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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9 21: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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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红,余怒涛,戴文涛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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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理论与应用研究

公司治理理论与应用研究试读: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编辑说明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是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项目。编辑出版《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是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意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示范引领作用,为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创新,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服务。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2011年开始立项建设,在整合研究力量和出人才、出成果方面成效显著,产生了一批有学术分量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2016年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决定组织编辑出版《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从2016年开始编辑出版,拟用5年时间集中推出100本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研究成果。云南省社科联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专门成立了评审委员会,遵循科学、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申报的项目进行了资格审查、初评、终评的遴选工作,按照“坚持正确导向,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前沿性,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科建设意义重大;符合学术规范,学风严谨、文风朴实”的标准,遴选出一批创新团队的优秀成果,根据“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以达到整理、总结、展示、交流,推动学术研究,促进云南社会科学学术建设与繁荣发展的目的。编委会2017年6月第一编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环境绩效概念框架及其在实证研究中的度量

余怒涛 陆开森(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摘要】在环境绩效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采用多种多样的度量方法来探究企业的环境绩效。但是多种不同的度量方法和对环境绩效的度量缺乏理论基础导致实证结果的不一致性。因此,我们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将环境绩效定义为“企业对其环境因素进行管理从而对利益相关者期望的实现程度”,并根据Wood(1991)的社会责任绩效模型建立了环境理念、环境处理技术和工艺、环境后果三维度的环境绩效概念框架,并且确定了环境绩效的理论范畴,从指标中识别出了与环境绩效紧密相关的五类环境绩效指标:环保态度和目标类指标、环境管理战略类指标、环境工艺类指标、资源消耗类指标、污染物排放类指标。我们认为环境影响受到了过多的外部因素影响而不属于环境绩效的范畴。由于我国环境绩效相关数据的缺失,研究者采用了环保奖励、环保处罚等作为环境绩效的代理变量,但环保奖励、环保处罚等属于环境影响指标,不属于环境绩效的概念范畴。我们在梳理国外环境绩效指标建立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别环境绩效指标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行了分析,为准确使用环境绩效指标提供指导。随着我国环境信息披露的快速发展,对环境绩效的度量应该回归环境绩效本身。【关键词】环境绩效 利益相关者期望 环境影响一 引言

随着我国环境状况日益严峻,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始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党章,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首次明确下来,标志着环境保护进入了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主干线、主战场和大舞台。人们对环境的关注也已经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了解,为了维护生存环境的安全,人们开始抵制污染企业的设立、扩张,甚至爆发群体性事件。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的环境决策已经成为企业经营决策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环境绩效在近年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是学者对环境绩效的度量方法并未形成统一认识,这导致环境相关的实证研究往往出现相互矛盾的结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很可能在于对环境绩效的深入认识和准确度量,因此,本文通过对环境绩效相关实证研究进行回顾,在确定环境绩效定义和概念框架的基础上,从稳健性和准确性对环境绩效的不同度量方法进行分析,提出实证研究中环境绩效度量的可靠方法,为环境绩效的实证研究提供帮助。二 环境绩效度量(一)相关实证研究及研究中所用到的环境绩效测量方法

企业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的关系一直是环境会计研究的一个重点,因为随着环境状况的恶化,企业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兼顾环境责任。在这两者关系的背后所隐藏的是未来的投资理念之争(Schaltegger and Müller,1997),决定着社会责任投资能否成为未来的主流投资理念。但是现有的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研究者所预期的那样清楚明白:有的实证结果表明好的环境绩效能提升公司价值关系(Hart and Ahuja,1996;Bhat,1999;Konar and Cohen,2001;Al-Tuwaijri et al.,2004;胡曲应,2012);有的研究显示公司环境绩效和公司价值之间不存在明显关系(McWilliams and Siegel,2000)或者存在负向的关系(Nehrt,1996;Cordeiro and Sarkis,1997;Halme and Niskanen,2001;Wagner et al.,2002)甚至倒U型的关系(刘中文和段升森,2013),更有些结果显示两者存在反向的因果关系(Telle,2006)。这些研究可能揭示了趋势上的方向,但是它们不能证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环境绩效对公司绩效的影响造成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者们又进一步考虑了两者之间的调节因素,首先是确认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然后进一步考虑这些影响因素是否在环境绩效和企业价值之间产生调节作用。例如Karagozoglu and Lindell(2000)发现创新和环境竞争优势会影响环境绩效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对环境绩效和企业价值会产生影响的因素还有消费者满意程度(Luo and Bhattacharya,2006)、管理能力(Clarkson et al.,2011)、企业成员(Brammer and Pavelin,2006)等。但是,企业环境绩效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影响因素并没有得到清晰的认识(Lankoski,2008)。许多学者认为在实证研究中存在多种多样的环境绩效度量方法,这是目前实证研究出现结果不相一致的重要原因。度量指标的不同会导致结果出现偏差(Salzmann et al.,2005),同一家企业采用不同的度量指标可能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从根本上说,环境绩效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取决于环境绩效的度量方法(Busch and Hoffmann,2011)。(二)值得深思的环境绩效度量方法

