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二十九）(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瑞琳主编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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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二十九）试读：

杨绛先生三十几年前写了《干校六记》。当年我也去了同一所干校—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那时我只有十五岁，跟随在学部经济所做研究工作的母亲一起下放到那里。当时经济所聚集了一批中国顶尖经济学者，包括顾准、骆耕漠、巫宝三、董辅礽、吴敬琏等。前后长达两年的干校生活，让我有机会同他们近距离接触。更由于母亲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时常将她对许多人和事物的真实看法告诉我，或讨论或指点，使我受益良多。直至今日，当时的一些所见所闻仍历历在目。

干校到底是什么样的，如何定义其性质，至今莫衷一是。最近在博客中贴出《“文革”奇遇：认识顾准》一文，马上就有人跳出来反驳：“胡说八道！干校是保护干部的地方，他们在那儿很少干活儿，也没有批斗会，个个养得白白胖胖的……”这种说法令人啼笑皆非。幸好当年一起下干校的还有一些人健在，可以看看上海电视台制作的专题片《顾准》，听听那些亲历者是怎么说的。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在世上的亲历者已越来越少了。当时干校里的青壮年“学员”，如吴敬琏、赵人伟、张卓元等，如今都已八十岁以上。记得1992年，高建国先生为了写《顾准全传》，先后采访了六十位顾准生前故知；可是到了2013年，上海电视台做专题片《顾准》时，仅找到三四位跟他生前有过密切接触者。由此可见，记录干校生活是一项抢救性工作。作为亲历者，笔者感到有责任将当年所见所闻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下来。

这篇文字的写作过程异常艰难。毕竟年代太久远了，很多细节要努力回忆，没有把握的地方则查阅资料，或打电话向当年一起下放的人核实，力求做到准确无误。

一、整装待发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下面有十三个研究所，外加一个情报研究室。母亲张纯音是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1969年，“文革”到了第四个年头，各个所的人都集中住在单位参加政治学习、搞运动。一天，母亲突然回家，说经济所已正式通知，11月16日下干校，地点在河南息县。

下放动员提出的口号是“连锅端”，鼓励人们退掉房子，带上家属一起走。当时学部光职工就有两千人，再加上家属，不能一下子都开下去，得派个“先遣队”打前站。那个时候全国学解放军，各研究所都按军队编制，文学所是五连，经济所是七连。也不知是谁的点子，说：“既然是五七干校，就让五连和七连先去吧。”于是我们就先行了一步。

下干校的过程很仓促，从正式动员到出发，只有短短十天。在此之前，父亲已带着哥哥去了位于黑龙江北安的水电部五七干校，家里只剩下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弟弟是弱智儿，不适合一起去，于是母亲赶紧找了一家帮忙照看。那年我十五岁，已经懂事，知道要为母亲分忧。

经济所只为下放人员提供两项帮助：一是免费发放麻袋；二是提供存放东西的场所。对于我家来说，房子和家具都是从父亲单位租的，只要退掉就行。父母最看重的，还是那些书。我和妈妈手忙脚乱地把家里的书装进麻袋，然后用麻绳把口缝上，再用毛笔写上名字。一共装了十几袋，这就是当年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最重要的家当了。

经过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深知在艰苦环境下营养有多重要，而所谓营养主要还是蛋白质。她决定多带一些高蛋白、易存放的食品，差我上街买三样东西：奶粉、肉松、午餐肉罐头。

我们的行李倒也简单，只有两只大箱子。每个箱子先以两层罐头铺底，然后再摆一层奶粉、肉松，最上面放衣服、杂物等。外人除非翻箱倒柜，否则不会发现这个秘密。

二、初来乍到

学部大院儿坐落在北京建国门内。1969年11月16日上午，经济所和文学所全体下放人员到那里集合，部分人还带了家属，大家排着队向北京站进发。一路上有人敲锣打鼓欢送，可我们心里却惶惶然。家里的房子退了，从此五口人分处三地，天南海北。未来的家在哪儿？这一去要走多久？还能不能回北京？对于母亲来讲，最担心的还是弟弟。小小年纪智力又差，到一个陌生的家庭生活，他能适应吗？那家人会对他好吗？种种问题萦绕心头，沉重而茫然。

火车中午时分出发，次日凌晨3点多到达河南驻马店，七连（经济所）大队人马在此下车。车站上黑暗阴冷，所里几位“壮劳力”在昏暗的灯光下七手八脚从行李车上往下卸东西，然后装上卡车。人们所带之物五花八门，反正托运费由公家出，于是有人就尽量带，什么都不肯扔。居然还有带蜂窝煤和大白菜的，这可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私分明”！煤和白菜是自己花钱买的，扔了可惜。至于是否值得花那么多运费运往河南，进而拉到干校点儿，则不必考虑。

一位外号叫“狗熊”的叔叔，膀大腰圆，硬是没拽动我们的箱子。他看了看箱子上的名字，跟母亲开玩笑说：“老张，你带的这是什么呀？这么沉！我可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了啊！”我们心里有鬼，不敢吭声儿。要是被人发现下放锻炼还带这么多好吃的，被扣上一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帽子可不得了！

其他人站在旁边闲聊。董辅礽叔叔大谈息县，说这地方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息国，有个息夫人。另一个人说：河南古时候叫中州，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殷墟遗址就是在这里发现的，还有甲骨文……听这些大人谈话，觉得特有意思。好像他们不是去吃苦锻炼，倒像是去搞考古发掘。

车装好后，天已蒙蒙亮。凌晨5点，人们爬上等待在那里的几辆敞篷卡车，驶向我们的目的地—息县东岳公社。河南的冬季阴冷潮湿，车开起来小风飕飕儿的，不一会儿耳朵就冻僵了。一路上途经汝南、平舆、新蔡、包信等地，刚开始还是柏油路，过了包信就是土路了。更倒霉的是，前一天刚下过雨，道路异常泥泞，车子很快就陷进泥里。我们不得不下车，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了五六里，然后再上车。直到下午2点，才到达东岳公社，这时人们已累得筋疲力尽。

三、干校营地

学部干校设在河南息县东岳公社，位于河南省东南部。那地方很偏僻，离铁路线三百里。听当地人讲，抗战八年他们都没见过日本人。大概连鬼子都嫌那儿太远，懒得去。

中央机关下干校，很多单位都选址河南信阳专区。那一带干校云集，光息县就有外贸部、物资部、铁道部、中科院、学部、对外文委、对外经委、全国总工会等八个单位。这主要是因为当地地广人稀，有大量空地可以用来安置干校。造成地广人稀的原因，是1960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事件。1959年，信阳地区因干旱而歉收，粮食产量仅及前一年的一半。但各县都虚报产量，信阳地区在河南省“放卫星”最多，说是又迎来一个“特大丰收年”，于是粮食征购就按照这个虚报的产量增加。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最后连农民的口粮、种子、牲口饲料粮都要上交，造成从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农民之灾。刚到干校不久，经济所军宣队王副政委在作报告时，也隐晦地谈到了这一点：“这里，那两年劳动力损失很大，有些生产队整个都不复存在。至今还看得见有些水渠环绕的宅基，那就是这些消失了的生产队的遗[1]址。”

