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比尔·波特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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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的行囊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禅的行囊
作者：(美)比尔·波特
译者：叶南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0-10-01
ISBN：978754424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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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不立文字
终于到家了。美国西北的夏日，天色向晚，黄昏悠长。几个小时之前，我坐在飞机上，从自家所在的小镇头顶低低掠过，透过舷窗，分明可以看见家门口的那片黄杉林。离开了两个多月，院子里的草坪大概已是芜蔓不堪。机身在空中转过一个弯，小镇慢慢消失在了舷窗外。半小时后，飞机在西雅图着陆，我从机场出来，打车去了科尔曼码头，坐轮渡过普捷湾，再换两趟公交车到达汤森港的喜互惠超市。我的老伙计费恩·威尔克斯在超市门口接上我，然后开车穿过那片两公顷大小的黄杉林，把我送回了家。
今天是中国的阴历四月初八日，佛陀诞辰。在这一天，佛教徒要为悉达多太子立像沐浴香汤以资纪念。我躺在楼上浴室的猫脚浴缸里，开始回味刚刚结束的旅程——这大概是我的私人庆祝方式。爬出浴缸，我上了床，想睡上一觉，可是心绪还停留在中国。我又从床上爬起来，开始写这本书。
这次旅行始于2006年春天的北京。在中国，农历新年标志着春季的开始，这一天新月初升，距离冬至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与春分日（太阳直射赤道）的等分点最为接近。2006年的农历新年是公历1月29日，而我到达的那天是2月26日——也就是说，春天已经开始了将近一个月。但是，决定春天何时开始的中国古人居住在黄河流域，北京则远在他们北方千里之外。在北京，现在仍是不折不扣的冬天。到达时天色已晚，站在机场航站楼外的寒风里等出租车的一会儿工夫，我竟不得不打开背包，拿出大衣套在身上。我真正想穿的其实是秋裤，但显然我不能不顾体面地在大庭广众之下穿秋裤。
通常我会去找一家旅馆住下。不过这次，我的老朋友泰德·伯格让我住在他那儿。他的住处位于北京城东部一个漆黑小区里一座漆黑的六层公寓楼漆黑的顶楼。出租车司机成功地找到了小区的大门，然后便迷失在黑暗的楼群之中了。没有路灯和门牌号的指引，在多次尝试碰壁之后，我终于找到了那座楼，爬上了正确的楼梯。
泰德不在家，他正在美国参加电影节，展映他那部关于中国隐士的纪录片《共坐白云中》。他的美国室友给我开了门。公寓很小，陈设简单——年轻人的家都是这样，大概是因为不打算长期停留，所以能省则省，就算有钱也宁愿花在更直接的享乐上，比如买瓶好酒。不过屋里暖和极了，每个房间都装了暖气片，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不得不开着窗户。泰德给我安排的房间属于他的另一位中国室友，因为我的到来，她暂时回父母家住了。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一只床头柜和一个衣柜之外别无长物。我的旅程就将从这个朴素的小房间里开始。很好。
这将是一次朝圣之旅。我的目的地是禅在中国的发源地，其中最重要者，包括了禅宗六位祖师——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和六祖惠能——开创的道场。禅的历史地位由这六位高僧所建立，他们都没来过北京，不过，在向古代大师们致敬之前，我还有些基本问题需要解决，语言是其中之一。从北京开始是必要的。
禅素以轻慢甚至蔑视语言著称。禅师们常说，“不可说，不可说”，“一说便错”。然而禅宗的文献却远远多于其他任何佛教宗派。对于这样一种特别倡导“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教法，西方和东方却都有大量著作行世，这本身看上去就是个自相矛盾的难题。我并不指望解决它，只想绕到它的身后做一番试探，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第二天一早，我给明尧打了个电话。明尧是佛教刊物《禅》的主编。“禅”的发音在英语（Zen）和汉语（Chan）中略有不同。在中国，每次我说到“Zen”，人们总是纠正我：“应该是‘Chan’。”他们说，“‘Zen’是日本的禅。中国禅和日本禅是不一样的。”这可以算是一种文化现象。但不管是中国的“Chan”，日本的“Zen”，还是朝鲜的“Son”，它们都指向同一种心境。
我愿意说“Zen”而不是“Chan”，是因为我更习惯“Z”的发音。而且这也是禅诞生时人们的念法（语言学家对“禅”字古音的订正倾向于“dzian”）。在禅宗得以发扬光大的中国南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江西赣江流域，今日当地人的方言依然把“禅”念作“Zen”。十七世纪满洲人入主中原，建立清帝国之后，他们按照自己的方言规定官话的标准，禅在官方语言里的发音才变成今天这样。更何况，禅早已不再是中国的或者日本的，它属于一切发愿见性成佛的人，一切心无所住、笑对如此疯狂时代的人。
在电话里，明尧邀我一起吃午饭。他的妻子明洁也会来。明洁是我上一本书的中文版译者，所有人都喜欢她给中译本起的名字：《空谷幽兰》。在此之前，还真没有人写过一本关于中国隐士的书。《空谷幽兰》的出版产生了一些影响：在西安，居然因此形成了一个隐士协会。隐士协会将终南山区的茅篷和洞穴位置登记造册，定期派人到山中分发药品和食物，甚至邮件。
明尧和明洁约我在一家素食餐厅见面。餐厅在北京城东北部的柳芳南里，取名“荷塘月色”。净慧法师的一幅字挂在门口醒目的位置：“日日是好日”。净慧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明尧、明洁，还有这家餐厅的主人夏泽红居士，都是他的弟子。餐厅的主人过来打了招呼，然后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包间。明尧后来告诉我，夏居士是他主编的刊物《禅》的主要资助者之一。
我找明尧的目的正与他这本刊物有关。我想知道，在中国出版一本与禅有关的刊物需要涉及哪些资源和努力。就着一桌子素食和一种用新鲜梅花酿制的饮料，明尧向我娓娓道来。
是净慧创办了《禅》。他在媒体领域的另外一项成就是把《法音》缔造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佛教期刊。这本杂志的内容包括佛教哲学和经典的讨论，以及佛教界的新闻故事。1989年之后，净慧决定创办一本新刊物。他本人是一名禅师，禅的要义在于将修行与生活融会贯通，他觉得中国需要一本专门讨论这种修行方式的刊物，这本刊物的名字就叫《禅》，明尧主动参与了它的编辑工作。《禅》最初是一本发行量仅三千册的季刊，随后改为双月刊，发行量也增加到两万五千册。如此规模的杂志，每期需要投入大约六万元人民币用于编辑、印刷和发行，折算下来，每册的成本差不多是两块五。杂志是免费赠阅的，它的经营完全依靠外界的资助。主要资助人包括荷塘月色餐厅的老板，以及拥有服装品牌“真维斯”的一个香港家族企业。不过普通读者也会捐助一些钱。
印刷和邮寄费占去了绝大部分成本。杂志社在河北的柏林寺有一间办公室，但明尧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编辑工作。杂志被分发到各地的寺庙中供人取阅，同时，人们也可以写信给明尧告知他们的通信地址，收到信后，柏林寺就会把杂志按地址寄过去。
这本杂志从未在审查方面遇到过麻烦。明尧并不需要在出刊前将稿件送审，只要在杂志印出之后寄几本给宗教管理部门。明尧告诉我，政府其实对这本刊物相当赞赏，把它视为其他宗教组织都应效法的榜样。
内容方面，《禅》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佛教徒作者投稿，不过大多数文章还是出自净慧的出家和在家弟子。他们的共同点在于着重推广“生活禅”——一种不论在小区公寓还是寺院里都能实践的修行。
明尧告诉我，中国人正在重新点燃对佛教的热情，但这种热情还很肤浅，并经常是出于误解。他说：“大多数人要么是被密宗的神通异能吸引，要么是在净土宗里寻求逃避，他们并不对完全的解脱感兴趣。但其实任何修行都要立足于禅，包括密宗和净土宗。禅是佛心，学佛的人早晚都会走向禅修这条路。禅在中国曾经濒临灭亡，这两年刚刚有点好转，将来怎么样还很难说。”“对禅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年轻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要让人们真正理解禅，还需要更长的时间。禅宗的寺院现在也越建越多，但更重要的是重建禅的精神。这就是我们的杂志想做的事情。重现唐朝时的繁荣是不可能了，现在需要的是让人们理解：怎样在现代世界、日常生活里实践禅的思想。这是禅的根本，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可以修行。禅关心的是我们当下的生命状态，而不是那些形式上的东西。”
尽管对禅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但明尧认为，缺少合格的导师是个很大的问题。人们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怎么开始。而《禅》可以在这一点上提供帮助。它提供相关的知识和必要的鼓励，但它不能代替导师的作用。明尧承认，真正有资格教授禅的人实在太少了。许多自称能教人学禅的人其实不能，他们只是在空谈。
我终于等到了真正想问的问题：如何解决语言的问题？禅宗大师们的确一贯看不起语言。他回答我：“不用语言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杂志会尽量用普通读者能看懂的语言。语言是为了区别事物才产生的，但真正的道超越了语言上的区别。从这一点看，语言是需要跨越的障碍，但是在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前，需要有人用语言来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意识到这一点。自己悟道和教人学道都离不开语言。当禅宗大师们直指人心，告诉弟子不要受制于语言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道并不在语言之中。他们并不是要我们不看书，不读经。以文字见道，就如以手指月。语言的作用如此，我们的杂志作用也如此。它为人指示正道。如果人们想知道月亮的样子，他们还是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这顿饭吃了很长时间。明尧还谈到别的事情。饭后，他带我去见了一群比丘尼，大约有十几人。这些比丘尼也是净慧的弟子。我和净慧相识于1989年，如果不是他为我指点中国隐士的踪迹，我不可能写出《空谷幽兰》。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也接受过净慧“传法”，也可以算是他的弟子。
比丘尼们暂时借住在北京的一处公寓楼里。她们的庵院眼下正在南方一千公里外的湖北黄梅兴建，那里离禅宗的四祖寺很近。在公寓门口，我们换上拖鞋，跟着比丘尼宏用进了前厅。几位比丘尼在给我们沏茶，是那种放了龙眼和红枣的清真茶。宏用告诉我，她们正在准备参加念诵《大般若经》的法会。长达六百卷的《大般若经》在七世纪中叶由玄奘（602－664）从印度带回并译成中文，它是大藏经中篇幅最长的单篇佛经，是所有讲授般若的经典的老祖宗。念诵法会是净慧组织的，将在两天以后举行。地点是赵州柏林寺。
宏用对我说，她希望我能给比丘尼们讲讲般若。我一时无语。出家人请在家居士开示，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有些寺院甚至明确禁止居士开示。我想她大概是出于对远来客人的礼貌，让我简单说几句，于是答应了。宏用站起身，带我们走进客厅，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一间禅堂。比丘尼们跟着进来，各自在蒲团上坐下。宏用重复了她的请求，我只好就《心经》发表了些看法。《心经》是所有关于般若波罗蜜多的经典中篇幅最短的。我实在讲不出太多，而比丘尼们也慈悲为怀，没有继续为难我。
基督教时代开启之前，大乘佛教已在贵霜帝国（范围大致覆盖了今天的北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形成，般若是它的核心概念。般若，指的是“超越知识的”，没有被知识或者分别心所污染的本心——相当于吃下善恶果之前的亚当、夏娃。简单地说，般若的意思是“智慧”。再加上“波罗蜜多”，意思就变成“无上的智慧”或者“完美的智慧”。获得这种智慧能令人看见事物的本来面目，看见自我的存在原是空，是心中生起的幻境。
般若波罗蜜多一系的佛经在公元二世纪到三世纪传入中国，为其后禅宗的形成奠立了哲学基础。随着这些强调智慧的经典一同传来的，还有教授禅那的经卷。“禅那”，是梵语“dhyana”的音译，它指的是进入禅定的修行。禅那随后就被简称为禅。但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禅，则是般若与禅那相结合所产生的体系。这一切并没有随着般若和禅那传入立刻发生，而是一直等到几百年后的五世纪末，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来到中国之时。在这之前，禅那和般若还是两码事，有人打坐入定，也有人追求般若智慧，但没有人修禅。禅修意味着将两者合二为一，行住坐卧，了无分别。没有禅那的般若是口头禅画饼充饥，而没有般若的禅那则是无本之木。修禅意味着取消般若与禅那之间、智慧与静虑之间的分别，同时它又必须以二者为基础。
我如此简略地解释了般若之后，又把《心经》逐句解说一番。宏用和众比丘尼向我躬身致谢。正要离开的时候，宏用告诉我，净慧托她带话，邀请我参加念诵《大般若经》的法会。我本来另有打算，但这样的邀请是无法拒绝的。于是约好，第二天下午我们一起去柏林寺。
我回到泰德的公寓，等我的朋友莫德伟下班后来接我。莫德伟是美国驻华使馆的一等秘书，曾经和我一起在台湾待过。他接上我，开车出城，向机场方向驶去。德伟的儿子在北京顺义国际学校读书，今晚他要参加一场学校举办的音乐会。一百多个孩子演奏着各种西方管弦乐器，虽说这是在中国，可是根本看不见古筝、琵琶和二胡之类的乐器。德伟的儿子演奏的是鼓。他们的水平都不赖。五年级的时候我也学过小提琴，不过我真正的爱好是玩弹球——尘土飞扬的户外，铺着地毯的客厅，都是我战斗过的地方。我不禁回想起心爱的玛瑙石弹球，想起当年令人难忘的告别赛。它们曾经带给我太多快乐。我把它们都扔哪儿去了？我不禁出神痴想，自己当年是因为什么抛弃了它们。大概是电视罢。不太可能是小提琴。
从音乐会离场的时候，我见到了德伟的妻子懋华。她坐在音乐厅的后排，一开始没看到我们。我们都有点饿，没有坚持到音乐会结束便中途离场，去了附近的一家马来西亚餐厅。懋华在惠普公司上班，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就在那儿，现在已经做到了中国区市场部经理的位置。她总是能同时做两件事——我指的当然不是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而是同时跟两个人对话。这会儿她正同时跟三个人对话：她老公、儿子，还有我，而且三场对话之间毫不相干。如果我试着这么做，就会觉得自己的魂丢了一半。我一直没能学会那种轮流把三四个球抛向空中的杂技。我已经完全不记得那天晚上我们说了什么，吃了什么。当然，除了美味的沙嗲。对了，还有椰子布丁。
