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宇明 主编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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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语言政策研究试读：
语言政策的目标与重要性
格萨维耶·诺尔特法国文化与传媒部法语及法国境内语言总司总司长一种合理的语言政策只有忠于传统、忠于文化模式，才能发挥语言在国家政治建设上的重要作用。语言在法国自古以来就是“国之大事”。
马提尼克作家爱德华·格里桑说，“一种语言只有与其他语言共存才有意义”。目前大部分语言相互“交锋”，要么放任强势语言消灭弱势语言，要么寻求共存之道，因此语言政策必须着眼于当下语言间的关系。政府的作用不仅仅是确保语言传承和推动语言传播，还应维护语言的地位。要维护语言的地位，一方面需要规范语言的使用条件，另一方面则要充实语言，使语言满足当代社会的表达需要。充实语言则需要加强社会凝聚力和国际交流，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国际交流显得尤为重要。
法国历史上一直崇尚单语制，法国还一度自封单语国家，虽然事实并非如此；近五十年来法语地位的深刻变化对单语制是个冲击。法语一直被视为世界通用语，是在世界范围内颇具影响力的语言；面对新形势，适当调整法语语言政策成为必然。
法国于1994年8月4日颁布相关的语言法律，保障公民的法语权利。相关法律的出台，一方面保障公民享有使用法语交流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法语紧跟社会发展节奏，满足表达需要。特别是在经济及科学技术等领域内，语言往往滞后于表达的需要，术语委员会应运而生，其宗旨是充实法语，确保术语资源顺畅传播。
语言政策是用法律形式管理语言，实质上属于政府行为，所以有时也会被人误解，甚至受到舆论抨击。但这并不是一场“语言保卫战”。语言问题关乎公民身份，法国民众普遍认同政府介入，认为国家对维持法语生命力负有主要责任。
语言政策的重要性体现在多个领域，尤其是政治和文化领域。全球化背景下世界通用语极大威胁着语言社团的多样性。然而，语言具有不可替代性，每一种语言都以独特的形式存在，为我们探索世界提供不同的视角。语言政策的最终目标是维护认识世界的多样性。
此外，语言政策还关乎社会凝聚力与经济发展。语言是社会网络的第一枢纽，掌握一门语言才能融入一种文化，拥有共同的思维，进而行使公民权，从而开启职业生涯。
语言政策还关系到地缘政治。不同的语言能解读出不同的世界，因此学习与使用外语是对外开放的前提。（陈海钊译 都艾睿校）
加强交流，促进中法语言文化共同发展
张浩明中国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摘 要： 加强中法语言及语言政策交流是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框架内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语言文字工作的基本理念是，把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长期重要任务，把“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作为工作目标，把增进语言文化交流、促进跨文化理解作为语言政策重要目标。近年来，中法两国以互办“语言年”为平台，语言及语言政策的双边交流与合作持续深入，取得丰硕成果。
关键词： 中法人文交流；跨文化理解；语言政策；语言年
2014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访问法国期间，与法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建立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把两国现有的人文交流项目和活动推上更高的水平并纳入统一的规划与平台，为丰富交往渠道、拓宽交流领域、深化合作内涵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为发展稳定、可持续的中法关系进而促进中欧关系健康深入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其中，加强中法语言及语言政策交流是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框架内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我们知道，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文明世代传承的载体，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语言文字工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政府根据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确立了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奠定了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语言文字工作不断适应新情况、新任务，语言文字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当前，我们的语言政策秉承务实有效、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精神，将努力保障语言及语言文字事业在促进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也致力于语言文字的纽带桥梁作用，促进世界文明包容、和谐共生。作为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多方言的国家，中国在推进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实践中，逐步明确了语言文字工作的理念。
一是坚持把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长期的重要任务。针对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复杂、拥有100多种语言和30多种文字的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多方言的语言国情，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将有利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顺畅交流与交往，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国家统一，是我们长期的、重要的任务。
