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敬枫蓉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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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高素质国防生教育培养的理论与实践试读：
前言
2016年是我国高校国防生制度正式设立以来的第16个年头。2000年5月，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一对我国军事人才培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决定》阐明了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的重要意义，确立了这一制度的总体目标和指导思想、方式、管理体制以及基本要求等，为普通高校培养军队干部的实践提供了基本工作框架。16年以来，已有100余所高校与部队签约，累计为国家培养了10余万军队发展建设中急需的各类人才。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于2004年1月正式与第二炮兵签署联合培养军队干部协议。签约十余年来，学校和军队形成了“军地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共育新型军事人才的良好格局，构建了组织健全、制度配套、协作顺畅、成效显著的国防生校内培养机制。学校代表签约高校在教育部、总政治部组织的全国国防生培养工作会议上交流经验，探索提炼了富有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特色、军味兵味浓厚的高校“国防绿”校园文化，受到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二炮兵首长的充分肯定，获得教育部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三等奖、教育部高校德育创新发展研究成果优秀奖、四川省校园文化建设成果一等奖等；其做法被新华通讯社《国内动态清样》《解放军报》《火箭兵报》报道，涌现出了以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全国抗震救灾模范”“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的蒙祖海为代表的国防生先进典型群体；累计向全军和武警部队输送千余名优秀国防生，他们大多奋战在军事斗争准备的一线部队，成为强军兴军伟大征程上“留得住、用得上、受欢迎、有潜力”的优秀共和国军官。
在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长达11年的国防生教育培养实践中，我们常常思考这样几个问题：什么样的国防生是符合祖国国防事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军事人才？应该用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和方法来培养国家高素质后备军官？现有的教育教学体系在哪些方面应该进一步重视和加强？我们边思考、边实践、边总结。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新形势下以高素质军事人才为目标的国防生教育培养体系研究”（编号：11YJA710018）与成都军区空军气象中心委托课题（编号：4H053）的研究成果，也是我们立足实践进行深入思考和理论总结的成果。全书共有八章：前三章深入探讨了高素质国防生培养的背景、现状及基本理论，后五章细致地梳理了高素质国防生培养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前三章回答了“为什么要培养高素质国防生”这一问题，而后五章则着力解决“如何培养高素质国防生”的问题。具体来说，本书第一章论述了在世界军事发展步伐加快、新军事变革紧迫逼人的形势下，培养高素质国防生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以及国防生教育培养工作的使命与挑战；第二章对我国国防生教育培养工作的历史及现状进行了总结，并依据调查数据分析了目前国防生教育培养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第三章针对目前国防生教育培养工作理论研究的不足，系统论述了高素质国防生教育培养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念，以及构建国防生培养体系的逻辑思路和基本框架；第四章梳理了高素质国防生培养的具体目标，构建了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国防生培养目标模型体系；第五章论述了建设高素质国防生培养方案的逻辑起点与指导思想，提供了专业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与军政素质教育等具体培养方案及途径；第六章论述了高素质国防生教育培养工作中文化育人的价值、意义以及可参考的方法和途径；第七章对高素质国防生教育培养工作的机制建设和队伍建设问题进行了探讨；第八章从教育评价的历史和基本原理出发，对高素质国防生培养质量评价的基本理念和原则提出了看法，为评价体系设计等问题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建议。本书最大的特点是集理论探讨与实践操作为一体，既建立了高素质国防生培养的理论体系，又为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提供了操作性强的解决方案和措施，希望能够为高校培养国防生提供借鉴和参考。
本书的编写人员均为长期从事国防生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一线工作者，他们中既有教授、副教授，也有讲师、助理研究员，学历均为研究生以上。第一章的作者是祖霞、邵明亮，第二章的作者是祖霞、潘光林、徐园园、陈智勇，第三章的作者是敬枫蓉、祖霞、徐园园，第四章的作者是邵明亮、祖霞，第五章的作者是祖霞、阮丽娜、敬枫蓉，第六、七章的作者是戴丽红、石蓉、敬枫蓉，第八章的作者是潘光林、敬枫蓉。最后由敬枫蓉、祖霞统稿，并由敬枫蓉审定。整本书写作时间近两年，前后易稿八次，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版本已是第九稿。虽力求圆满，然受作者自身水平所限，本书存在不足亦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敬枫蓉2016年1月24日第一章国防现代化与高素质国防生培养第一节新军事变革与国防现代化
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新军事变革进程加速发展，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严峻性、多变性日益突出，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都在大力推进军事转型，力求在军事领域竞争中占领制高点。一、世界新军事变革——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
世界新军事变革是人类历史上继金属化军事变革、火药化军事变革与机械化军事变革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历史性军事变革。这次军事变革是在信息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等世界科技发展的推动下产生的，具有历次军事变革所不能比拟的深度和广度。其显著特征是战斗力的提升表现为智能性的提高，而不仅仅是物理性的改进。（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历史演进“新军事变革”这个概念是从英文翻译而来的，原文为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1991年的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及战略学界开始出现关于RMA的论述。1994年1月，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部长佩里批准成立一个高级指导委员会，负责领导美军有关RMA的研究工作。世界新军事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事物，它伴随着20世纪四五十年代导弹、卫星、电子计算机等高科技的出现而不断演变。新军事变革思想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1973年，苏联就出版了《科学技术进步与军事上的革命》一书。这本书在介绍里写道：“本书试图在介绍新兵器性能的基础上，扼要地阐明军事上的革命所引起的一些新的现象。”1979年，苏联军队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在《历史教导我们提高警惕》一文中提出，继核时代之后将出现全然不同的新军事变革的见解，预言先进技术的不断问世必然引起一场新的“军事技术革命”，特别是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精确制导武器的大量出现，必将从根本上打破军队原有的组织运行模式，推动和促进军事上的新的革命。这一基本论断引起了世界军事领域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响。从此，研究开发新科技、新技术对军事领域的影响逐渐形成热潮。
