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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0 15: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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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胡濬源,施仲贞、张琰,点校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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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新注求确

楚辞新注求确试读:

東亞楚辭整理與研究叢書楚辭新注求確(清)胡濬源 撰南京大學出版社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楚辭新注求確/(清)胡濬源撰;施仲貞,張琰點校.—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12(東亞楚辭整理與研究叢書/周建忠主編)ISBN 978-7-305-19567-9Ⅰ. ①楚… Ⅱ. ①胡…②施…③張… Ⅲ. ①楚辭研究 Ⅳ. ①I207.223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7)第275909號出版發行 南京大學出版社社  址 南京市漢口路22號     郵 編 210093出版人 金鑫榮叢書名 東亞楚辭整理與研究叢書主  編 周建忠書  名 楚辭新注求確撰  者 [清]胡濬源點  校 施仲貞 張 琰責任編輯 沈宗宇 李 亭照  排 南京紫藤製版印務中心印  刷 江蘇蘇中印刷有限公司開  本 880×1230 1/32 印張11.25 字數270千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ISBN 978-7-305-19567-9網址:http://www.njupco.com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官方微信號:njupress銷售諮詢熱綫:(025)83594756*版權所有,侵權必究*凡購買南大版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所購圖書銷售部門聯繫調换東亞楚辭文獻研究的歷史和前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開題報告周建忠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中國優秀的歷史文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很大作用。以屈原辭賦為傑出代表的楚辭,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一份極為豐厚、極其珍貴的遺產,對中國社會發展和世界的文明進步,產生過巨大影響。屈原是中國的,亦是世界的,其偉大的人格曾在東亞歷史上影響過一大批學者和仁人志士,成為人類崇高精神的符號。為了深入推進楚辭研究,在更高的學術平臺對其全面探索,同時積極回應國家新時期的文化戰略,充分體現“走出去”與“請進來”的學術思想,提升國際學術交流品質和水準,增強中國學術的國際影響力,我們將受到楚辭文化影響較深的整個東亞作為研究的新視閾,力求採用新的模式、新的方法,對東亞日本、韓國、朝鮮、越南、蒙古等國的楚辭文獻進行全面發掘、整理和研究,通過構建新的文獻基礎,進一步挖掘與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推進楚辭研究全面發展。一、楚辭文獻研究的學術史梳理

楚辭在古代就流傳到東亞的朝鮮、日本和越南等國,在地緣文化相近的東亞國家甚為歷代學人所寶重,因此東亞的楚辭文獻也極其豐富。《楚辭》最遲在公元703年已經傳入日本,這在奈良時代正倉院文書《寫書雜用帳》中有明確記載。到九世紀末,藤原佐世奉召編纂《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這是日本現存最早的一部敕編漢籍目錄,著錄有關《楚辭》的著作共有六種,其中《楚辭集音》注明“新撰”,可見此時的日本學者在接受、傳播楚辭文本的同時,已經開始從事對楚辭的研究工作。據日本學者石川三佐男先生統計,江戶時期與《楚辭》相關的漢籍“重刊本”及“和刻本”達七十多種。

近代以來,日本也出現了為數頗多的譯注和論著。代表性的楚辭譯注有:橋本循《譯注楚辭》(東京岩波書店,1941),牧角悅子、福島吉彥《詩經·楚辭》(東京角川書店,1989),目加田誠《楚辭譯注》(東京龍溪書社,1983)等。相關論著有藤野岩友《巫系文學小考 :楚辭を中心として》(1950)、赤塚忠《楚辭研究》(東京研文社,1986)。日本當代著名楚辭學者竹治貞夫不僅撰寫了《憂國詩人屈原》,編了《楚辭索引》,還出版了分量很重的論文集《楚辭研究》,集中闡述了他對楚辭的一系列精闢見解。

高麗王朝時期,騷體文學盛行一時。當時有很多文人模仿楚辭創作辭賦,圃隱鄭夢周《思美人辭》就是一首騷體詩歌。朝鮮王朝時期掀起了一股研讀楚辭的熱潮,當時著名詩人金時習曾模擬《離騷》寫了《擬離騷》、《弔湘累》、《汨羅淵》,以此來諷刺當朝的奸佞之臣。

韓國的代表性楚辭譯本有:宋贞姬《楚辞》(韩国自由敎养推进会,1969)、高银《楚辞》(: 民音社,1975)等。相關論著有柳晟俊《楚辭選注》(螢雪出版社,1989)、《楚辭與巫術》(,2001)等。在論文方面,范善君博士論文《屈原研究》、宣釘奎博士論文《楚辭神話研究》、朴永煥《當代韓國楚辭學研究的狀況和展望》、朴承姬《15世紀朝鮮朝文人楚辭接受研究》影響較大。

據初步調查,東亞的越南和蒙古亦存有楚辭文獻,有待發掘與研究。

楚辭在東亞的廣泛傳播以及研究的興盛也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高度重視。建國後,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開始研究楚辭在東亞的傳播和研究情況。如,聞宥《屈原作品在國外》(《光明日報》,1953年6月13日)、馬茂元主編《楚辭資料海外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是對海外楚辭學術史綜合研究的著作。國內學者對日本楚辭學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崔富章論文《二十世紀以前的楚辭傳播》、《大阪大學藏楚辭類稿本、稀見本經眼錄》、《西村時彥對楚辭學的貢獻》,王海遠論文《論日本古代的楚辭研究》、《日本近代楚辭研究述評》等。在韓國楚辭學研究方面,徐毅《楚辭在東國的傳播與接受》、鄭日男《楚辭與朝鮮文學之關聯研究》、琴知雅《歷代朝鮮士人對楚辭的接受及漢文學的展開》等都是比較有影響的學術論著。

近年來,南通大學楚辭研究中心將研究重點轉向東亞楚辭文獻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中心主任周建忠先後赴日本、韓國訪問調研,搜集到數百種楚辭文獻,並形成論文《大阪大學藏“楚辭百種”考論》、《屈原的人格魅力與中國的端午情結》。中心特聘研究員兼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徐志嘯也數次赴日本考察,並於2003年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日本楚辭研究論綱”,出版著作《日本楚辭研究論綱》(學苑出版社,2004),發表學術論文《中日文化交流背景與日本早期楚辭研究》、《竹治貞夫對楚辭學的貢獻》、《赤塚忠的楚辭研究》、《星川清孝的楚辭研究》、《竹治貞夫對楚辭學的貢獻》、《中日現代楚辭研究之比較》等。中心特聘研究員兼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朴永煥現任韓國東國大學中文系教授,長期致力於韓國楚辭文獻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取得的代表性成果有:專著《文化韓流與中國、日本》(韓國東國大學出版社,2008)、《宋代楚辭學研究》(北京大學1996年博士學位論文),論文《洪興祖的屈騷觀研究》、《當代韓國楚辭學研究的現況和展望》、《韓國端午的特徵與韓中端午申遺後的文化反思》等。中心成員徐毅博士曾任韓國國際交流財團高麗大學訪問學者,千金梅博士先後獲得韓國延世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和文學博士學位,賈捷博士由國家留學基金委公派至韓國延世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他們都曾長期在韓國從事東亞楚辭文獻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中心成員陳亮博士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攻讀聯合培養博士專案期間,調查了東亞楚辭文獻在歐美傳播的版本情況。

