珊中的厦门，大街小巷便会传出博饼时骰子撞碰瓷碗的悦耳叮当声。厦门的“博饼”，也叫“博中秋饼”、“博会饼”。这一风俗的形成与民族英雄郑成功有关。据传是300多年前，郑成功屯兵厦门，每到8月15日月圆之时，满怀反清复明之豪气的将士们，难免有思乡思亲之情。为排解和宽慰士兵佳节思念家乡亲人之苦，郑成功的部下洪旭发明了一种博饼游戏，让士兵赏月博饼。郑成功亲自批准从农历13至18，前后6夜，军中按单双日轮流赏月博饼。这独特的游戏，后逐渐在民间流传和改进，成为一种有趣的民俗活动。早年，博状元饼，多为亲友或结拜兄弟姐妹间大家出钱，购买一二会月饼，共同博之，谁得“状元”，来年中秋节要赠送一会给大家博。其中有人生男孩的要送两会。这样，年年有增无减，会饼越来越多，只好再分开两独立组。一般家庭由长辈主持，每年买一二会，全家围成一圈博之。

251.客家习俗

客家人过中秋吃月饼、赏月等习俗与全国其它各地大致相同。客家人称八月节或八月半。

每逢中秋圆月升起时，客家的人们早早便在庭院、楼台，或屋前的禾坪对着月亮升起的地方，摆出月饼、花生、柚子等果品，准备“敬月光”活动。

拜过月后，一家大小在外面赏月、吃东西。赏月是大人们的事，小孩子一般不会端端正正的坐在那里赏月，而是在皎洁的月色下追逐嬉戏，此时是他们的天堂。而吃东西则是有些讲究的。家长往往先让大家吃这些祭过月神的祭品。在华夏祭祀文化中，有这样的传统，就是在神主享用后，祭者常常会把祭品分吃掉，这样整个祭祀礼仪结束。我们分吃过程，一方面接受了月神的赐福，一方面履行了传统的祭祀文化。梅县人的说法是，吃了这些祭品更“乖”，吃了有福气的，吃了会更吉利。

在梅州，除了月饼这个传统的、带有普遍意义的中秋食品外，柚子是必不可少的节日食品，品种有金柚（沙田柚）、蜜柚或水晶柚。而吃柚子也是有一定的含义的。“像剖柚子叫‘杀柚’，带有驱邪的意思在里面。也有说剥柚子皮是‘剥鬼皮’，寄寓了驱邪消灾的愿望。”

客家地区的月饼，除普通月饼外，有“五仁月饼”，还有一种用糯米粉加糖压制成大小不一的圆形糕。虽社会经济不断进步，但客家人始终继承传统饮食文化又在发展民间饮食文化，而中原遗风始终不变。

252.祭月烧香斗

上海中秋节风俗，有祭月和烧香斗等。祭月时，当月亮升起，于露天设案，供以月饼、瓜果、毛豆、芋艿和藕等食物，还供有执着捣药杵站立的玉兔月宫符画。旧以月属阴，祭月时由妇女先拜，男子后拜，也有说是“男人不拜月”的，祭月完毕，一家吃团圆酒、赏月饭等。妇女回娘家暂住的，中秋夜必须返回夫家，因为这是团圆节的缘故。中秋夜出游赏月，上海人叫做“走月亮”。妇女们结伴夜游，称为“踏月”。上海小东门外的陆家石桥，桥下面水中荡漾的皎月倒影，与天空中的皓月形成美妙对照。因此中秋夜游人如织，争相观赏。这“石梁夜月”在上海很有名气，被称作“沪城八景”之一。

上海民间还有烧香斗的风俗。所谓香斗，也有称为斗香的，是由纸扎店制作的，形状四方，上大下小，大的四周各宽约有二尺多。香斗四周糊着纱绢，绘有月宫楼台亭阁等图画，也有的香斗用线香编绕而成，斗中插有纸扎的龙门魁星以及彩色旗旌等装饰。上海中秋节烧香斗的场面，向以南园为最盛。此外，城里城外许多大桥的桥堍都点燃有特制的大型香斗。

253.乞月照月爬月

旧时东莞有些妇女相信“月老为媒”，凡家中有成年男女而无意中人者，便于中秋夜晚三更时，在月下焚香燃烛，乞求月老为其撮合。相传中秋之夜，静沐月光，可使妇女怀孕。在一些地区，逢中秋月夜，有些久婚不孕的妇女便走出家门，沐浴月光，希望早生贵子，谓之“照月”。

走月亮走三桥

吴地有走月亮、走三桥之俗，就是在月光下出游，走过至少三座桥（见顾禄《清嘉录卷八》）。上海也有此俗（见玉鱿生《海陬冶游录》）。所谓走三桥者，明显度厄之味在。

254.佩饰

旧时江浙一带端午时妇女的一种饰物。一般用金银丝或铜丝金箔做成，形状为小人骑虎，亦有另加钟、铃、缨及蒜、粽子等的。插在妇女发髻，也用以馈送。《清嘉录》云：“（五月五日）市人以金银丝制为繁缨、钟、铃诸状，骑人于虎，极精细，缀小钗，贯为串，或有用铜丝金箔者，供妇女插鬓。又互相献赉，名曰健人。”健人一说与艾人同意，只是以帛易艾，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小序》云：“杭俗，健人即艾人，而易之以帛，作骆虎状，妇人皆戴之，”似此则当有驱邪辟疫之作用；一说即古时的步摇，纯为妇女装饰品（蔡云《吴献》注）。儿童头上还会用雄黄酒画上一个“王”豆娘，旧时端五节妇女的头饰。多见于江南。一些地区亦称作健人。此物一说源于古代的步摇，一说即艾人的别样形式。《清嘉录》引《唐宋遗纪》云：“江谁南北，五日钗头彩胜之制，备极奇巧。凡以缯销翦制艾叶，或攒绣仙、佛、合、乌、虫、鱼、百兽之形，八宝群花之类。绉纱蜘蛛，绮榖凤麟，茧虎绒陀，排草蜥蜴，又螳蜘蝉蝎，又葫芦瓜果，色色逼真。加以幡幢宝盖，绣球繁缨，钟铃百状，或贯以串，名曰豆娘，不可胜纪。”

艾虎，旧时端午节驱邪辟祟之物，也作装饰品。我国古代视虎为神兽，俗以为可以镇祟辟邪、保佑安宁。《风俗通》云：“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噬食鬼魅，……亦辟恶”。故民间多取虎为辟邪之用，其中尤以端午节的艾虎为最具特色。艾虎或以艾编剪而成，或剪彩为虎，粘以艾叶，佩戴于发际身畔。端午节饰戴艾虎的风习已经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宋陈元规《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端午以艾为虎形，至有如黑豆大者，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王沂公《端午帖子》诗：‘钗头艾虎辟群邪，晓驾祥云七宝车’。”又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绫罗制成小虎及粽子……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系于小儿之背，古诗云：‘玉燕钗头艾虎轻’，即此意也。”

画额，端午节时以雄黄涂抹小儿额头的习俗，云可驱避毒虫。典型的方法是用雄黄酒在小儿额头画“王”字，一借雄黄以驱毒，二借猛虎（“王”似虎的额纹，又虎为兽中之王，因以代虎）以镇邪。清富察敦祟《燕京岁时记》：“每至端阳，自初一日起，取雄黄合酒洒之，用涂小儿领及鼻耳间，以避毒物。”除在额头、鼻耳涂抹外，亦可涂抹他处，用意一致。山西《河曲县志》云：“端午，饮雄黄酒，用涂小儿额及两手、足心，……谓可却病延年。”

长命缕，端午节时厌胜佩饰。亦称续命缕、续命丝、延年缕、长寿线，别称“百索”、“辟兵绍”、“五彩缕”等，名称不一，形制、功用大体相同。其俗在端午节以五色丝结而成索，或悬于门首，或戴小儿项颈，或系小儿手臂，或挂于床帐、摇篮等处，俗谓可避灾除病、保佑安康、益寿延年。此类节物的形制大体有五：简单的以五色丝线合股成绳，系于臂膀；在五彩绳上缀饰金锡饰物，挂于项颈；五彩绳折成方胜，饰于胸前；五彩绳结为人像戴之；以五彩丝线绣绘日月星辰乌兽等物，敬献尊长。此俗始于汉代。东汉应劭《风俗通·佚文》：“午日，以五彩丝系臂，避鬼及兵，令人不病瘟，一名长命缕，一名辟兵绍”。以后相沿成习，直至近、现代。清富察敦祟《燕京岁时记》记当时风俗：“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续罗制成小虎及粽子、壶卢、樱桃、桑葚之类，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系于小儿之背。”其中唐宋时，更有宫廷赐大臣此种节物之事。史载唐代宗兴元元年端节，宫廷曾赐百索一轴。又《宋史·礼志十五》：“前一日，以金缕延寿带、彩丝续命缕分赐百官。节日戴以入。”

荷包戴香包，香包又叫香袋、香囊、

荷包等，有用五色丝线缠成的，有用碎布缝成的，内装香料（用中草药白芷、川芎、芩草、排草、山奈、甘松、高本行制成），佩在胸前，香气扑鼻。陈示靓的《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提及一种“端五以赤白彩造如囊，以彩线贯之，搐使如花形。”以及另一种“蚌粉铃”：“端五日以蚌粉纳帛中，缀之以绵，若数珠。令小儿带之以吸汗也”。这些随身携带的袋囊，内容物几经变化，从吸汗的蚌粉、驱邪的灵符、铜钱，辟虫的雄黄粉，发展成装有香料的香囊，制作也日趋精致，成为端午节特有的民间艺品。

戴香包颇有讲究。老年人为了防病健身，一般喜欢戴梅花、菊花、桃子、苹果、荷花、娃娃骑鱼、娃娃抱公鸡、双莲并蒂等形状的，象征着鸟语花香，万事如意，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小孩喜欢的是飞禽走兽类的，如虎、豹子；猴子上竿、斗鸡赶兔等。青年人戴香包最讲究，如果是热恋中的情人，那多情的姑娘很早就要精心制作一二枚别致的香包，赶在节前送给自己的情郎。小伙子戴着心上人送给的香包，自然要引起周围男女的评论，直夸小伙的对象心灵手巧。

255.卫生

禳解、祛除及避五毒

五毒

如上所述，端午在古人心目中是毒日、恶日，在民间信仰中这个思想一直传了下来，所以才有种种求平安、禳解灾异的习俗。其实，这是由于夏季天气燥热，人易生病，瘟疫也易流行；加上蛇虫繁殖，易咬伤人，所以要十分小心，这才形成此习惯。种种节俗，如采药，以雄黄酒洒墙壁门窗，饮蒲酒等，看似迷信，但又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卫生活动。端午实在可算是传统的医药卫生节，是人民群众与疾病、毒虫做斗争的节日。今天这些卫生习俗仍然是应发展，并应弘扬传承的。

①采药。这是最古老的端午节俗之一。《夏小正》载：“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岁时广记》卷二十二“采杂药”引《荆楚岁时记》佚文：“五月五日，竞采杂药，可治百病。”后魏《齐民要术·杂记》中，有五月捉蛤蟆的记载，亦是制药用。后来有不少地区均有端午捉蛤蟆之俗，如江苏于端午日收蛤蟆，刺取其沫，制作中药蟾酥；杭州人还给小孩子吃蛤蟆，说是可以消火清凉、夏无疮疖。还有在五日于蛤蟆口中塞墨锭，悬挂起来晾干，即成蛤蟆锭，涂于脓疮上可使消散。这种捉蛤蟆制药之俗，源于汉代“蟾蜍辟兵”之传说。又如湖北监利于端午“采百草”，亦采药草之俗。采药是因端午前后草药茎叶成熟，药性好，才于此日形成此俗。

②沐兰汤，端午日洗浴兰汤是《大戴礼》记载的古俗。当时的兰不是现在的兰花，而是菊科的佩兰，有香气，可煎水沐浴。《九歌·云中君》亦有“浴兰汤会沭芳”之句。《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五杂俎》记明代人因为“兰汤不可得，则以午时取五色草拂而浴之”。后来一般是煎蒲、艾等香草洗澡。在广东，则用艾、蒲、凤仙、白玉兰等花草；在湖南、广西等地，则用柏叶、大风根、艾、蒲、桃叶等煮成药水洗浴。不论男女老幼，全家都洗，此俗至今尚存，据说可治皮肤病、去邪气。

