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山：我与白马雪山的三十五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肖林 王蕾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守山：我与白马雪山的三十五年试读：

我是在长江中上游拍摄《家住长江》（Living Yangtze）时认识的肖林。我这一生，无论是职业生涯还是私人生活，都和很多藏族人打过交道。当我第一次看到肖林那张黝黑的脸，和大山给予他的刚毅外表，我便知道，我们的相遇绝非偶然。

喜马拉雅东部山区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举世闻名，这是我一直希望深入拍摄的地区，而找到一个终身保护大自然的人也是我的夙愿。肖林身上那种热情、聪慧、充满好奇心与坚持不懈的气质，都非常强烈，令人感动。我相信，正是这种精神气质——喜马拉雅大山中常年的艰辛锻造出来的韧性与真诚——使得我们有相见恨晚之感。只需一眼，我俩便认出彼此，我们属于同一“族群”。

我在白马雪山拍摄的片子《喇嘛与巡山者》（The Lama and the Ranger）讲述了肖林和他的同事与当地藏民和僧人，为了保护这方珍贵而脆弱的自然，他们联手开展反偷猎、环境教育等工作。喇嘛和村民已经成为这个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力量。肖林和他的同事们对该区域的代表物种滇金丝猴的科学监测和研究工作也格外突出。

虽然我俩隔着语言的障碍，肖林还是同我分享了他对野生动物摄影的热情。肖林给我看了他在这个地区拍摄的野生动物照片，最重要的当然是滇金丝猴，他这一生的所有工作都围绕着这群猴子。尽管我的摄影作品一直更偏重于人文类型，但他的照片中隐含的敏锐视角非常打动我。

当我得知肖林终于要出版一本自传并且邀请我来写序言，我感到非常高兴。肖林一辈子工作的这个地区也是他的出生之所。他把自己这一生像献给神灵一般，全部奉献给了这座大山。

我和肖林有约，要一起去藏北高原，去他一心向往的奔腾着众多野生动物的那片原野……

真诚期待更多的读者可以翻开这本书，和我一样去赴一场另个世界的约会。这个世界，如此远离我们惯常的城市……生在白马雪山

我出生在第一场大雪中。

第一场雪，

第一声啼哭。

妈妈说，

生在雪山脚下，就是一辈子的藏族人。

太阳和月亮把雪山擦亮，

一次又一次；

雪山把力量传到藏族人的心尖，

一遍又一遍。

这里所有的生灵啊，

身体都住着一座雪山。

如果你见过一只即将饿死的老狼，

如果你听过鬣羚的蹄子敲打碎石，

如果你一次次追寻过那群原始森林中飞跃的猴子，

如果你翻过山巅、迈过激流，感受过心灵之光的明灭。

雪山是藏族人每个早晨煨桑时的仰望，

雪山是藏族人每句诵出的经文，

雪山是藏族人转山时的五体投地，

雪山是藏族人走遍天涯也生死相依的眷恋。

雪山，

是藏族人的一辈子；

雪山，

是我的一辈子。楔子江坡

下雪了！

滇西北高原的雪有很多场，初雪意义非凡。此时，大地尚未完全脱去秋意，一场初雪就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准备好了吗？冬天可要来了。藏族人对初雪往往心存感激，因为初雪过后蓝天会分外绚丽。这是秋天的静静落幕，一年又要过去了。

下的是雪片，很大，但是风不猛。所以，这些白色只是织成了纱罩，像是天空因许久没有爱抚大地而做出的温柔补偿，带着一种宽容、慈悲的气度。滇藏交界处，大山里隐藏的那些小村庄，人们的脸上都带了丝欢乐：下雪就好，农田正式休养生息了，牦牛从高山的牧场上下来了，山里的动物终于可以安静地享受这个只属于它们的世界。

我出生在1967年秋末的第一场大雪中。作为家中第一个男孩，我的出生给家里带来了希望，但长辈们没有一个人刻意记我的生日，因为我们藏族人根本不会去在意这些。老辈人甚至说不出生在哪一年，被问到年纪，他们只能含糊地说，“七十多了吧”，“好像八十了”，然后疑惑地看着问的人。在藏族人心中，生死“闸门”下，年轻几岁，还是老了几年，需要那么在意吗？

我身份证上的生日是信手填的，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一直留在妈妈心中。我从心底感谢这样的记忆，妈妈的描述比那个印在身份证上一清二楚的出生日期更富诗意。每每见到白色雪花从天而降，内心深藏的秘密便会随之萌动，仿佛生命的基底同雪花共呼吸，仿佛只有大雪才能让我焕发出别样的能量与光辉……

我出生在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的江坡村。“江坡”，直译就是铁斗。江坡坐落在形似粮斗状的坝子之上。长大后才知道，江坡的“斗”可不是寻常的斗，江坡坝子下藏着丰富的铁矿，我就出生在这铁斗之上。

我们藏族人没有父姓。父母给我取名“昂翁此称”，“此称”意为守规矩，也被译为“慈诚”；“昂翁”则是五世达赖喇嘛的前名，又被译为“阿旺”。五世达赖喇嘛进行宗教改革，建立无数寺院，历来被藏民族所尊敬。

后来我有了个中文称号“小李”。父亲“文革”时起了个汉名叫李新民。当时我家附近是部队营房，父亲和当兵的关系特别好，当兵的嫌他的名字“昂翁尼玛”太绕口，直接叫“老李”，我就顺带成了“小李”。“小李”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上学、工作，又几度演变为“肖令”“肖李”，后来干脆固定成符合汉族人习惯的“肖林”。

有了这段经历，我坚决让两个女儿只拥有藏族名字。时常有人吃惊地问：“你的女儿不姓肖？”

藏族人的名字一般是吉祥字词的组合，讲究点的会请喇嘛起一个。比如，我父母早年曾经到拉萨朝佛，在“大昭寺”一口气请了几个名字回来，等到我的女儿出生，就直接从中挑一个来用。

同时拥有“肖林”和“昂翁此称”两个名字，对我而言是拥有了两个世界——“肖林”带着我的肉身行走世间，而“昂翁此称”只属于我的故乡江坡。

当我自己都已习惯“肖林”，回到家乡，拄着拐杖的老奶奶一声“昂翁”，一下就会把我拉回童年。是呀，回家啦，不管在外面担着多大的担子，回到家乡，我就是个没有忧虑的孩子。回到家乡，我只想纵马疾驰，只想信步山巅，只愿去村子最高的煨桑台，燃起敬神的香柏。