本課題組所調查的東亞楚辭文獻共包括以下五種情況:其一,中國出版,東亞國家收藏的楚辭學文獻;其二,中國出版,但在中國大陸及港臺地區均已失傳,東亞國家僅存的楚辭學珍本;其三,東亞國家的刻本、抄本;其四,東亞國家出版的該國學者楚辭研究著作;其五,中國出版的東亞國家楚辭學著作。

據初步調查統計,日本現存的楚辭學文獻共有313種,其中中國版本218種、中國版本僅存於日本者10種、日本和刻本47種、日本出版本國學者的研究著作38種;期刊論文291篇,學位論文18篇。韓國楚辭學文獻394種,其中中國版本204種、朝鮮版本166種(抄本117種、木刻版23種、木活字本19種、金屬活字本19種)、韓國—朝鮮出版楚辭學著作24種;期刊論文122篇,學位論文26篇。越南楚辭學文獻37種,蒙古楚辭學文獻12種。

總之,楚辭流傳兩千餘年,文獻研究與之相始終。兩千多年的楚辭文獻研究在文本的輯錄、校注、音義、論評、考證、圖繪、紹述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新時期的多學科綜合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學術積澱。這都為我們在東亞文化圈內對楚辭文獻進行更深層次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搭建了一個很好的學術平臺,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就東亞楚辭文獻研究而言,已有的相關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以往的研究往往側重于楚辭文獻的某一個方面,呈現出零碎、分散、粗淺的狀態,缺乏全面性和系統性;(2)對東亞楚辭文獻發掘不夠深入,對一些楚辭文獻的孤本、善本和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的發掘亦嫌不足;(3)除中國外,東亞楚辭文獻整理和研究欠缺。日本、韓國、朝鮮有所涉及,越南、蒙古等國文獻研究幾乎還是空白。由此可見,東亞楚辭文獻有著廣闊的再研究空間。如對東亞楚辭文獻進一步的調查、搜集、挖掘、整理,並精選珍本重新點校,對重要批評資料的彙集和品評,對代表性楚辭著作進行統計、標引、著錄、提要,對楚辭文獻按類別進行學術史梳理,構建東亞楚辭文獻語料庫和注釋知識庫等等。因此,對整個東亞文化圈內的楚辭文獻進行系統全面的整理和研究有著更為重要的學術史和文化史意義。二、東亞楚辭文獻研究的意義(一)學術價值

第一,文本價值。本課題發掘、考釋中國散佚的留存在東亞的楚辭版本,彙集日、韓、朝、越、蒙等東亞國家的楚辭注本及批評資料等,所收作品不僅有楚辭文本,還有作家的注釋、研究、品評、鑒賞、考證等,所采版本涉及中國刻本、和刻本、朝鮮本、越南本、翻刻本以及稀見的抄本等。課題預期成果,較之已有的楚辭彙編類學術著作,規模更為宏大,搜羅更為廣泛,研究更為深入,具有集大成的價值。

第二,文化傳播學價值。收集整理東傳楚辭文獻,可以藉以瞭解古代東亞文化的交通,探尋文化交流可能的策略,增進相互理解,推進文化互信和繁榮。如,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毛澤東主席將《楚辭集注》作為國禮贈送。本選題作為一種全新的楚辭研究方法的嘗試,旨在整個漢文化圈大背景下對楚辭學進行重新審視與定位,以期客觀探索屈原及楚辭對世界文學的影響。同時,研究成果也為今後中華文化如何更為有效地推廣到世界提供一個經驗借鑒。

第三,闡釋學價值。東亞楚辭文獻的詮釋傳統和話語模式不斷強化了楚辭的經典地位。以文獻來源為架構梳理東亞歷代楚辭學文獻,揭示楚辭研究可能涵蓋的領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不同歷史階段知識、觀念狀況與經典的互動,理解文獻的構成、話語方式、體制特徵,進而準確地描述出經典生成的原理和發展脈絡。(二)應用價值

第一,為楚辭研究提供新材料、新思路、新方法,為以後的深入研究提供更高的學術平臺。正如傅斯年所言,海外學者“做學問不是去讀書,是動手動腳到處尋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範圍,所以這學問才有四方的發展,向上的增高。……我們很想借幾個不陳的工具,處治些新獲見的材料”。

第二,對楚辭教學亦有重要意義。楚辭研究的視閾超越了一鄉一國而擴大到整個漢文化圈,其所得出的結論自然不同凡響,這將有利於厘正以往的偏頗結論,更好地還原楚辭在東亞文化圈中的作用與影響,同時,亦能更好地引導學生採用新鮮的學術方法與學術理念去觀照中國傳統文化。

第三,東亞楚辭資料庫的系統構建。一是基於資料的全面,二是充分利用現代資訊技術的優勢,從而有利於楚辭研究的深入,並極大地促進作為中華文化精華之一的楚辭的普及。(三)社會意義

第一,珍視人類文明重要遺產並擴大中華傳統文化的世界影響。屈原是中國的,亦是世界的,其偉大的人格曾在東亞歷史上影響過一大批學者和仁人志士,成為人類崇高精神的符號。因而,對於載錄其精神的文本文獻和研究文獻,我們應懷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去搶救性地發掘和整理,從而有利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世界流傳,並強有力地呈現屈原對世界文化的貢獻。

第二,激發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自豪感,增強國人的民族自信。東亞楚辭文獻不只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現,不只是“吾國之舊籍”的補充增益,它們是漢文化之林的獨特品種,是作為中國文化的對話者、比較者和批判者的“異域之眼”而存在的。本課題以東亞楚辭文獻為側重點,能夠更為客觀、詳實地展現屈原及楚辭在東亞文化中的地位和影響,從而進一步增強我們的民族自豪感,也期為中華民族在傳統文化基礎上實現“中國夢”培育更強有力的民族自信。

第三,增強中華文化的軟實力,掌握跨文化交流中的學術話語權。屈原及楚辭對東亞文化的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是不爭的事實,本課題作為集合性、綜合性、實證性的研究,以無可置疑、有理有據的成果,建立起與世界對話的平臺,從而掌握國際學術交流的主動權、主導性,實實在在推進中國學術的國際化進程。三、總體框架(一)總體問題、研究物件和主要內容

東亞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其範圍並沒有一個十分明確的規定,本課題所說的東亞主要包括日本、韓國、朝鮮、蒙古與越南等——即古代以中國為中心的漢文化圈,不涉及中國(含港、澳、臺地區)。本課題研究的總體方向就是對東亞地區楚辭文獻做綜合性的搜集、整理與研究。研究物件就是東亞各國現有的與楚辭有關的文獻,如歷代楚辭的注本及其不同版本、楚辭圖譜、研究評論與學術劄記等。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在調查並摸清東亞各國現藏楚辭文獻的數量、藏地、版本特點的基礎上,對東亞地區的楚辭文獻做系統性的研究。內容涉及編纂書目、撰寫提要、點校影印等文獻整理工作,以專題形式對楚辭文獻在東亞的傳播與影響做系統的研究,進行東亞楚辭文獻的資料庫建設等應用性研究。(二)總體框架和子課題構成

課題的總體目標是對東亞地區的楚辭文獻做綜合性的整理與研究,子課題按照“文本”、“研究”、“應用”的原則對總課題進行分解:

子課題之一“東亞楚辭文獻總目提要”,將東亞地區各國所藏的楚辭文獻書目編成“東亞楚辭文獻知見書目”,內容包括:書名、卷數、撰者、撰作方式、版本、存佚、叢書項等基本資訊,爭取將東亞地區目前可見的所有的有關楚辭學的注釋、考證、評點、圖譜與研究等方面的著作全部收入,以“總書目”的面貌出現。以“知見書目”為基礎,選取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撰寫提要。

