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凯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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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金属青春试读：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宋·刘过《唐多令》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想起一九九四年那个炎热的夜晚。吹过熄灯哨不久，汪奇从上铺探出脑袋，向我们讲述他的初吻。汪奇说，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了一大本爱情诗，就是为了换来这个吻。在那个意乱情迷的时刻，汪奇赤裸的目光注视着女孩朱唇微启，正待把自己低级趣味的嘴唇凑上去，却意外地看到她牙缝里嵌着一片翠绿的韭菜。
我总记着这事，搞不清为什么。那么多曾以为永难忘怀的往事都如浸湿的字迹般模糊不清了，仿佛当初炙热的爱情，最终失去理由，成为冰冷无言的灰烬。而这些鸡零狗碎看上去毫无意义的细节：军校北边围墙永不闭合的缺口、饭堂粥桶里垂死的苍蝇、宿舍窗口斜射进来的阳光，以及服务社女售货员陡峭的龅牙……却和汪奇那片批判现实主义的韭菜勾结起来，顽固地盘踞在我的脑海里，迟迟不肯撤离。
好家伙
十五年长得足够忘掉许多事。不过，我还清楚地记得赵铁花。
我记得十五年前的那个夏末，赵铁花装备着一张方正的黑脸、一口标准的胶东普通话和一副发白的蓝底黄边学员肩章，伞兵一样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在向我们传授了关于军队生活的引子和绪论之后，他又以十分意外的方式迅速消失了。他与我们相处仅一个月，但我认为那是比我的蜜月更为重要的一个月。当我按部就班地把那些普遍适用的公式和定理毫无保留地遗忘之后，唯有他教给我的东西还像计算机内固化的BIOS程序，在我的脑海里四季常青。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在那曾经无比漫长痛苦但其实极为短暂快乐的一个月里，赵铁花教会我们的其实并不是知识技能，而是一种经典的游戏规则和生活方式。
一九九二年八月末的一个下午，我拎着我妈给我收拾的行李，惶恐不安地跟在赵铁花后面，穿过昏暗的四楼走廊，进入一间门框上印着蓝色406字样的宿舍。
在我们进去之前，宿舍里已经有四张天蓝色的铁质架子床、八个褐色的内务柜和两个正在收拾东西的人。见到赵铁花，右侧床边的大个子立刻停下手，站直身体叫了声“班长好”。
肖明，你在干啥？赵铁花环视了宿舍一周后，冲着大个子发问。
报告班长，我在整理个人物品。
赵铁花微微点头，转脸又问左侧床边仍在忙活的小个子，任……你叫任什么？
任小俊。左侧床边的小个子终于停下手，站直了答道。
你在干啥？赵铁花又问。我觉得很怪。我都知道他在收拾东西，可赵铁花却要明知故问。
收拾东西。
谁让你在这张铺上收拾东西的？
我……我想……我想睡这张床……任小俊的脸开始变红，并且越来越红。
你想？你还想干什么？
任小俊被赵铁花问住了。他嗫嚅着，班长，我怕高，我从小就没睡过上铺。我妈说，上军校还是睡下铺比较好一点，我还没来得及给你说。再说还空着两个下铺，所以我……
你说完没有？
没……完了。
我刚才分给你的是哪张铺？
任小俊窘迫地指指对面的上铺。
记得就好。赵铁花扬扬下巴，搬回去！
我看到任小俊的双眼在一瞬间充满了泪水，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赵铁花指着任小俊刚才正收拾的下铺对我说，韦佳节，这张铺你睡。
看着任小俊委屈的样子，我很是不忍，初次离家的惶惑和兔死狐悲的感伤涌上心头。我几乎要对赵铁花说就让他睡在那里吧，我随便睡哪儿都行。可是没等我张嘴，赵铁花却叫了起来。
韦佳节，把你的手从裤袋里拿出来！像什么样子！赵铁花瞪着我，刚才在队部我不是给你说过不要“三手”了吗？你到底长不长记性？
仿佛当头一棒，我脑袋里顿时一片空白，几乎要晕倒。
我刚才给你说的“三手”是哪“三手”？马上回答！