我们藏族人名字中没有父姓，但会有“房名”。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房名，比如，“水边的磨房”“从须贡村搬来的”“最富裕的家庭”，等等，起得比较随意，但仔细琢磨很有意思，可以看出一二百年前此地的经济社会状况。

我家房名为“噶最达”，藏语直译为“放置马鞍的屋子”，由此可以估摸出我家以前很穷，起家时借宿在一户人家的马鞍房中。

老人说，江坡村子（含衮巴）最初只有十八户人家，都以种田为生，过去主种青稞。而从十八户发展到如今八十户的历程，就没有什么记载了。但就像许多不知名的西部村庄一样，这些过往虽没有被收入正史，可在人们口口相传的野史中，它骄狂恣意、爱恨情仇、波澜壮阔……

江坡怎么可能没有故事？江坡村矗立在山坡之上，俯瞰澜沧江水浩浩荡荡从村下流过，这是茶马古道从大理到拉萨的必经之路。村之下、江之上，孤然一架吊桥。长大后，我在书本中找到它的大名——溜筒江吊桥，茶马古道上一条有名的溜索桥。当年无论马或人，都命悬一根竹溜索，在滔滔江水上嗖的一声飞过。

马匹、货物来来往往，还有那些四海为家的男子汉……江坡再小，有了这条路，就和远方有了联系，人们的眼里就会溅出活泼泼的亮色。

我的祖辈都曾养过马，直到父亲那代的江坡男人，还都远走过拉萨、尼泊尔、印度……走马帮辛苦，风险又大，不是每个壮年男子都会如此选择。我父亲就选择留在家中，而他的哥哥终在一次远行中留在国外，并在那里生儿育女，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小时候，守着火塘，最喜欢听长辈闲聊过往，那些马帮的艰苦与辉煌，经过渲染的危险与奇情，让人久久兴奋。我一边听，一边恨不得马上长大。或许，内地的汉族男孩很多是靠武侠小说幻想世界，我们藏族男孩则枕着马帮的故事，任一闯天下的豪情在心中激荡……

马帮于我，还与对奶奶的记忆紧紧关联。小时候，父母每天下地种田，照顾我和姐姐的任务就交给了奶奶。我最喜欢她那一双粗糙的手，与其说爱抚，不如说磨砺着我和姐姐的脸。奶奶那时年纪并不算老，可那个时代很差的生活条件，以及终身的劳作，使她的生命过早地黯淡、衰弱。

奶奶在家只负责做饭，生火需要先去砍柴。奶奶会把门反锁，再弓腰一步步挪到山上，我和姐姐就在窗户旁苦苦巴望，等奶奶颤巍巍地扛着柴火回来，才露出笑脸。我一直追问自己，有那么多和奶奶相处的时空，为什么独独这一幕至今无法忘怀？后来，命运把我推上滇金丝猴保护者的道路，在阅读动物行为学的研究专著时，我读到智商特别高的猿、海豚和大象等少数哺乳动物，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感知他者情感的能力，会不自觉地有利他行为。我想，那时的我也是一个幼小的灵长类生物，奶奶的那份苍老触动了我莫大的同情，但那时我却没有能力去帮助她。

静静坐着的奶奶有时会给我一个暗示，我就心领神会地跑到火塘边，拿来吹火用的竹竿。竹竿钻进奶奶后背衣下，轻轻地挠上一挠，这个时候，奶奶的眼神会在黯淡的背景中闪出一滴光亮，这一幕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

江坡村里矗立着一棵参天柳树，是整个村子最古老的树木。马帮经过村子，总会选在这棵树下露宿，大树撑出的枝叶成了离家人最好的庇护。奶奶总是要家人背一大捆柴火送去，“人都是要出门的，现在帮助了别人，将来我们的孩子走得再远，也会有人来帮他们”，这就是奶奶心底朴素的善良。几年前，江坡村民计划砍掉这棵老柳树做集体活动时的薪柴，我一下怒了，几番争执过后，树最终被留了下来。

后来马帮渐渐稀少，取而代之的是与澜沧江并行的214国道，从昆明到拉萨。这时，奶奶已需拄着拐杖，行走艰难，但她希望爸爸能把她带到那条“人海挖出来的路”上，去看看“能装很多东西的‘铁牛’”，这是我记忆中她为自己而提的唯一要求。

江坡是“弦子之乡”。弦子，藏语称“宾央”，木头的琴筒做了底儿，竹片的弦弓弯半圆，再绷紧马尾的弦子，就这么“呜啦啦”地拉将开来……弦子一出声，就带出高原的粗犷豪放，豁亮洒脱，满股子要把生命完全敞开的劲头。

弦子不仅要拉起来、唱起来，更要舞起来！可以一个人既跳且唱，也可以全村老幼通通上场。男人们穿着藏袍齐齐跳在一起，女人们则纷纷挥舞洁白的长袖，跳到高兴处，两方就会想要分个高低，暗暗较劲，脚下陡然加快，快半拍，再快半拍……直到全体丢盔卸甲，跳成散沙一片，才以哄然大笑作结，笑声飘到村坝的上空，满满地溢过山脊。

我的父母平时只是守本分的种地人，但遇到任何村里的节庆日，他们都会郑重地换上华丽的藏装，转眼有了尊严的荣光。我从小就喜欢看父母跳弦子，他们在场上笑，我在下面也跟着傻傻地笑。也许这是他们生命中为数不多的珍贵时刻，终于可以忘记庸常的养家育子和枯燥的终日劳作，长长地舒一口气。

人们总说，我们藏族人都是“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我却觉得，能歌善舞的本事不能简单推给遗传基因。表达喜悦，敞亮心胸，赞美纯真……就像身体需要水和食物，音乐和舞蹈根本等同于我们的精神需求，我们藏族人永远渴求唱得欢乐、跳得淋漓。江坡人那么地宠爱弦子，弦子已经融进了每个江坡人的生命。

弦子有极其丰富的曲调，每个曲调都有个名字，比如“次仁拉哇嗦”，有点像汉语中“满江红”“浪淘沙”之类的词牌名。有了固定的曲调，大家可以填上各种词句。有些词是江坡人自己创作的，更多则是远方的人来了又走了，歌声却留了下来，传了一代又一代。不知名的民间游吟艺人就以这样的方式被江坡人永远纪念。