子課題之二“東亞楚辭文獻選刊”,主要針對東亞地區各國所藏重要的楚辭文獻的注本、音義、考證、圖譜、劄記等著作,對東亞楚辭文獻進行分類整理。精選東亞地區稀見的楚辭版本予以影印,對目前尚未有點校本的楚辭文獻予以點校,精選外文楚辭研究著作翻譯成中文。影印、點校、譯介形成系列成果。

子課題之三“東亞楚辭學研究集萃”,擬對東亞漢籍中的楚辭批評資料以及東亞楚辭研究論文進行整理研究。一是對東亞各國的楚辭研究資料進行全面彙編。二是對楚辭研究的學術論文進行全面收集,編訂目錄索引。精選重要的楚辭研究論文撰寫提要,展現東亞楚辭研究的趨勢和流變。三是甄選有代表性的東亞楚辭研究論文,評騭得失,編訂出版。

子課題之四“東亞楚辭學研究叢書”,研究楚辭在東亞地區的傳播及其對東亞文化的影響。對楚辭作家中的“專人”(屈原、宋玉、賈誼等)進行評價與研究;對東亞各國學者對楚辭作品的中“專篇”(如《離騷》、《九歌》、《天問》、《九章》、《九辯》等)進行翻譯、介紹與研究;對東亞各國藏楚辭注本中的“專書”(如《楚辭補注》、《楚辭集注》、《楚辭韻讀》等)收藏、翻刻與流傳等進行研究;對楚辭史上的熱點“專題”(屈原生平、端午風俗與韓國江陵端午祭等)等進行研究。

子課題之五“東亞楚辭文獻資料庫建設及應用研究”,利用現代資訊技術手段,將東亞楚辭文獻進行數位化加工處理,既有利於東亞楚辭文獻的永久保存,有利於楚辭文獻的便捷傳播,也有利於學者的深入研究與利用,有利於普通受眾學習楚辭、瞭解楚辭。開發東亞楚辭文獻系列資料庫、語料庫和注釋知識庫、智慧檢索系統,以滿足不同使用者的學習研究需求。這些研究成果將以東亞楚辭文獻網絡資料庫和智慧檢索平臺的形式展現。四、預期目標(一)本課題研究將達到“構建平臺,承前啟後”的學術目標。即構建一個包括東亞地區楚辭文獻的古籍整理、學術研究、語義化智慧檢索在內的研究平臺,這個研究平臺將發揮承前啟後的作用,既對此前東亞楚辭研究做一個系統的總結,也為後來的楚辭研究者以這個平臺為基礎將楚辭研究繼續推向深入。(二)學科建設發展上的預期目標。即為楚辭學研究建立一個全新的研究模式,這個模式就是包括中國文學,中國歷史,語言學,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等在內的跨學科的綜合研究模式。這個模式可以為詩經學、唐詩學等文學研究借鑒。(三)資料文獻發現利用上的預期目標。即調查並披露一批楚辭文獻的稀見版本,將結集出版系列點校本,系統推出楚辭各相關領域的研究史,公佈東亞楚辭文獻的資料庫和注釋知識庫。這些預期成果都將爲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礎文本與研究資料。五、研究思路、視角和路徑(一)總體思路

第一,在對國內楚辭研究充分把握,和對國內外楚辭文本全面比對的基礎上,對這些流傳在東亞地區的楚辭的珍本、稀見本等進行搶救性發掘和整理,以期更好地保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第二,對東亞的楚辭學成果進行全面調查和研究,探尋楚辭作為中華精華文化在東亞一直得以流傳的原因等,從而更為客觀地描述中華文化對東亞文明的貢獻,喚起國人更強的民族自豪感,進一步加強國人把優秀文化傳承下去的責任感。第三,對楚辭文獻進行深入的數位化工作,理論研究與社會應用並重。(二)研究視角

課題將以古代東亞漢文化圈為背景,賦予楚辭文獻研究一個整體意義。研究視野超越國別、語言、民族的限制,以中國現存的楚辭文本文獻、楚辭學研究為重要基礎和主要參照,以現存的日本、韓國、越南的楚辭文獻為側重點,形成不同于傳統文獻研究的新視野。因為東亞楚辭文獻是一個龐大而豐富的學術資源,它會提出許多新鮮的學術話題,與之相適應,必須用新鮮的學術方法和理念去解決楚辭在東亞流傳的實質原因、楚辭在漢文化圈的作用和影響等重要問題。(三)研究路徑

第一,利用多種途徑調查和搜集國內外楚辭文獻。(1)利用各種書目搜集現存東亞各國的楚辭文獻;(2)利用現代資訊技術進行搜索;(3)實地考察東亞各國的各大圖書館、著名文庫以及私人藏書樓等,進行發掘和搜集;(4)利用各種文集、詩話等古籍文獻,進行查閱、精選;(5)對發掘和搜索到的楚辭資料,採用購買、複印、拍照等方法收集。

第二,對收集到的楚辭文獻以編目、影印、點校等形式進行整理。(1)將搜集到的楚辭文獻編成詳細書目,以作為現存東亞楚辭文獻的統計和梳理;(2)精選東亞地區楚辭文獻的善本、孤本,以及有價值的抄本等予以影印,給學者提供真實的原始參考文獻;(3)對沒有整理過的典籍甄選並予以點校出版,為今後的楚辭研究提供便利。

第三,對收集整理的楚辭文獻及東亞學者的楚辭研究論著,進行系統的專題研究。如楚辭發生學研究,楚辭經典著作研究,東亞楚辭代表作家作品研究,楚辭在東亞的傳播時間、途徑、方式以及對東亞文學、文化的影響研究等。六、研究方法(一)整理與研究同步進行

進行編目、精選、點校等整理工作的同時,進行撰寫提要、發表專題學術論文、撰寫系列研究叢書等工作,形成“邊整理邊研究”的模式。涉及的研究路徑有目錄編制、版本考辨、輯錄散佚、影印點校、專題研究等。(二)以文獻為基礎的綜合研究

首先,立足載錄楚辭文獻的大量域外漢籍,有書目、史書、日記、文集、詩話、筆記、序跋、書信等,其中還包括課題組發掘的未曾公之於世的朝鮮文人出使的日記(燕行錄)、文集、詩牘帖等。其次,重視中國典籍中關於楚辭文獻的記載,並與域外漢籍中的記載進行參證、互證、補證等。既重視域外文獻,也不忽略中國典籍,最大範圍地收集和整理東亞楚辭文獻,是本課題研究的一個基本原則。最後,在充分調研這些材料的基礎上,對東亞楚辭學的新現象、新問題、新特徵等展開分析和研究。綜合採用調查、統計、演繹、歸納等研究方法以及整理、例證、比較、闡述等多種分析方法。(三)涉及多學科領域的綜合研究

本課題研究涵蓋的學科領域有中國文學,外國文學,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考古學,語言學,世界歷史等。(四)以漢文化圈為背景的比較研究

本課題超越傳統的楚辭本體研究,放眼東亞,對楚辭在東亞的傳播、東亞古代學者對楚辭的批評與接受、近現代東亞楚辭學史、楚辭及楚文化對東亞各國文化的影響等進行研究。七、重點難點(一)資料的調查與獲得