当地农民开忆苦思甜会，一不留神就忆到1960年的苦。笔者后来在东岳中学借读，该校校长的前妻就是在信阳事件中死的。而他再婚的妻子，其前夫也是在那场灾难中死去的。他俩同病相怜，组成了新的家庭。这个故事，听了令人唏嘘不已。

那一带是大平原，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据说以前有树，大炼钢铁的时候被砍光了。当地自然条件很差，是黏土地。雨天的时候道路非常泥泞，一脚踩下去，抬起时经常是脚拔出来，鞋却粘在地上了。天放晴后，地面又变得异常坚硬，坑坑洼洼的。干校有个人不小心摔了一跤，额头竟然被突起的硬泥割了个口子。正应了当地那句谚语：“下雨一团糟，天晴一把刀。”

由于既没有煤也没有柴，不能烧砖，当地人大多住的是土坯房。而没有树就没有木材，他们的房子只开有很小的窗口，却没有窗扇，甚至没有窗框。农民家里很穷，几乎没有木制家具，很多人家连桌子、凳子也是用土坯垒的。冬天的时候，在窗口蒙块塑料薄膜，用来挡风。我们刚去的时候，看到一个奇特景象，当地农民都蹲在地上吃饭。有时蹲成一圈儿，每人捧个碗，看上去挺滑稽。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凳子可坐，已经蹲惯了。

有一次，陈瑞铭叔叔看到农民正在开地主的斗争会。他好奇地往“地主”家张望了一下，发现几乎家徒四壁，回来开玩笑说：“在这儿当地主真不值，穷得叮当响。我老家是浙江金华，别看我们家是贫农，每年都做火腿，比这儿的地主阔多啦！”

当地没有电，干校人员夜晚以马灯照明。更要命的是，那里地处淮河北岸，夏天若连降暴雨，就有可能发洪水，大水来临一片汪洋。就在我们下干校的前一年，那里还发生了两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幸好我们在的时候没发大水，否则不堪设想。

经济所全体职工加上家属约三百人，一下子都开过去，住宿成了大难题。那里没有现成的住房，只好安排男同志住进一座棉花仓库；女同志住公社粮管所，家属分散住在兽医院、卫生所等处。那仓库硕大无比，坐北朝南，东西两侧各有一扇赭红色大木门。仓库本不是为住人盖的，只在高处开有几个小气窗。仓库内部用粗木头搭成架子，再铺上床板，构成上、下两层大通铺，住进去一百四十多号人。女同志住的粮管所是几排灰砖房，六七个人一间，条件要好一些。

四、卧虎藏龙

学部当年只有十三个研究所，两千人左右。其中约一半职工是辅助人员，如收发、打字员、炊事员、行政后勤人员。也就是说，真正做研究工作的只有一千人。可这一千人却相当浓缩，水平很高。那时候学界有个说法：“学部一条虫，外面一条龙。”意思是说：学部哪怕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放到其他单位都是好样的。形成这种状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有个理念，认为科学院应该比大学水平高，对中国科学院的定位很高，进人的时候把关异常严格。经济所人事处要进大学毕业生时，一定到顶尖大学挑选尖子生，赵人伟和唐宗焜就是这样从北大经济系挑来的。二是“文革”前学部虽然没有明确的淘汰机制，却搞过若干次精简机构，淘汰是以精简机构的形式完成的。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时淘汰了一大批；1960年困难时期又下放了一大批。精简机构主要对象是研究人员。一方面剔除所谓“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同时淘汰掉业务水平不高者，把他们调到地方研究所或大学。结果留下来的几乎个个都是精兵强将。

学部下干校，在当地形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在偏僻落后的乡村，突然来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文科研究人员，其中不乏各学科的一流专家、学者：如文学所的钱锺书、俞平伯、何其芳，语言所的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经济所的顾准、骆耕漠、巫宝三……

12月3日开大会，军宣队王副政委在台上训话：“学部这个单位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这就是他对学部的看法，说明他也知道这个单位藏龙卧虎，只是这些“龙、虎”在他眼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罢了。

记得刚到的那些日子闲来无事，想练练毛笔字，于是跑到棉花仓库旁边的小卖部买毛笔和大字本儿。“售货员”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伯伯，特别和气，问我：“小姑娘练大字啊，学什么体？”见我一脸茫然的样子，他说：“如果是初学的话，最好练柳体，然后还可以练颜体。”接着他推荐了一本柳公权楷书字帖。我感到好奇，事后打听这位“售货员”是谁，人家说他是文学所《文学研究》杂志的主编。

我们这些干校子弟，后来曾在当地公社中学借读。一次，语言所的一个女孩儿带我到他们那个干校点儿去玩儿。到了午饭时间，她说：“你就在我们食堂吃吧，我带你去买客饭票。”等买完出来，她说：“你知道刚才卖给你饭票的那个人是谁吗？他就是吕叔湘。”啊？那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吕叔湘？没想到竟然在这儿卖饭票！

文学所刚下干校时去了罗山，在一座劳改农场落脚。由于无地可种，一个多月后他们也来到东岳。这时经济所正在盖席棚，逐渐从棉花仓库和粮管所搬到自己建的干校点儿。文学所照顾钱锺书先生，让他当“通信员”，这样可以不用干体力活儿。钱先生每天斜挎一个大布包，从公社邮电所取来报纸、信件后，分别送到文学所和经济所的干校点儿。每当我们远远看到他沿着水渠走来，都特别高兴，因为他说不定能带来期盼中的家书。

一流学者在干校干各种活儿的例子，不胜枚举。文学所的何其芳被指派养猪。他干得特别认真，还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上，介绍了“如何运用辩证法养猪”。他腰上系着一条污迹斑斑的蓝布围裙，跟晚辈大谈养猪心得：“其实猪并不蠢，它能看出你的眼神，你的脸色，能明白你的情绪，还能听懂你的话语。可见哺乳动物也是有灵性的哩……”他说自己已经进入“猪喜我亦喜，猪忧我亦忧”的[2]境界。

同样在干校养猪的，还有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他曾笑谈：[3]“猪乐意，我乐意。猪舒服了，我也就舒服了。”任先生的这一说法跟何其芳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学所照顾俞平伯夫妇，安排他们干的都是一些轻活儿。有一次人们看到这老两口坐在自家门前为豆腐坊选黄豆。他们干得既仔细又认真，但速度特慢。于是开玩笑说：以俞老每个月二百多块的工资，[4]大家算算他每选一颗黄豆合多少钱？后来所里又安排他俩为盖席棚搓麻绳，他们依旧从容不迫，自得其乐。俞平伯先生还专门写了首七言绝句《绩麻》，来记述这段生活：“脱离劳动逾三世，回到农村学[5]绩麻。鹅塘池边新绿绕，依稀风景抵还家。”