春一春二春三月，春三月草原开鲜花，金蜂我却要去他乡；

夏一夏二夏三月，夏三月田中长五谷，布谷我却要去他乡；

秋一秋二秋三月，秋三月林中结满果，鹦鹉我却要去他乡；

冬一冬二冬三月，冬三月湖上结满冰，黄鸭我却要去他乡。

——这是浪漫版、经典版。

也有人是编歌大王，随便一个曲调，张口就能按照当时的情景唱出来。有一个与我同龄的藏族人就曾在酒桌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唱：

白酒红酒青稞酒，都是酒，咿呀里索，

白酒红酒青稞酒，你爱喝，我爱喝，大家都爱喝，

麻将哈鸡斗地主，咿呀里索，

麻将哈鸡斗地主，你爱玩我爱玩大家都爱玩，

瓜子花生水果糖，咿呀里索，

电视电影舞厅，咿呀里索……

——这是通俗版、搞笑版，后面接起各种各样的新奇事物，可以唱个没完没了。

就算这般异类的“能歌善舞”，我也极其羡慕。我的弦子水平非常一般，这是我巨大的遗憾，常常觉得愧对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位热巴文化的传承人，不只在整个江坡，在德钦县或整个迪庆州都算“稀有资源”。从我记事起，就陆续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找他拜师学艺。最风光的一次，迪庆州歌舞团在江坡整整住了一个月，每天都和父亲学习热巴舞，直到他们感觉学得差不多时才离开。而父亲却悄悄告诉我：他压箱底的本事还远远没教到呢！

热巴舞，根据民间传说，最早是由瑜伽大师、游吟浪人米拉日巴大师创制；藏学则另有说法，认为热巴文化要归溯于藏地古老的原始宗教，那时佛教还远未传入，人们需要一次次地祭神、驱魔，渐渐就有了热巴舞。“热巴”，本意为长而粘着的发辫，后来的热巴艺人上场前要在腰间拴系“达扎”，一种黑白两色的牦牛辫，舞到精彩处，身体飞转，牦牛辫也跟着飞扬起来。

长大后，越了解热巴，越是遗憾小时候没有努力跟父亲学习，更何况热巴艺人在藏族文化中还属于“职业流浪者”之一。我们藏族自古有些职业，一旦手艺学成，便要背起使命，行走在一个又一个偏僻的村子之间。这些职业大多和佛教有关：塑佛像、画唐卡、刻玛尼石……热巴舞也属其中，走村串户去祭神驱魔，多么令人神往！

父亲被政府认定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最终却还是没有机会把热巴舞全部传给一个晚辈。有人说，一个民间艺人的逝去等同于一座博物馆被焚烧。我至今看过无数热闹的热巴舞，但是父亲那威严灵性的舞步，已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

还有，妈妈！

童年记忆中，只要家里有妈妈，我和姐姐、两个弟弟就是最幸福的人。妈妈只要离开一两天，整个家就会迅速萎靡。

母亲的善良在整个村子都是有名的。我家养蜜蜂，木楞房的几个角都是蜂巢，丰收时节蜂蜜多到需要拿大桶装。每年都有女人到我家来讨蜂蜜，带点儿不好意思：“拿一点就可以，就是抹抹脸。”母亲看出了她们的心思，手下暗暗一使劲，翻手一倒就是一大碗。

不夸张地说，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从小是被蜂蜜喂养大的。饭碗里会缺肉缺米，但美味的蜂蜜可以放开肚子吃。母亲用她所有的精力和智慧维持着这个六口之家的正常运转，仅靠地里的收成和父亲偶尔外出做工的收入，我们全家没有饿过肚子，在那个年代可算奇迹。周围的人家到年末就揭不开锅了，就会陆续有人到我家借粮食，就算粮缸快见底儿了，母亲也从未拒绝过任何一个人。

家里有一头养得很老的毛驴，很多人劝妈妈，干脆卖了吧，这么老为什么还要养？妈妈每次都很为难，像是在求人家的语气：“它为我们家干了一辈子的活儿，我们已经很对不起它了，为什么还要卖了让别人吃它的肉？”

周围压力越来越大，有一天妈妈终于下定决心，把我叫了过去：“哥哥，你把咱家的老驴放到山里去，记住，要放得远远的，不然会被别人逮住。”

妈妈的语气很平常，我心里却隐隐触动：第一次要对另一个生命负起责任。那天我赶着驴，翻了好几座山，觉得路途远到不会让老驴再找回村子了，才依依不舍地把它永远留在那里。

从此，我再没有吃过一口驴肉。

要善良，要尽力帮助他人，不要杀生，我对藏传佛教所有最朴素、最根深蒂固的认识都来自妈妈。除此之外，如果还有什么教会我做人的道理，那应该感谢一座山！

如果你爬到山头俯视江坡，会看到整个村子的末端是我们的寺庙和经塔，一个个方墩墩的藏式房屋被举在心尖尖上；再往外扩展，是片片田地；也许你会嗅到一种沉稳、澄净又神秘的气息，抬眼望去，在你头顶上，稳稳立着一座雪山，形如金塔，轻易便把整个世界收纳于下。

那唯一的雪山，我们藏族人的信仰——卡瓦格博。“卡瓦格博”，“卡瓦”意为雪，“格博”为白色，是藏语中“圣洁”的特指。整个藏地闻名的圣山，无须再戴任何华贵头衔，卡瓦格博——圣洁的雪山。

如今，卡瓦格博让德钦县闻名全世界，可我小时候，只有藏族人知道这座山的分量。每逢转山时节，来自康巴、安多、卫藏的藏族人，穿着各式藏装，说着各类藏语，围绕卡瓦格博一路步行。过去没有任何现代交通工具的帮助，内转需要至少七天，而外转则需要翻越几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风雪垭口，少则十三天，多则一个月，也有人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转山的路上。

转山的藏语为“固拉”，简单说就是转圈。我们这个地方的藏语和拉萨藏语的语音有点差别，我们读“固”，到了拉萨标准语便成了“郭”。一个藏族人说要去“固拉”，指的不一定是转山，也可能是转塔、转寺院、转佛像……围着完整地转一个圈，才算得是圆满。“固拉”常在口语中用，若是转山、转湖、转塔、转寺，还有一个更为尊敬的叫法——“乃固”。加的这个“乃”，如果硬译为中文，只有“神圣”二字才可把其中的精神性表达出来。无论是山湖的自然神圣，还是寺塔的佛教神圣，都值得微小的人类放下所有贪、嗔、痴，在身体力行的朝拜中，感受心灵的赐予。

