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枫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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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作品集(4)试读：
祖父死了的时候
祖父总是有点变样子，他喜欢流起眼泪来，同时过去很重要的事情他也忘掉。比方过去那一些他常讲的故事，现在讲起来，讲了一半下一半他就说：“我记不得了。”
某夜，他又病了一次，经过这一次病，他竟说：“给你三姑写信，叫她来一趟，我不是四五年没看过她吗？”他叫我写信给我已经死去五年的姑母。
那次离家是很痛苦的。学校来了开学通知信，祖父又一天一天地变样起来。
祖父睡着的时候，我就躺在他的旁边哭，好像祖父已经离开我死去似的，一面哭着一面抬头看他凹陷的嘴唇。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我的心被丝线扎住或铁丝绞住了。
我联想到母亲死的时候。母亲死以后，父亲怎样打我，又娶一个新母亲来。这个母亲很客气，不打我，就是骂，也是指着桌子或椅子来骂我。客气是越客气了，但是冷淡了，疏远了，生人一样。“到院子去玩玩吧！”祖父说了这话之后，在我的头上撞了一下，“喂！你看这是什么？”一个黄金色的桔子落到我的手中。
夜间不敢到茅厕去，我说：“妈妈同我到茅厕去趟吧。”“我不去！”“那我害怕呀！”“怕什么？”“怕什么？怕鬼怕神？”父亲也说话了，把眼睛从眼镜上面看着我。
冬天，祖父已经睡下，赤着脚，开着钮扣跟我到外面茅厕去。
学校开学，我迟到了四天。三月里，我又回家一次，正在外面叫门，里面小弟弟嚷着：“姐姐回来了！姐姐回来了！”大门开时，我就远远注意着祖父住着的那间房子。果然祖父的面孔和胡子闪现在玻璃窗里。我跳着笑着跑进屋去。但不是高兴，只是心酸，祖父的脸色更惨淡更白了。等屋子里一个人没有时，他流着泪，他慌慌忙忙的一边用袖口擦着眼泪，一边抖动着嘴唇说：“爷爷不行了，不知早晚……前些日子好险没跌……跌死。”“怎么跌的？”“就是在后屋，我想去解手，招呼人，也听不见，按电铃也没有人来，就得爬啦。还没爬到后门口，腿颤，心跳，眼前发花了一阵就倒下去。没跌断了腰……人老了，有什么用处！爷爷是81岁呢。”“爷爷是81岁。”“没用了，活了81岁还是在地上爬呢！我想你看不着爷爷了，谁知没有跌死，我又慢慢爬到炕上。”
我走的那天也是和我回来那天一样，白色的脸的轮廊闪现在玻璃窗里。
在院心我回头看着祖父的面孔，走到大门口，在大门口我仍可看见，出了大门，就被门扇遮断。
从这一次祖父就与我永远隔绝了。虽然那次和祖父告别，并没说出一个永别的字。我回来看祖父，这回门前吹着喇叭，幡杆挑得比房头更高，马车离家很远的时候，我已看到高高的白色幡杆了，吹鼓手们的喇叭怆凉地在悲号。马车停在喇叭声中，大门前的白幡、白对联、院心的灵棚、闹嚷嚷许多人，吹鼓手们响起呜呜的哀号。
这回祖父不坐在玻璃窗里，是睡在堂屋的板床上，没有灵魂地躺在那里。我要看一看他白色的胡子，可是怎样看呢！拿开他脸上蒙着的纸吧，胡子、眼睛和嘴，都不会动了，他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了？我从祖父的袖管里去摸他的手，手也没有感觉了。祖父这回真死去了啊！
祖父装进棺材去的那天早晨，正是后园里玫瑰花开放满树的时候。我扯着祖父的一张被角，抬向灵前去。吹鼓手在灵前吹着大喇叭。
我怕起来，我号叫起来。“咣咣！”黑色的，半尺厚的灵柩盖子压上去。
吃饭的时候，我饮了酒，用祖父的酒杯饮的。饭后我跑到后园玫瑰树下去卧倒，园中飞着蜂子和蝴蝶，绿草的清凉的气味，这都和10年前一样。可是10年前死了妈妈。妈妈死后我仍是在园中扑蝴蝶；这回祖父死去，我却饮了酒。
过去的10年我是和父亲打斗着生活。在这期间我觉得人是残酷的东西。父亲对我是没有好面孔的，对于仆人也是没有好面孔的，他对于祖父也是没有好面孔的。因为仆人是穷人，祖父是老人，我是个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些完全没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里。后来我看到新娶来的母亲也落到他的手里，他喜欢她的时候，便同她说笑，他恼怒时便骂她，母亲渐渐也怕起父亲来。
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我到舅家去，舅母也是怕舅父。
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
我饮了酒，回想，幻想……
以后我必须不要家，到广大的人群中去，但我在玫瑰树下颤怵了，人群中没有我的祖父。
所以我哭着，整个祖父死的时候我哭着。（署名悄吟，刊于1935年7月28日长春《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1911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客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着两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算不了什么的，穷人，这两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20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1936.12.12《署名萧红，刊于1937年1月10日《报告》第1卷第1期》
感情的碎片
近来觉得眼泪常常充满着眼睛，热的，它们常常会使我的眼圈发烧。然而它们一次也没有滚落下来。有时候它们站到了眼毛的尖端，闪耀着玻璃似的液体，每每在镜子里面看到。
一看到这样的眼睛，又好像回到了母亲死的时候。母亲并不十分爱我，但也总算是母亲。她病了三天，是7月的末梢，许多医生来过了，他们骑着白马，坐着三轮车，但那最高的一个，他用银针在母亲的腿上刺了一下，他说：“血流则生，不流则亡。”
我确确实实看到那针孔是没有流血，只是母亲的腿上凭空多了一个黑点。医生和别人都退了出去，他们在堂屋里议论着。我背向了母亲，我不再看她腿上的黑点。我站着。“母亲就要没有了吗？”我想。
大概就是她极短的清醒的时候：“……你哭了吗？不怕，妈死不了！”
我垂下头去，扯住了衣襟，母亲也哭了。
而后我站到房后摆着花盆的木架旁边去。我从衣袋取出来母亲买给我的小洋刀。“小洋刀丢了就从此没有了吧？”于是眼泪又来了。
花盆里的金百合映着我的眼睛，小洋刀的闪光映着我的眼睛。眼泪就再没有流落下来，然而那是热的，是发炎的。但那是孩子的时候。
而今则不应该了。（署名萧红刊于1937年1月10日《好文章》第7期）
失眠之夜
为什么要失眠呢！烦躁，恶心，心跳，胆小，并且想要哭泣。我想想，也许就是故乡的思虑罢。
窗子外面的天空高远了，和白棉一样绵软的云彩低近了，吹来的风好像带点草原的气味，这就是说已经是秋天了。
在家乡那边，秋天最可爱。
蓝天蓝得有点发黑，白云就像银子做成一样，就像白色的大花朵似的点缀在天上；就又像沉重得快要脱离开天空而坠了下来似的，而那天空就越显得高了，高得再没有那么高的。
昨天我到朋友们的地方走了一遭，听来了好多的心愿（那许多心愿综合起来，又都是一个心愿）这回若真的打回满洲去。有的说，煮一锅高粱米粥喝；有的说，咱家那地豆多么大！说着就用手比量着，这么碗大；珍珠米，老的一煮就开了花的，1尺来长的；还有的说，高粱米粥、咸盐豆。还有的说，若真地打回满洲去，三天二夜不吃饭，打着大旗往家跑。跑到家去自然也免不了先吃高粱米粥或咸盐豆。
比方高粱米那东西，平常我就不愿吃，很硬，有点发涩（也许因为我有胃病的关系），可是经他们这一说，也觉得非吃不可了。
但是什么时候吃呢？那我就不知道了。而况我到底是不怎样热烈的，所以关于这一方面，我终究不怎样亲切。
但我想我们那门前的蒿草，我想我们那后园里开着的茄子的紫色的小花，黄瓜爬上了架。而那清早，朝阳带着露珠一齐来了！
我一说到蒿草或黄瓜，三郎就向我摆手或摇头：“不，我们家，门前是两棵柳树，树荫交织着做成门形。再前面是菜园，过了菜园就是山。那金字塔形的山峰正向着我们家的门口，而两边像蝙蝙的翅膀似的向着村子的东方和西方伸展开去。而后园黄瓜、茄子也种着，最好看的是牵牛花在石头墙的缝隙爬遍了，早晨带着露水牵牛花开了……”“我们家就不这样，没有高山，也没有柳树……只有……”我常常这样打断他。
有时候，他也不等我说完，他就接下去。我们讲的故事，彼此都好像是讲给自己听，而不是为着对方。
只有那么一天，他买来了一张《东北富源图》挂在墙上了，染着黄色的平原上站着小马、小羊，还有骆驼，还有牵着骆驼的小人；海上就是些小鱼、大鱼、黄色的鱼，红色的好像小瓶似的大肚的鱼，还有黑色的大鲸鱼；而兴安岭和辽宁一带画着许多和海涛似的绿色的山脉。
他的家就在离着渤海不远的山脉中，他的指甲在山脉上爬着：“这是大凌河……这是小凌河……哼……没有，这个地图是个不完全的，是个略图……”“好哇！天天说凌河，哪有凌河呢！”我不知为什么一提到家乡，常常愿意给他扫兴一点。“你不相信！我给你看。”他去翻他的书橱去了，“这不是大凌河……小凌河……小孩的时候在凌河沿上捉小鱼，拿到山上去，在石头上用火烤着吃……这边就是沈家台，离我们家2里路……”因为是把地图摊在地板上看的缘故，一面说着，他一面用手扫着他已经垂在前额的发梢。《东北富源图》就挂在床头，所以第二天早晨，我一张开了眼睛，他就抓住了我的手：“我想将来我回家的时候，先买两匹驴，一匹你骑着，一匹我骑着……先到我姑姑家，再到我姐姐家……顺便也许看看我的舅舅去……我姐姐很爱我……她出嫁以后，每回来一次就哭一次，姐姐一哭，我也哭……这有七八年不见了！也都老了。”
那地图上的小鱼，红的，黑的，都能够看清，我一边看着，一边听着，这一次我没有打断他，或给他扫一点兴。“买黑色的驴，挂着铃子，走起来……当啷啷当啷啷……”他形容着铃音的时候，就像他的嘴里边含着铃子似的在响。“我带你到沈家台去赶集。那赶集的日子，热闹！驴身上挂着烧酒瓶……我们那边，羊肉非常便宜……羊肉炖片粉……真有味道！唉呀！这有多少年没吃那羊肉啦！”他的眉毛和额头上起着很多皱纹。
我在大镜子里边看了他，他的手从我的手上抽回去，放在他自己的胸上，而后又背着放在枕头下面去，但很快地又抽出来。只理一理他自己的发梢又放在枕头上去。
而我，我想：“你们家对于外来的所谓‘媳妇’也一样吗？”我想着这样说了。
这失眠大概也许不是因为这个。但买驴子的买驴子，吃咸盐豆的吃咸盐豆，而我呢？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着的仍然是别人的家乡。
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的，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
这失眠一直继续到黎明之前，在高射炮的炮声中，我也听到了一声声和家乡一样的震抖在原野上的鸡鸣。1937.8.23。（署名萧红，刊于1937年10月16日武汉《七月》第1集第1期）
两个朋友
金珠才13岁，穿一双水红色的袜子，在院心和华子拍皮球。华子是个没有亲母亲的孩子。
生疏的金珠被母亲带着来到华子家里才是第二天。“你念几年书了？”“四年，你呢？”“我没上过学——”金珠把皮球在地上丢了一下又抓住。“你怎么不念书呢？13岁了，还不上学？我10岁就上学的……”
金珠说：“我不是没有爹吗！妈说：等她积下钱让我念书。”
于是又拍着皮球，金珠和华子差不多一般高，可是华子叫她金珠姐。
华子一放学回来，把书包丢在箱子上或是炕上，就跑出去和金珠姐拍皮球。夜里就挨着睡，白天就一道玩。
金珠把被褥搬到里屋去睡了！从那天起她不和华子交谈一句话；叫她：“金珠姐，金珠姐。”她把嘴唇突起来不应声。华子伤心的，她不知道新来的小朋友怎么会这样对她。
再过几天华子挨骂起来“孩崽子，什么玩意儿呢！”金珠走在地板上，华子丢了一下皮球撞了她，她也是这样骂。连华子的弟弟金珠也骂他。
那孩子叫她：“金珠子，小金珠子！”“小，我比你小多少？孩崽子！”
小弟弟说完了，跑到爷爷身边去，他怕金珠要打他。
夏天晚上，太阳刚落下去，在太阳下蒸热的地面还没有消灭了热。全家就坐在开着窗子的窗台，或坐在门前的木凳上。“不要弄跌了啊！慢慢推……慢慢推！”祖父招呼小珂。
金珠跑来，小母鸡一般地，把小车夺过去，小珂被夺着，哭着。祖父叫他：“来吧！别哭，小珂听说，不要那个。”
为这事，华子和金珠吵起来了：“这也不是你家的，你管得着？不要脸！”“什么东西，硬装不错。”“我看你也是硬装不错，‘帮虎吃食’？”
华子的后母和金珠是一道战线，她气得只是重复着一句话：“小华子，我也没见过你这样孩子，你爹你妈是虎？是野兽？我可没见过你这样孩子。”“是‘帮虎吃食’，是‘帮虎吃食’。”华子不住说。
后母亲和金珠完全是一道战线，她叫着她：“金珠，进来关上窗子睡觉吧！别理那小疯狗。”“小疯狗，看也不知谁是小疯狗，不讲理者小疯狗。”
妈妈的权威吵满了院子：“你爸爸回来，我要不告诉你爸爸才怪呢？还了得啦！骂她妈是‘小疯狗’。我管不了你，我也不是你亲娘，你还有亲爹哩！叫你亲爹来管你。你早没把我看到眼里。骂吧！也不怕伤天理！”
小珂和祖父都进屋去睡了！祖父叫华子也进来睡吧！可是华子始终依着门呆想。夜在她的眼前，蚊子在她的耳边。
第二天金珠更大胆，故意借着事由来屈服华子，她觉得她必定胜利，她做着鬼脸：“小华子，看谁丢人，看谁挨骂？你爸爸要打呢！我先告诉你一声，你好预备着点！”“别不要脸！”“骂谁不要脸？我怎么不要脸？把你美的？你个小老婆，我告诉你爹爹去，走，你敢跟我去……”
金珠的母亲，那个胖老太太说金珠：“都是一般大，好好玩，别打架。干什么金珠？不好那样！”华子被扯住肩膀：“走就走，我不怕你，还怕你个小穷鬼！都穷不起了，才跑到别人家来，混饭吃还不够，还瞎厉害。”
金珠感到羞辱了，软弱了，眼泪流了满脸：“娘，我们走吧！不住她家，再不住……”
金珠的母亲也和金珠一样哭。“金珠，把孩子抱去玩玩。”她应着这呼声，每日肩上抱着孩子。
华子每日上学，放学就拍皮球。
金珠的母亲，是个寡妇母亲，来到亲戚家里，是来做帮工。华子和金珠吵架，并没有人伤心，就连华子的母亲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华子的祖父和小珂也不把这事记在心上，一到傍晚又都到院子去乘凉，吸着烟，用扇子扑着蚊虫……看一看多星的天幕。
华子一经过金珠面前，金珠的母亲的心就跳了。她心跳谁也不晓得，孩子们吵架是平常事，如像鸡和鸡斗架一般。
正午时候，人影落在地面那样短，狗睡到墙根去了！炎夏的午间，只听到蜂子飞，只听到狗在墙根喘。
金珠和华子从正门冲出来，两匹狗似的，两匹小狼似的，太阳晒在头上不觉得热；一个跑着，一个追着。华子停下来斗一阵再跑，一直跑到柴栏里去，拾起高粱秆打着。金珠狂笑，但那是变样的狂笑，脸嘴已经不是平日的脸嘴了。嘴斗着，脸是青色地，但仍在狂笑。
谁也没有流血，只是头发上贴住一些高粱叶子。已经累了！双方面都不愿意再打，都没有力量再打。“进屋去吧，怎么样？”华子问。“进屋！不打死你这小鬼头对不住你。”金珠又分开两腿，两臂抱住肩头。“好，让你打死我。”一条木板落到金珠的腿上去。
