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总统府大礼官(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仝冰雪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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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总统府大礼官试读：

自序

历史无形，遗物有声。离散聚合，缘灭又生。

2007年夏天，当我正在研究中国与世博会的历史时，从收藏的照片中认识了一个叫黄开甲的人，他是大清政府派往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中国代表团的副都督，祖籍广东蕉岭。在网上查询黄开甲的背景资料时，无意中查到了当地族中清末民初的另一个名人：黄开甲的胞弟黄开文，黄开文曾经是北洋总统府六任总统的大礼官。从此，大礼官黄开文这个名字在我脑中初留印迹。

一年后，我接到了一个常常给我提供藏品信息的书商的电话，说他看到了一批大礼官黄开文的照片，问我有没有兴趣。自从收藏到叶景吕一生的肖像（详见《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后，我对个人影像史料，尤其是比较完整或连续性的个体和家族视觉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何况黄开文还在我脑中还有印象，我于是毫无耽搁地赶了过去。

在一个昏暗的小屋中，我看到了铺陈在柜台上的一百多张照片，其中有黄开文在中国各地拍摄的肖像，时间跨度从清末到民国，大部分还有拍摄者——照相馆的名称，尤以在北京拍摄的居多。其中两张照片特别让我眼睛一亮：一是北京著名的山本照相馆拍摄的黄开文穿祭服的照片，还有一张是黄开文身穿礼服、佩戴勋章的肖像，由北京容光照相馆拍摄。这两张照片不仅题材少见，而且品相一流，还带有原照相馆的照片封套。其余不少照片也是全国各地的照相馆拍摄的，横跨了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这批照片里面，还有黄开文和家人的合影，以及其他不知名的单人照、合影等。据我初步判断，这些也应当是和黄开文有直接关系的人。

在早期中国摄影的发展史中，受到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们基本没有独立的商业摄影师，很多学会摄影术的人都要以开照相馆谋生。因此，中国早期摄影的发展史基本就是这些照相馆照相实践的历史，而肖像又占据了当时照相馆拍摄内容的绝对份额。这些作品也一直是我收藏和研究的重点。黄开文不是一个普通人，这些不同时期的肖像穿越时空，跨越地域，更属难得。综合这批照片的价值和个人的兴趣，虽然卖主开价不菲，但我还是全部接了过来。装黄开文晚年照片的纸袋

为了弄清每张照片的人物和背景，我开始了进一步研究。这批照片基本没有相关说明，一些照片正面或背面有手写的拍摄时间，要想确证所有照片的人物姓名、拍摄时间、地点等必须有相关的文字佐证。我于是首先在网上搜索“黄开文”三字，竟然发现有人正在国内一家旧书网上售卖一批黄开文的资料，但很长时间了并没有售出。我于是马上和网上书店的老板取得联系，他说手里有大量和黄开文有关的史料，都是二十多年前从旧货市场上收的。我掩饰住自己的欣喜，赶到了卖家的住处。

卖主说，他家当年有不少和黄开文有关的东西，已经通过拍卖会或者网络释出了几件，但还留有很多手稿、纸张等，甚至有黄开文当年穿的燕尾服，并配有嵌有黄开文名字缩写的镀金卡扣，还有黄开文象牙雕的印章、墓志铭拓本等。这批东西里还有大量当年北洋政府时期的礼节单，比如祭天、祭孔、合祭关岳庙等礼节单，以及不同人物拜见大总统的程序单等。这些单子有手写的，有排印的，也有油印的，古意悠然。我立刻意识到了这批东西对我研究黄开文的巨大价值，并没有更进一步地仔细查看，简单议价后整体收购了回来。黄开文本人两枚象牙印章

此后，我继续从不同渠道关注着黄开文的信息。有一天在逛潘家园旧书市场的时候，看到一个专卖家谱的摊位，我上去随便打听是否有和黄氏有关的东西，老板说还真有一本黄氏家谱。我坐下仔细翻看，原来这本竟然就是黄开文家族的《程官部黄氏家谱》，并且里面有说明。这本家谱就是在时任大礼官的黄开文的推动下于1918年编撰而成的，也是黄开文出资排印了100部。于是讨价还价后，我再次把它收入囊中。

2010年春天，我在工作单位的地下室进行每年一次的身体检查时，身后排队的一位长者叫住我说：从报纸上看到你收藏照片，我也有一些收藏，想和你交流一下。原来，他是本单位已经退休十年的一位老同事。当我问他手头有什么照片时，他说有一张尺寸很大的外国人送给当年大礼官黄开文的照片，还有几件和黄开文有关的旧物。我当时很惊讶，不太敢相信竟有如此的机缘！我告诉他自己刚收藏到很多黄开文的照片和遗物，并询问他东西的来源。

原来，黄开文的几件藏品，是他1985年从北京国华商场西侧的旧货市场上购买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改革开放后最早的旧货市场在宣武公园北门形成，要比现在大名鼎鼎的潘家园旧货市场开业早十几年时间。宣武公园市场逢周四开市，因为那时北京按区轮休，宣武区周四休息。整整一条街都是旧货，包括自行车零件、日用杂物，古玩摊也混在其中。到80年代中期，因管理者对宣武公园古玩市场的挤压，迫使古玩商们向北移动，聚集到长椿街国华商场西侧。

那天上午，他来到这个市场闲逛，看到两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在卖一堆旧货，他们说是大礼官黄开文家抄家返还的东西。其中，有一些很漂亮的外国古董，应当是外国公使送给大礼官黄开文的，都被几个外国人挑走了。也有一些墨盒、字画，因为兴趣和价格的原因，他并没有出手，只是很随意地买了一张外国人送给黄开文的照片和两张《黄厚德堂和健锐营公署租赁协议书》，协议书的签订日期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二月七日。他不知道两个卖货的孩子和黄开文家的具体关系，但能够看出他们俩人的经济条件不宽裕，听他们说自己是以养面包虫为生的。

我后来研究后得知，80年代，黄开文唯一还在世的孩子，即三子黄国忠，也于1986年去世。不知去世前一年，是什么动机使得他开始处理家中的旧物？我购买的照片和文稿，都应当是先前的保藏者从这里获得的，二十多年后，通过电话、网络才辗转来到我手中。时光流转，光阴飞逝，从当年传统旧货市场的被迫离散，到今天通过现代电信手段重新聚合，甚至就出现在身边人的手中，让人感慨，让人嗟叹。黄开文存留的肖像，可能是当时来访的外宾或驻华使节，下面有亲笔签名，人物具体姓名、背景尚待考证。私人收藏。

几个月后，我开始整理、研究这批黄开文的藏品。首先是把所有照片扫描、分类。这批照片中，有黄开文在不同时期的个人肖像22张，这是相对比较容易辨认的。从照片上的照相馆商标来看，有北京的山本、容丰、宝记、东方，上海的佐藤，天津的恒昌，汉口的永情馆等照相馆。这些都是清末民初在当地十分活跃的职业摄影者。照片大部分为内景拍摄，不仅构图规整，而且照片的清晰度极高，影调细腻，加上很多照片都有原始封套保护，因此品相良好。其余照片中，有黄开文家人、族人或亲朋合影照六张。余下的一百多张照片以肖像为主，还有一些早年铁道机车的照片、北京的风光照以及暂时无法辨别的人物肖像及合影等。那么，这些照片中的主人公到底是谁呢？黄开文的系列人生肖像又都分别是在何时拍摄的呢？这些影像背后，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喜欢照相并能够留世的黄开文有着一个怎样的人生呢？黄开文身穿大礼服肖像

