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其人其乐(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 詹姆斯•吉本斯•赫尼克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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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其人其乐试读：

悲观主义者、韵律散文大师古斯塔夫·福楼拜，曾力劝青年作家进行苦修以保证其艺术生涯的狂放。肖邦的狂放是一种精神上的狂放，是灵魂的苦痛与呻吟。鲜明粗放的冒险经历销迹于他的平常生活。他[1]的悲剧是源自内心的。这让我回想起莫里斯·梅特林克说过的话：“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远离血腥、哭泣与兵戈，因而人类的眼泪已经变得无声无息、无踪无迹，隐匿于性灵深处。”肖邦从波兰到法[2]国——从华沙到巴黎——最终长眠于拉雪兹神父公墓。他经历了生，经历了爱，也经历了死亡。生活之于他并不仅仅是危难、奖赏与对英雄事业的向往。他在自己的灵魂四壁内征战——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他的音乐中体会享受到。他为外人所知的人生经历并非风平浪静，其内在的情感世界更是充满惊涛骇浪；作为一个个体，沉默不语和深切不安都能为他的内心积蓄力量，一旦受到惊扰，狂暴的情绪便会倾泻而出。有些经历对他的性情和作品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早年时期的爱情，离别家乡，告别双亲的忧伤，华沙起义所带来的震惊，他对乔治·桑的热爱，他父亲和挚友马突津斯基的去世以及和桑夫人的决裂——这些都是他一生中的灾难。而其他一切在他在世羁旅期间都不值一提。肖邦虽不是像是福楼拜那样自傲又胆怯的隐士，却也过着超然的生活。因此他的艺术也是大胆而炽烈的。和李斯特不同，他很少探寻剧院之魅，也从未如他的女性崇拜者桑那样频频现身公众视野。他是弗雷德里克·弗朗索瓦·肖邦，作曲家，钢琴教师，也是顶尖的抒情天才。

近来，波兰钢琴家娜塔莉·雅诺塔再次就肖邦的出生日期提出了异议。据说肖邦于1809年3月1日出生在距离华沙6英里的热拉佐瓦-沃拉（Zelazowa-Wola）。这个地名有时也拼作Jeliasvaya-Vlia。乔治·桑[3]的女婿克莱辛格制作的肖邦坟墓浮雕和歌手卡塔兰1820年送给他的一块刻着“卡塔兰夫人送给10岁的弗雷德里克·肖邦”的表，这两件物品的真实性在权威人士之中仍有争议。肖邦的姐姐告诉卡拉索夫斯基，肖邦真正的出生年份是1809年，肖尔茨、斯文斯基和尼克斯也[4]都同意卡拉索夫斯基的观点。肖尔茨坚称保管肖邦心脏的华沙圣十[5]字教堂的记录中写明了1809年3月2日。据亨利·芬克回忆，1831年肖邦给他的老师埃尔斯纳写信时是22岁。1878年李斯特告诉尼克斯，卡拉索夫斯基所著的肖邦传记中记录的日期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雅诺塔的论述。根据她的证据，作曲家的出生日期是1810年2月22日，受洗日是同年4月28日。芬克将原文为拉丁文的洗礼证明书翻译过来，也在此作为引证。据说这份证明书是肖邦受洗的教堂出具的，其内容为：“上帝为证，2月22日，我为一个双名男孩弗雷德里克·弗朗索瓦举行浸礼，他的父母分别为法国音乐家尼古莱·肖邦及其合法配偶贾斯蒂娜·德·克日扎诺夫斯卡。他的教父母分别为弗朗西斯卡斯·格伦贝基和热拉佐瓦-沃拉伯爵夫人安娜·斯卡贝科娃，两人[6]均为音乐家。”在俄罗斯作曲家米利·巴拉基列夫的努力下，肖邦的出生地立起了一座纪念碑，于1894年10月14日揭幕，不过纪念碑上面镌刻的日期1810年是错的。雅诺塔的父亲是华沙音乐学院的创办者。她告诉芬克，波兰其他一些地方的纪念碑上同样刻着较晚的那个日期。

因为肖邦的父母都不是音乐家，我就不能从格伦贝基身上追溯线索。我们知道肖邦教母史卡贝克伯爵夫人不是一个音乐家，洗礼证明上的“音乐家”头衔在那时候可能是想体现一些褒扬的意思。而且波兰教士并不是一个明确的阶级。关于这一点，雅诺塔列举了更多证据：在她和我1896那年的争论中，她引述了热拉佐瓦-沃拉布罗洽夫教区现任神父别拉夫斯基的话；这位神职人员参阅了相关记录，认为1810年是准确的。沃西基的肖邦传和肖邦家属的说法却与之相左。在这样的情况下，雅诺塔依然坚持她的立场，虽然权威的说法并不支持她。

自尼克斯叙述详尽的传记问世后，所有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都引发了争论。他对肖邦的一切都十分确信，所以在注释里标注了那个错误的出生日期。也许这件事应该责怪的是作曲家本人；艺术家无论男女，都喜欢轻易遗忘自己的生辰，以此来变得更年轻又或是把此归咎于登记时候的疏忽。肖邦家族当然不可能在那么重要的事情上犯错！关于肖邦的祖辈，也存在着一团疑云——他的父亲于1770年8月17日出生于洛林的南希——这一年也是贝多芬诞生的年份。有人称他流着波兰人的血。肖尔茨称肖邦的父亲是一位波兰贵族的亲生儿子。这位贵族跟随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国王去到洛林，去掉了“斯佐彭”（Szopen），或“斯佐普”（Szop），留下了更像高卢人的名字肖邦。当弗雷德里克去巴黎的时候，他把名字从“斯佐彭”改成了肖邦，这在法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肖邦的父亲受邀于一位做香烟生意的同胞，于1787年移民去了华沙。他的父亲是那个时代传统的法国人，知书达理，亲切友善，比一般人更有涵养。他在1794年的柯斯丘什科起义中参加了国民警卫队。生意陷于停滞状态的时候，他只能去莱申基斯家族做家庭教师；有一个叫玛丽的学生后来为拿破仑一世所爱，成为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统治者瓦莱夫斯基伯爵的母亲。在热拉佐瓦-沃拉漂泊的日子里，尼古拉斯·肖邦寄居在史卡贝克伯爵家，做她儿子弗雷德里克的家庭教师。在那里，他结识了尤斯蒂娜克日扎·诺夫斯卡。她是一个落魄贵族，出生在一个拮据的家庭。他们在1806年结了婚，育有4个孩子：3个女孩，还有一个男孩弗雷德里克·弗朗索瓦。

在一个优雅博学，怀揣着波兰式政治情怀的法国父亲和一个可敬又怀有满腔爱国热情的波兰母亲的养育下，弗雷德里克成长为了一个机智、活泼、顾家的小伙子。肖邦从来都不是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却也没有那么孱弱，小孩子容易生的各种病似乎都被他躲过了。他从来都不是很多传记作者笔下那个脸色苍白、多愁善感、杞人忧天的幼童。有有力证据显示他是个生活愉快、懂得享受、钟爱恶作剧的人。虽然他的父亲从不富有，他们家搬到华沙后却一直过着安逸的生活。这是个繁荣的国家，老肖邦在华沙中学谋得教授一职。他的孩子们是在极致简约、优雅和充满爱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的母亲真是完美，正如乔治桑所说，她是肖邦“唯一的爱”。但我们之后就会发现，乔治·桑一直以来都很嫉妒这一点——她甚至对肖邦的过去也心怀嫉妒。他的姐妹们才华横溢又温柔可亲，总是宠着他。在尼克斯的传记中，他所有潦倒和困苦的部分都被删减了。

