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阳史话(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叶长青

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彭阳史话试读：

总序

宁夏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山川俊秀，民风淳厚，有着独特的历史遗存和文化特色。长期以来，诸多文化元素在这块独特的土地上互相融合，彼此影响，形成了以回族优秀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丝绸之路文化、红色经典文化、以“两山一河”为代表的大漠黄河生态文化、古人类遗址和古生物化石遗址文化、边塞军旅文化、民风民俗文化、西夏遗存文化和以改革发展为主线的成果文化九大主流文化，造就了宁夏历史文化的根基与灵魂，成为中华文化园地的一朵奇葩。

近年来，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小省区能办大文化”和推进宁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总体要求，有关部门和广大历史文化工作者依托宁夏深厚历史文化底蕴，辛勤耕耘，编辑出版了《宁夏历史图经》等一大批优秀书目，对人们了解宁夏、认识宁夏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宁夏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只有清楚地认识历史发展变化的全过程，才能把握发展的科学规律，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这就需要学习和了解宁夏的历史和现实，通过了解和研究宁夏历史，挖掘特点文化，为实现宁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服务。《宁夏地方史话丛书》编纂工作的启动，是内因和外因催生的产物，旨在以“九大文化”为主线，系统介绍宁夏发展进程，进一步彰显宁夏历史文化特色，打造宁夏历史文化品牌，促进宁夏文化的发展繁荣。

宁夏地方史志工作的快速发展，为编纂《宁夏地方史话丛书》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在我区近30年编史修志的实践工作中，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集研究和编辑于一身的地方史志专家，他们是编修地方史话丛书的生力军。各级地方志书的出版，大量第一手资料的积累，为编纂地方史话丛书创造了条件，提供了雄厚的资料基础。有了这样的内在和外在良好条件，《宁夏地方史话丛书》必将瓜熟蒂落，溢出浓郁的芳香。

相信通过《宁夏地方史话丛书》，人们会看到宁夏从过去到今天的更多的角度、更多的层面和更多的美丽。

愿我们可爱的宁夏，在《宁夏地方史话丛书》这个文化资源宝库中更为形象，更为丰满，更具有张力；愿我们的跨越式发展更凸显文化的支撑作用。2010年4月

湫渊自古龙居地　伏羲女娲留胜迹

沿着潺潺茹河逆流而上，穿越另一时空隧道，让我们一起回到3万年前。

这里不是非洲的大草原，却绿草茵茵，波光粼粼，巨大的犀牛、剽悍的野马、活泼的羚羊各自为阵，悠闲自得地啃食着上天无偿厚赐它们的嫩草。这里不是长白山，却有松柏参天，灌木成片，豺狼窜跃，虎豹啸叫。这片水草丰美、植被茂盛的原生态地域属于六盘山东麓。

在平坦的红、茹河谷地，眼界很是开阔。一群身裹兽皮的青壮年男子手持尖锐的棍棒和锋利的砍砸石器，悄无声息地来到山间丛林或河边集体狩猎。一些青壮年女子在河边低矮的灌木丛中采摘野果，或低头挖些植物的根茎。另一些中老年男女在一排排山洞口外正用尖状器和刮削器将猎物的皮剥下，将肉块切成小片。一群光屁股的小孩在河边尽情追逐、嬉戏，蓬乱的长发下，闪烁着一双双机敏清澈的眼睛。夜幕降临时，洞口燃起熊熊的篝火，男女老少围坐在一起烧烤食物，火光在他们略显困倦的脸上时隐时现……

日子似乎就要这样一天天艰辛而安然地度过。

一天深夜，料想不到的一场灾难突然降临了。突发暴雨使河水骤然上涨，惊慌失措的“彭阳人”来不及拿走工具，就匆忙撤离了住地。后来，经过长期的河流淤积和地壳运动，将这里的一切深深地封存下来。

这就是彭阳县岭儿旧石器时代遗址。

岭儿村距彭阳县城约1.5公里，三面环山，有两条小河在村西南交汇，然后向东南蜿蜒而下，汇入茹河。经小河常年不断地切割，蕴藏在岭儿沟地下数万年的人类文化珍宝得以重新显露在崖壁上。刘河遗址

2002年7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人员和固原博物馆有关研究员带领美国内华达州考古专家、犹他州地层调查局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等5位专家学者来到彭阳县，从彭阳乡任湾村沿茹河两岸徒步至城阳麻子沟圈，作了全面的考察，并在岭儿采集了石器和动物化石。经初步辨认，这些打制石器的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随后，又在附近一处废弃的旧庄院内，发现一层约30厘米厚，类似白灰的东西，从白灰层中发现的遗物判断，远古时期这里应是一处供人畜饮水的湖泊。

2003年4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国际史前及原始科学协会执行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与人文科学国际理事会成员、古人类学研究领域专家黄慰文研究员和他的同事，以及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钟侃、副研究员王惠民等一行10人，在考察完灵武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后，专程来到彭阳，对采集到的石器进行分类。发现岭儿地层和水洞沟遗址地层所表现的形式基本一致。这种水波状的地层是在距今3万年以前，由短时间的气候热胀冷缩引起的。调查人员以茹河流域为重点调查区域，重新确定白阳镇姚河村岭儿2处、立道沟1处，城阳乡刘河村1处以及1处湖泊遗址，均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与宁夏最早发现的灵武水洞沟旧石器晚期遗址，大致属同一时期，距今2.7万～3.2万年。调查中采集到古人类石制品60余件，同时采集到古脊椎动物化石2件，其有一件动物肋骨呈黑色，明显是用火烧烤的，说明当时人类已懂得用火，生活发生了巨大变革。这一次考察，真正确定了岭儿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出土的旧石器时代大型动物牙齿化石

彭阳县旧石器时代遗址是固原市境内首次发现如此早的古人类活动遗迹，它的发现填补了宁夏南部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开启了固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先河。将固原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万年左右，在宁夏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今后，随着对岭儿旧石器时代遗址进一步科学发掘，人们对固原境内远古人类活动情况的认识会更深入、更全面，最终将揭开彭阳乃至固原地区远古人类活动神秘的面纱。

从彭阳县古城镇古城遗址出发，北行13公里，最后穿越一截间有水流簇簇涌出的河床，便到了海口村马场队的东海子——朝那湫。其旷古神秘的历史渊源让人追溯不尽婀娜柔媚的风姿仪态令人神往朝那湫形成及特点耐人寻味。《史记·集解》曰：“湫渊在安定朝那县，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减，不生草木。”《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朝那湫祠在原州平高县东南二十里。”《水经注》卷三载：“高平川水，水发源县西南二十六里湫渊。渊在四山中。湫水北流西北出长城，北与次水合。”元朝学政李诚《重修朝那湫龙神庙记》中说：“开成州东北距三十五里，有湫曰朝那，有山环焉。湫东冈阜上直祠设像，神曰盖国大王。”以上这些记载，都说明了朝那湫所处地理位置的神奇和独特，它的神秘身世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可能是因河流阻塞而形成的高原湖泊。其“冬夏不增减，不生草木”更让人不可思议。“冬夏不增减”中“不减”可能是由于水源供给充沛；“不增”是由于地质构造原因，过量的水沿断层罅隙间遗漏渗走；“不生草木”，可能是与水质或土质有关。关于朝那湫的水质，《汉书·郊祀志上》颜师古注有“清澈可爱，不容秽浊”的描绘。朝那湫在秦汉以前就声名鹊起，成为历代皇家祭祀要地。先秦时代，秦人迷信，五行属水德，迁都咸阳后，以此为中心选择乾方位的“朝那湫”作为理想的祭祀之地。通过朝廷祭祀，凝聚人心，还有向北边游牧民族耀武示威之意，以便安抚后方，专攻东南诸国，加快全国统一。长久以来，形成祭祀规范，历代相沿，不越礼制。早在战国时期，“秦方图楚”，秦惠文王为使伐楚成功，曾献文于朝那湫神：“敢昭告于巫咸大神，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这就是“投文诅楚”的故事。秦统一六国后，朝那湫被列入四大名川之中，与黄河、长江、汉水齐名，并立祠由朝廷祭官祭祀，其规模不小，地位不凡。公元前220年，始皇首次出巡，取道陇西，由鸡头道穿越六盘山，观览并祭祀了朝那湫。公元前112年，汉武帝首巡安定郡，从骑数万。祭祀崆峒山后，穿回中道，来到朝那湫祭祀。史学家司马迁随驾记胜。汉文帝还曾下令增加祭祀朝那湫的祭器，将“圭玉、币帛、俎豆等祭器品与礼器均予等次增加”，祭祀的场所也予以修葺拓宽。东汉安帝、桓帝曾驾临朝那湫祈求湫神。

时序更替，沧桑巨变。气候、地理的变迁，使朝那湫在自然演变中逐渐缩小。唐代，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朝那湫“周回七里，盖近代耗减”，并改称湫渊为湫泉，这是唐人为避李渊讳所致。元朝学政李诚在其《重修朝那湫龙神庙记》中说：朝那湫“汉、唐载在《祀典》，金、宋边臣尝祀于祠，碑志仍存。金末，兵尘荡起，祠无人居……命官划荒芟秽，建庙致祭，颇福其土焉”。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遇地震，“陵谷变迁”“殿宇湮灭”，毁于一旦，但朝那湫的灵气在百姓中的影响是至深的。官民自然重新立祠，“复设堂屋，绘神塑像，俱尽其美”，神曰“盖国大王”，续继香火。开成知州朵儿只“躬率僚吏奉币祝恭，事祠下”，还祭湫祈雨。由此可见，各时期除了百姓的顶礼膜拜，对朝那湫的祭祀仍然是一种官府行为。

到了明代，明《万历固原州志》（简称明《州志》）山川条记：“东海在州东南四十里。泉流有声，广五里，阔一里。东岸有庙，余波入清水河，即古朝那湫。”其时，朝那湫的规模进一步缩小。清《宣统固原州志》（简称清《州志》）沿用了前人“在州东南四十里，流入清水河，或云为东朝那”的记述，现状并不见称，此时湫水是否已“走漏”？清代以前，湫渊处深山中，人迹罕至，被视为“龙之所处”的清静之地，不容秽浊。清初，固原驻军在这里设“提标城守营游击马场”，“湫东冈阜置祠”处成了料马台。此后，又有人在此居住，湫水遂被污染。《民国固原县志》记载则更为简单：“今泉走漏，土人又称干海。”说明此时只有泉水流入茹河，湫水早已不存。从此，朝那湫逐渐淡漠于人们的视线之外。朝那湫

现在这里景色优美雅致。四周青黛环拱，绿草茵茵，一人工修筑的水坝静静地躺在群山怀抱之中，水波潋滟，清澈鉴人，不染尘秽，幽雅恬静至极；而或朝晖夕映，神秘顿生。依稀让人想象到当年朝那湫的美是多么超凡脱俗，深邃内敛。春来秋去，草木枯荣，所有昔日的神奇和辉煌，一同缄默在脚下的块块秦砖汉瓦里了。千年古木

据《史记·封禅书》总结秦及三代时国家级祭点，就有“湫渊，祠朝那”的记载，后来《三家注》又对朝那湫的地址和祭祀原因作了补充说明，即“安定郡朝那县，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减，不生草木”。祭祀的祠在“原州平高县东南二十里”。祭祀的原因是“龙之所处也”。由此说明地处六盘山文化圈的朝那湫就是远古以龙为图腾的伏羲氏部落及上溯到华胥氏部落的起源地。

远古的华胥国坐落在六盘山一带的丛林中，华胥氏就是这个女性氏族小国的首领。她是仇夷山氏酋长的女儿，长得漂亮，风姿绰约，惹人注目，常到雷泽（即朝那湫）去洗浴，搅得雷神心绪不宁，于是就有了履大人迹生伏羲、女娲的传说。据皇甫谧《帝王世纪》对伏羲的考述：“太昊帝庖犧氏，风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覆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晋代王嘉《拾遗记》中说：“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生伏羲。”说明居三皇之首的伏羲氏就是华夏民族的始祖母华胥氏的儿子。华胥氏是已知华夏大地上一支母系氏族部落的杰出女首领，其主要居住生活地应该在六盘山一带，有专家称“在中华先祖中，华胥氏生伏羲、女娲，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生少典，少典生炎、黄二帝”。《春秋世谱》中有“华胥生男名伏羲，生女名女娲”的记载。

追根溯源，华夏族人的始祖母原来是华胥，华胥氏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母，是华夏之根、民族之母，所以“龙的传人”便又都称自己是“华人”，意即华胥娘娘的子孙。在文字没有出现前，这些口传历史是可信的。前面提到的“雷泽”就是朝那湫，雷泽中的大人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龙神，雷声是龙神的发音，闪电是龙神的形状。因此，伏羲、女娲就是龙神的儿女，龙的儿女自然生得龙（蛇）身人面，龙身当然要居住在有水的地方，只有朝那湫“停不流，冬夏不增不减”的恒定水源，才是最佳的“龙之所处”之地。

2007年11月发现的一块石碑残片已经证实与长江、黄河、汉水并列的四大名川之一的朝那湫，就是彭阳县古城镇海口村附近的东海子。说明伏羲就出生在这里，并可能在这里长期住牧。因此朝那湫才有资格成为秦汉国家祭祀胜地，很长历史时期内，都是帝王将相和善男信女们拜谒祭祖之圣地。2004年，在距东海子两公里的沟渠处，出土了一棵高7.2米、地面周长2.3米的距今约七千年的松科古木。说明距今四五千年至七八千年之间的新石器晚期，古代朝那湫周围曾被整片或零星的寒温性针叶林为主的森林草原所覆盖，适合畜牧业的发展。华胥部落在此游牧并孕育了伏羲、女娲。她和子女伏羲、女娲及其后裔，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华胥文化。

千百年来，历代帝王对朝那湫的祭祀经久不衰，就是出于人们对“人文始祖”的崇拜和信赖。从春秋战国至秦朝，朝那湫属于秦的范围，历代秦王利用其得天独厚的祭祀条件，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都获益匪浅。

伏羲是传说中人类文明的始祖，他的活动，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起始。

相传，他的母亲名叫华胥氏，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有一天，她去雷泽（即朝那湫）郊游，在游玩途中发现了一个大大的脚印。出于好奇，她将自己的脚踏在大脚印上，当下就觉得有种被蛇缠身的感觉，于是就有了身孕。而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怀孕就怀了12年。后来于农历三月十八日生下了一个人首蛇身的孩子，这就是伏羲。伏羲

根据传说和史籍记载，作为人类文明始祖，伏羲聪慧过人，其主要功绩是：一、教民作网用于渔猎，大大地提高了当时人类的生产能力。同时教民驯养野兽，这就是家畜的由来。二、变革婚姻习俗，倡导男聘女嫁的婚俗礼节，使血缘婚改为族外婚，结束了长期以来，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群婚状态。三、始造书契，用于记事，取代了以往结绳记事的落后形式。四、发明陶埙、琴瑟等乐器，创作乐曲歌谣，将音乐带入人们的生活。传说伏羲见凤集于桐，于是象其形，削桐以制琴。五、将其统治地域分而治之，而且任命官员进行社会管理，为后代治理社会提供借鉴。六、创制古代历法。

但是，伏羲的最大功绩还是创立八卦。

传说在伏羲生活的远古年代，人们对于大自然一无所知。当下雨刮风、电闪雷鸣时，人们既害怕又困惑。天生聪慧的伏羲想把这一切都搞清楚，于是他经常隐身于峰峦丛林间，眺望着那林海茫茫的山岭丘脊，仰观着日复一日的碧天晴宇，注视着日月星辰与白昼的瞬息变化，并思考于天地人和阴阳宇宙的万象生机。久而久之，他便根据阴晴圆缺的月轮；根据日出月落的自然规律，依龙马之图画出了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内容的卦图，后人称为伏羲八卦图，用它来解释天地万物的演化规律和人伦秩序。

八卦可以推演出许多事物的变化，预卜事物的发展。八卦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宇宙间的一个高级“信息库”。早在17世纪，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兹创立“中国学院”，研究八卦，并根据八卦的“两仪，四象，八卦，十六，三十二，六十四卦”，发明了二进位记数和当地欧洲先进的计算机。八卦中包含的“二进法”，现在广泛地应用于生物及电子学中。1948年，一位欧洲科学家在谈到八卦的易理被现代广泛应用时，叹为“至为可惊”。八卦中的许多奥妙神奇之处，至今还正在研究和探讨之中。

时代是进步的，文化是不断发展的。伏羲文化正以其固有的创造性和实践性，以其兼容并蓄的人文精神和认识世界的科学精神，感召着一批又一批龙的传人投身祖国的建设发展，投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女娲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功绩最大、地位最高、最受中华民族爱戴的伟大女神。女娲处于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已完成了由“野蛮”向“文明”的过渡。根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女娲在生产实践和管理部落时，根据生活需要发明创造了很多东西，为原始社会的初始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的拓荒者、华夏文明的奠基人、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大先驱。女娲的主要功绩就是“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抟黄土作人”。这两项功绩开创了世界，创造了万物，繁育了人类。

在远古母系社会中，远古先祖们遭受了陨石坠落、特大地震、山洪暴发等毁灭性的大灾难。地陷天塌，山崩地裂，大火不熄，洪水泛滥，猛兽吃人，饿殍遍地，人们在灾难面前束手无策。此刻，智慧超群的领袖人物女娲力挽狂澜，在特大灾难面前毫无惧色，想尽各种办法，战胜困难，她用五色石炼补苍天，用鳌足把地的四角撑住，杀掉了吃人的祸害黑龙，止住了到处泛滥的洪水。女娲补天的传说反映了在巨大灾难面前，女娲的大智大勇和力挽狂澜的超人胆量。女娲造人

在天地开创之初，女娲用黄土捏出泥人，吹了灵气，就造出了人类。后来造人的速度太慢，就用柳条甩出泥点变成了人。在原始社会，人口很少，无法抵御猛兽的侵袭，无法靠个人的力量跟严酷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女娲造人的故事反映了原始先民们希望通过壮大自身实力，来与艰苦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朴实愿望，也在平凡中透出女娲无穷的智慧和博大的母爱胸怀。女娲作为部落首领，深感母系氏族社会群婚制的种种弊端不利于部落人口的繁衍，带头与伏羲成婚，开创了我国一夫一妻个体婚姻的先例。这种婚姻习俗，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一个重大变革。实施个体婚姻的重大贡献：使其部落的人口素质大大加强，人口的优生也使部落日益强大，从而加快氏族社会的快速发展。女娲是中国的爱神。她曾祈求天神让她当媒人，使人类男女婚配，繁衍后代，后世人把女娲奉为婚姻之神，女娲还兼管生儿育女，也就是“送子娘娘”，因此人们在各地建立了神庙祭祀她。

女娲，作为掌管部落的最高首领，在人口不断繁衍的过程中，为了方便婚姻和人口的管理，她创造了姓氏。在部落中生儿育女多的女性就是部落的功臣，于是她把她的大臣封为“姬”姓，把长得漂亮的封为“姜”姓，把妖艳的封为“姚”姓，长得可爱的封为“娥”姓……有了姓氏，人们得以区分不同的婚姻集团，使婚姻走向了文明。姓氏又是我国最早的户籍管理措施，使人口的繁衍生息得以有序地发展。

此外，女娲在造字、建筑、舞乐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女娲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圣母，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奠基者！女娲补天

商遣妇好征鬼方　周派吉甫营大原

商汤约于公元前1562年建立了商朝，威震四方。据《诗经·商颂·殷武》诗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汤的势力，远达六盘山一带。约公元前1312年，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后，施行汤时之政，“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称为中兴贤王。盘庚死后，他的两个弟弟相继执政，不修德政，殷复衰落。周文王访贤图

……

到了约公元前1271年武丁时，殷商又出现了兴盛的景象。武丁名昭，少时“久劳于外”，生活于贫民之中，因知“稼穑之艰难”。即位后，无时不在思考复兴方略，为得不到有识之士辅佐而犯愁，曾三年不问政事，凡事均由冢宰（相当后世之宰相）决断，韬光养晦，悉心静观国情民风。后来梦得贤人，名叫傅说，武丁即以奴隶出身的傅说为相，内修德政。还以妻子妇好为帅，率师征讨“荒服不至”的鬼方、羌方等部落，史载“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终使殷国大治，百姓皆欢，“小大无怨”。殷人感念武丁之德，立其庙为“高宗”。妇好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统兵征战的女将军，为殷商的中兴立下了汗马功劳。是时，商之势力，远及四方，达到极盛时期。另据武丁时期卜辞记载，其时已知用粪肥田，并进行集体耕作，说明商势力涉及到的地方，农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

周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纷繁冗长的朝代，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社会制度，包括西周、春秋和战国三个时段。据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自武王克殷至秦灭周之岁，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周族最早起源于六盘山以西的泾水流域，以畜牧为主，习俗与戎狄相近。周的始祖名弃，相传是黄帝曾孙帝喾之妃、有邰氏之女姜嫄踏巨人足迹而生。弃善于农作，他开始种植稷和麦，尧时为农师，舜时被封于邰（今陕西武功县西），号为“后稷”，姓姬氏，弃的后人世代为农官。夏太康时，弃之子不窋失去了农官之位，逃奔于戎狄间（即今宁南和陇东地区），到其孙公刘时，被戎族所逼，南迁于豳（今陕西旬邑西），开荒定居，复修后稷之业，民赖其庆，百姓“多徙而保归”，周的开基大业从此开始，其活动范围延至泾水上游，相传古阳晋川（今彭阳县红河川）曾有公刘墓和祭祀公刘之德的百泉寺。古诗《公刘》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可见当时六盘山以东很多地方都属周人的活动范围。

周在豳传至九世古公亶父时，又为戎族相逼，举族迁到了岐山之阳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东北），豳人举国相随。古公在周原营建城郭宗庙，划分田界，挖沟泄水，发展农业，并革除戎、狄习俗，周族渐强。此时正值商朝末年，商武乙三十四年（约前1121）古公第三子周王季历亲自朝商，翌年奉武乙之命攻西落鬼戎，大获全胜。商王文丁时，季历多次攻伐戎族部落，成为商朝西边的一大方国，文丁为遏制周人势力，杀死季历，其子姬昌更为好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天下士民多归于他，是为“西伯”，晚年自号文王，后得姜子牙辅佐，西伐犬戎，攻灭密须（今甘肃灵台县境）等小方国，势力达于江、汉、巴、蜀，并建丰邑（今陕西长安沣水西岸）为国都，至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奠定了灭商的基础。

