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永立
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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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试读：
前言
著名学者培根说：“用伟大人物的事迹激励我们每个人，远胜于一切教育。”
的确，崇拜伟人、模仿英雄是每个人的天性，人们天生就是伟人的追星族。我们每个人在追星的过程中，带着崇敬与激情沿着伟人的成长轨迹，陶冶心灵，胸中便会油然升腾起一股发自心底的潜力，一股奋起追求的冲动，去寻找人生的标杆。那种潜移默化的无形力量，会激励我们向往崇高的人生境界，获得人生的成功。
浩浩历史千百载，滚滚红尘万古名。在我们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光芒万丈的人间精英。他们用挥毫的笔、超人的智慧、卓越的才能书写着世界历史，描绘着美好的未来，不断创造着人类历史的崭新篇章，不断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这些伟大的人物，是人间的英杰，是我们人类的骄傲和自豪。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在那历史巅峰发出的洪亮的声音，应该让他们永垂青史，英名长存，永远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永远作为我们的楷模，以使我们未来的时代拥有更多的出类拔萃者，以便开创和编织更加绚丽多姿的人间美景。
我们在追寻伟人的成长历程中会发现，虽然每一位人物的成长背景各不相同，但他们在一生中所表现出的辛勤奋斗和顽强拼搏精神，则是殊途同归的。这正如爱默生所说：“伟大人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拥有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他们的初衷与希望永远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他们永远会克服一切障碍，达到他们期望的目的。”同时，爱默生又说：“所有伟大人物都是从艰苦中脱颖而出的。”
伟大人物的成长也具有其平凡性，关键是他们在做好思想准备进行人生不懈追求的过程中，从日常司空见惯的普通小事上，迸发出了生命的火花，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凡为神奇，获得灵感和启发，从而获得伟大的精神力量，去争取伟大成功的。这恰恰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地方。
正如学者吉田兼好所说：“天下所有的伟大人物，起初都很幼稚而有严重缺点的，但他们遵守规则，重视规律，不自以为是，因此才成为一代名家，成为人们崇敬的偶像。”
为此，我们特别推出《世界名人非常之路》丛书，精选荟萃了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名人，其中包括政治领袖、将帅英雄、思想大家、科学巨子、文坛泰斗、艺术巨匠、体坛健儿、企业精英、探险英雄、平凡伟人等，主要以他们的成长历程和人生发展为线索，尽量避免冗长的说教性叙述，而采用日常生活中富于启发性的小故事来传达他们成功的道理，尤其着重表现他们所处时代的生活特征和他们建功立业的艰难过程，以便使读者产生思想共鸣和受到启迪。
为了让读者很好地把握和学习这些名人，我们还增设了
人物简介
、经典故事、人物年谱和名人名言等相关内容，使本套丛书更具可读性、指向性和知识性。为了更加形象地表现名人的发展历程，我们还根据人物的成长线索，适当配图，使之图文并茂，形式新颖，设计精美，非常适合读者阅读和收藏。
我们在编撰本套丛书时，为了体现内容的系统性和资料的翔实性，参考和借鉴了国内外的大量资料和许多版本，在此向所有辛勤付出的人们表示衷心谢意。但仍难免出现挂一漏万或错误疏忽，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以利于我们修正。我们相信广大读者通过阅读这些世界名人的成长与成功故事，领略他们的人生追求与思想力量，一定会受到多方面的启迪和教益，进而更好地把握自我成长的关键，直至开创自己的成功人生！人物简介名人简介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9世纪末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短篇小说艺术大师。1860年1月17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干罗格市。
契诃夫出生于小市民家庭，父亲的杂货铺破产后，契诃夫只身留在塔干罗格，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
1879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并开始文学创作。他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10000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使他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
在1890年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并转向戏剧创作。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加·克尼碧尔结婚。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
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
契诃夫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曾约高尔基一同访问中国，但因久病不治而未遂心愿。
1904年7月2日契诃夫因肺病恶化而辞世。最终，他的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成就与贡献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
契诃夫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胖子和瘦子》、《小公务员之死》、《苦恼》、《万卡》等，表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
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中，则无情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们专横跋扈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第六病室》猛烈抨击了沙皇专制暴政，该小说使列宁阅读后都受到很大震动。《带阁楼的房子》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讽刺了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于事无补。
而后期的作品《农民》，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而《在峡谷里》则揭露富农穷凶极恶的剥削，反映了资本主义渗透农村的情况，把表现俄国社会阶级斗争列入其创作主题。在《新娘》中，他相信旧制度一定灭亡，“新生活早晚会到来”！
契诃夫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某一重要问题。在契诃夫创作的剧作中，具有十分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作品中所表现的现实主义，具有强大的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艺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的主要戏剧作品有《伊凡诺夫》、《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等，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剧本故事虽取材于日常生活，情节朴素，进展平稳，但却富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地位与影响
契诃夫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目标。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含义。
契诃夫的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契诃夫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欧美许多作家都肯定了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影响。
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翻译过来。剧本《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
故乡的岁月
人类把历史看成战斗的连续，为什么呢，因为直至今天，他们还认为斗争是人生的主要东西。——契诃夫老板的儿子像学徒
1860年1月17日，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诞生于俄国南方亚速海沿岸的一个小镇塔干罗格。安东的爱称叫安托沙。
契诃夫的祖辈是农民。他的祖父——一个勤劳的农民，凭着勤俭积蓄了3500个卢布，他用这笔钱换得了一家8口人的自由。于是全家从佛索涅日省迁到了俄国南方。随后，祖父在塔干罗格附近的普拉托夫伯爵家做了田庄总管。
小镇上有一条平静、长满青草的小街，叫修道院街。在夹道的两排房子中间，有一所小小的两层楼房，门口有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
移民住宅——巴·叶·契诃夫
上面标示的名字是安东·契诃夫的父亲巴维尔·叶戈洛维奇·契诃夫。
安托沙就在这所房子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在修道院街与集市街拐角处，有一个杂货铺，门口挂着牌子：
出售茶叶、砂糖、咖啡及其他食品杂货。
旁边还有一块牌子：
饮料就地畅饮或携回，随君任选。
这家店铺是安托沙的父亲开的，他也像安托沙的祖父一样勤劳，把辛辛苦苦挣下的钱一点点积攒下来，终于有了自己的门店。