二是明确了“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工作目标。不同的语言和方言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语言文化，使得她色彩斑斓、丰富多彩，我们始终将它们视作不可再生的国家资源而倍加珍惜。我们认为多样性和包容性相伴相生，中华语言文化因此而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美好的发展前景。中国哲学家朱熹说“和而不同，执两用中”，我们的语言政策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辩证”的哲学思想，遵循语言文字发展规律，把握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把依法和妥善处理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国家通用语与外语、普通话和方言、简化字和繁体字的关系，以及各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等问题作为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
三是把增进语言文化交流、促进跨文化理解作为语言政策的重要目标。中华文明历来强调沟通和交融，主张“以和为贵”，崇尚“兼收并蓄”“有容乃大”。我们鼓励发挥语言文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不断加强语言文化交流。作为其中一项重要举措，2014年6月，中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苏州联合召开以“语言能力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为主题的世界语言大会，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00位代表出席，大会发布的《苏州共识》倡议世界各国重视和加强语言文化教育、积极推进语言文字的国际合作，产生了广泛影响。我们鼓励国民学习外语，并通过外语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目前在中国有3亿多国民学习外语，涉及65个语种；我们将完善外语服务、提升语言服务能力纳入政策内容，并将为此培养和储备不同语种的语言人才。这其中，法语将是对中国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语种。我们也热诚地欢迎包括法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学习中国的语言。
2014年初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在访欧期间曾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学会不同语言，才能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客观理性看待世界，包容友善相处”。如今，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村，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不同语言的异彩纷呈，折射出人类文明既有多样性、也有共通性，构成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重要桥梁。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搭起语言之桥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重要而紧迫，更需要加强语言交流，从而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推动理解，消弭冲突。
近年来，中法两国以互办“语言年”为平台，语言及语言政策的双边交流与合作持续深入，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和法国都是有着独特文明的国度，两国文明都曾对世界文明产生过重要影响，两国语言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丰富、最优美和最具生命力的语言之一。两国国民都对本国语言抱有深厚的感情，“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逢人渐觉乡音异，却恨莺声似故山”等诗句在中国千古传唱，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在法国尽人皆知。两国特色鲜明的语言文化也深深吸引着对方人民，两国间的语言文化交流正在不断扩大。中法两国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在语言政策方面的交流是其中的亮点之一，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比如，在2012年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法语言政策与规划国际研讨会”上，中法双方在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语言保护、语言传播、语言教育等各个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强化了共识，为进一步促进双方在语言文字领域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14年，第二届“中法语言政策与规划国际研讨会”再次隆重召开。在尊重各自语言文字特色和优势的前提下，中法学者可以在更多方面交流探讨、加深认识、寻求共识，一同促进两国语言文字工作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享人类语言文化的成果。
总之，中法两国语言政策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共同的观点，有广泛的合作前景。通过不断强化语言交流和学术合作、研讨各自国家和人类共同面临的语言问题、大力发展各自的语言文化，一定能够在两国语言文字专家学者之间、管理部门之间乃至两国民众之间建立语言沟通之桥，更好地加强相互理解，为促进中法人文交流做出重要贡献。
保持法语生命力
加伯里埃勒·德·伯豪格利法兰西学术院院士、法兰西学院院长在语言领域，中法两国拥有诸多共同之处——两国政府都高度认可语言的地位，都推行高质量的语言普及教育，都将语言看作进入职场、融入文化的前提条件。
一、语言拥有官方地位的必要性
