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滢,伍锡洪（Ng Sik Hung）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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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国人的自我试读：
序言
这本小书试图以通俗的形式介绍中国人的自我是怎样的。中国人习惯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又总是强调“血浓于水”，还津津乐道“塞翁失马”的故事等，这些说法或格言都反映出中国人自我的特点，不同于西方人自我的特点。“自我”就是“我”，要超越自我，力求在学业上、事业上、生活上更上一层楼，首先就要认识“我”。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叫作“寻找中国人的自我”。
虽然中国人对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并不陌生，但中国人对“什么是自我”却很陌生。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并不讨论自我的问题，直到2005年著名哲学家张世英在其“哲学导论”中有专门一章讨论自我，这也许是中国哲学头一次系统地论述这个问题。中国哲学不讨论自我问题，因而中国文化也忽视了个人的存在。情形正如思想家梁漱溟所说：“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还因为，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相适应的是，在中国社会实际生活中中国人作为一个个体从来没有被强调过。两千多年来我们要么强调帝王，要么强调集体，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前夕，情形才开始有所转变，因此，现在是讨论自我问题的良好时机。我们两人在研究自我的心理学、神经科学方面均有10年以上经验，借此机会，把我们在研究中国人自我方面的所学所想奉献给读者，也是我们真诚的心愿。
读者从本书第一讲很快便可以明了我们两人对自我这个概念的展述，体会到自我这个课题对当代中国人的重要性：突出自我是中国人精神上觉醒的表现。如我们在第二讲“文化与自我”所述，自我这个课题不仅关乎每一个中国人，也关乎中国悠久的文化与国人之间的关系：在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人强调相互依赖。第三讲从乡土社会传统习俗的角度讲述中国人互倚型的自我。第四讲从儒家孝文化的角度指出，中国人是他父母的儿子而不是他自己。之后，我们引用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和读者探讨中国人自我的三项心理特点，一是中国人自我包括母亲（第五讲）；二是中国人自我是辩证的自我（第六讲）。这两项心理特点代表了中国人自我与以美欧为主的西方人自我的重大区别。第三项中国人自我的心理特点，是在全球一体化下和透过与异国文化的接触，越来越多中国人会发展出双文化的自我（第七讲）。在本书的第八讲，我们介绍神经科学对自我的研究，读者会惊讶地发现，中国人与母亲的亲密关系已深入脑髓！第九讲是中国青少年自我的发展。书中附录有一篇文章是《哲学家张世英谈自我》。张先生指出，“当前，我们还是应当在会通中西、取长补短的大原则和总的趋势下，更着重注意学习、吸纳（西方人的）‘独立型自我观’。”
本书附有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古代中国人自我结构图，这是1885年英国人 理雅各布（James Legge）翻译“礼记”时绘制的。哲学家冯友兰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指明了该图的出处；此外，书中还有不少彩图，如崔健演唱时奔放的表演，小学生“我读故我在”的墙报，美国西部牛仔彪悍的形象，中国和美国普通老百姓居住的房子，辛亥革命后出版的第一本新编小学教科书第一册第一讲“人”字的插图，等等。这些彩图形象地表达了中国人自我的概念；再有，书中心理学实验也多用图表说话，帮助理解。总之，我们希望读者在看本书时就像是一次寻找读者自我的愉快旅行！
自我问题十分复杂，我们的学识有限。书中不妥之处，诚恳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朱滢 伍锡洪2016年7月分别于北京和香港第一讲漫谈自我
在正式引入本书主题之前，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这些例子有的来自新闻报道，有的是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边的事。一、漫谈自我中国人、美国人
我最近买了套房子，我感觉这件事是照我的意愿决定的。但仔细回忆一下，其实我原本更倾向于租房子，是我妈一直想让我买房来着。我要是美国人的话，我现在一定仍在租房子住。但我是中国人（记者田利平，2002）。
美国人“不会通过别人的眼睛去观看一切，也不会通过书本的假象去认知一切”（美国诗人惠特曼）。摇滚乐歌手崔健喊出了中国人的自我
现代西方世界起源于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之前有一场必要的精神革命：文艺复兴。中国也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首先从承认自我、承认人性开始。崔健就起到了这样的启蒙作用。1986年崔健演唱的《一无所有》在当时不啻为一声惊雷，诞生出“我”的概念并立即开始在当时的青年心中激荡，因为在过去的歌曲和“红色经典”中，“我”的个人主体是被忽视的，“我”只是一个集体性的归属，而正是《一无所有》中的“问个不休”的“我”才宣告了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从而让一种淳朴自然的个人表达找到突破口。当年那些歌迷来信几乎没有人把崔健当作一个偶像歌星来崇拜的，而是纷纷倾诉：他们从崔健的音乐中找到了自己。《一无所有》第一次提出了“我”这个概念，在这之前，中国的歌曲里只有“我们”，即使有“我”，也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一个兵”这类。而崔健的第一张专辑里，一共有150多个“我”。“一无所有”这首歌不仅属于青年，也属于全民。（《南方周末》，2013-1-17）《红高梁》电影
莫言思考过《红高梁》电影成功的原因，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经过长期压抑的人们内心深处有很多东西需要释放，而《红高梁》电影的主题正是强烈要求个性解放。影片中，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能够喝酒、敢说敢做敢爱的人，这种追求自由的精神满足了老百姓的需求。
实际上，要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的精神，也就是要求承认自我，进而追求自我崛起的精神。因为个性是我的个性，自由是我的自由。姚明的自我