金珠的母亲完全颤栗，她全身颤栗，当金珠去夺她正在手中切菜的菜刀时；眼看打得要动起刀来。
做帮工也怕做不长的。
金珠的母亲，洗尿布、切菜、洗碗、洗衣裳，因为是小脚，一天忙到晚，到晚间，脚就疼了。“娘，你脚疼吗？”金珠就去打一盆水为她洗脚。
娘起先是恨金珠的，为什么这样不听说？为什么这样不知好歹？和华子一天打到晚。可是她一看到女儿打一盆水给她，她就不恨金珠而自己伤心。若是金珠的爹爹活着哪能这样？自己不是也有家吗？
金珠的母亲失眠了一夜，蚊子成群地在她的耳边飞；飞着，叫着，她坐起来搔一搔又倒下去，终夜她没有睡着，玻璃窗子发着白了！这时候她才一粒一粒地流着眼泪。10年前就是这个天刚亮的时候，金珠的爹爹从炕上抬到床上，那白色的脸，连一句话也没说而死去的人……10年前了！在外面帮工，住亲戚也是10年了！
她把枕头和眼角相接近，使眼泪流到枕头上去，而不去擦它一下，天色更白了！这是金珠爹爹抬进木棺的时候。那打开的木棺，可怕的，一点感情也没有的早晨又要来似的……她带泪的眼睛合起来，紧紧地压在枕头上。起床时，金珠问：“娘，你的眼睛怎么肿了呢！”“不怎么。”“告诉我！娘！”“告诉你什么！都是你不听说，和华子打仗气得我……”
金珠两天没和华子打仗，到第三天她也并不想立刻打仗，因为华子的母亲翻着箱子，一面找些旧衣裳给金珠，一面告诉金珠：“你和那丫头打仗，就狠点打，我给你做主，不会出乱子的，那丫头最能气人没有的啦！我有衣裳也不能给她穿，这都给你。跟你娘到别处去受气，到我家我可不能让你受气，多可怜哪！从小就没有了爹……”
金珠把一些衣裳送给娘去，以后金珠在这一家中比谁都可靠，把锁柜箱的钥匙也交给了她。她常常就在华子和小珂面前随便吃梨子，可是华子和小珂不能吃。小珂去找祖父。祖父说：“你是没有娘的孩子，少吃一口吧！”
小珂哭起来了！
这一家中，华子和母亲起着冲突，爷爷也和母亲起着冲突。
被华子的母亲追使着，金珠又和华子吵了几回架。居然，有这么一天，金耳环挂上了金珠的耳朵了。
金珠受人这样同情，比爹爹活转来或者更幸运，饱饱满满地过着日子。“你多可怜哪！从小就没有了爹！……”金珠常常被同情着。
华子每天上学，放学就拍皮球。金珠每天背着孩子，几乎连一点玩的工夫也没有了。
秋天，附近小学里开了一个平民教育班。“我也上‘平民学校’去吧，一天两点钟，四个月读四本书。”
华子的母亲没有答应金珠，说认字不认字都没有用，认字也吃饭，不认字也吃饭。
邻居的小姑娘和妇人们都去进“平民学校”，只有金珠没能去，只有金珠剩在家中抱着孩子。
金珠就很忧愁了，她想和华子交谈几句，她想借华子的书来看一下，她想让华子替她抱一下小孩，她拍几下皮球，但这都没有做，她多少有一点自尊心存在。
有一天家中只剩华子、金珠、金珠的母亲，孩子睡觉了。“华子，把你的铅笔借给我写两个字，我会写我的姓。”金珠说完话，很不好意思，嘴唇没有立刻就合起来。
华子把皮球向地面丢了一下，掉过头来，把眼睛斜着从金珠的脚下一直打量到她的头顶。
为着这事金珠把眼睛哭肿。“娘，我们走吧，不再住她家。”
金珠想要进“平民学校”进不得，想要和华子玩玩，又玩不得，虽然是耳朵上挂着金圈，金圈也并不带来同情给她。
她患着眼病了！最厉害的时候，饭都吃不下。“金珠啊！抱抱孩子，我吃饭。”华子的后母亲叫她。
眼睛疼得厉害的时候，可怎样抱孩子？华子就去抱。“金珠啊！打盆脸水。”
华子就去打。
金珠的眼睛还没好，她和华子的感情可好起来。她们两个从朋友变成仇人，又从仇人变成朋友了！又搬到一个房间去睡，被子接着被子。在睡觉时金珠说：“我把耳环还给她吧！我不要这东西！”她不爱那样闪光的耳环。
没等金珠把耳环摘掉，那边已经向她要了：“小金珠，把耳环摘下来吧！我告诉你说吧，一个人若没有良心，那可真不算个人！我说，小金珠子，我对得起你，我给你多少衣裳？我给你金耳环，你不和我一个心眼，我告诉你吧！你后悔的日子在后头呢！眼看你就要戴上手镯了！可是我不能给你买了……”
金珠的母亲听到这些话，比看到金珠和华子打架更难过，帮工是帮不成的啦！
华子放学回来，她就抱着孩子等在大门外，笑眯眯的，永久是那个样子，后来连晚饭也不吃，等华子一起吃。若买一件东西，华子同意她就同意。比方买一个扣发的针啦，或是一块小手帕啦！若金珠同意华子也同意。夜里华子为着学校忙着编织物，她也伴着她不睡，华子也教她识字。
金珠不像从前可以任意吃着水果，现在她和小珂、华子同样，依在门外嗅一些水果香。华子的母亲和父亲骂华子，骂小珂，也同样骂着金珠。
终久又有这样的一天，金珠和母亲被驱着走了。
两个朋友，哭着分开。（署名萧红，刊于1937年5月10日上海《新少年》第3卷第9期）
来信
坐在上海的租界里，我们是看不到那真实的斗争，所知道的也就是报纸上或朋友们的信件上所说的。若来发些个不自由的议论，或是写些个有限度的感想，倒不如把这身所直受的人的话语抄写在这里：
××：
这里的事件直至现在仍是很混沌，在“人家”大军从四面八方包围来了的声中，当局还不断地放出和平有望的空气。前几天交通都断绝了，人们逃也无处逃，跑也跑不了，于是大家都觉得人们很能“镇静”，自从平津恢复通车后，情形也不同了，搬家的车，络绎不断地向车站涌，我到站上去看过，行李堆积到屋梁了。
一般汉奸走狗们活动得非常有劲，和平解决的侧面折冲还在天津进行。双方所折冲的是什么，虽有种种传说，但都不能信实，不过前几天，当局发表的谈话和布告，说这次事件是局部的问题，拒绝慰劳，禁止募捐，不许有爱国的组织与行动等看来，也很看出我们当局的意向了。可惜的是，我们虽具“和平”（！）诚意，却不能遏止“人家”占领的决心！等到大军配备好了的时候，“哀的美顿”书会立刻提出来了。
那时日也不会再延到多久。
昨天又听到这样的谣言，是汉奸们向二十九军宣传的：一、不受共产党的挑拨。
二、不为东北人利用。
三、不做十九路军第二。
他们的理由是中日邦交本不坏，只因共党从中捣鬼而弄坏了；东北人年来高喊“打回老家去”，一旦打回去也只是东北人回到故乡，别人得不到好处；看到十九路军单独抗战的结果，只是单独牺牲。特别是第三项，好似很能打动当局的心。
不过他们所恐惧的，终将不能避免。
我这些天生活很沉闷，天天日间睡午觉，夜间听炮声，在思量着，一旦战争爆发了，应当取怎样的行动。……
吟借给我的两部书，因为担心它们的命运，今天寄出给你们了，和土地比起来，书自然很微小，但我们能保卫的，总不要失去。好，再见！7月19日于北平。（署名萧红，刊于1937年8月5日上海《中流》第2卷第10期）
天空的点缀
用了我有点苍白的手，卷起纱窗来，在那灰色的云的后面，我看不到我所要看的东西（这东西是常常见的，但它们真的载着炮弹飞起来的时候，这在我还是生疏的事情，也还是理想着的事情）。正在我踌躇的时候，我看见了，那飞机的翅子好像不是和平常的飞机的翅子一样（它们有大的也有小的）好像还带着轮子，飞得很慢，只在云彩的缝际出现了一下，云彩又赶上来把它遮没了。不，那不是一只，那是两只，以后又来了几只。它们都是银白色的，并且又都叫着呜呜的声音，它们每个都在叫着吗？这个，我分不清楚。或者它们每个在叫着的，节拍像唱歌的，是有一定的调子，也或者那在云幕当中撒下来的声音就是一片。好像在夜里听着海涛的声音似的，那就是一片了。
过去了！过去了！心也有点平静下来。午饭时用过的家具，我要去洗一洗。刚一经过走廊，又被我看见了，又是两只。这次是在南边，前面一个，后面一个，银白色的，远看有点发黑，于是我听到了我的邻家在说：“这是去轰炸虹桥飞机场。”
我只知道这是下午两点钟，从昨夜就开始的这战争。至于飞机我就不能够分别了，日本的呢？还是中国的呢？大概是日本的吧！因为是从北边来的，到南边去的，战地是在北边中国虹桥飞机场是真的，于是我又起了很多想头：是日本打胜了吧！所以安闲地去炸中国的后方，是……一定是，那么这是很坏的事情，他们没止境的屠杀，一定要像大风里的火焰似的那么没有止境……
很快我批驳了我自己的这念头，很快我就被我这没有把握的不正确的热望压倒了，中国，一定是中国占着一点胜利，日本遭了些挫伤。假若是日本占着优势，他一定要冲过了中国的阵地而追上去，哪里有工夫用飞机来这边扩大战线呢？
风很大，在游廊上，我拿在手里的家具，感到了点沉重而动摇，一个小白铝锅的盖子，啪啦啪啦地掉下来了，并且在游廊上啪啦啪啦地跑着，我追住了它，就带着它到厨房去。
至于飞机上的炸弹，落了还是没落呢？我看不见，而且我也听不见，因为东北方面和西北方面炮弹都在开裂着。甚至于那炮弹真正从哪方面出发，因着回音的关系，我也说不定了。
但那飞机的奇怪的翅子，我是看见了的，我是含着眼泪而看着它们，不，我若真的含着眼泪而看着它们，那就相同遇到了魔鬼而想教导魔鬼那般没有道理。
但在我的窗外，飞着，飞着，飞去又飞来了的，飞得那么高，好像一分钟那飞机也没离开我的窗口。因为灰色的云层的掠过，真切了，朦胧了，消失了，又出现了，一个来了，一个又来了。看着这些东西，实在的我的胸口有些疼痛。
一个钟头看着这样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天空，看得疲乏了，于是，我看着桌上的台灯，台灯的绿色的伞罩上还画着菊花，又看到了箱子上散乱的衣裳，平日弹着的六条弦的大琴，依旧是站在墙角上。一样，什么都是和平常一样，只有窗外的云，和平日有点不一样，还有桌上的短刀和平日有点不一样，紫檀色的刀柄上镶着两块黄铜，而且不装在红牛皮色的套子里。对于它我看了又看，我相信我自己绝不是拿着这短刀而赴前线。1937.8.14（署名萧红，刊于1937年10月16日武汉《七月》第1卷第1期）
火线外（二章）
窗边M站在窗口，他的白色的裤带上的环子发着一点小亮，而他前额上的头发和脸就压在窗框上，就这样，很久很久地。同时那机关枪的声音似乎紧急了，一排一排地爆发，一阵一阵地裂散着，好像听到了在大火中坍下来的家屋。“这是哪方面的机关枪呢？”“这枪一开……在电影上我看见过，人就一排一排地倒下去……”“这不是吗……炮也响了……”
我在地上走着，就这样散散杂杂地问着M，而他回答我的却很少。“这大概是日本方面的机关枪，因为今夜他们的援军必要上岸，也许这是在抢岸……也许……”
他说第二个“也许”的时候，我明白了这“也许”一定是他又复现了他曾做过军人的经验。
于是那在街上我所看到的伤兵，又完全遮没了我的视线；他们在搬运货物的汽车上，汽车的四周插着绿草，车在跑着的时候，那红十字旗在车厢上火苗似地跳动着。那车沿着金神父路向南去了。远处有一个白色的救急车厢上画着一个很大的红十字，就在那地方，那飘蓬着的伤兵车停下，行路的人是跟着拥了去。那车子只停了一下，又倒退着回来了。退到最接近的路口，向着一个与金神父路交叉着的街开去，这条街就是莫利哀路。这时候我也正来到了莫利哀路，在行人道上走着。那插着草的载重车，就停在我的前面，那是一个医院，门前挂着红十字的牌匾。
两个穿着黑色云纱大衫的女子跳下车来。她们一定是临时救护员，臂上包着红十字。这时候，我就走近了。
跟着那女救护员，就有一个手按着胸口的士兵站起来了，大概他是受的轻伤，全身没有血痕，只是脸色特别白。还有一个，他的腿部扎着白色的绷带，还有一个很直地躺在车板上，而他的手就和虫子的脚爪般攀住了树木那样紧抓着车厢的板条。
这部车子载着七八个伤兵，其中有一个，他绿色的军衣在肩头染着血的部份好像被水浸着那么湿，但他也站起来了，他用另一只健康的手去扶着别的一只受伤的手。
女救护员爬上车来了，我想一定是这医院已经人满，不能再收的缘故。所以这载重车又动摇着，响着，倒退着，冲开着围观的人，又向金神父路退去。就是那肩头受伤的人，他也从原来的地方坐下去。
他们的脸色有的是黑的，有的是白的，有的是黄色的，除掉这个，从他们什么也得不到，呼叫，哼声，一点也没有，好像正在受着创痛的不是人类，不是动物……静静的；静得好像是一棵树木。
人们拥挤着招呼着，抱着孩子，拖着拖鞋，使我感到了人们就像在看“出大差”那种热闹的感觉。
停在我们脚尖前面的这飘蓬的人类，是应该受着无限深沉的致敬的呀！
于是第二部插着绿草的汽车也来到了，就在人们拥挤围观的当中，两部车子一起退去了。
M的腰间仍旧是闪着那带子上的一点小亮，那困恼的头发仍旧是切在窗子的边上。宁静，这深夜的宁静，微风也不来摆动这桌子上的书篇……只在那北方枪炮的世界中，高冲起来的火光中，把M的头部烘托出来一个圆大沉重而安宁的黑影在窗子上。
我想他也和我一样，战争是要战争的，而枪声是并不可爱的。8月17日小生命和战士“你看那兵士腰间的刀子，总有点凶残的意味，可是他也爱那么小的孩子。”我这样小声地把嘴唇接近着L的耳边。
其实渡轮正在进行中的声音，也绝对使那兵士不会听到我的话语的。
其中第一个被我注意的，不是那个抱着孩子的，而是另外的一个，他一走上来，就停在船栏的旁边。他那么小，使我立刻想到了小老鼠。两颊从颧骨以下是完全陷下来的，因此嘴有点突出。耳朵在帽子的边下，显得贫薄和孤独，和那过大的帽遮一样，对于他都起着一种不配称的感觉。从帽遮我一直望到他黑色的胶底鞋，左手上受了伤，被一条挂在颈间的白布带吊在胸前，他穿着特为伤兵们赶制的过大的棉背心，而这件棉背心就把他装饰成一只小甲虫似的站在那里。等另外两个兵士走近前来的时候，他就让开了。
这两个之中的一个，在我看来是个军官，他并不怎样瘦，有点高大，他受伤的也是左手，同样被一只带子吊在胸前。在他慢慢地踱着的时候，那黑色皮鞋的后半部不时地被黄呢裤的边口埋没着。当他同另外的一个讲话的时候，那空着的，垂在左肩的军中黄呢上衣的袖子，显得过于多余地在摆荡——因为他隔一会就要抬一抬左肩的缘故。
我所说的挂着刀的兵士，始终没有给我看到他的正面，因为那受伤的军官和他谈话总是对立着，我所能看到的是他脚上的刺刀针，腰间的短刀，他的腰和肩都宽而且圆。那在怀中的孩子时时想要哭，于是他很小心地摇着他，把那包着孩子的军外套隔一会儿拉一拉，或是包紧一点。
不知为什么，我看他好像无论怎样也不能完全忘掉他腰边的短刀，孩子一安静下来，他的左手总是反背过来压在刀柄上。
渡轮走近一个停在江心的货船旁边的时候，因为那船完全熄了灯火，所以好像一座小城似的黑黑地睡在江心上，起重机上还有一个大皮囊似的东西高悬着。
我是背着锅炉站着的，背后的温暖已经增加到不能忍耐的程度，所以我稍稍离开一点，可是我的背后仍接近着温暖，而我的胸前却向着寒凉的江水。
那军官的烟火照红了他过高的鼻子，而后轻轻地好像从指尖上把它一弹，那烟火就掠过了船栏而向着月下的江水奔去了。
我一转身就看到了那第一个被我注意的伤兵就站在我的旁边，似乎在这船上并没有他的同伴，他带着衰弱或疲乏的样子在望着江水。他好像在寻找什么，也好像他要细听一听什么，或者不是，或者他的心思完全系在那只吊在胸前的左手上。
前边就是黄鹤楼，在停船之前，人们有的从座位上站起来，有的在移动着，船身和码头所激起来的水声，很响地在击撞着。即使那士兵的短刀的环子碰击得再响亮一点，我也不能听到，只有想象着：那紧贴在兵士胸前的孩子的心跳和那兵士的心跳，是不是他们彼此能够听到？10月22日（署名萧红，刊于1937年11月1日武汉《七月》第1卷第2期）
一九二九底愚昧
前一篇文章已经说过，1928年为着吉敦路的叫喊，我也叫喊过了。接着就是1929年。于是根据着那第一次的经验，我感觉到又是光荣的任务降落到我的头上来。
这是一次佩花大会，进行得很顺利，学校当局并没有加以阻止，而且那个白脸的女校长在我们用绒线剪作着小花朵的时候，她还跑过来站在旁边指导着我们。一大堆蓝色的盾牌完全整理好了的时候，是佩花大会的前一夜。楼窗下的石头道上落着那么厚的雪。一些外国人家的小房和房子旁边的枯树都膨胀圆了，那笨重而粗钝的轮廓就和穿得饱满的孩子一样臃肿。我背着远近的从各种颜色的窗帘透出来的灯光，而看着这些盾牌。盾牌上插着那些蓝色的小花，因着密度的关系，它们一个压着一个几乎是连成了排。那小小的黄色的花心蹲在蓝色花中央，好像小金点，又像小铜钉……
