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求真：基于康平本的全新探解 上(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邢斌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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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求真：基于康平本的全新探解 上试读：

自序

还是谈谈我自己的经历吧。

我从大学期间开始读《伤寒论》，至今已十多年。那时候下过一定的功夫，浏览过很多名家注解，但是应该说很多条文仍是看不懂的。在此情况下，不得不先挑容易的事儿做，那就是更多地关注经方——读不懂全书，至少从实用角度讲，先尽可能掌握临床运用吧。

毕业后，几度想重新研读《伤寒论》，结果总是半途而废。原因很简单：第一是读不懂的地方，依然读不懂。那些疑难条文，翻遍名家注解，觉得没有一人是不牵强附会的。不认可别人的解读，但自己也束手无策，所以能做的依然还是研究经方的临床运用。第二是惰性，不肯迎难而上，柿子拣软的捏。研究经方，对临床肯定有裨益，但止步于此，就不能获得更大的突破。

这一僵局彻底被打破，是在这一两年，我研读了康平本之后。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有康平本这一《伤寒论》传本，因为至少在我大学毕业之前就翻阅过钱超尘先生的《伤寒论文献通考》，但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因为翻阅《金匮玉函经》等《伤寒论》传本后，发现并无助于解决那些疑难条文，所以想当然地以为康平本大概也是差不多的吧。

实际大不一样！

2012年春，娄绍昆先生《中医人生——一个老中医的经方奇缘》出版。我认为这是一本非常棒的回忆录，可以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收获。而对我来讲，除了一些具体临床经验的获取外，最重要的帮助就是让我重新拿出康平本来！

书中讲，那还是1971年，娄先生当时在浙江龙泉县一处工地上做小工，因为某些机缘得以拜访当地名医仲万春先生。

在解答青年娄绍昆的疑问时，仲先生提到了康平本。

他说：“康平《伤寒论》本是最佳文本，它比通行已久的成本，以及赵开美的复刻本更接近于仲景原著。”

在谈话中，仲先生曾通过桂枝汤证与麻黄汤证的脉象比较来阐述仲景脉学的特点，从宋本第12条的方后注及第28条来证明桂枝汤证存在着“无汗”的类型，并从桂枝汤证的有关条文来说明“在临床上遇到主症齐备、症状叙说清楚的方证时，可以不需要再考虑脉象如何”的道理，这些论述都让人耳目一新，而且并不牵强，相反是有理有据的，而其所据正在康平本中。

还有更让人震惊的呢！

青年娄绍昆问仲先生：“仲景脉法以寸口脉的全脉为脉象依据，但是他在《伤寒论·序》中为什么批评‘凡医’诊察时‘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的马虎做派……再说仲景在《伤寒论》‘平脉法’与‘辨脉法’中还有诊趺阳脉的条文。”

仲先生回答说：“的确如此，在《伤寒论·序》中的后半部分中强调寸关尺分部诊法与人迎、寸口、趺阳三部诊法，以及《伤寒论·平脉法》与《伤寒论·辨脉法》中还有诊趺阳脉的条文。但问题是……《伤寒论》文本中，仲景诊治疾病时为什么大量使用寸口部全脉诊法，而闭口不谈寸关尺分部诊法与人迎、寸口、趺阳三部诊法，这又是为什么？”

仲先生认为，在这个矛盾的现象里，只有《伤寒论》文本中大量使用的寸口部全脉诊法，才能更真实地代表仲景脉法。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在康平本里可以找到明确的依据。首先，我们知道康平本《伤寒论》中没有《平脉法》与《辨脉法》这两篇。康平本《伤寒论》版本形式非常特殊，其字行有十五字行、十四字行、十三字行之分。据专家研究，十五字行是仲景原文，十四字行是准原文，十三字行是后人的追文。据此版本形式推想，则现行宋本、成本中的《伤寒论·序》并非仲景一人之手笔。上述《伤寒论·序》中作者批评“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的文字，均出于文章的后半部分，这一部分的版本形式都是十三字行，所以是后人追文的可能性比较大。康平本《伤寒论·伤寒例》中更明确地提到仲景脉法是寸口脉的全脉，如它对六病各自的纲脉是如是论述的，‘尺寸俱浮者，大阳受病也’‘尺寸俱长者，阳明受病也’‘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也’‘尺寸俱沉细者，大阴受病也’‘尺寸俱沉者，少阴受病也’‘尺寸俱微缓者，厥阴受病也’。”

娄先生马上想起大黄黄连泻心汤证的条文——“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因而问：“仲万春先生，大黄黄连泻心汤证条文中的‘脉关上浮者’这句话难道在康平本《伤寒论》中不是这样写的吗？”

仲先生笑着回答道：“你猜对了，康平本《伤寒论》中只有‘脉浮者’，其‘关上’一词的确是后人的旁注。”

两人的这番对话，涉及仲景究竟是怎样应用脉诊的，涉及《伤寒论》文本中一些自相矛盾的问题，涉及康平本独特的版本形式，涉及《伤寒论·序》的真伪问题，乃至其他条文的真伪问题。“真伪”二字，仲先生虽未直接点出，但那是明摆着的事。其实绝大多数让人困惑不已的问题，都是真伪问题导致的。因为有后人的文字夹杂在某一条文中，导致这句话读不通，或者自相矛盾。又或者整条条文，或整个篇章都是后人的文字，导致整个文本存在不同的思想，因而自相矛盾，让人无所适从。所以，这本“更接近于仲景原著”的康平本，它的重要价值就在于辨真伪上。

读了娄先生的书，看了仲先生这位临床家的谈话，你还能无动于衷吗？

对我来说，有了一定要将康平本拿出来看一看的冲动！二《伤寒论》的传本中，通行本（或者说是定型化的传本）是北宋官校本和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

北宋官校本（简称“宋本”），指的是北宋校正医书局成立后，林亿等于治平二年（1065）校定的《伤寒论》十卷本。

林亿等校定本系白文本，校勘不多，注释无几，不便研读，成无己于金皇统四年（1144）撰成《注解伤寒论》（简称“成本”），此书是已知的最早一种全文注释本，颇受后人推崇，很快取代宋本，而成为广泛流行的主要传本。