姚明退役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称，姚明影响力超体育，成为中西方交流使者。这真是一个恰当的评语。为什么是恰当的评语？从2011年7月25日姚明退役仪式暨表彰典礼上姚明的一句话就可以理解。在典礼上，来自山西的一名普通球迷给姚明送上一幅自己画的画，上面有三个人，都是姚明，分别在扣篮、盖帽和投篮，名称就是“中国长城”，姚明自然地感叹：“那就是本我、自我和超我。”
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8）是心理学大家，心理分析学说的创始人，被世人认为是与达尔文和马克思齐名的19世纪最重要的三位思想家。“本我”（It），“自我”（I），与“超我”（Over-I）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分析的概念。“自我”一词在西方家喻户晓，因为几乎人人都在为“实现自我”而奋斗。姚明在美国拼搏多年，他知道美国文化是怎样的，他知道美国人是怎样的。面对球迷送来的三个姚明画像，姚明脱口而出，以“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我”共为一个“我”的西方语言，深刻而机智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叹，“那就是当年的我啊！”屠呦呦勇敢为自我辩护
屠呦呦是首位中国大陆获得诺贝尔或医学奖的女科学家。美国《纽约时报》站2015年10月9日报道（《参考消息》，2015-10-11），记者与屠呦呦的问与答。
问：有人——包括你的一些前同事——批评说，你不应该被当作发现者，因为那是团队努力的结果。
答：过去我们都信奉集体主义。我只想做好工作。当然，没有我的团队，我什么也做不出来。外国人阅读了历史记录并选中了我。中国的奖励总是发给团队，但外国的奖项是不同的。这个荣誉属于我、我的团队和整个国家。自我与教育
2015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推出了一部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教育》，记录了5名中国教师到英国给50名13～14岁的中学生上课一个月的情形。纪录片显示，教师与学生彼此都不满意对方，人们认为这是文化差异造成的。
中国教师不满意英国学生在课堂上不守纪律，闲聊，做鬼脸，甚至打闹；英国学生不满意中国教师填鸭式的教法，一名学生说：“我像个机器人，不停地记笔记”，“在课堂上我发现自己没有发言权，只有老师说了算”；另一名学生说：“他们（中国教师）的教学方法确实有效果，但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
人们分析、争议中国式教育方法为什么在英国行不通。
华人作家薜欣然指出了英国和中国学校存在的文化差异。他说：“在中国，学生一进教室，就得告诉他们，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是你对国家、民族和你家庭的责任。”他说，在英国，老师会问学生：“你未来想做什么？你想实现自己的什么目标？”英国记者西蒙詹金斯也强调了中英的文化差异，他说，“我们会教（学生）反叛、破坏和创造”而不强调死记硬背。事实上，中国的教育更像流水线工厂，每个人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思维，而英国小孩每个都不一样。比如，教学生做灯笼，在中国，学生会尽量做得跟老师的一模一样，但英国的学生做出来的灯笼形状各异、五颜六色。
以上是对《参考消息》（2015-8-7）和《北京晚报》（2015-8-5）相关报道的综述。
现在让我们从自我的角度来看中英教育的差别。
西方人的自我是独立的自我，具有自由、理性与个性三大特征。学校从小就培养学生为“实现自我”（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努力。这种培养注重自由（英国媒体称，你可以问任何一位处于教育研究前沿的专家，他们会告诉你，课堂乱一点并不总是坏事），注重理性（英国媒体称，我们的教育系统会鼓励学生跳出固有思维，勇于承担风险，质疑先入之见），注重个性（英国学校具有“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的理念”）。然而，中国人的自我是互倚的自我，强调个人从属于家庭、集体，最终从属于国家。中国学生为父母学习，为国家学习（“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是你对国家、民族和你家庭的责任”，北京大学现在的校训之一就是“为国求学”），因而固守自己的社会角色——学生，即学生就要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没有勇气与老师平等地交流或质疑老师所讲的内容，也很少在课堂上提问。没有自我，所以忙碌
在我们匆忙从办公室冲向健身房再去吃晚餐，并骄傲炫耀我们忙碌不堪的日程安排时，有必要回想一下，150年前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告诫：“在所有荒唐的事情中，我认为最荒唐的就是忙碌，匆匆忙忙地吃饭，匆匆忙忙地工作……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忙碌的家伙到底想干什么？”美国哲学家伊文思解释说，克尔凯郭尔认为，忙碌是将一个人的注意力从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转移开来的办法，比如你是谁以及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没有也不想意识到这一点，你没有自我，你不得不总是保持忙碌（《参考消息》，2016-4-25）。孟非的忠告
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主持人孟非说：“我特别不同意听到一句话：结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还是两个家庭的事情。这句话听上去貌似有理，其实想想没多大道理。结婚跟两个家庭有没有关系？它当然有一定的关系，但归根结底是你们两个人相爱之后，最后愿意走到一起共同生活的决定。我会把这句话告诉我的女儿：如果有一天，你找的那个人不管他是什么职业，受教育程度如何，他家庭背景如何，他有钱没钱，他帅不帅，都不管。当这个男的说，我要结婚这件事要回去听我爸妈的意见，他们的态度会影响到我的决定。我要说，这样的人你不能嫁给他，因为他连结婚这个事都要回家听他爹妈的，说明他还没有做好准备独立选择与他共同生活的人（2016-5）。当今关于自我的口号“自我”一词如今在书籍、报刊、广告、口号中经常出现，但人们使用的“自我”一词有各种不同的含义。有人把“自我”看作“自私”。例如房地产开发商潘石屹认为，在朝向真理的道路上，最重要的就是消除自我。影星陈宝国也教导自己的儿子要自信，但不要自我。有网民说，美国很霸道，很自我。自私是“自我”的一义，原本是传统中国哲学的主张，我们以后会讨论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女排连续夺取世界冠军，举国振奋。女排提出的“战胜自我”的口号传遍全国。2008年航天员景海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克服了困难，战胜了自我。在这些说法中，自我不再带有自私自利的贬义，而是指自己原来的竞技水平或身心状态；广告词“纯粹的自我——×××服装”，“新自我——×××手机产品”。上海四川北路一家服装店干脆以“自我—Ego”命名（见图1.1），在这些场合，“自我”就是独特性的意思，因为自我表现已成为时尚。图1.1