吃完饭已经很晚，赶回泰德那间热得要命的公寓不太现实，于是德伟夫妇留我过夜。他们就住在附近的一处别墅小区里，这个由一百多幢带花园的独立住宅组成的居住区有个英文名字，意思是“河畔的花园”。开发商是个台湾女人，她自己也住在小区里，她的房子占了整整一个街区。我们开车经过她门前，看到卧室还亮着灯。懋华低声告诉我：那女人离过婚，而且还很漂亮。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而且还要压低声音。不过他们没让我就地下车——我只能按着他们的提示往下想，想象自己敲开房门，跟女主人搭讪说，能跟你喝杯酒么？
第二天一早，我在德伟家的客房里醒来，跟他一起回到城里。下雪了，北京城一时之间安静了许多。在泰德的公寓门口，德伟把我放下，我上楼待了几个小时，然后出门打车去找明尧、明洁和比丘尼们。我们乘着由三辆黑色奥迪组成的车队离开了北京。司机们在高速路上的车流里以一百二十公里的时速呼啸穿梭。三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位于赵县的柏林寺。
公元858年，从谂和尚结束了他二十多年的云游生涯，驻锡赵州城弘法，成为禅门一代宗师，世称赵州禅师。赵州就是今天的赵县。从高速公路上下来，我们得知通向柏林寺的大路因为修下水管道而封路了，只好迂回至县城南面，恰好路过赵州桥——这是世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建于公元600年。关于赵州禅师的公案里曾提到过此桥，有人问赵州：“如何是石桥？”师曰：“度驴度马。”——这就是我所说的禅宗对待语言的态度。语言在此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可是仍有成千上万的禅门弟子坐在蒲团上冥思苦想，试图领会禅师给出的答案之中的微言大义。或者再举一个著名的例子，有人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回答说：“无。”在另一个场合，有人问了同一个问题，他的回答却是：“有。”过了赵州桥，我们开上了一条土路，钻进县城里的一片旧城区，七拐八拐之后，终于到了柏林寺。
下了车，就有一名僧人引着我们走过错综复杂的长廊，来到寺院最里面方丈居住的院子。柏林寺的方丈明海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不久，他就出家做了和尚。他的才华很快得到净慧的赏识，2003年，净慧把方丈之位传给了当时年仅三十五岁的明海。此刻，他站在门口欢迎我们，把我们带进客堂。
净慧正在房间的最里面和几个富有的施主交谈。他一看见我，就站起身冲了过来，拉着我在他身边坐下。净慧总是抓着我的胳膊，带着我到处走，就像我奶奶。
净慧问我最近在干吗，我告诉他自己刚刚翻译完《六祖坛经》。我还主动提到，译稿参照了新出的杨曾文编《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净慧闻言皱起了眉，并且大摇其头。于是，突然之间，我想起他曾经写过一本关于《坛经》的书，去年还送了我一册。《坛经》的关键在于一则偈子。禅宗五祖弘忍大师有一天交代弟子：谁能作出体悟佛性的偈颂，就把禅宗的衣钵传给他。弘忍的大弟子作了一首：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另一名负责舂米的初学弟子看见这首偈子，也回了一首。这名目不识丁的弟子名叫惠能，他的偈子是这样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
弘忍从惠能的偈子里看到了真佛性，于是惠能成了禅宗历史上最著名的第六位祖师。他的道场将是我此次朝圣之旅的倒数第二站。突然之间，在我满是尘埃的心中分明看到，朝圣之旅上尘土飞扬。
净慧打断了我的走神。他告诉我，敦煌发现的《坛经》所录惠能诗第三句是错的，正确的版本应该是“本来无一物”（晚出的版本都写作此）。这一句是禅宗的根本。但是，让净慧烦恼的是，敦煌发现的两个《坛经》手抄卷子比后世通行的版本更古，都写于惠能圆寂后一百年之内。这里出现的分歧基本上就是后世佛教大乘空宗与唯识宗之间争论的关键所在，可现在净慧批评我翻译了“错误”的版本。我一时无语。他却突然再次抓住了我的胳膊，大笑起来，仿佛是在说：“跟你开玩笑呢。上当了吧！”
幸运的是，寺院里宣布开饭的斋板突然响了起来。我们全都站起身，向专供方丈的客人使用的斋堂走去。自助式的午餐十分美味，我吃完一轮又去盛第二轮。以前来中国旅行总能让我减肥，现在不会了。饭后，一名僧人领着明尧和我，还有另外两名居士到房间休息。这几个房间通常是给挂单的僧人准备的。时间还早，但是因为房间里太冷，所有人都上了床。我把身体紧紧蜷缩在一床十斤重的厚棉被下面。窗外，有人在燃放鞭炮庆祝即将来临的般若法会，但我还是很快就睡着了。明天将会忙个不亦乐乎，早课凌晨三点开始，预计会有数千人参加。我决定行使自己作为客人的权力，睡个懒觉，等到太阳出来，外面暖和了之后，再去参加《大般若经》的集体念诵不迟。
我的如意算盘落空了。2:45，明尧把我叫醒。到时间了，他说，法会开幕的仪式就要开始。我不想动，但是作为一名客人，是不可以说“不”的。看见我还在磨蹭，明尧又说，“老和尚”，也就是净慧，特别说明希望我能参加。我赶忙钻出热被窝下了床。我是穿着袜子睡的，所以只要套上裤子和鞋，就可以抓起衬衣和大衣一边穿一边半梦游地向外走。不过刚走到室外，我立刻醒了。空气冷得彻骨，漫天繁星都仿佛被冻得直哆嗦。
我扣上衬衫的纽扣，拉上大衣的拉链，跟着明尧穿过一个足球场般大的院子，来到一座巨大而冰冷的佛堂。里面已经来了上千人，还有更多人在我们身后陆续赶来。大殿的一端靠墙立着五座巨大的鎏金佛像，另有一万尊一尺高的佛像布满了所有墙面。这是我见过的最大佛殿，建造它据说花费了三千多万人民币。
我很快发现，净慧确实是希望我来参加。佛堂中间放了一百零八张小桌子，每张桌子都铺了黄色的锦缎，上面放着一套三只细致的瓷钵：中间那只用来烧香，左边那只放着檀香粉末，右边那只装着整支的檀香。瓷钵后面是一只木制的读经架。除此之外，每张桌上还放了一张卡片，上面用汉字写着人名。我被人领着来到一张桌子前面，看见卡片上写着：“比尔”。这下逃不掉了。
我痛恨仪式。小时候，我痛恨教堂；后来，我痛恨军校；再后来，我痛恨军队。1967年3月，在撤军回国前的最后一天，军士长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我是他见过的最差劲的士兵。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我不喜欢仪式。在我看来，所有的仪式都跟巫术差不了多少，虽然也许并不都是又唱又跳。而现在，我坐在一万尊佛和数千名也许即将成佛的人中间，向十方神灵祷告，乞求法会得到佑护。我后来听说，佛堂里挤进了三千人，门外还站了一千多。我猜想所有的仪式目的都在于此：聚集更多的参与者，让众人形成一种集体归属感。而我一旦意识到自己成了集体的一部分，就立刻生起夺路而逃的念头——这一定是我前世的业障。
一开始还不算太糟糕。所有人都还在从睡意中醒来。我忙着点燃檀香，把它们插进香炉，然后在上面铺撒檀香末，时不时还要停下手里的忙活，跟着大家一起诵经和顶礼。过了一会儿，我决定把檀香像点篝火那样层层叠叠地架起来，好让它烧得更旺些。一名和尚发现了我的小动作，走过来把篝火扑灭了。仪式期间不准贪玩。
一百零八只香炉里升起的檀香烟雾和几千人呼出的水汽充满了黑洞洞的佛堂。按理说，这么多人的身体应该能让佛堂里渐渐暖和起来，但我的手脚在第二个钟头完全失去了知觉。唯一让人感觉到些许放松的是顶礼的过程。伏下身，让前额贴住蒲团，眼睛盯着蒲团上刺绣的荷花，我的意识仿佛也因此出淤泥而不染，带着荷花的香气慢慢升起，消失在烟雾缭绕的空中。偶尔，我能跟上众人的节奏，念一段经文，但大多数时候我只是摇摇欲坠地干坐着，等着仪式结束，仿佛一朵夏日将尽时的残荷。经过漫长的三小时，仪式终于告一段落——但只不过是中场休息。接下来是一小时的早饭时间。2006年3月1日，赵州柏林寺，般若法会
早饭吃完，所有人重新回到佛堂，开始念诵六百卷的《大般若经》。我匆匆跑去卧室，穿上我的秋裤，又匆匆跑回，刚好赶上钟板敲响，法会正式开始。至少这回不会被冻僵了。
放在我面前读经架上的《大般若经》是第五百一十至五百一十三卷，旁边几张桌上放着跟我同样的经文。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如果有人走神，诵经不至于中断。我开了一会儿小差，读了第五百一十卷中的几段，它们在标准版《大藏经》里位于第604页的最下方：尔时，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欲界、色界天子，各以种种天妙花香，遥散世尊，而为供养。来诣佛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俱白佛言：如来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何为相？尔时，佛告诸天子言：天子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空、无相、无愿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造作，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性无相。非断非常，非一非异，无来无去，虚空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如是等无量诸相。天子当知，如是诸相，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依世俗说，不依胜义。
我反复读了几遍，特别是最后一行：“天子当知，如是诸相（也就是前文所说的那些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的无相的相），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依世俗说，不依胜义。”佛祖使用语言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放弃语言。如果佛祖根据般若波罗蜜多的“胜义”来教导我们的话，他必定不会使用语言，那样的话，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将一无用处，佛堂里也就不会有数千名想要成佛的听众。这一切不过是某人茶杯里的幻影。很可能是赵州禅师的茶杯——赵州禅师不仅修建了柏林寺，还把茶引入了禅。
就这样，在我们用世俗语言表达胜义的集体诵经声中，世俗与神圣融为了一体。接下来的一段按规定是众人在心中默念，可以站着也可以以跪拜的姿势，快慢任意，只要自己觉得舒服就好。没过多久，默念变成了喃喃自语，然后喃喃自语声越来越大，很快，佛堂里喧闹起来，仿佛变成了宠物店。念诵《大般若经》的进度比我想象中快得多，不到两小时便已结束。不过接下来又念了一小时，念的是为法会捐钱捐物者的名字：“无量功德保佑某某某。”然后是三鞠躬。数百名供养人的慷慨由此得到了回报。
终于结束了。僧人们鱼贯而出，我紧跟在他们后面，搭车回了北京。
泰德从美国回来了。他告诉我，有很多人对他的隐士纪录片感兴趣，但没有人愿意给钱。他的美国室友做了顿家宴：意大利面配红酒。中国现在已经能买到一些可以入口的本地红酒了，特别是解百纳类的。但我感到有些疲倦，失去了喝酒和聊天的心情。我预感到一场感冒正在袭来，赶紧上了床。一定是那六小时天寒地冻的法会闹的。
次日，虽然没有凌晨的早课，我却再一次早早醒来。是时差在起作用，但我并不寂寞，楼下的院子里已经有人在晨练了。他们聊天的声音飘进了六楼的窗户，我侧耳细听了一阵，听到不想再听，便起床去厨房里煮咖啡。我找到了咖啡粉、滤网、滤网架和咖啡杯。通常，在中国各地旅行时你只能喝到速溶咖啡，现在用滤网制作手冲咖啡反倒觉得有点怪。喝过咖啡，我在客厅的沙发上躺下，翻着一本介绍外国人在北京如何生活的英文杂志，等泰德起床。
外国人在北京结婚生子，升官发财，到处旅行，开告别party。人们到哪儿都喜欢混圈子。人离开家乡到了外国，更需要和同胞混在一起。在亚洲，这尤其重要，因为在这里人际关系重于一切。
大约看到英语家教和按摩女郎的分类广告时（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家教能挣多少，以及找按摩女郎要花多少），泰德从他阁楼上的卧室里下来了。我告诉他，今天有重要安排：我打算去探索几个地方，去发现语言的本质。我邀他同去，泰德兴致很高。一杯咖啡之后，我们上路了。
我决定从北京西北部的古钟博物馆开始。从泰德的公寓去那儿需要横跨大半个北京城。要是在以前，我是不会有勇气做如此大胆的尝试的，但是现在古钟博物馆附近通了地铁，而且地铁的条件相当不错。不到一小时，我们就从大钟寺站冒了出来。古钟博物馆的前身是一所佛教寺院，始建于1733年。建成后仅仅几个月，清朝的雍正皇帝就下令将永乐大钟移来至此。这口前朝的至尊国宝此后就一直待在这所寺院里。
关于这口大钟的故事，要追溯到明朝开国皇帝驾崩的1398年。这一年，朱元璋年幼的孙子被选中继承国祚。孙子登基之后，试图节制他几个叔叔的权力，朱棣是叔叔之一。他认为自己才是皇权的合法继承人，于是在1402年把侄子赶下了台。由于朱棣做皇子时所领的封地在北京，因此他决定将都城迁来此地，并大兴土木修建了包括紫禁城、天坛和永乐大钟在内的一批重要工程。1421年，迁都完成之际，永乐大钟第一次敲响。
中国人造钟的历史悠久，而且显然是地球上最悠久的。在黄河离开蒙古高原折而向南切过黄土高原的地方，考古学家发现了公元前四千年制造的钟。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种植黍和粟，豢养猪和狗，建造土坯房。这已知最早的钟是用陶土制成的，钟体内悬挂着一只陶土做的小球，小球与钟体碰撞，便沙沙作响。这类陶钟在墓地中出土，因此考古学家推测，它们可能是用在驱逐凶神的巫祝仪式上的。两千年后，当冶炼技术在此出现，当地人又用青铜制造出同一类型的手钟，而且仍然把它们和故去的亲人埋在一起，供他们在死后的世界使用。随着村庄长大成集镇，集镇长大为城市，钟也越变越大。
古钟博物馆的第一间展厅里，陈列着公元前500年左右铸造的编钟——孔子那时还是个小伙子。它们出土于同一座古墓葬，总数大约有五十个，按大小顺序依次悬挂在木架上，仿佛正等着主人光临。最大的编钟有一米高，最小的十五厘米。每只编钟的表面都环形排列着凸起的乳钉，用于发声。如果花上十元钱，坐在展室里织毛衣的女士就会暂时停下手里的活计，操起木头棒槌为你演奏一首古曲。编钟看起来应该是为器乐合奏设计的，但即便是简单的独奏听起来依然令人神魂颠倒。
大钟寺里游客寥寥。除了工作人员，一对年轻情侣是我们此行仅见的人类，他们大概是来这儿幽会的。我们走进大钟寺的正殿，不约而同仰起了脖子。大殿正中，过去曾是佛祖金身敷座而坐的地方，现在放着那口大钟——朱棣皇帝敕令修造的永乐大钟。工作人员介绍说，永乐钟的这种钟身比例，使得它比西方铸造的、通常高宽基本相等的钟发声更为深沉悠扬。然而，音色或体型上的特点并不是我来拜访这口大钟的原因。我为语言而来。中国人铸钟时总会在钟身上镌刻文字：造钟工匠的姓名，出资人的姓名，拥有者的姓名，或者所在之处的地名，甚至可能是一幅纪念性的对联。但永乐大钟上没有这些，它的表面刻满了当时几乎所有重要佛经的经文。
永乐大钟的铸造，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钟身刻满的一百零八种佛经经文，包含了超过二十三万个汉字，每个字大约有三厘米高。首先，这些佛经要被抄写在宣纸上，然后再将宣纸贴在陶范上，接下来，工匠们描摹着宣纸上的字迹把这二十三万个汉字刻成陶范上凹陷的阴文。刻好字之后，一块块陶范被拼成钟模，在钟肩附近留出四个浇铸口，灌入由铜、锡、铅、锌、铝、铁、镁和金银组成的青铜熔液。铸好的钟身接下来又和一个巨大的钟钮焊接在一起。一根钢梁从钟钮中间穿过，钢梁放置在一系列木质梁上，这些层叠的木梁最终由八根巨大的木柱承托。最终的成品重四十六吨，整个钟体浑然无缝。即使按今天的技术水准评价，体积如此庞大而又天衣无缝的铸造物都是极为罕见的成就。
和大多数中国钟一样，永乐大钟没有钟舌。它依靠一根水平悬挂的木头从外部撞击发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如果再花上一百元人民币，你就有机会拉动那根木头，敲响永乐大钟。她还说，过去大钟敲响的时候，百里之外的人都能听到，而那些花了一百块的人，很少能做到这一点。在过去，大钟每天晚上都要敲响，每个北京人都是听着它的声音入睡的。遇到旱灾，皇帝就会带领整个宫廷来敲钟，同时焚香求雨，钟声终日响彻全城。