朝圣是修行的一种。修行是每个藏族人有生之年的最大任务，磕十万个长头，背颂多种经文，每天早起煨桑祈祷……

还有一种广义上的修行，即指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只有肉体历经磨难，才能使心灵轻盈到可以触摸精神。

在我很小的时候，远远未能领悟到这一层，可命运已急煎煎地把我推上路。一初入保护区

从孩童起我就不是个淘气的孩子，如此评价自己，远非褒义。隔着几十年的岁月路回望，心中不免升起一丝遗憾：那时候怎么会那么老实？

在学校功课做得好，回到家就帮妈妈干各种活计，听话得如同白板一张，妈妈可以直接拎起给两个弟弟做榜样。正如父母给我起的名字，我自小就很“此称”（守规矩）。

我是家中长子，自懂事起，爸爸就认真叮嘱我：“有一天，你要当家的！”我们藏族人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女孩子长大后招个上门女婿，男孩子则跑出去四处闯荡，漂累了再就地成家，所以由女孩子承起家族大业的也很多。我上面虽然还有一个姐姐，但姐姐从小就显出“志在山外”的豪情，父母明白：当家的任务，只能交给守规矩的“此称”。

有了“未来当家人”的光环罩体，年少的心中难免升起些轻狂，教训起两个弟弟，声音也会雄壮起来。少年不知当家难，以为“当家”只是劳作方面的体力支出。

事实上，我很小就包揽了家里的许多活计。每天下午放了学，都要背起竹筐去打草，那个时候每家每户都养牲畜，村子附近的草早被割光，要走到山上才能把竹筐装满。有一天，男孩天性里的顽皮溜了出来，我和要好的小伙伴在溪水边玩得忘乎所以，猛抬眼，太阳竟已西沉，我的眼泪都急出来了：无论怎么赶都来不及割满一筐草了！想着妈妈会失望难过，我头一低，带着小伙伴就钻进别人家圈地养草而特意留出的草地，做贼一样割满竹筐，又狂奔回家，心中忐忑，转头一看，草居然只剩了半筐，都怪颠得厉害，赶紧又把草捞出、抖松、慢放……直到不知是草还是空气充满了竹筐，我才一脸坏笑地走回家，嘘，脚步一定要轻！

现在回想，我家当时经济条件很差，父母都是农民，拉扯四个孩子，家里几乎顿顿吃杂面。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家里有人在粮油销售站工作，餐桌上就会出现嫩白嫩白的粑粑。那时我时常拍着胸脯发豪言：等我当家了，要让大家顿顿吃上白面。

但，很快，“当家”的担子真的压下来了！

在我五年级时，姐姐考上了大学。那个年代大学生稀罕如金，别说偏僻的江坡村，在整个德钦县，姐姐都是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整个村子的人都来我家祝贺，人群散去，黑夜来临，我分明感受到父母的忐忑不安。他们不放心一个女孩自己去那么远的地方，还有更重要的——钱！

姐姐考上的是昆明的云南大学。在那个年代，江坡很多人一辈子连村子都没有出过，更别说德钦县城。对于遥远陌生的未知世界，最有保障的当然是钱。而那个时候，我父母连姐姐的路费和学费都不知道如何筹措。

借！母亲一家一家上门求，钱几毛一块地凑过来。

那个年代，江坡一个普通家庭可能只有几块钱的余钱。这些小心存在枕头里、佛龛内的钱，一点点移交到母亲手里……整整一个夏天，我们全家都在为姐姐上大学而奔走。临到姐姐出发，母亲才喃喃地说，家里实在凑不出第二个人的路费了。姐姐只有一人上路。

那天晚上，妈妈很晚才睡，她把借来的钱全缝到姐姐的衣服里，记忆中是很多旧得烂角的钱，被妈妈用粗糙的手一点点抚平。

记忆深处的那个深夜，昏黄黯淡的灯光下，妈妈一下子老了。还有一种寂寞的声音，全家人围坐着，却没有什么话，连年纪尚小的两个弟弟，也在默默感受着亲人即将远离的撕扯，和那贫穷的压力。

我突然感到身上压了一副担子——渐渐老去的父母，正在求学的大姐，两个年幼的弟弟，这个家是那么的孱弱，如果有一个人可以为这个家做事，这个人只能是我！“当家”的分量在这个深夜才真正地压了过来。

我的成绩一直很好，在班里是班长，论努力和天资并不逊于姐姐，可和全家的生活重担相比，学习又算什么？

姐姐走得脚步沉重，但她是在迈向未来，迈向一片彩色；而我，则留在一片黯淡中。

那年，我十三岁。

初中的学业总要完成。很快到了初三那年，爸爸在中甸（现香格里拉）做工，妈妈带上我，到村公所给爸爸打电话。“包产到户后社里给咱家分了那么多的地和牲畜，我一个人真的忙不过来了，现在我们家哥哥要报学校了，是不是就别再上了，留在家里帮我……”

当时的电话线路很差，妈妈几乎是对着电话在喊，一字一字，响如洪钟，我的命运就这么被宣判了。

爸爸在外面做工是给人家盖新房，做木工活儿，他人聪明，活儿又细。那次打完工回家，他破天荒地给我带了一双皮鞋。按照当时藏族人家的习惯，如果是泥水类活计，做工结束时直接结算薪水就可以。但是我爸爸一直是做木工，木工可不得了，是要用木头架出这一世房子的脊梁筋骨。木工完工的时候，东家一定要送一件价值不菲的礼物以示酬谢，爸爸那次收到的就是一双皮鞋。“皮鞋我穿有点小，让我家哥哥穿吧”，父亲就把鞋转送给了我。第一次拥有如此高级的礼物，我心里暗暗猜想：这是不是父亲对我辍学的一点补偿，或者安慰？可是，父亲从来没有当着我的面提过停学务农的事，哪怕一个字也没有。

我人生中的第一双皮鞋是父亲亲手送的，完全成人的款式和大小，穿在我的脚上，有点大，有点重……

那个夏天，我初中毕业，从此整日和锄头、镰刀、斧头为伍，卖力干活，让自己认命。半年后，德钦县政府公开招考工作人员的消息传来，我身边所有人都想试试，毕竟那时候最好的工作就是进政府单位，收入固定，有保障。

