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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0 07: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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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跃捷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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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试读:

序言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媒介批评”这个术语开始被引入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界,开启了媒介批评研究的学术自觉之路,以之为名的理论探讨和批判性媒介研究开始在新闻传播学界以及文艺文化学界生根发芽,并逐步走向枝繁叶茂,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科的重要分支研究领域之一。

从语源的角度来看,媒介批评(media criticism)这个术语在西方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早在20世纪初期,欧美新闻传播界就已经正式命名,其理论和实践的源头有二:一是19世纪欧洲出现的关于现代传播现象的社会文化批评传统以及20世纪20年代开始勃兴的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传播批判研究传统;二是20世纪初期美国出现的声势浩大的媒介批评实践浪潮。媒介批评至今已成为相当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术研究谱系中的重要分支之一,有着独立的学术旨趣和社会关怀。

基于独特的国际学术交流对话的便利条件,港台地区的媒介批评学术研究发轫时间比大陆更早。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相关院校的学者已经开启媒介批评学术研究,世新大学的黄新生教授于1987年出版了《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一书,1988年台湾政治大学编撰出版了《媒介批评》论文集,标示着台湾媒介批评的早期学术成就。香港的传媒批判研究也有着较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学术基础,如上世纪90年代相继出版的《批判传媒》、《解构传媒》等著述。到目前为止,这一学术传统在港台地区已经具有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进入21世纪之后,两岸三地的媒介发展动态日新月异,媒介批评学术研究和批评实践的声势也日益壮大,已经涌现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和大量著述,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社会影响力。两岸三地院校和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笔者于2006年赴台湾访问期间,和台湾世新大学黄新生教授做了愉快的晤谈,交流中产生了一个愿景,即搭建一个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究的交流平台,通过开展学者间的对话,来提升媒介批评研究的理论水准和社会影响力,共同推动中华传播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个愿景和计划后来又得到了时任台湾世新大学校长牟宗灿先生和中国传媒大学荣誉校长刘继南先生以及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熊杰教授的赞同和支持。

2008年,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开始了“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的筹备工作,进一步与两岸三地相关院校的负责人达成广泛的共识,拟定了研讨会的长期运作机制,由两岸三地的新闻传播院系轮流主办,宗旨是“关注媒介发展,彰显批评精神,深化学术研究”。首届由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广电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现代传播》编辑部、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台湾世新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五家单位主办,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具体承办,于2008年11月1日至2日在北京举行。

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相关院校与学者的大力支持下,首届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来自两岸三地的30余位新闻传播学界、文艺文化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与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南京理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兰州大学、河北大学、苏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内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40多名教师、研究人员和博、硕士生参加了会议。其中,台湾的与会嘉宾有来自世新大学的熊杰教授、黄新生教授、黄玲媚教授和夏春祥副教授;香港的与会嘉宾有香港中文大学的苏钥机教授、冯应谦教授与浸会大学的聂依文博士;内地文艺文化学界的与会嘉宾有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川、蒋原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金元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出席此次研讨会的主要嘉宾有赵玉明、曹璐、丁俊杰、胡正荣、胡智锋、雷跃捷、龙耘、哈艳秋、王武录、蔡文美、陈作平、李磊、宫承波等教授;来自内地其他兄弟院校和媒体单位的知名学者主要有沈兴耕、王君超、陈龙、李岩、谢静等。研讨会围绕“媒体失范与媒介批评的责任”、“大众文化与媒介批评”、“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论建设”等7个分议题展开深入的对话。

此次研讨会共收到了90余篇研究论文,研讨会的组委会会后从中遴选了30余篇编撰成书,其中既包括名家专论,也有青年学者的最新批判性研究成果,还收集了部分优秀博、硕士生的探索性论述。内容涵盖了媒介批评史、媒介批评理论、媒介批评方法、媒介批评实践等相当开放多元的主题。不少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提升两岸三地的媒介批评学术研究和大众传媒批评实践的水平有着良好的示范作用和借鉴价值。

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的阶段性使命已经完成,并以论文集的方式呈现在尊敬的读者面前,供读者们进一步地参照和探讨。但它所呈现出的成绩是有限的,我们还仅仅只是开启了一扇对话的大门,搭建了一座交流的桥梁。媒介批评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社会影响力的提升还有赖于更多的学人积极参与,将此传统薪火相传,不断地用智慧和精力来拓展它的边界,并深耕它的内涵。惟其如此,才能使媒介批评的学术事业真正地走向繁荣,并切实发挥推动两岸三地大众传媒良性发展的建设性作用,同时也为推动华语传播学术研究的整体发展水平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也是我们发动此项学术交流活动的初衷以及对未来寄予的美好期许。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雷跃捷2009年8月于中国传媒大学

媒介批评与大众文化

网络交往与新公共性的建构

[1]陶东风一、对大众传播的诸种批判

在大众传播研究领域,一个最富争议的主题之一,是大众在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与政治问题:大众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是主动地、批判性接受信息,还是被动地受信息的控制和引导,乃至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与主动性,沦落为传媒的奴隶?大众传媒中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权力的操控?这种操控的政治与文化后果是什么?等等。

批判性的大众传播理论大多认为,大众传播中的信息流动是不均衡、不对称的,由金钱或权力操控的大众传播机构控制了信息的选择权、输出权,而公众则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这样,大众传播不仅是对于人际平等民主的交往行为的扭曲,同时也对交往行为得以发生的公共领域产生了破坏性影响。

显然,与大众传播相关的传播类型迥异于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交流”与“传播”在英语中都是communication)。在发生于日常生活的交流活动中,交流双方一般是面对面(face to face)的,信息的流动一般也是双向的,具有较强的对话性。这种对话性交往在古希腊的城邦社会和18世纪的沙龙和俱乐部都曾经真实存在并发挥了建构公共领域的积极作用;而在大众传播中,信息的流动一般是单向的(one-way flow),信息或符号产品是为那些基本上不在信息生产与传播现场的人们生产的,接受者参与或介入生产与传播过程的能力极其有限,从而也就很难影响传播的内容与方式。在大众传播中,信息的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虽然信息的传播者总是说信息是为了公众生产与传播的,是替公众负责的,是真实可信的,但这个过程恰好发生在接受者及其直接反应缺席的时空环境,因此使得这些冠冕堂皇的承诺变得疑云重重。虽然能动观众理论认为,大众虽然不能生产信息但是却能够主动积极地选择和解释信息而不是像白痴一样地全盘照收,但是受众不能参与信息的生产、制作和传播似乎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单向性决定了大众传播与日常生活中的对话情境极为不同。正因为这样,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谈及大众传播时,应用“传递”或“传送”(diffuse,transmit)取代“传播”(交流)。

此外,大众传播的特征之一是符号商品的机构化生产与传播,大规模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机构的形成与发展,是大众传播的前提条件,而这种机构总是尽可能严格地控制信息的生产与流通。由于传媒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文化上的),各种社会权力集团无不高度重视对传媒的渗透和控制。

这就涉及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大众传播是否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控制与统治手段?尤其是如果它与一定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相结合,被政治家与商人操纵,会不会对民主与真正的公共生活产生严重威胁?这正是许多大众传播的研究者所担心的状况。

比如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领域”在19与20世纪的衰落时,就把这种衰落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大众传媒的兴起。他认为:原先由面对面相互辩论的市民所组成的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已经瓦解为由消费者组成的碎片化世界。这些消费者沉迷于传媒景观与传媒技术之中而成为它们的奴隶。这是对于民主政治的一个严重威胁。他认为公共性的主体应当是作为公共意见之载体的公众(“公众”这个词与“公共的”相同,均为public),行使批判者的功能,而在大众传媒领域,公共性已经改变了它的含义,变成了任何吸引公共舆论的东西的一个属性,其目的在于生产出虚假的“公共性”。

这种担心由于大众传播的另一个特征而得以强化,即,大众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极大的延展能力与距离化能力,把信息提供给时间和空间上范围广大而且极为分散的受众。借助于现代技术,大众传播的“魔爪”可以触及以前不能想象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大众传播的产品是为绝大多数并不拥有共享同一物质空间(并不“真正”在一起,因此不包括虚拟空间)的接受者生产的,它们在原则上是任何拥有传播媒体(如电视机)的人都可以获取的(在这方面它不同于私人面对面交谈式的交流)。由此决定了大众传播生产“公共空间”和“公共性”的能力大得不可思议。正因为此,规范化、机构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力量很可能利用大众传播的力量,出于自己的利益与立场实施对于大众传播的控制,其结果就是公共生活领域丧失了真正的公共性。二、大众传播与新公共性的建构——汤普森对哈贝马斯的质疑

也有一些学者对大众传播显得不这么悲观。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大众传媒只是重构了而不是取消了公共性与公共领域。那么,大众传播在重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边界、改写其性质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所使用的方式是什么?经过大众传媒调节后的公共性,即媒介化的公共性(mediated publicity)与传统社会中的公共性区别何在?

哈贝马斯断言,在19与20世纪,随着商业化、消费化、集中化的大众传媒的发展,随着文化批判的公众转向文化消费的公众(后者缺乏前者那种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公众领域急剧地衰落了。

正如许多评论者指出的,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领域的时候,一是强调交流的面对面的性质,二是强调它的口语性。在汤普森看来,这与哈贝马斯心目中真正的或理想的“公共领域”概念相关。他指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概念本质上是一个对话性的概念(a dialogical concept),这使得他对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解释带有古希腊“公共生活”的印记,巴黎与伦敦的资产阶级沙龙、俱乐部、咖啡屋,在早期欧洲的背景中,都是与古希腊城邦类似的聚会场所。就像在古希腊一样,早期欧洲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言谈(speech)中建构、在共享空间的口头争论中形成的。

汤普森认为,大众传媒的发展已经创造出了新的、传统模式不能容纳的公共性类型。这就是:随着传媒的发展,公共性现象已经越来越脱离共享的公共空间(而面对面的对话就需要这样的共享空间),它是去空间化(de-spatialized)和非对话性的(non-dialogical)。

以这种方式,大众传播在创造“媒介化的公共事件”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媒介化的私人事件”。所谓“媒介化的公共事件”(mediated public affair),是指这样的事件:它们原本发生在一个处于公共领域内的机构化背景中(如发生在国会或法庭),但是它们通过一种传播媒介的记录与传递,使得大量远隔时空的人也能够了解,并因此而获得了新的地位,它变得公开化并面向大量的接受者——这些接受者并不在现场,也不曾目击事件的原始发生,他们只是通过传播而获得关于公共事件的知识。汤普森把这类事件称为公共事件的“亚类型”;相似的,所谓“媒介化的私人事件”(mediated private affair)则是指这样的事件:它们原先发生在私人领域并具有私人性质,但通过被大众传播记录、报道与传播而获得了公开性/公共性。

这种媒介化公共性的易获取性,已经产生出新的机会与新的问题。新的机会是指,媒介的发展(尤其是电视)使得更多的个体可以经验时空上相隔遥远的地区发生的事件,参与几乎是全球性范围的被中介化的公共性;新的问题则是,更大的可获取性与可参与性使得那些实施权力——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的人更难控制人们对于信息的接触,而这种控制对于他们的权力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与哈贝马斯不同,汤普森对于这种新公共性态度相当乐观。

首先,他认为大众传媒使得公共性在程度和范围上大大提升,公众了解和接收信息也更加方便,不再受场所的限制。

其次,汤普森似乎并不十分担心大众传播过程中所谓的信息流动的单向性,但是他并不认为接受者因此就对传播过程没有控制,也不认为接收过程不包括某种批判性的参与,“接收过程是一个比许多评论家所认为的更加活跃的、有创造的、批判的过程”。

第三,他并不认为大众传播能够轻易被政治权力控制和利用。他强调,大众传播所创造的公共性类型是一把双刃剑。在由大众传媒创造的媒介化公共领域,公众对领袖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被传媒建构。技巧圆熟的政治家可以利用这一点。

但是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虽然大众传播为政治家的可见性(公共性)的设计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乘之机”,但是它也为政治家与政治权力的运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被中介化的可见性是现代机构化政治的不可避免的条件,但它对于政治权力的运作同样具有不可控制的结果。

汤普森对大众传媒的辩护自有其一定的启发意义,但也存在不少盲区。

首先,汤普森没有分析媒介化的公共事件和媒介化的私人事件的本质差异,对于私人事件的媒介化的严重后果缺乏警惕。公共事件的“私人化”(人为驱逐出媒介公共领域,剥夺了公共性)与私人事件的“公共化”(伪公共化)正是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和批判的消费时代,特别是中国式畸形消费主义时代的媒体病。这种病症既是对私人领域的侵害,也是对公共领域的毒化。一方面,私人事件因其进入了公共媒体而获得了可见性,不再成其为“隐私”,并因而侵犯了私人利益。另一方面,本来应该关注、谈论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件、公共问题的媒体,因其热衷于披露明星隐私、炒作明星绯闻而远离了真正的公共问题。这实际上是对公民权益的严重侵犯,因为这样一来,公民的切身利益在公共领域得不到保护,损害公民的政治权利的现象也不能得到媒体的应有关注,无法成为公共事件(遗憾的是这实际上就是目前中国大陆媒体的突出症候)。因此,私人领域的公共化与公共领域的私人化是同步进行的,是一个分币的两面。

其次,汤普森谈到了大众传播所创造的公共性类型是一把双刃剑,政治权利集团既可以利用它,也面临它所带来的风险。但是他却没有关注大众传播所处的具体政治体制环境。比如在一个竞争性的、舆论相对自由的现代民主社会中,大众传播常常不能控制在某个单一政治力量手中,而是各种政治力量共同争夺与使用的工具。正是这种多元竞争格局,使得某个党派的政治家不能彻底控制、更不能垄断大众传播。也就是说,民主政体更能够有效防止大众传播与极权主义政治联姻、彻底落入某单一权力集团的控制。人们经常谈论的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利用大众传播来推行极权政治,这从反面证明,抽象地谈论大众传播是有利于还是有损于公共生活或民主政治是没有意义的。大众传播既可以是极权主义政治的帮凶,同时也可能是民主政治的良友(现代民主国家中的所谓民主监督离开了大众传播是不可思议的)。这主要取决于它生存于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三、网络公共领域: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

无论是哈贝马斯等对于大众传播的批评,还是汤普森等对这种批评的批评,基本上都没有考虑网络这个最新的大众媒体。这一点决定了哈贝马斯和汤普森的大众传媒理论与公共性理论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都显示了自己的局限性。

第一,传媒界普遍流行的、所谓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具有单向性和传播-接收的断裂性(不同时在场)的观点,并不适合网上交流所创造的公共性,需要加以修正。网络上的交往似乎恢复了面对面交往或直接对话式交往的优势,克服了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非直接交往和信息流动的单向性的弊端。

网络公共领域中这种多向性和对话性的回归得益于网络的开放性和平民化特性。网络是最自由、最容易获得的媒介,没有编辑把关,没有一、二、三审,发表意见的门槛几乎不存在。一个人的任何意见在任何时候几乎都可以上网,发表的空间打开以后写作也变得自由了。这使得传播机构或精英分子对于媒介的垄断被极大地打破。

一方面,网络的对话空间范围远非面对面的交往那么狭小,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互动程度又要远远高于电视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可以说它结合了两者的优势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两者的缺陷。

第二,网络不仅恢复了公共领域信息交流的对话性、多向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比口头交往更加民主平等,这点得益于网络交往的匿名性。

匿名性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交流过程中监督机制的弱化甚至悬置,也就是说,匿名性使得网络的交流没有其他交流(包括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或参加电视辩论)难以摆脱的社会监督、自我监督、文化禁忌以及自我心理防御,因而也没有必要带上人格面具。在这个意义上,网络交流是最真实、最自由的。更加重要的是,匿名信还消除了面对面交往中很难避免的权力和其他导致交往失真的社会文化因素(交往双方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等方面的不平等),一般情况下也不必顾忌自己的意见、言论可能引发的社会反应。这些都大大提升了网络交往的公共性水平。

但是,网络公共领域的危机和缺点也同样明显,我们不能对之过于乐观。网络只是提供了交流对话的可能性,却并不能保证交往对话的质量,也不能保证交往的理性特征。正是在这里显示出哈贝马斯关于自律理性的私人主体理论的深刻性。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由私人组成的公共领域,但不是任何“私人”集合在一起都可以组成这样的公共领域。这里的“私人”必须是具有主体性、批判意识、理性论辩能力,身兼财产拥有者和一般普遍之“人”的双重身份的公众。这样的公众并不是在任何社会环境中都会产生。哈贝马斯特别强调了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市民社会(自由的市场经济,普遍而独立的法律,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各种民间社团,等等)对于理性公众之培养的重要作用。而哈贝马斯在论述大众传媒时代公共领域的衰落时,也反复强调了大众传播的商业化、消费化使得批判性的公众变成了消费性的大众。消费性的大众即使可以不费力地获得自由表达的公共空间,也不会利用这样的空间来批判性地表达自己的公共关怀。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当下的中国缺少的恰恰就是这样的独立而发达的市民社会。

网络虽然进一步扩大了公共领域的公开性和可见性,但是却依然无法就公共论题组成有效的对话。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公共空间具有虚拟性,网络公共讨论具有即逝性也会削弱网络讨论的有效性,比之于报纸、电视等媒体和传统公共领域更容易走向无序和非理性。

电子文化中的儒学

[2]蒋原伦

摘要 当今百家讲坛的火爆、儒学的兴起和电子文化的昌盛同步,显示传统文化和新媒体之间有一种奇特的对应关系。

按理新媒体应和新文化匹配。然而文化的承传是复杂而多变的,新媒体和新文化的产生并没有给某种古老的甚至稍早的文化形态下死亡判决书。在文化的承传和演变过程中,必须看到符号和话语的区别。符号是排他的,无法兼容,用了中文就不能用西文。话语是兼容的,海纳百川,在一组陈述中可以组合不同的思想和观念。符号的意义差异是共时性的,离开了共时性就无法定位,话语是历时性的,往往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的。在电子文化中,儒学和传统文化已经吸收了某些现代话语,因此它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还以各种面目得到了扩张,电子技术使得古籍整理和出版更加方便和快速,使得传统文化能更快地得到传播。另外电子文化中的儒学是与市场营销挂钩的,与一定的社会心理相契合,因此真正理解电子文化中的儒学就要了解电子文化所创造的大语境。一

两年前,当张颐武宣称,一万个孔子不如一个章子怡时,引来一片哗然,网络讨伐声此起彼伏,张教授反复申明自己的原意为媒体所误解,但仍然有人不依不饶。

我知道张教授的意思不是在谈论孔子和章子怡在思想文化界的价值孰高孰低,孔子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北大教授这点不会没谱。但是就当今而言,就对外宣传的有效性方面,孔子的绩效恐怕不尽如人意。其时,章的大幅照片刊登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章的电影《十面埋伏》、《艺伎回忆录》和广告等也红遍全球。我也以为张教授的话有些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么!要不孔子怎么就上不了《时代》的封面?不料,才一年工夫,形势陡转,孔子和他的《论语》迅速蹿红,这回红的不光是孔子一人,也有于丹,或者干脆说,就是因为于丹。某种意义上说,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矣”的“女子”于丹,捧红了孔子,一起上了各种杂志的封面,风光无限。

当然公平一点说,这回的红,是孔子和于丹互为媒介。孔子因于丹而焕发青春,于丹缘孔子而大红大紫,跟着与《论语》有关的十几本著作和注释本也一起畅销,走进书店,《论语》书籍独自作为第一方阵,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蔚为壮观。其实作为常销书,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钱穆的《论语新解》本来就卖得不错,现在也裹在一起,竟然有点借光的意思,钱、杨两位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借光往往是“互相”的,按现在的时髦说法是“双赢”,但是不管谁借谁的光,孔子的光芒终究要比其他人长久一些。

想想也是,孔子他老人家已经红了两千来年,尽管五四以来,有人把封建社会的账全部算到他一人身上,那也是因为他太走红的缘故,千百年来朝代更替,皇冠跌落,孔子却不受影响,屹立百代,德配太庙,有素王之称,所以对封建社会的苟延残喘似乎多少得负点责任。时髦的说法是儒学充当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水泥”。当时,岂止是打倒孔家店,好像传统文化统统不行,是糟粕,一律打倒。凡事矫枉过正,若是过大发了,还会反弹回来,孔子和儒学亦如此,批林批孔时跌到了谷底,“孔子名高实秕糠”,“《十批》不是好文章”,连带着捎上了郭沫若。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也简化成儒法斗争史,法家是历史前进的推手,儒学则是挡车的螳螂,撼树的蚍蜉。

然而否极泰来,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儒学开始复苏、升温,得到全社会关注。尽管在改革开放的思想系谱里,没孔子什么事儿,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老人家抖尽身上的污水,重新回到了原先的牌位上。说改革开放与他无关,也不能太绝对了。他老人家早就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只是这回开门请的是高鼻子蓝眼睛的朋友,想必他不一定愿意见,尤其是穿西装让他敏感,当初他对管仲千恩万谢,就是因为这位霸诸侯,一匡天下的齐相,使他免受“被发左衽”之辱。

后来电视台推出孔子也是恰逢其时,就不说为了吸引眼球,单从回应海内外的国学热、读经热、儒学复兴热出发,也应该尝试一下,可以说是社会上的尊孔读经,为电视孔子的复活打下了基础,这里有诸多因素的复合,难以一一厘清,其中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意思在。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心的宁静、行的规范,倒是引出一派物欲横流的景象,让志士仁人们莫不忧虑,于是想到为中华民族重建价值核心和信仰系统,还是要树立一个本土的“神”,可见对孔子的重新召唤,不是为了GDP,莫不如说是人们发现,尽管有了GDP,还是缺失了某种精神,所以为了稳固国人的精神塔基,必须再造信仰系统。

其实,当年康有为最具大眼光,他曾经提出过“尊孔圣为国教”的建议,理由是东洋西洋均有宗教信仰,唯有泱泱大国的中国没有统一的宗教,恐怕立国无本,进退失据。虽然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影响很大,但是均没有儒学来得根基稳固,而且以近代的科学眼光来看,宗教是迷信,孔子的学说不是迷信,有理性、有情感、有伦理,是兼顾了“头上灿烂之星空”和“心中道德之律令”的本土话语,何必反求诸他乡。紧跟着康有为还拟定了实施的具体办法,可惜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头,这一切显得不合时宜。不过和后来蔡元培先生大力倡导美育相比,倒是复兴儒学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

蔡元培先生也是那个意思,以审美教育代替宗教发挥作用。这想法很有创意,受康德的影响,以审美判断来协调认识与伦理、沟通知性与理性,以美育来“陶养情感”,使知情意三者得到均衡发展,满足人性的内在需求。但是太理想化了,要花大力气大成本不说,还要抹去读书人的部分记忆,难度太大。

回过头来说,虽然孔子和于丹互为媒介,共同蹿红,还有一个媒介断断不能忽略,那就是电子媒介,没有电视和《百家讲坛》,就没有于丹,也就没有今天的孔子。从最表层的现象看,是电视救了孔子,有那么多儒学复兴者奔走呼号,但是似乎都没有于丹在《百家讲坛》上谈的孔子那么有感召力:那个作为“心灵鸡汤”的孔子左右逢源,他每段话说得很短,很精辟,留有充分的发挥余地,很符合电视的再传播;且《论语》中一段话与另一段话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便于选取和当下语境相对吻合的语录来阐释,并且这一阐释和流畅、华丽的口语表述,兼有评书的抑扬顿挫又有心理治疗功能的娓娓道白两相结合,功效非凡。难怪伊尼斯、麦克卢汉一干人早就强调口头传统来着,认为口头传统具有灵活性,比起书面传统来更加完善,可以避免单一线性思维,可以纠正文明的偏向,使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互相平衡。他们的见解似乎在中国的《百家讲坛》也得到了部分印证。

而那个周游列国,不受待见的孔子,惶惶如“丧家狗”的孔子,或者李零先生描画的那个孔子,有着自己一整套相对完整的政治与治国主张的孔子,靠着文言和印刷文字流传,还要加大量注释的孔夫子就不怎么受欢迎。当然,就此以为充当“心灵鸡汤”的孔子击败了那个济世救国的孔夫子那就错了,时势造英雄,也许若干年后人们还要召唤那位至圣先师,况且两千年来,他老人家从未被固定在一副面孔中,很难说若干年以后,孔子又会是什么新形象,文化的演进路径和媒介的技术的发展说不定会塑造出更加现代化的孔子,例如世界级比较文化大师或者说“交往行动理论”和“符号互动理论”的先驱者等等。

孔子当时的世界与天下是中原列国,孔子的学说是在国际文化交流和碰撞的语境中产生的,孔子的交通工具是当时最先进的马车,他的语录被记载在竹简和缣帛上,是当时最前卫的书写方式。他周游列国,就好比常上互联网,信息灵通。由于有教无类,收费也低,三千弟子中各国青年留学生均有,是国际性的私家学院,和稍后希腊的雅典学院大概有得一拼。不过孔子教的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人家教的是语法、修辞、逻辑、天文、音乐、数学、几何等七科。从实用角度讲,这边要强一些。由于孔子处于中华文明的源头,注定了其形象被不断描摹、添彩、涂抹、修改的命运。当然对孔子及其学说下任何断言,对其历史命运做不刊之论的推测,不过是管窥蠡测而已。二

文化的承传是复杂而多变的,如果由于新媒体和新文化的产生而给某种古老的甚至稍早的文化形态下死亡判决书是轻率的。文化的分类和解析方式也是多样化的,除了听觉/视觉、口头/书面、白话/文言、印刷/电子等,我还把它解析为两个层面——符号和话语。符号是排他的,无法兼容,用了中文就不能用西文,有了甲能指就无法同时使用乙能指;话语是兼容的,海纳百川,在一组陈述中可以组合不同的思想和观念。符号的意义差异是共时性的,离开了共时性就无法定位;话语是历时性的,往往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的。话语的继承,既有正相关关系,也有反相关关系。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对伊尼斯“传播的偏向”来说就是正相关关系,新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而言也是正相关关系,而新老自由主义和夹在其间的凯恩斯主义则是反相关关系。新历史主义与克罗齐的思想有正相关关系,而对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则是反相关关系。荣格的或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心理学思想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既有正相关也有反相关关系。当然无论是正相关关系还是反相关关系,都是有承传和某种逻辑在,还有非逻辑的融合和拼贴,后现代话语就是如此大杂烩。所以20世纪以还,西方无论有什么样的新思想都可以被“中国化”,化得好不好,合理与否是一回事,就话语层面而言,基本是多种思想交汇,古今中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领土是有国界的,国界划得不清楚,会产生纠纷和战争。思想和话语是有倾向而没有国界的,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各有倾向,却并不对应于具体的鲁国、楚国或秦国。自然有人试图将思想和国土对应起来,强调文化的纯洁性或民族性,不管其用意如何,结果总是徒劳的。并不是说不存在文化的民族性,只是说文化的演变不是朝着预先设定的民族性方向前行,这和生物遗传类似,“自然选择”要比人为的干预更有创意,更能出奇制胜。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表现在文化方面,如果为了文化的民族特色而对思想和话语进行封锁,不仅不可能发展出辉煌的一乡一土的特色文化,还会适得其反,迅速导致文化的衰落。思想禁锢对文化的繁荣最具杀伤力,文化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它总是在互相交流、借鉴、吸收和融合中逐渐丰富、深厚、博大,丰富博大也会走向繁琐,繁琐会回归简约,这一过程虽然也可以说是人为的,但却是不可规划的,正如不可计划人的情感和思想,不可规划什么时候会有新的发明创造面世一般。