这不用说，对于我，我只盼想着明天，但是这一夜把我和明天隔离着，我是跳不过去的，还只得回到宿舍去睡觉。
这一次的佩花，我还对中国人起着不少的悲哀，他们差不多是绝对不肯佩上。有的已经为他们插在衣襟上了，他们又动手自己把它拔下来，他们一点礼节也不讲究，简直是蛮人！把花差不多是捏扁，弄得花心几乎是看不见了。结果不独整元的，竟连一枚铜板也看不见贴在他们的手心上。这一天，我是带着愤怒的，但也跑得最快，我们一小队的其余的三个人，常常是和我脱离开。
我的手套跑丢了一只，围巾上结着冰花，因为眼泪和鼻涕随时地流，想用手帕来揩擦，在这样的时候，在我是绝对顾不到的。等我的头顶在冒着气的时候，我们的那一小队的人说：“你太热心啦，你看你的帽子已经被汗湿透啦！”
自己也觉得，我大概像是厨房里烤在炉旁的一张抹布那么冒气了吧？但还觉得不够。什么不够呢？那时候是不能够分析的。现在我想，一定是1928年游行和示威的时候，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这回只是给别人插了一朵小花而没有喊“帝国主义”的缘故。
我们这一小队是两个男同学和两个女同学。男同学是第三中学的，一个大个，一个小个。那个小个的，在我看来，他的鼻子有点发歪。另一个女同学是我的同班，她胖，她笨，穿了一件闪亮的黑皮大衣，走起路来和鸭子似的，只是鸭子没有全黑的。等到急的时候，我又看她像一只猪。“来呀！快点呀，好多，好多……”我几乎要说：好多买卖让你们给耽误了。
等他们跑上来，我把已经打成绉折，卷成一团的一元一元的钞票舒展开，放进用铁皮做的小箱子里去。那小箱子是在那个大个的男同学的胸前。小箱子一边接受这钞票，一边不安的在滚动。“这是外国人的钱……这些完全是……是俄国人的……”往下我没有说，“外国人，外国人多么好哇，他们捐了钱去打他们本国为着‘正义’！”
我走在行人道上，我的鞋底起着很高的冰锥，为着去追赶那个胖得好像行走的驼鸟似的俄国老太婆。我几乎有几次要滑倒，等我把钱接过来，她已经走得很远，我还站在那里看着她帽子上插着的那棵颤抖着的大鸟毛，说不出是多么感激和多么佩服那黑色皮夹子因为开关而起的响声，那脸上因着微笑而起的皱折。那蓝色带着黄心的小花恰恰是插在她外衣的左领边上，而且还是我插的。不由得把自己也就高傲了起来。对于我们那小队的其余三个人，于是我就带着绝顶的侮蔑的眼光回头看着他们。他们是离得那么远，他们向我走来的时候，并不跑，而还是慢慢地走，他们对于国家这样缺乏热情，使我实在没有理由把他们看成我的“同志”。他们称赞着我，说我热情，说我勇敢，说我最爱国。但我并不能够因为这个，使我的心对他们宽容一点。“打苏联，打苏联……”这话就是这么简单，在我觉得十分不够，想要给添上一个“帝国主义”吧，但是从学联会发下来的就没有这一个口号。
那么，苏联为什么就应该打呢？又不是帝国主义。
这个我没有思索过，虽然这中苏事件的一开端我就亲眼看过。
苏联大使馆被检查，这事情的发生是6月或者是7月。夜晚并不热，我只记住天空是很黑的，对面跑来的马车，因为感觉上凉爽的关系，车夫台两边挂着的灯头就像发现在秋天树林子里的灯火一样。我们这女子中学每晚在9点钟的时候，有100人以上的脚步必须经过大直街的东段跑到吉林街去。我们的宿舍就在和大直街交叉着的那条吉林街上。
苏联大使馆也在吉林街上，隔着一条马路和我们的宿舍斜对着。
这天晚上，我们走到吉林街口就被拦住了。手电灯晃在这条街上，双轮的小卡车靠着街口停着好几辆，行人必得经过检查才能够通过。我们是经过了交涉才通过的。
苏联大使馆门前的卫兵没有了，从门口穿来穿往的人们，手中都拿着手电灯，他们行走得非常机械，忙乱的，不留心的用手电灯四处照着，以致行人道上的短杨树的叶子的闪光和玻璃似的一阵一阵地出现。大使馆楼顶那个圆形的里边闪着几个外国字母的电灯盘不见了，黑沉沉的楼顶上连红星旗子也看不见了，也许是被拔掉了。并且所有的楼窗好像埋下地窑那么昏黑。
关于苏联或者就叫俄国吧，虽然我的生地和它那么接近，但我怎么能够知道呢？我不知道。那还是在我小的时候，“买羌贴”，“买羌贴”，“羌贴”是旧俄的纸币（纸鲁布）。邻居们买它，亲戚们也买它，而我的母亲好像买得最多。夜里她有时候不睡觉，一听门响，她就跑出去开门，而后就是那个老厨子咳嗽着，也许是提着用纱布做的，过年的时候挂在门前的红灯笼，在厨房里他用什么东西打着他鞋底上结着的冰锥。他和母亲说的是什么呢？微小得像什么也没有说。厨房好像并没有人，只是那些冰锥从鞋底打落下的声音。我能够听得到，有时候他就把红灯笼也提进内房来，站在炕沿旁边的小箱子上，母亲赶快就去装一袋烟，母亲从来对于老厨子没有这样做过。不止装烟，我还看见了给他烫酒，给他切了几片腊肉放在小碟心里。老厨子一边吃着腊肉，一边上唇的胡子流着水珠，母亲赶快在旁边拿了一块方手巾给他。我认识那方手巾就是我的。而后母亲说：“天冷啊！三九天有胡子的年纪出门就是这手不客易。”
这一句话高于方才他们所说的那一大些话。什么“行市”啦！“涨”啦！“落”啦！应该卖啦吧！这些话我不知为什么他们说得那么严重而低小。
家里这些日子在我觉得好像闹鬼一样，灶王爷的香炉里整夜的烧着香。母亲夜里起来，洗手洗脸，半夜她还去再烧一次。有的时候，她还小声一个人在说着话。我问她的时候，她就说吟的是《金刚经》。而那香火的气味满屋子都是。并且她和父亲吵架。父亲骂她“受穷等不到天亮”，母亲骂他“愚顽不灵”。因为买“羌贴”这件事情，父亲始终是不赞成的。父亲说：“皇党和穷党是俄国的事情，谁胜谁败我们怎能够知道！”
而祖父就不那么说，他和老厨子一样：“那穷党啊！那是个胡子头，马粪蛋不进粪缸，走到哪儿不也还是个臭？”
有一夜，那老厨子回来了，并没有打鞋底的冰锥，也没有说话。母亲和他在厨房里都像被消灭一样，而后我以为我是听到哭声，赶快爬起来去看，并没有谁在哭，是老厨子的鼻头流着清水的缘故。他的灯笼并不放下，拖得很低，几乎灯笼底就落在地上，好像随时他都要走。母亲和逃跑似的跑到内房来，她就把脸伏在我的小枕头上，我的小枕头就被母亲占据了一夜。
第二天他们都说“穷党”上台了。
所以这次佩花大会，我无论做得怎样吃力，也觉得我是没有中心思想。“苏联”就是“苏联”，它怎么就不是“帝国主义”呢？同时在我宣传的时候，就感到种种的困难。困难也照样做了。比方我向着一个“苦力”狂追过去，我拦断了他的行路，我把花给他，他不要，只是把几个铜板托在手心上，说：“先生，这花像我们做苦力的戴不得，我们这穿着，就是戴上也不好看，还是给别人去戴吧！”
还有比这个现在想起来使我脸皮更发烧的事情：我募捐竟募到了一分邮票和一盒火柴。那小烟纸店的老板无论如何摆脱不了我的缠绕之后，竟把一盒火柴摔在柜台上。火柴在柜台上花喇喇地滚到我的旁边，我立刻替国家感到一种侮辱。并不把火柴收起来，照旧向他讲演，接着又捐给我一分邮票。我虽然像一个叫花子似的被人接待着，但在精神上我相信是绝对高的。火柴没有要，邮票到底收了。
我们的女校，到后来竟公开地领导我们，把一个苏联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子弟学校”给占过来，做我们的宿舍。那真阔气，和席子纹一样的拚花地板，玻璃窗子好像商店的窗子那么明朗。
在那时节我读着辛克莱的《屠场》，本来非常苦闷，于是对于这本小说用了一百二十分的热情读下去的。在那么明朗的玻璃窗下读。因为起早到学校去读，路上时常遇到戒严期的兵士们的审问和刺刀的闪光。结果恰恰相反，这本小说和中苏战争同时启发着我，我是越启发越坏的。
正在那时候，就是佩花大会上我们同组那个小个的，鼻子有点发歪的男同学还给我来一封信，说我勇敢，说我可钦佩，这样的女子他从前没有见过。而后是要和我交朋友。那时候我想不出什么理由来，现在想：他和我原来是一样混蛋。1937.12.13（署名萧红，刊于1937年12月16日武汉《七月》第1卷第5期）
《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
对于流血这件事我是憎恶的，断腿、断臂，还有因为流血过多而患着贫血症的蜡黄的脸孔们。我一看到，我必要想：丑恶，丑恶，丑恶的人类！
史沫特烈的《大地的女儿》和丽洛琳克的《动乱时代》，当我读完第一本的时候，我就想把这本书作一个介绍。可总是没有作，怕是自己心里所想的意思，因为说不好，就说错了。这种念头当我读着《动乱时代》的时候又来了，但也未能作，因为正是上海抗战的开始。我虽住在租界上，但高射炮的红绿灯在空中游着，就像在我的房顶上那么接近，并且每天夜里我总见过几次，有时候推开窗子，有时候也就躺在床上看。那个时候就只能够看高射炮和读读书了，要想谈论，是不可能的，一切刊物都停刊了。单就说读书这一层，也是糊里糊涂的读，《西洋文学史话》，荷马的《奥德赛》也是在那个时候读的。《西洋文学史话》上说，什么人发明了造纸，这“纸”对人类文化，有着多大的好处，后又经过某人发明了印刷机，这印刷机又对人类有多大的好处，于是也很用心读，感到人类生活的足迹是多么广泛啊！于是看着书中的插图和发明家们的画像，并且很吃力地想要记住那画像下面的人名。结果是越想求学问，学问越不得。也许就是现在学生们所要求的战时教育罢！不过在那时，我可没想到当游击队员。只是刚一开火，飞机、大炮、伤兵、流血，因为从前实在没有见过，无论如何我是吃不消的。《动乱时代》的一开头就是：行李、箱子、盆子、罐子、老头、小孩、妇女和别的应该随身的家具。恶劣的空气，必要的哭闹外加打骂。买三等票地能坐到头等二等的车厢，买头等二等票的在三等车厢里得到一个位置就觉得满足。未满八岁的女孩——丽洛琳克——依着她母亲的膝头站在车厢的走廊上，从东普鲁士逃到柏林去。因为那时候，我也正要离开上海，所以合上了书本想了一想，火车上是不是也就这个样子呢？这书的一开头与我的生活就这样接近。她写的是，1914年欧战一开始的情形，从逃难起，一直写下去，写到20几岁。这位作者在书中常常提到她自己长得不漂亮。对这不漂亮，她随时感到一种怨恨自己的情绪。她有点蛮强，有点不讲理，她小的时候常常欺侮她的弟弟。弟弟的小糖人放在高处，大概是放在衣箱的上面并且弟弟每天登着板凳向后面看他的小糖人。可是丽洛琳克也到底偷着给他吃了一半，剩下那小糖人的上身仍旧好好地站在那里。对于她这种行为我总觉得有点不当。因为我的哲学是：“不受人家欺侮就得啦，为什么还去欺侮人呢？”仔细想一想，有道理。一个人要想站在边沿上，要想站得牢是不可能的。一定这边倒倒，那边倒倒，若不倒到别人那边去，就得常常倒到自己这边来——也就是常常要受人家欺侮的意思。所以“不受人家欺侮就得啦”这哲学是行不通的（将来的社会不在此例）。丽洛琳克的力量就绝不是从我的那哲学培养出来的，所以她张开了手臂接受1914年开始的战争，她勇敢地呼吸着那么痛苦的空气。她的父亲，她的母亲都很爱她，但都一点也不了解她。她差不多经过了10年政党斗争的生活，可是终归离开了把她当作唯一安慰的母亲，并且离开了德国。
书的最末页我翻完了的时候，我把它放在膝盖上，用手压着，静静地听着窗外树上的蝉叫。“很可以”，“很可以”——我反复着这样的字句，感到了一种酸鼻的滋味。
史沫特烈我是见过的，是前年，在上海。她穿一件小皮上衣，有点胖，其实不是胖，只是很大的一个人，笑声很响亮，笑得过分的时候是会流着眼泪的。她是美国人。
男权中心社会下的女子，她从她父亲那里就见到了，那就是她的母亲。我恍恍惚惚地记得，她父亲赶着马车来了，带回一张花绸子。这张绸子指明是给她母亲做衣裳的，母亲接过来，因为没有说一声感谢的话，她父亲就指问着：“你永远不会说一声好听的话吗？”男权社会中的女子就是这样的。她哭了，眼泪就落在那张花绸子上。女子连一点点东西都不能白得，哪管就不是自己所要的也得牺牲好话或眼泪。男子们要这眼泪一点用处也没有，但他们是要的。而流泪是痛苦的，因为泪线的刺激，眼珠发涨，眼睑发酸发辣，可是非牺牲不可。《大地的女儿》的全书是晴朗的，艺术的，有的地方会使人发抖那么真切。
前天是个愉快的早晨，我起得很早，生起火炉，室内的温度是摄氏表15度，杯子是温暖的，桌面也是温暖的，凡是我的手所接触到的都是温暖的，虽然外边落着雨。间或落着雪花。昨天为着介绍这两本书而起的嘲笑的故事，我都要一笔一笔地记下来。当我借来了这两本书（要想重新翻一翻）被他们看见了。用那么苗细的手指彼此传过去，而后又怎样把它放在地板上：“这就是你们女人的书吗？看一看！它在什么地方！”话也许不是这样说的，但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一边说着一边笑着，并且还唱着古乐谱：“工车工车上……六工尺……”这唱古乐谱的手中还拿着中国毛笔杆，他脸用一本书遮上了上半段。他越反复越快，简直连成串了。
嗯！等他听到说道《大地的女儿》写得好，转了风头了。
他立刻停止了唱“工尺”，立刻笑着，叫着，并且用脚跺着地板，好像这样的喜事从前没有被他遇见过：“是呵！不好，不好……”
另一个也发狂啦！他的很细的指尖在指点着书封面：“这就是吗？《动乱时代》……这位女作家就是两匹马吗？”当然是笑得不亦乐乎：“《大地的女儿》就这样，不穿衣裳，看唉！看唉！”
这样新的刺激我也受不住了，我的胸骨笑得发痛。《大地的女儿》的封面画一个裸体的女子。她的周围：一条红，一条黄，一条黑，大概那表现的是地面的气圈，她就在这气圈里边像是飞着。
这故事虽然想一想，但并没有记一笔，我就出去了，打算到菜市去买一点菜回来。回来的时候在一家门楼下面，我看见了一堆草在动着。因为是小巷，行人非常稀少，我忽然有一种害怕的感觉。这是人吗？人会在这个地方吗？坐起来了，是个老头，一件棉袄是披着，赤裸的胸口跳动在草堆外面。
我把菜放在家里，拿了钱又转回来的时候，他的胸膛还跳动在草堆的外面。“你接着啊！我给你东西。”
稀疏的落着雪花的小巷里，我的雨伞上同时也有雨点在啪啪地跳着。“给你，给你东西呀！”
这时我听到他说了：“我是瞎子。”“你伸出手来！”
他周遭的碎草苏嘎的响着，是一只黄色的好像生了锈的黄铜的手和小爪子似的向前翻着。我跑上台阶去，于是那老头的手心上印着一个圆圆的闪亮的和银片似的小东西。
我憎恶打仗，我憎恶断腿、断臂。等我看到了人和猪似的睡在墙根上，我就什么都不憎恶了，打吧！流血吧！不然，这样猪似的，不是活遭罪吗？
有几位女同学到我家里过，在这抗战时期她们都感到苦闷。到前方去工作呢？而又哪里收留她们工作呢？这种苦闷会引起一时的觉醒来。不是这觉醒不好，一时的也是好的，但我觉得应该更长一点。比方那老头明明是人不是猪，而睡在墙根上，这该作何讲解呢？比方女人明明也是人，为什么当她得到一块衣料的时候，也要哭泣一场呢？理解是应该理解的，做不到不要紧，准备是必须的。所以我对她们说：“应该多读书。”尤其是这两本书，非读不可。我也体验得到她们那种心情，急于要找实际的工作，她们的心已经悬了起来。不然是落不下来的，就像小麻雀已经长好了翅子，脚是不会沾地的。
这种苦闷是热烈的，应该同情的。但是长久了是不行的，抗战没有到来的时候，脑子里头是个白丸，抗战到来了脑子里是个苦闷，抗战过去了，脑子里又是个白丸。这是不行的，抗战是要建设新中国，而不是中国塌台。
又想起来了：我敢相信，那天晚上的嘲笑决不是真的，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并且是维新的而不是复古的。那么说，这些话也只不过是玩玩，根据年轻好动的心理，大家说说笑笑，但为什么常常要取着女子做题材呢？
读读这两本书就知道一点了。
不是我把女子看得过于了不起，不是我把女子看得过于卑下；只是在现社会中，以女子出现造成这种斗争的记录，在我觉得她们是勇敢的，是最强的，把一切都变成了痛苦出卖而后得来的。1938.1.3武昌。（署名萧红，刊于1938年1月16日武汉《七月》第二集第2期）
