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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斯蒂芬·金（Stephen King）,朱力安(译)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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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试读：

我们的生活至少有一个方面像极了电影。主演阵容由家人和朋友构成。配角由邻居、同事、老师和日常见面的熟人来充当。还有其他客串演员：超市里笑容甜美的收银员，当地酒馆里友善的酒保，还有你在健身房里一周三天一起健身的伙伴。然后就是成千上万的临时演员――那些人就像水流过筛子一样从我们的生命里经过，只打过一次照面，然后再不相见。在巴诺书店里看漫画小说的少年，你必须侧身挤着过去（小声说句“借过一下”）才能到杂志专区；旁边车道上，那个趁着红灯停车赶紧补一下唇彩的女人；你在路边餐厅吃个快餐，旁边那个为小宝宝擦掉脸上雪糕的母亲；棒球赛上卖了包花生米给你的小贩。

但有时候，有这么个人，他归不进上面任何类别，却走进了你的生命。这就是打牌时偶尔抽到的大小王，往往在危急关头才出现。在电影里，这类角色被称为“第五先生”或“促变者”。他在电影里出场的时候，你知道他绝对是编剧有意安排的。但谁是我们生活的编剧？是命运还是巧合？我多么情愿相信是后者。我发自内心出自灵魂都希望是这样。当我想到查尔斯・雅各布斯――我的“第五先生”、我的“促变者”、我命中的劫，我不愿相信他在我生命中的出现跟命运有任何关系。因为这就表示所有这一切――这些恐怖事件――都是命中注定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根本不存在光明，我们对光明的信仰只是一种愚蠢的妄念。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就是活在黑暗之中，像活在地穴里的动物，或是藏在小丘之中的蚂蚁。

而且我们身边还有别的存在。

在我六岁生日时，克莱尔送了我一套玩具士兵。1962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我正排兵布阵谋划一场重大战役。

我来自一个大家庭――四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总能收到很多礼物。克莱尔送的礼物一直是最棒的。或许因为她是老大，或许因为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儿，或者两方面原因都有。不过那些年里所有她送我的宝贝礼物中，那支军队是最棒的，完胜其他礼物。有200个绿色塑料士兵，有的持步枪，有的持机枪，有12个士兵焊到了像管子一样的东西上（她说那些是迫击炮）。还有8辆卡车和12辆吉普。这套士兵最酷的地方就是那个包装盒了，那是一个用硬纸壳做的军用小型手提箱，涂着黄绿色迷彩漆，正面印着“美国军方财产”字样。下面是克莱尔自己印的：杰米・莫顿，指挥官。

就是我啦。“我在特里的一本漫画书背面看到的广告，”等我欢喜地一阵狂叫过后，她说道，“他不让我把广告剪下来，因为他就是坨鼻屎――”“没错。”特里说道，他那时八岁。“我就是鼻屎哥。”他伸出手，将食指和中指分开，捅进自己的鼻孔。“住手，”妈妈说道，“过生日的时候不许兄弟之间起争执，劳驾，谢谢。特里，把手指拿出来。”“反正，”克莱尔说道，“我把优惠券复印之后寄了回去。我还担心不能及时寄到，结果真到了。你喜欢我就满意了。”她亲吻了我的太阳穴。她老喜欢亲那里。这么多年过去，我还能感觉到那温柔的亲吻。“超爱的！”我把军用手提箱抱在怀里说道，“我会永远爱它！”

当时是早餐过后，那天的早餐是蓝莓薄饼和培根，我的最爱。我们几个过生日的时候都能吃到自己最爱吃的东西，礼物都是早餐之后送，就在厨房里，一个壁炉，一张长桌子，还有那笨重的洗衣机，坏了又坏。“杰米说的‘永远’就是……5天的样子。”阿康（康拉德的昵称）说道。他当时10岁，身材修长（后来发福了），那时候就热衷于理科了。“说得妙，康拉德。”老爸说。他穿着干净的工作服，他的名字――理查德――用金线绣在左胸的口袋上，右胸写着莫顿燃油。“很了不起。”“谢谢，老爸。”“鉴于你这么能说会道，帮妈妈清理早餐碗碟的重任就交给你了。”“明明轮到安迪了！”“现在不是了。”老爸边说边给最后一块薄饼浇上糖浆，“拿块抹布去，口才大师。别打碎东西。”“你把他都宠坏了。”阿康回嘴说，不过还是拿了块抹布。

康拉德对我“永远”的说法倒也不完全错。五天之后，安迪送我的“小小手术台”游戏就在床底下积灰了（反正身体器官本来就不齐，安迪是在尤里卡田庄杂物甩卖上花15美分买回来的）。特里给我买的拼图也是。阿康送了我一套插胶片看的立体眼镜，持续的时间稍微长了些，但最终还是进了我的储物柜，从此无影无踪。

爸爸妈妈送了我衣服，因为我的生日在8月末尾，而那一年我该上一年级了。我觉得新衣服新裤子就跟电视信号测试图一样无趣，但我还是尽量满怀热情地谢了他们。我料想他们肯定一下子就看穿了，对于一个六岁小孩儿来说，热情不是这么好装的……不过说来可悲，这项技能我们大多数人都学得太快。不管怎样，衣服就在洗衣机里洗了几回，挂在院子侧面的晾衣绳上，最后折好放进我的衣柜里了。不用说，这些衣服眼不见心不烦，一直搁到9月份才拿出来穿。我记得有件毛衣挺酷的――棕色带黄条。穿上去的时候我假装自己是个名叫人肉大黄蜂的超级英雄：坏蛋们，当心我的刺！

不过关于那个装着士兵的军用手提箱，阿康倒是说错了。我一天到晚都在玩那些士兵，通常在前院的边上，在我们家的草坪和卫理公会路之间的那条狭长的泥沙带上。卫理公会路那时候其实也就是一条泥土路。除了9号公路和通往山羊山（那里有个富人的度假村）的双车道之外，哈洛镇上那时候所有的路都是泥土路。我记得有好几次妈妈因为夏天干燥尘土吹进家门而苦恼。

我和比利・帕克特和阿尔・诺尔斯――两个我最要好的朋友――一起玩塑料士兵度过了许多个下午，但是查尔斯・雅各布斯第一次出现在我生命中的那天，我是自己一个人。不记得为什么比利和阿尔没跟我在一起，不过我确实记得当时自己一个人玩还挺开心的。其一，这样就无须把士兵分成三队了；其二――这一点尤为重要――我不用再跟他们争这次该谁打胜仗了。其实，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打败仗的道理，因为这可是我的士兵，还有我的军用手提箱。

就在我生日刚过不久的一个夏末，我跟妈妈透露了这个想法，她握着我的肩膀，看着我的双眼，我立刻就知道她要给我讲人生大道理了。“杰米，这世上半数问题都来自这种‘这是我的，我说了算’的心态。当你跟朋友们一起玩的时候，士兵是你们大家的。”“即便我们扮演敌对方？”“是的。当比利和阿尔回家吃晚饭，你把士兵收进玩具盒之后――”“是军用手提箱！”“对，军用手提箱。当你把它们收拾好之后，它们又是你的了。待人不善的方式有千万种，等你长大就知道了，但我觉得所有不好的行为都源自最根本的自私。孩子，跟我保证你将来不会做个自私的人。”