中华文化的发展不可能在拒绝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达成,或者说中华文化从来都是在和外来文化的交流、碰撞中逐渐丰厚博大。外来文化说来抽象,其实蛮具体,战争、移民、传教、通商、留学、翻译、技术交流和文化论争、领土版图的扩大或缩减等等,都会引进外来文化。如果不是与军事侵略并存,那么我们只能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侵略这个词。特别是媒介全球化的时代,如果用显微镜来检测文化的肌理,会发现每一条纤维都融合着各种文化因子,成分复杂。因此即便是最古老、最纯正、最本土的文化,也融合着后来的或外来的因子。今天我们无法直接走近古老的文化(甚至包括考古学,因为对出土文物的鉴定和阐释是一门现代学科),我们接触的是经前人一再阐释的、器物和观念混为一体的对象。所谓文化传统,是由经典和经典的阐释话语共同构成的,就如我们面对的《论语》早已不是2500年前的竹简木牍,而是经历代圣贤或编撰或注释或转手的解读话语。传统文化是流,不是仅仅指源头。传统文化有时也是一种宿命,无论其优劣,后人无法轻易解脱,而且必然要承受。媒介手段的变化会改变文化的形态,新媒介带来新文化,但是传统文化的内容会浓缩成某种形式(我们有时称之为“精神”)保留下来,当然是“有意味的形式”。讲《论语》就是一种形式,无论在课堂,还是在电视台,或者在网络博客,均意味着当代人和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精神联系,至于讲得怎样,那就另当别论。关键是能持续不断地被讲,一代接一代地讲。其实“精神”就是通过形式保存下来的。三

形式即是媒介,由它通向某种精神和文化,媒介手段和方式同样也是文化。即以电影为例,好莱坞大片是文化产业和产品,而好莱坞电影的制作方式更有拷贝的意义,大资金的运作、大片的生产模式、动漫的运用、市场营销手段的成功等等均可以进入课堂的教案,成为文化产业类课程的“内容”。或许为了某种理由,我们可以抵制好莱坞大片,但是不妨碍以好莱坞的运营模式或制作方式来生产大片。即以章子怡为例,她是现代影视制作体制的产物,她的成功只是证明中国电影和演员进入世界市场的成功。输出章子怡没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只是应了一句全球通的广告词:“我能!”就如中国足球2002年忽然踢进世界杯,表明游戏规则对参与者的认可。好莱坞梦工厂和电视屏幕能生产许多大同小异的章子怡,却无法再造当代孔子,因为孔子是与一个古老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的传统丰富、深厚、博大,孔子作为传统的象征有其偶然性,尽管我们现在可以分析出一百条必然性来,但是历史的机遇巧合永远是神秘的,高于人的理性。历史还把孔子和儒学锻造成特定的精神形态,成为中华文化的发动机和生产机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各个时段,各种样本的传统文化来。

以“媒介即讯息”的逻辑推断,媒介方式的变化,新兴媒体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化的面貌。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因其传播手段落后,将被渐渐淘汰,或被挤到一块狭小的空间里,自生自灭。然而历史的轨迹与逻辑的推断往往成悖反之势,新媒体的出现不仅没有遗弃传统文化,反而增加了其产能,书店里有关国学或传统文化的著作铺天盖地,还有电子版和网络版等等系列产品,在以往时代,哪见过这阵势?不过,当代传媒相中传统文化这一块,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出于弘扬的意愿,站在文化产业的立场上看,孔孟老庄、三坟五典这些都是资源,都潜藏着巨大的市场和无限的商机,都是可以反复加工、重新包装的对象,而传统文化典籍经此一加工包装,也往往变得面目全非,不忍卒读。

新兴媒体和现代影视工业相结合,生产出大大小小的章子怡,其产品的功用和效益比较明显,张颐武教授赞许章子怡就是看上其当下的功用,而孔子的功用和效益,在今天来讲就比较模糊,毕竟考大学不比考科举,《论语》背得不熟,丢不了什么分。另外,儒学也没有了以往思想控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用价值,时过境迁,儒学已明显被去功能化。

去功能化的儒学为什么也能那么火?那是经过上千年的冶炼,滤去功利的杂质,慢慢演变为某种信仰的缘故。

就没有实用价值一点而言,“孔子名高实秕糠”可谓一语中的。其实当年孔子就“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后来孟子也如此,齐威王、梁宣王等向他讨教具体的治国和对付隔壁邻国的方略时,孟子那一番有关仁义的高谈阔论就不解决实际问题,起码是远水不解近渴。按照《史记》的说法,“(他)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合则留,不合则去。也许正是脱离了实用价值,反而容易使其升华,成为一种精神信仰。孟子之所以为孟子,就在于他的迂阔,坚守自己的信仰,不苟同于流俗,结果只能回老家与他的徒弟们著书立说去了。至于后学们虚构出的“内圣外王”一套说法,一心想着两头通吃,不仅无可操作性,还有很大的欺骗性。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倒是先王后圣更便于付诸实施,是皇帝么总会有新衣穿的。

当四书五经还是读书人仕途的敲门砖时,当它们还是换取黄金屋、千钟粟和颜如玉的筹码时,不过是一种谋取利碌的媒介,而不能成为精神家园。儒学的去功能化,不仅不会导致其衰落,反而还成全了它,即如在日本,在韩国,儒学和治国的关系不那么紧密,反倒是香火绵绵不断。那里的人们也就没有在歪歪斜斜的字里行间看出“吃人”两个字来,糊糊涂涂就马虎过去了,进入现代社会,公民的人格也没因此残损破缺。“仁义”也罢,“中庸”也罢,作为价值取向,很是高尚,值得普世推广。并不因为某些倡导者的虚伪,就派定相关学说是伪善的、只为专制统治服务等等。不过高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与实用和效益保持距离,非工具化和价值中立。一旦被拖入现实的泥淖,为实用目的服务,作为策略和手段来运用,就会失之偏颇,就会有美美恶恶之辟。只有儒学工具化过程的结束,其内涵的价值理性才会得到进一步开掘,其精神层面的力量才能逐步积聚,成为民族和群体的信仰。

再来说说康有为的立孔教为国教的方案之所以无法推行,我以为,主要是那时的儒学还没有去势,这位大成至圣文宣王和现实生活中气势熏天的权贵们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有着统治工具的嫌疑,难怪目光如炬的鲁迅和五四新青年一代人不答应,革命党人不答应。居然,要不要打倒孔家店,要不要反对各种名头的尊孔读经,成了那时新潮学子和封建余孽的分水岭。

俱往矣,近一个世纪的阻隔,尘埃落定,总算使儒学脱离了统治意识形态,回归自身。因此,感觉上作为中华文化的形象大使,哪怕是作为“心灵鸡汤”的孔子,都比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孔子要可爱。也许这位和蔼慈祥的老人家与十字架上悲天悯人的耶稣是一类人,也许他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同道,也许孔子就是孔子,无人比肩。只要不当大成至圣文宣王,只要不进入必修课,不靠它拿学分,他只是在校园的绿草坪上优雅地站站、目眺远方,再或者上互联网常常露脸,即便左子怡、右于丹,也是一片和谐图景啊!

试论新媒体文化的生存悖论

[3]宫承波

伴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新媒体文化的悄然兴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崭新的媒介文化,目前已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它目前的生存尚有些困窘,甚至还存在着诸多悖论。一、对传统文化拓展与冲击的悖论

从人类传播发展的历史看,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受到特定媒介的支配,而每一种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的兴起,都毫无例外地要引起文化上的变革。目前我们也看到,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以及随之出现的诸多新媒体形式,社会文化范式也在发生一系列变化。拉比塔尔斯基甚至这样认为:“面对新媒体时代,一切都在被异化着,所[4]有原生态的文化都被新技术方式赋予新的解释。”1.新媒体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拓展与创新

首先,新媒体文化为传统文化的承载与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从而为传统文化的生存方式带来了根本性变革。一直以来,由于历史的规定性,传统文化的薪火传承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线性传播模式,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单一的,保守、缓慢的文化承袭范式已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要求,新媒体的出现则适时地弥补了这一缺憾。由于新媒体特殊的媒介形式,所以传统的文化生存与传播的“白纸黑字”方式被“E媒体”(electronic media)方式所取代,从而实现了文化载体的革命。依托于这一载体,新媒体文化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新的渠道,从而拓展了传播范围,使更多的人通过网络领略到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无疑对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大有助益。

其次,是赋予了传统文化以极大的自由。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我国传统文化由于受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和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的制约,所以形成了一种保守而隔绝的文化特色,其核心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纲常礼数和尊卑等级,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这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赋予传统文化神圣性的同时,也极大地抑制了其向多维空间的伸展与开拓。面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的冲击,这种循规蹈矩、故步自封的姿态难免使民族文化陷入窘境。与之相反,新媒体文化自兴起伊始便表现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兼收并蓄,打破了文化之间的森严壁垒,使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化在此交流、汇聚,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开放;它追求平权,呼唤民主、参与,使文化创作主体能够超越现实社会对个体身份和角色的限定,突破意识形态以及现实生活中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从而实现自我和个性的张扬,也实现了自身的吐故纳新。弥尔顿所倡导的“观点的自由市场”在新媒体文化中变成了现实,其中有“阳春白雪”和科学精神,同时也充斥着“下里巴人”,甚至不乏鬼神膜拜,这些在传统观念中无法并存的文化在新媒体世界里却共存共生着,这不能不说是新媒体文化的一道奇观。

总之,借助于新媒体,传统文化寻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在开阔、自由的空间中,其呼吸会更加自由,内涵会不断丰富,会走得更远。2.新媒体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传统文化在受惠于新媒体文化的同时,也遭遇了来自于新媒体文化的冰霜。首先,是削平了传统文化的意义深度。毋庸置疑,新媒体的一大特征在于其实用性,根源于此,新媒体产业的发展异常惊人,短短数年间已渐成气候,俨然一派新经济先锋气象。在这一消费潮流驱动下形成的新媒体文化,自然无法脱离消费社会快餐文化的特质,这种文化更多地是世俗品位的展现,适应了后现代语境下自由表达的追求,同时,由于超乎寻常的自由,所以又带有随意化的弊病。相较传统媒体,新媒体中把关人的概念趋于淡化,因而成为各式各样文化汇聚的自由“飞地”。陈思和教授曾用“藏污纳垢”来形容网络媒体的生态环境。

新媒体传播侧重的是娱乐化,而娱乐的核心便是媚俗、游戏。事实上,新媒体自出现以来便在众多层面满足了民众欲求,需要说明的是,此种欲求暗含了一个最为根本的逻辑,那就是新媒体传播是一个以个体存在为中心的文化系统。在该文化系统之内,个体的价值观凌越一切,因此新媒体文化也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个体文化的代名词,它不是一个宁思冥想之地,而是一个喧哗与骚动的空间。更多的时候,人们只是为了抒发一己之私才聚集于此。在新媒体空间中,随处可见戏谑、游戏的内容,透露出异常明显的媚俗化倾向。更有甚者,一些涉及色情、私密的内容更是招摇过市且博得了大量注意力。这种游戏化,甚至低俗化的信息传播无疑堵塞了传统文化通向思想、价值乃至终极意义的通道,消磨了文化应当具备的大气、崇高、厚重和深邃,所谓文化变成了一种吸引注意力的“眼球经济”,一种浅薄的时尚。[5]诚如马尔库塞所说:“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成为了自由的枷锁。”

其次,是冲击了传统的语言、文字规范。毋庸讳言,新媒体文化的横空出世不仅在信息、内容方面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从形式角度看,对于传统文化的载体,即语言、文字也带来了影响。在绵长的人类历史发展中,文字的诞生曾被视做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文化的表述无法脱离语言文字,它是传统文化的传播工具和承载介质,正是有了语言文字,人类文化才得以保存和传递,并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倘若没有语言文字的承载,文化只能无奈地消逝于历史长河之中。然而,计算机技术所使用的程序设计语言却导致语言应用呈现出技术融合下的杂糅化倾向,使传统的表述方式遭遇“失范”。比如新媒体传播中出现了大量流行性语汇,由于载体的不同,手机与网络的流行语又有所区别。前者大多是打油诗一类的段子,例如“单身是领悟,恋爱是失误,分手是觉悟,结婚是错误,离婚是醒悟,再婚是执迷不悟,没有情人是废物,情人多了是动物”;后者则多为新新人类的专有词汇,以“菜鸟”、“GG”、“东东”等为代表。

再如网络语言的泛滥。网络语言是伴随着网络发展而新兴的一种语言形式,包括拼音或者英文字母的缩写、含有某种特定意义的数字以及形象生动的网络动画和图片,起初主要是网民为了提高网上聊天的效率或某种特定需要而采取的方式,久而久之却形成了一种特定语言。网络语言的类型大体可以分为数字型、翻译型、字母型、符号型。数字型一般是借用数字与文字的谐音,例如“94”等于“就是”,“88”等于“再见”,“555”等于“呜呜呜”、表示低落的情绪等。翻译型即是根据外来语的发音,用适合的汉字代替,例如“伊妹儿”等于“e-mail”、“当”等于“download”。字母型又可以细分为三种,一是谐音法,以单纯字母的发音代替原有的汉字,例如“MM”等于“美眉”;二是缩写法,例如“BT”等于“变态”、“OMG”等于“Oh My God”。还有通过象形法创造的特殊“缩写”,例如“OTZ”。符号型多以简单符号表示某种特定表情或文字,网络文化的创造者大都依靠键盘来编辑语言,由于键盘中符号输入的简便性,导致新媒体传播中充斥大量符号性语言,例如用“:)”表示微笑、“T^T”表示流泪的表情等。这种表情型符号起源于日本漫画,后演变为漫画杂志中常出现的文字符号。符号型多与谐音有关,如“=”等于“等”、“O”等于“哦”。网络语言的失范主要体现在谐音的滥用、词汇的畸变和[6]语法的背离,严重影响汉语语言的纯洁性和规范性。

诚然,这些新语汇的使用丰富了新媒体文化,但长此以往,却势必会对传统的语言规范造成冲击,造成语言使用混乱,甚至认知困难。

再次,是颠覆了传统文化的承袭方式。在文字诞生以前,人类一直依靠口耳相传、图腾壁画、结绳记事等手段来记录、传承文化,那时的人类文化传承大都是片断性、碎片化的。直到文字诞生以后,人类文化才得以系统保存,于是便有了甲骨、竹简、布帛、纸张等承载介质的流变。通过它们,今人可以窥见古人的生活方式,人类文化得以延续。在文化传承的漫漫征程中,纸质文本一度是传播的主流,人类文化散落于书籍、报刊、杂志等媒介中。可以说,传统的知识存贮是与印刷术的不断进步相联系的。即便是早期文明阶段依赖兽骨、毛皮等,也都是具备实体形态的存储介质。然而,当网络出现以后,这一切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具体说,伴随着现代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相互渗透,联机数据库、光盘出版物、网络信息资源等的诞生,无纸存贮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无疑对传统文化载体——书刊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纸质相异,新媒体文化的承载、存贮依赖的是诸如磁盘、硬盘、光盘之类,这种方式更多地依赖字节,即计算机能够识别的特殊符码,操作起来异常简易且携带方便。但是,对于由病毒肆虐引起的崩盘现象它却无能为力,存储内容可能会顷刻间消失。可见,在安全性不能保障的情况下,新媒体存贮方式是令人担忧的。

笔者认为,传统文化与新媒体文化是一对矛盾也是一对朋友,二者并非泾渭分明的两军阵营,而是大有合作空间,事实上,正是在二者的博弈与交融中建构起当下独特的文化景观。面对新媒体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传统文化如能抓住契机,主动调整姿态,协调合作,或可为自身的繁荣与发展开拓出新的天地。二、自由狂欢与侵权、乱世的悖论

任何一种有前途、有生命力的文化必然具有兼容并包的开放性,新媒体文化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得到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即在于其极大的开放性。由于网络提供了近似无限的空间、充足的通道,而且平等的网络节点替代了中心和权威,所以为每个人提供了平等的地位和机会,从而为多元文化提供了展示的舞台。无论是科学精神还是鬼神崇拜,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部落文化,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无论是小说文本还是电子游戏,哪怕是一篇私人日记,任何文化形态、文化内容都被赋予了平等地位,都可以通过网络展现在世人面前。这种扁平结构消弭了传者与受者的界限,改变了传统的金字塔式结构,使任何网民,无论尊卑,在网络中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都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在网络中寻觅到自己的兴趣所在,都可以成为网络文化内容的创作者,从而实现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的诉求。在这个与现实世界分离的空间中,任何个体都可以自由地表达、尽情地“狂欢”!“狂欢”的概念来自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哲学家巴赫金对“狂欢节”的追溯。它不同于“日常的生活”,“提供了打破日常生活的压抑的机会,提供了被压抑者的声音在最大时可被听到的机会,提供了社会接受它通常所压制和否定的快乐的机会。狂欢的本质是它对规范着日常生活规则的逆转,狂欢的必要性源自被压制者最终对屈服于社[7]会规范的拒绝”。沉浸于狂欢中的人们不分等级和地位,不分演员和观众,摆脱了一切约束、禁令等现实中的秩序。由于网络传播的匿名性提供了一片几乎没有限制的天地,所以这种与现实分离的虚拟空间无疑构筑了类似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语境。但在这种狂欢式的语境中,民主社会所崇尚的自由却走了样、变了质。比如博客,被许多人称做言论自由的阵地,是一种个人表达意见、传播思想的网络出版方式,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具有个人自由表达与出版、知识过滤与积累、深度交流与沟通的功能。网络赋予人们的虚拟身份使得人们在博客上能够“畅所欲言”,而对国家、集体、他人的看法与感受全无顾及。因此,博客的出现使许多人认为人类已经进入真正言论自由的时代。事实上,博客与言论自由并非毫无干系,博客的发展提升了公众的话语权,公众的个人态度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传播,优质的博客是提升自主性、发现真理、促进民主的良好方式,但不幸的是,诸如诽谤、煽动、挑衅、仇恨、威胁等言论在博客中却不断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中,博客不是又成了侵权和隐私暴露的代名词吗?

再比如“恶搞”,可谓网络文化反叛性的典型代表。“恶搞”又称做Kuso文化,是一种经典的网上次文化,它通过夸张、讽刺、搞笑的叙事来反映现实问题,引起社会关注。通常情况下,采用对经典文本的解构而达成调侃的使命,一部荒诞可笑的“恶搞”作品往往暗含了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如《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通过对电影《无极》镜头的剪切、故事的重构可谓将对传统“艺术”的讽刺、戏谑发挥到极致,充分体现了颠覆经典、肢解传统、张扬个性、讽刺社会的反叛精神。但是,这种“恶搞”文化却又往往导致对崇高的解构、对权威的戏谑和对社会正统的反叛。“反叛和戏谑都是通过解构,在抵制痛苦中制造快乐,在低语和喧嚷中宣泄情感,将自身从现实的正常[8]秩序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狂欢性与反叛性是密切相关的。三、草根性与精英化的悖论

如前所述,新媒体文化带来了全民性的狂欢盛宴,在解构权威的同时也成为平民文化的象征。但是,新媒体的准入门槛(诸如技术支撑下的高成本)却无疑意味着它会将大量下层民众挡在门外,这也是新媒体文化目前尚无法摆脱的一个生存悖论。

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便曾有学者指出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知识沟”现象,当时这一理论还仅仅适用于广播电视媒介。伴随互联网乃至各种新媒体的出现,有学者又将其扩展至“信息沟”和“数字沟”,指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现象进一步扩大的情况。

毋庸置疑,新媒体的出现为大众文化的崛起找到了出路,草根阶层通过新媒体得以实现参与文化构建的诉求,但这种诉求的实现却必须依赖于新媒体的一系列技术操作。所以,首先你必须懂得相关的技术操作,否则你只能望“机”兴叹;其次,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的监管环境虽然宽松,但信息内容的发布也并非随心所欲,你的发布内容必须得到后台管理者的应允。有学者即指出:“计算机的日益普及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真正掌握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管理的人数并没有增加,网络管理仍控制在极少数精英手里。大多数普通网民,表面上拥有大量信息,但却把自己分析、批判的能力交给了计算机。于是,懂得管理网络的技术精英获得了信息霸权。随着新的网络系统的普及,草根阶层与精英集团支配信息的能力差距越来越大。高科技社会日益分化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两个部分,这种信息鸿沟带来[9]社会阶层的分化。”“信息沟”和“数字沟”加剧了文化分层,草根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差距不断被拉大。

另一方面,新媒体文化虽然是一种平民文化,崇尚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但新媒体文化涌动的背后还是可以看到资本的影子。我们必须承认,新媒体文化的消费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网络的覆盖、硬件设备的购置以及通讯费、流量费等,都将限制新媒体在草根阶层中的使用。作为一种消费文化,新媒体内容的生产同样需要资本,包括内容制作、网络广告、网站建设、网络服务的开发推广、手机信息发布平台等,都需要大量资本支持。一系列的所谓“免费”服务,不过是资本吸引受众目光的工具而已。

总之,尽管草根与精英都在寻找、构建自己的文化内容,都在新媒体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平台和空间,但是新媒体文化掌控的权力依旧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而普罗大众无非是充当了信息参阅者的工具。可见,如何在媒体的平民化与高准入门槛之间寻求平衡,将是今后新媒体文化所急需面对的一个难题。四、全球化与民族性的悖论“信息沟”和“数字沟”不仅是一个国家内部不同人群对信息与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创新能力的差异所造成的社会分化问题,而且是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因信息产业、信息经济发展程度的[10]不同而造成的信息时代的南北问题。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发展缓慢和发展迅速的国家之间;不仅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也存在于地区之间。从中国看,尽管信息技术在迅速发展,但是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同时,东西部地区及城乡之间,网民的水平与数量、网络设施建设、网络知识与技能的普及也存在明显差距。“数字沟”问题及南北差距的拉大,使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的敌意和反感增加,对全球化的疑虑也增多。新媒体文化与技术具有很大关联性,技术决定了新媒体所能提供的服务,也构筑了新媒体文化的本质。从这一意义上说,谁拥有新媒体技术的控制权谁就掌握了影响新媒体文化走向的力量。因此,各国都对新媒体技术的研发不遗余力,信息技术标准之争也成为各国文化攻守的重要基础。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的技术壁垒越来越高,资本流动越来越自由,这无疑为发达国家借助新媒体对处于弱势的民族文化进行消解、同化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如前所述,开放性是新媒体的主要特征,在广阔的新媒体空间中,国界等地理边界不复存在,人类可以尽情地享受交流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不同价值内涵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和互相渗透也变得难以控制。当前,各国都已将对新媒体的控制上升到国家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来看待,新媒体传播不可避免地成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群体攻守的战场。

近年来,学术界一直有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通过这个进程,某些经济上的主控国家便系统地发展与扩展了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控制、政治控制与文化控制……来自支配性国家的某些产品、时尚及风格样式(style)得以向依附性市场进行传输,从而产生特定的需求与消费形态的观念和经验的支持,又对这些文化[11]价值、观念和经验予以认同”。随着政治上的殖民主义的消失,文化上的殖民主义却又悄然袭来。

应当承认,文化通常是在冲突中得以丰富和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在进化的同时也会增强自身的适应能力。全球化趋势预示着文化融合与文化变迁的必然性,但如何在文化交流中守住民族文化阵地,是当前新媒体文化所必须思索的。国际化的审美趣味在新媒体中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出现,或许并不是一个容易解答的问题,毕竟文化问题的探索不会那么容易得出答案。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文化的民族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无论是中国的国画、德国的古典音乐,还是古希腊的雕塑、古埃及的金字塔,都是全人类共享的审美与文化财富,然而,它们都是根植、生长在各自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失去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人类的精神世界将会黯然失色。

当然,如何应对“数字沟”问题,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虽然是新媒体传播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却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化建设问题,而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世界各国的平等参与、深入研讨和共同协商。

总之,新媒体文化已将人类社会引向一个新的时代,它是初升的太阳,无论其当前的处境如何,我们都有理由相信,它的前景是光明的!然而,当我们沉浸于这曲盛世欢歌的同时,当前新媒体文化生存处境中的诸多悖论,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反思。

大众文化视野下大陆电视综艺节目的审美反思

[12]吴闻博 李玉晓

摘要 大陆电视综艺节目的演变历程,是对大众文化不断靠近的进程,是大众传媒和资本市场相互作用日益加强的过程,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运作加剧,规模复制和商业因素不断渗透到电视综艺节目的形式与内容中,电视媒介与生俱来的规模复制,批量生产的技术因素,图像呈现的感性刺激,与资本市场的商业运作一起,在节目编排中汇成电视节目的消费性内涵,于是,在大陆电视节目形态的演变中,娱乐性、审美性以及受众的情感表达也在不断突破传统文化的限制,媚俗化倾向明显。一、大众文化视野下电视节目的媚俗化倾向

对于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早在本雅明1926年发表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就有所涉及,1947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文化工业”一词,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以阿多诺、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吸收马克思主义中文化批判的理论,将大众文化视为统治阶级对大众意识形态操纵的工具,通过表面的繁华来掩盖复杂社会问题,以人为的温情消解大众的批判理性,进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法兰克福学派之后,大众文化特别是以影视节目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引起众多学术思潮的关注,一些学派试图将“大众”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语境中解放出来。伯明翰学派将文化研究由批判视角转向符号学解读,强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主体建构已不再完全受意识形态的控制,被支配群体总是能够采取种种消费性“战术”来逃避或者对抗宰制力量,而大众文化也正是在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不断斗争中产生并存在。中国对大众文化的探讨基本沿用西方的理论,比如金元浦先生在他的文章《定义大众文化》中写道:“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大规模地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空间或公共领[13]域,是有史以来人类广泛参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