肖邦对音乐的热爱在早年初显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强烈地意识到了，于是请了教授小提琴和钢琴的波西米亚人沃伊切赫·日维尼来做老师。肖邦早年认识的朋友尤利乌斯·丰塔纳说，肖邦太早熟了，以至于在12岁的时候就有担当了。而这位朋友1869年12月31日在巴黎自杀了。1818年2月24号，肖邦在第一次音乐会上演奏了吉罗维茨的的一首协奏曲。这次他对自己的新领结很满意，于是天真地告诉他的母亲：“每个人都在看我的领结。”他的音乐天赋虽然没有像莫扎特那样夺人眼球，却也非凡卓著。这也让他和波兰贵族的关系更亲近了，并从那时起培养了对时尚社会的品味。在恰尔托雷斯基家族、拉齐乌家族、史卡贝克家族、波托茨基家族、卢贝茨基家族、康士坦丁大公和他的沃维茨卡公主的陪伴下，肖邦这个天才少年过着愉快的生活。之后他开始跟约瑟夫·埃尔斯纳学习作曲。这一期间所学的东西令其受益匪浅。埃尔斯纳看到了这是一个可造之材，精心教授，在保留肖邦个性的同时丝毫未扭曲他的个性。埃尔斯纳也受到肖邦的爱戴和尊[7]敬，肖邦曾从巴黎写信给他询问向卡克布兰纳学习的建议，并十分认真地接纳了他的建议。他曾这么说过：“师从齐维尼和埃尔斯纳，就算最伟大的音乐家也会从中受益。”

每个名人都会有一些轶事——人们喜欢把它叫做伟大音乐家的陈年旧事。在肖邦还是个婴孩的时候，他常常一听不到音乐就哭个不停，而莫扎特则对小号的声音异乎寻常地敏感。没过多久，这个波兰小伙的天赋就经常显现出来。另一则轶事则是关于他玩弄了一位犹太商人的故事。他总是神采奕奕的，和他纤弱的体格相比有些精力过剩。他是个模仿王，包括李斯特、巴尔扎克、波卡基，乔治·桑在内的很多人都觉得他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他和妹妹艾米丽亚一起写了一些喜剧。那个时候的他，总体看来，若说不上才思敏捷，至少是个聪明的家伙。从他的书信来看，他并不是聪明绝顶，虽然文笔生动活泼却缺少了很多文学修为。

肖邦用敏锐的眼光捕捉他人的怪癖并加以嘲讽。这种特质在他以后的生活里更显著了，简直成了他性格中独特、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也许正是这一点吸引了海涅，虽然他的嘲讽水平更高。

他这个时期的钢琴演奏已趋成熟精湛。与此同时，他已经开始尝试一些之后对音乐世界和键盘音乐具有变革意义的技巧和调性了。1826年，体弱多病的肖邦和他孱弱的妹妹一起被送到了矿泉疗养地——普鲁士西里西亚的德鲁伊。他拜访了名为维索洛夫斯卡的教母和弗雷德里克·史卡贝克伯爵的一个姐妹——雅诺塔指出，这里提到的名字与之前相左。这一年就这样过去了。1827年，他结束了在中学的常规学业，投入到了音乐中。这段时间，他常常去乡间，听着农夫的歌声和小提琴声，这为他打下了作为民族作曲家的坚实基础。1828年秋，他去了柏林，这段旅程给了他对于外部世界的一些体味。[8]

1830年，史蒂芬·海勒眼中的肖邦是苍白、体弱多病的，如同人们在华沙所说的“不会活很久”。这段时间一定是他人生的一个低谷期，因为他在柏林期间，精神状态一直都很好。他的妹妹艾米丽亚因为肺部疾病英年早逝，无疑弗雷德里克也是肺部疾病的易患者。他一直被亲友们告诫要扣紧大衣扣子。也许正如瓦格纳一样，生活中太多难以抑制的寻欢作乐和狂热幽默正是一个人的生命走向瓦解的迹象之一。比起书上所记载的时间，瓦格纳活得更久，而肖邦却在悲痛、失望的强烈感觉下屈服，折戟沉沙了。对一般感性之人的嗟叹蹉跎，他向来报以蔑视。他从不抽烟，事实上他也讨厌抽烟。在这一点上他的朋友桑和他截然不同。德·伦茨说过一件可悲的轶事：桑让肖邦拿火柴来点烟。“弗雷德里克，来根烟。”她命令道。肖邦遵从了她。菲利普·哈雷先生提到一封巴尔扎克在1841年3月15日写给汉斯卡伯爵的信。信中写道：“乔治·桑去年没有离开巴黎。她住在皮加勒路16号……肖邦一直在那儿。她只抽雪茄，不抽别的。”哈雷先生称信中有斜体。关于德·伦茨和他（所讲的）关于雪茄的轶事就这么些了！[9]

在这里，我想引述欧内斯特·纽曼《瓦格纳研究》一书中的内容。肖邦精神上的高昂状态总是和烦躁不安、极度抑郁的情绪交替出现。这一点和纽曼先生笔下的瓦格纳很是相似；“很少有人那么炙热地燃烧自己的一生。早年，他似乎总是和颜悦色，精力充沛。这就和海涅、尼采、埃米尔还有其他人被误认为身心健康的原因是一样的。在诸多天才们的一生中，总有一些可悲的异乎寻常之处。在有经验的人看来，风华正茂恰恰是一些神经紊乱的症状，是身体走向衰败的前兆。”瓦格纳一生都沉醉在大脑剧烈的运动中，这是一种症状，而非病症，对于肖邦亦然。但这在肖邦身上却还没有表现出任何凶兆。

在父亲的朋友亚罗茨基教授的陪伴下，肖邦前往柏林参加了一个重大的科学会议——在柏林的14天，充斥着难以抑制的欢乐。他们于1828年9月9日离开华沙，经过5天的长途跋涉来到了柏林。这是一段在悠闲中度过的旅行时光。这段时间内，肖邦”遇见了斯蓬蒂尼、[10]门德尔松、策尔特，还听了《魔弹射手》。他参加了会议，还嘲笑了一帮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也在内。回家途中，他们在一个叫苏莱胡夫的地方逗留。肖邦即兴演奏的波兰风情音乐太美妙了，以至于迟迟无法结束演出，“所有人都鼓掌”要求再来一首。而这也是肖邦的辉煌轶事中的另一则。塔诺夫斯基伯爵回忆道：“肖邦带着轻松的心情离开了华沙，满脑子有关名誉、幸福的念想。‘我口袋里只有20个银币，’他在笔记本里这么写道，‘但我现在却觉得自己比我刚才遇见的阿图尔·波托茨基还要富有；’除此之外，肖邦还满脑子诙谐幽默的想法，整个人平静而欢快；举个例子吧，‘希望你可以允许我把自己纳入你的朋友圈，——肖邦。’又或是‘期待一个可以对你表达友情的时刻，——小职员肖邦。’又或是，‘哦，我最亲爱的先生，我加入你的朋友圈实在是太兴奋啦。——一文不名的肖邦！’”[11]

这些书信充满着米考伯的幽默风格，也体现着肖邦爱开玩笑的性格。西科尔斯基讲了这个小伙在教堂即兴演奏的故事。他弹得太入神以至于把牧师、唱诗班和聚会的人群都忘了。

这两位旅者在拉齐乌亲王居住的波森逗留了几天后，于10月6日抵达华沙；在那里，肖邦私下演了几首。不管李斯特在《肖邦传》一书中怎么写，，这位亲王作曲家虽然一直对肖邦关怀备至，却从来没有出过一分钱来培养这位年轻的音乐家。[12]

