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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9 08:5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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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黎明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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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道家管理的智慧

大道至简:道家管理的智慧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大道至简:道家管理的智慧作者:刘黎明排版:清茉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06-01ISBN:9787516610343本书由新华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言

中华五千年,五千年的文明,五千年的历史,给我们这些子孙后代留下了太多的东西。也许其中有着消极的思想,但去粗取精,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很多。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思想,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等,这些都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深深地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我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痴迷者,年轻时就喜欢阅读各家古文书籍。我出生于中医世家,后来由于大学学习专业的变化,孩童时代悬壶济世、救病于水火的美好愿景就半途而废了,但在文学与中医理论学习中沉淀的深厚的古文功底却为后来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治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业余时间,读史是我每天的必修课。不论工作多么繁忙,我每晚几乎都是在对中国史的研读中入眠的。读《道德经》五千言,天再寒也不觉冷;念《管子》治国牧民,肚再饥也不觉饿。当我发现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都是践行道家黄老思想的结果时,我决定了攻读博士专业的研究方向——历史学道家思想研究。

汉初道家思想吸收了名、墨、法、儒等各派思想学说,而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实践倾向,通过清净少为而达到天下大治,通过无为而至有为。汉初社会经济恢复发展时期,出身于草根的统治集团鉴于秦朝灭亡的教训,采取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的一系列统治措施,如省刑少事、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等政策,道家的黄老思想取代了法家思想,与这一时期的政治实践相结合,并盛极一时。统治思想中的无为而治给饱经战乱的社会与人民带来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这无疑是文景之治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道家将自己的思想很好地融进政治的血液之中,为许多政治人物贡献了不小的力量。其实,道家的思想在军事方面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道家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以柔克刚”,这一思想在《道德经》中有多处体现,如“上善若水”、“不敢为天下先”以及“柔之胜强,柔之胜刚”等。按老子的想法,战争中的正义之师多实力较弱,以柔克刚可以确保在己方消耗最少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取得战争的控制权,把战争利益最大化。

道家思想中的军事思想在各个战场名将身上都得到了最大的体现,如蔺相如与廉颇,前者是文臣,后者是武将,一柔一刚。当蔺相如与廉颇发生矛盾时,蔺相如就是用“以柔克刚”的方式使廉颇心甘情愿地臣服的。道家思想在军事中起到的作用数不胜数,其诸多的实例表明了道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古今思想总有相通之处,道家思想在古代军事上的应用到了现代军事领域也一样卓有成效,如现代西方军事所主张的“先发制人”、“以少胜多”等都与道家思想有着深刻的渊源。“无为而治”、“官无为而民自化”、“上无为而下有为”等道家思想学说,对以唐太宗为首的唐初统治集团的影响是深刻广泛的。唐初统治者实行宽刑薄赋政策,贯彻慎动兵戈、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开启、创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虽然表面看来,唐太宗以儒家思想为尊,但检视贞观年间所实施的各种治国之策,实际上是对道家思想的贯彻。

道家思想在历史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或者说在中国政治历史上凡事奉行道家哲学及其政治思想的王朝,就会进入比较繁荣、文明、发达的历史阶段,人民生活相对富足。因为,道家从哲学的高度、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解决了权力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解决了权力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位置和功效的问题。“无为无不为”等思想中包括了对人民群众的尊重和信任,包括了给人民、给社会以自由、自行发展空间的深刻主张。在中国古代哲学以及政治思想历史上,这样的境界是绝无仅有的。

道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之一,其思想文化内涵丰富、体系庞大,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活水源头之一。道家思想以其独有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道家思想对我国古代哲学、政治、科技、道德、经济、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民族性格、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形成和中华文化精神的铸造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指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

道家思想的最大体现还在于人生的感悟哲学。作为庄子哲学中的精华篇章,《逍遥游》代表着独立的个体意识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觉醒,彰显了一种非政治化的个体生命意识。作为一种超然物外的人生智慧,“逍遥游”是庄子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为人类找到的一种最佳契合的方式。“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是道家思想对人生最深沉的感悟。淡泊名利才能致远,看不清世俗的人会毕生为名利所羁绊,何以能逍遥自在?魏晋时期的阮籍是我国古代有名的隐士,也是道家思想淡泊名利的典型代表。他纵酒狂歌、风神洒脱、放荡不羁,敢于怒骂黑暗的朝廷,视名利于无物。所以在阮籍的晚期诗中都表现出了一种道家的淡泊风骨。

道家以其深邃的哲理、直率的批评意识、包容的文化精神、辩证的思想以及无比丰富的思想边缘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的耀眼之光,并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我从小就生长在陈楚文化的发源地沈子国(古代为楚地,隶属陈,现为沈丘),陈楚文化兼具南北之长,既有尚实际、重思辨的北方文化传统,又有重想象、尚浪漫的南方文化色彩。我每每读《庄子》,不仅为其“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独特个性的追求表达”所吸引,而且为“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羡(闻一多)”所倾倒。常常萦绕心头的是先贤圣者“从痛苦中产生对痛苦的爱,用痛苦的烈焰温暖着他的时代和人世” 。一个潜心研究中国史的学人的生命意志何尝不是如此。

在写作过程中,虽殚精竭虑奈何终究有些地方不尽如人意,但我的思考却是真诚的。如果能够引发读者的一些共鸣,抑或从中得到些启示,使中国的文化得到传承,使道家思想能在现代社会再一次得到有效的传播,其愿也足矣!