在此基础上，西方发达国家军方特别是美国军队对新军事变革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了系列研究论证。在这个时期，美国国防部基本评估办公室主任马歇尔是美国军事变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提出了“新军事变革”这一概念。
在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对抗的两极体系宣告终结。各国都认识到，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减少，争取较长和平期的可能性增加。但是地区性、区域性冲突矛盾不断爆发的风险加剧，同时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在军事领域广泛运用。这种多极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特征为新军事变革提供了无限可能。（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深刻影响
1．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武器装备信息化换代升级
新军事技术的应用，导致了武器装备的发展变化，形成了新军事变革的起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军事领域广泛应用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诸多高新技术，直接促进了侦察、精确制导、隐形、指挥自动化、航天航空、信息战、核生化以及新概念武器技术等一系列军事高科技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武器装备的研制、定型、生产和升级方面，极大地提高了武器装备的高技术含量，使军队武器装备的发展趋向信息集成化、隐形化、精确制导化和综合一体化。
武器装备换代升级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信息化作战平台不断涌现，精确制导武器种类繁多，电子信息战系统日臻完善，基本达到了功能齐全、机动性好、抗毁性强等要求；作战指挥及其自动化系统得到长足发展。事实表明，武器装备的发展变化是历次军事革命的起点，也是此次新军事变革的起点。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场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航天技术、海洋开发技术为先导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新科技革命在全世界蓬勃兴起。它持续催生军事领域的新发展、新革命，制导、导航、信息等高精尖武器系统陆续在战场或冲突中露面，其突出标志是信息精确制导武器成为战场主角，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改变着作战样式。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仅占使用弹药总量的0.2%，当时使用的是命中精度较高的灵巧炸弹。到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军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占使用弹药总量的比例增至8%，当时主要使用的是“战斧”式巡航导弹。而这一比例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期间分别上升到35%和60%。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借助其强大的军事技术支撑，调度了各种侦察、导航、通信等100多颗卫星，组成了强大的“太空信息网”，牢牢抓住了战场信息控制主动权；同时，出动了大量预警机、各型侦察机，极大地提高了美军的战场指挥控制和保障能力。
2．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军事体制编制优化调整变革
马克思曾指出：“随着新的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整个的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够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调整军队体制机制和组织结构，是世界新军事变革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为尽快适应新军事变革的形势发展，提升质量建军水平，俄空军决定进一步裁减员额，改编现有部队和分队结构，不断完善空军编制体制。2004年年初，德国国防部公布了他们打破军种界限、重塑国防力量的宏伟蓝图，这项改革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鉴于信息化技术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深刻影响，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军队建设均呈现新的变化和趋势，集中体现在：提高质量、减少规模，借助新技术发展整合整编部队构成，压缩员额，“以量取胜”向“靠质制胜”转变，广泛增加信息化技术装备，战斗力不断提高。优化军兵种建设力度，大幅裁减陆军比例，优化陆军结构，普遍加大海、空军等高技术部队的建设力度。
3．世界新军事变革推动军事理论创新发展
军事实践发展永无止境，军事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德国诗人海涅曾说，“闪电总是走在雷鸣之前”。军事理论研究始终是对战争实践的归纳和演绎，揭示战争规律，探寻制胜之道。同时，实践也表明，战争是从军事理论创新对抗开始备战的。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军事变革的节奏越来越快，对军事理论的前瞻性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美国各军种早在21世纪初就将军队建设的目光投向2020年、2030年甚至2050年的战场。回顾这场世界新军事变革，发达国家军事理论创新成果丰硕。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苏等国被迫抛开核战争理论，重新回到重视常规战争的道路上来，并提出了以核武器为“盾”、以常规力量为“剑”的思想。核战争条件下的作战理论从此演变成为在核威慑条件下的常规作战理论。局部战争理论取代全面战争理论，大战威胁的减弱和局部战争的实践，使局部战争理论很快产生并成为各国重点研究的作战理论。“空地一体作战”理论产生并向“空地海天一体化作战”理论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军在1976年版《作战纲要》引发的学术大争论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扩大的战场”和“一体化战场”理论。1981年，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把“扩大的战场”和“一体化战场”理论结合在一起命名为“空地一体作战”理论。该理论第一次在海湾战争中得到检验，获得巨大成功；同时，在战争中已向“空地海天一体化作战”理论发展。20世纪90年代，军事舞台出现联合作战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追寻“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手段，给美国之前设计、探索的“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作战概念带来挑战：一是在战争层面上，传统的全面战争理论和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理论基本过时，随即出现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理论和低强度战争理论。