我做了保证，但我还是不乐意让比利和阿尔获胜。

1962年10月的那天，全世界命悬一线，全看那名叫古巴的热带一隅，我一个人指挥两边打仗，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我都会赢。平路机早前开过卫理公会路（“弄得石头到处都是。”我爸老这样抱怨），四处都是松土。我拢了好些土，先是堆成一个小土堆，然后是一个小丘，再后来就是一座大山，几乎高到我的膝盖。一开始我想称之为山羊山，但这样似乎太没创意也太无趣了（毕竟真正的山羊山就在12

英里之外）。深思熟虑过后，我决定将它命名为骷髅山。我还试着用手指在上面戳出几个像眼睛一样的山洞，不过土太干，戳出来的洞老是塌下去。“好吧，算啦，”我对军用手提箱里的塑料士兵们说，“世界如此艰难，哪能全如你愿。”这是我爸的口头禅，家里有五个孩子要养，他绝对是有理由信奉这句话的。“就假装这些是山洞吧。”

我把一半儿的部队部署在骷髅山顶上，势力强大。我对迫击炮兵在山上的样子尤其满意。这一支是“德国酸菜”。我把美国军队安排在草坪的边缘。吉普车和卡车都归他们，因为开着车冲上陡坡的阵势一定很帅。有几辆会翻车，这个可以肯定，但至少会有几辆能冲到山顶。然后碾过迫击炮兵，让他们尖叫求饶，但决饶不了他们。“受死吧，”我喊道，拿着最后几个英勇的美国兵，“希斯莫，下一个就是你！”

我控制着它们保持队形逐排上前，还发出漫画书里机关枪的声音，就在这时，一个阴影笼罩了战场。我抬起头，看到有个人站在那儿。他把午后的太阳挡在身后，留下一个被金色光芒描出的轮廓――一个人形日食。

家里有事儿在忙，周六下午家里老有事儿。安迪和阿康在我们家长长的后院里，跟一帮朋友玩“三人投球六人接”，大叫大笑。克莱尔跟她的几个朋友在自己房间里，用她的公主唱片机放唱片：《火车头》《士兵男孩》《帕利塞兹公园》。车库里还有敲敲打打的声音，特里和老爸在修那辆1951年的福特老爷车，老爸管它叫“公路火箭”，或叫“那个项目”。有一次我听他管它叫“那坨屎”，如获至宝，这个词我沿用至今。如果你急需改善心情，就找样东西，骂它是“一坨屎”，通常很管用。家里很热闹，但那一刻，仿佛一切都静了下来。我知道这只是某种记忆失实造成的幻觉（更别提一个手提箱所能承载的黑色联想），但那段记忆非常深刻。突然后院孩子们的大呼小叫消失了，楼上的唱片停了，车库里也没有敲敲打打了。连一声鸟叫都没有。

那个人弯下腰来，西斜的太阳从他肩上刺入我的眼睛，我一时间什么都看不见，于是举起手来遮住眼睛。“对不起，对不起。”他边说边挪步一旁，好让我看他的时候不用正对太阳。他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的教会用夹克和一件黑色缺口领衬衫，下身穿着一条蓝色牛仔裤，还有一双磨旧的休闲皮鞋，看上去就像他同时想做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六岁的时候，我把成年人归入三类：年轻人、大人和老人。这个家伙归入年轻人。他手撑着膝盖，以便端详对战中的部队。“你是谁？”我问道。“查尔斯・雅各布斯。”这名字似曾相识。他伸出了手。我立刻跟他握了握手，虽然才六岁，我还是有教养的。我们全家的孩子都这样。爸妈在这方面是不遗余力的。“你的领子上为什么有个孔？”“因为我是个牧师。等你以后星期日做礼拜的时候就能看到我了。如果你周四晚上去卫理公会青少年团契的话，也会看到我。”“我们以前的牧师是拉图雷先生，”我说道，“不过他死了。”“我知道。很抱歉。”“不过没关系，妈妈说他死前没受折磨，直接上了天堂。不过他不穿你这种领子。”“那是因为比尔・拉图雷是个非神职布道者。也就是说，类似于志愿者。没有其他人去打理，但他却一直保持教堂开放。真是个好人。”“我猜我爸认识你，”我说，“他是教堂的几个执事之一。他得收集募款，不过是跟其他执事轮流来。”“分享是好事。”雅各布斯边说边在我身旁跪下来。“你是要祷告吗？”这让我有点儿警惕。祷告是在教堂和卫理公会青少年团契里做的，我的哥哥和姐姐管团契叫周四补习班。雅各布斯先生重新恢复团契的时候，是我参加团契的第一年，也是我读正规学校第一年。“如果你想找我爸，他正跟特里在车库里。他们正在给‘公路火箭’装新的离合器。至少我爸是在装离合器。特里主要是负责给他递工具和在一旁看。他八岁，我六岁。我妈可能在房子后廊，看别人在玩‘三人投球六人接’。”“我们小时候管这叫‘滚拍球’。”他说着露出微笑，笑得很灿烂。我立刻就喜欢上他了。“真的？”“嗯，因为接球后得用球拍来击球。孩子，你叫什么名字？”“杰米・莫顿。我六岁。”“你刚才说过。”“我从没见人在我们家院子前面祷告过。”“我也没打算祷告，我只是想凑近看看你的军队。哪边是俄国人，哪边是美国人？”“地面上的是美国人，没错，不过骷髅山上的是‘德国酸菜’。美国人必须抢占山头。”“因为山挡住了去路，”雅各布斯说，“骷髅山后面是通往德国的路。”“说对了！还有‘德国酸菜’的首领！希斯莫！”“诸般罪恶的创造者。”他说。“嗯？”“没什么。介不介意我改口把坏人叫德国人？‘德国酸菜’好像有点儿刻薄。”“没关系，随你叫，‘德国酸菜’就是德国人，德国人就是‘德国酸菜’。我爸也参战了，不过是最后一年。他在德州修卡车。雅各布斯先生，你参战了吗？”“没有，我那时太年轻。朝鲜战争也没去。莫顿将军，美国人准备怎么拿下山头？”“冲锋啊！”我喊道，“机关枪扫射！砰！吧嗒吧嗒吧嗒！”然后我压低喉咙：“嗒咔嗒咔嗒咔！”“将军，直接攻击高地听上去有点儿危险。要是我的话，就会兵分两路……就像这样……”他把一半儿美国人分到了左边，一半儿分到了右边。“这就造成了钳子攻势，看到没？”他把拇指和食指捏到一起，“两面夹击。”“可能是吧。”我说道。我喜欢正面迎击――富于血腥场面――不过雅各布斯先生的提议也很吸引人，比较狡诈。狡诈也是很过瘾的。“我想弄一些山洞出来，不过土太干了。”“我明白了。”他用手指戳进骷髅山，看着上面的土坍塌下来把洞埋住。他站起身来，掸掉裤子膝盖上的泥土。“我有个小男孩儿，估计再过个一两年，他也会喜欢玩你的士兵。”“如果他想要的话，现在就可以来玩啊。”我力求做到不自私。“他在哪儿呢？”“还在波士顿，跟他妈在一起。有好多东西要打包。我猜他们星期三就能到，最迟星期四。不过要说玩具兵，莫里还小了点儿。他只会捡起来到处乱扔。”“他几岁？”“才两岁。”“我敢打赌他还尿裤子呢！”我叫道，开始笑起来。或许不大礼貌，但我忍不住。小孩儿尿裤子的样子太搞笑了。“他确实会，”雅各布斯微笑着说，“不过迟早会好的。你说过你父亲在车库里？”“对。”我这会儿想起在哪儿听过这人的名字了――爸妈在餐桌上，说有个新牧师要从波士顿过来。是不是太年轻了点儿？妈妈这样问。是的，看薪水就知道了，爸爸回答道，说完咧嘴一笑。他们还谈了点儿他的事儿，不过我没听。安迪霸着土豆泥不放，他老这样。“你试试交叉火力。”他边说边往外走。“哈？”“钳子。”他说道，把他的拇指和食指夹到一起。“噢，对。好的。”