③饮蒲酒、雄黄、朱砂酒，以酒洒喷。《荆楚岁时记》：“以菖蒲（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在水边，地下有淡红色根茎，叶子形状像剑，肉穗花序。根茎可做香料，也可入药）或镂或屑，以冷酒。”蒲酒味芳香，有爽口之感，后来又在酒中加入雄黄、朱砂等。明谢肇淛《五杂咀》：“饮菖蒲酒也……而又以雄黄入酒饮之。”明冯应京《月令广义》：“五日用朱砂酒，辟邪解毒，用酒染额胸手足心，无会虺（古书上说的一种毒蛇）蛇之患。又以洒墙壁门窗，以避毒虫。”此俗流传较广。至今，如广西宾阳，逢端午时便有一包包的药料出售，包括雄黄、朱耒、柏子，桃仁、蒲片、艾叶等，人们浸入酒后再用菖蒲艾蓬蘸洒墙壁角落、门窗、床下等，再用酒涂小儿耳鼻、肚脐，以驱毒虫，求小儿平安。另外有的地区还用雄黄酒末在小孩额上画“王”字，使小孩带有虎的印记，以用虎辟邪。这些活动，从卫生角度来看，还是有科学道理的。雄黄加水和酒洒于室内可消毒杀菌，饮蒲洒也颇有益。

④采茶、制凉茶。北方一些地区，喜于端午采嫩树叶、野菜叶蒸晾，制成茶叶。广东潮州一带，人们去郊外山野采草药，熬凉茶喝。这对健康也有好处。

256.挂草药

端午节在门口挂艾草、菖蒲（蒲剑）或石榴、胡蒜，都有其它原因。通常将、榕、菖蒲用红纸绑成一束，然后插或悬在门上。因为菖蒲天中五瑞之首，象征驱除不祥的宝剑，因为生长的季节和外形被视为感“百阴之气”，叶片呈剑型，插在门口可以避邪。所以方士们称它为“水剑”，后来的风俗则引申为“蒲剑”，可以斩千邪。清代顾铁卿在《清嘉录》中有一段记载“截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而晋代《风土志》中则有“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帖以艾叶，内人争相裁之。以后更加菖蒲，或作人形，或肖剑状，名为蒲剑，以驱邪却鬼”。

艾草代表招百福，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药草，插在门口，可使身体健康。在我国古代就一直是药用植物，针灸里面的灸法，就是用艾草作为主要成分，放在穴道上进行灼烧来治病。有关艾草可以驱邪的传说已经流传很久，主要是它具备医药的功能而来，像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曰“鸡未鸣时，采艾似人形者，揽而取之，收以灸病，甚验。是日采艾为人形，悬于户上，可禳毒气。

躲端午，时端午节习俗，指接新嫁或已嫁之女回家度节。简称“躲午”，亦称“躲端五”。俗以五月、五月五日为恶月、恶日，诸事多需避忌，因有接女归家躲端午之俗。此俗宋代似已形成，陆游《丰岁》诗有“羊腔酒担争迎妇，遣鼓龙船共赛神”之句。《嘉靖隆庆志》亦记云：“已嫁之女召还过节”。又，《滦州志》：“女之新嫁者，于是月俱迎以归，谓之‘躲端午’”。

端午雨，时民间岁时占验习俗。俗信端午节下雨，不吉；反之则吉。此种俗信在宋代即已存在。陈元靓《岁时广记》引《提要录》云：“五月五日哨，人曝药，岁无灾。雨则鬼曝药，人多病。此闽中谚语。”又许月卿《次韵蜀人李施州芾端午》自注云：“临川人谓端午日雨，鬼旺人灾。清赵怀玉诗自注亦引有“端阳无雨是丰年”的谚语。

257.划龙舟

龙舟竞渡与祭祀屈原、曹娥

龙舟一词，最早见于先秦古书《穆天子传》卷五：“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预《九歌·湘君》中“驾飞龙今北征，邅吾道兮洞庭”，“石濑浅浅，飞龙兮翩翩”，学者们也认为“飞龙”即龙舟。《湘君》即描写湘人驭驾龙舟，将玉佩沉入江中（与抛踪子入江相仿）悼念某位历史人物之诗。这即与“魂舟”暗合，与楚国《人物御龙帛画》之像暗合，可互为印证。《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是日，竞渡，竞采杂药。”此后，历代诗赋、笔记、志书等记载竞渡就数不胜数了。

龙舟，与普通船只不太相同，大小不一，桡手人数不一。如广州黄埔、郊区一带龙船，长33米，路上有100人，桡手约80人。南宁龙舟长20多米，每船约五六十人。湖南汨罗市龙舟则长16—22米，挠手24—48人。福建福州龙舟长18米，挠手32人。龙船一般是狭长、细窄，船头饰龙头，船尾饰龙尾。龙头的颜色有红、黑、灰等色，均与龙灯之头相似，姿态不一。一般以木雕成，加以彩绘（也有用纸扎、纱扎的）。龙尾多用整木雕，上刻鳞甲。

龙船竞渡前，先要请龙、祭神。如广东龙舟，在端午前要从水下起出，祭过在南海神庙中的南海神后，安上龙头、龙尾，再准备竞渡。并且买一对纸制小公鸡置龙船上，认为可保佑船平安（隐隐可与古代鸟舟相对应）。闽、台则往妈祖庙祭拜。有的直接在河边祭龙头，杀鸡滴血于龙头之上，如四川、贵州等个别地区。

而湖南汨罗市，竞渡前必先往屈子祠朝庙，将龙头供在词中神翁祭拜，披红布于龙头上，再安龙头于船上竞渡，既拜龙神，又纪念屈原。而在湖北的屈原家乡秭归，也有祭拜屈原的仪式流传。祭屈原之俗，在《隋书·地理志》中有记载：“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唐刘禹锡《竞渡曲》自注：“竞渡始于武陵，及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沼屈之义。”可见两湖地区，祭屈原与赛龙舟是紧密相关的。可能屈原（及曹娥、伍子胥等）逝去后，当地人民也曾魂舟送其灵魂归葬，故有此俗。

又如浙江地区，是以龙舟竞渡纪念曹娥。《后汉书·列女传》中载，曹娥是投江死去的，民间则传说她下江寻找父尸。浙江地区多祭祀之，《点石斋画报·虔祀曹娥》即描绘会稽地区人民祭祀曹娥之景象。《清嘉录》中记吴地（江苏一带）竞渡，是源于纪念伍子胥，苏州因此有端午祭伍子胥之旧习，并于水上举行竞渡以示纪念。另外还有广西的纪念马援、福州的纪念阎王王审知等仪式。

各种祭祀、纪念之仪式，无非是点香烛，烧纸钱，供以鸡、米、肉、供果、粽子等。如今这些含有迷信色彩的仪式已很少见，但在过去，人们祭祀龙神庙时气氛很严肃，多祈求农业丰收、风调雨顺、去邪祟、攘灾异、事事如意，也保佑划船平安。用人们的话说，“图个吉利”，表达人们内心良好的愿望。

在正式竞渡开始时，气氛十分热烈。唐代诗人张建封《竞渡歌》：“……两岸罗衣扑鼻香，银钗照日如霜刃。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且如瞬。坡上人呼霹雷惊，竿头彩挂虹霓晕。

五月端午赛龙舟划龙舟还有其他一些活动。比如龙舟游乡，是在龙舟竞渡时划着龙舟到附近熟悉的村庄游玩、集会。有时龙舟还有各种花样的划法，具有表演的含义。如广州的龙舟，挽手用桨叶插入水中，再往上挑，使水花飞溅；船头船尾的人则有节奏地顿足压船，使龙舟起伏如游龙戏水一般。浙江余杭县龙舟，有的是让人把龙尾踩低，使龙头高翘，船头的急浪便从龙嘴中喷吐出来，如龙吞云吐雨一般。

也有的是游船式竞渡。如《淮南子·本经训》“龙舟鷁首，浮吹以娱”，是划着龙船、摇船在水上奏乐、游玩。在《梦粱录》中记载南宋杭州“龙舟六只，戏于湖中”。湖上有龙舟，只是画舫游船的一部分。

唐、宋、元、明、清各代帝皇，均有临水边观看龙舟的娱乐，也属于游戏之类。《旧唐书》中记穆宗、敬宗，均有“观竞渡”之事。《东京梦华录》卷七，记北宋皇帝于临水殿看金明池内龙舟竞渡之俗。其中有彩船、乐船、小船、画舱、小龙船，虎头船等供观赏、奏乐，还有长之四十丈的大龙船。除大龙船外，其他船列队布阵，争标竞渡，作为娱乐。宋张择端《金明池夺标图》即描绘此景。又明代皇帝，在中南海紫光阁观龙舟，看御射监勇士跑马射箭。清代则在圆明园的福海举行竞渡，乾隆、嘉庆帝等均往观看。

又有夜龙舟。在浙江武进，过去有夜龙舟，在四面挂起小灯以竞渡。四川五通桥从1982年起出现了夜龙舟，在舟上装电灯，配焰火，漂浮河灯，辉煌夺目。浙江少数地方还于水上设堆堆浮焰，让张灯结彩的龙舟从焰中穿过。

又有旱龙舟，是在陆地上进行的模拟龙船比赛的活动。如《南昌府志》载：“五月五日为旱龙舟，令数下人异之，传葩代鼓，填溢通衢，士女施钱祈福，竞以爆竹辟除不祥。”浙江武义县，过去也有旱地推端午船之俗，也认为可除邪祟。另广东的佛山、东莞、信宜都有旱地划龙舟之俗，实际上是一种舞蹈，但日期不一定在端午。佛山秋季秋色时的旱地龙舟最为壮观。又如《徽州府志》载：“五月五日，迎神船逐疫，船用竹为之，袭画状似鳅，以十二人为神，载而游绪市。”另有把小型旱龙船给小儿做玩具的。

在划龙船时，又多有唱歌助兴的龙船歌流传。如湖北秭归划龙船时，有完整的唱腔，词曲根据当地民歌与号子融汇而成，唱歌声雄浑壮美，扣人心弦，即“举揖而相和之”之遗风。又如广东南雄县的龙船歌，是在四月龙船下水后唱到端午时止，表现内容十分广泛。

258.跳钟馗

.跳钟馗、闹钟馗：自晋代以来跳钟馗、闹钟馗，赐福镇宅就是端午节和春节的重要内容。

悬挂钟馗画。最早的钟馗画，据说出自画圣吴道子之手。据北宋沈括《梦溪补笔谈》记载：唐明皇患疾近一月，忽梦二鬼。小鬼窃得皇上玉笛及杨贵妃之紫香囊奔逃，大鬼乃捉小鬼刳其目，然后擘而啖之。大鬼道：“臣为钟馗，即武举不捷之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唐明皇醒后，即病愈，便召画工吴道子，嘱其按梦中情景画钟馗捉鬼图，道子挥笔即成，明皇见后，竟与所梦一模一样，惊叹不已。后来，钟馗画渐渐走入民间，绘制钟馗画大都作于五月端午节这一天，或者端午节的前后几天。到了清代，江南苏、浙一带的居民大都在农历五月于大门或堂中挂钟馗图一月，以期驱邪除害、祛凶引福。

259.斗草

汉以前不见斗草之戏。（《历代社会通俗事物考·尚秉和》）起源无考，普遍认为与中医药学的产生有关。远古先民艰苦求存，生活单调，暇余以斗虫、斗草、斗兽等为戏自娱，及至传说的“神农尝百草”形成中医药学后，每年端午节群出郊外采药，插艾门上，以解溽暑毒疫，衍成定俗；收获之余，往往举行比赛，以对仗形式互报花名、草名，多者为赢，兼具植物知识、文学知识之妙趣；儿童则以叶柄相勾，捏住相拽，断者为输，再换一叶相斗。白居易《观儿戏》诗云：“弄尘或斗草，尽日乐嬉嬉。”《物原》云：“始于汉武”。据梁朝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云："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草之戏。"《年华记丽》：“端午结庐蓄药，斗百草，缠五丝。”

南北朝时称“踏百草”，唐代称“斗草”或“斗百草”。《刘宾客嘉话》云：“唐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斗百草。”宋代扩展至平日随时可斗。历代文人作品中对此多有描述。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群婴斗草图》，其玩法大抵如下：比赛双方先各自采摘具有一定韧性的草，（楼兰案：多为车前草，车前草多年生草本植物，多生路边、沟旁、田埂等处。无茎，具多数细长之须根；叶自根际丛出，薄纸质，具五条主叶脉，全缘或波状，或有疏钝齿，长达15—30厘米；具绿白色疏生花，花冠四裂，雄蕊四枚；果实成熟后会如盖子般掀开，释出四至六颗棕黑色种子，其长长的花轴，用来斗草的好材料。）然后相互交叉成“十”字状并各自用劲拉扯，以不断者为胜。

