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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9 21: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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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为民

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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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坚定不移,避免老路邪路:改革开放焕发社会主义巨大活力

两个坚定不移,避免老路邪路:改革开放焕发社会主义巨大活力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两个坚定不移,避免老路邪路:改革开放焕发社会主义巨大活力作者:侯为民排版:Lucky Read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11-01ISBN:9787515018317本书由北京东方资治文化传播中心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言从理论创新到实践飞跃的改革开放之路

比资本主义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走向自由解放的必由之路,但建设社会主义之路却因国而异,荆棘丛生,有时甚至面临迷路歧途。对中国来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始终面临着“道路”之问:封闭僵化的路中国走过,走不通;改旗易帜的路,苏东国家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过了,以覆辙告终。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要建设和发展好社会主义,在马列先贤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答案,别国的模式和经验也不能照搬。改革开放是理论创新之路,也是实践探索之路,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历史是公平的,它给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机遇。1979年,美国《时代》周刊在第一期序言中曾经这样写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可以说,这个“壮举”的动力,是来源于对发展中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立思考,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勇敢实践。邓小平同志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找到答案和出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十几亿人口的文明古国,在短短30多年间,走过了西方一两百年走过的道路,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蓬勃发展、从贫穷落后国家到世界经济“发动机”的巨变。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变举世瞩目,当代学者们称之为“当今时代最为重大的事件”,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眼中,它“难以想象”“超越想象”。2013年11月,西班牙前驻华大使欧亨尼奥·布雷戈拉特在西班牙《对外政策》双月刊发表题为《难以置信但确凿无疑:改变的速度》的文章说:“在一个历史用千年而不是世纪计算的国家,现在发生的变化必须以年而不是十年为单位计算。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中国成为历史上经济发展进程最快的主角。”文章还指出,假如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时,有人预见中国经济是现在的情况,一定会被认为是疯子。这是过去一千年发生的屈指可数的重大历史进程之一,其意义可与欧洲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美国的崛起相提并论。

对那些质疑者来说,历史数据的对比和现实中国人的生活面貌给了其最好的回答。1979年至2013年的35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7%,而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仅为2.8%,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经济年均增速也只有5.9%。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无论是在持续时间还是增长速度上,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之快、延续时间之长、惠及面之宽、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不仅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跃居第二,还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仅仅相当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1/3,跃升到2012年后的6000美元以上,数亿人口得以脱贫;中国显示了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从粮食产量到经济规模、外贸总量、发电量,从外汇储备、钢产量、电视机数量到吸引外资数量,从妇女地位到脱贫解困,从航空航天、核能利用到高铁、高速公路等,中国不仅超越了其他发展中大国,而且大大拉近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还激发了“中国想象”,掀起了关于“北京共识”“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等问题的研究,使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具有了世界性意义,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多样化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之所以成就斐然,源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解决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坚守理想、与时俱进的品格和理念。旗帜和道路问题,历来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郑重指出:“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30多年来,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这是从我国的长期历史特别是30多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结论。

封闭僵化没有出路,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教训结晶。脱离中国具体国情、盲目照搬他国经验的发展道路,曾经给中华民族上了深沉的一课。闭关锁国,盲目自大、不求进取的满清衰亡了;照搬苏联模式、关起门来搞建设,曾经让中国错失了宝贵的发展机遇。照本宣科,搞“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就会失去活力,陷入停滞;固执僵化,搞自我封闭的关门主义,中国的发展就会失去机遇,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竞争中败北。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生命力,就在于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封闭僵化的老路其实是一条死路、绝路。

改旗易帜是条死路,这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命运的现实写照。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他反复告诫全党:“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劳动人民地位已经巩固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才能结成正果,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起步更早的苏东国家,低头赶路而不抬头看路,在一系列改革中丧失了立身之本,最终导致覆亡,教训不可谓不沉痛!