是以为序。刘黎明2014年初夏于沈丘刘营村第一篇道家的思想渊源  第一章 老庄之道—超越儒家的先秦六家之首1 道家思想:让先秦学术摆脱理想主义的窠臼

从道家的发展历史来看,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虽然老庄派和杨朱派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最大的还是黄老派。在春秋战国乃至后来的两汉时期,黄老派不但是道家学派中的正统,在诸子百家中它的人数也是最多、实力最强、著作最丰,以至于它在战国时期形成了压倒百家的独盛局面。当时不仅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黄老学者,如接舆、环渊、尹文等,还有一系列讨论治国理论的巨著问世,如《管子》、《吕氏春秋》、《文子》、《黄老帛书》等。

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道家书籍,多是依托上古圣贤名相讨论治国安邦之道的,这些理论相比儒家而言,入世更深更近。

春秋末期,老子写成了《道德经》一书,标志着道家学派从此诞生。而他的思想传人将道家逐渐分支,形成了三大支派,包括:继承了他批判和超越精神的老庄学派;继承了他贵生重生思想的杨朱学派;继承了他经世致用理念的黄老学派。其中黄老学派契合了治国安邦的时代潮流,因此受到当时诸侯们的青睐,使道家的这一分支逐渐成为那个时代道家思想的主流。

就在《道德经》诞生的前后,吴越两国发生了争霸事件,越国本来很弱小,但在范蠡的帮助下,制定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取得了这场争霸的最终胜利。在此基础上,《黄老帛书》问世,这本书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也成为黄老道家的经典著作。而后,黄老道家分别以齐楚为中心,形成了南北两个关系紧密、相互影响的支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稷下黄老道家,它的兴盛源于田氏篡夺齐政权之后的一系列政策。

田氏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也为了笼络人才、巩固政权,便创立了稷下学宫,并四处招揽人才,不久就出现了诸子驰说、百家争鸣的盛况。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稷下黄老道家,其气势可以说“黄老独盛,压倒百家”。 当时的齐国统治者基本上遵循着黄老道家的思想治理国政,因此其才会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富强的国家之一。

战国晚期,由于齐闵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致使稷下学宫日益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不久,秦国丞相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于是,这些人又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时,秦国是以法家思想来治理国家的,吕不韦也曾在秦国推行过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但是,秦始皇执政后,废除了吕不韦的大多数措施,重新启用了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将这一思想推行到了全国,后来,秦始皇又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使得包括黄老道家在内的百家思想遭受到了沉重打击,但黄老思想在民间的余脉还在。由于秦王朝推崇法家,大搞严刑酷法,推行思想专制,最终将自己引向了灭亡之路。

从亡秦的废墟中冲杀出来的刘邦集团,对这一深刻教训有着切身体会,这使得他们不可能再按照法家思想来治理国政。刘邦集团大多来自社会下层,对儒家治国的高深理论也无法产生兴趣,而这时,主张清静无为、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刑德相辅的黄老思想正好契合了刘邦集团的意愿,可以为汉初统治者提供最合理、最有效的统治手段和制定政策的理论根据。

汉初时期的第二任相国曹参在齐国学到了黄老思想的治国精髓,并将其变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便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更将道家推为诸子百家之首。

在西方现代学术界中,黄老道家被称为“目的性的道家”或是“工具性的道家”。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竞争加剧。为了适应这种局势,黄老道家首先提出了法、术、势、利、力等概念,使得先秦学术摆脱了理想主义的窠臼,走上了现实主义道路。在这个基础上,黄老道家又提出了道生法的主张,这一主张,不仅解决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问题,还为道家治世开辟了道路。另外,黄老道家还提出因天循道、守雌用雄、君逸臣劳、清静无为、因俗简礼、休养生息、依法治国、宽刑简政、刑德并用等一系列政治主张。这一时期黄老道家的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学的精华。除了这些主张之外,黄老道家还提出了天下为公、用法律来约束君权的主张,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黄老道家对专制政治的反思和批判。在道家中,除了老庄外,黄老学派是道家的最大分支,因其推崇黄帝和老子而得名,主张虚无为本、因循未用、采百家之长以经世致用治国安邦。

黄老学派是道家思想的主流,其特点是道法结合,提出道生法的观点,突出刑德观念,主张恩威并施以巩固政权。在以道法为主的同时,黄老学派又吸纳了阴阳家、儒家、墨家的思想。黄老学派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以虚为本,以因循未用。虚无之本指道,黄老学派与老子一样也把道视为万物的本原。不过,老子强调有与无的统一;黄老学派强调虚无无形。

黄老学派作为道学发展新阶段,既继承了老学(研究老子、《道德经》,以及后人对其人其书其思想的研究的学问)基本理论的一面,也有改造并发展老学理论的一面,两者有同有异。可以说,二者在哲学上都是以老子的“道”论为主旨,包含了许多朴素辩证法观点。而在政治思想上的理论都是以“清静无为”为基础,主张统治者少干涉人民的生活。从这点上可以表明,它们与儒家、法家等学派的根本不同,因而归属于道家学派。虽然黄老学派以早期道家理论为基础,又采众家之“善要”,但它对诸子百家思想的兼采和吸收,并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兼取阴阳、儒、墨、名、法各家学说的要点,形成了新的道家理论体系。它强调“无为而无不为”,强调“待时而动”、“因时制宜”,显示了其既有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的一面,又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做到有所作为的一面,是一种积极“无为”主义。可以说,黄老学派在主流方面是积极进步的。它在政治上适应了汉初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汉初统治阶级提供了变革秦政、兴利除弊的理论武器,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政局的稳定。但是,黄老学派的清静无为理论,在政治上造成了诸侯实力大增甚至发展到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地步。因此,在西汉王权政权稳定,社会经济、军事实力大大增长之后,统治者便不愿意再受黄老学派“无为”思想的约束。

黄老学道家虽主张“清静无为”,但它又兼采众家之长,怀抱经世治国之志向。它的思想是入世的,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值得人们继承的宝贵文化遗产。2 道家思想的起源与发展过程

道家是以老子的思想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个学派,因为它推崇老子提出的道,主张一切行为都遵循于道,所以人们将其称为道家。它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道家学派由老子开创,并在庄子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后来,人们把以老庄关于“道”的学说为宗旨的学术派别通称为道家。