我努力找到了呼吸和心跳，然后才能够思维。我只想起他说过抄手和背手，还有一个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我的脸变得滚烫。从小到大，除了父母，从来没人也没理由这样直接而猛烈地训斥过我。我想向赵铁花解释我不是故意的，那只是个习惯动作而已，可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还有袖手！你们两个也给我记住了！别再让我看见你们违反规定！
那天是我人生的D日。我的军校生活乃至军队生活甚至整个人生自此开始。我像一只渴望长大的小兽，离开父母去开辟未知的第二战场。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以后将会习惯于因为牙具没摆放整齐或在队列里龇牙偷笑而遭到严厉训斥，也不知道自己将会习惯于因为晚上自己溜出去吃一个肉夹馍或熄灯后说一次话而写一份检查。我同样不知道许多无法想象的事都将一件件自然地发生，所以那时，我才会面红耳赤，胸闷气短，怀恨在心。
把这几个内务柜都擦擦，里外都要擦干净，包括柜子的四条腿。等一下我来检查，到时候不要让我摸到一颗灰尘。
赵铁花终于扔下一段没有主语的祈使句走了。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让我们三个一起干，但那只是我的理解。因为任小俊恨恨地说，连个下铺都不让我睡，凭啥让我替别人擦柜子？才不干！要擦就擦我自己的。
其实也不麻烦。再说班长都交代了，咱们还是擦吧。肖明一边四处看一边说，咱们屋就是缺块抹布。
连抹布都没有还擦个啥？任小俊愤怒地补充道，班长让擦，他该给我们抹布呀，总不能让我们拿舌头舔吧。他也就会欺负人。
班长怎么会欺负你呢？他是看你个子小才安排你睡上铺的。肖明一边搬柜子一边劝任小俊，再说，上铺总得有人睡吧。
啥意思？任小俊狠狠地把枕头扔在肖明的上铺，那你怎么不要求去睡上铺？得了便宜还卖乖，卖啥卖！
肖明咬了咬嘴唇，沉默了。我恨赵铁花，可我并不想介入他们的争吵，就借口说去看看别的宿舍有没有多余的抹布，走了。等我空着手回来，肖明已经擦完了两个柜子。他满头大汗，手里拿着一条大半乌黑边角雪白的毛巾。
不会吧，不打算洗脸了你？我有些惊异，一人可就发一条毛巾。
部队发的我才舍不得用呢。这条是我妈给我带的，反正现在也用不上。肖明很认真地说，当抹布挺好。
我箱子里也有一条新毛巾，也是我妈给我带的。我没想过把它拿出来当抹布，就算想到了，我也不会这么干。估计任小俊也不会。我觉得肖明这家伙有点邪门，以我当时的智商无法理解。我让他歇会儿我来擦，可他不肯，而是让我先收拾自己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赵铁花来了，后面跟着一个白皙瘦弱、戴眼镜的家伙。赵铁花告诉我们，他叫彭子君。彭子君满脸通红地靠门站着，不敢往里走。赵铁花抓着他的胳膊，把他拽到宿舍中间。彭子君局促地站在那里，低着头不敢直视我们，两只手微微发抖，像个无辜而惊恐的小白兔或者小红帽，而我们都是一群心怀不轨的大灰狼及其外婆。第一印象往往就是最终印象，所以直到现在，彭子君在我记忆里还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不曾有任何改变。
之后，赵铁花又上来三次，每次都给我们406带来一个新学员。他每次进来时，肖明都在奋力擦着内务柜。最后一次上来时，刚从肖明那里接过抹布的任小俊好像忘了刚才赵铁花带给他的心灵创伤，兴奋地叫住赵铁花，班长，您检查一下吧，我们擦完了。
赵铁花并没有动手去检查，我甚至不确定他是否去看了那些内务柜。他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转身向门口走去。我终于忍不住了，叫了声班长。
刚才找不到抹布，肖明就拿自己带来的毛巾当抹布了。我抓过那条面目全非的毛巾朝赵铁花晃着，还是条新毛巾呢。
赵铁花转过头看着我，一直看到我心里发毛。他什么也没说，拉开门走了。
锅盖头
穿上新军装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而且与以往不同。多么帅！穿它比穿其他任何男装都要帅上五到七倍。肖明这种施瓦辛格式的造型自不必说，就连任小俊金丝猴般的小身板，待在二号一型的军装里面都变得高大了几厘米。
