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内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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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她的旅程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随她的旅程/路内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追随三部曲）
ISBN 978-7-02-015376-3
Ⅰ.①追… Ⅱ.①路…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21197号
责任编辑 赵萍 王昌改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62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75 插页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9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376-3
定 价 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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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
在我读过的小说中，有那么几本，多年来一直被我珍爱，其中之一是《西游记》。《西游记》不啻为一个寻找题材的好故事。四个有缺陷的人，结伴去寻找完美，当他们找到之后，世界因此改变。《西游记》的奥妙在于，在此寻找的过程中，乃至到达天路之终，作者从未试图改变这四个人的人生观。他们就这样带着缺陷成为了圣徒，他们和《天路历程》不同，和《神曲》不同。我十八岁那年读罢这本书，就觉得，像这样成为圣徒，真不知应该高兴呢还是忧伤。
爱和死，都是浓缩的结果，寻找则是一种稀释。寻找，就其本质来说，游离于爱和死之外，它所具备的神话逻辑总是使之朝着另一个方向飞去，但有时也会坠落，被引力撕裂，成为徒劳的幻象，成为爱和死的奴隶。
我是怎么来到莫镇的呢？
已经是千禧年的年尾，我躺在旅馆的床上，确切说是趴着，身体以上是一条被子，被子上压着我的棉风衣，身体以下是床单和一条薄褥子。南方的冬天来得迟，十二月末的天气并不冷，阔叶树上枯黄色的叶子飘落，漫舞着掠过窗户。我保持这个姿势已经很久。
莫镇。
先是三天前在上海见了一个女孩儿，她是我交往了半年的网友，还在读大学，一起在聊天室里打情骂俏。我们从来没见过面。有一天，她向我借钱，说自己得了一种病，需要动手术，具体什么病也没告诉我。我揣了一千块钱去上海，在中山公园附近的一所大学门口见到了她，说实话，她长得与我想象中相去甚远，比她自己所形容的就更差了，而且很健康，看上去不像有病的样子。我有点犹豫，是不是要把钱借给她。
女孩儿带我去大学里喝咖啡，并说：“原来你是个old man啊。”我有点生气，我才二十六岁，在她眼里已经是个老头儿了。我说：“你就不用嫌弃我了吧？”这顿咖啡喝得有点没意思。后来我还是把钱给了她，她给我写了张借条。聊了一会儿，她说去上个厕所，出了咖啡馆，往前面的教学楼走去，她就再也没有回来。她留了个鼓鼓囊囊的双肩背包在椅子上，打开一看，里面塞了一团报纸。钱是被她带走了。日他大姐的。
我跑到教导处去，拿出借条问老师们：“文秘专业有这个人吗？”借条上落款的姓名是“卞宁”。老师查了一下说学校压根儿没这个人，我把她的相貌又形容了一下，老师觉得我的语言组织能力非常好，但是文秘专业怎么可能有如此难看的女孩儿呢？我很郁闷。后来有个老师说，卞宁，不就是“骗人”的意思吗？我一下子明白过来，谢谢他的智商，然后就走了。
我独自在校园里晃悠，这个学校我曾经来过，那是我十八岁的时候。那次是晚上，校园里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清，事隔多年之后，我终于得以在明亮的白天浏览其全貌，只可惜我不复有当年的好奇心了。我想起那个女孩儿，不是卞宁，而是我十八岁时候遇到的，她的神情，她说话的声音。我有点头晕，好像把脑袋蒙进了水中，五感顿失，心跳加速，呼喊的声音变成一串气泡往天空中飘去。
我决定去莫镇。当我踏上一辆破烂的中巴车时，这个念头是如此强烈，事实上，汽车开出上海我就有点后悔。这辆破车，座位上的人造革皮垫全都破了，肉色的海绵奋力向外钻出来，好像一个衣衫褴褛的胖子。车子跑起来连吼带喘，全身的零件好像都要抖下来。后面的妇女开始晕车，呕吐。司机操着方言骂骂咧咧，售票员是一个长着胡子的中年妇女，沿途不断有人招手拦车，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被强行赶下来停车吃饭，二十块钱一盘蛋炒饭，蛋少得可怜，而且很难吃。有个中年女乘客气愤地说：“这是用卵蛋炒出来的饭！”——这些都尚可忍受，最离谱的是吃完饭之后，司机说：“不开了。你们坐那辆车吧。”我放眼望去，路边停着一辆比原先的中巴车更破的车子，连车窗都没了，估计是从报废站里拉出来的。一个醉醺醺的司机跑到我们身边说：“上车上车，我还要赶时间呢。”当这个醉鬼司机把车速拉到九十迈的时候，我开始觉得恶心，想吐。车到莫镇，脚一着地，我就觉得天旋地转，抱着电线杆吐出了两口蛋炒饭。一抬头，发现司机也在吐，他是喝酒喝的。
无论如何，这是一趟意外的旅程，有什么不爽的也很正常。我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我还是第一次来到莫镇，有人曾经向我描述过它，说它很安静，位于交通线的岔道上，哪儿都不通，沿着道路再往前就是太湖，两侧是墓园，葬了成千上万的人，来自戴城，来自上海。他们的数量逐年增加，总有一天会超过莫镇的生者。莫镇，就像迷宫中错误的角落。
其实根本不安静。在路上我就发现了，有很多大巴往这里开，贴着“扫墓专车”的纸条。同车的妇女告诉我，冬至了，扫墓的、落葬的，都来这里，莫镇的风水很好。到了车站一看，乌糟糟的人群，晦气冲天，有些操着上海方言，有些操着我家乡戴城的方言，有些说普通话。有人说说笑笑，有人抱着遗像哭得惊天动地，有人高喊抓小偷。我离开了这个乱哄哄的地方，按照我记忆中的地址找人问路，在错综复杂的小巷中找到了这家旅馆，住下，狠狠地睡了一觉。