我很想去考，但不敢和妈妈提。种地太辛苦，照顾牲口太操心，这副重担我怎么忍心再转给妈妈。但，儿子的心理怎能瞒过妈妈？妈妈劝我，种地的怎么能和“吃皇粮”的比，真的想去，就去试试！

那是我第二次来到德钦县城，第一次是在县城工作的同父异母的大姐带我去看眼科医生。直到大姐的妈妈过世，我们两家一直亲如一家。

从江坡到德钦县城只几十公里，现在不过一个小时的车程，但在那个年代，则需要两天的辗转跋涉。先花上整整半天的时间，从村子步行到澜沧江边的214国道，然后再耐心等待过路的有空位的好心车辆可以捎上我们。那个时候车很少，通常等半天眼前都只有空空大路一条，一等就等到夜晚，只好在路边小卖部随便缩上一晚。

那次，村子里一起去考试的人有十多个，都是玩心正重的年轻人。那时的德钦县城只有一条弯曲的小街，几分钟就逛完了。几个小伙伴出了考场就急着回家，打听了一会儿，得知当天只有公路养护段一辆运粮食的卡车出发，大家就守在出城的路口，终于等到那辆车晃悠着开来，赶紧一拥而上，几只大拇指凑到人家鼻子底下，可怜兮兮地说：“求求你喽，求求你喽……”

那个时候，请求陌生人帮助的手势通常是高高竖起拇指，表示对他人品德的一种赞扬，或者干脆暗示对方要“心眼好”。不过，那两个司机或许是看惯了这样的手势，打量了几下我们几个小鬼头，大手一挥就径直开走了。

几个人拿出身上所有皱巴巴的钱，通通换成馒头，吃完又灌了一肚子凉水，摸摸肚子，感觉应该能扛一晚，那就走吧！

步行回去最近的路也要翻几座山，还未走完，天已黑透，还好已经走到江边的公路了。几个人都是初次赶夜晚的长路，一路上看到的景色和村子惯常的风景完全迥异，兴奋早已盖过疲劳。更何况一路江水声势浩大，公路被月亮照得通透，泛着玉色光泽在眼前亮着，踏在上面，心中竟升起异样的快乐。

一条隧道出现在眼前。在这样一个夜晚，这个巨大的工业设施竟仿佛带了几丝魔力，在几个未经世面的山村孩子眼里，威严地，带着一种工业世界的力量和神秘。大家兴奋地尖叫着冲了进去，我也跟着跑起来，冲向前方那个微微透光的圆点……

懵懂少年，未知未来。多年之后，记忆中的这个场景仿佛是电影中的一个画面——幕起。

很快，我收到县里寄来的录用通知书。

那一年，我十六岁。

背起行囊穿起那条发白的牛仔裤

装作若有其事地告别

告诉妈妈我想我想离家出游几天

妈妈笑着对我说

别忘了回家的路

站在门口想了好半天

鼓足勇气走出了家的门

还是回头望了好几眼

毕竟是独自离家出门

噢，那一年我十七岁

……《那一年我十七岁》是一首早年的台湾歌曲，流行到德钦时，我早已过了十七岁。歌声滑过，歌词如响钟般将我惊醒，我赶紧回去翻找自己的十七岁：年少岁月，却雏鸟般忐忑着去寻找独立。大好年华于我，好像全部都错过了。

我的青春是缺席的，我从幼年直接迈进成年。

1983年，我十六岁，背着行李，告别父母和两个年幼的弟弟，走进了白马雪山自然保护所。我知道，从此我就要成为一名正式的国家工作人员，而我的收入将帮助姐姐读完大学本科。

当年公开招考的只有两个单位，一个是德钦林业局，一个是新成立的白马雪山自然保护所。所有考进的人随机分配，我被分到了保护所。

第一次全体集合，分配岗位，介绍领导。那个被称为局长的人在人堆里扫了一眼，就直奔我而来，大家的目光也全砸到我身上。如果目光也是有声音的，当时肯定是轰炸声震耳，我陷落其中，所有自信都垮了，眼泪涌了上来。

我自卑地知道自己有一副明显营养不良的瘦小身体。

还好，跟我同时考进来的还有一个人，他暗地里拍了拍我。他就是钟泰，我的初中同学，这本书中将一再提及的重要人物。

我初中所在的德钦县佛山中学实行中心学校制，所有村寨的中学生都要集中上学。钟泰是我的同班同学，纳西族，寡言少语。我俩初次见面时只有十四岁，但前生有缘，一见如故，做了一辈子兄弟。

学校条件很差。那个时代的艰苦，更多是物质条件对人行为和情感的一种钳制。钟泰每半年才能回一次家，每次都需要从家里背来各种口粮，饭要自己做，才上初中的男孩子哪有这么多的耐心和精力，他就经常只吃糌粑加热水。我家离学校近，我总拉他到我家吃饭。放长假时，我也会先到他家住几天，然后才恋恋不舍地回自己家。漫长假期过后，重逢时会像几百年没见一样，两人狠狠抱在一起，力气用光，才终于觉得心头累积的思念被释放了，好得如同一对热恋的人。

说回保护区的工作。白马雪山保护区成立于1983年，我们考进去也是1983年，是保护区第一批正式员工。同批考进白马雪山保护区的不只我和钟泰，我们所有人对保护工作都没有概念，甚至对“自然保护区”这五个字都很陌生。事实上，当时大部分人对保护区都没有什么概念，尽管白马雪山保护区成立的时候，已经不属于中国成立自然保护区的早期。

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成立于1956年，是广东肇庆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保护对象是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鼎湖山保护区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就自豪地说，整个地球的北回归线上大多是沙漠，只有我们中国的南方有这么一片“回归线上的绿洲”。自然的富饶让人燃起爱国热情。这片北回归线上的绿洲要感谢喜马拉雅的隆起改变了水汽的流向，而即便如此，鼎湖山保护区里也只有近五分之一原生林，其他都是经过五百年左右恢复的近似原生林。

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成立时，除了一些已经被砍伐的区域，区内绝大多数森林都是原生林。白马雪山自然保护所就是从德钦林业局直接分离出来的。

短期入职培训时，除了学习相关纪律和法规，还特地邀请了一个林业局副局长来给我们上课，但我们听了很久，却只听到了森林防火……

五天的入职培训结束后，我们就要去保护站工作了，可我还是一片模糊，心里有点急。我向领导索要《保护区手册》之类的指南，可惜，没有！一本指导书都没有！领导大概也被我问虚了，故作轻松地拍拍我：“小伙子，保护区的工作没那么复杂，你滚几下就明白了。”