可以看出,尽管各学派对“大众”的定义和作用还存在争议,但都各有侧重地承认了大众文化与现代传媒、资本市场、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从三者的关系来看,大众传媒为资本市场迎合“大众”提供工具,资本市场的运作反映出大众的口味,为政治意识形态控制提供依据,大众传媒则充当控制的工具;也就是说,在各种大众文化的表现形态中,大众传媒和资本市场要服务于意识形态,但是由于市场深谙人性,在与大众传媒结合后,往往会超出意识形态的控制。因此,大众文化更多地表现为大众传媒与资本市场的相互作用。电视节目作为大众文化,是大众传媒和资本市场、政治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产物,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现代传媒批量生产、规模复制的特点以及资本市场的商业色彩。只是受大众传媒的技术和资本市场的发展限制,在不同时期,凸显的程度不同而已。

大众文化是伴随着大众传播产生的,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文化。因此,电视节目作为大众文化,首先具有大众传媒规模复制的特点,艺术品通过电波被无数次地复制到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使得艺术品不再是美术馆、博物馆的专藏,审美活动的发生也不再局限在固定的场所;打开电视,从雅典卫城到埃菲尔铁塔,从蒙娜丽莎的微笑到思想者的沉思,电视节目依赖电视无限的包容性,将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下不同的文化形态统统制作成电视节目,将曾经束之高阁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美和艺术,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与观众亲密接触,将曾对主客双方提出严格要求的审美活动,演变成只要控制了遥控器的开关,便控制了审美活动的开始与结束的程序。

电视节目的亲民,使得日常生活被电视以图像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并冠之以美学品位或审美体验之名。原本躲在深闺人未识的美突然变得抬头不见低头见,通过电视节目,我们知道把头发做漂亮了叫美发,把脸蛋整好看了叫美容,诗意的栖居就是居住在山居水岸,购买一幢别墅也将体会到什么是美学生活,原本追求物质超越与精神体验的美,逐渐变成视觉化的感官刺激和身体上的快意享乐。

然而,正是在一种“原来生活可以更美的”这样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美和艺术陷入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原本就难称坚固的美学体系在打着平民旗号的大众文化的冲击下,不断地消退固有的精英色彩,横亘在人与美之间的心理距离被冲破,日常生活皆着美之色彩。按照传统的美学观点,审美形成的关键是要与日常生活有所“隔”:“绘画需要画框把它与墙壁隔开,有时还需要美术馆把它与日常世界隔开。同样,悲剧或戏剧需要这种门窗紧闭的剧场,把整个演出关在里面进行,其目的既是叫人集中精力,又是保护演出不受外界的干扰,如同教堂把信徒与尘世隔离使之面对上帝一样。……人们要求审美知[14]觉的主要是把审美对象隔开,而不是把它与其他对象连接起来。”

但在一个电视“艺术化”、“美化”的环境中,我们发现,“审美活动可以跨过高高的精神栅栏,化为日常生活层面的视觉形象,精神内部的理想转移为视觉活动的外部现实。心灵沉醉的美感转移为身体[15]快意的享受。”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规律渗透在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电视行业也不例外。“一切电视组织都追求高收视率……为了达到更高的收视率,电视制作者不能不努力去投合广大观众的口味,而大多数观[16]众的口味通常都并不怎么高级。”这种有意迎合流行口味和伤感情调的“媚俗”,将电视节目变成粉饰太平、思想肤浅、内容庸俗的“集大成者”。

电视的媒介特性和商业因素的注入,促成人类审美方式和审美趣味的改变。一方面是艺术的平面化。电视节目对生活以及艺术品的视像呈现更多的是对其形式的复制,缺乏深度的挖掘。镜头可以从各个侧面展示艺术品的精致与独特,却无力表达它拥有的韵味与底蕴,文字或画外音或许能够让人们了解它的构造和历史,却无力让人们体味它的内在精神,甚至文字或画外音只是在强调这件艺术品的商品价值,满足的是观众的猎奇心理而非精神享受。事实上,在主客双方不做准备的短短几分钟内很难完成一次审美活动,除却没有形成心理距离,观众面对的是被镜头分割的画面,与自己直接面对艺术品的感受截然不同。正如康定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样的时代里,艺术只满足低级的需要,满足物质的需要,它在粗俗的材料中寻找内容……而人们认为艺术的目的便是把它复制出来。从此,是什么的问题消失了,唯独剩下‘怎样表现’这样的问题,即用什么方式来复制[17]这些物质对象。方法变成了基础,艺术也就失去了它的灵魂。”

另一方面是生活的精装化。镜头对生活的包装更注重外表的精致与华丽,使得衣食住行已超出实际的消费活动。在这种包装视像的刺激下,消费心理日益扩展的人们对包装外形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其实际意义的需求。人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习惯了模仿,久而久之,日常生活、美、电视节目的界限消失,人们已经分不清究竟是电视节目反映日常生活还是日常生活反映电视节目。

因此,理性鉴赏与分析在电视节目这一视像的呈现中处于缺失状态。市场经济和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将意识形态从台前挤向幕后,但这并不意味意识形态彻底失去了控制权,节目审查的目的便是保证电视节目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进而让观众接受这种宣传。在三者的相互作用下,电视业者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又一个迷人的景象,在电视节目里“充斥着轻松愉快的喜剧、正义总是战胜邪恶的惊险剧、人情味十足的家庭剧,却几乎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即使是在表现灾难和悲痛的时候,电视作品往往也不准备唤起高尚的情感从而净化灵[18]魂,而是用喜剧化的滥情提供一种短暂的感情消费。”要么运用美好情感进行煽动,要么追求低级趣味和感官刺激的“艺术类型”,这已经在电视节目,特别是电视综艺节目中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二、走入误区的大陆电视综艺节目1.从重感情到重形式:以春节联欢晚会为例

春节联欢晚会(简称春晚)的收视率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奇迹,除了中国本土庞大的人口基数因素外,海外华人成为春晚的固定收视群体也确保其收视率居高不下。这一现象说明收看春晚已经成为全球华人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因此,中国传统意识中的家族情结和情感诉求,应该贯穿在春晚的整体氛围中。

早期春晚的制作难说精良,但略显粗糙的制作却营造出一种其乐融融的气氛,让每一位收看的观众感到一股暖流在心中流淌。注重挖掘内容深度的各类节目,能够带给人真正的精神愉悦,尤为重要的是,当时所谓的明星朴实无华,不会刻意煽情,而是真正以观众为上帝。但随着晚会的逐年举办,春晚走入模式化的瓶颈,难以实现更新和超越。春晚原本是意识形态控制最为明显的电视综艺节目,某些节目为刻意迎合时代主题、政治意识形态而放弃艺术自律,创作风格日显生硬矫情。为扭转这一局面,制作者逐步放松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意识地从电视的媒介特点和传播特点入手,并与资本市场接轨,但没有把握好适度原则,使得春晚一方面逐渐偏重视觉效果的营造,另一方面凸现了商业因素,却忽略对节目内容深度的挖掘。春晚首先变成了一种主流媒体的自我表演,各种电视杂志提前半年时间开始费劲心思地炒作,努力呈现春晚的种种新意,甚至不惜以“偷窥”明星上不上春晚作为连续报道的噱头,一次又一次的彩排被重复地报道。这种过分的长线炒作,使得受众对春晚的期待感和神秘感都降到了冰点。而正式上演后节目内容的粗糙又使得我们对春晚的记忆,往往只停留在歌星的假唱、主持人的煽情、或隐或现的商业广告和小品相声内容的乏味表现上,尽管舞台设计称得上是美轮美奂,但短暂的感官刺激后对作为主体的节目内容,却留不下什么印象,晚会带给老百姓的不再是惊喜而是失望。

于是,舆论的关注点开始从欣赏走向挑剔。针对是否现场直播提出的质疑、针对某个明星大腕是否有资格登上春晚舞台的评议、对语言类节目整体质量的不满、对形式陈旧的抱怨……我们发现舆论已经集体走向了另一端,全民的批评声音压过了应有的客观肯定。诺依曼“沉默的螺旋理论”在春晚的传播中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舆论自发形成的大多数意见,通过网络建立起了强大的意见群,从而压倒了主流媒体的正面肯定,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使民众中持肯定意见者转向了“沉默或附和”。

面对发展困境,中国的春晚何去何从?回归中国传统审美情趣中的自然标准,不失为一条出路。抛开一味迎合受众的功利、抛开全民收视的野心,将精力从一遍一遍不厌其烦的彩排转向节目的前期策划,放宽对于零失误的苛刻要求,减少刻意的煽情和气氛烘托,努力让观众看到自然而清新的节目。“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迎合大众文化,也要回归大众文化的人本需求,不断提高节目品味,引导审美取向,这也是作为春晚这样具有特殊地位的综艺节目应当承载的社会责任。毕竟,不论怀有怎样的争议和不满,中国人始终对春晚报以高度的关注,对春晚节目本身的重视,是为了享受到家和万事兴的气氛、体验到时代发展的脉搏。2.形式重复、内容庸俗:以《快乐大本营》为例

美国社会学教授吉特林指出:“电视业者一心追求做出广受欢迎的娱乐节目,而且迷信制成此类节目的唯一公式就是保持现状,追求现有的成功先例。其结果是所谓的新节目,无非是老套子的重新搭配。即使偶有创新,其后续往往也是最终回到老路子上来。”《快乐大本营》这类娱乐节目在大陆的蓬勃兴起,从整体来看,得益于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宽松、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同时,人类对于自由、快乐与生俱来的渴望和向往成为这类节目发展的原动力。娱乐节目的兴起又反作用于电视媒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电视的面貌:电视语境更加开放,互动性提高并成为节目生存的重要元素,话语权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平民手中。娱乐节目的制作也开始向高度产业化方向发展,节目制作公司的出现提高了节目制作的专业化程度,同时也成为频道制作体制外的有益补充。就节目本身来看,得益于主持团队的独树一帜。从何炅、李湘的合作到如今自诩为“第一天团”的“快乐家族”,主持人在宣扬个人风格的同时,很好地切合了节目的整体语境。尽管对于《快乐大本营》的主持风格至今仍存在争议,比如有人认为主持人这种以牺牲个人形象、暴露隐私的相互调侃换来的娱乐让人不忍心看,主持人不要理性、只要感性,不求深度、只讲快乐的话语模式显得太过浅薄,但是应当承认《快乐大本营》的主持风格从传播效果上来说,已经由最初新鲜感带来的对受众的单纯刺激效应过渡到了受众对其风格模式的习惯性接受,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引导受众收视习惯的进程,促进了娱乐节目在大众文化中的生根发芽。

但《快乐大本营》早期模式的巨大成功,使得主办方不敢轻易改变节目的固有模式,导致节目模式逐渐僵化;全国各地电视台的争相模仿,又使得节目形式雷同、克隆成风,打开电视,都是千篇一律的观众参与、明星加盟、游戏人间,经过初期的新鲜感之后,观众开始产生厌倦心理。为了挽救流失的观众,节目组力求通过每期设置一个大主题来统一节目内容,但录制上的零散和质量的参差使得整体节目效果大打折扣。调侃成了吸引收视最主要的内容,节目的具体形式比如游戏环节和展示环节,反而围绕调侃进行设计,自我调侃或者相互调侃,已经难以掩饰节目内容的重复和乏味。让明星在台上比赛穿袜子、叼奶嘴、踩气球,抓拍女演员在后台换装的镜头等比比皆是。在制作一期有关“超女”李宇春的节目时,主创人员抓住李宇春不穿裙子的特点大做文章,号召现场的“玉米”们想方设法让李宇春穿上裙子,主持人更是不惜以身试“裙”,这样的做法虽然给观众带来一时之喧,但实际上昭示了制作人创意源泉的干涸和节目生命力的日益衰颓。“无聊的搞笑、生硬而机械的竞技、庸俗低下的窥视和隐私等苍[19]白的内容与豪华的形式,几至成为众多综艺栏目的生存符号。”一期节目看过后,观众最多会记住其中几句搞笑的对话而忘记整个节目的内容。娱乐节目确实具有提供娱乐的主要功能,但在追求嘻嘻哈哈的同时,应该注重节目文化品位的提高以提供审美的享受。否则很难预测其未来还有多大的生命力。3.制造真实、制造噱头:从“超女”“快男”到“舞动奇迹”

原生态的呈现是《超级女声》火暴荧屏的重要因素,但是如果《超级女声》只是以“原本的真实”为卖点,时间久了必然会让观众感觉平淡无味,引发审美疲劳,于是,以“真实”为旗帜,不断制造“真实”,使得整个节目曲折婉转,成为《超级女声》成功的另一因素。进入全国总决赛后的每一轮“PK”,是《超级女声》最具真实戏剧性的场面。面对观众与评委,站在“PK”台上的每一位选手都在声情并茂、声泪俱下地陈述对家庭的感谢、对歌迷的感谢,主持人也忘不了在一旁煽风点火,极尽煽情之能事。于是,整个演播厅都几乎被泪水淹没,台下支持者拼命地舞动自己支持的偶像照片,嘶哑着嗓子哭喊偶像的名字,这种“情真真、意切切”的场景,即使一个局外人看到也不禁会凑过来,在感动伤心之余,不自觉地呐喊几声,投上一票,于是,全民共唱、全民狂欢变成全民共哭。这当然离不开选手的个人魅力,但幕后的创作人员对有“个性”选手的包装与市场推销,使得这种全民感动的背后,掩藏了太多看不见的偷笑。当感动成为一种习惯,选手们似乎也更加明白了什么才是赢得更多人气的关键,于是,“PK”时的撕心裂肺在获知晋级后立刻转成笑逐颜开,实在让人搞不懂她的眼泪里面究竟蕴藏多少真情,而众多fans一味沉浸在偶像晋级的狂喜中,根本不会在意偶像在由悲到喜时的瞬间转变。在这种犹如拥有跌宕起伏剧情的电视连续剧一般的《超级女声》节目中,用人为的真实制造出戏剧化的大众狂欢,只是我们更多地记住了它的真实却忽略了其戏剧化的因素。《超级女声》在取得空前商业成功和社会影响力的同时,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在不断的限制与规范中,三年过后《超级女声》已经很难再度吸引受众的眼球,大部分的“超女”已经悄然淡出了公众的视线,不断爆出的幕后丑闻和冷酷的现实,也逐渐唤醒了少女们的明星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快乐男声》艰难登场。就选秀结果来看,《快乐男声》和《超级女声》在中性化取向上颇为相像。当年李宇春、周笔畅甚至后来的尚雯婕,超女们的中性化趋向,一度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而“快男”们又再度被普遍批评为缺乏男子气概和阳刚气。来自日韩和“90后”的“美男情结”同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审美取向发生了碰撞,媒体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值得思考。

东方卫视的《舞林大会》可以看做是“明星平民化运动”的先声。“明星平民化运动”节目同样力求通过大牌明星吸引受众的眼球,但不同于以往表演类节目全力展现明星光彩照人的一面,也不同于一般娱乐节目集中体现明星生活化的一面,这类节目解构了明星的专业光芒,向观众展示作为普通人和业余人士的明星们,在舞蹈等不擅长或非专业的领域进行的尝试和努力。受众们看惯了电影明星演电影、歌唱明星唱歌,这类节目突破了传统的认知,让所有明星去挑战舞蹈,在整个排练过程中,凸显明星们坚韧的职业精神,再通过专业的伴舞、华丽的舞台设计,还原其明星气质,从而传达给受众自我挑战的精神内涵。但节目中明星们频繁的受伤和意外,让人们感到同情之心和感动之情的疲惫。作为明星,职业化的煽情与眼泪,过度的情感表达,也让受众质疑其真实性,从而削弱应有的传播效果。每期节目采用雷同的模式,很难有所突破,容易让受众产生审美疲劳。这类节目在其发端阶段就体现出了大陆综艺类节目固有的模式化和媚俗化倾向,要想长远地发展,还应把握好节目的定位和初衷,还观众自然和真实。三、结语

中国电视业的发展不过半个世纪,电视综艺节目的演变也不过30年的光阴,然而,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中国电视实现了由政治宣传工具向媒介本体回归的角色转变。外来文化的入侵,让沉浸本土文化已久的国人突然感觉有些慌恐,原来外国也有太多新鲜的血液,但是,由批判接受到盲目跟风,我们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了更多的模仿与克隆,却缺少了独创与亮点。资本市场的运作,是推动电视节目商业化的根本动力。追求高收视率本无可厚非,但当这种追求变成唯一目的,电视节目对观众的引导也就变成了迎合,各类型的电视综艺节目都表现出“媚俗”的倾向,呈现出“媚美”的特点。

叔本华将媚美分为两类,一种是直接引起观赏者简单的生理欲望,被称为积极的媚美,一种是“激起的是一种剧烈的不想要,一种反感;其所以激动意志是由于将意志深恶的对象展示于鉴赏者之前”[20],这被称为消极的媚美。相对于欧美、港台的电视综艺节目,中国大陆的电视综艺节目在传统中和文化的影响下,更多呈现为积极的媚美。

国际化是无法阻挡的潮流,在吸取国外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贯穿民族精髓的电视品牌是跟上时代潮流的关键,而对于娱乐之风愈演愈烈、脱离“中和”越来越远的中国电视综艺节目来说,选择回归,是最根本的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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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

艺术批评的素养论转向

[1]王一川

摘要 艺术批评先后经历启蒙论转向和专业论转向,目前正面临新的素养论转向,其新的批评方式在于建设一种询构批评,这是一种在质询与建构中濡染国民文学素养的批评方式。艺术素养论转向时代的询构批评,要在艺术若信若疑的时代情境中承担着质询、建构和养成等使命,此时急需借鉴媒介批评的实证研究方法及成果。

置身在当前艺术作品五花八门、艺术讯息眼花缭乱的大众文化或消费文化语境中,艺术批评应当如何进行?我这里说的艺术,包括了通常被称为艺术的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电影、电视、时装、广告、装饰等。艺术批评,主要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型艺术批评,也就是指目前我国大陆高校、其他学术机构、学者等开展的注重学理的批评话语。要明确这种艺术批评应当如何开展,首先需要对它改革开放30年来的状况及其演变做必要的了解。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大陆学术型艺术批评已经经历了大致两次转向——暂且分别称做启蒙论转向和专业论转向,而目前正在面临一次新的转向。一、艺术批评的启蒙论转向

在1978至1989年的启蒙论转向时段,艺术批评家的角色在于引导社会公众对艺术品采取坚信无疑的态度,通过对艺术品的欣赏而揭示其思想启蒙意义。批评家们自觉地把艺术品看做真实的“生活教科书”,其依托的知识论范式是艺术真实性原则,认为艺术品通过想象性(浪漫主义)、典型性(现实主义)或荒诞性(现代主义)等原则,可以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例如,油画《父亲》、小说及电影《芙蓉镇》等作品,在批评家眼中正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这一点同那时的艺术家的创作追求是一致的:他们不约而同地自觉地要表现或再现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以便开启公众的心智。

此时的学术型艺术批评面对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复苏的学术个性追求如何继续保持社会批判的活力;二是这种个性追求如何同政府导向和谐共处,或者被调控在可以容纳的范围或限度内。而社会公众则属于被启蒙的对象,一般没有获得发言的权利。至于如今威力八面的娱乐媒体,那时也暂且处在政府导向和精英表达的可调控范围内,没有获得如今天这样的空间。二、艺术批评的专业论转向

在随后的1990至1999年的专业论转向时段,批评家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这主要表现在,艺术批评家们从思想的广场退回学子课堂、个人书房,更加注重运用学理方式去引导年轻学人(而非普通社会公众),对艺术品采取半信半疑的态度。从坚信无疑到半信半疑,确实是艺术美学范式的一次重大转向。这意味着,批评家们把艺术品看做半实半虚的人工制品,其依托的知识论范式是艺术符号学原则。这种符号学原则假定,艺术文本由表层和深层双重文本组成,表层艺术文本是可信的、确定的,而深层潜文本是多义的、需要探测的。艺术品正是显意与隐意(心理分析学)或符号与意义(符号学)的组合体,或者具有“互文性”和“双重文本性”(后结构主义)等。这个时段的批评家们不断鼓动起与社会变化和公众诉求越来越疏离的学院式探索与学术研究热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段的学术型批评不得不面对正在兴起的新闻消遣型批评的强大攻势。当学术型批评躲进学院院墙、孤守专业城池时,新闻消遣型批评却正在借助大众媒体的威力在社会公众中攻城略地,声威愈加显赫。正是在这样的日甚一日的攻守转换中,学术型批评逐渐丧失掉艺术批评的主阵地,而让位于新闻消遣型批评。三、学术型批评面对新闻消遣型批评

新闻消遣型批评,完整地应当称做艺术领域的新闻消遣型批评,是一种在艺术研究界可能长期得不到正视却能量巨大的艺术批评类型,它侧重于报导或分析与艺术相关的新闻逸事,着力迎合社会公众的消遣、休闲或娱乐需要。随着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书刊、电视、互联网的发展,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具有艺术性的新闻和逸事在社会公众中广泛传播。这些艺术性的新闻逸事往往在媒体的文化娱乐版、时尚杂志、文娱频道和栏目中出现,讯息快捷,时效性强,娱乐性强,特别能吸引普通公众眼球。既包括娱乐短讯、快讯,也包括纵深报道,更有电视参与、网络互动等。既有批评也有赞扬,更有争议话题,从而吸引公众的神经,引发新的社会时尚流。这虽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批评,但在客观上起到了艺术批评的作用,成为紧密沟通艺术家与公众的基本的、日常的主渠道或主阵地。在当前,这类艺术批评比其他任何一种批评类型都更能打动广大的普通公众,潜移默化地养成他们的艺术趣味和艺术鉴赏倾向,并使他们获得休闲的满足,同时帮助推销作品。但是,这种批评往往容易受到商业机构和出版商逐利动机的影响,有可能出现媚俗、庸俗的追捧,误导公众。

学术型批评和新闻消遣型批评之间的关系,有着此消彼长的演变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型批评还曾是我国艺术批评的主流,具有贯通艺术专业圈和广大社会公众的强大能量,自觉地承担起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的历史重任。然而,好景不长。大约是在90年代初期,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新闻消遣型批评作为一种新兴的批评势力急速地壮大起来。具体地说,一方面是艺术的产业化转向,即艺术的创作、生产、流通、消费和接受等环节都被纳入市场经济轨道,成为可以满足公众消费需要并可以赢利的文化产业,从而需要运用大众媒体手段向公众大量包装、宣传;另一方面是娱乐媒体的崛起,即以休闲、消遣为主导的娱乐型媒体(如报纸娱乐版、广播电视娱乐栏目及频道、娱乐型杂志、休闲类图书等)迅速兴起,既可承担艺术文化产业的包装、宣传任务,又可满足公众的消遣需要。这样,在艺术成为消费型文化产业和娱乐型大众媒体迅速兴起的情势下,新闻消遣型批评就迅速发展,逐渐取代学术型批评而成为社会公众密切接触艺术的主渠道。更由于国际互联网及相应的信息技术手段的愈益发达和便利,这种新闻消遣型批评的能量就更是变得几乎无孔不入了。

反观学术型批评,它伴随改革开放30年进程中高等教育和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越来越趋于专业化、学理化和学者化,忍看社会公众被新闻消遣型批评夺走。应当承认,新闻消遣型批评在今天的得势有其文化合理性,因为社会公众的日常文化娱乐生活需要这种快捷、便利和时尚的娱乐佐料。不过,在这种学术批评告退而新闻消遣型批评波澜壮阔的情势下,学术型批评所面临的一个真正致命的问题就是,丧失了社会公众的艺术批评还配叫艺术批评吗?它还是曾为俄国[2]批评家别林斯基所称道的“一种不断运动的美学”吗?