这种以人的拉力和草的受拉力的强弱来决定输赢的斗草，被称为“武斗”。王建《宫词》，吟咏斗草游戏的情状：“水中芹叶土中花，拾得还将避众家，总待别人般数尽，袖中拈出郁金芽”斗草除有“武斗”外，还有“文斗”。所谓“文斗”，就是对花草名，《红楼梦》第六十二回中：“宝玉生日那天，众姐妹们忙忙碌碌安席饮酒做诗。各屋的丫头也随主子取乐，薛蟠的妾香菱和几个丫头各采了些花草，斗草取乐。这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个说我有罗汉松。

260.吃粽子

如今的粽子更是多种多样，璀璨纷呈。现今各地的粽子，一般都用箬壳包糯米，但内含的花色则根据各地特产和风俗而定，著名的有桂圆粽、肉粽、水晶粽、莲蓉粽、蜜饯粽、板栗粽、辣粽、酸菜粽、火腿粽、咸蛋粽等等。

261.饮雄黄酒

端午饮雄黄酒的习俗，从前在长江流域地区极为盛行。古语曾说“饮了雄黄酒，病魔都远走”。雄黄是一种矿物质，俗称“鸡冠石”，其主要成分是硫化砷，并含有汞，有毒。一般饮用的雄黄酒，只是在白酒或自酿的黄酒里加入微量雄黄而成，无纯饮的。雄黄酒有杀菌驱虫解五毒的功效，中医还用来治皮肤病。在没有碘酒之类消毒剂的古代，用雄黄泡酒，可以祛毒解痒。未到喝酒年龄的小孩子，大人则给他们的额头、耳鼻、手足心等处涂抹上雄黄酒，意在消毒防病，虫豸不叮。

262.花灯寄寓

民间在除夕供奉老天爷时要设立“天地堂”。人们在院子里扎一小棚，棚里面小桌上立着“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的神位；神位前摆着香炉、供品，还挂着一盏灯笼，灯笼代表姜太公的席位。据说姜太公当年封神时，别人都封了，就是忘记了封自己，自己没有席位只好和老天爷坐在一起。

灯笼与神有关，所以也赋予很多象征意义。

古时候，人们为了驱逐黑暗的恐惧感，于是灯笼衍生为具有驱魔降福、祈许光明之意。

在闽南语中“灯”与“丁”发音相近，所以灯笼也用来求子添丁，求取功名，求得避邪平安。

有一种“光明灯”，在岁末年初时，把灯笼放在寺庙中，藉以佛的法力求得一年中平安顺利。

也有农家在田间立长竹竿挂上一盏灯“照田蚕”，观察火色以预测一年的水旱情况，以期丰年。“放天灯”，来由是过去人们在躲避盗匪侵袭而四散逃逸之后，以燃放天灯为互报平安的信号。由于避难回家的日子正是元宵节，从此以后，每年这一天，人们便以放天灯的仪式来庆祝，所以又称天灯为“祈福灯”或“平安灯”。其后逐渐演变为向上天祈福许愿的民俗活动。天灯上写满了心里的各种祈愿，希望天灯能上达天庭，带给人无限的希望和光明。

传说唐太宗李世民鼓励读书，民间都把小孩送上学。入学的第一个节目叫“开灯”，就是把事先做好的花灯带到学校去，请一位博学的老先生点起来，象征前途光明。从前的私塾，多半在正月十五稍后开学，因此开学的花灯，也成了“上元节”的点缀。

元宵节花灯种类甚多，或是仿照事物的形象编制的形象灯，如龙灯、虎灯、兔灯等等，或是根据民间故事编制而成的活动灯，如牛郎织女、二十四孝等等，表现忠孝节义的民族精神。各种花灯制作工巧，一展工匠的智慧和技能。

随着时代的发展，元宵灯节办得越来越盛大，民族特色越来越浓，灯节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唐代的灯会是上元前后各一日，三天；宋代又在十六之后加了两日，为五天；明代则延长到由初八到十八整整十天。因为灯期不同，所以最初张灯的那天叫“试灯”，十五这天叫“正灯”，最末一天叫“残灯”、“阑灯”。也有叫“神灯”、“人灯”、“鬼灯”之说。十四日夜为“神灯”，放于家中神位、宗祠前，以祭神明先祖；十五日夜叫“人灯”，放在门窗、床笫、几案等处，用来避除蝎虫；十六日夜为“鬼灯”，放在丘墓、原野，为了游魂得到可以脱离鬼域。

上祈天意，下护苍生，神人鬼畜，无所遗漏。

263.元宵赏灯诗

唐代时，元宵放灯已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京城“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簇之为花树”。唐代诗人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诗云牶“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描绘了灯月交辉，游人如织，热闹非凡的场景。唐代诗人张悦也曾用诗赞道牶“花萼楼门雨露新，长安城市太平人。龙衔火树千灯焰，鸡踏莲花万岁春。”把元宵节赏灯的情景描述得淋漓尽致。李商隐则用“月色灯光满帝城，香车宝辇溢通衢”的诗句，描绘了当时观灯规模之宏大。值得称道的，还应首推唐代诗人崔液的《上元夜》牶”玉漏铜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这里虽没有正面描写元宵盛况，却蕴含着十分欢乐愉悦热烈熙攘的场景。

宋代的元宵夜更是盛况空前，灯市更为壮观。苏东坡有诗云牶“灯火家家有，笙歌处处楼。”范成大也有诗写道“吴台今古繁华地，偏爱元宵影灯戏。”诗中的“影灯”即是“走马灯”。大词人辛弃疾曾有一阙千古传诵的颂元宵盛况之词“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花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明代更加铺张，将元宵放灯从三夜改为十夜。唐伯虎曾赋诗盛赞元宵节，把人们带进迷人的元宵之夜。诗曰“有灯无月不误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似银。满街珠翠游春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不展芳樽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

清代元宵热闹的场面除各种花灯外，还有舞火把、火球、火雨，耍‘火龙’火狮等。阮元有羊城灯市诗云：“海螯云凤巧玲珑，归德门明列彩屏，市火蛮宾余物力，长年羊德复仙灵。月能彻夜春光满，人似探花马未停；是说瀛洲双客到，书窗更有万灯青。”清代诗人姚元之写的《咏元宵节》诗“花间蜂蝶趁喜狂，宝马香车夜正长。十二楼前灯似火，四平街外月如霜。”更是生动、精彩别致。

充满诗情和浪漫色彩的元宵节，往往与爱情连在一起。历代诗词中，就有不少诗篇借元宵抒发爱慕之情。北宋欧阳修词“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抒写了对情人的思念之苦。

元宵节也是一个浪漫的节日，元宵灯会在封建的传统社会中，也给未婚男女相识提供了一个机会，传统社会的年轻女孩不允许出外自由活动，但是过节却可以结伴出来游玩，元宵节赏花灯正好是一个交谊的机会，未婚男女借着赏花灯也顺便可以为自己物色对象。元宵灯节期间，又是男女青年与情人相会的时机。

欧阳修（生查子）云：“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辛弃疾（青玉案）写道：“众里寻它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是描述元宵夜的情境，而传统戏曲陈三和五娘是在元宵节赏花灯进相遇而一见钟情，乐昌公文与徐德言在元宵夜破镜重圆，《春灯谜》中宇文彦和影娘在元宵订情。所以说元宵节也是中国的“情人节”。

传统社会的元宵节是城乡重视的民俗大节，在城市元宵喧闹尤为热烈，它体现了中国民众特有的狂欢精神。传统元宵所承载的节俗功能已被日常生活消解，人们逐渐失去了共同的精神兴趣，复杂的节俗已经简化为“吃元宵”的食俗。

264.元宵吟灯联

元宵张灯是我国人民的传统习俗。古往今来，不仅有大量脍炙人口的元宵咏灯诗，而且也留下了无数情趣盎然的元宵吟灯联。

元宵灯节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性活动，其中蕴含着很深的文化内涵，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活动。届时君臣百姓都去看灯、猜谜语，文人们则饮酒、赋诗、答对。其中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北宋时，有个叫贾似道的人镇守淮阴（今扬州）时，有一年上元灯节张灯，门客中有人摘唐诗诗句作门灯联“天下三分明月夜，扬州十里小红楼。”据说，此联为我国最早的灯联。此后历代都有人争相效仿，在大门或显眼的柱子镶挂壁灯联、门灯联，不仅为元宵佳节增添了节日情趣，也为赏灯的人们增加了欣赏的内容。

被称为“父子双学士，老小二宰相”的清代安徽桐城人张英、张廷玉，皆能诗善对。有一年元宵佳节，张府照例张灯挂彩，燃放鞭炮。老宰相出联试子“高烧红烛映长天，亮，光铺满地。”小廷玉思索时听到门外一声花炮响，顿时领悟，对曰“低点花炮震大地，响，气吐冲天。”对仗工整，天衣无缝，堪称妙对。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恐怕是北宋王安石妙联为媒的故事了。王安石20岁时赴京赶考，元宵节路过某地，边走边赏灯，见一大户人家高悬走马灯，灯下悬一上联，征对招亲。联曰“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王安石见了，一时对答不出，便默记心中。到了京城，主考官以随风飘动的飞虎旗出对“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王安石即以招亲联应对出，被取为进士。归乡路过那户人家，闻知指亲联仍无人对出，便以主考官的出联回对，被招为快婿。一副巧合对联，竟成就了王安石两大喜事。

传说明成祖朱棣于某年元宵节微服出游，遇一秀才，谈得颇投机。朱棣出上联试他才情，联云：“灯明月明，灯月长明，大明一统。”那秀才立即对出下联“君乐民乐，君民同乐，永乐万年。”“永乐”是明成祖年号，朱棣大喜，遂赐他为状元。

265.元宵猜灯谜

灯谜在春秋时代就有，那时叫“隐语”，到汉魏时才开始称为“谜”，南宋时有人将谜语写在灯上，在上元节让人猜灯谜。南宋后，赏花灯、猜灯谜让元宵节的气氛热闹而温馨。由于灯谜都难以猜中，如同老虎难以被射中一样，所以也称为“灯虎”（也叫文虎）。传统灯谜的制作讲求一定的格式，需运用巧思才可以制出十分高妙的灯谜，是中国独创的文学艺术。

有一年元宵节，乾隆皇帝带着一群文武大臣，兴致勃勃前去观看灯会。左看各种灯笼五颜六色，美不胜收；右瞧各种灯笼别致风趣，耐人寻味。看到高兴时，乾隆皇帝陪他的大臣们也出谜联，让大家猜一猜。大学士纪晓岚稍思片刻，就挥笔在宫灯上写了一副对联：“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和狐狼猫狗仿佛，既非家畜，又非野兽。

诗不是，词不是，《论语》也不是。对东西南北模糊，虽为短品，也是妙文。”

乾隆皇帝看了冥思苦想，文武大臣一个个抓耳挠腮，怎么也猜不出来，最后还是纪晓岚自己揭了谜底：猜谜。

266.张灯结彩

自从元宵张灯之俗形成以后，历朝历代都以正月十五张灯观灯为一大盛事。梁简文帝曾写过一篇《列灯赋》：“南油俱满，西漆争燃。苏征安息，蜡出龙川。斜晖交映，倒影澄鲜。”描绘了当时宫廷在元宵张灯的盛况。隋炀帝时，每年正月十五举行盛大的晚会，以招待万国来宾和使节。据《隋书·音乐志》记载：元宵庆典甚为隆重，处处张灯结彩，日夜歌舞奏乐，表演者达三万余众，奏乐者达一万八千多人，戏台有八里之长，游玩观灯的百姓更是不计其数，通宵达旦，尽情欢乐，热闹非常。在唐代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中唐以后，已发展成为全民性的狂欢节。唐玄宗（公元685——762）时的开元盛世，长安的灯市规模很大，燃灯五万盏，花灯花样繁多，皇帝命人做巨型的灯楼，广达20间，高150尺，金光璀璨，极为壮观。唐代是实行宵禁的，夜晚禁鼓一响就禁止出行，犯夜要受处罚；唯独在上元节，皇帝特许开禁三天，称为“放夜”。沿至宋朝，张灯由三夜延长至五夜，灯彩以外还放焰火，表演各种杂耍，情景更加热闹。《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每逢灯节，开封御街上，万盏彩灯垒成灯山，花灯焰火，金碧相射，锦绣交辉。京都少女载歌载舞，万众围观。"游人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音喧杂十余里。"大街小巷，茶坊酒肆灯烛齐燃，锣鼓声声，鞭炮齐鸣，百里灯火不绝到了明代，朱元璋在金陵即位后，为使京城繁华热闹，又规定正月初八上灯，十七落灯，连张十夜，家家户户都悬挂五色灯彩，彩灯上描绘了各种人物，舞姿翩翩，鸟飞花放。龙腾鱼跃，花灯焰火照耀通宵。鼓乐游乐。喧闹达旦，这是中国最长的灯节，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宫廷不再办灯会，民间的灯会却仍然壮观。日期缩短为五天，一直延续到今天。