宋本《伤寒论》流传日稀，至明代后期已极少见。万历年间著名藏书家赵开美终访得宋本《伤寒论》，予以翻刻（时在1599年）。因今宋治平二年所刻之《伤寒论》已不可得，而赵刻本逼真宋本，故今所谓宋本，实即赵开美翻刻本。然由于战乱等原因，不过半个世纪，清初之时，赵刻本几已淹晦不闻。至今日，赵刻本存世者仅5部。后世所谓据赵刻本而进行的翻刻本，实则皆非真正的宋本。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对11部重点中医古籍进行整理研究，刘渡舟教授任主编、钱超尘教授任副主编的《伤寒论校注》，才第一次以宋本为底本进行整理研究。当时所据系北京国家图书馆珍藏的赵刻本的缩微胶卷，原书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今仅存的5部宋本之一。

至于成本，内容编次基本上大同宋本，但也有部分文字的增删。一般认为，成无己所据者为宋本，但掺入己意，且辗转翻刻，故与宋本而有出入。也有学者认为，成氏除参考宋本外，还找到未经林亿等校勘的民间写本来参考，这是成本与宋本在内容上有差异的原因。《伤寒论》的其他传本（即早于通行本的古传本）有《金匮玉函经》、唐本、淳化本、敦煌残卷本、康治本、康平本等。《金匮玉函经》（简称《玉函经》或《玉函》），是《伤寒论》的古传本。北宋治平三年（1066）高保衡、孙奇、林亿校定此书后，作《校正金匮玉函经疏》。其中说：“《金匮玉函经》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欲人相互检阅而为表里，以防后世之亡逸……细考前后，乃王叔和撰次之书……其文理或有与《伤寒论》不同者，然其意义皆通，圣贤之法不敢臆断，故并两存之。”

唐本《伤寒论》，指的是孙思邈编录于《千金翼方》中的《伤寒论》。孙思邈是初唐大医学家，自青年时代起即勤于收集和研究古代医药文献。但在他编写《备急千金要方》时，尚只见到《伤寒论》的一些零星资料。这些资料虽很不完整，但他却也视如拱璧而编入该书第九卷。若干年后，孙氏编写《千金翼方》，这时他终于见到了完整的《伤寒论》，因而编入该书第九、第十卷。钱超尘先生称此为唐本《伤寒论》。据钱先生研究，宋本、唐本、《玉函》颇为接近，系同一传本系统。

淳化本《伤寒论》，是收录于《太平圣惠方》卷八的《伤寒论》。因《太平圣惠方》是在淳化三年（992）编成刊行的，故称“淳化本”。由于《太平圣惠方》在后世甚少流传，而有关《伤寒论》的内容又掩藏在卷帙浩繁的书中，故极少有学者对这个本子开展研究。除马继兴先生《中医文献学》提及此书外，钱超尘先生《伤寒论文献通考》、李顺保先生《伤寒论版本大全》先后对此书做过校注。以上三书都认为淳化本是高继冲于宋开宝年间进献的，但我以为这样的说法并无充分的证据。后钱先生在《张仲景研究集成》中认为宋臣校正《伤寒论》所用底本为高继冲进献本，而此进献本未被收入《太平圣惠方》中，也就是说推翻了他本人早期的观点。我认为当以后者为是。

敦煌本《伤寒论》残卷，指的是甘肃敦煌出土文献中的《伤寒论》抄本残卷。钱超尘先生将三种抄本分别命名为甲本、乙本和丙本。其中甲本抄录于编号为S.202的残卷中，抄录的内容为“辨脉法”。乙本、丙本均抄录于编号为P.3287的残卷中，抄录的内容分别为“辨脉法”与“伤寒例”。

康治本《伤寒论》，原系唐人手抄卷子本，为《伤寒论》的节录本，仅抄录65条，50方，卷末写有“唐贞元乙酉岁写之”字样，后于日本康治二年（1143）由沙门了纯再次抄写。此后在19世纪中叶被发现，于安政五年（1858）由京都书林出版。1982年我国的中医古籍出版社据此影印出版。

康平本《伤寒论》，是日本后冷泉天皇康平三年（1060）侍医丹波雅忠据家传抄本而抄写的本子。此后在贞和二年（1346）由医家和气朝臣嗣成重加抄录，故康平本亦名“和气本”。在1936年，大塚敬节先生从川越利根川尚方氏遗藏中得此康平本，并“参校他家藏本一部，及《和气氏古本伤寒论》二部，皆是传写之旧本”，于昭和丁丑（1937）印行。此后大塚敬节先生将康平本赠送给我国名医叶橘泉先生。后者于1947年铅印发行。

康平本具有两大特点，这在前文介绍的《中医人生——一个老中医的经方奇缘》一书中已大略提及。一是其书写有一行十五字、一行十四字、一行十三字的区别，研究者将一行十五字者称为原文，一行十四字者称为准原文，一行十三字者称为追文；而其他的传本，是没有原文、准原文、追文的区别的。二是条文中有嵌注与傍注，且数量颇多；而在其他的传本中，这些注都是混入正文的。

比较以上《伤寒论》传本，除淳化本外，似出自同一个系统，而以康平本为最接近古貌者。为什么说康平本最接近古貌？这需要对古书是如何形成的做一介绍。三

古书是如何形成的？

这就要说到这一年里，另一本对我有重要启发的著作——宁镇疆先生的《〈老子〉“早期传本”结构及其流变研究》。

这是一部研究《老子》“早期传本”的专著，但作者从《老子》结构演变进而探讨古书的流传与形成，可以给我们研究《伤寒论》以很大启发。

第一，宁先生指出，早在20世纪上半叶，余嘉锡先生、傅斯年先生的著作中即体现了一个同样的思想：古书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长时段”演变的过程。近年来，随着出土材料的不断涌现，这种动态、发展、“长时段”的古书形成观，已逐渐为学者所认同。宁先生特别指出，“我们今天有大量出土材料作参照，有此认识自非难事”，而余先生、傅先生能有此认识，纯系对传世文献的淹贯与烂熟，其真知锐识，更非一般学者可比。