我们入职培训时住在一排低矮的小房子里。离开培训地的那个早上，我和十几个小伙子打好各自的被褥行李，装好洗漱用具。我看了看其他人的行李，几乎都是同样的物品，连牙膏牌子都一模一样。是啊，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谁又能比谁富裕多少？

那时我的脑海里全是妈妈。姐姐考上大学离家时，全家人陪着她步行了半天，直把她送到村下面的公路边。现在轮到我离开，两个弟弟要上学，爸爸打工不在家，只有妈妈一个人送我。妈妈送到村口，说还要回去照顾耕地和牲畜，就只能送到这里。我赶紧背过身去偷偷擦泪，转身向妈妈摆摆手。高原特有的强烈光线砸下来，妈妈脸上那几道深深切下的皱褶，就像高原的高山深壑。那一天，妈妈一直用目光送我远行，我知道：她的心从此碎成几瓣，有一瓣会永远跟着我。

同去的人都是第一次出门离家。所有人忐忑地爬上半路拦下的一辆解放车的后斗，一个挤着一个，安分得如同一窝雏鸟。车开了，风起了，我们被拉走了，从此把自己交给前方的大山。

车向东南驶去，一侧是山壁，一侧是万丈深渊和能吞噬一切的金沙江，慢慢爬高，直到漫天遍野的风马旗把天地染成五彩。每个藏族人都明白：这是附近最高的垭口了。后来才知道，这里海拔4329米，如今是从香格里拉到德钦的214国道必经处。当年则是窄窄的砂石路面，每年只有短短七个月是畅通的，其余时间都覆盖着一人高的积雪。司机也是藏族人，按我们的民族习惯停了车。垭口叫白马雪山垭口，远处那座敦实厚重的雪山就是白马雪山了。

白马雪山，第一次，我们相遇。

白马雪山是卡瓦格博的东部守护神。相比缅茨姆峰持着利剑的卓尔不群，嘉瓦仁安峰展开手掌般的独特山形，白马雪山则显得平易又厚重。

藏族文化中，历来有对山的崇拜。在藏传佛教远未传到藏地之前，古藏地的文化设想中，天与人之间有一道天梯连接，藏族崇拜的很多国王和英雄就是顺着天梯降临人间的。时至今日，藏族人还会在山岩上画上纯白的梯子。天梯不会真实存在，山就是藏族人眼中神秘的“天梯”。山崇拜凝结了藏文化中对天、地、人、神的宏大想象。

神山，德钦藏语通称为“日达”，意为“地方之主”，在其他藏地也被称为“由拉”，意为“地域之神”。在藏地，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主人”——神山，神山就是一片地域上藏族人的精神坐标。

我这一辈子，就是和这座白马雪山纠缠不清。恨过他，爱过他，回头来已为这座山付出了整整三十五年。

雪山见证了这个星球数亿万年的地层变迁、沧海桑田，相比之下，任何一个人类的生命都如白驹过隙，渺小得不值提及。

有多少次这么独自凝视？只有肉身面对，才能体悟到雪山的灵性，感知到雪山在轻叩我的心灵。就这么一次次地做了俘虏，直到用整整一辈子完全服役于他。不仅仅是我，我们这些第一次面对白马雪山的小伙子，第一批加入白马雪山保护区的初中毕业生，我们那时还不知道，我们这辈子的悲欢离合都再没有离开这座山，一直到老。

白马雪山就是我们的“日达”，我们的神山，我们这些自然守护者这辈子的主人！

白马雪山，稍微懂点藏语的汉人也许会认为“白马”是藏语“莲花”的音译。莲花是藏传佛教中非常重要的意象，意义丰富，传播深远。藏族人认定的将佛法传到藏地的莲花生大师有很多藏文称呼，其中一个即“白马迥乃”（音译），意为莲花中生。有了这层渊源，“白马”也就成了汉族人熟悉的极少数藏语词汇之一，以至于很多人在文章中自以为得其实地写：白马雪山就是藏族人心中的莲花。不过要让这些自认为懂藏族文化的人失望了——白马雪山中的“白马”是直接起的汉语名，并非藏语音译。据我推测，白马雪山的垭口以前名为“达玛拉卡”，也许是藏语读音被层层误读，以至于最后干脆被传为“白马”的读音，这当然只是我的猜测。语言隔阂大概是这世界上除心灵鸿沟之外最大的障碍，现代藏族人大多懂汉文，可绝大多数汉族人对藏文化只停留在一知半解的程度。

白马雪山的主峰名“扎拉雀尼”，其实也只是白马雪山西侧藏族人的叫法，转到白马雪山的东侧，又有了别种叫法——“甲亚蕫子”，第一峰的意思。

白马雪山垭口奇冷，风大到可以把人卷走。偶尔有东西扬撒过来，不是尘土，而是碎石。滇藏高原交界处的层叠山脉上，海拔高于4000米的地方多为地质命名的“流石滩”：冰川剧烈作用，寒冻强烈风化，高原日晒风吹，以及早晚的巨大温差，如同一只无形巨手把岩石捏成碎渣，顽石虽硬，也会如液体般“哗哗”流下。

乍看这里只是清冷的碎石荒漠，但当你深深地俯下身去，甚至将脸颊贴到地上，就会发现很多微小的生命。高山流石滩是植物的“矮人国”，和森林生态系统相比，流石滩生态系统的植物分布稀疏，天生矮小，颜色接近灰色石块。但到了高原短暂的夏季，这些不起眼的植物会一夜绽放出无比艳丽的花朵。绿绒蒿、紫堇、龙胆……流石滩的植物分配给花朵的能量普遍高于其他生境下植物，而鲜艳的色彩可以保证昆虫被吸引来，从而顺利传粉。这些花朵不仅艳，还很大，像美丽的绿绒蒿，花朵绽开时会占据整个花株的一半以上。花朵就是高原植物的欲望。

在高原上，一阵风便可搅动一场流石，流石滩瞬间成为砂石的葬身之所。但这些卑微的高原植物匍匐在大地上，却可以开出让心飞扬的花朵，不及人类巴掌大的植物也有令人动容的一面。所以，流石滩的魅力，需要你首先俯下身来。