安托沙的母亲欧尼·莫洛索娃是塔干罗格城里一个布商的女儿。婚后她改名为叶甫盖尼亚·雅科甫列芙娜。
安托沙还有4个同胞兄弟和一个妹妹，分别是亚历山大、尼古拉、伊凡、米舍尔和玛丽雅。安托沙排行第三。
一转眼安托沙9岁了，已经成为塔干罗格语法学校一年级的学生。
这时，父亲巴维尔已经变成一个脾气暴躁、专横的人。他一向认为，自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同上帝有着特殊关系，因而给家里规定了铁的纪律。只要他提高嗓门，他的妻子和儿女们就都吓得发抖。他一出现，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可能有了什么过错。
哪怕他们无意中做错了一件小事，巴维尔也会怒不可遏，比画着双手骂个不停，接着便暴跳如雷，拳打脚踢，耳光像雨点一样落下。甚至他还会捋起衣袖，抡起皮鞭。
每次挨完打，安托沙还得忍着屁股的疼痛，去吻父亲那只狠狠教训过他的手。
其实，巴维尔对子女的这种惩罚并没有恶意，他也几乎从没有真正发怒，只是以自己的方式爱护孩子，认为严厉一些，对他们有好处。他的原则是：“小孩子要能吃苦，应该多受磨难。生活是不容易的，精神教育与棍棒是分不开的。只有责骂和痛打，才能使这些没有阅历的孩子铭记神圣的真理。”
他还对妻子说：“我就是这样被培养出来的。你看，这种办法对我不是很有成效吗？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没挨过打的。今天挨了打，日后他会感谢你的。”
巴维尔舍不得花更多钱，只雇了两个农民的孩子安德留什卡和加甫留什卡做学徒，他们是兄弟俩。另外，安托沙兄弟几个就成了铺子里打杂的。
安托沙从5岁就开始站柜台、应酬顾客、收款、打算盘……起先还觉得新鲜好玩，不久便成了负担。
安托沙兄弟几个每天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今天会不会挨打？”
每天清晨5时，大哥亚历山大、二哥尼古拉便会喊：“安托沙，起床了，快点！要开门营业了。”
安托沙还没睡够呢，他打了个呵欠，想偎在被窝里再缓一会儿。
突然，一只大手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拽起来，随后，身上就挨了两脚。同时被大吼声惊醒：“快起来，懒虫！”
尤其是上了学之后，父亲仍然要安托沙在晚上和假日照顾店铺。这样，他一会儿要称干酪，一会儿又要斟石蜡油，根本没有时间专心读书，作业也只有尽力偷闲应付。
有一次，安托沙和一位要好的同学闲聊，他向好友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家里时常挨揍吗？”
对方很爽快地说：“不，我在家从来没有挨过打。”
安托沙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他是撒谎。
从早至晚，安托沙盯着拉丁语法书，心里却在默默祈祷：但愿这一天能平平安安地过去。
晚上，他回到家正准备做作业。这时，随着一阵脚步声，巴维尔走了进来：“安托沙，我有事出去，你到店里去，不能出半点差错。”
安托沙顿时眼里含着眼泪，他小声请求：“店里太冷。我从学校出来一直在发抖。”“不要紧，多穿点就不冷了！”“我明天还有好多功课要看呢！”“到店里去嘛，我每天在柜台里还能抽空读两章《圣诗》呢！你功课不好是因为自己偷懒、贪玩、不用心。快去吧，别磨蹭了！”
安托沙乖乖地放下笔，跟着父亲出门。
到了店铺，巴维尔吩咐安托沙站到柜台后面，自己在商店保护神的圣像前画了几次十字，然后迈着沉重的步伐走了出去，回头把门关上。
安托沙擦着眼泪和鼻涕，坐在肥皂箱上，打开拉丁语法书，开始做作业。
安德留什卡兄弟蹦跳着取暖，与进进出出的顾客们讨价还价。各种声音在低低的天花板下面回响着，吵得安托沙根本无法安心思考。
顾客有的到商店边上的一间小屋里喝伏特加酒。有些常客把这个堆满灰尘、不断散发出臭味的地方当成他们的俱乐部。他们每晚都攥着酒瓶谈天说地。
严寒漫长的冬夜慢慢深了，铺子里冷冷清清。安托沙伏在柜台上做功课。
当时，父亲催得急，安托沙没来得及加衣服，只穿着一件又瘦又小的棉制服和一双露出脚趾的皮套鞋。铺子里冷得像冰窖，他被冻得浑身发抖。
商店从早晨5时一直营业至晚上23时，而厕所搭在1000米外的一片空地上。安托沙起身去厕所，却迎面与一个流浪汉撞在一起，他大吃一惊，飞快地又跑了回来。
这时候店里没有顾客，两个小学徒冻得鼻子通红，两手乌青。他们缩着脖子，揣着手，不时地用一条腿磕打另一条腿，似乎这样可以暖和一点。
又过了一会儿，见没有人来，安德留什卡兄弟干脆缩在屋角的肥皂箱上，全身蜷成一团，像两只小猫一样打起盹来，不一会儿就鼾声大作了。
安托沙也把双手插进衣袖，脚趾蜷缩在长筒靴里，想到明天课堂上得不到好分数，慢慢地感到忧虑和害怕，甚至变得麻木了。
最后，在门口望风的加甫留什卡闯进来喊：“你爸爸回来了！”
安托沙赶紧站了起来，努力瞪大了困倦的眼睛，心里充满了恐惧，做好了挨训的准备。
巴维尔走了进来，笨重的身躯，宽阔的肩膀，灰黑的胡须，浓密的眉毛，目光严厉地巡视了一下店铺，接着查看账本。
安托沙屏住呼吸，担心算错了账挨打……“怎么样，卖了多少钱？”“还行，爸爸，已经卖了两个卢布了。”
巴维尔检查完毕，脸色平和，看来没有差错，谢天谢地！“爸爸，我可以走了吗？”“去吧，可要好好做功课，不许淘气，不然的话……”
回到家里，安托沙已经筋疲力尽，都快被冻僵了，母亲赶快过来安慰他。
母亲经常为了孩子们的事挨巴维尔的粗暴对待。她连续生育了6个孩子，还要操持家务，简直不堪重负了。
安托沙记忆里，一直是她在厨房里忙碌，或驼着背坐在缝纫机前的身影。她抱怨孩子们穿得太费，长得太快，总是为6个孩子的吃饭穿衣操心。而丈夫却一直指责她不会操持家务。
安托沙没少挨打，鞭子抽的伤痕会慢慢痊愈，而心灵的创伤却永远不能愈合。不过后来他还是原谅了父亲，他认识到父亲身上的这些缺点，是由于当时生活艰难，在所难免。
苦中作乐热爱自然
巴维尔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所以他把最好的时间都用于读《圣经》和做祈祷。但他去做礼拜，感兴趣的不是基督教义，而是那些神秘而优美的礼拜仪式、光辉夺目的烫金圣像、闪闪发光的祭袍、旋律悦耳的赞美歌以及跪拜、画十字和燃香的芬芳。
其实，巴维尔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热情奔放，很有才华，喜欢热闹场面。他小时候在村里的教堂做礼拜时唱过圣诗，于是爱好上了鼓乐，他虽然没有上过学，但通过自修学会拉小提琴和手风琴，还酷爱绘画，对圣像画艺术很有些研究。
他决心把自己音乐、绘画的天赋都传给自己的孩子。
每逢大的节日，不管严寒风雪，不管道路泥泞，三更半夜他都要把孩子一个个地从热被窝里拉起来，到教堂去做早弥撒。
由于东正教堂里没有座位，孩子们得连续站几个小时，礼拜仪式的庄严气氛使他们目瞪口呆。
巴维尔还要求每一个孩子学会一套手艺。每天傍晚，他总是要和二儿子尼古拉表演几段小提琴二重奏，让女儿玛丽雅钢琴伴奏。
而他却命令安托沙说：“老三，你学做一名裁缝好了。”
安托沙听了心中暗暗叫苦，但他敢怒不敢言。他心里一急，竟干咳起来，直觉胸中一热，涌出了一口血。
巴维尔尤其喜欢庄严肃穆的宗教歌曲。当了店老板之后，他最大的嗜好就是到教堂唱诗，后来还亲自组织了一个教堂唱诗班，他当领唱人。
巴维尔努力想把自己的唱诗班办成全城首屈一指的，他从铁匠中物色了十多名有些功底的人，他们都身强力壮、声音洪亮、热情很高，而且异常虔诚。他们白天抡着大锤干活，晚上聚集在巴维尔的店里练唱。
巴维尔的唱诗班走遍塔干罗格的各个教堂，义务唱诗，不取分文。虽然他们的歌喉让人不敢恭维，但是各教堂的神甫们都十分欢迎这个不用花钱的唱诗班。
铁匠们唱的都是低音，所以班子里缺少一个清脆的童声唱中音和最高音部。那个唯一的小伙子只好用刺耳的假嗓子唱最高音部，人们听了都挖苦说：“这不是唱诗，还是打铁的声音。”
巴维尔出于自尊心，为健全自己的唱诗班，果断地强迫自己的3个儿子全部参加唱诗班的高音部和中音部。亚历山大和尼古拉担任第一和第二女高音角色，安托沙担任次女低音角色。
孩子们虽然对唱诗不感兴趣，但父命是不敢违的。每天规定练唱的时间，晚上22时，全体成员准时集合，一直唱至深夜24时。
安托沙是里面最小的，他刚上中学，体质又弱。而且每天放学都有做不完的作业，还要经常去店里值班，晚上练习合唱的时候，眼睛早就睁不开了。
巴维尔作为父亲，是要让孩子们从小养成刻苦耐劳的习惯和尽义务、负责任、守纪律的良好精神，成为真正有教养的人。尽管家庭不富裕，但也要让他们上学、学外语、学画画、唱歌……
因此，安托沙兄妹几个不仅多才多艺，而且刚刚十多岁时就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法语了。同时，安托沙的母亲叶甫盖尼亚也喜欢文艺，她出身商家，读过书，年轻时还写点小故事之类的东西。
听母亲讲故事是安托沙兄妹幼年时代最大的乐事。母亲小说中那生动的人物形象，故事中那曲折的情节，旅程中那真实的细节，把孩子们的心都紧紧地抓住了。
母亲性格温柔，心地善良，她讲的故事中，也都突出表现心地善良的小人物，他们无权无势，但是自尊自强。
学校和家庭、店铺的气氛如此令安托沙兄妹感到苦闷和恐怖，但是，他们并没有陷入痛苦中无法自拔，而是自己想办法开心，用玩笑逗乐，用恶作剧去缓解、改变这种郁闷、窒息的气氛。
塔干罗格的夏天干热难熬。兄弟几个从早至晚光着膀子，夜间在院子里支个棚子睡觉。安托沙睡在他自己亲手栽种的葡萄架的绿荫之下，自封是“无花果下的约伯”。他还在葡萄架下写诗、编故事。
天气热得受不了时，兄弟们几乎天天到海滨游泳。他们最常去的地方叫沐浴坡，那里海岸平缓，从岸边至少要走出1500米，海水才齐脖子深。
他们邀上一大群孩子们一泡就是几个小时，安托沙还每次都带上他那两只心爱的黑狗。
他们也常去海湾捕鱼，不但带着渔具，还要带上一口大锅，捉到鱼后就地煮熟，美美地吃一顿。有一次，他们捉了365条鱼，这下他们可乐坏了。安托沙还说：“一天吃一条，正好可以吃一年。”
他们除了捕鱼，还在岸边观看来往的船只，有时也下海游泳，并抓住船的缆绳和锚链。有一次，安托沙的额头碰到了海底的尖石，从此左边留下了一记终身不掉的伤疤。
傍晚，他们从海湾回家，沿途捡拾着过路的大车上掉下来的榛子、核桃等，等他们回到家里时，肚子也吃饱了，而且口袋也装得满满的。
安托沙还从图书馆里找来好多滑稽故事，在同学面前大声诵读，读得绘声绘色，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而他却若无其事，故作严肃。
他还经常模仿老师或同学的神态举止、说话腔调，同学们乐得眼泪都出来了，有的抱着椅子不敢动，怕一动就乐得摔下去。
安托沙的即兴表演不仅在课堂上，在家里也时有展示。就连成天阴沉着脸的巴维尔，也有时在吃饭后忍不住会提议说：“老三，来，给我们大家表演一个吧！”
安托沙故意装作苦苦思索：“演个什么呢？这可是个难题。”
巴维尔着急地说：“什么都行，随便来一个让大家乐乐。”
安托沙沉思着说：“那就来一个老夫子念白吧！”
全家人马上哄然叫好，并热烈地为他鼓掌。
安托沙站在“观众”们面前，他郑重地整了整衣领，又咳嗽了两声，然后就模仿着老夫子的动作，高声地朗诵起一段文章来。
大家都被逗得前仰后合，互相推搡着。
母亲不停地拿围裙擦着欢喜的眼泪。父亲则高兴地赞叹道：“真有你的，老三，你不愧是我的儿子，是块当演员的好材料。”
还有一次，他扮演一位蹩脚的牙医，让大哥演患者，他十分缓慢而笨拙的动作和丰富的表情，把“观众”们逗得哄堂大笑。
安托沙还喜欢即兴表演模仿各种议会上的官员们。有一次，他扮演“沙皇日”在大教堂里主持庆贺典礼的市长。他那惟妙惟肖的表演，形象地表演出了一个扬扬得意、妄自尊大的人物。