第二，所谓“长时段”的动态、发展的成书过程，这当中包括了形形色色的“附益”。

宁先生引余嘉锡《古书通例·辨附益第四》语云：“古人作文，既不自署姓名，又不以后人之词杂入前人著述为嫌……复因竹简繁重，撰述不多，后师所作，即附先师以行，不似后世人人有集，敝帚自享，以为千金，唯恐人之盗句也。故凡其生平公牍之文，弟子记录之稿，皆聚而编之。”“附益”包括“后师”对其他书的采借、“后师”的发挥，以及注文的混入等。《伤寒论》的诸版本中，唯康平本有原文、准原文、追文的独特形式。其中准原文、追文均为“后师”所作，其内容或是对他书的采借，或是“后师”的发挥，还包括师生的问答。另外，康平本中触目皆是的嵌注、傍注，在其他传本中均变为正文，这正是“附益”的一种重要形式。可以说，透过康平本，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伤寒论》作为一本古书是如何动态发展而成为现在通行本的样子的。而这一典型例子，也充分反映出余先生、宁先生的研究真实不虚！

第三，《老子》是语录体的，与诸子著述式的散文不同，它的成书，走的是一条由松散材料汇编成相对结构严谨的书的道路。

我想古书里面，《论语》的成书应该与《老子》相似。而《伤寒论》是条文式的，有的条文甚至就是一则医案，故我推测其成书应该与《老子》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当然，《伤寒论》中有“三阴三阳”，显然这是一种提纲挈领的认识，故《伤寒论》的成书又似也有从总体上谋篇布局的因素。或者说，两种因素兼而有之。

第四，古书在流传中，不断有所窜改、附益、调整，何以这样的本子能够流传下去？宁先生认为学派的口传心授是一原因，其中“业师”的选择是关键。

他说：“当‘业师’迅速接受（很可能有的新本子即为这些‘业师’所手订）了新的本子，并以之在学派间教授、传习的时候，由于‘家法’或‘师承’的关系，这种新的本子就会拥有相当的权威性，并因此以很快的速度传播开来。”

我这里再做一点引申：其实，“业师”是相对他的学生而言的，“业师”还有他的“业师”，或者说代代有“业师”，那就是说古书流传中的窜改、附益、调整，可能是在每一代中均有发生的，因为那时候没有著作权意识，故此为非常正常的事。而隔开“祖师”几代之后的“业师”，他的思想与“祖师”还有几多相似，还真不好说。在他的弟子心目中，“业师”的口传心授，恐怕比看不见的“祖师”或简帛上“祖师”的文字更具有权威性吧。也就是说，不管“后师”的观点与“祖师”的观点是否一致，哪怕是相反的，但由于“后师”在他那个时间段内的权威性，故他的言论进入古书的文本是轻而易举的。古书就是这样层层累积起来的。《伤寒论》的通行本中就有不少师徒问答形式的条文，而这样的条文在康平本中均为追文。这表明：《伤寒论》早期的确是在师徒间传授；“后师”的一些理解、观点，通过教授学生而进入到《伤寒论》的文本中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追文的观点很多时候与原文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而这丝毫不妨碍它们进入《伤寒论》文本，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后师”的言论要进入古书的文本是轻而易举的。

第五，宁先生指出：今人对古人著作的诠释中，经常可以看到寻求“一致性”解释的倾向。“我们总是习惯归纳：要在纷繁芜杂的表述中寻求作者‘一贯’的思想；乐于综合：想在林林总总的观念中‘整合’出作者的‘根本’性的思想……在不明章句结构演变情况下所作的思想阐释，其实越‘圆通’往往越不‘通’。最高明的解释，实际上反而离题万里。”

今人诠释古人著作，为什么会追求作者“一贯”的思想？我以为关键在于不明白“古书通例”，想当然地以为古书的形成与今人写书是一样的。今人写书自然是本着“一贯”的思想，有计划地按照严密的逻辑，撰成前后“一致”而“圆通”的专著。可古书的形成却绝不是这样，相反却是一个“长时段”、动态、发展的演变过程，在演变过程中，增入了大量后人的东西，即前面说的“附益”。增入的内容，可能是同一学派的，但也可能并非同一学派的，因此很可能是矛盾的内容。即便是同一学派，各人的理解也不一致，自然也有可能互相矛盾。不明此中道理，而欲求“一致”“圆通”的解释，牵强附会必不能免！可以说一千多年的《伤寒论》研究史中充斥了牵强附会的东西，而明白了“古书通例”之后，我可以说这样一句话：很多研究《伤寒论》的论著从此不需要再看了！

但是，并不是说有了康平本，明白了“古书通例”，我们就能彻底读懂《伤寒论》。而只是说，我们有了更好的基础，有了不一样的眼光。当然这还不够，深入细致的思考、抽丝剥茧的分析，一定是不能缺少的！

这里，我还要给读者泼点冷水。我以为，即便有超人的智慧，而欲彻底读懂《伤寒论》，依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康平本虽最近古貌，但它仍然只是《伤寒论》成书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因此其“原文”中还是会有各种“附益”存在。所以，若无更古的本子出现，某些疑难条文依旧无法读懂，对此只能存疑，不必妄解。我想我们对待《伤寒论》，应该有一个客观理性、务实求真的态度。

现在，就让我们尽最大努力，以康平本为基础，借助“古书通例”的新视角，深入细致地重新研读、思考《伤寒论》吧！邢斌写成于2013年11月12日

几点说明

一、解题

在一年多的《伤寒论》研读过程中，我多次对友人、学生说：《伤寒论》到底应该怎样读？我认为首先应该把它作为一本普通古书来读。也就是说，《老子》《论语》《庄子》应该怎样读，《伤寒论》就应该怎样读。其次，才是把《伤寒论》当一本医书来读。因此，文献学的知识（比如版本、目录、校勘、训诂、音韵等）是非常重要的。