互联网上有一些关于黄开文零散的信息，我也翻看了多部晚清和北洋时期的史书，有关黄开文的直接记载凤毛麟角。如何串联起这一张张历史影像，还原一个普通或不普通的人的一生呢？我想到了自己收购的另一批相关文字史料，它们应当能够提供一些帮助，但粗翻那些毫无关联的片纸只字，帮助到底有多大，我心中并无把握。

后来，我终于有了一段集中的空闲时间，静下心来，一张张、一页页翻看着那些或手书、或排印、或油印的文稿。虽然那些繁体字看着有些费力，但那一篇篇的文字还是把我慢慢带回了历史的现场，黄开文的一生在我的脑海中慢慢鲜活起来。黄开文晚年所写文章的誊抄本（局部）

在这批史料中，我首先查看的是其中装订好的三本小楷完整手稿。细细读来，里面描写的都是清末民初一些礼仪习俗、逸闻趣事，有涉及清宫的、北洋政府的，也有大量老北京市井的内容。每段文字都不长，但可读性很强，语言也相当简洁流畅。文稿里面还有对大名鼎鼎的北洋权势人物，如袁世凯、黎元洪的一些评价小文。文中还特别说明了作为总统府大礼官的黄开文和他们的往来故事，以及一些北洋总统府内的礼节趣闻。我判断，这些小文应当是黄开文所撰无疑。读到最后一本，里面还有黄开文的一个小传，从清末到民初，求学的经历，官场的沉浮，如何进入总统府任大礼官，以及北洋总统更迭交替，他如何一直服务“白宫”（当时对总统府的称呼）等等，十分详尽并具有个人自述风格，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他去世的内容也包含在了小传的末尾。由此推断，这几本手稿肯定不是他本人的手迹，应当是家人或有人在黄开文去世后誊抄的，并补写了他的晚年岁月。黄开文墓志铭民国拓本（局部）

之后，我打开了另一个相对完整的文本，这是装裱好的黄开文的墓志铭拓本。黄开文的墓志铭由前大总统徐世昌撰写，徐世襄篆书，郭则澐书丹，整个拓本墨色浓重黝黑，装帧考究，是民国旧制无疑。文字中除了对黄开文一生的评价外，尤其提到黄开文被安葬于北平香山万安公墓。我知道这个墓地群今天犹在，始建于1930年，是北京最早的墓地之一。黄开文家人小传

接下来翻出的是一批不知何人用钢笔撰写的人物编年小传，所使用的是东安市场文华阁的稿纸，应当是民国三四十年的东西。因为收来时各页顺序已乱，并且纸张上也没有页码标注，于是根据内容，我反复排序。最后发现，这竟然是黄开文家各个成员的编年小传。其中，有黄开文本人的一个详细的编年史，还有黄开文夫人、儿女，甚至孙辈的个人小传。文稿中手书的黄开文传记（局部）

另外，在这批文本中，还有不少手书的涉及黄开文生平的文稿，有些详细，有些简略。虽不知这些文稿的用途，但综合前面家庭成员的各个小传，黄开文及家族的支脉在我脑海中顿时清晰起来。

黄开文大礼官的经历是我首先关注的内容。他当年就在北洋总统府中负责各种礼仪工作，曾经任总统府大礼官14年之久。我接着查阅这批文字史料中与之相关的各种礼节单。这其中，有祭孔礼节单，有关岳合祭礼节单，甚至还有当年文武官员元旦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大总统致贺时的站位图。每种礼节单不仅是一种，不同年代、不同大总统的礼节单都有保藏。这些礼节单中，还有外国新任公使呈递国书的礼节，有文武官员、清室代表元旦在怀仁堂觐贺的礼节，以及大总统授勋的礼节、大总统新春时对文武官员的演说词等等。这都应当是身为大礼官的黄开文当年刻意留下的东西。看着这一张张礼节单上大礼官的名字，想象着当年公府各种礼仪的繁文缛节，黄开文身着礼服、日常忙碌的身影跃然纸上。总统府文武官员元旦贺庆站位图

对比着黄开文的编年史，我接着翻看剩下的一张张旧纸。除了上面担任大礼官时保存的礼节单外，我发现黄开文的一生中，几乎每一段仕宦生涯，他都留下了一两件文字实物的印迹，有些是原件，更多的是当时的初稿或底稿。比如，他1885年进入天津的中国电报局时，一份推荐他做“副电匠”的保函誊抄稿；1907年拟任沈阳劝业道时的个人履历；任沈阳劝业道时，他上书奉天巡抚唐绍仪的《劝业道关于森林状况》底稿以及与日本森林教师签订的《奉天劝业道与日国森林教习订立合同》底稿；署理湖北江汉关监督时，所撰写的《江汉关监督任内拟具裁撤军人善后办法说帖》原稿；1913年到1927年担任总统府大礼官时，除了各种礼节单，他还留下不同时期的礼官处职员名单、他本人的名片、两枚象牙印章，甚至所穿的燕尾服也都保留下来；晚年担任北平蒙藏学校校长，他留有排印的《北平蒙藏学校职员表》和手书的《元太祖成吉思汗纪念演讲词》原件；等等。黄开文当年所穿燕尾服上的商标和镀金配扣

再继续翻看剩余的五花八门的故纸，我发现不仅黄开文的每一段仕宦生涯都有据可证，就是他的日常生活，黄开文也刻意保留了很多历史证物。1935年，国民政府为前大总统黎元洪举行国葬，黄开文保留了他所送挽联的底稿；1917年9月22日，黄开文次孙黄洪熙出生，黄开文给在外地的儿子黄国俊报喜，当时手书的电报原稿得以留存；1928年4月8日，黄开文参加苏宅子琴先生五女婚礼时，把当时婚礼的礼节单和婚礼时的照片带回；1925年和1935年黄开文夫妇花甲和古稀大寿，同事、同乡、晚辈等撰写的寿言都一字不落地誊抄下来。

黄开文的子嗣也继承了这个传统。在剩余的故纸中，我发现了在黄开文去世后，儿子黄国忠祈请在天津避居的原大总统徐世昌题写墓志铭的底稿，及一整本附送的《黄故大礼官开文里居世系性行事迹》底稿；黄开文葬礼的各项开支有一张完整的记录单，里面的花费甚至都精确到了几分几厘；黄开文的孙辈在祖父去世后，把在抽屉里发现的黄开文的存款、票证也用纸张一一列出。

我无法得知黄家保存这些吉光片羽的用意，但当我后来得知黄开文是家乡黄氏家谱编撰的积极推动者时，或许我们可以猜想，生长在一贯重视修谱的黄氏家族，黄开文及子嗣也希望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小历史”，以期将来能够更明晰地进入家族的“大历史”吧。

整理完这些文稿，回头再次审看那一百多张原始照片，不论照片的主人公，还是拍摄的时间、地点都逐渐清晰起来。很多照片本身具有相当多的信息，有的照片背板上或者背板后印有拍摄者的馆名，有的照片正面或者背后有手书的拍摄时间、地点或照片上人物的姓名。当我将照片一张张反复与各类文稿中每个人物的小传相对应时，惊奇地发现，不仅仅是黄开文本人，照片上大部分主人公的身份和拍摄时间、拍摄地点都开始变得一清二楚，并且文稿中提到的黄开文家族的所有人物在照片中几乎无一遗漏。

黄开文本人的二十几张照片，时间跨度从他正式步入社会的二十几岁到去世时的71岁，几乎人生每个可以考据的重要生涯，都留下了一张或几张肖像。这些照片，从晚清到民国，从蛋白到银盐，从早期的全身肖像到后来的胸像、头像，从身着长袍马褂到祭服、大礼服，照片的纸基、格式，人物的穿戴在不断地改变，而让人惊奇的是，照片中黄开文的眼神，却始终保持一种与生俱来的恬淡与雍容。