本課題涉及龐大的資料調查工作,各地公私藏書的調查與獲得任務艱巨,尤其是域外楚辭文獻中的善本和稀見本的影印涉及智慧財產權,其複本獲取和得到允許影印有較大難度。此外,珍貴的稿本、抄本和孤本等,獲取複本的經濟成本也較高。課題組擬採用各種合理方法努力調查、獲取,與各大藏書機構建立密切合作關係,爭取得到已建立合作關係的海外研究機構以及中國駐外政府機構的大力幫助等。同時,加大文獻資料購買的經費投入。(二)東亞楚辭文獻的整理與校注

東亞楚辭文獻中的一些抄本、稿本雖然珍貴,但整理與校注有一定難度。首先,有些版本本身的源流系統,由於證據缺乏,其版本刊刻、流傳過程等難以考辨。其次,有些版本中的文字為草書,在辨識上有一定困難。再次,一些文本正文為漢字,疏解為韓語或日語等,多語種的文獻亦給整理帶來一定難度。最後,校注域外楚辭版本時,整理者亦需諳熟中國楚辭學、東亞漢文學、訓詁學等。子課題負責人均為一流的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專家。課題組成員大多受過域外漢籍研究的專業訓練,均為博士或正、副教授,熟悉東亞各國的歷史文化,通曉日語、韓語、英語等,完全有能力協助子課題負責人,共同完成整理與校注工作。(三)楚辭研究新模式的構建

以整個漢文化圈為背景,突破傳統楚辭研究的既有模式,利用多學科的研究力量,對東亞楚辭進行首次全面的調查、整理與研究。楚辭作品中的“專篇”、作家中的“專人”、注家中的“專家”、楚辭學史中的“專題”研究以及楚辭的東亞傳播與影響研究是楚辭研究新模式的重要標誌。本課題擬通過多層面的學術探索,為楚辭學的發展構建一個更高的學術起點。(四)資料庫建設和語義化平臺建設

多語種資料庫結構和規範的設計與建立,多語種語義標注和智慧檢索系統的開發是“東亞楚辭文獻語義化”的重點難點問題。目前各種基於本體的語義檢索系統,多停留在理論研究和部分領域實驗階段,對於古漢語,尤其是先秦文學作品的語義檢索,尚無成熟案例。實現字詞的語義半自動切分,設計基於規則的語義標引系統是擬解決的關鍵問題。本課題將利用現有的分詞技術結合楚辭作品語義語法規則,開發基於楚辭語義標引訓練集的楚辭語料庫,構建楚辭注釋知識庫,建成多語種楚辭文獻系統平臺,利用最新技術方法和手段推進楚辭研究領域的資訊技術應用。八、創新之處(一)在問題選擇上,具有東亞文化交流史的視閾。首次將楚辭研究置於東亞漢文化圈背景,以現有的楚辭文本和研究成果為基礎和參照,比較研究東亞其他國家楚辭文本的存在情況及價值,揭示楚辭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精華在漢文化圈的作用與影響。(二)在文獻收錄上,做到“全”與“新”的突破。對東亞各國所藏楚辭文獻做全面系統的收集整理,調查足跡遍佈東亞各國的大小藏書館所,同時,亦重視日、韓、越、蒙、朝鮮等國的私人藏書,如韓國的雅丹文庫、日本的藤田文庫等。目前,本課題組已經掌握韓國楚辭文本394種,日本楚辭文本313種,越南、蒙古等國楚辭文本49種。其中不乏一些珍本和稀見本,如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楚辭》光海君年間木活字本,日本京大人文研本館藏《楚辭》慶安四年刊本等。(三)在研究方法上,綜合運用多學科交叉的方法。研究方法涵蓋文獻學、考古學、歷史學、統計學、文藝學、美學、文化學、比較文學、圖書情報學、軟體工程學等諸多學科的理論方法。此外,因為本課題的研究理念是實證與研究,在具體操作上,注重將縝密的實證上升到綜合研究,在確定事實的基礎上,發現事實與事實之間,甚至事實以外、事實背後的因果或聯繫,做到出土文獻與傳統文獻互證,考據與義理並重,體現出綜合性、系統性與學理性。(四)在技術路綫上,建立“一體兩翼”的研究模式。即以文獻整理為“一體”,以研究與運用為“兩翼”。本課題的研究成果不僅是東亞楚辭文獻的整理彙編,而且是對東亞楚辭研究史進行分類研究,並開發東亞楚辭文獻資料庫,開創了文獻整理研究的新路徑。特別是東亞楚辭文獻資料庫建設,這是先賢整理和研究楚辭尚未涉及的全新領域,基於語義化上的資料庫建設,將對楚辭研究的深入與普及提供一個更為便捷的資訊平臺,亦有利於楚辭文本及研究資料的永久傳承。目錄

東亞楚辭文獻研究的歷史和前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開題報告

整理弁言

楚辭新注求確序

楚辭新注求確目錄

舊目錄序

求確凡例

楚辭卷一 離騷第一

楚辭卷二 九歌第二 第一篇大旨第二篇大旨第三篇大旨第四篇大旨第五篇大旨第六篇大旨第七篇大旨第八篇大旨第九篇大旨第十篇大旨第十一篇大旨

楚辭卷三 天問第三

楚辭卷四 九章第四

楚辭卷五 招魂第五

楚辭卷六 卜居第六漁父第七

楚辭卷七 九辯第八

楚辭卷八 大招第九

楚辭卷九 遠遊第十

楚辭卷十 惜誓第十一弔屈原第十二服賦第十三招隱士第十四

附錄一 胡濬源傳

附錄二 胡濬源傳

附錄三 人物傳·胡濬源整理弁言

在楚辭學史上,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是一部相當重要的楚辭注本,以其獨特的編纂體例、獨到的研究方法,對楚辭研究做出可圈可點的學術貢獻。然而時至今日,學術界對胡濬源的生平履歷與著述大多語焉不詳,而對其《楚辭新注求確》的成書過程、著述體例、研究方法與學術成就也未做全面的、深入的專題論述,僅有幾篇概述性的提要或簡單引用其觀點的論文。我們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對此作了深入、系統的探究,以期能更爲準確地知其人、論其書。一、胡濬源的生平履歷與著述

關於胡濬源的生平履歷與著述,學術界至今未做深入的考證和詳(1)細的介紹。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濬源,號乙燈。分寧人。”潘嘯龍、毛慶《楚辭著作提要》:“胡濬源,號乙燈,分寧(今江西省修水縣)人。具體生卒年不詳,以該書序文等材料考之,當生於乾(2)隆中期,卒於道光初期,一生以教私塾爲業。”周建忠《五百種楚(3)辭著作提要》:“胡濬源,號乙燈,分寧(今江西修水)人。”由此可見,前輩學者只是簡單提及胡濬源的號與籍貫。

事實上,關於胡濬源的生卒年、字號、籍貫、仕宦經歷、品行操守、著述等情況,皆有較爲詳實的文獻資料可供論考。經考證,有關胡濬源生平履歷與著述的記載主要有《光緒江西通志》卷三十四“選(4)(5)舉表”、卷一百四十“列傳”,《義寧州志》卷二十一“選舉志”(6)(7)(8)、卷二十三“人物志”、卷二十五“人物志”,《銅鼓县志》(9)卷二十八,以及《楚辭新注求確》中的序文等。

胡濬源,字甫淵,號乙燈,武鄉(今江西省銅鼓縣)帶溪人。生於乾隆十三年(1748)。幼年聰慧特異,十歲十三經成誦,十二歲應童試,二十歲補弟子員。當時文宗蔣時庵(按:蔣元益,字希元,一字漢卿,號時庵,乾隆十年進士)非常器重他。乾隆四十二年(1777),考中舉人,曾三舉鄉賓。乾隆四十五年(1780),會試薦元,因詩而落第,時論皆惜之。