现在我趴在床上，向外张望。窗外就是街道，对面是一家理发店，我注视了它很久。这种老式的理发店如今很稀罕了，只有一张破旧而厚重的理发椅，锈迹斑驳，墙上的镜子发黄，桌子上有一个电热水壶在冒着热气。除此以外，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还有一个胖老头坐在里面，穿着脏兮兮的白大褂，他应该就是理发师。
我穿上衣服，把自己稍稍打扮了一下，走出旅馆，先到巷口的杂货店去买了一包烟，抽了一口，发现店主给我的是假烟。我扑到柜台上，揪住他的领子，露出十八岁时候的凶恶面貌，他就给我真烟了。我走回理发店门口，在那里呆立了一会儿，地上散落着花白的头发，显然，只有退休老头才愿意到这里来。理发师朝我看看，没把我当成是顾客。我就走进去，坐到理发椅上说：“剃头。”只听呼啦一声，一块扎人脖子的围兜从天而降，落在我身上。
他说我不是莫镇口音，从哪里来，我说戴城。理发师叹了口气，说：“现在到莫镇来的人，都是做丧事的。”我说：“我来扫墓。”理发师问：“家里谁在这里啊？”我说：“我的老师，过世好多年了。”理发师说：“昨天去过了？昨天冬至。”我说还没有，我都不记得节气，反正哪天去都一样，尽心了就可以。理发师说：“说得也是。”
剃过头，我坐在理发店门口，眯着眼睛抽烟，想起好多往事。这时，有个小女孩从外面跑进来，理发师说：“到后面玩去。”小女孩答应了一声。我扔下烟头，把她抱起来，她不过五六岁的样子，我说：“叫我叔叔。”小女孩不是那种伶俐的孩子，被我抱着，有点呆头呆脑。理发师说：“她是我孙女。”
我说：“现在你带着她？”
理发师说：“前年她爸爸妈妈出事了，都不在了。夫妻两个去太湖游泳……只有我带她喽。”
小女孩伸手在我眉毛上摸了一下，说：“你这里有条疤。”是的，我眉角有条疤，眉毛是断的。去年别人给我介绍女朋友，女的一看我的眉毛就不乐意了，说我断眉短命，将来连累她做寡妇。做寡妇也就算了，关键是我穷光蛋一个，如果注定要做寡妇，那还不如去嫁个有钱老头呢。我听了这话，反正也无言以对。
小女孩问我：“你的疤怎么来的？”
我说：“被鸡啄的。”
小女孩说：“几岁被鸡啄的？”
我想了想，说：“十九岁。”
后来我把她放下来，她跑到里面去了。我继续坐着，和理发师聊天，请他抽烟。冬季的阳光，很明媚地照进理发店。过了一会儿，小女孩又跑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本影集，摊开了对我说：“叔叔，我看见过你的。”
理发师说：“你又在做梦了。”
小女孩指着一张照片，对我说：“这是你。”
我看了看，那张照片上，我被两个女孩儿夹在中间，做出很开心的笑容，身后是上海的黄浦江，有一条白色的轮船正露出半个船身，依稀有江鸥掠过的身影。照片上的我也是像现在一样，剃着很短的头发，光头露出一点发茬。
小女孩指着左边的女孩儿说：“这是妈妈。”又指着右边的女孩儿说：“这是干妈，她早上去扫墓了。”技校
一九九一年我十八岁。
当时有一种很真实的错觉，以为生命起始于十八岁，在此之前，世界一片混沌，世界在我那个曝光过度的大脑中呈现出满版的白色，每一天都像夏季最明亮的夜晚，光线过剩，所有的声音都纠缠在一起。估计死了以后上天堂，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
初中老师说我们是七八点钟的太阳，初中毕业就是八九点钟，老了以后是夕阳。这种算法很光明，把人生视为白天，要是倒过来看，人生是黑夜，那么十八岁那年我正处于黄昏最美的时候，然后是漫长的黑夜，某一天死了，在天堂看到红日升起，这种计算的方式可能更接近神的逻辑。
当时我生活的地方叫戴城，我曾经写过这座城市，这是一个衰老的县级市，介于南京和上海之间，有几千年的历史。该市最高的建筑是几座明朝的古塔，它们戳在市中心，未经修缮，摇摇欲坠，听说有人半夜爬上古塔，从墙壁里挖出了舍利子，非常值钱。我们都不知道舍利子是什么，后来我哥们杨一说，舍利子就是和尚的骨灰，而且是有道高僧。我们听了很害怕，挖什么不好，非要挖些骨灰呢。
那一年我还在读技校。其实技校也不错，那时候的大学生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非常金贵，剩下百分之九十八的人们总不能听任自己成为文盲，哪怕出于自尊也得稍微读几年书吧。技校不算太差，也不算太好，这得看你把自己当成百分之二还是百分之九十八，心态会很不一样。后来我曾经谈过一个女朋友，她是本科生，他爹差点杀了我，当着我的面对自己女儿说：“别忘了你是百分之二！”这说明他的心态很不好。
我们家族里的DNA很特别，专门出产轻型知识分子，比如说科长啦，工会主席啦，医师啦，助理工程师啦，小学老师啦。这些人在知识分子中应该算是底层吧，也谈不上很光彩，可是他们就有资格瞧不起工农兵。一个轻型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初的戴城，还是很受人尊重的。工农兵当然是傻逼，这人人都知道。亲戚们听说我读了个技校，将来铁定做工人，情绪非常激动，他们说：“老二怎么教育的小孩？”老二就是我爸爸，他排行第二。我爸爸非常羞愧。当时只有我三婶对我表示出了莫大的同情，我三婶是毛纺厂食堂里炒菜的，她是我们家唯一的工人编制。我三叔是该厂的工会主席，本来他也可以像哥哥们一样娶个干部编制的女人回家，可惜他是个瘸子，那就只能跟炒菜的配对了。
三叔对我意见很大，说我懒惰、粗野、狡诈，道德品质很可疑。他训斥我的时候，就会举起自己那条瘸腿，好像举着个奖杯，说：“你要像我一样，身残志不残。”我心想，去你妈的，老子身上哪个地方残废了？那一年，我他妈简直是一个会走路的电话机，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们拎起来嚷一通，很没劲。
十八岁那年，我技校读到三年级，马上就要去工厂实习了。我读的是仪表维修专业，不好意思，我一个表都不会修，这不能怪我，其实我们学校的老师也不会修仪表，维修专业是请了一个化工厂的技工来给我们上课，该技工讲话时嘴里像含了个鸡巴，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在黑板上写出来的字好像是甲骨文，我们看不懂，也懒得看。这个老技工最拿手的是偷窥女生，夏天的时候，他讲课喜欢在教室里走，走着走着就停在某个女生旁边，装模作样地念着书，眼睛看的是女生的低胸衬衫，有时候太投入了，会把唾沫星子喷到女生的胸口。我们建议他躺在地上上课，这样就可以看见女生的底裤了。此人非常讨厌，后来几个女生叫了外校的一伙流氓，在学校门口揍了他一顿，把他门牙打下来四个，他就再也不敢来上课了，这门课也就没人教了。