一位作者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北京街头感觉“我”》，他说，所谓在北京街头感觉“我”，就是在北京街头在脑里出现的关于自我的意念。在这里，“我”就是“自我”。据中国心理学家杨中芳考证，传统汉语里没有“自我”这个名词，它是受西方“self”这个名词的影响而组成的新名词。看来，中国人用“我”代表“自我”大概是“自我”在中国最通常的含义了。“自我批评”是过去几十年间中国人常常听到的说法，“自我批评”就是“我批评我”，“自我介绍”就是“我介绍我”，如此等等。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各种突出“我”，即突出自我的口号纷纷出现。例如，“我排队，我礼让，我快乐”“我行动，我健康，我快乐”，等等。目的是在实践这些口号的过程中，让北京市民以良好的姿态和心理、身体素质展现在世界各国朋友面前。在那以后，各种突出自我的口号又纷纷出现，例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我探索，所以我快乐”；2010年人口普查：“人口普查我参与”，“入户调查我配合”；2011年反对被动吸烟：“被吸烟，我不干”；2016年提倡创业和创新的口号：“我创故我在”。其他的口号如，针对小学生的口号：“做最好的我”，“我努力，我真棒”；针对一般市民的口号：“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孝敬老人，从我做起”，等等。突出自我是中国人精神上觉醒的表现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身心得到极大的自由，个人的主动性得到极大的发挥，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2008年前后突出自我的口号纷纷出现。
突出自我是中国顺应历史发展的表现。评论家苏文洋说，20世纪是国家民族崛起的世纪，21世纪是人的崛起时代。中国“在国家民族崛起之后，人的追求自我崛起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新目标”（苏文洋，《北京晚报》，2011-6-13）。二、自我，是什么“自我，是什么”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自我就是镜子里的我。但是，18个月以前的婴儿不能在镜子里认出自己，他/她们没有自我；一般动物，如鱼、猴子不能在镜子里认出自己，它们也没有自我。动物中只有猩猩、大象和海豚能在镜子里认出自己，它们具有自我。检验是否有自我的实验的大致步骤是：把猩猩麻醉，然后在它额头上涂记号，在它清醒后，让它在大镜子面前自由走动，当它看见镜子中的猩猩时，能用手指着自己额头的记号，或想要用手擦掉记号，这就说明它能识别出镜子里的形象就是它自己。心理学家假定，只有猩猩的头脑里具有我（自我）的形象，这样，它才能把心中的自我形象与镜子里的形象对照，从而认出自己。猴子心中没有自己的形象，看见镜子里的自己，它以为是另一只猴子，通常的反应就是攻击它。
当猩猩、大象、海豚和人能在镜子里识别出自己时，就说明他们能把“我”作为客体来注意了，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也能够用自己的经验去推测别人（或别的猩猩、大象、海豚）的经验与心理。
当然，自我非常非常复杂，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美国心理学家克里（S.B.Klein，2012）把自我分析成好几个功能相对独立但又相互作用的系统。现在，人们把自我看作是一个多重系统。
这些系统是：（1）一个人的情景记忆。人类有五种记忆系统，从种族与个体发展来说，情景记忆是最高级的一种。它指的是一个人亲历的对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地点的生活事件的记忆。例如，我1983年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学习、工作了一年；我昨天上午在北京图书馆看书，等等。这类记忆不同于语义记忆，语义记忆是关于世界知识的记忆。例如，水的分子式是HO，东京是日本的首都。语义记忆是大家都共有的，2但我的情景记忆只属于我一个人。即使1983年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学习、工作的各个国家的人不少，但我的经历、我的感受仍然与别人大不一样。（2）一个人性格特点的记忆。例如，我是急脾气的，勤劳的，勇敢的，爱干净的等。脑损伤病人的研究表明，病人可丧失其他记忆，但自己性格特点的记忆不会遗忘。（3）一个人生活的语义知识。例如，我小时侯住在广西柳州市湾塘路李子园16号，我的叔叔叫李大明等。（4）对时间持续性的经验：现在的“我”与过去某一时点的“我”是连接的。用一位诗人的话来说就是，故我今我共为一个我。（5）一个人能动和拥有的感觉：“我”是我行动的原因不同于自然界和社会的因果关系。例如，“我扔了一块石头”，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扔石头的原因，即我是我行动的原因；“地震使许多房屋倒塌了”，在这个过程中，“地震”是房屋倒塌的原因。在上述两个事件中，“地震”与“房屋倒塌”有必然联系，是因果关系。但“我”与“扔石头”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因为“我”也可以不扔石头，也许我这辈子都不扔石头。“我扔了一块石头”是我自由选择的结果，“我”只是“扔石头”的逻辑主语。这样，我们有两种逻辑形式：因果关系和自由选择。因果关系和自由选择的区分是由Searle提出来的。（6）自我反思的能力。例如，我想我是怕狗的。“我是怕狗的这种心理状态”成为我思考、反思的对象。4岁以前的小孩不能说出“我想我是怕狗的”话来，他只会说：“我怕狗。”自闭症患者缺乏自我反思的能力，因而他/她们的内心世界十分贫乏。（7）身体自我：表征和再认自己身体的能力。例如，在镜子中认出自己，能识别自己的照片。图1.2 Keenan的实验（2001）
图1.2是一项心理学面孔实验的结果。Keenan等人（2001）使用需要做脑外科手术的病人作被试。首先，患者面孔（50%）与梦露面孔（50%）经过morphing技术处理合成一个面孔。然后分别麻醉患者的左或右半球，在麻醉期间呈现合成面孔给患者，要求他们记住呈现的面孔。左或右半球麻醉期结束，让被试回答，刚才看见的是自己的面孔还是梦露的面孔（实际上，所呈现的面孔是由50%的自我面孔与50%的梦露面孔合成的）。结果是，在麻醉左半球时，所有5个被试都认定，他们刚才看见的是自己的面孔；然而，在麻醉右半球时，4/5的被试认为，他们刚才看见的是梦露的面孔。换句话说，当右半球功能正常时，人们倾向于认定是自己的面孔，而当左半球功能正常时，人们倾向于认定是名人面孔。这项研究表明，识别自己的面孔是右半球的功能。三、文化与自我
下面用几个例子来说明文化与自我的关系。1.两个小朋友的自述表示了不同的自我