后读大塚敬节先生的《伤寒论解说》，他在第一章“序论”中说：“在现存的《伤寒论》中，有所谓原文或正文的旧文，与后人的追文或追论及注文等掺杂在其间，所以我想，究明这些事项，是为研究《伤寒论》的第一步。此虽为一项艰难的工作，然而已有许多经过先哲费尽心血的考证，且我亦有我的卑见，故拟把它公开出来，请教于有识之士。”

大塚敬节先生关于“研究《伤寒论》的第一步”的论述，可谓先得我心！与我所说的首先要把《伤寒论》作为一本普通古书来研究——先要进行文献学的研究——大体上是一回事，只是我所说的范围更大而已。

而这在段逸山教授《中医古籍校读法》一书中被称为“校读”，即“‘校读’是阅读古书的重要方法。”“大凡阅读古籍均须采用校读法，而中医古籍尤其需要校读。”“校”指校勘，“读”指读书，“校为求取真文，是读的基础；读为阐明真义，是校的目的”。校读法可分可合，分别叙述时，校与读可别为二论；具体运用时，校与读必然合为一法，密不可分。

把校读法称为一种读书方法，或者说校读法这种提法，我总觉得不太妥当。因为“校”是有明确含义的，但“读”字则无着落。说“读”是“读书”，那等于没说。我认为，究其实，“校读法”就是文献学研究，就是综合运用各种文献学的知识或方法（比如版本、目录、校勘、训诂、音韵等），对古籍加以研究，目的则如段先生所说，求取真文、阐明真义。

段先生将“求真文”与“明真义”视为古籍校读法的真谛所在，我认为将“真谛”改作“目的”可能更准确一些。我在《心灵的沟通——怎样读古代医家的著述》一文中说：“我将读古医书的过程分解为这样三步：第一步是求原意，第二步叫求真意，第三步是求其用。“求原意，就是要搞清楚古人著述的本意是什么。因为古医书体例的关系，古医家观点的表达，不可能如今人那样条理清晰。如东垣的《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等，其体例当然不可能有“第一章”“第二章”之类的条理，而主要由一篇篇短小的札记组成。他的重要的学术观点“阴火”论，客观地说，是一个很不完善的东西。东垣自己就没有给“阴火”下过一个准确的定义，且“阴火”一词散见各篇，这为理解和研究“阴火”论带来了困难，因而需要我们做一番收集整理、归纳分析的工作，力求客观理性而不能带有主观成见，务使符合东垣原意。……“求真意，是在明了古人原意基础上，循名责实，探求临床本质。如前所述，古人著述往往不满足于简单陈述临床事实，而有理论发挥的欲望。而恰恰是这样的医著，更容易受旁人的青睐，实际却未必胜人一筹，虽然其理论思维的层次较高。在这一点上，中医学与一般的自然科学不同，后者理论是本，各种各样的现象为标；而我以为中医学里，临床事实为本，各种理论学说为标。没有临床事实支撑，一切理论学说不过是浮云。因为临床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且有一定边界，而中医的理论往往是缺乏边界约束的。这样的理论的好处是给了我们更多“医者意也”式的发挥空间，但另一方面这也可视为坏处。我们读古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那表层的理论，而是为了探求理论深处的事实真相。这就是我所谓“求真意”的涵义。可是，怎样才能求得真意呢？这就又要回到前面所说的沟通基础了。如果我们浑浑噩噩，不踏踏实实地干临床，缺乏独立思考与自由思想的精神，不在临床上验证古人的学说，不在临床上创新与实验，没能从临床中产生问题意识，我们怎么可能在古医书中读出古人的问题意识呢？又如何能在古医书中找到理论背后的临床事实呢？总之，基于临床的思考才是问题的关键。“再说求其用，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些临床医生读古医书的最终目的，事实上舍此也再无其他目的。我想，我们已有前述求原意、求真意的基础，这就意味着我们已与古医家临床之心相通，我们可以直接借鉴他们的经验，现在需要的是我们的临床验证，这样，求其用的目的是一定能实现的。”

我把阅读古医书分解为求原意、求真意、求其用这样三步，现在看来仍是对的。但当时较少考虑到阅读古籍的基础，就是首先要对古籍进行文献学研究。当我们获得一个相对较为准确的文本，对其文辞的字面意思能够正确理解，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求原义、求真义的工作才是扎实可信的。因此，在这里对我关于阅读古医书的认识做一点修正：对文本，要求真文，明真义；对医理，应求原意，求真意。

无论对文本的求真文、明真义，还是对医理的求原意、求真意，都是“求真”！本书之所以起名“伤寒论求真”，意即在此。

接下来再简单说一说本书书名的副标题——基于康平本的全新探解。“基于康平本”，就是认为康平本为最具备古貌的《伤寒论》传本，故应以它为基础；但又不是唯康平本是从，因为虽然多数情况下康平本为最佳，但亦有少数地方以他本为胜。

所谓“全新探解”，第一是视角全新，即以“古书通例”来重新审视《伤寒论》，不少地方会感到豁然开朗；第二是笔者此次重读《伤寒论》，通过反复思考获得了不少新的见解。

二、内容与体例（一）

本书的主体是对《伤寒论》“三阴三阳”及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等条文的探解，故不出现“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痉湿暍”“可与不可”诸篇。（二）

本书的体例是先列条文，条文之后是笔者的探解。（三）

关于条文：

为了阅读的方便，或者说照顾读者的习惯，每一条文先列宋本，后列康平本。为何不罗列其他传本？因为多数条文大同小异，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否则篇幅过长，不免繁琐。但是，若有疑难问题，或其他传本条文较胜时，则有可能列举或采用其他传本，并在文中说明。

其他传本，是指本书“自序”中提到的成本、《玉函经》、唐本、康治本等。

为何不参考敦煌残卷本？因为敦煌本是残卷，只有“辨脉法”“伤寒例”的部分内容，故本书不参考这一传本。

为何不参考淳化本？因为淳化本与其他传本的差异过大。何以如此？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后师”的看法、观点掺入乃至窜改过甚，因而对《伤寒论》原貌改变过大。故欲研究《伤寒论》的演变、流传，淳化本当然具有意义，但若为求真文，则意义不大，所以本书不参考这一传本。