我那个学校叫“戴城化工技校”，简称“化技”，本校的女生被称为化技女，男生化技男。不要觉得是羞辱，所有的技校都是技男技女。
这学校真不是一般的寒酸，统共只有一幢楼房，两层高，楼下是教室，楼上是办公室。六间教室，一年级和二年级八个班的学生只能轮番上课，读到三年级就直接送到工厂里去实习，找不到实习单位就在家睡觉，搞得像山区小学一样。该校没有操场，体育老师倒有三个。起初我也奇怪，怎么这个破学校竟然会有这么多老师？后来才知道，化工技校隶属戴城化工系统，很多化工厂的干部都情愿调到这里来教书，图清闲，福利也不错，每年还有寒暑假，这待遇都快赶上加拿大了。该校有两个语文老师，数学老师三个，物理老师三个，政治老师四个，机械制图老师五个，化学老师那简直满天飞，大概有八个，还有校长、副校长、党委、教导主任、班级辅导员、团支书、总务科、财务科、保卫科……这帮人坐满了整个二楼。不客气地说，要是我们逃课稍微勤快一点，该校的老师数量就会超过学生。
由于教室不够用，八个班级就得轮换上课，具体的办法是：六个班级上文化课，另外两个班级就上体育课，到大街上去跑步，跑完之后再轮换。跑步的时候我们必须背着书包。这简直太扎眼了，一百来个学生背着书包在街上跑，他们中间有穿高跟鞋的，有穿太子裤的，有长头发男生，有板寸头女生。为了耍酷，我们都把双手抄在裤兜里跑步，嘴里叼着香烟，沿途骂娘，顺带偷东西。群众看见我们冲过来，都会惊慌失措地让路，小贩更是鼠窜而去。说实话，我们当时绝对比现在的城管更嚣张。
化工技校沿河而建，那栋教学楼是五十年代的房子，红砖砌成，外墙有很多弹坑。这是我能感受到的历史。有个老师告诉我，武斗那年，这里是桥头堡，两派人隔着河对打，子弹横飞，还有人半夜泅水过来偷袭，这边就用带钩子的竹篙往水里扎，把一个大活人像鳟鱼一样钓起来，然后用钢钎照着俘虏的肛门里猛戳。钢钎从肛门进去，从嘴巴里出来，够牛逼吧？我们听得毛骨悚然，虽然也经常打架，用砖头砍来砍去，但想象不出肛门被捅穿是什么滋味。
那些弹坑，那些被捅穿了屁眼的年轻人，大概就是这所学校的恶咒，硬生生把我们都诅咒成了社会渣滓。我们学校的男老师很多都患有痔疮，女老师痔疮少点，也免不了有口疮。他们说这是冤魂在报复。
学校紧靠着的河，就是著名的京杭大运河，它是交通运输线，同时也是戴城的护城河。后来我才知道，京杭大运河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为了挖这条河曾经死过很多人。我一直以为戴城是一座平庸的城市，化工技校是一所操蛋的学校，没想到它们竟然与奇迹毗邻，而我本人竟没有从这奇迹中沾染到丝毫的灵气。
期末考试结束后，我骑着自行车到学校去拿成绩单，路上和两个赤膊少年撞了一下，他们把我从车上拽下来，抡开四个拳头照着我脑袋乱捶，我招架不住，弃车而逃。这两个人体格粗壮，但跑不过我。我徒步来到学校，头发蓬乱，脸上沾满鼻血，身上的汗衫已经被撕成一条一条的。这形象非常唬人，跑进教室，同学都笑翻了。
我迟到了。校长正在广播里说：暑假就要来啦，你们这些技校生，也不用考大学，日子过得跟神仙一样，这就容易滋长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打架斗殴迟到早退旷课早恋，都是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暑假里没人管你们，要注意杜绝这种倾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班主任指着我鼻子说：“路小路，你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站到门口去！”我心里很想不通，我这个穷光蛋，唯一的财产是我那辆自行车，刚才还弄丢了，我怎么成了资产阶级？
我们那位班主任很神奇，五七年的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去劳动，起先他还很牛逼，对人民民主专政表示不满，后来到了“文革”，判了他十年徒刑，不知怎么的还被人在腿上打了一枪，这下子彻底服气。他被抓进去的时候还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放出来的时候尼克松都已经下台了。关了二十来年，挨了枪子儿，他总算明白了两件事：第一，凡事都要跟着领导走；第二，当年打他的那群小伙子与如今的技校学生一样，全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挨过枪子儿坐过牢的人，本来应该是牛逼的，可惜班主任仅仅是把牛逼耍在我们头上。他是东北人，平反以后，他来到戴城，我们这座瘟山瘟水的城市非常适合他这个老窦娥疗养身心。领导上还给他配了个老婆，是个非常剽悍的苏北大妈，带着三个身强力壮的儿子。苏北大妈听不懂东北话，班主任听不懂苏北话，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怎么交流的。这位苏北大妈患有严重的更年期综合征，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要在班主任身上发泄。更可怕的是，她一来劲，她的三个儿子也会跟着犯病，其症状就是揍我们班主任，打得老头满屋子乱窜。他们把老头擒住以后，按在床上狂揍，他们憎恨他犹如汉武帝憎恨司马迁，打的都是要害部位，老头都不好意思亮出来给别人看。挨打之后，他就会叉着两条腿来上班，嘴里发出咝咝的声音，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身边有条蛇。
我们也恨他，但我们不能揍他，一个技校生妄图揍班主任，那是认错了时代，毕竟是一九九一年了，不是一九六六年。认错了时代的人，比生错了时代还可悲。假如恨一个人，就照着他脑后一棍来解决问题，那样的时代也太没意思了，我怀疑会是我自己首先被人敲死，而不是我去敲死别人。
那天我心情不错，拿到成绩单，我就升三年级，过了暑假到工厂去实习，我从此跟班主任没有任何关系。我在教室门口站着，走廊里有风，还挺凉快。有几个女生对着我挤眉弄眼，我都懒得去搭理她们，这并非因为我不解风情，而是她们太难看了。我们技校的女生本来就很少，和男生的比例是一比十，其中有几个好看的女生，早就被学生干部泡过了，或长期霸占，或轮番使用。剩下我们这些社会渣滓，留给我们的女生也是人间糟粕，没意思。我们虽然渣滓，但长得都很帅，不能把后半生交到这几个丑丫头手里。
我还是喜欢那种安静的、清纯的女孩儿。活在世界上没什么乐趣，又不能把戴城改造成巴黎，只能期望女孩儿能弥补这种悲伤了。