简要说来,当前我国学术型艺术批评面临的一种特殊情势在于:一方面,它还在执著于、纠缠于此前启蒙论转向和专业论转向时段的旧案老账,而似乎无限期推迟对新问题的及时探讨、回应;另一方面,面对新闻消遣型批评咄咄逼人的强大攻势,它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反而是节节败退,躲在学院格局内孤芳自赏,几乎丧失掉在社会公众中的吸引力和征服力。这样看来,学术型艺术批评的改变显然是势在必行了。四、学术型批评的素养论转向

当前学术型艺术批评正面临一种新的复杂局面。对此,有四个相关因素值得重视。第一,从创作来说,艺术创作的产业化趋向已经变得愈来愈显著和坚定。艺术创作已置身在大众文化或消费文化的汪洋大海中。昔日的艺术个性化追求,则愈来愈成为与艺术现状相疏离的个人艺术乌托邦。这样,艺术的个性化创作让位于文化产业的生产机制运作,导致批评对象的重心发生偏斜,即从个性化创作转变为产业化制作。第二,从接受来说,社会公众的艺术欣赏已不再以承受理性启蒙为主导动机,而是转而寻求娱乐、消遣或好玩。如此,造成艺术批评的受众群体发生改变,从思想型受众群体变为娱乐型受众群体。第三,从批评方式来说,崛起的新闻消遣型批评在社会公众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已变得愈来愈强大和稳固,毫不留情地把学术型批评挤压到冷寂的边缘。目前它的一个特殊优势在于,通过国际互联网的娱乐新闻报道以及论坛、博客等手段,可以即时吸引大量公众积极参与,产生互动共生效果,从而保持在社会公众中的经常的影响,并不断在社会公众中制造娱乐兴奋点或时尚流。

例如,在2008年10月12日早晨登录新浪网,就可以浏览到一系列娱乐新闻。进而点击赫然列在要闻中的《宋丹丹不上春晚十大尖锐调查》(这种列入网络要闻的娱乐讯息正出自娱乐媒体的刻意设置),则出现了作者十三虎关于这个问题的图文并茂的发挥,以及网友的跟进回复,一时间在网络上形成沸沸扬扬的气氛。再在接下去就是有关时尚女性、游戏新闻、娱乐新闻、娱乐博客、明星美图等。

这些表明,对于互联网网民来说,这些娱乐新闻所标志的,仿佛就是当前艺术发展的即时概貌。这就导致艺术批评的主导权发生转移,从学术型批评转移到新闻消遣型批评手上。第四,就学术型批评自身来说,面对上述三方面变化却总是应对乏力,甚至毫无招架之功,这表明它在社会公众中的批评能力和权威已变得愈来愈孱弱和匮乏,而自身却缺少自我反思。这可能是进入2000年以来,学术型批评面临的无法摆脱并日益严重的新困扰。

学术型艺术批评要走出目前的新困扰,就需要毫不犹豫地实施自身的批评战略转向,这里暂且称做艺术批评的素养论转向。这种素养论转向是说,学术型艺术批评应当走出以往的启蒙论转向和专业论转向困境,转而集中关注全体国民对于艺术产业的大量制作和新闻消遣型批评的大量轰击如何加以识别、鉴别、辨析和批判等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如何提升国民艺术素养的问题。艺术批评的素养论转向,意味着艺术批评要把国民艺术素养作为自身的新的核心问题加以探究,这要求批评家进入新的国民艺术素养的问题情境中,着力提升当前电子媒介时代面临困扰的国民艺术素养。当然,严格说来,艺术批评的素养论转向应当更恰当地理解为总体上的艺术素养论转向在批评领域的一种具体展开而已。总体上的艺术素养论转向应当导致完整的艺术素养学的建立,在其中艺术素养批评可以承担自身的部分任务。五、通向询构批评

要承担提升国民艺术素养这一新任务,就需要探索建立艺术素养论批评的途径。在这方面,目前有许多急迫问题需要做起来,但限于篇幅和论题,这里只能就艺术批评需要寻求的新的批评方式的内涵做点初步摸索。

在艺术批评方式领域,有必要同时借鉴来自艺术批评内部和外部的理论资源。从艺术批评内部说,美国批评理论家卡勒(Jonathon Culler)曾归纳过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四种特征:第一,理论具有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y);第二,理论具有分析性和沉思性(analytical and speculative);第三,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a critique of common sense),即是对被认为自然而然的那些概念的批评;第四,理论具有反思性(reflexive),是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感知事物的范畴发出的质询(enquiry into the categories we use in [3]making sense of things)。这里的第一、二条分别体现了文学批评的学科特征和思维特征,而第三、四条其实正可以视为对当前文学批评的质询特征的一种阐明:文学批评要向现成的已被误认为自然而然的那些文学常识或观念发起挑战,揭露其人为性或虚幻性;同时,还要向文学乃至整个文化所赖以建构的最基本的知识范式发出更为根本的质询。

与乔纳森·卡勒主要针对文学批评理论发言不同,美国电视批评理论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则从当代电视批评的新特点及其对艺术批评理论的影响出发,揭示了当代批评区别于传统批评的新特征:“相形之下,传统批评强调艺术作品的自律性,而当代批评注重文本与特殊文本之基础的惯用技法之间的关系。传统批评以艺术家为中心,当代批评注重文化产品制作的环境,即对产品生产及产品传播渠道起作用的外力。传统批评把意义看做一件艺术作品的特性,当代批评将意义看做读者或读者群体参与文本的结果。传统批评的任务在于确立作品意义、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划分经典杰作的等级体系,当代批评审视已有的文学准则、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将非文学与关于[4]文本的批评理论话语包括在内。”

这里显示了当代批评理论的四方面新特征:注重文本与惯用技法的关系、文化产品的制作与传播环境、观众在文本意义建构中的作用、对现成文学准则的审视和文学研究范围的拓展。

在这种意义上,当前艺术批评实际上已具有詹姆逊意义上的“元评论”(metacommentary)特征。他在《元评论》(1971)一文中宣告,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连贯、确定和普遍有效的理论或批评已经衰落:“对企图发明一种连贯、确定、普遍有效的文学理论的努力,对企图以衡量各种批评‘方法’来找出对所有时间和地点都适用的某种普遍结合的努力,我们现在都能断定其毫无结果。”取而代之,他认为文学“评论”本身现在应该成为“元评论”——“不是一种正面的、直接的解决或决定,而是对问题本身存在的真正条件的一种评论”。作为“元评论”,批评理论不是要承担直接的解释任务,而是致力于对问题本身所据以存在的种种条件或需要的阐发。这样,批评理论就成为通常意义上的理论的理论,或批评的批评,也就是“元评论”:“……关于解释的任何真正有意义的讨论的出发点,决不是解释的性质,而是最初对解释的需要。换句话说,最初需要解释的,不是我们如何正确地解释一部作品,而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这么做。一切关于解释的思考,必须深入阐释环境的陌生性和非自然性;用另一种方式说,每一个单独的解释必须包括对它自身存在的某种解释,必须表明它自己的证据并证明自己合乎道理:每一种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之[5]评论。”这里所说的“每一种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之评论”,正体现了“元评论”的特点。对于注重历史视角的詹姆逊来说,“元评论”意味着返回批评的“历史环境”上去:“因此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6]境。”这种“元评论”其实是对于批评理论思路的历史预设和历史语境等条件的重新发掘和再确认,既承认批评对象或客体自身的历史语境依存性,也强调批评理论的历史性和自反性。所以,詹姆逊在论文结尾归纳说:“评论之评论的目的在于找出潜意识压抑力本身的逻辑,找出它从中产生的环境的逻辑:一种在它自己作为语言的现实之下隐藏它的表现的语言,一种通过回避过程本身而显出被阻碍的客体[7]的闪光。”

从艺术批评的外部看,来自传媒学科的媒介素养论和媒介批评目前已远远走在艺术批评的前面,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进展和成果,因而尤其值得重视和借鉴。美国媒介素养中心(The 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简称CML)曾提出考察媒介素养的五个核心概念(five core concepts of media literacy):第一,所有媒介都来自建构,有建构原则或非透明性原则;第二,媒介讯息由拥有自身规则的创造性语言建构成,有编码与规约原则;第三,不同的人对同一媒介讯息可有不同体验,有受众解码原则;第四,媒介含有价值和观点,有内容性原则;第五,多数媒介讯息被组织传送旨在获利或获权,有动机原则。这五个核心概念或原则都旨在以专业化的媒介研究概念系统去承担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的任务。同时,美国媒介素养中心还进一步提出媒介素养的旨在“解构”的“五个关键问题”(five key questions of media literacy),即:谁制造了这一讯息?使用了何种创造性技术来吸引我的关注?不同的人在理解这一讯息时与我会有何种不同?这一讯息表征或遗漏了何种价值观、生活方式及观点?他们为[8]什么要传送这一讯息?在笔者看来,这五个核心概念和关键问题都建立在对媒介系统的不信任这一基本判断上。不是信任而是不信任,成为媒介或媒体留给社会、公众的基本形象。这让笔者联想到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的名言:符号的本性是“说谎”,符号是“从能指角度替代他物的东西”,从而符号学在实质上是“研究可用以说谎的每[9]物”的学科。照此推论,艺术媒体的本性就该是骗人,如是,那么素养论转向时段艺术批评的主要任务,就该是培养社会公众免遭艺术媒体及新闻消遣型批评欺骗的素养了。这多少有些偏激,但也正由于此,美国知名媒介批评家凯尔纳(Dauglas Kellner)标举“批判性媒[10][11]介素养”和“批判性媒介教育学”。无论如何,有关媒介素养的五个核心概念和关键问题,都可以大胆地借挪到艺术批评中。

借鉴上述来自艺术批评内外部的资源,可以提出一种新的学术型艺术批评方式构想,这就是询构批评。如果说,上述来自艺术内外两方面的批评资源,更多地承担的只是对于艺术和批评自身的消解、解构或批判任务,那么,作为我国大陆实施的学术型艺术批评新方式,询构批评应当既是质询的同时又是建构的。因为,当前我国国民艺术素养的养成,不仅需要解构而且更需要建构。在西方国家,大众媒体是独立于政府而运作的,公众可以对它们合理地起疑,从而艺术批评的质询任务就变得相对似乎不证自明了;而在我国大陆,大众媒体是政府办的,公众长期以来总是被告知它们是政府喉舌,具有不可置疑的可信度,从而批评的质询、批判等否定性任务就恰恰需要证明,甚至需要从根本上在教育体系中重新输入。因此,询构批评的建构功能在我国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必要性。

这样,从艺术批评的属性上看,笔者所设想的询构批评应当是一种在质询与建构中濡染国民文学素养的批评方式。这就是说,这种属于艺术素养论转向时代的新的艺术批评方式要肩负着质询、建构和养成等使命。首先是质询,就是(1)向作为当前消费文化或娱乐文化的艺术产业及其一整套机制、(2)向新闻消遣型批评、(3)向娱乐欲望强烈的社会公众以及(4)向艺术批评本身的所有方面,都发出大胆质疑和探询。不起来向上述四方面发出质询,就无法走出启蒙论转向和专业论转向的旧视野而承担艺术素养教育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产业的包装术、新闻消遣型批评的时尚流打造策略、社会公众的流行趣味追逐三者之间,如今时常形成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共谋”关系,需要发起质询。其次是建构,这就是把上述质询性或批判性话语翻转为国民需要的积极的建设性艺术素养,加以倡导、阐发、输入,以增强国民对于虚假艺术生产、传播及消费的“免疫力”。建构,意味着把在西方盛行的解构主义、大众文化批判等话语转变为我国艺术素养教育需要的建构因素加以移植。再次,这种建构过程毕竟属于一种长期的自主养成过程,需要运用艺术教育和个体修养手段去加以养成。在这里,可以借鉴来自传播学和媒介学的“分众”理论,开展各类国民群体的艺术素养养成教育。国民艺术素养当然不需要政府强制或精英责问,而需要个体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地涵养而成。

作为素养论转向时代的询构批评家,其新角色在于引导不同年龄段、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国民,对艺术作品采取新的将信将疑的态度。这就是说,不再是启蒙论转向时代的坚信不疑,也不再是专业论转向时代的半信半疑,而是似信而疑、似疑而信、信疑不定,属于一种新的失信起疑状况。批评家就是要在这种对艺术将信将疑的时代情境中,起来质询艺术品及相关现象,以及某些新闻消遣型批评,把它们看做全部编码的文化产业和娱乐新闻的制造物。质询,当然就是带着一种将信将疑的基本态度去质疑和询问。这种询构批评所依托的知识论范式,应当从艺术真实性、艺术符号学原则,变成艺术编码论或艺术素养论原则,其核心概念应有来自上面的CML所说的建构性或非透明性、编码与解码、动机等原则。这样,质询就是向艺术品的编码系统和新闻消遣型批评的编码规则等发起质疑和询问,揭示它们的以建构性或非透明性为基础的人为制造属性。从坚信无疑到半信半疑再到将信将疑,国民的艺术素养会随着询构批评的介入而得到逐步提高,其面对艺术垃圾和新闻消遣型批评轰炸的免疫力会逐渐增强。同媒介批评维护媒介的公信力(credibility)相对应,艺术批评需要维护艺术的公赏力,这是包括可感、可思、可玩、可信、可悲、可想象、可幻想、可同情等在内的艺术的可供公众鉴赏的综合品质。当然,重要的与其说是批评家去质询,不如说是批评家让国民去学会质询,养成质询的艺术素养。

这种艺术素养质询、建构和养成,其实不单纯是一种艺术批评使命,而从根本上说是艺术素养教育、艺术素养学的使命,是包含艺术教育、媒介教育等在内的综合性艺术素养教育。这种艺术素养教育涉及儿童、少年、青年、成年、老年等各年龄段国民的艺术素养养成,因而是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及职后等各阶段教育的共同使命。正如凯尔纳借助“文化研究”视角所看到的那样,“重要的是寻求一种发展批判性媒体教育学的计划,教育我们自身以及他人怎样批判地破译媒体讯息并且追踪其复杂的影响范围。重要的是能够在公共文化的产品中察觉出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声音与语码,同时把霸权的意识[12]形态同那些颠覆主流观念的图像、话语和文本等区分开来。”

建设询构批评,面临诸多新挑战,其中尤其尖锐的一种在于,究竟应当运用何种方法开展国民艺术素养研究和教育。在笔者看来,我国大陆学术型艺术批评走出过去已有的理论阐释和个案分析旧格局,引进新的实证调查研究,势在必行。国内外媒介批评界包括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媒介批评界经过长期探索,已建立起一整套实证调查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这就是说,询构批评急需适度借鉴媒介批评的实证研究方法及成果而尽快起步。询构批评当然可以继续坚持理论阐释加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例如,凯尔纳在媒介批评中就采用一种他自己选择的“多重视角的方法”:(1)讨论文化制作与政治经济学、(2)从事文本的分析以及(3)研究文化文本的[13]接受和运用。这种理论阐释加个案分析的方法诚然可以借鉴,但毕竟需要把实证调查作为它们的有力的实证性支撑。在这方面,引进媒介批评的实证调查研究方法似乎已变得刻不容缓了。

参考文献

1.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2.〔美〕罗伯特·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美〕詹姆逊:《元评论》,《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4.〔美〕凯尔纳:《媒体文化》,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媒介批评学的理论与视野

[14]刘建明

提要 媒介批评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传播学,更不能用符号分析、议程设置等西方理论简单地代替它;它也不是一般新闻理论和新闻报道方法的反思。媒介批评学在我国还很年轻,出现某些幼稚倾向是无可后非的。研究媒介批评的人必须明确研究的对象,引导批评家和管理者科学地评价媒体。新闻理论是新闻活动的理性概括,传播学是信息传播的类型、模式和一般规律的探索,媒介批评学则是对媒介活动的现实反思。构建媒介批评学,急需克服把媒介批评混同于西方传播学、文化学、媒介经济学和新闻学,由对媒介作品的分析推进到宏观批评的视阈。

媒介批评正在引起媒介从业人员和新闻传播学者的注意,一支媒介批评家的队伍正在聚集。管理部门、受众和学者对传播内容的强烈反思,转移到如何分析、评价媒介行为,正在深入媒体的各个领域。媒介批评学引导人们科学地分析媒体活动,让受众正确理解媒介及其传播内容,导致媒介观念的彻底变革和新闻解释学的诞生。一、抓住媒介批评的核心

媒介批评学探究的是对媒介、传播内容及其方式与效果的正确解读,归纳和提炼现实的媒介规范,指出媒介批评的原则、方法与要求。媒介批评学通过解读经验理论化的途径,揭示媒介的隐蔽性规律,建立媒介评价的概念体系和范畴。可是,当提到媒介批评或媒介批评学时,许多人又把西方传播学搬出来,支起炉灶,大炒冷饭。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了媒介批评学专著,称为批判学派(critical school)。它偏重于媒体性质及社会功能的宏观研究,在高屋建瓴的理论层面对媒介展开批评。但对大量具体的媒介作品,西欧的媒介批评家们不愿屈尊,往往不费笔墨。本文作者认为,媒介批评不仅应瞄准宏观层面,更要认识媒介的具体活动,把内容批评和媒介制度批评作为两个交叉性对象,构建完整的媒介批评学理论。

媒体这一影响深远的社会舆论机构,主要通过传播新闻和影视作品发挥职能,总结一套评价理论和方法,是构建媒介批评学科的核心。有的学者把媒介批评学和传播学混为一谈,变换传播学的知识角度构造媒介批评学,成为传播学的翻版。传播学和媒介批评学有交叉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如何认识媒介的功能和效果,但媒介批评所说的媒介功能与效果不是指传播学中的“获取信息”、“监视环境”、“设置议程”、“子弹论”或“有限效果论”等那些知识,也不是构造“结构主义”、“符号理论”或“叙事方法”,而是针对特定的媒介制度、媒介运作或传播内容与方式导致的利弊,进行分析和评价。媒介批评不是信息传播,媒介批评学自然也不是传播学。在19世纪初传媒广泛影响社会之后,美英报刊的歇斯底里的“扒粪”,使各类群体不能不对它进行反思,大众、记者、作家、政府、政党要员和各类学者都介入了那场媒介批评。后来,学者们尝试开启一门新的学科,研究对媒介如何批评才能正确并产生好的效果。美国批评刊物《新闻记者》(1884)的诞生和报刊批评专著《对抗新闻自由的专卖药阴谋》(1905)、《黑幕揭发和客观性》(1906)、《报界的权利》(1906)等,都为媒介批评学的问世提供了理论积累。

媒介批评主要是指对媒介的评价或批判,包括对媒介一切领域的正误分析、是非判断,正如小约翰所说:“批评就是运用价值进行判[15]断。”对媒介的好与坏、褒与贬的论述——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均属于媒介批评范畴。从葛兰西到哈贝马斯,从罗兰·巴特到布尔迪厄,从麦克卢汉到阿多诺,都对大众传媒产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解构,媒介批评已成为西方思想家们关注的话语。

在我国,多年来一直重视媒介作品的分析,无论“新闻批评”还是“影视评论”,都总结了一些批评原则。把媒介批评的理念扩展到对具体作品的评价,不仅充实了媒介制度的批评内容,而且更具实践意义。这样一来,媒介批评学需要创立的学说架构,应把研究内容深入到三个视阈:(1)批评媒介,集中于媒介的社会价值分析,揭示媒介的制度性结构及功能。(2)分析传播内容的质量,剥去充斥媒体的歪曲性的内容或朦胧的外衣,告诉人们如何认识社会真相,媒介批评指出内容质量的优劣,有助于提高媒体的素养。例如:看不懂的报纸

有香港朋友拿起一张内地报纸直摇头。问他为什么,他竟然说:“看不懂。”一句实话使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平时看报也会摇头,许多报道文字也看不懂。例如:“××会议上强调:要按照‘强化一个意识,完善两种机制,实现三个转变’的工作思路,牢牢把握‘一个中心’、‘两个职责’、‘三个原则’、‘四个要求和一个提高’……”

与会者是否明白且作别论。作为报纸的读者来说,首先就不明白其中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所指的是什么;也就不明白它按照什么“工作思路”和要“牢牢把握”什么东西。这话说了等于没说,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空话空文言之无物,为什么总有人不断地写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其实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只要领导看。因为长而且空,只有领导看得懂;即使非懂,至少似懂。有些领导平时就念惯了这种玄之又玄的报告,看惯了这种说了白说的文章,所以非但不觉其空,反而倍感亲切,赞誉有加。因此我想,只要还有领导看,便会有人写下去。(秋武,《深圳特区报》,1999.6.26)

这篇批评虽然短小,但内容深刻、生动,对某些政治报道、工作报道的空洞无物批评得入木三分。这样的媒介批评看上去题旨芥微,其价值却是恢宏的,体现出深刻的新闻批评理念。(3)评价传播内容的社会效果,就是社会效果批评。有许多传播内容掩盖、扭曲事实,误判客观事物的变化,表达错误的思想,严重误导了受众。媒介批评引导媒体纠正这类错误,提醒受众不被新闻所欺骗,不能不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二、媒介批评的实质与流派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在以下含义上使用媒介批评这一概念:分析[16]媒介现象,评价媒介作品,反思媒介传播的得失。在媒介批评学还未成为独立学科之前,由于自身的本质没有充分展示出来,学者们不可能把媒介批评与传受活动在不同层次上进行“反思”,媒介批评观还难以深入实质领域。那时,人们对媒介的批评停留在宏观层面,颇有高射炮打蚊子的意味。而局限在微观层面,批评又往往是零碎的、感性的、随意的,个人或某一机构对传播的狭隘理解主宰着对媒体的评论,又多在政治立场框架里指点媒体的是非。

比如,一位知名作家指责报纸报道的一条不该披露的消息,在政治上容易引起混乱。尽管他的指责毫无道理,报道后也没有出现任何混乱,但记者或某些受众无力反驳这位声威显赫的作家。因为人们缺乏解读新闻的常识,只能以政治和“权威”人的意见作为权威性的批评。这种政治与权威主宰的批评范式,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在政治主宰的范式里,传播的真实和效果理念遭到蔑视,媒介批评缺少媒体和受众的地位。

传统的媒介观总是把传播视为宣传或再现客观事实的二元模式,并将传播作为单面因素加以阐释,忽视对受众解读活动的探讨。其实,传播是由媒介、信息和受众共同构成的整体,受众的解读是媒介传播的重要部分,对权衡传播内容的意义和价值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传播内容引起受众的反响,是一种原生态的媒介批评形态,对媒体和管理机构还是一种未知的世界。要把未知、粗糙的意识转化为专业批评者的认识元素,必须掌握科学的批评原则。

媒体作品只有在受众的解读中才能生机勃勃,它存在于受众的理解之中,并被受众所追求、所沉思。比如,新闻报道的完成,并非是新闻的完成,其实它还处在新闻传播的中途,受众的接受和解读才是新闻整体过程的终结。媒介批评的重要实质,就是指导“实现由无生[17]气的意义痕迹向有生气的意义转换”,将传播内容的静态意义还原为鲜活的思想,探索和提升受众的解读规则、方法和认识理念。

媒介每天都传播政治内容,这没有什么不好,但什么样的政治符合群众的需要,人民欢迎什么样的政治,只能由受众做出回答。媒介批评理论则是这种传播活动的直接、现实的反思,充当“反思的反思”角色。正如黑格尔所说:“反思以思想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18]为思想。”媒介批评使新闻理论内部各要素,诸如事实观念、形态观念、价值观念及政治观念的辩证关系真实地体现出来,给媒介准备一面清晰的镜子,让它们随时照照自己。

大众传播作为人类文化的分支,与人们对它的个性重现和全面考察相关,也与媒介批评的自觉意识无法分离。从本体论上回答什么是媒介批评,首先必须确定媒介批评在文化活动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媒介批评总是在传播行为和对它的研究领域来回滑动,以多种科学理念评析媒介。媒介批评学针对评价作品和媒体行为阐发系统的理念,把媒体的得失从理论高度给以综合把握。对新闻观念本身的批评,媒介批评学偏重于宏观研究,提出超出新闻本身的东西,即它的社会和人的意义。正如艾略特圈定的那样,“批评,按定义来说,是涉及它[19]本身以外的别的东西。”

宏观和微观的媒介批评,也可称做两种流派,它们的视角虽有不同,但都应融入对媒介的综合理解。对传播作品的分析,比如某条新闻的分析,属于微观分析;而对媒介的立场与善恶的评价,比如我们批判CNN对中国人民的污蔑,则属于宏观的批评。客观批评派注重事实,针对客观实在的媒介现象指出它的好坏优劣,诉诸客观论的信念。理想主义的批评,承认并运用批评对象的永恒规律和最终真谛,揭示它的实质、真相或效果,用理论语言重构它的纯洁模式。这两种批评都追求真理的目标。

这个目标究竟是什么,到哪里去寻找,则因批评者而异。艾略特指出,批评“有可能获得我们自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这种东西我们暂时可以把它叫做真理,至于这个真理究竟有什么具体内容是次要的,[20]只要它们确实存在,且不管它们是怎样的”。在理想主义批评家看来,这个至上目标是他的经历乃至他的潜意识,即他看到听到或想象到的媒介理念。但必须确信,对传媒而言,受众就是一切。受众来自社会各个角落,代表媒介进程的意志,媒介批评无疑应当反映这种意志。媒介批评最终追求的目标,需要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和受众的价值要求,而不应是“不管它们是怎样的”。

媒介批评带有更多的主观成分,因为批评不仅是评价活动,同时又是一种研究活动,批评者有自己的一套原理和概念结构。如果说新闻作品是记者用一套语言系统对世界的再现,那么,媒介批评则是批评家用另一套语言体系对记者、作品、媒体和受众追求的再现。实现这第二层的“再现”,即第二境界,必须在批评中融入超越新闻报道原则和理论的其他学科知识。这样,媒介批评学对批评者自然是一种博大见解的注入,不掌握媒介批评学的实质,理解力和知识匮乏的人,是无法进入媒介批评角色的。三、媒介批评学的两个主要研究对象

近几年,我国出版了传媒批评研究的专著,发表了近百篇论文,新的理论体系正在形成,媒介批评学综合理论著作的框架不断创新。[21]批评观念总是“融化”在批评倾向之中,媒介批评学的研究对象应建立在批评的科学逻辑之上。这里需要回答的是,批评家与批评对象发生关系时,保持在怎样的范围才属于媒介批评。如果越过了界限,可能变为政治批评、道德批评或思想批评。

媒体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不受外部世界的支配,因而,有人认为,媒介批评的对象只能是它的“产品”。这种理念的片面性是明显的。所谓产品,是具有特殊文本形态的现实认识,以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上的拟态事实反映社会。自然,批评家能够看到的并对它发表意见的唯一对象,首先是这个完成了的“产品”,而不可能首先接触作品之外的相关世界。我们将此称做批评的域内对象。

媒介内容较多地是社会事件被传播者选择、记录、加工的叙事性文体,解析媒介作品是挖掘传播者记事或创作的意图,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作品和现实世界的关系。任何媒介作品都有两个范畴,一是客观范畴,二是主观范畴,构成媒介的精神世界。解析传媒作品要从记者、编者的主观视野窥视世界的真实面貌,把握作品内容与形式的有机性,从而揭示作品如何反映现实事件。例如,把新闻作品的内容同客观事件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记者意识的能动性,是很流行的一种批评倾向。在这种倾向看来,有什么样的生活,就必定有什么样的作品,事实有价值就是作品有价值。他们的错误在于把报道对象同新闻作品混为一谈。不懂记者的立场对写作的指导意义与制约作用,也不懂事象原则的新闻报道规律。列宁说:“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22]说它们是等同的,那就荒谬了。”

传播作品的形式不仅是作为内容的载体,而且是作为记者把握世界、反映生活的框架,具有特定的美学意义。一方面,内容寄寓在形式之中;另一方面,形式使内容定型化,反映传播者的社会视角。优秀的新闻作品通过优美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把人的生命感,把人类生活中潜藏着的哲理生动地揭示出来,给人类精神生活提供一种超越时空的象征。这只能通过受众的感受来把握,而新闻批评则使受众把握得更深刻、更明晰。

媒介批评学的域外对象不可能在批评家的视界里消失,非但如此,域外对象是域内对象的延伸,是批评者意识活动的外延,成为媒介批评学重要的研究对象。如果媒介批评的内容只包括媒介作品,批评也就仅具有局部意义了。局部和整体不只相对而言,而且是对批评范围的分割,把作品、媒介活动和社会作为三维的目标,能提升整体批评的体制意义。媒体制度批判,是媒介批评范围的第二个视阈,委身于一定的社会,批评达不到这一界限就难以使批评建立制高点。现代媒体林立,以各自不同的动机发生传播和评价社会现象,达到某种政治目的。鞭挞媒体对正义和良知的践踏,不仅能指斥社会应负的责任,而且能提升媒介的伦理方向。媒介批评学必须以批判的力度否定有害的媒介结构与功能,塑造完美的媒体制度与功能目标。