军装之所以能够成为史上唯一超越自我的装束，不在于它的质地和样式，而在于它被赋予的那些与崇高和死亡有关的象征意义。我记得一九九二年那套军装的每一个细节。小翻领、后开衩、铜质纽扣的月白色短袖，通风性能良好，风吹过会掀起上衣下摆，轻抚我光滑的皮肤；柔软、深蓝、结实的的确良军裤，跟碧海蓝天和十九岁姑娘那样清新迷人，而洗得微微发白时（像赵铁花身上那条），则会在深邃的蓝色中流露出成熟风韵和沧桑之美；草绿色的解放胶鞋，像曲别针或者卡拉什尼科夫步枪一样简单实用并影响深远，那种雨后田野般亲切的臭味似乎仍在我的鼻翼间飘荡。现在看来，八七式短袖夏装的设计完全失败，但那时让我们美得冒泡。当然，刚穿上它，还只能算是获得军人身份的初步证据。作为刚入校的新学员，我们尚无佩戴领花、肩章和帽徽这些标志性装饰的资格。这些小东西成本低廉然而意义重大，没有这些标志性装饰的军装，即便是瓦伦蒂诺，也依然缺少灵魂。
我们学员八队六班，只有班长赵铁花拥有全套的领花、肩章和帽徽。肩章被洗得发白，帽徽和领花的边角也被磨出金属的本色。陈旧意味着老，老意味着资格。赵铁花是四年级学员，他进入军校时，我们刚念高中，这是老；只有成绩优异、素质全面的四年级学员才有可能担任新训班长，这是资格。老而有资格的赵铁花拥有了领导我们的绝对权力。
我们穿着新军装，在巨大的操场上站成一列横队。军装免费发放，却不是白穿的。操场上满是我们这样一列一列的班横队，头顶是炎炎烈日，脚下是滚烫的水泥地。这是我们在军校的第一课堂。尽管操场边就有法国梧桐高大的树冠构筑的阴凉，可班长们宁愿带着大家在太阳底下暴晒。
赵铁花当然也不例外。他教导我们，上军校就得准备吃苦。事实证明，他准备了许多的苦来让我们吃。他同时还教导我们，标准的军姿是实现从老百姓到军人、从中学生到军校大学生这两个转变的第一步。当我们按照他示范的动作要领直挺挺地站在他面前时，他进而指出，拔军姿，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是我们的光荣和幸福，也是我们将要学习的全部队列动作直至全部军事生活的ABC。我们如此，陆军和海军也如此，美军和真主党游击队同样如此。军姿拔不好就没个兵样，走到哪里都会东倒西歪遭人鄙视。因此，如果拔不好军姿，永远都不能算作合格的军人。
可是我讨厌拔军姿。我始终认为拔军姿是新训期间最为痛苦的事，甚至超过了紧急集合。前五分钟还好，再往后就变得难以忍受。从五分钟到十分钟再到半个小时，赵铁花不断增加我们拔军姿的时间，每一分钟对我来说都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很多时候，时间并不是匀速流逝的。有生以来，我的身体还从未这样有意识地彻底静止过。虽然我始终在用力挺颈、挺胸、挺腿来绷紧身体，但那种力量被要求内敛而含蓄，只能隐藏在我年轻的身体里欲言又止。汗水顺着剃光的鬓角流淌下来，奇痒难忍却不能去擦，若是其他小爬虫趁乱骚扰，那“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的痛苦更甚。那时，我最爱听的两个字是赵铁花下达的“稍息”口令，可惜他总是舍不得把这两个字从他紧闭的双唇里吐出来。某次，一只苍蝇在我腮帮子上流连忘返，久久不忍离去，大概是把我当成了一大坨直立行走的屎。我几次想伸出手赶跑它，但初步萌芽的纪律意识和对可能招致训斥的畏惧心理让我愁肠百结。那种想干点十分想干的事却干不成的痛苦无法言传。最终我急中生智，嘬着嘴唇往上吹气，试图把苍蝇吹走。结果是它飞走了，赵铁花却来了。
第四名，他冲过来怒视着我，出列！
是！我赶紧向前跨出一步。
动动动，动什么动？谁让你乱动的？
我沉默。苍蝇走了，僵硬的关节也可以趁乱活动一下，这种身体解放的短暂轻松与呵斥带来的精神压力相互作用，令我悲喜交加。
才二十分钟你就受不了了？赵铁花逼视着我，就你比别人娇贵？
一瞬间，我欲乘风归去，或是一行白鹭上青天，可我归不了也上不去，我还得穿着解放胶鞋踩在滚烫且质地良好的水泥地面上羞愤难当。
全体延长十分钟！赵铁花回到指挥位置，第四名，因为你一个人动，大家都要陪着你多站十分钟！好好想想吧你，入列！