秦汉之际有“黄老学派”,以黄帝和老子并称来说明道家源于黄帝,但其实这只是一种假托而已,它的思想根基就是《道德经》一书。《道德经》是我国比较早的一部思想深刻的哲学经典之作。这部只有大约五千字的经典之作,围绕着“道”和“德”系统地阐述了老子的思想,因此,后来人们也习惯称它为《道德经》。因道家崇尚《道德经》一书,为此,西汉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开始将它称作“道德家”,《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艺文志》则正式称其为道家,并列为“九流”之一。所以说,道家思想虽然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但先秦时期并没有道家这一名称。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一文中阐述了六家要旨和得失,使得汉初道家思想普遍流行,而司马谈本人就是道家思想的信徒,所以他对道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指出道家兼有其他五家的长处,同时避免了它们的短处,用其来治国修身,有事半功倍之效。汉代淮王因谋反而自杀,谋反者使用的理论武器就是黄老之学,因此,这一事件使黄老学的无为而治遭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道家思想因此逐渐走向没落。而刘氏王朝的经济、军事的发展和增强,使得“无为而治”的思想已经无法满足其将要大有作为的政治抱负。于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道家也不再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了。

由于后来的道教思想的核心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为基础的,道家哲学的主要精神也被贯穿于其中,所以道教将老子奉为教祖,将其尊称为太上老君,并将他的《道德经》作为主要经典之一。

有许多学人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如杨朱、宋钘、尹文、彭蒙、慎到、田骈等,他们大都游学于稷下学宫,属于黄老学派。

在道家中,庄子是继老子之后最重要的人物,他集道家思想之大成,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庄子》这部书中。在这部书里,他以非常生动形象的语言探讨和阐述了许多深刻的道理,让老子的人生哲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使道家思想更加完备。庄子的学术思想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此,后人也把道家思想称为“老庄之学”。先秦时期以老庄为主要代表的道家着重于追求内心自由、清静无为和返璞归真,主张远离政治。而汉初黄老道家则开始干预政治,继续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因循自然,从无为中寻求有为,从而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虽然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得到后世帝王的采纳,使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但道家思想仍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后来的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糅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而禅宗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庄子的启发。

道家在先秦各学派中,尽管没有儒家和墨家的门徒多,地位也没有儒家崇高,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特的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领悟,在世界哲学思想上呈现出了永恒的价值和生命力。

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正好相反,道家主张顺其自然,认为法律是对人类的束缚,应当全部舍弃;而法家主张的是用法律去惩治人,认为人类是顽劣的,需用强权来治理天下。

道家在学派上虽然有所区别,但其主旨是相通的:那就是以“道”为本,自然无为。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 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老子的这一观点被后来所有道家流派所支持,成为道家思想最基础的核心。道家各流派之间,虽然对“道”的理解有一定的差异,但却通过“道”的概念对世界万物本原做了第一次深刻的探讨,开辟了中国哲学史上讨论形而上学的传统。这也是道家的突出贡献之一。“道”与万物的关系,就静态而言,“道”是一切人、物共同存在的最终保证,是最高的价值,是终极性的价值根源;就动态而言,它是秩序的凝构及其动力,是“造化”或者是“造化力”,也就是能够使万物得以相生、相续、转化、发展的实现性原理。道家认为,虽然天地万物形态各异,但它们在本源上是相同的,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因此,人们应该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的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在道家看来,个人与社会也是共生互存的关系,修道不仅要“度己”,还要“度人”,以各种适宜的方式图世界共同的利益。

道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道法自然”体现的是道家的崇尚自然,主张不以人主动去参与的方式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无为而治”则是要求顺应自然变化,不要违背其规律去追求人的意义实现。它不是不作为,而是指不经过深思熟虑,无目的的行为。道家认识到任何有目的的行为都可能使行为本身产生偏差。“六亲不和有孝慈”,也就是说当人们提倡孝顺、和睦的时候,家庭中的成员本身已经不坦诚、不和睦了,否则又何须这样?像这类观点的语句在道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根据处理问题的不同,“无为”的态度可以用于政治,也可以用于修身。道家各派在坚持“无为”本质的前提中,对“无为”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可以说,道家视生命价值重于外物(主要是指功名利禄)。老子强调统治者必须重身,后来道家各派也都提出了轻物重身的观点,而庄子、列子则将这一思想观点发挥到了新的高度。3 老庄学派、黄老学派各自的思想脉络

老子对“道”的理解意味着他持有一种无神观,这和儒家宣称的“天”是不同的。凡指“天”大多意味着其背后存在着一种意向性的、不可逆的力,这和道家的无为是背道而驰的。老子认为自然的运行是自发运行,是没有目的的“道”的显现,宇宙中一切有限都存在于非存在中。可以说,这一思想是道家哲学的巅峰之处。之后,老子又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来解释他的这一主张。而这也就意味着老子坚信自然的无为运行方式,只是不知道如何对其进行考证,因为对自然的科学观察与“无为”的主张是相对立的。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道家思想在那个时代对自然观不了解,也就是说并不是他不懂科学,老子在描述经验性的常识世界时对自然的二元性质也是极其关注的。

老子的“无为”不是无所作为。对此,《淮南子·原道训》记载 :“无为为之而合于道。”道家的“无为”是清静自守之义,是道家以“道”修身所要达到的“合于道”的理想境界,而如果可以达到这样的理想境界也就无所不能为了。