从诞生之初，钟就被人们用做沟通神灵的工具，不管这些神灵和他们的居所在不同的文化里被怎样不同地描绘。只是到后来，它才被用作乐器。在现代以前，人们借钟声抵达那些杳不可见、只能以声音沟通的世界，因为钟声远比人类的任何语言更为纯净、悠扬。
中国的佛教徒对钟感兴趣比巫师和皇帝们要晚得多，或许他们正是受了后者的影响。专门为佛教寺院铸造的钟晚至公元575年才第一次出现，比西方的基督教会晚了一个多世纪。然而佛教徒一旦开始敲钟就再也没停下来过，唐朝以后的每一座中国佛教寺院都挂着一口钟。我还记得在台湾的时候，每天在钟声里醒来，又伴着钟声入睡，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佛家敲钟，每次一百零八下。通常的次序，先是快七慢八，然后轻敲二十下，如是者重复三遍，最后以三下重击作为结束。一百零八之数一般被解释为人生所受的一百零八种苦：每一响钟声代表了四方（东、南、西、北）三界（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之中分别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所受的三毒（贪、嗔、痴）之苦——四乘以三乘以三乘以三，得一百零八。它们是众生沉迷的苦海之中敲响的解脱之音，是每天早晚各一次的一百零八声提醒。永乐大钟上刻着的一百零八种佛经，和柏林寺佛堂里的一百零八张桌子，也暗含着同样的寓意。
大钟周围有护栏挡着无法靠近，但仍可依稀辨出钟身上刻着的经文。我认出了《法华经》，还有一种般若部经典，但我分不出是哪一种。佛经里一讲到空，听起来都差不多。不过，永乐大钟展示了一种极为独特的传播和理解语言的方式——通过振动。我不禁想到，这可以算是一种原始的“电台”。钟声敲响之时，满覆于大钟表面的佛经便经由振动引起的共鸣，将佛法播撒到方圆百里之内的每一个人心中，甚至更远。
这种共鸣，当是最纯洁的语言形式。净土宗的佛教徒认为，阿弥陀佛驻世讲法之世，世间万物，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走兽飞禽，一切皆与佛法产生共鸣，皆能照见世间苦、空、无常、无我的本质。今天的人们则因为语言而产生分别心，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世间万物的一部分。分别心令我们变得如此贫乏。
大钟寺里展出的古钟还有很多，但该看的已经看过。接近中午时分，我们走出古钟博物馆，黑色奥迪已经在门口等着了。下一个目的地在地铁所及的范围之外，因此，与我合作过身为出版商的朋友慷慨地派来了车和司机。
大钟寺就在三环路边，我们进了主路，迅速离开城区。半个多小时之后，奥迪拐上107国道，往西南方向又开了一阵，我们就看到了周口店镇的路标。1929年，北京猿人就是在离这里不远的山中被发现的。这地方离市中心大约四十公里，我猜想，遇到无风无雨的好天气，过去住在这里的人们也许能听见永乐大钟早晚一次的佛法广播吧。
我们在镇上能看见的唯一一家餐馆里吃了碗面条，然后开车上山，来到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大门口。一名年轻姑娘从售票处走出来，自我介绍说，她叫安妮塔。门票每人三十元，她的讲解服务则是免费提供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了这项服务。安妮塔带着我们继续上山，来到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我曾看到过一则报道，说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年久失修，状况堪忧，但眼见为实，那则报道要么已经过时，要么根本是假新闻。
博物馆里的展品布置得相当不错。首当其冲的是令周口店闻名天下的头盖骨和牙齿化石。1899年，德国医生哈贝尔从中国带回一箱在北京各处药店搜集的化石，交给了慕尼黑的古生物学家施洛塞尔。施洛塞尔教授在这批大约九十多种哺乳类动物的化石中，居然发现一枚远古灵长类动物的牙齿。在他随后发表的相关文章里，施洛塞尔估计这枚牙齿可能有两百万年的历史。他的发现引起了一名正在中国工作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的注意。安特生也开始在药店里到处寻找类似的化石，他还写信给相识的在华外国人求助，希望他们能帮他留意寻找中国人所说的“龙骨”。几经周折，他找到了这些骨头的出处，然后招募了一名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史丹斯基，协助他在几处可疑地点进行发掘。
1921年，两人先在周口店火车站西南方向不远的鸡骨山做了一次短期发掘。两年之后，他们又根据当地人提供的线索，把发掘地点转向火车站西面的龙骨山。龙骨山出土的数百件化石被安特生送回瑞典，交给另一名古生物学家维曼做进一步的分析。维曼用数年时间分析了所有化石，并在1926年宣布，其中的两枚牙齿与施洛塞尔发现的那枚类似。维曼把牙齿寄还给安特生，安特生又把它们交给北京协和医院的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求证。步达生不仅确认了维曼的结论，还加入了此后的发掘。
在此之前的1891年，尤金·杜布瓦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爪哇人”头盖骨曾震惊世界。爪哇人能否被视为现代人最早的祖先，在当时争议极大，而周口店的发现与其类似，并伴有更多人类活动遗迹，因此有助于证明爪哇人的重要性。步达生据此说服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由其赞助周口店的继续发掘。更多学者加入了发掘，包括裴文中、杨钟健和贾兰坡。他们发现了更多牙齿。1929年12月，裴文中发现了一个头盖骨，贾兰坡则于1935年和1936年在另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三个头盖骨。七十年后，这些发现排成一列，静静地躺在我的眼前。准确地说，是它们的复制品躺在我眼前。
玻璃展柜上的标签没有写明复制品的制作年代，不过估计是在1937年日本人入侵并占领北京的时候。周口店的发掘也因此停了下来。起先，北京人头盖骨被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险箱中，然而随着战局的恶化，当局不得不决定将其运往美国保存，直到战争结束。1941年11月中旬，化石被分装进两个箱子，送到美国驻华使馆。12月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支小分队把它们带到了秦皇岛港，准备搭乘哈里森总统号航母前往美国。哈里森号航母本应于12月8日，也就是佛祖成道日这天，从上海赶来秦皇岛，但不幸的是，1941年的这一天也是日本人空袭珍珠港的日子。哈里森号被炸沉，日本人抓捕了秦皇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装着北京人化石的两只箱子也就此落入日军之手——实际上，这只是人们事后根据外部线索推演的版本，而北京人头盖骨的真正下落，已经没人知道。
民间广泛流传着一个说法：北京人化石消失之后，日军当局花了很大力气去寻找它们。裕仁天皇甚至在1942年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必须找到北京人头盖骨。同年夏天，有人说化石已经在天津找到。一名曾在协和医院新生代研究室做过秘书的德国女士被派往天津核实消息，她回来时说，在天津找到的东西与北京人毫无关系。日本人对化石的搜寻到此告一段落。
从既有线索显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人找到了化石，并把它们带回了日本，并且至今仍然秘藏在日本皇家或者某个私人收藏家手中。毕竟天皇非常积极地寻找过头盖骨的下落，而那也是他自己的祖先。事实上，二战结束之际，交战国之间曾签署过一系列扑朔迷离的备忘录，显示化石曾经出现在东京帝国大学，随后被移交给盟军，接着就踏上了返回中国的旅程。但它们从未抵达中国。相关的报告到了这里就再无下文。
幸运的是，所有重要的化石，包括北京人头盖骨，都被细致地翻模复制过，复制品如今全都在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展出。这批头盖骨的年代被测定为距今五十万至二十万年前，可以看出，北京人的前脑容量比古猿有显著增加，而人类的语言功能就在大脑的这一部分之中诞生。现代人的平均脑容量在一千四百毫升左右，最大的猿类只有六百毫升。北京人的平均脑容量则在一千一百毫升上下。几十万年前，这些头盖骨里也许已经回荡着语言了。
从展厅里出来，安妮塔领我们去看当年的发掘现场。发现第一块头盖骨的洞穴开口很窄，内部空间向下方延伸，变得越来越宽敞。发掘结束之后，洞顶发生了坍塌，因而现在看起来就像一段小小的箱型峡谷。这里一定曾经是个躲避风雨、享受猎物的好地方。被发掘之前，人类遗迹在此已经断断续续地堆积了五十万年。从出土资料来看，洞穴主人的食谱中肉类品种惊人的丰富，其中包括了一些凶猛的大型兽类如披毛犀、古菱齿象和剑齿虎，要想捕猎它们之中的任何一种，都需要高度的协同工作。除此之外，洞穴里还发现了大量石制工具，以及五十万年前的用火痕迹。
这一切都很有趣，但我还没看到我想看的东西。来之前，我想象自己站在龙骨山上，便能听到人类远祖曾经发出的声音。人类学家已经从解剖学层面极其清楚地分析过，最初的人类如何因为行走姿势和进食方式的改变而使开口说话成为可能。但是有一个问题似乎被忽略了：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说话。
迄今为止最合理的解释，仍然是1871年这个问题刚被人提出时，查尔斯·达尔文给出的：“我们人的祖先辈，无论男女，在取得具有音节的语言来表达相互的爱慕的能力之前，看来大概也曾试图用音调和节奏的发声来彼此互相诱引。”我们现在说起语言，想到的总是它所传达的信息。然而，语言诞生伊始，人们嘴里冒出的那些咿咿呀呀的声音传递的情感一点不比信息少。
时至今日，我们通常将传递情感和信息的任务分别指派给音乐和语言。音乐和语言，任何一个人类社会中，这二者都不可或缺，不过，在北京人的时代，音乐和语言也许尚未分化成两个相互区别的领域。居住在周口店的早期人类当然开口说话，他们也会唱歌，创造音乐，但却没有想过要将二者区分开来。早期的人类处身于声音之海，很久很久以后，才有语言和音乐将我们带离那片海洋，在那之后，我们就只有借助宗教才能重新回到它的岸边。我喜欢老子的说法：“大道废，有仁义。”（《道德经·第十八章》）我还想在后面补充两句：绝地天通，乃有书、乐。
我们谢过安妮塔的热情服务，便离开了。出了博物馆，黑色奥迪向石楼镇方向开去，那附近曾经住着一个对语言文字极度关心的人。车过二站村，接着经过了一个铁路道口，我们来到一组围墙环绕的新建筑前，大门上挂着牌子：贾公祠。这就是我要找的地方。这里从前的主人贾岛，是中国诗歌黄金年代的一位著名诗人。2005年，附近的一座工厂出资重修了贾公祠，但显然它的名气还没有传扬出去，我们是当天仅有的访客。工作人员除了看大门的，还有一位导游张女士。她一边陪着我们参观，一边概括了贾岛的生平，并吟诵了他的作品。
贾岛（779－843）生于斯长于斯，然而有关其早年事迹，我们所知甚少：他年幼家贫，少年时曾出家为僧。贾岛出家的寺院至今犹存，就在北京人遗址西面的山中。僧侣生活至少可以糊口，除此之外，少年贾岛也因此有机会接触文字的读写训练。他从此爱上了文字。在汉语中，“诗”的本义是发自内心的语言，所谓“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而这正是贾岛所擅长的。张女士背诵的贾岛诗中，有一首《三月晦日送春》是我的至爱：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
三十二岁上，贾岛陪着师父一起去了大唐的都城长安和洛阳，见到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们：张籍、孟郊和韩愈。这次经历对于贾岛简直如同进入天堂一般，巨大的惊喜淹没了他。不久之后，他开始感到僧侣生活对自己的才能已经造成束缚，便决定还俗回家，将余生完全奉献给诗歌——那才是他真正的天职。
然而诗歌几乎无法养家糊口，贾岛的余生都在贫困中度过。五十多岁时，他生平第一次获得朝廷任命，做了一个小官。但是，像其他所有的中国诗人一样，贾岛无法做到心口不一。他在错误的时间说了错误的话，或者写下了错误的文字，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于是遭到贬谪：先是被派往长江中游某地，接着又被调往长江上游某个支流附近。843年，他死在普州（今属四川）任上，并葬在当地。贾岛选择的生活既不能给他带来财富，也不能带来权势，但是的确给他带来了众多的仰慕者。贾岛死后，人们在他的故乡为其修建了祠堂。尽管遗体一直留在四川，他的衣冠和生前所用之物都被送回了老家，如今埋葬在我们眼前的贾岛衣冠冢内。向衣冠冢致敬之后，我和泰德向出口走去。导游背诵了最后一首诗《夜期啸客不至》：逸人期宿石床中，遣我开扉对晚空。不知何处啸秋月，闲著松门一夜风。
在关于贾岛的所有故事里，有一个是尽人皆知的。如果你只知道关于贾岛的一件事，那一定就是这个故事：贾岛在长安城中过市，边行边吟，得诗两句，正对其中一字犹豫不决，出神冥想之时，不意冲撞了当时名气最盛的大文豪韩愈。贾岛向韩愈说明原委后，韩愈不仅没有怪他，还帮着出主意，于是两人成为好友。从那以后，贾岛就成了文字爱好者们的英雄。
我们向张女士道别，然后乘车回到107国道上，继续向南奔驰了二十公里。向西的一条岔路边，路牌上醒目地写着“云居寺”。以前来中国旅行，沿途不断停车、四处向人打听是不可避免的功课，而现在，中国政府终于意识到了历史也是潜在的旅游资源。人们有了钱和假期，总想出门找个地方看点什么。长城和故宫已经不够用了。
十分钟后，就在云居寺的山门前，我们拐上了一条往北去的小路。这条路刚铺了沥青，一队士兵站在路中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更多的军人陆续从山上下来加入队列，终于，军人们整好队伍回营，我们才得以继续向山上开去。军营就在云居寺隔壁，而他们从山上下来的地方，正是我们要去的雷音洞方向。一座房子在路的尽头把守着继续上山的石阶。
尽管在国道上树起了路标，工作日期间来探访云居寺的游客依然稀少，爬上这道石阶去雷音洞的人就更少了。我们不得不叫醒在房子里打盹的看门人，他收了我们每个人二十五元门票钱，放我们上山而去。石阶路向上延伸，横跨过铁路线之后变成了土路。正往上爬着，一列去太原的火车从身后隆隆驶过。
云居寺和军营共同守卫着一条穿越太行山的古道，不过，如今这条路上只有火车还在通行了。火车在前往太原的途中将会经过五台山，那里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在所有菩萨中，文殊菩萨的智慧和辩论才能居首，因此又被称为“大智文殊菩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五台山都是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朝圣中心。一千四百年前，如果你想找个地方修建一所寺庙，这条穿越太行山的朝圣古道的入口处，大概会是个理想选择。
最早在此修庙的，是公元605年时一个叫静琬（？－639）的和尚。根据其弟子的记述，静琬的师父是天台宗的祖师之一南岳慧思（515－577）。慧思曾经教导自己的弟子们说，他们正生活在“末法时代”。这种说法来自佛经。佛陀曾说，正法不灭，但人类领悟正法的能力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退。佛祖据此列举了三个不同的时代：正法时代、像法时代和末法时代。而慧思认为，末法时代已经开始，他要求弟子们在弘法时能够顺应时代，也就是强调虔诚修行，不提倡空谈顿悟；换句话说：多磕头，少喝茶。
慧思的末法思想可能与北周时期的灭佛运动有关。当时，佛教僧侣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让皇家深感不安，与此同时，因为大量土地被寺院占有，朝廷的税收也急剧流失。终于，在574年，周武帝下令所有佛道僧徒全部还俗，财产统统充公或被摧毁。这道敕令直接导致大量僧尼逃向南方，禅宗的二祖慧可也在其中；它还间接导致了北周的灭亡：以隋代周的杨坚曾是北周武帝手下大将，他从小被一名尼姑养大。