乾隆五十二年(1787),會試,吏部大挑知縣,胡濬源中選,被分發河南,在部請假歸省。是年冬,他抵達河南,權署商水。任商水知縣期間,他處理案件,迅速果斷,公正清廉,深獲百姓愛戴。離任時,士民沿途護送竟至百里。隨後,他辭官歸家以終養父母。乾隆五十四年(1789),其父去世。他服喪期滿後,前往河南,權署考城。任考城知縣期間,他賑饑禦災,以恤民馴暴爲急務,蝗不入境。上司嘉其才能,提任他爲新鄭知縣。當時,“楚匪”滋事,徭役無虛日,胡濬源云:“甯毁家,毋累民。”京兵入民家,民情洶洶,親爲安撫,事定告病引退。

嘉慶三年(1798),告退還鄉,訂正家乘,修葺祠墓,培植後輩,讓其家鄉獲益匪淺。道光二年(1822),奉命修訂舊版《義寧州志》。道光四年(1824)冬,《義寧州志稿》撰成,胡濬源卻溘然長逝,享年七十七歲。

胡濬源父親名爲胡全霦,祖父名爲胡果玉。其祖父生平厚重樸實,慷慨好施,凡遇義舉無不解囊,凶年無不救濟,人稱世有陰德。胡濬源兄弟可考者有胡澄源、胡濟源,胡澄源乃胡友梅(曾任鉛山縣教諭)之父,胡濟源乃胡友蘭(曾中武舉)之父。胡濬源共有六子,即雲從、雲會、雲行、雲凌、雲翼、雲作,其中雲從、雲會爲庠生。

胡濬源平生秉性沖澹,以詩文書畫自娛,所著有《飲墨時藝》三卷、《斗酒篇》二卷、《楚辭新注求確》十卷、《霧海隨筆》十六卷、《隨遇草》二卷、《韓集五百家注旁參辟謬》四十卷、《雜文》十二卷、《豫小風》六卷、《秫田集》十四卷、《尚友集》十卷、《鐵拍集》一卷、《外集》六卷、《義寧州志稿》四卷、《遺忠錄》二卷、《歷代經籍注疏目錄》四卷。其中僅有《楚辭新注求確》、《霧海隨筆》兩部完整地保存在國家圖書館,《義寧州志稿》藏銅鼓縣誌辦。二、《楚辭新注求確》之成書與版本

從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序》可知,該書完成於“嘉慶二十一年季春月哉生明”,即嘉慶二十一年(1816)農曆三月初三,時年胡濬源六十九歲。

胡濬源在《楚辭新注求確·序》中,指出他參閱過漢代以來各家注《楚辭》本,如王逸、蘇軾、洪炎、洪興祖、朱熹、吳仁傑、蔣驥、蕭雲從、林雲銘等人的注本,認爲“諸家詳賅,已無微不搜矣。然原文於經、史、子外,獨創一格,爲詩之變而賦之祖;字句承轉恍惚,未易確以跡求。後之讀者,以其恢奇奧衍,不得不乞靈於注。而注家或專疏其辭,或渾括其指,或牽於古而曲爲之說,遂致有累複扞格、齟齬不合、揆之情理不安不確者,如《離騷》之以女比君,《九歌》之爲主祭詞,《天問》之以後出書釋上世不傳之事,如此類俾千古奇文幾成怪文矣”。對前人注疏,他皆不甚滿意,“向耿於懷,未及辨也”。晚年,他家塾課暇,在注《韓集五百家注旁參》時,剛好見兒輩案頭,“又有近時王遜直同侄帶存所注《楚辭評注》十卷,因取閱之,隨閱隨批,不覺竟其卷”,故撰成足成一家之見的《楚辭新注求確》一書。該書卷一、卷二、卷三,各卷末有胡濬源之子雲會或雲從“按語”。《楚辭新注求確》之版本,有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長沙務本堂刊本,國家圖書館藏。該版本,經過其子雲從、雲會、雲行、雲凌、雲翼、雲作,侄兒友梅、友蘭,以及內侄張奉仁校訂後刊行。此後,影印該刊本的有1986年中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楚辭彙編》影印本、2000年北京出版社《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本、2008年廣陵書社《楚辭文獻集成》影印本、2014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楚辭文獻叢刊》影印本。另外,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有《楚辭新注求確》的和刻本。該刊本也題爲“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長沙務本堂刊本”,然對照國內藏本,卻發現有不少出入。如,和刻本將《舊目錄序》移至《楚辭新注求確·目錄》前。又如,《離騷》題解“則《懷沙》‘畢命’即遷‘即死’”句中“遷”字,和刻本作“迓”字;《離騷》“飲余馬於咸池”句中“飲”字,和刻本作“入”字;《離騷》“吾令鴆爲媒兮”中“令”字,和刻本作“合”字。諸如此類,和刻本均誤。再如,《天問》“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句,和刻本注云“‘施’,葉拖”、“持以與人曰‘授’。‘施’,猶‘加’也。‘成’,謂成王。管、蔡以武庚叛周,是反成王也;名爲奉殷,其意實欲自爲之,故問:‘其位安施乎?’首倡逆謀,卒自殞滅,其罪依何等乎”,然和刻本此處所注與劉夢鵬《屈子章句》所注大體相同,疑爲誤抄劉夢鵬《屈子章句》所注。由此可見,和刻本存在不少錯誤,其價值實不如國內藏本。三、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之體例

面對前人浩如煙海的《楚辭》研究成果,胡濬源在編著《楚辭新注求確》時,既有繼承,又有發展,正所謂“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全書在箋注編纂方面頗費功夫,不論在解釋字詞、串講句意、引用典籍,還是在闡發旨意、點評文藝、印證作品上都自成體例,融入了胡濬源本人的編著理念和學術風格。

1.解釋字詞。胡濬源認爲,“讀者亦不必專泥音而忘義”。該書在解釋字詞方面,先“舊注”,後“濬按”;有時僅有“舊注”而無“濬按”,亦有時只有“濬按”而無“舊注”。所謂“舊注”,即王萌與其侄王遠所注《楚辭評注》,然有時全錄《楚辭評注》,亦有時節錄《楚辭評注》,偶爾穿插他人之注疏或自己之按語於其中。該書卷一、卷二、卷三,各卷末有胡浚源之子雲會或雲從“按語”。胡濬源在“濬按”中,或獨創新說,或批駁他說。獨創新說,如就《離騷》“恐美人之遲暮”中“美人”二字,云:“‘美人’,指君,亦不專指君,凡賢皆是。篇中‘內美’、‘保美’、‘信美’、‘蔽美’、‘兩美’、‘求美’、‘珵美’、‘委美’,又‘委美’,終以‘美政’,‘美’字公用也。”胡濬源將“美人”理解爲一切賢人,頗有新意,後來金開誠繼承和發(10)揚此說,《楚辭選注》:“美人,泛指有德才和有作爲的人。”又如就《九章·抽思》“聊以自救”中“救”字,云:“‘救’字,猶‘遣’也,而味深。”或批駁舊說,如就《離騷》“委厥美以從俗兮”中“委厥美”三字,云:“此‘委美’,責眾賢自棄其美,從俗干進務入,而不成芳也。下‘委美’,乃君棄原美。……舊注非是,刪去。”又如就《離騷》“吾將上下而求索”中“求索”二字,云:“‘求索’,求可告訴之路也。舊注‘求君’、‘求賢’,皆非;若依舊注,則前‘眾不厭之求索’又求甚麼?”