对于人类领域,老子也是有着深刻关怀的。在老子看来, “道”存在于一切有限的存在中,因此,人类本身也是“道”的显现。人的生命是一个可以随时消失的物质,活着的时候,可以享受生存中的一切快乐,甚至体味人世的疾苦。但是,生命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会因为你的留恋便继续存在,人们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生命的突然消失。“道”带给人们的病痛、死亡都是有限存在的诞生和复归于无。在生活方式上,老子认为由于人居住于“道”中,同时又是“道”的显现,其欲望应该是极其简单而有限的,因此,应该抛弃人本身的欲望,不要沉迷于其中。然而现实是“道”在人类领域发生了分离,老子认为之所以会这样,源于两个因素:一是文明的兴起,二是人本身在道德层面上的堕落。

老子的政治主张也同样体现出了他的原始主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在《道德经》一书中,他对统治者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和告诫,他认为要使人民不乱欲,使人民不去沉迷追求“仁义”,统治者本身要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只有真正领悟并体现了“道”的人,才能真正文明,使人民恢复“道”的状态。对于政治,老子给它分了四个等级:第一等,“不知有之”,推行不言的教化,人民不知道有治理者,各顺其性,各安其生;第二等,“亲而誉之”,也就是统治者用道德感化人民,用仁义治理人民,人民人人称赞执政者;第三等,“畏之”,也就是统治者利用政教来治理人民,用刑法威吓人民,使老百姓人人惧怕;第四等,“侮之”,就是利用权术欺骗老百姓,因此,百姓会起来推翻它。

庄子是老子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的思想主要关注在生命上,以修身为主旨,“内圣”的观念被庄子发挥到了极致。

关于“道”,庄子虽然也承认“道”是万物的本源,但和老子的“道”有一定差异。老子主张“道”为非生存,并以自然显现出来,而庄子则不同,他在支持“道”是无(非存在)时,更加关注“道”中关于“存在”的内涵。庄子的“道”表现出了不可穷尽的多样性和创造性。他不仅把“道”的存在归结于具有一定局限性的自然,还试图比老子更确切地描述不可描述的“道”。庄子不仅把着眼点停留于自然循环变化的规则上,还将目光投向了不可预测的、不能预期的变化上。庄子对于自然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对后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庄子同样试图回答关于“道”在人类领域中发生分离的问题,他认为,人类意识的病态是与生俱来的,不存在任何原始主义的解决方案。庄子意识到,老子的圣贤观点有意识地设计了方案,使人们远离文明的状态,这里存在矛盾。

庄子的人生哲学强调“齐物”和“逍遥”,他认为人类意识的病态使人们将注意力聚集于变幻无穷的周边世界中,人们的喜好厌恶,以及对错的是非观通过各种形式变得固定起来,即便人正在与周边世界的有限存在一样正在步向死亡,却依旧执迷不悟,这就是“齐物”思想的起源。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客观事物的评论各执一端,相互非难,都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当作裁决一切的真理。对此,庄子给予了坚决否定。他认为,从“道”的观点来看,世间一切矛盾对立的双方,诸如生与死、贵与贱、荣与辱、成与毁等,都是没有差别的。因此,各家各派出于“成心”的彼此是非之争,只能是各自发挥偏见的争辩,所以不如物我两忘、不言不辨、超然于是非之外。齐物论思想是对所有有限存在的绝对公平认识,它超越事物间的差别,避免用是非、好坏等主观倾向去看外物,打破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限制,达到万物齐一的境界,这是庄子哲学的巅峰之处。

如果可以做到“齐物”,人们便可达到“逍遥”的境界了。“逍遥”是庄子哲学中另一个重要概念,是个体精神解放的最高层次,是指心灵不被外物所拖累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状态。这种状态也被称为“无待”,意为没有相对的东西。这时,人们将私心、功名利禄都抛弃了,彻底地置身于宇宙之中。“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是庄子思想中心与“道”合一的境界。

庄子对人类领域的关怀存在着极强烈的现实感,他对于生活中的欺压、纷争、污浊倍感无奈,他的哲学观很容易被现实生活中的失败者所接受。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黄老学派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的,它的“道”和老子、庄子的“道”存在着不同之处。黄老学派不同意老子原始主义的观点,政治秩序被同样认为是“自然”的。慎到(先秦诸子之一)认为制度和文明本身就是“道”的具体表现。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其本身内心宁静、没有偏见、不带价值判断,他完全不受制于他人的生存状态中,因此才最终得到了“法”是“道”的终极体现这样没有瑕疵的观点。慎到主张“贤未足以服众,而势足以屈人”。意思是说,贤人并不能说服很多的人,但是一个有权势的职位足以使他人屈服。所以,黄老学派的政治主张为“君无为而臣有为”。黄老学派认为君王只有依赖他的下属的目的性活动才能维持其本人的无为,也就是以制度为基础,将责任委托给他人,而自身只是将这种制度和他的精神融合在一起。4 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它融入了社会的各个方面。道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也很广,不论是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观和悲观主义生活态度,还是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存在主义,可以说都受到了中国道家思想不同程度的影响,而自然无为的生活态度同样也被西方人所接受。

总结起来,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中国自然宇宙观及人与自然关系观念的影响

先秦道家以“自然”之“道”作为宇宙和世界的本源,用非神力的“道”来解释世间万物的运动变化。在道家看来,“道”是至高的存在,是至上的法则,但它却不是“神”。道家思想摈弃了神鬼论。

正是受到道家自然观的影响,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宗教意识才没有那么强烈,虽然民间也有各种类别的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中也有神魔鬼怪的题材,但总的来说,任何一种超自然的迷信都无法使其成为全民族普遍的至高无上的真诚信仰。在中国,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基本上都是以一种“自然而然”的观点来看待宇宙世界的。这便是道家思想的积极影响。

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道家,特别是庄子,主张“齐物”,不强调人的优先地位和独特性。庄子是以齐一平等的观点来看待人和万物的关系的,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明显的以“人”为中心的观念。道家强调“人与天一”、“以人入天”,主张顺其自然,即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2)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生活的影响