其余的照片中，根据文稿粗略考证，黄开文家族照片占据了七十多张，他的母亲、妻子、儿女、儿媳和孙辈，每个人都有一张或数张照片，跨越了不同时期和地域。里面有黄开文长子黄国俊在奥地利留学时拍摄的名片肖像格式照片（CDV），有三女儿黄玉蓉在美国留学时与同学和老师的合影，以及她大大小小的个人照或合影二十多张，也有三子黄国忠人生不同时期的肖像，甚至还有长女黄玉凤英年早逝后墓地的照片。深夜，我在电脑上一张张顺序播放着这些肖像，无声之中，一个远去家族的视觉图谱扑面而来。

看着这些藏品，让我想到了清末民初另一位亦官亦商的大人物——盛宣怀。盛宣怀一生，以一种“近乎强迫症的精神征候”，为世人留下了一亿多字、近18万件的“盛档”（仅上海图书馆收藏，还有更多流散于各地），笼统算来，平均每天保存6.8件档案，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一座近代史料的宝库。黄开文和盛宣怀的人生构想有过具体交集，黄开文是否受过其影响，我还不确定，但从现有的资料看，二人不无关系：正是由于时任督办铁路大臣的盛宣怀向光绪皇帝奏请开办中国人自己的官办电话业务，黄开文才得以在1903年开始正式开办京畿中国人自己的电话业务，并担任首任大清都城电话局的掌门；黄开文的电信“政绩”也受到了盛宣怀的肯定，最后得到了盛宣怀和其他几位大员的联合奏保，得“赏加二品衔”。

当然，从数量上看，黄开文保存的档案和盛宣怀保存的根本无法相比（虽然我并不知道在“文革”和后来的岁月中黄开文的收藏有多少被毁坏和遗失），但晚盛宣怀22年出生的黄开文，显然对当时国人视为时尚的摄影术有着更深的偏好，这才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家族完整的视觉档案。这些照片，我相信不只是做历史影像收藏的我的个人倚重，在当前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原始照片的缺乏已经成为一个过不去的瓶颈。虽然中国近代的开端和摄影术的正式传入同为连枝，但由于中国人对摄影术认知的原因，这些“名人”本身留影数量就不大，而历经后来连年的国内动荡，特别是“文革”“破四旧”的摧毁，能够留存到今天的原始影像就屈指可数了。我们看到无数所谓拥有大量“图片”、“图说”或“图志”的书籍，甚至一些历史名人的个人传记，可能都没有使用一张原始图片。书中那些所谓的“照片”，不是从别的出版物上翻拍，就是从网络上盗用电子视图。照片没有来源，没有尺寸，没有材质，没有拍摄者和拍摄时间，本身已经模糊不清，不仅基本的史料信息残缺不全，更遑论欣赏照片本身的光影、质感和多彩的细节，甚至艺术的享受了。

我希冀本书中的这些原始照片不会被读者视为简单的配图。黄开文本人的二十多张个人肖像，已经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的心路历程，它们绝不是一个非“大人物”的主人公一时兴起而为之。而黄开文家族成员的近百张留影，更是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这个家族对照相术和自身影像的认同。今天，它们应当成为我们可以触摸的历史明证，我们应该去欣赏，去品评，走入影像之中，去享受其中丰富的内涵和韵味。

把所有藏品的背景考证完后，再次审视着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历史碎片，黄开文三个字仿佛瞬间丰满起来。回头观看那一百多帧旧照，虽历经百年，但光泽依旧可鉴，上面的身影顿时变得栩栩如生，从二维走向三维，一个个人影仿佛欲和我对话；那一件件家族遗物，也不再冷漠无语，似乎想与我诉说。我的周围，我的内心，阳光肆意，温暖丛生。这时，背景考证已经不再是唯一，我更想读懂照片中人物的表情，了解他们内心曾经的喜怒哀乐。

我后来通过各种渠道，试图寻找与黄开文有着直接关联的人士，但一直没有消息。2009年春天，我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世博会收藏品的展览，展览中有一张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中国代表团副都督黄开甲的照片。展览开幕当天，黄开甲的侄孙黄志航先生来看展览，和我聊起了黄开文的事，他告诉我：黄开文的后代就居住在北京。后来，当我通过电话联络到黄开文的孙子黄洪熙老人时，已九十多岁的黄老因身体原因没能接受我的面访，但通过电话简短地告诉我说，他因为长年不在祖父身边，对祖父的情况并不了解，并且我提到的绝大多数遗物也没有见过。当我再次电话联系黄开文的曾孙辈时，他们觉得曾祖父已经远去，认为我的研究中没有必要加入家族今人的情状了。后来，我根据黄开文在北京居住的东单二条地址，多方打听，寻访到一位曾经去过黄家并认识黄开文女儿黄玉蓉的街坊，但她也只是知道黄玉蓉晚年受到“文革”冲击被抄家，最后因病形单影只地离世而去。

作为一名影像收藏者和个人历史挖掘的爱好者，如果能够通过寻访直接相关的当事人，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去读懂每一张照片隐藏的信息密码，去还原每一件历史遗物丰富的血肉，将是莫大的欣慰。但对我所收藏研究的生活在清末民初的人物对象而言，正是因为这些普通人的不普通的一生，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他们带给儿辈、孙辈的，往往是厄运和迫害。“文革”不但抄走了他们家族中珍藏的古董、字画、照片、笔记等物化的历史，而且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在很多儿孙辈心中，自觉不自觉地都想逃离祖辈过去的印迹，以期当世的平安，所以“文革”摧毁的还有无数家族心灵传承的历史。随着这些儿孙辈们一个个相继辞世，我们距离历史的生动将渐行渐远。想到这些，我心中的紧迫感遽然升腾。

我庆幸“文革”中抄家的红卫兵小将没能看重这些“垃圾”，使得它们劫后余生。感谢后来几十年中不同遗物的持续保有者，才使今天重新的聚合成为可能。本书不是对黄开文一生纯学术性的传记研究，我作为一名收藏者，只是从现有的黄开文遗物上展开探寻，希望开启一种以“物”言“志”的新尝试。遗物还原历史需要各种机缘，有遗漏，有遗憾，但时不我待，马上开始是唯一的选择。仝冰雪2011年8月1日于北京

一 走出程官部

这是19世纪中叶繁华奢靡的武汉城景象，但随之而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对“九省通衢”的江城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清同治五年（1866年），随着太平天国的败亡和捻军北上，武汉时局转向平静。这年1月6日，汉口最早的近代报纸，英文报纸《汉口时报》（Hankow Times）创刊；同年，英国汇丰银行汉口分行正式设立，被开埠后的武汉迎来了一个近现代化的转身。农历九月十二日（10月20日）寅时（凌晨3点至5点），在武汉汉口芦苇街店中，一名男婴呱呱落地了，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黄开文。

黄开文正名黄顺兴，讳开文，字锡臣，书名锡诚。

黄开文祖上世居广东镇平县（1914年更名为蕉岭县），出生时父亲正在汉口闯荡。第二年（1867年），两岁的黄开文随母亲李氏由汉口返回故乡——广东镇平县的程官部。程官部位于镇平县城东南十多公里，是一个坐北朝南、山环水绕的小村庄。

根据民国七年（1918年）编制的《程官部黄氏家谱》记载，程官部的黄氏始祖廷政公于元代在程官部开石窟建村，黄开文是黄家的第二十一世裔孙。

黄开文祖父黄布曾，讳焕荣，字和轩，是黄开文曾祖展轩公之长子。黄和轩精通岐黄之术，常常为人治病，就诊者不论贫富一律同等看待，不收取任何费用。远方有求诊者，无论风雨子夜，他都立刻前往。

