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第3卷. 1(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兴无, 王彬彬, 主编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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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第3卷. 1试读：

文学批评新视野　主持人语　吴　俊

试论《月牙儿》版本的演变　王　艺

杨绛笔下的“孤女”形象与其“隐身”哲学　邹世奇

论余华与当代批评的交互阐释　秦　娟“工人诗歌”概念探析　耿雨秋

诗歌、道德与治理——基于唐代科举的量化历史实证研究　陈冬华　李　真　杨　贤　俞俊利

论梅尧臣诗“古淡”的非时尚特质及其与汉魏古诗的关系——以五古为中心　徐　涛

揄扬·规戒·悼亡——论清代闺秀诗话中的神异叙述　丁淑梅　黄晋卿

厉鹗诗歌“于新城、长水之后别续一灯”的诗史内涵与意义　吴华峰

国家图书馆所藏《乐府考略》抄本考述　王文君

伦理文化视野中的古代小说传统　朱锐泉

赋法：《诗经》学视域下的《金瓶梅》批评观　王思豪

稀见小说《东游记》考略　李　奎　范嵘嵘

传媒视角，求真精神——读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　杨　曦“文体之争”与钱基博的文学正名　陈云昊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电影广告研究——以报纸版面刊载的电影广告为考察中心　布莉莉

日本艺术大众化论争：影响大众的是形式还是内容——兼论对我国文坛的影响　陈世华

20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先锋主义文学论略　王宗琥

毁灭与重生：论索罗金创作中的“反乌托邦性”本质特征　赵　杨

南京大学藏《钟泰友朋信札》校释　徐兴无

出版说明文学批评新视野主持人语吴　俊

本栏是不定期的专栏。之所以名为“文学批评新视野”，一是突出栏目文章的“新意”，不管怎样，一篇文章有所新意应该是起码的要求，也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起点。二是文章作者都是新人，新人用新眼光看问题，应该能够看出点新意来吧。三是本栏文章在文体上并不刻意强调学院规范，学术规范当然是要遵守的，但也不必一定要做成四平八稳的样子，故名之为“文学批评”而非“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往往起步于两类文章：一是文献功夫的专案考订，二是文学批评的义理发挥。破除陈说，自立新意，则是共同的旨趣。新人新说，尤值得鼓励和推荐。试论《月牙儿》版本的演变(1)王　艺

摘　要：《月牙儿》是老舍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完成于1935年，之后经历了多次再版，内容基本无异，而1956年的再版则发生了多处改变，尤其是将性心理和性爱描写场面删除。两个版本的《月牙儿》在内容上相差无几，但在文本措辞和场面描写方面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试图通过《月牙儿》两版文本的比较分析，指出1956年版本中的删改对作品文本表现力的影响，进一步探究作者修改原作的动因，揭示出时代氛围变化对于老舍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老舍；《月牙儿》；新旧版本；创作影响《月牙儿》是老舍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写于1935年4月，初刊于《国闻周报》第12卷第12—14期（1935年4月1、8、15号），之后1935年人间书屋版、1947年晨光书店版、1948年春明书店版的《月牙儿》，都是根据初刊本《月牙儿》再版，只有几处标点符号有异和少数字词（例如“的”、“地”）有修改，其他方面没有变动，笔者称之为旧版。而20世纪50年代重版的《月牙儿》则有较大幅度的改动。《老舍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所收《月牙儿》，计有字词改动19处：15处换词、2处删除、2处添加标点（另有4处别字修改），段落变动4处（第20、28、32、33节）。此后，1959年的短篇小说集《月牙儿》、1985年的《老舍文集》和1999年的《老舍全集》中所收的《月牙儿》都是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本再版，笔者称为新版。

问题在于，《月牙儿》问世之初即获得了巨大声名，老舍本人也非常喜欢这部短篇小说，新版却删除了不少性爱、性心理描写，此外还有几处方言词语被普通话代替。本文要追问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改动，是因为旧版的相关部分“不堪入目”，还是另有原因？本文试图通过《月牙儿》新旧版本文本的比较分析，指出新版本中的删改对作品文本表现力的影响，进一步探究作者修改原作的动因，揭示出时代氛围变化对于老舍创作的影响。一、新旧版本变动处分析(2)

本文以1935年版的《月牙儿》为旧版文本，以1956年版的(3)《月牙儿》为新版文本（下不赘述）。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集结老舍的13篇小说为《老舍短篇小说选》，老舍在《后记》中写道：“除了不太干净的地方略事删改，字句大致上未加增减，以保持原来(4)的风格。有些北京土话很难修改，就加上了简单的注解。”这算是为修改作了一个解释：字句的修改是以普通话代替北京土话，而“不太干净的地方”则是指作品中的性描写基本上全部删除。

1．字词变动分析《月牙儿》新版本有6处将方言词语改为普通话，如“吃挂落”改为“吃亏”、“灰不溜”改为“灰渌渌”等。这6处中，笔者以为，将“斜斜着”改为“歪歪着”不仅语意发生轻微变化，而且与后文中的“斜着”在句子形式上断开，读起来稍显拗口；将“买卖地”改为“铺子里”和将“心程”改为“心思”，语意更清晰，表达更加浅显易懂；将“吃挂落”改为“吃亏”和“灰不溜”改为“灰渌渌”这两处将晦涩的方言改为简易的普通话，用语更为通畅且文雅；将“低落”改为“低贱”，虽然解决了词语的晦涩，但笔者认为此处的改动有失神韵。“低落”的语境是“第一号”女招待半是嘲弄、半是劝告女主人公放开架子：女招待也能嫁银行经理、坐上几天汽车呢，而且她上班不勤快赚的却比女主人公多，还比女主人公讨喜，这样的人是不会觉得自己“低贱”的；用“低落”既有低贱的意思又有此时落魄的感觉，但又不直接指出“卑贱”之意，能满足“第一号”女招待不轻贱自己的虚荣，也能显出她劝女主人公的“真心实意”。

2．性描写段落删除分析《月牙儿》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市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反映母女二人相继被逼为娼的悲剧，必然也会涉及底层生活（卖淫）的粗鄙。旧版《月牙儿》中直接涉及性描写的是第21节和第33节，这两个部分分别是主人公第一次受骗失身于“温和可爱”的校长侄子和彻底沦为暗娼后、不分对象地出卖身体时的性心理描写。在第一次与校长侄儿交往的过程中，主人公的心情是这样的：他的笑唇在我的脸上，从他的头发上我看着那也在微笑的月