无题
早晨一起来我就晓得我是住在湖边上了。
我对于这在雨天里的湖的感觉，虽然生疏，但并不像南方的朋友们到了北方，对于北方的风沙的迷漫，空气的干燥，大地的旷荡所起的那么不可动摇的厌恶和恐惧。由之于厌恶和恐惧，他们对于北方反而讴歌起来了。
沙土迷了他们的眼睛的时候，他们说：“伟大的风沙啊！”黄河地带的土层遮漫了他们的视野的时候，他们说那是无边的使他们不能相信那也是大地。迎着风走去，大风塞住他们的呼吸的时候，他们说：“这……这……这……”他们说不出来了，北方对于他们的讴歌也伟大到不能够容许了。
但，风一停住，他们的眼睛能够睁开的时候，他们仍旧是看，而嘴也就仍旧是说。
有一次我忽然感到是被侮辱着了，那位一路上对大风讴歌的朋友，一边擦着被风沙伤痛了的眼睛一边问着我：“你们家乡那边就终年这样？”“那里！那里！我们那边冬天是白雪，夏天是云、雨、蓝天和绿树……只是春天有几次大风，因为大风是季节的征候，所以人们也爱它。”是往山西去的路上，我就指着火车外边所有的黄土层：“在我们家乡那边都是平原，夏天是青的，冬天是白的，春天大地被太阳蒸发着，好像冒烟一样从冬天活过来了，而秋天收割。”
而我看他似乎不很注意听的样子。“东北还有不被采伐的煤矿，还有大森林……所以日本人……”“唔！唔！”他完全没有注意听，他的拜佩完全是对着风沙和黄土。
我想这对于北方的讴歌就像对于原始的大兽的讴歌一样。
在西安和八路军残废兵是同院住着，所以朝夕所看到的都是他们。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残废的女兵，我就向别人问：“也是战斗员吗？”
那回答我的人也非常含混，他说也许是战斗员，也许是女救护员，也说不定。
等我再看那腋下支着两根木棍，同时摆荡着一只空裤管的女人的时候，但是看不见了，她被一堵墙遮没住，留给我的只是那两根使她每走一步，那两肩不得安宁的新从木匠手里制作出来的白白木棍。
我面向着日本帝国主义，我要讴歌了！就像南方的朋友们去到了北方，对于那终年走在风沙里的瘦驴子，由于同情而要讴歌她了。
但这只是一刻的心情，对于野蛮的东西所遗留下来的痕迹，憎恶在我是会破坏了我的艺术的心意的。
那女兵将来也要做母亲的，孩子若问她：“妈妈为什么你少了一条腿呢？”
妈妈回答是日本帝国主义给切断的。
作为一个母亲，当孩子指问到她的残缺点的时候，无管这残缺是光荣过，还是耻辱过，对于做母亲的都一齐会成为灼伤的。
被合理所影响的事物，人们认为是没有力量的（弱的）或者也就被说成生命力已经被损害了的（所谓生命力不强的）比方屠介涅夫在作家里面，人们一提到他：好是好的，但，但……但怎么样呢？我就看到过很多对屠介涅夫摇头的人，这摇头是为什么呢？不能无所因。久了，同时也因为我对摇头的人过于琢磨的缘故，默默之中感到了，并且在我的灵感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也就无恐惧起来，我就替摇头者们嚷着说：“他的生命力不强！”
屠介涅夫是合理的，幽美的，宁静的，正路的，他是从灵魂而后走到本能的作家。和他走同一道路的，还有法国的罗曼罗兰。
别的作家们他们则不同，他们暴乱、邪狂、破碎，他们是先从本能出发（或者一切从本能出发）而后走到灵魂。有慢慢走到灵魂的，也有永久走不到灵魂的，那永久走不到灵魂的，他就永久站在他的本能上喊着：“我的生命力强啊！我的生命力强啊！”
但不要听错了，这可并不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惋惜，一方面是在骄傲着生命力弱的，另一面是在招呼那些尚在向灵魂出发的在半途上感到吃力，正停在树下冒汗的朋友们。
听他这一招呼，可见生命力强的也是孤独的。于是我这佩服之感也就不完整了。
偏偏给我看到的生命力顶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人家都说日本帝国主义野蛮，是兽类，是爬虫类，是没有血液的东西。完全荒毛的呀！
所以这南方的风景，看起来是比北方的风沙愉快的。
同时那位南方的朋友对于北方的讴歌，我也并不是讽刺他。去把捉完全隔离的东西，不管谁，大概都被吓住的。我对于南方的鉴赏，因为我已经住了几年的缘故，初来到南方也是不可能。1938.5.15（署名萧红，刊于1938年5月16日武汉《七月》第2集第12期）
记鹿地夫妇
池田在开仗的前夜，带着一匹小猫仔来到我家的门口，因为是夜静的时候，那鞋底拍着楼廊的声音非常响亮。“谁呀！”
这声音并没有回答，我就看到是日本朋友池田，她的眼睛好像被水洗过的玻璃似的那么闪耀。“她怎么这时候来的呢，她从北四川路来的……”这话在我的思想里边绕了一周。“请进来呀！”
一时看不到她的全身，因为她只把门开了一个小缝。“日本和中国要打仗。”“什么时候？”“今天夜里四点钟。”“真的吗？”“一定的。”
我看一看表，现在是十一点钟。“一、二、三、四、五——”我说“还有五个钟头。”
那夜我们又讲了些别的就睡了。军睡在外室的小床上，我和池田就睡在内室的大床上，这一夜没有睡好，好像很热，小猫仔又那么叫，从床上跳到地上，从地上又跳到椅子上，而后再去撕着窗帘。快到四点钟的时候，我好像听到了两下枪响。“池田，是枪声吧！”“大概是。”“你想鹿地怎么样，若真的今天开仗，明天他能跑出来不能？”“大概能，那就不知道啦！”
夜里开枪并不是事实。第二天我们吃完饭，三个人坐在地板的凉席上乘凉。这时候鹿地来了，穿一条黄色的短裤，白衬衫，黑色的卷卷头发，日本式的走法。走到席子旁边，很习惯的就脱掉鞋子坐在席子上。看起来他很快活，日本话也说，中国字也有。他赶快地吸纸烟，池田给他做翻译。他一着急就又加几个中国字在里面。转过脸来向我们说：“是的，叭叭开枪啦……”“是什么地方开的？”我问他。“在陆战队……边上。”“你看见了吗？”“看见的……”
他说话十分喜欢用手势：“我，我，我看见啦……完全死啦！”而后他用手巾揩着汗。但是他非常快活，笑着，全身在轻松里边打着转。我看他像洗过羽毛的雀子似的振奋，因为他的眼光和嘴唇都像讲着与他不相干的，同时非常感到兴味的人一样。
夜晚快要到来，第一发的炮声过去了。而我们四个人——池田、鹿地、萧军和我——正在吃晚饭，池田的大眼睛对着我，萧军的耳向旁边歪着，我则感到心脏似乎在移动。但是我们合起声音来：“哼！”彼此点了点头。
鹿地有点像西洋人的嘴唇，扣得很紧。
第二发炮弹发过去了。
池田仍旧用日本女人的跪法跪在席子上，我们大概是用一种假象把自己平定下来，所以仍旧吃着饭。鹿地的脸色自然变得很不好看了。若是我，我一定想到这炮声就使我脱离了祖国。但是他的感情一会就恢复了。他说：“日本这回坏啦，一定坏啦……”这话的意思是日本要打败的，日本的老百姓要倒霉的，他把这战争并不看得怎样可怕，他说日本军阀早一天破坏早一天好。
第二天他们到S家去住的。我们这里不大方便；邻居都知道他们是日本人，还有一个白俄在法国捕房当巡捕。街上打间谍，日本警察到他们从前住过的地方找过他们。在两国夹攻之下，他们开始被陷进去。
第二天我们到S家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住在三层楼上，尤其是鹿地很开心，俨俨乎和主人一样。两张大写字台靠着窗子，写字台这边坐着一个，那边坐着一个，嘴上都叼着香烟，白金龙香烟四五罐，堆成个小塔型在桌子头上。他请我吃烟的时候，我看到他已经开始工作。很讲究的黑封面的大本子摊开在他的面前，他说他写日记了，当然他写的是日文，我看了一下也看不懂。一抬头看到池田在那边也张开了一个大本子。我想这真不得了，这种克制自己的力量，中国人很少能够做到。无论怎样说，这战争对于他们比对于我们，总是更痛苦的。又过了两天，大概他们已经写了一些日记了。他们开始劝我们，为什么不参加团体工作呢？鹿地说：“你们不认识救亡团体吗？我给介绍！”这样好的中国话是池田给修改的。“应该工作了，要快工作，快工作，日本军阀快完啦……”
他们说现在写文章，以后翻成别国文字，有机会他们要到各国去宣传。
我看他们好像变成了中国人一样。
三二日之后去看他们，他们没有了。说他们昨天下午一起出去就没有回来。临走时说吃饭不要等他们，至于哪里去了呢？S说她也不知道。又过了几天，又问了好几次，仍旧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或者被日本警察捉去啦，送回国去啦！或者住在更安全的地方，大概不能有危险吧！
一个月以后的事：我拿刀子在桌子上切葱花，准备午饭，这时候，有人打门，走进来的人是认识的，可是他一向没有来过，这次的来不知有什么事。但很快就得到结果了：鹿地昨夜又来到S家。听到他们并没有出危险，很高兴。但他接着再说下去就是痛苦的了。他们躲在别人家里躲了一个月，那家非赶他们离开不可，因为住日本人，怕当汉奸看待。S家很不便，当时S做救亡工作，怕是日本探子注意到。“那么住到那里去呢？”我问。“就是这个问题呀！他们要求你去送一封信，我来就是找你去送信，你立刻到S家去。”
我送信的地方是个德国医生，池田一个月前在那里治过病，当上海战事开始的时候，医生太太向池田说过：假若在别的地方住不方便，可以搬到她家去暂住。有一次我陪池田去看医生，池田问他：“你喜欢希特勒吗？”
医生说：“唔……不喜欢。”并且说他不能够回德国。
根据这点，池田以为医生是很好的人，同时又受希特勒的压迫。
我送完了信，又回到S家去，我上楼说：“可以啦，大概是可以。”
回信，我并没拆开读，因为我的英文不好。他们两个从地板上坐起来。打开这信：“随时可来，我等候着……”池田说信上写着这样的话。“我说对么！那医生当我临走的时候还说，把手伸给他，我知道他就了解了。”
这回鹿地并不怎样神气了，说话不敢大声，不敢站起来走动。晚饭就坐在地板的席子上吃的，台灯放在地上，灯头被蒙了一块黑纱布，就在这微黑的带着神秘的三层楼上，我也和他们一起吃的饭。我端碗来，再三的不能把饭咽下去，我看一看池田发亮的眼睛，好像她对她自己未知的命运还不如我对他们那样关心。“吃鱼呀！”我记不得是他们谁把一段鱼尾摆在我的碗上来。
当着一个人，在他去试验他出险的道路前一刻，或者就正在出险之中，为什么还能够这样安宁呢！我实在对这晚餐不能够多吃。我为着我自己，我几次说着多余的闲余话：“我们好像山寨们在树林里吃饭一样……”接着我还是说：“不是吗？看像不像？”
回答这话的没有人，我抬头看一看四壁，这是一间藏书房，四壁黑沉沉的站着书箱或书柜。
八点钟刚过，我就想去叫汽车，他们说，等一等，稍微晚一点更好。鹿地开始穿西装，白裤子，黑上衣，这是一个西洋朋友给他的旧衣裳（他自己的衣裳从北四路逃出来时丢掉了）。多么可笑啊！又像贾伯林又像日本人。“这个不要紧！”指着他已经蔓延起来的胡子对我说：“像日本人不像？”“不像。”但明明是像。
等汽车来了时，我告诉他：“你绝对不能说话，中国话也不要说，不开口最好，若忘记了说出日本字来那是危险的。”
报纸上登载过法租界和英租界交界的地方，常常有小汽车被验查。假若没有人陪着他们，他们两个差不多就和哑子一样了。鹿地干脆就不能开口。至于池田一听就知道说的是日本的中国话。
那天晚上下着一点小雨，记得大概我是坐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两小箱笼颠动在我们膝盖的前边。爱多亚路被指路灯所照，好像一条虹彩似的展开在我们的面前，柏油路被车轮所擦过的纹痕，在路警指管着的红绿灯下，变成一条红的，而后又变成一条绿的，我们都把眼睛看着这动乱交错的前方。同时司机人前面那块玻璃上有一根小棍来回地扫着那块扇形的地盘。
车子到了同孚路口了，我告诉车子左转，而后靠到马路的右边。
这座大楼本来是有电梯的，因为司机人不在，等不及了，就从扶梯跑上去。我们三个人都提着东西，而又都跑得快，好像这一路没有出险，多半是因为这最末的一跑才做到的。
医生在小客厅里接待着鹿地夫妇：“弄错了啦，嗯！”
我所听到的，这是什么话呢？我看看鹿地，我看看池田，再看看胖医生。“医生弄错啦，他以为是要来看病的人，所以随时可来。”“那么房子呢？”“房子他没有。”池田摆一摆手。
我想这回可成问题了，我知道S家绝对不能再回去。找房子立刻是可能的吗？而后我说到我家去可以吗？
池田说：“你们家那白俄呀！”
医生还不错，穿了雨衣去替他们找房子去了。在这中间，非常恐慌。他说房子就在旁边，可是他去了好多时候没有回来。“箱子里边有写的文章啊！老医生不是去通知捕房？”池田的眼睛好像枭鸟的眼睛那么大。
过了半点钟的样子，医生回来了，医生又把我们送到那新房子。
走进去一看，就像个旅馆，茶房非常多，说中国话的，说法国话的，说俄国话的，说英国话的。
刚一开战，鹿地就说过要到国际上去宣传，我看那时候，他可差不多去到国际上了。
这地方危险是危险的，怎么办呢？只得住下了。
中国茶房问：“先生住几天呢？”
我说住一两天，但是鹿地说：“不！不！”只说了半截就回去了，大概是日本话又来到嘴边上。
池田有时说中国话，有时说英国话，茶房来了一个，去了，又来了一个。
鹿地静静地站在一边。
大床、大桌子、大沙发，棚顶垂着沉重的带着链锁的大灯头。并且还有一个外室，好像阳台一样。
茶房都去了，鹿地仍旧站着，地心有一块花地毯，他就站在地毯的边上。
我告诉他不要说日本话，因为隔壁的房子说不定住的是中国人。“好好地休息吧！把被子摊在床上，衣箱就不要动了，三两天就要搬的。我把这情况通知别的朋友……”往下我还有话要说，中国茶房进来了，手里端着一个大白铜盘子，上面站着两个汽水瓶。我想这个五块钱一天的旅馆还给汽水喝！问那茶房，那茶房说是白开水，这开水怎样卫生，怎样经过过滤，怎样多喝了不会生病。正在这时候，他却来讲卫生了。
向中国政府办理证明书的人说，再有三五天大概就替他们领到，可是到第七天还没有消息。他们在那房子里边，简直和小鼠似的，地板或什么东西有时格格地作响，至于讲话的声音，外边绝对听不到。
每次我去的时候，鹿地好像还是照旧的样子，不然就是变了点，也究竟没变了多少，喜欢讲笑话。不知怎么想起来的，他又说他怕女人：“女人我害怕，别的我不怕……女人我最怕。”“帝国主义你不怕？”我说。“我不怕，我打死他。”“日本警察捉你也不怕？”我和池田是站在一面的。
池田听了也笑，我也笑，池田在这几天的不安中也破例了。“那么你就不用这里逃到那里，让日本警察捉去好啦！其实不对的，你还是最怕日本警察。我看女人并不绝顶的厉害，还是日本警察绝顶的厉害。”
我们都笑了，但是都没有高声。
最显现在我面前的是他们两个有点憔悴的颜面。
有一天下午，我陪着他们谈了两个多钟头，对于这一点点时间，他们是怎样的感激呀！我临走时说：“明天有工夫，我早点来看你们，或者是上午。”
尤其是池田立刻说谢谢，并且立刻和我握握手。
第二天我又来迟了，池田不在房里。鹿地一看到我，就从桌上摸到一块白纸条。他摇一摇手而后他在纸条上写着：
今天下午有巡捕在门外偷听了，一下午英国巡捕（即印度巡捕）、中国巡捕，从一点钟起停到五点钟才走。
但最感动我的是他的纸条上出现着这样的字：——今天我决心被捕。“这被捕不被捕，怎能是你决心不决心的呢？”这话我不能对他说，因为我知道他用的是日本文法。
我又问他打算怎样呢？他说没有办法，池田去到S家里。
那个时候经济也没有了，证明书还没有消息。租界上日本有追捕日本或韩国人的自由。想要脱离租界，而又一步不能脱离。到中国地去，要被中国人误认作间谍。
他们的生命，就像系在一根线上那么脆弱。
那天晚上，我把他们的日记、文章和诗，包集起来带着离开他们。我说：“假使日本人把你们捉回去，说你们帮助中国，总是没有证据的呀！”
我想我还是赶快走的好，把这些致命的东西快些带开。