二是战役样式不断改版升级，随着装备性能的升级换代，空袭、反空袭、海空封锁、登陆等联合战役理论不断丰富完善。三是作战指挥快捷高效，正在逐步形成扁平指挥系统和实时指挥控制理论。四是作战方法与时俱进，信息战中的电磁攻击、网络攻防、精确打击、隐形突防和超越轰炸等战法理论，以及陆海空天电一体化作战、全纵深同时打击、非线式作战、脱离接触的远战、不对称作战、大规模夜战和“外科手术式”打击等综合性战法理论不断涌现。五是作战空间拓展扩大，突破传统的三维作战空间理论限制，不断向太空、电磁和网络等多维空间扩展，逐步形成了超大作战空域理论。二、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应对世界新军事变革挑战的重大战略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对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判断是：“从总体上看，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没有改变，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是机遇大于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高度关注。1991年海湾战争刚结束，江泽民同志就提出要注意从这场战争中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并得出了现代战争正在成为高技术战争、世界军事领域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结论。1996年，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对世界新军事变革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要求全军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2003年，江泽民同志在参加“两会”时提出“要迎接世界军事变革的挑战，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当时，一些军队领导和军事专家认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军队建设正面临重大战略转变。2004年6月，江泽民同志对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方向和目标做了这样的概括和总结：“高技术战争的本质就是信息化战争，信息化战争将成为21世纪战争的基本形态。必须明确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全军同志都要适应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的转变，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
2006年12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同志在会见军事科学院第六次党代会代表时强调，要密切关注世界安全形势和世界军事发展趋势，立足我国的国情和军情，着眼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适应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任务的能力。”由此，“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这一表述首次写进党的报告，真正全面进入党的决策领域。
党的十八大强调：“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的潮流，积极稳妥进行国防和军队改革，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报告将“变革”调整为“革命”，是我们党对世界军事发展大势做出的全新重大战略判断，明确而郑重地警示全军：世界军事发展步伐加快，形势紧迫而逼人。对此，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在这场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谁思想保守、故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限于战略被动。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事实上，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一刻也没有停止。（一）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特色定位”
创新丰富内涵，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是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严峻挑战的重大战略抉择。伴随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逐步展开，怎样选择变革模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离开中国自身的国情、党情、军情谈变革，照猫画虎式的模仿改造和全盘否定式的重新再造都是不允许的。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应抓住自己的特色、特点、特征，在这个基础上下功夫推进。中国的特色军事变革“特色”鲜明：
一是具有有限的战略目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展军事变革，尤其是美国军事变革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现实需要，通过军事变革可以确保绝对军事优势，强化和维持世界霸主地位。中国军事变革仍坚持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及积极防御军事战略，通过军事变革可以进一步提高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为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中国推进的军事变革是有选择的、有针对性的，而不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搞军备竞赛。
二是具有被动的应对起因。“世界军事的迅猛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军事发展的代名词。美军已经把军事变革的丰富成果运用于战争实践，引起现代战争形态的转型。而中国没有现代战争失败的惨痛反思，长期处于相对和平时期。同时，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科学技术革命，为军事变革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支撑。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启动完全是被动的，根本动因就是为了尽快赶上当前人类社会技术转型的历史节奏，为了快速适应现代战争形态深刻变革的现实需要，为了积极应对世界军事发展的严峻现实挑战，为了慎重应对国家领土领海的安全威胁。
三是具有跨越式的运行模式。目前，西方军事强国占据了世界新军事革命的第一梯队，信息化建设水平较高，成果成效显著。而我军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晚，运行基础薄弱，处于弱势和后发状态。在缺乏物质技术条件支撑、装备信息化水平建设滞后、作战理论陈旧、组织结构指挥层级复杂的条件下，追赶发达国家新军事变革成果，仅靠按部就班推进，是不可能赶上发展潮流的，而且只能越落越远。我们只有在最大限度地跟踪世界军事科技发展前沿的基础上，发挥自主创新，克服后发劣势，发挥后发优势，充分吸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军事变革历史上开拓、探索的成功经验，才能实现中国军事变革的跨越式发展，尽快缩短变革差距。我军在国防科技领域的某些前沿技术已取得重大突破，如纳米技术、激光技术、电磁脉冲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与少数几个军事强国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这也是我军实行跨越式发展的强大优势。