经济所赵人伟有一次看到墙根儿下蹲着一个又黑又瘦的老头儿，以为是当地农民。可别人却告诉他，那人就是原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令他惊讶不已。燕大是个多么洋派的学校，想象中其校长应风度翩翩才是，怎么到了这个地步？！

陆志韦是继司徒雷登之后燕京大学的一位重要校长。他有句名言：“是美国人出钱办的燕京大学，但燕京大学不是为美国人办的。”抗战胜利后，他历尽艰难，领导了燕京大学复校。国民党撤退至台湾前夕，力邀其前往，被他严词拒绝。他愿把燕京大学—这座具有国际声望的学校，交给自己的祖国。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从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进京，陆志韦先生会同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等著名民主人士去北平西郊机场迎接。可令他没想到的是，燕大最终在[6]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遭到撤销，他则被调到学部语言所。

学部下干校时，陆志韦已是七十六岁的老人，却不得不一同前往。所里指派他养猪，仅仅干了两个月，有一次竟晕倒在养猪场。笔者后来听语言所干校子弟王幼农说，陆志韦在干校期间特别惨，病得很重，最后到了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所里才把他送回北京。到京后不久就去世了。

1969年中央机关下干校，总体来讲是非常负面的，造成了巨大损失，给干部带来了极大磨难。可是对于我—一个跟随家长下放到学部干校的少年来说，却是相当幸运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那个穷乡僻壤，有幸近距离接触到一大批高水平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生。

五、认识顾准

如果今天问我，当年跟随母亲下干校有什么收获。那我一定会说，最大的收获莫过于认识顾准。

记得刚下去的时候，我们每天中午、晚上都到棉花仓库集中吃饭。在南北两排大通铺之间，人们将桌子两两并在一起摆成长长的一溜，每隔一段放一盏马灯。经济所全体职工加上家属将近三百人，大家分坐在桌子两侧，场面蔚为壮观。

一次妈妈指着坐在斜对面的一个人低声对我说：“他叫顾准，遭遇很不幸。曾先后两次被打成右派，‘文革’后一直被隔离审查，临下干校时才得知夫人已自杀，孩子又都跟他断绝了关系。他的心情坏极了，我很担心他也会自杀，咱们以后应当多帮助他才是。”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偷偷看了那人一眼，只见他瘦高个子，戴着一副眼镜，在那里默默地吃着。心想：这个伯伯好可怜啊……

对于右派，我并不感到陌生，家里亲戚当中就有好几个，母亲常带我去探望他们。她告诉我，右派因言而获罪，往往是一些性格耿直的好人。对于母亲帮助落难学者，我更不感到意外。她是个仗义豪侠、乐于助人的人。记得“文革”初期，一次母亲听说造反派第二天要去抄孙冶方伯伯家，赶紧跑到他家去报信儿。结果孙伯伯赶在抄家前转移了所有要紧的东西，躲过一劫。

自从母亲跟我讲到顾准伯伯，我开始注意他，发现他很少讲话，总是拼命干活儿。一次看见他一个人在那儿筛沙子，不停地挥动铁锨，干了很久很久……几年后，我们一起回忆干校生活，他说当时精神已濒临崩溃，是想通过拼命干活儿使自己麻木，忘掉痛苦。

刚去时整个气氛“左”得出奇。食堂伙食很差，每天不是萝卜熬白菜，就是白菜熬萝卜。非但见不到肉，甚至见不到一点儿油星儿。据说是因为有人认为吃肉是资产阶级。两个月下来，人们渐渐撑不住了。董辅礽叔叔发牢骚说：“肉都让资产阶级吃了，无产阶级吃什么？！”幸好母亲有先见之明，带来不少奶粉、肉罐头等食品。她想到顾伯伯身体不好，一定需要补充营养，应该给他送一些吃的。可伯伯当时是监管对象，处境极为恶劣，时不时会挨斗，没人敢跟他说话，更别提给他送东西了。于是母亲让我去送。那时我十几岁，在大人眼里还是孩子，不引人注意。我趁大人出工时，悄悄溜进棉花仓库，把奶粉等食品塞在顾伯伯的被子里。这时一个“老左”突然回宿舍取工具，看见我，满脸狐疑地问：“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怕他发现藏在被子里的东西，赶紧坐在顾伯伯的床上，说自己在等一个小朋友，他这才走掉。

我怕伯伯不知情，打开被子时抖落那些食品被人发现，心想得想办法告诉他。我看到他在一处干活儿，就假装漫不经心地走过去，跟他擦身而过时低声说：“注意你的被子里有东西。”他心领神会点点头。做这件事时我紧张得要命，心都快跳出来了。完成任务后异常兴奋，感觉像是地下党接头。

一来二去慢慢熟了，没人的时候他也跟我聊聊天儿。当时社会上正盛行“读书无用”论。我生性贪玩儿，觉得从此以后不用念书实在太好了。可顾伯伯却对我说：“你千万别相信这一套。一个民族不读书是注定要灭亡的，可我深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将来有朝一日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到那时谁有本事谁上，你若没本事就太可悲了。”我这才意识到不学习问题很严重。可是怎么学呢？他建议自学，说：“自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我过去也没上过多少学，绝大部分知识是靠自学获得的。”于是我想办法找来一些“文革”前的中学课本，开始补习。顾伯伯耐心地告诉我该学些什么，怎样学。在他的指点下，我迈进一个崭新的世界。求知是多么美妙啊！我感觉自己懂事了，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不久之后，我们这些干校子弟被安排到当地公社中学借读。农村学校虽然条件很差，但受政治运动的干扰比城里少，教的东西深多了。干校子弟入学，至少要“蹲”一级，否则跟不上，只有我一个人例外。

一天上午，我在棉花仓库里给同学讲数学。晚上顾伯伯对我说：“今天生病没出工，你讲的课我全听见了，能把那些抽象的数学概念讲清楚很不容易。我也是从十几岁开始做小先生的，跟你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人道是‘教学相长’，教书对自学很有帮助，能把学到的东西理得更清楚。”接着他又问我数学学到哪儿了，我说学到几何了，可惜没圆规，不好画图。他二话没说，打开自己的箱子，从里面翻出一个扁平的黑色皮盒。我打开一看：啊，藏青色天鹅绒衬里上，整齐地排列着各种不锈钢圆规和其他绘图工具。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制图仪，不敢接。他好像看出我的心思，说：“你拿去用吧，用完后再还给我。”后来我才知道，顾伯伯的数学根底很深。下干校时他的行李很简单，却随身带着这套绘图工具。

后来我们住进自己盖的席棚子。这种临时住所八面透风，冬天冷得要命，只好生火取暖。“炉子”是用十几块砖搭成的，煤的质量又不好，很容易灭。顾伯伯那时除了参加各种劳动外，还被指派照看炉子。瞧着没人的时候，我就坐在炉火边跟他聊天儿。