黄开文的父亲黄斯膺，字懋堂，是和轩公的次子。黄懋堂曾任广西候补府经历。据黄家后人撰写的文稿记载，他“品行端正，谦恭待人，治家勤俭，好善乐施，隐恶扬善，口不出恶言，怒不形于色，尝有乡人因往外省投亲而求助者，每给予往返川资，使不至不过而流落异地”。后来，黄斯膺到汉口发展，亲故中很多人都投奔他来，家里有时供养着五六十人，他都毫无保留地提供来者衣食。黄开文族人在广东蕉岭程官部锡至次堂大门的合影佚名拍摄，1935年9月，银盐纸基，10厘米×10厘米。这是广东蕉岭黄家族人在黄开文去世前一年寄到北京的照片。照片中大部分为老人和儿童，当地黄氏家族鼓励青年们出门闯荡，老家留守的就只有这些人了，从穿戴上看，他们生活条件一般。

黄懋堂有四子，黄开文排行老小。后人记述黄开文“生而颖慧，沉静端庄异常”。黄开文五岁时开始读书，“过目辄晓大义，为其父所钟爱”。同治十年（1871年），黄开文六岁时，随母亲李太夫人经九江回到汉口，读书于当地私塾李益齐先生家中。

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11岁的黄开文和母亲返回程官部省亲。这次旅程是由武汉经上海回乡的，这也是黄开文第一次来到正在崛起的“远东第一城”，不知大上海当年的繁华与纷乱给黄开文留下了何样的儿时记忆。遥遥旅途，漫漫长路，直到端午节后，一行才到镇平老家。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13岁的黄开文由长兄之妻香航嫂李氏护送，准备再次返回汉口。三月十八日在上海停留期间，黄开文的父亲黄斯膺在汉口病逝，黄开文和香航嫂赶回武汉。幼年丧父，黄开文“哀毁如成人”。次年，黄开文随父亲灵柩回到程官部后，转到程官部附近的程坑村读书。黄开文母亲李太夫人肖像佚名拍摄，1880年左右，银盐纸基，13厘米×10厘米。这可能是李太夫人1880年在福州陪黄开文读书期间拍摄的肖像。李太夫人满脸沉静，

随着黄开文年龄的增长，他未来的出路成为母亲李太夫人关心的问题。不同于中国“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当地的黄氏家族对待子女的成长有着一个十分开放的理念，从下面一首流行的黄氏家族的“家训诗”（也称“认宗诗”）中可见一斑：骏马登程往异方，任从胜地立纲常。身居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旦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惟愿苍天垂保佑，三七男儿总炽昌。

正是有着如此的育人观，使得程官部不少黄氏族人从清代初期就已经走出镇平，走出广东了。他们或为官一方，或商贾一地，这些旅居的黄氏族人都有着浓重的家乡观念，无疑为准备走出程官部的后来者提供了巨大的人脉机缘。浸淫过五国租界云集的武汉，目睹过“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在家乡程坑村读书的黄开文已经不能满足现状了，他向家里人提出去福州读书的请求。

1879年，位于福州马尾的船政学堂正进入它的鼎盛期。作为晚清“洋务运动”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所近代学校，在船政大臣沈葆祯的苦心孤诣下，船政学堂已经培养出了中国近代一批海军军官和工程技术人才，学习优异者还被送到海外留学，这对少年黄开文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开明的母亲李氏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是提出，出行前需要事先解决人生最重要的婚姻大事。于是在光绪五年十月初三日（1879年11月16日），14岁的束发少年黄开文迎娶了12岁的廖翠英夫人。

廖夫人出生于清同治七年三月十六日（1868年4月8日），广东梅县云车乡龙头部小溪背人，和黄开文家相距不远。廖夫人两岁丧父，三岁时即由母亲李氏和黄家定了“娃娃亲”，光绪五年（1879年）二月行髻礼（成年礼），十月和黄开文完婚后，廖夫人仍然常居外祖家，直到17岁后才常居黄家。

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十五后，15岁的黄开文随母亲李太夫人和二兄黄玉舫再次告别家乡，经过汕头来到福建福州，寄住在族人岳川叔家。三月，黄玉舫北上天津。当年端午节后，经过叔叔黄岳川的安排，黄开文和长兄黄斗光同入马尾船政学堂读书，学习海军。光绪七年（1881年）春，岳川叔调往汕头工作，在福州陪黄开文读书的李太夫人则返回程官部。

光绪八年（1882年）冬，黄开文请假同长兄斗光一道，由汕头返回程官部祭扫。这次回乡，改变了黄开文的人生方向。母亲李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了解到马尾船政学堂的学生毕业后要走上从军的道路，李氏劝说黄开文今后应弃武从文，避开战场的厮杀，以实业报国。“百行孝为先”，黄开文毫不犹豫地遵从了母亲的教诲。于次年（1883年）正月返回船政学堂后，黄开文提出退学申请，近三年的马尾学堂生活画上了句号。五月，他来到上海，并于七月进入刚刚创办的，位于上海郑家木桥的电报学堂学习。从此，电信业成为黄开文一生中从事的重要行业之一。

上海单纯的学堂生活似乎并没有能够拴住急于立业的黄开文。当年九月，在族人的介绍下，黄开文在今天辽宁省大连附近的“金复州矿务局”谋得一份差事，便暂时放弃了学堂生活，为矿务局赴山东、奉天、天津等地勘矿。虽然当年的十二月黄开文返回上海度过了春节，但来年（1884年）二月，他又前往金州，三月再往烟台，四月又到了北方的洋务运动中心——天津，为矿务局执行矿物质的化验工作。

1884年，正值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政天津卫时期，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一系列的洋务实践。当时，黄开文的胞叔黄惠廉，是天津的同知（同知为知府的副职，正五品）。在胞叔的举荐下，黄开文又得到了一个进修电信学的机会。当年七月，他进入李鸿章奏请设立的天津北洋电报学堂学习。这所创办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的电报学堂是中国最早的电报学校，学校聘用了大量外国教师教授电信学知识。这里的学习生涯为黄开文后来从事电报通信业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相比班内其他学生，黄开文马尾船政学堂的学习经历和矿物局的工作历练，让他在上学期间就有了很多实践的机会。光绪十一年（1885年），20岁的黄开文参与了天津市电话的安设，还参与了天津至保定电报官线的架设。当年十月十四日（1885年11月20日），黄开文以“天津电报学堂优等毕业生”毕业。关于黄开文的学业成就，从下面一份推荐他为“副电匠”的保函誊抄稿中可见一斑。天津电报学堂毕业保函誉抄稿黄开文在堂一年有半，前在福建水师学堂学过三年，今将该生本领如何开具于后：一、收发电报均佳。二、通晓电规电例。三、算学极通。四、所有璞尔生所注电理全书均能通晓。五、测量电法皆能通达。六、勘路以及造线各书均已读过。七、该生已有阅历，因津、保等处电线系该生所造。八、该生英文极好，所有往来交涉英文文件均能通晓。九、该生并能量地绘图。十、凡局中遇有事件，该生极能会意，故可办理各事，并能测量何处线坏。至造线等事，该生亦能办理，因此本堂出具保单拟该生为副电匠。以上所开各节，缘该生资质明敏，又加本教习等竭力教导，故其所成者如是之速，特此出具保单。

黄开文毕业后，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电信科班生，顺理成章地进入天津的电报总局，从此正式步入晚清电信行业。

二 电信业试水

这是一首晚清上海人描写当时洋玩意——“电话”的竹枝词。晚清中国，民间传说中“顺风耳”的神话，依靠现代电信业的发展终于成为现实。当时的中国，在外患频仍、内乱不断，军情时时紧急的情况下，发展能够瞬息万里的电报、电话成为一直身处危境的清政府的当务之急。朝野当中，对发展中国自己的电信业，由反对、质疑到最后支持的声音占据上风。清光绪六年（1880年）八月，皇上谕旨设立南北洋电报。九月，中国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不过，当时的电报还不是今天的无线电报，传输还需要依靠电线，因此埋设电杆、架设电线就成为当时电信业发展的一个瓶颈，任务繁冗。这为科班出身，又有着相当实践经验的黄开文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