2010年我国环境会计研究中开始出现实证研究。我们检索了2010年以来在SSCI和CSSCI上发表的关于环境绩效的文章,共有21篇,其中在国外期刊发表5篇,国内期刊发表16篇。我们对其所用的环境绩效代理指标进行分类,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环境综合指标、污染物排放指标、环境奖惩指标以及环保投入指标,其中使用最多的是污染物排放指标和环境奖惩指标。所有的文章都没有对环境绩效的概念进行阐述,只是简要说明了选用原因或者列出来源。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实证类文章对环境绩效的度量采用了单一指标,而环境绩效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Ilinitch,1998;Xie,2007;Bhattacharyya;2015),李平等(2015)采用了内容分析法构建综合指标,但是打分和权重赋予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且数据来源于未经审计的社会责任报告。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大多数未经过外部审计,其真实性难以得到保证而且会存在选择性披露的问题。而污染排放指标大都采用了使用代理指标间接度量的方法,如用排污费、绿化费等代替企业污染物排放,仅有林立国(2014)的研究采用了污染物排放的直接数据但地区仅限于上海市。许多学者还使用环境奖惩、社会美誉度、环境责任评分等来代替环境后果,代理指标的可信度取决于政府和社会对企业的环境绩效识别的有效程度。而基于声誉的企业环境绩效度量,会带来一种“评级基于声誉、声誉来自评级”(Wood,2010)的风险。因此,总体看来,现有的环境绩效度量方法并非公认的可靠的度量方法,企业的环境绩效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三 环境绩效概念框架的重新思考(一)环境绩效的定义和多维度的环境绩效

为了准确地度量企业的环境绩效,必须明确的是环境绩效的定义。现有的研究没有给出环境绩效的准确定义,Trumpp(2015)进行文献分析时发现在133篇相关论文中仅有16篇对环境绩效给出了明确定义。对环境绩效的理解应该先从绩效的理解开始,绩效是指公司对其目标的实现程度和效率,即对期望的完成程度。目前认可程度较高的是ISO14001(1999)中对环境绩效的定义,其认为环境绩效是指一个组织对其环境因素管理的结果。但是ISO14001的设计主要针对企业的内部环境管理,所得到的结果好坏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而定。外部第三方对企业进行环境评价之时,结果的好坏并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应为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而对企业进行管理,因此,在ISO14001(1999)的基础之上我们把环境绩效定义为“企业对其环境因素进行管理从而对利益相关者期望的实现程度”。这一定义包括两层含义,首先,环境绩效是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期望的实现程度,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期望是评价企业环境绩效的基准;其次,环境绩效是通过企业对其自身环境因素进行管理而实现的,是企业通过对自身资源的合理运用而实现的成绩。

那么企业的环境活动的哪些具体方面会影响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呢?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在于资源的消耗和污染物的产出,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节能减排”。但是这就包括了环境绩效的全部了吗?不是,人们对期望的满足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未来的预期。企业对于环境保护的认识、企业的环境管理等多个方面决定了企业未来的环境表现,这些因素也应该包含在环境绩效的评价之内。基于此,大多数学者认为环境绩效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