老子曾经提出过小国寡民的模式设想,为世人勾画出小国寡民、自给自足、没有奴役压迫、没有相互厮杀、人民之间和谐相处、社会安定的理想图画。这幅美好的图画也成为后代不少人头脑中理想社会的蓝本。

道家的“无为而治”主张成了一种政治理论资源。在治理国家中,“无为而治”意味的是减少政治政策中的主观主义和盲动主义,也就是说,道家强调执政者应该尊重事情本身发展的规律,这样才能在实际上对被统治者给予更多的自由和主动权。道家的这一主张,应该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实际上,道家思想并不鼓励人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相反却比较赞赏隐逸生活。不过,同时它对世俗政治事务又抱有一种冷眼旁观的批判立场。

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不会因为太强的儒家本位的政治思想而执著于官场的追逐与性命的投入,却可以在其中更轻松地发现进退之道,理解出入之间的智慧。恰如林语堂先生所说的那样:“所有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都是道家。我们中的儒家建设、奋斗,道家旁观、微笑。一个中国人在位时说道论德,闲居时赋诗作词,并往往是颇为代表道家思想的诗词。”(3)道家思想对个人立身处世、修身养性的影响

相对于儒家的重视个人伦理道德修养,要求个人按照儒家的仁义道德把自己培养成具有理想道德人格的“君子”,道家则完全不同,它更强调顺乎“自然”之性的养生之道,对于立身处世,道家更尊崇安时处顺、为而不争的态度,而对于修身养性它讲究贵生重己、逍遥自适。

道家也重视“德”,但道家的“德”跟儒家的仁义道德相比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道家认为,“仁义”恰恰是真正的“德”失去之后的结果。道家的“德”意味着与道为一、顺乎自然、抱朴守拙、少私寡欲、与世无争等。所以,在道家眼里,理想的人格应该具有自然率真、逍遥超越、淡泊名利等。(4)道家思想对审美观和文学艺术的影响

道家在理论能力上的深厚度与辩证性,为中国哲学思想中所有其他传统提供了创造力的泉源。可以说,道家思想渗透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其对中国文学、艺术、绘画等各方面的影响,也是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的,说中国艺术的表现即为道家艺术的表现亦不为过。

老庄认为素朴最美,所谓“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确立“自然”、“素朴”为最高审美原则。老子说“无言”,庄子说“得意忘言”,受其影响,中国文学常常追求“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

中国古代诗歌讲究意境,讲究情景交融,这正是道家崇尚自然的表现。中国古代诗歌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枢纽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直接影响诗歌意境的形成,而老庄学说的核心之一就是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庄子,后世称其为自然的代言人——他一生逍遥于天地之间,徜徉于山水之中,是中国自然主义美学的老师。而道家的自然与常人理解的自然并不完全相同,它的自然是自然无为的象征体和有无虚实的结合体,不拘泥于具体的自然景物,而是在有限之外更加关注无限的结合。所以,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象罔”,以一种超有限的“希”、“无”、“不”、“罔”来指自然景物所体现的道的超越性特点,而正是这种道家的思想,对古代诗歌中意境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六朝诗歌中的玄远情致、超然意趣,无不透出诗人们超然于物外的精神向往。而这种精神向往又往往作为一种艺术精神继承并沉淀下来,从而形成了古代诗歌意境的基本精神框架。这也就是诗人们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由情景交融所带来的言外之意、象外之象,以及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表达方式。这样的艺术表达方式贯穿于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整个过程,比如王维、李白、杜甫、苏轼等等,他们的诗中都显现着这种精神气质。在中国的诗歌中,人总是在自然中,人的喜怒哀乐也是与自然运动变迁相辅相成的。

中国的绘画艺术也是遵循“天人合一”这一观点,趋向和顺安详,讲究整体,倡导和谐,多表现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中国传统辩证思维模式。中国绘画在题材和形式上重山水而轻界画,正是道家哲学、美学思想的作用。(5)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

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显著贡献,主要在于其相辅相成的辩证思维模式以及与此相关的“无为”方法论。道家认为矛盾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对宇宙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刻的把握。这种思维模式能够让人们在看问题时不太容易走向形而上学的绝对化,避免固执、僵化和教条主义。

道家的“无为”,教会人们在看待问题和处理事情时能够做到顺其自然、不盲目行动,能够学会换个角度想问题、退一步去想问题,能够掌握因势利导、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处世方法。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成了中国文化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5 道家思想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道家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派,其哲学思想博大精深,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繁衍已经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对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家思想以老庄哲学思想为基本内核,以文学、艺术、政治思想、人生观等为表现形式和社会化、泛化形态,内化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和人格类型中,凝聚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当然,它和所有的传统文化一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相对于其他传统文化思想,它包含了更多的可以走向现代化、走向未来的古老智慧,尤其是它所提出和关注的基本问题,几乎都是一些贯通古今中外、属于全人类都要面对的共同问题,有广泛性、普遍性和永久性的价值和意义。道家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充满了深厚博大的东方智慧,因此说,道家思想的许多基本精神虽历经2500年之久,但依旧是一种“活的精神”,仍然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值得现代人进行深入挖掘。(1)崇尚自然、返璞归真

道家的思想体系虽然是以“道”为核心,但它的基本精神却在“自然”二字上。道家崇尚自然,强调人类顺应“自然之道”,返璞归真,以“自然”、“无为”作为社会、人生的理想状态。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就是最高的本体,人、地、天都要效法“道”,但“道”的根本特性又是“自然”,所以人、地、天效法“道”最终又归于效法“自然”,“自然”是“道”及万物的根本精神之所在。道家所尊崇的自然,既指大自然的天然状态,又指由此引申出的顺其自然、自然而然的境界。道家人物都十分喜爱大自然,对和谐、纯朴、壮阔的自然之美和自然万物生机勃勃的生命力由衷向往。在道家看来,与大自然相比,人类社会已经越来越失去了纯朴天真的自然品性,因此,才会出现种种丑恶的行为。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类一步一步地远离了自然之道。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经》第三十八章)所以道家主张人类返璞归真,让一切事物都回复到其最初的原始状态,让事物显示其本来的面目,让人们保持质朴的天性。(2)辩证的睿智