天津及周边

光绪十二年（1886年）正月，黄开文参加了修理关外电线的工作。同时，遵循大清当时通行的捐纳制度，黄开文也开始有意识地构筑自己的仕宦生涯：这一年七月，黄开文在天津报捐了“监生”和“县丞”衔。这一时期，黄开文的足迹遍布北方各省，进行电报杆线的架设和修理，包括天津至芦台、滦州至沈阳、烟台至威海、安东（今丹东）至高丽义州（今朝鲜义州）、高村至曹州、通州至热河（今承德市）、锦州至朝阳、祁口至埕子口、沈阳至朝阳、北京至张家口，及山海关外等等，栉风沐雨，昕夕勤劳。

光绪十六年正月初四日（1890年1月24日），25岁的黄开文再次回家乡程官部祭扫。二月，返回天津，母亲李太夫人和妻子廖夫人一同前来。与廖夫人真正团聚，距当年成婚已经十余年了。十年时间，从程官部走出的黄开文，也从一个单纯的束发少年成长为一位事业小成的青年才俊。黄开文安家在天津铁匠胡同。这时的黄开文，虽然政务殷繁，罕有暇晷，但昏定晨省、冬温夏清，一切无不殚精竭虑为之，不到之处，夫人则代尽子职，一家人其乐融融。黄开文25岁左右肖像天津恒昌照相馆拍摄，1890年左右，蛋白纸基，16厘米×10厘米。天津恒昌照相馆是天津最早和最著名的照相馆之一，开办于1875年。这是当时流行的

这年的夏天，黄开文参加天津到卢沟桥电线的建设，冬天又前往大连安设电话。光绪十七年二月十四日（1891年3月23日）戍时（19点至21点），26岁的黄开文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长女黄玉凤在铁匠胡同的宅子里出生了，但黄开文还是一如既往地不断赴关外查修电线。这年五月，在直隶藩库，遵新海防例加捐县丞，不论双单月选用。同月，北洋海军在大连湾进行成军后的第一次校阅，黄开文以出力人员记录案内，后来蒙钦差大臣、直隶阁爵督部堂李鸿章奏保拟请免选本班，以知县不论双单月选用。光绪十八年八月初一日（1892年9月21日）寅时，黄开文家首添男丁，长子黄国俊出生了。

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四日（1894年9月13日）巳时（9点至11点），29岁的黄开文再添一丁，次子黄国桢顺利出生。这一年夏天，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黄开文赴山东威海刘公岛安设电话。战争爆发后，黄开文主动向当时的清军将领“白发将军”宋庆请缨，冬天赶到奉天省前线架设电线，为大清军队的通信提供支持。当时，中、日陆军激战正酣，黄开文在一线备尝艰苦。

甲午战争期间，因天津地方戒严，李太夫人率全体家眷经上海返回程官部，从此李太夫人没能再返天津，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八日（1901年10月29日）病逝于程官部。黄开文在前线差不多两年，风餐露宿，督饬工作，有时一整天立在泥水中，腿部因此受潮湿成为痼疾，时常犯病。

1895年，甲午战争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而结束。甲午一役，宣告了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破产，虽“唤醒中国四千年之大梦”，但随之“百日维新”又以“戊戌政变”的流血而流产。战后，黄开文再回天津侨居，无所事事。但是祸不单行，有一天黄开文因事出门，乘坐当时十分流行的人力车，行至一个繁华街巷，人物拥挤之际，突然一头猪狂奔过来，蹿入车下，将车触翻，黄开文遂摔在路上，右臂筋骨受伤极重，经西医疗治多日始愈。黄开文27岁左右肖像天津恒昌照相馆拍摄，1892年左右，蛋白纸基，16厘米×10厘米。照片上有手书“锡臣公”，照片背面有照相馆英文名称和英文地址。黄开文次子黄国桢与乳母在上海的留影上海耀华照相馆拍摄，1895年左右，银盐纸基，17厘米×10厘米。黄开文30岁左右肖像天津摄影俱乐部拍摄，1895年左右，银盐纸基，16厘米×10厘米。照片上有手书“锡臣公摄于天津”。

此后几年，黄开文的个人事业开始步入正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黄开文被委任奉天营口电报局总办。营口市从1861年5月24日起，代替牛庄成为东三省第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营口开港后，逐渐成为东北的商品贸易中心。市场之繁荣、贸易之兴旺为东北之冠，被誉为“东方贸易良港”，电报业发展潜力巨大。黄开文在局务之外，还兼办修理电线。这时他在天津摔伤的身体已经屈伸自如。工作之余，为增强体质，他还骑乘骏马驰骋旷野，常常“游行街市，极尽执辔磬控纵送之能事”。

这期间，长女玉凤、长子国俊、次子国桢等都进入私塾读书，私塾的老师叫李祕卿。黄开文的胞兄黄玉舫在电报局的账房短暂任职，不久就去了吉林就事，会计就由陆煜亭改任，陆的堂弟志云也从广东来到电报局。电报局的账房领班叫郭星垣，报生有王翰卿、杭辅之、田蓝浦、孙璧臣、张华圃等人，司事为慕芷圃、柳筱琴、黄织夫、郭雅亭等，黄开文与大家相处非常融洽。

漠河与上海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夏，黄开文奉调往办漠河金矿。漠河金矿是洋务运动中办得比较成功的官商合办企业，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与黑龙江将军恭镗联手操办。就在黄开文正要启程赴任的时候，北方义和团运动骤起，京师大乱，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俄军乘机血洗漠河，强占了漠河金矿，使黄开文无法成行。为避世乱，黄开文改赴上海暂时休息。

在上海闲居期间，黄开文不时前往堂兄黄子元或者妹婿辜吉甫的家中闲聊，或者去同乡李西园的土店或者族侄黄寿山的烟膏店中叙谈，并无其他别样嗜好。辛丑年（1901年）春，上海瘟疫横行，黄开文的次子黄国桢也染疾病。后因庸医误诊，一年后幼殇。黄开文36岁肖像上海佐藤照相馆拍摄，1901年，银盐纸基，18厘米×13厘米。照片上有手书：“锡臣公，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摄于上海，时年三十有六”。

庚子国变，京津继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后再遭涂炭，刚刚起步的电信设施纷纷被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辛丑条约》签订后战事平息，黄开文再赴天津，被委派负责修复大沽至北京的电线。兵燹之后，客军未退，沿路各国驻军林立，窒碍丛生，黄开文“不避艰危，屡经交涉，相机因应，舌敝唇焦，始得竣事”。

京师北京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黄开文被委任北京电报局总办。北京电报局于光绪九年八月十八日（1883年9月18日）在北京通州诞生，这也是北京电信事业开端的标志。次年，电报局才搬进了北京城里。庚子事变期间，英国大北电报公司与大东电报公司控制了北京电报局。光绪二十八年一月八日，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北京，常住颐和园。为了方便其与外务部联系，丹麦商人璞尔生的“电铃公司”承包，为慈禧架设了首条皇家电话线路，“德律风”（英文Telephone当时的音译）开始进入宫廷。

为了开办大清自己掌控的电话业务，清廷开始实施收回商电的政策，时称“改归官办”。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黄开文开始筹设北京城内朝廷大臣住宅与颐和园间的电话，用以解决繁忙的政务通信急需。这年春天，黄开文还受当时的督办电政大臣袁世凯的委派，随同清政府钦差驻沪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赴上海，开始接收中国电报局，但因商人抵制收赎，清政府对收归官办的政策进行变通，中国电报进入“商股官办”时代。夏天，黄开文再次返回北京。