教育是保持一门语言生命力的最重要手段，针对教育的探讨已另有安排，此处不再赘述。保持语言生命力的第二手段就是赋予语言官方地位。法国的优势在于其基本上属于单语国家；虽然方言丰富了法国文化，但其活跃度和通用性却未能在世界范围内与法语形成竞争态势，因此法语顺理成章地成为法国的官方语言。法国宪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法语，国家机关、公共服务行业、企业、公民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为了契合国家在语言政策上的远大发展规划，1994年法国国民注1议会和参议院审议通过了《杜蓬法》。《杜蓬法》规定：法语既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也是法兰西民族特征和法国文化遗产中最根本的要素；法语不仅是司法机关和贸易往来的工作语言，也是公共服务行业和商业服务行业（特别是广告）的服务语言。尽管《杜蓬法》在商务和广告领域关于使用法语的规定尚存不足，但其存在价值毋庸置疑。国家专设相关机构监督《杜蓬法》的实施，同时还出台了相关配套处罚细则，对在法语使用中的违法行为和个人给予相应的处罚。此外，舆论对《杜蓬法》的实施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监督作用。当外来语滥用成灾时，当媒体和通信行业不按规定使用语言文字时，舆论的谴责可以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法兰西学术院自十七世纪以来就肩负着编撰法语词典的重任，其宗旨是规范法语语言的使用。学院从词汇、拼写、句法结构等诸多方面对法语精雕细琢，在规范法语语言的同时还提出关于法语使用的意见与要求，并颁布完整的可供网上查询的语言使用建议，例如：“能说与不能说”（《dire，ne pas dire》）。
赋予法语官方地位的目的还在于以数据库的形式建立《法语宝库》。《法语宝库》实质上是一本全面记录几世纪以来关于法语使用的大词典。这项工程纷繁浩大，首版共计16册，现已全面实现数字化，向所有人开放。这一庞大的数据库共收录法国文学中43万字词的使用范例，《法语宝库》还将不断完善更新。
二、术语、语言准确性与翻译
术语建设也是我们的重要使命。为保持法语的生命力，我们需要定义字词，从而为法语输入传统表达中不存在的新词汇。新词汇必须与时俱进，并尽可能描述新生概念。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新概念不断涌现，新生概念往往先用英语定义，再从法语中寻求其对应的表达方式，这是现行的相对成熟的“充实法语”的一种机制。魁北克地区也有类似的机制，旨在维护法语的通用性，确保所有概念均可用法语表述。
法语的强大生命力还体现在语言的准确性上。法语是一种严谨的语言，以其高度的安全性服务于世界。以国家法律文书的编撰为例，法语为法律文书的各种术语提供准确可靠的定义，正因如此，法语成为撰写法律文书的必用语言。然而，并非所有地方都有同等准确的语言保障。例如，尽管在欧洲诞生过多部重要的法律，却没有一个系统的法典编纂体系，因为法典编纂需要保障法律的严谨性与语言的准确性，而法语满足了法国在法典编纂方面的需求。
语言的准确性指语言在不同语义场中指代准确。事实上每个术语在不同领域中其词汇所涵盖的意义均有差异。精确的措辞是保障法律文本、合同文件和外交文书等文件法律效力的基本要求。因此，国家机关、司法机关和其他语言规范机构肩负着共同维护法语语言准确性的任务。
法语的强大生命力还在于发展成熟的翻译行业。在翻译领域，法语以其精确性与丰富性成为一种宝贵的语言资源；在国际翻译场合以法语为媒介传译两种区别较大的语言的情形司空见惯。
三、智力投入常态化与产业投入的必要性
智力投入的常态化与产业投入对于保持法语的强大生命力意义重大。智力投入与产业投入旨在使法语适用于当代社会各种通信方式、数字化模式和信息处理手段。目前法语传播途径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互联网作为极其便利的通用工具为语言应用提供了广阔平台，而法语当仁不让地在互联网中占据重要席位。
语言产业涵盖所有语音与文字自动处理工具及其应用，具体而言，包括拼写和语法自动修正工具、词典工具、自动翻译软件、编辑辅助软件、以文档为基础的综述自动生成软件，以及以综述为基础的文档自动生成软件等。这些功能强大甚至超乎想象的语言工具都属于语言产业。
语言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向上述语言处理软件不间断地输入海量语料，从而为计算机提供足够庞大的数据库，以完成语言处理任务。语料资源包括各类词典、《法语宝库》、法语常用范例、法语传统用法以及自1945年以来所有的主流报刊，其原理与象棋软件类似——象棋软件将所有的经典对弈导入系统，从而使软件成为“象棋大师”。
四、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保持法语的强大生命力还需要国际合作。法语共同体是指世界上法语使用者的集合，另一种表达更受推崇——“分享法语的人”的集合。目前法语共同体的大部分地区位于欧洲，而这种情况正在慢慢改变，其比重正朝其他地区倾斜，特别是非洲地区。全世界有2.3亿人使用法语，占全球总人口的4%，法语由此成为世界上第四大语言。这个数字还将持续攀升——根据阿塔利报告预测，到2050年全球使用法语的人口将达到7.7亿。
由法语共同体产生了法语国家组织、法语国家宪章、法语国家首脑会议等次生事物。法语国家组织旨在保障组织的日常运转，设秘书长一职，现任秘书长为塞内加尔前总统——阿卜杜·迪乌夫先生。在法语国家多边合作和共同努力下，四大法语机构应运而生，旨在保持法语生命力，它们分别是：法语国家大学协会、法国电视国际五台、国际法语国家市长协会及亚历山大桑格尔大学。
总而言之，法语强大生命力的保持依赖于以下因素：法语教育的健康发展、法语的丰富词汇（6万条术语）、法国政府的支持、法语使用者的共同努力和集体意志。集体意志存乎民意，它不仅是法语使用者对法语的共同期许，也是维护法国文化和法语世界观的共同愿望。志同道合的国家间开展交流将对语言的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激励作用，中法两国间的对话势必推动汉语与法语的健康发展。（陈海钊译 都艾睿校）注2
语言生活与语言生活研究
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教授摘 要： 语言生活是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运用、学习和研究是语言生活的三维度，语言生活中的“语言”包括语言文字、语言知识、语言技术三方面。这三维度和三方面纵横构成了语言生活的九个范畴：语言运用、语言知识的运用、语言技术的运用、语言学习、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技术的学习、语言研究、语言知识的研究、语言技术的研究。中国在语言生活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分领域观察语言生活，利用媒体语言统计语言生活，进行语言舆情分析研判，进行语言国情的调查研究，并建立了学术研究体系。在语言生活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主张“就语言生活为语言生活而研究语言和语言生活”的学术流派，人称“语言生活派”。
关键词： 语言生活；语言运用；语言学习；语言研究；语言生活派
导言
人类生活之丰富多彩，可以从修饰“生活”的定语见其一斑。如“家庭生活”“学校生活”“工厂生活”“机关生活”“互联网生活”等，是用空间来框定生活；“学生生活”“女兵生活”“市民生活”等，是用身份来描述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娱乐生活”等，是用领域来限定生活；当然还可以用其他语义场的词语来摹状生活。“语言生活”像“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娱乐生活”等一样，是用领域来限定生活，是一种领域的社会生活。