是！我后退一步，回到队列排面。我内心四海翻腾五洲震荡，堵得我几乎要爆炸。我想大声告诉赵铁花，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怎么处罚我都行，只要别连累别人可我不敢。就在昨天，同一个操场上，十队一个新学员因不满班长批评而公然顶撞，最后竟然和班长互殴起来。晚点名时队长警告我们，该新生已被退学并遣送原籍。我不想被退学。我向往军校，我的高考志愿填报的全是军校。成为一名军官是我多年的梦想。我曾无数次设想自己英雄主义的完美归宿：弹尽粮绝之后，我怀揣着写给深爱的姑娘——她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必须是个美女——的最后一封情书，然后拔出手枪扣动扳机，把最后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太阳穴。这个被我妈认为是脑袋让驴踢了才会冒出来的悲壮镜头无数次在我脑海里播放，每次都能令我热血沸腾。从军是大多数男人都曾有过的梦想，但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放弃或被迫放弃了这个梦想，而我做到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本身就是一个难度系数很高的梦想，所以我不能不珍惜。唯一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不再想如何杀身成仁的事了，我只想如何不再被赵铁花骂。
赵铁花训完我，又开始训汪奇。他似乎很喜欢训人，每天总要训我们无数次。
第五名，歪着脸干啥？平视前方！
我在平视，班长。汪奇答道。
谁让你说话的？我让你说话了吗？我叫你纠正动作，没让你说话！赵铁花冲着汪奇大吼，平啥平？平视，你的脸为啥还是歪的？
汪奇不回答了。停顿了几秒，赵铁花自问自答，噢，你的左边脸比右边的大一点。怎么长的？你吃饭是不是总用一边牙嚼东西？从今天开始，只许你用右边嚼！
来到军校之前，我觉得自己还算正常，甚至还挺聪明。然而从一九九二年夏末开始，我再也无法自以为是。赵铁花不断让我意识到，我过去十七年积累的一切生活习惯和生活经验都是低级、可笑、丑陋、愚蠢甚至是错误的。好像过去的十多年我全都白活了，什么也没学会。人类直立行走的历史已有数十万年，可那时我发现自己可悲到连站立都不会，更不用说达到赵铁花要求的“拔”的境界。
那时我不懂赵铁花为什么要用“拔”这个果断而热烈的动词来形容立正。直到有一天，我才突然明白了“拔”的真正意义。不是旱地拔，葱的拔，也不是拔苗助长的“拔”，那是种我在一秒钟之内长高了的感觉，是种让自己听到脊椎被拉长时发出的声响的感觉。我从前崇尚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脑袋、脖子以及四肢紧密团结在脊椎周围，有一股力量泉水般从脚底垂直向上持续涌动，搞得我像一棵不停生长的树。遥想当年，我曾苦玩魔方，也曾苦追低年级女生，终于在某天对齐了一面，或者捏了捏女孩的手（那时我们都比较害羞），可那种豁然开朗的兴奋，也远远无法与我找到“拔”的感觉时产生的狂喜相媲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可那又怎么样？美洲本身就是存在的，哥伦布发现不了还会有别的什么伦布去发现，而“拔”的微妙和感性只能靠自己去寻找，而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拔”起来的军姿看上去是那样舒服，它使躯干和四肢聚拢的状态变得自然流畅并最终演化为本能的举动，这绝对是一种境界。
我们七个人里头，最早会“拔”的是肖明。在这方面，肖明总是比我们强。赵铁花对他青睐有加，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原因就在这里。每训练一个新课目，肖明必定第一个被赵铁花叫出来给我们做示范。课间休息时，他也会独享被赵铁花叫去聊天的殊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赵铁花还多次拍过肖明的肩膀。
肖明真没白表现，我发现一条毛巾还挺划算的。你看，他现在成班长的红人了。休息时任小俊说。他最喜欢拿肖明说事，不过他也只能拿肖明说，因为只有肖明不在场。
我给你条毛巾，有本事你也表现一个我看看。汪奇白了任小俊一眼说。
我干吗给你表现？你以为你是谁？
就是，小俊别这么说，肖明积极训练，我们应该学习人家。白建生说，人家和班长是老乡，在一起聊聊也正常嘛。