临走时我和他握握手，我说不怕。至于怕不怕，下一秒钟谁都没有把握。但我是说了，就像说给站在狼洞里边的孩子一样。
以后再去看他们，他们就搬了，我们也就离开上海。1938.2.20临汾。（署名萧红刊于1938年5月1日武汉《文艺阵地》第1卷第2期）
寄东北流亡者
沦落在异地的东北同胞们：当每个秋天的月亮快圆的时候，你们的心总被悲哀装满。想起高粱油绿的叶子，想起白发的母亲或幼年的亲眷。
你们的希望曾随着秋天的满月，在幻想中赊取了七次，而每次都是月亮如期的圆了，而你们的希望却随着高粱叶子萎落。但是自从“八一三”之后，上海的炮火响了，中国政府积极抗战揭开，“九一八”的成了习惯的暗淡与愁惨却在炮火的交响里换成了激动、兴奋和感激。这时，你们一定也流泪了。这是感激的泪，兴奋的泪，激动的泪。
记得抗战以后，第一个“九一八”是怎样纪念的呢？
中国飞行员在这天做了突击的工作，他们对于出云舰的袭击做了出色的功绩。
那夜里，日本神经质的高射炮手，浪费的用红色的绿色的淡蓝色的炮弹把天空染红了。但是我们的飞行员仍然以精确的技巧和沉毅的态度来攻击这摧毁文化、摧毁和平的法西斯魔手。几百万市民都仰起头来寻觅，其实他们是什么也看不见的，但是他们一定要看。在那黑黝黝的天空里仿佛什么都找不到，而这里就隐藏着我们抗战的活动的每个角度。
第一个煽惑起东北同胞的思想的是：“我们就要回家去了！”
是的，家是可以回去的，而且家也是好的，土地是宽阔的，米粮是富足的。
是的，人类是何等的对着故乡寄注了强烈的怀念呵！黑人对着迪斯的痛苦的响往，爱尔兰的诗人夏芝想回到那有“蜂房一窠，菜畦九畴”的茵尼斯，做过水手的约翰·曼殊斐儿狂热的愿意回到海上。
但是等待了七年的同胞们，单纯的心急是没用的，感情的焦躁不但无价值，而常常是理智的降低。要把急切的心情放在工作的表现上才对。我们的位置就是永远站在别人的前边的那个位置。我们是应该第一个打开了门而是最末走进去的人。
抗战到现在已经遭遇到最艰苦的阶段，而且也就是最后胜利接近的阶段。在美国贾克·伦敦所写的一篇短篇小说上，描写两个拳师在冲击的斗争里，祗系于最后的一拳。而那个可怜的（老拳师）所以失败了的原因，也只在少吃了一块“牛扒”。假若事先他能在肚里装进一块“牛扒”，胜利一定属于他的。
东北流亡同胞们，我们的地大物博，决定我们的沉着毅勇，正与敌人的急功切进相反，所以最后的一拳一定是谁最沉着的就是谁打得最有力。我们应该献身给祖国做前卫的工作，就如我们应该把失地收复一样。这是无可怀疑的。
东北流亡同胞们，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高粱、谷子，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土地上年老的母亲，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地面上的痛心的一切的记忆，努力吧！
而且我们要竭力克服残存的那种“小地主”意识和官僚主义的余毒，赶快地加入到生产的机构里，因为“九一八”以后的社会变更，已经使你们失去了大片土地的依存，要还是固守从前的生活方式，坐吃山空，那样你们的资产只剩了哀愁和苦闷。做个商人去，做个工人去，做一个能生产的人比做一个在幻想上满足自己的流浪人，要对国家有利得多。
幻想不能泛滥，现实在残酷地抨击你的时候，逃避只会得到更坏的暗袭。
时值流亡在异乡的故友们，敬希珍重，拥护这个抗战和加强这个抗战，向前走去。（署名萧红，刊于1938年9月18日汉口《大公报》副刊《战线》第191期）
我之读世界语
我一见到懂世界语的朋友们，我总向他们发出几个难题，而这几个难题又总是同样的。
当我第一次走进上海世界语协会的时候，我的希望很高。我打算在一年之内，我要翻译关于文学的书籍，在半年之内我能够读报纸。偏偏第一课没有上，只是教世界语的那位先生把世界语讲解了一番。听他这一讲我更胆壮了。他说每一个名词的尾音是“O”，每一个形容词的尾音是“a”……还有动词的尾音是什么，还有每一个单字的重音在最末的第二个母音上。而后读一读字母就下课了。
我想照他这样说还用得着半年吗？三个月我就要看短篇小说的。
那天我就在世界语协会买了一本《小彼得》出来，而别人有用世界语说着“再见！”我一听也就会了，真是没有什么难。第二天我也就用世界语说着“再见！”
现在算起，这“再见”已经说了三四年了，奇怪的是并没有比再见更会说一句完整的话。这次在青年会开纪念柴门史诞辰80周年纪念的时候，钟宪民先生给每个人带来一本《东方呼声》，若不是旁边注着中国字，我那里看得懂这刊物叫什么名字呢？但是按照着世界语的名字读出来我竟不能够，可见我连字母都忘了。
我为什么没有接着学呢？说起来可笑得很，就因为每一个名词的字尾都是“O”，形容词的字尾都是“a”，一句话里总有几个“o”和“a”的若连着说起来，就只听得“oo”“aa”，因为一ooaa就不好听，一不好听，我就不学了。
起初这理由我还不敢公开提出来，怕人家笑。但凡是下雨天我就不去世界语协会，后来连刮风我也不去，再后来就根本不去。那本《小彼得》总算勉勉强强读完了，一读完它就安安然然的不知睡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一见到懂世界语的朋友们所提出来的难题，就是关于这“ooaa”这理由怎么能够成立呢？完全是一种怕困难的假词。
世界语虽然容易，但也不能够容易得一读就可以会的呀！大家都说：为什么学世界语的人不少，而能够读书能够讲话的却不多呢？就是把它看得太容易的缘故。
初学的世界语者们！要把它看得稍微难一点。（署名萧红，刊于1938年12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
茶食店
黄桷树镇上开了两家茶食店，一家先开的，另一家稍稍晚了两天。第一家的买卖不怎样好，因为那吃饭用的刀叉虽然还是闪光闪亮的外来品，但是别的玩艺不怎样全，就是说比方装胡椒粉那种小瓷狗之类都没有，酱油瓶是到临用的时候，从这张桌又拿到那张桌地乱拿。墙上甚么画也没有，只有一张好似从糖盒子上掀下来的花纸似的那么一张外国美人图，有一尺长不到半尺宽那么大，就用一个图钉钉在墙上的，其余这屋里的装饰还有一棵大芭蕉。
这芭蕉第一天是绿的，第二天是黄的，第三天就腐烂了。
吃饭的人，第一天彼此说“还不错”，第二天就说苍蝇太多了一点，又过了一两天，人们就对着那白盘子里炸着的两块茄子，翻来覆去地看，用刀尖割一下，用叉子去叉一下。“这是甚么东西呢，两块茄子，两块洋山芋，这也算是一个菜吗？就这玩艺也要四角五分钱？真是天晓得。”
这西餐馆只开了三五日，镇上的人都感到不大满意了。
第二家一开，那些镇上的从城里躲轰炸而来住在此地的人和一些设在这镇上的学校或别的办公厅的一些职员，当天的晚饭就在这里吃的。
盘子、碗、桌布、茶杯、糖罐、酱醋瓶、连装烟灰的瓷碟，都聚了三四个人在那里抢着看，……这家与那家的确不同，是里外两间屋，厨房在甚么地方，使人看不见，煎菜的油烟也闻不到，墙上挂着两张画像是老板自己画的，看起来老板颇懂艺术……并且刚一开业，就开了留声机，这留声机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听过了。从“五四”轰炸起，人们来到了这镇上，过的就是乡下人的生活。这回一听好像这留声机非常好，唱片也好像是全新的，声音特别清楚。
一个汤上来了，“不错，真是味道……”
第二个是猪排，这猪排和木片似的，有的人就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想要对这猪排讲点坏话。可是那唱着的是一个外国歌，很愉快，那调子带了不少高低的转弯，好像从来也未听过似的那样好听，所以便对这硬的味道也没有的猪排，大家也就吃下去了。
奶油和冰淇淋似的，又甜又凉，涂在面包上，很有一种清凉的气味，好像涂的是果子酱；那面包拿在手里不用动手去撕就往下掉着碎末，像用锯末做的似的。大概是和利华药皂放在一起运来的，但也还好吃，因为它终究是面包，终究不是别的甚么馒头之类呀！
坐在这茶食店的里间里，那张长桌一端上的主人，从小白盘子里拿起帐单看了一看。
共统请了八位客人，才八块多钱。“这不多。”他说，从口袋里取出十元票子来。
别人把眼睛转过去，也说：“这不多……不算贵。”
临出来时，推开门，还有一个顶愿意对甚么东西都估价的，还回头看了看那摆在门口的痰盂。他说：“这家到底不错，就这一只痰盂吧，也要十几块钱。”（其实就是上海卖八角钱一个的）
这一次晚餐，一个主人和他的七八个客人都没吃饱，但彼此都不发表，都说：“明天见，明天见。”
他们大家各自走散开了，一边走着一边有人从喉管往上冲着利华皂的气味，但是他们想：“这不贵的，这倒不是西餐吗！”而且那屋子多么像个西餐的样子，墙上有两张外国画，还有瓷痰盂，还有玻璃杯，那先开的那家还成吗？还像样子吗？那买卖还成吗？他们脑筋闹得很忙乱回家去了。8月20日（署名萧红，刊于1939年10月2日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第419号）
马伯乐
第一部
马伯乐在抗战之前就很胆小的。
他的身体不十分好，可是也没有什么病。看外表，他很瘦。但是终年不吃什么药，偶尔伤了风，也不过多吸几支烟就完了。纸烟并不能医伤风，可是他左右一想，也到底上算，吃了药，不也是白吃吗？伤风是死不了人的。
他自己一伤风，就这么办。
若是他的孩子伤了风，或是感冒了，他就买饼干给他们吃，他说：“吃吧，不吃白不吃，就当药钱把它吃了。”
孩子有了热度，手脚都发烧的，他就拿了一块浸了冷水的毛巾不断地给围在孩子的头上。他很小心地坐在孩子的旁边，若看了孩子一睁开眼睛，他就连忙把饼干盒打开：“要吃一点吗？爸爸拿给你。”
那孩子立刻把眼睛闭上了，胸脯不住地喘着。
过了一会，孩子睁开眼睛要水喝，他赶快又把饼干盒子拿过去。孩子大口地喝水，饼干，连睬也没有睬。
他拿了一个杯子来。他想了半天才想出这个方法来，把饼干泡到怀中，孩子喝水时不就一道喝下去了吗？
从热水瓶倒了一些开水，用一只小匙子呱嘟嘟地搅了一阵，搅得不冷不热，拿到他自己嘴上尝尝。吃得了，他端着杯在旁边等候着，好像要把杯子放下，要用的时候就来不及了。等了半天，孩子没有醒，他等得不耐烦就把孩子招呼醒。问他：“要喝水吗？”“不，我要尿尿。”“快喝点水再尿，快喝点……”
他用匙子搅了一下泡在杯中稀溜溜的东西，向着孩子的嘴倒去，倒得满鼻子都是浆糊。孩子往鼻子上乱抓，抓了满手，一边哭着，一边把尿也尿在床上了。“这算完。”
马伯乐骂了一声，他去招呼孩子的妈妈去了。
临去的时候，他拿起那浆糊杯子，自己吞下去了。那东西在喉管里，像要把气给堵断了似的，他连忙把脖子往长伸着，并用手在脖子上按摩了一会，才算完全咽下去了。
孩子不生病的时候，他很少买给孩子什么东西吃，就是买了也把它放到很高的地方，他都是把它放在挂衣箱上。馋得孩子们搬着板凳，登着桌子，想尽了方法爬到挂衣箱上去。
因此马伯乐屋里的茶杯多半是掉了把柄的，那都是孩子们抢着爬挂衣箱弄掉地下而打去了的。
马伯乐最小的那个女孩——雅格，长得真可爱，眼睛是深黑深黑的，小胳膊胖得不得了，有一天妈妈不在家里，她也跟着哥哥们爬上挂衣箱去。原来那顶上放着三个大白梨。
正都爬到顶上，马伯乐从走廊上来了。隔着玻璃窗子，他就喊了一声：“好东西，你们这群小狼崽子？”
由于他的声音过于大了一点，雅格吓得一抖从高处滚下来，跌到痰盂上了。
从那时起，漂亮的雅格右眼上落了一个很大的伤疤。
马伯乐很胆小，但他却机警异常，他聪明得很，他一看事情不好了，他收拾起箱子来就跑。他说：“万事总要留个退步。”
他之所谓“退步”就是“逃跑”。是凡一件事，他若一觉得悲观，他就先逃。逃到哪里去呢？他自己常常也不知道。但是他是勇敢的，他不顾一切，好像洪水猛兽在后边追着他，使他逃得比什么都快。
有一年他去上海就是逃着去的。他跟他父亲说，说要到上海××大学去念书。他看他父亲不回答，第二天，他又问了一次。父亲竟因为这样重复地问而发怒了，把眼镜摘下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他一看，不好了，这一定是太太在里边做的怪。而他那时候恰巧和一位女子谈着恋爱，这事情太太也和他吵了几次。大概是太太跑到父亲面前告了状吧？说我追着那女子要去上海。这若再住在家里不走，可要惹下乱子的。
他趁着这两天太太回娘家，他又向父亲问了一次关于他要到上海读书的问题，看看父亲到底答应不答应。父亲果然把话说绝了：“不能去，不能去。”
当天晚上，他就收拾了提包，他想是非逃不可了。
提包里什么都带着，牙刷牙粉。只就说牙刷吧，他打开太太的猪皮箱，一看有十几只，他想：都带着呀，不带白不带，将来要想带也没这个机会了。又看见了毛巾，肥皂，是“力士牌”的，这肥皂很好。到哪儿还不是洗脸呢！洗脸就少不了肥皂的。又看到了太太的花手帕，一共有一打多，各种样的，纱的、麻的、绸子的，其中还有很高贵的几张，太太自己俭省着还没舍得用，现在让他拿去了。他得意得很。他心里说：“这守财奴呵，你不用你给谁省着？”
马伯乐甜蜜蜜的自己笑起来，他越看那小手帕越好看。“这若送给……她，该多好呵！”（“她”即其爱人）
马伯乐得意极了，关好了这个箱子又去开第二个。总之到临走的时候，他已经搜刮满了三只大箱子和两只小箱子。
领带连新的带旧的一共带了二十多条，总之，所有的领带，他都带上了。新袜子、旧袜子一共二十几双，有的破得简直不能用了，有的穿脏了还没有洗，因为他没多余工夫检查一番，也都一齐塞在箱子里了。
余下他所要不了的，他就倒满一地，屋子弄得一塌糊涂。太太的爽身粉，拍了一床。破鞋、破袜子，连孩子们的一些东西，扔得满地都是。反正他也不打算回来了。这个家庭，他是厌恶之极，平庸、沉寂、无生气……
青年人久住在这样的家里是要弄坏了的，是要腐烂了的，会要满身生起青苔来的，会和梅雨天似的使一个活泼的现代青年满身生起绒毛来，就和那些海底的植物一般。洗海水浴的时候，脚踏在那些海草上边，那种滑滑的粘腻感觉，是多么使人不舒服！慢慢地青年在这个家庭里，会变成那个样子，会和海底的植物一样。总之，这个家庭是呆不得的，是要昏庸老朽了的。你就看看父亲吧，每天早晨起来，向上帝祷告，要祷告半个多钟头。父亲是跪着的，把眼镜脱掉，那喃喃的语声好像一个大蜂子绕着人的耳朵，嗡嗡的，分不清他在嘟嘟些个什么。有时把两只手扣在脸上，好像石刻的人一样，他一动不动，祷告完了戴起眼镜来，坐在客厅里用铁梨木制的中国古式的长桌边上，读那本剑英牧师送给他的涂了金粉的《圣经》。那本《圣经》装潢得很高贵，所以只有父亲一个人翻读，连母亲都不准许动手，其余家里别的人那就更不敢动手了，比马家的家谱还更尊严了一些。自从父亲信奉了耶稣教之后，把家谱竟收藏起来了，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取出来摆了一摆。并不像这本《圣经》那样，是终年到尾不准碰一碰的摆着。
马伯乐的父亲，本是纯粹的中国老头，穿着中国古铜色的大团花长袍，礼服呢千层底鞋，手上养着半寸长的指甲。但是他也学着说外国话，当地教会的那些外国朋友来他家里，那老头就把佣人叫成“Boy”，喊着让他们拿啤酒来：“Beer, beer！”（啤酒）
等啤酒倒到杯子里，冒着白沫，他就向外国朋友说：“Please！”（请）
是凡外国的什么都好，外国的小孩子是胖的，外国女人是能干的，外国的玻璃杯很结实，外国的毛织品有多好。
因为对于外国人的过于佩服，父亲是常常向儿子们宣传的，让儿子学外国话，提倡儿子穿西装。
这点，差不多连小孙子也做到了，小孙子们都穿起和西洋孩子穿的那样的短裤来，肩上背着背跌。早晨起来时都一律说：
Good morining.