牙。春风像醉了，吹破了春云，露出月牙与一两对儿春星。河岸

上的柳枝轻摆，春蛙唱着恋歌，嫩蒲的香味散在春晚的暖气里。

我听着水流，像给嫩蒲一些生力，我想象着蒲梗轻快地往高里长。

小蒲公英在潮暖的地上生长，似乎正往叶尖花瓣上灌着白浆，什

么都在溶化着春的力量，把春收在那微妙的地方，然后放出一些

香味来，象花蕊顶破了花瓣。我忘了自己，象四外的花草似的，

承受着春的透入；我没了自己，象化在了那点春风与月的微光中。

月儿忽然被云掩住，我想起来自己，我觉得他的热力压迫我。我

失去那个月牙儿，也失去了自己，我和妈妈一样了！（第21节，

画线标记为新版删除部分）当“他的笑唇在我的脸上”的时候，象征主人公心情的月牙儿是微笑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春风沉醉，吹破春云，柳枝轻摆，青蛙鸣曲，嫩蒲散香，水流轻快，蒲梗抽高，嫩蒲似乎得到了春的力量，更显示出一些生机，而小蒲公英则生长得更为勃发，这一切都在溶化春的力量，把春收起来然后放出清新的香味，四外的花草承受着春的透入，就像主人公在承受她所心仪之人的爱抚一样，都化在春风中了，都溶进月光里了，无言地表达在了此刻的感官享受中——“我象把自己交给了春风，任凭人家摆布”。象征主义在表现主人公的“性”的享受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30年老舍在齐鲁大学执教时编印的讲义《文学概论讲义·第十一讲》中提到过象征主义的重要作用：“它是一种心觉，把这种心觉写画出来。这种心觉似乎觉到一种伟大的无限的神秘的东西；在这个心觉中，心与物似乎连成一气，而心会给物思(5)想，物也会给心思想。”老舍也曾在《老牛破车·景物的描写》（1937）中说过：“真的，差不多没有再比写景能使文字充分表现出(6)没来的。”因此他用春风春云、柳枝蛙鸣、嫩蒲野花、馨香月光这些自然中弱小但又有强大生命力的意象勾勒出一幅幽静的月夜春风图，将主人公的性心理含蓄曲折地象征出来，由浅入深，深入浅出，综合运用色彩、气味、声音等多种因素，在视觉、听觉和嗅觉上给人以美的享受，用清新的香味、动听的恋歌、自然的色彩、勃发的生机，表达理想的性爱，勾画出主人公的性心理活动，淡化了情节，增加了美感，如此的隐蔽含蓄而又娓娓道来。新版中将这一部分删去，在行文上虽然没有错乱，但在表达效果上则大打折扣，像这样粗暴地删去性心理的段落，在《骆驼祥子》和《离婚》的修改版中同样可见，实在令人惋惜。

虽然主人公沉湎在这样理想的性爱中无法自拔，但当主人公“觉得他的热力压迫我”时，她就从理想回到了现实，而此时，月牙儿已经被云彩掩住了，主人公的希望和理想也随之黯淡下去。“我觉得他的热力压迫我”便是理想与现实的转折点，叫主人公沉醉于性爱的快感之时，而又不得不想起自己的受骗上当乃至失身，在这样的煎熬之中，主人公失去了那个月牙儿，也失去了自己，性爱的欢愉只是一时的，欢愉之后的痛苦则是永久的。现实中的月牙儿“被云掩住”，是心灵创伤的象征，是希望的破灭，是沉沦的先兆，而这一切都是在转折点以后发生的心理苦痛，没有转折点的揭示，主人公只怕要沉沦在性欲中直至天明而不得自拔、自省吧。联系后文，主人公明白了那个青年“是利用我的无知，畅快他自己”罢了，而她通过做女招待失败的经历也明白了男人“所要的是肉，他所给的也是肉”，他要“肉”的方式便是“咬了你，压着你，他发散了兽力”。对于两性关系的深刻剖析就这样轻描淡写地变成了以“肉”易“肉”的交易，当时那晚的美好不复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依赖于这些文字的表达和传递，而新版将这些“露骨”的文字删去，虽然没有造成行文的凌乱，却给阅读和体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的变化带来妨碍。

同样是“性”心理的描写，等到主人公受尽波折、彻底沦为暗娼时，又产生了不一样的体会：据说有些女人是可以浪漫地挣饭吃，我缺乏资本；也就不必

再这样想了。我有了买卖。可是我的房东不许我再住下去，他是

讲体面的人。我连瞧他也没瞧，就搬了家，又搬回我妈妈和新爸

爸曾经住过的那两间房。这里的人不讲体面，可也更真诚可爱。

搬了家以后，我的买卖很不错。连文明人也来了。文明人知道了

我是卖，他们是买，就肯来了；这样，他们不吃亏，也不丢身份。

初干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我还不到廿岁。及至作过了几天，

我也就不怕了，身体上哪部分多运动都可以发达的。况且我不留

情呢，我身上的各处都不闲着，手，嘴……都帮忙，他们爱这个。

多喒他们象了一摊泥，他们才觉得上算，他们满意，还替我作义

务的宣传……（第33节，画线标记为新版删除部分）初干的时候，主人公还不到20岁，她的心理还是很纤细柔弱的，但是“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叫她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来换得饱腹的“肉”，身体上的年轻力壮使她觉得自己不再害怕了，反而知道了如何更好地讨好她的客人。她知道身上各处的部分都可以运动，手、嘴巴……都能帮忙，“况且我不留情呢”，一点也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想方设法地取悦她的客人。这时候的性爱已经不再是当初懵懵懂懂时候的享受，而是为了填饱肚子，为了生存下去，主人公已经顾不上自己的享受了，只是希望卖力地让客人享受，不留情，不再害怕，身体各个部位不闲着，都只是为了赚钱。暗娼不是一个体面的职业，甚至跟主人公的设想大相径庭，但是被生活磨去棱角和羞涩的主人公已经不在乎工作的“体面”了。放在以前，主人公会因为小媳妇发一句哀求和一滴泪水而羞愧不已，并且主动离开勾引自己的校长侄儿，也会因为“第一号”女招待的一句讥讽而恼羞成怒，出言还击，现在房东认为她的职业是“不体面”的，连房子都不再租给她，主人公这时候“连瞧他也没瞧，就搬了家”，她已经不在乎工作是否“体面”的问题了，不在乎自己的感受，也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只要能赚钱，无所谓体面不体面了。她靠零卖自己的肉体而获得温饱，本身就是一件可悲的事情，而她不以这样的遭遇为耻，反而在这种过程中察觉出“有意思”的“趣味”，则更是令人悲哀的事情。反观前文，主人公想要“浪漫地挣饭吃”，而现实告诉她勾引文明人是不大容易的，因为“人家不上那个当，人家要初次见面就摸我的乳”，现实也教会她“要卖，得痛痛快快的，拿钱来，我陪你睡”。新版把“摸我的乳”改为“占便宜”，删去“拿钱来，我陪你睡”，语言上较旧版文雅些，但表达效果明显不如旧版那样直接有力，刻画出主人公流氓式的性心理。也许在生活面前，不讲“体面”的人反而更加“真诚可爱”，主人公这时候类似于“豁出去”的性心理，正是她真诚坦荡性格的一个隐现，真诚地堕落，真实地生活。二、新旧版本变动对作品文本表达的影响