让小朋友对自己进行描述，得到两种典型的回答。一个美国6岁小朋友的自述是这样的：我是一个让人惊奇、特别聪明的人。一个爱逗乐的人。一个关心别人的人。一个好学生想要进康乃尔（Cornell）大学。一个愿意合作、帮助别人的人。
而一个6岁的中国小朋友的自述是另外一种样子：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小孩。我喜欢扑克牌。我是我妈妈、爸爸的小孩，我是奶奶和爷爷的小孙子。我是一个特别用功的好小孩。图1.3 一个美国6岁的小朋友图1.4 一个6岁的中国小朋友
上述两个小朋友关于自己的描述大体代表了中美成人的描述，即美国人偏重描述自己的个性特点，而中国人偏重描述自己的社会角色。偏重描述自己的个性特点是独立性的表现，而偏重描述自己的社会角色是依赖性的表现。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尼斯本特（Nisbett & Masuda，2003）观察注意到：“独立性或依赖性的训练开始得很早。西方人的婴儿与他/她们的父母睡在不同的床，甚至不同的房间，是很平常的事，但这样的事情在亚洲婴儿极少发生（中国小孩与母亲睡在一起直到6岁左右）。好几代中国成人通常围绕着一个婴儿团团转忙个不停，而日本婴儿也总是跟着妈妈。”2.中国与美国房屋的差别表示了不同的自我
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 L.K.Hus）的眼光很独特，他注意到了美国人的住房与中国人的住房有很大的差别。
美国住房外部：美国人的房子外面通常有一个或大或小的院子种些花草，大多数美国人的房子没有篱笆也没有围墙。防止从外面看到房子里面的仅仅是窗户上的窗帘。图1.5 美国人的住房外部
中国住房外部：大多数中国人的房子都是由高高的围墙包围起来的，从外面看到的仅仅是屋顶。在房子里面离门口不远处还有一堵短墙，当大门半开时，人们也看不到里面。图1.6 中国人的住房外部
但是，在房子里边，中国与美国的差别与在房子外边的差别正好相反。
美国住房内部：美国人强调房子里边的隐私性。各个房间包括卧室、客厅、卫生间和厨房通常都有门隔开。父母不能随便占用小孩的房间，而小孩在父母的房间里也没有太多自由。在部分美国人家里，丈夫与妻子还各有自己的卧室。
中国住房内部：在中国人的房子里边，除了未婚的异性，隐私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当代心理学关于自我-他人关系的东西方差别研究与弗朗西斯·休的观察一致：美国社会中，圈子内与圈子外的界限是模糊的，但个人之间的界限一清二楚；中国社会中，自家人（圈子内）与外人（圈子外）的界限是很清楚的，但自家人内部没有什么界限（Chi-yue Chiu & Ying-yi Hong，2006，128）。实际上，中美不同文化中的自我-他人关系决定了这两种文化中不同的自我观或自我结构：美国文化中一个人的自我是独立的、孤立的，而中国文化中一个人的自我依赖于他人。3.表达自我的语言深受文化的影响“我”这个字的用法反映出文化的不同。中文的“我”除了用作主语外，也可以用做宾语，如“天亡我也”。相对而言，英语会用“me”代替“I”来用做宾语；这样的分工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I”的自主性。中国人的“我”则不一样，既是主，也是宾。
此外，英语“我” 字大写“I”；而中文有一百多个“我”的代词，其中自矮词特别多，如“区区”“鄙人”“小可”“末学”“不才”“不肖”“晚生”等。就算位高权重，对平级也自谦为“愚兄”“小弟”，而不宜直接了当说“我”。在上级面前更要自贬为“卑职”“下官”“愚臣”“小人”“小的”等。一旦你退休了，便一下子失去了权利和地位，见人也矮了三分，只好说：“老朽、老拙、老夫、愚老、老叟、小老、小老儿、老汉、老可、老躯、老仆、老物、朽人、老我、老骨头”这些语言行为，或可表达对他人的尊重，却掩盖了冒不出来的自我！4.中国人是他父母的儿子而西方人是他自己
基督教教导说，在上帝面前的内在的灵魂是一个人真正的自我，而一个人作为儿子、父亲、女儿、母亲的社会存在并不是一个人真正的自我，相比起来，我们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其实并不重要。在西方不管你信不信基督教，灵魂的观念已经牢牢地转变成自我的观念。这是西方人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分离，强调灵魂与肉体分离的结果。
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哲学，强调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不能离开家庭而存在。在儒家文化中，一个人是他父亲的儿子，他儿子的父亲，他哥哥的弟弟等，即要成为一个人就是要成为家庭的一员。由此看来，西方强调自我的独立性，而中国强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5.中国人与母亲“同住”在内侧前额叶而西方人自己“住”
1999年神经科学开始了对自我的研究，这大部分得益于一项叫作功能磁共振成像的技术（图1.6）。在大的医院里都有磁共振成像（MRI）的检查，如果怀疑某人头部有肿瘤，通过磁共振成像可以检查出来。但这种检查只能把大脑的静态结构反映出来，与心理活动相关联的大脑活动无法显现。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配备了强大的计算机软件可以把与心理活动相关联的大脑活动显现出来。图1.7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认知科学重点实验室的3T磁共振成像系统
一个人思考自己有什么特点时，例如，我是勤劳的，就激活了内侧前额叶（内侧前额叶简单说来就是我们额头下面的大脑），即内侧前额叶就兴奋了。当人的某部分脑区兴奋时，因为那里的耗氧量比较高，血液里的含氧量就有变化，而仪器能够记录到这种变化。中国人、西方人思考自己的特点时都激活了内侧前额叶；但只有中国人思考母亲的特点时才激活内侧前额叶，西方人思考母亲的特点时并不激活内侧前额叶。由此可见，中国人与母亲的亲密关系已深入大脑，而西方人强调自我独立性也已经深入大脑（Zhu et al.，2007）。这类比较中国人自我与西方人自我的神经基础的研究，为前面说的中国人买房听妈妈的而美国人买房听自己的等心理现象，提供了神经科学的解释。小结
上面我们零星地列举了关于自我的一些看法，总结起来有三点：（1）我就是自我，自我不是自私。（2）自我是文化的产物，中国人的自我是相互依赖的自我。（3）21世纪追求自我崛起是中国人精神上觉醒的表现。如今，小学生也开始有了朦胧的自我概念了，见图1.8。图1.8 “我读故我在”（《北京晚报》，2015-4-1）
影视演员姚晨说：“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是无法复刻的唯一，我们能做的唯有勇敢前行。”她的话是对自我和自我实现的很好诠释。
自我非常复杂、深奥。21世纪的今天，人们倾向于从文化、哲学、人类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等广阔的视野来研究自我。这本书就是我们学习、研究的心得。我们想告诉读者：自我是什么？中国人的自我是怎样的？参考文献
Chi-Yue Chiu and Ying-Yi Hong. Social psychology of culture. Psychology Press.2006.