太阳一升高了，就说：
“Good today！”
见了外国人就说：
“Hello, How do you do？”
祖父也不只尽教孙儿们这套，还教孙儿们读《圣经》。有时把孙儿们都叫了来，恭恭敬敬地站在桌前，教他们读一段《圣经》。
所读的在孩子们听来不过是，“弦主耶稣说”，“上帝叫我们不如此做”，“大卫撕裂了衣裳”，“牧羊人伯利恒”，“说谎的法利赛人”，……
听着听着，孩子们有的就要睡着了，把平时在教堂里所记住的《圣经》上的零零碎碎的话也都混在一道了。站在那里挖着鼻子，咬着指甲，终天痴呆呆的连眼珠都不转了，打起盹来。这时候祖父一声令下，就让他们散了去。散到过道的外边，半天工夫那些孩子们都不会吵闹。因为他们揉着眼睛的揉着眼睛，打着哈欠的打着哈欠。
还有守安息日的日子，从早晨到晚上，不准买东西，买菜买水果都不准的。夏天的时候，卖大西瓜的一担一担地过去而不准买。要吃必得前一天买进来放着，第二天吃。若是前一天忘记了，或是买了西瓜而没买甜瓜，或杏子正下来的时候，李子也下来了，买了这样难免就忘了那样。何况一个街市可买的东西太多了，总是买不全的。因此孩子们在这一天哭闹得太甚时，做妈妈的就只得偷着买了给他们吃。这若让老太爷知道了，虽然在这守安息日的这天，什么话也不讲；到了第二天，若是谁做了错事，让他知道了，他就把他叫过去，又是在那长桌上，把涂着金粉的《圣经》打开，给他们念一段《圣经》。
马家的传统就是《圣经》和外国话。
有一次正是做礼拜回来，马伯乐的父亲拉着八岁的雅格的哥哥。一出礼拜堂的门，那孩子看一个满身穿着外国装的，他以为是个外国人，就回过头去向人家说：
“How do you do？”
那个人在孩子的头顶上拍了一下说：“你这个小孩，外国话说得好哪！”
那孩子一听是个中国人，很不高兴，于是拉着祖父就大笑起来：“爷爷，那个中国人，他不会说外国话呀！”
这一天马伯乐也是同去做礼拜的，看了这景况，心里起了无限的憎恶：“这还可以吗？这样的小孩子长大了还有什么用啦！中华民族一天一天走进深坑里去呀！中国若是每家都这样，从小就教他们的子弟见了外国人就眼睛发亮，就像见了大洋钱那个样子。外国人不是给你送大洋钱的呀！他妈的，民脂民膏都让他们吸尽了，还他妈的加以尊敬。”
马伯乐一边收拾着箱子，一边对于家庭厌恶之极的情感都来了。
这样的家庭是一刻工夫也不能停的了，为什么早不想走呢？真是糊涂，早就应该离开！真他妈的，若是一个人的话，还能在这家庭呆上一分钟？
还有像这样的太太是一点意思也没有的了。自从她生了孩子，连书也不看了，连日记也不写了。每天拿着本《圣经》似读非读地摆起架子来。她说她也不信什么耶稣，不过是为了将来的家产，你能够不信吗？她说父亲说过，谁对主耶稣忠诚，将来的遗嘱上就是谁的财产最多。
这个家庭，实在要不得了，都是看着大洋钱在那里活着，都是些没有道德的，没有信仰的。
虽然马伯乐对于家庭是完全厌恶的了，但是当他要逃开这个家庭的前一会工夫，他却又起了无限的留恋：“这是最后的一次吧！”“将来还能回来吗？是逃走的呀，父亲因此还不生恨吗？”
他在脑子里问着自己。“不能回来的了。”
他自己回答着。
于是他想该带的东西，就得一齐都带着，不带着，将来用的时候可就没有了。
而且永远也不会有的了。
背着父亲“逃”，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逃到上海第一封信该怎样写呢？
他觉得实在难以措词。但是他又一想，这算什么，该走就走。“现代有为的青年，作事若不果断，还行吗？”
该带的东西就带，于是他在写字桌的抽屉里抓出不少乱东西来，有用的，无用的，就都塞在箱子里。
钟打了半夜两点的时候，他已经装好了三只大箱子和两只小箱子。
天快亮的时候，他一听不好了，父亲就要起来了，同时像有开大门的声音。
大概佣人们起来了！
马伯乐出了一头顶汗，但是想不出个好法子来。“若带东西，大概人就走不了；人若走得了，东西就带不了。”
他只稍微想一想：“还是一生的命运要紧，还是那些东西要紧？”“若是太太回来了，还走得了？”
正这时候，父亲的房里有咳嗽的声音。不好了，赶快逃吧。
马伯乐很勇敢的，只抓起一顶帽子来，连领带也没有结，下楼就逃了。
马伯乐连一夜没有睡觉赶着收拾好了的箱子也都没有带。他实在很胆小的，但是他却机警。
未发生的事情，他能预料到它要发生。坏的他能够越想越坏。悲观的事情让他一想，能够想到不可收拾。是凡有一点缺点的东西，让他一看上去，他就一眼看出来，那是已经要不得的了，非扔开不可了。
他走路的时候，永久转着眼珠东看西看，好像有人随时要逮捕他。
到饭馆去吃饭，一拉过椅子来，先用手指摸一摸，是否椅子是干净的。若是干净的他就坐下；若是脏的，也还是坐下。不过他总得站着踌躇一会，略有点不大痛快的表示。筷子摆上桌来时，他得先施以检查的工夫。他检查的方法是很奇怪的，并不像一般人一样，不是用和筷子一道拿来的方纸块去擦，而是把筷子举到眼眉上细细地看。看过了之后，他才取出他自己的手帕来，很讲卫生地用他自己的手帕来擦，好像只有他的手帕才是干净的。其实不对的，他的手帕一礼拜之内他洗澡的时候，才把手帕放在澡盆子里，用那洗澡的水一道洗它一次。他到西餐馆去，他就完全信任的了，椅子，他连看也不看，是拉过来就坐的（有时他用手仔细地摸着那桌布，不过他是看那桌布绣的那么精致的花，并非看它脏不脏）。刀叉拿过来时，并且给他一张白色的饭巾。他连刀叉看也不看，无容怀疑的，拿过来就叉在肉饼上。
他到中国商店去买东西，顶愿意争个便宜价钱，明明人家是标着定价的，他看看那定价的标码，他还要争。男人用的人造丝袜子，每双四角，他偏给三角半，结果不成。不成他也买了。他也绝不到第二家去再看看，因为他心中有一个算盘：“这袜子不贵呀！四角钱便宜，若到大公司里去买，非五角不可。”
既然他知道便宜，为什么还争价？
他就是想，若能够更便宜，那不就是更好吗？不是越便宜越好吗？若白送给他，不就更好吗？
到外国商店去买东西，他不争。让他争，他也不争。哪怕是没有标着价码的，只要外国人一说，两元就是两元，三元就是三元。他一点也没有显出对于钱他是很看重的样子，毫不思索地从腰包里取出来，他立刻付出去的。
因为他一进了外国店铺，他就觉得那里边很庄严，那种庄严的空气很使他受压迫，他愿意买了东西赶快就走，赶快逃出来就算了。
他说外国人没有好东西，他跟他父亲正是相反，他反对他父亲说外国这个好，那个好的。
他虽然不宣传外国人怎样好，可是他却常骂中国人：“真他妈的中国人！
比方上汽车，大家乱挤，马伯乐也在其中挤着的，等人家挤掉了他的帽子，他就大叫着：“真他妈的中国人！挤什么！”
在街上走路，后边的人把他撞了一下，那人连一声“对不起”也不说。他看看那坦然而走去的人，他要骂一声：“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家的仆人，失手打了一只杯子，他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真他妈的中国人！”
好像外国人就不打破杯子似的，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有一次他拆一封信，忙了一点伤着里边的信纸了，他把信张开一看，是丢了许多字的，他就说：“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的全身都是机警的，灵敏的，且也像愉快的样子。惟独他的两只眼睛常常闪视着悲哀。
他的眼睛是黑沉沉的，常常带着不信任的光辉。他和别人对面谈话，他两个眼睛无时不注视在别人的身上，且是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地寻视，而后把视线安安定定地落在别人的脸上，向人这么着了一两分钟。
这种看法，他好像很悲哀的样子，从他的眼里放射出来不少的怜悯。
好像他与谈话的人，是个同谋者，或者是个同党，有共同的幸与不幸联系着他，似乎很亲切但又不好表现的样子。
马伯乐是悲哀的，他喜欢点文学，常常读一点小说，而且一边读着一边感叹着。“写得这样好呵！真他妈的中国人。”
他读的大半是翻译小说。中国小说他也读，不过他读了常常感到写的不够劲。
比方写狱中记一类事情的，他感觉他们写得太松散，一点也不紧张，写得吞吞吐吐。若是让他来写，他一定把狱中的黑暗暴露无遗，给它一点也不剩，一点也不留，要说的都说出来，要骂的都骂出来。惟独这才能够得上一个作家。
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的作家在现阶段是要积极促成抗日的，因此他常常叹息着：“我若是个作家呀，我非领导抗日不可。中国不抗日，没有翻身的一天。”
后来他开始从街上买了一打一打的稿纸回来。他决心开始写了。
他读高尔基的《我的童年》的时候，那里边有很多地方提醒了他。他也有一些和高尔基同样的生活经验，有的地方比高尔基的生活还丰富，高尔基他进过煤坑吗？而马伯乐进去过的。他父亲开小煤矿嘛，他跟工人一路常常进去玩的。
他决心写了。有五六天他都是坐在桌子旁边，静静地坐着，摆着沉思的架子。
到了第七天，他还一个字没有写，他气得把稿纸撕掉了许多张。
但他还是要写的，他还是常常往家里买稿纸。开初买的是金边的，后来买的是普通的，到最后他就买些白报纸回来。他说：“若想当个作家，稿纸是天天用，哪能尽用好的，好的太浪费了。”他和朋友们谈话，朋友们都谈到抗日问题上去，于是他想写的稿子，就越得写了。“若是写了抗日的，这不正是时候吗？这不正是负起领导作用吗？这是多么伟大的工作！这才是真正推动了历史的轮子。”
他越想越伟大，似乎自己已经成了个将军了。
于是他很庄严地用起功来。
新买了许多书，不但书房，把太太的卧房也给摆起书架子。太太到厨房去煎鱼，孩子打开玻璃书架，把他的书给抛了满地，有的竟撕了几页，踏在脚下。“这书是借来的呀，你都给撕坏了，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马伯乐这一天可真气坏了，他从来也不打孩子，他也不敢打。他若打孩子，他的太太就在后边打他。可是这一天他实在气红了眼睛，把孩子按到床上打得哇哇地乱叫。
开初那孩子还以为和往常一样，是爸爸和他闹着玩的，所以被按到床上还咯咯的一边笑一边踢荡着小腿。马伯乐说：“好东西，你等着吧！”
把孩子打了之后玻璃书橱也锁起来了。一天一天地仍是不断地从民众图书馆里往家搬书。他认识图书馆的办事员，所以他很自由的，愿意拿什么书就拿什么书，不用登记，不用挂号。
民众图书馆的书，马伯乐知道也是不能看，不过家里既然预备了书架，书多一点总是好看。
从此他还戴起眼镜来，和一个真正的学者差不多了。
他大概一天也不到太太屋里来。太太说他瘦多了，要到街上去给他买一瓶鱼肝油来吃。
不久，马伯乐就生了一点小病。大家是知道的，他生病是不吃什么药的。也不过多吸几只烟也就好了。
可是在病中，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的他却写了点文章。
他买了几本世界文学名著，有的他看过，有的还来不及看。但是其中他选了一本，那一本他昼夜抱着，尤其当他在纸上写字的时候，他几乎离不开那本书，他是写一写看一看的。
那书是外国小说，并没有涉及到中国的事情。但他以为也没有多大关系，外国人的名字什么什么彼得罗夫，他用到他的小说上，他给改上一个李什么，王什么。总之他把外国人都给改成中国人之后，又加上自己最中心之主题“打日本”。现在这年头，你不写“打日本”，能有销路吗？再说你若想当一个作家，你不在前边领导着，那能被人承认吗？
马伯乐没有什么职业，终年地闲着，从中学毕业后就这样。那年他虽然去到了上海，也想上大学念书，但是他没有考上，是在那里旁听。父亲也就因此不给他费用。虽然他假造了些凭据，写信用大学的信封，让父亲回信到××大学，但也都没有生效。
于是他又回到家中做少爷，少爷多半都是很幸福地随便花钱。但他不成，他的父亲说过：“非等我咽了气，你们就不用想，一分一文都得拿在我的手里。”
同时又常常说：“你们哪一个若嫌弃你爹老朽昏庸，哪一个就带着孩子、老婆另起炉灶去好啦。”
马伯乐住在家里常常听这难听没有意思的话。虽然家里边的床是软的，家的饭食是应时的，但总像每天被虐待了一样，也好像家中的奴仆之一似的，溜溜的，看见父亲的脸色一不对，就得赶快躲开。
每逢向父亲要一点零用的钱，比挖金子还难，钱拿到了手必得说：“感谢主，感谢在天的父。”
他每逢和父亲要了钱来，都气得面红耳热，带钱回到自己房里，往桌上一摔，接着就是：“真他妈的中国人！”
而后他骂父亲是守财奴、看钱兽、保险箱、石头柜等等名词。
可是过不了几天，钱又花完了，还是省着省着花的。要买一套新的睡衣，旧的都穿不得了，让太太给缝了好儿回了。
一开口就要八块钱，八块钱倒不算贵，但是手里只有十块了，去了八块零用的又没有了。
有时候同朋友去看看电影，人家请咱们，咱们也得请请人家！
有时他手里完全空了时，他就去向太太借，太太把自己的体己钱扔给他，太太做出一种不大好看的脸色来：“男子汉！不能到外边去想钱，拿女人的钱。”
有一次马伯乐向父亲去要钱，父亲没有给，他跑到太太那里去，他向太太说：“这老头子，越老越糊涂，真他妈的中国人！”
太太说：“也难怪父亲啦，什么小啦，也是二三十岁的人啦。开口就是父亲，伸手就是钱。若不是父亲把得紧一点，就像你这样的呀，将来非得卖老婆当孩子不可。一天两只手，除了要钱，就是吃饭，自己看看还有别的能耐没有？我看父亲还算好的呢！若摊着穷父亲岂不讨饭去！”
马伯乐的脸色惨白惨白的：“我讨饭去不要紧哪，你不会看哪个有钱有势的你就跟他去……”
马伯乐还想往下说。
可是太太伏在床上就大哭起来了：“你这没有良心的，这不都是你吗？我的金戒指一只一只的都没有啦。那年你也不是发的什么疯，上的什么上海！我的金手镯呢？你还我呀，在上海你交的什么女朋友，你拿谁的钱摆的阔？到今天我还没和你要，你倒有嘴骂起我来。东家西家，姊姊妹妹的，人家出门都是满手金虎虎地戴着。咱们哪怕没有人家多，也总得有点呵。我嫁你马伯乐没有吃过香的，没有喝过辣的。动不动你就跑啦，跑北京，跑上海……跑到哪儿就会要钱，要钱的时候，写快信不够快，打来了电报。向我要钱的时候，越快越好。用不着我的时候就要给点气受。你还没得好呢，就歪起我来了，你若得好，还能要我，早抛到八千里之外去了……”
马伯乐早就逃开了，知道事情不好，太太这顿乱说，若让父亲听着，“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
他下了楼，跑到二门口去，在影壁那里站着。
影壁后面摆着一对大圆的玻璃养鱼缸。他一振动那沿，里边的鱼就更快地跑一阵。他看着，觉得很有趣。“人若能变个金鱼多好！金鱼只喝水，不吃饭，也不花钱的呀！”
他正想着想着，楼上那连哭带吵的声音，隐约还可以听到。他想把耳朵塞住，他觉得真可怕，若是让父亲听见，“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正想迈开步逃，逃到街上去，在街上可以完全听不见这种哭声。他刚一转身，他听楼上喊着：“你给我金手镯呀！你给我金手镯！”
这声音特别大，好像太太已经出来了，在走廊上喊着似的，听得非常清楚。
可是他也没敢往走廊上看，他跑到大街上去了。
太太在楼上自己还是哭着，把一张亲手做的白花蓝地的小手帕也都哭湿了，头发乱蓬蓬地盖了满脸。把床单也哭湿了。
她的无限的伤心，好像倾了杯子的水，是收不住的了。“你马伯乐，好没良心的。你看看，我的手上还有一颗金星没有，你看看，你来看……”
太太站起来一看，马伯乐早就不在屋里了。
于是伏在床上，哭得比较更为悲哀，但只哭了几声就站起来了。
很刚强的把眼泪止住，拿了毛巾在脸盆里浸了水，而后揩着脸，脸上火辣辣的热，用冷水一洗，觉得很凉爽。只是头有点昏，而且眼睛很红的。不能出去，出去让人看了难为情。
只得坐在沙发上，顺手拿起当天的日报看看，觉得很无聊。
等她看到某商店的广告，说是新从上海来了一批时装，仕女们请早光临，就在报纸上还刊登了一件小绒衣的照像。那衣裳是透花的，很好看，新样子，她从来没有见过。她想若也买一件，到海边去散步穿穿，是很好的。在灯光下边，透花的就更好看。
她一抬头，看见了穿衣镜里边，那红眼睛的女人就是她自己。她又想起来了：“还买这个买那个呢，有了钱还不够他一个人连挖带骗的……唉……”
她叹了一口气，仍勉强地看报纸。她很不耐烦。“那样没出息的人，跟他一辈子也是白忙。”
太太是很要强的一个女人。“光要强有什么用，你要强，他不要强……”
她想来想去，觉得人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又加上往镜子里一看，觉得自己也老许多了，脸色也苍白了许多。
可是比从前还胖了一点，所以下巴是很宽的。人一胖，眼睛也就小。
她觉得自己从前的风韵全无了。
于是拿起身边的小镜子来，把额前的散发撩一撩，细看一看自己的头盖是否已经有了许多皱纹？皱纹仍是不很显然。不过眉毛可有多少日子没有修理了。让孩子闹的，两个眉毛长成一片了。
她去开了梳妆台的抽屉，去找夹眉毛的夹子。左找右找也找不着，忽然她想起来那夹子不是让孩子们拿着来玩的吗？似乎记得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但又忘得死死的，想也想不起来。这些孩子真讨厌，什么东西没有不拿着玩的，一天让他们闹昏了。
说说她又觉得头有点昏，她又重新没有力气地坐到沙发上去了。
一直坐在那里，听到走廊上有人喊她，她才站起来。“大少奶奶！”
喊声是很温柔的，一听就知道是她的婆母。她连忙答应了一声：“请娘等一会，我拢一拢头就来。”
她回答的时候，她尽可能发出柔弱娇媚的声音，使她自己听了，也感到人生还有趣的。
于是她赶快梳了头，脸上扑了一点粉，虽没有擦胭脂，她觉得自己也并没有老了多少。正待走出去，才看见自己旗袍在哭时已经压了满身的褶子。
她打开挂衣箱，挂衣箱里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袍子。她也没有仔细挑选，拉出一件就穿上了，是一件紫色的，上边也没有花，已经是半新不旧的了。但是她穿起来也很好看，很有大家闺秀的姿态。