直到中午，校长才把他的发言说完，这个话痨，我们总算可以回家了。可是班主任还意犹未尽，他对我们说：“都趴在桌子上。”学生们都搞不清什么意思，这又不是午睡的时候。班主任说：“趴在那里，低头思过。”结果全班三十多个学生都像烂泥那样摊开在课桌上。我在走廊里看着，忍不住笑了，亲爱的班主任，低头思过就能洗清我们身上的罪孽吗？班主任指着我说：“路小路，蹲那旮旯！思过！”
蹲着比趴着累多了，半个小时之后，思过结束，好几个同学都睡着了，只有我腰酸腿痛。我看着班主任，心想，等老子毕业那天，非好好收拾你一通不可。
后来我们拿着成绩单，作鸟兽散。我坐在大飞的自行车后面，回到我挨揍的地方去找车子。三个小时过去了，我那辆车估计早就被人骑走了。到那里一看，果然什么都没了。大飞说不要紧，到对面新村里去弄一辆。于是我们跑进新村，七月的中午，太阳照得天昏地暗，新村里一个人都没有，自行车倒是停着好多。我挑了一辆九成新的二八凤凰，大模大样地扛在肩上，出了新村，找了个僻静地方砸开锁。别看我不会修仪表，砸锁的功夫却非常好。我又有了一辆新车。
大飞是我的同学，他比我矮一个头，身板比我粗壮，是个打架的好手。大飞本名叫陈晓飞，按理说，他的绰号应该叫“小飞”，但他嫌这个称呼太脓包，而且显得很亲热，一点也不像个混混。香港警匪片里有很多混混都叫大飞，他也就跟着叫大飞了。其实他五短身材仿佛一只站直了的甲鱼，既不大，也不像会飞的样子。
大飞说：“下午一起去打群架吧。”我吓了一跳，我虽然是个不良少年，但是对打架并不热衷，尤其是打群架，会出人命的。大飞指指我的衣服，说：“没指望你去打人，你这身血衣可以去吓唬吓唬别人。”我问他跟谁打架，大飞说：“他们要去围攻戴城中学，叫了好多人，可好玩了！”
说起戴城中学，那是戴城的骄傲。这是一所省级重点高中，出产各类大专生和本科生，与那些普通高中不可同日而语。普高比较烂，净出一些营业员和服务员，或者是宾馆里的门童，普高做早操都有数钱和拉门的动作。
九十年代初，读高中是件很没前途的事，大学录取率那么低，高中毕业之后假如考不上大学，那就像一个因为矜持而嫁不出去的老处女，跑到哪里都很丢人。既然如此，还不如做一个技校生，从一开始就铁了心做荡妇，名气虽然很臭，但比做老处女快乐而且实惠。当然，重点高中不一样，他们就像是选帝妃的，即使做不了皇后，至少也可以混一个嫔妃、采女什么的，他们既不用担心做老处女也不用屈尊去做荡妇。
重点高中的学生非常骄傲，你很容易就能把他们从人群中辨认出来，他们学校给学生发了一身校服，橙色的运动服，好像环卫工人的安全背心。这种颜色如此扎眼，让我们这帮技校生无法忽视他们的存在，比如你在游戏房打游戏，忽然发现人群中有一道橙色的身影在晃动，这时你就会忍不住走到他身边，揪住他的衣领，说：“借点钱。”又比如你在街上打架，打得鼻血横飞，忽然发现围观者之中有好几个人都穿着橙色校服，用一种嘲笑的眼神看着你，这时你就会忍不住走到他们面前，抬手一个巴掌扇在他们脑袋上。
不仅如此，重点高中还有校徽，一个铝制的长方形牌子，银光闪闪的，刻着“戴城中学”。我们技校压根儿没这玩意儿，技校还要什么校徽啊？谁见过妓女还有工作证的？我们看见那个校徽，就像妓女看见了贞节牌坊，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怒。尤其是校徽别在女孩子的胸口，十分招摇，让人不由得去注意她们的胸。重点高中的女孩儿很像一种叫天鹅的动物，我虽然没见过天鹅，也把她们想象为天鹅。她们从不跟技校的男生说话，我们靠在马路栏杆上对她们抛媚眼，她们就像没看见一样，铝质的校徽在日光下闪烁着，锃锃地发光。这时，我们就指着她们的校徽，大声喊道：“平胸！平胸！”这么喊话很有效，再骄傲的女孩儿都会觉得羞辱不堪，曾经有一次，一个戴眼镜的高中女生被我们喊得昏倒在七月的大街上。
我们喜欢欺负重点高中的男生，他们通常都很瘦弱，而且胆小，身上总是带着零花钱，可以解决我们的经济危机。但我们不喜欢去泡重点高中的女生，因为她们太有文化，太矜持，没什么大意思。我们喊喊平胸就已经满足了。
听说要去围攻戴中，我还挺好奇，问大飞：“打他们学校有什么意思啊？还叫这么多人？三个人过去就踩平了。”
大飞说：“你不要小看他们，他们学校有个足球队，也很能打的。前天我们有个人到他们学校去，被足球队给打了。”“为什么打他？”“他抢足球。”“神经病。”“反正今天叫了很多人，说要去踩平他们，把足球队的人都打死。闲着也是闲着，去的人都有点心吃的。”
打架吃点心，是我们当时的规矩。打群架必然要喊上很多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有，无非是去助威，也不用真打，就站在那里壮壮声势。事毕之后，主事的人掏钱请客，有时候一人发一个包子，有时候一人一根红塔山，有时候是冰棍，端午节的时候吃粽子，如此而已。要是真打起来，助威者往往一哄而散，那就吃不上点心了。当然，也有一些人，本来是去助威的，忽然脑子发热冲上去打人，甚至把人打坏了，或者自己被人打得头破血流铩羽而归。这种人精神可嘉，值得鼓励，他们可以吃两个包子，两根冰棍。
听说要灭了戴中的足球队，我打算去看看。原因很简单，我生平最好的哥们杨一，就是戴中足球队的。一九九一年的少女帮
很多年以前，我只有一个朋友，这就是杨一。很多年以后我想起他，他还活着，经常到我家来，跟我一起打PS2，一边打游戏一边向我传授MBA的管理思路，杰克·韦尔奇的财富理念。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二十年来我都没有烦透他呢？那时我已经三十岁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都令我厌烦，就连跟我上过床的女孩，我都不想再看见她们。只有杨一，好像一块化石，勾勒出我年轻时代的轮廓，令我难以释然。
我们同岁，我们的爸爸是同事，都是戴城农药厂的。九岁那年，农药厂造了一批新公房，我们在同一时间搬入了同一幢楼，他家在三楼，我家在二楼，我家的天花板就是他家的地板。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在同一个学校，分到同一个班上，坐在同一张课桌上，我们共用课本和玩具，共用衣服鞋子乃至游泳裤，抽同一包烟，打同一个电子游戏，伙着花钱，伙着吃饭。每当想起这些，我就感到自己像个同性恋。
初中时候我们依旧是同班同学，学习成绩渐渐分出高下，杨一是全年级的尖子生，我学业平平，混迹于大众。最后杨一考取了戴中，我混了个技校，从此分道扬镳。
那几年，我和杨一经常串联着玩，我把他带到技校里，和我们学校的小混混一起抽烟打牌，满大街追女孩儿，他把我带到重点高中里，踢足球，和那些有文化的女孩儿坐在一起。这么玩久了，彼此都有一种错觉，他是重点高中的小混混，我是技校里的知识分子。
杨一就要升高三了，他和我的情况正好相反，我越来越闲，他越来越紧张，每天早出晚归，背着一个比炸药包还大的书包，星期天都要去学校补习。就算休息在家，他也会在家门口贴张纸条“复习功课，请勿打扰”，搞得楼道里好像宾馆一样，走过的人都不由得蹑手蹑脚的，生怕惊动了他这个高考生。