宋本条文的序号，本书依重庆市中医学会新辑宋本《伤寒论》（重庆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

康平本条文的序号，由笔者循顺序编定。

康平本条文，区别为原文、准原文、追文三种。即把原抄本中一行十五字者称为原文，一行十四字者称为准原文，一行十三字者称为追文。本书在康平本条文的序号后标出。

康平本条文中大量的“嵌注”“傍注”，均在条文中用括号标出。（四）

关于探解：

探解部分，大致包括校读、探讨、运用三方面内容，但根据实际情况，可有可无，可长可短，且不标出小标题。

校读，主要是对原文的校勘。因为本书将宋本与康平本对照罗列，故两者之异同读者一目了然。因此，如果并非重要的问题，或仅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差异，笔者没有必要着意指出。而只有当遇到重要的疑难问题，且宋本、康平本具有较为重要的差异，或其他传本有显著差异时，方特意指出。至于词义的训解，一般《伤寒论》研究或解说的书籍均有，且非笔者所长，故本书不涉及。

探讨，是本书的重点，在颇多条文中均有笔者的一家之言。其中也可能包括了对一些重要注家的批评，但更主要是提出本人的看法。特别是在一些自古以来就聚讼纷纭的条文中，笔者自信提出了符合临床、符合逻辑的观点，也就是说自以为大体达到了“《伤寒论》求真”的目的。当然，也有仍无法破解的难题，对此我将实事求是地指出：我仍读不懂，或者说当存疑而待今后有新材料出现。

运用，并非本书的重点。然而医理上的求真，必然涉及临床的运用问题。而且，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来写这本《伤寒论求真》，自然而然地会笔涉临床。但是，把笔者近年来对伤寒论方的运用发挥心得详细地写出来，是本书完成后的计划。

最后再重申一下，探解的写作，可长可短；校读、探讨、运用，并不面面俱到，不列小标题，可能缺项，也可能详述，总以写出自己独到的观点为要。

三、其他（一）

还有四个笔者杜撰的词汇，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

如本书《自序》中所说，古书是长时段、动态、发展、逐渐成书的，《伤寒论》也是如此。张仲景不是《伤寒论》的“原始作者”，而是使《伤寒论》呈现出目前通行本面貌的“后期作者（或曰后期编者，下同）”之一，另一位重要的“后期作者”则是后于张仲景的王叔和，“后期作者”一定还有其他人。但“原始作者”及绝大多数“后期作者”的具体姓名及生平已不可考。“原始作者”与“后期作者”这两个词汇为笔者所杜撰，本不精确，我也并无意创造名词术语，只是想用以大致表达《伤寒论》成书过程中早期、后期撰述者的意思。早期、后期都是模糊的概念，请读者不必深究，但能理解我的用意即可。

与“原始作者”与“后期作者”相应，还有“原始文本”与“后期文本”两个词汇。这同样也是模糊的概念，“后期文本”中较多“附益”，越后期则越多“附益”，而越接近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通行本的面貌。（二）

在本书《自序》中我曾说：“很多研究《伤寒论》的论著从此不需要再看了！”这里补充一句：一些日本学者的著作不在此列。

我不懂日文，对日本汉方医学的历史也不够了解。是娄绍昆先生的《中医人生——一个老中医的经方奇缘》引导我阅读了陆渊雷先生的《伤寒论今释》。陆先生是讲求“求取真文”的，而他一再引用山田正珍先生《伤寒论集成》的看法，使我顺藤摸瓜又阅读了山田氏的大作。后者又一再引述刘栋《伤寒论刘氏传》、中西惟忠《伤寒论辨正》《伤寒名数解》的观点，使我了解到刘氏、中西氏、山田氏均是以“求取真文”为首务的。后来我读到大塚敬节先生的《伤寒论解说》，他指出：“日本的《伤寒论》的研究主流，否定《素问》《灵枢》的世界观与经络思想的导入，倾向于《伤寒论》自有《伤寒论》的世界观……然而《伤寒论》的经文（亦称正文或原文）姑且不论，在后人的追文或注文之中，有明显的站在《黄帝内经》的世界观者，而与《伤寒论》的世界观对立。因此，以《黄帝内经》的立场解说《伤寒论》的人们全面地肯定《伤寒论》，相反地以《伤寒论》的世界观解说《伤寒论》的人们却将矛盾的条文或字句，认为是后人所掺入而采取把它删去的态度。”

应该承认，某些日本学者功力深厚、见解过人，令人无法不钦佩！刘氏、中西氏、山田氏，乃至与他们一脉相承的我国陆渊雷先生，对一些后人追论的辨析，验之康平本，多有中的者，而他们当时并未读过康平本。

所以，《伤寒论今释》与《伤寒论集成》是本书所倚重的两本重要参考书。但话虽如此，本书也时有对陆渊雷先生的批评，因我一切以求真为原则。（三）

这里再对本书的主体——“三阴三阳”（以及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条文探解——中出现引文的标注做一点说明。

若某书经常被本书引用，且引文出现在该书相应条文中的，不再出注，因为过于繁琐，且读者很容易就能找到原文。譬如宋本第7条（康平本相应条文为第10条）之下笔者的探解引用山田正珍《伤寒论集成》的文字，完全可以不必出注，因为很显然，读者若要核查引文，一定能在《伤寒论集成》宋本第7条山田氏的注解中找到。余则类推。

但是，如果某书较少为本书引用，或所引之文并不在相应条文之中，读者不容易找到出处，则出注以便利读者核查引文。定稿于2014年2月5日《伤寒论》原序伤寒卒病论集（宋本）伤寒卒病论（康平本）

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以斃，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者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次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勿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厥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宋本）（傍注：集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哀乎！趋世之士，又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医，而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以斃，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者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嵌注：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卒病论》。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康平本·原文）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次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勿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厥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康平本·追文）

本篇一般认为是张仲景原序。这里讨论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本书书名。

本书书名，宋本作“伤寒卒病论集”；康平本则作“伤寒卒病论”，而“集”字连“论曰”，作“集论曰”，为序言正文起始处之后人傍注。

对照正文，宋本有“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一语，显然与宋本之书名“伤寒卒病论集”不相吻合；康平本则作“为《伤寒卒病论》”，与其书名“伤寒卒病论”一致，故当以康平本为是。