而第一次到白马雪山垭口的我，还远没有这么多的知识储备，只是感觉冷得彻骨。我们强打精神，按照藏族的习俗，在白马雪山垭口高扬“风马”。“风马”，藏文读音“龙达”。在藏语中，“龙”意为风，“达”意为马，所以龙达也被称为“风马”。龙达有蓝、白、红、黄、绿，代表天、云、日、地、水，是藏文化中认定的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藏族文化认为，在人的身心气魂中也有这五种元素；每到山顶或者垭口，藏族人需要用最高亢的声音念出咒语，把五彩经幡挂到最高处，这样自己体内的五种元素也会相应提升。仪式虽是敬奉天地神灵，但人身心内的能量也会得到治愈和充盈。

一群人高声念着颂词，念到最后把气息提到高处，面对天地、山河高喊“拉索啰……”，这是古藏语，这个咒语从我们祖辈起便口口相传，意为“神必胜”！我们稚嫩的喊声迎来了山谷的回音，大山大河也在喊着“神必胜哦”，风马应声飘扬，五种鲜艳的颜色立时充满整个天地……

白马雪山，从此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大卡车上颠过一天，奔子栏到了。

奔子栏地处香格里拉和德钦之间，小镇建在金沙江边，海拔一下子降到2000米，气温陡然升高十几度。金沙江边到处是赤红的岩石，稀疏的树木总也长不高，能找到的绿色绝大多数是多刺的白刺花。这里是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燥热的气流顺河谷而行。山脚光秃秃，是最炎热的区域。视线顺着山往上几百公里，到海拔3000米以上才能见到高大的乔木，这是燥热气流遇到冷空气，有了降雨，才开始有了万物生长；到海拔4000米以上，又成了典型的亚高山暗针叶林带。

回到1983年，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没有能力去领会这片神秘动植物王国的独特魅力。在奔子栏的第一个晚上，我的想法无比实际：今晚吃什么？怎么睡？

奔子栏是白马雪山保护区的一个管理站。在站里，吃的是大锅饭，每顿一菜一饭，一周只能吃上一次肉，但条件还是比家乡好，至少我终于可以经常吃到白米和白面了。

四人一间宿舍，年轻人的睡眠质量和呼噜声响成正比，如果倒下没有立刻入睡，就会赶上“呼噜潮”，于是我练就了倒下速睡的本领，直到现在都受益。

奔子栏站的生活无限美好，工作却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们工作起始就要下乡做宣传。

1983年保护区成立时，很多村寨被划到保护区内。村寨的村民们之前还是靠山吃山，将打猎、砍树、取柴视为天经地义之事，现在一下被盖上许多“不许”，面对的不只是思想的扭转，更是生活质量的突然下降。

不仅是普通村民，连我也要面临说服自己这一关。我家有一个远方亲戚是江坡村有名的神枪手，跟着他去打猎，即使只收获几只山鸡，也是儿时的美好记忆。上世纪七十年代合作社时期的江坡村有集体的狩猎队，集体的战斗力强大，有一次他们竟打了一头熊回来，全村人兴奋地差点儿敲锣打鼓。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熊肉就意味着厚厚的脂肪。我家分到一块巴掌大的肉，肥得流油，全家吃得极香。那阵子，村子的狩猎队员们连走路都昂首挺胸的。

现在，面对完全不认识的村民，我要努力忘记小时候吃熊肉的快乐，还要告诉他们——任何野生动物只要进了白马雪山保护区，就是受保护的！

不仅是打猎，还有“不准砍树，限制砍木头烧火，灌木也不可以……”，我们的宣传就机械地以“不准”开始，串上许多“不准”，再以“不准”结束。语气硬邦邦，再配上一副无私铁面，高举“国家保护区”大旗，试图以此去压倒所有的质疑。

宣传效果可想而知。

下乡宣传要分组分片，我每次都巴望着和老站长分一组，哪怕走上两天山路都没问题。我自己在全村大会上根本不敢张嘴。为了锻炼我们，老站长有一次特意把我和另一个毛头小伙子分在一组，要去的还是一个高海拔的村子。

海拔越高的村寨，对保护区工作的抵触情绪越强烈。那个年代人们生活贫困，地里和牧场的收益都不大，出售薪柴和用柴制碳是整个家庭维持生存的重要手段，而冬天没吃没喝时就要下套捕猎。我内心理解甚至同情他们，但我只知道也只能够说——不准！

村民大会通常在晚上召开。我嘴笨，一起来的同事也不灵光，两个人连开场和村民插诨打科都不会，木讷地把所有“不准”一气念完，马上察觉村民们的不满情绪已经乌云压境，随时就要打雷下雨了。我们不敢抬眼，看看时间，平时至少要开一个小时的村民大会，居然才开了十几分钟。我们还在等村民们提出问题，可他们已经一个接一个愤然离场。这时我和同事突然想起，还没安排我们今晚的住宿呢，正想出去找人，灯也像算计好了似的突然熄灭了。我们走出空荡荡的会场，村里连松明子都灭了，一片黑暗寂静，看来他们直接下了逐客令，我们就是过街老鼠。

后来我们找到一个装草的棚子，两人直接钻了进去。草堆散发着和暖的植物香气，我们吃完干粮就倒头睡去。第二天清早，阳光照亮了大地，也照出了我们的尴尬。我俩逃出村子，直跑到一条小河边。掏出搪瓷漱口缸，烧起酥油茶。正是10月的秋天，各种深黄、浅黄绚烂耀目，我们却怎么也提不起劲儿：还有下一个村落宣传点呢……

宣传做得委屈苦闷，幸好还有体力活儿——只有身体的付出才能平衡心理的失落。

体力活儿干得最多的是植树造林。

当专家建议成立白马雪山保护区时，保护区内最有价值的原始森林已经被砍伐一空。伐木公司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便进驻此地，整整十多年，从书松到白马雪山垭口这一段近3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只剩下连天的树根。这段原始林木原来的主要树种是冷杉，冷杉在纯自然环境下可以长到50米高，砍剩的木桩也大到需要两到三人合抱。这样的场景再也无法复现了。

1983年我刚参加工作时，伐木公司尚未从白马雪山撤离，成立保护区后，伐木公司转职做造林，按照当时国家林业局制定的政策参与植树造林，直到1984年末。植树工作一直持续到1987年，直到我们把公路附近运输方便的地方全种上小树，工程浩大。