关于环境绩效应该包含几个维度尚存争议,最出名的是Wood(1991)提出的社会责任绩效模型(CSP),该模型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由三个维度构成:第一个维度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原则、动机或来源;第二个维度是企业社会响应的过程,即对企业社会责任规范性和动机性概念实施内容的补充;第三个维度是企业行为结果。由于企业环境绩效属于社会责任绩效的一部分,因此可以沿用该模型。Ilinitch(1998)在此基础上先将环境绩效分为过程和结果导向,再考虑内外因素组合成四个维度,包括组织制度、利益相关者关系、法规遵守和环境影响。另一个常用的维度划分来自ISO14031(1999),其将环境绩效分为管理绩效(EMP)和操作绩效(EOP)两个维度,管理绩效关注管理阶层对于改善组织在经营环境绩效所做的努力,且有助于评估管理效能、改善环境绩效的决策与行动的效果,操作绩效反映组织在环境操作系统上的绩效。Xie(2007)实证证明了EMP和EOP不属于同一维度,Trumpp(2015)进一步发现,EOP可能又包括多个细分维度,能源消耗和垃圾排放不属于一个维度。Bhattacharyya(2015)建立了一个由四个环境管理绩效(组织制度、利益相关者关系、操作对策和环境追踪)和两个环境操作绩效(输入和输出)构成的系统。在所有的环境绩效维度分类中,Wood的划分更注重逻辑性,更为贴近环境绩效的概念,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环境绩效的实现过程,我们按照Wood的三维度划分来定义环境绩效的概念维度。我们在Wood(1991)的社会责任绩效模型的基础上认为环境绩效包含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环境理念,即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原则和动机;第二个维度是环境过程,即企业所制定的环境管理战略、企业的环境工艺等;第三个维度是环境后果,即企业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二)环境绩效概念的范畴

国外学者广泛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的方法来证明其所建结构的稳健性和可靠性,因此在中国适用的环境绩效的维度划分可能需要通过实证检验来证明,但是实证检验离不开理论思想的指导,我们应该考虑的核心问题是确定环境绩效概念所包括的范畴。环境操作绩效(如污染排放、能源消耗等)是企业环境绩效的最直接的体现,环境管理绩效(如环境管理制度、利益相关者关系等)体现的是企业未来环境绩效的“潜力”,将这两者纳入环境绩效概念范畴不存在争议。值得思考的是企业的环境影响(即环境事故、环境奖励等)是否应该属于环境绩效的范畴,环境影响是最容易为公众所获知的企业环境信息,其影响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我们从环境绩效的定义出发来考虑其是否属于环境绩效范畴。环境绩效是企业通过对其环境因素进行管理从而对其利益相关者期望的实现程度。首先,环境绩效是企业对利益相关者期望的影响程度,由于企业相对于利益相关者而言具有信息优势,利益相关者有时很难获得企业真实的环境信息,企业的环境影响对如何认识企业的环境绩效确实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企业的环境影响是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行为做出的反应,它已经超出了企业的控制范围(例如,两家排放相同污染物的企业可能出现一家受到处罚而另外一家没有受到处罚的情况),参见图1。这不符合我们对环境绩效是企业对其自身环境因素进行管理而实现的定义。这也是Ilinitch(1998)所提出的问题,因此他呼吁对企业环境绩效的评价应该回归企业真实环境表现而不是过多依赖于环境事件。基于上述讨论,我们认为环境影响是一个和环境绩效非常相关但不属于环境绩效概念范畴的维度。图1 环境绩效逻辑关系四 环境绩效指标体系(一)国外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借鉴

环境绩效指标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目前国内外并没有一个得到公认的环境绩效指标体系,在环境绩效指标的选择标准、指标数量度量、测量技术和指标的标准定义上都存在争议(见表1)。

环境绩效指标在测量技术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0-1指标:企业是否为员工开展环境方面的培训、企业是否采用ISO14001等。

·绝对指标:废水排放量、罚款与处罚、环境资本/运营支出等。

·比例指标:单位产品水耗、单位产值水耗等。

·相对指标:企业单位产品耗水量达到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等。

·聚类指标:总有毒气体排放量、总工业废弃物排放量等。

在环境绩效指标选取发展上也表现出了一定的趋势。

·基于披露选取指标。

·环境管理绩效指标与环境操作绩效指标的分类得到了越来越高的认可度。

·正常化:对数据进行产量和产值的调整保证数据年与年之间的可比性。

·标准化与聚类化:采取同样的标准进行聚类测量来保证行业间的可比性(例如不具体测量单种有毒气体的排放量而测量有毒气体排放量的总和)。

·审计:越来越强调第三方审计来保证数据的可信度与完整性。表1 国内外环境绩效指标选择比较分析表1 国内外环境绩效指标选择比较分析-续表1表1 国内外环境绩效指标选择比较分析-续表2表1 国内外环境绩效指标选择比较分析-续表3表1 国内外环境绩效指标选择比较分析-续表4(二)企业的环境利益相关者

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是一种相互依存的状态。利益相关者为企业提供重要的资源,作为回报,企业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需求。但是利益相关者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的环境绩效的期望也是不同的。