安托沙还很爱给兄弟们起外号，他管二哥尼古拉叫“斜眼儿”，管大哥亚里山大叫“歪鼻”，而叫四弟伊凡为“狮子头小狗”。
爱上戏剧表演
1873年暑假，叶甫盖尼亚带着6个孩子去探望住在乡下的祖父和祖母。那里离塔干罗格大约100千米，这次愉快的草原之行，使孩子们终生难忘。
他们租了农民的一辆结实的四轮大马车。父亲巴维尔由于要留在家里照看店铺不能一起去，他虽然表现得很遗憾，但孩子们却都在心里喊着：“太好了！”临上路时，巴维尔不停地嘱咐大家。而大家一边口头应付着，一边和妈妈挤上了马车。大车缓缓前行，一路颠簸着，6个孩子和母亲在车里相互碰撞着，互相取笑着，高兴极了。大车“吱吱嘎嘎”地行驶着，后面扬起了阵阵灰尘，烈日下，一望无际的平原就像海洋，在微风吹拂之下，翻起层层波浪。每到一处，大家就下车休息。他们在路边野餐，到池塘游泳，在草垛上打滚儿，在客栈里或露天围着篝火过夜。安托沙裹着大衣，凝视着火焰和万里无云的天空，呼吸着野草和烟熏的清香，尽情地享受夜色的宁静，心中无比兴奋、快乐。
两天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祖父家。祖父领着他们在大花园里奔跑、爬树，或到河里游泳。而且，他们还多次跟着祖父到田间收割庄稼。
秋天回来之后，安托沙生命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第一次去剧场看了戏剧。
景色秀丽的塔干罗格自古以来就负有“音乐之城”的美名。这里民歌尤为盛行，因为当地居民大多是能歌善舞的乌克兰人。而且它又是个与外国通商的港口，有许多意大利和希腊的商人。意大利的剧团经常来演出一些著名的歌剧，如《塞维勒的理发师》、 《茶花女》等。
安托沙虽然无数次经过彼德罗夫斯卡亚大街上的剧院门口，但还从来没进过里面看过戏剧。因为当时学校有规定：中学生未经校长的批准，不准进剧院看戏。
第一次看戏，当帷幕拉开时，安托沙简直惊呆了！
当时台上演的是奥芬巴赫的俄罗斯轻歌剧《美丽的叶莲娜》。
安托沙深深被舞台上的布景、灯光和演员的服饰吸引住了：硬纸板做成的大理石圆柱；蓝色的幕布展现出浩渺的天空；折射在天幕上的灯光变幻出美丽的彩霞；演员穿的服装让人眼花缭乱……
这出歌剧使他非常兴奋和激动。在回家的路上，剧中的情节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回到家以后，他就回味起歌剧里的各个角色来。
从此，他抛弃了童年时的游戏，也忘记了去捕鱼、到墓地里玩耍，再也离不开戏剧，离不开剧场了。他完全沉醉于戏剧的激情之中。
而且他还发现，来看戏的都是一些有钱有势的显赫人物，他在心里说：“呀，这么多的人都来看戏，都为一名演员喝彩，做演员可真了不起，将来我呀……”
于是，按捺不住兴奋的安托沙就与具有喜剧才能的兄弟妹妹组建了自己的剧团，他们在亲戚、朋友和邻居们这些热心观众面前演出。他亲自参加演出的第一个戏就是《钦差大臣》。
那天，他和两个哥哥很早就把杂货铺隔壁放木柴的小屋打扫干净，用木板铺垫成舞台，拉一根绳，上面搭上被单当帷幕。而且这次，父亲还破例允许他们多点了几根蜡烛。“观众”们都赶来了，演出正式开始。
安托沙扮演戏中的省长角色，他挺着僵硬的脖子，穿上带着锃亮铜纽扣的节日制服，腰上挎着一把马刀，为了增加风度和派头，还用坐垫在衣服里把肚皮垫得鼓起来，胸前挂满了纸板做成的勋章。
他瞪圆了眼睛，鼓着嘴，鼻音很重地说：“嗯，我是谁？你不知道，我就是本省的省长，记住了？”他演得滑稽极了，使“观众”笑得喘不过气来。
后来，他更出色地在戈里高里耶夫的《马车夫和一个骑兵军官的恶作剧》中扮演了一个饶舌的老太婆。只要他一登台，“观众”就止不住大笑，因为他总能把角色表演得惟妙惟肖。
有一天，安托沙说：“咱们应该有个固定的剧院来演现代戏，老在柴屋里可不是办法。”
大家也深有同感：“是啊，是啊！”
后来，安托沙的好朋友安德烈·德罗希表示：“我们家的房子很宽敞，可以到我家去演。”
他们和安德烈的父母一商量，这对善良和富裕的布尔乔亚夫妇立刻就同意了。
安德烈把他们领到一个大客厅：“怎么样？够不够大？隔壁的房间可以供演员化装和放服装道具。”
兄妹6人绕着大厅走着，比画着。二哥尼古拉高兴地说：“这回可好了，咱们有真正的剧院喽！”
后来，安德烈的母亲又热心地向他们说：“孩子们，你们看看走廊落地窗的那个大布帘能不能用上？”
大家到走廊一看，那是一块彩色的上面饰有展翅欲飞的巨鸟的布帘。拿来一试，正好把大厅隔成两半，前面是舞台，另一边是放着椅子的观众席，在一个小孩专用的壁橱里放满了服装、道具、化妆盒、假发。
不久他们的戏就一出出在这里上演了。他们的精彩表演，每次都获得成功，“观众”席上挤得满满的。
后来，安托沙受到成功的启发和鼓舞，还自己动笔在练习本上为自己的“剧院”创作短剧。
他写的第一个剧本叫《孤儿》，表现不懈追求和反抗精神。后来还创作了一系列喜剧题材的如《棋逢对手》、《一个剃了胡子的佩枪的秘书》、《难怪鸡叫了》等。
他的剧本不仅供家庭剧团演出，也供给同学业余演出，于是他又大胆创作短剧来嘲笑有些同学的怪癖。不过演过后就毁掉了。
尝试文学创作
巴维尔的杂货铺经营一直不见红火，他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就决定让儿子们离开杂货店，去接受教育。
1867年，安托沙和哥哥尼古拉先是去了一所希腊教会学校，因为巴维尔觉得，既然希腊富商控制着塔干罗格，就应该参与他们的活动。其实妻子是希望把孩子送进俄语学校学习的，但巴维尔没有听从妻子的建议。
弟兄俩在希腊教会学校里过得很不开心，也没有学到多少东西。直至1868年8月23日，安托沙才按照母亲的心愿，穿着海军蓝、金属纽扣的制服去了塔干罗格俄语语法学校的预备班学习。学制8年，学生们被列入彼得大帝在一个半世纪前创立的著名的14级“学籍表”的最后一级，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直接进入大学。
安托沙在那里读到四年级时，在创作自己“剧院”剧本的同时，也在尝试最初的文学创作。
当时，高年级的学生编辑出了一类叫《小星》的手抄本刊物，安托沙便很大胆地投去稿件。
编辑同学见了这个小同学的来稿后，惊喜地对同伴们说：“大家看哪，这个小同学写得真不错呢！”
大家看了以后也纷纷表示：“嗯，确实有点儿才气。”于是，安托沙的稿子被登在《小星》的显眼位置上，而且时时接到刊物向他的约稿。
在语法学校的所有老师中，神学教员波克罗夫斯基是最受学生们爱戴和尊敬的。这位教员性格开朗，风趣幽默，和学生们亲密融洽。
波克罗夫斯基在教学中反对烦琐的哲学，在教学方法上非常有独创精神，安托沙被他深深地吸引住了。
波克罗夫斯基酷爱文学，他在课堂上经常就哲学、历史和文学问题发表议论，大谈普希金、莱蒙托夫、歌德、莎士比亚……
波克罗夫斯基按希腊文把安托沙的“契诃夫”读为“契洪特”，当他发现安托沙是个很有幽默感的天才时，就建议他去阅读莫里哀、斯韦夫特、谢德林等大师的著作。
有了这样一位引路人，安托沙也尝试着开始写小品和诗歌。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诗中对季雅科诺夫进行了辛辣的嘲笑和讽刺，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统治压迫的反抗。这首诗在学校里立刻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同学们开始争相传阅他的作品。
随着作品数量的增多，安托沙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与其向他们投稿，还不如自己办个刊物什么的好。”于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主办了一份以《口吃的人》命名的幽默报纸。
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安托沙终于可以自由驰骋于笔端，他以其独到的笔触，满怀激情地把身边熟悉的一些典型现象和事件刊登出来，呈现在读者面前。
安托沙没事的时候就到城里四处闲逛。他对一切都是那么感兴趣：一只翘着尾巴游荡的狗；一家人在棺材后面痛哭的出殡行列；装卸工人的争吵；酒醉人的痛哭；怀抱婴孩的乞讨妇女；吆三喝四的店铺老板等等，这一切都是他一天中值得回味的事情。
当夜色降临，人们都已进入梦乡的时候，他喜欢躺在床上，独自遐想。他的思绪就如同回到了街上，眼前出现见过的一个个面孔，一个个表情。
他还常去公墓，辨认墓碑上的碑文，思考在这里安息的数百个陌生的人，生前有着怎样的人生，怎样的命运。
他把一切生活中的所见所感全都写在了文章里，在文章中他观点鲜明，却不失讽刺和幽默的风格。《口吃的人》不仅在学校里大受欢迎，而且还传到了校外，整个塔干罗格城的人都知道了巴维尔家的老三办了一份幽默的娱乐报纸。
1875年，契诃夫一家迁入了新居，新屋子是巴维尔在安托沙的祖父留给他的一块地皮上建造起来的，位于康托尔斯卡亚大街。
为了把房子盖得像样些，尽管巴维尔事先已经精打细算了，但还是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而且他还向地方信贷互助社借了500卢布。为了还钱，他们把一部分房子租给了商业法庭的一个小职员加布里埃尔·帕尔芬季耶维奇·谢利瓦诺夫。
6月的一天，安托沙应邀去谢利瓦诺夫的兄弟家度假。那一天，天气炎热，走在路上，身上脸上都是热汗。安托沙实在受不了这鬼天气，他在烈日下跳进了冰冷的河水里游起泳来。
由于河水冷凉，加上在驿站整夜都没有睡好，安托沙得了急性腹膜炎，被送回了塔干罗格。这个病为他留下了一生都折磨着他的痔疮。
他在语法学校校医斯特兰夫的精心照料下，身体慢慢痊愈了。从此，安托沙发誓将来要做一名医生，来减轻更多病人的痛苦。
这年7月，19岁的亚历山大由于无法忍受父亲的独断专行，在与父亲吵翻后，孤身一人去语法学校校长家里当上了家庭老师。
巴维尔知道后怒发冲冠，他写信对亚历山大进行斥责：我很遗憾，你这么早就忘记了你的父母，我们可真是一心扑在你身上啊！为了养育你，我们不惜钱财，不顾身体。今后，我只要求你一件事，把你的性格改一改！对我们尊重一些，你自己也要懂得自爱。
亚历山大早就听厌了父亲的这些训斥，当他出色地通过了毕业考试后，没有征求父母意见，毅然去莫斯科大学读了数学系。
与大哥一样，17岁的尼古拉中学还未上完，也决定跟哥哥一起去莫斯科，1875年8月，他考进了莫斯科美术建筑专科学校。
巴维尔对两个逆子的大胆出走束手无策。
安托沙非常想念两个哥哥，经常与他们通信，诉说他们走后，父亲的严酷专制都强加在他一个人身上。并把《口吃的人》寄给两个哥哥。但是，亚历山大对《口吃的人》评价得一无是处，百般挑剔，他9月份给父母写信说：请告诉《口吃的人》的作者，他的报纸不再像以前那样令人感兴趣了，它缺乏趣味。
安托沙的创作热情受到了严重挫伤。
家业破产独守故乡
巴维尔虽然也竭尽全力，很精心地料理着店铺，但是收入却越来越少，甚至连盖房欠款的利息都付不起了。他不得不写信向莫斯科的亚历山大诉苦：赚的钱一天比一天少，我忧心忡忡，失去了勇气，你妈妈和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唉，老老实实地赚钱是多么难呀！
而亚历山大回信却说，他们兄弟俩在莫斯科更可怜，穿着破旧的衣服，天天饿着肚子。
后来，巴维尔交不起孩子们的学费，只好让他们待在家里。10月10日，叶甫盖尼亚写信给两个儿子说：安托沙和伊凡已经有一个星期没去上学了，学校要我们交钱，我们无法交付，昨天你爸爸去学校找校长谈了，他们同意伊凡可以不交学费，但是安托沙仍要留在家里，为了他和玛丽雅，我们必须交42卢布才行。我真的十分忧伤。
就在两个哥哥去莫斯科求学的第二年4月份，小杂货店在巴维尔的不善经营下，终于破产了。