大原是西周区域性地名。如周穆王时曾迁戎于大原，《诗经·小雅·六月》：“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史记·周本纪》：“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大原。”清代以前多用宋儒朱熹之说，指今山西太原市。明代的杨经、赵时春、顾炎武等学者考证，以为指今平凉至固原一带的黄土高原。顾炎武的《日知录》论大原，指出岂有敌从北来，兵向西出之理，朱熹的批注显然是错误的。若以后者为准，那么，今平凉西北到固原之间就是彭阳县，说明古代彭阳境内曾是大原戎聚居的中心地带。

关于“大原”“大原之戎”，在一些文史典籍及《竹书纪年》、青铜器铭文中均有记载。大原究竟在什么地方？又为何历来有争议呢？在《宁夏五千年史话》中胡学祥先生的考证甚为精辟。宋代著名学者朱熹在研究《诗经》中，认为大原在今山西太原，朱熹的说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朝嘉靖年间，驻节固原的陕西三边总制唐龙在《嘉靖固原州志序》中却提出大原在固原州的说法：“嘉靖辛卯之冬，敬奉天子之命，秉钺而至，首务考据方舆，揆叙形势，乃缩而谛视之，抚然叹曰：‘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其在斯乎！”意思是说，我奉皇帝之命，总制陕西三边军务到固原，对这里的山川形势进行一番考证后，结果发现“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原来是在这里呀！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大原”一文中认为：“求大原，当求泾阳之所在。”因为周宣王时，猃狁内侵“至于泾阳”，泾阳在泾水之北，也就是今甘肃平凉西，所以他确认“周人抗拒猃狁，必在泾阳、原州间”，也就是今固原以南。《宁夏通史·古代卷》在讲到周穆王十七年，周以六师大军西征犬戎，将犬戎驱赶到大原一带时，也认为“大原”在今固原，并加注说明：“一说今山西太原。周人既西征犬戎，何以向北？此说似于理不合。”

总之，大原在今固原一带的说法已被大多数学者认可。造成这一历史误会的原因是古代的“大”字通“太”字，古人只作“大”，不用“太”，“太”字多不加点，如大（太）极、大（太）初、大（太）庙、大（太）学之类，结果误认为“大原”就是“太原”，其实这里应读“大（dà）原”，不读“太原”。大原的本意正如《尚书·夏传》所说的“大而高平者”之意。由此说明，“大原”非山西太原，而是今宁夏固原一带。西周时期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都与大原有关，上述各说统一的观点就是指今平凉至固原一带，正好彭阳县介于其间，所以“大原”“大原戎”“猃狁”等概念是彭阳历史不可忽视的部分。

周武王灭商，建立了西周王朝，将大原的戎族诸部列为荒服（古五服最远的地方），常贡奉于宗周。《禹贡》里关于“五服”制的记载是：“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根据这样一种国家模式，在王所居住的京城之外的土地应该分为五等，每一等四方各五百里。从京城往外，第一等是甸服（以农业为主的直接统治区），第二等是侯服（诸侯统治区），第三等是绥服（必须加以绥抚的地区），第四等是要服（边远地区），第五等是荒服（蛮荒地区）。

周康王时，西北的诸戎愈益强大，时服时叛，康王二十五年（约前1002）命盂率师两次伐鬼方，一次俘获鬼方首领三人，斩首四千八百多，俘虏一万三千余，并获得许多车马牛羊；一次俘获鬼方首领一人，斩俘数百人（据《小盂鼎》铭文拓本记）。

周穆王十二年（约前965），穆王欲亲征诸戎，祭公谋父进谏说：“诸戎不可征，要维护历代先王对诸戎的政策，只能以德教化，万可不能用兵。”穆王不听劝告，出兵大举征讨犬戎，得四白鹿、四白狼（或系氏族徽号）以归。这次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可也造成极为惨重的负面影响，引起周边所有部落的反对，紧接着就是南方的徐夷攻周，以及犬戎的不断入侵。周穆王

周穆王十七年（约前960）亲率六师西征，获其五王，并令这五王率领其部众退回大原一带居住。穆王迁戎于大原，是将战败的戎族男女老幼迁到农耕文化的边缘地带逐步接受农耕文明的熏陶和洗礼，以改其桀骜不驯的行为。穆王这次西征迁戎于大原后，便西至昆仑丘（今新疆和田河和叶尔羌河一带），见西王母（或系西北某一部落女首领）。是时，穆王西游，乐而忘归，忽闻徐戎作乱，乃以造父（善于驾车养马的人）为御，驾八骏马之车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穆天子传》及《山海经》都记此事，反映了周与西方少数民族的交往情况，从而说明穆王西行的路线是经过了茹河川这条能通战车的古道，也与后来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是基本一致的。

公元前841年，周厉王暴虐无道，致使财力穷尽，国人抱怨。于是国人举行起义，攻入王宫，厉王越墙逃至彘（今山西霍县），将太子姬静藏匿在召公的家里，国人知道后又围攻召公，召公不得已以自己的儿子代太子蒙难，于是召公与周公共同执政，史称“周召共和”。自是年起，中国历史有了明确纪年。

周宣王（太子姬静）即位后，在召公、穆公等大臣的辅佐下，励精图治，朝政有了明显起色，史称“宣王中兴”。此时居住于大原一带的戎族部落猃狁逐渐强大，势力直逼都城镐京，朝野震动。宣王四年（前824）以秦仲（非子曾孙）为大夫伐西戎被杀，又召五人，率兵七千大败西戎，宣王封秦仲长子为西垂大夫，是为庄公，居西犬丘（今甘肃礼县东北）。宣王五年（前823），猃狁攻周，已到泾水北岸，王命尹吉甫率师反攻到大原，猃狁北逃，其他戎族部落重新臣服于周。宣王三十九年（前789），周以“南国之师”伐姜氏戎，遭致大败，使国力空竭。加之民不肯尽力于公田，而流亡至边地躲避徭役，宣王不得不亲自到大原清查民数，大臣仲山甫苦谏说，民无缘无故不可清查，会引起惊慌而适得其反，宣王不听。结果不出仲山甫所料，十多年后大原犬戎便攻入镐京，杀宣王子幽王于骊山之下，西周灭亡。由此说明大原曾是西周人口较为集中的地方，也是我国最早进行人口普查的地方。周宣王

周幽王二年（前780），西北发生特大地震，三川（泾、渭、洛）竭，岐山崩，“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加之旱灾连年发生，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政局不稳。幽王三年（779），王纳褒姒女，颇为宠爱，可褒姒总是皱着眉头不笑，幽王想尽法子引她发笑，她却怎么也笑不出来。此时，贪财好利又会逢迎的宠臣虢石父便对幽王说：“从前为了防备西戎侵犯我们的京城，在骊山一带建造了二十多座烽火台。万一敌人打进来，就一连串地放起烽火来，让邻近的诸侯瞧见，好出兵来救。这时候天下太平，烽火台长时间没有用了。不如把烽火点着，叫诸侯们上个大当。娘娘见了这些兵马一会儿跑过来，一会儿跑过去，就会笑的。您说我这个办法好不好？”于是幽王举烽火以博取这倾国一笑。邻近的诸侯看见了烽火，赶紧带着兵马跑到京城。听说幽王在骊山，又急忙赶到骊山。没想到一个敌人也没看见，也不像打仗的样子，只听见奏乐和唱歌的声音。诸侯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褒姒瞧见这么多兵马千里迢迢赶来勤王，却扑了个空，于是一笑。诸侯们这才知道上了幽王的当，十分愤怒，各自带兵回去了。后来，周幽王任用虢石父主持朝政，变本加厉地加重剥削，引起国人怨愤。又听信宠妃褒姒的谗言，废掉王后申后及太子宜臼（申后之子），立褒姒为后，立褒姒子伯服为太子，宜臼逃奔申国。幽王十一年（前771），申侯（宜臼外祖父）联合缯国和犬戎举兵攻入西周，幽王举烽火召诸侯兵，诸侯不信，救兵不至，联兵破镐京，杀幽王、伯服及郑桓公于骊山（今陕西临潼东南）下，掳褒姒及王室财宝而去，幽王烽火戏诸侯的荒唐游戏终于葬送了西周江山。

周幽王死后，诸侯及大臣共同拥立被废的太子宜臼为天子，即周平王。平王为避西戎将都城东迁雒邑（今河南洛阳）。晋文侯、秦襄公、郑武公、卫武公率兵护送。历史上将迁都前称为“西周”，其后称为“东周”。东周始于公元前770年。东周名存实亡，诸侯纷争，先后有春秋、战国两个阶段。

尹吉甫，生卒年月不详，姓兮，名甲，字伯吉甫，湖北房县人，西周大将。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猃狁侵犯今泾河以北的彭阳一带，尹吉甫率师征讨，获得大捷，《诗经·小雅·六月》颂“文武吉甫，万邦为宪”，他的两首诗入编《诗经》，可谓武以威敌，文以附众。

周宣王四年（前824）派大夫秦仲征讨西戎，战争失利，大夫秦仲战死，第二年宣王亲自出征，以尹吉甫为大将，经过多次征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举国同庆。这次战争主要在泾水以北的大原（即今彭阳县境内）进行，《诗经·小雅·六月》专门记述了这次战争的经过，表达了常遭猃狁侵扰的大原人对尹吉甫保境安民之举的颂扬，以及对征伐猃狁而捐躯的大夫秦仲的怀念。现将这首古诗以彭阳的“顺口溜”译出，以飨读者。

六月栖栖（炎夏出兵不得已），

戎车既饬（整饬车马多整齐），

四牡骙骙（四匹雄马好神气），

载是常服（车上高扬日月旗）。

猃狁孔炽（猃狁猖獗边烽起），

我是用急（吉甫为将出情急），

王于出征（宣王亲把雄师提），

以匡王国（光复大原情所系）。

比物四骊（驾车四马皆名驹），

闲之维则（平时训练有规矩），

维此六月（这次出兵不疼惜），

既成我服（赐予吉甫作前驱）。

我服既成（吉甫有了好车骑），

于三十里（每日行军三十里），

王于出征（宣王亲征有深意），

以佐天子（震慑诸侯树威仪）。

四牡修广（王赐战车作指挥），

其大有颙（众所仰慕令不违），

薄伐猃狁（多经战阵好机会），

以奏肤公（杀敌立功奏凯归）。

有严有翼（宽严相济军有威），

共武之服（同仇敌忾针锋对），

共武之服（共赴沙场莫生畏），

以定王国（威加海内定边陲）。

猃狁匪茹（猃狁兴兵不自量），

整居焦获（占据焦获还奢想），

侵镐及方（欲侵京师和畿方），

至于泾阳（前锋已经到泾阳）。

织文鸟章（鸟兽图文分明亮），

白旆央央（中军大旗泛白光），

元戎十乘（十乘战车如虎狼），

以先启行（前后呼应露锋芒）。

戎车既安（猃狁战阵布停当），

如轾如轩（车拥马簇如波浪），

四牡既佶（我方战阵更为强），

既佶且闲（指挥若定悠然样）。

薄伐猃狁（几番冲锋敌胆丧），

至于大原（乘胜追至大原上），

文武吉甫（吉甫韬略天下扬），

万邦为宪（从此诸侯齐景仰）。

吉甫燕喜（吉甫归来赴庆宴），

既多受祉（宣王赏赐不惜钱），

来归自镐（率师出征多少天），

我行永久（方觉今日最悠闲）。

饮御诸友（邀朋唤友共联欢），

炰鳖脍鲤（烹鳖脍鲤尝味鲜），

侯谁在矣（众若等谁不开宴），

张仲孝友（同祭秦仲天地间）。

朝那湫投文诅楚　祭贤臣秦霸西戎

朝那湫的水神巫咸本是商朝中叶的一位贤相。巫咸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到了商朝帝太戊执政的时期，太戊骄横不羁，政道渐失，民困国衰，诸侯离叛。他与伊陟协力，整饬政事。巫咸专门写了《咸乂》《太戊》等数篇奏议，畅言治国之道，苦苦告诫规劝帝太戊。在其鼎力谏佐之下，帝太戊终于去恶从善，修正德行，使商朝一度中兴，诸侯归顺。但是后来因为屡谏君王无效，带着遗憾投水而死。商王太戊追悔莫及，封巫咸为朝那水神，永享祭祀。当时朝那湫并不在商朝疆域之内，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朝那湫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崇高。

后世许多文人骚客将巫咸作为崇拜的对象予以颂扬，其中就有屈原。在《离骚》《抽思》《思美人》《悲回风》中，屈原不止一次表达了对于巫咸的追慕。

……

相传巫咸是鼓的发明者，对天文、地理均有研究。传说他测定过恒星，是个占星家，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天文学家。他发明了“牵星术”，在大海中航行无法定位，以北极星为首选基准点，在低纬度（北纬六度以下）看不到北极星时，改用华盖星为基准点。战国时齐国的甘德和魏国的石申是两位著名的皇家天文学家，石申著有《天文》8卷，甘德著有《天文星占》8卷，均已失传。后人将一些古书中引录的这两部著作的片断加以辑录，称为《甘石星经》。三国时代的天文学家陈卓将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所记录的恒星汇总起来，共得全天283个星官（即古代为了观测方便把所观察到的恒星分成的小组，和后世星座的含义不同）、1464颗星，并以不同的颜色标在星图上，后人依此绘制星图，制造浑象（一种天文仪器）。《巫咸占》尽管成书战国至汉初，但承传巫咸之学。这本古代星占著作中首次提出“指”这个牵星观测单位。唐代瞿昙悉达所编《开元占经》收录了巫咸的星占占辞及星表。巫咸还是用筮草占卜的创始人，为巫祝的祖师。

巫咸的儿子叫巫贤，在太戊帝孙子祖乙登基后，任宰相，也有贤臣之誉。据《书·君奭》云：“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可知巫贤是商王祖乙时期担任上帝与商王之间媒介任务的大巫。商王朝时，担任上帝与下帝（商王）之间媒介任务的，除了巫，还有卜、史、祝。这些人势力很大，国家政事大小，都要征得他们的同意。如果他们不同意，即使其他统治者同意了，事情还是不好办。这是因为他们要卜问的至上神——天的权力太大，它可以支配人世间的一切。

秦王祭祀朝那湫，不单指是秦始皇，而是他以前的数代王者。

西周孝王时，命嬴姓部落首领非子在汧、渭间为朝廷养马，由于牧养有方，马匹数量增加很快，孝王便将秦（今甘肃天水市）作为非子的封地，为周附庸。周宣王四年（前824），以非子的曾孙秦仲为大夫进攻西戎，被戎人所杀，宣王又召其子给兵七千大破西戎，以秦仲长子庄公为西垂大夫，居西犬丘（今甘肃礼县东北）。东周平王元年（前770），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雒邑有功，周以岐（今陕西岐山东北）以西之地赐予秦，使自行从戎人手中夺取，秦始封为诸侯，立西畤，祠白帝（即少昊）。早期秦国是一个落后的西陲小国，被中原各诸侯国视之为“夷翟”。

秦的四周是内涵各不相同的文化，东边是三晋文化，南边是巴蜀文化，西南边是楚文化，西北是戎狄文化，而北边又是从鬼方到猃狁再到匈奴的草原文化。身处不同文化的包围，秦人意识到自己的落后，便采取积极开放，兼收并蓄，广泛吸纳不同文化的态度，终使秦国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人才最富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秦穆公时甚至成为“春秋五霸”之一。随着国力的逐渐强盛，秦国便向周边不断拓展疆域。面对东面的晋、楚两大强国，秦的势力难以东扩，只得将东扩的矛头指向了晋以东的弱小诸侯国。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以百里奚之子孟明视、蹇叔之子西乞术、白乙丙统兵绕过晋及周天子的封地去偷袭郑国（今河南新郑），大军行至滑国（今河南偃师东南），遇见了郑国商人玄高往周都雒邑经商，玄高发现秦军远道而来必然袭郑，于是将自己的全部商货以郑国国君的名誉犒劳秦军，又派人回国报信，孟明视等人知道郑国有备，便灭了滑国而回，郑国幸免于难。此时秦军远征，师劳力竭，晋国以秦不哀吾丧（晋文公之丧）、伐吾同姓（滑、晋同姓）为名，联合姜戎邀击秦军，大败秦军于崤山（今河南三门峡市东），秦军全军覆没，三帅（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被俘。秦国在东扩之战中连遭晋国的致命性打击后，终于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中华正统文化的魅力所在。于是秦穆公改变拓土策略，由“东扩”转向“西霸”，与楚国联盟（秦穆公与楚成王以朝那水神为质，诅盟永世不侵犯之约）以稳定东面局势，腾出手脚专攻西北各戎族部落。秦穆公

秦穆公与楚成王盟誓于朝那湫，就是承认自己是龙的传人，同为炎黄之后。穆公时的秦都建在雍（今陕西凤翔），朝那湫处在秦都的乾位，秦人又以水承德，具有神秘背景的朝那湫自然成为秦人心目中的最高敬仰之地，将祭祀点选在朝那湫还有震慑和教化戎人的作用。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用由余之谋伐西戎，攻灭了西戎12个部落方国，“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周襄王派使臣召公持金鼓祝贺。

从此，朝那湫成了秦人归入华夏文化的盟誓之地，更成为感化戎族部落的教育之地。

战国之际，随着战争的目的由“称霸”转向“统一”，秦国不仅在生产技术方面勇于革新，而且在意识形态等方面也有着跳跃式的发展。面对各国模糊的先祖意识和混乱的文化意识，秦人敏锐地发现，只有高举“炎黄苗裔”和“华夏正宗”的大旗，才能在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产生广泛的号召力。

秦灵公三年（前432），秦立上下畤，也就是两个祭坛，上畤祭黄帝，下畤祭炎帝，明确把自己列为炎、黄的后代，将自己的文化归入华夏文化的体系。这不仅是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行动，更重要的是将秦文化进行了文化归宗与认同。通过此举秦人将自己的文化同“夷翟”彻底划清界限，从而扛起华夏文化正宗的大旗，成为引领思想文化潮流的先驱者，为最后统一中国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基础，也是统一变成回归“华夏正统”的正义行动，极大地增加了统一进程的合理性和正义性。

秦孝公六年（前356），任卫鞅为左庶长，秦国变法开始，史称商鞅变法，秦孝公采纳商鞅“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的策略，使国富民强，军事实力超过了关东诸国。秦惠文王后元五年（前320），惠文王亲率大军北巡，祭祀朝那湫后北游戎地，直到河套地区。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前313），秦先后战胜三晋（赵、韩、魏），灭巴蜀（今四川省），又攻义渠戎广拓西北之地。此时秦国欲东伐齐国，怕齐、楚联合，派张仪赴楚，劝楚怀王亲秦绝齐，以割地六百里的空言为诱饵，诳骗怀王。当楚国与齐国绝交后，秦只给楚六里之地，楚怀王大怒，派大将屈匄率师伐秦。这场战争本来是由秦国挑起的，而秦为找借口把战争的起因说成是楚国背盟，于是刻《诅楚文》投入朝那湫，以惑视听，并祈求他们得到神灵的保佑。诅楚文

公元前312年，秦惠文王讨伐楚国时，刻《诅楚文》于三石。三块石刻《诅楚文》祭祀后分别沉埋于三地。其中将《告大沈厥湫文》石刻投于东海子，人们便说这里是“投文诅楚”之地。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一农民在朝那湫旁耕田掘得此石刻。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蔡挺到平凉出任渭州知州，把《告大沈厥湫文》石刻移到了官廨。5年后蔡挺升任枢密副使，后又因病调任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县南）的御史台，他又把这块石刻带到了南京住宅据为己有。宋金石学家赵明诚闻讯来到蔡家，把《诅楚文》石碑写进了自己的《金石录》。《诅楚文》的大意是，5年前（即楚怀王十一年，前318年），魏公孙衍发动魏、赵、韩、燕、楚五国合纵攻秦，推楚怀王为纵长，今又悉兴其众，以逼我边境，秦人尝与楚同好，然楚人背盟，秦人疾之。幸于一胜，遍告神明，著诸金石以垂后世。然而，战争的结局恰恰是楚国大败，就连楚怀王也再次遭骗成为秦的阶下囚，客死他乡。楚人怜惜怀王，如悲亲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足可见楚人对秦的奸诈深恶痛绝。秦人借助拓疆战争的节节胜利，大肆宣扬朝那湫的威灵显赫，从而引起东方各国及西北戎族对朝那湫大加景仰。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昭王母宣太后诱杀戎王于甘泉宫，并起兵攻灭义渠戎国，以其地设北地郡，在朝那湫所在之地置朝那县，朝那湫也正式成为秦国祭祀山川的四大名水之一。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即完成统一大业的第二年，便首巡北地到朝那湫大兴祭祀。

秦人祖先原是居于东方的古老部落，是华夏族的一支，传为皋陶长子伯益的后代。伯益就是夏禹要传位后又被夏启夺去帝位的人。

皋陶有三子，长子伯益，能驯鸟兽，在舜帝时封食于嬴地，为嬴氏。可见嬴氏一族，古老悠久。伯益曾助大禹治水，且教民种稻而立下大功，封于费国，所以伯益也称大费。大费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大廉，其子孙在夏代已分布于国中和夷地，“或者中国，或在夷狄”；进入商代，大廉的直系后人中衍为第十代商王太戊驾车，商王给他娶了妻子。中衍之后，其子孙辅佐商王，世代有功，“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