581年，杨坚杀掉了最后一名北周皇室成员，自立为帝，正式建立隋朝。历经三百年割据战乱，中国终于又一次恢复了统一。随着灭佛运动结束，躲在家中的佛教徒重新回到寺院，逃往南方的僧侣也大批返回。但是仍有许多人担心，安全只是暂时的——因为武帝灭佛之前的446年也曾发生过另一次灭佛运动——佛教徒们于是纷纷大量印制佛经，以免可能再次出现的宗教迫害让佛法彻底消亡。静琬大概也是这么想的，而且他看中了太行山的石头，把佛经刻在这种极为耐久的材料上简直是个完美的主意。
静琬把包括《华严经》在内的当时最为流行的十四种佛经刻在石板上，又在山中开凿洞穴，将石经藏于其中。与此同时，华北各地的僧侣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不同的是，静琬开创的工程一直持续了五百年之久。
云居寺刻经的数量之多和持续时间之长，与华严宗的四祖法藏法师有重要关系。697年，法藏应武则天之请来到云居寺，摆下道场，以法力打击契丹人的叛乱。法事做完，契丹人旋即被击溃，皇室认为法藏法师居功至伟。712年，法藏圆寂，朝廷为纪念大师在此立下的功勋，特别赐给云居寺一部《开元大藏经》。大藏经于740年正式运来，并成为云居寺刻经的底本。刻经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初洞穴被封起来的那一刻。
藏经洞被再次打开已经是1956年。至少对于佛教学者和翻译家来说，洞中所藏乃是无价之宝。在云居寺石经被发现之前，中文大藏经已知的最早版本是1250年前后在朝鲜制作的一批雕版。云居寺的石经则比它们早了五百多年。目前已经发现的刻经石板超过一万四千块，内容包括了《开元大藏经》中的一千多种佛经，它们分别藏于我们此时所在的雷音洞及其周围的八个洞穴，以及云居寺附近的一处地穴里。
俗世中人显然也意识到了石经的价值。我第一次来拜访石经山还是在两年前，从那时起沿途的山路上和洞穴周围就已经装满了动作感应器。藏经的九个洞穴在距离寺院大约两公里之遥的石经山上呈上下两层分布，静琬开凿的洞穴位于上层，被编号为第五洞，但人们都叫它雷音洞。过去封住洞口的砖头如今被一道铁门代替。我们四下寻找，发现看门人正和一群游客站在山顶附近。我们冲着山顶大喊，他终于听到了。
几分钟后，看门人从山顶下来，打开了铁门。雷音洞大约十米深，八米宽，洞壁上满布着静琬所刻石经，从右手边的《法华经》开始，结束于左手边的《维摩诘所说经》。洞穴中心立着四根石柱，用于支撑洞顶的重量。石柱上刻着上千尊小佛像，每身佛像旁还刻着名号。柱子之间的须弥座上供奉着一尊弥勒佛像。1981年，须弥座中发现了两颗红色的佛舍利，据考证，它们来自印度，当年曾被赠予隋文帝杨坚，文帝又把它们赐给了静琬。末法时代的静琬把它们藏在了刚开凿出来的雷音洞里。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山藏经洞
雷音洞宛如一架时光机，而且是为我们这些来自未来的人所造。可是这么多佛经对世人——那些学者和翻译家自然除外——能有多大的意义？静琬可能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他的藏经仅限于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十四部。而他的后继者就没有那么仔细了，也不管是否看得懂，他们刻录了大藏经中的每一部经文。显然，末法时代已经开始，顾不得那么多了。但既然如此，我们这些晚来了一千多年的众生，又怎么可能读懂呢？到了这个时候，语言，哪怕是神圣的语言，也已经变得不知所云了罢。
当菩提达摩开始在中国讲授禅法之时，他告诉弟子，只学一部《楞伽经》就已足够。很有可能，他传授的四卷本《楞伽经》里，下面这一段特别做了标记——
佛祖向大慧菩萨解释“语言”与“意义”之间的关系说：大慧，彼诸痴人，作如是言：“义如言说，义说无异。所以者何？谓义无身故。言说之外，更无余义，惟止言说。”大慧，彼恶烧智，不知言说自性，不知言说生灭，义不生灭。大慧，一切言说，堕于文字。义则不堕，离性非性故，无受生，亦无身。大慧，如来不说堕文字法，文字有无不可得故，除不堕文字。大慧，若有说言，如来说堕文字法者，此则妄说。法离文字故。是故大慧，我等诸佛及诸菩萨，不说一字，不答一字。所以者何？法离文字故，非不饶益义说。言说者，众生妄想故。大慧，若不说一切法者，教法则坏；教法坏者，则无诸佛菩萨缘觉声闻；若无者，谁说？为谁？是故大慧，菩萨摩诃萨莫著言说，随宜方便，广说经法，以众生希望烦恼不一故。我及诸佛，为彼种种异解众生，而说诸法，令离心意意识故，不为得自觉圣智处。大慧，于一切法无所有，觉自心现量，离二妄想。诸菩萨摩诃萨依于义，不依文字……大慧。善男子善女人，不应摄受，随说计著。真实者，离文字故。大慧，如为愚夫，以指指物，愚夫观指，不得实义。如是愚夫，随言说指，摄受计著，至竟不舍，终不能得离言说指第一实义。大慧，譬如婴儿应食熟食，不应食生。若食生者，则令发狂，不知次第方便熟故。大慧，如是不生不灭，不方便修，则为不善，是故应当善修方便。莫随言说，如视指端。
然而《楞伽经》并不在静琬的最爱之列。我们走下山回到车上，沿着107国道驶向来时路。车窗外，石经山兀自屹立，一轮新月在山顶高悬，暮色中分外明亮，不需要任何人“以手指月”也能看见。
第二章 不见如来
尝试过以语言体悟佛心之后，接下来该试着感受一下具体的形象了。这项任务在北京也能完成，但是我想去见识一下中国人迄今为此所做的最伟大的尝试。
佛祖曾经问他的弟子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金刚经》）他是在提示弟子注意观照自己的内心。但是对弟子们来说，观瞻佛祖真容远比观照内心要容易得多。面对佛像，弟子们想象着自己仿佛也拥有了种种妙相：金色的皮肤，整齐的仪容，目光清静，光照身而行——对外表的执著不仅令普通人烦恼，也同样烦恼着那些想要从欲界红尘中解脱出来的修行者。佛陀入灭后一千两百年，禅门临济宗的开山祖师临济义玄如此教导弟子：“逢佛杀佛，逢祖杀祖。”这也许是个办法。但我和佛祖没什么过节，我不介意见到他。北京以西约三百六十公里之外，长城脚下的边塞古城大同是我这次打算探访的地方。
我考虑过坐火车前往。但是在中国乘火车总是麻烦多多——并不是火车旅行本身，而是买票的过程，尤其是如果你想买到一张座位票的话。长途汽车的票价要贵一点，但是往往更快，更舒适，班次也更多。北京城里的长途汽车站有六七个之多，我打过问讯电话，找到了正确的那一个：六里桥长途汽车站。但我发现，从泰德的公寓到六里桥，要穿越半个北京城，而且那地方没通地铁。出发前，泰德带我去了趟女人街附近的旧货市场，花八十块钱买了部旧手机，又充了八十块钱话费。跟泰德道别时，我祝他好运——他正打算拍一部关于皮影戏的纪录片——然后奢侈了一把，打车去了六里桥长途汽车站。司机选择走三环，因为这样虽然绕远可速度快。他说的没错，我们开到六里桥只用了半个钟头，但车费达六十元之巨。
车站刚刚翻修过。它的表面被玻璃幕墙包裹了起来，而内部的装修更是气派，售票处已经是电脑联网的了。不到一分钟，我买好了车票，十分钟以后发车，刚好还有时间上趟洗手间，再买瓶茉莉茶饮料，一包花生。开往大同的长途车每小时一班，票价不过八十一块钱。
与车站相比，大巴的崭新程度不遑多让。尽管是周末，车上却只有十来个人。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在中国能遇上一辆空荡荡的大巴实属难得，一辆崭新而又空荡荡的大巴则无疑是稀世之珍。大巴的后排座位都空着，我走过去坐下，几乎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然而紧接着，我抬眼看见了前方高悬的车载电视和DVD播放器，更注意到每个座位都安装了微型扬声器，心中大呼不妙。不出所料，我们刚一出发，电视里就开始播放电视剧，但总算老天有眼，司机把音量开到足够低，随着车速越来越快，公路上传来的噪音迅速淹没了它。
大巴从三环的西段开向北段，然后拐上通往张家口的高速公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就是在张家口拍摄的。出城不久，高速公路进入山区，开始蜿蜒起来，八达岭长城在窗外闪现。旅游部门统计过，八达岭每年接待的游客都在四百万到五百万之间。如果把这些游客全都抓了壮丁，让每个来访者为长城添一块砖，只需一块，就可以迅速重新修建一道东至大海、西抵大漠的长城。我在车里胡思乱想着。经过过去几天的奔波和一场小感冒，我的身体还没从疲劳中恢复。大巴驶过八达岭出口，我试图读一本中国佛教造像史方面的书，但很快便告放弃。最后，我拿出国航赠送的小枕头，靠在车窗上睡着了。
没有人知道佛陀的追随者何时开始为他们的导师造像。根据一部被许多人认为是佛教早期大众部传本的佛经记载，佛陀成道后，曾升至须弥山顶的天界，为他的母亲说法三月。在此期间，附近的两位国王命令手下工匠造佛像两躯，以此稍解弟子们内心之中因佛陀的短暂离去所带来的空虚与不安。两座佛像均与佛祖等身大小，一座以牛头旃檀木雕就，另一座为黄金铸成。（《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八）
佛陀入灭于公元前383年，而《增一阿含经》修成于此后的二三百年间，其中所述事迹真假难辨，但不管怎样，我们仍能由此看出佛陀的形象对于他的追随者而言有多么重要。从已知的考古资料来看，最早被用来象征佛陀的并不是他的肉身形象，而是那些暗示其存在的事物：佛陀于菩提伽耶成道时为他遮阴的那棵无花果树，说法时趺坐其上的狮子座，象征佛法“八正道”的有着八根辐条的法轮，装有佛骨舍利的堵波，或者象征他已出离尘世的脚印等等。直到公元前一世纪，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的工匠们才开始逐渐从这些含蓄的象征转向直接刻画佛祖肉身形象，大夏（今阿富汗）和秣菟罗（今印度北方邦）的工匠们也在公元一世纪和稍晚些时候分别步上犍陀罗的后尘。
在这些最早的造像中，佛陀头盖骨中部的隆起被刻画为螺发盘旋的肉髻，耳轮模仿年幼大象的特征，双臂颀长宛如猩猩，眼廓的形状则像莲花瓣一般。佛陀穿着通肩式的袈裟，他通常站着而不是坐着，右手施无畏印，仿佛在跟众生打招呼。学者们至今仍在争论这类人性化艺术造型的文化渊源（是印度本土的还是源自希腊？），而在此之前，印度次大陆的造像仅限于刻画地方神。尽管《增一阿含经》这类早期大众部经典中记述了为佛陀造像的事迹，但在佛陀最初的教导中，教法是比导师本人更为重要的。我们在另外一些早期佛经，比如《相应部》之中，就可以读到这种对偶像的回避态度——佛陀对弟子跋迦梨说：“见法则见我，见我乃见法。”（上座部巴利藏经《相应部·犍度篇·八七·第五·十三》）
然而佛陀还告诉弟子，在他入灭后五百年，佛法的追随者们就会从教法本身转向对形象的痴迷。他说对了，而且他们并没有等那么久。仅仅到了公元前一世纪，犍陀罗和大夏地区的印度希腊王国以及贵霜王朝的统治者就在他们的棺材和钱币上浮雕了释迦牟尼的形象。随后的两个世纪里，秣菟罗地区又涌现出更为精致的石雕佛像。
这一切并非偶然。大乘佛教就崛起于大夏、犍陀罗和秣菟罗所在的这片土地，这一派的佛教徒倡导通过积累功德，而不是寂寞艰苦的修行，最终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当地的统治者和商人很快开始资助这种新兴的、向世俗开放的佛教运动，佛陀的形象也随之变得典雅高贵起来。到了四、五世纪，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神，而是作为宏伟而万能的超级偶像出现了。如今，阿富汗巴米扬的大佛已经化为齑粉，佛教徒早年为佛祖树立的巨大造像，也就只有在大同还能一窥究竟。我一路向着它飞驰而去，直到售票员把我从梦中叫醒。
开出北京两小时之后，大巴停在一个中石化的加油站，让乘客下车放水。尽管中国的石油工业已经向民营资本开放，中石化仍然基本垄断着华北市场，不过它的加油站总算也开始提供抽水马桶了。在过去，厕所的全部只不过是一道墙围着一条沟。同车的乘客们都抓住机会向厕所冲去，我换了个姿势，打算接着做梦，但没能成功。通常，长途汽车中途停车，会至少给乘客留出一根烟的时间，可是人们刚刚从厕所冒出头来，这辆车的售票员就大喊着把他们赶回了车上。于是我们继续赶路。
快到宣化出口的时候，我们离开京张高速，进入宣大高速往西南方向驶去。在中国的路牌上，高速公路对应的英文是“expressway”，而不是“freeway”，因为一切重要的交通线在这里都是收费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才得以如此迅速地建成完善的道路系统。无论收费几何，我相信物有所值。当然，那些超载的大货车一刻不停地摧残着这些高速路，但普通公路的状况更糟，常常满布陷阱。以前在中国乘车旅行，平均时速能达到四十公里我就谢天谢地了，如今有了高速公路，大巴轻易就能开上九十公里，而私家车常常时速超过一百公里。虽然高速公路让旅途少了几分探险的乐趣，但同时也的确让长途旅行变得更加靠谱。
继续前行，公路将泥河湾盆地干枯而广袤的地表撕开，横穿而过。在最近几年里，这里成了古人类和古生物学家的乐园，对于学者们来说，泥河湾已成为比周口店更为重要的地点。就在这距离北京一百二十公里的高速公路旁边，考古学家将中国境内早期人类活动遗迹的出现时间前推至一百七十万年前，比周口店早了一百多万年，从而成为世界范围内已知最早的人类起源地之一。
高速公路与路旁的景致同样荒凉。路上甚至看不见一辆大货车。一片死寂。偶尔，窗外冒出一两条河流，它们出现在这不毛之地让人感到惊讶。河水还没化冻，黑白两色的喜鹊在冰面上蹒跚跳跃，寻找着冰层的裂缝。在一条河中央，有个老头把冰面凿了个洞，坐在马扎上垂钓。过去曾经啸聚于这片土地的游牧民族对于开春的第一场渔获非常重视。吃了一冬天的羊肉，这时候能来条鱼当然是打牙祭了。
除此之外，枯黄的视野里仅有的变化就剩下去年秋收之后农田里残留的秸秆和随风飘散的塑料袋了。进入大同之前，我们终于看见了一点绿色的东西。那是一片绵延数公里的松树林。它看上去简直不合时宜。驶过松林，我们又重新回到枯黄的世界。
自从印度板块向北漂移切入欧亚板块，将中亚抬升起来之后，季风就再也没有光顾过这片土地。它变得一天比一天更为干旱，但这并不是一片沙漠，或者至少还没变成沙漠。它位于一片曾经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的最南端，游牧民族曾在这里逐水草而居，同时觊觎着附近那些居住在土黄色城市中的居民拥有的财富。中国的早期历史就是这两群人的关系史。
游牧民族并不是由新石器时代的采猎者演化而来，他们形成于成熟的文明社会，或者至少是在文明出现之前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学会了驯化动物，开始豢养家畜，而马、牛和羊这类家畜的饲养需要广阔的草场放牧，游牧民族由此出现。农业文明与游牧社会长期处于紧张关系之中，但他们却又互相依赖。游牧人需要文明世界出产的谷物和诸如织物和金属器具一类的产品，文明世界则渴望获得游牧人拥有的马匹和皮革，但他们更渴望得到的则是游牧人的军事技术。游牧民族正是靠着他们的军事才能，才从农业居民那里掠得物品和财富，而定居在黄河流域的农业中国人也同样依赖游牧民族的军事技术与敌人抗衡——他们的敌人不仅来自北方草原，也来自农业文明内部。
公元前三世纪，当中国在秦帝国的统治下第一次结成统一的政体，它的游牧邻居也缔造出了第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匈奴。随着中原王朝的兴亡，草原上的部落联盟也经历着分分合合——匈奴之后是鲜卑，鲜卑之后还有突厥……大多数时间里，中原的王朝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拓跋鲜卑首次打破了这一局面，他们不仅攻破了农业文明的防线，并且征服了中原，在公元386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非汉王朝——北魏。拓跋氏的鲜卑人早已湮没于历史，但在其故地，鲜卑人的遗产依然有迹可寻。离开北京四个半小时之后，我们终于抵达了拓跋鲜卑王朝的故都。
走出大同汽车站之前，我先在车站里找人打听了下一个目的地——五台山的发车班次。先把退路找好，这是我老早就养成的习惯。售票窗口里的女士说，每天只有一趟去往五台山的班车，早晨七点半出发，上车地点在另一个车站。我把这些都记在小本上，出了车站，把背包扔进一辆等在门口的出租车，告诉司机：给我找间像样的旅馆。旅途才刚开了个头，我的内心正豪迈得不行。