内地习惯在春季植树，但在高原植树就要错后一个季节，所以在高原，夏天才是植树天。我负责采买树苗，每天早上都要坐着轰隆隆的拖拉机到苗圃，找苗、出苗、数苗，大手一挥，上万棵树苗全上了拖拉机跟着我走，颇有霸气。

挖坑，拨进有营养的腐蚀土层，把苗根发散式摆好，填土，踩实，再把树苗轻轻往上一提，一个独立的生命就此诞生，阳光雨露和土壤就是其存活成长的动力。

一年的种植任务都在这个时段进行，忙不过来时，就请附近村子的小孩子一起参与。种一棵树一块钱，干着干着，很多小孩子不免耍起小滑头，但是有一个小胖子却干得格外卖力，铁锹比他个头还高，用着不顺手，他就干脆跪在土坑前用手刨土。这个小孩名叫斯那此理，十几年后竟成了我的同事，如今也两鬓生白，在白马雪山保护区工作了快一辈子。

集中造林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大自然的滋养让当年这些小树苗长得健壮高大，走在这片树下，我们这些当年的植树人马上显得衰老、矮小，让人忍不住伤心。拍拍树干，这就是我们只可追忆的青春了。

宣传、植树，一做就是好几年。保护区内有一项最应该做，而我们却从未做过的基础工作渐渐提上日程——巡山。

任何一个保护区工作的基石都是巡山。巡山可以最直接有效地反偷猎，以及避免保护区的动植物被采集。可白马雪山保护区成立整整三年，其间都没有巡过一次山。

我们内部谈论了不少次巡山，可领导一直都说“条件不成熟”。顾忌来自对神秘大自然的畏惧，那片即使老猎人也从未涉足的广袤原始的土地，到底隐藏着多少未知，而谁又能打包票，我们去巡山可以全身而退、安全荣归？空谈巡山的日子一长，周围人嘴里的故事就越传越神奇，说我们这些保护区工作者要每人配一匹高头大马，再斜挎一杆大枪，所到之处，镇妖伏魔，简直都能编个新格萨尔王传了。

现在想想好笑，可当时的交通和经济条件差，对自然的了解少得可怜，越过一个山沟就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也许还有潜意识里觉得保护工作实在无聊，我们就给它抹上些英雄主义……

直到保护站新站长上任，我们才有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巡山。

可是，去哪里巡呢？白马雪山保护区太大了，建区时有22万公顷，要全靠脚走下来，纯属天方奇谭。

当地老百姓和老伐木工告诉我们，在白马雪山深处，有一个地方名叫“曲宗贡”，意为“两条溪流交汇的地方”，那里有茂密的森林，还有跳跃着的野生动物。在人们的描述中，那里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的最佳注解，神仙美景从曲宗贡一直延续到茨卡通的整条山谷，碧色连天，能把人走醉……我们听得心驰神往，马上认定：就是这儿！

老百姓和老伐木工的好心警告和荒唐流言还是很有威力的。巡山从“大家必须全去”，到最终只有三人出行——老站长培布、同事小王，还有我。

我坚定地要去巡山，一心渴望纵马巡敌，多么英武飒爽！但梦想撞到现实就哗啦啦碎成一地：根本没有马，巡护全靠自己的双腿，斜挎的长枪也简化成牧场借来的铜炮枪。临出行那晚，培布站长一遍又一遍地擦拭枪杆，我只有一把随身携带的云南户撒小刀，也跟着一个劲地磨。我俩都很紧张，不过谁都不愿说出来，全副焦虑都用在擦枪和磨刀上。

巡山最先遇到的挑战不是盗猎者，而是一座海拔4600米的垭口——“扎布垭”，藏语意为“非常险峻的垭口”。

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我们藏族人虽然生在高原，但并非天生就是爬山健将。我的家乡江坡海拔只有2700米，只要条件允许，藏族人也会选择生活在物候条件俱佳的低海拔处。

一步步挪向4600米，我感觉力气全被抽走了，转身看小王，他竟然夸张到脸色转成了纸白。站长早已被垭口刺骨的寒风逼走，远远地成了个黑点。

等到我爬上垭口，内衣早已被汗水浸湿，冷风一扫，又冻成壳。我和小王腿脚发软地下山，暗地里发笑：这是我们巡山，还是山在训练我们？

后来，走过一个山脊“啥几尼”，意为“马鹿喝水的地方”。我们没有见到马鹿，却遇到三个盗猎者！远远看到对面走来三个人，这个地方远离藏民的高原牧场，所以十有八九是来盗猎的。

我们慢慢靠过去，喝住三人。

他们也吃了一惊，吞吞吐吐地说：“我们家牛丢了，来找牛。”

藏族人家的牛有时会自己走进深山，这本来没什么值得怀疑的，但一口不标准的藏话出卖了他们。在我们藏区，其他民族或多或少会说些藏语，但口音有分别，他们明显不是藏族人。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见到盗猎分子，听不得他们笨拙的解释，一把夺过他们背的竹筐，全是钢丝套！

钢丝套是动物的死敌。一根铁丝打一个活扣，再挂到树上或灌丛中，设置很简单，但一旦动物的脚、手或头误进套中，就再也无法逃脱，动物只会拼命挣脱，但最终越挣越紧而被套死……就算是灵长类的滇金丝猴，在野生动物中智商算高的，它们也不会用手去“解套”，只是狂躁地又跳又叫，直到生命终结。下好套后，偷猎者只需要沿着自己下套的路径重走一趟，就可轻而易举捕获猎物。

看到满筐的钢丝套，我的眼里肯定在喷火，站长和小王更不用说，三个盗猎分子吓得马上冲我们跪下。

他们成了白马雪山保护区历史上抓到的头三个盗猎分子。我们巡山的路还长，老培布站长体谅小王走路不济，让他先把这三人押回森林派出所。

我和培布站长继续走。“珠巴洛河”流淌而下，两面山谷绿滩，再加上远方隐隐的雪山，无疑为人间美景，可我们没有心情欣赏，心反而攥得越来越紧——老站长说，凭他的经验，盗猎分子会陆续出现。

没想到的是，先出现的不是盗猎分子，而是他们的窝棚。

老站长举起一个老式望远镜，看到珠巴洛河和另一条小河交界处的山谷后正冒着烟，最终，我们发现了三处棚子，全是就地取材用箭竹编成的临时小窝，其中一间颇令人毛骨悚然。想象一下，在一片高原森林中，你低头钻进一个简陋的棚子，抬头时，除了挂着的苹果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