267.舞狮子

舞狮子是中国优秀的民间艺术，每逢元宵佳节或集会庆典，民间都以狮舞前来助兴。这一习俗起源于三国时期，南北朝时开始流行，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舞狮子”始于魏晋，盛于唐，又称“狮子舞”、“太平乐”，一般由三人完成，二人装扮成狮子，一人充当狮头，一人充当狮身和后脚，另一人当引狮人，舞法上又有文武之分，文舞表现狮子的温驯，有抖毛、打滚等动作，武狮表现狮子的凶猛，有腾跃、蹬高、滚彩球等动作。

268.重阳节

重阳节，为农历九月九日。《易经》中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重阳节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到了唐代，重阳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此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重阳又称“踏秋”与三月三日“踏春”皆是家族倾室而出，重阳这天所有亲人都要一起登高“避灾”，插茱萸、赏菊花。重阳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最多的几个传统节日之一。重阳节与除、清、盂三节也是中国传统节日里祭祖的四大节日。2012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草案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为老年节。

起源考证

其一：

重阳的源头，可追溯到先秦之前。《吕氏春秋》之中《季秋纪》载：“（九月）命家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是日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可见当时已有在秋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祭飨天帝、祭祖，以谢天帝、祖先恩德的活动。

汉代，《西京杂记》中记西汉时的宫人贾佩兰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相传自此时起，有了重阳节求寿之俗。这是受古代巫师（后为道士）追求长生，采集药物服用的影响。同时还有大型饮宴活动，是由先秦时庆丰收之宴饮发展而来的。《荆楚岁时记》云：“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隋杜公瞻注云：“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驻至宋未改。”求长寿及饮宴，构成了重阳节的基础。诗《与杨府山涂村众老人宴会代祝词》：“重九江村午宴开，奉觞祝寿菊花醅。明年更比今年健，共把青春倒挽回。”铺叙了老人节宴会、饮菊花酒、祝健等活动场景。

其二：

重阳节的原型之一是古代的祭祀大火的仪式。

作为古代季节星宿标志的“大火”，在季秋九月隐退，《夏小正》称“九月内火”，大火星的退隐，不仅使一向以大火星为季节生产与季节生活标识的古人失去了时间的坐标，同时使将大火奉若神明。

重阳节的古人产生莫名的恐惧，火神的休眠意味着漫漫长冬的到来，因此，在“内火”时节，一如其出现时要有迎火仪式那样，人们要举行相应的送行祭仪。古代的祭仪情形虽渺茫难晓，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后世的重阳节仪中寻找到一些古俗遗痕。如江南部分地区有重阳祭灶的习俗，是家居的火神，由此可见古代九月祭祀“大火”的蛛丝马迹。古人长将重阳与上巳或寒食、九月九与三月三作为对应的春秋大节。汉刘歆《西京杂记》称：“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使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上巳、寒食与重阳的对应，是以“大火”出没为依据的。

随着人们谋生技术的进步，人们对时间有了新的认识，“火历”让位于一般历法。九月祭火的仪式衰亡，但人们对九月因阳气的衰减而引起的自然物侯变化仍然有着特殊的感受，因此登高避忌的古俗依旧传城，虽然世人已有了新的解释。

重阳在民众生活中成为夏冬交接的时间界标。如果说上巳、寒食是人们渡过漫长冬季后出室畅游的春节，那么重阳大约是在秋寒新至、人民即将隐居时的具有仪式意义的秋游，所以民俗有上巳“踏青”，重阳“辞青”。重阳节俗就围绕着人们的这一时季感受展开。

269.除夕

除夕：读作chúxī；英文：ChineseNewYear'sEve，又称LunarNewYear'sEve。除夕是我国传统节日中最重大的节日之一。指农历一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即春节前一天晚，因常在夏历腊月三十或二十九，故又称该日为年三十。一年的最后一天叫“岁除”，那天晚上叫“除夕”。除夕人们往往通宵不眠，叫守岁。苏轼有《守岁》：“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除夕这一天，家里家外不但要打扫得干干净净，还要贴门神、贴春联、贴年画、挂门笼，人们则换上带喜庆色彩和带图案的新衣。

大年三十，也就是“除夕”。指中国及其他汉文化圈地区的农历一月一日的前一天的晚上。一般这一天，是人们吃、喝、玩、乐的日子。北方人风俗一致，过年包饺子；而南方各地则风俗不同，或做年糕、或包粽子、或煮汤圆、或吃米饭等等，南方不同的地域有着诸多不同的过年风俗。水饺形似“元宝”，年糕音似“年高”，都是吉祥如意的好兆头。

270.年夜饭

除夕这一天对华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这一天人们准备除旧迎新，吃团圆饭。在古代的中国，一些监狱官员甚至放囚犯回家与家人团圆过年，由此可见“团年饭”对古代中国人是何等的重要。

家庭是华人社会的基石，一年一度的团年饭充分表现出中华族家庭成员的互敬互爱，这种互敬互爱使一家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家人的团聚往往令一家之主在精神上得到安慰与满足，老人家眼看儿孙满堂，一家大小共叙天伦，过去的关怀与抚养子女所付出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这是何等的幸福。而年轻一辈，也正可以借此机会向父母的养育之恩表达感激之情。

孩子们在玩耍放鞭炮的时候，也正是主妇们在厨房里最忙碌的时刻，年菜都在前几天做好了，而年夜饭总要在年三十当天掌厨做出来。在北方，大年初一的饺子也要在三十晚上包出来。这时家家的砧板都在噔噔噔地忙着剁肉、切菜。此时，家家户户传出的砧板声，大街小巷传出的爆竹声，小店铺子传出的“劈劈啪啪”的算盘声和抑扬顿挫的炮仗声，再夹杂着处处的说笑声，此起彼伏，洋洋盈耳，交织成除夕欢快的乐章。

说到除夕的刀砧声，邓云乡撰写的《燕京乡土记》却记载着除夕一个十分凄凉的故事：旧社会穷人生活困难，三十晚上是个关。有户人家，丈夫到三十晚上很晚了尚未拿钱归来，"家中瓶粟早罄，年货毫无。女人在家哄睡了孩子，一筹莫展，听得邻家的砧板声，痛苦到极点，不知丈夫能否拿点钱或东西回来，不知明天这个年如何过，又怕自己家中没有砧板声惹人笑，便拿刀斩空砧板，一边噔噔地斩，一边眼泪潸潸地落……，这个故事让人听了。确实心酸。

吃年夜饭，是春节家家户户最热闹愉快的时候。大年夜。丰盛的年菜摆满一桌，阖家团聚，围坐桌旁，共吃团圆饭，心头的充实感真是难以言喻。人们既是享受满桌的佳肴盛馔，也是享受那份快乐的气氛，桌上有大菜、冷盆、热炒、点心，一般少不了两样东西，一是火锅。一是鱼。火锅沸煮，热气腾腾，温馨撩人，说明红红火火；“鱼“和”余“谐音，是象征”吉庆有余”，也喻示“年年有余”。还有萝卜俗称菜头，祝愿有好彩头；龙虾、爆鱼等煎炸食物，预祝家运兴旺如“烈火烹油”。最后多为一道甜食，祝福往后的日子甜甜蜜蜜，这天，即使不会喝酒的，也多少喝一点。古代，过年喝酒，非常注意酒的品质，有些酒现在已经没有了，只留下许多动人的酒名，如“葡萄酒”、“兰尾酒”、“宜春酒”、“梅花酒”、“桃花酒”、“屠苏酒”等等。

271.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

春联的种类比较多，依其使用场所，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披、春条、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俱、影壁中。

272.贴窗花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

273.贴福字

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

274.贴年画

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题，变得丰富多彩，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经典的彩色年画、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我国出现了年画三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了中国年画的三大流派，各具特色。

我国现今我国收藏最早的年画是南宋《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的木刻年画，画的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绿珠四位古代美人。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一副《老鼠娶亲》的年画。描绘了老鼠依照人间的风俗迎娶新娘的有趣场面。民国初年，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这是年画的一种新形式。这种合二而一的年画，以后发展成挂历，至今风靡全国。

275.燃爆竹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爆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渐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吉利。现在，湖南浏阳，广东佛山和东尧，江西的宜春和萍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我国著名的花炮之乡生产的爆竹花色多，品质高，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远销世界。

276.垒旺火

清朝《大同县志》所述：“元旦，家家凿炭伐薪垒垒高起，状若小浮图。及时发之，名曰旺火。垒旺火是内蒙古和山西等一些地的传统春节习俗。在民间，点旺火有红红火火、旺气冲天的寓意。

午夜十二点，鞭炮齐鸣之时，将旺火点燃。点燃后，火苗从无数小孔中喷出，状若浮图，既御寒，又壮观。大人孩子围起一圈，有的做游戏，有的放鞭炮，男女老少都要来烤火，以图“旺气冲天”。孩子们也可以走街串巷观看评论火堆大小，谁家的火堆大，着的旺，谁家的旺气也大。

生旺火之风俗习惯后来在朔州地区又有发展。不但在过年时生，就连平日办婚丧大事或者重大节日时都生旺火，有的是在冬季为了取暖，比如冬季或正月里室外唱戏，就生旺火，让观众烤旺火；有的是在夏季以图吉利比如：农村人们在结婚时生旺火，新娘绕着旺火转，类似南方的“跳火盆”。

277.拜年

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我们通常知道的是正月初一家长带领小辈出门谒见亲戚、朋友、尊长，以吉祥语向对方祝颂新年，卑幼者并须叩头致礼，谓之“拜年”。主人家则以点心、糖食、红包（压岁钱）热情款待之。

古时“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拜贺新年，包括向长者叩头施礼、祝贺新年如意、问候生活安好等内容。遇有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随着时代的发展，拜年的习俗亦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式。现在人们除了沿袭以往的拜年方式外，又兴起了礼仪电报拜年和电话拜年等。

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因各地习俗不一样，有些地方初二拜年。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之间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到宋代，亲朋好友之间会相互送帖致贺，这就是早期的贺年片。到了明代，贺年片设计更加完美、精致，帖上不仅印有送者的姓名、地址，还写上了“新年快乐”、“吉祥如意”的祝辞。

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

278.守岁

中国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守岁是从吃年夜饭开始，一夜不睡，以迎候新年的到来。这顿年夜饭要慢慢地吃，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人家一直要吃到深夜。根据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至少在南北朝时已有吃年夜饭的习俗。守岁的习俗，既有对如水逝去的岁月含惜别留恋之情，又有对来临的新年寄以美好希望之意。

279.祭灶

祭灶，是一项在中国民间影响很大、流传极广的习俗。旧时，差不多家家灶间都设有“灶王爷”神位。人们称这尊神为“司命菩萨”或“灶君司命”，传说他是玉皇大帝封的“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被作为一家的保护神而受到崇拜。灶王龛大都设在灶房的北面或东面，中间供上灶王爷的神像。没有灶王龛的人家，也有将神像直接贴在墙上的。有的神像只画灶王爷一人，有的则有男女两人，女神被称为“灶王奶奶”。

腊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又称为小年。民谚曰：“二十三，祭灶关。”旧俗农历腊月二十三为祭祀灶神的日子。灶王爷像上大都还印有这一年的日历，上书“东厨司命主”、“人间监察神”、“一家之主”等文字，以表明灶神的地位。两旁贴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对联，以保佑全家老小的平安。

280.闹洞房

闹洞房不但喜家高兴，闹洞房的亲朋好友，也乐得借机喧腾一番，使出各类新招数，让新郎新娘“坐困愁城”哭笑不得。

闹洞房又称“逗媳妇”、“吵房”，在迎亲的当天晚上进行。做法是先由小姑送灯，早早抱学生。送罢灯，无论长辈、平辈、小辈，聚开新房中，祝贺新人，戏闹异常，多无禁忌，有“三日无大小”、“闹喜闹喜，越闹越喜”之说。过去宾客闹房时，中扮花脸，或足着手，说笑后，逗俗兴的多，以哄堂一笑为足，意义不大。无论如何喧闹，主人不得恼怒，愈闹愈发，喜可加倍。1950年后闹洞房，多是向新娘提各种难题，让其回答，文明礼貌，妙趣横生。也有的对新娘戏弄，伴娘常代新娘受一半，为抵制戏弄，常以糖果抛撒闹房人。闹房结束后，还要让新娘擀面条，制作子孙汤，认为可白头偕老，子孙满堂。新娘接着喂牲口，象征接替家务，同心协力，共同致富。床铺由长辈给铺，多为男性长辈从之，边铺边道：“老公公铺炕，子女两行。”最后，小姑送去尿盆。