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绩效进行关注的动因多种多样。一个普遍存在的动因是道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企业应该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利益,这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政府由于其职能和法律的规定对环境保护具有责任,近年来,随着环境意识的逐年提高,媒体、环保组织和个人也开始关注企业的环境绩效以督促企业保护环境。除了道德因素外,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会出于自身不同的利益去关注企业的环境绩效,例如企业周边的居民会关注企业生产是否对他们的健康和安全造成影响,企业员工会关注他们是不是在处于事故频发或会造成永久性伤害的环境中工作,消费者会关注企业的产品是不是健康绿色,是否对他们造成影响。此外,与企业存在经济契约关系的利益相关者同样会注重企业的环境绩效。债权人最关注的是企业的盈利稳定性,而环境事件的发生会对企业的利润产生重大的威胁(沈洪涛等,2014)、机构投资者由于政府在贷款、税负方面的优惠会更关注环境绩效较好的企业(黎文靖等,2015)、消费者和顾客会通过服务(购买)受到社会尊重的企业(的产品)实现社会认同(Promberger and Spiess,2006)。对于企业的所有者而言,环境绩效的提高能避免环境事件,而且企业的经营会受到各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好的环境表现能提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但是,企业的环境保护需要大量的支出,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存在冲突。企业所有者相对于利益相关者而言会了解得更多,因此,企业可能采用部分披露或者“软披露”的方式来欺骗利益相关者,所以环境利益相关者会要求企业增加环境披露的透明度和可靠性。另外,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需要进行区分,在国有企业内,政府除了本身职能之外也扮演了所有者的角色,政府对国企的环境绩效的要求便充满了“纠结”,一方面政府要求国有企业履行更多的环保义务,并对其在贷款和政策上给予补偿(黎文靖等,2015);另一方面,对于环境违法的国企,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会有袒护倾向,并且针对环境信息公开特别是污染信息公开往往不及时、不充分甚至不准确。

利益相关者关系对实证研究中的变量选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实证研究中最困难的问题在于大样本中每个公司具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结构,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结构会导致不同的环境绩效诉求。如果是针对某一类利益相关者的研究,要根据他所期望的方面来选取环境绩效代理变量。例如,黎文靖等(2015)选取了企业的直接投资作为环境绩效的代理变量来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国有企业中两者存在显著正向的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环境绩效较好的国有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信贷、更低的贷款成本和更多的税收优惠。但是,企业的环境直接投资满足的是债权人而非股东的环境绩效期望,文章实证结果存在的一种可能解释是机构投资者会投资于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信贷、更低的贷款成本和更多的税收优惠的国有企业,而这些国有企业存在大量环境资本支出。如果是企业整体性的研究(如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关系),则首先抽象出企业共同的利益相关者结构,然后选取主要的几个利益相关者所关注的环境信息构建综合环境绩效指标来衡量企业的环境绩效。(三)对目前环境绩效代理指标的再思考

我们对目前国内实证研究中所用到的代理指标再次进行讨论与分析。环境综合指标、污染物排放、环保投入符合环境绩效的定义范畴。但是这些指标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而其余如“环境友好型企业”、环境事故、环保奖励等代理指标中包含了过多的企业外部因素,在数据较难以获得的情况下,它们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环境绩效的代理指标,但是其中存在较多的“噪声”。我们也看到了我国环境相关信息缺失的严重性,严格来说,一个理想中的环境管理系统应该是首先建立企业环境会计和环境审计体系,在此基础上企业发布环境报告,外部第三方评级机构再根据企业发布的环境报告来对企业的环境绩效进行评价和评级,但是政府、利益相关者、社会组织、学者们需要在现状下获知相对可靠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或评级信息。目前,我国对于企业环境绩效的治理分为两条主线,一方面以《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代表,对企业征收排污费用、对企业的环保升级给予环保补贴,以及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三同时”制度;另一方面鼓励企业以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形式公布其环境信息。在政府监督方面,除对重点污染源企业进行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控之外,采用企业申报相关部门核实手段。在企业自身核算披露方面,首先,建立如ISO14031等环境管理体系的企业数量极少;其次,企业环境会计核算体系并未建立,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很少经过外部审计,导致企业环境相关信息披露出现模仿性较高、描述性话语较多、“软性”信息较多以及选择性披露问题。目前的环境管理状况导致外部第三方获得企业环境相关信息的途径单一,可获取的信息量较少。在对实证研究文献的整理后发现,学者们对企业环境相关信息的获取主要来自于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数据的缺失导致研究者大多采用企业的环境影响作为环境绩效的代理变量。但从我们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环境影响严格来说并不属于环境绩效的范畴。它受到了太多企业外部因素的干扰。但是随着我国环保建设力度的加强,越来越多的环境信息能为利益相关者及第三方研究者所获知,对环境绩效的度量应回归环境绩效本身。(四)环境绩效的测量及指标体系