商末王室衰微，戎狄不来贡，诸侯不来朝。商王对戎狄或亲自征伐，或命周侯征讨，或派“嬴侯”去长期镇抚。大约在帝乙或帝辛时，商王认为对待时叛时服的戎人，临时征伐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便命佐殷有功的中衍之玄孙中涌，迁居于西部戎族地区，今甘肃东南一带，保卫西北边境，号“嬴秦”。并委以“军政统辖”的身份。中涌一支到达西垂后，依据商末衰微的政治形势，审时度势的对戎人采取了怀柔绥抚政策，居然也很奏效，西界得以安宁。最后把治所选定在西犬丘。可见嬴秦由东方逐渐西迁，早期是随夏商势力进入中原及西部的。

中涌生子蜚廉，善奔跑。蜚廉生子恶来、季胜，皆勇力超群。都是殷纣王的宠臣。对于商王朝来说，西戎问题虽然圆满解决了，但与以周为首的众多诸侯国的矛盾却激化了。为了充实朝中实力及加强自身安全，于是纣王便将远在西陲戍边的蜚廉、恶来、季胜召回内地，为其效力，而中涌、恶来之子女妨仍留守西垂。

不久，商周之战爆发，牧野一役，商朝灭亡，周室代之。助纣为虐的恶来被姬发亲自射杀，蜚廉则自殉报商。显赫一时的嬴秦一族彻底衰落，原保西垂的中涌及女妨，因政治地位的丧失和生活处境的逆转，不但沦为周人的下层平民，并且举族被迁徙到甘肃东部的天水地区，和当地戎人一起生产生活，一起忍辱负重，给周室服役纳贡，替周人看守西部边陲和陇山通道。在此后西周早中期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嬴人几同戎人，历经艰难曲折，直到约公元前872年周孝王时，嬴秦才获得了一次发展机遇。

周孝王因秦的先祖非子牧马有功，因此封给他们一块土地，地名秦（今甘肃清水县境），当时仍为戎狄居住，属周势力的边缘地带。

周宣王时，非子曾孙秦仲及昆弟5人，奉周王命，率兵大破西戎，被封为“西垂大夫”，治所在西犬丘。后来秦仲攻西戎战死，但后世子孙无不戮力攻戎。周王室对秦人也愈加信赖和支持。秦仲有5个儿子，长子叫庄公，被周宣王任为大夫。庄公的大儿子叫世父。世父说：“西戎杀死了我祖父秦仲，我不杀死戎王就不敢进城安居。”于是带兵攻打西戎，把职位让给弟弟襄公。襄公二年，西戎围攻犬丘，世父进击西戎，被西戎俘虏。过了一年多，西戎才送回世父。襄公七年（前770），周幽王宠信褒姒而天下大乱，西戎中的犬戎与申侯攻打周都镐京，周幽王被杀于骊山下，周平王立。秦襄公率兵护卫平王东迁洛邑，立下首功，被平王封为诸侯，并赐岐以西之地（西周故地），让他建国立庙。秦襄公这时开始成为一个受封的诸侯国，国号秦。由此可知，秦国建立于春秋初年。

秦国被初封为诸侯时，地域偏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与东方诸侯国相比，都比较落后。整个春秋时期，秦都是一个比较贫弱的、不显山露水的诸侯国，也许正因为它地处偏僻，常被东方其他国家所忽视；又因为靠近西戎，采用戎狄法律及文化，其俗别于诸夏，常被华夏诸侯所轻视，不让它参与盟会。后世有人认为，也正是秦国在文化、思想上迂腐守旧势力较弱，才使新的制度得以顺利实施，从而也在各领域具备了统一全国的有利条件。

周室的衰败从平王东迁就开始了，诸侯打着维护天子的名号，为各自的利益，互相攻伐。孔子说，春秋无义战。诸侯国的数目已经由周初的1000多个锐减至100多个。秦国因为地处偏僻，不为其他诸侯国所重视。因而成为其中幸运存在的一个。秦国之兴，源远流长，而秦国之强，却始于穆公。秦穆公招揽天下贤士，能够打破尊卑贵贱界限，选拔贵族以外的人，选用别国前来投奔的人。百里奚曾是个奴仆，但很有谋略，他就用5张羊皮把百里奚从楚国赎回，加以重用。百里奚遂以老余之身，又推荐蹇叔、由余等良臣，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发展军事，奖励生产，帮穆公成就霸业。

但秦国要向东发展，争霸中原，首当其冲的是其东邻晋国。在百里奚和蹇叔的辅佐下，秦穆公将注意力集中于晋。他娶了晋献公的女儿穆姬做夫人，利用联姻与晋国结成同盟，以与中原诸强抗衡。

为了让穆公树立秦国的威信，百里奚首先叫穆公施德于诸侯。晋献公晚年，骊姬之乱，公子重耳和夷吾出逃。秦穆公九年（前651）晋献公死，秦穆公派百里奚带兵送夷吾回国继位，为晋惠公。夷吾事先答应将河西八城割给秦作为谢礼，但继位后却毁约。晋臣丕豹逃到秦国，受到穆公重用。秦穆公十三年（前647）晋国发生饥荒，请求秦国接济粮食，秦穆公询问群臣该怎么办，有人认为应当借机伐晋。百里奚不同意说“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最后，秦穆公采纳了百里奚的意见，运粮食给晋国。秦国粮船从雍都到绛（今山西翼城东南）络绎不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泛舟之役”。晋国的百姓吃到了救命粮，无不感激秦国的恩德。

可是，当秦穆公十四年（前646），秦国发生饥荒时，晋国不仅不给秦国粮食救灾，反而乘机出兵，于次年攻秦。双方在韩原大战，秦军击败晋国，生俘晋惠公，灭梁、芮两国。此时秦国的领土野心骤然膨胀，扩地到黄河边上。在周襄王和穆姬的请求下，秦穆公与晋惠公结盟后，将其放回。晋惠公送太子子圉到秦国为质子，并将黄河以西的地方献给秦国，秦的东部疆界扩至龙门。秦穆公二十三年（前637），晋惠公死，其子子圉逃回国继位，为怀公，与秦为敌。秦穆公于是将重耳从楚国迎来，以极为隆重的礼节接待，又把自己的女儿文嬴及四位宗女嫁其为妻，然后于次年送重耳回国为君，是为晋文公。晋文公杀死子圉，在秦的帮助下，尊王攘夷，在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国，成为霸主。

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秦穆公乘晋文公去世的机会，企图插足中原，想取代晋成公为霸主。百里奚和蹇叔劝谏，秦穆公不听，派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带兵偷袭郑国。结果被晋军在崤山阻击，秦师全军覆没。在“崤之役”中败于晋的秦国大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被放回时，穆公站在城郊迎接，对他们说：“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对不听百里奚等人的谏言，他不胜懊悔。

秦穆公三十六年（前624），穆公亲自率兵讨伐晋国，渡过黄河以后，将渡船全部焚毁，表示誓死克敌的决心。一路上势如破竹，没几天就把过去被晋军攻占去的城池收了回来。晋国群臣见秦军如此凶悍，都建议回避一下，连大将先且居都不敢迎战。晋襄公无法，只得命令晋军坚守，不得与秦军交战。三年的怨气一朝出，秦穆公见好就收，带领大军从茅津渡过黄河，到南岸崤地，在当年的战场上，把“崤之役”中阵亡将士的尸骨埋好，树立墓碑，亲自致祭。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跪在坟前，大哭不止，将士们看了都很感动，无不表示誓死一战的决心。

秦穆公一次次的东征都受到强大晋国的致命性打击，穆公审时度势，知错能改，认真检讨了自己的过失，及时改变战略方向，转而向西方发展，全力进攻西戎，以解除秦国东进的后顾之忧。这时，适逢戎王派由余到秦国来观察国情。由余在言谈举止中，表现了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智慧，使穆公大为惊异。于是穆公遂采用了内史谬的献策，用反间计挑拨由余和戎王的关系，又故意将他“留而莫遣”，使之耽误归期。这样，当由余回到戎王身边之时，戎王已经对他产生怀疑。接着，穆公又将秦国的一些年轻美貌的“女乐”，送给戎王，使其终日沉湎于酒食声色之中，将戎马之事抛在九霄云外。由余多次进谏，均遭到拒绝，又受到愈来愈重的猜忌，最后只好弃而投秦，又对穆公提供了西戎的山川形势和内部情况，并建议秦兵向戎王发动突然袭击。穆公采纳了由余的建议，决定攻其不备。结果，当秦兵到来之际，戎王在酒醉未醒的情况下，即被打败。穆公取得了“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胜利，史称“秦穆公霸西戎”。周襄王也派遣使臣送金鼓以表示祝贺。征服西戎的胜利，使诸侯对秦国都怀畏惧之心，秦也由偏僻小邑一跃而为诸侯大国，多次会盟诸侯，秦穆公成为晋文公之后的“春秋五霸”之一。通过秦国这次大规模的征服西戎，一些小部落从此消失，仅剩元气大伤的义渠戎、乌氏戎等几个较大方国臣服于秦，秦的势力第一次到达六盘山以东广大地区。

由余，一作繇余，其祖先原为晋国人，因避乱才逃到西戎。后来，由余奉戎王之命出使秦国。他见秦穆公贤明大度，便留在了秦国，秦穆公三十五年（前625）由余入秦，被任为上卿，为秦穆公出谋划策，帮助秦国攻伐西戎，一举攻伐绵戎、绲戎、翟戎、义渠戎等十二个戎国，遂称霸西戎，使秦位列“春秋五霸”。由余病殁，秦穆公悲痛万分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由余的事迹，在《史记·秦本纪》中有记载，首先来说他对秦国的贡献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秦国在春秋中期的意识形态的发展，秦文化有一个特征就是“拿来主义”，春秋初期的秦国文化是比较落后的，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文化所奉行的伦理价值观基本上都是周人的礼制，所以秦国在穆公时代，基本上所认为比较珍贵的东西，还是典型的农耕民族所崇奉的宫室、财货，由余第一次出使秦国，秦穆公向他展示秦国的宫殿珍玩，由余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秦穆公感到比较奇怪，说中原华夏国家治理，靠的是诗书礼乐法度，即使这样，还是不能拯救乱世，戎夷没有这些，要治理好岂不是更加困难？由余说：恰是中原华夏有诗书礼乐法度所以才那么难以治理，自上古圣人黄帝创造了礼乐法度，并亲自带头贯彻执行，也只是实现了小的太平。到了后代，君主一天比一天骄奢淫逸，依仗着法律制度的威严来要求和监督民众，民众感到疲惫了就怨恨君上，要求实行仁义。上下互相怨恨，篡夺屠杀，甚至灭绝家族，都是由于礼乐法度这些东西啊。而戎族却不是这样，在上位者怀着淳厚的仁德来对待下面的臣民，臣民满怀忠信来侍奉君上，整个国家的政事就像一个人支配自己的身体一样，无须了解什么治理的方法，这才真正是圣人治理国家的方法。从这方面来看，由余自戎使秦，与穆公的这段对话，反映了秦在春秋时代一方面积极吸收周文化成果来建立制度文化层的同时，还不断在与戎族的交往斗争中，拿来了戎族的功利主义，这一点给后来秦国能够彻底地实行商鞅变法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心态基础，秦穆公认识到由余是个人才，如果让他在戎，则会成为秦国的祸患，于是设计让由余归顺了秦国。

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秦采纳由余的策略，转变进攻方向，全力攻伐西戎，灭掉12个西戎小国，史称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因为西周亡于西戎，所以秦穆公的对戎战争虽然没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取得中原霸主的地位，但是周天子还是一样派遣召公向秦穆公致贺，承认秦的西方霸主地位，大大提高了秦国在诸侯中的影响和地位，在《左传》等史书中，秦国的历史自秦文公开始见于《春秋》，但多不书国君事迹，而自穆公称霸，“秦伯”之号开始频繁出现，这也可以算得上是由余对秦的功绩，最关键的是，穆公向西扩张，给尚处在发展阶段的秦国一个比较广阔的战略纵深和发展空间，为400年后秦国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纵观秦从襄公始封诸侯起，到秦帝国灭亡的500多年里，就是靠祭祀文化一步步地走向华夏正宗的；也正是以祭祀文化作底垫完成了极大规模的文化项目，都江堰、郑国渠如此，万里长城如此，直道、驰道如此，兵马俑亦如此，终使中华第一帝国在秦人手中诞生，历史在秦王朝掀开了新的一页。

围绕朝那湫产生过许多神奇的传说。元朝开成州学政李诚在其《重修朝那湫龙神庙记》里记载了和自己相关的离奇的“白锡匣”故事。

1306年，朝那湫遭受地震，“陵谷变迁”“殿宇湮灭”，毁于一旦。1314年，当地人佛玉保重新修祠立庙，“复构堂屋，绘神塑像”，继续香火。

到了1336年，佛玉保的妻子刘氏手捧着一个白锡匣告诉学政李诚：“我丈夫和我曾一同修葺盖国大王庙，不浪费一朝一夕，非常勤劳，历经数载，终于大功告成。有一年（1326或1325年），我们正在湫水边祭祀，忽然间湫水翻涌，浪花向四周散开，接着一个匣子从湫水翻涌处冲卷出来，随扩散的浪花漂流到岸边。我的丈夫对着匣子祭拜后赶紧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两缕头发和一些金银首饰。我们都非常惊奇，后来在匣子上又见到这样的文字叙述：崇宁三年（1104）三川县有个叫张梨香的妇人，她的公婆都伤亡了，不幸丈夫也早早离开了人世。为悼念亡人，祈祷幸福，她想在此建造一座庙，但为人力、财力所困，久久不能如愿，于是把头发和首饰装入白锡匣投进湫水，并期盼冥冥中神灵保佑，让后来有好心人遇到，若办成此事，就能了却她的一桩夙愿。拣拾白锡匣的第二年（1327或1326年），我的丈夫佛玉保就病倒了，临终前嘱托我说：‘我和你立祠事神有十多年了，我已经时间不多了，你愿意继承我的志向，诚心守庙并立碑把张梨香的事镌刻清楚。’我含泪答应了。自从接受这一使命以来，日夜不敢忘记，不觉一晃已经十年了。幸运的是我还比较健康，祠庙已彻底修葺完毕，神像也一一雕成，只是还未镌刻立碑。我时常害怕一旦生病不治，耽搁了此事，我怎么能承受得了那份懊悔，又有何面目见地下的夫君呢？请您记下这件事，以完成我丈夫的遗愿，即使我瞑目九泉，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学政李诚被时隔200多年的两位女人的真诚和毅力深深感动了，就义不容辞地在其《重修朝那湫龙神庙记》里记下了这件事。“白锡匣”的故事情节离奇，近乎荒诞，但古人们做事的那种“持坚确之志，始终一念，殊无别意”的韧劲和一诺千金的诚信品格很是感人，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中国权威史学专著“二十四史”中自《史记》至《新唐书》都有“朝那县”的记载。历史上的朝那县被视为关中之屏障和丝绸之路之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今天围绕这一古县名的地域之争，涉及到甘肃省平凉、庆阳2市11个县（区）和宁夏固原市的彭阳、隆德、原州3县（区），各种笔墨官司跃然纸上。地域之争始于明代，迄今已达400余年。根据《史记》《汉书》《后汉书》及历代史书中的地理志、各种历史地理专著的文献记载推断，今彭阳县古城镇就是建于公元前272年的赫赫有名的朝那县，但一直因缺乏实物证据而略显底气不足。而20世纪70年代“朝那鼎”的出土，和2007年朝那残碑的发现，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是朝那地域文化合理归位的有力佐证。

1977年春，固原县古城公社古城大队（今彭阳县古城镇古城村）农民郑月莲在故朝那县遗址城墙外黑土梁山麓田埂旁修挖水渠时，遇到一硬物挡住铁锹头，结果挖出了一尊顺立着的铜鼎，无鼎盖，鼎口压着一块砖。她以为是一尊普通的香炉，带回了家。1979年，郑月莲的丈夫刘世富将其交给固原县文物站（今固原博物馆）收藏。后被学术界称为“朝那鼎”，属国家一级文物。此鼎通高23厘米，口径17.5厘米，附立耳高7厘米，腹径23.5厘米，腹深13.2厘米。素面，敛口，耳下腹部凸弦纹一周，三马蹄足，高9.2厘米，上腹一周阴刻有铭文三段。朝那鼎

第一段：“第廿九，五年，朝那，容二斗二升，重十二斤四两。”

第二段：“今二斗一升，乌氏。”

第三段：“今二斗一升，十一斤十五两。”

上述三段铭文从内容、文字结构看，应是三次所刻。学界有人认为“第廿九”，应是铸鼎编号，“五年”应是铸鼎的纪年。也有人认为“第廿九，五年”均属此鼎铸造纪年，是指汉武帝于建元元年（前140）登基，到第二十九年，也正好是元鼎五年（前112）。经实测，鼎身重量为2900克，容积为4200毫升。根据器物形制以及铭文、字体看，应属西汉早期。铜鼎，早在商周时期，作为礼器与铜簋配用。到了秦汉以后用途渐广，根据铭文多作为量器。如“咸阳一斗三升”等。总之，鼎上的三段铭文充分说明，此鼎在当时是作为不同时期的计量容器。应先为朝那县标准的计量容器，后移至乌氏县作为标准量具。更进一步证实了，今之古城镇，已为西汉时期朝那县治所在地，也就是在今固原境内。鼎上三段铭文不但记录了西汉初年当地行政区划的变更情况，也为研究秦汉量制变化以及朝那、乌氏古址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朝那古城址，就位于今彭阳县城西16公里处茹河上游北岸的川地中间，现为彭阳县古城镇人民政府驻地。南北两面环山，彭（阳）固（原）公路东西贯通。秦、汉、三国（曹魏）至西晋、东晋十六国时为朝那县治，隋唐时为百泉县地，宋为东山寨，金为东山县治，元为广安县治，明为东山城堡，清为古城川堡。古城平面成长方形，东西长682米，南北宽480米，占地面积32.7万平方米。现存城墙残高1～13米，基宽14米。东西两面开门，沿城墙外围四周为宽20米、深3米的护城河壕堑，至今犹存。初朝那鼎外，还出土了西汉金银铜羊、陶水管、秦汉砖瓦等。它是古萧关道上的要冲，也是安定郡通往长安的必经之地。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朝那鼎”出土后，对朝那古城的地址史学界基本形成定论：即历史上的朝那古城地址就在今天的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古城镇。朝那县自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设立，至西魏大统元年（535），在今古城镇存在了807年。

秦时祭名山大川，其中大川有四，号曰四渎。一曰河，即黄河，祠在临晋。二曰沔，即沔水，祠在汉中。三曰湫渊，即朝那湫，祠在朝那。四曰江水，即长江，祠在蜀。朝那湫渊究竟在哪里？在古代典籍的记述中，并没有统一答案。《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朝那湫祠在原州高平县东南二十里”；明官修地方决志《寰宇通志》记“朝那湫在平凉府开城县”；《明一统志》记“朝那湫在固原州东十五里”。围绕“朝那湫”的地址展开争议的主要是灵台、镇原、庄浪、隆德和彭阳5县。

2007年11月12日，宁夏电视台记者去彭阳县古城镇海口村马场队附近的东海子采风，彭阳县人大主任杨忠、彭阳县史志办主任叶长青随同前往。到目的地后大家兴致勃勃，在残砖断瓦里寻寻觅觅。县史志办主任叶长青在一截土埂上随意抽出了一截石块，其平整的表面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立即抓了些枯蒿衰草刷去了表面的黏土后，竟有清秀的字迹显现出来。他激动地喊了一声，大家立刻围拢上去辨认。

在这块巴掌大小的残碑上，有“……而雨……跋尾赋……那之湫……一夕而移……不常其居……”等文字。结合古代文献的记录，“那之湫”前应该有一个“朝”字，即为“朝那之湫”。大家几乎同时注意到了醒目的“那之湫”字样，这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格外兴奋。朝那残碑

这块石碑残片就是朝那湫永不磨灭的身份证，赫赫“那之湫”三字就是它响彻了两千多年的名字。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收获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惊喜。这正如1979年在彭阳古城西门外出土的朝那鼎证明了今彭阳县古城镇就是历史上久负盛名的皇甫谧故里——朝那县。这一鼎一碑的先后出土，足以形成有力的证据链。为此，围绕朝那县和朝那湫地域之争达几百年的笔墨官司也该就此“休庭”了。

在发现残碑的同时，又在东海子的东山坡旧宅中发现两块柱础石，直径均近30厘米，其中一块为覆莲瓣柱础。覆莲瓣柱础兴起于唐朝，流行于宋朝，是当时建筑风格的标志之一。以此推断，残碑应该为北宋之物。另外，残碑文中有“跋尾”二字。跋是一种文体，写在书籍或文章的后面，多用以评介内容或说明写作经过等。但北宋文人多喜欢用“跋尾”，如方勺《秦诅楚文跋尾》、欧阳修《真迹跋尾》等，这又透露出残碑文字系北宋所作的信息。“……而雨”二字则透露出在民间祭祀中，朝那湫是祈雨之灵地。史料记载，1335年，“连旬不雨，禾且告病”，开成知州朵儿只亲自率州县官吏祭祀朝那湫龙神。结果大雨“越三日乃止，均浃四境，郡人欢呼”。

这是首次发现关于朝那湫渊的石刻文字记载。它的学术价值和考古价值是让我们对古代有关朝那的地域文化有一个合理的归位，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并必将为朝那文化和皇甫文化的深入研究开辟一个新纪元。

温柔乡戎王殒命　义渠地秦筑长城

周族南迁后，西北居住有鬼方、羌人、戎人等部落，其中戎人部落繁多，部族庞大，大致有义渠戎、大原戎、昆戎、彭戎、犬戎、郁郅戎等。秦穆公攻灭西戎12国，称霸西戎之后的200多年里，秦国注重增强自身实力，对西戎的遏制有所放松。此时居住在陇东高原的戎族各部落，逐水草而居，过着无拘无束的游牧生活。在诸多戎族部落中，义渠戎最为强大，它不断向周围戎族部落和其他部族发动战争，先后灭掉彭卢、大原、郁郅等戎国，势力大振。到春秋末期，即周敬王二十二年（前498），义渠戎称王，建立了雄踞六盘山以东最有实力的义渠方国，国都即设在义渠（今甘肃宁县境）。其国力不断充实，疆域不断扩大，在南至泾水，北到河套，西接崆峒，东至子午岭的广大区域内，筑城数百，割据自守，与强盛的秦国相抗衡。