其实，以杨一的聪明才智，考个二类本科轻而易举，完全不用这么努力，但他的理想实在高得有点过头了，他要考清华。清华大学人人都知道，著名的高等院校，我们这座小城市，一百年来只有一个学生考取过清华，那是在一九九〇年，他的事迹见诸《戴城晚报》。我很佩服这种高才生，倒是杨一显得不屑一顾，说那个呆逼运气好，九〇年根本没人敢去考北京的大学，他偏偏填了个清华，还就真的考上了。杨一说，这种便宜事以后不会有了，考清华还是要凭实力的，不能指望年年闹动乱。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遇见了他，当时我叼着香烟，他叼着油条。我从他嘴里掰下半根油条，边吃边问他，这么急匆匆的去干吗，期末考试都结束了，已经放暑假了。杨一说，重点高中根本不存在期末考试，真正的期末考试是高考，现在他要去学校补习功课了，然后他就跳上自行车消失在上班的人流中。
听说要去攻打重点中学，我乐坏了，我得去保护杨一。论打架，杨一绝不是我们这伙人的对手，重点中学的男生都是脓包，三个持刀的小混混可以在他们学校如入无人之境，撵得所有人上蹿下跳。鉴于我和杨一拜把子兄弟的关系，我好歹不能让他在高考前被打成植物人。
我和大飞骑车到了那里，一看，重点中学校门口早已聚了三五十号人，还有人陆续往这里赶过来，都是些小混混，手里拎着镀锌管、木棍、铁链、板砖。这时还没开打，所有人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站在马路上抽烟聊天。
重点中学就是不一样，比我们技校气派多了，新盖的四层教学大楼，墙粉刷得惨白惨白的。那伙学生都趴在四楼的阳台上看着我们。他们一个都不肯下来，深知走出校门就有可能被乱棍打残。学校大门紧闭，秃头门房刘大爷死死地堵在脚门前面，他还特地套了个红臂章，以为那是护身符，可惜臂章上写着“卫生值日”四个字，不免贻笑大方。
刘大爷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小混混答：“我们路过，在这里歇歇。”
刘大爷说：“走开，不要在这里歇。”
小混混哈哈大笑，说：“操你妈，这是你家的地盘啊？”
刘大爷说：“这里是中学！是学习的地方！”
小混混答：“我们也是中学生啊，我们也在这里学习啊。”
刘大爷斗嘴不是小混混的对手，无可奈何，只能继续用警惕的眼光监视着我们。
凡打群架，必有很多熟人，这次也不例外，都是平时在游戏房里混的，其中还有几个是我们化工技校的。我注意到有一个瘦小干枯的蒜包眼在人堆里大声吹嘘，说他把戴中足球队的人打得屁滚尿流，乃至跪在他面前求饶。旁边的人听着，嘲笑地说：“你他妈的这么能打，你还要我们来这里干吗？”蒜包眼说：“好汉架不住人多，后来他们十几个人打我一个，我当然打不过啦。”
大飞对我说：“他就是那天被打的人，他叫虾皮。”我说：“他好像没有受伤嘛。”大飞说：“也就是眼睛被打青了，这个傻逼，不要去理他。”我说：“大飞，我饿死了，你不是说有点心吃吗？”大飞皱着眉头说：“还没开始打呢，怎么会有点心呢？打完了再吃吧。”我指着虾皮说：“这个货有钱请客吗？”
大飞说：“不是他请客，是少女帮。”
我问他，什么是少女帮，这个名字听起来下流兮兮的。大飞说我没见过世面，光知道打游戏，从来不关心时局。他很神秘地告诉我：“少女帮是几个女的搞出来的，她们都特别厉害。”“有多厉害啊？”“你听说过五哥吧？”“听说过，大流氓啊，以前坐过牢，现在开饭馆了。”“她们少女帮就是五哥罩着的，没人敢惹她们，”大飞凑到我耳朵边上说，“作风特别淫荡，在床上也很厉害。”
我听得心旌荡漾，问大飞：“你搞过她们吗？”
大飞摇摇头说：“还没有，我只搞过舞厅里的阿姨。”“你就别提那几个阿姨了，年纪都快赶上你外婆了。”
大飞说：“那也比你强，你他妈的还是个处男。”
我比较看不起大飞的就是这一点，他老爱吹嘘自己搞过女人，嘲笑其他人是处男。大飞平时给舞厅看场子，挣点外快，这些舞厅都不是什么正经地方，光线昏暗，空气浑浊，跟煤窑差不多。大飞在里面打工，除了负责治安，还要客串舞男，他学会了一种叫作Bo的舞蹈，很黄很下流，跳舞的时候腿基本上不动，双手在腰部以下摸索。一般的男青年，跳个二十分钟就歇菜了，大飞身体壮，可以跳一个小时，不过也够累的。一来二去，他跟几个常年泡在舞厅里的老女人产生了感情。这些女人都三四十岁，没什么正经工作，长得也不好看，泡上她们完全没有荣誉感可言，偏偏大飞不知羞耻，老爱跟我们讲这档子事。大飞最拿手的就是学女人叫，我们班上的男生在一起玩，只要发给他一根香烟就能让他叫一遍。他学得非常像，每次学过之后，就有几个人的裤子要搭起帐篷来。当时我们都是处男，根本禁受不住这种刺激，哪怕叫唤的是大飞这么个男人。
大飞私下里对我说，自己也想和同龄女孩儿谈恋爱，但是被老女人缠上了身，很难摆脱这种诱惑。我说他活该。
我问大飞，他有没有参加少女帮，可不可以帮我介绍一下，我也很想认识认识女流氓。大飞说他也没见过少女帮，只是听说而已，倒是那个叫虾皮的，他是少女帮的狗腿子。大飞说：“听说今天那几个女的都要过来，正好饱饱眼福。”正说着，街道那头又来了几十个人，都是技校的，化工技校、轻工技校、烹饪技校，其中有戴眼镜的，瘦得跟豆芽菜一样的，上嘴唇还留着细黑汗毛的，这都不是什么小混混了，而是小傻逼。我问他们：“你们来干什么？”他们说：“听说今天有女流氓，我们来看热闹。”我心想，完了，照这样发展下去，我只能自己去买点心吃了。片刻之后，上百人堵在重点中学门口，抽烟的，聊天的，吃冰棍的，带着女朋友卿卿我我的，甚至还有自己人和自己人打起来的。太不专业了，打群架这么庄严的事情，被搞得像赶集一样。
传说中的女流氓迟迟没有出现。
这时我想起来，我该关心关心杨一了，他现在一定也趴在教学楼上吓得不知所措吧。我跑到脚门口看了看，门房刘大爷抄着一根笤帚，对着我们虎视眈眈，看样子是混不进去了。我正想找个地方翻墙进去，忽然屁股上被人踢了一脚，不由大怒，说：“谁他妈的敢踢我！”回头一看，杨一叼着香烟正笑嘻嘻地冲我做鬼脸。
杨一指着我那一身血衣，说：“你怎么搞成这样？”我说：“早上跟人打架，一个打三个。”杨一说：“扯淡，你是被人打了吧？”打架这种事情，当然是要夸大事实，明明是被两个人打了，就要说成自己以一敌三，这样即使打输了也很有面子，要是三个打人家一个呢，就要说对方被打得跪地求饶，这样才够刺激。不过，经常吹嘘也容易被人识破。我不跟杨一理论这些，我只问他，怎么这么不怕死，居然跑出来了。
杨一说：“校服一脱，校徽一摘，谁知道我是重点中学的？我出来打探打探消息。”杨一告诉我，这群小混混来得完全不是时候，学校已经放假了，来上课的都是高三补习班的，而动手打人的足球队都在家里歇着呢。我问他：“你不是足球队的吗？”杨一说：“我早就退出了，我都升高三了，哪有时间踢足球？”