我试了试，效果很不错。“德国酸菜”全死了。不过战斗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惨烈，所以我又试了试正面攻击，卡车和吉普在骷髅山的陡坡上滚落，加上“德国酸菜”从后面坠崖，带着绝望的惨叫：“啊啊啊啊啊！”

我这边战事如火如荼，妈妈、爸爸和雅各布斯先生则坐在前廊，喝着冰茶，聊着教会的事儿――除了我爸担任执事外，我妈是妇女辅助团的一员。不是老大，不过仅次于老大。她那时候那些花哨的帽子可真值得看看，绝对不下一打。我们那时候好欢乐。

妈妈把我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朋友们叫过来，一起见见这位新牧师。我起身准备过去，不过雅各布斯先生挥手让我回去，他告诉我妈我们已经见过面了。“继续作战，将军！”他说道。

于是我继续作战。阿康、安迪和他们的朋友们也回去继续玩了。克莱尔和朋友们回到楼上继续跳舞（不过妈妈跟她说，把音乐关小点儿，劳驾，谢谢）。莫顿先生、莫顿太太和雅各布斯牧师继续聊了好一会儿。我记得自己常常惊诧于大人之间居然这么能聊。感觉好累。

我都记不清了，因为我用好几种不同方式把骷髅山战役打了一遍又一遍。最爽的一幕――根据雅各布斯先生的钳子攻势改编而来――一部分美国大军在前方牵制德军，其余部队绕到后方突袭。“发生什么事情了？”其中一人尖叫道，然后头部中枪毙命。

我开始有点儿玩腻了，想回屋里吃块蛋糕（如果阿康和安迪的朋友们吃完还有剩下的），就在这时，阴影再次笼罩我和我的战场。我抬头看见雅各布斯先生，他手里拿着一杯水。“这是我从你母亲那里借来的。我给你展示一样东西好不好？”“好啊。”

他再次跪下，把水从骷髅山顶往下浇。“是雷暴雨！”我叫道，开始发出打雷的声音。“嗯哼，随你。还有闪电。看好啦。”他伸出两根手指，就像恶魔头上的犄角，然后往打湿的土里戳。这次洞穴没有坍塌。“瞧，”他说，“洞穴好啦。”他拿起两个德国士兵，放了进去。“将军，要将他们连根拔除，必然是很艰难的，但我相信美军一定能当此重任。”“嘿！谢谢！”“如果再倒下来你就再加点儿水。”“我会的。”“打完仗记得把水杯拿回厨房。我可不想刚到哈洛第一天就得罪你妈。”

我跟他保证了，然后伸手一指。“雅各布斯先生，搁那儿。”他笑着做了，然后朝卫理公会路走去，朝着牧师宅邸走去，他和家人后来在那儿住了三年，一直到他被开除。我看着他走远，然后注意力又回到骷髅山。

但我还没开始，又一道阴影笼罩了战场。这次是我爸。他单膝跪下，很小心没有压到任何美国士兵。“嗯，杰米，你怎么看我们的新牧师？”“我喜欢他。”“我也是。你妈也喜欢他。对这份工作来说，他太年轻了，如果他干得好的话，我们这个教会只是他的开始，不过我觉得他肯定行。尤其是卫理公会青少年团契，年轻人能感召年轻人。”“看，爸爸，他教了我怎么挖山洞。只要把土打湿，弄成泥巴的样子就行了。”“不错。”他抚弄了一下我的头发，“吃晚饭前你可得好好洗干净。”他拿起水杯：“要我帮你拿回屋里去吗？”“好的，劳驾，谢谢。”他拿起杯子往屋里走。我回头看骷髅山，却发现泥土已经干了，

山洞塌了下来，洞里的士兵被活埋了。不过我无所谓，反正他们都是坏蛋。

如今，大家对性骚扰敏感过头，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家长敢让一个六岁的孩子跟一个刚认识的男性走，而且还是自己一个人住（即便只是短短几天）的男性。不过我妈就这么干了，那是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下午，而且她完全没有犹豫。

雅各布斯牧师――妈妈让我这样称呼他，不叫先生――大概在三点差一刻的时候来到卫理公会丘，敲了敲纱门。我正在客厅地上填色，妈妈在看《打电话赢大奖》。她给WCSH电视频道寄了自己的名字，希望能赢得本月大奖，一台伊莱克斯吸尘器。她知道机会不大，不过她说，希望永“债”。她是在说笑。“能把你的小儿子借我半小时吗？”雅各布斯牧师问道，“我的车库里有样东西，我猜他会感兴趣的。”“什么东西？”我问道，已经站了起来。“一个惊喜。你可以回来再慢慢告诉你妈。”“妈，行不？”“当然可以，”她说，“不过，杰米，你先把上学的衣服换掉。他还得换一会儿，你要不要来杯冰茶，雅各布斯牧师？”“好的，”他说道，“不知道你能不能改口叫我查理？”她考虑了一下，然后说：“这恐怕不妥，但我可以叫你查尔斯。”我换上了牛仔裤和T恤衫，我下楼之后他们还在聊大人的事情，于是我出门去等校车了。阿康、特里和我在9号公路的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上学，只要从家走1/4英里就好。不过安迪在联合中学上学，而克莱尔上学的地方远在河对岸的盖茨瀑布高中，她是高一新生。（妈妈让克莱尔“当好新生，别惹恼先生”――又一个笑话。）校车在卫理公会丘山脚，9号公路和卫理公会路的交叉口放学生下车。

我看着他们下车，然后吃力地爬坡上来――照旧吵个不休，我站在信箱旁都能听到――雅各布斯牧师出来了。“准备好了吗？”他问道，然后牵起我的手，感觉非常自然。“当然。”我说道。我们一路下坡，半路遇上安迪和克莱尔。安迪问我要去哪儿。“去雅各布斯牧师家，”我回答说，“他要给我一个惊喜。”“好吧，别待太久，”克莱尔说道，“今晚轮到你来布置餐桌。”她瞟了雅各布斯一眼，然后快速转移目光，仿佛不敢直视。在这一年之内，我的大姐就迷恋上了他，她的所有朋友都这样。“我很快就送他回来。”雅各布斯保证说。我们手牵手走下坡，来到9号公路，往左能到波特兰，往右可以去到盖茨瀑布、罗克堡和刘易斯顿。我们停下来看看交通，其实很搞笑，因为9号公路上除了夏天之外基本没有车经过，然后穿过干草田和玉米地，玉米的秸秆已经干枯，在秋日微风中沙沙作响。走了10分钟，来到牧师宅邸，一座整洁的白房子，装着黑百叶窗。后面就是哈洛第一卫理公会教堂，这也很搞笑，因为哈洛并没有第二卫理公会教堂。