伯伯不仅在学习方面指点我，他那刚直不阿的品格也是我做人的楷模。干校期间他尽管是斗争对象，却颇有几分傲骨，从不卑躬屈膝。有一次开完批斗会，他对我说：“别看我前面头都快低到地上了，其实后面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开别人的斗争会时，他总是拿个马扎，远远地坐在最后。一次，另一个右派虽然自己多年来也是批斗对象，批斗别人时却坐在第一排，非常起劲地高声喊：“低头！低头！你要老实交代！”伯伯对此颇不以为然，事后说：“我看这样做大可不必。”

干校后期，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顾准伯伯和吴敬琏叔叔私下里读一些自己带的书。一次伯伯正在读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被刚好路过的军宣队吴参谋看见了，他大声训斥：“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你怎么能看这种书？！”伯伯只好把书收起。当时只准看六本书，都是一些对马列经典著作的注释。过了几天，顾伯伯拿着一本《“左派”幼稚病》辅导材料去问吴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吴参谋傻了眼，回答不出来。伯伯当众训了他一顿：“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代表后来知道这个人不好惹，只要一看见他，就远[7]远地绕着走。

那本《圣经》（《新约全书》）是顾伯伯于1961年在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旧书摊儿上淘到的，上面有他的签名。这是他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的重要参考书。在他去世后，按照他的遗嘱：“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这本书作为遗物留给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就这样，在那个特殊的社会大学堂，经过顾准伯伯的言传身教，我从一个混沌未开的少年逐渐成熟起来，人生观慢慢定型。可以说顾伯伯对我人生道路的选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972年10月，学部全体人员从干校返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把房子退了，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8号楼二层；顾伯伯有家不能回，也同住在这一层楼里。这是一个筒子楼，过去是招待所。

这是我和母亲跟顾伯伯接触最多的一段时期。他每天白天去北京图书馆看书，写读书笔记，晚上经常跟我们聊天儿。谈他的思想、他的写作计划、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在我眼里，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右派”、“牛、鬼、蛇、神”，而是一位极有学问的师长。我常向他请教各种问题，大到国家大事，小到个人生活，每次都能得到清晰明确的答案，绝无模棱两可。一次，他跟母亲开玩笑说：“咪咪已经把我当成她的‘忏悔神父’了。”

今天如果让我写一个名单，列出对自己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那么排在首位的无疑是顾准。

六、50年代老海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各方面人才。这时，在海外求学或已经毕业的一大批中国留学生，怀着拳拳报国之心，满腔热情奔向祖国。然而，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特别是学文科的，归国后却被整得灰头土脸，遭遇令人扼腕。笔者在干校期间，就曾直接接触过这样几位：

汪友泉

汪友泉阿姨是我们住在公社粮管所时的室友。下干校时她已经五十出头，每天干完繁重的体力劳动，两只手都肿了，倒在床上唉声叹气。她是个直性子，敢讲敢说，晚上躺在床上经常跟我聊天儿。

汪阿姨在美国留学时学的是经济学，回国后到经济所经济思想史组工作。她的文笔很好，却很难写出合乎当时要求的学术论文，只在1962年8月写过一篇《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本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汪阿姨的丈夫杨雪章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按说事业有成。可杨先生有化解不开的乡愁，他说：“就冲在美国吃不到豆腐，无论如何也得回国！”50年代初，他们举家迁回。这下倒是能吃上豆腐了，可他只在1962年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凯恩斯主义》，里面充满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之词，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

干校搞基建要脱坯，有一道工序叫“踩泥”，得光着脚在泥里面踩来踩去，起搅拌作用。军代表让汪友泉姨干。她从来没干过这种话儿，不知该怎么踩，可能也有点儿不情愿。结果被军代表狠狠训了一顿，骂她是资产阶级，训得她直哭。

干校没有自来水，我们得到水塘边去洗衣服。母亲身体不好，我不忍心让她干，于是一个人要洗两个人的衣服。当时正值十冬腊月，塘水冰冷刺骨，洗衣服绝对是个苦活儿。汪阿姨叹了口气说：“想当初在美国，衣服都是用洗衣机洗的……”我听了瞪大双眼：“什么？衣服还可以用机器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说洗衣机，别提多好奇了！赶忙问：“那机器长得什么样儿？”她反过来问：“你想象中会是什么样儿？”我说：“应该是一个大桶，里面装满水，有几根木棒来回搅拌。”她听了哈哈大笑说：“大桶里装水是对的，但没有木棒。”没想到我们之间的闲聊居然让人汇报给军宣队了，李指导员在大会上不点名批判：“有人到了干校还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说什么可以用机器洗衣裳。”

杨雪章先生于1964年患肾病去世，躲过一劫。“文革”初他们家被抄，后来经济所落实政策，要归还抄家的东西。汪阿姨说别的都不要了，只要三个儿子的美国出生证。

从干校回北京后，我和母亲还去过汪阿姨家做客。她的大儿子杨安中回国时九岁，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一出来就被外边的孩子们欺负，还骂他是“美国佬”。可当我们见到安中时，他早把英文忘光了。他们兄弟三人因“文革”耽误了学业，没有一个上大学的，很是可惜。

改革开放后，汪友泉阿姨和三个儿子一起去了美国。听说她现在在加拿大，已经九十五岁了。

关淑庄

土坯房盖好后，我们跟关淑庄阿姨同住一室。关阿姨个子很高，有一米七几，戴副金丝眼镜，满头银发，腰板儿倍儿直，一副学者派头儿。她讲话总是面带微笑，慢条斯理的。

关阿姨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由于当时台湾在联合国占据“中国席位”，那些年她实际上是在为台湾当局工作。这使得她回到大陆后格外抬不起头来，“文革”初更被怀疑是美蒋特务。

关阿姨原来学的是计量经济学，回国后根本吃不开。她曾对赵人伟叔叔说：“你们所受的经济学教育跟我所受的完全不同。你们的教育背景是两因素（指商品两因素），我们是两条线（指供给曲线和需[8]求曲线），你们那种论文我写不来。”写不来只好不写，结果业务就逐渐荒废了。

关阿姨回国前其实一直有顾虑，可是先于她回国的夫君丁声树先生一再写信催促。直到1956年的一封信，才促使她最终下了决心。信中说：“我所以劝你和孩子早日归来，是因为新中国需要你，你也需要在新中国的新鲜空气中陶冶一番。孩子更不用说了，她本是新中国的女儿，不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住。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为祖国[9]服务，这是多么光荣多么美丽的事啊！”

说到丁声树先生，那可是非同凡响。他是学部语言所一级研究员，在语言学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并且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在中国语言学界是不多见的。从1961年开始，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丁声树先生继吕叔湘先生之后，主持编纂《现代汉语词典》。这是中国首部权威的现代汉语规范型词典，凝聚了丁先生后半生的心血。1966年“文革”开始后，丁先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10]威”，惨遭批斗、游街，研究工作戛然而止。