胡梅尔和帕格尼尼于1829年到访华沙。前者是肖邦有过一面之缘并敬仰的人，后者是肖邦崇拜的人。《纪念帕格尼尼》一曲即便不是发表于这一年的，至少也应该是在这一年创作的。据说这首曲子首先是在华沙期刊《音乐回声》的附录里发表的，调性是A大调。尼克斯在他的书中写道，他从未见过这首世间罕有的曲子的副本。帕德[13]雷夫斯基告诉我，他有这首曲子的谱子，曲子本身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只有一些历史意义。我找不到更多关于波兰诗人尤利乌斯·斯沃瓦茨基的资料，他和爱伦·坡死于同一年——1849年。塔诺夫斯基声称自己是肖邦最亲密的朋友，还说自己的诗歌是肖邦灵感的来源。

1829年7月，在两位同伴的陪同下，肖邦开始了音乐之旅，第一站是维也纳。传统之旅在愉快中度过。这伙人游历了这个国家的大半部分——加利西亚、上西里西亚、摩拉维亚——这些地方相当于波兰的瑞士。7月31日，他们一行到达了奥地利首都。肖邦开始感受维也纳的艺术氛围，不再做井底之蛙。他的家庭生活是那样的甜蜜平静，这对他作为一个艺术家而言是有害的；在那里，他恃宠而娇，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个性中的阴性特质被养成了。维也纳的生活和华沙比起来更愉快，更自由，充满了无穷无尽的艺术氛围。他结识了艺术界所有值得认识的人。他在那个时期的书信也满是绯闻和对故人的描写。但他对这一时期所遇见的人的描写中所加入的小小挖苦，毫无诋毁之意，这足以证明这个年轻人是相当风趣的。著名的卡诺特纳托剧院的承租人加仑贝格伯爵对他十分客气，出版商哈斯林格也对他彬彬有[14]礼。他这时揣着自己写的《让我们携手同行》主题变奏曲。这段时间对肖邦来说可谓顺风顺水，他被要求开一场演奏会。在他人的劝说下，肖邦克服了自身的胆怯，于1829年8月11日在这家剧院举行了在维也纳的首演。他在斯坦牌钢琴上演奏了《作品第2号变奏曲》。他的《勇士舞回旋曲》已被宣布列为音乐会曲目，可是他的这部分谱曲还没写清楚，所以就即兴演奏了。演出大获成功，他又被请回了舞台。他的即兴演奏波兰曲调《科麦尔》和《白衣夫人》的一个主题段落激起了在座的人的巨大热情，于是连怨声载道的交响乐团也加入了他的演奏。虽然肖邦此次演出在力度上有点弱，但是报道还是一片赞美之声。他的风格为公众所崇拜，亦因原创被称道——对此评论家的眼睛是雪亮的——然而却有一位女士评论道“真可惜，他的外表太平凡了”。这句话传到了肖邦的耳朵里，令这位病态敏感的作曲家在片刻间难受至极；但和很多波兰人一样，他很好地掩饰了这种不快的感觉。

1829年8月18日，在首获成功后，肖邦在同一舞台上进行了第二次演出。这次他演奏了《勇士舞》。新闻报纸对他的作曲才华展开了讨论。有人说：“他弹奏得让人很舒服，不像外行那样尖锐。”“他的缺点是不遵守乐句开始时的重音记号。”那个时期的维也纳崇尚的是爆破式的重音和敲击式的钢琴演奏风格。有文章继续指出：“他演奏的时候如同一棵自由自在的树，年轻美丽，芳香四溢，硕果累累。因此，他在作品中尽可能地展示出了他难能可贵的个性。新的音型、乐段和形式在乐曲中展现。”这段经尼克斯翻译的极端尖锐的评论来自1829年8月20日的维也纳《剧院报》。我们不能怪罪评论者们泯灭的好奇心和预知能力，也不能怪罪他们墨守成规，拒绝新事物。半瘫痪的听觉器官过早地戕害了音乐评论家，使他们对新事物产生抵触厌恶的情绪。肖邦没有从任何一场演奏会中得到什么钱。

这个时期的肖邦常常因其轻盈细腻的触键和原创风格被提及。这让公众不再误会他只是一个学生。他写信回家说：“我弹琴的样子很受女士们的欢迎。”这种举止一直以来都深受女性观众的欢迎。肖邦的阴柔作风广为流传，这应该归咎于他演奏的范儿、性格脾气的反复无常和小傲慢。这个传闻很快就波及到他的音乐，于是这个半真半假[15][16]的传说就犹如野草般蔓延开了。当鲁宾斯坦、陶西格和李斯特弹到肖邦热情洋溢的乐段时，公众和评论家们都一片哗然。这些曲子透露的是转变了的了肖邦，转变后的肖邦作品充满男子气概。但这也是真正的肖邦。这个男人的举止是有一点女性化的，大脑却满是男人的阳刚，电力十足，灵魂也充满勇气。他的《波兰舞曲》、《叙事曲》、《谐谑曲》和《练习曲》需要强大的掌控能力，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层面的。

肖邦遇见了车尔尼。他对车尔尼的评价是“他是个好人，仅此而已。”车尔尼钦佩这位年轻钢琴家灵巧的双手，二次造访维也纳的时候特地还问他：“你勤勉依旧吗？”车尔尼的大脑是一个永不停歇的钢琴练习曲孵化器。而肖邦却喜欢把技术层面的问题和诗意融合在一起。像老教育家车尔尼这样的性格自然很难吸引他。他认识弗朗茨、拉赫那和其他一些名流，似乎还和一位受欢迎的年轻钢琴家莱奥波尔德内·布拉黑特卡逢场作戏过，因为肖邦提到过一首作品是表达离开伊人的忧伤之情。同年8月19日，肖邦和朋友们一同前往波西米亚，并在两天后到达布拉格。在那里他见识颇丰，还遇见了名声斐然的克连格，这人比莱比锡的雅大颂还有名气。肖邦和克连格彼此惺惺相惜。3天后这一行人来到特普利采，肖邦为贵族演奏了一场。8月26日肖邦抵达德累斯顿，听了斯波尔的《浮士德》并遇见了音乐指挥莫拉奇——就是1843年1月10日瓦格纳接替他成为指挥的那个莫拉奇（参见芬克的《瓦格纳》）。在布雷斯劳短暂逗留后，9月12日，肖邦又安全地回到了华沙。

这段时期，他和华沙音乐学院的一位学生歌手康斯坦莎·葛拉科斯卡坠入了爱河。尼克斯小心翼翼地描述着肖邦狂热的爱情和友谊——称之为“他生命中的一种激情”，同时认为爱情之于他如同打开生活之门的钥匙。在书信中，有足够多的证据证明他和提达斯·沃伊[17]奇夫乔斯基以及约翰·马突津斯基——他的“强尼”之间浪漫的友谊。这些信件好似出自患了相思病的少女之手。但这些却让我们看到肖邦性格的单纯；在生活的百般磨砺下，他萎靡不振了。命运让他从结识乔治·桑和她的一班侍从开始几经磨难。对这个敏感的人来说，巴黎式的幽默就已经够讨厌的了，更不要说重口味的那些了。可以用小泉八云的话来形容他：“每个多愁善感的男人都比女人更女人。”龚古尔兄弟曾说过：“女性中没有天才，女性中的天才是男性的表征。”肖邦需要一个出口来排解他的多愁善感，而钢琴只是他排解的一个通道。读他孩子气的胡诌烂漫之词让我们感受到最多的是搞笑。