Klein，S.B. Self，memory，and the self-reference effect：An examination of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2012，16（3）：283-300.
Keenan，J. P.，Nelson，A.，O’Connor，M. & Pascual-Leone，A. Self-recognition andthe right hemisphere. Nature，2001，409（6818）：305.
Zhu，Y.，Zhang，Li.，Fan，F.，& Han，S. Neural basis of cultural influence on self-representation. Neuroimage，2007，34：1310-1317.
北京晚报，2011-6-13
北京晚报，2011-9-9
北京晚报，2015-4-1第二讲文化与自我
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处处表现出一个人自我的心理特点。
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一批批西方教授来到中国的学校讲学。美国教授惊讶地发现，在课堂上中国学生的表现完全不同于美国学生。在讲课中，没有任何人提问。讲课结束，没有任何人发表一点看法，但教授知道，学生对讲课内容十分感兴趣。2011年网易教育频道的一篇报告指出：现在中国学生大量涌入美国，但中国学生普遍不爱讨论，由于课堂太安静，以至许多美国学生如果发现课堂上有过多中国学生选课，通常会退课。对外开放三十 多年了，中国学生的习惯为什么还没有改变呢？
从中国人自我的心理特点出发，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中国学生不提问，或不打断老师，是因为作为一个学生，他的角色就是从教授那里获取知识，教授是该知识领域的专家权威。没人问问题，说明我更应该专心听讲。而在提问之前，一个学生会想，“这个问题需要问吗？如果需要问，需要我来问吗？”“班里有许多优秀学生，他们都不问，说明不该问吧。”这样，中国学生注意自己在社会秩序（课堂秩序）中的地位——学生。美国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得十分活跃。他们关注的是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美国人的信念是，你不能等着别人来了解你，你必须展现你的思想与感情，具备这种态度和想法并能清晰地表达出来是聪明的表现。要成为成功人士，要走在前头，就要做“爱哭的孩子”（a squeaky wheel）。而“爱哭的孩子有奶喝”（the squeaky wheel gets the grease）这类谚语反映的是，冒尖的人在美国吃香，得到鼓励。而“枪打出头鸟”这类谚语反映的是，冒尖的人在中国受到打击，不能允许。中国人时刻要想到或已习惯与周围人保持一致。
对西方人来说，选择权是他个人最重要的权利之一。作家冯骥才记述了他在美国见到的一件小事。在公园里，一位妇女拿一件风雪衣与一个四岁的小女儿说话，着急又认真，说个不停。过去一听才知道，衣服一面是绿的，一面是红的。她非要孩子自己决定穿红的朝外还是绿的朝外，她不替孩子决定，这是孩子自己的事。后来这小女孩决定穿红的，穿上后，两人高兴地走了。选择是我的权利——这一观念西方人从儿时起就深入心灵了。正因为美国人如此看重选择，当一个美国教授作为客人应邀参加日本主人在饭店的会餐时，日本人的行为让她大吃一惊。八个日本人在法国餐厅正忙着阅读菜谱，服务员走了过来。为了打破沉默，美国教授明确地宣布了她的选择——开胃饮料和主菜。沉默继续，接着是日本主人与其他日本客人紧张交谈。最后，饭菜上桌了。美国教授选的饭菜不同于日本人的，但让美国教授吃惊的是，八个日本人的饭菜一模一样！在美国教授看来，这么多的人吃一样的饭菜简直就是让人心烦！如果你不选择你自己的饭菜，这顿饭吃得香吗？如果每个人都吃一样的饭菜，那菜谱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为了说明文化与自我的关系，我们先介绍文化与人的关系，因为人的概念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是不同的，而不同的人的概念导致不同的自我概念；还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在别人心中是人，只是经验自己为自我”（Kirmayer，2007，239），（我们把别人当作人，而把我这个人［自己］经验为自我）。或者说别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我们从别人身上看到了自己。当我们把别人看清楚了，我们也容易把自己（自我）看清楚。
我们先讨论中国人与西方人有什么不同，然后讨论中国人的自我与西方人的自我有什么不同。一、中国人与西方人有什么不同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比较
对比中国和美国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报道就可以说明中国人与西方人有什么不同。图2.1 西方人突出个人、突出自我；而中国人突出领导、突出集体、湮没自我（图片引自：Liu，2007）
中国的报道（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为代表）从历史意义写起，以全球意义结束，着重报道的是开幕式的表演过程及开幕式的世界各国领导人；而美国的报道（以《纽约时报》和美联社为代表）则从具体的事件开始，以一名中国老百姓的评论结束。另外，美国的报道采用了几位普通中国人的发言，反映了老百姓的骄傲及对北京奥运会的支持；中国的新闻报道则没有一个具体的普通中国人的相关描述，而是笼统地以全国人民的反应来表达中国人民的自豪和对奥运会的支持（彭凯平，王伊兰，2009，7）。两位老人的比较
2014年2月1日是马年正月初二，北京卫视播放了一条过年新闻：105岁的戴伦老爷子与儿子、儿媳妇、孙女团聚喜庆的情景，由于儿孙各自的工作不同、各家还有各家自己的事，他的愿望是有一天一大家60多口人大团圆。同一天香港凤凰台播报了一条体育新闻：法国102岁的“不老骑士”马尔尚2014年1月31日在室内体育馆骑自行车1小时骑了26.927公里，打破了百岁以上老人1小时内骑自行车路程的世界纪录。数千人观看了他的表演。他的愿望是自己190岁还能骑自行车。对比这两条新闻可以看出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不同：中国人强调家庭、亲情，做人就要成为家庭的一员；西方人强调发挥自己的才能，去争取成就，做人就要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两本儿童读物的比较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人与西方人是怎样教育小孩子懂得“人”的概念的。
中国人强调从人伦、伦理的角度看“人”，而西方人强调从科学的角度看“人”。例如，辛亥革命后出版的第一种新编小学教科书第一册第一课，赫然一个“人”字（见图2.2）。图2.2 人“人”字下面画了祖孙三代共七人，让小孩自然联想到：“我是爸爸、妈妈的孩子”。《教授法》告诉老师怎样上好这一课，画龙点睛之笔是：人之区别于鸟兽者，为“读书明理”。换句话说，老师在讲“人”字时，要强调人与鸟兽的差别。与中国人不同，西方人强调人类是一种动物。例如，2009年出版的法国人奥斯卡·柏尼菲为小孩写的儿童哲学智慧书《我，是什么？》中，他向儿童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动物吗？”（见图2.3）。图2.3 你是动物吗？
接着他列举“是”和“不是”的理由。“是”的理由包括：“因为我能呼吸，能吃东西，长大以后会有小孩，和其他动物一样”；“因为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是猴子”。“不是”的理由包括“因为我很聪明”；“因为我能说话”；“因为我是人，人能盖房子”；“因为我死了以后会被埋葬”。最后作者做出结论：人类是一种动物，人类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这显然是从科学的角度看待“人”。我们知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主要是由西方发展起来的。西方人不愿受自然束缚，他们提倡“知识就是力量”，提倡大胆怀疑，要理解自然从而征服自然。而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西方人强调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去建立自己个人的辉煌业绩。学者的比较