1970年3月，丁声树也来到干校。语言所还算照顾他，只让他干烧茶炉、喂鸡等比较轻的活儿。虽说是两口子，可他们却只能各自住在本所的集体宿舍里。干校学员每隔十天休息一次，叫大礼拜。这时丁先生会从语言所赶过来探望夫人。因为是休息日，宿舍里的人都在，完全没有隐私。结果他俩说的都是一些桌面儿上的话，什么“你要好好改造思想啊”……听起来怪怪的。

关阿姨有时也会跟我们拉拉家常。她说自己实际上是满族人，原姓瓜尔加。后来满人统一改姓，他们就姓关了。她家隶属镶黄旗，是前清贵族，因此才有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上燕京大学，继而赴美国留学。在哈佛读书时，有一次看到一帮人手持乐器吹吹打打朝她走来，还以为是什么节日。结果人家说是因为她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打破了哈佛经济系多年的记录，为此授予她金钥匙奖，那些人是来向她祝贺的。

关阿姨1956年决定回国，联合国秘书处为她送行，专门打制了两个巨型木头包装箱，把她家所有的箱子、家具、钢琴等都装了进去。托运的大木箱到达北京后，她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国家统计局，找来十轮大卡车和吊车将其运往三里河宿舍，结果那一带的交通都因此阻塞了。后来统计局征得他们夫妇同意，把大木箱拆了，用那些上好的木材，打造了多套办公桌椅。“文革”后期，丁声树先生又重新主持《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工作，社会地位迅速跃升。这时他们的女儿丁炎已二十好几，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心地非常善良，又听父母的话。关阿姨为女儿择偶开出了极其苛刻的十大条件。如今我已记不全那十大条件，只记得其中四条：一、共产党员；二、红五类出身；三、大学毕业；四、身高一米八以上……让人不禁想到按图索骥的故事。

当时上门提亲者络绎不绝，可一看这十大条件都摇头，说这些条件不可能同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结果居然就有人介绍了一个完全满足这些条件的年轻人。这位是贫农出身、共产党员、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身高一米八几……丁家一看，大喜，于是很快就成了亲。丁炎跟他头几年过得还行，生了一个女儿。可到了1979年10月，丁声树先生突发脑溢血住进医院，后来病情逐渐恶化，竟成了植物人。丁家这位“乘龙快婿”认为时机已到，决定“抢班夺权”，要求丁炎交出装有贵重物品的柜子钥匙，丁炎不肯，他竟把丁炎关在厕所里痛打一顿。这位顶着十大优越条件的女婿，不良居心终于暴露。关淑庄和女儿丁炎痛下决心将其扫地出门，结果他留下孩子，离婚后净身出户。

这段婚事伤透了丁炎的心，从此以后再也没嫁。她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她母亲一手造成的，关阿姨事后一定很自责吧？

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哈佛大学教授、世界银行第一副行长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Chenery）到经济所访问，见到了关淑庄。这时翻译赶过来帮忙，钱纳里笑了，说：“我跟她之间哪里还需要翻译？！”原来他跟得过金钥匙奖的关阿姨在哈佛是同班同学。想不到的是，几十年后再次相见，他们两人的境遇却有天壤之别。

改革开放后，丁炎赴美国马里兰大学读书，继而到哈佛深造。后来关淑庄阿姨带着外孙女也去了美国。1992年，经济所赵人伟赴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还专程探望了关阿姨。看到她们祖孙三代人三个女人同在一座屋檐下，所租的房子就在哈佛大学附近。我猜她们住在那儿是缘于关阿姨的怀旧情结，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关淑庄于2012年11月6日病故，享年九十三岁。

孙世铮

孙世铮伯伯跟母亲是好朋友，在干校的时候我们经常聊天。

孙伯伯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后在北京大学任助教，之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专攻经济计量学。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满腔热情奔向祖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孙伯伯与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就认识，到了芝加哥大学更同住一室。杨振宁因其岳父杜聿明是共产党阶下囚而不能回国。孙世铮临行前，杨对他说：“我虽然现在不能回去，但爱国心一点儿也不比你少，将来也要报效祖国。”

孙伯伯回国后到经济所工作，领导说他学的经济计量学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让他彻底忘掉，从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那以后他一蹶不振，业务多年来处于荒废状态，只在1962年与巫宝三、胡代光合作编写了一本《经济计量学》教材，1984年出版过一本《经济计量学》；而杨振宁却获得了诺贝尔奖，誉满天下。孙伯伯与杨振宁两个人受教育的过程几乎完全相同，又都非常爱国，可之后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取得的成就却天差地别。虽说个人才能和机遇不可能都一样，但结果总不至于差得那么远吧？

孙世铮伯伯特别喜欢古典音乐。一次听到广播里放舞剧《红色娘子军》选段“快乐的女战士”，他说：“我怎么老有一种错觉，这个时候从舞台侧幕翩然而至的不是女战士，而是扑腾着翅膀儿的小天鹅呢。”他解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娘子军》的两位作曲者—吴祖强和杜鸣心都是50年代留苏的学生，就读于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深得老柴的真传。写《娘子军》时借鉴《天鹅湖》也就不足为奇了，“洋为中用”嘛！我那时候学小提琴，可对他说的这些却一无所知，感到特别有意思。

孙伯伯知识面很宽，博古通今。他说起什么，都能讲出背后的故事，人称“孙典故”。他常讲一些名人轶事，如：杨振宁的父亲是大数学家杨武之，可他却不让自己的儿子学数学。当时人们不解，说子承父业该有多好呀。可他却说，之所以不学数学，是因为诺贝尔奖里面没有数学奖。人们听了都说他太狂妄，简直是说疯话，结果还真让他说中了！

孙伯伯还谈到这样一件事：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后，大家都觉得了不起。有个美国人问他：“中国得过多少年才能出一个你这样的奇才？”杨振宁笑了，说：“你错了，中国人聪明得很，像我这样的人很多，我想至少得有一千个吧！”

孙世铮于2013年2月15日病逝，享年九十四岁。

七、安营扎寨

学部干校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住的问题。前文提到，经济所刚下去时，只能安排男同志住棉花仓库，女同志住公社粮管所，家属住卫生所、兽医院。我们这些人几乎占用了当地所有的公房，给人家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这些房子都是临时借的，得尽快腾出来，于是干校把基建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如果直接建土坯房，一时备不齐料，且过于费时费力，不现实。为了早日解决住的问题，决定基建分两步走：先建临时性住所—席棚子，然后再逐渐过渡到土坯房。

基建工作从1969年12月正式开始。当地划拨给学部干校八千亩地，人们先在大平原上选址，席棚就直接建在收割后的庄稼地里。搭建这种简易住房无需打地基，但还是得在地上垫土、夯实。房子四周埋上木桩，作为支柱。席棚没有椽子，只有檩条。把用麻绳扎成的秫秸把搭在檩条上，外面糊一层泥，再铺上油毛毡就是屋顶了。席棚的墙也是用秫秸把做的，外面糊一层泥，最外头围上席子，故称席棚。