同年九月，根据黄开文的建议，呈准试办北京电话局，同时筹设北京八旗各军营和万寿山窦营的电话。黄开文同时兼任北京电话局第一任总办。时任督办电政大臣的袁世凯也积极支持北京电话的建设，黄开文从此也和袁世凯相熟，成为袁世凯的下属，从而给他后半生的事业发展带来了另一个转机。黄开文39岁肖像佚名拍摄，1904年左右，银盐纸基，16厘米×11厘米。照片背面有黄开文手书：“锡臣公四旬以前摄于北京”。黄开文41岁肖像北京宝记照相馆拍摄，1906年，银盐纸基，10厘米×6厘米。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名片格式肖像”。照片背面有手书：“锡臣公，光绪三十二年摄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五日（1904年1月2日），由清政府钦准的中国第一个官方电话局终于诞生了。电话局就设在黄开文北京府邸所在的东单二条胡同里，租用的是被开缺回籍的清朝大学士翁同龢私邸的八间马厩，安装了一台一百门磁石式人工电话交换机，老北京的电话发展史就此开始了。主要开通的是各部衙署、朝廷大臣以及亲王官邸的电话。到1904年底，北京电话局的用户发展到了128户。

当时北京的民间电话业务主要掌握在上述提到的丹麦人璞尔生手中。他是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期间，擅自在北京城内开设的电话业务，用户主要为各国驻华使馆及部分衙署府邸。璞尔生是黄开文在天津电报学堂学习时的教习，并且是当年为自己写毕业推荐信的保举人。但为收回电话主权，黄开文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代表大清政府向当年的老师璞尔生交涉。后经多次协商，以五万元为代价，并以聘璞尔生任“顾问”三年为条件，于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一日（1905年5月4日）将其北京、天津两地电话设备收买自办。在北京灯市口租民房一所，设立北京电话总局；在天津闸口租民房一所，设立天津电话总局。从此京津地区全面开始了中国自主、自办的电话业务。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大清电报局奖励案内人员。经前工部左堂盛宣怀、前督办电政大臣袁世凯、前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等大员奏保，黄开文被“赏加二品衔”。从广西镇平大山里走出的青年才俊，在不惑之年终于在天子脚下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他结识的众多同僚上司，为其未来个人的发展带来了绵绵期许。

三 劝业道施政

庚子之后的晚清中国，面对外国列强的咄咄进攻和国内日益激化的各种矛盾，大清统治者不得不寻求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在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的直接支持下，清廷以期最后一搏摆脱危机，长治久安，咸与维新，但终究昙花一现。在这场变革中，清满族统治者的龙兴之地——陪都盛京（今沈阳）也卷入其中。由于盛京的政治与军事体制皆为陪都之制，迥异于其他地区，流弊丛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首先在政治体制上改革梳理，在东北正式设立行省，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出任首任总督；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设巡抚，分别由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担任。

徐世昌到任后，面对日本和沙俄对东北的咄咄进逼，为了稳定局势、维持治安，除了扩编军队、整治防务外，强调修明内政、发展实业，东北进入“徐世昌新政”时期。日俄战争爆发后，东三省的电线多为两国侵损。1906年，黄开文被督办电政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委派兼任东三省电报总办，筹议收设事宜。“筹办经年，除将奉直之线接通外，其奉天至长春一路，则全线铁道新设，以与长春至吉林原杆线相接，然后奉吉之报始通。”光绪三十三年，徐世昌到任后，电商邮传部仍然派黄开文赶设吉林至延吉厅以及黑龙江省两路电线。这年四月十五日，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正式调黄开文赴东三省委用。七月初十，试署奉天劝业道。同时，黄开文还继续兼任东三省电报总办。能够得到总督和巡抚大人的调用，黄开文凭借的不仅仅是机遇和人脉。从过往一系列教育和实践经历来看，他确实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下面是他试署劝业道时的一份官职履历：黄开文试署奉天劝业道时所呈用之履历二品衔试署劝业道黄开文谨禀呈今陈职道现年四十二岁，广东镇平县人。光绪十二年七月在直隶天津筹账局报捐监生，并加捐县丞衔。十七年五月，在直隶藩库遵新海防例加捐县丞，不论双单月选用。十七年海军大阅出力人员，案内蒙钦差大臣前直隶阁爵督部堂李奏保拟请免选本班以知县，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是年九月初九日，奉旨着照所请奖励该衙门知道，钦此。十九年办理热河善后出力人员，案内蒙钦差大臣前直隶阁爵督部堂李、前热河都统奎奏保请加同知衔，嗣经吏部咨议覆奏。光绪二十年四月初六日，奉旨依议，钦此。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在直隶藩库一百十六次案内加捐同知，不论双单月分发试用。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在安徽赈捐总局报捐花翎。三十年正月，在山东股票请奖案内报捐道员，双月选用。二月初四日，在部捐免保举。经户部于是月初十日核准给照。三十二年，电报局奖励人员案内，蒙前工部左堂盛会列，前督办电政大臣袁、前会办电政大臣吴奏保拟请加二品衔。三月十三日，奉朱批，该部议奏单并发，钦此。经吏部议准，覆奏。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奉旨依议，钦此。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蒙奉天抚宪唐、钦督军宪徐、吉林抚宪朱奏调东三省委用。本日奉旨依议，钦此。是年七月初十日，蒙钦督军宪徐、巡抚部院唐札委试署劝业道，须至履历者。

劝业道是清末新政时期各省为推行新政、振兴实业而陆续设置的，执掌全省农工商业及交通事务的官署。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持续到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直到清朝灭亡，几乎各省都设立了劝业道。劝业道下面设置劝业公所和劝业分所，与当时的农工商部一起，构成了国家对各级实业活动进行指导和管理的机构，这种探索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并且劝业公所吸收了很多新式学堂的毕业生，也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很多做法都被后来的民国政府所沿袭。唐绍仪赠黄开文的肖像佚名拍摄，1908年左右，银盐纸基，背板30厘米×22厘米，照片20厘米×14厘米。

奉天是1904年到1905年日俄战争双方陆上交锋的主战场之一。1907年正月十一日，黄开文再次行抵沈阳。当时正值兵燹之后，民生凋敝，百废待举。东邻日本战后日益骄躁，野心觊觎。作为东三省电报总办，黄开文继续修复在战争中被毁坏的电信线路。当时日军未完全撤退，从事修复每多掣肘。经过黄开文竭力磋商，始将北路修通，从此可以直达吉林。面对当时东北严峻的形势，黄开文意识到，挽救危亡、抵抗外侮之唯一有效利器，即在早日自行移民与开发东三省。黄开文43岁左右肖像佚名拍摄，1908年左右，银盐纸基，13厘米×9厘米。