根据Jung(2001),我们将环境绩效的概念维度细化为具体的环境绩效指标,见表2。环保态度和目标类指标衡量的是企业的环境理念维度,环境管理战略类和环境工艺类指标衡量的是环境处理技术和工艺维度,资源消耗类和污染物排放类指标衡量的是环境的经济后果维度。而我们在上文讨论过,环境影响虽然与企业环境绩效密切相关,但是它受到太多非公司自身因素的干扰,并不能完全有效地衡量企业的环境绩效。表2 环境绩效的维度和相关指标

这些环境绩效指标具有不同的优缺点。资源消耗类和污染物排放类指标是对企业环境绩效最直接的度量,因为企业消耗资源、排放污染物会对自然环境造成直接的影响。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是与环境绩效直接相关的指标。但是,使用这种类型的指标来度量环境绩效也存在种种不足。首先,每个公司都会消耗多种不同的资源、排放不同类别的污染物,这些数据很难被完整地监控到。其次,不同公司由于产品和业务流程的不同,所消耗资源和产生的污染物排放也会不同,因此,跨行业对比比较难以实现。再次,不同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在进行综合衡量时所占的比重难以确定,现行的方法中权重的赋予往往充满了主观性。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数据包络方法是一个可能的突破口,何平林(2012)、胡曲应(2013)运用数据包络方法分别对我国火电行业和钢铁行业进行了分析。利益相关者不仅关注企业的当前环境绩效更关注企业未来的环境绩效,因为污染的治理是一件很难在短期内产生效果的巨大工程。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指标是一种历史回顾性指标,它并不能提供企业未来的环境绩效的相关信息,这是此类指标存在的最大一个不足。环境工艺类和环境管理战略类指标能弥补这个方面的不足,例如,执行科学的防范和高安全标准相比过去从未出现过环境事故在防范未来出现环境事故的作用一定更大。环境工艺和环境战略类指标也只能提供一个较短时间内的信息,企业是否能够长久地保持较好的环境绩效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企业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和理念。拥有正确的环保态度和理念的企业制定了长久的环境保护战略,增加了环境方面的投入,制定了科学有效的环保条例,如此才能在未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污染物排放的减少。

根据统计学理论,测量的质量来自测量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我们从环境绩效的概念范畴出发考虑了指标的有效性后,还应对指标的可靠性进行分析。企业环保理念和目标的相关信息很难被量化进行准确计量,而且外部可核查性也会较差,资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类指标则具有相反的特点,它容易被量化,也能够被外部所核查。基于前面的讨论,我们从与有效性相关的三个方面以及与可靠性相关的三个方面对环境绩效的五大类指标进行了分析,见表3。表3 环境绩效指标的质量特征

总而言之,环境绩效的不同度量指标存在各自的优缺点,要描绘完整的环境绩效情况,环境绩效指标体系应该包括表2所提到五类环境绩效指标,即环保态度和目标类指标、环境管理战略类指标、环境工艺类指标、资源消耗类指标、污染物排放类指标。五 结论

环境问题的快速发展要求我国环境会计的建设应保证各领域齐头并进的发展,因此,在现阶段研究出一套相对可靠的、可行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方案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在选用环境绩效指标时首先应注意要满足环境绩效的概念框架,其次应以所研究的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为基础进行指标选取,最后还应注意不同类别的环境绩效指标的优劣之处,合理地搭配使用指标。本文的研究为实证研究中环境绩效指标选取提供指导,也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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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Xie,S.,K.Hayase,“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A Measurement Model and a New Concept,”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2007,16(2):148-168.高管团队特征、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

——基于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余怒涛 范书梦 杨培蓉(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邢台市政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培华学院)【摘要】本文以2010~2014年沪深A股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公司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的环保战略和环保投入作为环境绩效的衡量标准,探讨了高管团队特征与环境绩效、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以及高管团队特征对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女性比例、平均任期及其异质性显著影响着企业的环境绩效;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呈现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女性比例和年龄异质性增强了环境绩效对公司价值的负相关关系,而平均年龄则明显抑制了这种负相关关系。【关键词】高管团队 同质性 异质性 环境绩效 公司价值一 引言