巴维尔担心由于债务问题无法解决而被关进监狱，于是就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1876年4月3日，他瞒着家人，一个人偷偷地坐上了逃往莫斯科的火车。
逃亡的路显得那么漫长。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度过每分每秒，恨不得赶紧逃离这一切。
在车上，巴维尔极力地躲避着人们的视线，生怕被别人一眼就认出来，就好像人人都认识他似的。然而，最让他担心的还不只这些。
早些年的时候，他对待儿子的态度非常蛮横，时常不分青红皂白地训斥两个大儿子。现在，他落到这种地步，儿子会怎么对待这个已经年过半百、胡子花白而一事无成的父亲呢？
父亲出走以后，放高利贷的人几乎天天上门逼债，留在塔干罗格的孩子中，也只有安托沙能够帮助和安慰母亲。
母亲迫于无奈，只好开口向朋友们求救。但此时境况已经与以往不同了，他们一个个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连个人影儿都见不到。就连安托沙的亲叔叔也婉言回绝，推说手头拮据，掏不出一分钱来帮助他们。
就在这时，新屋的房客谢利瓦诺夫趁机用一种欺骗的手段，只用了500卢布就获得了契诃夫家的房产权。
房客所给的价钱，还不到房价的1/3。从此，在契诃夫家的大门上，钉上了一块写着别人姓名的铜牌。
家具也不得不拍卖了，于是叶甫盖尼亚只好在7月23日带着伊凡和玛丽去了莫斯科，只剩下安托沙还留在塔干罗格完成中学学业。
安托沙沦落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谢利瓦诺夫——房子的新主人——出于过去的交情，只给安托沙留了一个角落居住。
为了支付自己的食宿费用，安托沙不得不给房主那个侄子皮埃尔·克拉夫佐夫当补习老师。
安托沙本来想拒绝这个掠夺了父母财产的人，但为了能完满地完成学业，他也只好接受条件，面对现实。
他很清楚目前的处境，只有自食其力，才能继续生活和学习。他想，等3年后拿到了文凭，就可以去莫斯科上大学了。这年，他还不到17岁。
他总算获得了向往已久的自由。然而，在这里，他再也看不见母亲的慈爱容颜，再也听不到兄弟们的欢声笑语，他又感到无限的寂寞和惆怅。
他在自己寄居的角落里，留下了一些值得回忆的东西：功课表、一个没了头的洋娃娃，还有墙上写着的歪歪斜斜的“尼古拉是傻瓜”……
追求已久的自由生活总算开始了，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屈辱和贫穷。安托沙不但要过着赤贫的生活，还要饱受着人们对他父亲破产和出逃的嘲笑与指责。
但是，任何困难都压不垮他。他下定决心，独立谋生，打工糊口，保持着自己做人的尊严。他很能吃苦，也勇于承担责任，能为朋友牺牲自己的一切。他靠做家教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学业，每个月可以挣到3卢布。
但是，为了这3个卢布，他必须步行许多路到城郊的家教馆去。秋天，郊外的路泥泞不堪，安托沙连一双厚鞋都没有。于是，他只好用破布包着脚去讲课。硬草根和尖利的石块经常把他的双脚扎破，流出血来。泥水的浸泡，更让人疼痛难忍。
但年幼而坚强的安托沙对这一切都默默地承受着，家教馆的家长和学生们都为他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而感动，就连谢利瓦诺夫也不得不尊重他，逐渐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他了。
因为谢利瓦诺夫在面对安托沙的时候，良心上总有些过意不去。这个不到17岁的年轻人沉静平和，谦恭有礼，态度直率，使他每当面对这个少年时，总也骄傲不起来。
安托沙一边读书、打工，一边抽时间到图书馆里去阅读更多的经典：比彻尔·斯托夫、叔本华、洪保德、雨果、塞万提斯、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别林斯基……现在，他有更多的自由去思考，自身的文学修养也提升很快。
在这段艰苦孤独的岁月中，安托沙尤其对叔本华的哲学领悟最深，他用叔本华的话来激励自己：“是的，人不能低声下气地活着，要有骨气与尊严。”
而他从塔干罗格写给家人的信，全是一些开玩笑的话，这让母亲感到十分恼火。
1876年11月25日，叶甫盖尼亚在给安托沙的信中责怪说：我们收到你寄来的两封信，全是玩笑和文字游戏……
她不理解，其实这种幽默正是一个人在最倒霉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坚强和自重。
安托沙不但要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交纳学费，而且还得帮助陷于困境的家庭。
叶甫盖尼亚在离开塔干罗格的头一天晚上，曾嘱咐安托沙在她走后卖掉家中仅有的几件东西，把变卖的钱寄到莫斯科去，并且要求他再添上一点自己挣的钱补贴家用。
在迟迟没有接到安托沙寄来的钱后，母亲写信催促说：那些天，我们家只剩下4个卢布用来吃饭和买灯油。我们等着你寄钱来，日子太难过了。也许你不相信我们所说的情况，玛丽雅没有皮袄，我没有毛皮鞋，我们只好待在家里，我也没有缝纫机做活挣钱。我们睡在冰冷屋子里的地板上。明天是26号了，不管从哪儿借，也要交付13个卢布的房租，否则房东就要撵我们了。真是烦死人了。快点来信，看在上帝的份上，快点把钱寄来吧！别让我愁死了……
同时，大哥亚历山大也来信说：我们的生意很不景气，父亲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人也衰老了；母亲像支残烛，一天天熄灭下去，妹妹卧病在床……我们把老本吃光了。没有别的事，全是老问题，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去典押了……
当安托沙读完这些信，他的内心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真是心如刀绞。
他立刻卖掉了家里留下的所有家什，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钱寄给父母。他又到处去给人家补习功课，想尽快多挣些钱来寄到莫斯科的家里。
支撑家庭危机
1877年复活节假期，安托沙收到了亚历山大寄来的一张去莫斯科的火车票，于是马上到莫斯科去探望家人。
莫斯科是多么美丽而文明啊，安托沙心中一直对它无限向往。但是，他们一家的生活却很惨。
一家人租住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而且是一间比街面更低的又小又暗、又潮又冷的半地下室。从小小的像通气孔的窗口望出去，看不到阳光和天空，只能看到大街上来往行人的腿脚和路面上飘来飞去的纸屑灰尘……
安托沙感到无比压抑，然而家里的状况则更让他伤心：父亲仍然失业，整天烦躁，脾气更坏了；母亲仅仅半年多就有了白发，脸上多了许多皱纹；14岁的妹妹玛丽雅无钱上学，待在家里打理家务；还不到12岁的小弟米舍尔穿着单薄的衣服在莫斯科的冰天雪地里为生活而奔波；两个哥哥在外面教点书，替别人抄抄写写，合伙出点小画报挣点钱。但是，他们经常在外面喝得大醉，回到家里就和父亲争吵，而对家里的困难则不闻不问。
莫斯科之行，使安托沙心里更焦急和难过。他回到塔干罗格后，更是努力四处给人补课。
安托沙很穷，但当他知道有一个同学比他的生活还苦的时候，便主动提出两人轮流去教学馆，平分一个月3卢布的所得。
房东的侄子皮埃尔是安托沙的学生，对他很好，皮埃尔的父亲是顿河流域的地主，每年暑假皮埃尔都邀请安托沙到自己家的庄园度夏。安托沙在那里学会了打枪、狩猎和骑马。而且，在那里他还看到了开挖煤矿和修建铁路，听到了吊桶落在矿井的声音和火车的“隆隆”声响，并且还亲眼看到过货车车厢与火车头脱钩溜下坡去的场面。
中学的最后3年，安托沙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读书，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广泛涉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甚至向大哥索取大学的理科教材。
在思想的迅速成长时期，安托沙更醉心于音乐和戏剧，经常到市立公园听免费露天音乐会。安托沙往往在树影花丛下欣赏一支支世界名曲。
在独立生活的3年中，安托沙写了不少习作，登在学校的杂志上，他还把这些作品寄给两个哥哥，征求他们的意见。
安托沙从不抱怨，他认为自己前进的道路上铺满了玫瑰，他不仅坚持自我教育，而且也特别注意关心教育自己的兄弟和妹妹，从思想上去教育开导家人，使他们成为独立自主的人。
1879年4月，他给14岁的小弟米舍尔写了一封信，可谓用心良苦、语重心长：亲爱的弟弟米舍尔：正当我心情十分沮丧，倚在大门口打呵欠时，接到了你的信。从这一点你可以想象这封信是多么受欢迎，它来得太及时了！你的字写得很好，而且全篇信里也找不出一个语法错误。但是，你的信有一点我很不喜欢。你为什么把自己说成是“微不足道的渺小的兄弟”呢？你知道吗，应该在什么地方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呢？在上帝面前，在智慧、美和大自然的面前，可能是渺小的，但不是在人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你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你是诚实的人，难道不是吗？因此，你要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诚实的人。要记住，一个诚实的人从来就不是一个渺小的人。别把谦逊和自卑混为一谈。你在看书，这很好啊！保持这种良好的习惯吧，日久天长，你就知道这个习惯的作用了。你读读下面几本书吧：《堂吉诃德》，好小说，人们几乎把他和莎士比亚并列。如果我的兄弟们还没有看《堂吉诃德》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那我一定要劝他们读读。如果你想读一本生动有趣的游记，那就去读冈察洛夫的《巴拉达号战舰》吧……
后来，安托沙在寄给大哥亚历山大和二哥尼古拉的一封信中，强调必须克服自己小市民的自卑感。因为他知道，从祖父那辈到父亲这种状况，都难免会加深兄弟们心中的自卑感。而他要努力彻底消除他们兄弟们身上的这种习性：必须克服小市民的习性，必须有意志力，必须为此日以继夜地劳动，不断地读书和钻研，才能把自己身上的奴性挤出去，一点一滴地挤出去。我们的周围是一个十分阴险狠毒的世界，在这种生活环境中，不尊重自己，奴性十足，忍气吞声的人，生活是多么糟糕和无聊！
安托沙怀念母亲，在给母亲的信中，总讲一些好听的笑话，想以此尽量使老人振作起来，减轻点儿精神压力。
而作为一位慈爱的母亲，叶甫盖尼亚除了对儿子寄予希望的轻责之外，更多的还是表达对身在故乡、孤苦伶仃的儿子安托沙的深切担心与想念之情：你快来吧，我每时每刻都祈求上帝让你早点来。你赶快中学毕业到莫斯科来吧，我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而且一定要进医学系。我再说一句，安托沙，如果你真的热爱劳动，莫斯科是永远不愁找不到工作的。我总觉得只要你一来，我们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了。
巴维尔却和妻子不一样，他已经对几个儿子完全失望了，说：“安托沙来了也会和他两个哥哥一样，成天只知道出去游荡，一点儿正经事也不干。”