大同已经完全变了样子。我上次来访时还是1989年，那会儿的人们如果要乘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在马车和公共汽车之间做选择，它们的共同之处是车身上都刷着诸如“在党的领导下阔步向前”之类的大字标语。
出租车司机显然过高地估计了我的实力。他带我去了花园大饭店——他眼里的“像样的旅馆”。这家四星级酒店一晚住宿的价格是四百二十元人民币，大大超出了我这名“老外”的支付能力，两位年轻的前台小姐对此大感惊讶，不过她们依然热心地帮我联系了云冈宾馆——三百六十元，还是太贵。最后，她们带着几分不情愿，向我推荐了泰和春，但又忧心忡忡地指出，那只是一家三星级宾馆。她们几乎要为让我如此屈尊而感到羞愧了。泰和春一晚只要二百元，而那正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价格，它位于大同城的东边，不过反正城市也没多大。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办完入住手续，我回到车上拿我的行李，然后跟司机商量包他的车。最终谈好的价格是一天一百六十元，大约相当于北京的三分之一。
二百块的房间相当超值，连地毯都是干净的，一个烟疤也没有。饮水设备已经和中国的大多数旅馆一样，不再是从前的暖瓶，换成了电热水壶。恭喜过自己之后，我用水壶烧了点开水，一边等水开，一边打开行李，拿出茶具：一只橘子大小的陶壶，两只小瓷杯——一只给我自己，一只留给客人，或者两只都给我自己。茶叶是一包台湾乌龙。除此之外，还有我从西雅图对面的班布里基岛上一家两元店里淘来的圆形手工木托盘。盘底上刻着一座山，山上立着一间俯瞰瀑布的小亭子，还有一首到现在我也没看明白的日文诗。做这只托盘的人大概和我一样，总在幻想另一个世界。这是我在旅馆度过的第一个晚上，我尽情享受着眼前的奢华。
第二天早晨，为了通便，我改喝了咖啡，并准备好去见识拓跋氏鲜卑人的成就。和许多游牧民族一样，鲜卑人的宗教信仰中充斥着萨满的成分，但是也像其他征服了定居居民的游牧民族一样，作为征服者的鲜卑接受了被征服者的信仰。拓跋氏尤其看重佛教。他们不仅支持佛教僧侣的活动，更宣称“皇帝即如来”，以此牢牢控制了笃信佛教的子民。
但这种安排也有不利的一面。僧侣和寺院因为免于征税，成了许多人逃避赋税的避难所，而那些没有选择逃避的人则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终于，在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忍无可忍，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灭佛运动。寺院被捣毁，没来得及逃走的僧尼被强迫还俗。然而就在452年太武帝去世之后，他的孙子，即位的文成帝立刻掉头开始修复那些被他祖父毁掉的寺院。他还在都城西面的砂岩峭壁上启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佛教艺术工程。这片名叫云冈的山崖被当地人视为圣地，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寻找神迹的地方。文成皇帝则在这里用石头雕刻出了自己心中的神迹。
最初的方案由文成帝指派僧人昙曜负责筹划，这一方案包括开凿五座洞窟，每窟中供奉不同的佛像，以此象征佛祖拥有的五种智慧：法界体性智，大圆满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和成所作智。因为石窟由皇家出钱开凿，于是窟中的五座佛像分别按照拓跋氏已逝的四位皇帝和文成帝没能当上皇帝的父亲的容貌雕刻。正所谓“皇帝即如来”，这些造像用石头重申了鲜卑人的主张。根据皇家的记录，有超过四万名工人参与了工程，招募的工匠来自丝绸之路沿途各地，甚至远达印度。工程开始于460年，到了全部完工的524年，云冈的峭壁上已经被凿出五十多个洞窟，里面雕满了五万多尊佛像。到了唐朝，来自中原的工匠又为云冈增添了一些佛像，但除了其中的一尊巨型阿弥陀佛造像，其他都无法与拓跋氏的成绩比肩。
司机张先生的车停在酒店门外，等着带我去云冈石窟。他把女儿也带来了。张丽丽今年二十三岁，在本地的师范学院读书，平时她住在学校的宿舍里，而今天是周六，张先生觉得这个学英语的好机会不容错过。我接受了这个意外的安排，同时暗自提醒自己，不要失礼地盯着女士乱看。这可真是个挑战。
张先生问我有没有吃早饭，我说已经喝了咖啡，于是他二话不说带我去吃饭。我们去的是他的最爱——一家看起来很是高档的面馆：落地的大玻璃窗，铺着地板砖的地面一尘不染。落座的时候，张先生跟老板招了招手，三碗面条一分钟之后便出现在面前：大碗宽条，上面堆着香菜、萝卜片和肉末。张先生坚持埋单，虽然没多少钱，但这是老张的待客之道，这也是我在中国一再收获的礼遇。在美国，没有人会特别待见我，而在这里，我总是被细心照料，甚至看护，我不得不怀疑自己上辈子做过什么大好事。
吃完面条，我们上车朝城西的云冈开去。十几公里的路程，二十分钟即到。云冈石窟是著名旅游景区，但眼下并非旅游旺季。景区大门外，足够停放上百辆旅游巴士的停车场里，只停着一辆车。由此可见，三月是造访云冈的好时机，尽管天还有点凉。门票六十块一张，我给丽丽买了张票，并邀请老张加入，他拒绝了，他说他要看好他的车。
为了不辜负如此重要的佛教胜迹，我决定再奢侈一把，多花八十块请一名导游讲解。售票处隔壁的旅游服务中心里坐着大约四十个无所事事的导游，他们的生意至少还要等一个月才会上门。我从容挑拣一番，选中了会讲英语的蒋小姐。既然丽丽要学英语，英文导游应该对她的胃口。巧的是，蒋小姐居然是丽丽的校友。两位姑娘开始热烈谈论她们共同的母校。
我们从断崖东端的洞窟看起。洞窟都被编了号，最东边的第十六至二十窟是云冈年代最早的“昙曜五窟”，开凿于460年。洞里面的温度低得惊人，我不得不拉上大衣的拉链。导游说，这里一年四季温度都很低，即使外面是四十多度的酷暑，洞里依然寒气逼人。
昙曜五窟中的佛像只有一尊从洞外就能看见，这是因为那座洞窟的前壁在一次地震中坍塌了。其他四座洞窟都保留着一个前室，从前室继续深入，里面是岩壁凿空后形成的巨大洞穴，其中供奉的佛像或站或坐，高度在十三到十七米之间，与美国拉什莫尔山的石雕总统头像尺度相当。不同的是，洞中佛像身前的空间极其狭窄逼仄，观看佛像必须引颈后仰，如此设计，让每一个来访者顿生自身渺小之感。
每座洞窟的外墙上都开凿了一孔高窗，光线从室外射入，恰好照亮佛祖的面颊，仰头看去，佛祖的头颅仿佛脱离了躯体，悬浮在空中。我注意到，佛像背后与岩壁相连的部分，都有明显的渗水迹象。此地的岩石质地疏松多孔，而大同地区的雨水特点是不下则已，一下雨便如瓢泼。正是从中国西北这片光秃贫瘠的土地上，夏季的暴雨为黄河带去巨量的泥沙，使它的浑浊程度数倍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河流。
所有尺度巨大的造像在人体比例上都会失真，云冈的佛像也不例外。也许这只是因为观者的视角太靠近地面，从而造成透视变形，也或者是因为当时的工匠技艺还欠娴熟。在此之前，从未有人类试图制作如此巨大的人形雕刻。巴米扬大佛要在昙曜五窟落成后的一个世纪才开始动工。云冈的某些洞窟里，由于佛像过于巨大，工匠只好把胁侍菩萨作为立柱，让主尊的双手落在菩萨身上，共同支撑大佛的体重。
一千五百年前的佛教信徒走进这些洞窟，看到如此宏伟的造像时，敬畏之情想必油然而生，对于那些等同于如来的皇帝，虔诚恭顺之心也必瞬间高涨至无以复加。穿行在五座巨窟之中，我突然意识到，昙曜五窟的造像并不是什么纯粹的艺术，也与佛教徒脱离苦海的目的无关，它们的目的就是让人敬畏，进而服从。来到这些石头超人面前，信徒只会强烈地感到自己与佛祖之间的鸿沟无法逾越。在它们面前，会有人敢于设想自己也能成佛么？才怪。
接下来的第九至十三窟开凿于昙曜五窟之后的数十年间，出资造像的供养人是北魏贵族。可以看出，这批佛像强调的不是令人敬畏的尺度——虽然它们的体量依然庞大——而是设计和工艺的精美程度。蒋小姐向我指出那些源于波斯和拜占庭的装饰母题，以及明显带有希腊－罗马风格的造型特征。每一个洞窟都像是一枚经过繁复切磨的宝石，在洞中行走，就如不停转动一只万花筒。每一寸墙壁都被佛像、天神、佛传故事或者繁复的纹饰所填满，而且，佛教并不是唯一的表现主题：中国的乐器有许多来自波斯和中亚，在一个洞窟里，我看到墙壁上刻满了奏乐的天神，他们手中的某些乐器我从未见过。
这组洞窟还因为造像全部彩绘而被称为“五华洞”。佛窟完工后过了一千多年，某个清朝人在佛像外表敷了一层草泥，然后施以彩绘，将满墙朴素的砂岩造像变成了一台色彩浓郁的浮华戏剧。尽管有些地方表层的敷泥已经剥落，露出内部用作固定草泥的木骨，但整体效果依然绚烂夺目。与昙曜五窟不同的还有五华洞的内部格局：前者的空间呈圆形或椭圆，就像一座巨大的茅篷，伫立其中的佛像面无表情，仿佛是在入定时化作了石头；后者呈方形或长方形，看起来就像皇宫里的一间大殿，佛祖姿容也像是正在为前来拜谒的人讲授佛法。很显然，五华洞更为精美的制作反映的是修建者态度上的不同：他们看重艺术，而不是敬畏。
我们继续前行，来到第五至八窟，释迦、多宝并坐说法的造像开始出现。这组洞窟的供养人来自拓跋贵族阶级和上层汉人，二佛并坐的形制象征的是供养人夫妇。此处的佛像也被施以彩绘。第六窟尤其精美，四壁满布着超过三千尊大小不一的佛像。这些稍晚的北魏洞窟的另一个特征是，中央佛龛周围的岩壁被完全凿空，在洞窟里形成一个中心塔柱，礼佛的信徒可以围绕中心佛龛周行拜谒，这种布局对于虔诚的信徒而言意义重大。与昙曜五窟类似，这组洞窟也在前壁上开凿了高窗，站在洞外很远的地方就能从窗口看见佛像的面目。看人先看脸，这是人类共有的习惯，胳膊、腿和躯干相比之下没那么重要。我们总是通过脸来认识一个人。所以禅宗大德们总是教导弟子，要现出自己的“真面目”——每个人出生之前就已经拥有的面目——而不是真胳膊真腿。
从第五窟出来，蒋小姐的任务就完成了。她让我们去西面的洞窟自己随便看看。拓跋鲜卑离开云冈许多年后，这些洞窟在唐代（618－907）被开凿出来。唐朝的佛像已经变成汉人模样，与鲜卑人的艺术相比，它们更为柔美，更多些人间烟火气。继续往西，是一些由本地权贵出资、开凿时期更晚的洞窟，里面的佛像已经漫漶不清，它们见证着大同的辉煌终于告一段落。
离开之前，我在外壁完全崩塌的第二十窟前面，给幕天席地的释迦坐像拍了张照片。在我试图感受佛陀形象的短暂访问中，这尊宏伟的造像当属意义非凡。如此规模的伟大艺术品，能够亲眼目睹是我的荣幸。但我还是忍不住会去设想，这样的象征物对于那些奔走在解脱之路上的人们到底有多大帮助，甚至也许恰恰相反，它们只会让信徒们更深地陷入感官的泥潭。我又想起佛陀对须菩提的提问：“可以身相见如来不？”须菩提回答说不可以，因为“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陀又接着补充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金刚经》）我刚刚看到的，都是如来的身相。要见诸相非相，还得再等等。
我和丽丽走出景区大门，叫醒了正在车里睡觉的张先生，上车回城。开出去没多远，就看见路旁一座拱门，门口树着晋华宫煤矿的牌子。这是大同地区最大的煤矿之一，听说矿上有对公众开放的井下作业参观项目。我请求张先生把车开进矿区，下了车，找到矿里负责宣传的干部。不幸的是，他们发现只有我一个游客，而我又多了句嘴，告诉他们我正在为写书收集素材（我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于是干脆地拒绝了我的参观要求。大同云冈石窟，第二十窟之释迦坐像
回到大路上，我们继续往大同方向开，没走多远，张先生主动把车停在了另外一座名叫青瓷窑的煤矿门口。他告诉我，他的父亲以前是矿上的工人，他小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到矿里来，有时候会和父亲一起下井，有时候就在尘土飞扬的地面上和其他矿工子女玩耍。显然，老张在这儿人头很熟。我们到达的时候已是中午，在两小时的午休时间里，办公区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于是张先生熟门熟路地领着我去了主矿井所在的建筑。
屋里光线很暗，可以依稀看到六七个矿工正准备把一批钻探设备运往井下。眼睛稍微适应了黑暗之后，我走过去问他们下面有多深。工人们回答说，作业面在井下一百六十多米处，坐升降机下去大约要两分钟时间。他们的身体被煤灰严严实实地覆盖着，只有脸上还能看出点模样。
突然之间，工头出现了，他大声吆喝着，催促工人们加快速度。他们上了升降机，向我们微笑着挥了挥手，消失在井下。他们要在下面一千四百万年前的侏罗纪沼泽地里度过这一天，带一些可以燃烧的石头回来。
矿井外面，一列货运火车刚好驶进矿区，车厢里高高堆放着松木。张先生说这些木料会被用于搭建矿井上方的棚盖。我突然想起来大同时，在大巴上曾经看到城外有一片松林，于是恍然大悟。上了车，接着往回开，我们和几辆驴车擦身而过。张先生告诉我，在小型煤矿上，毛驴依然是煤和采矿设备的主要运输工具，而且不仅在井上，井下也是如此。我仿佛听见后脑勺响起皮鞭破空而来的声音。不知道谁更可怜，驴还是人？矿区周围的山坡上密密麻麻立着上千座土坯房，那就是矿工和他们的家人居住的地方。在云冈，人们过去臣服于看起来像佛祖的石头，而今臣服于能燃烧的石头。
回到大同城，张先生热情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他把车停在南城的某条胡同里，带着我们一起爬上了三楼的家。张太太已经站在门口迎接了，她请我换上一双与我的脚相比堪称迷你的塑料拖鞋，然后带领我们走进水泥地面的房间。这是一个朴素到极致的家庭，屋里唯一算得上有美学追求的陈设是墙上的一幅挂历，展示着瑞士阿尔卑斯山的风景。张家还有一个已经上高中的男孩，不过没在家。学校离大同两小时车程，为了省钱，他周末也待在学校的宿舍里。
张太太给我们包了饺子，味道如何不必去提，反正是吃饱了。饭后甜点倒是很特别：张太太从冰箱里拿出几个柿子，这是张家过年的时候买来招待客人的。她把柿子顶端切开，我们每人一个，起劲地吸着里面的果肉。这大概是最纯粹的水果雪葩了，而且味道非常不错。享用完甜品，张太太去洗碗，我们其余三人转移到张家兼做客厅的主卧室里，张先生歪在大床上，丽丽和我在两把椅子上就座。
有件事我忘了提：在我们三人共度的半天时间里，张先生一直没完没了地批评丽丽的胆怯。“说英语！”他不停地命令她。丽丽从没跟外国人讲过话，所以有点害羞，我用英语和她交谈的时候，她总是不自觉地用汉语回答我。然而她父亲最严厉的批评还不是关于胆怯的。最让张先生不能接受的是，女儿考大学时选择了师范学院，在他看来，当老师简直是断送前途。丽丽眼里闪动着年轻的活力，她一定对未来有自己的憧憬。我对她说，别理你爸爸，他当然也是为你着想，但生命如此珍贵，怎能让他人替你选择生活方式？
我还提议，丽丽即使读了师范，毕业后也可以选择其他职业，比如蒋小姐就去云冈石窟当了导游。但导游也不是什么好工作，张先生说。这时，丽丽突然找到了勇气，她插话说，所有的工作都可以是好工作，关键取决于你自己的态度。我对此说很是赞同。张先生这时意识到自己寡不敌众，而且面临着慢怠客人的风险，于是换了个话题。他告诉我，大同之所以这么穷，是因为大人物们从煤矿上赚了钱，都拿到北京、天津花去了。最后，他感叹道：这日子，过了今天，不知明天啊。
但不管怎样，今天过得确实还不错，而且时间才过了一半。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告诉张先生，我还想去参观城里的一座寺庙。它是继鲜卑人之后，另一支占据过华北的游牧部落所建造的。拓跋鲜卑建立的王朝崩溃之后，中国重新在隋唐两代取得了南北统一。然而随着唐朝走向灭亡，一系列游牧部落联盟又一次控制了北方，并在接下来的五百年时间里维持着这一局面。
这五百年始于契丹人。他们来自东北的辽河上游，在其起源传说中，一位驾着青牛车的仙女和一个骑着白马的勇士相遇，结为夫妻，成了契丹人的始祖。骑着白马的这位显然是个牧人，而坐着牛车的应该来自农村——契丹人的起源传说恰当地概括了农业和游牧社会的关系，也一般性地说明了游牧文明的起源。这对夫妻育有八个儿子，由此繁衍出的八个部落，形成了契丹人的部落联盟。
契丹人建立了辽王朝（907－1125），当时它最大的都城“南京”就是今天的北京，而陪都之一“西京”则是今天的大同。大约与征服者威廉入侵英格兰同时，契丹人在大同城里兴建了气势恢弘的华严寺，将其作为举行皇家仪式的场所。华严寺及寺中的佛像都保存到了今天。