奉天劝业道是在黄开文调任前一年，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成立的。黄开文上任之初，首先是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从黄开文保留的有关上任前农工商务总局、劝业道的各种资料中，可以看出他调查工作之仔细与翔实。奉天农工商务总局及附属各场所公司简明一览表（局部）奉天农工商务总局及附属各场所公司简明一览表总局及附属场所公司地址表农工商务总局：小南门里大街路西兵部衙门旧址改设实业调查所：暂设总局内商品陈列所：小西门外小什街南胡同农业试验场：大东边门外东塔龙王庙永光寺工艺传习所：大东关银元局后街老商务局改设渔业公司：营口造砖厂：小西边门外建筑所：大西关荣昌店民房暂设牧养公司：锦州镇安县吴家屯总局及附属场所公司开办年月表农工商务总局：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开办实业调查所：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开办商品陈列所：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开办农业试验场：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开办工艺传习所：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开办渔业公司：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开办造砖厂：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开办建筑所：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开办牧养公司：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开办总局及附属场所公司经费表自三十二年九月起至三十三年四月底止农工商务总局经费：银：陆万壹仟捌佰柒拾贰两零伍分玖厘沈洋：壹万捌仟玖佰零柒元柒角伍分陆厘日钞：贰佰元，合银壹佰叁拾捌两柒钱实业调查所经费：由总局开支商品陈列所经费：银玖万柒仟捌佰叁拾七两五钱四分零四毫五丝农业试验场经费：银十万零零八百零六两九钱七分八厘工艺传习所经费：银贰万三千贰百四十三两五钱贰分六厘，洋贰百八十九元建筑所经费：银叁千肆百玖拾柒两造砖厂经费：银七千四百一十两，洋贰万五千三百九十六元一角渔业公司经费：洋四万七千七百贰十三元零三分一厘牧养公司经费：银十万零零八百八十六两贰钱六分四厘总局及附属场所公司职务人员表农工商总局局长：驿巡道陶大均，浙江人，每月薪水，每月津贴，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到差，住驿巡道署。局长：候选道熊希龄，湖南人，每月薪水三百两，津贴一百两，三十二年九月到差，因公赴宁。副局长：留奉补用知府陶镛，顺天人，薪水二百两，津贴一百两，三十三年三月到差，六月告退。参事官：候选同知周宏业，湖南人，三十二年九月到差，六月告退，赴美游学。参事官：调奉委用知府刘棣蔚，湖南人，津贴一百两，三十三年三月由商务科长改充，六月初七日开去职务。总务科长机要课长：候选通判赵廷扬，湖南人，薪水六十两，津贴六十两，三十二年九月到差，丁忧请假回籍。机要课员：县丞职衔李彝，浙江人，薪水三十两，津贴十两，三十三年三月到差，前武曾傅；浙江候补县丞葛贤奎，江苏人，薪水三十两，津贴十两，三十三年三月到差，派案牍课；候选通判夏寿华，湖南人，薪水三十两，津贴十两，三十三年四月由编纂课员改充，派监视关防。案牍课长：候选从九沈鹏飞，浙江人，薪水四十两，津贴四十两，三十二年九月到差，住本局。案牍课员：候选从九马寿昌，直隶人，薪水三十两，津贴十两，三十二年九月到差，住本局；候选府经历梁国瑞，湖北人，薪水三十两，三十二年四月到差，前袁图太代办。编纂课长：南洋公学师范毕业生周德裕，江苏人，薪水六十两，津贴四十两，三十三年二月到差，邓纯昌兼充。编纂课员：留奉补用巡检沈翥，湖南人，薪水三十两，津贴十两，三十二年九月到差，张培补充；从九职衔王崑，湖南人，薪水三十两，津贴十两，三十二年十一月到差，住本局。庶务课长：候选同知惠澄，汉军正蓝旗人，薪水四十两，津贴四十两，三十三年三月到差，前汪毓苞。庶务课员：山东从九沈庆淇，江苏人，薪水三十两，津贴十五两，三十二年九月到差，住本局；州同职衔王澄，江苏人，薪水三十两，津贴十五两，三十二年九月到差，六月初七日派会计；县丞职衔沙恂，安徽人，薪水三十两，津贴十两，三十二年十月到差。

调查结束后，黄开文开始了自己新政的探索。从下面这份黄开文呈报的已办及拟办各项实业的清折中，可见他在劝业道任期内的努力（项目编号为笔者所加）。奉天劝业道黄呈报已办及拟办各项事宜清折（局部）奉天劝业道黄呈报已办及拟办各项事宜清折已办项下：一、农业试验场一区设在奉省大东边门外，于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开办，置买民地一千五百余亩，采购外洋籽种、农具、牲畜，聘请日本技师、技手，招雇本地农夫，试种杂粮、树木，以期研究改良。拟俟成效大，着再行推及外府州县仿照办理而兴利源。该场内附设农业学堂一所，先招速成学生两班，每班六十名，廷聘教员，分科教授，已于上年九月开学，本年八月毕业。兹拟再招速成两班，延长学期，以二年为毕业，并另招预科，俾臻完密而宏造就。二、商品陈列所一区设在奉省大西关外，盖有洋式楼房四所，大小共九十余间，内分天产、教育、工艺三所，陈列品物，资人观览，并附设劝工一场，供商人罗列出售货品。目下规模均已完备，一俟各省采运物品到齐，即行开会。三、工艺传习所一区设在奉省东关，原分雕漆、金木、织染、彩印、缝连各项，工厂聘有教习、艺师，每厂额招学徒十名，分科学习，兼授国文、绘算、体操各课。因限于房舍，亟待扩充。现将雕漆、金工附入木厂，又先后添设织毯、顾绣及仿造玻璃各工。除玻璃甫经试办，其余已届半年，造有绣货毯木各物，不少尚合售用。四、牧养公司一区系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开办，在于新民府镇安县吴家屯地方，价领官荒一段，共六万一千余亩，计长三十余里。按地形势划分五段，每段设一牧场，建屋立圈，以备散放牧养。购有牝牡牛种一千余头，业已生犊不少，仍拟赴噜塔子沟等处添购牛只，并觅马羊良种，以广孽育。五、渔业公司一区系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开办，查沿海金复海盖迤西延袤一千余里，水产饶富，鱼汛届期网罟麇集。前有匪徒藉端苛扰，重以外人乘势侵凌，实于渔利、海权两有关碍。因特派员前往，设局收捐，妥筹保护，惟只能防遏奸欺，不足兴起事业。爰附设公司于该局，讲求渔利，制造各种罐头。初议官商合办，原期同力倍功而行之，不甚相宜。兹已剖分两事，公司专归商办，官家但任保护。现正增集股本，以期振兴。拟办项下：一、林木获利最溥，东西各国视之极重。前经通饬各府、厅、州、县，广为劝谕，前后据报种树情形尚为踊跃。惟种植之法，华民素来讲求，现已聘请德国专门技师，并派熟谙林学人员分途调查、指授，以期发达。二、奉省地广人稀，欲求振兴实业，自宜以移民为本。然移民之事，必须通盘筹算，非咄嗟所能办。现拟于辽河平原，北自通江子，西至新民，南至营口，分设垦荒局，酌定章程，招民垦种妥为安顿。并于营口、上海及各省之口岸，设局派员办理招徕事宜。三、试办垦荒宜从辽河沿岸办起，将来运输灵便，获利自易。拟先将沿岸平原之官地清文沟划，编列字号，绘图帖，说某地面积若干，土质宜种何物，编辑成书，使观览者按图索骥，为筹备资本募集劳力之预算。四、于垦地适中之处，拟由官设立农业模范场，派熟谙垦务之员经营管理。所需经费先由公家筹给，将来垦地成塾征收租税，即于租税之内，提出一二成拨充经费，无须再支公款。五、奉省输入洋货以布为大宗，欲挽利权而塞漏卮，非广种棉花、设机纺织，不足以筹抵制。查锦州、海城、辽阳、盖平、熊岳、开原、铁岭等处，皆种有棉花，性质尚佳，现已派员前往考查何处可以推广、何处可以仿种。俟所产之棉能敷机器纺织之数，再行购机设厂。其余麻线、蓝靛、野蚕、柞树皆奉省天然之特色，于染机有绝大关系，亦一并查明筹办。六、拟设造纸官厂。查奉省所用纸张为数甚巨，非购自外洋，即运自南省。现拟仿日本制纸法，自行制造。惟何处原料富饶、何处运输利便，自非切实调查不能详悉，现已遴员赴辽阳一带考查，俟查复后即行妥筹兴办。七、国家之殖民，恒不及民之自殖。闽粤人之工商于美洲、南洋以数百万计，初非受政府之提倡鼓舞也，有利则趋，天性然也。今美禁华工，种种苛待，南洋群岛近亦商务冷淡，获利綦难。东省土脉膏腴，气候渐变，南方商人怦怦欲动。若能从实保护，广为招徕，有利可图，势将趋之若鹜。拟仿农工商部爵赏章程，变通办理，有能招集资本若干、工人若干，分别奖励，尤能令闻者兴起。