哈洛仅有的另外一家教堂就是示罗教堂。我爸说示罗信徒都多多少少有点儿精神病。他们不坐马拉的四轮车之类的，成年男子和男孩儿出门都得戴黑帽子。成年女子和女孩儿得穿到脚踝的裙子，戴白帽子。我爸说示罗信徒宣称知道世界末日来临，这个预言在某本特别的书里有记载。我妈说在美国，只要不伤害他人，谁都有权选择爱信什么就信什么……不过她也没说我爸讲得不对。我们的教堂比示罗的要大，但装饰很素淡，而且没有尖顶。以前是有的，不过很久以前，1920年左右，来了一次飓风，把尖顶给刮了下来。

雅各布斯牧师和我沿着牧师宅邸的泥土车道往上走。我看到他的蓝色普利茅斯贝尔维迪老爷车后很感兴趣，那车酷毙了。“是标准换挡，还是按按钮就能开的那种？”我问道。

他有点儿吃惊，然后笑了。“是按按钮的那种，”他说道，“这是我的亲家人送的结婚礼物。”“亲家人是什么，是坏人吗？”“我们家的是，”他说着笑了起来，“你喜欢车吗？”“我们都喜欢车。”我回答道，我指的是我们家每个人……不过我猜妈妈和克莱尔可能没那么喜欢车。女人似乎完全无力理解车这东西有多酷炫。“等‘公路火箭’修好，我爸要去罗克堡赛道赛车。”“真的？”“嗯，不是他本人开。我妈说他不能开，太危险了，要让别人来开。可能是杜安・罗比肖。他跟他爸妈一起经营布朗尼小铺。他去年在赛道上开9号车，不过引擎起火了。我爸说他正在找其他车开。”“罗比肖家人去教堂做礼拜吗？”“呃……”“那就是不去。杰米，到车库来。”

里面到处是黑影，霉味扑鼻。我有点儿害怕影子和那股味儿，但雅各布斯毫不在意。他领着我往暗处走，然后停下来，指着前面。我看到之后深吸了口气。

雅各布斯笑了一下，是那种暗暗骄傲的窃笑。“杰米，欢迎来到太平湖。”“哦！”“我一边等帕齐（帕特里夏的昵称）和莫里过来，一边就把这个弄好了。我得收拾收拾家，我也做了好些了，比如修理井泵，不过帕齐不把家具带过来，我实在没什么可以做的。你妈妈和妇女辅助团里其他人也干得不错，把这里收拾了出来，小朋友。拉图雷先生住在奥尔岛，开车往返，其实这里自从二战之后就没人住过。我真感谢你妈妈，你帮我再谢谢她。”“好的，放心。”我说道，不过我从来没把他的第二番感谢送到，因为我其实没听清他说了什么。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在那张桌子上，那张桌子占据了车库一半儿的空间。上面是一片连绵起伏的绿色景观，把骷髅山完全比了下去。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景观――大多数是在玩具店的窗口――不过它们都有复杂的电动火车在上面跑。雅各布斯牧师所置的台子上没有火车，其实这根本不是一张真正的桌子，只是锯木架上的几块胶合板。胶合板顶上是一个微缩的乡村郊外，大概有12英尺长，5英尺宽。18英尺高的电缆线从一端斜跨到另一端，台面被一个湖泊占据，里面装着真正的水，即便在黑暗中也泛着湖蓝色。“我很快就得把它拆了，”他说，“不然没法儿把车开进车库。帕齐对这个不感冒。”

他俯身把双手撑在膝盖上，凝视着连绵的丘陵、细丝电缆和那个大湖。湖畔有塑料牛羊在吃草（它们的比例相当失调，不过我没注意，就算注意到也无所谓）。还有很多路灯，这有点儿诡异，因为周边没有城市或道路需要照亮。“我敢打赌你的士兵可以在这里好好打一场仗，你说是不？”“没错。”我说道。我觉得在这里完成整个战役都行。他点点头。“不过这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在太平湖，大家融洽相处，不准打斗，就像天堂一样。等卫理公会青少年团契做起来，我准备把它搬到教堂地下室去。或许你和你的几个哥哥可以帮我。我觉得孩子们会喜欢的。”“他们肯定喜欢！”我说完加了句我爸说过的，“那可不，必须的！”

他笑了，拍拍我的肩膀：“想不想见证一个奇迹？”“好吧。”我说。我其实不太肯定，因为听上去有点儿吓人。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没有停车的车库里只有我们两个，这尘土飞扬的空屋子闻上去好像已经关闭多年了。通往外面世界的门还开着，但却仿佛在千里之外。我是挺喜欢雅各布斯牧师的，但我开始后悔没有待在家，继续在地上填色，看看妈妈能不能赢那台伊莱克斯吸尘器，从而在她跟夏季沙尘无休无止的战争中占个上风。

这时雅各布斯牧师缓缓将手掠过太平湖，我立刻忘记了自己有多紧张。临时桌下面发出低低的嗡嗡声响，就像我们家的菲尔科电视预热时发出的声音，然后所有的路灯都亮了起来。银白色的路灯，亮得让人几乎不敢看，为绿色的山丘和蓝色的湖水投射下魔幻的朦胧光晕。连塑料牛羊看上去都更真实了，可能是因为它们现在有阴影了。“天哪，你是怎么做到的？”

他咧嘴笑了。“这把戏不错吧？‘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不过我不是神，我靠的是电。杰米，电可是了不起的东西。神的这份馈赠，让我们每次按下开关时都有自以为是神的感觉，你说是不？”“好像是吧，”我说，“我爷爷阿莫斯还记得没有电的岁月。”“很多人都还记得，”他说，“但过不了多久，这些人就都会逝去……到时候，没有人再会将电看作某种奇迹，没有人会记得电是何等神秘。我们知道怎么用电，但知道怎么用电跟了解什么是电，这是两码事。”“你是怎么把灯打开的？”我问道。他指着桌子后面一个架子：“看到那个红色小灯泡了吗？”“嗯嗯。”“这是光电电池。你可以买得到，不过这个是我自己造的。它会射出一种看不见的光束。当我截断光束的时候，太平湖边的路灯就会打开。我要是再来一次……像这样……”他把手在景观上方挥过，路灯暗淡下来，只剩下灯芯的残光，然后就灭了，“看到没？”“酷。”我吸了口气。“你试试看。”

我伸出手来。起初什么都没有发生，后来我踮起脚，手指终于截断了光束。桌子下面的嗡鸣又开始了，路灯亮回来了。“成功啦！”“那可不，必须的。”他边说边抚弄了一下我的头发。“嗡嗡声是怎么回事？听着像我们家的电视机。”“看看桌子下面。来，我把顶灯开一下，好让你看清楚点儿。”