白建生说完，猫一样地微笑着。我知道碳与一切生命有关，嫉妒与一切情感有关。仿佛我们共同喜欢一个女孩，可是她选择了肖明。这种时候，穆欣总是望着操场的尽头，充耳不闻，像一只深沉的鹰。彭子君就更不用说了，像只勤奋而羞涩的兔子，低头背诵永不离身的一百二十八开本袖珍版《简明英汉小词典》。
白建生你也够损的。汪奇还想说什么，哨声响了。我们飞跑过去，在赵铁花的指挥和烈日下成班横队集合，重新抖擞精神绷紧身体，迎接我们曾梦想拥有的磨炼或者煎熬。
无主之地
和现在相比，一九九二年的我们年轻得比较过分。我和汪奇最小，十七岁，最大的白建生也才二十岁。除了长些粉刺和偶尔跑马，我们没有脱发、痔疮、颈椎病和橘皮组织，也没有老婆，更不用考虑房子和转业，像结实饱满的子弹或者等待起飞的战机。那时互联网和手机对我们而言如同传说，这样一来，我们与别人相互注视和倾诉的可能性就更多，而那些缓慢的目光、表情和气息也更容易保存并供我回忆。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406宿舍七个人的铺位和窗外斜射进来的阳光。离开军校之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不知道我们睡了四年的架子床如今是否还在，或者谁睡在上面。但我知道阳光即使不是当年那一束，也必定有着同样的温度。
那时，我住在靠窗西边的下铺，那是我十七岁至二十一岁之间在地球上的坐标。我的上铺是汪奇，他胖而不喘，肥而不腻，皮肤光滑结实得掐都掐不住，宛如一头肥硕的河马。这头河马常常会写一些不知所云的诗，大部分用于言情——须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情诗还有些余热，能以墨水稿纸的成本，实现香车宝马的功能，去打动一些浪漫女子敏感、寂寞的心。我们对面的上铺是任小俊。在我的印象里，此人从来没买过卫生纸，拉屎时他会拿着别人的卫生纸猛用，每一条都超过他的身长。他一直对我占据了他曾经觊觎的下铺，而他只能每天爬上爬下耿耿于怀却无计可施。任小俊的下铺是肖明，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背条令和整内务。窗户对面是门，门西边的上铺是彭子君。彭子君是个极其腼腆的家伙，酷爱学习，讨厌说话，不想说的时候万吨水压机也很难压出他的一个语气助词，我相信我看到漂亮裸女时的脸都不会比他看到冷漠丑陋的服务社女售货员时更红。彭子君的下铺住着穆欣，后来的四年里，我跟穆欣一直同桌，到今天仍保持着坚固的友谊。穆欣的对面也就是门背后那张下铺住着白建生，他总是不停地在自己的黑皮小本上写字，然后在开班务会的时候打开。
赵铁花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而是和其他几个班长住在另一间宿舍，那间德高望重的宿舍被我们唤作“八宝山”。赵铁花不与我们同住的原因很简单：如果同住，即使他晚上去厕所，我们也会以为要拉紧急集合；而真要准备紧急集合的话，又容易走漏消息。看来为了折腾我们，他们的确是处心积虑。不过话说回来，班长们的做法无可厚非。班长们的责任是改变我们，我们的义务是被他们改变。刚入校的我们只是一堆本色的原料，而赵铁花们的任务是把我们铸造成毛坯，之后交付给军校车铣刨磨，最后作为成品发往部队，从而正式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我们在相同的时间做相同的事，在相同的地点训练相同的课目，穿相同的衣服上相同的课程，吃相同的食物拉成分基本相同的屎。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我们这批产品符合战争需要的规格、标准和通用性。
入校新训以来，《队列条令》规定的共同课目训练在我们身上逐项得到落实。不过，立正、稍息、跨立、停止间转法、脱戴帽、敬礼、齐步、正步、跑步等等这些在操场上进行的课目只是我们新训内容的一部分，还有很多课目，我们需要在宿舍里完成。每天从操场回到宿舍，我们有大约十分钟的休息时间，接下来的时间用来整理内务。十分钟如果撒泡尿的话时间还算充裕，如果拉屎的话时间就显得紧张，因为我们四楼厕所只有一个可用的蹲位，时常人满为患。前两天汪奇窜稀，好不容易等到一个蹲位，不料系绳式的军裤衩死活解不开。情急之下，汪奇果断拔出小刀将系绳割断，简直就是把脚下哧哧冒烟的手榴弹又扔还给敌人。汪奇尽管避免了一屁股屎的惨状，心理上却留下了严重阴影，自此对军裤衩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后来发给他的军裤衩他全都送给了我，连看都不愿再看一眼。