进入战国时期，诸侯间的战争目的已不是称霸，而是要求统一。秦国地处偏僻的西方，文化落在东方诸国的后面，但也在逐步前进。秦厉公十六年（前461），秦以两万兵伐大荔戎（今陕西大荔县东）取其王城，从此六盘山以东只剩下了义渠戎国。秦厉公三十三年（前444），出兵攻伐义渠戎，俘获了义渠戎王。秦躁公十三年（前430），义渠戎发兵突然袭击，曾攻入秦国腹地渭水北岸。战国中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推行郡县制、废井田、开阡陌、统一度量衡、制定秦律，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迅速增强，一变而成强盛之国。

秦灵公时期，曾在秦国的边境设有两处著名关隘，东有郑所塞，北有焉氏塞（今彭阳县新集乡剡堡村）。据《吕氏春秋》等典籍记载，公元前384年，公子连逃……

亡在魏国，他听说秦国发生了内乱，就率领随从由东边的郑所塞入秦，被秦国守关的将领拒绝，只好绕道从北界的焉氏塞回到秦国，在其都城雍（今陕西凤翔县）登上了王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秦献公。秦献公穿越焉氏塞的史实，证明彭阳境内的焉氏塞在东周时期就已存在，比战国秦昭王据有陇西、北地、上郡后所置的朝那塞还要早。《诗经·小雅·出车》中“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就是说周宣王命令南仲在周都镐京北面的大原地区筑城塞。

魏国当时是中原各国中的超级强国。魏文侯重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推行中央集权，以法治国，国力强盛，奠定了此后魏国长达百年的霸业。而此时的秦国国力疲弱，政权不稳，国君的废立经常是由几个庶长说了算。魏文侯三十八年（前408），吴起连连击败秦军，完全夺取了秦国早在秦穆公时期就占有的河西地（今陕西境内，黄河与洛水之间的大片土地）。此时的秦国只占有陇山以东、洛河以西、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土地狭小。在魏国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秦国几有灭亡的危险。

秦国的困顿低落与魏国的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极大地刺激了在魏国流亡的公子连。想到秦国的衰败和自己的遭遇，公子连产生了夺回君位、实行新政变法图强的强烈愿望。由于公子连曾经是被立为太子的秦国废君，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因而魏国给公子连的待遇很优厚。公子连一方面研究学习魏国的强国经验，一方面密切注视秦国国内的局势。

魏武侯决定利用秦国的内政不稳，把颠覆秦政权作为魏国冲出三国包围的突破口。尽管秦是三国中最弱的，但解决秦国不能靠战争。如果魏国攻秦，赵国和楚国必定会趁势南北夹攻，这正中了赵、楚的下怀。魏武侯决定采用一个既省力又省事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把公子连送回秦国，帮助公子连夺取政权，建立一个亲魏政府。而且，即使公子连夺权失败，秦国也必将陷入混乱，无暇东顾。

魏武侯派人告诉公子连，魏国要支持他归国夺回本应属于他的秦国君位，公子连听后没有立即表态。公子连让身边机智善辩之人进入秦国，在民间散布公子连要回国实行新政的消息，用金银珠宝交接豪杰义士，暗中争取秦军的将领。秦国人对当年公子连君位被叔叔秦简公夺走的遭遇都很同情。公子连在筹划了一年后，觉得时机成熟了，便准备动身。秦出公二年（前385），秦庶长嬴改迎立公子连于河西，秦出公知道后，命令军队去消灭公子连一伙。这支军队的将领早已被公子连收买，在路上说服了手下人，去迎接公子连。沿途闻讯而来迎接公子连的秦国百姓很多，公子连在这些人的簇拥下进入了秦国的都城雍，杀死了秦出公，夺回了君位。

秦献公取得政权后，就埋头改革、励精图治，不参与其他国家间的争斗，秦国的国力渐强，人口也增加了不少，军队的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秦人对恢复秦穆公时的荣耀也越来越强烈。

秦献公还从地主中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担任国家大臣，允许地主和自耕农从军，使他们靠立功获得爵位。这就给了地主和自耕农从政的出路，使他们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地主和自耕农此时已是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是献公夺取政权后富国强兵的重要支持者，是秦国重要的兵源和税源。

秦惠文王三年（前335），义渠曾在洛水将秦军打得大败。惠文王七年（前331）义渠发生内乱，秦派庶长操带兵前往平定，并乘机灭掉了六盘山近地的乌氏戎。惠文王十一年（前327），义渠王向秦屈服称臣，秦便在义渠地区设置义渠县和乌氏县，纳入秦国行政管理范围。但仍以义渠戎王为行政首领，只是名义上成为秦的臣属。惠文王更元五年（前320）秦伐义渠，攻取郁郅（今甘肃庆阳），当时义渠虽然已筑有城邑，但仍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义渠王朝魏，公孙衍对义渠王说：“中国无事（即关东六国不攻秦），秦得烧掇焚杆（焚烧侵略）君之国；有事（即关东六国共伐秦），秦将轻使重币而事君之国。”就是说，秦没有外来威胁时，就对义渠采取焚烧和掠夺财物的办法；秦有外来威胁时，就送重礼给义渠王加以拉拢。就在这一年，东方五国合纵攻秦，秦为了拉拢义渠国，送给义渠王“文绣千匹，好女百人”。义渠王想到公孙衍对他讲的话，就乘机袭秦，大败秦军于李帛之下。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前314），秦大举向义渠国进攻，取得了徒泾等25座城池，从此秦在西北地区的势力有了很大扩展。秦惠文王

绵延不断的战事，并没有剪除秦国的心腹大患，这不能不说明义渠国的强悍。后来，秦国密杀义渠王，乘义渠国中无备，立即派兵攻伐义渠国。义渠国中既无人主事又无必要的准备，很快被秦国灭掉了，义渠戎国疆域归入秦国的版图之中。秦在义渠故地设立了陇西、北地、上郡三郡之地，并沿北部边缘筑长城以防御北方各游牧民族的侵扰，今彭阳境内处于长城内外，其内属于北地郡的朝那县（今彭阳县古城镇），也是今彭阳境内有中原王朝的行政建置之始。

义渠之名始见于《竹书纪年》：“武乙三十年周师伐义渠，及获其君以归。”这时的义渠只是游牧部落，还没有建国，虽酋长被俘，部落仍在。可以后长时间不见记载，直到春秋末期又成为西戎中最强大的一支，其国都建在今甘肃宁县附近，建有巩固的城郭，开始由畜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义渠由一个戎人部落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个方国，最后被强秦吞并，前后绵延五百多年的时间，尤其在与中原王朝的长期并存中，既有政治文化的交流，又有民族精神的碰撞，对彭阳以及周边地区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治国理政的情况，我们可从史书上记载的义渠国使臣由余和秦穆公的一段对话见其端倪。义渠王派由余出使秦，秦穆公向由余问及戎族治国之道。由余说：“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政。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这些虽属外交辞令，其中不乏诡辩之道和褒誉之词，但至少可以说明义渠虽属戎国，仍是讲求以德取信于民的。由此可见周人遗风对其治国理政的重要影响，这或许就是它能绵延五百多年的原因所在。从社会性质看，义渠戎国属军事民主制向国家形态过渡阶段，其内部保留着浓厚的宗法氏族制度和部落组织制度。所以，由余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国王的主要职责只是主持祭祀和军事。义渠戎骑兵

义渠民族在商代前是西方羌戎民族的一个分支，原居今宁夏南部六盘山一带。商朝初期，他们同居住在陇东的狄族后裔鬼方相互为邻又相互攻击。后来又同住豳地由先周姬姓部落建立的豳国经常发生冲突，不断蚕食其领土。到了商末，由于北方狄人南侵，周祖古公亶父率众离开豳地南迁岐山。戎狄两族乘机占领陇东大部分地区。周文王时，姜子牙曾派使臣南宫适出使义渠，义渠国王送马、鸡和犀牛给文王，文王又将这些东西献给纣王。由于义渠同周人相处得比较和谐亲密，而鬼方（猃狁）同商周对立，所以每次战争后，鬼方失败逃走，远奔河套，而义渠趁机内迁。这样，义渠就逐渐占据了六盘山以东的泾河流域。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茂，畜牧业得到空前发展，义渠人口也大量增加。他们在同当地周族后裔的杂居中，学会了农耕技术，学习了周族文化，并效仿周人建立城堡和村落，从而发展成为有别于其他羌戎的义渠戎。

西周王朝建立后，义渠臣服于周。周穆王曾讨伐戎狄于大原，周宣王曾料民于大原。周王朝在多次镇压少数民族遭到激烈反抗后，遂改变策略，采取安抚政策，将五戎即义渠、郁郅、乌氏、朐衍、彭卢等安置于大原地。五戎中，唯义渠居大原中心地带，南临泾水。这里自然条件好，宜耕宜牧，义渠很快强大起来。

西周末年，犬戎叛周，兵临咸阳城下，并杀幽王于骊山，周平王惧戎狄，慌忙迁都洛邑。义渠趁周室内乱，宣布脱离周王朝的统治，正式建都立国，从此，中国历史上有了义渠国的名称。义渠国建立不久，随即出兵吞并了彭卢、郁郅等其他西戎部落，扩大了疆域，并先后筑城郭数十座，派兵驻守。它的国界西至西海固草原，东达桥山，北控河套，南到泾水，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在政局动乱的春秋战国时代，它直接参与了中原合纵与连横的政治、军事角逐，特别是先后同强秦经历了四百余年的反复军事较量，成为当时秦国称霸西戎的主要对手。《墨子·节葬》中说：“秦之西有义渠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而焚之，熏上谓登遐”。“登遐”意思是登上遥远的天边，即灵魂升天的意思。这是我国最早关于火葬的记载，也是义渠戎的习俗之一。义渠民族刚强勇猛，他们“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所以作战十分英勇，宁死不屈，这也是义渠国能延续数百年的重要原因之一。义渠国实行全民皆兵，遇到战争，青壮男子都要上战场，造成女多男少。义渠规定，同族十二世之后可以互相通婚，兄长死后，弟弟可以娶嫂为妻。义渠定居陇东高原后，开始从事农耕，逐渐发展成半农半牧民族。

公元前650年，义渠在吞并了北地诸戎后，进一步向东向南发展，首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秦国。第二年，义渠收留晋国人由余为使臣，派他出使秦国，以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由余到秦国后，秦穆公很赏识这位戎族使臣，便用离间计招降了由余。此后，秦用由余计攻北地义渠，“益国十二，开地千里。”义渠在战争失败后，吸取教训，养精蓄锐，筑城郭以自守。公元前430年，义渠发大兵攻秦，从泾北直攻到渭南，迫使秦兵退出渭河下游，此后30年，是义渠国最强大的时期。它的地域东达陕北，北到河套，西到陇西，南达渭水，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

公元前352年，秦出兵伐魏，一举攻占了魏西河郡和上郡，接着秦和义渠摩擦又起。秦国乘义渠国内乱，派兵攻打义渠，并平定义渠内乱，义渠便臣服于秦。此后双方时战时和。公元前327年，义渠以国为秦县，以君为秦臣，正式成为秦国属地。

公元前318年，义渠乘中原诸国混战，脱离秦国控制，联合东方五国伐秦。秦国为了消除后顾之忧，用计谋拉拢义渠，以锦绣千匹，美女百名，送义渠王。但义渠王不为所动，仍起兵伐秦，大败秦军，收复了部分失地。

公元前314年，秦国在中原战场取胜后，调集重兵从东、南、西三面征讨义渠，先后夺得义渠国25座城池，使义渠国土面积大大缩小。

公元前306年，秦昭王立为国君，因年纪尚小，由母亲宣太后摄政。她改变正面征讨义渠戎国的策略，采用怀柔、拉拢、腐蚀的政策，以堕戎王之志。她书请义渠王于甘泉宫，让其长期居住，并以优厚的生活款待他。后义渠王同宣太后淫乱，生有二子，使义渠王完全丧失了对秦国的警惕。34年后（前272），宣太后杀义渠王于甘泉宫，接着发兵攻打义渠，义渠国亡，领土并入秦国。义渠国灭亡后，义渠族也融入汉民族，逐渐汉化，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

义渠民族从商代武乙年间建部落方国算起，至秦昭王时存在了八百余年，其中正式建都立国长达500年（前772～前272年）之久。

宣太后，其先为楚人，姓芈氏，号芈八子，侍秦惠文王，是秦昭王的母亲。芈八子见识出众，容貌秀丽，为秦惠文王所爱，她与惠文后不和。

公元前306年，芈八子借助弟弟魏冉的势力替儿子嬴稷夺取了君位。夺位不久，政局动荡，再加上昭王年纪轻轻，难于服众。而秦国的大后方义渠戎也虎视眈眈，窥探着他们的动向。当时的情况只有稳固政权，安抚义渠才是良策。这时的芈八子新寡，有少女的娇羞又兼妇人的成熟风韵，总而言之狐媚而多情，这不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否则以芈八子的身份和地位又怎么会得到秦惠王的宠幸而生子呢？年轻力壮的义渠王很快迷上了大秦国的太后。二人遂暗通款曲，秘密交往起来。后传还为义渠王生了两个儿子。事实证明，宣太后以身体笼络义渠王的创意很成功，在她接下来长达三十多年的实际掌权时间里，义渠部落果然没有找秦国的麻烦。这样，秦国得以无后顾之忧，东征西讨，壮大国力，成为诸侯中的一霸。但宣太后牺牲色相讨好义渠王，基本是为政治和权力服务的。公元前272年，这位年逾七旬的老太婆开始对自己的老情人下手了。《史记·匈奴列传》载“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灭义渠”。可以看出义渠王是被骗来的。曾经的柔情蜜意顿时化作刀光剑影，位于宁南、陇东一带的义渠领地很快全部归入了秦国版图，秦国再也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宣太后

这时人老色衰的宣太后，又爱上一个叫魏丑夫的人，总是让他陪伴左右。公元前265年，她病笃将亡时，还曾发出狠话：“我死了以后，为我殉葬的必须是魏丑夫。”魏丑夫听说老太太要让他陪葬，吓坏了，赶紧找大臣庸芮为他说情。庸芮见宣太后问：“死者有知觉吗？”宣太后说：“当然没有。”庸芮接着说：“你还算明白。可既然死后无知觉，您为什么要把平生所爱的人，陪葬给没有知觉的死人呢？如果人死后有知，那么您的老公秦惠文王这几十年来，得积攒多少对您的愤怒呀。您到了阴间，补过还来不及，哪还有时间跟魏丑夫寻欢作乐。”这番话还真把宣太后吓住了，魏丑夫逃过了一劫。宣太后虽然在生活上不甚检点，可对秦国的强盛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新的研究发现，享誉中外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或许就是这位叱咤风云的宣太后的陵墓。宣太后与魏丑夫

彭阳境内的先秦长城筑建于秦昭王时，因此又称“秦昭王长城”或战国秦长城，是我国西部最早修筑的长城。《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昭王时，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水经注》卷二记载：“陇西郡，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置。”根据以上记载，彭阳境内的战国秦长城当筑于秦昭王二十八年前后。那时，秦国同西北的匈奴（又称“胡”）、西戎经常发生战争。秦国为了保卫陇西、北地、上郡的安全，遂在西北地区修筑了这条长城。

战国秦长城过沙窝后爬上程儿山，经阳洼以南、中庄乔家沟，上黄水庙、王家战国秦长城宛如一条巨龙，起自甘肃省临洮县的洮河谷地，东北至内蒙古包头市西，途经渭源、陇西、通渭、静宁县，顺葫芦河东岸经北峡口从闫庙进入宁夏西吉县，经黄家岔、玉桥、张结子、好水川口、单民、兴隆镇、谢家东坡、王家湾、韩家堡至将台，在将台以90度的角度转折向东，顺马莲河河谷至马莲水庙出西吉而进入原州区的张易镇，长城过张易后进入叠叠沟，出叠叠沟山口后至孙家庄、白家湾，在这里又转折向东，经过吴庄、闫家庄，至明庄西北，便分为两道，形成“内城”和“外城”之分。

内城从明庄过公路，便爬上固原城西北5公里的一道顺向小丘陵上，经郭庄、十里铺过清水河后至沙窝。外城更向西北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弓背状，经乔洼过清水河，过河后再折向东南至沙窝与内城合二为一。内城与外城遗迹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内城的墩和墙高大、宽厚、完整，城线笔直如划，气势雄伟巍峨。全线约8公里长的内城遗迹保存较完好，除现代公路及少数后期冲沟穿破外，全线基本上不曾中断，每200～230米便有一个城墩。外城已残毁不堪，大部分夷为平地，残留的城墩多为2～3米高，大部分看不到城墙。

战国秦长城过沙窝后爬上程儿山，经阳洼以南、中庄乔家沟，上黄水庙、王家崾岘、黄家庄而出原州区进入彭阳县古城镇的黄湾以北，经白阳镇的姜洼、丰台、阳洼、前洼、陡坡子、李岔、城阳乡的窑湾、白岔、乔渠、长城白马庙、祁家庄、张沟圈、小庄、施坪，从刘家堡子出彭阳县，又进入甘肃省镇原县的孟家塬。长城在彭阳县境内长约60公里。

彭阳境内的战国秦长城，大多因地势之便，顺着山梁或沟坡，用黄土夯筑而成。在地形平坦的地段，平地起垒，墙基较宽，约6米，一般在墙外取土夯筑，在外侧形成壕沟或陡坡。山梁和山坡地段，墙基较窄，只有4米左右，一般也在外侧取土夯筑，形成外侧陡立，内侧平缓的形制。有些山间、沟壑地段，充分利用地形，大多以断壁作墙身；崖壁低矮、平缓的地段，则采取铲削或筑削结合的办法，使之形成陡壁。在长城内侧，沿途修筑有大量障城和烽墩。战国时期，在长城沿线大约25公里即筑障城一座，为障塞尉驻所，指挥戍卒守御长城，防敌入犯。烽燧是长城沿线的重要设施，一般修筑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大约5公里即筑一座，地形复杂的地段，障城的间距还会小。每座烽燧置燧长1人，戍卒若干人，专事候望、巡逻和施放烟火报警。烽墩之下筑有营坞，为戍卒住所。

在先秦长城沿途，散落有大小筒瓦和大小板瓦残片，瓦背多绳纹，内侧有瓦棱纹、方格纹、圆点纹，具有明显的秦瓦特征。有些筒瓦四角有小孔，考证为修造长城落水装置所用，即在长城筑成后，在城墙顶端平置板瓦，以承受雨水；在城墙顶部两侧，则以绳索系吊筒瓦，形成流槽，排除雨水，以减少雨水对长城墙体的冲刷，四角的小孔，即为连接筒瓦所用。

长城，是中华儿女心中一座永远不倒的丰碑。为保护这座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瑰宝，1984年7月，部分在京新闻媒体与专家学者联合发起了以社会赞助的方式维修长城的活动。9月，邓小平同志在这项名垂青史的活动中挥笔题写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题词，把保护长城提到了爱国的高度，给长城保护乃至文物保护事业赋予了神圣的使命。为此，彭阳境内的这段战国秦长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7年7月15日，彭阳县古城镇王大户村一农民在耕地时，偶尔发现了一座我国先秦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墓葬群。后经文物考古部门考察挖掘，初步探测在方圆2万平方米的地下竟埋藏着16座古墓。这将为研究宁夏南部山区乃至我国西部地区古代的自然、社会、经济及文化提供了佐证，具有十分重要的考古价值。

古墓背后的历史我们可从《史记·周本纪》和《史记·秦本纪》中看出，至西周末年，民族关系发生变化，猃狁之名消失，戎族却日益强大，逐渐向周王朝进逼。周宣王时命非子和西戎，又命秦仲伐西戎被杀；周幽王时西戎犬戎与申侯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后，将岐山以西之地赐予秦，使自行从戎人手中夺取。此时活动于当地的戎族部落主要是义渠戎。《后汉书·西羌传》载：“平王之末，泾之北有义渠之戎。”《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宁、原、庆三州，秦北地郡，战国及春秋时，为义渠戎国也。”又据《史记·匈奴传》记载：“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今陕西乾县北）、泾、漆（今陕西彬县）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史称“西戎八国”。具体地域范围即今六盘山以西和陕西岐山、彬县以北的广大地区。

上述诸戎中，势力最强的当数义渠戎。当时六盘山以东是一派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光，义渠戎在当地立国、联合、兼并，经过休养生息，逐步消化农耕青铜文明，创造独特的游牧青铜文化。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用谋臣由余计策，灭十二个戎国（实为部落），开地千里，成西戎霸主，六盘山以东仅剩元气大伤的义渠、乌氏、大荔等少数戎族部落，且都臣属于秦国。到春秋末年义渠戎已建有巩固的城郭，并逐步转化成以农业为主的民族，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但是在强秦的蚕食进逼下，经过170多年的反复较量，最终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被秦所灭，秦就其地置陇西、北地、上郡，三郡之地包括了今陕西北部、宁夏南部和甘肃东部。从此，先秦时期活动在我国西北的各种“戎”都从历史上消失了，一部分融合成华夏族，一部分融合到其他民族中去了。

义渠戎是西戎诸国中的佼佼者，他们作为彭阳境内最早的先民，开发彭阳，并是北方游牧青铜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与中原农耕文化进行了经济互补、文化交融，同时为秦国统一全国作出了贡献。义渠戎在六盘山以东泾河流域惨淡经营近五百年时间，囊括整个春秋战国时期。

墓葬形制隐含古风水学王大户墓葬群的地理位置是在河之南的半山坡上，墓葬的形制为“竖穴土洞”式。墓穴较小，一墓仅容一人，没有棺椁，墓主人仰身直肢，首东足西，且头低脚高，面向西方，显然有它的特殊含义。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戎族）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嫠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寒。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也。”同书李贤注引《黄帝素问》曰：“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其人山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在我国西周末年“周易八卦”和“五行造物”学说流行于世，古人将它与宗教、迷信联系在一起，王大户古墓葬的方位、形制也以此确定。西方为金，东方为木，墓主人足西首东、脚高头低，就是取“相克”之意。到了西汉景帝时，义渠戎人公孙昆邪就精于阴阳五行之术，曾著述十五篇。