洞房花烛夜，长夜燃明灯，新娘开柜，新娘开柜，新郎试鞋，夫妻对话，窗外偷听的耳贴墙壁，若得其一言半语，常为人们传扬多年。

281.交杯酒

交杯酒，是我国婚礼程序中的一个传统仪节，在古代又称为“合卺（jǐn）”（卺的意思本来是一个瓠分成两个瓢），古语有“合卺而醑”，孔颖达解释道“以一瓠分为二瓢谓之卺，婿之与妇各执一片以醑（即以酒嗽口），合卺又引申为结婚的意思。

在日本也存在着交杯酒一说，但是他不是男女之间，而是男人和男人之间！中国喝交杯酒是结成夫妻，在日本喝交杯就类似于结拜，结拜成兄弟的意思！

据说，这一习俗源于先秦时期，唐代时除了沿用瓢作酒器外，亦可以杯代替，到了宋代，新婚夫妇喝交杯酒时用的是两个酒杯，先饮一半后再换杯共饮，饮完后则将酒杯一正一反掷于床下，以示婚后百年好合。清末时期，交杯酒仪式已发展成为“合卺”、“交杯”、“攥金钱”三个部分。如今的婚仪中，“按杯于床下”之礼已被革除，“攥金钱”则为“掷纸花”所代替，惟“交杯酒”之礼仪仍然实行。

这种风俗在我国非常普遍，如在绍兴地区喝交杯酒时，由男方亲属中，儿女双全，福气好的中年妇女主持，喝交杯酒前，先要给坐在床上的新郎新娘喂几颗小汤圆，然后，斟上两盅花雕酒，分别给新婚夫妇各饮一口，再把这两盅酒混合，又分为两盅，取“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之意，让新郎新娘喝完后，并向门外撒大把的喜糖，让外面围观的人群争抢。

婚礼上的交擘酒：为表示夫妻相爱，在婚礼上夫妻各执一杯酒，手擘相交各饮一口。

282.抓周

抓周，又称拭儿、试晬、拈周、试周，英文为Drawlots。这种习俗，在民间流传已久，它是小孩周岁时举行的一种预测前途和性情的仪式，是第一个生日纪念日的庆祝方式。它与产儿报喜、三朝洗儿、满月礼、百日礼等一样，同属于传统的诞生礼仪，其核心是对生命延续、顺利和兴旺的祝愿，反映了父母对子女的舐犊情深，具有家庭游戏性质，是一种具有人伦味、以育儿为追求的信仰风俗，也在客观上检验了母亲是如何带领的，如何进行启蒙教育的。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抓周这种习俗，越来越多的被许多家庭所重视，许多地方也在有组织地集体举行抓周活动，以此来庆祝宝宝的生日。“抓周儿”的仪式一般都在吃中午那顿“长寿面”之前进行。讲究一些的富户都要在床（炕）前陈设大案，上摆：印章、儒、释、道三教的经书，笔、墨、纸、砚、算盘、钱币、帐册、首饰、花朵、胭脂、吃食、玩具，如是女孩“抓周儿”还要加摆：铲子、勺子（炊具）、剪子、尺子（缝纫用具）、绣线、花样子（刺绣用具）等等。一般人家，限于经济条件，多予简化，仅用一铜茶盘，内放私塾启蒙课本：《三字经》或《千字文》一本，毛笔一枝、算盘一个、烧饼油果一套。女孩加摆：铲子、剪子、尺子各一把。由大人将小孩抱来，令其端坐，不予任何诱导，任其挑选，视其先抓何物，后抓何物。以此来测卜其志趣、前途和将要从事的职业。

如果小孩先抓了印章，则谓长大以后，必乘天恩祖德，官运亨通；如果先抓了文具，则谓长大以后好学，必有一笔锦绣文章，终能三元及第；如是小孩先抓算盘，则谓，将来长大善于理财，必成陶朱事业。如是女孩先抓剪、尺之类的缝纫用具或铲子、勺子之类的炊事用具，则谓长大善于料理家务。反之，小孩先抓了吃食、玩具，也不能当场就斥之为“好吃”、“贪玩”，也要被说成“孩子长大之后，必有口道福儿，善于‘及时行乐’”。总之，长辈们对小孩的前途寄予厚望，在一周岁之际，对小孩祝愿一番而已。

通过小孩抓周儿，在客观上检验了生母、看妈、奶妈对小孩是如何带领的，是如何进行启蒙教育的。因此，有些家长并不迷信，但仍主张让小孩抓周儿，也是这一风俗得以持久在民间流传的原因之一。

283.春节传说

熬年守岁

守岁，就是在旧年的最后一天夜里不睡觉，熬夜迎接新一年的到来的习俗，也叫除夕守岁，俗名“熬年”。探究这个习俗的来历，在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散居在深山密林中，人们管它们叫“年”。它的形貌狰狞，生性凶残，专食飞禽走兽、鳞介虫豸，一天换一种口味，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让人谈“年”色变。后来，人们慢慢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它是每隔三百六十五天窜到人群聚居的地方尝一次口鲜，而且出没的时间都是在天黑以后，等到鸡鸣破晓，它们便返回山林中去了。

算准了“年”肆虐的日期，百姓们便把这可怕的一夜视为关口来煞，称作“年关”，并且想出了一整套过年关的办法：每到这一天晚上，每家每户都提前做好晚饭，熄火净灶，再把鸡圈牛栏全部拴牢，把宅院的前后门都封住，躲在屋里吃“年夜饭”，由于这顿晚餐具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了要全家老小围在一起用餐表示和睦团圆外，还须在吃饭前先供祭祖先，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平安地度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谁都不敢睡觉，挤坐在一起闲聊壮胆。就逐渐形成了除夕熬年守岁的习惯。

守岁习俗兴起于南北朝，梁朝的不少文人都有守岁的诗文。“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人们点起蜡烛或油灯，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风俗被人们流传至今。

万年创建历法说

相传，在古时候，有个名叫万年的青年，看到当时节令很乱，就有了想把节令定准的打算。但是苦于找不到计算时间的方法，一天，他上山砍柴累了，坐在树阴下休息，树影的移动启发了他，他设计了一个测日影计天时的晷仪，测定一天的时间，后来，山崖上的滴泉启发了他的灵感，他又动手做了一个五层漏壶，来计算时间。天长日久，他发现每隔三百六十多天，四季就轮回一次，天时的长短就重复一遍。

当时的国君叫祖乙，也常为天气风云的不测感到苦恼。万年知道后，就带着日晷和漏壶去见皇上，对祖乙讲清了日月运行的道理。祖乙听后龙颜大悦，感到有道理。于是把万年留下，在天坛前修建日月阁，筑起日晷台和漏壶亭。并希望能测准日月规律，推算出准确的晨夕时间，创建历法，为天下的黎民百姓造福。

有一次，祖乙去了解万年测试历法的进展情况。当他登上日月坛时，看见天坛边的石壁上刻着一首诗：

日出日落三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

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十二圆。

知道万年创建历法已成，亲自登上日月阁看望万年。万年指着天象，对祖乙说：“现在正是十二个月满，旧岁已完，新春复始，祈请国君定个节吧”。祖乙说：“春为岁首，就叫春节吧”。据说这就是春节的来历。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万年经过长期观察，精心推算，制定出了准确的太阳历，当他把太阳历呈奉给继任的国君时，已是满面银须。国君深为感动，为纪念万年的功绩，便将太阳历命名为“万年历”，封万年为日月寿星。以后，人们在过年时挂上寿星图，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德高望重的万年。

贴春联和门神

据说贴春联的习俗，大约始于一千多年前的后蜀时期，这是有史为证的。此外根据《玉烛宝典》，《燕京岁时记》等著作记载，春联的原始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桃符”。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相传有一个鬼域的世界，当中有座山，山上有一棵覆盖三千里的大桃树，树梢上有一只金鸡。每当清晨金鸡长鸣的时候，夜晚出去游荡的鬼魂必赶回鬼域。鬼域的大门坐落在桃树的东北，门边站着两个神人，名叫神荼、郁垒。如果鬼魂在夜间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神荼、郁垒就会立即发现并将它捉住，用芒苇做的绳子把它捆起来，送去喂虎。因而天下的鬼都畏惧神荼、郁垒。于是民间就用桃木刻成他们的模样，放在自家门口，以避邪防害。后来，人们干脆在桃木板上刻上神荼、郁垒的名字，认为这样做同样可以镇邪去恶。这种桃木板后来就被叫做“桃符”。

到了宋代，人们便开始在桃木板上写对联，一则不失桃木镇邪的意义，二则表达自己美好心愿，三则装饰门户，以求美观。又在象征喜气吉祥的红纸上写对联，新春之际贴在门窗两边，用以表达人们祈求来年福运的美好心愿。

为了祈求一家的福寿康宁，一些地方的人们还保留着贴门神的习惯。据说，大门上贴上两位门神，一切妖魔鬼怪都会望而生畏。在民间，门神是正气和武力的象征，古人认为，相貌出奇的人往往具有神奇的禀性和不凡的本领。他们心地正直善良，捉鬼擒魔是他们的天性和责任，人们所仰慕的捉鬼天师钟馗，即是此种奇形怪相。所以民间的门神永远都怒目圆睁，相貌狰狞，手里拿着各种传统的武器，随时准备同敢于上门来的鬼魅战斗。由于我国民居的大门，通常都是两扇对开，所以门神总是成双成对。

唐朝以后，除了以往的神荼、郁垒二将以外，人们又把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位唐代武将当作门神。相传，唐太宗生病，听见门外鬼魅呼号，彻夜不得安宁。于是他让这两位将军手持武器立于门旁镇守，第二天夜里就再也没有鬼魅骚扰了。其后，唐太宗让人把这两位将军的形象画下来贴在门上，这一习俗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284.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纪年始于东汉时期，《北史·宇文护传》中，记载了宇文护的母亲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表明当时民间已有12生肖的用法了。

我国古籍中记载，古代的中原地区，最初使用的是“干支纪年法”，即用10个天干符号（甲、乙、丙、丁、戊（wù）、己、庚（gēng）、辛、壬（rén）、癸（guǐ）和12个地支符号（子、丑、寅、卯、辰、巳（sì）、午、未、申、酉、戌、亥）相配合来纪年。同时，也有采用地支配合十二种动物来简单纪年。到隋朝时中原历法传至中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历法的纪年上仅吸收了十二种动物纪年法。因此才有《唐书》中记载：“黠戛斯国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另外，《宋史·吐蕃传》中也记载说，吐蕃首领在叙事时，以物纪年，所谓“道旧事则数十二辰属日，兔年如此，马年如此”。正像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指出的那样，“盖北俗初无所谓子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这种关于12生肖来历的解释，已经被许多人认可。

另外，关于12生肖来历的说法还有：洪巽的《阳谷漫录》中说，12地支中位居奇数者，以动物的指或蹄也为奇数相配，如子位居首位，与它相配的鼠为5指，地支中居偶数位的，则取相属之偶数以为名，如牛与丑相配，为4爪。叶世杰在《草木子》中，把12生肖的来历解释为：术家以12肖配12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无齿、牛无牙、虎无脾、兔无唇、龙无耳、蛇无足、马无胆、羊无瞳、猴无臀、鸡无肾、犬无胃、猪无筋、人则无不足”。

其它的说法还有种种。诸如：黄帝要选拔12种动物在天上按时值班。通过竞赛而选中了鼠、牛、虎等12种动物；12生肖来源于原始社会一些氏族的图腾崇拜，按某次集会时各部落的强弱划分；12生肖可能是从天竺引进的；或28个星宿分布周天，以值12个时辰。每个星宿都以一种动物命名。从每个时辰值班的动物中挑选某种常见的作某一年的代称等等，不一而足。

尽管人们不能确定12生肖的确切来历，但因为它的通俗、方便又具有趣味性，所以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古人留给我们的一种仍有实用价值的宝贵遗产。

285.一生肖排列传说

汉族民间故事说：当年轩辕黄帝要选十二动物担任宫廷卫士，猫托老鼠报名，老鼠给忘了，结果猫没有选上，从此与鼠结下冤家。大象也来参赛，被老鼠钻进鼻子，给赶跑了，其余的动物，原本推牛为首，老鼠却窜到牛背上，猪也跟着起哄，于是老鼠排第一，猪排最后。虎和龙不服，被封为山中之王和海中之王，排在鼠和牛的后面。兔子又不服，和龙赛跑，结果排在了龙的前面。狗又不平，一气之下咬了兔子，为此被罚在了倒数第二。蛇、马、羊、猴、鸡也经过一番较量，一一排定了位置，最后形成了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的顺序。传说故事虽不是对问题的科学解释，但它却体现了人们希望对十二生肖的选择做出解释的愿望。