语言生活，有时又称“语文生活”“语言文字生活”等，大约在二十世纪末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学术文献中，之后逐渐发展为中国语言规划的一个重要学术用语。特别是随着教育部、国家语委自2005年开始每年举办“中国语言生活新闻发布会”，随着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编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十年编纂和英译本、韩译本的出版，“语言生活”已经成为中国语言规划的基础术语，并开始在海外发生影响。如果在百度中搜索“语言生活”，可以显示有近两百万个的使用量，虽然这一数据并不十分准确，但也足可说明其影响力。正因“语言生活”这一术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力，有必要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语言生活”中的“语言”
如何理解“语言生活”中的“语言”，对认识语言生活十分重要。
（一）“语言生活”中的“语言”，也包括“文字”
理论上说，文字是为记录口头语言而产生的，因文字而产生了书面语。口语和书面语都是语言，文字之于书面语，犹如语音之于口语，都是语言的物质载体，故而文字本应是语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本来是比较清楚的。但是由于下面的原因，导致出现了文字学不属于语言学的观点：其一，多数汉字表音的性质不显豁，而且许多汉字在结构上具有一定的理据，这些理据，使汉字似乎能够与客观事物和概念发生直接联系，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貌似疏远；其二，中国古来重视文字、典籍，文字学的研究早于语言学的研究，直到今日文字学仍然具有相对独立性。其实，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与世界上其他的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应当是一致的。文字学也应当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故而，语言生活也应包括“文字生活”，亦即包括书面语生活。这就是在“语言生活”“语文生活”“语言文字生活”等术语中，笔者倾向于选用“语言生活”的原因。
（二）“语言生活”中的“语言”，也包括语言知识
语言（包括文字）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人类对语言、语言使用、语言发展演变等的认识，形成了语言学的各种知识，包括有关文字的各种知识。语言知识是人类科学的一部分，是对语言及其相关问题的理智认识。由于语言与人类社会、与社会成员的关系异常密切，语言知识不只属于专业领域，其中一部分还应当成为“公民常识”，进入基础教育，成为科普的内容。语言生活中，专业人士需要运用语言知识，如辞书编纂、外语教学、汉字键盘编码等；一般人的语言生活也或多或少地涉及语言知识，如问张三姓什么zhang，张三答“不是立早章，是弓长张”，便使用了文字的知识。语言知识在语言生活中，应有一定的地位。
（三）“语言生活”中的“语言”，也包括语言技术
对语言的产生、传递、接收、存储、加工等各环节发挥作用的技术，可统称为语言技术。文字的创制是较早的、影响巨大的语言技术。口语时代，语言主要使用声波这一媒介物，人类的语言生理器官只是语音的“发音—听觉”器官。文字的产生和应用，使人类进入书面语时代，语言具有了声波、光波两种媒介物，语言生理器官又发展出文字的“书写—识认”器官。特别是印刷术等文字处理技术的发展，人类的语言生活不仅需要两种生理器官的运动，而且还需要书写（印刷）、阅读、存运书籍的各种物理装备，社会于是就有了一定规模的语言产业。当电波也可以成为语言媒介物时，电话、电报、录音机、收音机、广播、电影、电视、计算机网络等一系列语言技术及其产品应运而生，处理声、光两种媒介物的语言生理器官和处理声、光、电三种媒介物的语言物理装备，构成了当代人的“语言标配”。
在网络新媒体产生之前，语言交际主要是“人—人”直接交际，语言技术主要由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员所掌握，一般人可以受其益但不必有其术。而今天，“人—机—人”的间接交际模式逐渐成为常态，键盘输入、文档制作、收发电子邮件、制放PPT、使用短信和微信等，成为人们的必备技能。二十一世纪的语言生活中，不管是专业语言生活还是大众语言生活，都不能忽视语言技术。
综上所述，“语言生活”中的“语言”应做广义理解，不仅包括文字，也包括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
二、语言生活范畴
1997年，李宇明对“语言生活”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曾两度试图定义“语言生活”这一新概念。在《语言保护刍议》中指出：“凡学习、运用和研究语言文字的各种活动，以及对语言文字研究成果的各种应用，都属于语言生活的范畴。”在以眸子为笔名发表的《语言生活与精神文明》中指出：“运用和应用语言文字的各种社会活动和个人活动，可概称为‘语言生活’。说话、作文、命名、看书、听广播、做广告、语言教学等，都属于语言生活范畴。”
当时，对“语言生活”的认识还较为笼统，但把学习、运用和研究语言文字的各种活动，包括对语言文字研究成果的各种应用，以及与之相关的个人活动和社会的集体活动，都纳入语言生活的范畴，在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还是非常合适的。显然那时已经意识到，“语言运用”虽然是构成语言生活的主要内容，但仅此一个维度是不全面、不完满的；根据时代的发展，“语言学习”“语言研究”也应当成为语言生活的两个维度。“语言学习”的确是越来越重要的语言生活。在中国，不仅有一般的母语学习，还有方言区的普通话学习、少数民族的国家通用语言学习，还有几乎所有人都要面对的外语学习，以及盲、聋、自闭症等特殊人群的特殊语言学习。除了语言技能的学习之外，还有语言知识、语言艺术等的学习。在古代，语言学习主要是母语的自然习得，而今，语言学习是人人的、时时的甚至是终身的，因此语言学习已经是语言生活的重要内容。“语言研究”是科学领域的少数人的专业行为，但不能因为是少数人的行为，就不被看作语言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语言研究与语言运用、语言学习的关系十分密切，它对语言运用、语言学习具有理论指导的学术责任；同时也需要从语言运用、语言学习的社会行为中发现学术课题，获取学术能量，标示存在价值。随着社会文化水平的提升和学术的社会化，学界与社会的沟通会更加频繁通畅，社会寻求学术指导的意愿将更加自觉，学界也会更加关注社会语言生活，努力解决语言生活中的问题。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语言研究已经不是语言学家的专利，语言问题已经成为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逻辑学、符号学、哲学、数学、信息科学等众多学科的关注对象，这些学科与语言学合作产生了许多交叉、边缘学科。严格地说，语言学已经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以研究语言问题为中心的学科群。研究语言的学科如此之多，影响如此之大，不能不将其纳入语言生活的范畴。