神秘的陪葬古剑王大户古墓属典型的春秋战国时期墓葬，无论其形制的特殊，或是随葬品的丰富，在我国已发现的北方草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都为数不多，这对于研究我国北方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西戎民族文化及畜牧业的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王大户已挖掘的墓葬中都有一把青铜兵器搁置在死者的腰部，成人长剑，幼童短剑。且墓穴中多有玛瑙、绿松石、青铜器、铜剑、车马饰、牌饰等珍贵文物。还埋藏有大量的马牛羊头骨，但没有发现任何农耕器具及生活用品。

王大户墓葬中出土的众多文物，为我们提供了扑朔迷离的信息，由此可追溯一些西戎民族活动的蛛丝马迹。为何每个墓穴中都有一把剑搁置在墓主人的尸骨旁？《史记·匈奴传》中有这样的记载：“（西戎）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者马牛羊……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王大户戎族墓葬

戎族作为西北部最强大的游牧民族，自商周以来形成军事部落联盟，频频向农耕经济政权挑战，马上战术优于中原民族并得到充分的发挥。最值得一提的是王大户墓葬出土的兵器中有一把铜柄铁剑，这或许是迄今全国发现最早的铁制武器，还可证实当时已有了金属焊接技术。尤其是出土的绿松石较多，绿松石是我国古老的传统玉石，也是世界上稀有的贵宝石品种之一，出产于我国新疆、陕西、河南、湖北等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与青玉、玛瑙等玉石一起用作装饰品。古代西北民族对绿松石格外崇敬，至今仍是神圣的装饰用品，用于宗教仪式，认为绿松石是神的化身，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代表胜利和成功，有“成功之石”的美誉。

以畜牧为生的戎族墓葬中只有大量马牛羊头骨，而无任何农耕器具。这给我们考证古墓的具体时间提供了信息，《汉书·匈奴传注》记载：“无米粟，唯食肉。”这是对战国之前戎族生活的写照。在我国商朝以后的畜牧业发展时期，“祭祀或殉葬所用牲畜，有时多至数百头，数量可惊。”（见《中国通史》第一册）。王大户墓穴中无农耕器具，显然是以畜牧业为经济基础的。证明墓葬是整个戎族部落未建城郭、无固定居所、不从事农耕之前的。乌氏戎的领地在六盘山腹地，而义渠戎的西境没有到达六盘山，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27），秦国占领乌氏戎地，设立乌氏县，乌氏戎迫于秦势向西迁徙到河西走廊。以此推测，古墓的埋葬时间应该在秦设乌氏县之前，属于乌氏戎墓葬群。因为后来活动在这一带的义渠戎实行火葬，据《墨子·节葬》记载：“（义渠戎）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王大户墓葬群未发现有关火葬的遗存，说明不是义渠戎的墓葬。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西戎诸部落）各自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居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作为没有文字的民族，这些散居部落之间的关系、融合、迁徙已无法搞清。但是，他们出于对农耕经济的掠夺，各个部落在军事上的联系无疑是紧密的、频繁的。根据当时生产力水平对自然地理的利用，交通、信息的交流，加之游牧民族流动性大的特点，似乎单独一个部落的地域、人数是有限的，对辽阔的疆域和属民的统辖是有困难的。这样，一个部落若有数千人（尚包括老人、妇女、儿童），要独自构成对周秦的挑战、对阵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些部落必须在军事上构成一种松散的联合体。然而义渠戎国是春秋战国时期活动于六盘山地区的大国，可是农牧兼营，必定有农业的痕迹。乌氏戎纯经营畜牧，直到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遗留在当地的乌氏倮还在经营畜牧，并大受秦始皇的恩宠，“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为何墓穴的主人都很年轻，年龄最大的为四五十岁，最小的仅一岁半左右？鉴于各个问题，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是较为清晰的。正如《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的“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如此恶劣环境和部族伦理之下，年纪稍长的老人就根本无法生存下去。《后汉书·西羌传》还记载：“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说明是以有悖人伦的婚姻关系加快人口的发展，以剽悍好杀的天性保持部族的强壮。由此想象墓主人年轻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了，夭折的幼童也可视为正常。可以推测王大户墓葬群是某个家族或小部落的墓地。原因是这些古墓的选山定水、墓葬制式、随葬物品都很精细，不像是兵燹屠杀，或突发性事故所为。

西戎诸国近千年的历史，对彭阳境内有深远的影响。史学界认为当时的蛮、夷、戎、狄族和华夏族的区别，主要是文化、风俗差别，而不是血统差别，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只不过是一部分文化落后的居民而已。其中戎族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常以游牧为生，劫掠财富和人口。

总之，王大户墓葬群的挖掘，为了解古代朝那地区戎族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春秋战国时期，彭阳是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汇之处，生活着史书上记载的“西戎八国”的义渠、乌氏、朐衍等戎人部落，他们创造了发达的青铜文化。由于这种文化广泛分布于以陇山为中心的甘宁青地区，文化内涵的区域特征十分浓郁，从文化分布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来看，与史籍所载的西戎民族的几个生存的地理范围吻合，应属于西戎民族。因此，学术界和考古界一般称之为“西戎文化”。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在彭阳县境内的孟塬、红河、草庙、新集、交岔、城阳、古城、白阳镇等地均发现了古戎族墓葬，出土了许多陶、铜、铁、金、银、骨、石等各质地的器物，不仅资料丰富、发展序列完整，而且青铜器的发展比较清楚，极具典型代表性。特别是王大户古戎族墓葬的挖掘，为研究中国北方青铜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依据。

从彭阳境内丰富的考古学材料所蕴涵的文化内涵分析可知，这里的青铜文化在发展和孕育过程中，既受到了北方鄂尔多斯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又有关中地区秦人及中原华夏族的先进文化因素，是一种典型的区域性青铜文化类型。彭阳的青铜文化墓葬，在制式上无论是经过科学系统发掘的大型墓地，还是临时清理的小型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墓道洞室墓两类。土坑墓墓底一头高，另一头低，呈斜坡状。洞室墓把墓坑作为墓道，有单洞室墓、双洞室墓、偏洞室墓。几种洞室墓的共同特点是洞室底都低于墓坑底，外高里低。这种与其他地区土坑墓风格迥然不同的竖穴洞室墓葬形制，是春秋战国时彭阳境内较为独特的制式，是模仿墓主人生前所居住的窑洞形式营造的，这也为黄土高原上先民们居住窑洞的古老历史提供了佐证。在葬俗上头低脚高，头里脚外，头东脚西，表现出了西戎民族的原始信仰。且墓葬无论大小，都陪葬有数量不等的马、牛、羊头骨和蹄骨。从而表现了畜牧业在生产和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牲畜显然有财富象征和祭祀的意义。大面积的墓地出现，也说明当时先民已过着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有别于逐水草而居、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

彭阳境内的青铜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器物呈现出浓郁的地方特征，主要有青铜器、玉器、石器等，尤其是铜柄铁剑的出土，说明当时已经有了金属焊接技术。还有大量兵器、车马器、饰物等的形状特征，都说明了彭阳境内的青铜文化具有北方和中原青铜文化的聚合交融现象。这些器物的大量出土，很显然地证实彭阳境内的青铜文化在孕育发展过程中，汲取了关中地区秦人及中原华夏族的先进文化因素，使这里成为以土著文化为主体，融合有北方鄂尔多斯地区和中原文化因素的混合型文化区域。由此说明，彭阳境内的西戎文化是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乌氏倮南下救秦　始皇帝北上巡边

乌氏倮，又名臝，或为女性。大约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际，生活在宁夏南部的六盘山一带。

乌氏，是戎族部落名，也是秦国北地郡属县之一；倮，是乌氏戎族的人名。乌氏倮，就是乌氏县的大商人、大牧主倮。倮世居北地乌氏县，世代以经营畜牧为业。商鞅变法之后，整个戎国臣服于秦，六盘山一带的游牧区也相对稳定，很少发生拉锯战，畜牧便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及至倮做了族长，倮族之畜牧业已经伸展到了阴山以北，与胡族常相交易了。倮豪侠仗义，善于周旋，与匈奴各部单于交好，便在畜牧之外做起了马匹生意，将中原谷物、盐铁等卖与匈奴，再将换来的草原良马南下卖与中原各国。数十年下来，乌氏倮财货剧涨，声名遍及草原胡族。就在秦统一全国的前夕，乌氏倮闻知秦国发生了大旱饥荒，乌氏倮深感秦国之威、秦人之身给自己的马商生意带来的巨大好处，慨然买得大批燕赵粮谷并草原数万头马、牛南下救秦。吕不韦接得浩荡马、牛与数十万斛燕麦稻黍，并力邀乌氏倮南下咸阳，乌氏倮入咸阳三日，秦王嬴政诏封为上卿尊荣，爵位与封君相同，号为乌氏君。

乌氏倮利用六盘山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养牛牧马，发展畜牧。到秦始皇时期，倮已成为当地一个大牧主。尤其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统一了货币，在全国范围内通行货币“秦半两”，给商品交易提供了方便。聪明的倮看到周围的戎人只会放牧，而不懂养蚕、织丝，他就把马、牛、羊贩卖给关中农耕地区的农民，然后收购珍异物品、丝绸和日常生活、生产用品，带回来销往牧区，再换回牲畜销到内地农区，一来一回，做着利润十分丰厚的绢马交换生意。倮还常向居住大山深处的戎王进献丝织品，戎王也高兴以价值相当于丝织品十倍的牲畜和畜产品酬报，使其财富不断增值。这种不等价的绢马交易，使倮成为西北地区出名的大牧主兼大商人，也是宁夏历史上最早的首富而闻名于秦朝。

乌氏倮既传承了戎族传统的饲养方式，又积极执行秦朝有关畜牧政策。秦始皇时期，专门设置有管理牛马的机构太仆寺，并以立法形式保障畜牧业的发展，颁布了《厩苑律》《牛羊律》等畜牧专款条例，才使乌氏倮的畜牧生产与交易得到保障而较快发展。乌氏倮拥有的牲畜多得无法计数，据史籍记载，说他的牲畜多到只能用“山谷”进行计数的程度，即简单的头、匹计数已无法统计准确，只能以一条山沟里所有的牲畜为一个计量单位，进行统计。

秦始皇在公元前220年巡视陇西、北地郡，途经六盘山地区时，巡察了乌氏倮的畜牧业经营情况。在重农轻商的封建时代，作为一个牧主兼商人，乌氏倮能取得这样高的政治地位是非常少见的。大概是因为倮为朝廷提供了大批军马，对秦国的政治经济有极大的贡献，所以才受到秦始皇的格外恩宠。乌氏倮经营畜牧业不仅对当时秦朝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也为后来各代经营官办畜牧业开创了先河。

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带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西巡，这正是其欲开发大西北的前奏。《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秦始皇这次北巡的主要目的是祭祖，秦人先祖早在夏商时代就居住西垂，那里有秦国的先祖宗庙及陵墓，也有祭天所用“西畤”等。后来，非子牧马有功被周孝王封为“附庸国”，到秦襄公时，犬戎攻入镐京，灭了西周，秦襄公率兵全力以赴保卫周平王，并且把平王一直护送到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市），建立东周政权。

秦襄公的举动使周平王感激不尽，于是就把岐以西之地都许诺给了秦襄公，并且承认秦国的诸侯地位。从此，秦国不断发展，地盘逐渐扩大，后来把都城逐步东迁到了陕西关中，直到统一全国。在古人的心目中，天地、先祖是非常神圣的。所以，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去西垂故地祭奠先祖。又据史书记载，直到秦二世时期，西垂故地都一直保留着秦人宗庙，而且保持着定期祭奠的惯例。

秦始皇这次北行的行走路线是：由咸阳到陇西郡（今甘肃临洮），之后东返，经朝那县（今彭阳县古城镇）祭祀朝那湫，然后东行走茹河大道至北地郡（今甘肃宁县境内）。这次北巡，一是以祭祀教化边民，二是以武力威慑匈奴。当时西北边地民族成分复杂，西北边地安定了，可以解除他东巡的后顾之忧。

从秦始皇首巡北地的这一年起，开发西北的战略就已经开始实施了。始皇巡视后便下令在全国修筑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修筑驰道规模如此之大，皇帝巡幸西北的道路不说是“广五十步”，起码是能够通行大车的，以使大规模的出行安全便捷。因此，秦始皇的这次出巡，从另一层意义上说，对于西北地区，特别是连接陇西、北地二郡的道路得到了一定规模的修筑。秦代的朝那县介于二郡之间，当地的道路修筑已纳入到了整个大的交通体系之中。应该说，此时朝那东来西去南往的道路已基本畅通。秦始皇北巡，也是彭阳传统文化中最具魅力的历史事件之一。

就在秦始皇北巡后的第五年，即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沿着当年始皇巡视的路线，北伐匈奴，一直攻到今天的内蒙古河套地区。然后迁谪移民，筑城设县，曾一度将农业区北扩至河套地区，开发建成了“新秦中”，巩固了西北边疆。

战国至秦，西北边地“鞍马为居，射猎为业”，主要的经济部门是畜牧和狩猎。活动在这些地方的少数民族人固不待言，即使是秦人，在这些地区也只能从事畜牧。

乌氏县属北地郡的西缘，与陇西、上郡等地相比，它距秦的中心地带还算比较近的。秦的西北边地农业很落后，边防的主要经济支柱是靠畜牧业。据《商君书·兵守篇》记载，在西北边地主张组织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为一军”。壮男之军应敌，壮女之军修工事，而“老弱之军，使牧牛、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获其壮男女之食”。军队的食物，显然是以畜牧业为主。畜牧业在边地，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很重要的军事用途。

秦的军队以骑兵为主，骑兵的强弱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马。据《秦律杂抄》中说：“先赋募马，马备，乃遴从军者。”要先训练好军马，然后才能选拔从军的骑兵，说明秦的军事动力也来源于畜牧业。西北边地本来就是经营畜牧的地方，为了适应边防的军事和经济的需要，秦国便在这里设置了许多苑和厩，以营畜牧。《通典·职官》载，“秦汉边郡置六牧师令。”相当于令的官就有6个，边地畜牧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秦代的苑有两种。一种是禁苑，蓄养野兽供皇家围猎。一种是公马牛苑，蓄养马、牛、羊，供祭祀、军队和食用。在边地的都是公马牛苑。边地之苑，范围相当大，汉平帝罢安定呼池苑，在一个苑的地方建了一个县。秦之沿边比汉尤为荒凉，苑的范围自当更广。汉在北边和西边，仅太仆所属牧苑便有36所，加上中央各机关所属公厩性质的牧苑，数目甚为可观。秦的牧苑虽不见于记载，数目当也不会太少。秦的苑是采取大规模游牧方式畜养牲畜的，为防止牲畜为敌人掳掠，还在秦律中规定，不管放牧到何处，都要就近收入亭、燧、障壁之中，足见平时也是游牧。秦地方上的苑隶属于县，主管官吏为苑啬夫。苑啬夫之下有苑吏，诸如佐、史、牛长、皂啬夫之类。但是，边地牧苑也有直属中央的，归太仆或者其他中央机关管辖。太仆所属牧苑，设牧师苑令主管，令下又有丞，显然比地方的县属牧苑级别要高。苑中蓄养的牲畜要定期上报，县属牧苑主管上报的是县司马令史。秦律规定，上报的时候“人户、马、牛，一以上为大误”，发生这种大误，主管官吏要受处罚。错报了一匹马或一头牛，竟然和错报了一户人家一样，对牲畜的重视程度，殊为惊人。

苑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以经济意义为主的，而厩在边地则几乎纯属军事性质。边地的厩多用于两种用途，一是饲养和训练战马，一是饲养邮递用的传马。一般地讲，厩隶属于县。秦简《秦律杂抄》：“马劳课殿，赀厩啬夫一甲，令、丞、佐、史各一盾。”“苑啬夫不存，县为置守，如厩律。”是厩啬夫和苑一样，亦为县所置。但是边地之厩，从居延简看，有时也纳入边防组织系统。由于和沿边游牧民族交往频繁，秦马之精素为列国公认。在秦国的厩中，不仅训练着一般的战马，而且有极贵重的马匹，对于加强军事实力、巩固边防，确实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统一后的秦朝虽然短暂，但在马政建设方面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战国时，秦国的养马在列国中是数量最大的，《战国策》所载苏秦、张仪的言论，后人已看到秦国有“骑万匹”。商鞅变法前夕，秦国的市场贸易已出现新的变化，即出现专门的牛马市，实行牛马专买。秦朝统一后，开始设置专门管理马政的太仆寺，这为历代的马政管理开创了先河。

秦代彭阳境内的畜牧业已经相当发达，乌氏县就是秦朝在边地的主要牧马基地。当时红茹河流域生态环境好，雨量充沛，草场茂密，虽属西北边地，但利用戎族的牧马技术，使牧马业在全国屈指一数。

蒙恬率军开边地　孟姜寻夫哭长城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蒙恬被封为将军，攻齐，因破齐有功被拜为内史（秦朝京城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弟蒙毅也位至上卿。蒙氏兄弟深得秦始皇的尊宠，蒙恬担任外事，蒙毅常为内谋，当时号称“忠信”。其他诸将都不敢与他们争宠。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蒙恬奉命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鄂尔多斯市一带），自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至阴山，设34县。又渡过黄河，占据阳山，迁徙人民充实边县。其后修筑西起陇西的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境内）的万里长城，把原燕、赵、秦长城连为一体。长城利用地形，凭借天险，设制要塞，有力地遏制了匈奴的南进。后受遣为秦始皇巡游天下开直道，从九原郡（今内蒙包头市西南）直达甘泉宫，截断山脉，填塞深谷，全长900公里，可惜没有修竣完工。蒙恬征战北疆十多年，威振匈奴。

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冬，秦始皇游会稽途中患病，派身边的蒙毅去祭祀山川祈福，不久秦始皇在沙丘病死，死讯被封锁。中车府令赵高这时得宠于公子胡亥，他想立公子胡亥，于是就同丞相李斯、公子胡亥暗中谋划政变，立胡亥为太子。因早先赵高犯法，蒙毅受命公正执法，引起赵高对蒙氏的怨恨。胡亥即位，便遣使者以捏造的罪名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自杀，蒙恬内心疑虑，请求复诉。使者把蒙恬交给了官吏，派李斯舍人来代替蒙恬掌兵，囚禁蒙恬于阳周。胡亥杀死扶苏后，便想释放蒙恬。但赵高深恐蒙氏再次贵宠用事，对己不利，执意要消灭蒙氏。便散布在立太子问题上，蒙毅曾在始皇面前毁谤胡亥，胡亥于是又囚禁了蒙毅。子婴力谏，认为不可诛杀蒙氏兄弟。胡亥不听，杀蒙毅。又派人前往阳周去杀蒙恬。

……

使者对蒙恬说：“你罪过太多，况且蒙毅当死，连坐于你。”蒙恬说：“自我先人直到子孙，为秦国出生入死已有三代。我统领着30万大军，虽然身遭囚禁，可我的势力足以背叛。但我知道，我应守义而死。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敢辱没先人的教诲，不敢忘记先主的恩情。昔日周成王初立年幼，周公旦背负成王上朝，曾断指起誓忠心为主，终于平定了天下。及成王长大，却听信谣言，周公旦被诬逃往楚国。后来成王终于反悟，杀了进谗言的人，请回了周公旦。所以《周书》上说：‘君王办事要反复考虑’。我蒙氏一家对君王忠心不贰而反遭斩杀，这一定是有邪臣作逆谋乱，内部倾轧的缘故。周成王犯了错误而能改过自新，终于使周朝昌盛；夏桀诛杀关龙逢，商纣诛杀王子比干而不后悔，最终身死国亡。所以我认为犯了过错可以改正，听从劝谏可以觉醒。反复考虑是圣君治国的法则。我的这些话，并不是求得免罪，而是准备为忠谏而牺牲，希望陛下为天下万民着想，考虑遵从正确的治道。”使者说：“我只是受诏来处死你，不敢把将军的话传报皇上。”蒙恬喟然长叹道：“我怎么得罪了上天？竟无罪而被处死？”沉默良久又说：“我的罪过本该受死啦，起临洮，到辽东筑长城，挖沟渠一万余里，这其间不可能没挖断地脉，这便是我的罪过呀！”于是吞药自杀。

司马迁在《史记》中叹道：“蒙氏秦将，内史忠贤。长城首筑，万里安边。”“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蒙恬之于秦朝的赫赫战功，之于长城的丰功伟绩，让人感慨万千。

相传，我们现在所用的毛笔是秦始皇的大将蒙恬在北征匈奴、修筑长城时发明的。

公元前215年，蒙恬带领30万大军在西北地区与匈奴交战，双方打得非常激烈，一边打仗一边修筑长城，需要向始皇帝报告的事特别多。为了让秦始皇能及时了解战场上和工地上的情况，蒙恬要定期写战况及工程报告递送。那时，人们通常是用分签蘸墨，然后再在丝做的绢布上写字的，书写速度很慢。蒙恬虽是个武将，却有着满肚子的文采。用上面说的那种笔写战况报告，常使他感到影响思绪。那种笔硬硬的，墨水蘸少了，写不了几个字就得停下来再蘸，墨水蘸多了，直往下滴，又会把非常贵重的绢给弄脏了。蒙恬以前就萌生过改造笔的念头，这次要写大量的战况报告，这个愿望就越来越强烈了。

战争的间隙中，蒙恬喜欢到野外去打猎。有一天，他打了几只野兔子回军营。

由于打到的兔子多，拎在手里沉沉的，一只兔子尾巴拖在地上，血水在地上拖出了弯弯曲曲的痕迹。蒙恬见了，心中不由一动：“如果用兔尾代替普通的笔来写字，不是更好吗？”回到营房之后，蒙恬立刻剪下一条兔尾巴，把它插在一根竹管上，试着用它来写字，可是兔毛油光光的，不吸墨水，在绢上写出来的字断断续续的，不像样子。蒙恬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好端端的一块绢也给浪费了。一气之下，他把那支“兔毛笔”扔进了门前的山石坑里。