286.二是昼夜角度解说

黑天苟地，混沌一片，鼠，时近夜半之际出来活动，将天地间的混沌状态咬出缝隙，“鼠咬天开”，所以子属鼠。天开之后，接着要辟地，“地辟于丑”，牛耕田，该是辟地之物，所以以丑属牛。寅时是人出生之时，有生必有死，置人于死地莫过于猛虎，寅，又有敬畏之义，所以寅属虎。卯时，为日出之象，太阳本应离卦，离卦象火，内中所含阴爻，为太阴即月亮之精玉兔，这样，卯便属兔了。辰，三月的卦象，此时正值群龙行雨的时节。辰自然就属了龙。巳，四月的卦象，值此之时，春草茂盛，正是蛇的好日子，如鱼儿得水一般。另外，巳时为上午，这时候蛇正归洞，因此，巳属蛇。午，下午之时，阳气达到极端，阴气正在萌生。马这种动物，驰骋奔跑，四蹄腾空，但又不时踏地。腾空为阳，踏地为阴，马在阴阳之间跃进，所以成了午的属相。羊，午后吃草为最佳时辰，容易上膘，此时为未时，故未属羊。未之后申时，是日近西山猿猴啼的时辰，并且猴子喜欢在此时伸臂跳跃，故而猴配申。酉为月亮出现之时，月亮属水，应着坎卦。坎卦，其上下阴爻，而中间的阳爻代表太阳金乌之精。因此，酉属鸡。夜幕降临，是为戌时。狗正是守夜的家畜，也就与之结为戌狗。接着亥时到，天地间又浸入混沌一片的状态，如同果实包裹着果核那样，亥时夜里覆盖着世间万物。猪是只知道吃的混混沌沌的生物，故此猪成了亥的属相。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持此观点。

287.三生肖分为阴阳两类

动物的前后左右足趾数一般是相同的，而鼠独是前足四，后足五，奇偶同体，物以稀为贵，当然排在第一，其后是牛，四趾（偶）；虎，五趾（奇）；兔，四趾（偶）；龙，五趾（奇）；蛇，无趾（同偶）；马，一趾（奇）；羊，四趾（偶）；猴，五趾（奇）；鸡，四趾（偶）；狗，五趾（奇）；猪，四趾（偶）。持这种说法的是宋人洪巽，明代学者郎瑛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归类，在其所著的《七修类稿·十二生肖》中提出“地支在下”，因此别阴阳当看足趾数目。鼠前是四爪，偶数为阴，后足五爪，奇数为阳。子时的前半部分为昨夜之阴，后半部分为今日之阳，正好用鼠来象征子。牛、羊、猪蹄分，鸡四爪，再加上兔缺唇且四爪，蛇舌分，六者均应合偶数，属阴，占了六项地支。虎五爪，猴、狗也五爪，马蹄圆而不分，六者均为奇数，属阳，连同属阳的鼠，占了另外六项地支。郎瑛的归类法，是借洪巽的分类法，二者大同小异。

以上三种解释分别从不同角度来解释生肖的排列，民间有关生肖动物排列的传说故事非常丰富，这些传说故事的流传一方面丰富了生肖的内容，另一方面又促进了生肖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将十二种生肖动物分为阴阳两类，将其纳入中国人五行信仰的观念之中，目的是将属相与人生仪礼相关连，将阴阳、五行与生肖对应起来，从而解释其它有关的人生文化现象。

288.生辰八字

生辰八字或者说八字，其实是周易术语四柱的另一种说法。四柱是指人出生的时间、即年、月、日、时。在人用天干和地支各出一字相配合分别来表示年、月、日、时，如甲子年、丙申月、辛丑日、壬寅时等，包含了一个人出生时的天体运行的基本状态。每柱两字，四柱共八字，所以算命又称“测八字”。依照天干、地支沂涵阴阳五行属性之相生、相克的关系，推测人的体咎祸福。

要得到正确的出生时间，白天以日晷仪测量最准。钟表时间是人为的平均时和地区标准时，必须依节气（太阳黄经）计算“真太阳时差”与依出生地计算“地方经度时差”，才能得到真正的出生天文时间。

八字之中，年的干支与日的干支是延续的，是实的；月与时的干支是依据年、日的干支推算的，可以说是虚的。

生辰八字，最多只能反映一个人出生的天时，用来记录时间也不为过。由年天干推月干支参见第1个图年上起月表。如果年干为甲或己，当年正月的干支为丙寅；如果年干为乙或庚，当年正月的干支为戊寅；如果年干为丙或辛，当年正月的干支为庚寅；如果年干为丁或壬，当年正月的干支为壬寅；如果年干为戊或癸，当年正月的干支为甲寅。

289.三牲

三牲，从最早的含义开始，就是指三个不同的活牲畜，并没有特指具体为“哪三个”。古代的牲畜都有应用等级，两两不同，所以，也可以理解为组合祭祀、大型组合宴会中的“三个不同等级使用的牲畜”，“一神”或者“一人”肯定只占一个等级，不可能“一神”或“一人”纵跨多个等级，因此，古代“一神对应一畜”“一人对应一畜”，三牲，就意味着，为“三个等级”或者“泛指多个等级”的组合准备“多种活的牲畜”。

290.朝仪

古代帝王临朝的典礼。按规定：天子面向南，三公面向北以东为上，孤面向东以北为上，卿大夫面向西以北为上，王族在路门右侧，面向南以东为上，大仆大右及大仆的属官在路门左侧，面向南以西为上。朝仪之位已定，天子和臣子行揖礼，礼毕退朝。后世也称人臣朝君之礼仪为“朝仪”。

所谓朝仪，即古代帝王临朝时的典礼仪式。《周礼·夏官·司士》载：“正朝仪之位，辩其贵贱之等。”孙诒让解释说：“‘正朝仪之位’者，此亦天子治朝之朝位也……此官掌正其仪叙。杜甫《紫宸殿退朝口号》有：“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之句。仇兆鳌注曰：“《周礼·地官》：司士正朝仪之位，辩其贵贱之等《史记》《叔孙通列传》、《汉书》《叔孙通传》均载叔孙通语曰：“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后世或称其为“趋朝之仪”朝廷的礼仪。《周礼·夏官·司士》：“正朝仪之位，辨其贵贱之等。”《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臣愿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宋书·恩幸传·徐爰》：“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颇涉书传，尤悉朝仪。”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予去国二十七年，复还，朝仪寖有不同。”

291.九拜

我国古代特有的向对方表示崇高敬意的跪拜礼。《周礼》谓“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这是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在不同场合所使用的规定礼仪。

稽首，行礼时，施礼者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拱手于地，头也缓缓至于地。头至地须停留一段时间，手在膝前，头在手后。是拜礼中最重者。

顿首，行礼时，头碰地即起，因其头接触地面时间短暂，故称顿首。通常用于下对上及平辈间的敬礼。是拜礼中次重者。

空首，是两手拱地，引头至手而不着地，是拜礼中较轻者。这三拜是正拜。

振动，是两手相击，振动其身而拜。

吉拜，就是正拜，男上左，女上右

凶拜，服丧三年期内，或丧礼用的礼节，男上右，女上左

奇拜，只拜一次，奇做奇数之（JI）

褒拜，是行拜礼后为回报他人行礼的再拜，也称“报拜”。

肃拜，是女子之拜，有拜字即需跪地，不过不扣头，只是微微低头。比肃拜低一点的，就是“肃”，区别就是，肃不跪。是站立而低头，双手自然下垂。

侠拜，女子见男子，女子先拜，男子答拜，女子再回拜，这一套动作就叫“侠拜。

292.跪拜礼

古人认为，不跪不叫拜。拜，在古代就是行敬礼的意思。按照周代礼仪的规定，当时对跪拜的动作和对象，作了严格的规范，共分稽首、顿首、空首，称为“正拜”。行稽首礼时，拜者必须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支撑在地上，然后，缓缓叩首到地，稽留多时，手在膝前，头在手后，这是“九拜”中最重的礼节。一般用于臣子拜见君王和祭祀先祖的礼仪。（后来，用于僧人举一手向人们行礼，也称“稽首”。“）

我国在汉以前，还没有正式的凳椅。人们在进食、议事、看书时，只是在地上铺一条用芦苇、竹篾等编成的铺垫用具，即席子，人就坐在席子上，故称“席地而坐”。如果请客人坐正席，则多垫一重席子，表示恭敬。就连朝廷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席地而坐”，不过，所坐的东西比普通老百姓好一些，如周代每次举行大朝觐时，王者所坐的席位，设有绣着黑白斧形的屏风，屏风前面南向铺设着莞草编成的席子，上面再加上五彩蒲席和桃枝竹席，左右摆设玉儿，给王者凭依。

因此，古代所谓“坐”的姿势，和我们现代人的“坐”完全不一样。坐时要两膝着地，然后将臀部坐于后脚跟之上，脚掌向后向外。古人的“坐”，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跪。在接待宾客中，每当“坐”着向客人致谢时，为了表示尊敬，往往伸直上半身，也就是“引身而起”，使坐变成了跪，然后俯身向下，就这样，逐渐形成了日常生活中的跪拜礼。

293.顿首礼

行顿首礼时，其他和稽首相同，不同者拜时必须急叩头，其额触地而拜。一般用于下对上的敬礼。（“顿首”两首，后来也用于书信中的起头或末尾，也有首尾都用的，表示对人家恭敬。）

行空首礼时，双膝着地，两手拱合，俯头到手，与心平而不到地，故称“空首”，又叫“拜手”。这是“九拜”中男子跪拜礼的一种。

其他如振动，不仅要跪拜、顿首，拜后还要“踊”，即跳踊，一般都在丧事时，拜者往往捶胸、顿足，跳跃而哭，表示极度悲哀，凶拜，即行礼时，先顿首，后空首；吉拜，则在行礼时，先空首，后顿首；奇拜，奇为单数，即一拜；褒拜，即再拜、三拜。古代以再拜为重。肃拜，是古代女子跪拜礼的一种。拜时跪双膝后，两手先到地，再拱手，同时低下头去，到手为止，故又称“手拜”。肃，手到地的意思。所以后来在书信来往中，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往往上“谨肃”。妇女行礼也称“端肃”，即源于此。

294.打千儿

满族礼俗：

满族有敬老尊上的风尚。青年人见了长者要垂手站立并要和颜悦色地回答长者的问话。有人冲父母状况，子女必须起立回答。对老人，三天请小安，五天请大安。请安礼，男有“问安”、“打千儿”、“叩头”。“问安”，是请小安，垂手站问好。“打千儿”是请大安，也叫“单腿跪”，满语为“埃拉塔拉米”，即先敏捷地掸下袖头，左腿前屈，右腿后蹲，左手扶膝，右手下垂，头与身略前倾。口念：“请某某大安”。

295.拱手礼

拱手礼是属相见或感谢时常用的一种礼节。行礼时，双腿站直，上身直立或微俯，双手互握合于胸前。一般情况男子应右手握拳在内，左手在外，女子则正好相反；若为丧事行拱手礼，则男子为左手握拳在内，右手在外，女子则正好相反。拱手礼始于上古，有模仿带手枷奴隶的含义，意为愿作对方奴仆。后来拱手逐渐成了相见的礼节。尤其是近现代，已基本成为本地区人民群众主要的交往礼节之一。

拱手礼已经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了，从西周起就开始在同辈人见面、交往时采用了。古人通过程式化的礼仪，以自谦的方式表达对他人的敬意。国人是讲究以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来表现出“敬”的，而不像西方人那样喜欢肉体亲近。这种距离不仅散发着典雅气息，而且也比较符合现代卫生要求。所以很多礼学专家都认为，拱手礼不仅是最体现中国人文精神的见面礼节，而且也是最恰当的一种交往礼仪。

亚商一直把读者视作最最亲密的朋友，也希望能成为您的挚友，朋友之间见面，自然要行拱手礼。

如果您是一位外国朋友，您一定也能从这个具有中国文化气息的问候中感受到我们的热情，您也许还会给我们回一个拱手礼。葛优说，他曾有幸和马龙·白兰度就餐，当时这位国际巨星一见面就先行了个拱手礼。

296.揖礼

据《周礼》记载，根据双方的地位和关系，作揖有土揖、时揖、天揖、特揖、旅揖、旁三揖之分。土揖是拱手前伸而稍向下；时揖是拱手向前平伸；天揖是拱手前伸而稍上举；特揖是一个一个地作揖；旅揖是按等级分别作揖；旁三揖是对众人一次作揖三下。此外，还有长揖，即拱手高举，自上而下向人行礼。向人作揖虽然恭敬，但有时则又能表示倨傲，《汉书·高帝纪》就有“郦生不拜，长揖”的描述，显示出狂徒郦生对刘邦这位无赖皇帝心里不是很服气。