2.串講句意。該書繼承了朱熹《楚辭集注》“四句一解”的注疏方式,串講句意,皆言簡意賅。如就《離騷》“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四句,云:“此言己之質美而修潔也,被服於芳也。”又如就《離騷》“閨中既已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四句,云:“‘閨中’,指女。‘哲王’,才指君。二句本自分明,將俗與君總一束。‘閨中’,即上虙妃等。‘哲王’,如上三后、堯、舜、禹、湯、周,及下巫咸所舉湯、禹、武丁、周文、齊桓。‘懷情不發’,與下自己‘曰’字緊應。舊注‘閨中’況列國,比濁世,皆謬,刪去。”再如就《天問》“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四句,云:“‘小臣’、‘小子’,以其微時言耳。舊注云‘惡之’與屈子之本意無涉,舍本意不求而外索旁旨,孤負古人,坐此等繆注也。通篇大意,處處爲嬖女寵、親小人以致亡國寫其照。而本文尚難強解,況欲推之言外乎!”

3.引用典籍。胡濬源注釋《楚辭》時,非常注重典籍的運用,並據典籍進行論析。如就《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四句,云:“屈子自序。開首世系,由初生年月日命名字,以迄終身,便居然與國同休戚之誼。先序家世,本《生民》、《玄鳥》二詩,遂爲遷、固以下作史諸人自敘之所始。”胡氏認爲,《離騷》開頭四句是屈子自序,其源頭是《詩經》中的《生民》、《玄鳥》兩篇,並影響後世史家的自敘。又如就《離騷》“恐美人之遲暮”句,云:“《詩》之‘西方美人’,亦非定是美女。惟‘美人’誤作‘女’解,遂致後‘求女’俱誤解矣。”胡氏用《詩經·簡兮》中“西方美人”句來解讀“美人”,認爲“美人”並不一定是指美女。再如就《離騷》“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二句,引用《禮記·昏義》孔穎達疏,來論證《離騷》中的“女”並非比君,云:“《禮·昏義》疏:‘壻曰婚,女曰姻。婿以昏時而來,女因之而往。’即此可知,以壻比君,以女自比。”但胡氏在引用典籍解讀《楚辭》時較爲謹慎,不會盲從,如就《天問》“雄虺九首,鯈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四句,云:“《山海經》:‘不死之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不死,防風,長三丈。’疑未可爲注此典要。”

4.闡發旨意。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在闡發旨意方面,首爲解題,以下分章節加注。胡氏異於王逸以來將《九歌》各篇之大旨置於各篇篇末題目下方的慣例,而是於各篇篇首就注明各篇之大旨,首列“舊注”之評論,次列“濬按”之評語,其目的大概是開門見山、開宗明義,云:“王逸《章句》題皆在各歌後,本《三百篇》法也。茲先注篇旨於前者,以題有新解與歌旨合,欲讀者易曉也。”此外,胡氏認爲,以意逆志時要注意分寸,他特別反對學者隨意比附,误將各篇的旨意一一落實,這在解讀《九歌》時尤爲明顯,云:“《九歌》寄意君國,亦不可泥定篇篇比君。泥之,則《山鬼》既不可比君,《國殤》亦不倫,《湘君》、《夫人》終牽強。若必欲指實,惟《東皇》以比懷王,時王在秦,故末有‘樂康’句祝之也;《雲中》以比襄王,雲中,楚大澤也,有國之謂,二篇辭氣皆甚莊嚴;《湘君》、《夫人》比舊同氣宿賢,如《離騷》以女比賢之意,故多道情思;二《司命》比當國執政,有‘與君導帝九坑’句及‘夕宿帝郊’句,明當共忠於王也;《東君》以日比君,即以天狼比君側近嬖也;《河伯》遠隔江漢,比出使約縱之賢,行人當日國勢所賴;《山鬼》比用事者,如靳尚之徒;《國殤》、《禮魂》則明言將帥忠義之臣,兼以自比也。”在胡氏看來,《九歌》有寄託之意,但不可篇篇坐實爲比君。對此,毛慶予以高度評價,云:“如此處理,則比有些必作某解的注釋,要高(11)明得多。”

5.點評文藝。胡濬源非常善於從文學的角度來分析作品,對於舊注“不通節旨、脈絡之病”尤爲不滿,云:“注者不細審其輕重、虛實、死活之妙,專於呆句求之,則往往有前後比類、隨步換形者,遂疑爲迭複,又謂爲‘三致意’即此。此不通節旨、脈絡之病也。”胡氏或梳理文章脈絡,如就《離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絶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句,云:“恐眾賢之改節也,伏後‘時繽紛變易’數節。”或論評佳句妙字,如就《離騷》“忽臨睨夫舊鄉”句,云“‘忽臨睨’,‘忽’字始逼到盡處、結處,篇中凡七‘忽’字冠首句,自‘忽奔走’至此,皆有層次脈絡,猶文中用‘不意’、‘不覺’、‘詎知’等字法也。”或指明修辭技巧,如就《惜誦》“忘儇媚以背眾兮”句,云:“‘忘儇媚’,亦是以女自比。”

6.印證作品。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非常注重不同作品的相互印證,或引用楚辭作品來印證,或引用其他作家作品來印證,從而使其解讀更有說服力。引用楚辭作品來印證的,如就《離騷》“余焉能忍而此終古”中“終古”二字,云:“‘終古’,與《九歌·禮魂》篇‘終古’同,謂來日之無窮也。”又如《湘君》“將以遺兮下女”中“下女”二字,云:“‘下女’,與《離騷》篇‘下女’同。”引用其他作家作品來印證的,如解讀《湘君》、《湘夫人》,云:“二篇,皆以女巫媚女神,故情致纏綿,末皆有持贈語不嫌褻,然寓意諷色荒也。曹植作《雒神賦》以諷丕,仿此。”胡氏指出曹植《洛神賦》中的諷諫之意,正是模仿《湘君》、《湘夫人》二篇。又如就《招魂》“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穾廈,夏室寒些。川穀徑複,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泛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段,云:“逐層鋪陳綺麗。此《兩京》、《三都賦》之祖也。”胡氏認爲,張衡《二京賦》、左思《三都賦》逐層鋪陳和風格綺麗就深受《招魂》啟發。三、胡濬源楚辭研究的方法與成就

胡濬源主要生活在樸學之風盛行的乾嘉時期,學術功底深厚扎實,但在注疏楚辭時,並沒有刻意追求字句訓詁、名物考證,而是奉行以尋求“通節旨、脈絡”爲主的治學宗旨,採取了別具一格的楚辭研究方法,即“求楚辭於注家,不若求之於史傳;求之於史傳,不若求之於本辭爲確”,從而取得可喜的成就。我们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對胡濬源楚辭研究的方法與成就做深入、系統的探究。(一)求楚辭於注家——學術家的眼光

所謂“求楚辭於注家”,就是指從過去的楚辭注中尋求正確解讀楚辭的方式。胡濬源雖堅持“求楚辭於注家,不若求之於史傳”觀點,但實際上,作爲一名博學多識的學者,他卻始終運用着“求楚辭於注家”的研究方法,體現出學術家的眼光。對於過去的楚辭注家,胡濬源既沒有一概地否定,也沒有一味地接受,而是加以獨立的思考和理性的分析。