自1984年高阶理论提出,众多研究发现,管理者会因背景特征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行为选择和心理特征,从而影响其决策和绩效。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够通过高管团队的某些特征,如年龄、教育、任期和性别等预测出来(孙德升,2009)。例如,女性比男性有着更强的“道德特征”,更容易去关心别人,较少伤害别人,能够充分考虑到各方的利益相关者,更愿意履行社会责任(吴德军、黄丹丹,2013;何威风,2015)。就学历来讲,Slater & Dixon-Fowler(2010)的研究表明,拥有MBA学位的CEO可以明显促进公司环境绩效的提升。此外,黄祥芳等(2015)考察了我国农业企业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了明显的负向影响。但由于社会责任和环境方面的内容难以准确地量化,因此,只有小部分学者的研究涉及这一议题。

许多研究还探讨了企业环境绩效是如何影响公司价值的,但并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学派——关注成本学派和价值创造学派。以Walley & Whitehead(1994)为代表的传统成本学派认为,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会形成产品的额外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竞争力。另外,公司管理层有可能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过度投资于社会责任方面(Barnea & Rubin,2006),公司价值也许会因社会责任的过度投资而受损,这也符合委托代理理论的过度观点。相反,价值创造学派则认为加强企业的环境管理,可以成为企业的一种核心竞争力,还可以有利于投资者财务回报途径的改善,从而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胡曲应(2012)和王波、赵永鹏(2012)认为积极地开展环境管理活动,可以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双赢。黎文靖、路晓燕(2015)从机构投资者投资行为角度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环境绩效较好的企业有更高的超额回报。

已有研究成果表明,环境绩效方面的研究体系仍然不够成熟,关于高管团队特征与环境绩效以及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还没有得到比较统一的结论,至于不同特征的高管团队对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更是缺乏。基于这样的事实,本文拟首先研究高管团队特征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接着研究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再将三者结合起来,探讨高管团队特征对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的调节作用,最终希望检验是否可以通过构建高效的高层管理团队,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高管团队特征与环境绩效

年龄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统计学特征,年龄不同,其成长环境不同,需求和偏好不同,价值观不同,工作态度也不同。年纪较大的高管更加稳重甚至保守,更趋于规避风险,一般严格限于法律甚至道德框架内行事,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就属于风险较少的决策。普遍而言,年龄大的高管在企业中身居要职的可能性较之年轻高管更大,收入更高。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人们的基本层面需求得到满足后,他们将去追逐更高层次的需求,比如个人社会声望的提高、自我社会价值的实现等。而从事环境保护活动,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高管的社会存在价值。鉴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高管团队平均年龄与企业环境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

高管团队成员在企业工作年限的长短也会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任期较长的高管会更加明确客观地对自己和企业做出定位,对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有较充分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更倾向于向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从而有利于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孙德升(2009)认为高层管理者在企业任职时间越长,对企业的感情越深厚,越倾向于为企业长远发展做出努力。因此,任期较长的管理者更容易遵守各项环保法规,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积极进行环境管理,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此外,经验表明,平均任期越长的高管团队越稳定,产生冲突的次数相对较少,容易做出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决策。鉴于此,我们提出本文第二个假设。

H2:高管团队平均任期与企业环境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

受教育程度一般认为可以反映个体的认知能力,它与学习力、洞察力、信息处理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高的高管,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有利于做出正确的决策(Bantel & Jackson,1989)。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是由独特的资源整合在一起进行经营管理的组织,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源。与低学历层次的管理团队相比,高学历的管理团队所接触的社会人员层次可能会比较高,其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相对也会更加丰富,对外部资源的获取就较容易。另外,高学历层次管理团队成员的素质可能会更高,其管理方式和理念与低学历层次的管理团队相比,也可能会更加科学,这些都有可能使高学历层次管理团队所管理的企业,取得比低学历层次管理团队所管理的企业更加优异的企业环境绩效。因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H3:高管团队平均受教育程度与企业环境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女性的社会角色已经被重新定位,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而是成为商业圈里的一股强劲力量。女性高管具有的性格特点,已经帮助她们取得了许多伟大的商业成就(任颋、王峥,2010)。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管理者在风险态度、道德行为以及信息处理能力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女性有着更强的“道德特征”,更容易去关心别人,较少伤害别人(何威风,2015),能够充分考虑到各方的利益相关者。高管团队中女性比例越高,企业在制定决策和经营管理时越谨慎,越能顾全大局,会更倾向于关注企业的外部形象和长远发展(孟晓华等,2012),从而更加积极地进行环境保护工作,履行社会责任。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高管团队女性比例越高,企业环境绩效越好。