他打开墙上一个开关，几个积灰的吊灯泡亮了。灯光去不掉那股霉味儿（我现在还闻到了别的味道，又热又油的一种），但灯光把阴沉一扫而空。

我弯下腰――在我这个年纪，我用不着怎么弯也看到了桌子下面。我看到两三个四四方方的东西困在了桌板下方。嗡鸣就是从这儿来的，油味儿也是。“电池，”他说道，“也是我自己做的。摆弄电是我的爱好。还有其他小玩意儿。”他像孩子一样咧嘴笑着。“我喜欢小玩意儿，把我太太都逼疯了。”“我的爱好是打‘德国酸菜’，”我说，想起他说这个讲法有点儿刻薄，“我是说，德国人。”“人人都需要一项爱好，”他说，“每个人也需要一两个奇迹，只为了证明人生不只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漫长跋涉。想不想再看一个奇迹，杰米？”“当然！”角落里还有一张桌子，上面全是工具、剪断的电线、三四个被肢解的晶体管收音机（就像克莱尔和安迪有过的那种），以及商店里买来的常规2号电池和1号电池。还有一个小木匣子。雅各布斯拿起匣子，单膝跪地以便跟我在同一高度，他把匣子打开，取出一个白袍小人。“你知道这是谁吗？”

我知道，因为这家伙长得跟我的荧光床头灯几乎一模一样。“耶稣，背着背包的耶稣。”“这可不是一般的背包，这是个电池包。看好了。”他拨开背包的顶盖，跟主体相接的铰链不过绣花针粗细。我看到里面有两个闪亮的10美分硬币，上面有细小的焊接点。“也是我做的，因为商店里买不到这么小或这么强的。我相信我可以申请到专利，也许有朝一日我会的，不过……”他摇了摇头，“还是算了。”

他把背包合上，然后把耶稣放到太平湖景观上。“你看到水有多蓝了吧。”他说。“对！是我见过最蓝的湖！”他点点头：“你可能会说，这本身就是个奇迹……不过再仔细看一眼。”“啊？”“其实只是油漆而已。杰米，有时候我会沉思，在我睡不着的时候，为什么一点点油漆就能让浅浅的水看上去变深。”去想这种事儿未免有点儿傻，不过我什么都没说。然后他啪嗒一下把耶稣放到湖旁。“我准备在卫理公会青少年团契上用它――我们管这叫教具――

不过我先给你预览一下好不好？”“好。”“《马太福音》第14章是这么说的。杰米，你会接受上帝圣言的教导吗？”“当然，我觉得是。”我回答说，又开始感到不安。“我知道你会的，”他说，“因为小时候学东西印象最深。好，

我们开始，听好了。‘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就是命令他们――‘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杰米，你祷告吗？”“对啊，每晚都祷告。”“好孩子。好，继续说故事。‘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故事就这样，愿上帝保佑他的圣言。不错吧？”“算是吧。‘说’是指他对他们说？对不？”“没错。想不想看耶稣在太平湖上走？”“好哇！当然！”

他伸手到耶稣的白袍下面，然后那个小人就开始走起来。到达太平湖后，它没有沉下去，而是平静地继续徐行，在水面上滑动。大概20秒后，它到达另一端。那边有座小山，它努力往上爬，但我看得出它会翻倒。雅各布斯牧师在它翻倒之前把它拿起来。他摸到耶稣的袍子下面，关掉开关。“他成功了！”我说道，“他真的在水面上走！”“呃……”他微笑着，但不是开心那种笑，他的一个嘴角向下。“是也不是。”“什么意思？”“看到他入水的地方了吗？”“怎么……”“你摸摸看，看看你能摸到什么。小心别碰到电线，因为真的有电流通过。不大，但碰到的话足以让你有触电的感觉，尤其你的手还是湿的。”

我伸手下去，但非常小心。我觉得他不会跟我玩恶作剧――特里和阿康有时候会――但我跟一个陌生人在一个陌生地方，我还是不敢肯定。水看起来深，其实是水底刷了蓝漆，加上路灯在水面反光造成的错觉。我的手指只下到第一个指节。“你没摸对，”雅各布斯牧师说，“往右一点儿。你分得清左右不？”

我能。妈妈教过我的：右手边就是你写字的那边。当然这句话对克莱尔和阿康不灵，爸爸管他们叫左撇子。

我挪了挪手，在水里面摸到了什么东西。是金属的，还有槽。“我好像找到了。”我告诉雅各布斯牧师。“我也这么觉得。你摸到的是耶稣走路的轨道。”“这是个魔术把戏！”我说道。我在《埃德・沙利文秀》上见过魔术师，阿康还有一盒魔术道具，是他的生日礼物，不过除了浮球和消失的鸡蛋外，其他道具都丢了。“没错。”“好像耶稣踩水走到船上一样！”“有时候是，”他说，“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他看上去很伤心和疏远，我又感到有点儿害怕，但也为他难过。

不过我完全不知道他难过什么，他车库里有太平湖这么棒的模型世界，还有什么好难过的。“这实在是个很精彩的把戏。”我说道，我拍拍他肩膀。他回过神来，朝我咧嘴一笑。“你说得对，”他说道，“我觉得我大概是想念我的妻子和儿子了。杰米，我觉得这就是我要把你从你妈那儿借过来的原因。不过我现在得把你还回去了。”

当我们回到9号公路时，他再次牵起我的手，虽然两边都没有车，但我们还是这样手牵手一直走上卫理公会路。我不介意，我喜欢牵着他的手。我知道他是为我好。

雅各布斯太太和莫里几天后到了。莫里只是个穿着尿片的小不点儿，但雅各布斯太太好漂亮。周六那天，就是雅各布斯牧师在我们教堂登上讲道台的前一天，特里、阿康和我帮他把太平湖搬到了教堂地下室，卫理公会青少年团契每周四晚会在那里开。水抽干之后，湖泊之浅和穿过湖底的那道槽都非常明显。

雅各布斯牧师让特里和阿康发誓保密，因为他不希望这个幻象在小家伙面前拆穿（显得我好像是大人一样，这种感觉让我很得意）。他们同意了，我不认为他们之中有人泄密，不过教堂地下室的光比牧师宅邸车库里明亮多了，只要你凑近去看，就能发现太平湖只是一个很宽的水洼，连有槽轨道都能看见。到了圣诞节，人人都知道了。“就是个骗人老把戏。”有一个周四下午，比利・帕克特这样跟我说。他和他兄弟罗尼都讨厌周四补习班，不过被妈妈逼着去。“他要是再耍那个把戏，再讲那个水上漂的故事，我就得吐了。”

我想过因为这事儿跟他吵一架，但他比我壮，而且是我的朋友。何况他说的也没错。Ⅱ三 年 /康拉德的嗓子 /一个奇迹

雅各布斯牧师被解雇了，原因是他在1965年11月21日的那次上台布道。在互联网上一下就能查到，因为我有个“记忆地标”：那是感恩节前的星期天。一周后他就从我们的生命中消失了，而且是独自离去。帕齐和莫里――青少年团契的孩子们都管他叫“小跟班”莫里――那时已经不在了。那辆自动挡老爷车也不在了。