蒙恬并不甘心失败，仍然抽时间琢磨别的改进方式。几天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这一天，他走出营房，想透透新鲜空气。走过山石坑时，他又看到了坑里那支被自己扔掉的“兔毛笔”。蒙恬将它捡了起来，用手指捏了捏兔毛，发现兔毛湿漉漉的，毛色变得更白更柔软了。蒙恬大受启发，马上跑回营房将它往墨汁里一蘸，兔尾这时竟变得非常“听话”，吸足了墨汁，写起字来非常流畅，字体也显得圆润起来。原来山石坑里的水含有石灰质，经碱性水的浸泡，兔毛变得柔顺起来。从此，蒙恬常用这支竹管上插着兔尾巴的毛笔给秦始皇写战报，写出的秦篆刚柔相济、美观大方，后来经过许多人的仿效和改进，终使相沿几千年的书法工具——毛笔就产生了。

实际上，在湖南长沙楚墓中就曾出土过战国时期的毛笔，为竹杆兔毫，并有笔套。湖北荆州凤凰山汉墓曾出土几乎一整套文房四宝，其中除了以简代纸外，笔、墨、砚均全，笔也是竹管兽毛所制，并有一个中间开口的笔套，这是西汉文帝时的产物。有人说，西周时期即已用笔。毛笔的笔杆一般用竹管制，讲究些的用斑竹管制，也有用犀牛角、象牙或金银制的，那就是工艺美术品了。笔头所用兽毫分为柔（软）、健（硬）两类，柔毫主要是山羊毛所制；健毫则用兔脊毛和黄鼠狼尾毛等制成，柔毫和健毫杂在一起称为兼毫。笔头制作是中间一簇长毫称为锋，即笔尖；四周包着稍短的毫称为副毫。好的毛笔具有尖、齐、圆、健四大优点。尖，指笔锋如针；齐，指笔毫齐崭；圆，指笔头吸水饱圆；健，指富有弹性，毛笔的型号有多种，写多大的字就用与之相适应的笔，用大笔写小字，用小笔写大字，都无法取得良好效果。产毛笔的地区，唐代至宋代，以安徽宣州最出名，所产紫毫（老紫兔毫）笔，为无上佳品，其价如金。明清时期，为浙江湖州善琏镇所产的选料严格、制作精良的湖笔所取代，并且相沿至今。

自古有长城的地方，就有孟姜女的传说。彭阳境内的古长城即为战国时秦昭襄王所筑，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长城之一。所以，孟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哭倒长城的故事，在彭阳境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况且千百年来每逢“鬼节”（农历十月初一）仍有为死去亲属“送寒衣”的习俗。

孟姜女故事是我国流传最久、影响最广的传说之一，几乎历代的正、野史都有文字记载，而且列为烈女、周贤等，甚至立庙祀奉。孟姜的故事是我国古代四大爱情故事（天仙配、牛郎织女、白蛇传）之一，属于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尊重故事的本源，整理和研究这方面的史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周贤记》中，说燕国人杞良为逃避秦始皇筑长城之役逃入了孟超家的后花园，此时孟超的女儿仲姿正在池中洗澡，惊骇之余，要杞良娶她为妻，杞良加以推辞。仲姿说：“女人之体只准丈夫见”。后在其父的主持下，仲姿嫁与杞良。当杞良回到修筑长城的工地上后，主典遂将他处死，并将尸体筑埋在长城的墙体内。仲姿得知后，前往长城下哭祭丈夫而使长城崩塌。城崩后里面白骨累累，不能辨别，于是她将手指刺破，血滴白骨，并暗自祷告：“若是杞良骨骸，血便流入，收回葬之。”不过书中把孟姜的名字演化成了孟仲姿，杞梁演化成了杞良。滴血认骨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一种唯心做法。此传说的形成，与隋唐时注重边疆军事守卫有极大的关系。长城是边疆上的屏障，戎役思家，闺人怀远，长城便成了生离死别之悲剧的根源。因此，人们希望哭崩杞城或莒城的孟姜女最好把长城也给哭倒，不再制造人间悲剧。当时唱词诗歌中有许多描写筑长城士兵的悲惨命运，如东汉末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唐代张籍的《筑城词》：“筑城处，千人万人齐把杵。重重土坚试行锥，军吏执鞭催作迟。来时一年深碛里，尽著短衣渴无水。力尽不得抛杵声，杵声未尽人皆死。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土。”以及王翰《饮马长城窟行》中写道：“归来饮马长城窟，长城道傍多白骨。问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黄昏塞北无人烟，鬼哭啾啾声沸天。无罪见诛功不赏，孤魂流落此城边。”在这种情景下，人们必然借孟姜故事演化成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中唐以后的《文选集注》中亦有相近的记载。自此以后，孟姜寻夫哭崩长城的故事便在民间广为流传，以至于压倒了经典记载而被许多文人引用。

20世纪20年代，在敦煌石窟的藏书中曾发现一首有关孟姜的小曲，格律颇近《捣练子》，词为“孟姜女，犯梁妻，一去燕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长城路，实难行，乳酪山下雪雾雾。吃酒则为隔饭病，愿身强健早还归”。说明唐宋时还有把孟姜夫死哭城变成了寻夫送衣的故事。曲中把杞梁称为“犯梁”，孟姜称为“孟姜女”。寻夫送衣的传说是有其来历的，因为从汉代以后，沙场征戎客渐多，文人用“捣衣”作题的诗亦多，内容多为制衣付寄，以寄托离别思念的痛苦。后来逐渐转为寻夫送衣，如唐代王建的《送衣曲》：“去秋送衣渡黄河，今秋送衣上陇坂。妇人不知道径处，但问新移军近远。半年著道经雨湿，开笼见风衣领急。旧来十月初点衣，与郎著向营中集。絮时厚厚绵纂纂，贵欲征人身上暖。愿身莫著裹尸归，愿妾不死长送衣。”还有皮日休《卒妻悲》：“河湟戍卒去，一半多不回。家有半菽食，身为一囊灰。官吏按其籍，伍中斥其妻。处处鲁人髽，家家杞妇哀。”孟姜寻夫就是在这种情景下产生的，以寄托思妇为戍守边疆、远征沙场丈夫的思念和哀感。

宋代孟姜的故事不仅在民间流传甚广，连官方也确立了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据后来在安肃（今河北徐水县）发现的北宋祥符中（1008～1016）王梦徵所作的《姜女庙记》碑刻和嘉祐中（1056～1063）同官县（今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县令宋宗锷重修同官孟姜女庙的事，是至今所知最早为孟姜立庙的记载。宋代不仅出现了孟姜女庙，也出现过杞梁庙，据《北辕录》记载，淳熙四年（1177）南宋派员出使金国时，“至雍丘县，过范郎庙，其地名孟庄，庙塑孟姜女偶坐，配享者蒙恬将军也。”雍丘即西周时的杞国之地，范郎即孟姜之夫，是从杞梁名演化而来的。南宋初年就产生了关于孟姜的小说和评话，郑樵在《通志·乐略》中曾有记载。

从元代开始，孟姜女的故事被搬上了戏剧舞台，产生了不少剧本和戏曲。其中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所载的孟姜女戏本是为最早，其次是明代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所载的“宋云旧篇”里有孟姜女送寒衣的故事。元代马致远所作的《任风子》和钟嗣成的《录鬼簿》中，亦载有“孟姜女送寒衣”，这是北曲中有关孟姜女的整本戏，可惜现已失传。在元代的戏曲中，孟姜一名演化成了孟姜女，杞梁一名却演化出了许多名字，如杞良、范杞良、范希郎、范三郎、范四郎、范士郎、范喜良及万喜良等等。

明代，孟姜女的故事不仅广为流传，而且兴起了为孟姜女建庙立碑的热潮，使得官方及文人们不得不承认孟姜女在历史上的地位，并载入了各种史籍，只是对孟姜女的籍贯问题众说纷纭。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编成的《大明一统志》记载：“孟姜女陕西同官人，负骨葬县北。秦孟姜女墓，县北二里金山岩下有孟姜女石洞，即孟姜女埋葬处，有石龛，广可丈许，土人为塑像立祠，即姜女庙……宋嘉祐中县令宋宗锷重修。”同官姜女祠修建于一千多年前，位于古县城一公里的金山下，依临漆水，有姜女祠遗迹存留，相传曾古树参天，清风徐徐，古朴幽静，山泉潺潺，为八景“姜女清风”。这里孟姜女的籍贯由齐国人变成了秦国人，后又有史书和孟姜碑记把她的籍贯变成燕国或楚国人。至于孟姜的墓冢也有五处之多，即临淄、同官、安肃、山海关及潼关。明代较新奇的孟姜女故事，是《鬼冢志》附录上所载的碑文，说孟姜姓许，嫁给关中范植，她寻夫见了白骨后，痛哭三昼夜而绝，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大将蒙恬封赠给他俩官爵，并将其合葬在山海关。合葬之日，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沙石凝成了望夫石，海中涌出了一个小岛，然后就岛筑坟，石上建庙。

清末宣统二年（1910），上海在拓建马路至老北门城角时，发现了一个石棺，中卧三尺大小的石像，石人胸前镌刻“万杞梁”三篆字，石人标明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筑上海城时所凿而埋于城下的。据《孟姜仙女宝卷》所载，秦始皇筑长城时，太白星降童谣：“姑苏有个万喜良，一人能抵万人亡，后封长城做大王，万里长城永坚刚。”所以秦始皇下令埋喜良于城下。这是明代流传在江苏一带的孟姜女传说，并说万喜良是苏州人，孟姜女是松江人。清朝时期对孟姜女的故事争论颇多，主要还是以顾炎武《日知录》所言相信《左传》的记载是较能贴近故事本源，也有以《东周列国志》为依据的，认为孟姜哭崩的城墙是在齐国境内。

不管对孟姜女故事的争论和考证如何，从清代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孟姜女故事内容大略分为如下过程：缉拿出逃—花园相遇—临婚被捕—辞家送衣—哭崩长城。其贞烈感动了秦始皇，欲娶她为妃，她要求造坟立庙和御祭，祭毕自杀，秦始皇失意而归，追封孟姜为贞烈女。关于孟姜女和万喜良的籍贯，以苏州和松江最为普遍；至于二人死的地点，几乎一致说是山海关，也有极少数人认为是潼关和咸阳。

孟姜女故事是经历了数千年的流传和演变逐渐形成的，它反映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对封建王朝沉重徭役和兵役的反抗，以及对专制残暴的痛恨与谴责。也反映出我国古代妇女对纯真爱情、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弘扬孟姜女故事及其长城文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

汉武六巡安定郡　班彪吊贤朝那县

秦始皇时，匈奴被秦将蒙恬击败，退出河套以南地，徙往漠北。此后，匈奴有十余年很少南下。秦二世元年（前209），匈奴冒顿单于即位，冒顿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多有建树，使匈奴迅速强大起来。

冒顿是匈奴头曼单于之子。当其为太子时，头曼单于欲立所宠阏氏（匈奴皇后）之子为太子，将冒顿派往月氏（西域游牧部落）为质，随即发兵攻打月氏，欲惹恼月氏杀掉人质。可冒顿勇猛剽悍，闻讯后盗得了一匹好马，逃出月氏回到匈奴，其父头曼单于见害其不死，只得让其为万骑的统领。但冒顿因此对头曼单于不满，他将所部训练成绝对服从、忠于自己的部队，为政变谋位作准备。他制造了一种名为“鸣镝”的响箭。出猎时，他射出鸣镝，随从有不随鸣镝射向同一目标的皆斩。而后，他用鸣镝射自己的宝马，左右有不敢射者，也被立斩。他还用鸣镝射自己的爱妻，左右仍有不敢射者，又被斩杀。经过严格训练，他知道部下已经绝对忠于自己，在一次随其父头曼单于出猎时，冒顿用鸣镝射头曼，左右皆随之放箭，射杀头曼。随后，冒顿又诛杀后母及异母弟，尽杀异己之大臣，自立为匈奴单于。

冒顿做单于后，经过一段时期的韬光养晦，蓄积实力。终于灭东胡、败月氏，有了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达辽河、西逾葱岭的广大地区，号称将“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民族。

冒顿单于在不断扩张领地的同时，曾多次带兵南下袭扰汉边。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用兵，是汉高祖六年（前201），以40万大军将汉高祖刘邦包围在平城白登山。此后，西汉被迫采取“和亲”政策，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冒顿单于虽不再大规模入侵，但双方边境地区小规模的战斗始终未断。

……

刘邦死后，吕后执政。冒顿单于竟然提出要和吕后结亲的请求。吕后大怒，欲发兵击匈奴，被诸将劝止，复与匈奴“和亲”。冒顿单于在不断对周边用兵，扩展领地的同时，还对匈奴的政治、经济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制定了必要的制度和法律，巩固和健全了匈奴奴隶制军事政权，其统治一直延续到汉文帝初期。

汉文帝六年（前174），冒顿单于死，其子稽粥即位，号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初即位，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派宦者燕人中行说为护送使者，中行说不愿去匈奴，被强令出使。中行说忿恨上路，到匈奴即投降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对他亲信备至。中行说在匈奴千方百计破坏汉匈的“和亲”关系，鼓动老上单于伺机南下攻汉。

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冬，老上单于率骑兵14万，破长城大举南下，攻入朝那萧关，杀死驻守在朝那的北地郡最高军事长官——都尉孙卬，兵锋直达关中，京城长安震惊，成为汉初振聋发聩的事件。汉文帝得到边关战报之后，立即命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兵10万，屯驻长安附近防卫京师，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遫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戍守边郡。同时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赫为前将军率领20万大军，迎击匈奴。但老上单于已抢掠月余时间，在汉军未到朝那之前就出塞而还，汉军并没有对匈奴采取有效的打击。从此，匈奴日益见骄，岁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等郡最为严重。

汉朝在这次战争中的退缩忍让，更加助长了匈奴抢掠的气焰，数年间不断掳掠汉朝边境的人口和畜产。汉文帝深患匈奴的侵扰，召关西六郡良家子弟习射于上林苑，又采用晁错之策，起用义渠戎族骑士参与防卫。并募民徙居塞下，屯田筑城，加强边防。虽然朝那境内遭受抢劫最重，可战后汉朝在这一地区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国防建设，充实人口，发展农业，在古代彭阳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汉武帝刘彻即位后，以他的雄才大略，采用文治武功的战略战术，沿长城内外修建了关塞、亭障、斥堠和烽燧等系统工程；开通丝绸之路，扩大对外交往；移民屯田，发展农业生产；大力饲养军马，彭阳境内就是一个很大的军马场。经过一个阶段的休养生息，西汉初期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已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反击匈奴了。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派大将卫青等率兵一举将匈奴逐出塞外。元狩二年（前121），又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和公孙敖分兵出击匈奴，匈奴在祁连山遭到惨重失败。匈奴元气大伤，从此再也不能与西汉抗衡了。鉴于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14万骑突破朝那萧关，威逼长安的历史教训，他格外重视朝那一带的军事防务。将降附的月氏族安置在今隆德县境内，设置月氏道（道相当于县级政权，是中央政府专为安置少数民族设置的管理机构）管理月氏族的生产和生活。同时于元鼎三年（前114）以北地郡西北部析置安定郡，郡治高平县城（今原州区）。安定郡是中原王朝在北部边地的重镇，更是西北边镇凭借长城屏障进行防御匈奴侵犯的中枢所在。

丝绸之路的开通，给汉武帝巡视安定郡创造了有利的交通条件。加之西北边境的相对稳定，汉武帝开始巡视边陲，检阅军队，向匈奴炫耀军威，以显示皇帝的功德和威力。从元鼎五年（前112）到后元元年（前88）先后6次到安定郡巡视。可见汉武帝十分重视政权的稳固。加之安定郡是京师之西北门户，又是河西四郡（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到首都的必经之地，足以说明这一地区在西汉王朝政治军事中的重要地位。

元鼎五年（前112）十月，也就是安定郡设置后的第三年，为加强管理和防务，45岁的汉武帝巡行西北，阵势极大，仅随从“数万骑”。他们登临崆峒山后，北出萧关，在视察新设立的安定郡后，又北上，进入宁夏的河套地区巡视边塞，当时称为“新秦中”。由于匈奴远遁，边塞官员防务松弛，千里不筑巡边亭障，汉武帝勃然大怒，下令诛杀不忠于职守的北地郡（治马岭，在今甘肃省庆阳县西北）太守及其下属官员多人为戒，然后西临祖厉河而还。这次诛杀，朝野震动，各郡太守纷纷整治道路，修缮军事设施，重视了辖区的防务。为弥补军马的不足，汉武帝下令边地郡县发展养马业，由官府提供母马，用以繁殖，3年后归还。

汉武帝巡视安定郡是国家之大事，也是安定郡的大事，朝那县有识之士为纪念汉武帝的巡幸，铸造了代表权力象征的鼎，因为这件鼎出土于朝那县（治今彭阳县古城镇），且铭文中又有“朝那”二字，便命名“朝那鼎”。鼎身刻有铭文三段，其中第一段就是“第廿九，五年，朝那，容二斗二升，重十二斤四两”。铭文中的“第二十九”寓意汉武帝在位已29年（公元前140年登基，到元鼎五年即公元前112年）；“五年”即指元鼎五年。因此，可解释为汉武帝在位第二十九年，即元鼎五年到安定郡的。当时朝那县属安定郡管辖，所以这尊鼎是专为汉武帝巡行而特意以朝那的名义铸造的。

元封四年（前107），汉武帝下令修通了长安通向安定郡的回中道，这一举措对六盘山区的交通建设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从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走向，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一路途。这一年，汉武帝加强了中央军力，成立了御林军，出巡更加威风。所以在冬十月，汉武帝率群臣过回中道，北出萧关，巡行边防。在安定郡，汉武帝下令免除高平（今原州区）、朝那县（今彭阳县）当年的租赋，以示皇恩浩荡。这次巡视的重要意义在于修通回中道以北出萧关，说明安定郡的战略意义，为丝绸之路的咽喉所在。回中道的开通，也是今彭阳得以大规模开发的契机，对后来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两次巡视除了文武大臣随驾外，太史令司马迁也作为随从官员对这一地区的风土人情进行了实地考察。

太初元年（前104）秋八月，汉武帝第三次巡视了安定郡。

太始四年（前93）冬十二月，已64岁的汉武帝至雍祭祀五帝后，第四次又专程到安定、北地两郡巡察。

征和三年（前90）正月，汉武帝先到甘泉宫祭祀后，又专程巡视安定郡。汉武帝在安定郡时，接见了西胡月支（氏）国的使节，接受他们献上的珍兽和礼品，即大如雀卵、黑如香椹的香四两，形如小狗、大似狸而色黄的猛兽一头。可见，西汉时安定郡已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通道上的一个重要地区。

后元元年（前88）正月，汉武帝第六次到安定郡，68岁高龄的汉武帝千里迢迢专程到安定郡，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巡。次年，汉武帝病逝。

汉武帝6次驱马击剑出萧关，尤其是回中道的开通，对于经略安定郡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是萧关是关中北面之大门，拱卫着中原地区的安危，是战略要地，又是战国秦长城所在地，是匈奴南下进入关中的咽喉要道，是汉都长安的西北边防最重要的军事屏障。因此，萧关固，则长安固；萧关失，则长安险，加强萧关的边防建设，对于抗击匈奴，保卫汉朝的江山尤为重要。二是安定郡是汉朝通往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要道及关隘，加强对安定郡的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三是六盘山地区及其清水河一线，气候湿润，水草丰美，是宜农宜牧最佳地带，既是天然粮仓，又是蓄养军马的最佳游牧地带。曾出现了“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畜牧为天下饶”“沃野千里，谷稼殷积”“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景象。因此，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六巡安定，对古代彭阳的快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也为以后历朝经营西部边疆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重视民俗文化的采集和应用的传统，记载和反映民风民俗的历史古已有之。西周时期已有专门采风之史官，他们深入民间采风，为统治者提供“观风入俗，知得失”的文化借鉴。先秦典籍《礼记·王制》中就有“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的记载。关于风俗，汉代人班固已作过解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看来，古代的“风”与“俗”是两个相互有别的文化概念；同时，二者又有必然的联系。风是人的常性之和，是因水土等自然生态因素的不同而生成的彼此相异之风；而俗则是可以改变的。古人重视民俗采风，其意义就彰显出来了，风俗的承传性得以延伸。秦汉以来，作为朝廷文化官员，有详尽文字记载且深入民间作这种民风民俗调查研究的，大概是始于司马迁的。史圣司马迁

司马迁20岁时从都城长安出发，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漫游。他漫游的目的，除了“得江山之助”外，就是凭吊历史名人、游览名胜古迹、采集历史传说，即调查民风民俗。这是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成就其伟大的史学名著《史记》的深层背景。这次出游，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历时将近6年。经历了这次民风民俗调查之后回到长安，不久入仕为官。司马迁接替父亲太史令一职后，便充分利用他所从事的特殊职业给他带来采风的便利条件。汉武帝每次出巡，他都是随从者之一。司马迁曾随汉武帝游历崆峒，考察朝那（今彭阳县古城镇），祭祀六盘山和朝那湫，对宁夏的风俗民情有过实地考察，并在他的《史记》里有清晰的记载。在《史记·武帝本纪》写道：“余尝西至空桐”。司马迁先后数次随汉武帝到过六盘山地区。在《史记·封禅书》里写道：“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六盘山下的朝那湫，就是秦皇汉武祭祀过的华山以西的著名高原湖泊。《史记·货殖列传》，是司马迁民风民俗调查成果的结晶。他把全国分为九个民俗圈，“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这里不仅记载了彭阳境内秦汉时期民俗民风同于关中，而且从历史文化地理的视角描述了生态状况，以及畜牧经济对农业经济的支持与补充。司马迁已经注意到了地理环境的不同对文化及其各方面的影响。