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回到过去,也不能回到过去;中国的改革不允许走上歧途,也绝不能走上歧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反复证明,“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都是死路,在中国行不通,也走不下去。旗帜决定道路,弃社会主义旗帜而走资本主义之路,借民主化之名照搬西方民主社会主义道路,都不适合中国国情。“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是辩证统一体,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正确方向和目标前进的根本保证。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党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出来的正确道路。

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于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产生于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孕育于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发源于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历史传承。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实践也充分证明,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最核心的是在改革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舍此而外的任何偏离都是方向性错误,那种将改革开放定义为转向西方“普世价值”、实行西方宪政制度的观点是幼稚的,是对改革的曲解,也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等,是改革成功的要件,而不是改革的对象。在改革方向问题上保持清醒头脑,排除各种干扰,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基础。

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仍然在奋力前行,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历史时期。历史是我们的镜子,也是我们的财富。“行百里者半九十”,恒守社会主义改革目标,我国现代化事业方得始终。需要清醒的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当前国际和国内的经济政治环境已不同于改革发轫之初,世界经济在发生深刻变化,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不减反增,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和颠覆我国政权的企图和幻想不会放弃,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还没有解决。在继续前进中,有对前景的担忧和疑虑,有对改革的不满和干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才能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为任何干扰所惑,才能避免改旗易帜的邪路。只有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才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坚持不懈地把以改革开放为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第一章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我们是谁?从何而来,向何处而去?”这个哲学式的三问同样适用于对改革开放事业的认识。从历史的观点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90多年具有历史延续性,本质上是一个整体。只有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任务及其实践方式的内在联系上,才能准确把握改革开放的实质和历史意义。从实践上,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任务,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直到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中国社会的进步实际上包含着革命、建设和改革三重使命。可见,改革开放之路,是中国继承革命遗产、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在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上,我们不能割裂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一致性;也不能割裂革命和建设、推翻旧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内在一致性;更不能割裂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一致性。可以说,改革开放既奠基于极其艰难的长期探索,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历史依据;同时又是立足于世情国情、决定并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性抉择。改革开放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继承性和独特性(一)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与改革开放道路

改革开放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继承者。十月革命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第一次将中华民族的命运置于世界视野下,并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关联。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其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众所周知,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作为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大国,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维艰,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国家的混乱和分裂成为常态。跳出这一历史宿命,需要中国社会自觉力量的崛起,领导人民首先争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实现经济独立和国家发展,并借此参与国际竞争和实现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人类历史活动走向自觉的历史背景,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而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活动空间。而恰恰是后者,才能形成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核心力量,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理论前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人阶级代替资产阶级的地位,工人阶级政党代替资产阶级政党的地位,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使中国的民主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带来阶级关系的新调整,农民革命的大发动,从而第一次在中国使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具有了革命彻底性,使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具有了可能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党的建设成为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之一。历史已经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在此之后,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条件,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必须面对的时代主题,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和未来发展,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生长点与创新源泉。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革命成功后的首要问题。在1875年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过渡时期理论。马克思指出,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中间需要有一个革命转变的过渡时期。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当时我国还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毛泽东在1953年10月曾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他还为党制定了“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其基本精神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七年间,我们党以“两个务必”“进京赶考”的精神状态,通过革命和建设为中国社会发展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

首先,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国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它使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有了一个可靠的政治制度前提。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要先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在国体上与苏联不同,我国实行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制度确保了政权的民主性质和人民在国家中当家作主的地位,有利于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有利于实现政治民主化;在保证人民专政的同时,能避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歪曲和滥用,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政体上我国没有照搬苏维埃,更没有采纳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而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反映人民意愿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相统一,因而更适合中国国情。在政党制度方面,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一个崭新的政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也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在民族政策和制度方面,与苏俄1924年实行的联邦制不同,我国放弃了当初孙中山的“民族自决”设想,在统一的共和国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可以说,四位一体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具体实际的结果,既富有远见又具有决定性意义。