从初次见到太平湖到骇人的布道之间的那三年，我印象出奇地清晰，不过下笔之前，我也以为自己记得甚少。毕竟说回来，有多少人能记得自己六岁到九岁之间发生的任何大事小情呢？写作这件事既美妙又可怕，它可以打开之前被盖住的记忆深井。

我觉得我简直可以把原先想写的放在一边，光是那些年和那个世界就足够我写满一本书，而且是一本不小的书，那个世界跟我现在所生活的世界太不一样了。我能记起我的母亲穿着睡裙站在熨衣板前，在清晨的阳光下明艳不可方物。我能记起我那件松松垮垮的泳衣，不起眼的橄榄绿，还有在哈利家的池塘里跟哥哥们一起游泳。我们老说那黏糊糊的池底全是牛粪，不过其实只是泥巴（很可能只是泥巴）。我能记起那些昏昏欲睡的下午，在那所只有一间教室的西哈洛学校中度过，穿着冬装坐在“识字角”，努力让那傻兮兮的迪基・奥斯古德学会拼写“长颈鹿”这个词。我甚至还记得他说：“为、为、为什么要我学、学、学写我永远不可能见到的东西？”

我能记起那一条条的土路像蜘蛛网一样在我们的镇上交错纵横，记得在严寒4月天的课间时分在操场上打弹珠，记得我躺在床上，祷告完毕等待入睡时，风在松林间发出的声响。我能记起我的父亲手持扳手从车库走出来，那顶“莫顿燃油”帽子在前额上压得很低，血从他满是油污的指关节渗出来。我能记起看肯・麦肯齐在《强力90秀》上介绍大力水手卜派，记得克莱尔和她的朋友下午在家的时候，霸占我的电视去看《美国舞台》，想看那些女生都穿什么。我记得落日就像父亲指关节上的血那么红，现在一想起就不寒而栗。

我能记起上千件往事，大多都是好事，但我坐在电脑前不是为了带着浪漫的情怀缅怀过去的。选择性记忆是老年人的主要缺点之一，我没有这个时间。记得的也并不都是好事。我们住在乡下，那时候乡村条件是很苦的。我估计现在依然如此。

我的朋友阿尔・诺尔斯的左手卡进了他爸的土豆筛选器里，他爸还没来得及把那倔强又危险的东西关掉，他就已经没了三根手指。我那天就在场，还记得传送带是怎么变红的，也记得阿尔叫得有多惨烈。

我爸（还有他那忠实又没脑子的助手特里）把“公路火箭”修好了――天哪，引擎运转起来发出的轰响真是帅呆了！他把车子交给杜安・罗比肖，车身刚刚刷好漆，还在一侧饰上了醒目的数字19，要在罗克堡赛道上比赛。在第一轮正式赛的第一圈，这个白痴就翻了车，车子直接报废。杜安下车毫发无损。“那个傻帽儿油门踏板卡住了。”他边说边龇牙傻笑，我爸说，唯一的傻帽儿就是方向盘后面那个。“吃教训了吧，看你还敢不敢把贵重东西托付给姓罗比肖的。”

妈妈说道，爸爸双手插进裤兜，一直用力往里揣，连内裤边都露出来了，大概是为了确保拳头别从裤兜里出来，打到不该打的地方。

莱尼・麦金托什，邮递员的儿子，弯下腰去看他搁进空菠萝罐头盒里的樱桃爆竹为什么没爆响，结果失去了一只眼睛。

我哥哥康拉德失声了。所以说，不，过去的不都是好事。

雅各布斯牧师上讲道台的第一个星期六，到场的人数非常可观，人数比那胖乎乎、白头发的善心老头儿拉图雷先生开教堂的所有年份加起来都多。拉图雷先生虽然用心良苦，但布道却不知所云，一到母亲节必定双眼含泪，他管母亲节叫母亲礼拜天（这些细节都是我妈妈许多年后告诉我的――我压根儿记不得拉图雷先生了）。原定有20个信众要来，结果这个数字轻轻松松增长了4倍，我还记得在《三一颂》中他们的声音何其激昂：赞美上主，万福之本，天下万民，天上万军。听得我直起鸡皮疙瘩。雅各布斯太太在脚踏风琴上也绝无懈怠，她的一头金发用一条朴素的黑色缎带束在后面，光线穿过教堂唯一一扇琉璃窗，打在她的秀发上，闪耀出万般色彩。

全家礼拜完了往家走，我们留到礼拜日才穿的好鞋子踢着地上的尘土，我刚好紧随爸妈身后，听到妈妈对新牧师表示赞许。她同时也如释重负。“我还以为他这么年轻，肯定会跟我们大讲公民权利，废止征兵一类的东西，”她说道，“相反，他给我上了基于《圣经》的一堂好课。我猜大家会再来的，你说是不？”“会再来几次吧。”爸爸说。她说：“噢，你个燃油大亨，还是个调侃大师。”然后娇嗔地打他的胳膊。

事实证明，他们各对了一半儿。我们教会的出席率从未跌回到拉图雷先生当时的水平――他那时到了冬季就不足12个人（在那透风教堂里围坐在柴炉子前取暖）――但人数还是缓缓下降到60，然后50，最后到了40多，就在那附近上下徘徊，就像6月天里的晴雨表。没有人把人数缩减归咎于雅各布斯先生的讲道，他的讲道清楚、动听，不脱离《圣经》（从来不提什么原子弹或是自由大游行一类让人不安的事情）；只是大家慢慢游离了而已。“现如今上帝对大家来说没那么重要了，”在一次出席率尤其糟糕的礼拜后，妈妈这样说道，“他们迟早会为此感到后悔。”

那三年里，卫理公会青少年团契也有了适度的复兴。在拉图雷时代，周四晚上很少有超过12个孩子的，而且其中还必有四个姓莫顿：克莱尔、安迪、阿康和特里。在拉图雷时代，我年纪太小不得参加，就因为这个安迪有时候用拳头揉我的脑袋，管我叫“幸运小鸭”。有一次我问特里那时候的团契是什么样子，他百无聊赖地耸耸肩，“我们唱唱歌，查查经，然后承诺绝不吸烟喝酒。然后他叫我们爱自己的母亲，说什么天主教徒都得下地狱，因为他们搞偶像崇拜，犹太人贪财。还说如果有朋友讲黄色笑话，要想象耶稣就在旁边听着。”

不过在新人领导下，6岁到17岁小孩儿的出勤数暴涨到三十五六个，以至于需要为教堂地下室加购折叠椅。这不是因为有雅各布斯牧师的机械耶稣横跨太平湖；那股新鲜劲儿很快就消退了，连我也一样。我觉得跟他挂在墙上的《圣地》也没什么关系。

主要是他的青春和激情。除了布道还有游戏和户外活动，因为正如他频繁指出的，耶稣的大多数传道都在户外进行，也是表明基督教不止于教堂之内。查经活动依然存在，不过我们是在玩抢座位游戏中进行的，常常是有人摔倒地上时还在找《申命记》第14章第9节或《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2节，挺搞笑的。然后就是打棒球或垒球用的球垒，这是阿康和安迪以前帮他布置的。在某些星期四里，男生打棒球，女生来为男生打气；隔周的周四，女生打垒球，男生（暗暗希望有些女生会忘记晚上要打球结果穿了裙子）来为她们加油。