1997年前后，我们并没有清晰地思考“语言生活”中“语言”都包括哪些内容，但那时已经明显感觉到，语言生活所涉及的“语言”，不仅包括“语言文字”，也包括各种可应用的“语言文字研究成果”。现在较为明确了，正如上节所论，“语言”应包括“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知识、语言文字技术”三个方面，简称“语言、语言知识、语言技术”。运用、学习、研究三个维度与语言、语言知识、语言技术三个方面纵横交叉，便会构成语言生活的九个范畴，如下表所示：
（一）语言运用
语言运用是最为普遍、最为重要的语言生活，过去人们几乎把语言运用作为语言生活的全部。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几乎都需要语言的参与，亦即离不开语言的运用。人们的语言运用水平来自人的语言能力，包括口语能力和书面语能力、单语能力和多语能力、一般交际能力和专业交际能力等。一般语言能力可以通过习得的方式获得，高级语言能力则必须借助于语言教育。
（二）语言知识的运用
语言知识的“运用”也可以说成语言知识的“应用”，“运用”与“应用”有其异同，本文使用“运用”主要是便于与“语言运用、语言技术运用”整齐称说，并非故意不辨异同。社会上有一些特殊行业的从业者，需要经常运用语言知识进行工作，如语言学家、术语学家、地名学家、语文课（语言课、语言学课）教师及教材编纂者、辞书编纂者、韵文作家、语言信息处理专家、键盘编码专家、语料库标注员，等等。其实一般人也运用语言知识，但往往是不自觉的，或是在特殊时候、特殊场合使用，比如语文考试、作文修改、诗歌欣赏、字谜游戏等。
（三）语言技术的运用
语言技术问题上文已有论述，这里需要再强调的是，在“人—机—人”间接交际模式渐为常态的当下，语言技术的应用也渐成公民的“语言素养”，而一些不能够使用语言技术者，可能像昔日的“文盲”那样失去重要的语言生活。政府、社会、语言技术提供商，都应当像关注“文盲”一样关注这批“机盲”。不掌握语言技术，就失去了获取信息的许多重要途径，就会被信息边缘化，甚至影响到日+常生活。“信息不公平”是“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不公平的重要表现。特别是政府，应当出台相应政策，对语言技术提供商、社会教育者提出政策要求，以保证这一人群的“信息权力”。
（四）语言学习
掌握母语、本地区的重要语言、世界的重要语言，形成“三语”能力，已成为当今许多国家对其社会成员的要求，语言学习的意义在提升，内容在加重，时间在延长，成本在加大。如此一来，语言学习在语言生活中的分量也急剧增大，需要社会专门进行语言学习的规划，甚至也需要家庭为子女的语言学习做出规划。也就是说，凡要成家延嗣者都需有语言学习规划的意识。李宇明（2016）指出，教育领域是语言竞争的主要领域，是语言矛盾的集中地带，研究语言学习问题，做好教育领域的语言规划，重要而迫切。
（五）语言知识的学习
有语言学习（包括语文学习），就有语言知识的学习；前述那些经常运用语言知识的从业人员，更需要系统学习语言知识。在语言知识学习的问题上，有些问题尚需注意或研究：第一，语言知识是个较为宽广的概念，不仅是语言文字的结构知识，还应包括语言文字的应用知识、历史知识和语言国情；不仅是本民族的语言知识，还应包括外族、外国的语言知识。第二，哪些语言知识应当成为公民常识，怎样把这些知识真正化为公民常识，比如是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还是通过中型辞书、“公民语言常识手册”等。第三，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之间究竟是何关系，换言之，语言知识对于语言能力的提升究竟有无帮助，有哪些帮助？
（六）语言技术的学习
语言技术发展迅速，不说日新月异，起码也是年年都有新变化，故而语言技术的学习也将成为常态。语言技术学习的当前状况是：多为业余学习、摸索学习，对语言技术的掌握不系统、不完善，语言设备的功能没能充分发挥。要做好已有语言技术的系统教育，做好新的语言技术的及时推广，特别要关注“边缘人群”的技术推广。
（七）语言研究
语言研究是专业人员的语言生活，随着语言相关的专业逐渐增多，语言研究逐渐成为更多专业领域人员的语言生活。当前的问题是，不同专业的语言研究者怎样相互分享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语言研究的核心专业要主动了解边缘、新兴、交叉专业的状况，从学科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支持这些专业的发展。同时，为满足社会对于语言研究的兴趣，语言学界要注意与社会发生联系，及时向社会传播语言研究状况，及时与社会分享语言研究成果，语言学会议要具有一定的社会开放性。
（八）语言知识的研究
语言研究者是语言知识的创造者，同时也是语言知识的研究者。不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便无法创造新知。除此之外，还有专门的语言知识研究者，如语言学史家，语言学、语文、外语的教材编纂者，需要对语言知识进行专门的梳理研究；辞书编纂者、术语整理者、地名学家等，在工作中都需要依傍语言知识。
（九）语言技术的研究
语言技术迅猛发展，语言技术产品的广泛应用，使语言技术领域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并形成不同的研究团队和语言工程。语言技术是语言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它的迅速发展使语言学逐渐分化为语言科学与语言技术学，逐渐形成新的语言产业。语言学，一个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具有了工学的品格，与社会生产力发生了更为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文理分家的教育制度，已经不能适应语言学的发展，不能适应语言技术学的发展，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上述语言生活的九个范畴，有大有小，但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都有一定人员从事这一生活，甚至还有一定的社会业态。从运用、学习、研究三个维度来观察语言生活是必要的，把语言生活中的“语言”划分为语言、语言知识、语言技术三个方面是必要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更透彻地了解语言生活，制定更为适合的语言规划。
讨论至此，也可以对“语言生活”下这样的定义：语言生活是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
三、语言生活的研究