其次,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我国建立了国营经济;通过实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较短的时间内,我国建立起了包括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国家与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在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被提出后,我国又加快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方面,与苏联的全盘集体化方式不同,我国更多是按照列宁的合作化思想,采取由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渡办法,逐步完成农业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手工业方面,则主要通过供销合作小组、供销生产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等形式,将大量分散的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达到由分散到集中、由低级到高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我国摒弃了苏联暴力剥夺的办法,而是采取和平赎买形式,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为主的初级形式发展到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绝大多数民族工商业者在改造中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通过三大改造,我国确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相应构建了与国情相适应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上,我国则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应当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历史独创性。不过,改造过程中也存在过急过快,形式简单划一等缺点;而且也有着过于追求纯粹公有制、不允许其他经济成分存在、片面强调计划而忽视市场等问题。

再次,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早在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就提出要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移到城市,“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由于多年战乱,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50%,农业生产下降了25%,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接收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新中国成立初期,外有帝国主义封锁和抗美援朝战争,内有社会动荡,物价暴涨,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通过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到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新中国成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了20%,与此同时国营经济的比重在上升,私营经济的比重在下降,提前两年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从1953年1月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一五”计划顺利完成,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21%,比1952年增长128.1%,平均每年增长18%。同年农业生产值达到604亿元,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总之,“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正如党的文件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由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其一,“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其二,“消灭了剥削制度,改造了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度,全面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其三,“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三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创立了可以依靠的前进阵地”;其四,“我们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必要的改造,发展了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事业。我们在全国人民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持久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人民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原子弹、氢弹、导弹的试验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回收,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集中地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的成就”;其五,“我们战胜了外国侵略势力先后对我国进行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巩固了国家的独立。我们的伟大祖国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愈来愈成为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巨大力量”,“现在,全世界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已有一百二十个,我国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文化联系和友好往来正在不断发展”。因此,“三十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看不到这个伟大成就是完全错误的”。总之,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源。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没有这个前提和基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将是不可想象的。(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改革开放之路

从历史发展趋势和经济生活的内在规律看,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合理、更能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从根本上确立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的开幕词中说:“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1959年9月,刘少奇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发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文章中总结说:“中国人民十年来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应当说,无论是60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探索乃至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伟大成就,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

首先,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走向成功的保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揭示了“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三个“代替”是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中国共产党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科学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在此基础上,正确地解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找到了一条通过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道路。“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主要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党正确地解决了工人阶级同农民结成巩固联盟的问题,使工人阶级获得了最广大的同盟军。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正确地解决了统一战线中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党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条总路线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和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理,又是从中国实际中求得的科学认识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其次,坚持政权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前提。改革开放是在既有的政权下的建设事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所从事的伟大实践。早在1917年,列宁就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是当时俄国最迫切的理论问题和政治实践问题,他在《国家与革命》中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同样,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也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对建立新型国家政权问题进行了探索。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这一“结合”的开端。毛泽东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标志着我们党对“结合”的认识已经通过长期的实践达到了理论上的自觉,形成了关于“结合”的理性认识。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同志提出“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1948年9月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会议同时阐明了我们的新国家所应实行的政体:“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由于有了这些科学理论的指导,保证了我国新生政权的人民当家作主地位,从而为国家独立统一和发展振兴提供了可靠基础。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从实践探索到理论自觉再到成功实现的发展环节。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同时包含着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就理论方面而言,“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的发展和形式的创新,就是要在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总结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通过理论创造指导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同时还要结合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使其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大地上扎下根来。就社会实践方面而言,“结合”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即运用它认识中国社会,指导中国实践,把理论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发挥科学理论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能动作用,其成果就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进程,同时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成果的过程,这二者是不可分的。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作了历史性的概括,他指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内,处于被侵略、受屈辱的状态,是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的革命取得了胜利。”他强调:“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把它同自己的实际相结合,所以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如果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或者不把它同自己的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就不会成功。革命是如此,建设同样如此。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再次,对待历史问题需要辩证地看待。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转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虽然我国经历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反右倾”等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仍取得了很大成就,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为后来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础。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但是,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不过,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我们党维持了统一,并有决心和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