农业是奉省的传统产业。清咸丰十年（1860年），对盛京地方逐步实施开禁。清末，奉省出现了大量的新农田。同时，通过官办、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还建立了一批为农业服务的垦殖公司及科研机构。上面已办事情的第一条提到，作为农业改良的尝试，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开办了奉天农业试验场，为奉省农业发展之首创。在农业试验场内，设有农业学堂一所，以为试验场培养急需的各种专门人才。黄开文还亲赴学堂，鼓励学生，下面是他当年的训词。奉天劝业道训词奉天劝业道训词光绪三十 年 月 日奉天自设立农业学堂以来，第一次肄业诸生已经毕业。因本省实业要点首在农务，需才孔多，故接招新生来堂肄习。尔诸生热心求学，经本堂考试录取，择于今日开学。本道躬诣学堂，率尔诸生恭行典礼，付托在事人员妥为管理，勤加教授。尔诸生当念今日之力学，即为将来致用之基础。以公益言，则泽被桑梓；以私益言，亦利赡身家。慎勿怠荒，自弃自误。平日在堂，宜谨守规条，修养德育。有学术而无道德，终不足以成大器。厚望无穷，通识勉之。

林业也是奉省的重要产业之一，尤以鸭绿江、浑江流域为最。盛京林业生产始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当时在安东马市台设卡征收木税。光绪三年（1877年），在大东沟设立木税局，奖励伐木，由此安东逐渐成为木材销往南方和出口的集散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木植公司成立。庚子事变后，沙俄也开始创设森林公司，染指鸭绿江、浑江流域的林业。而日俄战争后，日军也强行设立军用木材厂，以安东为基地大量掠夺林木资源。黄开文到任后，对省内林区资源作了系统调研，并向当时的奉天巡抚唐绍仪提出了自己的开发构想。祝所呈劝业道关于森林状况大人钧座敬陈者窃卑职于廿五日晋谒崇辕，荷蒙垂询北道森林。当日言有未尽，兹谨就卑职所知所见一一为宪台详陈之，伏候俯察施行。一、北道森林，自柳河以至临江逶迤约五百里，皆森林也。若偏南凤凰厅（属安东一带），亦有森林，兹谨就北边言之。从前柳河、临江二县，均由通化分出（柳河县系柳树河县丞改设，临江县系帽儿山巡检改设）。通化辑安皆有森林界，归兴京管辖。按通化县北至柳河二百余里，其中森林茂密，车马行树林中，广有三数十里，俱系绿荫载道，绵亘无际者。祝所呈劝业道关于森林状况二、各种森林，松桧最多，其他杨榆皆各自成林。其中有一种柞树，纹质最坚细，土人采为车轴之用。三、各木料由水道运。若通化以东，由沙河出口抵鸭绿江运往他处。若通化以北柳河之东样子哨地方，则须由三通河抵松花江，运往吉林所属地方，再转他处。四、陆路全凭骡马车，殊觉运力繁费。若由现今开原火车道，从孙家台接一支路走西丰，直抵海龙之杉松岗，则费减而运易。按杉松岗离样子哨三数十里，此地煤矿甚佳，所出炸烟煤为俄国火车需用，远道来购。且此地若修铁道，即杉松岗之煤即一大利源也。闻此煤矿基周围有八百里宽广，似亦不弱于直隶开平煤矿。五、临江帽儿山，向为满洲著名之一大窝集。从前日本小越平隆氏调查云：其地森林有七百方里。现日本于北一带设有木植公司，凡鸭绿江右所有森林，均与中国砍伐同分权利，刻惟柳河以东样子哨与吉林交界地方一带森林，尚不在此内也。六、考查此种森林，现值木叶黄落，一望可辨正其时也。若到冬时雪降，道路迷茫，雪地冰天，则非车辙马迹所能周历矣。以上谨就见知所及约陈大概恭呈钧览而俟采择焉。卑职祝谨陈

为培养森林人才，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奉天森林学堂设立。学堂还聘请了外国老师，来自日本的富永马吉郎受聘担任教习。下面是黄开文保存的合同和需要遵守的章程的原始文件底稿。奉天劝业道与日国森林教习订立合同各款如下：一、本道己允聘该教习，而该教习亦情愿在本道充当森林学堂教习，以二年为限，由教习到奉天省城之日起算，至限满辞退之日为止。如该教习遇有长远病（系指病假，不得过二月），或不胜任，本道可将此合同有注销之权。须于六个月之先知照教习，或给与六个月薪水即可注销。如系教习本人欲于合同未满之先将此合同注销，应由该教习缴回由日国来中国川资等费。若教习在事已逾十八个月，即可免其缴还川资。二、该教习之薪水订明每月大洋三百圆，由到奉天省城之日起算，按阳历月分由本道支付。三、本道允付教习沈平银一百两，作该教习由日本至奉天船票、车票、饭店费及行李扛力之需，其余别项费用一概不付。（如教习于合同期满时而自愿回日国，亦由本道给与沈平银一百两，作为船票、车票、饭店费及行李扛力之需，其余别项费用仍皆不付给。）四、教习须遵本道及该管上司之命，遇有派办林业之事，必须竭力办理。其非本道派办事件，该教习不得兼办他人之事。五、凡本道发交教习一切器具物件，须谨慎管守，勿得遗失损坏。六、彼此既订合同之后，或本道或所管上司续有新定公行章程，该教习应同此合同一体遵守。七、教习如有紧要事故及患病遇险受伤，非经商明本道允准给假或医生验有实据，不得擅离职守。八、如教习患有不能医治之病症，经医生验有实据，本道可将合同作废，给与该教习一个月薪水，其回日国川资仍照合同第三条给沈平银一百两整。奉天劝业道黄开文见证人森林教习奉天劝业道与日本森林教习订立的合同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明治四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奉天劝业道聘用日国森林教习遵守章程一、教习须遵本道并所管之上司命令。二、教习如怠惰或不遵约束，本道有辞退之权。如教习犯事轻小，则由本道于三个月以前知照该教习，届期即将其开除；如教习犯事重大，则立行开除，本道不给其回国川资。三、教习须知，系中国所聘用之人，凡与中国官民均宜和平相处至待，如有工役人等，亦不能无礼相凌。凡华洋同事如有意见不同之处，须告知本道酌核。四、教习销差之日，须将经手事件交代清楚。五、教习如有因公出差，由本道酌核远近发给川资。其寓通商口岸洋房店费，则本道照定例每日给洋三元。六、教习遇有本道派往东三省及无论何处办公，当遵命前往。七、教习除自己不留心得病外，如有疾病可在就地医院调治，无须付医费。如须在中国通商口岸医院调治，则本道只给其医生费，其医院寓费并饭食一概不给。八、凡水火等灾或意外之事，须令该教习力助者，即须遵命。九、本道除于此合同开列之外别无津贴，该教习不得援引他处聘佣洋人之例另有索求。十、此等章程业经彼此允准，并附入该教习所签之合同。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战争沙俄败北后，鸭绿江流域为日军所占。12月22日，中日在京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又称《满洲善后协约》），强迫清政府承认《朴茨茅斯条约》中有关东三省的规定：俄国在南满之地的一切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允许日本在鸭绿江右岸（中国一侧）采伐森林。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十五日，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与日本全权大臣林权助订定中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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