传统的语言研究，也关注语言的运用，比如中国的修辞学和文章学。后来兴起的应用语言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已经较多地涉及语言生活的内容。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研究，本来就是研究语言生活的，只是没有明确提出语言生活的概念，或者是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对象。当然，有无“语言生活”的概念大不一样。没有此概念，对语言生活的研究就难以达到理性与自觉的层面，对语言生活的观察与研究也难以全面系统。
（一）如何进行语言生活研究
语言生活的概念提出时间不长，语言生活的研究还在探索中。就中国的语言生活研究而言，主要做了如下一些工作：
1.分领域观察语言生活。
语言生活存在于一定的社会领域中，了解语言生活状况，必须有社会领域的意识。每一社会领域都有自己特殊的社会状况，故而有自己特殊的语言生活，比如教育、行政、出版、广播电视、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商贸、旅游、餐饮、文博、工矿、军旅，等等。李宇明（2013）指出，不同领域的语言生活有不同的特点和问题，需要进行适合各领域语言生活的规划。《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虽经几次改版，但一直保持着领域篇的内容，有计划地报道各领域的语言生活状况，分析各领域的语言生活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语言对策与建议。《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开始创办“领域语言研究”专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曾出版周建民先生主编的“领域语言研究丛书”，一些学者呼吁建立领域语言学。这些研究，也带动了中国的“语言景观”研究。
十余年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撰写，让人深感语言学界对诸多领域的语言生活还比较陌生，也缺乏合适的研究领域语言生活的专家。研究领域语言生活，需要既懂语言学又懂某专业的学者，而这样的混合型人才十分稀缺。一些领域的决策人员，语言意识还比较薄弱，没有意识到本领域的语言问题，也不善于解决本领域的语言问题，往往使本领域的语言生活失序。这不能不说是语言生活的一大问题。
2.利用媒体语言统计语言生活。
随着新闻媒体的电子文本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获得，随着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利用媒体语言和语料库技术、通过各种数据来分析语言生活，也是一个较为有效的途径。中国语言资源中心集聚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研究力量，持续对平面媒体、有声媒体、网络媒体及教材语言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了汉语和一些民族语言的使用数据。
就汉语而言，汉字使用情况的统计分析比较有效。词语的统计分析也比较可靠，只是对数量词、日期词、短语词、缩略词等的分词、认同还存在一些偏差。对于新词语、字母词、流行语的统计分析，看到了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关系。对于网络新语体进行了较好的记录观察。但是，语法现象的统计分析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而民族语言的统计分析，需要民族语言学和信息处理的混合型团队或是混合型人才，这样的人才还较为匮乏。
3.语言舆情的分析研判。
语言舆情是通过媒体反映出来的社会关于语言现象、语言问题、语言政策的舆论状况和公众的行为倾向，是社会语言意识的反映。语言舆情分析主要通过网络来获取数据，发现舆论热点，然后需要专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研判，观察语情的烈度，预测语情的发展趋势，提出应对语情之策。杨江和侯敏（2010）、孙曼均（2011）、李海英（2015）、张挺（2015）等都对语言舆情的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武汉大学、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办有《中国语情》《语言舆情扫描》等内部刊物，对语言舆情进行持续的观察研究。
语言舆情是了解社会语言意识的一扇窗口，也是观察语言现象的社会敏感度的一个窗口，研究语情，及时施策，可以减缓语言矛盾，预警语言冲突。从现有的语言舆情研究状况看，新词语、字母词、简繁文字形体、汉语拼音等是社会敏感度较高的语言现象，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母语水平、外语教育、少数民族语言等，是社会敏感度较高的语言问题，教育、辞书、电视、网络等是社会敏感度较高的语言生活领域，其中以教育和网络中的语言问题最为突出。以上这些语言现象、语言问题、语言生活领域，常常成为语言争论的热点，语言矛盾凸显，甚至形成舆论场外的现实语言冲突。
当前的语言舆情研究，预见能力还比较弱，机器所能提供的帮助还多是在事实数据上，而不是“智能”的分析上，特别是在预测语言事件的发展上，在通过“虚拟手段”来评判对策的效果等“智能决策”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4.语言国情的调查研究。
语言国情是语言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语言国情主要分为两类：第一，自然语言的生态状况；第二，语言的社会使用状况。关于自然语言的生态状况，中国的方言学界、民族语言学界一直都在进行田野调研，基本弄清了中国语言、方言的情况。2007年，国家语委开始组织进行“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原则上一县一点用统一的标准进行录音建库，形成了《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汉语方言》《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等一批成果。在此基础上，2014年发展为规模更大的国家语言保护工程，力图将中国的民族语言、汉语方言都依照“语言保护”的标准录音、录像，加工建库。关于语言的社会使用情况，国家语委2009年做了全国的调研，出版了《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戴庆厦、文秋芳等许多学者也就民族语言、外语的使用情况做了一些调研。
但总的来说，语言国情的掌握还不全面、不深入、不及时，特别是语言的社会使用情况、各类语言人才的储备情况等，还需要花较大的精力去调查。最好是考虑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或是语言国情专项普查的方式，持续地大范围地获取语言国情数据。
5.建立学术研究体系。