维也纳之旅结束后，肖邦精神不振，身体状况欠佳。由于没有鼓起勇气向他爱慕的人表白，华沙成了令他憎恶的地方。他在纸上写下了对她的爱意，用琴声弹奏出了爱慕之情，却没能说出口。这里我们看到了肖邦与生俱来的优柔寡断，犹豫不决。这让我想起福楼拜《情[18]感教育》一书中的主人公弗雷德里克·莫罗。这时的肖邦意志消沉，因为他既没有勇气求婚，也无法飞离华沙。他的书信充满了自责，这些信一定激怒了他的朋友们，甚至令人厌烦。如同很多其他天才，肖邦从早年开始就一直被怀疑性精神病折磨，而研究他的人则说，这是一个“精彩的案例”。这种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是他事业上的碍脚石，也在他的音乐艺术中反映得淋漓尽致。

1829年10月，肖邦去了波森，在拉齐乌家深深地迷恋上了爱丽莎公主的才华和美貌。可惜公主早早地就去世了。乔治·桑注意到了肖邦容易在感情上沦陷，他可以在同一个晚上坠入爱河后又马上走出这段情感。一朵枯萎的玫瑰也可以让他蹙眉，亦可以让他反复无常地飞来飞去——显而易见这是一个纠结的年轻人。1829年11月，他演奏了作品第2号变奏曲。1830年3月17日，他第一次在华沙演出，选择自己的第一首f小调协奏曲中的柔板和回旋曲以及波兰音乐集锦作为他的音乐会曲目。评论说他的演奏太柔弱了——一直以来，这一[19]点都深受诟病——但埃尔斯纳、库平斯基和其他一些音乐家们都对他的演奏表示满意。沃尔夫说，华沙的人并不理解肖邦“真正伟大的地方。”身为波兰人，在这一点上肖邦自然大受公众欢迎，但他们却完全没有把肖邦作为个体来加以品味。一星期后，在评论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他开了第二场演奏会并弹奏了这首协奏曲中相同的片段——慢板乐章中，康斯坦莎·葛拉科斯卡通过音乐形象化——还有《勇士舞曲》和一首即兴曲。这场演出是成功的，两场演出下来，他从中获得了600美元，这在那时对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师来说不是一笔小钱。有人印了一首十四行诗来纪念他。在巴黎长大的钢琴家邓斯特热情地为他献上了香槟。他也因此举在钢琴演奏史上留了名。糟糕的是，奥罗拉斯基把肖邦的协奏曲主题演绎成了玛祖卡，并厚颜无耻地发布了这些作品。

一位音乐销售商竟然提出了购买肖邦肖像的要约，他拒绝了，这个要约对他来说是一个打击。他身体颤抖着说道，他一点也不想在奶酪黄油包装纸上看到自己的肖像。有一些评论热情洋溢，还有一些批评则一贯地荒诞。肖邦在写给提达斯的信中也同样狂放地抗议着，最后，他有板有眼地发牢骚道：“我再也不看别人怎么写我了。”这和很多艺术家如出一辙，声称不怎么关心报道评论却总在自己或对手音乐会结束后虔诚阅读评论。

肖邦听到亨丽埃塔·桑塔格唱歌的时候喜出望外。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位歌唱艺术的爱好者和鉴赏家。他建议年轻的钢琴家经常仔细聆听优秀歌唱家的作品。他仰慕钢琴家贝尔维尔和小提琴家利平斯基，只要他愿意，便可写出有模有样的评论。但是葛拉科斯卡却让他苦恼。“难耐的思乡之情”让他倍感羁旅异乡的惆怅。肖邦出席了葛拉科斯卡的首演，她在的帕埃尔的歌剧《阿涅塞》中饰演同名角色。他同时将有关歌剧重要功能的完整描述写给提达斯。肖邦写这封信时，提达斯正住在肖邦偶尔造访的私家别墅。

一怒之下，他想到了去柏林或是维也纳，可最终还是在打情骂俏后留在了华沙。1830年10月11日，在历经很多准备和情感曲折后，肖邦在华沙举行了第三场同时也是最后一场音乐会。他第一次在公众面前无序演奏了e小调协奏曲。第一乐章和后两个乐章按照那时的传统，由咏叹调隔开。之后，他又演奏了波兰曲调的《幻想曲》。葛拉科斯卡唱了一首罗西尼的歌，“穿着白裙，头戴玫瑰，美丽迷人。”肖邦这样描述她。他身上所表现出的所有细节都显明，他已深中丘比特之箭。“肖邦一定弹得很好。”他自言自语道。尽管自傲，他却总是谨慎地进行自省。在演奏会加演四重奏的时候，他的虚荣心和小女孩特质显露无遗。“相信昨天我一定是优雅地完成了演奏，因为布朗教过我怎么得体地做这件事。”这里，他说的并不是自己如诗般的演奏，而是自己对公众的鞠躬。如之前他对妈妈说他漂亮的领结一样，作为年轻人，他很注意自己的仪态。但这一切都是他身为艺术家的角色需要。试着挠挠艺术家，你会发现他们会像孩子般受惊。

无疑，康斯坦莎的歌声是美妙无比的。“她的低音B一出来就那么优美，杰林斯基说，单单这个音就值1000达卡银币。”哦，多么令人迷恋！1830年11月1日肖邦没有表白就离开了华沙，前往维也纳。又或者是他被拒绝了吗？历史没有给出答案。他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葛拉科斯卡，因为他再也没有回到华沙。那位小姐1832年结了婚——与其和前途飘渺的天才结合，她还是选择了一个更可靠实在的人——嫁给了约瑟夫·格拉博夫斯基，一个华沙的商人。她的丈夫沃德津斯基伯爵，据说还是一个浪漫的传记作者，最后失明了；也许和一个悲戚的钢琴家比起来，失明的乡绅更受欢迎。肖邦在1831年听说了这段爱情，自那以后，康斯坦莎的名字在他的书信中已无迹可寻。她的音容笑貌随着时间在他记忆中斑驳脱落。如果说她薄情寡义，他也是见异思迁，我们就不要再为这段恋情扼腕叹息了。为此，人们已经泪流成湖，墨洒成河了。

埃尔斯纳和一帮朋友陪着肖邦到了离华沙不远的沃拉。那里，华沙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唱了埃尔斯纳作曲的康塔塔。据卡拉索夫斯基回忆，宴会后，肖邦收到了一个盛满波兰泥土的银杯，并起誓无论到哪儿，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国家和朋友。肖邦满腹惆怅地离开了家乡、父母、朋友和“梦中情人”，告别了青少年时期。靠着仅有的武器——键盘和满脑子的优美音乐，走向了世界。