1.體現在原文注疏上

首先,胡濬源充分肯定前人注疏楚辭的成就,如漢代以來各家注楚辭本,如王逸、蘇軾、洪炎、洪興祖、朱熹、吳仁傑、蔣驥、蕭雲從、林雲銘等,云:“楚辭注家,傳者自漢王逸《章句》後,宋有蘇軾校本、洪炎等十五家本、洪興祖《補注》、《考異》,朱子《集注》、《辨證》,吳仁傑《草木疏》,明以來各家說楚辭本,國朝蔣驥《山帶閣注》、蕭雲從《離騷圖》,此外又若林雲銘《楚辭燈》之類,雖多執滯,亦間有所長。諸家詳賅,已無微不搜矣。”事實上,《楚辭新注求確》一書就是胡濬源晚年家塾課暇,在批閱王萌《楚辭評注》的基礎上編撰而成的,云:“邇來謝病,家塾課暇,注《韓集五百家注旁參》,後見兒輩案又有近時王遜直同侄帶存所注《楚辭評注》十卷,因取閱之,隨閱隨批,不覺竟其卷。”因此,胡濬源在注疏楚辭原文時,就自然深受王萌及其侄王遠觀點的影響。他對於王氏叔侄雖時有批判,但也有所肯定。如,在注疏《九辯》、《惜誓》、《服賦》、《招隱士》等篇目時,胡濬源就基本照抄王萌及侄王遠《楚辭評注》的觀點,而不發表自己的觀點。又如,在注疏《離騷》、《天問》、《九歌》、《九章》等篇目時,胡濬源則部分接受王萌及侄王遠《楚辭評注》的觀點,並經常表達自己獨到的見解。比較而言,胡濬源肯定王萌的觀點遠甚於其侄王遠的觀點,如解讀“三后”,王萌及侄王遠《楚辭評注》:“‘三后’,禹、湯、文武也。……遠按:‘三(12)后’,當是‘三皇’,在帝之上,其德純粹。”對此,胡濬源則認同王萌的觀點而反對王遠的觀點,即“三后”當指禹、湯、文武,而非指“三皇”,云:“‘三后’,指禹、湯、文武爲是。下陳詞重華,所舉皆三代事。若指‘三皇’,則終篇不相應矣。”

其次,胡濬源又明確指出前人注疏楚辭的不足,主要有“專疏其辭”、“渾括其指”、“牽於古而曲爲之說”三種缺點,云:“然原文於經、史、子外,獨創一格,爲詩之變而賦之祖;字句承轉恍惚,未易確以跡求。後之讀者,以其恢奇奧衍,不得不乞靈於注。而注家或專疏其辭,或渾括其指,或牽於古而曲爲之說,遂致有累複扞格、齟齬不合、揆之情理不安不確者,如《離騷》之以女比君,《九歌》之爲主祭詞,《天問》之以後出書釋上世不傳之事,如此類俾千古奇文幾成怪文矣。”如,對於當時比較盛行的林雲銘《楚辭燈》,胡濬源予以強烈的批判,指出該書存在“專疏其辭”而未能求得“文脈之貫通”的弊端,云:“讀楚辭,當於天晴日午明窗下,一目十行,靜心觀之。若黑夜暗室,索螢火之燈,逐字照去,照得一字而忘上下字,照得一句而忘上下句,照完一篇而忘他篇,便自以爲確解,謬矣。故注楚辭者有以‘燈’命名,殊大可笑也。”又如,對於注家“牽於古而曲爲之說”的缺點,胡濬源也從文獻例證出發,予以一針見血的批駁,云:“從來注楚辭者正坐迂板,又強作解人也;解必以證古書,但諸所引證《淮南》既系漢人書,《竹書》又晉太康時出,《山海經》亦小說之祖,並非禹、益書,其餘雜書益不可據以解屈。”再如,對於注家“渾括其指”的毛病,胡濬源予以客觀的辯駁,云:“《九歌》寄意君國,亦不可泥定篇篇比君。泥之,則《山鬼》既不可比君,《國殤》亦不倫,《湘君》、《夫人》終牽強。”

2.體現在篇目次第上

在楚辭篇目次第的編排上,不同的楚辭注家時常會取捨不同。如前所述,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在王萌及其侄王遠《楚辭評注》的基礎上批點而成,而王萌及其侄王遠《楚辭評注》又是在朱熹《楚辭集注》的基礎上批點而成。現將朱熹《楚辭集注》、王萌及其侄王遠《楚辭評注》、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三書的篇目次第臚列如下:王萌及其侄王遠《楚胡濬源《楚辭新注朱熹《楚辭集注》辭評注》求確》卷一:離騷經第一卷一:離騷第一卷一:離騷第一卷二:九歌第二卷二:九歌第二卷二:九歌第二卷三:天問第三卷三:天問第三卷三:天問第三卷四:九章第四卷四:九章第四卷四:九章第四卷五:遠遊第五、卜居第六、漁父第卷五:遠遊第五卷五:招魂第五七卷六:卜居第六、卷六:九辯第八卷六:招魂第六漁父第七卷七:招魂第九、卷七:卜居第七、漁卷七:九辯第八大招第十父第八卷八:惜誓第十一、吊屈原第十二、服賦第十三、卷八:九辯第九卷八:大招第九哀時命第十四、招隱士第十五 卷九:大招第十卷九:遠遊第十卷十:惜誓第十一、卷十:惜誓第十吊屈原第十二、服賦一、吊屈原第十 第十三、招隱士第十二、服賦第十三、四招隱士第十四

由此可見,《楚辭集注》、《楚辭評注》、《楚辭新注求確》在篇目次第的編排上存在差異。朱熹《楚辭集注》共分八卷,其中卷一至卷五皆爲屈原作品,即《離騷》、《九歌》(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共計二十五篇;卷六至卷八皆非屈原作品,即《九辯》(九篇)、《招魂》、《大招》、《惜誓》、《吊屈原》、《服賦》、《哀時命》、《招隱士》,共計十六篇。王萌及其侄王遠《楚辭評注》共分十卷,其中卷一至卷七皆爲屈原作品,即《離騷》、《九歌》(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遠遊》、《招魂》、《卜居》、《漁父》,共計二十六篇;卷八至卷十皆非屈原作品,即《九辯》(九篇)、《大招》、《惜誓》、《吊屈原》、《服賦》、《招隱士》,共計十四篇。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共分十卷,其中卷一至卷七皆爲屈原作品,即《離騷》、《九歌》(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招魂》、《卜居》、《漁父》,共計二十五篇;卷八至卷十皆非屈原作品,即《九辯》(九篇)、《大招》、《遠遊》、《惜誓》、《吊屈原》、《服賦》、《招隱士》,共計十五篇。

很顯然,在屈原作品的總篇數認定上,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贊同朱熹的觀點而反對王萌的觀點,即認爲屈原作品應爲二十五篇而非二十六篇;但在屈原作品的篇目名稱認定上,他則贊同王萌將《招魂》視作屈原作品的做法,而反對朱熹、王萌將《遠遊》認定為屈原作品的觀點,云:“《史》明謂‘讀《招魂》、《哀郢》’,又謂‘作《懷沙》之賦’。《哀郢》、《懷沙》俱在《九章》內,則《招魂》與《九章》皆原作。計二十五篇之數,有《招魂》則無《遠遊》,有《遠遊》則無《招魂》。必去一篇,其數乃合。大抵《遠遊》之爲辭人所擬良是,細玩其辭意亦然;余辨另詳後《遠遊》篇。至《招魂》之確爲原作,亦詳後《招魂》篇。舊本列原作二十六篇,不合《漢志》二十五篇之數。今摘《遠遊》一篇列《大招》後,餘篇仍依舊本。”應該說,胡濬源從史料出發,將《遠遊》視爲非屈原作品確有相當的說服力。對此,晚清學者鄭知同《楚辭考辨》予以高度肯定和自覺繼(13)承,云:“惟近世胡氏濬源審正二十五篇,如上所第,今從之。”(二)求楚辭於史傳——史學家的精神