研究成熟度的衡量和研究水平的提升，关键看学科建设。十几年来，语言规划领域的学术研究获得了较大进展：先后建立了相关的研究单位近20个；多所大学设立了博士专业或博士方向；创办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有了专业的学术共同体；自《语言文字应用》之后又创办了《语言战略研究》（商务印书馆）、《中国语言战略》（南京大学）、《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规划学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等刊物，有了学术园地。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了语言规划的学术研究体系。
（二）中国的语言生活派
在语言生活的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学术追求、具有自己学术特色和学术风格的学术群体。这个学术群体被称为“语言生活派”。
语言生活派的产生，有其学术基础和社会基础。其学术基础，首先是中国的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中国应用语言学的发展有两个标志：一是《语言文字应用》的创刊，二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建立。社会语言学在国际上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创立的，它所关心的问题都是围绕着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展开的。早年的语言规划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兴趣之一，是宏观社会语言学或者说是语言社会学的主要内容。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及其引入中国，为语言生活派的建立提供了学术滋养。在某种意义上讲，语言生活派应该是语言社会学的学术流派，但在学术外延上它已经超出语言社会学的范畴。
国际语言规划理论及实践研究的引入，对语言生活派的形成发挥了更为直接的作用。周庆生等翻译出版了《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之后，徐大明主持的“语言规划经典译丛”“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相继由商务印书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刘润清、文秋芳、王克非、戴曼纯等专门关注国外语言规划的情况，曹德明、赵蓉晖、刘和平等关注国外的语言立法、术语立法等问题。此外，范俊军、蔡永良、王辉、李英姿、张燕等对国际组织和国别语言规划也进行了研究。这些翻译与研究，使得中国的语言规划研究自觉与国际研究同流而前。
语言生活派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中国的语言规划实践。中国现代语言规划的实践若从切音字运动算起，已有120余年历史。百廿时光，朝改代换，时过境迁，但语言文字规划的总体精神和基本举措却一脉相承。中国语言规划逐渐完善了语言的地位规划，对普通话和一些民族语言进行了能够适应信息化的本体规划。特别是1986年、1997年两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推进了语言文字管理的法制化和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但是，当地位规划基本完成、本体规划做到相当程度之后，语言文字工作还该做什么？怎么做？
经过思考与探索，一批学人逐渐感悟到：语言文字工作不仅要关注语言，进行语言规范和语言管理，更需要关注语言生活。一旦视角从语言转移到语言生活，就发现了一片广袤的社会语言空间。在当代中国的语言生活中，有些问题是历史上一直争论过来的，如语言纯洁观问题、简繁汉字问题、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问题、民族语言及民族地区的语言教育问题等；但也有很多问题是新出现的，或过去较少关注、了解不多的，如华语社区和大华语的问题、中国的外语规划问题、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问题、城镇化与语言保护问题、文言文在今天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等。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答案，也不好照搬国外的理论、拷贝国外的举措。
比如，在处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问题时，要尊重民族语言，帮助民族地区发展语言，但也必须考虑国家通用语言和国家认同问题。再如，很多研究都认为，现在英语已经不是一种语言，而是复数的Englishes，但若以此来看待大华语，认为华语也会变成Chineses，就未必正确。周清海（2016）指出，“华语的逐渐融合就是不可避免的”。据观察，全世界的华语的确如周清海先生所言，都有向普通话/国语逐渐靠拢的趋势。华语的发展趋势未必与英语相同。中国的语言生活太复杂，世界语言生活太复杂，不能简单照搬现成的理论。中国语言生活派的立场、观点、情趣、方法等，都来自解决问题的冲动，来自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
语言生活派的学术实践，使语言研究和语言规划研究发生了重要转向。
其一，将语言研究转向语言生活的研究。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发展一直是“内向的”。结构语言学关心语言的结构，不大考虑语境和意义。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更是自觉地在语言分析中剔除意义。到了乔姆斯基时代，“绿色的无色的思想在疯狂地睡觉”都被认为是合乎语法的现象，在这里，意义更没有地位。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进一步使语言朝着“内向”的方向发展，“内向”到大脑中的语言，甚至是语言的生物学属性。语言学的“向内”行走，获得了许多重大学术突破，但是也留下了许多遗憾。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的兴起，正具有“补此遗憾”的作用。在社会语言学的翼羽中发展起来的语言规划研究，不可能不涉及语言生活，但是并没有理智认识到规划对象就是语言生活，特别是在进行本体规划时，往往忘记了语言生活。语言生活派明确认识到语言规划研究的是语言生活，大力推进语言生活的研究，促进了语言学的“外向”发展。
其二，将研究聚焦在语言的社会功能上。规划语言的目的，是希望语言能够充分发挥有益于社会的功能。语言规划研究其实是在考虑：语言能发挥哪些社会功能？语言发挥这些功能的机理是什么？有哪些调节这些机理的手段？怎样通过调节这些机理来让语言按照社会的愿望发挥好社会功能？传统的语言规划研究，多把语言看作问题。而语言生活派不仅关注语言问题，也关注语言权利，还把语言看作资源，同时还关注语言对家庭、对个人的影响，比如语言对脑开发的作用、双语对老年痴呆是否有预防作用等。李宇明（2015）认为，语言规划学也就是语言功能之学。通过改善语言的社会功能，使语言更好地发挥和谐社会、健康人生的作用。