论媒介批评的理论体系

[23]陈 龙

媒介文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媒介批评的转型,也促进了批评理论建设的繁荣。一方面加强了批评理论建设意识,引起人们对批评理论研究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改革和转换了批评理论研究和建设的观念意识,使传统批评向现代批评转换的同时,批评理论也逐步从传统向现代转换,从而建立起现代批评理论,既适应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适应现代批评的发展,真正体现出媒介批评的自觉发展规律和批评理论建设的自觉意识。从而开创了媒介批评的“自觉的时代”。媒介批评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可以来源于批评实践,另一方面可以从其他学科领域借鉴。一、媒介批评理论建设的必要性

媒介批评的理论建设不仅体现在批评的理论研究上,而且体现在批评学学科的建立和建设上;不仅体现于批评的理论性、学术性、学理性日益强化上,而且体现在批评与理论一体化,批评的理论化与理论的批评化的发展倾向上;不仅体现在批评的理论形态、理论模式、理论体系的完备、严谨、科学上,而且体现在批评思潮、流派、风格、方法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媒介批评的发展历程上,长期以来是缺乏理论性的,媒介批评说到底是政策化的审查和监督。也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将报刊审读纳入媒介批评的范畴,那是因为差不多报刊审读就是过去那个时代媒介批评的全部。如果说那就是媒介批评的话,那么其理论就是宣传政策,显然宣传政策不能替代媒介批评自身的理论。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媒介批评实际就是如何使新闻和其他娱乐文化统一到符合宣传的政策与规定上来,凡是符合现行宣传方针政策的就是好的媒介内容,而不符合现行宣传方针政策的就是不好的媒介内容,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改正。这导致人们对媒介批评认识上产生了误区。有些媒体上的媒介批评文章如同“文革”大批判文章,说明媒介批评文风上已经形成某些固定格式甚至是八股化倾向。而这一现象也正说明缺乏科学、健康的媒介批评规范和批评理论的建构是难以将批评深入人心的。

另一种倾向是,虽然已经意识到媒介批评的理论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做过相关的理论研究,有些还是沿用过去传统文化中的文以载道的一套模式,将媒介批评仅仅等同于文论批评,形成所谓“中国特色的批评风格”。其实,那种媒介批评也就是感想式即兴批评,从批评内容来看,基本上属于微观的、零星的、现实性的问题,而系统的、全面的、宏观的研究则很难看到。中国批评的总体格局缺乏开放胸襟,缺乏大气魄。

从现代媒介实践的具体情况和要求来看,媒介批评必须改变过去的一套做法,中国媒介批评不仅要以古今中外的批评理论为理论资源,而且要以多维的文化视野为底蕴,以市场经济下媒介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当下现实语境和“全球化”语境的结合作为发展条件,以营造对话空间为批评的最佳氛围,构成批评理论建设的最佳条件和时机。媒介现代化需要媒介批评做出响应,媒介批评理论的现代化是大势所趋。

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与完善,为文化观念的转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中国改革的具体实践来看,实现一个并非完全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型完全有可能性。诚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有说服力,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24]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为此在取得重大实践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升华、探索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了改变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现状,从而为理论争取“发言权”、“话语权”和指导地位的问题,而且是使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对实践的学理性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指导实践,发挥理论的指导和保障作用;更重要的是发挥理论的前瞻性、规划性、建构性等功能,使得实践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理论的先导作用自然而然地发挥出来。文化转型必然体现在媒介上,也就是说媒介的文化转型先行一步,这样媒介批评理论建构就显得尤为迫切。

任何重大成果的取得,理论与实践的基本条件是不可缺少的,媒介批评理论也是如此。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媒介理论与批评实践有机结合,媒介理论渗透于实践中,实践成果中凝聚着理论成果,只不过我们往往只从实用主义角度来看问题,只看到实践成功的一面,而忽视了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的作用。理论在多数情况下发挥的作用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简单操作,具有可观察性,但它却是不可缺少的,有些哪怕是在实践中没有明确提出,但在观念里已经暗暗贯彻了理论,其作用影响都是深远的,往往关系到某个组织的存与废。以媒介批评理论而言,由于我国理论界的滞后,造成我国媒介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不太规范的状态,媒介发挥的对社会民主化建设的作用诸如舆论监督、新闻本位思维等往往做不到位。由于科学的媒介批评理论的欠缺,造成非科学的观念甚嚣尘上,某种程度上专制主义的东西大行其道。

从媒介批评的实际情形着眼,批评成果也应该包括批评实践和批评理论结合的统一体。这几年的批评发展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批评流派、批评思潮、批评观念、批评方法,构成了批评多样化形态和多元化景观,无论是社会学批评,还是结构主义批评;无论是精神分析批评,还是政治经济学批评;无论是对媒介内容的分析,还是读者反应批评,哪一种批评不具有实践品格和理论性品格?传统的媒介批评从旧有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单纯的经验、感性、直观感受式的批评向多维的理论化、理性化的分析型的批评转型,批评的理论化倾向或批评与理论一体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因而在批评实践中渗透着理论底蕴,在批评理论建设中也不乏实践性品格。如果只承认其批评实践成果而忽视其批评理论成果,这是片面的、主观的、错误的认识,是传统的实用功利主义的思维定式在起作用。

其次,媒介批评实践升华为理论,并为理论指导才能提高批评实践品位和层次,从而使实践具有理论性的同时,也使实践具有普遍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在现行体制下,新闻传播实践已探索出一套与过去迥然不同的经营管理模式,在媒介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媒介传播理念也有了很大的突破,新闻观念和媒介批评观念不断发展、不断更新,前者为后者开辟了新的视野,提供新的思维方式。每个国家和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新闻制度和报道模式,也有相应的新闻观念和批评模式。用这种对应状态考察新闻传统和报道模式是最为有效和便利的,但这种考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也就是说,这种考察的历史根据越长,得出结论、新观点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媒介批评只能在旧框架中对报道价值进行评判。因此,批评实践中产生的鲜活的理论需要总结升华,需要进一步地系统化。批评理论直接衔接了批评与理论。尤其是当媒介批评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时,理论建设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批评理论对于批评实践的指导作用就更为明显。

再次,正确的批评实践检验并保证了实践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正确的理论指导也保证了实践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当没有任何经验借鉴,更没有合适的理论可供选择的情况下,着眼于实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实践才能知道如何更为有效应对媒介发展的新问题、新情况,当实践到一定程度和取得一定效果后,就需要及时总结经验,升华理论,着眼于理论建设和理论辨析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在于,改革开放尚未完成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媒介批评还需要与过去的老问题做斗争,民主化的媒介经营局面还远未实现,却已先期迎来了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媒介资本主义的传播理念与媒介全球化以及新媒介技术所带来的新问题,理论的滞后是显而易见的。媒介观念的逐步开放,形成了新的舆论气候,它需要对传统观念进行扬弃是不言而喻的;但并不意味着理论的无力和无用,更不意味着应该滋生出一种对理论的反感与抵制情绪。理论是需要不断探索的,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理论遭遇挫折时应当予以充分的宽容,我们确实应当反对错误的、过时的理论,也确实应该抵制那些空洞的、教条主义的理论,但不能因之而对理论产生逆反心理。1980年代以来,我国引进西方传播学的理论,介绍西方媒介批评的理论范式、方法,但早期的引进不仅存在“误读”、“误用”的情况,而且还存在西化的倾向,以西方媒介批评理论之“矛”攻中国媒介文化及其批评之“盾”,矛盾可想而知。况且在“西化”影响下,试图“化”中国而非使其中国化,这就带来了消极的一面,从而使媒介批评理论滞后于媒介批评的发展。但批评理论相对于批评实践而言,也有超前的一面,主要表现在中国的媒介批评理论的建设立足于批评的现代性上,现代批评理论观念强调理论的超前性、前置性、预见性,从而使批评以及批评理论先于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现代批评的观念也促使理论先于媒介实践建设,强化批评的理论化倾向和理论先行倾向。同时,中国媒介批评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媒介批评理论资源,这些理论资源对于中国媒介批评实践而言具有前置性。这固然会带来理论与实践的错位,不仅存在着中西的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问题,而且也存在着文化和语言差异问题。例如,西方批评话语如何融入中国批评实践,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然而,批评理论毕竟对批评实践发生了重大作用,促进了中国媒介文化及其批评的发展与转型。因此,中国批评理论建设无论滞后还是超前,都需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都需要将理论中国化。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媒介批评理论尤其是自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西方批判学派的理论,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其时媒介文化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一地步,媒介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也远没有这么复杂,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当时的研究对我们刚刚开始的市场经济情境下的媒介实践具有参考价值。在新的历史时期,批判学派的理论仍然有着很强的参考价值。合理地借鉴西方批评理论,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媒介批评实践,具有极高的价值。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批评理论自身的建设,必须在古今中外批评理论资源的协调整合的基础上适应中国文学及其批评实践发展并指导其提升中国媒介批评理论。二、批评理论资源的发掘与整合建构

我国的媒介批评理论建构和建设的自觉性和现代意识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视阈和语境下逐步形成的。在此之前,无论是宣传部门的报刊审读还是传统文化范畴的媒介批评都处在不自觉或半自觉状态中,要么将其附着于文化批评之上,要么将其附着于宣传理论之上,现代媒介批评理论还处在孕育、萌芽和蕴藏状态,还未形成现代批评理论体系。批评理论的建立首先要立足于本国具体实际,根据本国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形成富有本国特色的媒介批评理论。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播管理体制不完善,传播理念中“左”的影响还存在,所以,建立平等对话的批评机制一直十分困难,理论上的观念也很难有重大突破。在新的历史时期,批评理论建设应重视对理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现代批评理论并非是沙滩上建起的空中楼阁,而是奠基于坚实厚重的土壤中,汇集和积累了古今中外的批评理论资源。我国媒介批评的理论资源可以从四个方面寻求:

第一,传统文化批评理论。媒介批评的大部分内容是着眼于伦理批评,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伦理的阐述是最多的,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漫长,因而也不可避免地有着一些糟粕,但总体而言,真善美的强调是其基调。例如关于传播者的社会责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论述。《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三不朽”的提出反映了我国古代思想家对言辞和文化的重视,他们虽然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之后,但认为可以不朽,强调了传播者应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孔子在《论语》中对文艺的一条重要的批评原则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典型的中庸的批评原则。对于现行媒介文化中的庸俗化、媚俗化倾向而言,这一观点仍然没有过时。再比如“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讲的都是理解作品的方法,强调要从具体的人、具体的社会背景出发来看待具体的作品内容。尽管中国古代批评比较零散而缺乏体系,但其理论价值和潜在意义则充分表明这是一个批评理论资源的富矿。当代媒介批评需要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努力开发这一富矿,使零散的资源归总分类,并对其理论价值进行深入的阐发,使其为今所用;另一方面,应着力于使传统批评理论资源通过阐释、评价、辨析使其转型为现代批评理论资源。现代转换必须要有条件、语境、视阈,更需要有中介力量和综合作用。其难度在于一方面因“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淡化,甚至局部中断了现代与传统的衔接,出现了断裂或断层现象;另一方面因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转换受到来自“现代化”、“全球化”、“市场化”的各方面因素的冲击,出现受阻和被忽视的现象。因此,当代媒介批评应当找准目标与位置,努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批评理论宝藏,努力使其焕发新的光辉,成为当代媒介批评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当代媒介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应注重对“五四”以来现代文化、文学批评资源的开掘与利用。“五四”以后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中国批评由传统批评向现代批评转化,批评也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媒介批评在“五四”时期主要体现在“报学”批评上,然而,当时的报学批评并不发达,虽然有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注意到这一领域,但多半不过是要求报刊发挥反帝反封建的积极作用。而文学批评在“五四”以后却一直十分活跃,形成了现代的批评传统和理论思辨风格。其构成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资源,包括苏俄的批评理论;二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形成的先进文化理论和批评理论资源;三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建设和发展时期历次思想争鸣中产生的思想观点。这三个方面并不能涵盖自“五四”以来所有的文学批评理论,因为某些极“左”的思潮对于批评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某些极端的做法也有损于批评的正常开展。所以,就整个现代批评史而言,有价值之处就体现在上述几个方面。尽管如此,这三部分的批评理论资源有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因而具有局限性。但总体而言还是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了历史潮流和时代发展方向,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中所包含的现代批评因素和批评理论的萌芽,不仅奠定了现代批评发展的基础,而且奠定了现代批评发展的方向。因此借鉴和利用现代批评资源,对于形成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理论体系是大有裨益的。

第三,媒介批评作为新闻传播学科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与西方学术界从来就没有断开过联系。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对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因此,西方现代批评理论资源固然是西方现代文化语境下的产物,与中国媒介文化语境还有很大差异,甚至除地域、地缘的空间性差异外,还有时间性差异。任何被引入的国外资料都已是“过去时”,而且还存在着由于引入者自己的视阈所限而“误读”、“误用”的误解成分,更不用说还有一个“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本位主义的立场、观点、态度所限的问题。因此,在引进和利用西方现代媒介批评理论时会产生一些阻力和偏见。既容易因为不加选择、生吞活剥而“照搬”,也有可能不顾国情而盲目西化,随心所欲地肢解或歪曲。当然,还有来自“狭隘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新国粹主义”的抵制和反对,使西方传播理论资源的引进和利用存在不少问题。但随着全球化影响的不断增强,观念的不断更新和发展,人们对西方传播理论的接受态度会发生重大的变化。首先我们需要面对的是如何正确看待西方理论的“中国化”问题,如何在西方理论的启发下产生出中国本土的批评理论;其次在对西方理论的理解过程中,不能忽视文化间的差异,必须准确把握其理论内涵和实质意义;再次必须有选择地加以选择和利用,一方面要符合中国的需要,需要在中国的具体媒介实际中加以验证;第四必须在此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展、有所创造,而不能仅仅模仿和照搬。中国的传播研究需要以健康、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西方理论的成果。三、批评理论的体系建构要素

媒介批评理论体系,是批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或者可以说是批评逐步走向成熟和稳定的产物。媒介批评不可能是无序的、混乱的,它必然有自己内在的规律。那么媒介批评理论体系的核心构成,应当包含哪些层面的内容呢?美国新批评派的代表学者韦勒克、沃伦在他们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学理论》中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本身的诸种问题,研究的核心是具体作品,作品的价值在于它们摆脱了创作时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既互相关联,又是完全不同的三种学术研究形式: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原理的研究,即研究它的范畴和标准;文学批评的任务是研究具体作品;文学史则以理论和批评为基础,对作家和作品进行取舍和褒贬。从这一观点出发,新批评派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所谓内部研究是指对文学文本特征的研究,而所谓外部研究则是对文学外部关系的研究。前者类似于“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而后者则类似于“语境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尽管我们可以看出研究内容的大概分类,但还是比较模糊。

美国批评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他的《镜与灯》一书中阐述文学批评的标准时指出,“好的批评理论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其衡量的标准并不是看该理论的单个命题能否得到科学的证实,而是看它在揭示单一艺术作品内涵时的范围、精确性和一致性,看它能否阐释各种不同的艺术。当然,以这么一种标准来衡量的话,行之有效的理论就不止一种,而是有多种,每一种不同的理论都能首尾一致地、合适地、相对充分地解释一整套的审美现象;但是,对于理论的这种多样性我们则根本不必哀叹。整个批评史给我们的启示之一便是,过去的形形色色的批评委实使我们受益匪浅。”虽然,艾布拉姆斯这里所说的是文学批评理论,但同样对媒介批评具有启发意义,在本质上,媒介批评与文学批评是相通的。对于批评理论体系,艾布拉姆斯提出了一个“坐标系”。他指出,“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在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别,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产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这第三个要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这个通用词来表示,我们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世界。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很显然可以看出,在以作品为中心的坐标中,艾氏认为,可以把阐释作品的本质和价值的种种尝试大体上划分为四类,其中三类主要是根据作品与另一要素的关系来解释作品。根据艾氏的观点,“作品”与“世界”的关系可以衍生出媒介社会学批评;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可以衍生出媒介主体研究,精神分析批评可以纳入这一批评范畴;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可以衍生出受众研究,读者反应批评可以纳入这一范畴,而作品本身也可以形成独立的研究系统,即“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认[25]为其意义和价值的确不与外界任何事物相关。”这实际上就是形式主义批评,后来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主的文本研究属于这一范畴。

由艾布拉姆斯的批评坐标系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媒介批评理论的体系建构可以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进行设计:媒介批评对象决定了媒介批评理论的构成。由批评传播者、批评媒介内容、批评媒体机构等衍生出主体批评理论、文本研究理论和媒介制度研究理论。主体批评理论主要对主体的心理和主体行为进行研究,探讨其内在的特性——特殊性和复杂性。这其中包括对传播行为的研究和对受众行为的研究,以及对两类主体应当表现的素质、道德伦理和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等的研究,这其中涉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拉康的“镜像理论”和荣格的心理分析学说,同时还涉及对传播者行为的分析,即对媒介伦理等的讨论。文本研究理论主要对作为“自足体”的文本的内在含义进行多种可能性的阐释。我国学者刘建明指出,“如果把文本的重生意义归结为批评家的立场和观点,那么对自豪感的另一方——对象化的精神就完全消失了,对话变成了独白。细心体会文本的客观精神,完成肯定解释的客观性,在解释实践中就会得到对自己来说是有意义的、合理的东西。批评者在自己的文本里不能先入为主地以他自己的观点来主观地解释媒介文本,进而证实自己原有的观点,这种解释不仅没有什么必要,而且会制造思想炼狱,误伤新闻报道的动机。解释过程中主客体的对立并不可怕,因为这种对立产生了解释过程的辩证关系,为解释提供了主观动力,就像任何认识过程一样,主体的自在性与对象的他在性对立,都会导致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当然,这种结果依赖于科学的主观认识。”他认为,“实际上,解释的任务是找出媒介文本中未完成的创造的意义,重新构造作为它的基础的思想系[26]列。”那么,解释仅仅循着一条固定不变的路线使用旧有的套路,过去没有看出的问题,现在依然不能看出,因此批评可能存在误区和盲点。文本研究从形式主义开始,都在不同的观念下挖掘着不同的文本意义。这其中有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叙事学理论、意识形态分析、类型研究方法、美学研究方法、社会学分析、神话分析等都是在文本研究中所做的多种尝试。传播媒介机构研究,主要着眼于媒介政治经济学、媒介意识形态研究和公共领域研究。媒介作为一个社会机构,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因素形成多角的关系。批评学者从这一关系出发来界定大众传媒机构的性质和社会功能;有的学者坚持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还有的学者主张大众传播媒介为公共领域。大众传媒生来便与权力结下不解之缘,它参与编织一张社会权力的网,即三位一体的结构:既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又是资本主义企业,又是公共领域。但由于它同时也接纳反对力量的不同声音,所以,也无时不在拆解和重构它自己参与编织的网。媒介批评的机构分析还涉及媒介制度的分析和媒介制度的比较,以及这些不同的制度对传播内容的影响等。

一定的批评理论通过一定的批评方法表现出来,并依赖批评方法建立批评模式。如形式主义批评模式,就是体现在形式主义批评方法中,同时又指导和制约着形式主义批评方法。拿“细读法”来说,它既是形式主义方法,又是形式主义的方法论,还是形式主义的模式。理论一旦稳定化、固定化、程式化,就成为理论模式。因此,理论模式完全是理论与批评实践互动的结果,也是批评理论逐步完善、日趋成熟的结果。

媒介批评的科学精神研究

[27]哈艳秋 王启祥

提要 坚持媒介批评的科学精神,就是要在开展媒介批评活动坚持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媒介批评与科学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媒介批评实践中坚持科学精神有着现实而深远的意义。本文对媒介批评和科学精神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对媒介批评实践中缺乏科学精神的现象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媒介批评坚守科学精神,必须有一个开放宽松的学术环境、政治环境;媒介批评者必须明辨是非、立场鲜明,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要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理论修养,要注意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研究方法,把开拓创新作为追求的目标。

媒介批评是近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方面,自从20世纪90年代媒介批评理论进入中国以来,经过学者们十几年的不断探索,媒介批评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热门学科,其理论体系正在形成。另一方面,媒介批评实践借助网络等新兴媒体的飞速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然而,我们应该看到,与积极健康、富有建设性的媒介批评形成对照的是,缺乏学术品格与理性精神的媒介批评还大量存在。在开展媒介批评的过程中,不顾事实、主观臆断、盲目跟风、谩骂攻击、商业炒作等不良风气随处可见。可以说,良莠不齐的媒介批评现象在某种程度直接影响着媒介批评的声誉,阻碍着媒介批评的健康发展。“要改变当下媒介批评存在的肤浅、缺少原则、散乱无序,乃至因利益驱动而误入歧途的种种弊端,需要我们建立完善的媒介批评保护机制,改善开展媒介批评的舆论环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理论。这既是我国媒介批评实践的现实要求,也是我国大众传媒事业[28]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要求。”在笔者看来,造成媒介批评种种弊端的原因,除了机制、环境等外在因素之外,与批评者没能在批评活动中坚持媒介批评的科学精神这个内在因素直接相关。换句话说,媒介批评实践只有在科学精神的关照下才不会误入歧途。一、科学精神的定义和内涵

科学精神首先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原本是指科学家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道德情操和要求,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这种精神已不仅仅为科学家所独有,它经过发展、传播,业已变成了一种公共意识,科学本身也跨越了国界,成为人类进步的基础。美国著名科技哲学家默顿(Merton)给科学精神做了如下的定义: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基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总和。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等形式来表示。它们借助于习俗的价值而获得其合法地位。默顿将其规划为: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kepticism)。并认为这些有感情基调的、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总和,被内化为科学家的科学良心,外化为社会的科学[29]意识。

我国科学界的先驱任鸿隽先生认为科学精神具有五个特征:一是崇实,二是贵确,三是察微,四是慎断,五是存疑。并且认为如果再[30]加上不怕困难、不为利诱就更完备了。

竺可桢先生认为,古代中国没有产生西方式的科学,因此在向中国移植科学之花时,既要有不盲从、不俯和、不武断、不蛮横、不苟且、不无病呻吟的科学态度,更要有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31]

蔡德诚教授认为,科学精神是“在认识一切可供存在的过程中,对人、对己、对事物都能善于辨误识伪,用于去伪存真的那种执著的求真、求实、求真知的精神”。因此,科学精神的具体内涵应包括: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32]宽容的激励。

由以上列举的几个科学精神的定义、内涵可以看出,科学精神实际上就是人类在追求真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实践理性。这种理性不仅仅表现为人的理智,更多表现为追求真理的情操、气质、品格和特征,它是当今时代的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我们也可以把科学精神的定义表述为:科学精神是指人类在追求真理的社会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求真、求实的情操、气质、品格和特征。它的具体内涵应包括:求真务实的精神、质疑批判的精神、创新突破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和规范有序的精神。

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求真”、“求实”,因此,弄虚作假、抄袭伪造不是科学精神;盲目迷信不是科学精神;对事实不经研究妄下判断不是科学精神;在科学争论中以势压人不是科学精神。而无知(包括自以为是)、无理(包括空泛)和偏私则是反科学精神的表现,是极其错误的。二、媒介批评与科学精神的关系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从结构来看,科学精神具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认识论层次,主要表现为科学认识的逻辑一致性和实践的可检验性等规范,它们直接体现了科学的本质特征,构成了全部科学精神的基础;第二个层次是社会关系层次,美国著名科学史家、哲学家默顿揭示的四条规范——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论,就是这一层次上科学精神的基本内容;第三个层次是价值观层次,科学通过求真,可以达到求美、求善,科学把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准则,这是科学精神的最高层次。当我们把科学精神的这几个层次与媒介批评的结构层次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二者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性。

我们知道,“所谓媒介批评,是指根据一定社会和阶级的利益与理想,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大众传播活动所做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33]别。”“媒介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它是对新闻传播系[34]统及其要素进行批判的过程。”“媒介批评的功能起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揭示某一大众文化现象的成因和路径,二是拓展“趣味”的[35]范围,以净化文化大环境。”“求知、求真、求善、求美,是媒介[36]批评的最主要的标准。”从以上媒介批评的定义、功能、标准等可以看出,媒介批评不仅是大众传播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大众传播活动的评判者和影响者。从目标诉求来看,媒介批评也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媒介批评的内在要求,即理性、事实准确、实事求是;第二个层次是媒介批评的外在要求,即独立、公正、质疑、突破、创新等;第三个层次是理想层次或者最终目标层次,即在前两个层次的基础上,做到媒介批评的建设性和可持续发展,达到理想的状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科学精神的三个层次与媒介批评的三个层次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如图1所示)。从第一个层次来看,媒介批评首先要做到理性、事实准确、实事求是,不能弄虚作假、抄袭伪造,这正是科学精神的本质特征。换句话说,开展媒介批评首先必须遵守事实第一、认识第二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批评对象的实际(而不是从主观臆断)出发开展媒介批评,这是开展媒介批评的基础和前提。从第二个层次来看,媒介批评所要达到的独立、公正、质疑、突破、创新等外在要求,也是科学精神社会关系层次的要求。可以说,这个层次是媒介批评的核心层次,能实现这个层次上的目标诉求,媒介批评的功能就基本实现了。从第三个层次来看,媒介批评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大众传播活动的健康发展,因此,媒介批评自身应该是富于建设性的,是可持续发展的,这就要求在“求真”的前提下,达到“求善”、“求美”的境界。而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最高价值准则。

由于科学精神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媒介批评是一种实践活动,因此二者的对应关系在总体上就表现为一种指导与反映的关系。即科学精神为媒介批评提供指导,而媒介批评反映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和媒介批评的三个层次都是一种递进关系,因此,对媒介批评的要求越高,对其科学精神的需求就越强;媒介批评的质量越高、效果越好,那么其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就越充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媒介批评实践中,就应尽可能以高层次的科学精神作为指导,使媒介批评达到更好的效果。图1三、媒介批评实践中坚持科学精神的意义

作为一种以“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为己任的大众传播活动,媒介批评的对象广泛、内容庞杂、影响深远,这就要求媒介批评的主体(从事媒介批评的团体、组织和个人)必须具备科学精神,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媒介批评活动中,坚持理性、坚持真理,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蛮横、不苟且、不无病呻吟。其主要意义有:1.坚持科学精神是媒介批评富有生命力的表现