以上是司马迁记载的当时彭阳境内的风俗民情之大略，文字虽不多，仅是宏观上的指向，但涵盖的历史信息量极大。细微处所指，就是乌氏县（今彭阳县新集乡境内）以经营畜牧业而成为巨富的乌氏倮。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这是司马迁考察彭阳境内之后，写入《史记》里的彭阳及固原一带秦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也是当时中国因经营畜牧而成为巨富的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的著名人物。乌氏倮这个历史人物，在中国历史记载中非常经典。无论研究中国早期的商人经济，还是研究历史上的畜牧史，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乌氏倮的身上，传承着彭阳境内早期民俗文化的信息。

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巡视安定郡（今原州区）之后，“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这次来安定郡，司马迁是随行的。或许是因了畜牧业的强盛而使得乌氏倮成为巨富的缘故，或者有了致富的榜样，汉武帝曾宣布“令民得畜牧边县”，希图以畜牧富民。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里对这次北出萧关之行亦有记载。

在两汉交替之际，又有一位文学家、史学家到朝那县凭吊因抗击匈奴而捐躯的都尉孙卬，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班彪。

班彪，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他出身于汉代显贵和儒学之家，受家学影响很大。幼年从兄班嗣一同游学，结交很广。20多岁时，农民大起义失败，群雄割据，隗嚣拥众割据于天水，因避难而从之。因隗嚣固执己见，顽固地割据称雄，班彪只能离去，投奔河西窦融，颇受窦融器重，任为从事。他为窦融谋划，归顺刘秀政权，总河西以拒隗嚣，这对东汉统一是有贡献的。刘秀闻知其才，召见了他，举茂材，任为县的长官，又为司徒掾。班彪时有奏言，对时政多有建议，如《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等。《北征赋》是东汉辞赋，属于东汉抒情赋中的纪行赋，是班彪作于两汉交替的动乱之际。班彪在王莽已亡、淮阳王刘玄失败的时候从长安到天水避难，途经安定郡城（今原州区）时写下了这篇作品。《北征赋》在体制上对刘歆的《遂初赋》多有模拟，就途中所见的历史遗迹抒发自己的感慨，主张以德化边，反对以武御边，并为人民遭受的苦难而悲伤流涕。这篇赋文辞典雅，颇具情韵。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阨灾。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历云门而反顾，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乡。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登赤须之长阪，入义渠之旧城。忿戎王之淫狡，秽宣后之失贞。嘉秦昭之讨贼，赫斯怒以北征。纷吾去此旧都兮，騑迟迟以历兹。遂舒节以远逝兮，指安定以为期。涉长路之绵绵兮，远纡回以樛流。过泥阳而太息兮，悲祖庙之不修。释余马于彭阳兮，且弭节而自思。日晻晻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寤旷怨之伤情兮，哀诗人之叹时。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乎筑怨。舍高亥之切忧兮，事蛮狄之辽患。不耀德以绥远，顾厚固而缮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犹数功而辞鱤。何夫子之妄说兮，孰云地脉而生残。登鄣隧而遥望兮，聊须臾以婆娑。闵獯鬻之猾夏兮，吊尉卬于朝那。从圣文之克让兮，不劳师而币加。惠父兄于南越兮，黜帝号于尉他。降几杖于藩国兮，折吴濞之逆邪。惟太宗之荡荡兮，岂曩秦之所图。隮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风猋发以漂遥兮，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雁邕邕以群翔兮，鹍鸡鸣以哜哜。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悢以伤怀。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沾衣。揽余涕以于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夫何阴曀之不阳兮，嗟久失其平度。谅时运之所为兮，永伊郁其谁愬？乱曰：夫子固穷，游艺文兮，乐以忘忧，惟圣贤兮？达人从事，有仪则兮，行止屈申，与时息兮？君子履信，无不居兮，虽之蛮貊，何忧惧兮？

东汉文坛同西汉相比，变化很大。东汉士人失去了作为文学侍从参与上层统治集团重大活动的条件，环境和地位的变化给予他们广泛接触社会的机会，现实生活的动荡不定也给他们以极大的震撼。他们所关注的热点已经跨出宫廷苑囿，从更广阔的范围寻找有价值的题材。于是，各个时期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往往成为他们创作的直接、间接诱因。

另一方面，社会现实的黑暗以及统治集团所采取的“党锢”等高压政策，使士人普遍受到压抑。物不得其平则鸣，他们越来越多地运用赋这种文学样式抒发自己的不平。于是，东汉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感情激切的抒情赋。

班彪为何要“吊尉卬于朝那”，也是有其历史缘由的。司马迁在《史记》里多次提到“北地都尉卬”，并将孙卬的独特业绩当做重大历史事件的象征引入传记中的。就西汉初年的背景看，汉王朝是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战乱中兴起和统一的，战国诸侯的残余势力和分裂的因素仍很复杂。对于刘氏统治者来说，最大的忧虑就是守边将士的叛乱。只要不反叛，就是弃民失地这样的罪过也可饶恕。这种世风，养成了苟且偷生之臣，而无战死疆场之将。孙卬作为西汉统一以后的第一个以身殉职的守边武将，对于朝野来说，自有其振耳发聩的作用。再则，汉朝自高祖刘邦亲征匈奴受挫直至文景之世，对匈奴专事和亲。汉文帝有志改变长期形成的屈辱局面，但未取得实绩。孙卬战死朝那萧关，其行为本身已暗合文帝之意。客观效果，孙印是汉朝第一个敢于奋起抗击匈奴入侵的边郡将领，在汉朝的边郡镇守史上是一个创举，立了头功。孙卬“力战”而献身于朝那萧关之役，不但为汉朝组织反击匈奴赢得了时间，而且为汉朝的边郡将士作出了仿效的榜样。汉文帝奉行有功必赏的原则，嘉封孙卬子孙单为瓶侯。在文帝封侯的28家中，瓶侯是唯一以当代军功受封、且功臣自身已殁而其子继嗣受荫的。这无论是事件本身，还是对功臣的封赏，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因此，成为班彪凭吊孙卬殉职遗迹的根本原因。

班彪往朝那寻觅和凭吊孙卬遗迹，是自然要游览古萧关的。尽管安定郡的设置，回中道的开通，使萧关失去了秦朝和汉朝初年西北雄关的作用，且已成为历史遗迹，但它毕竟是历史上的名关险阻。

西汉王莽末年，农民起义遍地，各地划界称王，“由是关中离心，四海怨叛”，中原陷入一片混乱。当时三辅士大夫避乱者多往天水。一生博学多才，专心史籍的文学家、史学家班彪此时北游安定，并写就《北征赋》。这不仅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而且对于我们研究彭阳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班固是班彪之子，9岁能诵读诗赋，13岁时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建武二十三年（47）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54），其父班彪卒，自太学返回乡里。居忧时，在班彪续补《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汉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

秦汉时期各种形式的屯田，彭阳境内都是主要地区之一。秦汉王朝组织的这些大规模的军队屯戍、移民实边的活动，在将中原先进农耕技术向北传播的过程中，也将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民风民俗带到北方，彭阳境内是这种文化融会的集散地之一。南北大移民，必然使北方风俗中融入南方的民俗，但地域上的文化风俗是根深蒂固的。《礼记·王制篇》记载说，“高山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不同地理环境中总是要孕育出各不相同的异质文化的。班固在他的《汉书·地理志》里写道：

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

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汉代安定、北地二郡，地域涵盖宁夏南北全境。六郡，即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周振鹤先生将这六郡的地域范围划分为塞上风俗区——西北风俗亚区，风俗涵盖大体具有一致性。秦汉以来北边匈奴正处在兴盛时期，沿边的军事行动与军事防御有增无减。这种长期的边境战争冲突进一步刺激了边塞人的尚武风气。彭阳地处中原与边地的接壤地带，由于地理环境所致，这里多处于军事与战争状态下，民风尚武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就连赫赫有名的皇家卫戍部队军人的选拔和组建，也出自于西北六郡之地。当时班固已经认识到了地理环境在影响着人们生产方式的同时，边塞山水风光铸就一代代善骑射、技艺高强的武人，也熏染着生存在这块地域上的人们独有的尚武气质。

彭阳境内，是秦汉时期关中的北部屏蔽，风俗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特殊性。缘此，彭阳地域上的风俗文化虽然因地理环境而尚武，中原文化却是其主流。这里既有中原文化的特色，“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又有靠近少数民族地域的独特地理环境，多有军事与战争所带来的烟云。实际上，是地域环境导致彭阳境内畜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和多元表现，与这种特殊文化区的文化现象有着密切联系。秦汉以来，北方少数民族的“巫文化”在彭阳境内影响较大，尤其是对朝那湫的祭祀。《汉书·地理志下》里记载的“朝那，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揭示的就是当时少数民族“胡巫”风俗对彭阳的影响。

班固在《汉书·赵充国传》里进一步延伸了他在《地理志》中的观点：“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尚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兴于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味慨，风流犹存耳。”在这里，班固不但记载了汉代西北地区的民俗民风，而且追述了秦国以来西北民俗的承传性。说明这种尚武的风气并非始于西汉，更远还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这种尚武的民俗演绎出的结果是：“关东出相，关西出将”，这也是地域环境的产物。

秦汉时期的西北地区，由于临近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同样也受到草原民族的影响。“迫近戎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他们经常处在战争状态，同时，也为文化上的融会提供了潜在的机遇。这种生存环境，使得这里的民性尚武、勇敢，民风豪爽，剽悍勇武成为时代风尚。汉代军队兵员的选取，大多看重的是西北地区六郡之地，彭阳境内属安定郡，皆在传统六郡之列。历史地看，彭阳地域文化的早期，就已经融入了浓厚的军事化特征。再加上自战国以来至秦汉时期数百年间的军事冲突，战争的交融过程也滋生和孕育了这种军事性的文化风格。到了东汉时期，羌人的强大军事攻势使得东汉统治者束手无策，迫使西北边境的政权不断内迁。“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彭阳境内的朝那县政权机构也向内地迁徙，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入彭阳。这种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形式与以畜牧为主的经济形式，通过战争的手段在彭阳境内交替出现，也是形成其军事文化与民俗的根源。但在民俗文化的本源上，显示的仍是质朴的民性，淳厚的民风。这里也曾是周王朝发祥地的边缘，受周文化的影响，“好稼穑，务本业”，重视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和习俗沿袭。

秦汉时期区域风俗文化的生成源于自然环境的差异。一是特殊的地理位置影响先民们的性格品质，彭阳所处的地域位置对此正是一种诠释。二是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在黄河中上游，远在万年以前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先民们挖地穴居或半穴居，彭阳的黄土窑洞就是这种传统居住文化的遗风，延续至今。北方广袤粗犷的大地和原野，孕育了民性的刚猛厚重，包括宽广的胸怀、豁达的性格和慷慨豪气。地理环境影响与制约风俗文化的观点，司马迁在他的《史记·货殖列传》里已有相对完整的记述，但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相比，就显得不够全面和系统。在他们两位先哲的笔下，已经按照地域划界的形式将区域文化与风俗特点清晰地勾勒出来，并从此沿袭下来。但在这之前，古人已经发现并提出环境对人的影响。《礼记·王制篇》说：“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淮南子·地形训》也说：“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先民中的精英们对这些早期朴素的地域环境、风俗文化间的差异认识与地域文化思想观点的提出，影响了数千年，至今仍闪烁着光芒。

风俗文化的形成，自然地理环境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至今还在起着无法改变的作用。从另一文化层面看，政治、经济等人文地理因素同样影响着区域风俗文化的演变和发展。前面说到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替出现与反复融会，给彭阳风俗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多元性。移民同样会为风俗文化带来变迁，但秦汉时期的彭阳境内，由于战争带来的农耕与游牧的反复交替，风俗文化的军事特色始终成为主流，其他风俗文化的渗透没有得到太多的彰显。

秦汉时期的朝那县不仅得皇帝的巡视和史学家的叙谈，更重要的是朝那县为徙民实边的主要地区。

秦始皇扫平六国，使海内一统，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但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已不断地对六国的旧贵族实行强制性的移民迁徙政策。统一后的秦始皇怎样来巩固中国广袤的山川大地，尤其是面对北方，如何防御匈奴民族的南下，他同样实施了一种空前而又引领后代的创举——徙民实边政策。所谓徙民实边，就是从内地迁移民户到边疆地区居住，是军事性移民。我国古代的屯田往往具有军事性移民的性质。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解除边患以拓展帝国的疆域，首先集中力量对付来自于北方的匈奴民族的进攻。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令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伐匈奴，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为便于巩固和有效防御新取得的河套广大地区，秦朝在这一广袤的大地上设置了34（一说44县）个县。有了县的建制，就要有相应的人口来支撑；要进行亘古意义上的开发，就要有大量的劳动力充实到这块土地上。于是秦始皇采取“谪戍”和“拜爵”的办法，开始从内地迁徙大批的移民进入这一地区，分别安置在不同的县境，以充实户籍和开垦土地。这一新开发的移民区，就是至今仍被历史研究者所称道的“新秦中”。同时，秦朝还修筑了连接南北的直道，它是当时联系边境地区与内地的军用通道，用于向边境地区调动军队和运送粮秣给养。

秦始皇开创的移民实边政策很好，只是秦朝存在的时间太短暂，使得这一固边方略持续时间不长，中间失去了延续，还没有真正形成规模就夭折了。当主持移民实边的蒙恬被杀，秦朝很快灭亡之后，国家陷入混乱，原被强制迁入并安置在河套新开发土地上的移民纷纷逃离，已在阴山以北徙居的匈奴民族遂乘机南下，重新占领河套地区，匈奴民族的势力范围又到今彭阳境内的战国秦长城。

西汉时期，是西北地区移民实边的重要阶段。如果说秦始皇移民实边政策的实施是初创时期，那么，西汉则是历代移民实边的定型时期。

汉代的移民实边，已成为巩固边防的一项重大国策。西汉移民实边，其重点在西北地区，这是由当时匈奴对西汉边疆的直接威胁造成的。秦始皇时期移民实边的举措再次引起了西汉统治者的重视。晁错提出募民徙塞下的建议，被汉文帝采纳了。

汉代边地驻防的将士一年一更换，防军所需粮饷皆由内地转运，费用很大。晁错募民迁徙塞下，以军事编制为主。《汉书·晁错传》记载，移民居则为民，出则为兵。这样，一可解决“远方之卒，居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的弊端；二可缓解千里转输，百姓徭役沉重的负担；三可寓兵于民，兵民一体。这种做法，在历代都被视为安边良策而仿效。同时，大开马政，为战争准备动力，为军事储蓄力量。移民行动始于汉文帝时期，到了汉武帝时，随着军事进攻的节节胜利，移民活动得以大规模展开。历史地看，汉文帝时期徙民实边只是一个开端，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就，但却为武帝时期的进一步屯田拓边奠定了基础。《汉书》书页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西汉军队大破匈奴，才收复了秦始皇时拓展的河套地区，设置了朔方、五原等郡。这一年，朝廷募集10万贫民分别迁入这些收复的地区。这是西汉第一次对西北边地大规模的移民。元狩四年（前119），漠北大会战大破匈奴之后，再次将关东贫民七十多万人迁移到朝那及以北的地区，是对西北边疆最多的一次移民。今彭阳境内的朝那县是这次移民安置的主要地区之一。到了西汉末年，生存在今彭阳地域上的关东移民及移民后裔，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后，不仅在人口数量上占据了一定的份额，而且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使当地的农业得以快速发展。这一时期，朝那县的民屯与军屯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是彭阳历史上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呈现给世人的是一派农业与畜牧业兴旺发达的安定局面。

徙民实边，是集军事、政治和经济意义为一体的措施。移民居则为民，可垦田耕种；战则为兵，可巩固国防。屯田，是指边防驻军在屯戍地区从事农业生产，以解决或者缓解军队后勤供应的困难。汉朝在向西北地区大规模移民的同时，还实行军屯。汉文帝时虽然采纳晁错建议实施移民实边之策，但有限的粮食生产远不能满足驻军和边防的需要。因此，还要实施军屯，以此来解决和弥补粮秣补给问题。史籍明确记载历史上的军事屯田，是从汉武帝开始的。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北巡之后，向西北地区派遣60万戍卒，实行规模较大的屯田。这种军事性质的屯田，开历代军屯之先河。彭阳境内肥沃的土地，是早期军屯的理想之地。

皇甫棱初徙朝那　皇甫规奠基望族

据《后汉书》《晋书》记载，安定朝那皇甫氏是东汉“累世富贵”、声名显赫的士族。皇甫谧的七世祖皇甫棱出任度辽将军，六世祖皇甫旗为扶风郡都尉，五世祖皇甫节为雁门太守，其弟皇甫规初为安定郡功曹，桓灵时期为安羌名将——“凉州三明”之一（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文武双全，拜将封侯，名垂青史。皇甫谧的曾祖父皇甫嵩是镇压黄巾起义的悍将，官至太尉，封侯荫子。东汉末年是士族大姓形成的时期，皇甫规与皇甫嵩叔侄两代的辉煌，为皇甫氏成为西州望族，建立了牢固的政治根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皇甫氏：“出自子姓，宋戴公白生公子充石，字皇父。皇父生季子来，来生南雍缺，以王父字为氏。缺六世孙孟之生遇，避乱奔鲁。裔孙鸾，汉兴，自鲁迁茂陵，改父为甫。”《史记·孔子世家》索隐中引孔子家语：“孔子，宋微子之后。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让弟厉公，费夫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孔父嘉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畏华氏之逼而奔鲁，故孔氏为鲁人也。”由此看出，皇甫家族与孔氏家族族源较近，且都是迁到鲁国的微子后裔。《通志·氏族略》记皇甫氏：“子姓，宋戴公之子充石，字皇父，其后以王父字为氏。汉兴，改‘父’为‘甫’。后汉安定都尉皇甫儁，生棱，始居安定。棱子彪，有八子，号八祖。皇甫氏为著姓。”皇甫氏是殷商王族微子的后裔，周初封于宋（今河南商丘），后避乱到鲁（今山东省），西汉武帝初，雍州牧皇甫鸾自鲁迁至陕西茂陵，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初年徙居安定郡朝那县。据2000年入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隋枹罕郡主簿皇甫绪墓志》记载：“公讳绪，字伯绪，安定朝那人，汉雍州牧鸾十八代胤也。自玄王枝分宋国，爰兹胙土，寔有芳苗。太尉汉朝称珍史册，司徒周室见美诗人。自兹以降代有忠贤之德，纷纶史籍，可得闻矣。”根据这一线索，可从郑薰《唐故中散大夫守给事中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刑部侍郎皇甫公（鉟）墓志铭》中得到了一些关于雍州牧鸾的一些资料，在这篇墓志中记载：“……先自宋戴公之子充石字皇父，为宋司徒。生仲，仲生发，发以王父字为族。汉兴，改父为甫，因氏焉。至武帝初，雍州牧鸾始自鲁国迁茂陵，故起鸾为始祖。鸾生裒，举至孝，为彭城相，北徙安定，家三水。裒生儁，东汉复为安定都尉。儁生棱，度辽将军，以永平初徙居安定朝那，为郡著姓。棱有八子，为八祖，坟墓皆在安定郡城之西石虎谷口。八祖之后，皆出安定，关中谓之望族，故世为安定人。”其材料来源显然是郑薰得自皇甫家人提供的谱牒记录，真实记载了皇甫姓氏的渊源及定居安定朝那的具体时间。在唐代林宝撰《元和姓纂》卷五中也有关于皇甫氏族源的记载：“皇甫：子姓，宋戴公之子充石字皇父，子孙以王父字为氏。汉兴，改‘父’为‘甫’。后汉安定都尉皇甫儁生棱，始居安定朝那县。棱子彪，有八子，号‘八祖皇甫氏’，为著姓。”这些零散的史料虽说出处有别，可对我们了解皇甫氏家族的历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皇甫家族是“汉兴自鲁迁茂陵”（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皇甫”的姓氏也是自此确定的，“其后为安定朝那人”（见白居易《皇甫镛墓志》）。皇甫家族能够成为历史上的名门望族，是由皇甫文、皇甫俊、皇甫棱、皇甫旗等将祖先的根移植到安定郡朝那县的，尤其是此后的皇甫规和皇甫嵩的地位、功业和成就为之打下了基础。皇甫规、皇甫嵩在世时，适逢士族大姓形成之初，又经过三国时统治北方的曹魏政权实行“九品中正制”的官僚选拔制度，州和郡国的官员各以本郡有声望的人担任，于是强化了大姓豪族的观念，逐渐形成了极重郡望的风气。尽管时移世易，名门世族的后代或因避乱或因政权中心的变迁，或因放官外任，或因出生异地已远离故郡故县，但却依旧将自己的身世定位在曾给家族带来荣耀的郡望，何况魏晋时期按九品中正法士族享有免除徭役等优待特权，更使他们对当初家族的崛起之地难以舍弃。因此，姓氏和郡望是常常连在一起的。如朝那皇甫家族、乌氏梁氏家族、临泾胡氏家族、陇西李氏家族等都属于此类情况。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随着朝代更替和民族纷争，百姓为兵燹以及灾荒所迫，或群体迁徙，或同宗人流离分散，各寻避乱避难之所，这是不难想象的。据零星的史料记载，皇甫家族的播迁也确实如此，但他们自始至终不忘其郡望之地朝那县。

古老的朝那县，曾给皇甫家族带来过巨大的荣耀与辉煌，也带来过太多的灾难和悲凉。追忆往昔，有多少皇甫族人由朝那县而远徙他乡，饱尝了人间的离合悲欢、生活磨难；如今，皇甫后人已散播全国各地，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奉献着各自的力量。但是，不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自己是朝那皇甫氏的传人，六盘山下、茹河岸边永远是他们魂牵梦萦的故乡，因为皇甫家族之根，已深植于古朝那大地。

皇甫规（104～174），字威明，安定朝那（今彭阳县古城镇）人。出身世代武官之家，性坚毅，有武略，喜读书，好文学。

东汉后期，地方官吏与豪强勾结，肆无忌惮地虐待羌人，他们为了加官晋禄或聚敛民财，动辄对羌人大动干戈，终于酿成了汉安帝永初元年（107）的羌族大起义。开始，羌人没有像样的武器，只是持竹竿木棍当矛，木板为盾，甚至执铜镜在日光下当刀舞动，对汉朝并未构成实际威胁。但邓太后为了让长兄邓骘乘机立功升迁，竟征发5万大军进剿，结果大败而归，邓骘回朝升官，又改派别人领兵征羌。