四是具有坚强的组织领导。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事变革，就组织领导而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严格地讲，美国军事变革的推动力量是自下而上的，即由军界中层倡导，逐步进行到最高决策层推动。在这一过程中，每一环节的重大决策都受到社会各界力量、各种集团的利益博弈，严重干预和影响着决策进程，甚至使军事变革的决策成为政党执政的重要筹码。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从一开始就是由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决策层达成共识，是自上而下展开推进的。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区别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军事变革的鲜明政治优势，也是最根本、最核心的组织领导和制度保障。我们必须加强军事领域的思想政治建设，确保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坚定政治方向，保证在军事变革历史进程中全军部队的稳定统一，保证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变革的一系列重大方针和决策的贯彻执行。（二）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历史实践
1．大幅裁减军队员额
2003年9月，中国政府决定，2005年前再裁减军队员额20万，军队总规模将保持230万人。瞄准“精兵、合成、高效”，实现解放军由数量规模主导向质量效能优先、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优化组织结构、理顺隶属关系、减少员额数量、提高质量效益，着重解决体制编制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优化编成结构，使部队作战效能进一步提高；理顺重大比例关系，不断改进完善领导指挥管理和保障机制；适度减少部队数量，使规模更趋精干；注重提升质量，不断增大科技含量，走精兵之路。重点精简军以上机关和直属单位，减少指挥环节，优化作战指挥体系，提高指挥效能。优化军兵种结构，精简陆军及装备落后部队，加强海军、空军等高技术部队建设。优化部队内部编成和军兵种规模结构，提高新技术部队的比例。
2．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
人民解放军把信息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和战略重点，坚持应用主导、创新求实、人才为本、跨越发展的总体思路，积极开展信息化建设的研究和实践。一直以来，人民解放军坚持把指挥自动化建设作为重点，着力提高军队信息化建设水平。近年来，部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各级作战部队指挥手段选择多元，基本普及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应用，作战信息保障能力得到不断提高，主战武器信息技术含量得到较大程度的增加。同时，中央军委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自动化建设纲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自动化条例》，对指挥自动化建设的目标原则、指导思想、实施步骤等进行了明确规定：新世纪新阶段，在信息化建设中，始终坚持战斗力第一标准，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规划设计，不断创新军事理论，丰富作战思想，注重培养信息化专门人才。加强军事领域信息系统建设，加快改造主战武器信息化升级，整合开发各类信息资源，挖掘提高互联互通技术能力。充分借助国家信息化建设的有利资源，完善军民融合的科研体制，促进军队信息化与国家信息化建设的协调发展。
3．系统加强高技术部队建设
加强海军、空军等高技术部队质量建设，优化高技术作战力量结构比例协调发展，提升优先夺取制海权、制空权以及绝对战略反击的能力。突出海洋作战兵力建设，加快更新升级海军武器装备，聚焦力量大力发展战争急需作战舰艇，配套装备专用飞机，提高武器装备远程投送和精确打击能力。组织诸军兵种联合海上演练，提高作战能力和海上保障能力。空军建设发展战略逐步实现向攻防兼备型转变，加强空军多兵种、多机型合同战术训练，提高空军预警侦察、空中打击、信息技术对抗和综合保障能力。加强导弹武器的系统改进和研发，提高导弹指挥、阵地通信、卫星侦察等配套系列装备的信息水平，形成核常兼备、射程互补、威力显著的武器装备型号系列。紧贴敌情实际和作战形势，高强度开展导弹测试实弹发射和复杂电磁环境下的战备训练演练，不断提高导弹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精确打击能力。
4．着力加快武器装备现代化
武器装备是加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军队依托国家经济和科技进步，不断加快武器装备现代化进程。着眼提升打赢局部战争能力，军队武器装备发展建设注重整体设计，突出信息化主导、机械化并进的复合发展道路，努力建设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精干高效、整体优化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体系。注重优先发展高科技武器装备，加大科研力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研发适应信息化战争需要的新型作战平台，不断提升精确打击和信息攻防能力。高新技术改造升级了部分主战装备，植入了现代先进技术，优化了指挥控制系统，提升了现役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和作战能力。整合现有装备，军队开展了成建制成系统、形成作战能力和保障能力的“两成两力”活动。适应主战装备发展，研制配套新型保障装备，加强以新装备为重点的维修和技术支援力量建设，系统培养了大批装备人才，大大提高了军队装备的综合保障水平，保证了军事斗争准备的紧迫需要。
5．大力实施军队人才战略工程
2003年8月，中央军委制定实施军队人才战略工程规划，人才战略工程分两个阶段实施：2010年前使全军人才状况明显改观，作战部队人才建设大幅跃升；2011年到2020年，实现人才建设大的跨越。力争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建设好“五支队伍”，即指挥军官队伍、参谋队伍、科学家队伍、技术专家队伍和士官队伍。近年来，军队生长干部培养入口基本实现本科化，军地通用人才逐步实现主要依靠签约高等学校培养，已有110余所普通高等学校承担为军队培养干部的任务。持续实施了“高层次人才强军计划”，近30所“985”“211”重点院校为军队定向培养紧缺急需专业的硕士。在军事院校开办培训班，选送军队干部进入中央和省级地方党校学习深造。有计划地组织部队师旅主官出国访问考察，增加军官出国留学比例。
6．创新开展联合训练
适应现代战争的特点和样式，加强各个层次诸军兵种的联合训练，提高联合作战指挥能力。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作战实施训练，着力抓好联合作战训练和高级领率机关训练，持续成功地组织了一系列全军重大联合战役训练演练。研究演练作战基本问题，加强作战理论、训练法规建设，积极探索联合战役的作战指导、作战指挥和训练方法，提高了各级指挥员组织指挥联合作战的能力。不断探索改进基地化训练、模拟化训练、网络化训练等联合训练手段，全军各种类型师、旅、团级作战部队的合同战术训练初步实现基地化，初步建成各军兵种战役、战术指挥训练模拟系统和“全军院校作战（联合）实验室训练模拟系统”，建成各军区、军兵种和各级指挥院校局域网互联互通的军事训练网络系统。院校注重开展联合作战基础知识、军种合同作战以及联合战役教学，大力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
7．逐步深化军队后勤改革
继续推进军事后勤领域的各项改革，努力提高现代军事后勤的建设保障水平。一是推进三军一体化保障进程。2004年7月，我军选择济南战区组织大联勤改革试点，将联勤机关、保障力量、保障内容、保障渠道等要素整合为三军一体。二是开展后勤装备科研，加速新型后勤装备的试验定型，逐步形成了保障要素齐全、系统配套的新一代后勤装备体系，有些装备的技术性能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三是深化医疗保障制度和社会化保障改革。2004年5月，全军在先期试点和扩大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行以分类保障、合理医疗、统定管理、持卡就医为主要内容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全面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供应市场化、管理社会化，加大军人住房补贴力度，逐步改善军人的住房条件。三、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吹响了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号角