雅各布斯牧师对电的个人兴趣总能在他周四晚的“青少年讲座”中占一席之地。我记得有天下午，他给我们家打电话，让安迪周四晚上穿一件毛衣来。大家集合后，他把安迪叫到房间前面来，说他想给大家示范一下罪孽的负担。“安迪，虽然我确信你算不得什么罪人……”他补充说。

我哥哥紧张地微笑一下，没说什么。“也不是要吓唬你们这些孩子，”他说，“有些牧师信这套，但我不信。只是想让你们了解一下。”（后来我才知道，大家都喜欢先说这种话，然后把你吓得屁滚尿流。）

他吹大了几个气球，让我们想象每个球大概20磅重。他托起第一个气球，说：“这个是谎言。”他把气球在衬衫上快速擦了几下，然后把球抵在安迪的毛衣上，球居然就像上了胶水一样粘在上面。“这个是偷窃。”他又粘了一个气球到安迪的毛衣上。“这个是愤怒。”我不太肯定，不过他好像往安迪那件家里缝的驯鹿图案的毛衣上一共粘了七个气球，七宗罪一宗一个。“加起来就超过100磅了，”他说，“这可是沉重的负担啊！不过谁会带走世人的罪？”“耶稣！”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没错。当你向他请求宽恕的时候，就会这样。”他拿出一个大头针，把气球一个一个戳破，包括自己跑掉后来牧师重新粘回安迪身上那个。我们都觉得戳爆气球的部分比被神圣化的静电部分刺激多了。

他最了不起的电力示范是他的其中一项发明，他称之为“雅各的梯子”。那是一个跟我装玩具兵的军用手提箱差不多大的金属盒子。上面有两根电线伸出来，就像电视天线一样。等他插电（这项发明需要接电源而非用电池）然后打开侧边的开关后，亮得让人无法直视的长长的火花就会顺着电线往上爬，到顶之后就消失。当他往设备上撒过某种粉末后，一路往上爬的火花就会变成其他颜色，弄得女生们兴奋得哇哇叫。

这还有某种宗教寓意的――至少在查尔斯・雅各布斯看来是这样的――不过我要是还记得的话，那就见鬼了。可能是三位一体之类的？当雅各的梯子不在眼前，没有彩色的火花往上爬，没有电流嘶嘶声像野猫乱叫的时候，这种外来的概念往往就像一场短暂的发烧一样渐渐消逝。

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的一次微型演讲。他对着椅背反坐，以便面对我们。他的妻子坐在他身后的钢琴凳上，双手叠起来端庄地放在膝上，微微低头。可能她是在祷告，也可能她是觉得闷了。我知道很多听众都是闷了；到这会儿，大多数的哈洛卫理公会青少年已经对电及其伴随的荣耀感到厌烦。“孩子们，科学告诉我们，电流就是带电原子微粒――电子的移动。电子移动，产生电流，电子流动越快，电压就越高。这就是科学，科学是好的，但是科学却是有限的。总有知识到不了的地方。到底什么是电子？科学家们会说，就是带电的原子。好吧，话是不错，那什么是原子呢？”

他向前靠在椅背上，他蓝色的双眼（看上去好像带电）盯着我们看。“没人真正了解！这时候就需要宗教了。上帝有很多门户通往无限，而电是其中一种。”“他要是能搞张电椅，电死几只白老鼠就好了，”有天晚上祝祷之后，比利・帕克特抱怨说，“那一定很有趣。”虽然他翻来覆去（而且越来越无聊）地讲神圣的电压，我们大多数人还是期待周四补习班。当雅各布斯牧师不谈自己的喜好时，他会活灵活现地讲一些从《圣经》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有时还挺逗乐的。他会谈我们面对的真实问题，从欺凌弱小，到考试前没准备考场上想偷看的问题。我们爱玩游戏，大多数的课还是爱听的，还爱唱歌，因为雅各布斯太太弹得一手好钢琴，赞美诗弹得很动听。

她懂的还不只赞美诗。在一个让人永生难忘的夜里，她演奏了披头士乐队的三首歌，我们跟着一起唱了《从我到你》《他爱你》和《我想握住你的手》。妈妈说帕齐钢琴弹得比拉图雷先生要好70倍，当牧师的年轻太太请求用教会募款，从波特兰请一位钢琴调音师上门时，执事们一致通过。“不过还是别唱披头士的歌了。”凯尔顿先生说道。他是在哈洛卫理公会任职最久的执事。“孩子们从收音机上就能听到那种东西。我们更希望你能坚持……呃……基督教的旋律。”

雅各布斯太太小声同意，双眼娴静地往下看。

还不止这些：查尔斯和帕齐对孩子们有股生理上的吸引。我之前提过克莱尔和她的朋友们对他很迷恋，没过多久，大多数男生就都迷上了帕齐，因为帕齐很漂亮。她一头金发，肤如凝脂，嘴唇饱满。她微微上扬的眼睛是绿色的，阿康说她有女巫的法力，因为每次她的眼睛朝他这边看，他的两腿就发软。有着这样的容貌，肯定会有人议论她是不是妆化得太浓，而不仅仅是礼貌性地涂个口红而已，不过其实对于23岁的她来说，一抹口红就已足够。青春就是她化的妆。

她在礼拜天穿着非常得体的过膝或过小腿的裙子，即便那些年里，女性的裙摆开始越爬越高。在周四卫理公会青少年团契的晚上，她穿着非常得体的衬衫和休闲裤（妈妈说那牌子是“船和岸”）。不过会众里的妈妈们和祖母们依旧紧盯着她，因为那些非常得体的衣服依然能衬托出她的身材，足以让我哥哥的朋友们不时翻翻眼睛，像被炉子烫到一样上下甩手。她在女生之夜打垒球，我有一次无意中听到安迪――那时候快14岁了――说看她跑垒本身就是一种宗教体验。

她之所以能周四晚上弹钢琴，也能参加卫理公会青少年团契大多数活动，是因为她可以把他们家的小男孩儿带上。莫里是个温顺听话的孩子，人人都喜欢他。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连比利・帕克特――那个后来发展为无神论者的年轻人――都喜欢莫里，因为他从来不哭。即便是他摔倒擦伤膝盖之后，他最多也只是抽抽鼻子，而且只要其中一个稍微年长的女生扶起他抱抱他，他立刻连抽鼻子都停下来。我们外出玩游戏的时候，只要跟得上他就跟着男生们，如果跟不上，他就去跟着女生，女生们也会在《圣经》学习时照顾他，或是在唱歌时按照节拍来摇他――他由此得到昵称“小跟班”莫里。

克莱尔尤其喜欢他，我清楚记得――我知道我肯定是多段回忆记串了――他们俩在放玩具的角落里，莫里坐在他的小椅子上，克莱尔跪在他身边，帮他填色或是帮他砌多米诺骨牌。“我结婚后要生四个像他一样的孩子。”有一次克莱尔这么跟妈妈说。我猜她那时候已经快17岁了，可以从卫理公会青少年团契毕业了。“祝你好运，”妈妈回答说，“无论如何，但愿你的宝宝长得比莫里好看一点儿，克莱尔宝贝儿。”