叶甫盖尼亚坚信安托沙是个好孩子，她大声反驳丈夫说：“安托沙和亚历山大、尼古拉不一样，他不会出去乱窜，他爱劳动！只要劳动，在莫斯科就能挣到钱！”
接到母亲的信后，安托沙深深地感到了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
1879年夏天，他以优异的成绩中学毕业。但是毕业后，他却没有急着马上就去莫斯科。而是在塔干罗格城四处奔了一个夏天，请求市政府能够给他发放十分难得的奖学金。
这种奖学金每年只有一个名额，它是由塔干罗格市特殊设立的，由塔干罗格市参议会发放给在中学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将继续在高等学校求学的塔干罗格市的学生，每个月25卢布。
安托沙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并加上诚恳的态度和不卑不亢的人格力量，获得了渴望中的奖学金。
而且在开学前，他一次性从参议会领到了过去4个月的100卢布奖学金！
8月6日，安托沙怀着激动和快乐的心情，与两个同学踏上了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一声长鸣，火车载着安托沙的希望和梦想，风驰电掣般地向西驶去。
在市政府签发的正式迁移许可证上，像所有俄国人在更换居留地时所作的那样，他填写了如下各项：
年龄：19岁；头发和眉毛：浅栗色；眼珠：栗色；鼻子、口、颏：无异像；脸型：略长，浅肤色；特征：发下前额有一伤疤。
安托沙把头贴在车窗上，百感交集地望着不断远去的塔干罗格，心里默默地念着：“再见了，塔干罗格！再见了，少年时代的伙伴！再见了，我的故乡！”
下车后，安托沙让两个同伴过两天来找他，自己辗转来到了他的家人挤住的地下室。当他到了家门口下车时，正好迎面碰上弟弟米舍尔坐在门槛上晒太阳。这孩子起先没认出他来：哥哥变化太大了，两年中，一个胖乎乎的少年一下变成了一个细高个的大人，面目清秀，但两颊苍白。穿着一套不合身的破旧服装，戴着一顶太小的圆帽，留着长发，嘴唇上蓄着一撮稀疏的胡须。有点儿像和善的、目光深邃的基督教徒。“基督”用圆润的嗓音低声问： “你好吗？米舍尔·巴甫洛维奇！”
只到这时，米舍尔才意识到哥哥站在了自己面前，他兴奋地叫了起来：“安托沙来了！”然后急忙跑回屋里。
全家欣喜若狂，一起扑向安托沙，拥抱、喊叫。母亲在圣像前画了十字，叫米舍尔去给父亲发电报。父亲很快就回来了。
但是，安托沙一进入那窄小的房屋空间，与家人团聚的欢乐顿时化为乌有。
而且，安托沙也了解到了家里的真实情况：父亲年老体弱，最近刚刚找到一份为纺织厂看仓库的活，一个月30卢布，食宿用掉后就剩不下什么了；亚历山大在外面独自闯荡，时好时坏，本来他不缺少才华和学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机遇展示，从而心灰意懒，借酒浇愁，还学会了撒谎；尼古拉绘画、音乐上很有天赋，但是性情懒惰，体弱多病，而且染上了抽烟酗酒的毛病；伊凡与哥哥们相反，打算当个小学教员，他沉默寡言，勤奋好学，老成持重；米舍尔和妹妹都由于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在家……整个家一盘散沙，没有一个主心骨，死气沉沉，没有一点儿勤奋向上的朝气。
安托沙下定决心：我决不仿效亚历山大，为了个人而置全家的苦难于不顾。我要把这个家支撑起来，拯救我的家庭！
他首先想到：先把父母都接到家里来，他们年纪都大了，不能在外面再干繁重的工作，应该过安稳的日子了；然后给弟弟妹妹交上学费，让他们尽快恢复学业；对两个哥哥，能帮多大忙就帮多大忙，尽力去发挥他们的才能，使他们重燃生活的希望……
一个月后，安托沙用他的奖学金在莫斯科的科波格伊斯基大街租了一栋有5个房间的楼房。这里宽敞明亮，还带有长满树木的花园，阳台前是一大片草坪。
叶甫盖尼亚喃喃自语道：“我早就说过，安托沙一来，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安托沙的到来，不仅仅是带来了100卢布的奖学金和两个寄宿学生每个月60卢布的房租，给家里增添了一些收入，更重要的是他给全家带来了欢乐和力量。
安托沙勇敢沉着地挑起了一家之主的重担。父亲一开始有些不适应，甚至有些失落和生气，但后来只好默认了。但安托沙依然尊重父亲。
安托沙深信说服胜于威胁，他要以自己的行动为大家作出表率。他宣布，一周里他负责一天家务，其他几天由弟妹们轮流负责。对年幼的米舍尔，安托沙则温和地规劝他应该穿着整齐，不要说谎，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公正无私。
渐渐地，安托沙那平静态度所蕴藏的权威征服了所有的人，兄弟们都敬重他，连专横、顽固的老巴维尔也不得不承认，安托沙实际已是一家之长了。
每当家中遇到问题时，大家会异口同声地问：“安托沙怎么说？”“安托沙怎么想的？”
米舍尔常常说：“如果安托沙没有及时从塔干罗格来莫斯科，谁知道我们家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全家以安托沙为中心，休戚与共。”
这样，几周之内，情况就改观了。一直在家中无所事事的米舍尔和玛丽雅分别进入了语法学校和拉伊耶夫斯基女子学校学习。伊凡也为当小教员而刻苦读书。安托沙本人则去莫斯科大学报考医学系一年级。
作家兼医生
不要容忍自己昏睡！趁您还年轻力壮，血气方刚，要永不疲倦地做好事情。——契诃夫首次发表作品
1879年秋天，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遵从母亲的意愿，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
医学系在大学里是要求最严格的，课程很重，比其他系要紧张得多。但契诃夫是个勤奋的好学生，上课、做实验、完成作业都很认真，只是还没有显示出什么突出的地方。
但是，从这年冬天开始，契诃夫就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他一边潜心学习医学，一边抢时间给刊物写稿。
但当时正是俄国历史上最反动、多灾多难的19世纪80年代，列宁称这时代是俄国的“牢狱”。尤其是发生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恐怖主义分子炸死的事件之后，俄国反动势力更是甚嚣尘上，政府也更加疯狂地压制言论自由。
列宁同时也指出：“这个时期也是思想和理智的时代。”
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门捷列夫的著作、列宾的绘画、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等，都对年轻的契诃夫有最直接的影响。
他尤其欣赏幽默作家尼古拉·亚历山大诺维奇·莱金的作品，每次看完都拍案叫绝道：“这才是真正的好作品，既能让人开怀大笑，又发人深省！”
相比之下，自己原来发表的那些小作品只能称为“小东西”，契诃夫于是决心成为真正的幽默文学革新家，他积极向《断片》、《蜻蜓》、《蟋蟀》、《花絮》等幽默刊物投稿。
1879年12月24日，契诃夫写成了他正式的处女作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并用自己当年的老师波克罗夫斯基给自己起的“安托沙·契洪特”作为笔名，与另一篇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一起寄给了《蜻蜓》杂志。
1880年1月13日，《蜻蜓》杂志在“读者信箱”栏内致新作家的一封信中，登载了一则写给他的信：致家住德提切夫18号的安托沙·契洪特先生：尊稿相当不错，我们将发表你寄来的文章。我们为你未来的工作祝福，祝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1880年3月9日，这两篇作品在《蜻蜓》上发表了。20岁的契诃夫把第一次领到的稿费买了生日蛋糕献给母亲，一家人都非常高兴，大家围在一起，还有赶回来的大哥、二哥，围坐在蛋糕周围说笑、品尝。亚历山大站起来郑重地说：“不，安托沙，你听我说。我佩服你的不但是文学上的进步，而且更尊重你的道德高尚，你敢于打破旧的框框，这是难能可贵的，我恰恰缺乏这样的勇气。”
亚历山大接着笑道：“我还写了一首小诗，算是为弟弟表示祝贺吧！”
于是他念道：我们兄弟五个本是一母所生，她把我们送到世上；唯独只有你一个发挥自己的才能，就像花花公子穿着时装那样合身，我在你面前真是不值一文，只好让你荣耀遍体，鹤立鸡群！
这首诗表达了兄弟之间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说明一个真理：光有天赋是不够的，还要像弟弟通过艰苦的劳动，才能使自己的才华放出异彩。
全家人个个听得热泪盈眶。
契诃夫承认，自己一方面是热爱文学，把写作看成是娱乐和享受；另一方面也是因家庭贫寒，把它当做上学和养家的手段。
从此，他除了要学好繁重的功课，还得进行紧张地创作。刚刚写完一篇故事，就要赶紧看教材；从解剖室一出来，马上又得去杂志编辑室……
他的作品越来越多，稿费也逐渐增加了。一天，他郑重地对母亲说：“妈妈，从今天起我来负担玛丽雅的学费。”
叶甫盖尼亚感动地望着儿子，欣慰地笑了：“这就是我的安托沙！”
1880年7月，一年级期末考试结束后，除解剖学之外，契诃夫每门功课都取得了优秀成绩。他离开莫斯科，到朋友和房客津布拉托夫的父亲的夏季别墅度暑假。为了补好解剖这一课，他在房间里摆了一个人头骨，并要求主人的小弟弟为他捕捉青蛙和老鼠。两名大学生就在院子里解剖这些动物，农民们惊奇地围着观看。
为了养家艰苦写作
1880年，契诃夫发表了9篇故事；1881年发表了13篇；1883年共发表了129篇故事、文章和报道。他以写作消遣，但是，他不愿在这些“无聊的文章”下面签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他使用了许多笔名，诸如“无脾脏的人”、“我兄弟的哥哥”、“尤利斯”、“安托沙”等。
由于当时稿费很低，契诃夫必须高产，不停手地写作，才能完成自己对家庭的义务和责任。
另外，契诃夫的写作条件十分糟糕。弟弟妹妹喜欢交朋友，来家做客的人络绎不绝，有的还吃住在这里。经常可以听到“钢琴与民歌齐飞，碰杯与争吵一色”的场景。
有时，隔壁来做客的孩子在啼哭；而父亲则在另一间房子里大声为母亲朗诵《被感动的天使》；有人打开了留声机播放《美丽的海伦娜》；他的床被一个来做客的亲戚占用了。那位亲戚总是没完没了地缠着他，跟他谈医学：“隔壁那个孩子可能是肠绞痛，所以哭个不停。”
契诃夫对好朋友、同学德罗希抱怨道：“这是天下少有的文学创作环境！我真想躲到乡下去。”
德罗希就劝他：“既然环境这么差，那就少写点儿嘛，不要这么拼命嘛！”
契诃夫叹道：“我必须不知疲倦地写呀，德罗希，你是知道的，全家人就指靠着我来供养，我的确是为了养家才写这些供人消遣的玩意儿的。所以它也无情地折磨着我的良心呢！”
不过，契诃夫虽然称他是“非文学性工作”，但其实他的每篇文章都是很认真的。因此，他的每篇作品一经登载，读者便争相抢购，先睹为快，刊物的老板也为此大挣了一笔。
靠稿费养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往往为了区区几个小钱踢坏了编辑部的门槛儿。
有一次，他让弟弟米舍尔去央求一位杂志主编付给他拖延了许多时间的3卢布稿费，而那位主编拿不出钱，还阴阳怪气地对米舍尔说：“钱暂时没有，这样吧，也许你哥哥愿意要张戏票吧？或者买条新裤子也成？那就上丘林成衣店买一条裤子，记在我账上好了。”