世界新军事革命为我们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抓住了改革的“窗口期”就能乘势追上，抓不住就远远地落在了时代后面。一旦形成军事落后的事实，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是颠覆性的。这些年，军队改革的脚步从未停止，但隶属领导管理机制不顺畅、联合作战指挥不够高效快捷、力量结构和员额比例不够科学合理、军队政策制度相较于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解决不充分，严重影响了新形势下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强军目标的实现。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按照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构想，加紧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双重历史任务，力争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由此，向全军将士做出了战略部署，发出了战略号召。
2015年11月24日至26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2020年前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改革上取得重要成果，努力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这一重要论述不仅具体明确了此次强军改革的实现目标以及完成的时间节点，而且科学回答了强军改革的方法步骤，描绘了军队改革的宏伟蓝图，极大程度地调动了强军改革的正能量。（一）推进领导指挥体制改革
这轮改革对我军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进行一体设计，着力构建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始终强化军队政治方向的正确性、坚定性，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忠诚执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地使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绝对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其主要改革措施包括：调整实行军委多部门制、组建陆军领导机构、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重新划设战区、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等。由军委总部体制改为军委多部门制，在压缩组织机构、精简机关人员的基础上，更多地调整体系性、结构性，必然对军队组织运行模式、领导隶属关系带来深远影响。（二）系统优化规模结构和部队编成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调整改善军种比例，优化军种力量结构；根据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改革部队编成”。此次改革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主要精简军以上机关和医院、院校、文工团等非战斗部队机构人员；调整改善军兵种比例，优化力量结构，根据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及对象改革部队编成，加快推动建设质量效能型军队。
尽管与周边国家存在领土争端，但当前我国爆发大规模地面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国家安全的严峻威胁主要来自空天、海洋和网络。仅从数量结构比例上看，解放军拥有陆军作战部队85万、海军23.5万、空军39.8万，陆海空比例为58∶16∶26，明显存在海军偏弱的结构性问题。此次改革将进一步压缩陆军部队数量规模，适当扩大高技术部队比例，科学优化并调整军种结构。在安全需求的牵引下，特种作战力量、网络战力量、航天力量和远程投送能力建设将会得到加强。（三）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军内纪检监察体制”的任务。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指出，按照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区分和配置权力，重点解决军队纪检、巡视、审计、司法监督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的问题，以编密和扎紧制度的笼子，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组建新的军委纪委、军委政法委和军委审计署，坚决落实纪委双重领导体制，全部执行派驻审计，并设置区域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确保职权行驶的独立公正。（四）大力推进军民融合发展
2015年3月12日，习近平同志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关乎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既是兴国之举，又是强军之策”。2015年11月24日至26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着眼于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进跨军地重大改革任务，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着力解决制约军民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努力构建组织管理集中统一、工作运行科学合理、政策制度完善配套，形成要素齐全、领域宽广、效益高的深度融合发展格局。（五）推进军事人力资源配套制度改革
培养造就大批能担当强军重任的优秀军事人才，是习近平主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军目标重要思想在军事人才培养领域的具体运用和生动展开。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强调，将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健全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加强军事人力资源集中统一管理，创新改革军事人才发展体制和政策制度，管好用好军事人力资源，使军事人力资源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随着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逐步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加速展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对军事领域的革命性影响对军事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近年来，我国在深入开展军民融合战略工程军事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当前已经陆续采取了直接接收地方大学生入伍、依托地方高校培养选拔国防生、签约职业技术院校定向培养士官、委托生产厂家开展装备专业人才培训等现代军事人才培养举措，必将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第二节国防生——国防现代化的新型军事人才一、国防生制度的兴起