中国语言生活派的基本学术主张可以表述为：就语言生活为语言生活而研究语言和语言生活。李宇明在《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韩语版读者》中，把中国语言生活派的重要学术观点总结为如下七个方面：
1.关注语言生活，引导语言生活，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
2.语言是资源，要珍惜它，爱护它，充分开发利用它，以期获取最大的语言红利。
3.尊重各社区、各群体的语言权利，主张文化上平等、交际上互有分工的多语主义，使各种语言及其变体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相辅相成。
4.加强语言教育，努力提升个人语言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
5.推进政府和学界的社会语言服务，关心国际、国家、领域和家庭的语言规划，着力打造学界与社会的智力“旋转门”，探索用社会话语表述语言学研究成果。
6.语言学发展的原动力，就是解决社会前进遇到的语言问题。解决这些语言问题，需要多学科共治，需要多种研究方法共用，需要重视实态数据的收集与运用。
7.信息化为语言生活提供了虚拟空间，为语言运用提供了语言技术和新媒体平台，为语言研究和语言规划提供了新手段。要全力促进语言信息化，积极利用语言信息化成果，过好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
四、结语
语言生活是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语言生活包括运用、学习和研究三个维度，语言生活中的“语言”，包括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三个方面。三维度与三方面，纵横构成了语言生活的九个范畴：语言运用、语言知识的运用、语言技术的运用、语言学习、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技术的学习、语言研究、语言知识的研究、语言技术的研究。语言生活的这九个范畴，虽然有大有小，但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都有一定人员从事这一生活，甚至还有一定的社会业态。
语言生活研究，当然需要对上述九个范畴进行研究，其实也就是对每一社会领域的语言生活逐一进行深入的观察研究。过去的分领域观察语言生活，对语言学习生活观察不全面，对语言研究生活几乎未顾及，对与语言知识、语言技术相关的语言生活也没有自觉关注。有了“九范畴”的理念，对领域语言生活的观察会更全面、更深入。除了领域语言生活之外，中国的语言生活研究还做了许多工作，如利用媒体语言统计语言生活、对语言舆情进行分析研判、对语言国情进行调查研究，以及建立与语言生活相关的学术研究体系。
在语言生活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被称为“语言生活派”的学术群体。这一群体的主张是：就语言生活为语言生活而研究语言和语言生活。其实，语言生活派的学术目标，不是为了建造一种理论、创立一个学科、建立一个学术流派，而是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把其发现、其理念及时向社会传播。为了解语言生活状况、发现语言问题，语言生活派创发了许多方法手段，形成了一些重大的语言工程，如动态流通语料库建设、有声资源数据库建设、各种实态数据的收集与分析、语言舆情监测等。为解决语言生活问题，也提出和发展了许多新概念、新理念，如构建和谐语言生活、虚拟语言生活、国家语言能力、个人语言能力、多语主义、大华语、领域语言学、语言资源、语言产业、语言红利、语言服务、语言消费、语言福利，等等。语言生活派重视学术的传播，上向政府传播以资政，外向社会传播以惠民，内向语言学界传播以助学。《中国语言生活要况》的编写，新词语、流行语的发布，语言盘点的社会活动等，都是为学术的社会传播而做。这些都表明，语言生活派是根植于中国语言生活沃土、以解决中国语言生活问题为己任、也密切关注世界语言生活的学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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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教育规划面临的新问题
赵世举武汉大学教授摘 要： 自二十世纪末以来，由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语言观的转变、新思潮的产生、人口大流动的冲击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在语言教育中，老问题出现新情况、新需求带来新问题，许多问题还成为两难选择，而且矛盾尖锐，有的甚至直接影响社会安定。怎样根据新形势调适语言教育规划，已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重要新课题。我们认为，更新观念是保障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制定与时俱进、保持先进性、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基础，同时，也可以通过新观念的传播来减少误解，凝聚共识，化解矛盾，为语言教育规划的调整和有效实施做铺垫。综观之，以下观念或许具有普遍的积极意义：全面语言观、主体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语言生态观、立足人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语言人权观、着眼人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全面语言素质观、与时俱进的动态语言规划观。
关键词： 语言教育规划；语言观；语言生态观；语言人权观；语言素质观；语言规划观
语言教育规划是语言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直接关涉国家、地区、族群、政治集团、个人乃至超国家组织等不同主体和不同社会层面切身利益的重大社会行为。社会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对其产生影响。自二十世纪末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对现有的语言教育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怎样根据新形势调适语言教育规划，已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重要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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