她的头发，一齐往后梳着，烫着很小的波浪，只因刚用梳子梳过，还有些蓬蓬之感。她穿的是米色的袜子，蓝缎绣着黄花的家常便鞋。
她走起路来，一点声音也没有。她关门的时候在大镜子里看一看自己，的确不像刚刚哭过。
于是她很放心地沿着走廊过去了。走廊前的玻璃窗子一闪一闪地闪着个人影。
到了婆婆屋里，婆婆叫她没有别的事，而是马神父的女儿从上海来，带一件黑纱的衣料送给婆母。婆母说上了年纪的人穿了让人笑话，打算送给她。她接过来说：“感谢我主耶稣。”
她用双手托着那纸盒，她作出很恭敬的姿态。她托着纸盒要离开的时候，婆母还贴近她的耳朵说：“你偷偷摸摸做了穿，你可别说……说了二少奶奶要不高兴的。”
马伯乐的太太回到自己房里，把黑纱展开围在身上，在镜前看了一看。她的自信心又生起来了。
婆婆把衣料送给她，而不送给二少奶奶，这可证明婆婆是很喜欢她的。婆婆喜欢她，就因为她每早很勤奋地读《圣经》。老太爷说得好：“谁对主耶稣最真诚，将来谁得的遗产就多。”
她感到她读《圣经》的声音还算小，老太太是听见了的，老太爷的耳朵不大好，怕他未必听见，明天要再大声地读。
她把衣料放好，她就下厨房去，照料佣人去烧菜去了。
什么金手镯，金戒指，将来还怕没有的？只要对耶稣真诚一些。
所以她和马伯乐吵嘴的事情，差不多已不记在她心上了。
马伯乐的父亲是中国北部的一个不很大的城市的绅士，有钱，但不十分阔气。父亲是贫穷出身，他怕还要回到贫穷那边去，所以他很加小心，他处处兢兢业业。有几万块的存款，或者不到十万，大概就是这个数目。因此他对儿子管理的方法，都是很严的（其实只有一个方法，“要钱没有”）。
而且自己也是以身作则，早起晚睡。对于耶稣几年来就有深厚的信仰。
这一些，马伯乐也都不管。独有向父亲要钱的时候，父亲那种严加考问的态度，使他大为不满，使他大为受不了。
马伯乐在家里本是一位少爷，但因为他得不到实在的，他就甘心和奴仆们站在一方面。他的举动在家里是不怎样大方的，是一点气派也没有的，走路溜溜的。
因此他恨那有钱的人，他讨厌富商，他讨厌买办，他看不起银行家。他喜欢嘲笑当地的士绅。他不喜欢他的父亲。
因此，像父亲那一流人，他都不喜欢。
他出门不愿坐洋车。他说：“人拉着人，太没道理。”“前边一个挣命的，后边一个养病的。”这不知是什么人发明的两句比喻，他觉得这真来得恰当。拉车的拼命地跑，真像挣命的样子。坐车的朝后边歪着，真像个养病的。
对于前边跑着那个挣命的，虽然说马伯乐也觉得很恰当，但他就总觉得最恰当的还是后边坐着那个养病的。
因为他真是看不惯，父亲一出一入总是坐在他自用的洋车里。
马伯乐是根本不愿意坐洋车，就是愿意坐，他父亲的车子，他也根本不能坐。
记得有一次马伯乐偷着跳上了父亲的车子，喊那车夫，让那车夫拉他。
车夫甩着那张扎煞的毛巾，向马伯乐说：“我是侍候老爷的。我侍候你，我侍候不着。”
他只得悄悄地从车子上下来了。
但是车前那两个擦得闪眼湛亮的白铜灯，也好像和马伯乐示威的样子。
他心里真愤恨极了，他想上去一脚把它踏碎。
他临走出大门的时候，他还回头回脑地用眼睛去瞪那两个白铜灯。
马伯乐不喜交有钱的朋友。他说：“有钱的人，没有好人。”“有钱的人就认得钱。”“有钱的人，老婆孩子都不认得。”“有钱的人，一家上下没有不刻薄的，从仆人到孩子。”“有钱的人，不提钱，大家欢欢喜喜；若一提钱，就把脸一变。祖孙父子尚且如此，若是朋友，有钱的，还能看得起没钱的吗？”
他算打定了主意，不交有钱的朋友。
交有钱的朋友，哪怕你没有钱，你回家去当你老婆的首饰，你也得花钱。他请你看电影，你也得请他。他请你吃饭，你也得请他。他请你上跳舞厅，你也得照样买好了舞票，放在他的口袋里。他给你放一打，你也得给他放一打半。他给你放一打半，你得给他放两打。若是他给你放一打，你也给他放一打，那未免太小气了，他就要看不起你了。
可是交几个穷朋友，那就用不着这一套。那真好对付，有钱的时候，随便请他们吃一点烫面蒸饺，吃一点枣泥汤圆之类，就把他们对付得心满意足了。
所以马伯乐在中学里交的多半是穷朋友，就是现在他的朋友也不算多，差不多还是那几个。他们的资财都照马伯乐差得很远。
交了穷朋友，还有一种好处，你若一向他们说：“我的父亲有七八万的财产。”
不用说第二句话，他们的眼睛就都亮了。可是你若当有钱的人说，他们简直不听你这套，因为他父亲的钱比你的父亲的钱更多。你若向他们说了，他们岂不笑死？
所以马伯乐很坚定的，认为有钱的人不好。
但是穷朋友也有一个毛病，就是他们常常要向他借钱。钱若一让他们看见了，就多少得给他们一点。
所以马伯乐与穷朋友相处时，特别要紧的是他的钱包要放在一个妥当的地方。
再回头来说，马伯乐要想写文章，不是没道理的，他觉得他的钱太少了，他要写文章去卖钱。他的文章没有写出来，白费了工夫。
后来，他看看，要想有钱，还是得经商，所以他又到上海去了一次，去经营了一个小书店。
这次是父亲应允了的，不是逃的。
并且父亲觉得他打算做生意了，大概是看得钱中用了。于是帮助他一笔款子。
太太对他这经商的企图，且也暗中存着很多的期望，对他表示着十分的尊敬。
在马伯乐临走的前一天的晚饭，太太下了厨房，亲自做了一条鱼，就像给外国神父所做的一样。外国神父到她家来吃饭时都是依着外国法子，把鱼涂好了面包粉，而后放在锅子里炸的。
太太走在前边，仆人端着盘子，跟在后边。一进了饭厅太太就说：“伯乐今天可得多吃一点。鱼，是富贵有余的象征，象征着你将来的买卖必有盈余。说不定伯乐这回去上海会发个小财回来。”
马伯乐的母亲听了也很高兴，不过略微地更正了一点：“大少爷是去开书店，可不是做买卖。”
父亲讲了很多的一堆话。父亲的眼镜不是挂在耳朵上的而是像蚂蚱腿一样，往两鬓的后边一夹，那两块透明的石头是又大又圆的，据说是乾隆年间的。
是很不错，戴着它，眼睛凉瓦瓦的，是个花镜。父亲一天也离不了它。
但是有时候也很讨厌，父亲就觉得它不是外国货。有好几次教会里的外国朋友，从上海，从香港，带回来外国的小长长眼镜来送给他。他也总打算戴一戴试试，哪管不能多戴，只是到礼拜堂里去时戴一戴。
可是无论如何不成，无论如何戴不上。因为外国眼镜是夹在鼻子上的，中国人的鼻子太小，夹不住。
到后来，没有办法，还是照旧戴着这大得和小碟似的前清的眼镜。
父亲抬一抬眼睛说：“你今年可不算小了，人不怕做了错事，主耶稣说过，知道错了就改了，那是不算罪恶的。好比你……过去……”
父亲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唉！那都不用说了，你南方跑一次上海，北方跑一次北京……唉！那都不用说了，哪个人年青还不荒唐二年，可是人近了三十，就应该立定脚跟好好干一点事，不为自己，还得为自己的儿孙后代……主耶稣为什么爱他的民呢？为什么上了十字架的？还不是为了他的民。人也非得为着他的后代着想不可，我若是不为着你们，我有钱我还不会到处逛逛，我何必把得这样的紧，和个老守财奴似的。你看你父亲，从早到晚，一会礼拜堂，一会马神父公馆。我知道，你们看了，觉得这都是多余的，好像你父亲对外国人太着眼，其实你父亲也不愿那样做，也愿意躺在家里装一装老太爷。可是这不可能。外国人是比咱们强，人家吃的穿的，人家干起事来那气派。咱们中国人，没有外国人能行吗？虽然也有过八国联军破北京，打过咱们，那打是为了咱们好，若不打，中国的教堂能够设立这么多吗？人家为啥呢，设立教堂！人家是为着咱们老百姓呵，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各种道德都及不上外国人，咱们中国人不讲卫生，十个八个人地住在一个房间里。就好比咱们这样的人家，这院子里也嘈杂得很，一天像穿箭似的，大门口一会丫头出去啦，一会拉车的车夫啦。一会卖香瓜的来，又都出去买香瓜。你看那外国人，你看那外国人住的街，真是雅静得很，一天到晚好像房子是空着。人家外国人，不但夫妇不住一屋，就连孩子也不能跟着她妈睡觉，人家有儿童室，儿童室就是专门给小孩子预备的。咱们中国人可倒好，你往咱们这条街上看看，哪一个院子里不是蚂蚁翻锅似的。一个院子恨不能住着八家，一家有上三个孩子。外国人就不然，外国人是咱们中国人的模范。好比咱们喝酒这玻璃杯子吧，若不是人家外国人坐着大洋船给咱们送到中国来，咱们用一个杯子还得到外国去买，那该多不便当。人家为着啥？人家不是为了咱们中国方便吗！？”
马伯乐听了心里可笑，但是他也没有说什么。因为马伯乐的脾气一向如此，当着面是什么也不说的，还应和着父亲，他也点着头。
父亲这一大堆话，到后来是很感伤的把话题落在马伯乐身上。好像是说，做父亲的年纪这样大了，还能够看你们几年，你们自己是该好好干的时候了。
母亲在桌子上没敢说什么。可是一吃完了饭，就跪到圣母玛丽亚的像前，去祷告了半点多钟，乞求主耶稣给他儿子以无限的勇气，使他儿子将来的生意发财。“主耶稣，可怜他，他从来就是个老实的好孩子。就是胆小，我主必多多赐给他胆量。他没有做过逆我主约言的事情。我主，在天的父，你给他这个去上海的机会，你也必给他无限的为商的经验。使他经起商来，一年还本，二年生利，三年五年，金玉满堂，我主在天的父。”
马伯乐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这样庄严的感情，自己受着全家的尊敬，于是他迈着大步在屋子里来回地踱着，他手背在背后，他的嘴唇扣得很紧，看起来好像嘴里边在咬着什么。他的眼光看去也是很坚定的。他觉得自己差一点也是一位主人。他自己觉着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也是有权利的。
他从来不信什么耶稣，这一天也不知道他倒是真的信了怎么的，只是他母亲从玛丽亚那儿起来时，他就跪下去了。
这是他从来所未有的。母亲看了十分感动，连忙把门帘挑起，要使在客厅里的父亲看一看。
平常父亲说马伯乐对主是不真诚的：“晚祷他也不做呀！”
母亲那时就竭力辩护着，她说：“慢慢他必要真诚的。”
现在也不是晚祷的时候，他竟自动地跪下了。
母亲挑起门帘来还向父亲那边做了一个感动的眼神。
父亲一看，立刻就在客厅里耶稣的圣像面前跪下了。他祷告的是他的儿子被耶稣的心灵的诱导，也显了真诚的心了。他是万分地赞颂耶稣给他的恩德。
父亲也祷告了半点多钟。
母亲一看，父亲也跪下了，就连忙去到媳妇的屋里。而媳妇不在。
老太太急急忙忙地往回头走，因为走得太急，她的很宽的腮边不住地颤抖着。
在走廊上碰到媳妇抱着孩子大说大叫地来了。她和婆母走了个对面，她就说：“娘呵！这孩子也非打不可了，看见卖什么的，就要买什么。这守安息日的日子，买不得……”
婆婆向她一摆手，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好像有什么事发生了似的。婆婆说：“你别喊，你看保罗跪在圣母那儿啦！”婆婆说了一句话，还往喉咙里边咽了一口气，“你还不快也为他祈祷，祈求慈爱的在天的父不要离开他。从今天起，保罗就要对主真诚了。”
说着她就推着媳妇：“你没看你爹也跪下了，你快去……”（马伯乐本来叫马保罗，是父亲给他起的外国名字。他看外国名子不大好，所以自己改了的。他的母亲和父亲仍叫他保罗）
不一会的工夫差不多全家都跪下了。
马家虽然不是礼拜堂，可是每一间屋里都有一张圣像。就连走廊、过道也有。仆人们的屋子里也有。
不过仆人的屋子比较不大讲究一点，没有镶着框子，用图钉随便钉在那里。仆人屋里的圣像一年要给他们换上一张，好像中国过年贴的年画一样。一年到头挂得又黑又破，有的竟在耶稣的脚上撕掉了一块。
经老太太这一上下地奔跑，每张圣像前边都跪着人，不但主人，仆人也都跪下了。
梗妈跪在灶房里。
梗妈是山东乡下人，来到城里不久，就随了耶稣教了。在乡下她是供着佛的，进了城不久把佛也都扔了。传教的人向她说：“世间就是一个神，就是耶稣，其余没有别的神了。你从前信佛，那就是魔鬼遣进你的心了。现在你得救了。耶稣是永远开着慈爱的门的，脱离了魔鬼的人们，一跪到耶稣的脚前，耶稣没有不保护他的。”
梗妈于是每个礼拜日都到礼拜堂去，她对上帝最真诚，她一祷告起来就止不住眼泪，所以她每一祷告就必得大哭。
梗妈的身世很悲惨的，在她祷告的时候，她向上帝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上帝，你可怜我，我十岁没有娘，十五岁做了媳妇，做了媳妇三年我生了三个孩子……第三个孩子还没有出生，孩子的爹就走了，他说他跑关东去，第二年回来。从此一去无消息，……上帝，你可怜我……我的三个孩子，今天都长大了，上帝，可怜我，可别让他们再去跑关东。上帝，你使魔鬼离开他们，哪怕穷死，也是在乡里吧。”
马老太太跟她一同去做礼拜，听了她这番祷告，她也感动得流了眼泪。
梗妈做起事情来笨极了，拿东忘西的，只是她的心是善良的，马老太太因此就将就着她，没有把她辞退。
她哄着孩子玩的时候，孩子要在她的脸上画个什么，就画个什么。给她画两撇胡子，脑盖上画一个“王”字，就说梗妈是大老虎。于是梗妈也就伏在地上四个腿爬着，并且噢噢地学着虎叫。
有的时候，孩子给梗妈用墨笔画上了两个大圆眼镜，给她拿了手杖，让她装着绅士的样子。有一天老太太撞见了，把老太太还吓了一跳。可是老太太也没有生气。
因为梗妈的脾气太好了，让孩子捉弄着。“若是别人，就那么捉弄，人家受得了？”
二少奶奶要辞退梗妈的时候，老太太就如此维护着她的。
所以今天老太太命令她为大少爷祈祷，以她祷告得最为悲哀，她缠缠绵绵地哭着，絮絮叨叨地念诵着。
小丫环正端着一盆脸水，刚一上楼梯，就被老太太招呼住。
小丫环也是个没有娘的孩子。并不是娘死了，或者是爹死了，而是因为穷，养活不了她，做娘的就亲手抱着她，好像抱着小羊上市去卖的一样，在大街上就把她卖了。那时她才两岁，就卖给马老太太邻居家的女仆了。后来她长到七岁，马老太太又从那女仆手里买过来的。马老太太花去了三十块钱，一直到今天，马老太太还没有忘记。她一骂起小丫环来，或者是她自己心里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她就说：“我花三十块钱买你，还不如买几条好看的金鱼看看，金鱼是中看不中吃，你是又不中看又不中吃。”
小丫环做事很伶俐，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好偷点东西吃。姑奶奶或是少奶奶们的屋子，她是随时进出的，若屋子里没有人在，她总是要找一点什么糖果吃吃的。
老太太也打了她几次，一打她就嘴软了，她说再也不敢吃了，她说她要打赌。老太太看她很可怜，也就不打她了，说：“主是不喜欢盟誓的……”
老太太每打她一次，还自己难过一阵：“唉！也不是多大的孩子呵！今年才九岁，走一家又一家的，向这个叫妈那个叫娘的。若不是花钱买来的，若是自己肉生肉长的，还不知多娇多爱呢！最苦苦不过没娘的孩。”
老太太也常在圣像面前为她祈祷，但她这个好偷嘴吃的毛病，总不大肯改。
小丫环现在被老太太这一招呼，放下了端着的脸盆，就跪在走廊上了。
她以为又是她自己犯了什么还不知道的错处，所以规规矩矩地跪着，用污黑的小手盖在脸上。
老太太下楼一看，拉车的车夫还蹲在那儿擦车灯，她赶快招呼住他：“快为大少爷祈祷……快到主前为大少爷祈祷。”
车夫一听，以为大少爷发生了什么不幸，他便问：“大少爷不是在家没出去吗？”“就是在家没出去才让你祈祷。”
车夫被喝呼着，也就隔着一道门坎向着他屋里的圣像跪下了。
车夫本来是个当地的瓷器小贩子，担些个土瓷、瓦盆之类，过门唤卖。本来日子过得还好，一妻一女。不料生了一场大病（伤寒病），他又没有准备金，又没有进医院，只吃些中国的草药，一病，病了一年多。他还没有全好，他的妻女，被他传染就都死在他的前面。
于是病上加忧，等他好了，他差不多是个痴人了。每当黄昏，半夜，他一想到他的此后的生活的没有乐趣，便大喊一声：“思想起往事来，好不伤感人也！”
若是夜里，他就破门而出，走到天亮再回来睡觉。
他，人是苍白的，一看就知道他是生过大病。他吃完了饭，坐在台阶上用筷子敲饭碗，半天半天地敲。若有几个人围着看他，或劝他说：“你不要打破了它。”
他就真的用一点劲把它打破了。他租一架洋车，在街上拉着，一天到晚拉不到几个钱，他多半是休息着，不拉，他说他拉不动。有人跳上他的车让他拉的时候，他说：“拉不动。”
这真是奇怪的事情，拉车的而拉不动。人家看了看他，又从他的车子下来了。
不知怎样，马伯乐的父亲碰上他了。对他说：“你既是身体不好，你怎么不到上帝那里，去哀求上帝给你治好呢？”
他看他有一点意思，便说：“你快去到主前，哀求主给你治吧！主治好过害麻风病的人，治好过瞎眼的人……你到礼拜堂去做过礼拜没有？我看你这个样子，是没有去过的，你快快去到主前祈祷吧。只有上帝会救了你。”
下礼拜，那个苍白的人，去到了礼拜堂，在礼拜堂里学会了祷告。
马伯乐的父亲一看，他这人很忠实，就让他到家里来当一个打杂的，扫扫院子之类。一天白给他三顿饭吃，早晨吃稀饭，中午和晚饭是棒子面大饼子。
本来他家里有一个拉车子的，那个拉车的跑地快，也没有别的毛病，只是他每个月的工钱就要十块。若让这打杂的兼拉车，每月可少开销十块。
不久就把那拉车的辞退走了，换上这个满脸苍白的人。他拉车子走得很慢，若遇到上坡路，他一边拉着，嘴里和一匹害病的马似的一边冒着白沫。他喘得厉害，他真是要倒下来似的，一点力量也没有了。
马伯乐的父亲坐在车上，虽然心里着一点急，但还觉得是上算的：“若是跑得快，他能够不要钱吗？主耶稣说过，一个人不能太贪便宜。”
况且马伯乐的父亲是讲主耶稣慈悲之道的，他坐在这样慢的车上是很安然的，他觉得对一个又穷又病的人是不应该加以责罚的。
马伯乐的父亲到了地方一下了车子，一看那车夫又咳嗽又喘的样子，他心里想：“你这可怜的人哪！”于是打开了腰包，拿出来五个铜板给他，让他去喝一碗热茶或者会好一点。
有一天老太爷看他喘得太甚，和一个毛毛虫似的缩做一团，于是就拿了一毛钱的票子扔给他。车夫感动极了，拾起来看看，这票子是又新又硬的。他没去用，等老太爷出来，他又交还他。老太爷摆手不要。
车夫一想，马家上下，没有对我不好的，老太太一看我不好，常常给我胡椒酒喝。就是大少爷差一点，大少爷不怎样慈悲，但是对我也不算坏。
于是车夫把这一毛钱买了一张圣母玛丽亚的图像呈到老太太的面前了。