以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全面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了科学的总结,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标志着党和国家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由此才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三)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与改革开放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中国化,因而,中国改革开放选择的不是追赶,而是超前式的发展模式。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沉淀了独特的文化基因,这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最深厚的生存基础与振兴根基。悠久的历史文明是近代中国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和发挥传统创造力的源泉。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和建设经验表明,其现代化基础的构筑,不能仅仅借鉴西方价值体系,还应该在保持民族文化同一性和文明独立性的前提下,将西方技术、治理文化和东方传统精神文化相综合。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需要根据本国文明的独特性,在改革进程中善于发挥带有自身特点的文化凝聚力。

中国改革开放的独特性在于,我们不轻易照搬、照抄外国的发展模式,而是借鉴性地将外国经验“中国化”,使之演化并适合本民族特点,为我国所用。这一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因此,改革开放是我国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历史新时期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要义在于,改革开放一方面挖掘了本民族的丰富遗产,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了外来经验为国家建设服务。因此,改革开放中我国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丰富的内容,不仅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且还是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目标的现实发展模式。在古老的中国文明中,蕴涵着高度统一、不断自我更新的民族意识,它是中国社会团结一致,最终完成把中国变为现代化、高度发达文明国家任务的可靠保证。需要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党既善于广泛借鉴外国经验,但更注意防范盲目西化的危险。这样,就避免了引进有违中国文化特征、削弱民族凝聚力、破坏国家稳定的所谓外国经验,从而保证了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和本土特征。

注重本国特点并立足中国国情,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独特性的两个重要标志。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具有自身的特点。这种特点所暗含的中国元素构成了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面了社会主义各国转型特别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的五大难题,如商品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的拉大、私营经济的发展、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和国际舞台上的竞争等。中国的经验是,认真研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借鉴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长处,学习一切有益的国际经验。在此基础上,中国再通过对照和总结过去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经验,探索和创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成分、经济体制和管理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显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出,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中从未背离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只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方式上进行了新探索。而这些与坚持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党的领导同样是中国改革开放独特性的体现,是中国特色的充分展示。

历史文化积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点。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摧毁传统文化,相反还使这一文明得以全面保持、发扬和巩固。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传统道德与西方市场管理经验、自力更生精神与借鉴国外经验高度结合,极大地调动和挖掘了人民支持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民族心理因素。改革既是中华民族强大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发展潜力的显示,也是中国维系尊重传统、尊重独立思考等美德的展现。事实证明,中国根深蒂固的文明底蕴,对保持国家的稳定和国际威望的提高起到了特殊的促进作用。二、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多维度审视(一)从近代中国命运看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要实现的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一方面表现在要求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另一方面表现在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是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始终面临的两大历史性使命。救亡图存和振兴发展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实质上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各个政党及其领导者的最大考验。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曾指出,中国如果不能把自己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就要被从地球上开除球籍!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强调地球的球籍问题。可见,无论是救亡图存,还是振兴发展,都必须放在世界视野下审视。