新版《月牙儿》中，词语变动达19处，几乎将作品中的大多数北京土话都修改成了普通话，这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一方面是方便读者理解文意，不会造成阅读障碍或曲解；另一方面，京味的特色也就随之被改淡了。新版虽然将“吃挂落”改为“吃亏”、“灰不溜”改为“灰渌渌”、“买卖地”改为“铺子里”、将“心程”改为“心思”等解决了方言晦涩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词语所含有的北京特色也一并被消除了，语言上所特有的京味也不复存在。如前文举例的“低落”改为“低贱”，北京人最大的礼仪特色是好面子、讲排场、不肯轻易丢了身份，“第一号”女招待虽然只是一个服务员，但是她从来不干那些端茶送水的脏活，“只要给客人倒茶，递手巾把，和拿帐条，别的不用管”，她的潜意识认为自己是“落魄”而非“低贱”，身份是“低下”而非“卑贱”，她“自信”地认为女招待也是能嫁得了银行经理、坐得了汽车的；她以自己的“豁得出去”为榜样，十分瞧不起女主人公“藏着掖着”的做作姿态，“真心实意”地劝告女主人公想要过上好日子，就得靠自己努力。正所谓“笑贫不笑娼”，哪怕是卖身，这也是一种温饱之法，甚至还有发展前景，比暗娼体面，又比妓女自由，虽然“低落”但不“低贱”。旧版中，虽然只是一些方言词语的嵌入，但仍能看出北京传统文化对于市民阶层根深蒂固的影响，传统文化中的负面成分也体现在人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这样好面子、死守身份的腐朽堕落思想也正是老舍所要批判的国民性性格的体现。新版将这样富有特色的词语用普通话来代替，京味减少的同时，语言中的深刻内涵也许也随之消失了。

而性描写的删除对于作品产生的影响就更复杂一些了。对于性心理描写的删除，不仅在文本审美层面造成困扰，而且对于女主人公性格的塑造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旧版中两次直接的性描写对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由第一次的懵懂无知到后来的放荡纵容，她的形象也从受压迫的底层劳动人民变化为既带有被压迫、被剥削色彩的劳苦大众形象，又带有懒散粗俗、放荡纵欲色彩的暗娼形象，而这样巨大的变化正是通过主人公对待性的态度和性心理变化的过程体现出来的。第一次直接性心理的描写，刻画出的是一个害羞懵懂、未涉世事的少女形象，那些自然中弱小而美好的景物既是她身心愉悦感受的表达，也是她害羞懵懂、善良柔弱性格的象征。失去校长侄儿的照拂后，主人公看到了妈妈所走的路在不远处等着她，但她暂时还不愿走上那条路。这时候主人公善良纯真的性格还未被社会磨灭，她对待人生和社会抱有希望，反省自己的沉沦，希望过上正常、体面的生活。而做女招待的失败经历，让她不得不走上卖“肉”这条路，到后来彻底沦为暗娼时，主人公的性心理已经近乎流氓，粗鄙而无耻，空虚而麻木。对于文明人，她直接说道“拿钱来，我陪你睡”；对于有钱想要独占暗娼的人，她十分不屑，还有法治他们；尤其是对那些“手里攥着一块钱，唯恐上了当”的人，她细细谈条件，“干什么多少钱，干什么多少钱”，这两句看似无差别的重复借用陌生化的手法，表达她此时生活状态的枯燥和无聊，而在这种机械的重复和作践自己的过程中主人公竟然觉得“很有意思”，此时她精神上的压抑变态和心灵上的麻木空虚已经到了不言自明的程度，而她的身体也已经破败到了极致。主人公在潜意识中是想要找体面的工作，“自食其力”，但是严酷的社会现实逼迫她只能走上她母亲的道路，“女儿的道路是世袭的，是专门的！”如果不是经过身心的严酷折磨和对现实的万般绝望，女性是很难发出这样愤怒的呐喊的。

性描写的删改对另一类人物形象也产生了影响，他们就是来买“肉”的文明人。文明人嫖娼时，“多喒他们象了一摊泥，他们才觉得上算，他们满意，还替我作义务的宣传”。这些人自诩文明人，可是在性欲上却如此粗暴野蛮，主人公此时对待性的野蛮也反衬出这些文明人的野蛮、这个社会的野蛮。五四时期，作为西方文化思潮的“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恋爱至上”等观念对青年的影响很大，这些观念既是促进思想和社会进步的推力，也是放荡自我、摧残女性的绝佳借口，许多文明人打着这样旗号制造了许多青年女性上当受骗、失身堕落的悲剧，令人发指。《离婚》中的张秀贞受骗于小赵而不自知；《微神》中的主人公被阔家公子抛弃沦为暗娼，最后死于打胎；《阳光》中的富家小姐与周围的青年放荡纵欲，最后失去生命中的“阳光”……在这样的黑暗现实中，《月牙儿》的主人公也无法避免这样的悲剧，她失身于校长侄儿后正式上市卖“肉”，文明人知道主人公沦为暗娼后不是伸手援助而是来买“肉”，因为这样“不吃亏，也不丢身份”，而且极尽折腾，最后“象了一摊泥，他们才觉得上算”，这样的文明人难道不才是真正的野蛮人么？在与文明人的周旋中主人公明白了“要卖，得痛痛快快的”，直接告诉他们“拿钱来，我陪你睡”，要不然“人家只用一角钱的冰激凌换你一个吻”，主人公还是得饿着肚子回家。新版把“摸我的乳”改为“占便宜”，删去“拿钱来，我陪你睡”，语言上较旧版文雅些，但表达效果明显不如旧版那样直接犀利，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文明人的丑恶嘴脸。而这样披着新潮思想外衣的拙劣模仿者正是老舍所要批判的反启蒙形象，他们满口“自由平等”、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做法正是国民劣根性的又一体现，并且葬送了启蒙精神中最宝贵的人性光芒。老舍的创作虽然晚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是始终秉持五四文学精神：关注人生，关爱弱小，批判旧的思想文化，暴露国民劣根性。在旧版《月牙儿》中，老舍的创作真正地践行了五四文学精神，关注底层人民生活，批判旧的思想传统，批判国民劣根性。新版中的删改无疑减弱了这样的批判力度，也消除了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个性色彩。三、新旧版本变动探因