华严寺坐落于大同老城的市中心，它的规模如此巨大，因此被分成了上下两院：上华严和下华严。华严是一部佛经的名字，它译自梵语“avatamsaka”一词，原意为“花环”。汉传佛教的重要流派华严宗正是以《华严经》为根本经典，在大同南面的五台山上发扬光大。《华严经》是一部内容深邃而绚烂的大乘佛典，记录了佛祖成道后第一次说法的内容。由于当时他不能确定普通人是否适合听闻佛法，所以这次说法的听众只是包括文殊、普贤在内的一众上乘菩萨。佛陀向菩萨们讲述了他证悟到的众多不同的世界——足以说明人类所理解的现实世界是多么片面。华严寺里至今保存有描绘着这次说法的辽代佛教艺术，以规模之大和年代之古而论，它们都是整个中国范围内顶尖的作品。
张先生把丽丽和我放在华严上寺的门口，然后到街上找地方停车去了。寺院的大门朝东，而不是通常所见的坐北朝南——这是因为契丹人崇拜初升的太阳。穿过空旷的院落，我们朝面前两座巨大的殿宇走去。殿内的光线比青瓷窑煤矿的矿井好不到哪儿去，但正是因为光线暗淡，保存在大殿里的彩绘艺术品才得以色彩不失。
上华严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始建于十一世纪，其后的数百年间，殿内的壁画和塑像都在朝代更迭引发的无数次战乱中遭到了严重破坏，到了十五世纪时，大殿内部被翻修一新。黑暗中，目力所及，仅能勉强看到佛坛的后排供奉着五尊端坐于莲座上的巨大鎏金佛像——和云冈的昙曜五窟一样，它们代表着佛陀的五种智慧。相比之下，此处的佛像更加人性化，表情也更为安详。排列左右的是二十尊护法天神，身形有真人两倍大小，全都保持着前倾的姿势，仿佛是在期待佛法的教诲。周围四壁绘满了佛传故事和听佛说法的五千弟子像。
佛像和壁画都很精彩，但时间有限，隔壁的下院里还有更多的东西要看。我们向大门口走去的时候，上院的晚课正要开始。晚课被限制在大雄宝殿后面新建的佛堂中举行，以免僧俗群众对古建筑和殿内文物造成伤害。尽管如此，上院至少还掌握在僧人手里，而下院则已经完全看不到僧侣的踪影，它现在属于文保部门管辖。
下院的主体建筑——薄伽教藏殿前，有个人在抄录一通辽代石碑的碑文。我走过去跟他聊了几句，他提到，僧人们曾经试图重新回到下院，但最终没能如愿。具有文物和历史价值的古代遗迹出于保护的目的被清场，这在如今已是很常见的现象。我反倒觉得政府居然允许僧人占据上院挺不可思议的。大概政府找不到更合适的解决方案，但又总得给他们找个安身之处吧。
工作人员说他们马上要关门了。剩下的时间只够我在薄伽教藏殿里匆匆扫一眼。这也是一座建于十一世纪的建筑，但和上院的大雄宝殿不同的是，它在后世的战乱中得以幸免，至今仍完好保存着十一世纪的辽代彩塑原作。眼前所见令我目瞪口呆：三十一尊包括“三世诸佛、十方菩萨、声闻、罗汉、一切圣贤”在内的佛教造像极其完美，全都比真人还大，围绕着佛坛中央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错落排列。我造访过中国的数百座寺院，它们拥有的所有造像，以设计构思和雕塑水准观之，都无法和华严下寺所藏相提并论。米开朗基罗若能有幸目睹，也必流连不去。其中的一尊菩萨像曾给历史学家郭沫若（1892－1978）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被他称为“东方维纳斯”。大同华严寺下院，薄伽教藏殿
我只能后悔自己没有一大早就赶来，只有那个时候，旭日会从大殿朝东的巨大门框外直射进来。而现在已是黄昏时分，太阳早已沉入大殿身后，而工作人员正急着回家。那感觉如同在卢浮宫里待了十分钟就被赶了出来。不过至少我已经看到了我想看的。美酒虽好，但也不必贪杯。我和丽丽一道离开下院，回到她父亲的出租车上，向我的旅馆开去。又美又满的一天已经接近尾声，收获可谓极丰：我看到了足够我回味好几辈子的佛像，而且全都令人赞叹不已。然而，一首十二世纪道川禅师的诗作却在心头萦绕不去：泥塑木雕缣彩画，堆青抹绿更妆金。若将此是如来相，笑杀南无观世音。
回旅馆的路上，我们刚巧路过大同的九龙壁。尽管五点已过，九龙壁的院门却还开着，于是我请张先生把车停下来看一眼。看门人的表大概慢了十五分钟不止。我花了十块钱，向他买了两张门票，带着丽丽一起走进大门。一道四十五米长、八米高、两米厚的超级巨墙孤零零地树立在这空旷冷清的院子的南端，它的表面以五彩琉璃拼砌了九条龙。紫色、蓝色、绿色、黄色和橙色的巨龙在须弥山顶的云水之间翻腾跳跃着，景象很是壮观。
大同九龙壁是为朱桂（1374－1446）建造的，他是明朝开国皇帝的第十三个儿子。契丹人占据中国北方之后，这片土地在游牧民族中间不断易手：取代辽王朝的是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接下来则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当朱元璋带领汉人重新回到北方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五百年。明太祖发誓要永远守住这片土地。1392年，他把朱桂派往大同，专司镇守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北方边疆，大同九龙壁就在这一年开始修建。在此之前，朱元璋所立太子刚刚病逝未久，九龙壁或许体现了朱桂内心觊觎皇位的某些企图。
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就开始崇拜龙，并把自己视为龙的传人。中国人的远古祖先——伏羲和女娲都以半人半龙的形象出现。女娲（诺亚）将人类从大洪水中拯救出来，她的兄长兼丈夫伏羲则是先天八卦的创造者。
龙被中国人视为阳物之首，九则是阳数之首，两者皆代表最高权力。朱桂造出这九龙壁来，可谓胆大包天了。1392年的朱桂刚满十八岁。几年之后，另外两座类似的九龙壁也在北京建造起来，但它们的规模都不及朱桂这座。九龙壁的正面朝北，正对着朱桂那面南背北，模仿皇宫而建的王府大门。而今除了九龙壁还在，一切都已灰飞烟灭。
看门人在远处大声吆喝：关门时间已到。我们回到出租车上。一分钟之后，旅馆到了。我邀请丽丽和她父亲共进晚餐，他们谎称晚上还有事，礼貌地拒绝了。和父女两人道别之后，我走进旅馆，开始为一个人怎么点菜而发愁。我不记得都点了些什么，唯有一道菜令人难忘：那是一盘双色的、一半白色土豆泥、一半橙色南瓜泥组成的沙拉金字塔。在那之前，以及之后，我都没见过如此宏伟的吃法。它看起来就像一座须弥山。我从山脚下饿鬼所居之所开始吃起，一路向人和神的领域吃过去。没有人注意到，我吞下了整个宇宙。
第三章 无山
收拾好行李，下楼退房的时候，值夜班的前台还在睡觉。六点刚过，三月初的大同依然笼罩在夜色之中，只有东方地平线上泛出微弱的曦光。开往五台山的班车七点半出发，但我有了一项临时计划。昨晚，我在旅馆房间里的一本旅游手册上看到，大同城北五公里处有一座鹿野苑石窟，又被称为“禅窟”。
中国人说到禅，通常指的是入定冥想的禅修，而不是菩提达摩所开创的禅境。这并不奇怪，禅最初的含义就是入定。也许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在此曾留下足迹？我的好奇并非全无根据。根据唐朝和尚道宣（596－667）留下的记录，菩提达摩于公元475年前后从印度南部渡海到达广州。在南中国当时的刘宋朝廷，他没有获得期望中的礼遇，于是一路向北行去。如果文献记载无误的话，五世纪晚期访问中国北方的达摩肯定来过大同，因为此时的大同正是占有整个北方的北魏王朝之首都。直到公元494年，鲜卑人才将都城迁至洛阳，达摩很可能也在那时随着他们一道去了洛阳。不管怎样，前往禅窟拜谒一番是必要的。
旅馆门前的大街上阒无一人，等了二十分钟，终于驶过一辆出租车。司机虽然听说过鹿野苑石窟，但他从没去过。我们共同掌握的唯一线索是它在城北。于是，我们就沿着城外向北的大路开去。这是一条还没有完全修好的公路，一路上异常颠簸，而且路程显然远远不止手册上宣称的“五公里”——如果它不是谎报军情，那就是从市区最北的边界开始计算距离的。
大约开了十公里，公路在小石子村外分出两条岔路，左边是铺好的公路，右边是土路，我们选了左边那条。路牌显示这条路通向新荣——天知道那是哪儿，连司机都没听说过这个地名。公路进入了一座山谷，并开始爬坡，我开始担心，照眼下的情形，别说找不着达摩用过的蒲团，连五台山的班车也赶不上了。又开了两公里，路边出现了一个不起眼的标志。停下车仔细观瞧，上写：鹿野苑禅窟。路标后面，就在山路转弯处上方的一道山崖上，立着一座小庙。
司机告诉我，他之所以听说过这地方，是因为有朋友到这儿来上过香。与大多数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一样，司机本人仅有的宗教活动只包括逢年过节时给自己的祖宗上几炷香，烧点纸钱。对他来说，一个人跑这么远来烧香是件不可理喻的事情——干吗不在家烧呢？这是个好问题，但眼下没有时间深入探讨了。我感兴趣的是那座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庙里的石窟。
司机又说，他那些来过的朋友曾经告诉他，石窟在庙后面的山谷里，有的石窟里面有佛像，有的没有。我一面猜想着到底有佛像的石窟是禅窟，还是没有佛像的是，一面从背包里掏出闹钟（我没带手表，看时间和按时起床都得靠它）。已经6:50了。也就是说，出租车开到这里花了半小时。达摩也许会在这儿停留更长时间，但我必须撤了。我拿出GPS，记下此地的坐标，决定下次再来。回到车上，司机在坑洼的路面上一路狂奔，赶到长途车站时，才7:15，去五台山的大巴正在车场里停着。我额外给了司机一笔小费，然后跑到售票窗口，花六十二元钱买了张车票。还有几分钟时间，我又在路边的早点摊上买了张刚摊好还热乎的鸡蛋灌饼，这才跟着其他乘客一起上了车。
司机还在热车，我走过去问他，为什么每天只有一班车去五台山。他告诉我说，从四月到十月是五台山的旅游旺季，那时候每天有四班车，而这会儿才三月。车上装着大概十名乘客，没有一个人是去五台山旅游的。我在车厢后部一人占了两排座位——一排给我自己，一排放行李。大巴的最后两排座位和中间的过道都埋在了堆积如山的纸箱下面，纸箱里装着素虾、素蟹、素干贝、素鲍鱼、素肝、素糖醋排骨 一切以豆制品和面筋制成的素斋美食应有尽有，它们都来自深圳的一家工厂，是为香客们准备的。
五台山是黄河以北最为著名的佛教名山，也是所有佛教徒朝圣之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站，但三月显然不是理想的季节。大多数朝圣者选择在夏季造访，而石家庄、太原或者大同则是他们经停中转的主要驿站，五台山与这三座城市的距离都在两百公里之内。也就是说，我乘坐的这趟班车将在中午之前到达——但这只是在途中一切顺利的前提之下。
开车后没多久，我注意到地板上有裂缝，透过裂缝可以直接看到车下的路面。还没出城，两条腿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我从背包里掏出羊毛袜套在脚上，总算聊胜于无。几分钟之后，车厢里传来一股燃烧橡胶的怪味，紧接着，靠窗的座位下面开始散发热量。看来是有人向司机投诉过了。然而好景不长，脚趾刚开始恢复知觉，暖气就消失了。接着，大巴开始不断抛锚，大概有六七次之多。每次抛锚停车，司机就把驾驶位旁边的发动机罩掀开，在变速箱或者连杆上拨弄几下，我看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以前在军校里学过的汽车机械常识，自从我逃出军队之后就全忘了。我曾经在佐治亚州本宁堡军事基地的吉普车机械学校当过汽车兵。培训期结束前的一个星期，我们全班接到了被派往越南的通知。所有人都欢呼雀跃。一帮半大小子就要上阵杀敌了，而敌人都是些看起来比隔壁邻居还要安详的人。同学们为此表现出的热情让人难以置信。那是1964年夏天，电视里还没开始出现大批尸体袋被运回的镜头。那年春天，我刚从大学里退学（这已经是我第三次退学了），正好接到服兵役通知。国家规定的服役期限是两年，而我主动要求多待一年，条件是把我派到德国去。在当年，服兵役是可以谈条件的：只要答应多干一年，就可以挑选地点和专业培训项目。结果人算不如天算，突然冒出个越南，之前谈好的一切自然只能作废。第二天，我就离开了本宁堡基地，那天刚好是发饷日。
一名二等兵的月饷在当时是七十八美元。有了这笔钱，再加上头两个月的节余，足够我逃出佐治亚州，搭顺风车横穿美国了。过了不到一个月，在经历了一场车祸、一次拘留和一个女色狼的骚扰之后，我被八月下旬的一场暴雪困在了蒙大拿州的公路上，饥寒交迫，穷困潦倒，风雪中一辆车也看不到。最后，我只好步行至附近的小镇，到警察局里去自首。局里的号子每间有两张上下铺，上铺已经有人了。我在下铺安顿好，转头要跟室友攀谈，结果他那副尊容把我吓得差点越狱。那是个已经几乎不成人样的流浪汉，他的脸上和身上布满了划伤、淤青和肿块。铁路警察把他从一列全速行驶的货车上抛了下去，后来，有人在铁轨边发现了他，于是送到警察局。医院才是他该去的地方，但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当天下午，警察开车把我送到蒙大拿州东部大平原上最大的城市迈尔斯城。接下来会怎样，我一无所知，只能做好最坏的打算。事实上，最坏的情况就发生在迈尔斯城监狱，那里面根本没有床，只有一排铁架子。运气好的话，你能找到几本杂志当枕头。这儿的人都不喜欢流浪汉。过了一个星期，军方才派人来把我领出去。那是无比漫长的一个星期，整整七个寒冷难捱的漫长夜晚——每天晚上你都会被监狱对面射击场上的枪声惊醒——和七个无所事事的漫长白天。我翻来覆去地看那几本兼职做枕头的杂志，里面尽是些关于怎样打猎、垂钓和到海底寻宝的文章。我打定主意，如果有朝一日能离开军队，定要如此享乐一番。
带我出去的人来自附近的一处空军导弹基地，他把我送上了火车。因为我是主动自首，所以军方也懒得专门派人过来押解我。四五天之后，我又回到了本宁堡，向我所在的小队报到。军士长问我为什么擅离职守，我一一坦白了我的理由。奇怪的是，他不仅没把我送上军事法庭，反而居然遵守了之前的约定，即使后来我在他手下依然吊儿郎当也没为难我。我先是被派到炊事班干了一个月，接着又去接受文职培训，然后就被派往德国的一个医务营总部服役。我的汽车机械知识也就此停留在开小差之前的水平：变速箱、连杆，不是变速箱就是连杆。
司机修着他的车，我胡思乱想着我的往事。在中国，我从不担心汽车抛锚。中国司机能自己解决所有故障。我们这位一开始只是用螺丝刀鼓捣了两下，车就又能走了。后来情况越发严重，他也认真起来，拎着钳子、扳手和一股金属线消失在车轮下面。半小时之后，他钻了出来，跳进驾驶室，车子又继续盘旋在山路上，翻过一座又一座巨大枯黄的山峰向大同东南方向开去。
开进第二道山脉的时候，我们在峡谷里看到了悬空寺。顾名思义，那是一座建在半空之中、悬崖之上的建筑。这里是所有前往山西的旅行团都会停留的景点，我自己就已经来过两次。尽管看起来像座寺庙，它的修建其实是出于军事目的：过去驻扎在附近的戍边军人常到此焚香祷告，祈求上天神灵保佑边疆安宁，免受游牧民族侵扰之苦。我们的车不是旅行团包车，因此并没有停下。从车窗向外看去，悬空寺的空中楼阁在晨曦中凌空危立，不似人间。
继续向前，车子开进了一条隧道，悬空寺消失在黑暗中。从隧道另一端冒出来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座水库。冰冻的水面一片洁白，如同我在黄河源头见过的那些盐湖。冰面上没有轮胎印，也没有钓鱼或者滑冰的人，空寂的群山和肃杀的冰面之间一片苍凉。再往前行去，路边的田野中出现了几个挥着锄头，在去年残留的秸秆之间翻地的农夫，苍凉之气稍减。田边站着几头牛，眼睛正望着农夫，大概在猜想何时会轮到它们上场，开始新一年的劳作。我们还经过了一大群黑白相间的山羊，大概有五百只。羊肉是中国北方的无上美味。
在七十公里界碑处，我们经过青瓷窑煤矿拥有的一座附属矿井。农闲时节，农民们会到矿上挣点外快，还有些倒霉蛋一年到头在这里挖煤。蜿蜒的山路终于把我们送出这道山脉，然后向西进入一条无比宽阔平坦的山谷，那一定是远古冰川运动的杰作。司机突然又把车停下了。他跳出驾驶室，在一个车轮上踹了两脚。那条车胎在慢撒气。但仍然不必担心——中国的道路两旁，哪怕是再荒凉的地方，补胎的小铺子也随处可见。果不其然，前方几百米外的一座土坯房门口挂着块牌子：补胎。
司机找出千斤顶撬起车身，卸下轮胎，一路扶着它滚向土坯房，其他人都下了车，站在路边抽烟、放水或者活动着腿脚。我跟坐在我前面的一个男人聊了起来。这是个八十多岁的蒙古族老汉。在他干瘪的嘴里，我只发现了两颗牙齿。大概他每天只能就着稀粥吃点馒头了。他以为我是维吾尔族人，我以为他是藏族。互相搞清楚对方的身份之后，他告诉我，他认识五台山上一座庙里的喇嘛。每年春天，他都会去庙里修行一段时间，秋天再回大同去，如此坚持了七年。我跟他打听山上的住宿情况，他推荐了几家比较适合香客的旅馆。朝山途中，随时抛锚的长途车