道家思想极具辩证思维,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辩证法系统之一。但是,道家辩证法并不是纯思辨的概念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而是立足于社会斗争和人事经验的“实践的辩证法”,即它是一种“保持生存避免转化的政治辩证法和生活艺术”。因此,道家思想才能在社会政治生活、个人生活、处世艺术等方面表现出胜人一筹的辩证睿智,成为典型的“中国的智慧”。

道家对世界的辩证看法,使人们对事物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认识,使人们能透过事物的表象探究其本质,提出与他人不同的主张。比如人们通常只会去看事物的正面,即其主动显露的部分、前进的轨迹和刚强的威力,而道家却提醒人们要看重事物的负面,也就是其被动深藏的部分、曲折的过程和柔弱的作用,并且认为后者在事物的发展中往往比前者所起的作用更大,所以道家主张因循自然——“无为”、“无智”、“无欲”、“不争”,主张处弱居下、贵柔尚静、返璞归真。老子说:“弱者道之用。”(《道德经》第四十章)道家讲的守弱贵柔,是指要保持事物的原动力,因为这种原动力虽然处于原始的、弱小的、沉静的状态,却蕴含着强大深厚的生命力,“柔弱者生之徒”,因此最终可以以“柔弱胜刚强”,这就是所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的道理。同时,道家也认识到了在一定条件下强和弱是可以转化的,强大繁盛之时,也是开始走向衰败毁灭之时。因此,道家强调要“致虚极,守静笃”,也就是处变不惊、虚静自守、厚积薄发,实现以静制动、后发制人、以虚应实、以退为进、以屈求伸。可见道家的柔静之道并不是消极的哲学,而是 “进道若退”的辩证哲学,其可谓境界高远、内涵丰富。这种辩证思维开掘了生命和历史的深度,并能够培养人深沉持重的品格以及更强的韧性和灵活性,以更强大的力量面对各种困境和艰难险阻。(3)追求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人道主义精神

道家人道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强烈地追求个体自由和个性解放。在道家尤其是庄子看来,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自由,而现实中的仁义道德、世俗价值、功名利禄、政教礼法等都是束缚人、奴役人的藩篱。因此,他强调要想实现自由,首先就要摆脱这一切奴役,使人的个性从这些藩篱中挣脱出来。庄子谢绝楚王聘其为相,甘愿穿破衣、打草鞋,只为求得自由之身。和大多数道家人物一样,庄子一直力图超越世俗的价值取向和险恶的政治环境,以追求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

平等思想是道家人道主义精神的另一个重要表现。道家能够体察社会下层人民的疾苦,因此它反对等级秩序,主张平等。庄子认为:“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意思是说万事万物虽看起来千差万别,但从本源来说,都是基于同一个“道”,又归于同一个“道”,根本没什么差异,所以“以道观之,物无贵贱”。道家认为,现实社会中人的尊卑贵贱、贫富差别都是人为的、非自然的,是对人的本性的扭曲和异化。庄子的“齐物”思想反对把价值标准和审美标准绝对化,主张相对论和多元论,赞美兼容并包、一视同仁的平等精神和开放心灵,充分体现了道家的平等思想。

道家追求的是在个体和精神上的自由、平等,所以对实现人的外在的基本自由权利、消除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这使道家思想呈现出了空想性质。虽然如此,在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道家的人道主义思想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明显的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轻个体的倾向,只对个人的义务和道德人格进行强调,对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却从不重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扼杀人的自由、平等甚至基本的生存权利是封建制度的典型特征。而以“道法自然”为原则的道家思想尊崇的是人和社会的自然状态,因此它对于因人的异化而出现的对人的限制是持批判态度的。道家肯定了人对自由平等的追求,道家思想是具有真正人道主义精神内涵的。这对于填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空白、打破封建专制观念和不平等制度,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4)警示醒世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

道家思想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道家思想从产生伊始,就有着鲜明的愤世嫉俗的特色,它以否定的目光对社会的种种进行审视,看到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揭示了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中的二重性,以及文化价值的分裂,对中国传统的道德说教、礼仪文化、宗法等级制度以及社会现实的黑暗更是提出了根本的怀疑和否定,并对人类文明的负面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批判,实现了一系列的价值转换和重估。老子对所谓的仁义、礼智、孝慈和礼乐教化进行了抨击,并提出“无为而治”的主张;庄子则用齐物论阐释了他的万事万物平等的思想。老庄挣脱了世俗名利的束缚,以逍遥的姿态追求个性和精神自由,用自然无为论批判政治礼教对人性的摧残,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道家思想虽然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并没有作为正统的民间思想存在和发生影响,但是它却一直保持着时代忧患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成为一种着力批判官本位文化和不合理现实的思想传统,因此说,道家思想有着警示醒世的巨大社会功能。6 老庄思想的差异

道家的思想核心是“道”,强调天道自然无为,人道顺应天道。其在政治法律上体现的是“无为而治”的思想。2500年前,老子离开东周西出函谷关,写成五千言的《道德经》。这部著作博大精深,涵盖天地,包罗万象,涉及宇宙本体、天地演化、万物生育、治国用兵等各个领域,充满了无限智慧,而老子也因此成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之后,庄子发展了老子的道,他从不同的角度对“道”做了各种不同涵义的阐发。庄子在道家的地位十分重要,他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那么,同为道家,老子和庄子在思想上又有着怎样的差异呢?