这话有点儿不厚道，但也没说错。查尔斯・雅各布斯是个标致的男人，帕特里夏・雅各布斯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女，但“小跟班”莫里却长得像土豆泥一样不起眼。长着一张圆脸，让我想起查理・布朗。头发是一种无法描述的褐色。虽然他爸爸的眼睛是蓝色的，他母亲的眼睛是迷人的绿色，但莫里的眼睛却是普普通通的棕色。不过女生们都超喜欢他，仿佛从他身上看到她们10年后要生的孩子，男生们则把他当作小弟弟。他是我们的吉祥物。他就是“小跟班”莫里。

2月里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我和我的四个哥哥姐姐从牧师宅邸回来，小脸都红扑扑的，因为刚刚在教堂后面滑雪橇（雅各布斯牧师在滑道上设了电灯），一路高唱“我是亨利八世”。我记得安迪和阿康当时特别兴高采烈，他们拿了家里的平地雪橇，找来一个垫子让莫里坐在最前，莫里英勇无畏地坐在雪橇上，看上去就像舰船船头的雕像。“看来你们还蛮喜欢这些活动的，是不？”爸爸问道。我感觉他的语调中略带惊讶。“对呀！”我说道，“我们玩了上千个查经游戏，然后出去外面滑雪橇了！雅各布斯太太也去了，不过她老摔！”

我笑了，他也跟着笑了。“真棒，不过你学到了什么东西吗，杰米？”“人的意志应该是神的意志的延伸，”我说道，照搬当晚的课上内容，“还有，如果你把电池正负极相连，就会短路。”“没错，”他说，“所以接引线给汽车打火时一定要小心。不过我看不出这里体现了什么基督教义啊。”“讲的是如果事情搞砸了，就算出于好心也没用。”“噢。”他拿起最新一期《汽车与驾驶者》，封面上印着一辆酷酷的捷豹XK-E。“杰米，你懂的，俗话说，通往地狱的路都是用好心铺成的。”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补了一句，“而且有电灯照明。”他自己笑了，我也跟着笑了，尽管我没抓到笑点。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笑话。

安迪和阿康跟弗格森家两兄弟诺姆和哈尔是好朋友。我们管他们叫“平原人士”或“远方人”。弗格森一家住在波士顿，所以他们的友谊通常只限于暑假。他们家在眺望湖上有座别墅，离我们家只有一英里左右，这两家兄弟四人是在另一个教会活动上认识的，叫“假期《圣经》学校”。弗格森一家是山羊山度假村的会员，有时候阿康和安迪会坐他们家的旅行车一道去“俱乐部”游泳和吃午饭。他们说那儿的游泳池比哈利家的池塘大1000倍。特里和我都无所谓――我们觉得本地的游泳池就够好了，而且我们也有自己的朋友――不过这让克莱尔艳羡不已。她想知道“另一半儿的人过什么样的日子”。“他们跟我们一样过，亲爱的，”妈妈说道，“要是有人说有钱人过的日子跟别人有什么两样，那都是胡说。”

克莱尔当时正在用我们家那台老式洗衣机洗衣服，她皱着脸嘟起嘴。“我才不信呢。”她说。“安迪说在那个泳池游泳的姑娘们都穿比基尼。”我插嘴说。妈妈哼了一声：“她们干脆穿胸罩裤衩下水好了。”“我也想要比基尼。”克莱尔说。我猜这就是17岁小姑娘最在行的叛逆斗嘴。

妈妈伸手指着她，肥皂水从她那剪得短短的指甲上滴下来。“女生的肚子就是这么被搞大的，我的大小姐。”

克莱尔机智地回了一句嘴：“那你就不能让阿康和安迪去了。他们可能会把女生的肚子搞大。”“把嘴闭好，”妈妈边说边往我这边看，“人小鬼大。”说得好像我不懂什么叫搞大肚子，就是性交嘛，然后再过九个月就得准备尿布和婴儿车了。虽然我姐姐一直在损人不利己地嚷嚷，但爸妈并没有阻止阿康和安迪暑假里每周去度假村一两次。1965年2月那次假期，当弗格森一家邀请我两个哥哥跟他们一起滑雪的时候，爸妈毫不犹豫就放他们去山羊山了。我们家伤痕累累的旧滑雪板跟弗格森家闪亮簇新的滑雪板并排绑在旅游车的顶上。

等他们回来的时候，阿康的喉头肿起一道鞭痕。“你是滑出了轨道结果撞上树枝了吗？”晚饭时，爸爸看到那道印痕问道。

阿康自诩滑雪健将，听了就来气。“怎么可能，爸。我跟诺姆那会儿在比赛。肩并肩，比得那叫一个火热，比地狱里的厨房还热――”

妈妈拿叉子指着他。“不好意思，妈，反正就是很火热。诺姆撞上一个小雪坡，差点儿要摔。他这么胳膊一伸――”阿康伸手比画，差点儿把他那杯牛奶撞翻，“结果他的滑雪杖打到了我脖子。那叫一个疼，真是见……呃，反正就是很痛，现在好多了。”

其实并没有。第二天，他脖子上那道红印子减淡，变成一道项链一样的瘀青，不过他的嗓音开始变粗。到了晚上他只能小声说话了。两天之后，他完全哑了。

颈部拉伸过度导致喉部神经撕扯。这是雷诺医生给出的诊断。他说他之前遇到过这种病例，再过一两周康拉德的声音就能恢复，到3月底，阿康就能活蹦乱跳了。没什么可担心的，他说。他是没什么可担心的，他的嗓子好好的。但我哥并不是这样。4月临近的时候，阿康还是得靠写纸条和比画手势跟人交流。他坚持上学，尽管其他男生已经开始取笑他。当他开始通过在左手写“是”、右手写“否”来（勉强）参与课堂活动后，大家更爱笑话他了。他还有一堆卡片，上面用大写字母写了一些常用交流用语。大家最爱笑他的一条就是“我可以上厕所吗”。

阿康似乎还能乐观接受，他知道不这样只会让事情更糟。不过有天晚上，我走进他跟特里共用的房间，看到他躺在床上无声地哭泣。我走到他跟前，问他怎么了。我知道这个问题很白痴，但这种情况下，我好歹得说点儿什么，而且我还能用说的方式，因为我的喉咙没被命运的滑雪杖击中。

滚！他做口型说道。他那布满新生小疙瘩的额头和脸颊一片通红。他的眼睛肿了。滚，滚！然后，他的话吓到我了：滚你妈的，浑蛋！

那年春天，妈妈的头上出现了第一抹灰发。有天下午，爸爸回到家来，显得比往常更疲惫，妈妈跟他说他们得带阿康去波特兰看专家门诊。“我们等得够久了，”她说，“乔治・雷诺那老东西可以信口开河，但你我都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那个混账富家公子把我儿子的声带给撕裂了。”爸爸重重坐在桌前。他们俩都没注意到我还在家里，正在衣帽间里慢条斯理地给我的帆布鞋系上鞋带。“劳拉，我们没这个钱啊。”他说。“那你还有钱收购盖茨瀑布的希兰燃油！”她用一种刺耳的、几近嘲讽的语气说道，这是我之前从未听过的。

他盯着桌子，不去看她，虽然桌上除了一张红白格油布之外什么都没有。“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才没钱啊。我们现在是走在薄冰上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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