从本质上来说,媒介批评是一种价值判断,其基本任务就是对大众传播活动的是非曲直进行分析,从而去伪从真、弃恶扬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不被各种现象所迷惑,不被各种势力所左右,不被不良因素所侵害,自始至终在科学精神指导下,去“求真”、求实”,保持自身旺盛的生命力。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媒介研究领域的一支主要力量格拉斯哥小组对新闻的真相、媒体与舆论的形成、权利与控制、灾难与危机报道、精神病与自杀等重大而敏感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和反思,推出了一系列经典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新闻三部曲《坏新闻》(1976)、《更多的坏新闻》(1980)、《真正的坏新闻》(1982),以及《新闻:战争与和平》(1986)、《眼见为实》(1990)、《获取信息》(1992)、《大众传媒的巡回》(1998)等著作。“在文化研究的政[37]治介入和批判传统不断被改写、淡化甚至取消的情况下”,“格拉斯哥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成为固守英国媒介批判传统的一支生力军”[38]。

众所周知,国人近代报刊是在与西方列强的斗争中创办起来的,早期的报人虽然极力主张报刊的政论色彩,但是他们的媒介批评实践,如对报刊功能、作用的认识,对西方列强的批判等等,都表现出一种探求真理、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五四时期,在“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下开展的媒介批评,营造了百家争鸣的思想自由和学术民主气氛,“给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现代媒介批评以广泛而又深刻的[39]影响”。20世纪20年代广播媒介传入我国之后,曹仲渊、朱其清、戈公振等人就对广播的功能、作用、影响等发方面发表评论,对[40]广播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及其改革、反“客里空”运动等等都可以说是媒介批评科学精神的普及与推广。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媒介批评的实践更加活跃。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媒介批评理论的引入,媒介批评走向理论化、系统化、专业化。当电视发展成为第一媒体的时候,对电视的批评不断加强,出现了《解密中国电视》(张锦力)、《电视影响评析》(时统宇)等一批有影响的媒介批评著作。当前,随着全球化的影响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媒介批评更加活跃。在纷繁芜杂的媒介批评大潮中,《南方周末》(“评论”专版)、《今传媒》(“审读阅评报告”专栏)、《读书》、《随笔》等一部分报刊,坚持理性与批判的科学精神,关注传媒热点,积极展开媒介批评,逐渐在业界树立了自己的地位。2007年3月30日,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人民网共同主办的国内第一个综合性的媒介批评专业站点——媒介批评网正式开通,为媒介批评的广泛开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媒介批评的历史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如1956—1966年期间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评《海瑞罢官》等等)和异化变质(如1966—1976年期间的媒介批评)。但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坚持科学精神的重要性。2.坚持科学精神是媒介批评民主精神的体现

我们知道,媒介批评不是“文革”时期的大批判,不是打棍子、扣帽子、上纲上线、人身攻击,而是基于理性的多元化的评论。因此,在媒介批评实践中,既要坚持“舆论一律”,也要坚持“舆论不一律”,这本身就是科学精神中自由、探索精神的体现,也是媒介批评主体民主精神的体现。在媒介批评实践中,我们要允许、鼓励不同声音的出现,而不是压制排挤、唯我独尊。

实际上,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我国的媒介批评的主体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借助网络进行媒介批评。尽管这种批评五花八门,但它却是民意的表现。我们要防止“网络暴民”的倾向,但不能因此忽略了网络批评中的正义力量。从去年至今,在“周老虎”事件的发展轨迹中,网络批评的作用可以说至关重要。在当下的媒体格局中,对媒介现象的批评,网络总是反应最快。当网民的意见趋于一致的时候,往往也是问题最为集中或者需求最为迫切的时候,同样也就应该是有关方面需要解决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坚持媒介批评的科学精神就是坚持媒介批评的民主精神。3.坚持媒介批评的科学精神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

媒介批评理论是西方的舶来品,其学术背景极其广阔,思想资源非常丰富。作为一种理论,媒介批评理应具备独立思考和独立探索的学术品格。从实践层面来说,媒介批评不同于其他社会活动的地方就在于其本身浓厚的学术色彩,只有理性的、思辨的、有说服力的批评才能使被批评者所接受,转化为改正错误或改进工作的依据和动力。当然,只言片语、有感而发的批评有时也会很有力量,那是因为它指出了要害,揭示了真相。

应当承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媒介批评的态度还是有些排斥的,动辄扣上“侵犯名誉”、“诽谤”之名。这说明媒介批评的环境还不宽松,这就要坚持科学精神,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可授人以柄。

另外,开展媒介批评时,媒介批评者的态度、观点、看法可能会很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理性的精神、学术的品格就会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从而促进良好的学术氛围的形成,有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相反,如果互相攻击、诋毁,则只能破坏媒介批评的作用和媒介批评的学术环境。比如,对于“超级女声”、“快乐大本营”等大众文化现象的评论,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营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四、媒介批评缺乏科学精神的主要表现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是否坚持科学精神对媒介批评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杜绝媒介批评中的“非科学精神”和“反科学”精神非常重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闻传播界的变化加快了中国媒介批评的开展。新闻界的有偿新闻现象,传媒滥用监督之权的现象以及炒作之风盛行,八卦、黄色新闻泛滥等等不良现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质疑,也引发了媒介批评的活跃。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普及,网络媒介批评也日益兴旺,成为国内媒介批评的重要力量。

然而,正像新闻传播界一度出现的庸俗、浅薄和煽情化现象一样,媒介批评界的表现在社会上也并非一片叫好声。一方面,媒介批评的理论滞后于媒介批评的实践,使媒介批评实践缺乏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已经开展的媒介批评活动由于批评者观念、立场和目的的不同,呈现出良莠混杂的现象。尽管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认真分析起来,那些为人诟病的媒介批评大多与科学精神的缺乏密切相关。其主要表现有:1.缺少学术品格与理性精神

1996年,批评家陶东风撰文对当时的文化批判做出过尖锐的批评,认为当时的文化批判文章“唯独缺少学术品格与理性精神”,[41]“呈现出严重的泡沫化趋势”。王君超认为媒介批评也存在着这样的泡沫化趋势。他结合对当时知名度很高的电视批评文章——《新周刊》1998年第8期刊登的组合文章《弱智的中国电视》的评析,指出这一系列文章用“克隆”、“垃圾”、“罐头”、“目无对象”、“性倒错”、“不说人话”等煽情化的标题来形容中国电视,是一种缺乏客观标准的非理性指责。更有甚者,一些媒介批评文章,为吸引读者眼球,获得轰动效应,不惜采取谩骂、恐吓和人身攻击的下作方式,对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媒体、栏目、节目或演艺人员进行贬损、侮辱,完全丧失了媒介批评的科学品质和批评媒介时弊、提升大众文化的功能,反而沦为商业化炒作的始作俑者。2.假借“批评”之名,对国内某些电视娱乐化现象进行商业炒作式的谩骂攻击

雷跃捷教授在其新著《媒介批评》中指出,当下一些打着“社会纪实”幌子的庸俗报刊,假借“批评”之名,对国内某些电视娱乐化现象进行商业炒作式的谩骂攻击,如一家杂志社给某电视机构随意加上“侵犯人权罪”、“贩假罪”、“糟蹋语言文字罪”、“损害民族形象及公共健康罪”等五大罪状。这种以编造的罪名制造危言耸听的舆论的做法,不仅败坏了媒介批评的名声,而且也反映了编者和作者在法[42]律上的无知和冒险。3.溢美之词泛滥、严肃批判不足

陈力丹教授在《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一书中,对媒介批评进行了解析。他举例说,中央电视台《佳片有约》栏目其实就是一个“只说好话”的节目。佳片有优点也有缺点,理性的分析或许更有助于观众的欣赏。而该栏目的做法缺少这样的精神。他进而指出:“我们现在的传媒批评很不正常。一部电视剧或电影出来,各种传媒均是铺天盖地集中宣传,满纸或满屏幕地吹捧。评论意见虽然不能说没有,但[43]经常处于陪衬的弱势地位。”

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媒介批评因缺乏科学精神而造成的种种失范现象,这些现象就像一个个“毒瘤”侵蚀着媒介批评的肌体,如不及时切除,必然后患无穷。我们知道,新闻媒体往往代表着社会的公信力、道义和良知,而作为媒体的评判者和监督者,媒介批评如果丧失了科学的精神关照,也就丧失了守望者的职责。美国媒介批评家谢昂(Robert L.Shayon)曾说:“批评大众媒介就是对人类的探索,这在[44]孕育人类命运的用意上,比登陆月球重要。”五、如何在媒介批评实践中坚守科学精神

从前文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科学精神是一种时代精神,它体现着人类对客观性、真理性、合理性的追求与创造,激励着人们驱除愚昧、求实创新,并不断推动着社会的全面进步。科学精神不仅仅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应该具备的精神状态和道德情操,它更应该是所有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应该具备的公共意识。对于媒介批评实践来说,只有坚持了科学精神,才不会无中生有、随意捏造;只有坚持了科学精神,才不会主观臆断、擅下结论;只有坚持了科学精神,才不会谩骂损毁、恐吓攻击;只有坚持了科学精神,才不会丧失品格、败坏声名。那么,如何才能在媒介批评实践中更好地坚守科学精神呢?1.必须有一个开放宽松的学术环境、社会环境,保证媒介批评健康发展

媒介批评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不同于其他的大众传播活动。它首要的要求是自由的表达权和充分的话语权,要允许各种不同的声音存在。只有在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政治环境中,媒介批评才能够自由地展开。要让人讲话,真理越辩越明。2.必须要明辨是非、立场鲜明

在媒介批评活动中,一方面要有科学的态度,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问题;另一方面,要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人云亦云,不搞折中主义,不左右逢迎、温吞水,不雾里看花、朦朦胧胧。3.媒介批评者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媒介批评是一种学术立场,也是学者的一份社会责任和一种良[45]知。”媒介批评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大众传播活动的评判,杜绝和消除大众传播活动种种不良行为和现象,促进其健康发展,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媒介批评者不仅要像科学家那样严谨,而且要像政治家那样敏锐,勇于担负起媒介批评的责任和使命。4.批评者要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理论修养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发展,各种批评空前活跃,似乎人人都是“批评家”,尽管许多言论不失严肃和深刻,但总体而言,这种批评主要表现为一种情绪宣泄和个人价值诉求,距饱含科学精神的媒介批评相去甚远。事实上,媒介批评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它需要媒介批评者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理论素养。媒介批评者要具有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较高的学术研究水平,以及对新闻工作全局、整体的了解和把握。5.要注意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研究方法

由于大众传播活动大多是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进行的,而且其表现形态多种多样,因此要充分运用抽样调查、统计、实证研究、定量定性分析等比较先进的研究方法,提高媒介批评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从而避免感情用事或主观臆断。例如,喻国明教授负责的《中国传媒[46]发展指数》课题组采用定量测评的研究方法,《电子杂志广告效果[47]探析》一文作者采用实验的方法,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6.要把开拓创新作为追求的目标

媒介批评的根本动力和归宿在于促使大众传播活动更好地发展,因此开展媒介批评活动不能停留在批判本身,而是要力图提出好的建议,指出今后发展的方向,要富于建设性,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媒介批评者做艰苦的工作,以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不断开拓创新,使媒介批评达到新的高度。

胡锦涛同志指出:创新型国家应该是科学精神蔚然成风的国家。科学精神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一个民族进步兴盛必不可少的精神。[48]媒介批评作为大众传播的评判者和引导者,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坚持科学精神不仅是坚持批判和理性,也是坚持变革与创新,坚持媒介批评的科学精神对建设和谐的大众传播环境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①雷跃捷:《媒介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

②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③陈力丹:《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

④贾乐蓉主编:《新世纪大众传媒的发展——中俄学者的对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⑤李立:《影视艺术批评与鉴赏》,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⑥哈艳秋:《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1月版。[1]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2] 〔俄〕别林斯基著,满涛译:《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3] 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4-15.[4] 〔美〕罗伯特·艾伦:《重组话语频道·第二版序——再说TV》,罗伯特·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9页。[5] 〔美〕詹姆逊著,王逢振等译:《元评论》,《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6] 同上,第4页。[7] 同上,第17页。[8] http://www.medialit.org/bp_mlk.html[9] 〔意〕艾柯著,卢德平译:《符号学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0页。[10] 〔美〕凯尔纳、谢尔著,刘晶晶、王莹节译:《迈向批判性媒介素养:核心概念、争鸣、组织与政策》,《大学研究与评价》2007年11期。[11] 〔美〕凯尔纳著,丁宁译:《媒体文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68页。[12] 〔美〕凯尔纳著,丁宁译:《媒体文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69页。[13] 同上,序言,第7页。[14] 刘建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15] 〔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版,第407页。[16] 参见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1页。[17] 〔德〕H.G.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18] 〔德〕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9页。[19] 〔英〕艾略特:《批评的功能》,载《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85页。[20] 〔英〕艾略特:《批评的功能》,载《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89页。[21] 我国学者研究媒介批评学的著作主要有:黄新生的《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1987)、台湾政治大学论文集《媒介批评》(1988)、欧阳宏生的《电视批评论》(2000)、刘建明的《媒介批评通论》(2001)、王君超的《媒介批评:理论、实践与方法》(2001)、陈龙的《媒介批评论》(2005)、李岩的《媒介批评 立场 范畴 命题 方式》(2005)、谢静的《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2005)、雷跃捷的《媒介批评》(2007)、刘建明等的《西方媒介批评史》(2007)。[22]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0页。[23] 陈龙,苏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24]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25] 〔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与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26] 刘建明:《媒介批评的解释与批评文本的建构》,《传媒观察》2003年3月27日,http://ruanzixiao.myrice.com/mjppdjsyppwbdjg.htm[27] 哈艳秋,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王启祥,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博士生。[28] 雷跃捷:《媒介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页。[29] 郭慧志、徐捷:《科学精神的定义与传导》,《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第24卷,第5期,第1-2页。[30] 同上。[31] 同上。[32] 同上。[33] 雷跃捷:《媒介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34] 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35] 蒋原伦:《媒介批评与当代文化》,《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第35页。[36] 雷跃捷:《媒介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37] 赵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页。[38] 董雪飞:《权利意识形态启蒙: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述评》,《今传媒》2008年第6期,第74页。[39] 雷跃捷:《媒介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40] 哈艳秋:《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5页。[41] 陶东风:《文化批判的批判》,《电视艺术》1996年第6期。[42] 雷跃捷:《媒介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页。[43] 陈力丹:《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44] 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封底。[45] 李岩:《媒介批评 立场 范畴 命题 方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46] 《中国传媒发展指数》课题组:《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指标框架与定量测评》,《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2期,第46-51页。[47] 陈经超、李雨笒、杨帆:《电子杂志广告效果探析——基于消费者的广告效果实验比较分析》,《广告大观》2008年第2期,第13-22页。[48] 转引自刘璐、段颖群:《强化新闻评论的科学精神》,《青年记者》2008年7月(下),第58页。

媒介批评的责任与功能

从媒介批评到媒体素养:论传播生态中的媒介改革

[1]夏春祥一、前言:传播生态的形成

在台湾,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日益低下,已是很明显的趋势;不仅经济收入减少,公信力与社会形象更是一落千丈,民众对之怨声载[2]道,将之视为社会中的“公害”,甚至连从业者本身也抱怨连连。然而,这种处境是与大众传媒组织的许多争议、脱序、失范等偏差行为息息相关的。例如:报道方式的小报化、娱乐化,处理题材涉及侵犯个人隐私,以至于出现很多挂名、造假、虚拟,与故意设计的情况,早就使得新闻记者声名狼藉。[3]

在某一段时间中,“媒体杀人”更成为经常见到的词汇。只是,批判媒体的声音始终未曾间断,但生活环境中大众传媒的偏差行为却不曾减少,反而不断出现到令人麻木、丧失了想要发言与期待改善的一点点想法与动力。在中华传播学会2007年年会上关注女性与传播问题,且早在1980年代便倡导以媒介批评(media criticism)观点来探索新闻媒体表现的张锦华,便直言学者批评商业美女与新闻报道中的刻板印象越多,女性生活中的那种商业元素与固定形象却更加流行,甚至蔚为风潮;也就是说,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依旧,媒介批评只成了火车在高速行驶下大吠几声的小狗,实无益于真实生活的改善。

在此,媒介批评成了关怀传播环境者重要的改革工具,但20世纪的现实经验已经清楚地诉说着这一知识取向的局限与不足。毕竟,许多传媒问题中看似偶然的、随机的、瞬间的,以及值得批评的部分,其实都充满了必然的、模式的、恒定的,以及需要反省的脉络因素。因此,与其受到长期以来行政研究式传播理论(administrative research)及其相关价值的影响,关注片段的、行为的、现象的思考理路,倒不如深化我们在批判式传播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上的体认,重视整体的、系统的、结构的思考理路,更能促成某种理想情境的实现,这就促成了本文采取生态系统(eco-[4]system)视野,亦即将个人与社会动态相连的角度,来检视传播媒介及其所形成的各种现象。在这个面向上,传播生态(communication eco-system)是一种学术上的观点与立场。

当然,提及这个字词必然会联想到Marshall McLuhan(1911—1980)与Neil Postman(1931—2003)等从人类整体环境或社会文明角度检视传播科技变迁的几位学者,他们视科技为媒介,并由此提出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想法,主张科技的影响既深且远,这凸显出传播在人类事务中扮演引领角色,但不能取代根本的人类价值,只是忽略媒介,我们对于很多事务的判断就形同暗夜赶路的行人一般。而仔细地对我们的生活加以考察,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自身以外讯息的接触早已变得容易,情况已非中文里“方便”这个词汇所能表达的。因此,人们日常生活互相影响所形成的传播生态,也不仅只是一个学术殿堂中的拗口字词,它更是一种生活事实的描述与说明,这在2002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2008年中国乳制品污染事件,以及今年(2009)的H1N1新流感全球感染现象中都非常明显。

另外,全球化的日益普遍与深入,更将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到经济层次以外的面向,既而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诸如迪斯[5]尼卡通的影响,以及社会的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等。因此,我们检视问题,常常不能局限在某地、某时,而必须进入一个对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有所认识的世界体系里。因此,生态系统一词中指涉各元素之间互相影响的部分,益发地受到我们的重视,尤其是传播科技的发明,已经从新媒介形式的出现,到旧媒介的不断改良、聚合以至辐辏式地发展,形成了有着自身独立运作逻辑的生态系统。

换句话说,在全球化的体系里,传播媒介及其形成的文化氛围,已经是我们无法逃避的生活环境。它既影响我们每个人的感官、理解、情绪与价值,甚至也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感受与工作机会,继而连带影响着那个在形成中且不断改变的生活世界。只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中,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那个立基于科技与全球的大众传播媒体呢?如果我们对于新闻的报道与传媒的表现不满意,或是有意见要表达,它们会倾听我们的意见吗?它们会受我们的影响吗?最重要的是,那种与公众、社会、政府、国家息息相关的公共话语权,传媒组织又该如何改善,才能使之臻于完善呢?或是又该如何与阅听人分享呢?

当然,这一系列提问的关注点很大,它牵涉到新闻与传播的专业、组织,与各种具体表现。过往,媒介批评便是试图在此有所努力;然而在现在的台湾社会中,有更多的人开始缩小关注点,并寻求民众的觉醒与社会文化的改变,传播学界也因而出现了媒体素养、媒体识读(media literacy)的新兴取向,试图将原先对传播者的直接关注,转[6]移到从阅听人着手,继而促成传播者的改变。诚如世新大学的罗晓南(2005)在相关专书中提到:如何帮助阅听人建立起一套“视(听)觉防御机制”,进而减少那种问题丛生的媒体所带给人们的负[7]面影响,便是媒体素养的重要任务。

只是,罗晓南的关注点在防御上,其实是被动的。在欧美国家中,媒体识读关注的是将各种媒体现象结合入正规的教育体制中,并寻求传统教学方法的改善,以让学生们可以从小就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有所理解,并有改良使之趋于完善的责任与动机;重要的是孩子们会在当中长大,并因而社会化为更负责任的公民。因此,他们更常使用的是媒体教育(media education)的观念,试图从日常生活中深化文化的内涵,继而使得处于环境中的大众传媒也可以因而提升。这是一种可[8]行,但必须不断检讨与反省的关怀。

说是可行,乃是因为这一取径开始意识到新闻传媒的许多问题缘自从业者,而从业者在进入职场之前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因此一味指责传媒的不是,徒使象牙塔内的高调论点混淆大众的社会秩序,造成的问题反而愈大,其实新闻工作者所犯的错误未尝不是我们自己也有可能重蹈的覆辙。因此,过往在媒介批评中被忽略的文化面向,在媒体素养中便成了问题背后更实质的结构脉络。因此,重要的是:该如何把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自身生活的未来期待,具体且逐步地融入这个传播媒介生态之中?这也变成传播研究者的当务之急——介入每天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之中,继而使得大众传媒那种备受争议,且问题不断的生存环境,借由我们的参与而能不断地改善,继而成为我们理想的生存空间。二、媒介批评:精英取向的价值关怀

前面提过,新闻、传播实际情况中的缺点常常是媒介批评的重要工作,然而这种批评容易流于一种片面的指派,凸显了错误或不够完善之处,忽略了历史脉络,以及社会情境的因素,以至于常常造成被指出的问题未被解决,甚至是不同问题之间的改革方向彼此矛盾,反而造成新的困境不断出现。这便是媒体素养后来逐步发展与酝酿的具体背景,只是当媒体素养重视的批判与反省在揭示、阐明之前,我们实有必要仔细回溯媒介批评的发展。[9]

基本上,媒介批评的雏形酝酿于电影内容的批判,亦即是在电影研究中,关注电影内容讯息与相关意义界定的传统,乃是媒介批评类型的源头。在这个面向上,“电影导演等创作者透过影片内容试图表达什么”的问题常成为初始时期的关注点;在此,所有的阅听大众摸索的是创作者等人的实质意图,不管这意图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角度或关系为何,这自然彰显的是一种少数精英的看法。

除此之外,由于这些评论必须透过白纸黑字的印刷文字加以表达,这使得很多在识字、书写表达上有困难的阅听大众也无法进入这样的场域“充分且任意”地表达自己,这自然形成了媒介批评领域中精英属性的确认。

当然,在批评与表述自己对内容的看法之前,评论者需对内容做出解读与分析,因此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索绪尔的语言学,以及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等,也经常被援引作为很好的分析工具,这也是为何媒介评论在发展之初,总试图在看得见的内容之外寻求更深层意义的揭示,深具各种理论特性,也吸引各种跨学科领域人士的注意,这种借由专业词汇进行身份辨识与论点沟通,而非如过往同一领域中的学者常常以发表过的作品作为判断依据,于是在媒介批评的范畴里,新兴的专业社群也渐次形成。

而内容的分析也因此分成两种类型,一是直接而明显的文本内容分析,另外一种则是对文本所孕育的脉络,及其对文本内容的意义产生的决定性影响进行分析。尔后,文本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也导致阅听人接收分析的形成,这就是后来在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诠释蓬勃发展的根本源头,因此意义的生产也就愈形重要。

作为一种文本类型,与电影关系密切的媒介批评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此时,传播科技的发展也开始进入大幅推进的阶段。电影仍有其重要性,但已非独大,旧有的媒介形式如报业、广播,以及更多新兴的媒介形式如电视、新闻、广告、戏剧节目、综艺节目等等,纷纷成为媒介评论者关注的面向,并共同形成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所组成的生态系统。而这种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发展,也促使更多知识分子投身于此,精英取向的价值关怀极为明显。

此时,对于各种传播内容的讨论,成为主要关注面向;而以媒介批评之名,各式各样的观点与感受都纷纷出现,识者也不禁好奇:什么才算是媒介批评?

一般而言,媒介批评首先凸显的乃是一种对于我们外在信息的不信任,因此态度上的怀疑是有必要的,继而在某些被一体化的论述中,批判地寻求新的观点,借以彰显或寻求公平、正义等更深刻的人类价值。在此,批判的具体内涵是抱有敌意的不信任,由此某种精英或专业的姿态被认为是与庸俗生活可以区隔开来的重要象征。

然而,从1980年代至今,媒介批评的发展时间不可说短,但它的实际成效却相对有限,以至于产生的问题也不少。简单来说,庸俗生活是建立在每天生活的形式之上,它特别凸显的应是生活意义的单调或匮乏;一旦采取某种精英姿态,借以避开那种被单调习惯制约的同时,我们也可能把身体之所栖息的日常生活世界一并摒除,继而产生了一个远离现实生活却自成体系的学术世界,这是过往媒介批评最受抨击的核心所在。

在此,我们可以讨论的是:对于生活中各种感受的抒发,以至有些另类观点的产生,是否可以被列入媒介批评之林呢?过往,这些或是基于道德,或是与性别、族群、习惯与风俗民情有关的各种看法,可否也被视为是一种媒介批评呢?而当社会对于各种口说、文字的表述与传达不再敏感而任意使其发展时,那抒发情绪感受的媒介批评,其具体目的又是什么?