汪奇之所以急于把军裤衩解开，除了肚子告急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赵铁花正等着我们回宿舍整理内务，如果迟到，必定又是一顿臭训。当时，我们常常搞不清是我们在整内务还是内务在整我们。内务是个庞大的概念，如果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的规定来理解，它指的是我们这支军队的一切内部关系及其相关事务。但在实际的军事生活中，我们很少这样去使用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内务分为广义的内务和狭义的内务。前者是指与宿舍有关的一切整理、摆放、清洁工作，后者说白了就是叠被子。但我们一般不说“叠被子”，而说“整内务”，你如果足够聪明的话，把两个词分别读一千遍或许会明白其中微妙的差异。整内务是件十分挠头的事，那时我们最羡慕的是赵铁花那床洗得发白的军被，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给我们演示整内务时，那床摊开的被子上横贯两条平行的白色痕迹——那是他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用手掌反复打磨出来的。这床被子每个晚上和赵铁花肌肤相亲，每个清晨被赵铁花反复抚摸，于是它成了成熟的被子听话的被子贤惠的被子乖巧的被子。赵铁花的手只需翻动几下，这床柔软无骨的被子便成了一个斧劈刀削般的立方体。可我的被子呢？我的被子是崭新的、暗绿的、臃肿的，我压住此处，彼处就会翘起，像一条挣扎的鱼。我在赵铁花的指导下整内务，他说的道理我都懂，可问题是最终的造型常常连我自己都不忍直视。
和操场上一样，肖明的内务同样最好。放荡不羁的被子被他粗壮的小臂制服，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他会用他硕大的屁股压在被子上面。这些强制措施打消了被子的嚣张气焰，让它在短时间内变得驯服，像一个起初挣扎反抗，最终却屈从于山大王淫威的压寨夫人。也和操场上一样，赵铁花总是表扬肖明。赵铁花说，你们看看人家肖明同志，和你们一起入校，一起训练，人家吃得又不比你们好，睡得也不比你们多，为什么人家的队列走得最好，内务整得最好，公差勤务最积极？你们不看到差距是不行的，看不到差距就永远进步不了。你们得好好向肖明同志学习。
赵铁花可能没有意识到，表扬某人，往往意味着对没受表扬的大多数人的批评。肖明平时总要提前十分钟起床，第一次被学员队评为内务标兵后，改为每天提前二十分钟。起床后，肖明就开始整内务。肖明一整内务，整个架子床就地动山摇，被晃醒了的任小俊不高兴了。
肖明，你想表现我绝对不会拦着你，任小俊气鼓鼓地说，不过你总不能为了表现好就不让我睡觉吧？
肖明脸红了，第二天早上他还是提前二十分钟起床。起来后，他没有整内务，而是直接拿着扫把去打扫厕所，结果正好遇到了晨尿的队长，于是他又在全队范围内受到表扬。
第三天早上，肖明提前了半个小时起床，起来后却发现扫把不见了。我在被窝里听见肖明在嘟囔，咦，扫把呢？扫把扫把扫把……失去了扫把的早晨让肖明很失落。我看到他在床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摊开被子整了起来，于是又把任小俊折腾醒了。任小俊在上铺坐起来鸟瞰了肖明好几秒，肖明，你到底有完没完？想当班副也不至于这样！
肖明愣了，他停住手，轻轻地坐在床上，没了动静。静默了一阵，起床哨响了。我们跟电击了似的跳起来，因为如果我们没能准时起来披挂整齐的话，赵铁花极有可能会冲进来把我们的被子掀到地下。被掀过被子的有汪奇、任小俊和我。每次掀完被子，赵铁花都警告我们，下次再让他看到，我们就要去楼下找被子。不过后来的时间证明，他只是吓唬我们罢了。他很严厉，可是也很善良。