随着世界军事变革的迅猛发展，我军转型的快速推进，我国国防现代化事业对高素质人才的依赖越来越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才问题“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人才为政事之本，也是建军治军之本。胡锦涛同志指出，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加快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加紧培养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切实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习近平同志指出，加强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大规模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是实现强军目标的战略性要求。四代领导人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新形势下军队建设中人才的重要作用，对我军军事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为了推进我国高素质军事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1998年起，我国开始在高校试点依托普通高校培养国防生。当时由总政治部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设立了专门从事这一工作的机构——后备军官选拔培训工作办公室，以此开启了我国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国防生的新型教育模式。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效果之后，时隔一年的1999年7月，教育部、财政部、人事部和解放军四总部联合下发《关于在普通高等学校开展选拔培养军队干部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开始在高校试点培养国防生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试点工作的22所高校中，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外，复旦大学等一些非北京高校也开始被纳入试点培养国防生的高校名单。
在国防生培养试点工作初见成效之时，2000年5月，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了《关于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的决定》。该文件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新军事革命在全球迅速蔓延的背景之下，“要掌握未来军事斗争的主动权，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关键在于培养和造就大批军政兼优、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军事人才”。因此，“必须拓宽选拔培养高素质军队建设人才的途径，进一步发挥普通高等教育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同时，这个对于国防生培养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高文件还对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做出了明确的阐述和规划，对培养方式、管理体制、质量要求以及组织领导都做出了具体规定。这一文件强调指出，贯彻实施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以国防法、兵役法和高等教育法等法律为依据，以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为根本目的，按照统筹规划、稳步推进、确保质量的原则，设立专门机构和国防奖学金、建立规章制度，采取多种措施保证军队有稳定、可靠的高素质人才来源。《关于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的决定》是我国在国防生培养教育方面下发实施的第一个具有纲领意义的文件，对于国防生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充分发挥和利用普通高等教育优势，构成新型军队干部培训体制，造就一批批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个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我军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事人才走上了制度化的道路。从此以后，全国有多所高校参加到国防生培养教育工作的队伍中来，据不完全统计，到2012年，全军共成立后备军官选培办82个，签约高校已达118所。二、国防生——国防现代化的新型军事人才（一）国防生的概念与特点
国防生是指根据部队建设需要，由军队依托地方普通高校从参加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的普通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含符合保送条件的保送生）招收的和从在校大学生中选拔培养的后备军官。国防生在校期间享受国防奖学金，完成规定的学业和军政训练任务并达到培养目标，取得毕业资格和相应学位后，按协议办理入伍手续并任命为军队（武警）干部。
根据上述概念，国防生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国防生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这意味着国防生的选拔、教育和管理都是在现有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完成的，依从于现有的国民教育体系的规则和制度，而不是在此之外单独设立的一种教育制度。
第二，国防生培养的目标非常明确。国防生制度就是要培养军队（武警）干部，就是要培养适合现代军事环境的、接受过大学学历教育的高素质军事人才。可以这样说，从进入高校的第一天开始，国防生就已经是一名军队后备军官了。
第三，国防生的大部分教育在高校完成。国防生是普通高校的学生，与其他本科学生一样接受同样的高等教育，同时，高校会更加注重培养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经过考试，国防生可以拿到与本科学生一样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需要注意的是，对国防生的教育，大部分是在高校而不是在部队或者军校完成的。
第四，国防生需要完成一定的军政训练任务并达标。国防生是准军人，所以必须为将来上战场做好准备，在大学毕业时，在军政素质、身心素质等作为军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方面要达到现役军人的标准和要求。这意味着他们要比普通本科生接受更多的军事训练和教育。（二）国防生是特殊的大学生群体
在高校中，国防生既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也是一群身份特殊的大学生。除了军事训练外，他们受到的纪律教育、道德和法律教育、思想政治教育都与地方大学生不同。例如，他们需要接受作为军人必备的作风纪律教育、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军人职业道德教育等，为将来从事军人职业做好准备。同时，他们还要与地方大学生一样完成繁重的学业任务，在学校取得同样多的学分才能顺利毕业。
不仅如此，除了完成高校规定的学习任务、按要求完成军政训练任务外，国防生驻高校选培办还会利用寒暑假组织国防生到部队参观见学和实践锻炼，增强他们对部队的了解，使他们毕业时应具备军队干部的基本素质，能够基本适应岗位任职的需要。
在整个国防生培养过程中，选培办是负责培养任务落实的关键机构。选培办负责国防生培养期间的全程筛选，与所在高校的教育教学管理部门一起，对国防生进行跟踪考察，建立培养考核档案。对于不适合继续培养的适时取消其国防生资格。这也就意味着之前签订的国防生培养协议无效，学生本人需要退回奖学金，不再享受其他一切由培养协议带来的优惠条件，包括毕业分配等都将与普通地方大学生一样。（三）国防生与军校生的区别