在卡利什·提达斯与他会合之后，提达斯陪他去了布雷斯劳，他们在那儿度过了4天。逛逛剧院，听听音乐。肖邦顶替一个双手颤抖的业余钢琴手，即兴演奏了他e小调协奏曲中的两个乐章。他们于11月10日到达德累斯顿，在那儿享受音乐。肖邦参加了克雷西格博士的晚宴，满眼尽是在音乐节目间歇用最可怕的方式持织针的贵妇们。他听了奥柏和罗西尼的歌剧，还有意大利小提琴家罗拉的演奏，并愉快地欣赏了大提琴家多曹尔和库莫的表演——他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大提琴这种乐器。伟大男高音的弟弟鲁比尼答应，如果他想来意大利的话会被隆重引荐。再一次看到克连格，他喜出望外。克连格告诉这[20]个年轻的小伙儿，他的演奏很像约翰·菲尔德。他还游览了布拉格，于十一月到达维也纳。在这里，他很自信会和之前的演出一样成功，结果却以失望告终。哈斯林格冷淡地接待了他并拒绝印刷他的变奏曲或协奏曲，除非他愿意将其赠与自己。肖邦与令人痛恶的出版商第一次打交道始于此，他把此作为他的座右铭：“付钱吧，你们这些畜生。”这是一条他严格遵守的信条。肖邦对于钱是很吝啬的。他有大量书信曝光音乐出版商的行径和诡计。“畜生”是他形容出版商最客气的用词了，“犹太人”是最频繁用到的责难词。总体来说，肖邦还是很波兰的。

肖邦非常想念好友布拉黑特卡一家，他们去了斯图加特。他本人的前途也不像以前那样看起来一片光明。除了不能保证有什么有利可图的合约之外，雪上加霜的是对他了解至深的提达斯因参加波兰起义，于11月30日离开了他。他这个时期的书信反映了精神上的愤怒和对家人安全的忧心。他已经一千次地想背弃自己的音乐理想，奔赴波兰为祖国而战，却迟迟没有这么做。他的优柔寡断——不是懦弱——对我们却是有益的。他把自己的爱国热情、愤怒和英雄主义注入到了他的波兰舞曲里。因此我们得到了这些作品，而不是成为了黑眉俄罗斯人靶子的肖邦。肖邦在精神上是勇敢的，我们不要对他精致到不可思议的人格构成吹毛求疵了。他写信给双亲和马突津斯基，这些信件并未透露出绝望——至少他的父母是这么想的。他假装很快乐并对未来充满希望，因为他完全由父亲供养。康斯坦莎的消息让他倍感欣慰，他于是决定去意大利。但是1831年初的起义却让他去了法国。马尔法蒂博士对他很好，也很鼓励他，在那里肖邦参加了很多社交活动。这段时间的书信非常有趣。他听了莎拉·海内费特的演唱，也听到塔贝格演奏了自己协奏曲的一个乐章。塔贝格比肖邦年轻3岁，已经很有名了。肖邦却并不欣赏他：“塔贝格虽然很有名，却不是我的菜……他演奏强音和弱音时靠的是踏板而不是双手；弹奏十度音如同我弹八度音那么轻松，还佩戴镶钻铆钉。”

在肖邦看来，塔贝格不仅仅在音乐上太技术化了，还是一个成功的犹太人。这激起了肖邦诗人的一面和波兰人一面的抗拒。

胡梅尔拜访过弗雷德里克，我们却没有听到他对这位前辈以及他的音乐的任何评述。考虑到肖邦或多或少继承了胡梅尔的风格，不禁令人心生疑惑。也许正因为肖邦借鉴了胡梅尔的风格，所以他才保持[21]沉默。正如瓦格纳借鉴了梅耶贝尔的《新教徒》，所以才不喜欢他。肖邦听了阿罗伊斯·施米特的演奏，用海涅式的幽默呢喃道：“他已经过了40岁，却写着80岁那么老的曲子。”这些话来自一封给埃尔斯纳的信。有时候我们的肖邦会出乎意料地挖苦别人。他认识小提琴演奏家斯拉维克，大提琴家默克和所有的音乐出版商。1831年的4月，他现身于加尔西亚-维斯特丽丝女士的一场演奏会上。同年6月举行了一场自己的音乐会。那场音乐会上，他一定演奏了自己的e小调协奏曲，因为音乐报纸上对此有所提及。在此期间他学习了很多。1831年7月21日离开维也纳前，他经历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彻底挫败的探访。

肖邦拿到去伦敦的护照，上面写着“允许经过巴黎和伦敦，”他还从俄国大使馆获准去慕尼黑。霍乱给他添了一些麻烦，因为他必须拿出健康证明，不过最后他也解决了这个麻烦。有一个浪漫的故事是说“他只是途经巴黎”，在几年后的报道中，他曾说过，这段经历无情地蹂躏着他敏感的内心。在慕尼黑，他演奏了他的第二协奏曲并大受欢迎。但是他没有在巴伐利亚的首都逗留，急急忙忙地跑去了斯图加特。在那里，他听闻1831年9月8日华沙被俄罗斯占领的消息。据说这是伟大的作品第10号c小调练习曲的起源，这首曲子有时候也叫《革命》。肖邦在1831年12月16日的信中声称：“这一切让我感到无比痛苦——谁能够预见这一切！”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我没有回去，妈妈会多么欣慰。”塔诺夫斯基伯爵在回忆录里印刷了据说是肖邦自己保留的日记里面的一些片段。根据这些证据，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有多愤怒。这里有几个例子：

我可怜的父亲，我最亲爱的人！也许他们正忍受着饥饿？也许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来给妈妈买面包了？或许我的姐姐妹妹们已经在俄罗斯军人的怒气下沦为受害者了？哦，爸爸，难道这就是你年迈时的慰藉？妈妈，我可怜的正在经历磨难的妈妈，难道你活得比你的女儿长久就是为了这个？

我这里没有被占领！却两手空空！有时候我用钢琴表达我的呻吟、磨难和绝望！哦，上帝，动摇大地吧，吞噬本世纪的人类吧！让最残酷的厄运降临法兰西吧，他们根本就没有向华沙伸出救援之手。

这些书信听起来都有一些滥情，一点儿也不像肖邦。

他没有回到华沙，却在9月末启程去了法国，并于1831年10月上旬抵达。波兰的沦陷虽然使他更加远离祖国，却也将他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唤醒。正如李斯特所说，这次旅程“决定了他的命运”。肖邦到巴黎那年22岁。

[1] 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剧作家、诗人、散文家，19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 法国巴黎市区内最大的墓地，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墓地之一，有许多名人葬在此地。

[3] 奥古斯特·克莱辛格（Auguste Clésinger，1814-1883），法国雕塑家、画家。

[4] 这4位都是研究肖邦的著名学者。

[5] 亨利·西奥菲勒斯·芬克（Henry Theophilus Finck，1854-1926），美国音乐评论家。

[6] 米利·阿列克谢耶维奇·巴拉基列夫（俄语：МилийАлексеевичБалакирев，1837-1910），俄罗斯钢琴演奏家、指挥家和作曲家，“强力集团”成员之一。

[7] 弗里德里希·卡克布兰纳（Friedrich Kalkbrenner, 1785-1849），德国钢琴家、作曲家。

[8] 史蒂芬·海勒（Stephen Heller, 1813-1888），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

[9] 欧内斯特·纽曼（Ernest Newman, 1868-1959），英国音乐评论家、音乐学家。

[10] 《魔弹射手》，C.M.von韦伯创作的3幕歌剧，又译《自由射手》。1821年在柏林首演，剧本由F.金德根据德国民间故事编写。剧情是护林人马克斯与林务官之女阿加特相爱，但他必须在射击比赛中获胜才能升任林务官并和阿加特成婚。已将自己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护林员卡斯帕尔为了换取自己免受惩罚，企图使马克斯成为他的替身。马克斯在第一天的比赛中不幸败北，他受卡斯帕尔的引诱，不惜去狼谷向魔鬼索取魔弹。

[11] 米考伯，狄更斯笔下的虚构人物。在贫穷和债务的苦海中载浮载沉，几经没顶，身世悲惨而又滑稽。他们始终乐观，快乐的活着，并不为负债而烦恼着。而且始终深信，那美好的一天终会降临。