老舍修改旧作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字词的整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简化方案和推广普通话运动，而性描写段落的删除的原因则更复杂一些。严格的文化政策和明确的文艺创作方针，官方身份的带头示范作用，文人对作品的严谨创作态度，洁化叙事的创作传统……无一不对老舍产生了影响，具体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文学创作的内在因素“文章不厌百回改”，作家总是不厌其烦地想要尽善尽美，修改旧作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传统。老舍虽然曾经说过“我对已发表过的(7)作品是不愿再加修改的”，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认真勤勉的作家，对于旧作的修改，是老舍创作精益求精的体现。《月牙儿》新版考虑到北京土话的传播范围有限，于是将其中的几处方言用普通话代替，在文本传播上解决了方言晦涩难懂的问题；多处将“女子”改为“女人”，则是考虑到“女子”的文言文色彩较重，也带有北方地区的方言色彩，改为“女人”，较为浅近，贴合劳动人民大众的用语习惯。两处加标点的地方，也更符合普通话标点符号的运用规则，如“教育”加上双引号，明确表示一种反讽的意味：在小学里接受的教育没有帮助主人公找到事做，教育没法填饱主人公的肚子，教育也不能挽救主人公被迫“上市”，但“教育”能在主人公“卖肉”的时候对付一些家中有妻子却想独占暗娼的有钱人。旧版“中学学生样儿的”改为“学生样儿的”，笔者以为是从教育的角度出发，新中国成立以后确立“六三三学制”，中学学生大多在15—18岁，如果指明“中学”学生去嫖娼，就可能带有丑化新社会新人物的色彩，删去不改变句意也不会产生阅读障碍；旧版“世上的妈妈都最会骗人”改为“妈妈都最会骗人”，人们把妈妈的诓骗叫作安慰，但主人公的妈妈似乎忘了这个。她找到“我”以后“开始捡点我的东西，问我的进项与花费”，即使知道“我有了病”，也没有言语，“听着看着人家蹂躏我”，骂客人给的钱少，劈手夺下客人的钱包，连醉酒客人的鞋都拿回来，这样的母亲是饿怕了的，为了母女两人的温饱只能眼看着女儿受虐，只能使自己变得更加势利。对于此处修改，笔者揣测为：老舍明白底层劳动人民的苦楚，但是联想到自己的母亲，联想到世上其他和自己母亲一样坚强温柔的母亲，联想到新中国新气象下翻身做主人的积极勤快的劳动人民，老舍不忍心将世上的其他母亲都变成这样的母亲，因此去掉了“世上的”这个定语。

老舍文艺思想的变化也是他修改旧作的一个内在动因。新中国成立前后，老舍因翻译英文版《四世同堂》而滞留美国，周总理授意曹禺写信邀请老舍回国，老舍强忍身体的不适，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老舍看到新中国新首都日新月异的变化，广大劳苦大众真正翻身做主人，心中的激动喜悦和爱国之情是溢于言表的，他的笔也为这样的变化感到高兴。他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作品是新太平歌词《过新年》（1950）：“……胜利的新年这是头一次，工农翻身福在眼前。从此后，大家生产，大家吃饱饭，真正的自由平等到了民间。但只见，金星的红旗高悬起，秧歌新戏锣鼓喧天。人民的胜利真胜利，胜利的新年好(8)新年。劝诸位，紧跟着毛主席向前进，实现新民主，国泰民安。”而他从此也紧跟着毛主席，以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方向，赞美新中国，歌颂新政权。一方面是心中对新中国新气象的赞美和欣喜，另一方面则是对自己“写家”和官方领导身份的定位，迫使老舍的创作进入一个转型期：放弃了先前的“幽默”和“玩玩”，认真地为人民写作，并确立了“文艺应当服从于政治”的创作理念。老舍新中国成立后创作新作暂且不论，对旧作进行修改也是贯彻这一方针的一种新的创作。而对旧作的修改，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作家的普遍做法，如曹禺对《雷雨》、《日出》的修改，巴金对《家》的修改等。巴金的旧作（如《家》）激扬着革命的旋律，尚且会遭到批判，更何况老舍描写旧社会、讽刺现实的作品呢？老舍对《月牙儿》以及对《骆驼祥子》和《离婚》等的修改可以说是他新文艺思想的体现，配合国家的政治运动，树起示范作用，践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创作观念。老舍十分崇拜毛主席，回国后读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毛选》中的《讲话》，老舍感谢毛主席给了他新的文艺生命，认为“解放前我写过的东西，只能当作语文练习”，所以还需进行修改，而“今后我所写的东西，我希望，能成为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9)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习作”，而老舍新中国成立后创作后期的话剧、太平词等作品也确实是这样的习作了。（二）政治标准的外在动因

1．文化政策的推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需要有统一的文字和语言为新政权服务。从清末时期开始的国语运动再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为语言文字的变革提供了较好的群众基础；1949年开始的汉字简化方案和推广普通话运动也受到了举国上下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是一项艰苦而持久的语言文字变革运动，于国于民裨益甚多。但凡事利弊并陈，作家作为语言文字的使用者，如果为了配合政治任务而过分强调少用土语方言，那么在遣词造句上难免会有束缚。老舍作为本土本色的北京作家，其作品中的语言尤其是北京口语的运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虽然《月牙儿》发表于老舍创作的早期，但其语言功力丝毫不显青涩，其中的北京方言更是俯拾皆是，自有其京味韵致。但是北京土话的使用范围毕竟有限，加上新中国成立以后实施汉字简化方案和推行普通话的政策，作为文学家和官方领导的老舍——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曾担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既需要也有必要对文学创作进行规范，不仅控制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写(10)东西必定尽量用普通话，不乱用土语方言”，而且借再版自己新中国成立前作品之际，对旧作进行整理删改，主要是将生僻的异体字改为标准字，将过于晦涩的方言改为普通话。《月牙儿》新版本多处将方言词语改为普通话，如“吃挂落”改为“吃亏”、“灰不溜”改为“灰渌渌”等，2处添加标点，更符合现代汉语的运用规范。其中的利弊前文已做分析，不再赘述。

2．文艺氛围和政治标准的变化

1949年是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五四文学传统由此进入新民主主义文学（即工农兵文学）阶段。五四文学标举的人性解放的个性话语和启蒙话语被集体主义话语所代替，具有独创性的作家也大都转变成为“文艺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作家在具体文艺政策的指导下，其创作势必与工农兵文学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作家新中国成立前的作品因缺乏明确的方针指示和具有较强的个性化色彩而难与新文学顺利融合，因此“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这样明确的文艺方针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作家创作的指导方针，也成为其拆改旧作的一个明确指导原则。

再者，经过诸多思想政治斗争的洗礼，以老舍为代表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自愿地、诚恳地、光荣地“向真理投降”，而投降的最大行动就是检讨自己：1950年曹禺发表《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检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称自己读完《讲话》后热泪盈眶，并要(11)努力“改正自己”、“踏上正路”；1951年老舍在《〈老舍选集〉自序》中检讨自己：“人是很难完全看清楚自己的，我说的对与不对，还成问题……我希望，以后我还不偷懒，还继续学习创作，按照毛主(12)席所指示的那么去创作。”1954年在《〈骆驼祥子〉后记》中检讨自己“只看见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的一面，而没看到革命的光明，不(13)认识革命的真理”的问题；1951年沙汀发表《纪念鲁迅先生，检查创作思想》检讨自己过去的创作“暴露太多，光明太少”的问题；(14)就连貌似最为“顽固”的沈从文也在1951年发表《我的学习》检讨自己“一面对旧政治绝望，另一面对新的现实斗争又始终缺少认(15)识，少联系”……