趁着我们穿衣服的当儿，肖明已经把被子整出了形，只待跑完步后回来再抠一遍——“抠”的意思是指当被子的基本造型出来后，用手指和手掌对棱角进行精加工的过程——军队的每一件事都充满了学问和术语，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法律条文中的章节条款项。仍以被子为例，叠被子、整被子、压被子、抠被子……这些术语间同样有着千差万别，即使你再聪明，念一千遍你也不可能分得清，想掌握这学问的唯一方法就是正儿八经地当一回兵。
那个早晨，我们乱哄哄地跑下楼，然后集合列队沿着楼前的马路跑步。校园被晨雾笼罩，四处都是此起彼伏的口号和汽锤撞击般的脚步声，听上去像一首重金属摇滚歌曲。跑步回来，我喘着粗气推开宿舍门，正好看见白建生从门后那张用来摆放雨衣、水壶、枕头、毛毯等携行物品的上铺（它的正式名称叫作公物床）上下来，手里正拿着刚才肖明四处寻找的扫把。看到我，他的脸忽地变红，他急忙挪开目光，提着扫把出去了。
肖明回到宿舍时，我们几个都忙着整内务，忽然听到背后的肖明说，任小俊，你是不是人？
正在上铺奋力整被子的任小俊扭身往下看，你什么意思？
你看你把我的被子弄成啥样了？
任小俊把脖子伸长往下看了一眼。我们都看到，肖明已经接近竣工的被子被摧残得没了形状，上面还有一个显然是来自胶鞋的脚印。
我告诉你，少冤枉人。任小俊瞪着肖明，我没动你的被子！
不是你是谁？你说啊！肖明刹那间竟然眼泪汪汪，与他伟岸的身躯极不匹配。用汪奇的话来说就是：他的眼里饱含泪水，是因为他对这被子爱得深沉。
我说什么我说？我哪知道？任小俊也急了，从上铺站起来，脑袋几乎顶到天花板，别人踩你被子关我屁事！活该！
以肖明的块头，他完全可以用两只手把任小俊抓起来扔到窗外，然而他不再吭声，抹了抹眼睛，弯下腰打开被子重新整理，看上去像一只善良的大熊猫。我想起了刚才白建生从公物床上取扫把的事，可我不能说什么，这让我觉得有点对不起肖明。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肖明粗壮的躯壳里包裹着一颗脆弱的心。
开饭哨吹响之前，赵铁花进来巡视了一圈。
肖明，你今天的内务质量有所下降啊。刚刚表扬过你，你可不能骄傲，听见没？
是。
你眼睛怎么这么红？出啥事了？
没事。
赵铁花把脸转向我们，今天白建生主动打扫水房和厕所，抢在了其他两个班前面，表现不错。大家都要像他这样，脑子里多想点事，眼睛里多看点活。
报告班长，我只是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白建生回答。
就是从那个早晨开始，我开始觉得迷糊。我知道，对于我不愿做也可以不做的事，我不用去做；对于我不愿做但不能不做的事，我必须去做。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真的搞不清哪些事我应当去做或者不做。
伯恩的身份
进入军校，我一直食欲大振，睡眠不足。在礼堂上政治课时，我总是处于半梦半醒之间。半梦送给了教员，半醒则用于对付赵铁花。这样一来，课后讨论时我就傻了，因为我记不得教员究竟都讲了些什么，只好低头不语，假装思考。
讨论的程序一般是先由赵铁花提要求，接着我们发言，我们说完后再由他做小结。我们面对面坐成两列，赵铁花则面门背窗地坐在队列尽头。刚开始赵铁花总是鼓动大家主动发言，结果除了白建生，大家都不肯主动。由于每次都是白建生头一个发言，后来赵铁花就不鼓动了，反正白建生会说。在这点上，肖明显然比不了白建生。白建生每次都拿着个黑皮小本侃侃而谈，大概在礼堂就写好了讨论提纲，因此发言十分书面，搞得汪奇总是笑。头一次因为笑，赵铁花还批评过汪奇，说汪奇你笑人家，那你来讲，看你是不是讲得比白建生好。
汪奇就不笑了。不出两分钟，他放了一个如泣如诉的响屁，结果全体笑翻。我不知道西点或安纳波利斯的老学员们遇到这种事该如何处理，反正赵铁花皱着眉头，却没批评汪奇。谁也不该因为一个屁而遭到指责。何况，我们也很难界定汪奇的屁究竟属于故意还是过失、事件还是行为，或者汪奇能否以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而进行抗辩。没过两天，赵铁花又因为汪奇在班务会上开玩笑而批评他，结果汪奇又放了一个响屁。我们这才明白，汪奇的屁招之即来，来之能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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