我指着人堆里滔滔不绝的虾皮，说：“那就是被足球队打的人。”
杨一不屑地说：“呆逼，一个人跑到我们学校来，正好足球队在练球，他嚣张得要死，抱起足球就走。足球队去追他，他看见人家那身国际米兰的球服很漂亮，就扒人家衣服。他能不挨打吗？”“一个人就这么嚣张？”“智商有问题。”杨一说，“其实打得也不重，你想想，我们学校的人哪会打架啊，十几个人揍他一个，也就把他眼睛打青了，这小子立马就跑了。谁知道今天喊了这么多人来。”“他是少女帮的。”我煞有介事地说。
杨一说：“嘿，我也听说啦，女流氓，我也想见识见识呢。怎么女流氓还没来？”
我说：“女人都很磨蹭的。我快饿死了，借我两块钱，我去买几个包子吃。”
杨一说：“我也没吃呢。”
我和杨一溜出去吃中饭，把大飞撂在那里了。这不能怪我不仗义，大飞饭量惊人，一顿饭能吃六个大肉包。当时有一种保健品叫“太阳神”，跟鸡血一样，大飞每天都喝那玩意儿，结果饭量增至一顿十个肉包子。请他吃饭，我就等着破产吧。
我骑着自行车，驮着杨一，路上他还问我：“新车啊，你他妈的又去偷车啦？”我说：“我原来那车弄丢了。”杨一说：“原来那车也是偷的吧？你要是被联防队捉住，你就死定了。”我说：“操，你个乌鸦嘴。”
戴中附近都是些机关院校，没什么吃饭的地方，我们绕到大马路上，找了个馄饨店，三口两口就吃干净了。吃完了杨一付账，我发给他一根香烟，两个人坐在馄饨店门口看风景。七月的中午，街上静悄悄的，只有几个放了暑假的小学生在吃冰棍。沿街的大树遮蔽着酷烈的阳光，微风带来一丝凉意。
杨一说：“小路，你见过女流氓吗？”“没有。”“我对女流氓很好奇。”“我也是。”“你不一样，你天天生活在流氓堆里，以后也是个流氓。我要是考上清华，就不太有机会参观流氓了。”“去你的。”
我扑过去，试图用手肘夹住他的脖子，他哈哈大笑，奋力抵挡，把馄饨碗打翻了，掉在地上摔成了两瓣。店里的女服务员走过来说：“赔钱吧，三块钱。”
杨一说：“没钱，明天给你送个碗过来。”女服务员说：“你敢！”这时杨一就把我推过去，我一身血衣，看上去好像刚从战场上撤下来，非常唬人。谁知那女的根本不怕我，她把手指扣在嘴里，打了个呼哨，后面走出来两个下馄饨的大妈，都是黑脸大胸巨臀，好像动过变性手术的李逵，一个拎着菜刀，一个拎着笊篱，说：“小赤佬，赔不赔？不赔把你们鸡巴切碎了做馄饨馅儿。”我立刻举手投降：“我赔，我赔。”
出了馄饨店，我再一次对杨一表示了不满。这孩子从小就聪明，好奇心特别重，又有点骄傲，乃至手闲脚闲。比如我跟他出去玩，他会莫名其妙跑到街边去研究摩托车。别人停在那里的车子，他东摸西摸，然后就看见车主从老远的地方飞奔过来揪住他的领子，说他是偷车贼。又比如我跟他在街上吃东西，看见有人随地吐痰，他会心血来潮地喊道：“吐痰罚款。”没想到吐痰的不是退休老头，而是胳膊上文着青龙白虎的老流氓，老流氓走过来照着我和杨一的鼻子各打了一拳。还有一次，我们看见一个老太摔倒在地上，杨一很主动地去扶她，我想制止已经来不及了，老太揪住杨一的裤子说：“就是你撞了我！”
我说：“你别给我惹麻烦，你这两年惹了多少麻烦吧？搞得好像你是流氓我是高才生一样。”
杨一说：“别以为我做不了流氓。”
正说着，有一队自行车急速地掠过我们身边，骑车的都是男的，年纪比我们大，肌肉都鼓着，其中有好几个光头，一看就是厉害角色，每辆自行车后面都坐着一个女的。车队旋风般往戴中方向驶去。我立刻反应过来，说：“女流氓！”杨一嗖地跳上自行车，说：“等的就是她们！快上车，我带你。”
我们到戴中门口，那地方已经乱了套，围了上百号人，男男女女都有。那几个女的一出现，人群自动给她们闪出一条道。其中有一个烫着爆炸头的女孩儿，大胸，短腿，穿着鲜红的低胸衬衫，两个乳房简直呼之欲出。她指着戴中的大门说：“还等什么？把他们学校踩平了！”后面上百号人齐声呐喊，可是一个人都不动，敢情都是来呐喊的。
门房刘大爷喊道：“不许胡闹！”这大爷很英勇，据杨一说，此人以前在码头上扛包的，力气大得吓人，武斗的时候他曾经用长矛和六个人拼杀过，绝对见过大世面。刘大爷抡起笤帚，大喝一声：“警察就要来了！”后面呼啦啦一片推自行车的声音，好多人都吓得要逃。爆炸头少女大怒，说：“把这老东西给我拖走！”
第一个冲上去动手的不是别人，正是被打青了眼睛的虾皮。虾皮冲到刘大爷面前，并且向我们招手，说：“大家冲啊，为我报仇！”后面的人嘻嘻哈哈的，很不正经地瞧着他，说：“你算什么东西啊，为你报仇？”又有人说：“什么少女帮啊，还没有纺织中专的女生好看，走吧走吧。”虾皮非常愤怒，扑到刘大爷怀里，说：“老甲鱼，你去死吧。”刘大爷身高一米八，将军肚，花白头发，满脸横肉；虾皮身高一米六，瘦得好像营养不良的非洲儿童。虾皮试图把刘大爷推倒在地，结果被刘大爷叉住了脖子，虾皮的两个拳头绝望地在空中挥舞着。后面看热闹的人全都笑翻了。
后来，那几个剃光头的冲上去，把虾皮解救下来，并且对着刘大爷打出一通组合拳。这下老头招架不住，只得往后退去。爆炸头少女说：“把他们学校的招牌砸了！”虾皮立刻冲过去，试图把那块“戴城中学”的长条形木牌摘下来，不料钉得非常牢，内侧好像还有暗扣，根本搬不动。虾皮涨红了脸，捡了块砖头，开始乒乒乓乓地砸传达室的玻璃。
那天，戴中门口围得人山人海，大部分人都是来看热闹的，体验体验什么叫女流氓。后来发现她们并不漂亮，而且也没有要请我们吃包子的意思，大家就很失望，只能盼望着看到一场酷烈的战斗，最好死掉几个人，以弥补我们的无聊。
后来脚门那边走出来一个中年人，梳着个背头，非常威严地看着我们。背头说：“你们不要在这里寻衅滋事，搞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已经打电话叫警察了。”
虾皮托着一块红砖，走到背头面前，问：“你是谁？”
背头严肃地说：“我是教导主任。你叫什么名字？！”
我一闭眼睛，心想，这教导主任有点五谷不分的，对着小流氓还这么严肃，这是找死。虾皮说：“我是你爸爸！”红砖直直地拍在教导主任的前额，受害人踉跄了一下，停了两秒钟，鲜血像幕布一样由头顶泻下，盖住了他的脸。他直挺挺地倒在刘大爷怀里，被刘大爷倒拖了进去。这时虾皮回过头来，仿佛两军阵前单挑获胜的将领，举起了他的手，还有那块闯祸的红砖。
那天杨一和我爬到一棵大树上观战，杨一顺便充当了解说员的工作。他先是向我介绍了刘大爷的光荣战绩：刘大爷，那才是第一代的流氓。等到教导主任出现，杨一又说，这个家伙很坏，最好收拾收拾他。我问他，教导主任坏在哪里。杨一说，他们学校那身橙色的校服就是这个家伙设计的，太醒目了，跑到哪里都被人欺负，学生都不肯穿这身要命的校服，又是这个教导主任规定：不穿校服就要处分。这个结果，直接导致了很多学生白白地被人欺负。等到教导主任一头鲜血败下阵来，我正要祝贺杨一，却发现他忧心忡忡地望着树下，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那爆炸头女流氓的胸，从俯视角度来看，近似“m”状呈现在我眼前。