就《月牙儿》的内容而言，与革命斗争似无关联，但其作品中“性”描写背后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意味却是十分浓厚的，对于主人公形象的刻画似乎有辱女性贞洁形象，或者说没有与工农兵文学产生血肉联系，这些都是需要修改的，问题是如何修改？有人曾经对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长篇小说发问：“革命的成功使人们‘翻了身’，也许翻过来的身体应是‘无性的身体’？革命的成功也许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在新的社会全景中‘性’所占的比例缩小到近乎无有？革命的成功也许强制人们集中注意力到更迫切的目标，使‘性’悄然没入文学创作的盲区？也许革命的成功要求重写一个更适宜青少年阅读的(16)历史教材，担负起将革命先辈圣贤化的使命？”这些问题不仅陈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革命长篇小说的困惑，更适用于发问新中国成立后大批作家为何要删改旧作中的性描写。新社会的到来确实使人民大众翻身解放，但是，这种“翻身”仿佛使人失去了“肉身”，这种“解放”又似乎招来了新的“禁欲”。也正是这样的“禁欲”，带来了50年代拆改旧作和创作新作中的洁化叙事倾向，即“将一些所(17)谓道德上、政治上甚至语言上不洁的内容删改掉”，所以对于老舍将旧版《月牙儿》中性描写部分的删除，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洁化的叙述。

五四文学传统中，性作为情感的正常表达，在文学作品中通常被赋予“个性”与“自由”的意义。“性”在《子夜》初版本中显示出丰富的社会人生内涵，“性”在《骆驼祥子》初版本中是祥子堕落的重要条件，“性”在《死水微澜》初版本中具有反封建反礼教的意义，随着修改本的删除，这些重要的意义也随之消失。同样，“性”在《月牙儿》旧版中是主人公堕落的诱因，也是其真实人格的反映，更是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主人公在第一次与校长侄儿的交往中是自愿委身于他的，因为这个男子“很体面，也很和气”，既送钱解决她的燃眉之急，又帮助她找好地方住，是“那么温和可爱”，“这个少年不叫我怕他”，和他在一起感到很愉快，“他的笑脸好像笑到我的心里去”，是在恋爱自由的基础之上与他结合，她此时的性心理也是十分愉悦的。虽然后来她发现这个男子不过是“利用我的无知，畅快他自己”罢了，但是她内心的感官享受确实是愉快和自由的，她虽然多次后悔自己的堕落，但是一旦离开这个她喜欢的男子，她又万分不舍、难以自拔。这样纠结忐忑、欲拒还迎、既期待又抵抗的性心理正是主人公作为一个女性所正常表现出来的心理，甚至可以说这是她作为一个人所必需的情感需求和心理需求。但是这样的性心理显然是工农兵文学所不能容忍的，在新的意识形态体系中，不但“性”成为反动阶级的特性，“爱情”也成为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对于爱情的渴望和需求都成为追求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女主人公还未堕落为暗娼时，她仍然是社会大众中的一分子，她纯洁的女性形象不能被小资产阶级情调所染指，她作为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坏的正面形象，其贞洁的性格和纯洁的心灵需要维护，所以新版中要把主人公追求爱情过程中的性心理和性行为都删去，直接表现出来的是校长侄儿玩弄女性的卑劣和女主人公无知受骗的悲惨遭遇，把主人公在追求性享受过程中的个性和自由掩盖甚至磨灭在她被骗失身的悲剧中。与之相似的删改也出现在《骆驼祥子》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中，祥子第一次被虎妞引诱，初版本从“屋内灭了灯”至“星样的游戏”这一段，借写星星在天空中的各种运动、光焰和地上秋萤也作星样的游戏来暗指性事，写祥子对虎妞和性的又爱又怕的心理，修订本中全部删去，将描写的重点放到祥子受虎妞的引诱而堕落，对于祥子的个人感受则忽略不谈，后文中又删去了许多类似的心理感受，使读者很难体会祥子在与虎妞交往中的性格复杂性的演变。

也许，纯洁的女学生形象需要且必要维护，那历来为人不齿的妓女形象又如何与新文化接轨呢？工农兵文学的主要描写对象是工人、农民和战士，主要内容也集中在这些人物如何与资产阶级思想和落后人物做斗争的故事，核心是歌颂新政权的领导作用和创造新生活的伟大成就，而妓女形象不属于其描写的主要对象，其堕落心理和出卖身体的谋生行为也很难改造成积极向上的斗争故事，但是妓女这一形象却是旧社会的特有产物，其生活经历也是旧社会吃人的鲜明力证，甚至可以说“在旧社会中，妇女被迫出卖自己的肉体，无论如何都是阶(18)级压迫和阶级剥削造成的残酷的悲剧”。所以对于妓女形象的处理就毫无悬念地成为新社会打倒旧社会的有力证据。《月牙儿》新版的改动意在突出旧社会的迫害作用，把主人公完全塑造成为一个被旧社会剥削和压迫的人物，自己的个性不复存在，个人的感官享受也要屈服于职业的不正当性。前文中提到主人公要“浪漫地挣饭吃”，她认为专卖给一个男人不算“浪漫”，卖给更多男人才能挣饭吃，而她成为暗娼后的性心理更是粗鄙无耻，纵欲放荡，毫无“被迫”性质，反而在这种无聊和重复的过程中觉得“很有意思”。新版把这种近似于流氓心态的性心理删除，把主人公耽于肉欲享受的心理也一并删去，把主人公的堕落归结于文明人的冷漠和旧社会的迫害，直接突出旧社会吃人的黑暗现实，也就间接表明新社会改造人的光明现实。在这样的意义上，主人公不是一个独特的个体，而是成为旧社会千千万万被逼良为娼的纯洁妇女形象的代表，成为旧社会遗留的且亟待改造的失足妇女形象的代表，成为新政权正确、新社会美好、新生活幸福的有力证明。这样的改造在《骆驼祥子》的修订本中也有旁证，旧版中的“白面口袋”为了自己的感官享受而自愿成为妓女，她这种生理感官的特异性和身体器官（标志性的胸部）的夸张性令人震惊，有人批评这样的描写是“自然主义的表现”，“如果不是小市民的庸俗的虚构和传闻，那也算绝无仅有的非本质的现象”，而出现这样情节的原因是作家被“小资产阶级的正义感”支配，并且“忘不了迎合小市(19)民的‘趣味’”。这样的评价虽然出现在1980年，但是这种评价的源头却是来自延安文学，一直延续到十七年文学期间。因此，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修改旧作势在必行，如何修改也是一项考验作者的难题，老舍的做法是将性描写全部删除，将人物的遭遇和心理变化做一个调整，不惜以模糊人物性格的代价来融入新文学的写作和评价体系中。