文化学者杨适二十多年前就提出，“文化的中心是人本身。”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不同，本质上反映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杨适，1991）。最近，文化学者余秋雨引述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话，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余秋雨说：“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 Gustav Jung，1875—1961）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他在这里所说的‘浮士德’，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名，而是指德意志民族的集体人格，也就是德意志文化的象征（余秋雨，2012，7）。”歌德是伟大的德国诗人，“浮士德”是歌德创作的一部长诗中主人公的名字。荣格说“浮士德创造了歌德”，就是说德意志文化塑造了歌德这个人。这个意思与我们前面提到的，不同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人”的概念是一致的。
文化学者杨适认为，“如果说中国人的显著特征是重人伦的话，那么西方人的显著特征是重自由。一部西方文化的历史是从古希腊开始的，古希腊人就骄傲地把自己称作‘自由人’，直到今天西方人仍然处处以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是‘自由世界’自诩，可见他们最珍视的就是自由。在他们看来，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人有自由，能独立自主，不受外物和他人的支配和奴役。在‘不自由，毋宁死’这个口号里就表达了这些意思。”（杨适，1991，99）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尼斯贝特说：“希腊人，比任何其他古老的民族，实际上可以说，比现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对个人的意志都有更为清醒的意识——这种意识就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行事的意识……希腊人追求自由和个性……中国人与希腊人的个人意志相对应的是‘和’。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排在第一位、最重要的是一个集体或几个集体（家族、村子、尤其是一个家庭）中的一员。个体并不像希腊人那样是在各种社会环境中保持着个体特征的独立单元……在有组织的等级体制中按照规定的角色行事，这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实质，希腊人追求个人自由的意识，中国人是没有的。”（尼斯贝特，2006）
如果把上述杨适与尼斯贝特的意思综合起来，我们可以说，西方人作为个体面对社会，个体是具有独特个性的独立单元，正因为是独立单元，西方人强调自由；中国人是集体（家庭、村庄、单位）中的一员，人伦（特别是家庭关系）是每个人最重要的事情。因此中国人强调“血浓于水”，强调“和谐一致”。这里说的西方人追求的自由并不是抽象的自由，而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具有商品交易的特征。而中国人强调的人伦（关系）也不是抽象的人伦，而是中国封建的宗族等级人伦。可以说，追求自由和维护与家人、他人的和谐都是人类的必需，中国人与西方人各自侧重发展了一个方面，那是由中国与西方世界各自不同的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以及地理环境造成的。二、中西文化与两种自我结构
自我问题在心理学领域表现为“我是谁”“我与他人的关系是怎样的”“人们怎样解释他们的行为”等问题。理解与回答这些问题依赖于一个人所生活的文化环境。因此，近三十年来心理学研究自我一直贯穿着这样的思想：“自我是文化的过程与产物。”（Markus & Kitayama，1991；2010；Heine，2001；Kitayama & Uskul，2011）。
那么，什么是文化？文化与自我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心理学家定义文化为：文化是价值观念及其实践（实现价值观念的行为）在大规模的、生态学的和社会水平上的综合。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综合特征，强调个人的独立、自主。在个人主义文化下，人们大多具有独立型的自我（independent self）；集体主义也是一种文化综合特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人们大多具有互倚型的自我。文化怎样影响自我呢？现有的研究表明，下列因素对自我有重要影响。
寒冷和干燥的环境，以及住所的高度流动和低密度的人口（这些至少传统上联系着游牧和放牧的生活方式），导致强调人的独立性；而温暖而潮湿的环境，以及住所的少流动和高密度的人口（这些至少传统上联系着农耕的生活方式），导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
商业化与工业化培养了人的独立性，因为他们需要独立的决策与判断，以及同亲属关系、邻里关系以外的人打交道。工业化的进程使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在农村农民彼此是熟悉的，但各地的农民来到工厂，他们彼此是陌生人；商业的发展，特别是现代金融的发展是不以任何个人关系为基础的，投资者和资金使用者之间完全隔离。总之，与陌生人打交道要求人的独立性。相反，商业化与工业化不发达的地区与国家，人们多与亲属、邻里打交道，因此养成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特性。
较高的社会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 status）的人们，例如，中产阶级具有更强的独立性。
美国人经常变换工作，因而变换住所（美国被称为建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这导致美国人的独立性；亚洲国家农民住所一辈子也不变化，甚至祖祖辈辈就在一个村里，这导致了人们相互依赖。
志愿的边疆开拓者，像18世纪和19世纪美国的西部开拓者，在人烟稀少的环境下，要独立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因而发展出独立的心态，并且，自我激励、自我保护以及自我绩效推动的艰苦工作都视为当然，以便去应付残酷的生态环境，因为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支持可以帮助个人，而人们之间也很难建立起稳定的社会关系。与美国的情形类似，日本的北方岛屿（Hokkaido）具有一百多年的开拓历史，那里的人们比日本大陆的人们更具独立性。
总之，在生态与社会的诸多因素影响下，西方社会历史上一直强调人的独立性或与众不同，因而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发展出人的独立型自我，而东方社会则更强调人与人的相互依赖，因而东方集体主义文化发展出人的互倚型自我（Kitayama & Uskul，2011）。
心理学家马库什与北山志（Markus & Kitayama，1991，2003，2011）根据文化对自我的影响，区分了两种自我结构。他们以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作为区分自我结构的依据。西方文化下人们具有独立的自我结构（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强调自我与他人的分离（separation），自我与非自我的边界是个体与任何其他人（包括亲人），即西方人的自我是他/她自己，不包括其他任何人。因此，西方人看问题依赖自己的观点。相反，东南亚文化下人们具有互倚的自我结构（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结（connectedness）。互倚的自我嵌入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中，仿佛一个人属于社会关系而没有独立的自己，自我与非自我的界限是父母、亲人、好朋友等自己人与外人的区别，即东南亚人（East Asians）的自我包括亲人、好友。因此，东南亚人看问题更依赖别人的观点。图2.3 两种自我结构（Markus & Kitayama，1991）参考文献
Heine，S.J. Self as cultural product：An examination of East Asian and North American selv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2001，69（6）：881-906.