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缺乏建设经验,学习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因而,我们的制度、体制和政策,都有不少苏联模式的烙印。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因赫鲁晓夫上台导致苏联自己揭开了盖子,在实践中我国也发现苏联经验的局限性。毛泽东同志当时就提出要“以苏为戒”,并主张要独立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种探索中我国既取得很大成绩,又发生了重大曲折和挫折。1956年2—4月,在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汇报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论十大关系》,这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十大关系就是和苏联模式的十个不同。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理论化概括,并从哲学层面和认识论的高度,特别是从矛盾论的角度,初步解答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两次讲话,标志着一个初步的但是比较系统的建设社会主义思路的形成,其成果体现在党的八大的报告中,一是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斗争,并明确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大跃进”遭致重大挫折后的反“左”特别是反右倾斗争后强调全党认真读书,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反思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应当说,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发展道路既针对和有别于苏联模式,又没有突破苏联模式。一方面,在我国经济体制中,苏联模式在经济方面的一些基本点仍然存在,如所有制结构的纯粹公有制,管理体制的单一计划经济,不积极参与对外交流的封闭式发展等;另一方面,我们在苏联模式的框架内,又结合中国实际,做了一些重大修补,从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尽管这条建设道路并不很理想和成功,留下了未完成的任务,但当时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所做出的实践性的探索,为后人开辟新道路架起了一座桥梁。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具有必然性。这是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不仅中国经历了大革命和社会力量的大重组,整个世界也经历了大调整和大动荡。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18世纪中叶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经济全球化运动对中国的国家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巨变和大转折。首先,始于1750年前后的产业革命最终于1840年在英国基本完成,而同时期由于满清统治者的闭关自大,中国错失了这一机会。随着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直接激发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尽管孙中山领导了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国势继续衰败。整体说来,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叶这第一轮经济全球化1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不但没有抓住机遇,反而成为经济全球化和资本殖民主义的最大受害者。其次,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二轮经济全球化,主要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为标志。但由于后起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两次世界大战使得第二轮经济全球化发生了中断和逆转。苏联和中国在资本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先后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突破和胜利。可以说,中国抓住了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断裂的时机起来革命,由此获得了真正的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真正打开了实现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追求和历史进步的大门。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仍然需要解决快速提高社会生产力推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竞争的问题。这一问题同样要在中国对自身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定位来理解,需要从生产技术发展和生产关系变化的角度来认识。应当说,改革开放与世界改革开放道路的选择,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技术变革指向和全球化趋势是密切相关的。我们都知道,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世界进入的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历史新阶段,新科技革命浪潮和第三轮经济全球化成为各国发展的历史机遇。传统僵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这个挑战面前表现出难以适应的一面。只有调整好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新要求的原有生产关系中的不利因素,激发活力、提高效率,才能抓住这个机遇,才能使社会主义中国加快发展起来。正是邓小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这个机遇,中国的对外开放才被提前提上日程,从而开创了一条中国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一条融入而非脱离经济全球化进程、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二)从国际环境变化看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开始以全新的姿态拥抱世界,中华民族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掀起了中国同世界全面交流的新篇章。应当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全球化浪潮几乎同步进行着。全球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趋势,发掘了额外的潜力并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活力。新一轮全球化的进程,使参与各国降低了生产成本,优化和扩大了世界市场的资源配置和国际交换,进而大大增加了参与国生产的产品品种,提高了商品质量。其深刻的内涵在于,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明成就能够得到广泛地应用,从而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正是历史性地抓住了这一机遇。

改革开放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改革开放之初,全球经济刚刚经过一次重大的调整。由于西方世界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导致了新保守主义势力的上台。其标志就是70年代末撒切尔夫人的当选和罗纳德·里根的当选。在新保守主义主导下,西方国家转向经济活动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其经济调节机制重心也开始由国家调节转向市场机制调节主导,这大大加剧了资本、商品、服务、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此时,如果能发挥自己的经济潜力,善于主动把握好并发挥自己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优势,就可以较低的成本融入全球竞争。中国正是在国际竞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才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成为了“世界工厂”。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和发展也需要中国。当今世界,脱离国际背景就难以理解一个国家的发展。在全球化和科技浪潮的冲击下,高度发达的国际分工,已经使世界市场不再仅仅是国内市场的补充角色,而是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因而,打开国门吸引外资在当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通过引进外资,不仅可以获得适用的技术,借鉴西方的管理经验,而且可以弥补国内积累的不足,扩大贸易额和提高外汇储备,从而逐渐获得自己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经济基础。全球化还可以推进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水平,获取国外科技管理等前沿信息。最为重要的是,只有对外开放,中国才能逐步扩大国际影响力,为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创造条件。(三)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看改革开放

我国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科学地阐述过这个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基于中国走向发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他特别强调:“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的发展起来,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可见,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就必须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出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突破,很重要的是突破了过去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明确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了“初级阶段”概念,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这一界定是对毛泽东前述论断的明确化和概念化。

有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就需要走什么样的路。发展阶段决定了世情国情,从而也必然会决定着党运国运。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进一步根据中国国情,继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传统,第一次宣布“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新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初级阶段”的内涵,和由此确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全面的阐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基本经济制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轮廓、框架和内涵,由此就构画得更加清晰了。