从《月牙儿》新旧版本的分析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汉字简化方案和推广普通话政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老舍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和对旧作的拆改尽量用普通话代替土语方言，有利也有弊，在配合政治运动的同时减弱了文学创作的独立性；也可以看出老舍当时所处的环境对两性关系的严肃态度和对“性”的忌讳，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月牙儿》中性描写的删改，既是“以社会的整体权衡个人的利(20)害与爱憎”，改变旧有的习惯和感情，也是在毛主席的明确的文艺方针指示下践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配合行动。(1) 作者简介：王艺，南京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2) 老舍：《月牙儿》，《国闻周报》第12卷12—14期，1935年4月1、8、15号。(3) 老舍：《老舍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4) 老舍：《老舍序跋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5) 老舍：《老舍文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页。(6) 老舍：《老舍文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页。(7) 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收于《老牛破车》，见《老舍文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页。(8) 老舍：《过新年》，《老舍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8—271页。(9) 老舍：《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人民日报》1952年5月21日，收于《老舍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8页。(10) 老舍：《拥护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北京日报》1955年10月25日，收于《老舍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1页。(11) 曹禺：《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文艺报》1950年10月25日。(12) 老舍：《老舍序跋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页。(13) 老舍：《老舍序跋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14) 沙汀：《纪念鲁迅先生，检查创作思想》，重庆《新华日报》1951年10月19日，收于黄曼君、马光裕编《沙汀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15) 沈从文：《我的学习》，《光明日报》1951年11月11日，见钱理群《世纪心路——现代作家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79页。(16)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3—64页。(17) 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18) 史承钧：《试论解放后老舍对〈骆驼祥子〉的修改》，《中国现代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四辑。(19) 史承钧：《试论解放后老舍对〈骆驼祥子〉的修改》，《中国现代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四辑。(20) 老舍：《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日，收于《老舍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7页。杨绛笔下的“孤女”形象与其“隐身”哲学(1)邹世奇

摘　要：杨绛的创作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在其小说、戏剧中塑造了一系列“孤女”形象。本文发掘了这一现象之所以发生的作家心理根源，并对几个主要的“孤女”形象进行了分析，重点探讨了“孤女”群像背后所包含的杨绛的“隐身”哲学，以及这种人生哲学对杨绛创作的总体影响。

关键词：杨绛；“孤女”；形象；“隐身”；哲学一、杨绛作品中的孤女群像

杨绛创作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在戏剧、小说等虚构性作品中塑造了一批“孤女”形象。杨绛的原生家庭十分幸福，父母慈爱、家境中产；终其一生，杨绛对父母、兄弟姊妹的回忆都十分温暖，然而在文学创作中，她却偏爱塑造孤女。这也许是因为，1919年下半年，杨绛读小学三年级，她的父亲杨荫杭先生得了一场大病，病得最重的一夜名医已经不肯开处方，家里好像将出大事，前来探望的人都摇头喟叹说：“唉，要紧人呀！”“要紧人”就是养家人，杨绛一家人(2)包括母亲及他们姊妹兄弟六个全靠父亲一人工作抚养。杨绛自叙：“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得(3)是工厂。”这件事情，除在她自己的散文中有记叙外，在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中也有很详细的记载，考虑到该书为唯一征得杨绛(4)同意而写的她本人的传记，可见父亲病危这件事在杨绛心中造成的震动之大、影响之深。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一个人成年后的行为都带着童年时的印记。现实中，杨荫杭先生终于病愈，杨绛侥幸躲过了成为孤女的厄运，但童年那场刻骨的忧惧，令她在作品中一遍遍设想、经历孤女的遭遇，写了不少关于孤女的故事。

喜剧《称心如意》中的李君玉，她的母亲是赵家的五妹，父亲是一个不得志的画家。父母双亡后，大舅妈荫夫人写信将君玉从北平召到上海，很快君玉便看清了亲戚千里捎书的真相：不过是要利用自己做大舅赵祖荫的秘书，以挤掉大舅对之存有非分之想的秘书陆小姐，除此外自己在这个家中并不受欢迎。面对舅舅、舅妈的鄙薄，她并不因自己将寄人篱下而委曲求全，照样毫不掩饰地揭穿他们的虚伪。于是，率直天真的李君玉被从大舅家赶到二舅家，从二舅家赶到四舅家，最后又从四舅家被赶到舅公家。无论被赶到谁家，李君玉都恪尽职守，她白天给大舅做秘书，很有耐心地承受大舅的有意责难，为的是让大舅淡掉叫回前任秘书陆小姐的念头，认真地接受自己这个秘书；晚上给二舅打游记稿子、给二舅妈带孩子，任劳任怨。在舅公徐朗斋家，同样凭着勤劳、能干与乖巧，让舅公逐渐喜欢上自己这个外孙女。她看清这薄于纸的亲情是完全不能指望的，她想要用十二分的努力、尽心、忍耐，使孤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从而能够在亲戚家求得一寸容身之地。她同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回北平，找个工作。所以在努力做好自己的同时，她也绝不会自轻自贱，依旧维持着自尊与骄傲。她静静地看着舅妈们各种虚伪的表演，始终随遇而安，不怨愤也不自怜，积极、坦然地面对命运。她甚至并不发愁，因为知道愁也没有用。她开朗、活泼依旧，甚至不乏幽默。她看透纨绔表兄轻浮无根的“爱情”，回绝得干脆利落。因为目光清明，所以她看透赵景荪这类阔少对美貌的追逐以及朝三暮四；因为灵魂高洁，所以她根本看不上赵景荪这类人，更不屑于借由与不爱的人结婚来改变命运。