所謂“求楚辭於史傳”,就是指從過去的史料典籍中尋求正確解讀。胡濬源雖堅持“求楚辭於史傳,不若求之於本辭”觀點,但實際上,作爲一名嚴謹求實的學者,他卻始終運用着“求楚辭於史傳”的研究方法,體現出史學家的精神。對於過去可靠的史料典籍,胡濬源就堅持大膽運用,並據此進行理性的分析;反之,對於過去不可靠的史料典籍,他則反對隨意引用,並對此進行理性的批判。

1.堅持大膽運用史料典籍

歷代學者雖對楚辭作了大量的注疏和考論工作,但“由於時代的隔閡、事實的冥昧、文句的艱奧、詞旨的婉曲,導致了疑義紛紜,久訟莫斷。或囿於舊說,難脫藩籬;或游談臆說,羌無實據;或治絲愈(14)紊,遂成死結。”對此,胡濬源不囿於舊說,而力圖從史料典籍出發,來破除楚辭學史上的諸多難題。在眾多史料典籍中,胡濬源認爲最爲可靠的史料典籍當屬史書,尤其漢代司馬遷的《史記》,正如毛慶所言:“胡氏十分重視《史記》,全部屈賦的注釋闡明可以說以此(15)爲基礎。”

或借史料典籍來考查楚辭作品的創作時地,如胡濬源認定《離騷》創作於屈原被流放江南後,他根據《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漢書·藝文志》中的記載來推斷,云:“太史公《自序》固已明曰:‘屈原放逐,著《離騷》。’有《報任安書》曰:‘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漢志》:‘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則《楚辭》皆既放後作也。”在胡濬源看來,過去的楚辭注家之所以誤認爲《離騷》作於屈原被疏於懷王時,皆因爲沒有正確解讀《史記·屈原列傳》,“泥《史記》文前後執而分之”,“不知《離騷》一篇,《史記》傳原於‘王之怒而疏’後,即接作此,重是篇也”。那麼,屈原到底是在哪一年被流放的呢?胡濬源在解讀《離騷》“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句時,結合《史記·屈原列傳》“雖放流,(16)眷顧楚國,系心懷王,不忘欲反”句,明確推斷出屈原於楚懷王三十年被流放,云:“‘溘死’、‘流亡’,便既放流,在懷王三十年。王放原後,乃入秦,正《惜往日》所謂‘遠遷臣而弗思’,《史》所謂‘雖放流’。”而《離騷》正創作於此次流放後,云:“即又曰‘雖放流,眷顧楚國’、‘一篇三致意’云云,作《騷》當在此時,史筆不過急所重而先之耳。”同時,他又進一步指出,《史記·屈原列傳》所謂“令尹子蘭聞之大怒”正是意指令尹子蘭聽說屈原創作《離騷》等篇章,由此也可再次佐證《離騷》創作於被懷王流放之後而被頃襄王遷謫之前,云:“《史》稱‘令尹子蘭聞之大怒’,聞其作《離騷》等篇也;‘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怒而遷之’,則既放又遷之,使益遠耳。”

或借史料典籍來論析楚辭作品的創作意旨,如胡濬源認定《離騷》的大旨是“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而“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句就來自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楚辭新注求確》:“此篇大旨,史遷‘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兩言盡之矣。有合說,有分說,總不外是。讀者見其文詞迷離恢詭,不尋其脈絡,遂駭其複,不知未嘗複也。”應該說,胡濬源選取《史記·屈原列傳》“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句,來比較準確地概括出《離騷》的意旨,富有真知灼見。屈原創作《離騷》,其初衷是“冀君之一悟”,但悟君必先做到“俗之一改”,而改俗非賴賢臣不可,故篇中處處可見屈原力圖尋求賢臣;既然賢臣終不可求得,故俗終不能改、君終不能悟。對此,毛慶予以高度讚揚,云:“一般注家,多注意‘君之一悟’,而於俗之一改較爲忽略,而胡氏特別注意,據《史記》而看出《離騷》不單對楚王,亦(17)對當時重臣發,可謂慧眼獨具。”又如,胡濬源解讀《離騷》“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句時,就運用《史記·屈原列傳》來注釋,云:“‘替’,即《史》所云‘絀’也。〇‘鞿羈’,疏而未絀。‘夕替’,則齌怒而疏且絀矣,《史》所謂‘不復在位’。”再如胡濬源解讀《九章·惜往日》時,根據《史記·屈原列傳》所謂“王甚任之”、“王怒而疏”、“屈原放逐,乃賦《離騷》”、“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句,來考定《九章·惜往日》中所記載的屈原不同人生階段,云:“此篇足考屈子疏、放,賦《騷》之前後。”

或借史料典籍來考辨楚辭作品的文體屬性,如胡濬源運用《尚書》、《左傳》、《詩經》、《晉書》、《齊書》、《周禮》等文獻來考辨《九歌》的文體屬性,云:“《九歌》是代女巫口氣,歌以媚神,如今世俗僧道巫覡香火科咒及演戲奉神戲曲,皆不隸樂府,非祭禮之雅樂也。……玩末章‘姱女倡’句,自知‘女倡’即‘巫’。若朝廷典禮,當有工祝,不當任之女巫。蓋女巫媚神,自上古歷夏商以來,久已成俗。《商書·伊訓》曰:‘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周初大姬封陳,好巫覡歌舞,其民化之,故《陳風》有《宛邱》之章,其風只在民間,不惟楚沅、湘,而沅、湘尤甚且鄙。屈子特借其詞,文之以寄意耳,大要謂巫風足亡國,因之感觸。《晉書·夏統傳》:‘統從父敬甯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紿統並往,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佪舞,靈談鬼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翻。統驚愕而走。’是此俗至晉猶然。直迨元魏孝文延興二年,始詔孔廟不許女巫妖覡淫進鼓舞。又,《齊書·禮志》,何佟之議引《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鄭玄注‘使女巫舞旱祭’,鄭眾云‘求雨以女巫’。佟之又云‘今之女巫,並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應速’,則古女巫之有歌,歌有詞,《九歌》之爲歌詞也明矣”,“不知古者祭祀,用樂歌則工及瞽蒙職之,舞則伶人、國子任之,女巫惟舞雩及大災歌哭而請耳,豈有傳芭代舞爲典禮乎?楚雖蠻邦,《左傳》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振萬於王宮側,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春秋已然,不應至戰國而此風遂改”。由此可見,胡濬源充分利用史料典籍,考定《九歌》並非祭禮之雅樂,而是女巫媚神之歌詞,並進而把《九歌》看作“如今世俗僧道巫覡香火科咒及演戲奉神戲曲”,這爲後世探究《九歌》的文體屬性提供新材料和新(18)觀點。或許,王國維所謂《九歌》“蓋後世戲劇之萌芽”的觀點正受胡濬源的啟發。

2.反對隨意引用史料典籍

學者倘若運用可靠的史料典籍來解讀楚辭,自然有助於準確地理解楚辭,但倘若隨意引用不可靠的史料典籍,不但無助於作品的解讀,反而會增加很多無謂的疑惑。對此,胡濬源有着清醒的認識,故他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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