Kitayama，S. & Uskul，A. K. Culture，mind，and the brain：Current evidence and future directions. Annu. Rev. Psychol. 2011，62：419-49
Markus，H. R. & Kitayam，S. Culture and the self：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emotion，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1，98（2）：224-253
Markus，H. R. & Kitayama，S. Cultures and selves：A cycle of mutual constitution. Perspective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10，5（4）：420-430
Kirmayer，L. J. Psychotherapy and the cultural concept of the person，Transcultural Psychiatry，2007，44：232-257（美）理查德. 尼斯贝特 . 思维的版图.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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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何谓文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法）奥斯卡· 柏尼菲 . 我，是什么？北京.接力出版社 .2009
彭凯平. 王伊兰. 跨文化沟通心理学.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第三讲中国人的自我是互倚型的自我
中国人的自我是互倚型的自我，互倚型自我的意思是，自我包栝十分亲密的家人，自我以家庭为单位。这种对中国人自我的看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礼记”——儒家思想的经典文献之一；然后，1947年人类学家费孝通用“差序格局”的概念来描绘当代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自我结构，而“差序格局”概念是儒家“人伦”思想的现代版；2005年社会心理学家杨宜音在“差序格局”概念的基础上用“自己人/外人”的划分来表达今天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自我结构。“自己人/外人”的划分本质上与“礼记”所描绘的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一致的。这样，在中国人自我结构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从“礼记”到“差序格局”，到“自己人/外人”划分一脉相承的表达。这种表达说明，中国人人际关系、自我结构从古至今一直是按照儒家思想来构造的。一、古代中国人的自我结构“礼记”是儒家文化经典文献之一，记述了当时礼制规范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臣民要服从帝王君主，下级要服从上级，儿孙要服从父辈，妻子要服从丈夫，弟要服从兄。它不仅制约着社会的伦理道德，而且制约着人们的生活行为。从汉朝到唐朝《礼记》有各种版本。1885年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将它翻译成英语，188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了英文版的“礼记”。“礼记”中关于“孝服”（或“丧服”）的规定是中国古代人行为准则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表明人与人的亲密关系是不同的。正因为如此，理雅各以西方人自我的视角，把“孝服”的规定变成了对中国人自我结构的描绘：五种等级的孝服表示了五种等级的人与人的关系。图3.1是理雅各绘制的。图3.1 自我（self）
为了观察、阅读的便利，我们把图3.1变换为图3.2。图3.2在内容上与图3.1是一样的。图3.2 中国男性为其宗亲穿丧服的等级
从图3.1或3.2可以看到，古代人要为第一等关系的人穿孝服三年。例如，儿子要为父母穿孝服三年；妻子要为丈夫穿孝服三年。
要为第二等关系的人穿孝服一年。例如，父亲要为儿子穿孝服一年；弟弟要为兄长穿孝服一年；丈夫为妻子穿孝服一年。
要为第三等关系的人穿孝服九个月。例如，弟弟为嫂嫂穿孝服九个月。
要为第四等关系的人穿孝服五个月。例如，己婚女性为她的堂（或表）兄弟或堂（或表）姐妹穿孝服五个月。
要为第五等关系的人穿孝服三个月。例如，男人要为母亲姐妹的儿子穿孝服三个月。
对外姻关系的人则不必穿孝服。例如，对（外）孙子的媳妇。
理雅各把“孝服”的五种规定看作是中国人五种亲密不等的关系，並把它作为古代中国人的自我结构，他是深得儒家文化精髓的。因为儒家文化就是孝文化，所以，“孝服”的规定典型地代表了儒家文化对中国人际关系的规定。“孝服”的规定表明，人与人的关系不是平等的。例如，父母是儿子第一等关系的人，儿子要为父母穿孝服三年。但儿子只是父亲第二等关系的人，父亲只为儿子穿孝服一年。
图3.1与3.2表示，中国人的自我居中，在自我周围有不同等级的亲情与责任的关系包围着。有血缘关系的人（如父母、子女等）与自我的关系最亲密；而只有外姻关系的人（如妻子、外祖父母等）与自我的关系则疏远。中国人津津乐道“血浓于水”，就是这个意思。总之，中国人自我处在社会关系的中心，它是家庭的一部分，它溶化于各种各样的关系中，因而中国人的自我不是一个孤立、独立的实体。二、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概念
为了说明在不同的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是不同的，人我的界线即自我与他人的界线是不同的，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1947/2009）提出了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概念。差序格局是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格局，而团体格局是西洋现代社会的格局。费孝通说：“我们没有团体而有社会网络，重叠的社会网络。一切事情都通过这些网络来完成。这来自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一千多年的传统。”（费孝通，1988）。
西洋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像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都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
这里用捆柴比喻社会组织，意思是，人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如家庭、俱乐部、工会、政党等。团体内与团体外的人分得很清楚。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各个个人人格平等；另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每个团体分子和团体的关系是相等的，团体不能为任何个人所私有。这种人与人的关系的一种格局叫作团体格局。