李君玉是杨绛笔下最坦荡的一个女子，她看破阴谋却不屑于搞阴谋，所求不过靠自己努力工作求得一个立足之地；在薄情的舅舅家是如此，在厚爱她的舅公家依然如此，并不顺势思谋后者庞大的家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反倒令舅公十分感动、满意，最终选定君玉为自己的继承人。剧作家用她手中掌控命运的笔，给了李君玉一个“称心如意”的前程。(5)《弄真成假》中的张燕华，与李君玉的安于命运安排相反，张燕华却试图扼住命运的咽喉，自己扮演翻云覆雨的命运女神。张燕华寄居成功的商人、叔父张祥甫家。她本来与周大璋是一对恋人，周大璋是穷人家孩子却假充世家子弟，在见了张祥甫的女儿张婉如后，贪图她的家产移情别恋。张祥甫太太的侄儿、大学教师冯光祖爱着张燕华，张燕华却嫌弃他迂腐、穷酸。张燕华这个人物一出场就比李君玉的调子要冷得多、阴暗得多：她想不通自己聪明、美丽，却为何没有堂妹张婉如的好命，后者天生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而自己却必须努力工作才能生存。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她的心里燃烧着地狱之火，这是嫉妒的火、愤懑的火，会烧毁了自己与别人。与其说她爱周大璋，不如说她爱上一条改变命运、提升社会阶层的路。眼看张婉如与周大璋你侬我侬，她绝不接受命运的安排，发誓一定要亲手改变命运，一定要是自己与周大璋结婚，她也确实略施小计就做到了。她趁冯光祖去苏州吃喜酒的机会要求冯光祖带上张婉如一起，张祥甫正想拆开女儿与周大璋，就极力赞成。张婉如此行来不及通知周大璋，就托张燕华带话，张燕华趁机要张婉如留下周大璋送她的金戒指作为传话的信物。张婉如去苏州后，周大璋果然来张府找她。燕华便骗他说张婉如与冯光祖去苏州完婚，并托自己退回周大璋给她的定情信物金戒指。见到戒指的周大璋深信不疑、失魂落魄，立刻转而向暗示自己也有大把陪嫁的张燕华求婚，两人于是私奔杭州旅行结婚。婚后张燕华发现周大璋家一贫如洗，周大璋发现张燕华分文嫁妆也无，但为时晚矣。

张燕华堪称杨绛作品中的“女诸葛”，略施手腕就改变了自己、周大璋、张婉如也许还有更多人的命运。因为她以孤女的视角，早早看破了事态炎凉，对人性知之甚深、把脉甚准，知道冯光祖、张祥甫、张婉如、周大璋这些人在一定的情境下会是怎样的反应。她确实自己扮演了一把命运女神，成功地把自己嫁给了想嫁的人，但真正的命运女神却在更高处跟她开了一个玩笑：她一心要嫁的“富家子”周大璋，原来是个一文不名、满口谎话的骗子；她处心积虑嫁进的“豪门”，原来是一个阶层比自己还要低很多的、真正意义上的寒门。而这一切的直接原因，是她错看了周大璋。周大璋是一个拼命向上爬的底层人物，这样的人物无论现实世界还是文学作品中都有很多，大部分也并不那么面目可憎。问题在于周大璋向上爬的手段不在于个人奋斗，而在于投机取巧。命运也曾给他机会，他开杂货铺的舅舅曾经资助他出国留学，而他却自始至终没有求知向学的心思，只想着去国外镀层金好作为向上爬的资本；回国后在保险公司工作，也并不想着努力上进，只把心思用在追逐富家女上，梦想拽着未来妻子的裙带一跃爬上上流社会。张燕华和周大璋的灵魂惊人的一致：一样地认为没有一生下来就含着金汤匙是命运对自己严重的不公，却又不愿经由个人奋斗取得成功，只想走婚姻这条捷径。

以李君玉与张燕华相比，前者能看穿真的纨绔子弟赵景荪的轻浮，后者却看不透一个假的富家子周大璋，被他拙劣伪装的表象所欺骗、误了终身；前者选的是虽无炫目外表与家世，却对自己一片真心、从北平守护自己到上海的恋人陈彬如；后者却舍弃了不善谈恋爱、有书呆子气却一片赤诚的优秀青年冯光祖。如果说最能代表一个女人真正品位的正是她看中的男人，那么张燕华的品位实在低劣。张燕华的智谋、诡诈超出李君玉何止十倍，眼光和识力却比李君玉差之甚远。她被自己的贪欲和嫉妒蒙蔽了双眼，分不清金子与沙砾；反不如李君玉天真纯洁，不慕荣利、不起贪心，命运却给她安排了最称心如意的结局。在剧作家杨绛看来，若缺少大智慧、看不清世相，便越是玩弄机巧阴谋越是弄巧成拙。在对李君玉、张燕华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上，杨绛似乎不乏中国古代“善恶终有报”的因果报应思想：命运早已安排好一切，给心地淳厚的人以慷慨的馈赠，或等着看机关算尽的人绝望地哭泣。《洗澡》中的姚宓原本家境优裕，父亲姚謇是名牌大学中文系教授，多年来一直暗中资助地下党，故事展开的文学研究社前身北平国学专修社也是他家早年的产业之一。然而父亲在姚宓大学二年级时心脏病猝发去世，母亲受刺激中风，姚宓卖尽家产为母亲治病，母亲保住了性命却也落下终生残疾。姚宓于是辍学挑起家庭重担，进入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

姚宓爱读书、有学问，饱学之士许彦成说她“好像什么书都看过”(6)。大学没有毕业，水平却胜过罗厚等研究生，然而因为要工作所以不能继续升学，姚太太时常为此垂泪。姚宓悉心照料妈妈，经常抱着妈妈的病脚入睡；与妈妈虽是母女情深，却也能谈天交心如闺中密友。(7)“姚宓一回家就减掉了十岁年纪”，只在母亲面前，姚宓才任小女儿情怀肆意流露，显露出纯真、调皮的一面。在家门之外，姚宓将小女孩的稚嫩，甚至包括学问一一藏好，“天天穿一套灰布制服，像个(8)三十岁的人——不是人老，是样子老”，少言寡言，做少年老成状。天资聪慧再加上孤女深刻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她分外早熟，一早看透文学研究社复杂、龌龊的人事纷争，却只是暗自小心、三缄其口。当她的论文被人写了批判文章，她凭着批判文的署名“汝南文”三个字，用拆字法一眼看出作者就是同事江滔滔、施妮娜、余楠、姜敏，令博学的才子许彦成都深感钦佩。除了天生聪敏外，又何尝不是一早洞悉周围险恶用心的结果。

姚宓尽管低调到极致，也总会被有心人看出她本来的样子。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丽琳正要站起来，忽见姚宓无意间掀起的一角制服下露出华丽的锦缎。她不客气伸手掀开制服，里面是五彩织锦的缎袄，再掀起衣角，看见红绸里子半掩着极好的灰背，不禁赞叹说：“真美呀！你就穿在里面？”姚宓不好意思，忙把制服掖好，笑说：(9)“从前的旧衣服，现在没法儿穿了。”女人看女人，眼光总是最毒的，何况是杜丽琳对姚宓这个情敌间的审视。杜丽琳曾这样评论姚宓：(10)“好阴险的女孩子！她那套灰布制服下面掩盖的东西太多了！”姚宓灰布制服下遮没的“五彩织锦的缎袄”、“极好的灰背”，既是她锦绣内在的象征，也是父亲在世时她娇养、优越的过往生活的象征。“从前的旧衣服，现在没法儿穿了。”固然是从前资产阶级大小姐的衣服在1949年之后没法穿了，又何尝不是父亲在世时掌上明珠的优裕生活无法重现了，读书时风花雪月的诗性生活无法再来了。尽管穿上了隐身衣、低到尘埃里，那无可掩饰的芳华也总会在某个刹那绽放，散发出动人的光彩。