老太太当时就为车夫祷告，并且把小丫环和梗妈也都叫来，叫她们看看这是车夫对耶稣的诚心。
有一天车夫拉着老太爷回来，一放下车子人就不行了。
马伯乐主张把他抬到附近的里仁医院去。父亲说：“那是外国人的医院，得多少钱！”
马伯乐说：“不是去给他医治，是那医院里有停尸室。”
父亲问：“他要死了吗？”
马伯乐说：“他要死了，咱们家这样多的孩子，能让他死在这院子吗？”
过了半天工夫，街上聚了很多人了，车夫躺在大门外边，嘴里边可怕地冒着白沫。
马伯乐的父亲出来了，为车夫来祷告：“我主在天的父，你多多拯救穷人，你若救活了这个将死的人，那些不信主的人，闻风就都来信服你……我主，在天的父……”
老太太站在大门里，揩着眼睛，她很可怜这样无靠的人。
街上那些看热闹的人静静地看着，一句话也不说。只有梗妈向老太爷说了好几次：“把他抬到屋里去吧，他死不了。”
老太爷摇摇头说：“我主耶稣，不喜欢狭窄的地方。”
梗妈又对老太太去说：“把他抬进来吧！”
老太太擦擦眼泪说：“多嘴！”
于是那车夫就在大门外边，让太阳晒着，让上百的人围着。
车夫果然没有死。
今天被老太太喝呼着，他就跪在大门洞子里了。
但是他不晓得为大少爷祈祷什么，同时街上过往来回的人，还一个劲地看他，他只得抬起手来把脸蒙住。可是他的手正在擦车灯，满手是擦灯油的气味。
他看一看老太太也上楼了，他也就站起来了。
这一天祷告的声音很大，不同平常的晚祷。声音是嗡嗡的，还好像有人哭着。车夫想：“哭是在礼拜堂里边，怎么在家也哭？”
车夫一听不好了，大半是发生了不幸。他赶快跑到屋里去，把门关上，向着圣像很虔诚地把头低下去，于是也大声地叨叨起来：“主，耶稣，你千灵万灵的主，可不要降灾于我们的大少爷……可不要降灾于我们的大少爷……从前我以为他是个狠心的人，从昨天起我才知道他是个心肠很好的人。上帝，昨天他还给我两块钱来的……昨天。”
马伯乐因为要离开家，所以赏给两块钱，因此车夫为他大嚷大叫着。
送信的信差来了，敲打着门房的窗子，没有人应，就把信丢进窗子里去。他往窗子里一望，地上跪着一个人，他招呼一声：“信！”
里边也没有回答，他觉得奇怪，又听这院子里楼上楼下都嗡嗡的。
在这个城里，耶稣教很盛行，信差也有许多信教的，他知道他们在做祷告，他看一看手上的表，知道晚祷的时候还未到。
若不在晚祷的时候，全体的祷告是不多见的，大概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生了初生的婴儿是如此，因为婴儿是从耶稣那里得到生命的。有人离开了世界，大家希望他能够回到主那里所以大家也为他祈祷。
那信差从大门口往里望一下，没有看见一个人。两三个花鸭子绕着影壁襥襥地走来。信差又往院子里走一走，看见小丫环在走廊上也是跪着，他就一步跳出来了。心中纳闷。
他到隔壁那家去送信，他就把这情形告诉了那看门的。
看门的跑到马公馆的大门口站了一会，回去就告诉了女仆，女仆又告诉了大小姐。
不一会，马公馆的大门外聚了一大堆的人。因为这一群人又都是不相干的，不敢进去问一问，都站在那儿往里边探头探脑。
有的想，老马先生死了，有的想孙少爷前天发烧，也许是病重。
还有一些，是些过路人，看人家停在那儿了，他也就停在那儿了，他根本什么也不知道，就跟人家在那里白白地站着。
马公馆的老厨子，扎着个蓝围裙，提着个泥烧的扁扁酒瓶子，笑呵呵地从街上回来。走到大门口，那些人把他拦住，问他：“你们公馆怎么着了？有什么事？”
他说：“没什么，没什么！”
人们向他拥着。他说：“别挤别挤，我要喝酒去了。”
他一进了院子，听听楼上楼下，都在祷告。他一开厨房的门，他看梗妈跪在那里，并且梗妈哭得和个泪人似的。他也就赶快放下了酒壶，跪下去了。
马伯乐有生以来只受过两次这样庄严的祷告。一次是在他初生的时候，那时他还太小，他全然不知道。那么只有这一次了，所以使他感到很庄严，他觉得坐立不安。
不久他带着父亲赞助他的那笔款子，在上海开起书店来了。
现在再说他父亲赞助他这笔款子究竟是三千块钱，还是几百块钱，外人不能详细地知道。他见了有钱的人，他说三千。他见了穷朋友，他说：“哪有那么多，也不过几百块钱。父亲好比保险箱，多一个铜板也不用想从他那里跳出来。”“说是这样说。”马伯乐招呼着他的穷朋友，“咱们该吃还是得吃呵，下楼去，走！”
他是没有戴帽子的习惯的，只紧了紧裤带就下楼去了。
他走在前边，很大方的样子。走到弄堂口，他就指给朋友们两条大路，一边是向左，一边是向右。问他们要吃汤圆，还是要吃水饺。
马伯乐所开的这爿店是在法租界一条僻静的街上，三层楼的房子。
马伯乐这书店开得很阔气，营业部设在楼下，二楼是办公厅，是他私人的，三楼是职员的卧室（他的职员就是前次他来上海所交的几个穷朋友）。
房子共有六七间，写字台五六张，每张写字台上都摆着大玻璃片。墨水壶，剪刀，浆糊，图钉，这一些零碎就买了五十多块钱的。
厨房里边，请上娘姨，生起火来，开了炉灶。若遇到了有钱的朋友来，厨房就蒸着鸡啦，鸭啦，鱼啦，肉啦，各种香味，大宴起客来。
比方会写一点诗的，或将来要写而现在还未写的，或是打算不久就要开始写的诗人，或是正在收集材料的小说家……就是这一些人等等，马伯乐最欢迎。他这些新朋友，没有几天工夫都交成了。简直是至交，不分彼此，有吃就吃，有喝就喝，一切都谈得来，一切不成问题。
马伯乐一看，这生意将来是不成问题的了，将来让他们供给文章是不成问题的了。因为并非商人之交，商人是以利合，他们却是以道合。他们彼此都很谈得来。
马伯乐把从前写小说的计划也都讲了一番。但是关于他为着想卖点稿费才来写小说这一层，是一字未提的，只说了他最中心的主题，想要用文章来挽救中华民族。“真是我们的民族非得用我们的笔去唤醒不可了，这是谁的责任……这是我们人人的责任。”
马伯乐大凡在高兴的时候，对着他的宾客没有不说这话的。
于是人人都承认马伯乐是将来最有希望的一人。
彼此高谈阔论，把窗子推开，把椅子乱拉着。横着的，斜着的，还有的把体重沉在椅子的两只后腿上，椅子的前腿抬起来，看着很危险。可是坐在椅子上的人把脚高高地举在写字台上，一点也不在乎，悠然自得。他把皮鞋的后跟还在桌心那块玻璃砖上慢慢地擦着。
那玻璃砖的下层压着一张高尔基的像片，压着一张斯大林的像片。
那个张歪着椅子的前腿的人，一看到这两张像片，赶忙把脚从桌上拿下来，抬起玻璃砖把像片拿出来细看一番，连像片的背面都看了，好像说不定这张像片就是他的。
看了半天，没能看出什么来。
经他这一看，别人也都围上来了，并且好几个人问着：“这是在哪儿买的，伯乐！”“呵，什么。”马伯乐表示着很不经意的样子，他晓得在交际场中，你大惊小怪的，未免太小家子气。“从青岛带来的。”
马伯乐是说了个谎，其实这照片不是他的，是他的职员的。
因为还是远道而来，众人对这照片更表示一番特别重视。
所以接着不断地议论起来。有的说霞飞路上有一家外国书店卖的多半是俄国书，比如果戈里的，托尔斯泰的，还有些新俄的作家。可惜他们都不大认识俄文，只凭了封面上的作者的画像才知道是某人某人的作品。就是这一家就有斯大林的照片。
马伯乐说：“我还从那里买过一张法捷耶夫的照片……穿的是哥萨克的衣裳。”
马伯乐的确在朋友的地方见过这张照片，可是他并没有买过。他看大家都对这个有兴趣，所以他又说了个谎。“是的呀。俄国的作家，都愿意穿哥萨克的衣裳，那也实在好看。可惜上海没有卖的，听说哈尔滨有，我那儿有认识人，我想托他给我买一件寄来。俄国东西实在好。”
马伯乐说：“很好，很好。”
再说那卖俄国画片的书店，众人都不落后，各人说着各人对那书店发现的经过。有的说：“刚开门不久。”
有的说：“不对，是从南京路搬来的。”
有一个人说，他在两年前就注意到它了。正说到这里，另一个人站起来，把一支吸完了的烟尾从窗子抛到花园里去。那个人是带着太太的，太太就说：“你看你，怎么把烟头丢进花园里，花是见不得烟的。”
马伯乐过来说不要紧。“这花算什么，没有一点好花。”
可是大家的话题仍没有打断。那丢烟尾的人发表了更丰富更正确的关于那家书店的来历，他说他有一个侄子，从前到过海参崴，学了很好的俄国话回来。他是那书店老板的翻译。“老板的名字叫什么来的，叫做什……多宁克……有一次，我到那书店里去，侄子还给我介绍过，现在想不起了，总之，是个纯粹的俄国人。从他那哈哈大笑的笑声里，就可以分辨出来，俄国人是和别的国人不同的，俄国人是有着他了不起的魄力的……”
他知道他自己的话越说越远，于是把话拉回来：“那书店不是什么美国人开的，也不是从南京路来的，而是从莫斯科来的，是最近，就是今年春天。”
关于这样一个大家认为前进的书店，马伯乐若不站起来说上几句，觉得自己实在太落后了。但是他要说什么呢！其实他刚来上海不久，连这书店还是第一次听说，连看也未曾看过，实在无从说起，又加上已经被人确定是俄国书店了，大家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大家也就不感到趣味了。马伯乐看一看这情景，也就闭口无言算了。
大家都静了几分钟。
马伯乐要设法把空气缓和下来，正好门口来个卖西瓜的，就叫了佣人来抱西瓜，他站在门口招呼着：“选大的，选大的。”
他表示很慷慨的样子，让佣人拿了四五个进来。
一会工夫，满地都是西瓜皮了。
马伯乐说：“随便扔，随便扔。”
他觉得若能做到主客不分，这才能算做好交情。办公桌上的墨盒盖没有关，有人不经意地把西瓜子吐在墨盒里了。
马伯乐说：“不要紧，不要紧，真他妈的这些东西真碍事。”
他走过去，把办公桌上零零碎碎的什么印色盒，什么橡皮图章、墨水壶之类，都一齐往一边扒拉着，这些东西实在是很碍事。
过了没有多少日子。马伯乐这书店有些泄气了。他让会计把帐一算，他说开销太大了。他手里拿着帐单，他说：“是这个数目吗？”
他说：“有这么多吗？”
他拿起铅笔来，坐在办公桌那儿算了一个上午。这是他开书店以来第一次办公，觉得很疲乏，头脑有点不够用。躺在床上去休息了一下，才又起来接着算。无论怎么算法。数目还是那么多，和会计算的一样。于是他说着：“这真奇怪，这真奇怪，可是一两千块钱都是做什么花的？并没有买什么用不着的东西呀！并没有浪费呀！钱可到底是哪儿去了？”
偏拿在他手里的帐单是很清晰的，不但记明了买的什么东西，还记明了日子。马伯乐依次看下去，没有一笔款子不是经他手而花出去的。件件他都想得起来，桌子、椅子、衣柜、痰盂……甚至于买了多少听子烟招待客人他还记得的，的的确确没有算错帐，一点也没有错，马伯乐承认帐单是完全对的。虽然对了，他还奇怪：“这么多，真这么多！”
他完全承认了之后，还是表示着怀疑的样子。
到了第二天，他想了一个很好的紧缩的办法，把楼下房子租出去，在门口贴了一张红纸租贴，上边写着：余屋分租，抽水马桶，卫生设备俱全。租金不贵，只取四十元。
因为“租金不贵”这四个字，马伯乐差一点没跟会计打起来，会计说：“写上‘租金不贵，’干什么呢？他要租就租，不租就是不租。写上‘租金不贵’这多难看，朋友来了，看了也不好，好像咱们书店开不起了似的。”
马伯乐打定了主意必要写上。
写好了，在贴的时候，差一点又没有打一仗。马伯乐主张贴得高一点，会计主张贴得低一点，贴得低人家好容易看见。
马伯乐说：“贴得低，讨厌的小孩子给撕了去，到时候可怎么办哪！”
马伯乐到底亲自刷了胶水，出去就给它贴上了。他是翘着脚尖贴上的。
因为那招贴刷了过多的胶水，一直到招来的房客都搬来了，那招贴几次三番地往下撕都撕不下来，后来下了几场雨，才算慢慢地掉了。
朋友来了的时候，仍是拉开楼下客堂间的门就进去，并且喊着：“伯乐，不在家吗？”
常常把那家房客，闹得莫名其妙。
马伯乐很表示对不住的样子，从二楼下来把客人让上去：“房子太多，住不了……都搬到楼上来了。”
他想要说，把营业部都一齐搬到楼上来了。但他自己一想也没营什么业，所以没有说出来。
从此朋友也就少了一点，就是来了也不大热闹。因为马伯乐不像从前常常留他们吃，只是陪着客人坐了一会，白白地坐着，大家也没有什么趣味。显得很冷落，谈的话也比较少，也比较有次序，不能够谈得很混乱，所以一点不热闹。
二楼摆着三张办公桌子，外加一个立柜，两个书架，七八张椅子，还有马伯乐的床，可说连地板都没有多大空处了。乱七八糟的，实在一点规模也没有了。
所以马伯乐也随便起来，连领带也不打了，袜子也不穿，光着脚穿着拖鞋。
到后来连西装也不穿了，一天到晚穿着睡衣，睡衣要脱下去洗时，就只穿了一个背心和一个短衬裤。马伯乐是一个近乎瘦的人，别人看了觉得他的腿很长，且也很细，脖子也很长很细。也许是因为不穿衣裳露在外面的缘故。
他早晨起来，不但不洗脸，连牙也不刷了。一会靠在椅子上，一会靠在床上，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连精神也没有了。“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他之所谓到那时候，是有所指的，但是别人不大知道，也许指的是到书店关门的时候。
经过这样一个时间，他把三楼也租出去了。把亭子间也租出去了。
全书店都在二楼上，会计课，庶务课，所有的部门，都在一间房子里。
马伯乐和两三个朋友吃住在一道了。朋友就是书店的职员。
马伯乐觉得这不大雅观。“怎么书店的经理能够和普通的职员住在一起呢！”
本来他想住在一起也没有什么，省钱就好。但是外边人看了不好看。于是又破费了好几块钱，买了个屏风来，用这屏风把他自己和另外的两个人隔开。
经这样一紧缩，生活倒也好过了，楼下出租四十元，三楼出租二十元，又加上两个亭子间共租十四元。
全幢的房子从大房东那里租来是七十五元。
马伯乐这一爿店，房租每月一元。他算一算，真开心极了。“这不是白捡的吗？他妈的，吃呵！”
经过了这一番紧缩，他又来了精神。
每到下半天，他必叫娘姨到街上去买小包子来吃，一买就买好几十个，吃得马伯乐满嘴都冒着油，因为他吃得很快，一口一口地吞着，他说：“这真便宜！”
他是勉强说出来的，他的嘴里挤满了包子。
这样下去，朋友们也不大来了。马伯乐天天没有事好做，吃完了就睡，睡完了就吃，生活也倒安适。
但那住在三楼的那个穷小子，可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南洋华侨不是南洋华侨，广东人不是广东人，一天穿着木头板鞋上上下下，清早就不让人睡觉。“真他妈的中国人！”马伯乐骂着。
会计说：“那小子是个穷光蛋，屋里什么也没有，摆着个光杆床，算个干什么的！”
马伯乐一听，说：“是真的吗？只有一张床。那他下个月可不要拖欠咱们的房租呵！”
当天马伯乐就上楼去打算偷看一番，不料那穷小子的屋里来了一个外国女人。马伯乐跑下楼来就告诉他同屋的，就是那会计。“那外国姑娘真漂亮。”
会计说：“你老马真是崇拜外国人，一看就说外国人漂亮。”“你说谁崇拜外国人？哪个王八蛋才崇拜外国人呢！”
正说着楼上的外国姑娘下来了。马伯乐开门到洗脸室去，跟她走了个对面，差一点要撞上了。马伯乐赶忙点着头说：
“Sorry.”
并不像撞到中国人那样。撞到中国人，他瞪一瞪眼睛：“真他妈的中国人！”
可是过了不久，可到底是不行。开书店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听说哪条街哪条街也挂了牌子。而最使马伯乐觉得不开心的，是和他对门的弄堂房子也挂了书店牌子。这不简直是在抢买卖吗？这是干什么！
马伯乐说：“咱们下楼去仔细看看。”
没有人和他同去，只得一个人去了。他站在那儿，他歪着脖，他把那牌子用手敲得哐哐地响。他回来，上了楼，没有说别的，只骂了一句：“店铺还不知哪天关门，他妈的牌子可做得不错。”
没有几天，马伯乐的书店就先关了门了。总计开店三个月，房钱饭钱，家具钱……开销了两千块。大概马伯乐的腰里还有几百，确实的数目，外人不得而知。
他的书店是一本书也没有出，就关了门了。
马伯乐说：“不好了，又得回家了。”
于是好像逃难似的在几天之内，把东西就都变卖完了。
这变卖东西的钱，刚刚够得上一张回家的船票。马伯乐又回家去了。
马伯乐在家里的地位降得更低了。
他说：“怎么办呢，只得忍受着吧。”
当地的朋友问他在上海开书店的情形，他伤心的一字不提，只说：“没有好人，没有好人。”
再问他：“此后你将怎样呢？”
他说：“上帝知道，也许给我个机会逃吧！”
马伯乐刚一回到家里，太太是很惊疑的。等她晓得他是关了店才回来的，她什么也没有表示。并没有和他争吵，且也什么不问，就像没看见他一样。她的脸和熨斗熨过似的那么平板，整天不跟他说一句话。她用了斜视的目光躲避着他，有时也把眼睛一上一下地对着他，好像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生人一般。吃饭了，老妈子来喊的时候，太太抱起小女孩雅格来就走了，并不向他说一声“吃饭啦”，或“吃饭去”。
只有雅格伏在太太的肩上向他拍着手，一面叫着爸爸。马伯乐看了这情景，眼泪立即满了两眼。
他觉得还是孩子好，孩子是不知道爸爸是失败了回来的。
他坐在桌上吃饭，桌上没有人开口和他讲话。别人所讲的话，好像他也搭不上言。
母亲说：“黄花鱼下来了，这几天便宜，你们有工夫去多买些来，腌上。”
大少奶奶和二少奶奶都答应着说去买。
父亲这几天来，一句话不说，银筷子碰着碗边嘤嘤地响。父亲吃完了一碗饭，梗妈要接过碗去装饭，老爷一摇头，把饭碗放下，站起来走了。
大黑猫从窗台上跳下来，跳到父亲离开的软椅上蹲着，咕噜咕噜的。那猫是又黑又胖。马伯乐看看它，它看看马伯乐。
马伯乐也只得不饱不饿地吃上一碗饭就退出饭厅来了。
后来父亲就不和马伯乐一张桌吃饭，父亲自己在客厅里边吃。吃完了饭，那漱口的声音非常大。马伯乐觉得很受威胁。
母亲因为父亲的不开心也就冷落多了。老妈子站在旁边是一声不敢响。
雅格叫着要吃蛋汤时，马伯乐用汤匙调了一匙倒在雅格的饭碗里，孩子刚要动手吃，妈妈伸手把饭碗给抢过去了，骂着那孩子：“这两天肚子不好，馋嘴，还要吃汤泡饭。”
雅格哭起来了。马伯乐说：“怕什么的，喝点汤怕什么？”
太太抱起孩子就走了，连睬也没有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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