高管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多元化促进团队的异质性,从而使得团队成员的认知观念、价值观、经验存在一定的差异。企业战略选择要求高管团队具有一定的异质性,但异质性又不可避免地给团队成员带来冲突,而冲突在容易引起成员之间不满和抵触的同时,又有可能因思想的碰撞增强创造力,产生一些创新的思想。那么,异质性资源优势究竟该如何有效利用呢?企业和学术界一直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希望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可以合理有效地利用高管团队的异质性资源。

高阶理论认为异质性高的团队在战略选择时拥有更加丰富的观点和认知,能够以更加广阔的视角去审视和思考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促使团队内部对各项决策方案进行更充分、更全面的比较和解读,从而提高决策的质量,而单一的认知则会阻碍战略决策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社会类化理论认为,个体会遵循“正面自我认同”原则,赋予自己所属群体更多的偏爱和好感,排斥或歧视其他群体。这种偏见容易导致管理层出现“小群体”现象,产生不良的团体氛围,甚至会发生带破坏性的冲突,消耗管理者的时间和精力,致使成员经常在一种焦虑、高压的状态下工作,工作效率低下,对企业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相似吸引理论的研究成果同样支持社会类化理论的观点,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特性越相似的人越容易互相吸引,越愿意主动地去理解对方的思想和观点。总之,两种理论有着共同的渊源,均认为多样化的高管团队会降低成员之间的交流频率、沟通效果等,进而对企业的战略决策产生负向影响。

鉴于异质性特征对于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分歧较大,学者们也未形成一致的看法,本文提出如下对立假设。

H5a:高管团队特征(年龄、任期及受教育程度)异质性越大,企业环境绩效越高。

H5b:高管团队特征(年龄、任期及受教育程度)异质性越小,企业环境绩效越高。(二)基于高管团队特征的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研究

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能够影响投资者决策(沈红波等,2012),进而影响公司价值。短期来看,环境治理需要消耗企业的资金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排挤企业营运、研发等其他方面的投资,从而对企业效益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并且企业的环境投入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才能显现其经济价值,因此短期内两者的关系不能体现企业长期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王波、赵永鹏,2012)。长期来看,环境治理成本作为一种潜在的竞争优势会增加企业的收益,比如在有关环保节能技术改造中得到政府补助、奖励或减税、退税,还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社会形象,作为一项无形资产来提高企业价值(田翠香、姜桂芝,2011)。另外,当企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不仅会严重损害企业的形象和声誉,通常还会伴随着一系列罚款、赔偿、诉讼事件等,这会影响到投资者对企业未来收益的预期,对企业价值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沈红波等,2012)。可见,环境管理对于企业来说虽然是一笔近期未能看到效益的巨额开支,但可以规避长期风险,有利于未来企业价值的提升。与西方相比,中国机构投资者具有更强的信息优势,更显著的短期逐利性,这使得中国机构投资者既有能力分析企业环境绩效背后带来的价值提升,又可能因为过度关注短期利益而缺乏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关注(黎文靖、路晓燕,2015)。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企业环境绩效对公司价值有一定的影响。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研究认为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的环境绩效存在显著影响,而企业环境绩效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价值。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高管团队特征对公司价值显然也存在一定的影响。鉴于此,我们可以推测,高管团队特征、环境绩效、公司价值三者之间也肯定存在一定的关系。高管团队特征能否通过改变企业的环境绩效从而进一步对公司价值产生影响呢?高管团队特征又是如何改变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两者之间关系的?因此,本文提出最后一个假设。

H7:在不同高管团队特征下,环境绩效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三 研究设计(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化工行业是我国重污染行业中样本量最多的一个行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说服力。因此本文选取2010~2014年,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A股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在此基础上剔除了关键变量数据不全的样本以及ST、*ST公司样本,最终获得了949个有效样本。本文中高管团队特征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并将原始数据进行手工计算和处理,环境绩效的相关数据通过上市公司公开年度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进行手工收集整理。(二)变量定义与模型建立1.H1~H5的检验模型

本文拟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对于H1~H5,构建如下研究模型:

EPI=α+αTMT+αSIZE+αLEV+αCSC+αYEARitititititit,01,2,3,4,5,+ε      (1)