至于书名中的“卒”字，自古以来就有人认为是讹字。如钱超尘先生引宋·郭雍《伤寒补亡论》卷一《伤寒名例十问》的观点：“问曰：伤寒何以谓之卒病？雍曰：无是说也。仲景叙论曰‘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而标其目者误书为‘卒病’，后学因之，乃谓‘六七日生死人，故谓之卒病’，此说非也。”郭氏认为古代抄书之人因为“怠惰”，“于字划多省偏旁”，俗写而复讹之，导致“杂”变为“卒”。钱先生以为郭说甚是，“可以纠正‘卒病’种种臆想误说”。日本一流学者丹波元简、山田正珍、森立之、喜多村直宽、柳田子和等均以“卒”为“杂”之误，而以“杂病论”为相当于现在的《金匮要略》，认为《伤寒杂病论》是一并论述伤寒与杂病的书籍。

但大塚敬节先生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举出其友人山本成一郎的解释：“卒是引卒的卒，似为统率的意思。提倡……由伤寒的大将所统率的一群疾病之意。”后他又研读了藤堂明保所著《汉字语源研究》一书，证明山本成一郎的解释是正确的。因此“所谓‘伤寒卒病论’，就是将伤寒的疾病所统率的如同杂卒之中风和其他一群的疾病，整理成次序井然并妥为排列以利诊断和治疗的书籍。如此看来，则‘伤寒杂病论’的‘杂’字，便可解释为如同杂卒的疾病的意思。是则‘伤寒卒病论’与‘伤寒杂病论’不是同样的吗？不过到了后世，因把《金匮要略》称为‘杂病论’之后，不知道‘卒’字的意义罢了”。

至于“集论”，恐为一部已佚之书。大塚敬节先生亦有这样的猜测。

第二，“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这二十三字在康平本中为嵌注；“夫天布五行”以下一段文字则为追文。

民国时期，杨绍伊先生即已指出：“仲景序中‘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五句，与‘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至‘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一节，悉出其（邢斌按，指王叔和）撰次。知者以此篇序文，读其前半，韵虽不高而清，调虽不古而雅，非骈非散，的是建安。‘天布五行’与‘省疾问病’二段，则笔调句律，节款声响，均属晋音。试以《伤寒例》中辞句，滴血验之，即知其是一家骨肉。更证以《千金方》序文中引‘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至‘彼何荣势之云哉’一节，称‘张仲景曰’。而绪论中引‘天布五行，以运万类’至‘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一节，不称‘张仲景曰’，即知其语，非出自仲景之口。再以文律格之，‘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文法中为浑说；‘撰用《素问》《九卷》’等五句，在文法中为详举。凡浑说者不详举，详举者不浑说。原文当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此本辞自足而体且简。若欲详举，则当云：‘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不当浑说后，又详举也。”

杨氏之观点，以康平本验之，大体一致，稍有不同，而这不同并非原则性的差别。其论证，则合情合理。于此又可知，即使无康平本，人们也能发现《伤寒论》文本中的问题，只是需要深厚的文献学功底。

第三，张仲景与《伤寒论》的关系。

仲景在序中说得很清楚：“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者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嵌注：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卒病论》。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故《伤寒论》是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编成的，也就是笔者在本书《几点说明》中所说的：张仲景不是《伤寒论》的“原始作者”，而是使《伤寒论》呈现出目前通行本面貌的“后期作者（或曰后期编者）”之一。“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这一嵌注反映出什么问题来？

一是仲景搜集到原始《伤寒论》文本后，还掺入了其他学派的内容，那就是《素问》《九卷》等古医书的内容。

二是谁那么了解仲景，知道仲景撰用了《素问》《九卷》等古医书的内容？我以为，恐怕只能是与仲景弟子卫汛交厚，或许本就是仲景弟子的王叔和。

第四，仲景在编集《伤寒卒病论》之前，或更早，在其宗族遭遇伤寒之前，其医术如何？

我的看法是，他早已具有高明医术，但他掌握的这套医术可能主要还属扁鹊一系，而这套医术治伤寒无效。

为什么这么说？

众所周知，仲景曾遇王仲宣，断言其后当眉落，而后果眉落。此事有三个版本，分别见于《太平御览》卷七百二十二“方术部”、卷七百三十九“疾病部”和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

仲景这一事迹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时间信息。据史书记载，王仲宣卒于建安二十二年（217），而他在二十或三十年前遇仲景（三个版本所述有差异），故可推知两人相遇最晚也必发生在建安二年（197），甚至更早十年。换言之，此时的仲景已具备高明的医术。

而《伤寒论》原序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者十居其七”。故《伤寒论》编成时间大约是在建安十年之前一两年左右，或更晚些。那就是说，仲景早在《伤寒论》编成前六七年，甚至十六七年前便已具备高明的医术。但他原有的高明医术却不敌伤寒，这说明他此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是新医术，或者说是别家的医术。

我说仲景原有医术属扁鹊一系，论据有这样几条：

首先，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看，扁鹊擅长切脉望色针砭之法；从《脉经》看，卷五收录了《扁鹊阴阳脉法》《扁鹊脉法》《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故扁鹊是擅长切脉、望色的。而仲景诊断王仲宣依靠的便是望色。在《脉经》卷五，除却上述四文，便是《张仲景论脉》。卷三有的内容标明是新撰的，有的标明取自《四时经》，有的则标明取自《素问》、《针经》、张仲景。再看叔和，他与仲景颇有渊源，甚至可能就是仲景弟子，他编撰了《脉经》一书。这些都说明仲景是脉学家。以此视仲景，则仲景颇似扁鹊。

其次，《伤寒论》自序开首便是“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足见扁鹊在仲景心目中的地位。

再次，仲景弟子卫汛撰《四逆三部厥经》《妇人胎藏经》和《小儿颅囟方》三卷，学者推测今存世之《颅囟经》即卫汛《小儿颅囟方》，这是卫汛存世的唯一著作。此外，《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与《千金翼方》卷十二“养性”各有卫汛一段佚文，巧的是两段硕果仅存的文字均称引自扁鹊。