[12] 约翰·尼波默克·胡梅尔（Johan Nepomuk Hummel, 1778-1837），奥地利作曲家、钢琴家。

[13] 伊格纳西·简·帕德雷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 1860-1941），波兰钢琴家、作曲家、政治家。

[14] 《让我们携手同行》，莫扎特《唐璜》主题变奏曲。

[15] 安东·鲁宾斯坦（Anton Rubinstein, 1829-1894），俄罗斯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

[16] 卡尔·陶西格（Carl Tausig, 1841-1871），波兰钢琴家、作曲家。

[17] 强尼，约翰的昵称。

[18] 《情感教育》的第一稿写1843至1845年，但福楼拜并不满意，将它束之高阁。小说的副标题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

[19] 卡罗尔·库平斯基（Kraol Kurpiński），波兰作曲家、指挥家、教育家。

[20] 约翰·菲尔德（John Field）,爱尔兰著名钢琴家，作曲家，首创了夜曲体裁。

[21] 贾科莫·梅耶贝尔（Giacomo Meterbeer），德国作曲家。二登峰造极

以下是尼克斯叙述的肖邦接下来18年生命之旅的行程：从巴黎蒙马特大道27号到安廷街的5号和38号，再到亚琛、卡尔斯巴德、莱比锡、海德堡、马伦巴、伦敦、马略卡岛、特朗切特街5号、皮加勒街16号、奥尔良广场9号，再到英格兰、苏格兰，又一次到奥尔良广场9号，然后到夏乐街和旺多姆广场12号，直到最后长眠于肖邦最后的安身之处——拉雪兹神父公墓。也许我们会觉得肖邦的个性虽然不至于不羁，却也是不安分的。在往后的日子里，他无法在一个地方安顿的特性给自己烙下了疾病的烙印——肺病患者经常如此。

1831年的巴黎，到处洋溢着文艺气息的巴黎，对于文化爱好者来说，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城市之一。欧洲知识分子终日沉浸在激情灼热的浪潮和浮华之风中，其中也包括领军人物——浪漫主义王子维克多·雨果。紧接着的亨利·海涅——跨越莱茵河离开德国的海涅——笔尖沾满了蜂蜜和苦胆的海涅，在同一个对句里一边嘲讽一边悲叹。古典主义的新星似乎已经浮出。在诸多天才中互相较劲的还有戈蒂埃、舒曼等人。所有的作品都浪漫，梦幻而热情。年轻的人们听到月光唱出了银白的色调——曾记否？德·缪塞！——树叶沙沙作响敲击着恋人的心跳。“和灰胡子一起走吧，”他穿着猩红色背心呐喊[1]道，所有法国人都鼓掌呼喊“埃尔纳尼”。可惜的是这个浪漫主义婴孩因智力贫血夭亡了，留下了自伯里克利的雅典城以来最有才华最惊艳的遗产——一群天才的记忆和作品。1848年，法国革命始于草[2]根底层。回望过去，福楼拜满怀心酸地凝视着迦太基，写下了法国资产阶级的史诗。佐拉之流陷入了道德困境，世人开始对他们感到厌倦。之后，淡淡的浪漫主义褪色之花渐渐载入史册，各种微妙的说法和和谐之美淡出了人们的回忆。柏辽兹，发疯地带着燃烧着的锁链的[3]艾克托尔，他的管弦乐仿佛一股清新的空气，振兴了瓦格纳和李斯特的创作，然而他自己却开始变得华丽、空洞、肤浅。即使到今天也难以将“这只巨大的夜莺”分门别类。毫无疑问，他拥有浪漫的气质。拿他和舒曼还有真正顶尖的浪漫主义大师相比，他的音乐从音色，气息和精彩程度来看从来没有真正构成过浪漫的主题。

在我看来，柏辽兹是一个被夸大的大师。他的管弦乐在技术上是卓越的，但是他的音乐却没有进入我的灵魂。它刺透我的神经，满足无形、奇异、庞大的感官追求，却有些离奇，如同某种史前巨鸟，可怕的翼龙瞪着眼睛，有着恐怖的鼻子和可怕的尖叫声。柏辽兹和波德[4]莱尔一样，有令人不寒而栗的力量。如约翰·阿丁顿西蒙兹所写：“古典主义之虚伪，浪漫主义之痉挛都会被时代抛弃。这个时代的诗人们既无法再对希腊的帕那索斯山顶礼膜拜，也不能满足于机械呆板的照抄照搬。艺术家们在日光下逍遥地漫步。”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位波兰魔术师为病态巴黎饥渴的灵魂蒸馏灌糖艾草——这甜蜜中夹杂着愤怒的毒药之前。

由于肖邦的才华，他被惊如天人，很快就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想想这位初来乍到者所结实的人物吧：

——雨果、拉马丹、拉梅内。啊！在《一个信徒的话语》中那些困难的日子是多么受恩膏膏抹啊。

——夏多布里昂、圣西门、梅里美、戈蒂埃、李斯特、维克多·[5]古桑、波德莱尔、阿里·谢弗、柏辽兹、海涅——海涅总是调侃这个波兰小伙，对他的缪斯“大笑女神”问长问短：“她是否一直用她的银色面纱遮住一绺绺飘逸的绿发，诱人地卖弄着风情；白胡子老海神是否一直滑稽地爱恋追求着这个淘气的侍女？”

——德·缪塞、德·维尼、罗西尼、梅耶贝尔、奥柏、圣-伯夫、[6]阿道夫·诺里、费迪南·希勒、巴尔扎克、大仲马、海勒、德拉克洛瓦（画家中的雨果）、米什莱、基佐、梯也尔、聂姆策维奇和密茨凯维支这些波兰诗人和乔治·桑。

他们都是巴黎艺术和文学的精髓。

李斯特所写的传记《肖邦传》一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描述的是老佛爷街的一个夜晚，作品充分展现了匈牙利人的文学天赋和遣词造句能力。我对描述肖邦公寓的那段“措手不及的入侵”十分着迷，它有一种令人渐入佳境的作用。在李斯特的梦幻之笔下，房间的独特陈设栩栩如生地跃然读者眼帘。更值得玩味的是他的另一番评论：“如同在一道甜点中，糖霜覆盖了水果的甜，精英的恩宠也被糖渍覆盖了……肖邦对此肯定大为不满！”虽然在肖邦死后，李斯特试图把肖邦理想化，但对我们来说，他却是这个时期的肖邦最可靠的见证人。

肖邦在李斯特眼里是完美的，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有关肖邦的缺陷的记载。这个波兰小伙疑心重重，容易被激怒；他不喜欢民主，事实上，大多数人都令他目瞪口呆。他不能征服公众的另一个原因是[7]纤弱的体格。塔尔贝格却可以做到；他贵族般的气质，沉稳而大气，优美的触键和美妙的演奏技巧赢得了观众的心。李斯特从不摧眉折腰地讨观众欢心。我至，我见，我征服。这些肖邦都知道，他也知道自己的弱点并试图克服它，却以失败告终。这也是这个过度敏感的人人生中另一种幸之不幸。

李斯特提及的第一件关于肖邦的轶事，就是一次晚饭后，肖邦遭鲁莽施压而拒绝演奏的事。肖邦给出的理由是：“啊，先生，我吃得太少了！”即使主人蠢钝至极，我们也不能否认这反驳很无礼。[8]