除杜丽琳外，还有一个人看破姚宓的灰色制服只是她的保护色，那便是许彦成：“在这一刹那间，彦成仿佛眼前拨开了一层翳，也仿佛笼罩着姚宓的一重迷雾忽然消散，他看清了姚宓。她凭借朴素沉静，装出一副老实持重的样儿，其实是小女孩子谨谨慎慎地学做大人，怕人注意，怕人触犯，怕人识破她只是个娇嫩的女孩子。彦成常觉得没看清她，原来她是躲藏在自己幻出来的迷雾里，这样来保护自己的。料想她是稚年猝遭家庭的变故，一下子失去依傍，挑起养家奉母的担子，少不得学做大人。彦成觉得满怀怜惜和同情，看着她孩子气的笑(11)容，自己也笑起来。”正是因了这一份深刻了解、这一瞬间的心有灵犀，才有了他俩惺惺相惜的爱情。然而对这爱情，姚宓最终还是选择了退让、放弃，这退让是出于为对方的妻子考虑，是不愿意破坏别人家庭，不愿意伤害别人的善良、“高尚”决定，同时又何尝不是出于对现实的妥协，出于保护自己和许彦成，害怕受到伤害的无奈、隐忍考虑。

以上这些孤女或坦然顺应命运的安排，或企图凭借手段掌握自己及他人的命运，或穿上隐身衣以躲避可能的伤害，各自代表了一种孤女的生存姿态，也各自带着不同的冷暖色调。如果用四季来作比，天真淳朴、乐观向上、毫无心机的李君玉带着温暖、阳光的春天色调，沉默早熟、安静如水、内涵丰富的姚宓则自带秋天的色调，而深自压抑、心机深沉、手段凌厉的张燕华无疑带着寒冬的色彩。每一个孤女形象中也或多或少都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一个纯真自然、涉世未深的孤女，大概就会是李君玉的样子；姚宓与杨绛的对应是读者和研究者公认的，那样冰雪聪明而又深自敛抑，沉默而高贵，美丽而富文学才华，分明就是杨绛想象中年轻时的自己；而张燕华，也许杨绛会调皮地想象自己像童话中的魔女，拥有改变自己和别人命运的智慧与魔法。二、孤女形象背后的“隐身”哲学

杨绛在散文《隐身衣》中写道：“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世态人情，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书上的描摹，戏里的扮演，即使栩栩如生，究竟只是文艺作品；人情世态，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新奇得令人震惊，令人骇怪，给人以更(12)深刻的效益，更奇妙的娱乐。”孤女因为未成年，不能完全自立；因为是女性，天生弱势；更因为失怙，没有了任何倚恃，无疑是所有人中最卑微的，于是别人便轻视她们、欺负她们，视她们如小动物，不怕在她们面前现出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因此她们才最有机会看到别人无缘看到的世情真相。作者塑造了这样多不同姿彩的孤女们，也许正是要借她们的眼睛更好地传达世态人情的真相。张燕华看到的叔父张祥甫，是会一边把自己的女儿张婉如宠得如同公主，一边却会把侄女张燕华当女佣人使唤的；聪慧如姚宓，也不能避免被朱千里轻薄、摸手，而只能“立刻沉下脸，抽回手在自己的衣背上擦了两下”(13)。曾经的千金小姐姚宓，尝尽了父亡家败以后，各色人等在她家原先的产业国学专修社中蝇营狗苟，自己反要小心翼翼避开各种明枪暗箭，在他们手中讨生活的滋味。至于李君玉，她的出现仿佛就是为了从各个舅舅家依次走过，借她一双眼睛展览众生相的：大舅赵祖荫，一边视君玉父亲画的裸体画为洪水猛兽，喝令女佣：“嘿，阿妹，你看什么？走开！别看！快把这些东西包上，捆上。”“他就是这样的，最怕这种光着身子的女人，妖精似的。”（笔者按：荫夫人语）(14)君玉穿了件颜色衣裳，就赶忙提醒她：“啊呀，君玉，你还穿孝(15)呢。”一边却厚颜无耻地追逐秘书陆小姐，真是“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生动演绎。荫夫人，一个口蜜腹剑的人，暗地里编织各种得体的借口把君玉从这家送往那家，甚至为争财产使出杀招离间君玉和认她做孙女的舅公，表面上却对君玉相当客气、说话相当动听。二舅赵祖贻，自恃当过外交官，见识不同凡响，整天琢磨着写万国游记沽名钓誉，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中国的不行，“你二舅得外(16)国人画的才要，中国人学着画的他看不入眼”。一副标准的洋奴、西崽相。四舅妈懋夫人，看似整天忙于慈善事业，一副新女性的风貌，但实际不过是借着慈善的幌子把丈夫的钱圈过来，一旦听说丈夫有了外室，居然要丈夫走到哪里自己跟到哪里，也不慈善了，也不新女性了，分明是一个披着新女性外衣却拿丈夫当长期饭票、新旧女性的好处都想要的女人。

隐藏好自己，同时冷眼看世情，是杨绛十分重要的人生信条。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杨绛曾记述了一个颇富象征意味的情节：杨绛等牛鬼蛇神们被关在一间屋子里，窗户上挂着两个破苇帘，有人提议撤掉，杨绛认为，有这个帘子在，里面能看见外面，外面看不见里(17)面，有利于看清对方、保护自己，后来实践证明果然如此。

被认为是老年杨绛化身的姚太太就深谙“隐身”哲学，她足不出户，喜欢隐于家中玩福尔摩斯的游戏，即通过观察和推理，知人论世，找出人与人之间不为常人所觉察的某种关联，比如她曾通过观察推论出姜敏是姨太太所生，后来证明果真如此；对其他人性格、行为的推断也都基本准确。长期隐身观察的结果，令姚太太的胸襟和识力、世事洞明的程度，远远不止停留在仅仅帮女儿识人、绕开陷阱这样的层次：姚太太捐出北平国学专修社，大学未毕业的姚宓因此有了在研究社图书馆工作、进而做研究工作的机会；姚太太将亡夫藏书室的图书捐给清华大学，姚宓因此又有了去清华进修的机会（在《洗澡之后》中，姚宓在清华图书馆与此前调去清华执教的许彦成重逢）。若考虑到1949年后的政治环境，捐出家产的举动，更意味着十分惊人的政治嗅觉和超前眼光。

这与杨绛本人的经历异曲同工：1949年后去清华工作，为了逃避开会而只肯做兼职教授；工作中既不是向上爬的典型，也不是混饭吃的典型；为了怕犯错主动从文学创作遁入翻译，偶涉文学研究，研究对象也总在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古典文学间徘徊；“文革”中被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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