从媒介(media)这个中文词汇来说,能够召唤出我们各种感受的中介之物,便可以是我们批评、检视的对象。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感官所看到、听到、闻到、摸到的一切都可以是激发感受的起点,继而成为我们媒介批评的关怀对象;只是在当代社会中,这一切事务中的大部分是由大众传播媒体组织所生产、创造的,因此我们平时所指涉的“媒介批评”多半是指对这些媒体组织生产成品或过程中生产行为的凝视与检讨,继而忽略其他的中介形式。这是可惜的,也使这一词汇背后更为宽阔的内涵被窄化,继而使得相关发展走入一种窘境。

换言之,各种媒体组织所制作出来的讯息常成为我们环境中的主要内容,继而影响我们的感官,然而也有一些感受,是由一些比较独特的中介之物,譬如:男性女性化的穿着与女性男性化的装扮,以及[10]各种因“酷儿”(Queer)之名被召唤出来的性欲作怪等等,它们或许不是媒体,却也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可以产生有价值的思辨过程,继而使得经验的主体得到了一种带有丰富体认的经历。

由此看来,批评、批判不应该只是态度上的怀疑,这只是工具或桥梁绝非目的,更重要的是一种想象力的培养,继而使得经验者在面对一种情境或境遇时,他得以透过个人脑中的思辨来寻求现实条件存在下的更多可能性,并图谋充满困境的现况可以被改变。

而对媒介批评的发展轨迹仔细检视,便会发现有些传播内容的影响更大,例如广告,它们与道德、价值、风俗等关系极为密切,因此相关批评常是由新闻版面中的社论、专栏等作者出面为之;只是,道德的批评容易,但容易造成的问题就是前述所谓的媒体杀人,这是一种未审先判的结果。

事实上,在这些批评背后,批评者总以上位者的姿态,担心一般的市井小民容易被误导,以至于忘却高远的、美好的,且是可以教化人心的想法其实源于日常生活的真实碰撞。在这个面向上,这些知识[11]精英多半相信自己具备一种独立、自主的思考文化,以至于能在环境的错综影响中超然出来,甚至不会被麻痹。因此,在希望民众能回归到一种人类应该要有的生活方式与作为的期待下,知识精英们经常复习的是一种不可能在今日此时此刻出现的特殊态度与过往社会,因而也与当前的生活环境区隔开来,使得那种批判丧失了在现实生活中扎根的可能。三、媒体素养:民众取向的行动实践

早先在电影批评中出现的诠释,强调的是意义的生产。这一观点使得原先在传播流程(S-M-C-R-E)的结构中只能作为接受者(receiver)的阅听人,转而成为一种生产者,一种在有限资源中经营出新生活的消费者(consumer)。这种酝酿于媒介批评中的想法与相关论述,大幅度地改变了阅听人的被动位置,这在传播研究的领域中间接促成了研究者对于人们主体位置的认识,也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媒体素养、媒体识读(media literacy)的探索路径。

而在整个发展背景上,消费社会自从17、18世纪出现,以迄于今日的高度成熟,也从真实的生活条件上支持了上述探索路径的价值。基本上,消费社会重视的是丰盛完整的商品陈列,以及购买者随心所欲的选择行为,这自然使得人们的主动性大幅提升,从而不再面对一系列的贫困问题,与接续而来的无知状态。甚且在人类学的田野资料中,某些原始部落,消费的最初意涵是一种氛围的积极投入,以致对现实的遗忘。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很多人都可以选择享受美好的生活,纵使只是生活中24小时中的部分与片段,或是长期困苦中的一段美好,人们也多半会因为这个感受而有着完全不同的经验与自我认识。诚如Ann Bermingham在探索17世纪大众消费时指出:“消费俨然[12]成为个人参与文化与转变文化的首要方式。”

然而,这样的论述似乎凸显的是:人冷静、独立而有理性,感情丰富又不会任性。事实上,氛围的投入也会是种行为的迷失、价值的偏好,或者是会造成无力分辨价值时的歇斯底里。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往影响媒介批评甚大的实证主义所标举着的客观价值,也开始受到置疑;现在,在媒体素养中的我们,受到批判与诠释研究的影响,已清楚认识到人不可能没有价值,我们能做的是使价值的影响被我们意识到,并致力于追根溯源的谱系整理,以厘清自己所持有的价值,与自身位置之间的辩证关联性。这种对于自身“存在”处境的自觉非常重要,少掉这种自觉,我们的表达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本能”表达或反应,没有反思的空间,也缺乏创意酝酿的场域。

然而,很多以媒体素养之名进行的课程讲授,并未重视这种主观的自觉,反而着力于对客观存在事物或问题的揭示,并因而又彰显了那种在媒介批评时存在的精英态度。因为要对自身的存在状态有所觉察,于是我们便可以较缓慢的步伐,重新发现消费具有积极的复杂性以及在特定情境中的主动性,文化绝不是先制作好的。换句话说,在解读、消费各种信息内容时,我们应该不断自我提醒的是,它之于我们的意义究竟为何?

也就是说,媒介批评会指出问题何在?媒体素养却重视在这样的问题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诚如Karl Marx所提醒我们的,不同的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观点解释世界,但我们要的是改造这个社会。

媒介批评与媒体素养同样都是关心那个问题层出不穷的社会,尤其聚焦在大众传媒组织及其产品,只是随着传播科技的不断发展,现实的传媒生态早已无法透过单独、个别、有限的努力来解决。诚如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所慨叹的,人类的生活环境总是被系统化地扭曲(systematically distorted),有效的解决之道唯有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致力于理想的言说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的形塑、经营与逐步联合。

在这里,言说行动(speech act)所凸显的是对口语传播的重视,这是过往新闻、传播学者极容易忽略之处。也就是说,要重视生活中的语言与修辞,但得要大家先重视日常生活中自觉态度的培养。一旦可以重视自身价值所依止的立场,一旦能尝试以有立场的观点加以言说,那么自身的生活便会开始有了转变,这是一种使阅听人权力被开发出来的过程,我们一般称之为赋予权力(赋权)、培植力量(培力)(empowerment),继而直接标示出我们生活中的意义都是逐步形成的建构主义式(constructivism)概念。

因此,对于媒介、媒体的关注不应该只是怀疑与否定而已,它鼓吹的是一种慎思明辨的态度,并在仔细凝视与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彰显出关注者的权力展现。当然,权力的展现很重要,这是一种需要练习的方向性行动。

在台湾,很多的媒体素养教师会鼓励学生聚集起来去跟大众传媒讨回属于他们自身的权力,不容被污名;世新大学新闻系的余阳洲(2005)在《媒体识读的实作、实作的媒体识读:一门新课程的缘起与教学经验谈》一文中,便指出有些阅听人尝试落实“要求有线电视业者提升服务质量”、“抵制血腥暴力的报纸新闻”、“抗议购物频道广告不实”、“投诉报纸色情分类广告”、“检举地下电台贩卖违法药品”、“反对电视戏剧的置入性营销”。然而,在有了想法到付诸行动之间,他写道:媒体识读是一门非关传播专业技术的实务课程……由导引学习者检视、反思自身经验出发,进而确立个人的主体意识,使不致迷失在媒体氛围之中,最后期待结合众人的智慧与力量,打造清[13]新健康的传播环境。四、传播生态中的媒介改革

在上面的讨论中,关于媒介的改革,我们处理了两个不同的词汇,两个有同有异的取径。一个是媒介批评,一种酝酿于20世纪中叶的批判运动;另一个则是媒体素养,关注的是如何因应环境的变迁,以及因而酝酿、产生的个人能力,这一取径产生于上世纪末的英、美,但在世纪之交,却于两岸三地纷纷受到重视。

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何呢?是新、旧之间的交替、取代?还是一次又一次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提出最具原真性(authenticity)的质疑呢?本文的立场是建基于后者,力主以文化研究的视野与特性来寻回传播在此时此刻的积极性,以响应那种不断批评反而治丝益棼的社会境遇。

两者之间最核心的关键在于同时追求一个更完善的理想社会的落实。媒介批评中的“媒介”是好的,它带有模糊的面向,既可指单纯的中介性事务,也可以指涉大众传媒组织的体制面向,因而在涵盖性上成为适当的词汇。

传播非常重要,因而厘清两者乃是进行媒介改革中一定要有的认识。媒体素养中的出发点是可取的,那种对现实生活中改变的促成是可贵的精神,但媒体一词过分地聚焦在大众传播组织上,以至于在使用的同时,也忽略甚至背反了它原先倡导的精神。本文因此主张以“媒介”涵盖“媒体”,以“素养”作为印刷时代识读能力的平行对应物。

传播学者成露茜(2005)在撰文介绍《批判的媒体识读》专书时,曾在序言中讨论一首在2005年流行于大陆的歌曲《两只蝴蝶》。歌词是“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你……”,她因为反复多次聆听,觉得厌烦,因此怀疑起年轻人的品味。但是当年轻人讨论起这两只蝴蝶究竟是男蝴蝶告知女蝴蝶要慢慢飞?还是女蝴蝶用带刺的玫瑰提醒男的时,又有人说为何是一男一女?到底有没有可能是两只男的,两只女的?

这种意识形态或刻板印象的自觉就是媒介素养所希望提倡的,只是品味的比较只是提醒我们拥有选择空间的权力。年轻人的对于文化的自觉,是在生活中可培养的能力。然而,媒介素养绝不是新闻专业教育的基础。上面的案例确实阐明了大众媒体的力量,但要破解这类[14]幻化为景观(spectacle)存在的物质基础,只有民众能以自己的语言经营起一个更有意义的生活境遇,而且不能小看这种在生活中的玩笑与嬉戏,因为它正提示、点明每一个人身上所拥有的革命潜能。

因此本文主张媒介批评应延续下去,但要意识到过往批评概念的局限,批评其实更是一种自省,因此我们应该可以将其界定为:在诸种条件成立下,对更多可能性的探询。如此一来,传播生态的经营就更为重要。因此就在孩子还小,根本还不足以成为新闻专业工作者之前,我们就希望借由语言来使他们成为能够承担责任,能够付诸行动的人。如此一来,境遇主义者(Situational International,SI)关于境遇的经营,就被视为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目标与有力启发,因为他们保证了生活将可以开展成为一种每个个人都可以参与且勇于负责的真实环境。诚如法国学者Guy Debord(1931—1994)于1957年6月在“Repor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ituations and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ist Tendency’s Conditions of Organization and Action”一文中便执笔指出:这个世界必须被改变,我们必须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束缚人的社会与生活进行彻底的解放与变革,关键就在于一种有意义生活情境的经营。传播媒介就是这个情境中极为关键的一种文化机

[15]制。

基本上,Debord总是关注如何在平日生活作息中寻找出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情境,继而使个体主动而有意识地参与到生活的每一时刻的建构过程中。一旦生活的情境可以经营,那么人们便更有可能发挥潜能,继而寻获自己的愉悦。在这里,现代社会的景观特质是我们要批判、检视的对象,毕竟“景观是对生活的具体颠倒,是无生命体的自主运动”;而情境(situation)便是我们用以对抗宰制、压迫,以及彻底解决某些所面临问题的关键概念。在这里,他延续情境主义者之前的一些艺术传统,主张可以借由自身的想象,而非外在力量来改变艺术与生活分离的现状,继而使得每天生活中的每一个时间都可以成为革命的现场:创造我们想要及需要的生活条件。

当然,对、错、好、坏与善恶的二元判断,是建立在问题的存在基础上之上的。可是,当代社会的最大特色在于:问题难已被辨识;只有引导感觉的状态(景观),却没有明确对象供理性掌握、检视与反省。这因此显示出情境的价值。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景观社会的一体性、凝聚力证明了革命的正当与必要,因为人们如果不将整体拆散为部分的话,那么就无法在最小的环节上进行革新。

倘若可以将焦点转移到每天生活中的一举一动,突然被困惑的一切便有机会得到澄清;Debord从Clause Witz处获得启发,指出“知识必定会成为权力”。在此,我们可以察觉到今日社会中的科学早已丧失那种辨识、厘清的功用。

科学放弃了与构成其自身历史主要内容的奴隶体制的对抗,做出对景观统治俯首称处的选择。做到这一点,科学才拥有相对的自主……现代医学在过去一直给人有用的感觉,那些根除天花与麻风病的人与那些卑微地服从于化学养殖的人有着极大的不同。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今天的医学不再是有权针对至并环境来维护公共健康,因为这样做将会对国家,或者至少是对医药业来形成挑战…对所有社会景观而言,其表面的物质现代化和改良仅仅是在现了魔术师、赢行家与诱骗者等江湖骗子长期以来惯用的伎俩,官方科学也不例外…无知总是对权威俯首贴尔,并总是对那些在合法边缘活动的投机之举所利用与这个时代相比还有那个时代会使文盲变得如此普及?(ⅩⅣ)[16]

Debord在《景观社会评论》一书中,曾引用17世纪历史学家Baltasar Gracian的话语指出:无论是语言还是行动,都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我们必须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做出选择,因为机遇与时间皆稍纵即逝。在一系列的著作中清楚地指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构成了客体存在的坚实基础,继而深远地影响了主体的生存状态;而也只有及早筹划(pro-action),我们才得以避开问题背后更深层结构的制约,以及那种左支右绌下的直接反应(re-action)。

在传播生态中,我们的媒介改革应朝向提供生活经营的指南方向发展,倡导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需的整体视野与文化品位,提供检视、凝视与思考、反省的一系列提问。然而,这一论述往往隐含的是知识精英般的高雅品味;其实不尽然,它凸显的更应该是在各种讯息选择中个人品味的形成过程,毕竟只有更多可能性的选择,才能彰显那种整体的媒介改革观点:从个人的能力做起,进而扩展到社会生态的经营与安排;而在其中,大众传媒的场域必然是我们极为重要的战略位置。

The Effectiveness of Media Criticism

[17]Dr.Joyce Y.M.Nip聂依文Scope of Media Critique

The term“pi ping”(批评)in Chinese encompasses an element of disapproval in its meaning.The term“critique”used in this paper,however,embraces a broader meaning,and refers to“a detailed analysis and assessment”(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2008).Hence,both approving and disapproving assessments are included.The dimension of“assessment,”meaning the“evaluation...of the nature,quality,or ability”(The New Oxford American Dictionary,2006)marks critique from mere analysis or interpretation.The media,as the object of critique,include the content produced,its personnel,its work processes,and its institutions that influence the public.In other words,the work processes and relationships within media organizations are considered outside the arena of media criticism unless they have implications on public well being.

News critique forms a strong tradition of media critique.Many of the examples given in this paper relate to news,but the objects of media critique obviously extend to all genres and technologies of media.Feedback Loop of Media Critique

One major goal of media critique is change.The effectiveness of media critique in achieving change depends heavily on the relative power of the regulators.The regulators are connected to the critic and producer of media in a feedback loop(Figure one),in which the regulators selectively respond to media critique(produced by critics)and takes action on the object of critique(produced by producers).Figure one.Feedback Loop of Media CritiqueRegulator

In this paper,the regulator is conceptualized as an entity that has the power to make the media work in a particular way.It could be a formal regulator vested with institutional power of applying sanctions,or an informal regulator that relies on un-institutional power.Among the formal regulators are the government,work organization,and conceivably in some countries,professional body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consumers.The formal sanctions that they could enforce could include imprisonment for violators of law,withdrawal of license from media operators,financial penalty on a media organization,recording an offence for the license holder of a media operation,professional disqualification of the media worker,or censure by the professional or industry body.Potential consumers are included here as formal regulators as they hold the power to consumer or not consumer the media in the market institutions.

Informal regulators include the individual producers themselves,peers in the profession and industry,as well as society at large.The informal sanctions could be guilt and shame,or sense of achievement on the part of the individuals,disapproval/approval by other practitioners or organizations,or disapproval/approval by members of the public.

In any case of media critique,more than one regulator is relevant.This means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are susceptible to formal and informal sanctions from multiple regulators at the same time.Media critique is the most effective when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regulators respond,and act consistently with each other.Critic

The role of the critic lies in providing the evaluation on which regulators could act.Whether the regulators would respond to the critique depends on the power of the critic in relation to that of the regulators,and access of the critique by the regulators.

The media critic could be an individual or an organization.Individual critics could be professional critics or citizens who perform acts of critiquing from time to time.Professional critics who form part of a media organization,such as ombudsmen and public editors in news organizations,are more likely to command response from the regulators,such as the chief editor,due to the power built into their positions.Other professional critics could be affiliated with professional magazines,or media concern groups.

Ordinary citizens express views about various aspects of the media from time to time,but these views count as critique only when they are evaluative in nature,and are communicated publicly.Usually this public communication is directed towards formal media regulators or members of the public,for example,as complaints,or letters to the editors.Experts,such as university professors,when acting as critics,may enjoy greater attention from media regulators than other citizens.

Organizational critics could be professional bodies or industry associations,such as journalist associations and press councils.Like ombudsmen,they act as critics when they initiate assess of performance,and as regulators when they respond to critiques made by others.Producer

The producers of media involve multiple levels of personnel situated in institutions:Individual producers are likely to form part of a team,which constitutes part of a section under a department in a work organization.The work organization could be a commercial company that is privately-run or publicly listed,or it could be a public service organization or simply a part of the government.The nature of the organization sets the constraints and capabilities within which the multiple levels of producers could respond to the regulators.At the same time,individual producers are members of a profession,and work organizations are part of the relevant media industry.

If the producer or organization responds to the regulators,change could be made to the object being critiqued,which could take the form of retrospective apology,modification or suspension of the product.Three Levels of Media Critique

Recently,scholars in China have made efforts to map the field of media critique/criticism(e.g.Huang Hsinsheng,1991;Lei Yuejie,2007;Wang Junchao,2001).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tribute to such effort by proposing a typology of media critique composed of three levels:(1)media review,(2)media watch,and(3)media criticism(Table one).The typology is a development that takes into account,but goes beyond,the distinction usually made between media critique and radical media critique.

A textbook on media criticism lists these functions of the critic(Orlik,2009):

1.Serving as guide

2.Bridge building between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3.Entertaining

4.Suggesting new directions to producers

5.Serving as a proxy or watchdog

6.Proposing system-cognizant change

These functions differ in the degree of change that is aimed at.When media critique serves the first of the above three functions-as a guide,bridge between producers and consumers,and entertainment-it accepts fundamentally the media system and arrangements as they are,and whatever influence that media exerts on the audience and society.If there is any change that these functions may bring about,it is most likely the choice of the potential consumers-of consuming or not consuming the product.

As for the function“suggesting new directions,”it includes suggesting new subjects,new techniques,and showing the audience“formal interrelationships which bind the work together,meanings which make up its truth,and expressive significance which gives it resonance and depth”(Stolnitz,Orlik,2009,p.24).The changes sought in this function of media critique relate to programmatic techniques(Orlik,2009).

When serving as a proxy or watchdog,the media critic“fairly describe[s] the operations of media and spotlight[s] mistakes when they occur.”She also“discover[s] the concerns of citizens and define[s] what the public needs to know in very expansive terms,”including“ways our high-profile enterprise interacts in society”(Orlik,2009,p.28).Whatever change that is proposed to the actual system organization or priorities,however,it must be workable within the(capitalist)system(Orlik,2009).

By emphasizing that changes proposed must be possible within the parameters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Orlik(2009)left out from the list the most radical function of media critique.Rescuing what is left out would complete the range of media critique.The full range of media critique would encompass three levels,corresponding to the three regions of media practice described by Hallin(1989):

1.Media review is situated in the sphere of consensus,which encompasses norms and values generally accepted in society.

2.Media watch is situated in the sphere of legitimate controversy,the region of debates of issues that are recognized by the major established actors.

3.Media criticism exists in the sphere of deviance,the realm of those political actors and views which are rejected as unworthy of being heard.

Simplification is built into the typology.It would be easy to find works of media critique that incorporate elements from more than one level.The objects critiqued shown in Table one also suggest that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levels is fuzzy.However it is likely that pieces of critique could still be categorized into one of the levels according to their key concerns.Table one.Typology of Three Levels of Media CritiqueMedia Review

This level of critique serves potential consumers and media workers by providing guidance using standards that are widely shared by them.By diminishing bad and championing good professional practices,while diminishing works of weakness and celebrating works of achievement,this level of critique is concerned with professional and market performance.Its goals include the maintenance or elevation of professional standards,and quality of works.

Media review responds to practices in the media of the time,and tends to be directed towards content and work processes of defined scope.Content under critique could range from as small as an entry to as big as a product series.A particular news report,for example,is an entry of an episode,the latter of which in this case is the newspaper of the day or the evening television news program broadcast on a certain day.That particular television news program is part of a series of similar programs broadcast at the same hour every day.News reports about the same story or theme,for example,coverage of the Iraq War,would make a series of entries.Alternatively the object of critique could be a one-off product,like a single movie,or a product series,like the series of James Bond movies.

Apart from content,work processes are more likely than institutions to come under critique.It is common that media reviews touch on the production processes of specific content.In such cases,the units of production-individuals,team,section,department or organization are easily identified.Sometimes a specific aspect of conduct or production practice of the profession or industry becomes the object of critique.

In the context of news,the key questions asked by media reviewers would be:

1.Do media contents conform to journalistic norms and ethics in matters such as privacy and dignity and obtaining standards of taste and decency?

2.Are media fair and objective or biased in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leaning of news and comment offered?

3.Does media conduct and content conform to norms that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the handl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ssues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McQuail,1999)?

4.Is the news content properly sourced and verified?

5.Are the news stories well written,photographed,and laid out?

6.Do journalists conduct themselves in good ethics in the process of newsgathering?

Examples of media reviews about journalism in the U.S.could be found in:

·th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gazine(http://www.cjr.org/magazine/),

·the monthly magazine,Extra!,and the weekly radio show,Counterspin,published by the media watch group,Fairness & Accuracy in Reporting(FAIR)(http://www.fair.org/index.php),and

·the Media Monitor of the Accuracy in Media(AIM)group(http://www.aim.org/media-monitor/).

Despite applying widely accepted standards,media review could be conducted from different political positions.FAIR and AIM,for example,reveal different political positions in their critiques.

Book reviews,such as 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and movie reviews-including those published in consumer magazines-belong to critiques of this level.The program“Media Watch”produced by the television department of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also falls into this category.

As media reviews,critique is m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ionalism or merely common sense.Methods of analysis commonly used are description,comparisons with works produced before and around the same time,and various approaches of textual reading.Media Watch

This level of critique reveals the inadequacies in the representations and values manifested in the media world.The standards used for evaluation are adopted by the media critics,which are not necessarily widely shared by producers or society at large.Media watch is concerned with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performance of the media(McQuail,2005).

The concern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ten brings media watchers to focus on objects of critique of relatively large scope.Product series,genres,media formats,media technologies,and media production practices are rightful objects of critique.Where production practices are the object of critique,the institutions involved tend to be larger units,as in a work organization,profession or industry as a whole.However,the primary interest of media watch is on evaluating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 of the media.Change to such influence could appear within the existing structures of media institutions.A prominent example of this level of critique in journalism is the body of critiques associated with the public journalism movement in the U.S.from the late 1980s onwards.

Some of the questions asked by media watchers of journalism are:

1.Is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offered adequate to the needs of citizens/audiences according to such criteria as amount,range,depth,accuracy,or balance?

2.Do media deal equally and fairly with ethnic,cultural,and other minorities in their representation and access?

3.Do media give access to a full range of relevant voices in the society?

4.Do media contribute adequately to(national)cultural identity and autonomy?

5.Are given media in practice diverse in their information and ideas,representative of the balance of opinion in the society(McQuail(1999)?

6.Are news products distributed to ensure extensive reach?

Examples of media watch in the U.S.could be found at:

·the Media Monitor of The Center for Media and Public Affairs(http://www.cmpa.com/monitor.htm),and

·the PR watch from the Center for Media and Democracy(http://prwatch.org/),which seeks to“expose corporate spin and government propaganda.”

Where content is the object of critique,content analysis and critical textual analysis(inclusive of formalist analysis,semiotic analysis,discourse analysis,narrative analysis,and genre analysis)are methods more recently used.It is informed by critical media studies(e.g.Hall,1972)and critical linguistics(e.g.Fowler,1991,1996).

Critique of media technology is informed by the media ecology perspective,which is also known as medium theory(Meyrowitz,1986,1994).Postman(1985)offered a well-known critique of television news as a media genre in the U.S.from this perspective.A media genre is constituted by a particular mix of content and media format elements,the latter of which are link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dia technology.Media Criticism

This level of critique is the most radical of all levels of critique.It targets at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or even the whole of the media system itself.The media system is evaluated against a vision of an alternative system structured according to some better principles.But the vision upheld by the media critic commands only a marginal position in the wider opinion of society.

Critics contend that the entire media system perpetuates domination of the majority by a minority of power holders in the political,military,and business arenas.In the capitalist system,commercial journalism is critiqued as pursuing revenues and returns for its investors,while failing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o citizens for helping democratic self-government(McChesney & Scott,2004).Key questions asked by media criticism in capitalist systems are:

·Do owners,advertisers,or governments have undue influence on content,especially where this is concealed?

·Are higher degrees of media concentration associated with lower levels of diversity of opinion and information in a given media market?

·Is there a relationship,positive or negative,between media concentration and media quality,however defined(McQuail,1999)?

In countries with state-controlled media systems,media criticism would be directed towards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mechanisms and processes of state control.With the central concern focused on media institutions,media criticism treats content,work processes,and influence of media on society and culture almost as automatic result of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being critiqued.

This level of critique corresponds roughly to what is sometimes called radical media criticism(Berry,2006;McChesney and Scott,2004).In this tradition,th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is highly influential.Herman and Chomsky’s works around the propaganda model(1988)is a prominent example.Other examples could be found on Free Press(http://www.freepress.net/).However,radical media criticism could be launched from political positions on the left,center,or right.An example of other perspectives given by Berry(2006)is the Buddhist radical perspective.

Given its fundamental negation of the media system,changes advocated by media criticism could be accommodated within existing institutions only to a limited degree.Effectiveness of Media Critique

The ultimate goal of media criticism is explicitly stated as change to the media system.However,the nature of media criticism,that it is deviant of the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of society,makes it inherently difficult to effect change.Orlik(2009)dismissed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ose critics in the U.S.who ignore the capitalist condition(that media institutions need to support the power structure that funds them)as futile.Short of effecting change to the entire system,media critics working on this level often advocate change in media policy.They tend also be advocates and activists in alternative media operations.

On a longer term,by exposing the structural interrelationships of the media with other powers in society-either as a system or over individual cases-media criticism could serve to educate the public about the limitations of the media system.It also helps to open up imagination for alternative ways of organizing the media.

The function of educating the citizenry is no less important in media watch.As stated earlier,media watch works on the level of legitimate controversy.Media watch could serve the function of helping the public to think through an issue and re-affirm consensus values in a fresh perspective.A piece appearing on the home page of The Media Institute’s web site on 10 May 2009“Policing hate speech:Not the government’s job,”for example,involves the controversy regarding government’s policy o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rst Amendment in the U.S.Constitution.Some,like the author of the piece,favor no government control.Others would support government action in forbidd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hate speech.In real politics,media watch would have the effect of swaying those who are not yet decided on the issue.

Discussions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media critique often steer towards the mechanism of formal regulation,particularly government control and professional discipline.The above discussion shows that media critique could also effect change through influencing individual media workers and citizens(who are informal regulators),and consumers(formal regulators in the market mechanism).

Like the other two levels of media critique,media review also exerts effect through education of media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Unlike the other two levels of critique,media review faces an easier task over the formal regulators.Professional conduct and product quality-the standards used by media review-are the ones most likely to be regulated by law or other formal sanctions.In Hong Kong,for example,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are governed by codes of practice on technical standards,and program services respectively issued by the Hong Kong Broadcasting Authority,involving formal sanctions such as financial penalty,and censure.Given the resonance with widely accepted values,media review is also the level on which informal sanctions could easily be applied.As such,media review is the level of critique that could achieve the most obvious effects in the nearest term.Constraints on the exercising of influence by media review would mainly be technical,involving:

·access of the critique by the regulators

·soundness of the critique

·timeliness of the critique

·plausibility of change within production conditions

This,of course,assumes that the formal regulators fulfill their roles.In countries where the government-the most powerful formal regulator—cannot be relied upon for impartial and effective enforcement of law,the influence of media review is also very much cast in doubt.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possible role of media critique on enlightening and changing the value positions of the people,the feedback loop in Figure one should be re-visited.The feedback loop connecting media critic,regulators,and the producers should be viewed as existing in two dimensions of time,one immediate and the other long-termed.The earlier part of this paper has discussed the operation of the immediate feedback loop.In the long-termed dimension,media workers,steeped in new value positions,would engage in new media practices,and prevent occurrence of the problems being critiqued.Citizens and consumers help in the process by acting as informal regulators.Conclusion

Looking to the future of media critique,several questions loom on the horizon:(1)Who is the critic?(2)What should be the object of critique?(3)What methods should be used for analysis?