基建任务紧，人们大干快上。男同志负责挖坑、埋桩、和泥、抹墙；女同志打秫秸把；老弱病残搓麻绳。仅仅过了三个月，住在棉花仓库里的人就乔迁新居了。

这新搭的窝住起来特别不舒服。首先，席棚面积有限，可每个棚至少要住进二十多人，比以前更拥挤了。其次，席棚盖在泥土地上，非常潮湿，箱子不能直接摆放在地上，否则很快就会发霉，得在底下垫砖。箱子垫高了，床板也只能跟着升高，否则就无法取出床底下的箱子。结果床板离地面七十多公分，比桌子还高。这样上床就很费劲，得像体操运动员上鞍马那样，用双手使劲儿撑床板才能爬上去。坐在床上脚够不着地，大伙儿每天就是这样坐在床上开会、天天读什么的。

春天来临，人们忽然发现床底下钻出很多嫩芽。原来这块地头一年种的是大豆，收割时散落下来的豆子，此时生根发芽，破土而出，真是春风吹又生！席棚里没有阳光，那些豆苗都齐刷刷地朝着有光亮的方向长，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到了夏天，箱子上居然还长出了蘑菇，可见席棚里面有多潮湿。遇到阴雨天，被子潮得恨不得能攥出水来。人们进进出出，把外面的泥水带进来，屋子里的土地变成了泥地，弄得到处都是泥，真成了“滚一身泥巴”。住席棚还有一个难言之隐：厕所离住处太远，夜晚上厕所有困难，女同志只好以洗脚盆充当厕所。全宿舍的人都这么干，气味可想而知。

人们迫切希望改善居住条件，于是经济所从1970年2月开始着手建土坯房。这是一种永久性住房，东西两面山墙全部由砖砌成，房子的支柱也是用砖砌的，墙是用土坯垒的，屋顶上还铺有大瓦片儿。比起席棚，这简直就是宫殿了！可见当年干校学员真做了安营扎寨的打算。经济所建土坯房的这种规格，被后来的其他研究所纷纷仿效。

建土坯房困难重重，最难莫过于备料。木料要自己买，沙子要自己拉，土坯要自己脱，砖瓦也要自己烧……

土坯房顾名思义得有土坯。脱坯是壮劳力的活儿，特别辛苦。首先得和泥。人们学当地人的样子，往黏土堆里掺水，勇敢者脱下鞋，赤着脚在泥里面来回踩，叫踩泥，起搅拌作用。然后加进铡碎的麦秸，以提高土坯的强度。这时就不能再用脚踩了，否则麦秸会把脚划伤，只能用铁锹翻搅。加进麦秸的泥特别黏稠，搅拌起来非常吃力。脱坯的时候用一个木制的框子，把和好的泥用力甩在里面，上面抹平，再把框子取下来。等土坯晾干后，就可以当砖来用了。干校基建对土坯的需求量大得惊人。为了多出坯，七连（经济所）领导挖空心思，专门组织了脱坯比赛和脱坯大会战。顾准伯伯在日记中记录了1970年11月的那场脱坯大会战：二排（政治经济学组）用六天的时间，共[11]脱坯一万零五百块；全连（经济所）脱坯三万五千块。

盖房用的大瓦片儿是干校学员自己用制瓦机做的。说是“机”，实际上只是一个瓦块模子，往里面填上搅拌好的水泥，上面盖一块金属板，用人力夯实。这活儿也特别累，当时同宿舍的陈长源、方留碧两位阿姨每天就干这个。晚上收工回来腰酸背痛，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土坯房建好后，女同志先搬入。这房子住起来比席棚舒服多了，冬暖夏凉。地面是用砖铺的，雨天也用不着担心滚一身泥巴了。

经济所作为先遣队，是全学部最早来到东岳的。从1969年11月到达，总共在那里生活了一年零五个月。在此期间虽然也干了一些农活儿，如积肥、夏锄、秋收等，但主要劳动还是围绕着基建—忙着给自己和陆续下放的其他连队（研究所）修建住房。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正当人们热火朝天搞基建、立志大干两三年、把这片塘坡建成“大寨式农场”时，却突然接到搬迁命令，学部全体人员要搬到明港的一座军营集中搞运动。有的研究所房子已经盖好，还没来得及住；有的所房子刚盖了一半儿。随着一声“搬迁”，一切戛然而止。

八、劳动锻炼

干部下放，据说目的是去劳动锻炼。可何为“锻炼”？杨绛先生[12]的看法是：“经受折磨，就叫锻炼。”

学部这帮知识分子，做学问是行家里手，可干体力活儿就不好说了。特别是他们年龄普遍偏大，体弱多病者甚多。经济所的人自嘲说：“我们是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头子，下至三四十岁的小伙子。”其中经济史组的人年龄最大。由三位老人组成的挑粪班，平均年龄竟高达七十三岁。班长严中平下干校时已年届七十，背有些驼，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他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后赴英国留学，在中国棉纺织业史等领域的研究上颇有建树。他挑起两只沉重的粪桶，走起来颤颤巍巍、晃晃悠悠，粪水溅了一身，一副斯文扫地的样子。

当年经济所的吴敬琏、赵人伟、陈瑞铭（绰号“狗熊”）等人三十多岁，属于“小伙子”，是壮劳力，干什么活儿都得冲到前面。今天回过头想想，真是太难为他们了。

我母亲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她出身书香门第，在家连地都不会扫，更别提干农活儿了。到了秋收要割麦子，这可是最苦的活儿。面对一眼望不到边的麦地，愁死她了！这时狗熊叔叔挺身相救。他出身于浙江金华一个贫农家庭，50年代留学苏联，干农活儿绝对是把好手。他说：“老张，你看咱俩结成对子，一帮一、一对儿红如何？”母亲听罢乃大喜，赶紧站在他旁边。割麦子的时候大家在地头一字排开，每人割五垄。刚开始还齐头并进，很快就拉开了距离，母亲远远落在最后。她心里着急，挥镰乱砍。忽然眼睛一亮，发现前面的麦子越来越少，从五垄逐渐变成四垄、三垄、两垄，最后只剩下细细的一垄。可单割这一垄，她还是大大落后。干着干着发现麦子没了，赶紧一溜儿小跑跟上，继续割那时断时续的一垄麦。田间休息的时候，狗熊叔叔悄悄对母亲说：“这点活儿对我来说其实算不了什么，即便一个人割十垄也绝不输给别人。可都帮你割了吧，不大合适，没想到只留一垄你还是赶不上。”母亲心里别提多感激了，一个劲儿地道谢。