我们正聊着，另一个蒙古族人走了过来，递给老汉一瓶白酒，老汉又递给了我。我笑着把酒瓶推了回去。这么一大早就喝酒太奇怪了，更何况还是在车上。另外，中国白酒是最让我难以接受的酒精饮料，只要想到它，我就能浑身一激灵。把酒还给老汉之后，我走开去和旁边的一名僧人聊天，他一个人站在路边，手里默默转动着念珠。僧人来自五台山的宝华寺，几天前到大同的华严上寺见了一些同修，现在正要返回五台山。宝华寺在北台的山脚下，靠近碧山寺。我告诉他我去过碧山寺，但从来没听说过宝华寺。他解释说，宝华寺里僧人不多，因此也没有多少香客——清静的道场好修行。他邀请我到庙里住上一段时间，但我已经有别的安排了。也许下次吧，我说。
司机回来了。装好轮胎，我们继续西行，开进破烂不堪的砂河镇，从满街的行人身边呼啸而过。每天有两趟从北京出发的列车经停砂河镇，卸下那些去五台山朝圣的香客和游人之后，继续开往终点站太原。1989年，我曾来过砂河，如今十几年过去了，镇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一条大街从镇中穿过，镇上的一切都杂乱无章地堆在大街两边。有人向司机招手，但司机没有理会，继续向前开去。正常情况下，中国的巴士总是尽可能的拉客，也不管车上还有没有座位。现在碰上这么一位高傲的司机，让我感到很困惑。我自言自语地嘟囔了几句，被坐在前面的蒙古族老汉听到了，他转过头来为我解惑：在砂河镇坐车的人，只能坐砂河镇的车，这是这儿的规矩。
司机循规蹈矩地开出了砂河，然后转而向南，沿着一条河往山里开去。道路在五台山北坡蜿蜒爬升，路旁开始出现积雪，河里的水变成了冰，再往前，路旁的积雪渐渐扩展到了已经结冰的路面上。每隔十几米就能看见一个沙土堆，大概是用来融雪的。也许本该接受老汉的好意，来上两口白酒的，我心想。就在这时，一辆微型越野车从山上冲了下来，将要会车的时候，它好像突然失去了控制，猛然转了一个二百七十度的弯，堪堪停在落差超过百米的悬崖边上。我们的司机为了躲避来车，也向道路内侧急打方向，一头栽进了路边的积雪堆里。
所有人都下了车，聚在一起察看险情。越野车里也钻出四个和尚，三个年轻的和一个年长的，他们都穿着正式的黄色僧袍。和尚们自我介绍说是竹林寺的，老和尚和其中一个年轻和尚要去砂河镇赶火车。四个和尚一边察看事故现场，一边不停地念着西方极乐世界教主的名号：阿弥陀佛。这是中国佛教徒用以应付一切场面的标准用语。大事不妙——没关系：阿弥陀佛。有好消息——别太激动：阿弥陀佛。一切境由心造，如梦幻泡影：阿弥陀佛。五台山也不例外：阿弥陀佛。开车的和尚钻进驾驶室，挂上倒挡，旁边的六七个人一起帮忙把车推回了路中间。另外三名和尚合掌行礼，向我们道谢，然后上了车，继续向梦幻泡影组成的五台山下开去。
送走了僧人，回过头继续解决自己的问题——人们先试着把车往前推，可陷在雪里的车轮打着滑赖在原地不肯动。我们又把车轮下的雪挖开，垫上沙土，还是打滑。最后，司机挂上倒挡，所有人一起使劲把车往回推，终于动了。我们回到车上，继续赶路。
越往上走，结冰的路面越多，车子开始明显出现侧滑。考虑到路边就是百米悬崖，没有人愿意继续待在车上了。所有人都重新回到路面上，跟在车后面步行，时不时还得推它两把。
结冰路面终于消失了，我们的运气开始好转。没过多久，车子翻过山口，进入到冰消雪融的五台山南坡，路况相当不错。一路蜿蜒而下，到了半山腰的五台山风景区售票处，车又停下了。门票七十五块。和尚、尼姑、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以及所有那些在五台山居住和工作的人都不用买票。而车上所有乘客都恰好符合这些免票条款，除了我。卖票的接过我手里的钱，热心地告诉我，再过不到两个月，进入旅游旺季，票价将会翻一倍。二十分钟以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坐落在五个“台”怀抱之中的台怀镇，其时已是下午三点多。路上一共用去了将近八小时。但不管怎样，总算到了。
室外的空气非常寒冷，呼啸的风声更格外增添了寒意。镇上人迹寥寥，除了三五个匆匆走过的出家人，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还在坚持营业的当地生意人了。这时节即便有游客，此时多半也已乘车离开，或者钻进旅馆躲了起来。我谢过司机，向大街旁边的小巷里走去，去给自己找个地方落脚。不幸的是，看过的几家客栈都没有带浴缸的房间，而我实在是太想泡个热水澡了。最后，我放弃了在镇上寻找，往东过了一座桥，来到镇外。
与台怀镇隔河相望的山脚下，盘踞着三层楼的金界山庄。这是个二星级的宾馆，拥有上百个房间，门市价四百块。我显然是今天上门的头一个客人，因此即使还价到一百六十块，他们也爽快地接受了。把行李放在房间，我转身出门回到镇上，在书店里买了两本关于五台山的书，又去邮局发了封信——邮局居然礼拜天也开门——然后在小巷子里找了个网吧，上网查了查邮件。网吧里坐满了玩游戏的年轻和尚和半大小子们。
出了网吧，开始到处找饭馆。大街上走过来两名比丘尼，一来二去，跟我聊了起来。年纪大一点的比丘尼告诉我，她们来自中国最著名的尼众学院：五台山普寿寺。至于吃饭的地方，她们推荐了山西饭店，并且主动为我引路。到了饭店，两名比丘尼陪我一起坐了下来。她们已经吃过饭了，但并不介意跟我聊天。我于是拿起菜单，为自己点了一盘蒜蓉菠菜、一盘洋葱木耳炒土豆。
我问两位比丘尼：五台山上冬天如此寒冷，夏天又挤满了游客，为什么要在这儿修行？她们回答说，冷不是问题，多穿些衣服就好了；而游客从来不去她们的寺院，那里相当清静，是个修行的好地方。但这些其实都不重要，让她们选择五台山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这儿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我问她们是否见过大智文殊菩萨本人，她们说不仅见过，还见过两次呢。她们还见过五台山著名的佛光。我问佛光和北极光有何不同，她们解释说，佛光更明亮些，而且它们主要出现在五台山的五座峰顶，尤其是南台。
饭馆的老板娘听见了我们的谈话。当她听说我打算明天上山，立刻插话说她的一个朋友有辆越野车，可以明天一早来接我。包车的价钱她不太清楚，我可以跟她的朋友直接谈。两位比丘尼在半年之前跟随她们的方丈、还有六十五个来自内蒙的居士一起，步行朝遍了五台山的每一座主峰。但毕竟她们是夏天去的。
吃完饭结账，花了二十七块，就五台山而言，价钱算是相当公道。我在饭馆门口和比丘尼道了别，目送两人穿过大街，消失在对面的一条巷子里。普寿寺在山上，但她们明天一早要搭长途车下山，所以今晚就在镇上的一座小庙里过夜。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西边天际泛起一抹紫色。我顶着满天星光走回了旅馆。
泡澡的愿望泡汤了。水根本不热，我只好简单冲了个淋浴。大概因为整个旅馆只有我一个客人，他们也舍不得把暖气打开。整个晚上，我不停地在把头更深地埋进被窝和钻出被窝透气之间作着斗争。漫长而寒冷的一夜就这样过去，当窗外渐渐亮起来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终于熬出头了。七点钟，我飞快地钻出被窝，穿好衣服，冲了杯咖啡，然后又飞快地回到床上。又过了一个钟头，饭馆的老板娘来敲门了。跟她一起出现的还有司机和一名当地的警察。警察是来保护我的安全的。虽然我并没打算从事任何危险活动，但中国政府向来擅长防患于未然，他们可不想等到一个外国人出了事甚至死掉才来处理后事。
五台山之名其来有自：耸立在台怀镇周围的那五座主峰看起来并不险峻，所以被称为“台”而不是“峰”。每座“台”上都已经修了直通台顶的公路，但眼下天寒地冻，司机说只有东台和南台可以开车上去，而我想去的却是北台。北台不仅是五台中海拔最高的，而且憨山德清禅师（1546－1623）年轻时曾在那儿住过八年。德清的诗文是我最早接触的禅宗文献之一，因此他不可避免地在我个人的禅宗英雄谱里占据着重要位置。司机说，他可以把我送到离台顶还差一个钟头脚程的半山腰，然后报出了他的要价：一千块人民币——他大概以为我是从火星来的。我狠狠地砍着价，最后讲到三百块，他无论如何不肯降了。这个价钱仍然高得离谱，但我也想不出别的招了。
我们沿着昨天的来时路开出了台怀镇，一路上山，接近山口的时候，又开始碰到结冰路面，这时司机打开了车上的一个电子装置，里面传出“南无阿弥陀佛”的诵经声。过了结冰路面，他又立刻关掉了南无阿弥陀佛，显然是不愿意浪费佛祖的保佑。到了山口，我们拐上一条岔路，沿着山脊向西开去。这条以石板铺就的山路是一名富有的台湾香客捐钱修建的，它的防滑性能据说要比水泥或者沥青路面更好。
不幸的是，我们没机会测试这种新型路面了。刚开出去几十米，路面就被厚厚的积雪完全覆盖。我下了车，想试探一下深浅，结果还没走几步积雪就齐了腰，又费力往前了好久，积雪的深度仍然高过膝盖，看来是没戏了。但我不想如此轻易放弃。和那些在这积雪盈野的山巅修行过的高僧大德们所付出的努力相比，这点困难实在不算什么。我让司机在原地等我一会儿，一小时——最多两小时。警察待在车上没下来，他肯定觉得我走不出多远就会投降。
我在雪中蹒跚前行，终于发现了一条兽道，那儿的积雪才没脚踝。五台山已经被划定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里的野生动物享受着不受打扰的待遇。雪面上到处都能看见它们的踪迹，大一点的兽道像是野山羊踩出来的，小一点的可能是野兔。沿着兽道走了几百米，我来到一处突出的山崖，站在高处，已经可以望见对面的北台。此处海拔超过两千八百米，雪中的艰难跋涉开始让我感觉头晕了。我决定就此打住。
面朝德清过去的道场，眼前群山苍茫。我向北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修行者以及一切修行众生恭身行礼，心中默诵着憨山德清大师晚年时写下的一首禅诗：雪满乾坤万象新，白银世界里藏身。坐来顿入光明藏，此处从来绝点尘。
在五台山参禅的八年时间里，德清已与北台融为一体。他把北台的别名憨山用做自己的别号，从此以“憨山德清”之名行世。北台最初被称为憨山是元朝时的事：蒙古人以自己祖居之地的同名圣山为五台山的最高峰命名，取的是怀念故土之意。
回到车上，司机主动表示要送我去南台，而且不另收费用，以此来弥补未能带我上北台的遗憾。但我告诉他，我一点儿也不遗憾。我已经做了想做的事，一个台已经足够。下得山来，越野车沿原路开回镇上，在显通寺的山门外，我下了车。
显通寺是五台山上历史最久的寺庙。我在镇上书店里买到的一本书里讲述了它的来历：公元64年，汉明帝梦中见一金人，向落日飞去。次日，与群臣计议一番之后，皇帝决定派使团出西域查访金人下落。三年后，使团从西方带回了两名天竺僧侣——摄摩腾和竺法兰，随之而来的还有驮着经卷和金色佛像的白马。皇帝将二僧安置在都城洛阳西门外供外国使节居停的鸿胪寺。后来，这里就成为中国的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
然而，摄摩腾和竺法兰并没有一直待在洛阳。根据一则十一世纪的记录，来年春天官道上的积雪甫一消融，两名天竺僧就离开洛阳，去拜谒文殊师利菩萨所居之地五台山。但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道教信徒也将五台山视为神圣道场，他们将其称之为紫宫山。道士们拒绝与两名外来的和尚分享圣山，而作为外来的和尚，他们也别无选择，只好离开。
回到洛阳，摄摩腾和竺法兰上奏汉明帝请求支持。公元71年，皇帝将和尚和道士召集在一处，让双方将各自的经典投入火中以决高下。皇帝为何选择此种竞赛方式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比赛的结果是天竺僧带来的佛教经典经受住了火的考验。洛阳白马寺里现在还能看见两座被称为“释道焚经台”的土堆，据说是当年比赛双方留下的。既然胜负已分，皇帝就下令准许摄摩腾与竺法兰在五台山修建寺院。
第二年，寺院在五台山落成，取名为大孚灵鹫寺——印度有山名灵鹫峰，是佛陀向弟子传法的重要场所，寺名由此而来。僧人们还在寺旁修建了一座堵波，藏佛舍利于其中。在印度，堵波本是宗教大师埋骨的坟丘，流传到中国时，已经演化为砖塔的形式。如今中国各地散落的成千上万座佛塔，最初都滥觞于此。
接下来的数百年间，灵鹫寺数度更名，到明朝时方改称显通寺，而寺旁的堵波也不断扩建，最后变成了一座约六十米高的巨型舍利塔，雄踞于台怀镇之上。从那以后，五台山就成为佛教徒朝拜文殊师利菩萨和禅宗大德们的圣地。
大孚灵鹫寺建成之时，传入中国的佛教经典里尚未出现任何关于文殊师利菩萨的记载，人们只是从摄摩腾和竺法兰口中听到过他的名号。到了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大乘佛经被翻译成中文，《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一类的经典开始流传，文殊师利菩萨才作为般若波罗蜜多这种新兴教法的首要发起人，正式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
公元四世纪和五世纪初传入的另外几部经典进一步解释了文殊师利菩萨与这种新教法的关系。据《清净毗尼方广经》所言，文殊师利原本居住在遥远的东方一个名叫“宝主”的佛国里，特为拜谒释迦牟尼而来到娑婆世界。听闻释迦牟尼讲法之后，文殊师利决定留下来助他广传教法。然而在此之前，文殊是随宝主佛国的“宝相如来”修习佛法。宝相佛的法门重于“第一义谛”，即不可言说的终极真理。因此，在追随释迦牟尼之后，文殊所传法门仍然保留着原来的风格，并以“般若波罗蜜多”闻世。公元前383年释迦牟尼入灭之后，文殊师利菩萨仍继续传授他的教法，但最终还是回到了东方，并从此栖止于五台山。他时不时地会在山中露面，但总是以不同的面目示人，而见到他的人也总是事后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文殊菩萨。在我的意识中，我见过他两次，第一次是他在山口搭顺风车，第二次则是他在帮人修建寺庙。可惜我也跟其他人一样，只有后见之明。
至迟到四世纪末，五台山已是佛教在中国北方最大的朝圣中心，正是在这个时候，定都大同的北魏朝廷开始在山中大兴土木营建寺庙。两百年后，五台山上的佛寺数量已经超过三百所，其中当然有不少是规模和僧侣数量都微不足道的小庙，但可容纳数千人的恢弘佛刹也毫不鲜见。直到二十世纪初，五台山的常住僧侣还在万人以上。然而接下来的这一百年，对于五台山来说是段难熬的岁月，只有极少数的寺庙躲过了抗日战争和“文革”两次劫难。而佛寺重光，信徒重新走上五台朝圣，不过是最近三十年的事。
和朝圣信徒一起来到五台山的，还有导游的扩音喇叭和旅行社的大巴。在各处“景点”，导游们喋喋不休地向好奇的游客灌输着寺庙的来历和奇闻轶事。五台山已经不再是一座纯粹的朝圣中心。尽管僧人众多，并且每天都在增加，但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以他们从小学习的唯物主义态度来看待宗教。如果你问他们，他们会说自己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并且乐于承认这一点：他们是游客，而不是朝圣者。但寺院里的僧人还是不加分别地欢迎他们的到来，期待着时间也许能改变这些曾经受过伤害，如今变得无比现实的大众。
我特意选择了旅游旺季开始之前的三月来到五台山，但仍然没能完全躲开游人。一群从太原来的游客跟着导游穿行在显通寺里，他们在每一间大殿驻足，听导游介绍建筑的年代和其中供奉的佛像，我在每间大殿外等着他们离开。最后，我尾随游客们来到了显通寺北面灵鹫峰上的菩萨顶，在文殊殿里顶礼过文殊菩萨像，然后走出大殿，在庭院里供了三炷香：第一炷给我的老师寿冶和尚，第二炷给憨山德清，第三炷给虚云和尚。
虚云是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禅师，也是我心目中的另一位禅宗英雄。他还有另一个名字：德清，与憨山德清一样。有人说虚云和尚的前生就是憨山德清大师。
1882年，在朝礼过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普陀山之后，虚云发愿北上五台山朝圣，希望以此举为其父母的来生积累福报。他从普陀山启程，花了两年时间，用三步一拜的方式走完了两千公里的全程。走进河南境内时，已是第二年冬天，由于天降大雪，饥寒交迫，他身染重病，几乎死在了路上，是文殊师利菩萨以化身示现，两次将他救活过来，甚至还帮他担负了一阵行李。多年后，虚云和尚回顾往事时说，这次朝台他历尽艰难，然而令得心生欢喜，并终于了悟文殊师利菩萨所说之法。