Of the objects of media critique,content is the most accessible,and tends to be the most commonly critiqued.Data on work processes,practitioner conduct,and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however,are accessible only to relevant media workers.For media critique to embrace its many legitimate objects of critique,media workers themselves need to act as critics.This is far from the case at this moment.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content is produced not just by media practitioners,but also members of the audience.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ritics and their target audience is more fluid than before:At any time,any person with Internet connection could decide to comment on a movie on a web forum,for example,and act as a de facto media critic.This also means that the standards against which media are critiqued would not be limited to professional or quality values cherished by the profession,or social,cultural,and political values championed by media critic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essional critics and citizen critics is an issue that needs to be studied.Given the proliferation of media content enabled by new technology,citizen critics could potentially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filling in the vacuum of critique.The new media genres,for example,online games,enabled by new media technologies also suggest that the object of critique needs to be focused more on technology and its related manifestations.

On the method of content critique,critics tend to assume that predictable effects on the audience can be read from the content.This assumes the transmission model of communication(Carey,1975,1988;Dahlgren,1988).Developments in audience reception(e.g.Morley,1980;Radway,1991)have shown that audience effect is not easily predictable.Acknowledging such weakness,researchers have suggeste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audience in evaluating media performance.This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for media watch,where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the media occupy its central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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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

[18]谢 静

摘要 媒介批评以提高新闻专业表现为目标,新闻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媒介批评视为一种专业自律机制。然而,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却并非天然地和谐一致,从理论上看,媒介批评的开放与多元性质,与专业主义的封闭和标准化相矛盾;在实践上,媒介批评时常否认新闻专业标准,冲击新闻专业自主与自治。因此,媒介批评研究需要仔细甄别媒介批评的性质与目的,在维护新闻专业自主与媒介批评的开放性质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

对于媒介批评研究者而言,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是一个较少引起关注的问题。有时,研究者完全忽视专业主义的存在,将媒介批评视为独立的领域进行探讨;有时则直接把媒介批评置于专业主义框架之中,对于二者的矛盾与冲突不加考虑。无论是哪种情形,都将影响人们对于媒介批评研究的理解与认识,从而阻碍媒介批评研究的发展。因为媒介批评不同于文学批评,媒介批评所面临的对象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的社会专业,而非单一个体;媒介批评也不是单纯的赏析,它具有强烈的干涉和介入目的,力图通过批评影响媒介运作和表现。媒介批评与其所批评的对象——新闻媒介——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新闻专业主义则是影响二者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媒介批评研究不能将专业主义问题纳入思考范畴,则有可能无法正确认识媒介批评的性质;如果完全将媒介批评从属于专业主义问题,则又面临丧失媒介批评的公共价值的危险。因此,针对国内媒介批评研究的上述问题,本文将系统地梳理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之间的关系,以期获得有关媒介批评研究的正确认识。

在本文中,媒介批评是指对于大众传媒新闻实践活动的诠释与评价,不包括其他内容。专业主义则是区别于行政控制和市场控制的一种同行控制模式(Friedson,2001),是一种社会专业与其他社会力量协商专业权限而确立起来的专业“门槛”,即专业精神、专业理想、专业信念、专业规范、专业技能、专业管理权限等的总和。对于新闻业来说,专业主义要求新闻业对外排除政治、社会力量的干涉,树立权威,对内统一规范、统一管理,以实现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要求,二者互为条件、互为因果。本文认为,从最终目标来看,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具有某种一致性,但是,从其性质与标准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与矛盾。在理论上,媒介批评的开放与多元性质,与专业主义的封闭和标准化相矛盾。在实践上,媒介批评时常否认新闻专业标准,冲击新闻专业自主与自治。因此,媒介批评研究应当仔细甄别媒介批评的性质与目的,在维护新闻专业自主与媒介批评的开放性质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一、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性质的一致与冲突

本文所探讨的媒介批评只针对媒介的新闻实践。毫无疑问,媒介实践远不止新闻领域,文艺作品(如影视剧、连载小说等)在大众传媒上所占比重远远超过新闻内容。但是,对于媒介文艺作品的批评主要借鉴了文艺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如欧阳宏生,2000;Orlik,2001),不能简单套用于媒介的新闻内容。运用修辞批评或叙事批评的方法分析、批评新闻内容,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如Van Dijk,1988;曾庆香,2005),但仍然不能取代基于新闻专业标准或者受众利益的媒介批评,这是由新闻媒介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它进而影响了媒介批评和新闻专业主义的性质。

新闻业被认为是现代社会有效运行的一个关键系统,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功能:监视环境、整合社会和传承文化。在西方的政治理念中,新闻媒介被看做是“第四势力”,具有监督与制衡行政、立法和司法系统的责任与权力。中国由于政治制度不同,新闻媒介往往被当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兼具宣传与表达、沟通与联络的作用。无论在何种理念下,新闻媒介服务公众的基本性质,获得了普遍认可。因此,如何实现新闻媒介的这些功能、成就其“公共领域”的性质,成为媒介管理制度设计的重要考量。

在西方新闻业的发展过程中,专业主义是一个现实的选择。比如美国新闻业,在19世纪90年代走向现代化,媒介企业日渐成为按照专业分工、等级分层的科层机构,经营管理和新闻工作都逐渐走向专业化。而新闻业的专业追求甚至在19世纪中期即已出现(Banning,1998/1999),到20世纪初已较为普遍。在这一期间,新闻界开始成立专业协会、订立行为规则、开展专业教育,等等。但是,这一过程并非完全如施拉姆(1992)所说的“自清”行为,相反,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闻业应对外界压力的制度选择。当时人们对于黄色新闻等问题十分不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批评者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包括立法监管、成立非营利的捐赠基金报纸等等。外部控制当然不能接受,但是在外界压力之下,新闻业也不得不试图通过专业教育和专业自律的方式来维持较好的专业表现、提升专业声望。因此,专业主义是妥协和折中的结果(谢静,2004)。即便如此,新闻业的专业自律机制也不如其他专业(如法律、医药等)严格、奏效,其他专业普遍采用的许可证制度在新闻业遭到了抵制,专业规范常常成为“没牙的老虎”,具有行业仲裁性质的全国新闻评议会也只存活了11年。这种状况反映了西方新闻媒介的两难处境:只有自由的媒介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但是当它毫无约束时,又如何保证它为社会服务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没有控制的管理”(control without controlling)(Brown,1974)?正是基于这一现实,一些学者转而寄希望于不具强制力的媒介批评,如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兰贝斯所言:媒介批评的目的就是提供相当于执照的责任机制,同时避免正式的政府权力的干预(Lambeth,1991)。

媒介批评从一种促使专业主义产生的外部因素转变为一种专业自律机制,体现了二者所具有的某种一致性。媒介批评能够帮助新闻业提高专业表现,而又不像行政、司法控制那样具有刚性,也不如专业自治中的准入制度、仲裁机构那样严格,这对于视独立、自主为生命的新闻业来说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当然,也有人认为,公开的批评将影响新闻业的职业声望。比如,美国学者大卫·范(Fan,2001)指出,新闻媒介简直就是“自杀的信使”——自己的负面报道损害了自己的公众形象与社会地位。他的数据统计和相关分析表明,从1973年到1998年的20多年时间里,媒介的自我批评和对媒介批评的报道,是影响人们对媒介信任度的主要来源。实际上,大卫·范用实证研究表达了新闻圈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家丑不可外扬。客观地说,没有哪一个专业总是愿意暴露自身问题与缺陷,新闻业的反应也在情理之中。正因为如此,新闻界总是希望把媒介批评局限于专业内部。

作为专业自律机制的媒介批评在两个方面受到限制:一是批评者,二是批评的媒介。没有人能够阻止来自新闻圈之外的批评,但新闻圈可以贬低外部批评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他们认为外人不是专家,不懂媒介,从而也不能正确评价媒介,而只能从各自的利益或立场出发,企图让媒介为其服务,实现控制媒介的企图。比如,赫赫有名的哈钦斯委员会就没有报社的人参加,调查期间也不对外开放。1946年3月,第一个报告《民族之间的对话》发表以后,因为要求媒介报道真实的信息,马上招致一片反对之声。ASNE主席奈特(Knight)反问:那谁来决定什么是真实的呢?言下之意是,只有相信好的报道。他认为委员会成员根本就不了解美联社、合众社等,里面的记者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员(参见Marzolf,1991)。委员会的思想虽然在新闻教育界、理论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但在实践领域,直接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并没有实质性的制度和机构来保证新闻媒介践行其社会责任(Gleason,1998)。

相对而言,媒介所有人、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对于媒介的控制要容易得多。作为自律机制的媒介批评主要出现于内部场所,如内部刊物、专业杂志、同行交流、内网等。试图通过大众媒介开展的媒介批评往往难以通过层层把关,因此公开的、面向消费者的媒介批评并不多见,以至于不少人认为:在充斥着对个人或社会机构的批评的新闻媒介上,唯一缺席的批评对象就是媒介自身(例如Brown,1974;Lule,1992)。这种说法也许有点绝对,但是,主流媒介上自我批评的稀缺,却是不争的事实。没有一个老资格的广播网(ABC,CBS,NBC)有常规的媒介批评节目,因为没有一个老板愿意批评自己。对别的广播网的批评也很少,因为挑战往往被视为另有他图(如自利)(Hickey,2000)。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大众媒介上有关自身的内容越来越多,许多报纸、广播和电视都开设了媒介专栏,一些著名媒介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时代》周刊、《纽约客》等都有关于媒介报道的记者,他们自称媒介条线(media beat,专门报道媒介行业的条线)、媒介记者、媒介批评者或媒介专栏作者。CNN和全国公共电台也有相关节目。但是,媒介报道不等于媒介批评,比如在美国竞选报道中,许多报纸、电视都大量刊发有关媒介自身的报道和评论,但真正的反思不多(Johnson & Boudreau,1996)。虽然记者有时也反思政客操纵新闻的现象,但是,这还只是曝光外在的、非新闻的威胁,而非媒介内部问题,比如报道是如何受到新闻媒介组织所有者和广告主商业利益、组织压力、工作常规、新闻采集和报道习惯等影响,并转而影响受众的(Haas,2006)。

更有学者指出,即使是在大众媒介上进行的真正的媒介批评,与其说是提出问题、解决矛盾,毋宁说是一种象征性仪式,自律的作用有限,而更多的是对外树立形象、建构权威。美国新闻学者鲁尔(Lule,1992)曾深入分析《费城问讯报》在有关避孕药评论风波中的表现,他认为,当时尽管刊载了许多批评,但都未及要害。他认为,要求媒介批评自己,只是一个乌托邦。那么,为什么新闻的当权者会同意并鼓励这样的批评呢?原因即在于,它制造了这样一种幻觉:媒介愿意也能够自我批评,从而排斥、抵消更为深入的批评。通过集中于个别错误和具体缺点,媒介批评排斥了更宽泛的、结构性的批评。

上述有关西方媒介批评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分析表明,对于新闻界而言,媒介批评主要是被当做专业自律机制而被接受、使用的。而且,媒介批评的效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某种“差序格局”,即离从业者越近的批评越有效,越远则作用越小。诺星顿(Northington,1993)的调查表明,影响新闻从业者专业理念的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日常新闻实践、法律规范、同事、上司、亲朋好友、发行人/经理、新闻学评论、媒介批评家和专栏作家、新闻督察员。

新闻界应对媒介批评的这种态度,实质上反映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根据专业社会学的观点,专业化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组织起来的职业通过宣称具有深奥的知识、自己对工作的质量负责、服务于社会利益而获得从事某一特定工作、控制其培训和准入制度以及评价其工作的绝对权力(Freidson,1994)。因此,专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化的自治”(organized autonomy)。这种自治有效地防止外人的干涉和监督,但对于内部成员则没有正式的控制,仅仅依靠对不服从者的非正式放逐来实现这种控制。从“权力”视角来看,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关心的是专业的“权限”(jurisdiction,参见Macdonald,1995),并以此来应对与其他专业的冲突。所以,专业主义又是一种“社会性封闭”(social closure),具有自我保护的一面。新闻业也不例外,将媒介批评纳入自律机制,以保护专业自主与自治,正是新闻业的“专业工程”(professional project)。应当说,一定程度的专业主义对于新闻业来说是必要且珍贵的,它有助于维护新闻业所必需的独立性,以实现其服务公众的承诺。然而,过犹不及,如果过于封闭,将维护专业权限视为高于一切,则势必导致狭隘与僵化,引发新的外部干涉和控制,最终仍将不利于专业主义。

由是反观作为专业自律的媒介批评,就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且也从根本上违背了媒介批评的性质。从本质上而言,媒介批评反映了公众对于新闻媒介的要求与期待,而公众基于不同的利益出发点,其价值诉求必然是多元的。因此,健康的媒介批评应当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事实上,媒介批评就是一种有关媒介问题的公共讨论,不可能不触及专业权限,更何况一些媒介批评本身就是直接针对这种专业封闭问题的。也就是说,媒介批评的开放性与专业主义的封闭性具有不可调和的冲突,新闻业不可能也不应当将媒介批评封闭于专业内部。更为理想的媒介批评是一种对话,社会公众与新闻专业的对话,既尊重专业自主和自治的要求,又能够帮助新闻业突破有关公共利益的狭隘理解、督促其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具体而言,这一要求在不同场景之中呈现出不同的内容。比如,对于新闻专业主义建设相对比较完善的美国而言,越来越多的媒介批评试图突破牢固的专业权限,展开更为公开、深入的对话(麦克切斯尼、尼科尔斯,2004),而在刚刚开始专业化进程、专业主义仍然非常薄弱的中国,通过媒介批评展开专业自律和专业意识生产,则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二、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标准的一致与冲突

媒介批评的开放性与专业主义的封闭性冲突,在具体的媒介批评实践中,往往表现为批评标准的冲突。新闻业反对外部批评的主要理由也跟批评标准有关,因为外部批评者往往不了解专业标准或者不愿意按照专业标准进行评判。比如在美国,客观性原则传统上被认为是专业核心价值,是否客观是评价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不少学者却认为,新闻报道根本就不可能客观,新闻业所奉行的客观报道手段,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策略性仪式”(Tuchman,1972),实质上维护了既有的意识形态。因此,客观性不能成为新闻的评价标准。

根据专业社会学的观点,遵守专业社区共享的职业伦理和行为规范,是专业主义的重要内容。西方新闻业在发展演进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一些被广泛认可的专业规范,它们不仅成为从业者的行动指南,而且成为专业认同的标志,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仍以客观性为例,与新闻界某些自然化观点相反,历史研究表明,客观性原则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一般认为,市场和技术因素是客观性原则产生的两个原因(埃默里等,2001),而舒德森则认为,客观性原则成为新闻专业规范,正是满足了新闻专业实现团体认同和社会控制的需要(Schudson,2001)。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就曾经这样描述其新闻专业主义理性:“记者也许是世界上最具多样化的统一体,不是目标的统一,而是手段的统一,一个经过训练的专家统一体”(Lippmann,1920:67),而采访和客观报道就是专业统一的手段。

当然,新闻业并非只有一元化标准。一些学者认为,在美国新闻界存在着二元对立的标准与要求,比如客观与鼓吹、管道与独立(韦弗,1994)、守门者与倡导者(詹诺维茨,1994)、中立与参与(詹士栋、史洛斯基与包曼,1994)等等。虽然这些表述各异,但其实质却高度一致。通常,客观、管道、守门、中立被视为新闻专业精神的核心,而鼓吹、独立、倡导、参与则被视为对传统专业主义的挑战。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从业者并非如此抽象地看待自己的工作(Schudson,1995)。有关的调查显示,美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大多同时拥有多种媒介观:比如敌对、解释和传播三种观念。结果发现,约有三分之一的从业人员同时持解释和传播观,坚持一种观点的只占2%,比1971年的18%下降了许多(Weaver & Wilhoit,1996)。

如果说适度兼容的标准化是专业主义的追求,那么媒介批评则不然。媒介批评是一种价值判断,超出专业界限的批评往往反映了多元的标准与要求,有时甚至相互冲突。比如,女权组织、同性恋群体希望媒介增加对他们的报道、改善其媒介形象,而一些保守团体则批评媒介的这些报道破坏了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念。如果说类似批评仍然以客观为标准(只是各自对于如何客观意见不一),那么有些批评则把矛头对准了客观原则。比如美国公共新闻学的倡导者认为,正是媒介的客观报道,导致了公众的政治冷漠,因此新闻媒介应当突破新闻传统“堡垒”,通过积极行动而非旁观似的报道,促进公众的政治参与和对话(Rosen,1991)。这种观点直接冲击了新闻专业的核心价值理念,遭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传统主流媒介的强烈反对,但是在一些小城镇报纸得到了实践和推广,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新闻理念。

综上所述,媒介批评价值的多元化与新闻专业所追求的标准化形成了一定的矛盾,也给媒介批评研究带来困惑。比如,美国媒介批评研究者布朗曾指出,媒介批评是一种社会控制:当批评试图矫正媒介专业人员的行为时,本质上是通过改变社会的评价标准,建立一种普遍接受的趣味(Brown,1974)。大众媒介对大众艺术,包括戏剧、电影、文学和音乐等的批评,使其自身成为这些艺术形式的一种重要的控制代理机构。通过批评,专业批评家建立起来的标准,成为社会赞成和接受某种艺术形式的标准。不过,对于新闻与艺术批评的标准,布朗的态度则有所不同。他说,新闻批评是事后的,但批评的标准必须事先确立,并为公众、批评家和被批评者所了解。随意将自己的价值标准强加于批评对象,则只能招来反对。这等于又为新闻界抵制媒介批评找到了托词。本文认为,新闻媒介批评与新闻媒介对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批评一样,也是在批评过程中逐渐确立起普遍接受的规范的,任何单方面的确定都难以获得认同。

事实上,新闻专业标准与规范本身就是在是在新闻专业与其他社会行为者的协商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并且,在协商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也就是说,新闻专业与媒介批评讨价还价,共同推进了专业规范的形成与变革。不过,由于被批评者的强烈抵制,这一协商的过程显得格外艰难,也正因为斗争与妥协的拉锯,不仅影响了规范的确立,也影响了媒介批评的健康发展。新闻规范的矛盾与冲突,既是媒介批评专业化程度不高的原因,也是结果。从这一点来看,媒介批评标准与新闻专业主义规范又产生了关联,从而获得某种一致性。

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规范的建构与解构密切相关,用马尔佐夫的话说,“新闻业的每次重大变革都会导致批评的繁荣。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批评家及其批评内容来了解美国的新闻业。”(Marzolf,1995:49)本文作者曾经分析美国新闻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交互发展的历程:从专业主义的初步确立,到客观性规范的建构,再到社会责任论的挑战以及最近的公共新闻学的替代。这一过程揭示了美国新闻媒介批评的贡献与局限。

中国的情形更加复杂,因为中国新闻的专业化进程与西方有较大差异。在改革过程中,新闻媒介获得了部分经营和运作的自主权(Yu,1994),从业者在媒介功能、伦理规范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共识(陆晔、俞卫东,2003),因此,专业主义不仅是一种主动追求的理想模式,而且在实践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运用与呈现。不过,由于中国新闻传统的多样性和新闻话语的复杂性(童静蓉,2006),专业主义只得到局部性、碎片化的呈现(陆晔、潘忠党,2002)。体现在专业规范方面,仍然有一些规范没有获得认同。比如,在有关付费采访、狗仔队、下跪采访等新闻实践问题的讨论中,新闻圈内外的意见很不一致。而且,大多数意见分歧并非沿着专业边界展开,恰恰相反,一些对立观点在新闻圈内外都有支持者。对于这些争论的详细分析表明,批评者并非机械地运用中国传统新闻标准或者国外同行规范,而是策略性地使用这些标准与规范来实现特定的目的。例如对付采访费现象的意见分歧,反映了当前中国新闻业的认同危机,也是“新闻场”中彼此冲突的力量重构要求的体现(谢静,2006a)。而在有关狗仔队的讨论中,新闻业重申了真实、客观、监督、新闻价值等核心理念,在专业与商业、大报与小报的二元对立的建构与解构过程中,新闻业力图重新建立归属意识和身份认同。不过,其中包含了诸多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协商,因此也是一个公共的过程,体现了开放和多元的媒介批评特征(谢静,2006b)。有关下跪采访问题争论的分析则表明,在中国当下新闻场域中存在着专业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话语争斗(谢静,2007)。

中西方媒介批评的实践表明,媒介批评有时的确以新闻专业规范为标准,但并不局限于专业标准,甚至经常挑战专业标准。作为各种价值观念的表达空间,媒介批评协商着新闻专业规范。这与新闻媒介的公共性并不矛盾。三、媒介批评研究的目标与任务

本文有关媒介批评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分析表明,虽然新闻业为了免于外部控制而在一定程度上将媒介批评视为一种自律机制,一部分媒介批评也遵循新闻专业规范,但是媒介批评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多元性,与新闻专业主义所追求的封闭性和标准化产生了根本的冲突。媒介批评的实践可以突破专业主义的封闭与狭隘,促进新闻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但也可能危害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自主与自治。

因此,媒介批评研究需要对于批评的立场、标准和目的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社会价值和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媒介批评研究就是对于媒介批评的批评,而不是直接地评价媒介表现。为此,本文作者曾经提出,把媒介批评视为一种叙事,分析媒介批评的话语行为,展现新闻媒介与其他社会行动者的关系(谢静2005,2008),从而促进媒介批评和新闻专业的共同发展。根据上述有关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的一致与矛盾,媒介批评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自身的目标与任务:分析媒介批评话语的现实语境,阐释其利益诉求,探讨它们对于新闻专业的作用与价值、局限与危害,以促进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的良性互动,在维护新闻专业的自主性和媒介批评的开放性之间寻求必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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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电视剧批评的社会建构作用

[19]王 姗

摘要 《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话语在批评主体、关系和知识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建构了基于话语主体的身份权威与报纸本身的机构权威结合而成的批评话语权威。二是在批评的参与者包括批评主体、作为客体的电视剧、观众、电视剧的生产者以及《人民日报》本身之间建立了一种合作互利的协同关系。三是确立与维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剧的批评规范。

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它与社会是相互作用和建构的。“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20]建构世界。”话语的建构效果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社会身份与社会主体的建构、社会关系的建构以及知识与信仰体系的建构。就《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话语而言,我们将分析其建构了什么样的和如何建构批评主体、批评关系和批评观念。一、批评主体:话语权威的生长《人民日报》电视剧的批评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五大类:文艺领域的管理者与监督者,包括:党政机关职能部门如各级宣传部、广电总局等负责人,半官方的有关各级协会如文联、作协等负责人等等;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的专家与学者;电视剧的主要创作人员;《人民日报》的记者;其他广大的社会公众。

各类批评主体通过在《人民日报》上的批评言说活动生长成一种话语权威。这种权威不为某个个体单独享有,而是作为一种话语整体发生作用。根据《辞海》,“权威”有两个含义:一是,“权力与威势”;二是,“源于拉丁文auctoritas,含有尊严、权力和力量的意思,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威望和支配作用的力量。权威的产[21]生有其社会物质基础,权威的存在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权威必须与一定社会物质形式结合在一起,才能存在和发挥作用,如与权力、知识或某种符号结合在一起。权威是如何产生的呢?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区分和论述了三种类型的权威:传统型、魅力型和合法型权威。不同的权威获得的途径是不同的,传统型权威是以权威自称的、官员和公民相信的历代相传的神圣传统为基础。魅力型权威基于个人的不凡个性、英雄气概与罕见的神圣性献身精神。合法性权威基于所制定规则的合法性,它来源于以理性为取向建立的官僚机构。权威是根据严密的制度和程序产生,又根据这种程序和制度来发[22]布命令。

正是基于建立合法型权威的意义上,《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树立了话语权威,其基本的方式是以各种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其含义接近“正当性”。有学者指出,“批评的一[23]个社会功能即社会控制,其副产品则是社会合法化”。批评要建构自己的权威,影响社会控制,必须首先确定自己的合法性基础。

我们可以发现《人民日报》电视剧批评合法性的建构之话语策略之一是表明批评主体的社会身份。当批评主体的身份非常清晰的时候,对批评话语的评估往往转化为对批评主体权威的评估。上文所提及的五类批评主体除学界的作者以外,其他四类作者的社会身份都会在文本的适当位置得到说明,或是直接在作者面前直接冠以头衔:如,“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电视剧《忠诚卫士》导演潘小阳”,“本报记者向兵”;或是在栏目中添加标记,如,注明此文章为“创作手记”;或是在文末介绍作者身份,如“大连市中山区侯文学”;最后一种身份标注方式,不像前几种那样身份定位明确,一般用于观众来信中,只是表明这是来自社会公众,给出其大致的地理位置。学界的专业人士的身份,一般没有明确的标注,这里显示出不突出专业批评者身份的意涵,同时也意味着专业人士的权威树立更需要依靠于其话语本身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而不能依赖外在的社会身份。

社会的话语建构不是批评主体思想的自由飞舞,而是受批评主体的社会身份直接制约的。《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主体的社会身份不同,其权威性指向也不同。文艺领域的管理者与监督者,其树立的是以政治为导向的权威。文艺领域的监管者是党和国家文艺方针政策的解释者、执行者、守护者甚至是制定者,他们直接代表了党和国家意志,他们的批评话语或是阐述社会主义条件下电视剧发展方向,或阐发电视剧的思想倾向与艺术成就,或是对某些电视剧的现象表明看法。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指出,“一个被授权发言的人在一个严肃场合表达他自己的正式话语,具有一种其限制与其机构的授权程度相[24]一致的权威”。而且,某些中宣部、广电总局等主管部门负责人的批评话语可能与某些具体的政策或是管理行为直接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是与行政权力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对电视剧的制作和传播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强制力。如,2004年5月2日刊发的《广电总局有关负责人就加强涉案剧播出管理答记者问》,以新闻发布的方式,阐述相关的政策,对涉案剧的有关管理问题进行说明。这种政治权威的树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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