首先,他们对“道”的认识存有差异性。道家的思想核心是“道”,老子和庄子都遵从“道”,但是,他们所指的“道”并不完全相同。老子的“道”指的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作用于万事万物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具有生成论的意义,也具有超越性。那么,到底什么是“道”呢?老子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他认为,“道”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老子认为“道”先于天地而生,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道”创造的,它是天下万物之母,也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此说,老子的“道”具有生成论和超越性的意义。

庄子的“道”所关注的重点不再是“道”的生成论意义,而是“道”的普遍性。庄子认为“道”是一种普遍存在体,也就是说它无处不在、广大无边,然而又体现在一切事物之中。庄子说:“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异名实同,其指一也。”可以说“周”、“遍”、“咸”这三个字便体现出了庄子对“道”的独特认识,他把“道”从宇宙生成论拉到了人的内心,更多地把“道”看作人生修养的终极目标,人对于“道”的追求过程就是人的内心不断完善的过程。

其次,老庄辩证思想存在差异性。老庄思想中处处显现着辩证思维的精华,如老子在《道德经》第二章中指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里老子便是从矛盾的同一性说起的。老子认为,世上因为有了丑才显出了美,因为有恶才显出了善,没有有就没有无,没有难也不会有易,没有长不会有短,没有高也没有低,没有音也就没有声,没有前也不会有后,世间相互对立的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同时,他还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做事不可急功近利。天地万物的发展变化最终都要归于无,然后无又生有,有归于无,周而复始,乃至无穷。基于这些,老子认为要解决世间矛盾就不能采取压制矛盾的一个方面,扶持矛盾的另一个方面的策略,他主张采取顺其自然的策略,即无为而治的策略。不过,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他只强调内因的作用而排斥外因的作用。老子认为如果不存在矛盾的对立方,就不会有矛盾的存在,因此,他认为在治理国家时应该抛弃“仁义礼智”—在他看来正是这些人为的规定使社会不能按照原有的规律自然发展,违背了“道”的发展规律,所以社会才会陷入争战混乱的局面,以至于百姓无法安居乐业。对此,老子指出统治者应“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庄子对老子的辩证思想不但有了继承,还有所发展和突破。首先,庄子承认世间万物都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观点。庄子认为人的一生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始终处于和自然界进行尖锐的斗争之中,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其停止。庄子之所以能看到人生过程中的复杂变化与尖锐斗争,就是因为他具有某些辩证思想。在《庄子·秋水》篇中,庄子讲到了万物的变化——“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庄子不但认为事物在“变”、在“动”,而且认定“变”和“动”具有绝对性质。

齐物论是庄子哲学的核心思想,是一种齐彼此、齐是非、齐物我的相对主义理论,改造了老子关于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将事物的运动、变化加以绝对化。庄子指出:“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也就是说,他认为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中,其形态绝不固定。由于庄子过分强调绝对运动,否定相对静止,导致他否定事物质的规定性。庄子认为,从“道”的观点来看,一切事物都是没有差别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本来就没有确定不移的是非标准。他认为一切是非之争都是对道的割裂,且“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因此,是非的区分是没有必要的。可以说,庄子的齐物论有见于运动的绝对性,却否定了事物质的规定性;有见于知识的相对性,导致否定了是非标准,使其哲学思想陷入了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

另外,老庄思想的立足点存有差异。老子立足于社会之治乱,是从社会角度、从社会治乱角度立论而观人,突出人之自然,强调“虚心”。而庄子立论的出发点却是个体之人。他虽然肯定人之自然,但更推崇和强调人之自由。老子思想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社会之人,其所关注的是国家安定繁荣、百姓安居乐业。老子在《道德经》第三章中有这样的论述:“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在这句话中,老子指出了君王治理天下的方法。老子认为为政者应当做到“无为而治”,对百姓不要有压迫,让百姓去自我发展和完善,这样百姓就可以安平富足,社会也就和谐安稳了。老子把“无为”看作圣人“取天下”和“治天下”的手段。

而庄子关注的是人的自由、精神的自由,他认为自由自在才是为人处世的理想境界。为了达到这个境界,必须与物“无待”,也就是要摆脱与周围事物的对立、依赖关系;而做到“无待”的关键是“无己”,即在矛盾的双方中把自己的一方消除。在《逍遥游》中,庄子写道:“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尤有所待者也。若夫风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意思是说,列子可以驭风而行,但是风也是物质,所以列子依然“有所待”,就不能算是绝对的自由。如果能顺应天地的自然规律,掌握宇宙的变化,就可以达到绝对自由的境界。庄子认为,宇宙无极,只有用无极的内心才能洞悉。要成为一个“游无穷者”,就必须做到“无己”、“无功”、“无名”。  第二章 道教始祖—老子和他的“五千言”1 “守藏室之官”的悟道与《道德经》《道德经》是老子智慧的结晶,虽只有五千字,却奠定了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被道家学派奉为圭臬。2000多年来,帝王将相、专家学者甚至工农商都为之神魂颠倒。人们还对《道德经》的内涵和外延不停地争论不休,就连这位文化大师的身世、行踪、悟道之地、出函谷关西行的落脚处等,都成为了后人争论的焦点。老子的神秘莫测,让孔子都说其神龙见首不见尾。那么,拂去岁月的迷雾,理智地追寻他的行踪,他的悟道历程又是怎样展开的呢?