其中,EPI为环境绩效,本文选取管理和经营两个维度来全面度量企业的环境绩效。其中管理绩效指标采用企业的环保战略来衡量,经营绩效指标则采用企业的环保投入来衡量。(1)环保战略(STR):此项指标为管理绩效指标。通过对企业年度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的研究,本文将企业关于环保战略方面披露的内容进行整理,发现主要涉及以下8个方面,因此本文将从以下8个方面来考查企业的环境绩效。第一,是否公布社会责任报告,有披露,评“1”分,否则为“0”分。第二,是否通过ISO14001认证,通过评“1”分,否则为“0”分。第三,环保理念。从企业年度报告中“社会责任情况”部分和社会责任报告中查找是否披露关于公司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方面的环保精神、价值观、环保方针、环保目标和规划等,有披露,评“1”分,否则为“0”分。第四,环境管理制度。从企业年报中的“社会责任情况”部分和社会责任报告中查找是否披露企业实施公司环保规章制度情况,有披露,评“1”分,否则为“0”分。第五,是否设置安全环保部门。从企业年报中的“社会责任情况”部分和社会责任报告中查找是否披露设置安全环保部门情况,有披露,评“1”分,否则为“0”分。第六,环保教育和培训。从企业年报中的“社会责任情况”部分和社会责任报告中查找是否披露对员工进行环保教育和培训情况,有披露,评“1”分,否则为“0”分。第七,环保风险与对策。从企业年报中的“可能面对的风险”部分查找是否披露关于企业的环保风险和对策,有披露,评“1”分,否则为“0”分。第八,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处理。从企业年报中的“社会责任情况”部分和社会责任报告中查找是否披露关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相关内容,有披露,评“1”分,否则为“0”分。在此基础上得出:EPI=该企业上述各项汇总分数/理论上的最优得分(8分)。(2)环保投入(INP):此项指标为经营绩效指标,用于衡量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生态平衡维护过程中所投入的资金。环保投入主要从公司年报中“在建工程”附注来收集相关数据,将所有与环境治理、环保设计与节能、污水治理、脱硫处理、能源集中监测、资源保护等相关内容的借方增加额进行加总。因该数额较大,因此本文将资金投入总额取自然对数作为环保投入指标。

TMT为高管团队特征,本文选取的有关高管团队特征的同质性变量包括: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Mage)、平均任期(Mtenure)、平均受教育程度(Medu)和女性比例(Mgend),异质性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异质性(Hage)、任期异质性(Htenure)和受教育程度异质性(Hedu)。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笔者决定对可能影响高管团队特征和企业环境绩效两者关系的变量进行控制,分别选取了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产权性质(CSC)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2.H6~H7的检验模型

为了检验H6,构建如下研究模型:

TBQ=β+βEPI+βSIZE+βLEV+βROA+βCSCitititititit,01,2,3,4,5,+βYEAR+ε      (2)6i,t

为了检验H7,构建如下研究模型:

TBQ=λ+λEPI+λTMT+λEPI*TMT+λSIZEi,t01i,t2i,t3i,ti,t4i,t+λLEV+λROA+λCSC+λYEAR+ε      (3)itititit5,6,7,8,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一)描述性统计

表1为描述性统计。从该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司价值(TBQ)的平均值为1.69,最大值为27.43,最小值为0.12,从最大值和最小值来看,说明样本间的公司价值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企业环保战略(STR)的均值较低,仅为0.29,说明企业的环保意识还不够强烈,部分企业仍然没有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环保投入(INP)的样本数为278,占总样本数(949)的29.3%。表示在样本公司中,有29.3%的公司在当年进行了环保投入,比例不是很低,说明企业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行为。高管团队特征部分,样本企业高管团队平均年龄(Mage)为47.36岁,可能这一阶段的高管人员,在经验和精力上均能保持比较好的状况。平均任期(Mtenure)不到4年,任期时间较短,远低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9.8年(Tihanyi,2000),说明企业高管团队人员的流动性较大,部分企业应采取相应措施来留住人才。平均学历(Medu)得分为3.19,介于本科和硕士之间。女性比例(Mgend)方面,仅有10%的高管为女性,相当一部分公司高管全部为男性,说明目前化工行业中女性高管仍然占很小一部分。异质性特征方面,年龄异质性(Hage)均值为0.13,标准差为0.06,任期异质性(Htenure)均值为0.39,标准差为0.30,教育程度异质性(Hedu)均值为0.51,标准差为0.17。可见样本公司高管团队构成差异不是很大。控制变量方面,资产负债率(LEV)最大值竟然达到了1.005,说明部分企业存在一定的风险。盈利能力(ROA)的均值为0.05,说明我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较差。表1 描述性统计(二)回归结果分析1.高管团队特征与环境绩效

在回归之前,本文检验了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表明,回归分析中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为2.027,远小于10,因此可以忽略多重共线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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