肖邦会见了奥斯本、门德尔松、小提琴家白洛特和大提琴手法兰肖梅——门德尔松真的很喜欢肖邦，而法兰肖梅则和肖邦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并经常与他一起演奏二重奏，还写了g小调大提琴奏鸣曲给他。他拜访了当时的头牌钢琴家卡克布兰纳。肖邦新奇惊人的演奏令卡克布兰纳感到困惑。听了赫兹和希勒后，肖邦并不惧怕为他演奏e小调协奏曲。在他写给提达斯的信中，肖邦告知了这次见面的全部内容；“你是菲尔德的学生吗？”卡克布兰纳提问道。他评论说，肖邦的演奏有克拉默的风格和和菲尔德的触键。当时还没形成一个标准用以评估这种新的演奏风格，卡克布兰纳只能参照他所熟知的人考量评估肖邦的演奏。之后他恳求肖邦做他3年学徒——只有3年！——不过埃尔斯纳却写信恳劝肖邦不要冒这个险，因为这有可能影响到他的原创风格。事实上肖邦参加了卡克布兰纳的教学课程，却很快退出了。因为在这个傲慢、吝啬的钢琴家这里，他实在学不到什么。希勒所讲述的门德尔松、肖邦、李斯特和海勒如何在意大利大道上戏弄这个暴躁的老家伙的故事值得一读，即便那并非完全真实。然而，尽管肖邦讨厌老家伙老生常谈的方式，却钦佩他成熟的技术。海涅曾说过——或者说曾引述过科雷夫的话——卡克布兰纳看起来就像是泥地里的夹心糖。尼克斯认为肖邦可能在技术上汲取了卡克布兰纳的一些经验。在公众场合，肖邦对自己的造诣是十分谦虚的，认为自己全靠自学。“我不会开创一个新的流派，因为我不了解以前的流派。”他说道。他音乐中所缺少的循规蹈矩既是一种力量，也是一个弱点。而事实上他技术上的导师是胡梅尔。

他于1832年2月26日在巴黎首次出演了e小调协奏曲和一些比较短小的作品。虽然卡克布兰纳、白洛特还有一些其他音乐家也出演了，肖邦却是当晚的主角。这场音乐会没挣什么钱，观众大多是波兰的达官贵族。门德尔松不喜欢卡克布兰纳，对他傲慢地要求肖邦随他学习的事情感到很愤怒，并“愤怒地鼓起了掌”。“这事以后，”希勒写道，“再也没有人评论肖邦技术欠佳。”有关他的评论都是一片叫好。1832年5月20日，肖邦参加了莫斯科亲王组织的慈善音乐会。他在巴黎社交界大受追捧。他在写给提达斯的信中提到，他的心如同切分音一样跳动，对各种阿谀奉承、令人激动的社交活动和快节奏的生活很是兴奋。但在信中，他还是对提达斯感性地表达了一番，并在巴黎祝他安好。[9]

与驼背钢琴家皮克西斯养女弗朗西拉·皮克西斯的一次无足轻重的暧昧却引发了老皮克西斯的嫉妒——这情景被肖邦残酷地模仿了一遍。肖邦对此感到高兴，因为他只是在玩微妙的恶趣味。“你怎么看这件事？”他写道，“我是个危险的勾引者么！”卡拉索夫斯基回忆道，他在巴黎写给双亲的信不幸在1863年9月19日被驻守华沙的俄兵烧毁，与之一起焚毁的还有阿里·谢弗为他画的肖像还有他的第一台钢琴。损毁的信件是难以弥补的。卡拉索夫斯基看到过一些信件，说它们承载着淡淡的忧伤。尽管在艺术上肖邦是成功的，但是他需要钱，并开始重新考虑他筹划过的美洲之行。幸运的是他在大街上遇见了瓦伦丁拉齐乌王子，并被说服去罗斯柴尔德晚会演奏。从那刻开始，他的前途一片光明。因为他能够保证有学生付学费给他。尼克斯这个刨根问底之辈查明了故事真相，发现它是建立在子虚乌有的浪漫之上的。虽然这是肖邦的陈年旧事，李斯特、希勒、法兰肖梅和索文斯基却表示闻所未闻。

在这样一个意气相投的艺术氛围里，肖邦必然在精神上和音乐上大大拓宽了视野。他到处走动，和贵族们亲密交往，这毫无疑问地影响到他的作曲。他在变得国际化的同时也更做作了。有一段时间，他一度泡在芳香优雅的沙龙氛围里，这差点毒害了他的天赋，让他忘却更崇高的志向。幸运的是，生活这个“超级雕塑家”打断了这些安逸，生活的磨砺改变了他的性格，他写的乐句开始变得更具悲剧性、更宽广、更激情。1832年到1833年，他和希勒、李斯特、赫兹、奥斯本频繁地出席公演和私演。

琴坛总有一些竞争。肖邦、希勒、李斯特沉浸在友谊赛中。每每尝试波兰音乐，肖邦总会成为赢家。他很喜欢模仿他的同僚，特别是塔尔贝格。阿道夫·布里松说起桑、肖邦和塔尔贝格聚会的轶事：马蒂亚斯说，桑小姐“像喜鹊一样喋喋不休”。肖邦赞扬塔尔贝格恢宏精湛的技艺后，塔尔贝格也出于礼貌一连回敬了很多话。无疑，塔尔贝格把这个波兰小伙的赞扬当真了。可是在背后，在键盘上肖邦却嘲[10]笑他。这时肖邦才告诉桑自己的学生乔治·马蒂亚斯说的话：“他真是个傻瓜。”塔尔贝格施尽所能予以报复。在肖邦的一次演奏会后，他一路咆哮回家，让希勒大为震惊。在回答为什么这样做时，他狡猾地说，音乐会整晚听到的都是弱音，他需要一个强音！

肖邦从来都不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忠实拥护者。这场运动所蕴含的浮夸，错置的湍流激情和对教会、国家、传统的冲击搅扰着这个波兰小伙。这段时期的噪音、喧闹和沽名钓誉让他寒心、厌恶。他希望自[11]己是波兰的乌兰德，却反对当红的偶像，也不愿意在阴沟里跋涉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不是一个战士，然而人们回顾上半个世纪的喧嚣时却发现是他发出了自己的微弱之声，那声音不是那个时代文艺青年煽动式的咆哮，而是诗人般的金嗓子。李斯特影响、激励着肖邦，但肖邦也对李斯特产生了很多有益的影响。读一读舒曼，我们会发现1834年肖邦去亚琛参加了下莱茵河音乐节，在画家沙多那里遇到了希勒和门德尔松，并奉上了精彩的即兴演奏。希勒这么写道，在回家前，肖邦和希勒拜访了科布伦茨。

尼克斯教授是个深藏不露的幽默之人，他的幽默很少喷涌而出。他评论道，“肖邦的朋友马突津斯基来巴黎定居，这一定让他感到满意。因为他太需要一个人在自己怨声载道的时候倾听他。”这个典型的典故也在肖邦对待乔治·桑的态度中得到了印证。在一个独立的章节中逐字逐句泄露了她的私隐后，他在结尾处庄重地承诺他的作品不“做出任何论断，因为现有证据不允许我这么做。”这真是有趣啊。

当我1896年在拜罗伊特遇到这位传记作家时，我告诉他我很欣赏他的作品，并表示这部作品对重塑肖邦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尼克斯教授和蔼地凝视着我——他极其友善，酷似学者——评论道：“你不是唯一这么说的。”也许他正想着很多求助于他的人，因为他手上有关于肖邦的一些文件。但尼克斯却在1888年在卡拉索夫斯基、李斯特、舒曼、桑和其他人的基础上写了更多，撰写《肖邦传》注定是一件会一直持续下去的事情，因为自1888年以来，已有大量文献撰写肖邦，也有很多推测。