297.碰杯礼

人们喜欢在喝酒之前先碰一下杯，这个习惯现在遍及全世界。此种礼仪的来源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古希腊人创造的。传说古希腊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举杯饮酒之时，人的五官都可以分享到酒的乐趣：鼻子能嗅到酒的香味，眼睛能看到酒的颜色，舌头能够辨别酒味，而只有耳朵被排除在这一享受之外。怎么办呢？希腊人想出一个办法，在喝酒之前，互相碰一下杯子，杯子发出的清脆的响声传到耳朵中。这样，耳朵就和其他器官一样，也能享受到喝酒的乐趣了。

另一种说法是，喝酒碰杯起源于古罗马。古代的罗马崇尚武功，常常开展“角力”竞技。竞技前选手们习惯于饮酒，以示相互勉励之意。由于酒是事先准备的，为了防止心术不正的人在给对方喝的酒中放毒药，人们想出一种防范的方法，即在角力前，双方各将自己的酒向对方的酒杯中倾注一些。以后，这样碰杯便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礼仪。

碰杯礼仪要点

祝酒时，主人先举杯，杯口应与双目齐平，微笑点头示意，其余人举杯，然后与客人碰杯，祝酒时不要交叉碰杯。客人之间互相碰杯，是礼貌、友好的表示。一般应起立举杯，轻轻相碰。碰杯时目视对方，口念祝酒词。碰杯时一般与对方的杯口齐高，或比对方略低，以示谦恭。如果对方是长辈且是上级，一般是碰其酒杯的三分之一处略低，注意碰杯时不是拿整个杯去碰，而是略倾斜酒杯，拿酒杯口去碰。如果对方是官级比自己很多，或是年纪很长的长辈，就要用双手敬酒。

人多时可举杯示意，不一定碰杯。喝果汁、非酒类饮品者，不必碰杯，但大家起立举杯相碰时，也应站起来举杯。饮酒干杯时，即使不喝，也应该将杯口在唇上碰一碰，以示敬意。喝酒时绝对不能吸着喝，而是倾斜酒杯，好像是将酒放在舌头上似的感觉。此外，一饮而尽，边喝边透过酒杯看人，拿着酒杯边说话边喝酒，都是失礼的行为。

298.握手礼

握手礼的由来

说法一：战争期间，骑士们都穿盔甲，除两只眼睛外，全身都包裹在铁甲里，随时准备冲向敌人。如果表示友好，互相走近时就脱去右手的甲胄，伸出右手，表示没有武器，互相握手言好。后来，这种友好的表示方式流传到民间，就成了握手礼。当今行握手礼也都是不戴手套，朋友或互不相识的人初识、再见时，先脱去手套，才能施握手礼，以示对对方尊重。

说法二：握手礼来源于原始社会。早在远古时代，人们以狩猎为生，如果遇到素不相识的人，为了表示友好，就赶紧扔掉手里的打猎工具，并且摊开手掌让对方看看，示意手里没有藏东西。后来，这个动作被武士们学到了，他们为了表示友谊，不再互相争斗，就互相摸一下对方的手掌，表示手中没有武器。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个动作就逐渐形成了现在的握手礼握手礼的由来握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到的礼节。

说法三：来源于原始社会。当时，原始人居住在山洞，他们经常打仗，使用的武器是棍棒。后来他们发现可以消除敌意，结为朋友，而最好的表达方式是见面时先扔掉手中棍棒，然后再挥挥手。

299.脱帽礼

脱帽礼来源于冷兵器时代，当时，作战都要戴头盔，头盔多用铁制，十分笨重。战士到了安全地带，首先是把头盔摘下，以减轻沉重的负担。这样脱帽就意味着没有敌意，如到友人家，为表示友好，也以脱盔示意。这种习惯流传下来，就是今天的脱帽礼。

时至今日，行脱帽礼已经在美国很罕见了，部分的原因是社交礼仪已不那么严格，另有部分原因即人们也不怎么戴帽子了。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男人对女人脱帽行礼还是司空见惯的，不论在室内还是搭电梯，男人们都要脱帽。（在1949年，已知最早的电梯礼仪准则里这么说：不计其数的女人抱怨男人们在人群中行礼时总打到她们的头，因此男人们不要脱帽了。）但是在18世纪，人们认为室内戴帽是不礼貌的。男人给女士们打招呼时应该脱帽，接着应该再戴回去。这么做的原因太简单了。首先，在大多数的历史中，帽子是所在阶层的标记，也是社会地位的可见标志。戴帽的传统可溯源至古罗马时期。那时，头上的盖饰是社会或政治优越感的标志。其次，要是把帽子抓在手上，拔剑就不方便了。

300.注目礼

注目礼是哲学上的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关系，心理上“虚荣”、“面子”与“注目礼”关系密切。“注目礼”还有质量高低之分，心里在乎的人注目礼质量就很高，反之质量就低，心里面就不在乎。

心里在乎的人哪怕一个眼神，一句鼓励和赞美就能多年难忘：曾经心仪的美女、敬重的师长、对手……当年的看不起自己的长辈、上司、大哥、情敌……等等，他们的注目礼是优质的注目礼。

功成名就的人最得意是在自己熟悉的人面前，获得熟人的注目礼，发达了的人最在乎衣锦还乡的时刻，奥运冠军胜利了最渴望和爱人和亲人分享成功的喜悦……可以说追求高质量的注目礼是人生奋斗的重要动力。

佛洛伊德说：性的满足与成为伟人是人奋斗的原动力，杜威说每个人都渴望成为重要人物，伟人、重要人物都汇集了芸芸众生和熟人圈高质量的注目礼。

青年学者欧阳君山著书《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天下事尽在我的注目礼争夺中》专门阐述“注目礼”理论和注目礼争夺战的游戏。

301.鞠躬礼

鞠躬，意思是弯身行礼。是表示对他人敬重的一种郑重礼节。

此种礼节一般是下级对上级或同级之间、学生向老师、晚辈向长辈、服务人员向宾客表达由衷的敬意。

鞠躬是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传统的、普遍使用的一种礼节。鞠躬主要表达“弯身行礼，以示恭敬”的意思。现在的日本，鞠躬礼是最讲究的。所以我们在同日本人打交道时要懂得这一礼节。

·对日本人来说，鞠躬的程度表达不同的意思。如：，弯15度左右，表示致谢；弯30度左右，表示诚恳和歉意；弯90度左右，表示忏悔、改过和谢罪。

·鞠躬对韩国和朝鲜人来说也很讲究。我们可以经常看到，韩国和朝鲜妇女在会谈、宴会或作客时，一手提裙，一手下垂鞠躬，告别时面对客人慢慢退去，表示一种诚恳和敬意。行鞠躬礼掌握的要领是：

A、脖子不可伸得太长，不可挺出下颏；

B、耳和肩在同一高度：

C、保持正确的站立姿势，两腿并拢，双目注视对方的胸部，随着身体向下弯曲，双手逐渐向下，朝膝盖方向下垂。

302.座次

古代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讲礼仪，循礼法，崇礼教，重礼信，守礼仪，是中国人数千年的传统。“不学礼，无以立”，礼的核心是人的社会行为规范，是中国民众已经习惯和风俗化了的社会性行为准则、道德尺度与各种礼节。所谓“礼节民心，让则不争”；“衣食既足，礼让以兴”，礼就是个人利欲心的节制和人群利益的调度。讲礼，就是要谦恭退让，“礼”与“让”往往相连，这就是“礼让”一词的由来和义释。

303.冠礼

冠礼，礼起源于原始社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汉族的冠礼具体浓郁的中国味，在汉字文化圈中最具有代表性。冠礼表示男女青年至一定年龄，性已经成熟，可以婚嫁，并从此作为氏族的一个成年人，参加各项活动。成年礼（也称成丁礼）由氏族长辈依据传统为青年人举行一定的仪式，才能获得承认。华夏族的成年礼，为男子冠礼，女子笄礼。经书记载，实行于周代。按周制，男子二十岁行冠礼，然天子诸侯为早日执掌国政，多提早行礼。传说周文王十二岁而冠，成王十五岁而冠。古代冠礼在宗庙内举行，日期为二月，冠前十天内，受冠者要先卜筮吉日，十日内无吉日，则筮选下一旬的吉日。然后将吉日告知亲友。及冠礼前三日，又用筮法选择主持冠礼的大宾，并选一位“赞冠”者协助冠礼仪式。行礼时，主人（一般是受冠者之父）、大宾及受冠者都穿礼服。先加缁布冠，次授以皮弁，最后授以爵弁。每次加冠毕，皆由大宾对受冠者读祝辞。祝辞大意谓：在这美好吉祥的日子，给你加上成年人的服饰；请放弃你少年儿童的志超，造就成年人的情操；保持威仪，培养美德；祝你万寿无疆，大福大禄。然后，受礼者拜见其母。再由大宾为他取字，周代通常取字称为“伯某甫”（伯、仲、叔、季，视排行而定）。然后主人送大宾至庙门外，敬酒，同时以束帛俪皮（帛五匹、鹿皮两张）作报酬，另外再馈赠牲肉。受冠者则改服礼帽礼服去拜见君，又执礼贽（野雉等）拜见乡大夫等。若父亲已殁，受冠者则需向父亲神主祭祀，表示在父亲前完成冠礼。祭后拜见伯、叔，然后飨食。此加冠、取字、拜见君长之礼，后世因时因地而有变化，民间自十五岁至二十岁举行，各地不一。清中期以后，多移至娶妇前数日或前一日举行。某些地区自宋代以来，仪式简易，不宴请宾客，仅在本家或自家范围内进行。《仪礼·士冠礼》贾公彦疏：“诸侯十二而冠也。若天子，亦与诸侯同，十二而冠……《大戴礼》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传》云：‘冠而生子，礼也。’”又《仪礼·士冠礼》：“始加（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老无疆，受天之庆。’”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八九：“[冠礼]是自家屋里事，有甚难行？关了门，将巾冠与子弟戴，有甚难？”

304.婚冠礼

古代嘉礼之一。《周礼》：“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古代贵族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后即可成婚，并享受成人待遇，女子十五岁行笄礼（笄：束发用的簪子。古时女子满十五岁把头发绾起来，戴上簪子）后也可结婚。所以把婚礼、冠礼合称为婚冠礼。

305.斋戒

斋戒有多种来源。在中国，斋戒主要用于祭祀、行大礼等严肃庄重的场合，以示虔诚庄敬。斋戒包含了斋和戒两个方面。“斋”来源于“齐”，主要是“整齐”，如沐浴更衣、不饮酒，不吃荤。戒主要是指戒游乐，比如不与妻妾同寝，减少娱乐活动。后以此指称相似的宗教礼仪。在佛教中，清除心的不净叫做“斋”，禁止身的过非叫做“戒”，斋戒就是守戒以杜绝一切嗜欲的意思。在《古兰经》中的阿拉伯用语是“扫姆”，原意是坚忍和克制。穆斯林所遵循的伊斯兰斋戒制度，从日出前开始直到日落后，停止饮食，并且克制情欲，进入全身心的静修状态。

306.折腰

307.六礼

即：冠、婚、丧、祭、乡饮酒、相见。此为六礼古代的婚姻礼仪。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一娶亲程式，周代即已确立，最早见于《礼记·昏义》。以后各代大多沿袭周礼，但名目和内容有所更动。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三年）曾命刘歆制婚仪。汉朝以后至南北朝，皇太子成婚无亲迎礼。而从东汉至东晋更是因社会动荡，顾不得六礼，仅行拜时（拜公婆）之礼，连合卺仪式也不要了。直到隋唐，皇太子才恢复行亲迎礼，帝室成婚也照六礼行事。宋代官宦贵族仍依六礼，民间则嫌六礼繁琐，仅行四礼，省去问名和请期，分别归于纳采和纳征。《朱子家礼》连纳吉也省去，仅取三礼，三礼也成为明代的定制。清代仅重纳采、亲迎二礼，中间加女家铺房一礼。清代《通礼》载，汉官七品以上才实行议婚、纳采、纳币、请期、亲迎五礼。清末后，六礼演变纷繁，也就逐渐衰落了。