文殊师利菩萨讲解般若波罗蜜多法门的经典有不下十部之多，但是禅宗早期大师们参研和引用最多的当属《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在这部经里，文殊菩萨对佛陀说：世尊，如是修般若波罗蜜，则不舍凡夫法，亦不取圣贤法。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不见有法可取可舍。如是修般若波罗蜜，亦不见涅槃可乐，生死可厌。何以故？不见生死，况复厌离，不见涅槃，何况乐著。如是修般若波罗蜜，不见垢恼可舍，亦不见功德可取，于一切法，心不增减。何以故？不见法界有增减故。世尊，若能如是，是名修般若波罗蜜。
文殊师利的教法正是寿冶、憨山德清和虚云追寻的道路。禅即由此中来。那也是我追寻的道路。
我坐在文殊殿外的阳光下，看着三炷香慢慢变短，变成青烟消散在寒冷的空气中。这时，耳边传来另一群游客上台阶的喧哗声。幸好这不是夏季，而我已经幸运地和我的禅宗英雄们独处了半炷香的时间，可以离开了。
下得灵鹫峰，我在镇上找了家饭馆吃面。正吃着，外面走进一位寺院方丈，他拉着一名比丘尼在桌旁坐下，为她要了一碗面条。比丘尼试图拒绝，她说下面的锅里肯定有猪油。饭馆老板立刻声明，他的厨房里制作素食和肉食的锅是严格分开的。比丘尼只好让步，而方丈立刻又让老板加了两个馒头。这位比丘尼是来五台山朝圣的，方丈说她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不管面条里是否放了猪油，它的味道实在不坏。吃完面，我回到金界山庄，退了房，花十块钱打车去了碧山寺。离开台怀镇，往大同方向开上不到两公里就是碧山寺。上五台山朝圣的僧人大多在此挂单。它始建于四世纪末，但后世重修过多次。我走进古代的山门，径直向客堂走去。去年我曾来过碧山寺，因此认得寺院的方丈，可他眼下不在寺里。午斋时间已过，知客僧把我带去前院的客房，进了一个六人间。六张床里靠窗的那张正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下。大概是上午在雪地里跋涉累着了，我在煦暖的阳光里酣睡了两个小时。
醒来之后，我又去客堂看了看。方丈还没回来。信步出了寺院，我沿着一条几乎难以辨认的小径向山上走去，跨过冰冻的溪流，爬上一面陡坡，再穿过一片稀疏的落叶树林。小径的终点立着五座墓塔。去年造访碧山寺的时候，恰是寿冶和尚的诞辰，方丈曾带我来过这里。墓塔是碧山寺的方丈主持修建的，最右边那座装着寿冶和尚的遗骨。
寿冶是最初带我学习佛法的入门师父。我们结识于美国，那时我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watermelon”（西瓜）是他认识的唯一一个英文单词，而我的中文也好不了多少。但这并不妨碍他启发我亲近佛法，进入到这个由佛、法、僧三宝组成的世界中去。
那时我对寿冶的来历一无所知。过了很久之后，当我在台湾和大陆旅行时跟人提起和谈论他，才开始慢慢知道他的过去。寿冶在清朝末年出生于大运河边的港口城市无锡，他是家中五个孩子里面最小的。父亲是个小生意人，还没等到他成年便已去世。十二岁时，寿冶被送到上海的铁匠铺里做学徒。那时，他开始对武术感兴趣，还为此专门打造了一根五十斤重的铁棍，每天勤练不辍。
二十岁上，他的母亲为他定了一门亲事。但此时的寿冶已经对红尘世界产生了厌离之心，在距婚期还有一个月时，他从铁匠铺不告而别。大婚之日，新郎踪影全无，只好由寿冶的姐姐打扮成男人，将婚礼勉强应付过去，而寿冶再也没回来。此时，他已决定皈依佛门，并在上海普济寺跟随德松法师出了家。德松把他带到杭州剃度，又去南京宝华寺受戒。之后，师徒二人一道去了五台山朝礼文殊菩萨。据说，当他们来到五台时，山上风雪交加，数日不息。几年之后，寿冶又独自回到五台山，挂单在碧山寺，并自建一座小茅篷，过了一段山中修行的生活。
山中修行的意义对于修行者来说，就如研究生院之于世俗世界中人。修行者首先需要在寺院、道观或者儒家的书院里跟随师父学习，而在此之后，如果他们想发展自己的法门，就会选择入山修行。当然，这种独立的学习可以在任何远离尘嚣的环境中进行，不一定非在山中，也可以隐身于大泽，或者沙漠之中。但入山似乎是所有修行者的第一选择。入山的根本目的是隐居独处。并非所有人都适合独处，但对于那些希望超越教法的字面含义，进入真正领悟的修行者来说，独处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国，所有选择隐居修行的人，其目的都不是抛弃其他人，而是通过隐居修行来获得救助他人的方法和能力——自助，而后能助人。在过去两千年里，五台山的冰天雪地比中国其他任何山峰都更受修行者欢迎，这当然并不是因为它的风景格外宜人，而是因为它能带给修行者强大的力量。
在南台隐修了一年之后，寿冶曾短暂地回过一次上海，去接掌德松传给他的普济寺方丈之位，旋即又回到五台山，依止在距离碧山寺不远的广济茅篷。广济茅篷的住持海禅在1888年出家之前，是中国最负盛名的武术大师之一。自幼习武的寿冶与海禅甚为投机，于是随他继续学习武术。习练了几个月少林功夫和西藏功夫之后，寿冶决定还是应该独自修行，于是在附近又建了一座茅篷，闭关参研《华严经》。《华严经》所记，为佛祖成道后于禅定中对上乘菩萨所说之法。他认为这遍摄一切教法的圆满讲授对于普通人来说过于难懂了，因此讲过一遍之后就再不复讲。寿冶迷上了《华严经》，他认为，参研华严妙法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刺血抄经。
1936年秋天，寿冶开始抄写全文共六十万字的《华严经》。每天他都要割破手指或舌头取血，将之混合于一种植物酒精溶液中以避免血液凝结，然后写上五百到一千个字——那可不是什么蝇头小楷，每个字都足有一元硬币般大小。就这样写了将近四年，他的身体因为失血而变得极其虚弱，但他一直坚持着，终于在1940年夏天抄毕全经。接着，他又用墨书抄写了三遍。
寿冶的虔诚精进令众僧大为钦服，于是请为碧山寺和广济茅篷住持——其时他年仅三十二岁。五台山上的大多数寺院是“子孙庙”，即住持须经师徒相授的传承制度；只有碧山寺和广济茅篷为“十方丛林”，对一切受戒僧众开放，可以邀请山外名宿住持。因此，朝圣的僧人来到五台山，无论是停留数天还是一住经年，大多选择十方丛林挂锡。其时正值抗日战争的战乱年月，寿冶不仅要维持自己的生计，还要照管避乱于两寺之中数百名僧人的生活。他设法从同样由自己担任住持的上海普济寺转来大笔钱财，帮助山上的僧人渡过难关。
1949年，寿冶选择了离开。他相信大陆的宗教政策重新开放只是早晚问题，因此并没有像其他高僧大德那样随国民党势力前往台湾，而是在香港和西贡两地间往返居留，并随时准备回到大陆。但形势并没有很快好转。1970年，他终于接受了一份邀请前往纽约。第二年秋天，在纽约城外北郊的一座寺庙里，我和他相识了。
根据碧山寺的记录，寿冶的血书《华严经》已于“文革”中被毁，另外三份墨书抄经也同时遭劫。然而，在纽约郊外的那次禅七期间，寿冶却从佛坛背后的一个小柜子里拿出了他的血书《华严经》给我看。我完全被惊呆了。他是我平生遇见的第一个和尚，其风度令我深深折服。第二天，我就决定在寿冶门下皈依三宝。
寿冶始终没有学会英语，因此他的弟子大多数是纽约地区的华侨。后来我听说他喜欢上了鸽子，并常在郊外坐车兜风。“文革”结束以后，寿冶回过几次中国。后来我在许多佛教名山都见过他留下的书法。但不知为何，寿冶并没有留在国内，最后还是回到了美国。2001年，他在纽约圆寂，享寿九十四岁。他走的那夜是农历三月十五，月圆之夜，听说五台山上下了大雪。是山在想念他了。我也是。
我在寿冶的墓塔前坐着，直到日影西斜。墓塔周围的山林开始变暗，提醒我该回寺里去了。我点了几炷香，向我的老师顶礼。西瓜上市的季节还没到，我只能在塔前给他留下几块饼干。我一直后悔没能面谢师父的教诲，他指点我的不仅是经书里的佛法，更是身体力行的佛法，这足以令我受用终生。转身离去的时候，我注意到几只正觊觎着塔前饼干的喜鹊。墓塔周围还有野绵羊留下的足迹。显然，这儿的访客不只我一个，我留给师父的小礼物想必要由这些家伙来享用了。但这又何妨。取予间的因果，岂是因我而定？
方丈回来了。在碧山寺的客堂里，我们久别重逢，正待把手话旧，外面走进六名大同来的居士，他们用大同方言跟方丈聊了起来，我听不太懂也插不上嘴，只好坐在一旁等他们先聊。
方丈妙江是我师兄。他是1952年生人，老家在大同附近的阳高县。父母皆为笃信佛教的农民。妙江三岁时，他的父母分别出家为僧尼，并把他寄养在当地的一所寺庙里。到十岁上，母亲把他带到大同，让他跟着云冈石窟的守护僧藏通和尚学法。1969年，妙江在藏通门下剃度，成了一个小沙弥。
不久，“文革”席卷至云冈。妙江被迫还俗回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但每日仍暗自坚持修行。他告诉我，那个时候他只用九分钟就能把七千字的《金刚经》背诵一过（我忘了问他现在还能否背得这么快）。大多数人背诵《金刚经》至少需要半小时，我可能要花上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1976年，“文革”结束，妙江重新回到云冈。又过了五年，妙江随藏通来到五台山，在其师兄、普化寺方丈藏明门下受具足戒，正式成为一名比丘。
1982年，五台山佛教协会把妙江派往南京栖霞山中国佛学院学习，两年后归来，他被委以重任，开始主持重建五台山上一批久已荒废的寺庙，恢复僧伽制度。几年后，他又被派往南方，在九华山甘露寺研修一项为期六个月的寺院管理课程。再度归来时，妙江被立为碧山寺住持。这是碧山寺历史上的第五代方丈，事情非同小可，他的前任，也就是我的师父寿冶和尚也从美国赶回来参加升座仪式。此后，妙江开始重修碧山寺，力图恢复其昔日的繁盛，与此同时，他还从一片白地上重建了五台名刹竹林寺，并在其中设立专司培养学僧的五台山佛学院。碧山寺外，华严行者寿公之塔
妙江和大同来的居士们谈论着佛教的话题。他刚从缅甸回来，对那里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徒赞美有加。中国佛教徒通常将东南亚的上座部佛教称为小乘佛教，与他们自己修持的大乘佛教两相对应。然而，在妙江看来，缅甸的小乘佛教并不见得“小”，而中国的大乘佛教也未必就真的那么“大”。他操着浓重的大同方言滔滔不绝着，而我能听懂的也就这么多。我不知道他的口音出了山西还有多少人能听懂。
4:40。妙江终于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吃饭去！”冬春两季，碧山寺行晚斋的时间是下午3:30。已经过了用斋时间，但我们还是跟着妙江一起进了斋堂，在长凳上坐下。两分钟后，桌上出现了几碗蔬菜和馒头，虽粗淡，却足以充饥。用斋已毕，妙江带我出门，上了寺里的越野车，居士们开着自己的越野车跟在后面。向台怀镇西南方向开出去五六公里，竹林寺到了。
据妙江说，竹林寺始建于北魏年间，与碧山寺大约同时。八世纪末，一位名叫法照的唐朝高僧来到此地，按照神迹的点化扩建道场。扩建后的竹林寺拥有殿阁楼宇一百二十幢，占满了一整面山坡，常住僧人超过七千名，简直就是一座城市。然而到了1992年妙江住持竹林寺时，这里早已成为一片瓦砾场，中间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座明代的舍利塔。妙江在原址重修了几座佛殿，又新修了一座四层楼的建筑，用做五台山佛学院的校舍。目前学院里有学僧五十名，他说这只是第一期工程。整个学院建成之后，可容纳数百名僧人在此学习。
一名小沙弥引着我上了佛学院的四楼，来到一个朝南的房间，窗口正对着南台积雪压顶的山峦。楼下的院墙外，一辆卡车正在隔壁的院子里卸煤。佛学院的每个房间里都装了暖气，走廊的尽头有淋浴间。新一代僧人的生活环境已非昔日可比。传统寺院里，僧人们每个月只能洗一次澡，并且须按照长幼之序在一个大浴池里集体出浴。
过了一小时，一名僧人来到我的房间，说妙江要见我。下了楼，大同来的居士们也在，还有六七位竹林寺的老和尚。一位居士走过来，送给我一串手珠，他说这是他念阿弥陀佛时用的。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是说了声谢谢。回过头仔细端详，才发现这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手珠：它是用某种果核串成的，每个果核的末端被钻出五个小孔，透过小孔可以看见里面的种子。我还没来得及向那位居士询问果核的来历，就被妙江拉着坐下，开始谈话。他问我有什么问题要问。我想了想，便问他五台山是否还有人修禅。
清朝以来，藏传佛教为西藏人、蒙古人和满洲人普遍奉行，五台山从此成为藏传的密乘佛教的重要中心。现在山上还建有禅堂的寺院只剩下三所：显通寺、普化寺和碧山寺，妙江告诉我。不过另外还有十几座寺庙里有僧尼修禅。他说的是“研究禅”。他喜欢用“研究”这个词。修禅如同做研究，研究此时此地，研究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研究心。“每一念都是修行”，他说，“并不是非要看书才能学佛。一念即佛。思考空和有。研究这些就是修禅。喝茶也是修禅，吃饭也是修禅。禅是一切修行的基础。”我只听懂了这些。我之所以能听懂，还是因为他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下了这些内容。
妙江说了一个多钟头。我大概最多听懂了百分之五。他的口音是我听过的最难懂的。在这一点上，我并不孤独，我跟许多认识妙江的僧人聊过，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不过他们也指出，时间长了习惯了就会好一些。我的时间显然还不够长。但是已经很晚了，我们都有点疲倦。回到房间，我在床上躺下。南天密集的星斗在窗前低垂，仿佛伸手可及。
在中国和亚洲的其他一些地方，自古以来流传着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盘古左手执凿，右手持斧，在鸿蒙中劈凿了一万八千年，终于开辟出一片天地，而他自己也力竭而死。他的身体化作了世上的山脉。我望着窗外出神，心里想着为什么山和山之间还会有名气和等级的高下之分。难道在那些著名的山上看星星更清楚，看月亮更圆？佛陀在不止一部佛经里说过，他可以令十方世界所有声音，都变做诸佛讲法的声音，演出“苦、空、无常、无我”之音。也许这些佛音在名山上听得更清楚？夜色已深。寺院里响起了晚钟，一下一下，历数着堕入轮回的一百零八种苦，助我沉入梦乡。
天还没亮我就醒了。我打算坐七点钟的班车去石家庄，妙江已经安排了司机开车送我去车站。我打点好行囊下了楼，跟着妙江走出房门。越野车还没到，等待的这会儿工夫，他又跟我谈起了禅。一切事物都是禅，他说。但他的口音即使在大清早冰冷的室外也没有变得更容易懂，我竖起耳朵拼命听，依旧徒劳无功。大概听不懂也是禅罢，我心想。司机终于来了。我们互道珍重，就此别过。即使我听不懂他说些什么，内心深处依然对他有种眷恋。我知道我们还会见面的。
回到台怀镇，不幸发现，直达石家庄的班车只在五月到十月间运营。想在三月里去石家庄的话，只能先坐车到太原，这意味着在路上要多花三小时。爱谁谁吧。绝望之中，我差点跳上一辆空无一人、正满街转悠拉客的中巴。妙江的司机很有经验，他告诉我这车不拉满客人是不会出发的。他带我找到一辆已经装了半车人的中巴，送我上了车。7:30，我们终于出发了。
这些中巴是中国改革开放结出的硕果之一。任何人只要能凑够一辆车的钱，就能搞到营运执照，干起公交的买卖。这些私营车主并不从汽车站发车，他们游弋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集市或者重要路口附近，随时停车拉客，不装满人决不出发。而即使在它们终于出发之后，也会寻找一切机会在路上拣人。如此一来，速度自然是快不了，但是对于乘车人而言，这意味着你可以站在中国任何一条公路上的任意一点，等着长途车经过，它招手即停。我现在坐的正是这么一辆私营中巴，前往太原的一路上，乘客们流水般上落。11:10，我们终于到达太原汽车北站。
我向中巴车司机打听去石家庄的班车。他说我得上汽车南站。我忘了先哲“兼听则明”的教诲，闻言直奔汽车南站。南站的售票员一句话又把我打发回北站。北站的售票员告诉我，南站北站都不对，应该去火车站旁边的太原汽车总站。这回总算对了，等我赶到那儿，刚好有一趟开往石家庄的班车十五分钟之后发车。我拿出五十块钱买了车票，上车，车上只坐满了一半。尽管这是辆国营班车，司机仍然慢腾腾地在城里转悠，试图多拉几个人，直到出了城，开上高速，班车终于飞驰起来，向太行山驶去。我打开日记本，看到一句话：“地不自灵，因人而灵。”这是我从碧山寺里一通十五世纪的石碑上抄录下来的句子。它让我想到，糟蹋、毁掉一个地方的也是人。我起了点小烦恼，随即便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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