其实，对繁重的体力劳动感到难以承受的，绝非母亲一人。顾准伯伯在日记中也提到1970年那场麦收。他说腰实在弯不下去了，只[13]好跪着割。可他是“阶级敌人”，没人敢帮。很难想象，当年他是如何咬着牙坚持下来的。那些日子他经常抱病参加劳动，发低烧且痰中带血。我猜测那时他大概已经有了肺癌病灶，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

劳动锻炼对年纪大的人来说苦不堪言，对不那么年轻的“小伙子”来说也绝不轻松。1970年底，吴敬琏叔叔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关进牛棚。这下他跟顾准伯伯倒成了干校的另类同窗。一次，他俩一道起猪圈，吴叔叔对这个活儿估计不足，试了一下才发现，东岳的黏土与猪粪混在一起极其黏稠，根本铲不动。这时顾准伯伯走过来，看看他那瘦弱的身躯说：“你哪儿是干这种活儿的，让我来。”这份患难中难得的关爱，吴叔叔一直铭记在心。

劳动锻炼不仅苦，有时还险。一次，二排（政治经济学组）为了烧砖，要翻修当地农村废弃的旧砖窑。这种窑是向下挖的，有点儿像井。底部空间很大，一炉可以出上万块砖。基建任务紧，急需用砖。为了赶时间，头一天刚修好，里面的泥巴墙还没干，第二天就要进去抹泥。出发前排长沙吉才做动员报告。他这个人说话特别啰唆，人称“沙啰唆”，说起来没完没了。什么“大家干活儿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什么“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干活儿之前要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备砖、备料，哪一样都不能马虎……”人们倒也乐得他啰唆，这样可以晚些出工。他花了四十多分钟，才把动员报告作完。于是大家排着队朝砖窑走，刚走到跟前，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刚修好的窑塌了，惊得人们半天缓不过神儿来。事后大家说：“真得好好感谢沙排长，他这一啰唆，救了二十多条人命，要不咱们都埋在里头了！”这是干校的一大事故。当年险些丧命的人当中，就有改革开放后活跃在学界的好几位著名经济学家。

劳动锻炼苦，可知识分子却会苦中作乐。1971年元旦，学部干校开联欢会，经济所出了两个节目：一是话剧《修砖窑》，讲述二排战士如何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冒险抢修旧砖窑的故事；二是《打井号子》，表现七连战士在打井时，通过唱号子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人们一致推举狗熊叔叔写歌词，他的文笔好在经济所是有名的。头一天他点灯熬油忙乎了一晚，歌词炮制成功。演出道具是两根绑成十字的长竹竿，人们分四组站在竹竿后面，模仿打井时推着钻井机转圈儿。一人领唱，其他人跟着附和：“同志们呀，呼—嘿！加油干呐，呼—嘿！五七路呀，呼—嘿！炼红心呐，呼—嘿！……”“演员”们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头都转晕了。

今年10月我回北京，还见到了狗熊叔叔。当年那个小伙子如今已是年近八旬手拄拐杖的老人。跟他谈起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里描写了那个打井号子，说使她联想到《伏尔加船夫曲》。狗熊听了哈哈大笑说：“快别提了，人家杨绛可是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听到我写的连打油诗都不如的号子词，当然要调侃一番啦。”

劳动锻炼不仅通过文艺演出来表现，更与政治学习挂钩。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上，董辅礽叔叔作了题为“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报告，介绍他如何在劳动中拼命干活儿。

学部干校最初的一年多，劳动非常辛苦。任务紧的时候，早上5、6点就开始干活儿，晚上9点多才收工。可渐渐习惯后，有的人感觉这种生活也不错。特别是学术水平一般者，甚至认为还是体力劳动省心。干活儿虽然辛苦，但没有写论文的压力，也没有精简机构前的提心吊胆。

九、干校生活

刚下去的时候，生活很不习惯。首先是没有电，当地农民天一黑就睡了，他们舍不得点灯，那灯油是用鸡蛋换的，金贵得很。干校的人用马灯，倒是挺亮，就是相当费油。

有那么两天，经济所的杜浩智一直在低头鼓捣着什么。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干得特别专注。原来他在试着用墨水瓶做油灯。先在瓶盖儿上钻个眼儿，然后穿一根棉捻儿，再往瓶里灌些煤油，就大功告成啦。他捧着这个宝贝去军宣队报告，说这是他发明的墨水瓶灯，比马灯省油，希望推广使用。所里有人私底下说风凉话：“中国两千年前就有油灯了，怎么成了他的发明？”“他那个灯倒是比马灯省油，可也远不如马灯亮啊。”军代表倒也不傻，知道在巨大的棉花仓库里点鬼火般的墨水瓶灯行不通，此事不了了之。

干校初期，伙食特别差。幸好母亲有先见之明，带来不少奶粉、肉松、肉罐头等食品。可那些东西都放在箱子里，而箱子又都集中堆放在一个仓库里，平时门都上着锁，取不出来。母亲跟狗熊叔叔商量：“这些日子吃得实在太苦了，不瞒你说我带了些食品，可都在箱子里，取不出来怎么办呀？”狗熊并不正面回答，他摇头晃脑地背了几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母亲心领神会，晚饭后带着我假装散步去了仓库。我们绕着仓库转了两圈儿，发现有一小块儿门板是活动的，试了一下，居然可以摘下来。仗着身材瘦小，我从那个缝隙挤了进去，果然是“初极狭”继而“豁然开朗”。找到我们的箱子打开一看，那些宝贝都还在！我迅速取出几件，再从箱子堆里爬出来，心中窃喜。就这样我们每隔一些日子就去“挖一次宝”，等宝贝挖得差不多时，食堂的伙食也逐渐改善了。

当地供销社只出售两种食品。一是像黑泥巴似的糖块儿，一分钱一块，除了甜味儿什么味儿都没有。再有就是“大众糖饼”。这糖饼极其坚硬，里面有白糖馅儿，牙口儿不好真吃不了。一次狗熊叔叔开玩笑，说他不小心把糖饼掉到地上，只听“当啷”一声！母亲笑弯了腰，说：“你这掉的是糖饼呢还是袁大头（银元）啊？！”他继续调侃：“一口咬下去，差点儿把牙硌掉。吐出来一看，原来是块冰糖。怎么还设这种陷阱啊？！”

学部下干校，当地农民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下放干部好，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罗马表。”大概在他们眼里，这是一帮装穷的有钱人。

下放干部普遍穿得破是真的。当时社会提倡艰苦朴素，很多干校学员都穿打补丁的裤子。笔者至今也想不明白，那些原先整天坐在书斋里读书、写论文的脑力劳动者，怎么会把裤子磨破？

说干校的人吃得好，实在不敢苟同，特别是刚下去的那几个月。或许我们感到缺少营养、难以下咽的伙食，在农民看来还是美味佳肴。

东岳逢双日有集，农民把自家出的农副产品拿到集市上卖。我们这些干校子弟刚去时没事儿干，经常跑到集上转悠。我看到有人卖樱桃，心里痒痒的，便询问价钱。那人说一毛五一两，我还觉得挺便宜，就买了一两。他从筐里随便抓出几个递过来，我问怎么这么少，他说一两就这些。后来我们到公社中学借读，有个农民子弟抱怨：“都怪你们这些北京来的人，把物价都抬高了。以前我们这儿的樱桃卖一毛五一斤，现在变成了一毛五一两。”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以十倍的价钱买了人家的东西。正如杨绛先生所说：“我们奉为老师的贫[14]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