主编这侮辱性的话，引起了编辑室里一阵哄堂大笑。
米舍尔气得满脸通红，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把门一摔，委屈地走了，回到家，流着泪对三哥讲了所受的奚落。
还有一次，他的小说《他明白了》寄给杂志社，该杂志编辑说：“如果您不索稿酬，我们会乐于发表。本刊资金有限，因此只有重要论文才付稿酬。”为了以后发表“重要的论文”，契诃夫只好“不索稿酬”发表了那篇小说。《蜻蜓》杂志的主编一向态度傲慢，而且稿费也很抠，不仅标准低，发放稿费时还像施舍乞丐小钱一样；此外他们为了炒作，还在《读者信箱》里对契诃夫的作品过分挑剔，写一些讽刺挖苦的话。
想到这些，契诃夫的心被严重地刺伤了，他决心以后不再向《蜻蜓》杂志投寄任何稿件。
巧遇莱金加盟《花絮》
1882年10月的一天，天气晴朗，人们纷纷走出户外，感受大自然的清爽。莫斯科红场明媚的阳光下，走着来来往往的人们。
契诃夫和二哥尼古拉也随着人流在街上闲逛着。
与《蜻蜓》脱离了关系之后，契诃夫暂时停止了写作。他一边认真在学校学习医学，一边抽空深入到街区和教堂、医院等处，体察民情，创作了大量的“札记”。
尼古拉像亚历山大一样令契诃夫担心，他才华横溢，但是性情懒惰，工作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常常饮酒作乐。
契诃夫很喜欢二哥，不愿过多责备他，但看到他这样浪费才华又十分失望，只得劝他：“应该努力工作、读书……砸碎你的伏特加酒瓶吧！”
契诃夫正与二哥边走边聊。忽然一辆豪华马车在他们身边停下了，一个年轻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喊：“喂！安托沙！”
契诃夫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好朋友，他也与对方打招呼：“嘿，你好啊，帕尔明！”
帕尔明是一位青年诗人。他跳下了马车，接着，马车上又走下一位很有派头的绅士：大腹便便，油黑的胡子，红光满面，神采飞扬。
帕尔明随即对那人介绍说：“这就是我常说的契诃夫兄弟俩，他们都很有天赋，一个能写，一个善画。”
帕尔明又回头向他们兄弟介绍：“这位就是《花絮》杂志的社长兼主编尼古拉·亚历山大诺维奇·莱金先生。几分钟之前，莱金先生还说让我为周刊物色几名有才华而又不苛求的合作者，正巧就碰到你们了！”
契诃夫惊喜地说：“啊！原来您就是圣彼得堡大作家莱金先生？我早年就拜读过您的大作，曾经对我很有启发！”
莱金微微一笑：“你就是给《蜻蜓》撰稿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吗？”
契诃夫真诚地说：“不错。但是现在我已经与他们分手了。”
莱金故作惊讶说：“哦，是吗？那这样，咱们别站在大街上了，找个酒馆好好聊聊，走吧，我请客！”
他们走进了一家豪华大酒店，沿着地毯上到二楼的一个单间里。
几个人边吃边聊。契诃夫注意到，坐在对面的莱金吃香肠、喝啤酒时，大胡子和耳朵都在颤动，他那肥大的整个面孔也参加了咀嚼运动。
契诃夫对莱金直言道：“我在塔干罗格图书馆读到过您的作品。现在也知道贵刊在幽默杂志中是最正派的，保持着自由派的本色，并且还有适当针砭时弊的风格。”
这直言不讳的评价，使莱金马上对契诃夫产生了兴趣，他高兴地说：“适当针砭时弊？嗯，概括得好，我自己都还不曾意识到呢！唉，在当前政府对出版行业的重压之下，能有‘适当’也相当不易了。而且还要适应不同的读者群口味，否则也是难以生存啊！”
契诃夫边听边点头表示深有同感，嘴里喃喃道：“要保持‘适当’还要努力‘适应’，嗯……”
莱金点燃了一支雪茄，进一步开诚布公地说：“若想存活，就必须避开压力，只去选择一些细微、琐碎、偶然的事情，这样谈起来……”
契诃夫接口道：“……就自由、放松多了，可以去谈谈戴绿帽的丈夫啊，缺斤少两的商人啊，醉酒闹事的官吏啊，还有假日的郊游、婚礼、宴会等故事。”
莱金兴奋地吸了一口雪茄，在烟雾缭绕中说：“正是，正是，就像你写过的那篇《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中讽刺的一样，虽然无聊，但是却无伤大雅，都是为了生存嘛，有什么办法？”
契诃夫笑了笑没再说话。
而莱金却以一个商人的嗅觉，觉察到这个机智、幽默的年轻大学生，正是自己所需的人才，他决心把他招在自己旗下，避免被别的竞争对手抢去。
莱金向契诃夫说道：“年轻人，我就开门见山说了。你现在既然已经与《蜻蜓》脱离关系了，而我眼下正需要您这样有才华的人，你不妨考虑一下加盟我们《花絮》？”
契诃夫心里十分高兴，不过他已经有了经验：“那我也不客气了，想先听听条件。”
莱金吸尽了最后一口雪茄：“是这样，我需要一些短小精悍、趣味浓厚、轻松诙谐的故事。内容任您自由发挥，但最主要的一点是不能让审查机构抓住把柄，因此任何会使读者埋怨当前艰难时局的主题都要排除在外。至于稿酬嘛，暂定每行字8戈比，即每篇文章4卢布至5个卢布，以后有可能还会提高，怎么样？”
契诃夫求之不得，这比他从前在《蜻蜓》所得的稿酬要高很多！
莱金摆了摆手又说：“我看这样吧，干脆开辟一个《莫斯科生活花絮》专栏，就由您来负全责。”他看了一眼契诃夫，“不过这要有大量的稿件，否则就会出现空档。”
契诃夫欣然应承道：“您尽管放心好了，假如有一个晚上我心情好的话，写出的东西足够《花絮》用上一个月的。”
莱金不由喜上眉梢：“好极了！嗯，尼古拉也进来好了，你们兄弟是黄金搭档嘛，就由你为弟弟的作品作插图，或者为刊物画些漫画。”
尼古拉喜形于色：“太好了！”
双方于是达成协议，在签订合同时，特意加了一条：契诃夫必须将自己最好的作品寄给《花絮》。
从此，契诃夫兄弟俩共同供职于一家杂志，也经常一起活动。
这年假期，他们回塔干罗格探望亲友。到达塔干罗格后，正巧赶上他们舅母的弟弟结婚，于是两个远来的贵客便被拉去当傧相。
婚礼上，主婚人、新郎的哥哥布洛达是个殷实的布商，婚事办得相当排场，相当有商人气派。
而两个调皮的傧相又是笑又是闹，尽情嘲弄了俗不可耐的婚礼和婚礼的参加者。
客人当中有一个叫波波娃的音乐学院女学生，她对那种小市民气息十分反感，便悄悄来到钢琴前，弹起舒伯特、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来。
契诃夫注意到了这优美的乐曲，他坐在一旁倾听。然而主人布洛达对这种曲子并不欣赏，他走到桌边将八音盒打开，想用八音盒放出的平庸曲调来压倒钢琴的乐曲。
当布洛达一走开，契诃夫就不声不响走过去把八音盒关掉。
过了一会儿，布洛达又过来打开了八音盒。契诃夫朝波波娃使眼色，示意她继续弹下去。等布洛达一走开，他就又把八音盒关掉了。
契诃夫在这场热闹的婚礼上，始终充当着一个调皮鬼的角色。
回到莫斯科后，契诃夫根据这次故乡之行，尤其是那场婚礼，与二哥尼古拉创作了大型漫画《结婚季节》。
漫画辛辣地讽刺了婚礼的主人和那些大吃大喝的客人。后来这幅画发表在幽默刊物《观众》上，塔干罗格的亲友从这幅漫画的众多人物形象中纷纷认出了自己，不由瞠目结舌、啼笑皆非。
突破陈规大胆创新
契诃夫与《花絮》达成协议后，以极大的热忱恪守自己的诺言。他不久就寄去了自己的第一篇稿件，但却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可惜太长了，文章结构很好。很久以来，我们就期待同你合作。请写得更短些，你会得到更慷慨的稿酬。
契诃夫毫不气馁，他给圣彼得堡寄去了第二篇稿件。1882年11月20日，就高兴地在《花絮》周刊上读到了署名“契洪特”的散文。
从这以后，契诃夫发表的作品越来越多。后来，他主持的《莫斯科生活花絮》专栏中，生动地描绘了莫斯科街头巷尾、医院诊所、法庭内外、饭馆酒吧、戏院剧场的所见所闻，报道了社交场合的传闻趣事以及文学、音乐、艺术等各界创作生活的新闻。
虽然他一直没用自己的真名，但他的朋友却对他说：“写这个专栏的人一定住在圣彼得堡，但他怎么知道这里的消息呢！真是天才！”
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使他生气，但为家庭生活所迫，他又不能不勉为其难。
一个午夜，莱金在参加酒会之后，乘车回家经过《花絮》杂志社，突然发现楼上的灯还亮着，于是便停车下来，走进去看看。
莱金站在二楼走廊里，隔着窗户向里望去：只见契诃夫坐在编辑室的一个角落里，正聚精会神地奋笔疾书。他写完一页，就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夹起来抛到桌边上，已经堆了一大堆。
莱金默默地站了很久。
莱金看中契诃夫是棵摇钱树，这是一位勤奋、机敏的多产作家，必须把他垄断在自己的手中：“要盯紧点，如果被竞争对手抢去，那可是很大的损失，嗯，要想稳住他，就只好一点一点地提高给他的稿酬。”
莱金悄悄地离开了杂志社。
有一天，莱金看完“契洪特”的短篇小说《艺术品》，惊喜地给契诃夫写信说：不错，这正是我所期盼的，适合《花絮》的标准作品！给幽默刊物就是要写这样的小说。
莱金想紧紧地控制契诃夫，他想把这位年轻的撰稿人死死地挤进《花絮》的传统框框里。《艺术品》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思想性，除了一些滑稽可笑的情节闪耀着契诃夫式的文采之外，别的没有什么。但莱金却说：“我可不期望你的稿子里还有点儿别的什么东西，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契诃夫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持续被迫去写一些华而不实、空洞无物、题材杂乱的东西，他随时可能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他有时也对莱金的纯商业性要求表示不满，然而最让他感到恼火的一点是，他的文章被严格地限制在100行之内。
于是契诃夫给莱金写信说：我也极力主张写短文。如果我主办一份幽默刊物，我同样会将一切冗长的文字删去。但是，我也得承认，你们关于“从某处开始到某处结束”的规定使我相当苦恼。我选择了一个题目，坐到桌前准备动笔，但刚写了第一行字，就不得不开始考虑“文章不得多于百行”的规定。我尽量压缩、筛选，大刀阔斧地删节。有时候，作为一个作者，我本能地对自己说，这样做既破坏了文章的内容，也破坏了文章的形式。经过一再压缩和删节，我开始计算行数，我数到100行，120行，140行，我害怕了，我无法寄出这样的文章。因此请求你们，给我写120行的权利吧！
而且，当莱金发现，“契洪特”作品中那些无关痛痒的笑料，慢慢变成健康的笑料，后来又变成严肃的主题，甚至发出了各种各样“小人物”的呼声。他一下子慌了：“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不能让他打破《花絮》的旧框框，他只能按我要求的去做。”他告诉契诃夫：“讽刺、漫画、奇想、怪念在这里都有用……把这些恶作剧写得越蠢越好。”
对此，契诃夫也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短小精悍、轻松愉快的文章，只要很轻松，合乎杂志精神，即使包含一点深意，加上一点抗议，我看，读者读起来还是会令人高兴的，也就是说，不会变得枯燥乏味。
说实在的，搜集趣闻困难重重，有时你去寻找笑料，只顾追求幽默，胡乱写出的东西却令人作呕。因此，不管你愿意与否，我不得不写些严肃的东西。
在契诃夫的一再恳求下，莱金同意他在周刊上刊载几篇较为严肃的作品。为此他有些担心：“习惯于幽默趣味的读者会有什么反应？”
而读者越来越喜欢“契洪特”的短篇小说，他们对他的作品简直入了迷，可以从中领悟到意外的深意，体验出一种奇妙的感情。
契诃夫经过与莱金的巧妙周旋，给《花絮》的传统风格文学小品注入了严肃文学内容。在低格调的框框之内，写出了高格调的文学作品。