我伸手去摸杨一裤裆，说：“硬了硬了。”触手之处，只觉他阳具衰微，阴囊紧缩，好像冬天挨了冻一样。
杨一指着爆炸头女孩儿，低声问我：“你知道她是谁吗？”“不知道，你认识她？”
杨一说：“她就是黄莺。”
我蹲在树上，不由得打了个哆嗦，情欲和斗志齐刷刷退去。
四年前，我和杨一还在念初中，当时杨一是好孩子，副班长，数学课代表，深受老师的宠爱。初二的时候，班上来了一批留级生，其中有个女孩儿叫黄莺，在学校里非常著名。她从小学到初中一共留了三级，也就是说，当我们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时，她已经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半大姑娘了。这女孩儿脑子不大灵光，搞不清分子分母，背不出床前明月光，可是身体发育却异常激烈，二八年华，她的胸部就超过了中学里所有的女老师（除了最胖的音乐老师）。你可以想象，这么一位人间尤物，和一群没长毛的小男孩坐在一起，那是一件多么无聊的事，对我们来说又是多么地煎熬。我们就像一群哺乳期的小狼崽，牙口还没长全，但对肉类已经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那时学校提倡“传帮带”，好学生要跟坏学生同桌，像杨一这种最优秀的孩子，就必须跟最差的同学坐在一起。老师非常残忍地把黄莺分配给了杨一。我们都羡慕他，认为他艳福不浅，事实上，杨一同学备受煎熬。两尺六寸长的课桌，这女孩往那儿一坐就占了三分之二的宽度，那个大胸与杨一的胳膊仅仅毫厘之隔，随便伸个懒腰就能碰到。更可怕的是，黄莺还喷香水，那种香味离远了闻不到，只有坐在旁边，香味才会幽幽地钻到鼻孔里，据说还有催情作用。下课铃声一响，杨一就会佝偻着身子以小碎步狂奔到厕所里，后来他索性穿了宽大的军裤来上课。
这种状况非常影响杨一的学习，可是又不能对老师明说。说黄莺让他性欲勃发？这也太离谱了。聪明的杨一就要故意制造矛盾。某一天他和黄莺吵了起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你是双叉奶！”我们都笑昏了过去。女孩儿大怒，一拳打在杨一脸上，揍出两道鲜红的鼻血，也是双叉形的。再后来，老师就把黄莺送到最后一排单独坐着了。
有关双叉奶，并不是杨一杜撰的。戴城本地有一种鲜奶，叫作双叉牌牛奶，非常热销，只要是订牛奶的人家，门口都会有一个橘黄色的奶箱，上面写着“双叉奶”。至于牛奶为什么会叫“双叉”，那就只有鬼知道了。
双叉奶的绰号很快就在学校里叫响了，双叉奶黄莺名声赫赫，一拳打昏了好孩子杨一。当然，事情没那么容易结束。有一天我和杨一放学回家，被三五个男孩子拦住，问我们：“你们就是给黄莺起绰号的？”我尖叫：“没我什么事！”话音未落，头上脸上挨了好几十拳，那边杨一挣脱包围，撒腿就跑。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杨一拿着一束康乃馨站在我身边。
双叉奶没能报复到杨一，后来她被学校开除了。我们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有人说她在南京做生意，有人说她和几个老流氓混在一起，反正她再也没有出现过。杨一很快就把她忘记了，这么一个粗暴、肉感的女生在他的人生中不会占有任何地位，她仿佛是一个笑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丧失了最初的滑稽感。唯独在我的记忆中，双叉奶黄莺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为我在替杨一赎罪，我被打成了脑震荡，每次想到黄莺我就会头痛恶心。
那个七月的中午，我蹲在树上俯瞰黄莺。除了m形的胸部以外，我几乎已经认不出她。她的胸比从前更大了，个子却一点也没长，这使得她整个体形趋向于短粗，那个爆炸头使她的脑袋看起来像一朵冉冉升起的蘑菇云。
杨一问我：“你说她还记得我们吗？”
我说：“你对她的伤害太深了，我估计她只记得你，不会记得我。”“我只骂过她双叉奶，你把双叉奶写在了黑板上，你忘记了？”“我不记得了，我他妈什么时候写过双叉奶？”“其实是我写的，我对她说是你写的。”“操你大爷。”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打成脑震荡了。
我跳下树，壮着胆子从她身边走过，以确定她是否能把我认出来。她根本没注意到我。岁月催人老，我早已不是初中时代那个任人暴打的小屁孩了，从前我和杨一比她矮半个头，现在我们都是身高一米八的青年，虽然很瘦，但是肌肉正在蓬勃生长，嘴唇上的汗毛也逐渐变成了胡子。这时我不由得感到惆怅，从前那个令我们神志昏迷的大胸少女，已经彻底变成一个矮胖、粗暴、汗津津的女青年了。
虾皮把教导主任打翻之后，后面观战的人都疯了：终于见血了！砖头石块雨点般飞向学校，这么干很过瘾，我也跟着扔了几块土坷垃。这时，大飞推着自行车从我身边经过，对我说：“呆逼，还不赶紧跑，把教导主任都打伤了，马上警察就会来了。”我恍然大悟，回过头问杨一：“你怎么办？”杨一说：“我还得回学校去上课呢。”
我撂下杨一，跳上自行车，跟着大飞往外逃，还没骑出巷子就听到警笛声从远处传来。大飞催我动作快点，万一被警察捋进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这一身血衣，谁见了都会抓我。我们从一条僻静的窄巷穿出去，那地方警车开不进来。
路上，我向大飞抱怨，什么他妈的少女帮，搞了半天连冰棍都没吃到一根，还好意思出来混。大飞也很不满意，说虾皮这个白痴，根本算不上小混混，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一砖头把别人学校的领导打伤了，这根本不是打群架，而是刑事犯罪。不过大飞又说，那几个女的长得都不错，胸很大，而且时髦。我错愕地看着大飞，这他妈的也叫“不错”？我心里很同情他，大飞每天跟舞厅里的老阿姨混在一起，黑灯瞎火的，全凭手感来鉴别美丑，他的眼睛已经丧失了审美能力，相反，那种摸上去凹凹凸凸的，对他而言就是美。
一九九一年的夏天，戴城的少女帮一战成名，她们把重点中学的教导主任拍花了头，当时我是目击证人。教导主任的脑袋能不能拍，这倒是其次，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居然是几个女孩子带头干的，这就太伟大了。她们的事迹很快在戴城流传开来，传说她们都穿着大红色的衣服，烫着爆炸头，身后站着几十个剃光头的少年。她们心狠手辣，风姿万千，手下打手如云。这简直太刺激了。