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是不同的。人与人关系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每个人都有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这个像水的波纹一般的网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就是乡土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差序格局。儒家文化最讲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伦就是指导社会关系的原则，或者，在社会关系中个人的角色。例如，“礼记”规定，一个人的父亲死了他要守孝三年；一个人的儿子死了，他要守孝一年。父亲与儿子的角色不同，各人要做的事情便不同。而且，儿子要永远听从父亲的。这样，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社会关系）的差序。例如，“君臣父子”“上尊下卑”“男尊女卑”“长幼有序”的差序。
中国乡土社会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村与村之间的往来不多，人口的流动率也小。人们常常是生在哪里也老死在哪里。在同一个村里，许多人不是近亲就是远亲，彼此非常熟悉。因此，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作家十年砍柴对这个以近亲与远亲组成的“熟悉”的社会是这样回忆、体验和感叹的：“我们兄弟从记事开始，融入以血亲、姻亲为经纬的熟人社会，那种自然状态犹如幼鱼游水，雏鸟学飞。我们首先要学会分辨的就是亲属尊卑，谁是我的亲兄弟，谁是我共爷爷的堂兄弟，谁是我共曾祖父的堂兄弟，谁又是没出五服的族兄弟、叔婶；出了五服的那些族人，和谁又更亲近一些；方圆几十里哪些姓李的和我们共了一个祠堂，共一份族谱；祖父、父亲、自己和下一代的辈分是哪个字；而八华里外的那个王姓聚集的村子，谁是我的亲舅舅，谁是我的堂舅舅；姑舅表亲和姨表亲的区别在哪儿。人死了，哪些人可以埋进祖坟哪些人不能；碰到人家办红喜事该说什么贺喜的话，而对长辈的丧事如何致祭，等等。乡村的熟人之间没有秘密，一个家族的爷爷可以随意在你家吃饭时走进来坐到餐桌上和你父亲一起喝酒。这些对我这样成长经历的人而言，是常识，而对我们兄弟的下一代，恐怕就是遥远的传说。”总之，在这样的“熟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社会的信用不是由契约和法律保证的，而是由对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习俗、行为规矩的熟悉保证的。因此，乡土社会是礼俗社会。
现代社会工作、生活节奏快，人员流动性大。人们不仅选择经常变换工作，还从这个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甚至到国外工作、生活。因此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既是陌生人，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人们之间要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就产生了法律。法律保证了签约双方，如雇主与雇员，生意交往的双方等，共同履行协议、合同等。可是，法律的基础是平等，是权利与义务的共存，只有人与人的平等性，才会促成市场经济的产生与良性发展。因此，现代社会是法理社会。
例如，西洋家庭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在英美，家庭包括丈夫、妻子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夫妻两人拜访朋友，就不能说“丈夫”带了他的“家庭”来访。在家庭里边，各成员都是平等的。并没有“夫为妻纲”那一套约束，父子之间也是朋友。在美国，如果父母尽到了养育孩子的义务，父母也有权利让成年的孩子离开家庭独立生活，即让成年的孩子事实上不与父母共同生活。而很多刚刚踏出校门的18岁年轻人也会实践这样的豪言壮语：一旦有能力我就会离开家。这样，西方家庭成员的权利、义务、价值观念都与团体格局的人与人的关系相联系。但是在中国乡土社会，家里各成员不是平等的，各人必须遵照世俗的行为规矩、按自己的“角色”想问题、做事情。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利。而且，家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叔伯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括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
总之，团体格局的人与人的关系中最主要之点是人与人的平等，而差序格局的人与人的关系中最主要之点是人与人的亲疏之分，以“己”为中心推出，和别人组成亲疏不同的社会关系，像石子投入水中那样，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最基本的是亲属关系：亲子和同胞。其次是朋友关系。“这种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可以说是模糊两可了”（费孝通，1947/2009，30）。换句话说，中国人的自我的边界是伸缩不定的。
上面综述的费孝通六十多年前的思想，即关于中国乡土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差序格局概念今天仍然适用于中国社会吗？答案是肯定的。首先，理论上说，费孝通已经指出，“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和社会圈子的组织是比较的重要。同样的，在西洋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也是同样存在的，但比较上不重要罢了。这两种格局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在概念上可以分得清，在事实上常常可以并存的，可以看得到的不过各有偏胜罢了”（费孝通，1947/2009，37）。今天的中国，差序格局的人与人的关系仍然占统治地位。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直到2011农民仍占人口的一半），虽然有近两亿农民工，但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不能成为城市居民。而且，儒家思想的影响深远，以及法制不完善的情况也进一步巩固了差序格局的人与人的关系。
事实上，中国社会心理学家，如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杨宜音等，都在费孝通“差序格局”概念的基础上陆续提出各自的关于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的分类。如杨国枢（1993）关于家人/熟人/生人的划分基本上承继了费孝通差序格局的思想。三、“自己人/外人”的划分：中国人的自我结构
社会心理学家杨宜音（2005；2009）认为，在“差序格局”概念基础上的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绝不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定地位，因而彼此间有不同的心理距离。所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责任都来自这些不同的心理距离。在“差序格局”概念基础上她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人际关系分类，即“自己人/外人”的划分。这种划分包含了“先赋性”与“交往性”两个维度。“先赋性”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而“交往性”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地缘关系，即由于商业、生产、各种社会活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进行的交往。当然，亲属之间也有交往性。具体说来，“自己人/外人”的划分中，自己人既包括具有亲缘关系的人，也包括具有交往关系的人。外人也是如此。如表3.1所示：表3.1 中国人际关系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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