当短篇小说《漫不经心》落到莱金手中时，这位曾经以短篇小说而成名的作家终于折服了：
这的确是一个“可爱的小东西”，亲爱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也许这是文学体裁的“革命”，我落伍了。我承认，我往日的风格已经变成了契诃夫的风格！你终于挤出了丑小鸭群，成为腾飞的白天鹅。
契诃夫与莱金两人的书信来往甚勤，他们深深地相互了解，而且也能够彼此容纳对方的差异。
但是，莱金总不免带着几分妒忌的心理监视着契诃夫，如果他在别的杂志上看到“契洪特”的名字，心里便老大不高兴。
但是契诃夫却并没有打算放弃其他的投稿园地，他写信告诉莱金：我一个冬天晚上所写的稿，就能让你用上一个月，还绰绰有余，我写稿又不只是一个晚上的事。我写得很多，我不能不想办法“推销”，是不是？我每个月都必须赚到150卢布至180卢布，才能维持生活，如果仅仅依靠《花絮》，所拿到的稿费，恐怕要餐风饮露了。
探索新的表现手法
契诃夫用各种笔名发表了许多精彩的小说，但并没有谁知道“契洪特”就是他。认识他的人，只知道他在给一些幽默刊物写点小东西。总之，他的写作没有受到周围的重视，他的名字也很少为人所知。
有一天，契诃夫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作家加尔申昨日扑向飞转的旋梯自杀身亡，时年32岁。
契诃夫一下就被震惊了，加尔申是他的好朋友，他一直很欣赏加尔申的幽默短篇小说。
契诃夫伤心而又愤怒：“都是无情的社会现实把他害死了！唉，他是多么善良的人啊！”
当时，在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下，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人民更加痛苦不堪。在全国青年学生运动的影响下，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们也纷纷集会。契诃夫冷静而敏锐地觉察到，当时对社会生活表面上有影响的政治流派——伪善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堕落的民粹派都很软弱，他们不能改变苦难的俄国现实。
尤其是文化界，在高压政策下死气沉沉，毫无生气，使很多有才华的人消沉、堕落下去。他们看不到希望，在苦恼中憋闷、彷徨，最终走向毁灭。
加尔申是一个性格脆弱敏感的人，他就是在这“上帝诅咒”的时代患上了精神病。
而把契诃夫引入《花絮》的好朋友帕尔明，也沉迷于酒精的麻醉而不能自拔。因为他被检查官诬蔑为“红色分子”，指控“他的字里行间充满着毒汁”。
契诃夫去看他，帕尔明抱着酒瓶，红着眼睛对着契诃夫说：“哈哈，真是笑话，‘充满了毒汁’的‘红色分子’。我是多么善良的人，安托沙你是知道的，我待人宽厚，他们反过来如此待我。那好啊，我从此扔掉我的笔，谁能写就让谁写去吧！”
当时在莫斯科大学许多优秀学者，如查哈林、斯克里法索夫斯基、季米良泽夫等，都是在俄罗斯科学界引以为骄傲的人物。他们以其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渊博的学识、精湛的讲授和炽烈的工作热情，深深地吸引了广大的青年学生，并在思想上和道义上给学生留下良好而深远的影响。
契诃夫就是在季米良泽夫教授唯物主义世界观影响下，逐渐由一个政治生活的旁观者，转变为民主主义的拥护者。
契诃夫尊重科学，密切注视科学领域内各个方面的新成就。在谈到医学与文学的关系时，他说：
我相信，学医对我的文学事业有着重大影响。它大大扩展了我的观察范围，充实了我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我的真正价值，只有自己是医生的人才能了解。
学医还有一种指导作用。大概由于接近医学，所以我才能避免犯许多错误。因为熟悉自然科学和科学方法的缘故，我总是加倍小心。如果可能，我就竭力考虑科学的根据，如果不可能，我宁可一字不写。
契诃夫在《花絮》里苦苦挣扎，努力冲破传统框框，改革旧风格。
当时，莱金虽然默许了“契诃夫风格”，但还是努力在形式上把他框住。这使契诃夫感到很为难。
于是他努力形成了简练、明确和活泼的文风。契诃夫那种在小小的篇幅里展现丰富、深刻的内容，提出巨大而重要的问题的本领，也是在这期间锻炼出来的。这显然要比幽默刊物的其他作者高明许多。
而契诃夫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的小小说可以容纳中篇乃至长篇小说的内容。他的故事在逗人发笑之余能引人深思，在与其他幽默小品似乎没有什么区别的形式之内，蕴藏着某种为其他小品所无法比拟的深邃的东西。
契诃夫的格言是：
短——是才能的姊妹。
写作技巧——就是缩短的技巧。
写作的才能——简洁。
要善于长话短说。
写了再删，写了再删。
写作的艺术，其实不是写的艺术，而是删去败笔的艺术。
这既是契诃夫在真实生活中磨炼的心得，更是他探索出的新的文学表现手法。
一边行医一边创作
从1883年起，契诃夫试验了各种文体类型，但并没有任何严肃的意义，他不满足于自己只是一名幽默的作家，觉得自己好像小丑一般，仅在于博得别人一笑。
其实，他这时的作品已经与当年专门供市民们消遣的众多滑稽的故事截然不同了。把幽默与讽刺、喜剧与悲剧融合交织成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是契诃夫对文学的又一革新。
1884年夏天，契诃夫结束了大学生活，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时，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梅尔帕米娜的故事》也出版了。这是对契诃夫具有重大意义的两件事。《梅尔帕米娜的故事》共收集了发表过的6篇短篇小说，署名仍然是“契洪特”，二哥尼古拉为其设计了封面。
这时，母亲关切地问契诃夫：“安托沙，你毕业后打算怎么生活？你这么投入写作，是不是要弃医从文了？那你这医学博士不是白学了。”
契诃夫笑着回答母亲说：“妈妈，不会的，你放心好了。医学是我的‘合法妻子’，文学不过是我的‘情人’罢了，我永远不会放弃医学，而文学则终究是要与它分手的。”
此时，契诃夫想按照自己深藏的愿望生活：以写作为挣钱手段，以治病为职业。
早在毕业之前，契诃夫就在给大哥的信中说过：我现在出了名，我的文章有人评论。我的医术也在进步，我学会了治病救人，可我自己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恐怕没有我不了解的疾病。很快就要考试了，如果我能升到五年级，那就意味着“苦尽甘来”了。我是新闻记者，因为我写了许多文章，但是我不会以记者为终生职业。如果我还继续写文章，那将是躲在角落里偷偷地写的。我将致力于医学事业，那是我成功的唯一道路……
而且，契诃夫也确实对医学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去医院参观实习，观看各种手术，同时还为自己的穷朋友们看病，分文不取。他曾多次为作家波普多格洛治病。为了酬谢契诃夫，波普多格洛在逝世前将其大量藏书赠给了他。
叶甫盖尼亚却说出了另外一番话：“安托沙呀，你也不要说得那么绝对了。妈妈在没嫁给你爸爸之前，爱好文学，也写过小说，自从有了你们兄妹几个，忙得团团转，但是，我还是爱看些文艺作品的。”
契诃夫真诚地对母亲说：“妈妈说得也有道理。但我的‘合法妻子’是您给我定下的，您是‘大媒’；但这‘情人’却是我从小青梅竹马的红颜知己，我们两情相悦，难以割舍。”
母亲被儿子的比喻逗笑了，她理解地说：“知子莫如母，我知道你的心思，只是但愿别把4年大学辛辛苦苦学来的医学知识丢了。”
契诃夫胸有成竹地说：“放心好了妈妈，我自己的‘妻子’我当然负责看好。我正准备去沃斯克列辛斯克，去年我在那里度假的时候，结识了邻村奇基诺医院的院长阿尔汉格尔斯基医生。我帮助他照看病人，给他帮了大忙。他还与我彻夜长谈，不但聊医学，还谈论时事政治、文学艺术，现在他那里正缺人。”
叶甫盖尼亚说：“为什么要到你弟弟那个乡村去，乡下条件不如城里好，在城里凭你博士文凭又不是找不到工作。”
契诃夫说：“我正想找个机会多接触一下农民的生活呢，另外，我还可以照顾一下伊凡。”
叶甫盖尼亚知道儿子的个性，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早在1883年时，契诃夫的社交圈子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里程。弟弟伊凡已经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小镇沃斯克列辛斯克教区小学任教。拥有一栋相当宽敞舒适的平房。所以，每年夏天，契诃夫都会到那儿去住，有时母亲、妹妹、米舍尔他们也去。
契诃夫在刚到莫斯科的几年里，几乎是一步都没离开过莫斯科，也许是觉得在莫斯科休息就行了。然而，他这时却想改变一下气氛。
沃斯克列辛斯克使契诃夫尝到了俄国的乡村风味，虽然比塔干罗格要小，但具有许多特别的异国情调，像古堡、外国人以及剧院，契诃夫很为之着迷。城市的生活几乎使他忘记了乡村的情趣。
现在，他又回到了乡村的怀抱，游水、钓鱼、散步、采拾蘑菇。每到傍晚，他和朋友到乡间散步，小孩子们走在前面，大人们便跟在后面，总是说个没完。
当他到奇基诺医院实习的时候，他工作有条不紊，认真仔细，对待病人热情耐心，给院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院长阿尔汉格尔斯基十分赏识他。院长说：“安托沙最可贵之处是具有一个优秀医生应有的品质，热爱自己的病人，病人的精神状态总是强烈地吸引着他。”
那时契诃夫就提出：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医生及周围环境从精神上给病人以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契诃夫这个观点得到了院长阿尔汉格尔斯基的肯定。
1884年6月25日，契诃夫给莱金写信说：现在我算是住进了耶路撒冷新城。从此我可以过上安定的日子了，因为我的口袋里有了医生证书。区级医生安·契诃夫
这年夏天，他以正式医生的身份来到了沃斯克列辛斯克镇，一下就被这里热情的乡亲们围住了。
镇长热情地与他打招呼：“安托沙大夫，欢迎您！”
当年受过契诃夫照顾的农民也喊着：“安托沙医生，有空您再给我看看吧！”
弟弟伊凡和镇长套上马车，送他到奇基诺医院去。一路上，两旁的人们都与他打着招呼。
镇长对他说：“老院长就要退休了，我看你来得正是时候，就由你来接替吧！”
契诃夫看着路边的花草，听着马蹄声和车轮声入了神，风儿掠起他的长发。
镇长见他没有吱声，就着急地一下拉住了马缰：“怎么，安托沙，你不答应？”
契诃夫这才回过神来：“看病做医生我自信没问题，主持工作恐怕不行，我没有一点儿经验。”
镇长“专横”地说：“那有什么，一回生、两回熟，谁不是这么过来的？就这么定了。驾！”扬鞭打马又上路了。
契诃夫同意了，因为他想要更广泛地接触生活。在代理医院领导工作期间，他除了看病，还外出验尸，出席法庭审判，充当医务鉴定人。
有一次，他到乡下去为死于非命的人验尸，尸体放在街中心的一张大桌子上，一群看热闹的人把桌子团团围住。契诃夫把尸体翻转过来时，死人嘴里发出“扑！扑！”的声响。人们以为诈尸了，吓得四散而逃。
后来，契诃夫感到，医院的其他工作既单调，又令人气馁。他每天都要看三四十个病人，有的伤口化脓，有的拉肚子，有的患了肺炎或绦虫病。在这些憔悴的病人身上，他看到了农民的粗俗、无知、酗酒成性，托尔斯泰所歌颂的心地善良、具有大地赋予的深邃洞察力的农民形象到哪里去了？