明确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对理解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从上述党的一系列文件可以看出,这是改革开放理论创新的重要前提,也是改革开放不走邪路的重要保证。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实质上为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初级阶段既要求我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也要求在社会主义原则下推进改革开放。至今还有一些人提出“民主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口号,试图将其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等同。这些论点片面地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而片面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所谓的“社会主义”,自然就不会提四项基本原则,自然会忽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因而,它们只能成为对改革开放的干扰。

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道路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强调的是我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正是这种认识,才使改革一开始就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那样是“回归到新民主主义”。有人提出:“1949年夺取政权前,实行新民主主义成功了。夺取政权后,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失败得很惨。1978年以后重新回到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思路,成功得举世瞩目。”甚至还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演变而来,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发展。”这种论调忽视了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质,完全没有将改革开放放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历史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曲解。改革开放的历史前提是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相反。将其归结为向新民主主义的复归显然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肯定了我国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现实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它纠正了过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过急认识,纠正了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在所有制方面搞“一大二公”等错误。其次,根据初级阶段理论,公有制为主体下的多种所有制并存与发展,主要是着眼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着眼于激发社会中没有发挥出来的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再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尽管主张采取一些类似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已经超越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情境,它们是在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所有制结构上的调整和改革,不会导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退回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只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三、历史转折时期的关键性抉择(一)两种社会制度竞争下的出路所在

改革开放是释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保证社会主义不变色的根本出路。社会制度的竞争,既是意识形态和政党治理能力的竞争,更是提高生产力状况的竞争。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中,发展是根本,只有通过改革发展好自己,才能更加独立自主地开放,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众所周知,社会主义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固然要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包括研究和借鉴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以高度自觉向外国学习。但只有形成和创造中国自己的特色,才有国际竞争力。同时,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时,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潮必然会长期激荡,我国作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必然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这就需要统筹好开放和改革的关系。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他还说:“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在邓小平同志看来,要把握发展的机遇和应对存在的挑战,从根本上还是要将解放生产力和不断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在一定时期内应成为一个“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使我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髓。为此,因循守旧、固守成规,或者盲目改革、片面开放,都是不可取的。要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坚持党对改革开放事业的领导。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只有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改革开放大业的顺利进行。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深厚的民族根基和宽广深邃的世界眼光,中国共产党具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同时是中国最具备独立自主意识的政治团体。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基因”,就在于把信奉马克思主义、追求科学社会主义同勇敢地承担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紧紧联结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才能成功,才能胜利;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只有赋予其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才能成功,才能胜利;离开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前途,没有意义;离开中国实际和我们已经取得伟大成功的道路和理论体系,而去另外寻求和依傍别的什么主义和模式,没有前途。

实际上,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徘徊前进的两年中,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在中国今后走什么道路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集中体现为继续走老路、改走资本主义的路和探索新道路等不同主张。这是一个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性历史时刻。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引导下,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变关头,顺乎历史潮流、代表人民意愿所作出的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经过几年探索,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里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就为我国的改革开放确立了指导原则和方向。首先,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能离开中国实际,照抄照搬外国经验和模式,这是基础和出发点;其次,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没有马克思主义不行,马克思主义不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不行,只有“结合”才能成功和胜利,这是指导原则;再次,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要走自己的道路,需要大胆探索;最后,明确改革开放的主题和落脚点,即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扎根当代中国大地上的科学社会主义。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二大以后,在原有探索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新的探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有许多新的创造。邓小平通过总结经验深刻指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应当说,过去我们发生重大失误的最深层次原因,与理论上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问题有关。邓小平同志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线,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并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这条道路的主要标志,一是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使中国拓宽了新的发展空间。(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二次飞跃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毛泽东与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继承开拓的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是不断推进、接续发展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准备,是后者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是前者的创新和开创。邓小平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从过去“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人们的认识仍然比较模糊。在社会上和党内一部分人中,仍然存在着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状态,阻碍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因此,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一再强调要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既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也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同时,在粉碎“四人帮”后,社会上少数人利用中国共产党发扬民主的机会和“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困难,宣扬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右的方面歪曲和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针对这种情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明确提出“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在实践中,历史性的转折是以两件相互关联的事为标志的,即先有拨乱反正而后有改革开放,同时,拨乱反正也寓于改革开放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首先,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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