国防生与军校生一样，都通过参加高考而取得入学资格。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身份待遇等具体问题。例如，军校生从进入军校经复查复审合格后，就不仅取得了学籍，也取得了军籍，开始计算军龄。这意味着军校生在校学习期间就已经是一名军人。因此，他们在军校学习期间不缴学杂费、生活费、住宿费，实行军队供给制，统一着制式军装、佩戴学员肩章，每月领取津贴费。国防生在校期间不办理入伍手续，军龄自入伍报到之日算起。同时，国防生在地方普通高校学习期间，每年除了享受一定数额的国防奖学金、所需服装由军队发放外，不得再享受其他义务性奖学金。
在课程设置和管理上，国防生与军校生也有较大区别。国防生除在地方大学学习课程外，还需要学习国防建设、军事法概论、人民军队导论、军人心理学、革命军人思想品德修养、军队基层文化工作、军事体育、队列、军事基本技能、军事思想、战争简史、军事高技术概述、军事领导科学与方法13门课程。国防生接受必要的军政训练，而军校生接受完整的军政训练；国防生接受驻校选培办和所在高校的双重管理，而军校生由军队直接管理。第三节国防生教育培养工作的使命与挑战一、国防生教育培养工作是高等学校的光荣使命
中世纪及之前的大学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其主要目标是培养贵族而非平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是德国人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洪堡提出大学的核心内容是“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统一”，首次提出了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这一理念对现代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一批留学德国的美国留学生回国后，逐渐围绕本区农业和工业发展创办大学，由此大学的功能就由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演变为“为社会服务”。自此，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的三大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得到了确立。
我国高等学校作为现代大学，首先具备了高等教育的上述三大功能，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的高等学校，需要按照党的教育方针，以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根本目标。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上形成了具备社会主义特色的体系，汇聚了师资、物资等多种资源，在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丰富的教育实践成果。
在军队人才培养方面，过去我国一直实行“军校培养军队干部、地方培养地方干部”的教育体制。这一体制为军队干部的培养提供了有力保障，培养了一批符合军队需求的人才。而另一方面，由于体制的约束，地方大学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上的资源和经验却无法为军队建设所用，无法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尽自己的力量。国防生制度的实施打破了这个约束，依托普通高校培养预备军官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善和提高军队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和科学文化水平，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对于高等学校来说，将现有的育人资源应用于国防人才的培养，为国防建设出力，是无上的荣誉。
新时代国防事业人才的培养具有深远意义。
首先，国防人才的培养关系到国家兴亡。《孙子兵法》开宗明义，首篇即言明：“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最重要的是安全与发展这两件大事，而国防则是人类社会、民族发展与安全需要的产物，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大计。无论在哪一个时代，无论科技发展到何种程度，无论是冷兵器时代还是核武器或信息武器时代，人始终都是战争的主要力量，战争上的胜负取决于人，尤其是人的素质。正因为此，孙子才把“兵者”而不是武器视为兵法的第一要义。
其次，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人的作用越发凸显。现代化战争以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为主要标志，是在现代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和地理等条件下进行的战争。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武器装备日益发展，现代化战争的内容日益丰富、标准逐步提高，但是，人的作用并未退居到武器之后，而是更加凸显了。一是由于战争武器的使用更加复杂，需要受过一定专业技术教育的官兵进行操作，才能发挥武器的最大效能；二是各国武器的竞争也要依靠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不断进行发明创造，推动武器的更新换代；三是战争的组织形式日益现代化，要求全军将士有适应现代化管理的心态和素质。也就是说，从武器使用、开发到组织管理形式，现代化战争的性质、程度都与传统战争有了显著区别，随之而来的是，对人的要求也与传统战争不同了。在现代化战争中，对人的要求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参战官兵必须是现代化的人，也就是具备现代化思维、受到过现代化教育的人。
最后，高等学校是现代化教育的实践者和中坚力量，培养现代化的军事人才是高校的优势与特长所在。高等学校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产物，同时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高等学校积累了很好的办学资源和条件，拥有良好的实验仪器和设备，始终走在科技现代化的前沿——这些都让高等教育不仅能培养出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普通人，更能够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精英人才。现代化军事人才是适应现代战争整体需要的人才，是保证打赢战争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仅需要有参加战争的知识和素质，更要有能够胜任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作为我国军队干部培养的主要力量，门类虽然齐全，但为数不多的军校实难满足这一要求。而地方大学在科研、组织管理各方面的优势恰恰能够弥补军校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利用学校在人才、组织、科研、教学、管理方面的优势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二、国防生教育培养工作面临的挑战
然而，高等学校毕竟不是为培养军事人才而专门开设的学校，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绝大部分高等学校已经有了固定的培养目标，毕业生也大都就业于与学校开设专业相关的工作岗位。所以，当地方高校承担起培养国防生的重任时，其面临的挑战随之而来。
挑战之一：国防生的教育培养目标如何具体化？
一方面，高素质军事人才应当是国防生培养的总体目标，而这个总目标始终是依托地方高校培养国防生的最终指向，明确培养目标是国防生教育培养的首要问题。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个总体目标，我们会发现，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从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去寻找答案。比如，到底什么是“高素质军事人才”？如何定义？这种人才具有什么特征？“高素质”是否可以被分解为“德、智、体、美、劳”的具体目标，还是应当同国防生将来要从事的工作相结合来定义？即使按照传统观点用“德、智、体、美、劳”来作为分解“高素质”的具体目标，“德、智、体、美、劳”的内涵和要求、具体内容等是不是也应该和普通本科生不同？比如在“德”这一项上，国防生是不是应当比普通本科生有更高的政治素质要求和勇敢、服从纪律等要求……