那年暑假里，红衣爆炸头忽然成为戴城最醒目的装束，很多女孩都这么打扮自己。我们这些小混混跑到街上，看见这种女孩，也不知道她什么路数，都不敢惹她们。这股风潮席卷戴城，夏天结束以后，我忽然看见我三婶也穿着红色T恤，烫着一个冲天而飞的爆炸头，下面穿着紧身踏脚裤，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只野兽。我吓得要死，以为三婶也去做淫荡女魔头了，结果她告诉我：这是今年最流行的打扮，是从香港传过来的。戴城往事
从前，戴城是个很无聊的地方，尤其是对技校生而言，去哪儿都是一样，几个游戏房，几个录像室，几个舞厅，如此而已。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游戏房消磨时光，或者到录像室里看香港烂片，有时运气好也会遇到播放生殖健康的科教片，看到显微镜之下的精子卵子，跟动物世界差不多。假如我再胆大一点，就可以跟着大飞去黑擦擦的舞厅里跳Bo，可惜那地方全是阿姨，没什么意思，至少在我十八岁那年，我还是喜欢和同龄的女孩儿在一起，这也算是我的个人口味吧。我直到二十岁以后才喜欢姐姐型的女孩儿，她们比较懂事，也比我有钱，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戴城很小，马路都很窄，但是人口挺多的。上班的时候，成百上千的人就被堵在路上，假如这时刚好开过一辆大粪车，那就惨了，人和屎都寸步难行，离粪车近的人经常被熏得昏过去。就在这种街道上，我见识过戴城流氓的群殴场面，两伙人拿着棍棒在巷子里打，堵得严严实实的，棍子还没抡起来，两旁住户的玻璃窗全都碎了。后面不知情的群众还在问：“怎么啦怎么啦？又抢购什么东西啊？”小流氓回身大吼一声：“打架！”群众更起劲了，堵在巷子两头看热闹，几百辆自行车停在那里。流氓打完架想撤退，那就得找个交警先疏通一下道路。
在这种小城市里，所谓的流氓，说白了就是些混混，很难混出什么名堂。贩毒绑架抢银行这些事情根本轮不到他们来做，他们主要的工作是给各种舞厅、录像室、游戏房看场子，工资微薄，难以为继。即便如此，还要竞争上岗。有些流氓平时在包子铺里兼职，大清早起来擀面粉，中午脱掉围裙，换上军裤去看场子，晚上——晚上的流氓是不干活的，否则就成劳模了。另一些流氓，连包子铺都不敢要他们，他们就出来打劫初中生。
我和杨一念初中的时候，几乎每个星期都会被人拦在学校门口，抢钱。要是掏不出钱，就会挨耳光。流氓不会亲自动手，他们把受害人拎到墙角，让这些人互相抽耳光，直打到他们满意为止。挨了耳光，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为什么不带钱，为什么又偏偏遇到流氓。回忆初中时代，我和杨一经常互抽耳光，有时抽得过于认真，乃至真的打起来，小流氓就会过来批评我们不守纪律，然后赏我们一人一个大耳光。
那时候我们也去拜大哥，找个地面上的混混，请他吃饭，平时给点钱，他就能罩着我们。即便如此我们也会遇到骗子，附近包子铺里有个伙计，绰号“飞天大侠”，早上擀面，下午就穿了一条军裤，背着一把中国式的宝剑出来晃悠，极度威风。我们这伙初中生跟他有点熟，他答应做我们的保护人，条件是必须去他店里吃包子。飞天大侠的背景很深，据说他是戴城大流氓“五哥”的小弟，我们都深信不疑。结果，小混混来抢钱时，我们报出飞天大侠的名号，小混混哈哈大笑，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有人跑到包子铺，把飞天大侠喊出来，这哥们倒也真不含糊，拎着宝剑骂骂咧咧冲过来，还没把剑拔出来，脑袋上挨了一板砖，躺在地上。小混混踩着飞天大侠的脑袋，问：“你再说说，你跟谁混的？”飞天大侠哭着说：“我谁也不跟，放了我吧。”
结论是：装傻最安全。把大钱藏在内裤里，身上只揣硬币，尽量在人多的时候上下学，没有成年人陪同就不去公共场所，独自出入时候动作要快，不要相信你的同学，不存在集体的力量，挨打的时候护住脑袋，大声惨叫，绝对不要用仇恨的目光注视流氓，低头，跪下，喊他们爷叔。最后，你就盼着时间尽快流逝，噩梦一般的初中生涯结束，就可以加入混混的行列。
从不良少年，到小混混，到流氓，到大流氓，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真正成为大流氓的人很少，而小混混又是如此地无趣，并不能让我立志投身其中。天哪，我的故乡是一个多么无聊的地方，在这里，就连做流氓都乏善可陈。
整个初中时代，老师都为我们担心，这群孩子天天跟暴力打交道，将来长大了，要是国家不打仗，简直不知道干什么好。老师也经常教育我们，少去那种三乱场所，要做个爱学习的文明孩子，躲在家里看书是最安全的，最好去图书馆借点课外书啦。我们响应老师的号召，跑到戴城图书馆，那是一幢很老的洋房，年久失修，墙面都酥了，老鼠沿着落水管爬上爬下。我们办了借阅卡，借了两本书，《约翰·克里斯朵夫》，我借了上册，杨一借了下册。这本书是语文老师让我们读的，他说：“不读《约翰·克里斯朵夫》就不知道什么是理想。”借到书，我们心里很得意，觉得自己像个有理想的孩子。刚走到街上，迎面来了一群小混混，看到我们就非常亲热，用手臂夹着我们的脖子，拖到附近的小巷里，先把我们身上的零钱都抄走了，有一个戴眼镜的小混混看见我们手里拿着《约翰·克里斯朵夫》，就把书抢过去，卷起来抽我们的脑壳。我们说，干吗打人，钱都给你们了。戴眼镜的流氓说：“谁让你们爱看书的？还看《约翰·克里斯朵夫》！你们就欠一顿抽！”我和杨一哭得涕泪横流，不知道约翰·克里斯朵夫怎么得罪他了。“我操你妈啊！！！”我至今记得杨一在十四岁那年的惨叫。
那以后，我们再也不去图书馆了。我们躲在家里，混迹于同样胆小如鼠的同龄人之中，战战兢兢地长出了胡子和喉结，模仿香港录像片里的打斗动作，随兴地练练肌肉，和小混混结交，混在人堆里看群殴。后来我们就长大了。
我和杨一经常讨论，戴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后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个非常无聊的城市，生活着很多傻逼，一群自以为是的傻逼和一群自以为什么都不是的傻逼。面对这样一座城市，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它，forever，再也不要回来。
很多年以后，我和杨一都长大了，离开了戴城。我们在一个派对上遇到个女孩儿，她穿得很暴露，鼻翼上拴着耳环，耳朵上挂着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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