综合上述材料，我揣测仲景原有的医术应为扁鹊一系。

可是，切脉、望色、针砭之术在伤寒面前败下阵来。建安纪年以来，不到十年，仲景宗族因伤寒死亡近半。这促使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搜集到了《伤寒论》的“原始文本”，而这些方法应对伤寒确实颇有效验。故在“原始文本”基础上，仲景根据其旧学（传自《素问》《九卷》等古书）和他本人的理解和经验，编写完成了《伤寒卒病论》。

或问，笔者既然推测仲景旧学是扁鹊一系，为何他撰用的首先是《素问》《九卷》（即《灵枢》），却并不提扁鹊一系的古书？要说清楚这个问题会颇费笔墨，我这里简单说几句：所谓《黄帝内经》，包括《素问》与《灵枢》，这好像已是一种公认的说法，但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已被证明并不符合史实。据考证，真正的《黄帝内经》，即《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已佚。而《素问》《灵枢》则是东汉问世的两本书，其篇幅远远超过《汉志》中的《黄帝内经》，可能已囊括了《黄帝内经》《扁鹊内经》在内的多部医经的内容。所以，说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其实已包括了扁鹊医派的医著。

又，仲景既然本就医术高明，何以在伤寒面前败下阵来？其实这充分说明学医之难，且绝无捷径，医是要一点一滴地学的，真正高明的医家一定是个杂家。疾病有普遍规律，还有特殊规律，普遍规律代替不了特殊规律。仲景学扁鹊一系医术虽已经很高明，但不代表他能治好天底下所有的病，他对伤寒这类疫病没有师承经验，没能掌握规律，那他完全可能就是治不好伤寒。而他想取得疗效，要么去学习擅长治伤寒的医派或医家的成熟经验，要么就是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实践、摸索，也许最终能探索出有效的治疗方法来，但也可能终其一生也战胜不了伤寒。

事实上，我们已知道，旧学扁鹊医术的仲景在遭遇伤寒碰壁后，采取的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策略，因此编成了《伤寒卒病论》。

第五，以张仲景与王叔和为时间节点，对“原始文本”与“后期文本”的概念细化。

写到这里，不妨以张仲景与王叔和为时间节点，对《几点说明》中提出的“原始文本”与“后期文本”这一对模糊概念稍微做一点细化。（1）仲景以前文本：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原始《伤寒论》文本，但所谓“原始”，只是相对而言的，绝不可能是最原始的。可以想见，张仲景拿到手里的原始本子，一定也是经历了很多“附益”的，但估计多数还是这个学派内部的“附益”。而且我想仲景所搜集到的，未必只是一个本子，而可能同时搜集到了多个本子，故“博采众方”中应有此一层含义在。至于这个“原始文本”，当时必不叫“伤寒论”，按杨绍伊先生的看法，就是商代伊尹的《汤液经》。但我认为这一观点恐怕未必正确。杨氏既然认为《伤寒论》中包括《汤液经》原文、仲景论广、仲景遗论，并据此辑复了《汤液经》，其工作本身其实已经证明了古书多由“附益”而成，那么比《伤寒论》更古的古书《汤液经》又怎么可能是商代伊尹一个人著述完成的呢？这显然不符合古书通例。（2）仲景《伤寒卒病论》：这个本子与“仲景以前文本”的差异在于，撰用了《素问》《九卷》等的内容，并增加了仲景本人的看法。（3）王叔和撰次本：前已提及，王叔和与仲景弟子卫汛交厚，甚或本就是仲景弟子。而众所周知，是叔和在仲景身后整理了《伤寒论》。我在前文还曾推断，“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这一嵌注很可能就出自叔和。这说明，王叔和撰次本与仲景《伤寒卒病论》的差别在于，前者增入了叔和的注解或看法。此外，在编排体例上也可能发生了变化，还可能补充了仲景的遗论。

钱超尘先生曾认为宋本《伤寒论》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可”与“不可”的内容，是王叔和在整理《伤寒论》时根据“可”与“不可”的原则将“三阴三阳”内容重新改编、排列而成，并附在“三阴三阳”之后的。

但后来，钱先生又认为，“可”与“不可”才是《伤寒论》最初始的面貌，而“三阴三阳”是叔和第二次编次仲景遗文时所为。详细的说明，这里不作介绍。显然，钱先生是以新说代替了旧论。然我以为，旧论似也有其合理之处，而新说却也有破绽。我对这一问题尚无透彻的思考，因此这里也不做展开。提及这一问题的目的，只是要说明叔和对仲景的文本进行过改编。

再说补充仲景遗论，如《伤寒例》中有“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症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者也”之语，即是明证。（4）王叔和以后、宋以前的《伤寒论》传本：前述“仲景以前文本”、仲景《伤寒卒病论》、王叔和撰次本，都是历史上必定存在，但目前又都无法看到的文献，欲知庐山真面目，只有等待未来的考古发现。而所谓叔和以后、宋以前传本，就是本书自序中介绍的《金匮玉函经》、唐本、淳化本、敦煌残卷本、康治本、康平本等传本。这些传本是我们现在能够读到的本子。

这些传本，有的或更接近王叔和撰次本，如康平本；有的或在此撰次本基础上更多“附益”。这里举《金匮玉函经》，对“附益”现象再做说明。《金匮玉函经》，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一般认为是由王叔和编集撰次的。但该书第一篇《证治总例》中有一些佛教语汇如“地水火风”“四百四病”“六识”等，钱超尘先生考证了它们的出处与译出时间，由此考出此文编写时代上限为东晋义熙二年（406）。显然此文不出自叔和，而只能是《玉函经》在流传过程中，由南朝医师“附益”而来。