看见北京来的人，就把价钱抬上去。这也不能全怪农民，干校学员也有责任。一次俞平伯先生到集市上买河虾，他大概从来没买过菜，问人家多少钱一只。卖家一定偷着乐吧？虾都是论斤卖的，哪有问一只的价钱。大家都怪他太迂腐，这不是明摆着帮人家抬价吗？！

俞平伯先生特别喜欢逛集，还为此赋诗一首：“明日当逢集，回[15]塘撒网赊。北头供蔬菜，南首卖鱼虾。”

后来食堂伙食逐渐改善，小卖部开始卖酱肉，两毛钱一盘儿，大伙儿都觉得特解馋。狗熊叔叔最喜欢吃肉，每顿饭必买。吃完又后悔，觉得太费钱，对不起老婆……

干校学员除了带家属者，绝大多数都处于两地分居状态。即便是夫妇俩都在学部工作，一起下放，只因不在一个所，也不得不住在各自的集体宿舍。如今社会进步了，有人开始关注农民工的两地分居问题，可当时却没人理会这些“臭老九”的正当需求。中国人好脾气，什么都能忍，可也有个别忍不了的。哲学所严家其一个人去了干校，夫人高皋却留在北京。有一次他请假去信阳看病，到了信阳买了张火车票直奔北京。千里迢迢赶回去，只为了跟老婆之间的“一夜情”。之后立马往回赶，回来居然没被发现。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后来还是传开了。大家都笑他没出息，当然也有人暗中佩服他的勇气。

干校精神生活极为贫乏，不过知识分子会自娱自乐。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时兴学唱抗日歌曲，广播里总是播放《大刀进行曲》、《毕业歌》、《在太行山上》，等等。董辅礽叔叔嗓子好，主动承担给大家教歌儿的任务。他一句一句地教唱，那嘹亮的男高音至今还在我耳畔回响。

1971年4月，干校从东岳搬到明港，住进一个军营里，条件大为改善。这时人们已不再干体力活儿，只是搞政治学习和“清查五一六”。经过在东岳近一年半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大家松懈下来，每天三饱两倒。很多人开始做小锅饭，捕鱼捉蟹，整天琢磨怎么让自己吃好。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后，军代表们似乎嗅出了什么，像泄了气的皮球，远不如以前那么神气了，对下放干部的态度缓和了许多。

干校后期，食堂伙食越来越好，可还是明令禁止学员去集市贸易上买东西吃。一次李指导员在大会上说：“今后不许再到集市上买老乡的花生，谁要是买了让我逮住，立刻没收！”刚开完会，他就找到当时在食堂担任采买的狗熊叔叔，说：“喂，一会儿出去买菜的时候给我带两斤花生。”狗熊愣住了：“您刚才不是说……”指导员打断他的话：“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不会悄悄地嘛！我马上就要探亲了，总得给家里捎点儿东西。”狗熊这才恍然大悟：敢情军宣队也是人，也爱吃花生……

十、告密文化

告密又称告发，指向上司或有关部门检举揭发他人的隐私或言行，以博取上方青睐。在中国某些黑暗的历史时期，告密大行其道，“文革”便是其中之一。那个时候，告密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叫“靠拢组织，向组织汇报”。多数情况是上级得到汇报后，在被害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秘密调查，没问题则罢，有问题就整你。同事、同学、朋友、家人、亲戚等关系之间，都有可能告密或被告密。被害者轻则挨一顿批评教育，重则甚至可能断送身家性命。结果弄得人人自危，除了自己，不敢轻信任何人。笔者在干校期间，亲历的告密事件就有三起，其中两起就涉及我本人，足见当年告密有多盛行。

一件是我与汪友泉阿姨在水塘边洗衣服时的对话被人告发，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赘述。下面要讲的是另外两件。

一天，军宣队李指导员把母亲叫到他办公室，指着桌上的一封信说：“这是有人交上来的，你解释一下怎么回事。”母亲紧张得心怦怦跳，赶紧拿过来仔细读。原来这封信是我的一个朋友写来的，当时他在河北农村老家插队。通篇并没有任何“反动言论”，只是诉说在农村生活的孤独、苦闷心情，发发牢骚而已，诸如“干不完的活儿，叹不完的气……”李指导员质问写信的是什么人，为何要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母亲赶紧解释说：“这只是个年轻人，不懂事，我一定负责批评教育……”她被吓得心惊肉跳，回到宿舍立刻查看这个人写的其他信件，结果发现那些都没什么问题，仅此一封有“消极倾向”。由此推测，告密者一定是读了所有的信，单挑这封“有问题”的上交。由于担心军宣队会继续追查，母亲找到好友聂宝璋伯伯商量对策，问是否有必要把其余那些信都交上去，以证明这个年轻人并没有什么问题。聂伯伯认为不妥，你觉得没问题，人家会拿放大镜找，说不定就找出更多的“问题”出来。不如以静制动，等这件事慢慢冷下来，在此期间千万别再出岔子了。事后我们猜测究竟是谁把信偷走上交的，估计是同宿舍某某，可又没有证据。况且，即便知道是谁，也奈何不了人家。

另一个告密事件发生在二排（政治经济学组）。陈某某有一台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这在当时可是个稀罕物。干校的精神生活极为贫乏，有个收音机听听挺解闷儿，大家都很羡慕。一天，同在一个排的何某某向他借收音机，他痛快地答应了。第二天收音机还回，他一打开，里面传出：“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陈某某一听，这不是苏修的敌台吗？！他二话没说，捧着收音机直奔军宣队，汇报了这一重大情况。军宣队很重视，马上严厉追查，在二排召开批判会，并责令何某某写检查。他们质问何为什么要偷听敌台，何只好解释说因为生活太寂寞，才随便听听的。他因此而被狠狠整了一顿，事后一定很后悔吧？怪自己不识人，没料到陈某人会为一己之私而告发他；后悔粗心大意，还收音机之前没把调台旋钮转一下，那样的话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虽说在“文革”那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年月，检举揭发他人“反动言行”的做法受到鼓励，甚至可能因此获利，可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告密者就是小人，为人们所不齿。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大家心中暗想：今后对陈某人可得敬而远之了，千万别让他咬一口。这一看法很多年都未改变，几十年后人们提起这件事还摇头，你说他是不是亏大了？

最近读《顾准寻思录》一书时，看到有人对顾准的《息县日记》感到大惑不解，觉得是“官方话语的复制。同为《日记》与《文集》的作者，彼此相去甚远，简直不可思议”。持这一看法的人大概不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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