永和六年（141）西羌暴动，席卷西北，围攻安定郡，征西将军马贤全军覆没。郡将知道本郡朝那县皇甫规具有出众的胆略，即命为功曹的小官，令他只带了800兵士和羌人相战，羌有退却。

永嘉元年（145），皇甫规在贤良方正对策中，指陈朝廷弊政，斥责外戚梁冀为首的官僚集团不修德政、擅权误国，使皇帝只能听到些谄媚之言，了解不到民间疾苦。梁冀恨皇甫规借机讥讽自己，故意把皇甫规列为下等，只给了个闲散的郎中。皇甫规托病回家，并没有接受，他在家里赋闲14年，每日以《诗》《易》教授学生，从学者多达三百余人。延熹二年（159），汉桓帝借助宦官之力诛杀了梁冀，可朝政大权又归于宦官，时政并没有转变。第二年因山东叔孙无忌农民起义，朝野震惊，朝廷以公车（汉代官署名）征召皇甫规为泰山郡的太守，加强镇压农民起义，他在任上忠于职守，治理有方，政绩卓著。

延熹四年（161）秋，西羌零吾与先零等部聚兵攻关中，护羌校尉段颎剿而不抚，导致羌人更大规模的暴动。这时，朝廷不得不同意了“三公”的举荐，拜皇甫规为中郎将安抚羌人。受命后，皇甫规多方招抚羌人，羌人起先不听，他不得已率关西兵大破零吾羌，接着劝降了先零羌十余万人归服。皇甫规查明安定太守孙隽贪赃枉法，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滥杀降羌，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太守赵熹不遵法度，他分别奏明朝廷，这些贪官有的被诛杀，有的被免职，赢得了羌人的信任。延熹五年（162），朝廷命皇甫规进剿陇右的东羌，当时军中瘟疫流行，士兵病死者十之三四，皇甫规多方救治兵士，与士卒同甘共苦，全军士气随之高昂，以强大的军势迫使东羌投降。

皇甫规安抚羌乱，劳苦功高，革除污吏，大得人心，但被宦官腐吏视为眼中钉。贪官污吏与宦官纠合一起，诬控皇甫规是以货赂收买羌人假降，朝廷听信谗言，即召皇甫规还朝，并免去了军职。宦官想借此向他索贿，图谋陷害的用心被皇甫规严词拒绝，但他的下属想给宦官送礼，求其放过皇甫规，但他坚辞不允。于是宦官更加怀恨，再度设计陷害，将皇甫规软禁于大理寺，以打扫庭院的苦役折磨他。后来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联名上书桓帝为其鸣冤，始得释放，罢官归故里。数年后，北方边境再度出现动荡，朝廷复征拜皇甫规为度辽将军，在北方安抚少数民族，保障了边境安宁。东汉安定郡形势图

永康元年（167）皇甫规被征还，拜为尚书，不久又升迁为弘农太守，封寿成亭侯，皇甫规让封不受，转拜为护羌校尉。熹平三年（174），皇甫规因病被召还，至谷城（今山东平阴东阿镇）病逝，终年71岁。

皇甫规一生是非分明，尽力国事，光明磊落，虚怀若谷，不计私利，对德才兼优之士，则恭己下人。在度辽将军任中，他见时任护羌校尉的张奂才略兼优，便向皇帝上书说：“臣闻人无常俗，而政有治乱；兵无强弱，而将有能否。伏见中郎将张奂才略兼优，宜正元帅，以从众望。若犹谓愚臣宜充军事者，愿乞冗官，以为副。”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以张奂代为将军，皇甫规为中郎将。后来张奂调迁，皇甫规才复任度辽将军。一次，不愿做官的学士王符（今甘肃镇原人）前来拜访，皇甫规急忙翻起身，衣带都顾不上系，鞋也来不及穿就出门迎接；而另一位用钱买得雁门太守的官员来见时，却被他拒之门外。“党锢之祸”，天下贤者多被株连，皇甫规以未与其祸牵连为耻，特上书自讼，要求坐罪。时人都说皇甫规品德高尚，从自荐其过的这一举动就足以表明他的坦荡胸怀。《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评价皇甫规说：“观察皇甫规的言行，其心并不惭愧，能够正视自我，见贤让位甘为下，廉洁奉公，情系百姓，所以能够功成边陲，身全家国。”这样的高度评价，皇甫规确实当之无愧！

皇甫嵩（？～195），是皇甫规的亲侄儿，也就是魏晋名士皇甫谧的曾祖父。灵帝时为北地太守。黄巾起义爆发时，任左中郎将，与朱儁率军镇压起义军，后官至太尉，封槐里侯。

皇甫嵩父亲名叫皇甫节，曾任雁门太守。皇甫嵩少年时有文武志节，好诗书，习弓马。被察举为孝廉、茂材。太尉陈蕃、大将军窦武相继聘他为官，他都没有应召。后来灵帝公车召他为侍郎，升任北地太守。

钜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号“太平道”。他蓄养弟子，为徒众画符治病；并分遣弟子八人，周行四方，以其道教化天下，深得农民信任。十多年时间，收聚徒众数十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于是，他便部署徒众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帅。并传播流言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还派人在京城寺门和州郡官府等处都用白土写上“甲子”字样。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大方帅马元义等先聚集荆扬徒众几万人，以中常侍封谞、徐奉为内应，约定在三月五日同时起事。不料张角弟子唐周背叛，上书朝廷告密。汉廷收捕马元义，在洛阳车裂，并命令冀州刺史逐捕张角等人。张角见事已败露，便星夜传檄四方，于是“八州并发”。起义者都头裹黄巾为记，史称“黄巾起义”。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黄巾军所到之处，焚烧官府，劫掠乡邑，一时间州郡失守，长吏逃亡，天下响应，京师为之震动。东汉朝廷惶恐不安，马上采取镇压措施。首先，汉灵帝命各州郡在洛阳外围的八个关隘——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设置都尉，布防护卫；接着，任命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军屯驻都亭；朝廷还采纳了皇甫嵩的建议，解除党禁，赦免天下党人，拿出禁中藏钱和西园厩马赐给将士；另外，汉灵帝起用卢植为北中郎将，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儁为右中郎将，调发全国精兵分击黄巾义军。皇甫嵩

皇甫嵩与朱儁调集精骑，招募壮士，共计有四万多人。朱儁先与黄巾军波才部作战失败，皇甫嵩退守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县东北）。波才率大军包围城池。当时，城中兵少，众寡悬殊，军中震恐。皇甫嵩安慰部下，他说打仗要有奇谋，不在于军队众寡。现在黄巾军依草地结营，宜用火攻。如果在晚上纵火烧营，势必大乱。我们出兵攻击，四面包围，必然取胜。正好天遂人愿，当晚大风骤起，皇甫嵩命令将士扎好火把登上城墙，先派精锐潜出围外，纵火大呼，然后城上点燃火把，与之呼应。皇甫嵩借此声势，鸣鼓出击。黄巾军缺乏战斗经验，惊慌散乱，被迫后撤。这时，曹操也奉命赶来，于是皇甫嵩、曹操、朱儁合兵，乘胜追击。黄巾义军顽强抵抗，数万人惨遭屠杀，皇甫嵩因此被晋封为都乡侯。

接着，皇甫嵩又和朱儁一起乘胜镇压汝南、陈国地区的黄巾军，并追击波才，进攻彭脱，连连取胜，平定了三郡之地。后来皇甫嵩又在苍亭击败黄巾卜巳部，擒获卜巳，屠杀黄巾军七千多人。这时，张角占据广宗，控制河北腹地，卢植、董卓前往镇压，先后败归。朝廷下诏命皇甫嵩率兵进击。在这紧要关头，张角病死，弟弟张梁担起守卫广宗的重任。皇甫嵩攻城，未能得逞，便闭营休士，以观其变。等到张梁被迷惑，放松了警惕。皇甫嵩立即乘夜调兵，鸡鸣时分冲其阵，黄巾军仓促应战，张梁战死，阵亡三万多人，投河而死的有五万多人。皇甫嵩焚烧黄巾辎重车三万多辆，将张角“剖棺戮尸，传首京师”。

皇甫嵩又与钜鹿太守冯翊，攻克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北），杀死张宝，斩杀俘虏黄巾军十余万人。朝廷再任皇甫嵩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并晋封他为槐里侯，食槐里、美阳两县，共八千户。

平定黄巾起义之后，皇甫嵩奏请用冀州（今河北省）一年的田租，以赡养饥民，得到了汉灵帝的许可。这也算是皇甫嵩用沾满黄巾将士鲜血的双手，抚慰了一下他们的家人，史载冀州百姓还因此作歌颂扬了皇甫嵩，歌中唱道：“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

皇甫嵩镇压黄巾，威震天下，但当时朝政日非，海内空虚。汉阳人阎忠劝他把握机会，南面称制，皇甫嵩不用其计。

当时，湟中（今青海湟源县）胡人北宫伯玉和先零羌起事，共拥边章、韩遂为帅，攻杀护羌校尉冷徵、金城太守陈懿。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北宫伯玉等入侵三辅，朝廷诏令皇甫嵩回镇长安，保卫皇陵。

当初皇甫嵩征讨张角时，途经邺地，发现中常侍赵忠住宅超过了规定，便上奏皇帝予以没收。另外，中常侍张让向他索要五千万钱，他不肯给。于是赵忠和张让联起手来，劾奏皇甫嵩连战无功，耗费钱粮。灵帝听信谗言，召回皇甫嵩，收回他的左车骑将军印绶，削夺封户六千，改封都乡侯，食二千户。

中平五年（188）十一月，凉州人王国包围陈仓（今陕西宝鸡东），汉灵帝正在用人之际，又任命皇甫嵩为左将军，督率前将军董卓，各率二万士兵拒敌。后来，董卓秉政，征召皇甫嵩为城门校尉，想寻找机会将他杀掉。皇甫嵩应召将行，长史梁衍劝他起兵抗拒董卓，与袁绍呼应，皇甫嵩不听。皇甫嵩一到，主管官员便秉承董卓之意，上奏朝廷，将他交付审判，想把他杀掉。

皇甫嵩的儿子皇甫坚寿跟董卓有交情，从长安跑到洛阳，投奔董卓。董卓正摆设酒宴，大会宾朋，皇甫坚寿抢步向前，与他辩理，且责以大义，叩头落泪。在座的宾客深受感动，纷纷替皇甫嵩求情。董卓这才离席而起，拉皇甫坚寿和自己同坐，并派人释放皇甫嵩，任命他为议郎。后又升任御史中丞。

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四月，董卓到长安，公卿百官在道旁迎接。董卓暗示御史中丞以下官员都迎拜车下，以此来屈降皇甫嵩意气。然后，拉着皇甫嵩的手问：“义真，你害怕了没有？”皇甫嵩回答：“倘若您用盛德辅佐朝廷，大的祥庆正将到来，有什么可害怕的?倘若您滥用刑罚，逞其私志，那么天下都要恐惧，不单我一个人！”

董卓被杀之后，朝廷任命皇甫嵩为征西将军，不久改任车骑将军，这年秋天升任太尉，随后又降为光禄大夫。献帝兴平二年（195），皇甫嵩在忧愤中死去。黄巾起义

皇甫嵩为人仁爱谨慎，尽心国事。在军旅中，他温恤士卒，甚得众情。每次部队停顿、宿营，他都要等到营幔修立妥当，才回自己的军帐。将士们全部吃完饭后，他才吃饭。部下吏士有接受贿赂的，皇甫嵩并不显责，而是再赐给他钱物，吏士惭愧，有的竟至于自杀。皇甫嵩还折节下士，门无留客，时人称扬他，纷纷归附。不过，他是靠镇压黄巾起义而起家的，是他永远也难以洗却的污点。

布衣名士皇甫谧　针灸鼻祖甲乙经

皇甫谧（215～282），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彭阳县古城镇）人。

皇甫谧是我国魏晋时期著名的学者，在史学、文学、天文、医学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后人曾云：“考晋时著书之富，无若皇甫谧者。”以彭阳县朝那古城遗址的存在，以及西汉“朝那鼎”的出土和“朝那残碑”的现世为佐证，皇甫谧的故里就是今天的彭阳县古城镇。皇甫谧

皇甫谧学识渊博，一生以著述为务，在针灸医学、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负有盛名，与扁鹊、华佗、李时珍等并列为“华夏古代十大名医”，他的铜像被陈列在俄罗斯莫斯科博物馆，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膜拜。针灸甲乙经

皇甫谧的经典名著《针灸甲乙经》，集中国古代针灸医书之精华，开创了针灸医学的新时代，奠定了其“世界针灸鼻祖”的地位，至今仍在世界针灸医学界独占鳌头，已被列入世界精神文化遗产名录。《针灸甲乙经》为当今世界保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医学专著，名列“影响世界的100本书”之中，成为世界医学界的经典。皇甫谧的针灸术现在被140个国家采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级历史文化名人。

皇甫谧出生于“累世富贵”、声名煊赫的士族家庭。皇甫谧的七世祖皇甫棱出任度辽将军，六世祖皇甫旗为扶风都尉，五世祖皇甫节为雁门太守，节之弟皇甫规初为安定郡功曹，桓灵时期为安羌名将——“凉州四明”之一，文武双全，拜将封侯，名垂青史。皇甫谧的曾祖父皇甫嵩是镇压黄巾起义的悍将，官拜太尉，封侯荫子。后来，皇甫氏家族渐趋没落。皇甫谧的祖父皇甫叔献，当过霸陵令，父亲皇甫叔侯，仅举孝廉。皇甫谧有两个儿子，长子童灵未见所终，次子方回，东晋永嘉年间避乱荆州，被王敦之弟王廙杀害。此后，皇甫谧后裔见于史籍的有皇甫谧六世孙皇甫希之。《晋书》载，桓玄曾征召希之为著作郎，但他有乃祖遗风，倔强而不受召。

皇甫谧生于汉末，长于曹魏，逝于西晋。东汉建安二十年（215），皇甫谧出生于安定郡朝那县，幼年过继给叔父顶门立户，即跟随叔父母迁居新安（今河南渑池县境），魏嘉平六年（254）皇甫谧40岁时，叔父的儿子已经成年，又值皇甫谧丧所生后母，便归其本宗，以享受士族特权。他42岁时，由于身体羸弱，风寒侵袭，开始练习针灸医术。从魏景元元年（260）至晋咸宁二年（276），朝廷屡次征召，皇甫谧均称病不出，只在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向皇帝上表借书，武帝司马炎命“送一车书与之”。西晋太康三年（282），皇甫谧逝世，享年68岁。

皇甫谧一辈子没有做过官，年轻时自己还耕种过田地，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去过河南、陕西等地和洛阳、成都等大都市，丰富了生活，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积累了经验。他医、文、史并茂，名噪一时，成为千古学者。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著有《针灸甲乙经》《帝王世纪》《玄晏春秋》《年历》和高士、逸士、列女等传。他的学生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皆为晋代名臣。挚虞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批评家，张轨是十六国前凉政权的创建者。《晋书》里说皇甫谧“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就是说皇甫谧直到20岁时还不喜欢读书，整天无节制地游荡，人们还以为他是个不懂事理的傻小子。

皇甫谧20岁那年，他满怀喜悦地把自己种植收获的瓜果进奉给养育自己成人的叔母任氏，心想叔母一定会高兴地称赞自己。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孝心不仅没有使叔母稍感宽慰，反而使叔母自责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而十分难过和内疚。她对皇甫谧说：“孝经上说，用牛、羊、猪三牲供养，还算不孝。你今年二十有余，忘却礼义之教，不思正道，怎能使我安心呢？”她又感叹地说：“过去孟子的母亲三次搬家而使孟子出息成贤人，曾子的父亲因不失言于儿子而杀猪存教，难道是我没有选择好邻居或者对你教育有所缺失？你为什么这样迟钝不懂事呢？端正品行，深研学问，是你自己得益，并不是为人父母要得到多少好处。”为此，叔母伤心地痛哭流涕。这件事对皇甫谧触动很大，他从此幡然醒悟，立志自学成才，他拜当地有名的学者席坦为师，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由于家境贫寒，他只好“带经而农，躬身稼穑”，一面务农，一面学习，勤奋努力，从不懒惰。甚至达到了“耽玩典籍，忘寝与食”的程度，当时人又称他为“书淫”。皇甫谧42岁时，不幸得了半身不遂的风痹症。就在这种贫病交加的艰难岁月里，他“犹手不辍卷”，“披阅不怠”。有人劝他不必过分沉湎读书，以免损耗精神，他却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悬天乎！”话剧《皇甫谧》《新校正黄帝针灸甲乙经》序

魏晋时期，丹鼎符篆、服药求仙、肉体飞升的玄学十分盛行，加上朝廷和名士的提倡，以至“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但皇甫谧却“与流俗异趣”，独“博综典籍百家之言”。他患风痹症后，疾病的折磨使他坚定了钻研针灸的决心。他说：“夫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他对黄帝、岐伯、扁鹊、医和、仓公、华佗、仲景等先贤和历代名医深为敬佩，“徒恨生不逢乎若人”。习览经方，手不释卷。他还动员儿子方回和门人一起从事医学经验的总结，并在自己身上体验针感。同时不遗余力，抱病整理医学古籍和撰写古史，终于成为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杰出学者。

皇甫谧在47岁时，由于疾病的折磨和当时陋习的影响，他错服了“寒食散”。服石的起源很早，魏晋时达到炙热的程度。就是把石钟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和赤石脂五种药物烧炼后服用。由于服后身体烦热，必须“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所以称为“寒食散”。皇甫谧“初服寒食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尝悲恚”，如得一场大病，痛苦难忍，竟“扣刃欲自杀”，终因家人劝阻乃止。此后他从服石中毒的体验中现身说法，抨击了服石之弊。

皇甫谧最伟大的医学著作就是《针灸甲乙经》。这部书共十二卷，分二百二十八篇，刊行于皇甫谧去世的那年，即西晋太康三年（282）。它的特点是取材于《素问》《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古医书，删浮辞，去重复，集精华。《针灸甲乙经》一至六卷为针灸基础理论部分，七至十二卷为针灸治疗部分，包括病理、病机、病症、腧穴和主治等临床应用部分。这部书问世不久，相继传到朝鲜、日本等许多国家，受到各国的重视。直到今天，我国和国际针灸学会还把《针灸甲乙经》列为医学院学生必读的参考书之一。《帝王世纪》是一部上起三皇、下迄汉魏的史书，在唐宋以前很受重视。东晋史学家徐广撰《史记音义》时，多引《帝王世纪》以证古史。著名的《史记》三家注，即裴胭《集解》、张守节《正义》、司马贞《索隐》更是广泛地征引了《帝王世纪》，以补《史记》之罔疑。刘昭注意到皇甫谧在地理、星野及历代垦田、户口等方面的专门研究，佩服“皇甫谧校敷精审”，在《后汉书》中大量引用了《帝王世纪》的史料。《帝王世纪》最重要的贡献是大量记述和保存了“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如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蚩尤和帝喾、尧、舜等远古史料和神话传说，记录了先民对我们远祖赤诚崇敬的礼赞。

皇甫谧《高士传》记录上古至魏晋隐逸之士96人。他说：“谧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自尧至魏凡九十余人，虽执节若夷齐（即伯夷、叔齐），去就若两龚（即龚胜、龚舍）皆不录也。”表明有严格的标准。这众多高士，在皇甫谧笔下，一个个有姓名，有典型事迹，栩栩如生，五光十色，含有历史所本来具有的丰富性、复杂性，透露了当时人们的思想状态、生产生活和深刻的社会矛盾，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其说皇甫谧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不如说是身处逆境出真才。《高士传》

皇甫谧所处的魏晋时代，是个极度动乱黑暗的年代。统治阶级内部的杀伐攘夺，略无宁日。皇甫谧35岁时，魏的权臣司马懿制造了“高平陵事件”，趁皇帝曹芳和大将军曹爽离开洛阳去祭扫魏明帝高平陵之机，发动政变，把曹爽兄弟和名士何晏、丁谧、李胜、毕轨、桓范等诛灭三族。皇甫谧40岁时司马师又诛杀了名士夏侯玄、李丰、许允等。他46岁时，司马昭借心腹贾充之手杀了高贵乡公曹髦。他48岁时，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嵇康横遭诬杀。他51岁时，司马炎逼迫曹奂禅位。皇甫谧逝世刚9年，西晋朝就爆发了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继而晋室南迁便开始了“五胡十六国”的大分裂时期。

高贵乡公曹髦被害后，司马昭为了粉饰自己，开始收揽人心，征召名士。魏景元二年（261），司马昭下诏征辟皇甫谧等37人。司马炎即皇帝位后，被征召者“莫不毕至，皆拜骑都尉，或赐爵关内侯，进奉朝请”，唯皇甫谧托辞“疾困”不肯应召。对此，晋武帝“频下诏敦逼不已”，皇甫谧上疏说：“小人无良，致灾速祸，久婴笃疾，躯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载”，推辞不受。因“辞切言至，遂见听许”，应其所求，“送一车书与之”。但刚过一年，州郡又要举他“贤良方正”，咸宁二年（276）晋武帝又下诏说：“男子皇甫谧沈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其以谧为太子中庶子。”随后又征他为议郎，“又召补著作郎”，“司隶校尉刘毅请为功曹”，都被他一一谢绝。

有人劝皇甫谧扩大交往，博取名望，他说：“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乐尧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后为名乎。”人们看他贫病交加，劝他想个法子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对他说：“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何故委形待于穷而不变乎？且道之所贵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时也。先生年迈齿变，饥寒不赡，转死沟壑，其谁知乎？”皇甫谧却说：“吾闻食人之禄者怀人之忧，形强犹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

皇甫谧所以累召不仕，一方面是由于他对战争的深恶痛绝，对极端黑暗的政治的反感，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也表现出对司马氏集团的残酷杀夺心怀畏惧，所以采取了不问政事、明哲保身的态度；另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