正因为《证治总例》中有佛教语汇，读者一望而知其必不出于仲景、叔和，而定来自后人的羼杂。如果把这看成“作伪”的话，这么明显的“作伪”，“作伪”者本人难道不知道吗？只能说明这绝非“作伪”，羼杂者“附益”此文，在当时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六朝人如此看待“附益”，早于六朝的叔和，早于王叔和的仲景，早于仲景的那些传承“原始文本”的无名医家岂不更如此看待“附益”？故知《伤寒论》中“附益”必不在少数，只是不如《证治总例》那样容易被发现而已！第一章太阳病上辨太阳病脉症并治上第五（宋本）辨大阳病（康平本）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宋本第1条）

大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康平本第1条·原文）“太阳（康平本作‘大阳’，‘大’同‘太’，按习惯仍用‘太阳’，下同）”为何物？是不是经络？

山田正珍《伤寒论集成》云：“太阳指表而言，盖伤寒以六经言之，古来医家相传之说，不可遽易者也。夫人之常情，每信于其所习见，而疑于其所未尝习见者。故仲景氏亦不得已而袭其旧名，实则非经络之谓也，借此配表里脉证已，故论中无一及经络者。可见此书以六经立名，犹数家者流以甲乙为记号，注家不察，解以灵素经络之说，可谓不解事矣。”

山田氏用人之常情来解释仲景何以沿袭六经之名，他说“论中无一及经络者”，据此来证明六经“非经络之谓也”。然而论中并非无一及经络者，而是间或有涉经络者。

相比而言，丹波元坚提出类似观点，但表达得更清晰一些，阐述得更客观一些。其《伤寒论述义·附答问》云：“脏腑经络，仲景岂敢摒却，唯全经大旨，在于彼不在于此尔。盖仲景假之《内经》，以为标识，而各自有义矣。阴阳者，数之可千，推之可万，故《内经》以分表里，而仲景则为寒热之名。如太阳，在《内经》则为邪初伤表者，故仲景假之以为表热之名。少阳为表之最深者，故假之以为半表半里之名。阳明为胃经，故假之以为里热之名。太阴为脾经，故以为里寒之名。少阴肾经，为阴中之阴，而肾主液，故以为虚寒而液脱之名。厥阴为阴之所尽，物极则变，故以为寒热相错之名。”

丹波氏认为六经（即“三阴三阳”）并非脏腑经络，而是借《内经》的名义，以表达病性（即寒热）与病位（即表里）。

但他也承认，《伤寒论》中确有“阳明居中，主土也”“脾家实，腐秽当去故也”“以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之类似与脏腑有关的语句，但丹波氏认为这“不过故假其名，以示病位病情也”；《伤寒论》中亦有“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太阳病过经”“到经不解”“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之类似与经络有关的语句，但“仅仅数章……活看之可也”。

陆渊雷《伤寒论今释》云：“太阳阳明等六经之名，其源甚古，而其意义所指，递有不同。最初盖指经络，六经各分手足为十二，为针灸家所宗，《灵枢》《甲乙》诸书，及《素问》中大部是也；其次指气化，即太阳寒水、阳明燥金等，为司天在泉运气家所宗，王冰附入《素问》之天元纪等大论是也；最后则指热病之症候群，为汤液家所宗，《伤寒论》及《素问·热论》是也。……凡正气充实、抗病力强者，为阳；正气不足、抗病力弱者，为阴。病情属实热者为阳，虚寒者为阴，此本论三阳三阴之义也。《素问·热论》，则以表证为阳，里证为阴。”陆氏亦认为《伤寒论》之六经与《素问·热论》不同，也与经络、气化无关，“阴”“阳”二字表达的是寒热虚实的意思。

裘沛然教授在《瘦因吟过万山归——半个世纪从事医学的教训》一文中说，“有关六经的解释”，早年“很欣赏时贤所称的症候群，亦即六经非经络的说法”，但后“重读仲景自序并把全书反复对照论证以后，终于否定了自己过去的错误观点”。他说：“从前认为《内经》论十二经而不论六经；《内经》中提到太阳、阳明者，多连有‘经’或‘脉’字，而在《伤寒论》中则截然不同。其实，此说不仅歪曲了《伤寒论》，对《内经》经文也是断章取义的。仲景明白声称撰用《素问》《九卷》，今观《素问·热论》所述伤寒热病，虽只巨阳、阳明、少阳，而在最后则指出‘三阳经络皆受病’；又如《素问》称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等经文，似乎不涉经脉，但最后仍点明‘三经者不得相失也。’又如太阴根于隐白，少阴根于涌泉，厥阴根于大敦等文字，如不作经络解，其将安指！且六经之名，早见于《灵枢·百病始生篇》中，《伤寒论》中称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而略去经字，原同《内经》一样是一种简笔。如果《伤寒论》太阳、阳明病等不是指经络，则书中太阳病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这段文字，将作何种曲解？‘灸少阴七壮’，试问在症候群上灸在何处？！《伤寒论》中传经、动经、随经、过经、经脉动惕、行其经尽、刺风府风池、刺大椎肺俞肝俞、刺期门等论述经络腧穴的条文是如此明晓，我过去未曾细绎原书文字，只凭臆测耳食，妄谓六经非经络，至今思之，惭愧何及。”（《壶天散墨——裘沛然医论集》）

刘渡舟教授等在《伤寒挈要》中认为，《伤寒论》的六经是继承了《素问·热论》的六经，而有其脏腑经络的客观存在，离开“中医的传统经络学说去解释六经是值得商榷的”，从而反对丹波元坚等学者把“六经为病归纳成六类证候”的观点。

在《名老中医之路》中收录刘渡舟教授《学习中医的点滴体会》一文。该文亦对“六经是否与经络有关”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刘氏通过自己在农村用针刺大椎、风池、风府发汗解表治疗外感风寒的案例，来说明太阳是膀胱与经络的概括，而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

此外，刘氏尚著《“六经”析疑》一文，亦持类似观点，唯论证不同。

首先，他认为《素问·热论》与《伤寒论》年代接近，“后者受前者影响之深也自在言外”，且“《热论》的六经分证方法，在当时仍居于权威地位，而经络学说尤为当时医家所推崇，那么张仲景为何无故而摒弃经络于不用？这是令人费解的。”何况“张仲景也承认他撰用了《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等书以为借鉴”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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