有人说老子悟道在焦作。其证据之一,就是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发生在焦作。据1986年10月出版的《孟县地名志》的《政区聚落·城佰乡·相逢》记载:“据传,周时,孔丘为寻求周礼……在此与李耳相遇,倾心交谈,日后(聚而)成村,取名相逢。”在这个名为相逢的村中,至今仍存有崇圣寺,以及老子和孔子相逢于相逢村的画轴和雕塑。

如今相逢村所居之地,距离古沁河后津渡口只有一里之遥。而当年古沁河两岸的后津渡口就是如今东后津村和西后津村(这几个村名已经沿用了2500多年)。据说,当时孔子千里迢迢赶来拜师学艺,虚怀若谷、乐于提携后进的老子到渡口亲自去迎接。毫无疑问,这两位世界顶级思想大师在相逢村相逢的故事,无疑为老子悟道于焦作提供了直接而有力的证据。

老子之所以来到焦作,而没有回到出生地楚国苦县,也没有留在曾经为官居住多年的洛阳,自然大有深意。这应该从焦作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说起。

老子来到焦作后,在湖光山色中领略其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并结合曾经熟读的周王室典籍,最后终于悟出了“道生万物”、“无为而治”等道理,最终以一部玄之又玄的《道德经》,一举奠定了道家学派的理论基础,也为中国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至于老子是否悟道在焦作,还无法定论。

但有据可证的是老子是周朝末期的一个管理历史文献的官员。周朝的所有历史文字记录、档案、礼乐典籍,都集中存放在老子管理的守藏室中。老子任职时,正是诸侯称霸的年代,周朝的“礼乐正宗”已经无法号令天下诸侯了,各路诸侯互相攻伐。周敬王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18年,老子守丧期满返周。周敬王四年,周王室发生了一场内乱,王子朝率兵攻下刘公之邑,以致周敬王政权危在旦夕。当时晋国施以援手,出兵救了周敬王。王子朝势孤兵败,与旧僚携周王室典籍逃亡楚国。老子因此蒙受失职之责,受牵连辞去官职,并决定离宫归隐,西出函谷关,去往秦国。他走在离开周王朝洛邑的路上,环顾四野一片荒凉——断垣颓壁,枯草瑟瑟。田野里看不见耕种之马,却只见大道上战马奔驰不息,甚至有的马还拖着大肚子艰难地尾追其后。目睹此景,老子心如刀绞,感叹:“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器……”老子就这样一路感叹着向西行去,后遇尹喜,促其成《道德经》。

而关于老子的文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还有这样的描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从这段文字里可以看出,老子的职务是东周王室的档案馆或图书馆的馆长。其实,《史记》对老子的职业写了好几种,带有一点传说的意味。由老子的身世可以推测出,他是一位知识渊博、对历史文献接触比较多的人,而且他所知道的关于古代文化的故事也很多。

另据传《道德经》写成于陕西,据《楼观先师传》和《楼观本记》记载,周昭王二十五年,已近晚年的老子见周王朝已衰败得不成样子,便决定辞官出走隐居起来,而当他来到函谷关的时候,那里的总兵尹喜见老子出现时有紫气东来的瑞祥,便知道老子不是寻常之人,所以来到函谷关的老子受到了尹喜的热情招待,并在尹喜的一再拜求之下写出了五千言的文章。据说,尹喜后来也辞了官随老子一道修行。而《道德经》一文是尹喜记录的在修道过程中向老子提问题时老子给予的答复。如果真的是这样,人们应该感谢这位总兵大人,若没有他恐怕世人也就看不到凝结着无限智慧的五千言了。

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道德经》。帛书《道德经》有甲乙两种版本,都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后。尤其乙本在两篇后分别有“德”、“道”二字明确分出篇名,使自魏晋以来被误名为《道德经》,及颠倒《德经》与《道经》编排次序的事实真相大白。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道德经》多以《德经》为上篇,《道经》为下篇,不分章,与当今流传的《道德经》上下二卷(《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并分为八十一章)次序不同。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银雀山竹简和马王堆帛书《道德经》为汉文帝二十年(公元168年)以前的版本,比敦煌本早八九百年,也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老子生活的年代距离今天已经有2500多年,现今版本的《道德经》至少也流传了2000多年,而它在流传的过程中是否有文字和篇章的遗漏已不得考证。《道德经》经常被归属为道教学说。其实,哲学上的道家和宗教上的道教不是一回事,不可混为一谈。但是《道德经》的确是道教基本教义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而且道教将其视为重要经典,还把老子尊为天尊,称其为太上老君。可以说,是道教吸纳了道家思想,道家思想完善了道教。

早在唐朝,玄奘法师就将《道德经》译为梵文,传到印度等国。从16世纪开始,它又被译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日文和英文等。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可查到的各种外文版的《道德经》典籍已有一千多种。另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统计,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文化名著,除了《圣经》以外就是《道德经》。《道德经》是被誉为“万经之王”的神奇宝典,它对中国的哲学、科学、政治和宗教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对政治的统一稳定,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对世界的意义也日渐显著—如今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这部著作进行着更深层次的探究,以期待能找到其科学奥秘,寻求人类文明的源头,深刻认识古代智慧的底蕴。2 创建囊括宇宙万物的理论体系

约翰·高尔说:“对于人类历史来说,《道德经》的意义永无穷尽,它是一本有价值的关于人类行为的教科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几部经典书籍之一,《道德经》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其中的思想长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从这部书问世以来,经历了大约2500年的历史,而在这段历史中,它的注释者有数以千计之多,甚至好几位皇帝的名字也在其中,如梁武帝、唐玄宗、明太祖等。在唐代,皇帝自认是老子的后裔,曾把《道德经》当作“红宝书”收藏并阅读。而这部书也有不同的定位—既是哲学的宝典,也是宗教的圣典。此外,它还被译成外国文字,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流传,而且是中文书籍中被译成外文种类最多的书籍,在20世纪的出土文献中它也是被挖掘出土次数最多的书籍。那么,它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呢?《道德经》一书充满着辩证思想,以及对世界人生的深刻洞察。有人说,在这部书中,老子试图建立一个囊括宇宙万物的理论。因此,老子提出了“道”,他强调一切事物都遵循这样的规律。老子说,道是永远顺应自然而无为的,然而又没有一件事不是它所为的。《道德经》一书中指出,“无为”就是顺应自然而不加以人为的意思。在老子看来,“道”作为天地万物及人类存在的最高形式,体现了天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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