在那些和马突津斯基在一起的日子里，肖邦更高兴了。他诚挚地爱着他的祖国，尽管总是调侃自己的同胞，却也还是喜欢他们的。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奢侈的人，也总是资助着波兰同胞。1834至1835年之后，他作为钢琴家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活动开始减少。他总是不被理解，也没有受到理应得到的追捧；在一次音乐学院的音乐会上，他演奏了他的f小调协奏曲小广板却遭冷遇，这令他很恼火。尽管如此，1835年4月26日，他还是出现在阿柏内克的慈善音乐会上。报道一片叫好。可是随着一次次的公开演出，他的怒火也越来越旺。这段时间，他认识了贝利尼。他对贝利尼多愁善感的旋律有一种特殊的偏爱。

1835年7月，肖邦在卡尔斯巴德见到了父亲。然后他去了德累斯顿，之后又去莱比锡私下为舒曼、克拉拉·威克、文策尔和门德尔松演奏。舒曼对着肖邦滔滔不绝，但肖邦却从未回报舒曼的友善。返回巴黎的路上，肖邦参观了海德堡，在那里他看到了他学生阿道夫·古特曼的父亲，并在10月中旬来到了文明世界的首都。

这段时期，身在德累斯顿的他满脑子都是关于爱情的事儿。1835年9月，肖邦遇见了他的老同学，乌金斯基家族的人，他们曾在他父亲的学校学习。他爱上了他同学的妹妹玛丽亚·乌金斯基，还和她订婚了。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那段时间他淡忘了巴黎，也忘却了自己的抱负。他沉浸在自己编织的一个短小的美梦里，梦想着结婚，梦想着安顿在华沙附近，教教书，作作曲——活跃的艺术家大都偶尔会寻求安逸的梦，这种梦安慰着他们，让他们真以为在喧闹世界中有一个桃花源。

可是，这一次神明又为了音乐的缘故中断了这场美梦。女孩的父亲因为肖邦的职业和社会地位反对他们在一起——那个时期身为钢琴家的肖邦和帕德雷夫斯基家族在社会地位上还是有所不同的——虽然女孩的母亲非常赞同这段浪漫的爱情。乌金斯基家族是贵族而且很富有。1836年夏天，肖邦在巴伦马再次遇见玛丽亚。1837年，他们的婚约取消了。后一年，这个见异思迁的美人儿嫁给了肖邦教父弗雷德里克·史卡贝克伯爵的儿子。由于婚姻失败——也许是因为她弹了太多肖邦的作品——随即又离婚了，之后她又嫁给了一个叫做奥齐思泽斯基的人。乌金斯基伯爵写了《三篇关于弗雷德里克·肖邦的小说》。他在书中断言他的妹妹1836在马伦巴拒绝了肖邦。

肖邦却在这次打击中振作起来。他回到巴黎，并于1837年7月在[12]卡米尔·普莱耶尔夫人和斯坦尼斯瓦夫·科兹米安的陪同下第一次游览了英格兰。他在那边仅短暂停留了11天。他的肺病也是从这时开始的。肖邦由卡米尔引见给弗里茨先生，在钢琴制造师詹姆斯·布罗德伍德家演奏；但在那里的演奏却和他自己的风格大相径庭。他的音乐为业余爱好者所赏识，然而收到的专业评论大多是负面的。

与乔治·桑的风流韵事是出于一些险恶的动机，我们现在第一次[13]谈到它。本着尊重哈多先生的精神，我不能把它叫做私通，因为这并不是庸俗意义上的事情。肖邦也许真的很小气——这是男性艺术家的通病——但他在言语或行为上却从来没有粗俗过。在遇见她之前，他不喜欢“眼神阴郁的女人”。尽管乔治·艾略特、马修·阿诺德、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夫人等人认为她是个受了伤的圣人，她的名声却并不好。哈多先生愤怒地否认任何对肖邦和奥罗尔·杜迪凡（乔治·桑的本名）不寻常关系的捕风捉影。如果他真的相信同时代人都在信口开河，而那个女人的话是可信的，那么就让这位评论家待在他自己的乌托邦里吧。苏格兰女王玛丽也有她的梅兰内；桑为何不能有一个自己以外的人为她的一生辩护呢？我并不是愤世嫉俗才故意这样说，我也不想再仔细讨论那些被翻来覆去八卦遍了的浪漫情节了。理想主义者会把此看作灵魂的结合。而现实主义者——也就是1837年到1847年间在巴黎记录记叙这件事的一大帮人——把此看作八卦。而真相则是介于两者之间。

神经质的肖邦遇到了推崇一妻多夫的桑。尽管她极富天赋，却是一个践踏所有社会道德公约的女人。肖邦虽然起初有些反感，但最终还是臣服于她的殷切热情之下。她比肖邦年长，所以可以以母性关怀掩盖她的真实目的。与肖邦相比，她在智力上更胜一筹，也更有名望——肖邦在许多人的眼中不过是个钢琴家——于是桑就这样用她的吸引力得到了她想要的男人。

在巴黎，充满艺术氛围的巴黎，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李斯特对为他生儿育女的阿古伯爵夫人科西玛·冯·彪罗·瓦格纳倍加保护。巴尔扎克——巴尔扎克作为波拿巴和拜伦的集大成者，海盗和诗人的集合体——看似过着圣人的生活，但他最细心的学生，子爵斯佩博埃尔什·德·洛旺茹尔——这显然是个巴尔扎克式的名字——却告诉我们一些不同的故事；古斯塔夫·福楼拜，鲁昂的苦行巨人，和路易莎·柯蕾夫人有过一段风流韵事。柯蕾是一个平庸的作家，模仿桑的作品。据埃米尔·法盖回忆，除此之外，福楼拜和阿古伯爵夫人，这个法兰克福的犹太女人也有染。大家都叫她“丹尼尔·斯特恩”。他们之间的关系从1846年一直持续到1854年。这之间有一个关乎善恶另一面的媒介，尼采会把它说成是道德体系的重塑。弗雷德里克对这段关系表示谴责，因为理论上他是个天主教徒。难道他从没有反感李斯特和其同伴在他不在时拜访他的公寓吗？事实上，肖邦应该被称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模范。在罗马天主教的精心熏陶下，他死去的时候，皈依了天主教。除了桑这段插曲，肖邦一生并未离经叛道。他痛恨庸俗并试图向父母隐瞒这段痴情。

虽然这种亲密关系发展到最后带给人无可避免的忧伤和心痛，但这段关系却无损于这对情侣的艺术作为。肖邦必须有人来照顾——他需要照顾——他在这个光芒四射的法国女人的社会关系中大放异彩：他最好的作品可以追溯到诺昂和马洛卡岛时期。桑自己也受益于这段关系。1833年，和阿尔弗雷德·德·缪塞痛苦地分开后，她一直很寂寞。和帕席罗的插曲也没有持续太久。德·缪塞和桑的故事直到1896年才公开。同样，这件事必须咨询斯佩博埃尔什·德·洛旺茹尔先生，因为他有一大堆乔治·桑和《两个世界评论》的编辑布洛兹在1858年期间写的信件。

1833年秋天，德·缪塞和桑一同前往威尼斯。德·缪塞的母亲给他们提供了避孕措施和生活资助。这个故事进一步借题发挥，散发着高卢人的共鸣情怀。德·缪塞一个人回来了，身体和灵魂饱受疾病困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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