308.冠礼

冠礼，礼起源于原始社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汉族的冠礼具体浓郁的中国味，在汉字文化圈中最具有代表性。冠礼表示男女青年至一定年龄，性已经成熟，可以婚嫁，并从此作为氏族的一个成年人，参加各项活动。成年礼（也称成丁礼）由氏族长辈依据传统为青年人举行一定的仪式，才能获得承认。华夏族的成年礼，为男子冠礼，女子笄礼。经书记载，实行于周代。按周制，男子二十岁行冠礼，然天子诸侯为早日执掌国政，多提早行礼。传说周文王十二岁而冠，成王十五岁而冠。古代冠礼在宗庙内举行，日期为二月，冠前十天内，受冠者要先卜筮吉日，十日内无吉日，则筮选下一旬的吉日。然后将吉日告知亲友。及冠礼前三日，又用筮法选择主持冠礼的大宾，并选一位“赞冠”者协助冠礼仪式。行礼时，主人（一般是受冠者之父）、大宾及受冠者都穿礼服。先加缁布冠，次授以皮弁，最后授以爵弁。每次加冠毕，皆由大宾对受冠者读祝辞。祝辞大意谓：在这美好吉祥的日子，给你加上成年人的服饰；请放弃你少年儿童的志超，造就成年人的情操；保持威仪，培养美德；祝你万寿无疆，大福大禄。然后，受礼者拜见其母。再由大宾为他取字，周代通常取字称为“伯某甫”（伯、仲、叔、季，视排行而定）。然后主人送大宾至庙门外，敬酒，同时以束帛俪皮（帛五匹、鹿皮两张）作报酬，另外再馈赠牲肉。受冠者则改服礼帽礼服去拜见君，又执礼贽（野雉等）拜见乡大夫等。若父亲已殁，受冠者则需向父亲神主祭祀，表示在父亲前完成冠礼。祭后拜见伯、叔，然后飨食。此加冠、取字、拜见君长之礼，后世因时因地而有变化，民间自十五岁至二十岁举行，各地不一。清中期以后，多移至娶妇前数日或前一日举行。某些地区自宋代以来，仪式简易，不宴请宾客，仅在本家或自家范围内进行。《仪礼·士冠礼》贾公彦疏：“诸侯十二而冠也。若天子，亦与诸侯同，十二而冠……《大戴礼》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传》云：‘冠而生子，礼也。’”又《仪礼·士冠礼》：“始加（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老无疆，受天之庆。’”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八九：“[冠礼]是自家屋里事，有甚难行？关了门，将巾冠与子弟戴，有甚难？”

309.婚姻

婚姻，古时又称'昏姻'或'昏因'。一般而言，婚姻一词的起源有三种说法：汉朝的郑玄说，婚姻指的是嫁娶之礼。在我国古代的婚礼中，男方通常在黄昏时到女家迎亲，而女方随着男方出门。这种“男以昏时迎女，女因男而来”的习俗，就是'昏''因'一词的起源。换句话说，婚姻是指男娶女嫁的过程。

310.丧葬

丧葬指办理丧事和埋葬死者丧葬事宜。丧葬习俗是以丧葬为基础，在民间长期相沿、积淀而成的丧葬风尚和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与进步，国家殡葬制度的改革，长期形成的丧葬习俗也在不断注入新的内容。也就是说，没有丧葬制度，也就不可能产生丧葬习俗。

老人逝世，俗说“归家”、“过身”、“过背”、“老掉”。入殓，俗说“入棺”、“收殓”。安葬，俗说“过山”、“出葬”。办丧事，俗说“做白喜事”或做“丧事”。入殓、出殡、安葬（俗称“落事”）都要请堪舆（俗称“地理先生”）择“吉日、吉时”和安葬的“风水宝地”。

入殓：事前孝子孝孙（男丁）穿孝服由吹鼓乐师导引到平时吃水的井里或塘里用水桶取少量水，丢几个铜钱或镍币到井里或塘里，俗称“买水”。将买回的水为死者洗澡，俗称“抹三下”。在县城，买水之前，由吹鼓乐师导引殡葬人员抬着空棺到街上游一趟，俗称“游材”。入殓后到出殡前灵堂要点长明灯，棺材头部还要加一盏油灯，俗称“点脑头火”。富人死后，棺材要停入在厅堂数月至数年，俗称“存枋”。穷人死后，只要日子相合，择日即葬。

出殡：满堂皆白，事前要祭奠，俗称“烧香”，先儿孙后亲朋按辈分大小依次烧香磕头。祭奠后，儿孙及儿媳孙媳等要跪在棺材前一餐饭，俗称“食材（财）饭”。食材饭时，要请一至二位“命好福好”的人主持斟酒盛饭，酒斟二巡，饭盛二次量少。随意食菜，每碗吃一点。主持人要说些吉利话。出殡时，孝子孝孙要加穿粗麻衣、草鞋、系草绳，持孝杖棍。送葬队伍，由持引魂竹的引路，此人负责丢引路纸。接着是持旌旗的、抱灵牌的、乐队、祭轴、花圈、送葬的亲朋、灵柩、子孙。行至村外交通道口处（城市、集镇走出街口）“谢孝”，由孝子孝妇等跪向送葬的亲朋叩首。谢孝后，孝子才孙扶柩至坟前，把草鞋、孝棍、花圈等丢在坟地上，即参加筑坟。坟筑好后，有喝彩、撒粮米习俗。

出殡的当天晚上请道士念经一至七天，超度亡灵，俗说“做归山灯”。第二天，孝女、孝妇等穿孝服，首次上坟，俗说“拦山神”、“扌罗两朝”。

办丧事：对内亲要派专人报丧。亲朋好友要先送礼，再参加吊祭、送葬、吃饭。丧饭两餐（正餐），一荤一素，入殓时食素，俗说“归棺饭”、“斋饭”；出殡时食荤，俗说“出葬饭”。

旧时安葬后，有的孝子还会昼夜在灵堂或坟前守护一段时间，俗说“守孝”。

311.五礼

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

吉礼：吉礼是五礼之冠，主要是对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典礼。主要内容有：（1）祀天神：昊天上帝；祀日月星辰；祀司中、司命、雨师。（2）祭地祗：祭社稷、五帝、五岳；祭山林川泽；祭四方百物，即诸小神。（3）祭人鬼：祭先王、先祖；禘祭先王、先祖；春祠、秋尝、享祭先王、先祖。

嘉礼：嘉礼是和合人际关系、沟通、联络感情的礼仪。嘉礼主要内容有：饮食之礼；婚、冠之礼；宾射之礼；飨燕之礼；脤膰之礼；贺庆之礼。

宾礼：宾礼是接待宾客之礼。

军礼：军礼是师旅操演、征伐之礼。

凶礼：凶礼是哀悯吊唁忧患之礼。凶礼的内容有：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以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

312.吉礼

古代五礼之一。即祭祀天神、地祗、人鬼等的礼仪活动。如郊天、大雩、大享明堂、祭日月、大蜡、祭社稷、祭山川、籍田、先蚕、祭天子宗庙、袼禘、功臣配享、上陵、释奠、祀先代帝王、祀孔子、巡狩封禅、祭高禖等。历代兴革不一，但极为统治阶级所重视。《周礼·春官·大宗伯》：“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祗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祗。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沉祭山林川泽……以祠春享先生，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通典·礼六六》：“大唐开元年之制五礼，其仪百五十有二。一曰吉礼，其仪五十有五：一，冬至祀昊天于圆丘；二，正月上辛祈谷于圆丘；三，孟夏雩祀于圆丘；四，季秋大享于明堂；五，立春祀青帝于东郊……五十五，王公以下拜扫、寒食拜扫。”

吉礼是五礼之冠，主要是对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典礼。主要内容有：（1）祀天神：昊天上帝；祀日月星辰；祀司中、司命、雨师。（2）祭地祗：祭社稷、五帝、五岳；祭山林川泽；祭四方百物，即诸小神。（3）祭人鬼：祭先王、先祖；禘祭先王、先祖；春祠、秋尝、享祭先王、先祖。

313.凶礼

古代五礼之一。指用于吊慰家国忧患方面的礼仪活动。包括丧葬礼、荒礼、吊礼、恤礼、襘礼等。后多特指丧葬、持服、谥号等礼仪。《周礼·春官·大宗伯》：“大宗伯……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以襘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通典·礼六六》：“大唐开元年之制五礼……五曰凶礼，其仪十有八：一，凶年振（赈）抚；二，劳问疾患；三，中宫劳问；四，皇太子劳问；五，服（丧服）制度；六，皇帝为小功以上举哀；七，敕使吊；八，会丧；九，册赠；十，会葬；十一，致猷；十二，皇后举哀吊祭；十三，皇帝太子举哀吊祭；十四，皇太子妃举哀吊祭；十五，三品已上丧；十六，五品已上丧；十七，六品已下丧；十八，五公已下丧。”

314.军礼

古代五礼之一。即国家有关军事方面的礼仪活动。如《周礼》所举大师（召集和整顿军队）、大均（校正户口，调节赋征）、大田（检阅车马人众，亲行田猎）、大役（因建筑城邑征集徒役）、大封（整修疆界、道路、沟渠），以及《开元礼》的告太庙、命将、出师、宣露布、大射、马祭、大傩等。《周礼·春官·大宗伯》：“大宗伯……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通典·礼六六》：“大唐开元之制五礼……四曰军礼，其仪二十有三：一，亲征类于上帝；二，宜于太社；三，告于太庙；四，祃于所征之地；五，軷于国门；六，广告所过山川；七，宣露布；八，劳军将；九，讲武；十，田狩；十一，射宫；十二，观射；十三，遣将出征宜于太社；十四，遣将告太庙；十五，遣将告齐太公庙；十六，祀马祖；十七，享先牧，十八，祭马社；十九，祭马步；二十，合州伐鼓；二十一，合朔诸州伐鼓；二十二，大傩；二十三，诸州县傩。”

315.宾礼

古代古礼之一。即邦国间的外交往来及接待宾客的礼仪活动。如天子受诸侯朝觐、天子受诸侯遣使来聘、天子遣使迎劳诸侯、天子受诸侯国使者表币贡物、宴诸侯或诸侯使者。此外，内个王公以下直至士人相见礼仪，也属宾礼。《周礼·春官·大宗伯》：“大宗伯……以宾礼亲邦，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兆曰视。”《仪礼·士相见礼》郑玄注：“士相见于五礼属宾礼。”《通典·礼六六》：“大唐开元年之制五礼……三曰宾礼，其仪有六：一，番国主来朝；二，戒番国主见；三，番主奉见；四，受番使表及币；五，宴番国主；六，宴番国使。”番，使西方边境各国。《新唐书·礼乐志六》：“二曰宾礼，以待四夷之君长作与其使者。”《清史稿·礼志二》：“宾礼：藩国通礼，山海诸国朝贡礼，敕封藩服礼，外国公使觐见礼，内外王公相见礼，京官相见礼，直省官相见礼，士庶相见礼。”

316.嘉礼

古代五礼之一。即国家具有喜庆意义及一部分用于亲近人际关系、联络感情的礼仪活动。如君主登基、册皇太子、策拜王侯、节日受朝贺、天子纳后妃、太子纳妃、公侯大夫士婚礼、冠礼、宴飨、乡饮酒等。有时特指婚礼。《周礼·春官·大宗伯》：“大宗伯……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清史稿·礼志六三》：“二曰嘉礼。属于天子者，曰朝会、燕飨。册命。经筵诸典。行于庶人者，曰乡饮酒礼。而婚嫁之礼，则上与下同也。”

317.月祭

古代帝王每月对祖庙的祭祀。《礼记·祭法》：“王立七庙……皆月祭之。”《汉书·韦玄成传》：“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於寝，月祭於庙，时祭於便殿。”《新唐书·彭景直传》：“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庙，皆朔加荐，以象生时朔食，号月祭。”

318.伏腊祭

1.亦作“伏臈”。

2.古代两种祭祀的名称。“伏”在夏季伏日，“腊”在农历十二月。《史记·留侯世家》：“留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腊，祠黄石。”《后汉书·孝明帝纪》：“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於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明唐顺之《皇陵行》：“伏臈烝尝时不后，清明寒食更浇酒。”

3.指伏祭和腊祭之日，或泛指节日。

汉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周书·晋荡公护传》：“每四时伏腊，高祖率诸亲戚，行家人之礼，称觞上寿。”《梁书·处士传·何胤》：“每伏腊放囚还家，依期而返。”清钱谦益《寿何峄县序》：“两从叔翩翩少年，岁时伏腊，与先生辈徵逐讌饮，有承平王孙之乐。”

4.借指生活或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

唐白居易《江楼早秋》诗：“欲作云泉计，须营伏臈资。”宋苏舜钦《答韩持国书》：“此虽与兄弟亲戚相远，而伏腊稍充足，居室稍宽。”《金史·王去非传》：“督妻孥耕织以给伏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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