另一方面，国防生教育培养目标作为国防生培养质量最终评价的指标，也需要逐一实现量化。举例来说，“高素质军事人才”具备哪些素质维度？这些素质维度是否可分解为可量化评价的多个因素？这些问题关系到国防生培养质量如何评价的问题，也关系到学校如何及时调整教育方法、手段的问题。
总的来说，国防生的教育培养目标如何实现具体化，是我们依托高校在国防生培养问题上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挑战之二：如何科学合理地制定国防生教育培养方案？
高校没有培养国防生的长期经验，早期培养国防生都是采用“1+1”的简单模式，即普通高等教育加上军事训练。且不说这种模式的质量和效果究竟如何，先从量上来看，在这种模式中，军事训练要求较低，时间占的比重较小，与军队的实际训练在强度和时间上都有差距。
我们知道，国防生在校期间最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好好学习，为将来成为建设国防的可用之才打下扎实的基础。可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他必须要完成学校规定的培养计划中的所有课程，要完成毕业答辩或毕业设计，才能取得国家规定的大学学历文凭，获得相应学位。同时，作为一名准军人，他必须为将来的军人职业打下牢固的基础，这些基础包括体能、心理素质、带兵作战能力、思想政治素质等，显然这仅仅靠高等学校教育中见缝插针似地补上军事课程和军事训练是远远不够的，兵味和军味都必须要在实际的军事环境中才能熏陶出来。所以，处理好专业课程学习与军事素质培养之间的关系，将普通高等学校规定的学生培养计划、方案与军事训练合理衔接，制定一个符合国防生培养需求的专门方案非常有必要。
挑战之三：如何找到切实提升国防生教育培养质量的方法和路径？
制定专门的国防生培养方案只是为国防生教育培养问题拟定了一个基本蓝图，而国防生教育培养问题与普通大学生教育培养问题一样，也同样存在实效性的问题。找到真正能够切实提高国防生教育培养质量的方法和路径，一方面要合理制定培养方案，做好顶层设计，另一方面必须从广大国防生教育培养实践工作者那里寻求智慧和帮助。在这个问题上，各国防生培养高校都在进行积极探索，形成了切实提高国防生培养教育质量的方法和途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交流分享，互相学习。在此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将其他高校的智慧和经验运用到实践中，边实践、边总结、边思考，边思考边回到实践，及时调整教育方案和具体的方法。总的来说，就是从做中学，边学、边思、边改，从实践中寻找答案。
挑战之四：如何评价国防生教育培养质量？
培养质量是评价我们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有着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可以说，学生的培养质量是高等学校价值的最终体现。如果学生的培养质量不好，那就意味着高等学校实际上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工作，其作为一个社会的重要教育机构的价值就没有实现。
如何评价师范学校学生的培养质量？让他们去讲一堂课。如何评价信息技术类学生的培养质量？让他们开发一个软件。如何评价英语专业学生的培养质量？让他们与老外聊聊天，或者写点英文文章……那么，我们要如何评价国防生的培养质量呢？让他们去打赢一场战争？让他们参加一场战争演习？对于高校来说，这样的评价方式实在是遥不可及。在现有的教育条件下如何评价国防生培养质量这一问题既无可借鉴的现成资源，又无现实的，可利用的评价资源。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与军队密切合作，不断进行思考。
挑战之五：如何组建国防生教育培养工作的师资队伍？
师资是实现国防生教育培养工作目标的人力资源，如果没有良好的师资，培养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那么，国防生教育培养工作的师资队伍应当如何组织呢？是以军人为主还是以普通教师为主？两者比例如何调配？谁来做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辅导员？他们的军事素质应当由什么样的师资来培养？这些师资与高等学校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是国防生教育培养工作师资队伍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解决这些难题，尤其需要军队与培养高校密切合作，打破组织和观念上的种种束缚和限制。
要应对上述五个挑战，实现高素质军事人才培养的共同目标，需要依托培养高校与军队密切合作。当涉及共同目标时，原来并无牵连的不同组织实际上就在合作中形成了共同的行动集体。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将这个共同行动集体视为一个更大的组织，并从行动集体的视角去进行军队与培养高校以至教育主管部门的交流与协作。可以预见的是，这样的行动集体有可能会给所有参与的组织带来思想的冲击，或者引发一定范围内的组织变革。第二章我国国防生教育培养工作现状分析第一节国防生教育培养的发展阶段和成效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兵役法》，第一次将高校大学生军事训练制度化，同年开始试点执行，但1957年就匆匆停止了。1958年，由于美国加紧对我国的封锁，并妄图利用蒋介石集团来反攻大陆，中央要求各基层组织建立民兵组织，这其中也包括高等学校。1963年，解放军总部出台《关于制发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训练大纲（草案）》，将高校军训改为民兵训练。1966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军”热潮，高校的军训又演变为短期的当兵锻炼。1984年，新《兵役法》明确要求高校新生必须参加军训，并规定了军训内容。直到2001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在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事训练工作的意见》，我国高校的国防教育才又一次步入正轨。
美军在军事人才培养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大量的经验。20世纪末，美军已有482个后备军官训练团，军队每年的新任军官当中有60%以上都是后备军官训练团培养的。虽然我军很早就开始关注美军的后备军官训练计划，但由于历史原因，在比较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军在职干部本科以上文化程度仅占20.7%，中专以下文化程度的还有9%，军队人才素质整体不高。在意识到未来战争是信息技术引领的高科技战争，高素质军事人才是未来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这一问题之后，我军开始重视在军队中培养、造就一批高素质军事人才，并采用院校超定额招生、提高士兵提干数量、加大军校培养数量以及直接招收地方高校本科毕业生入伍等方法来提升军队的整体人才素质。但是，这些方法都不能完全满足我军对高素质军事人才的迫切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依托地方高校培养国防生的制度应运而生。1997年12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指出：“军队生长干部要逐步走军队自己培养和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并举的路子，从更大的范围选拔高素质人才。”1998年我国首先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试点依托地方高校培养国防生，以此拉开了我国国防生培养工作的序幕。一、十年一剑——国防生教育培养的发展阶段
继1998年试点培养国防生取得一定成效之后，2000年5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发了《关于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国家层面正式确立了国防生培养制度，这也标志着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军委决定实行经军队院校培训提拔干部制度以来，我军干部培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开始实施。《决定》下发后，国防生培养的规模迅速扩大，从1999年的21所到2004年的89所，至2012年全国已有117所普通高校与解放军各部队及武警部队签约，开展国防生培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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