为了摆脱穷困和乡村庸俗生活的困扰，契诃夫设想了一项庞大的计划：编写一部《俄罗斯医学史》。他想，这样一部论述性的著作，可以使自己在医学界有点儿名气。但是在阅读并注释了100多篇有关著作后，他的热情冷却了，因为他发现自己在这一方面显然缺乏想象力和敏感。
然而，契诃夫对医生和作家都不愿放弃。他热爱写作，但每次病人上门求医的时候，他都热心医治，医生毕竟是他的本行，而且医生的报酬也不错，比如为一位小姐治牙，虽未见效，收入却是5个卢布，为一位来该地度假的莫斯科女演员治疗胃病，收入3卢布。
契诃夫慢慢变成有经验的医生了，他也继续与附近有趣的名人接触，交友渐广，他的朋友中，有著名的学者，以亲斯拉夫民族的历史学家葛罗克瓦斯特夫为代表。麦夫斯基少校是炮科军官，使契诃夫接触到军人社会，这些社交接触，对契诃夫的创作和发展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1884年12月7日，为向报刊供稿和治疗穷苦病人而日夜劳碌的契诃夫突然患病，先是干咳，嘴里有异味，接着就吐血了。
但是等他稍微一好转就立即开始门诊和文学创作。这年底，契诃夫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变色龙》。《变色龙》是契诃夫早期创作的一篇讽刺小说。在这篇著名的小说里，他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专横跋扈、欺下媚上、看风使舵的沙皇专制制度走狗的典型形象，具有广泛的艺术概括性。小说的名字起得十分巧妙。变色龙本是一种蜥蜴类的四脚爬虫，能够根据四周物体的颜色改变自己的肤色，以防其他动物的侵害。契诃夫在这里是只取其“变色”的特性，用以概括社会上的一种人。
最突出的是奥楚米洛夫这一人物，从他对下属、对百姓的语言中表现他的专横跋扈、作威作福；从他与达官贵人有关的人，甚至狗的语言中暴露他的阿谀奉承、卑劣无耻；从他随口喷出的污秽谩骂来揭开他貌若威严公正里面的粗俗无聊。同时，契诃夫故意很少写他的外貌神态，令人可以想象：此人在说出这一连串令人难以启齿的语言时，竟然是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常态，由此更突出了这一人物丑恶的嘴脸、卑劣的灵魂。
奥楚米洛夫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经历了5次变化。善变是奥楚米洛夫的性格特征。作品以善于适应周围物体的颜色、很快地改变肤色的“变色龙”作比喻，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如果狗主是普通百姓，那么他严惩小狗，株连狗主，中饱私囊；如果狗主是将军或将军哥哥，那么他奉承拍马，邀赏请功，威吓百姓。他的谄媚权贵、欺压百姓的反动本性是永远不变的。因此，当他不断地自我否定时，他都那么自然而迅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在小说一开始，这件具有象征意义的道具和它的主人就被作者展现在读者面前。新的军大衣本来是沙皇警犬的特殊标志，但在他来看，却是装腔作势，用以吓人的工具。作者以军大衣这一服装，交代了奥楚米洛夫的身份。
第二次写军大衣是在奥楚米洛夫听到有人说“这好像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狗”以后“把大衣脱下来”，他脱大衣不是因为天气热，而是“判”错了狗，急得他浑身冒汗。脱大衣的动作，既揭示了他猛然一惊、浑身燥热的胆怯心理，也表现了他借此为自己变色争取时间以便转风向的狡猾。这一“脱”，形象地勾勒出了这个狐假虎威、欺下媚上的沙皇走卒的丑恶心灵。
当他教训了赫留金一顿，忽听巡警说不是将军家的狗时，又立刻抖起威风。可又有人说：“没错儿，是将军家的！”这时他大惊失色：“给我穿上大衣吧，挺冷的。”这是第三次写他的军大衣。这里穿大衣则是心冷胆寒的表现，以遮掩他刚才辱骂了将军而心中更深一层的胆怯，并进而为再次变色做准备罢了。这里的一“脱”、一“穿”，热而又冷，把奥楚米洛夫凌弱畏强、看风使舵的丑态暴露无遗。
结尾，他教训了一通赫留金后，“裹紧大衣径自走了”。这里第四次写军大衣。既形象而又逼真地刻画了这条变色龙出尽洋相之后，又恢复了他奴才兼走狗的常态，继续耀武扬威、逞凶霸道去了。
总之，作品通过对奥楚米洛夫军大衣穿而又脱，脱而又穿，这4个细节的描绘，淋漓尽致地勾画出变色过程中的丑态，以及他卑劣的心理活动。
1880年至1884年间，他以不同笔名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各种幽默刊物上发表了300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小品文，仅有几篇小说，如《阿尔比昂的女儿》、《官员之死》、《胖人与瘦人》、《授勋》、《外科手术》、《变色龙》、《求职考试》和《好办法》等。
在地方医院工作的见闻，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乡镇生活的深处，他根据这段生活的体验，创作了《文官考试》、《外科手术》、《死尸》、《哀伤》、《在法庭上》、《塞琳》、《逃亡者》等小说。
决心弃医从文
1885年，在契诃夫的建议下，弟弟伊凡离开了沃斯克列辛斯克，到莫斯科一所高级小学任校长。而在莫斯科他们家的门上，却挂了一面上写着“安·巴·契诃夫医生”的铜牌。
回到沃斯克列辛斯克后，契诃夫在好友基塞辽夫的巴勃基诺庄园里租了一栋别墅。
1885年5月6日，契诃夫一家人分乘两辆马车，满载着皮箱、铁柜、行李袋以及书籍、纸张、果酱、炊具和茶炉等物，于深夜抵达别墅。
房门敞开着，他们进去点上了灯，契诃夫对房间的陈设赞叹不已，他在给米舍尔的信中介绍说：房间很宽敞，家具应有尽有，一切都显得那样雅致、舒适、温柔。什么都准备好了：火柴、烟灰缸、香烟、两个洗脸池。我们没有料到好客的主人竟然考虑得如此周到！在莫斯科郊区，这样一栋房子每年租金至少要500卢布。
从这时起，契诃夫的家人在别墅里连续住了3个夏天。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有英式的花园、树林、草坪，还有清澈的小溪。契诃夫家人住的房屋就在花园的另一端。为了租这栋别墅，契诃夫向《闹钟》编辑部借了100卢布。
契诃夫简直被它迷住了，他写信给莱金说：
当我透过窗户观赏夜幕中的树木和河流时，感到心旷神怡。当我听到夜莺啼鸣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我忘了我已经不在莫斯科了。
住进巴勃基诺庄园之后的一个雨夜，邻村一个陶器匠的妻子来看病，她对契诃夫说：“我家的房客，那个画家列维坦最近又经常犯病了。”
契诃夫听说列维坦就住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他高兴地跳了起来，列维坦是尼古拉在莫斯科绘画建筑学校的同学，他们兄弟们都是好朋友。
尼古拉曾经告诉过契诃夫：“安托沙，听说列维坦最近患了忧郁症，企图自杀。”契诃夫叫上伊凡和米舍尔，不顾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兄弟3个披上雨衣，穿上长筒靴，提着马灯就往门外走。女房东带着3个人一直闯进列维坦的房间里。契诃夫三兄弟坐下来，与列维坦谈笑风生，契诃夫还讲了不少笑话，慢慢地驱散了他心中的一些忧伤。契诃夫于是经常去看列维坦，安慰他，每天陪他散步，并把他请到别墅自己的房间里住，他让列维坦注意从大自然中恢复对生活的兴趣。
列维坦以画家的视角，也对大自然充满了热爱：“是啊，自然是美的，可人心险恶，怎能不让我忧愁……”
契诃夫鼓励他说：“与其忧愁，还不如用你那神奇的画笔，给人们绘出美丽的大自然，让沉沦在苦难中的人透透气。”“你说得对，那好吧！”列维坦支起画板，认真构图。
由于在田野和林间长时间地漫步休息，列维坦渐渐地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从此，他们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情。
通过在地方行医，契诃夫有了与社会、人民更紧密的联系，尤其是与底层人民的联系。他目睹了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底层人的命运。
1885年的夏天渐渐逝去，契诃夫一边抱病写作，一边为当地人民治病，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天职是在文学方面。他决定弃医从文，返回莫斯科。
但这时，他重新为经济问题不安起来，由于没有钱支付欠下的别墅的房租，他不得不一再催促几家报社和杂志社。直至9月，才收到几家报纸寄来的稿费，这才携带全家踏上归途。
但契诃夫的健康状况却并没有好转，他又一次咯血了。返回莫斯科后不久，他又搬到了莫斯科市里河岸的一个街区居住。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不得再次挂起“契诃夫医生”的招牌，一边为人治病，一边拼命写作，却忽略了自己致命的病情。
契诃夫的才华与日俱增。强烈的创作欲望，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以及高度的民主评论精神，使他在文学道路上勇往直前。他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不断探索，继续向新的高峰攀登。
随着时间的推移，契诃夫发觉自己已经越来越进入“严肃的领域”。在1885年以后，他渐渐疏远了那些博取读者一笑的娱乐性杂志，终于，他以新作家的姿态出现。以“契诃夫”的本来面目出现。
1885年写成的短篇小说《哀伤》就是他的一篇新型作品。《哀伤》讲的是一个木匠送他老婆去看医生，赶上了暴风雪，老婆病死在路上，他自己也被冻断了四肢。
故事一开始，作者就简单介绍并评价了主人公“木匠格里戈里·彼得罗夫，这个当年在加尔钦乡里无人不知的出色手艺人，同时又是最没出息的农民”，接着就看到木匠在风雪中赶着马车，自言自语，车上拖着他那垂死的老婆。
彼得罗夫“嘀嘀咕咕”地为他老婆虚构了一个场景：他把老婆送到医生那儿，医生“立即从他的诊室里跑出来”，接着粗暴地数落他，他厚着脸皮讨好卖乖。医生具体说了什么话，他又怎样回应……细致入微。
然后他发觉自己的老婆已经死了。彼得罗夫的恐慌与后悔被他面前的风雪危机和性格中的劣质掩盖却又止不住地不停冒出来。他哭了，他回忆往事，想到自己过去的行为，不知所措，无法挽回，只能想着“再从头活一次就好了”。
最后，彼得罗夫在医院从昏迷中醒来，极力维持自己的面子，直到发觉自己的手脚都冻坏了。
这个小说，契诃夫从多个角度使人物变得很丰满，读到最后，大家看到了一个贫穷、酗酒、懒惰、麻木、没地位、爱面子、打老婆、既可怜又无可救药的乡村手工艺人。
这个篇幅很小的故事，却像一部长篇小说，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个人的一生。它那哀伤的情调深深地触动了人们的心弦。
诗人帕尔明对契诃夫说：
我认为这是您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这部充满生活真实的作品给人一种奇异的印象，让人觉得又好笑，又悲伤。它正同人民的生活一样，可笑与忧伤交织在一起。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