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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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口增长试读：
内容提要
在政治经济学家中普遍接受如下的一种意见：各个国家对劳动的需求是用国民财富来衡量的——通常的工资率取决于这一财富或快或缓的增长，而工资率又左右人口的增长。
第一部分 “人口增长是资本积累的结果”论之谬误
在政治经济学家中普遍接受如下的一种意见：各个国家对劳动的需求是用国民财富来衡量的——通常的工资率取决于这一财富或快或缓的增长，而工资率又左右人口的增长。
斯密博士说，“靠工资生活的人的需求是随着工资支付基金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但是，引起劳动工资增长的不是国民财富的确实雄厚而是这种财富的持续增长。因而，劳动工资最高的不是那些最富有的国家，而是那些繁荣昌盛，最迅速地变得富起来的国家。”“对劳动的优厚报酬，使得穷人能较好地抚养其子女，从而能使更多的子女长大成人，自然地会鼓励人口的繁殖。还有一点应当指出的是，对劳动的相酬必然地在很大程度上与对劳动的需求成比例。如果这种需求持续增长，劳动的扭酬必然会增加，从而鼓励结婚和劳动者的繁殖，使他们能以持续增长的人口来供给对劳动持续增长的需求。不论何时，如果报酬低于为达到此目的所必需的数字，则劳力的不足就会使这一报酬很快地得到提高；而若不论何时，报酬高于需要的数字，则劳力过度的增长就会恨快地使报酬降低到必需的比例。在前一种情况下市场上劳动储备不足，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劳动储备过多，因而会很快地迫使劳动的价格下降到社会环境所要求的适当比率。就是在这种方式下，对人的需求就象对任何其它的商品需求一样，必然地支配着人的生产；当这种生产进行得太慢时就会加速它，而当它进行得太快时，又会阻止它。正是这种需求支配着和决定着世界各国包括北美、欧洲和中国人口的繁殖状况；使它最初迅速增长，继而放慢为逐渐增长，最后变成静止状态。因此，对劳动的优厚报酬，既是不断增长的财富带来的结果，也是造成人口日益增长的原因。”
下议院委员会遵循这些原则，指定最后一届会议考虑恤贫法令是否注意到如下各点：“可以雇佣多少人劳动完全取决于唯一可运用于维持劳动的基金数额。不论以何种方式运用或支出这种基金，首先它们维持的劳动数量几乎是一样的。如果强制运用这些基金的全部或一部分，其产生的立即后果是改变基金的使用，而不是改变基金的数额。不管运用基金占多大比例，如果货币由原来的所有人支配，则根据法律条款规定，原所有人有可能将这一部分基金运用于其它目标。因此，不论法律把谁作为劳动贫民而予以救济，他不过是替代了那个本可以靠自己的勤劳赚取那笔钱的人而已。只要基金的数额保持不变，强制分配的后果不会大大地改变受雇佣的劳动者的数字；但在法律条款规定之下，用来维持劳动的基金有多种运用方式，而这种强制运用很可能在实质上置劳动阶级于一个比在其它情况下更加糟得多的地位。”“劳动需求的增加是提高劳动工资的唯一途径；但除了增加供支付劳动之用的财富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因此，如果强制运用这一财富的任何部分，使得这部分基金的运用还不及在基金所有者本人关切的监督之下运用基金之有利（这种倾向是常常存在的），则本来用于维持劳动的基金将逐渐缩减，使劳动者整体处于一个比在其它情况下更槽的地位。”“如果对劳动的需求增加得比供给快，高工资是很自然的结果；——劳动者有可能更好地抚养他们的子女；出生的孩子当中有更大的部分都被抚养大了；——大家庭的负担也比较轻了；这样，劳动者的结婚和繁殖都得到鼓励，紧接着劳动需求的增加之后劳动的供给也有可能增加了。相反，如果由于财富的浪费或减少使得对劳动的需求降低，则工资不可避免地会下降，劳动者的生活享受也会降低，结婚和繁殖后代都会受到阻碍，直至供给逐渐适应减少的需求为止。”
在我看来，这一推理并未得到经验的证实——有些事实似乎表明，在我国历史的某些时期，人口的增长并不与财富的积累相一致。一个例子是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当时敌对的两院停止对抗，封建压迫有所减轻，继前一统治时期崇尚节俭、和平的遗风之后，商业和艺术初步出现繁荣之势，呈现了一振特别有利于改善国民财富的景象，但这个时期人们对于人口减少的抱怨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这一时期某些法令的前言中曾经提及在王国的几乎每一个较大的城镇（除大都市外）中，有大量房屋废弃不用，败落不堪，“这些房屋如今已经纪塌，损坏，看上去一直未经开化，留下荒凉空闲的地基，其中不少都邻近大马路，填满了污秽之物，坑坑洼洼，酒窖、地下室全都暴露在外，没有遮盖，大大危及君王的臣民”——法令规定，如果这些荒废房宅的主人三年之内不重新修建已经倾毁的房屋，则拥有该土地的领主可以重行进入并占有这块土地。
可以引用的还有其它法令，其中包含对乡村教堂的状况抱有同样的不满。《亨利七世》第4卷C.19的前言如下：“国王不能忘记，在王土上，由于房屋及城镇遭到废弃、拆毁和有意荒废，过去的耕种地转变为牧草地，人们日见懒散，而懒散实为一切祸害之根源及开端。有的城镇，原有居民不下二百，靠合法劳动生活，现在只剩下2、3个牧民，而这些人也都懒懒散散，种植物本为王国的最大宗商品之一，现在已经衰落；教堂毁损，传教布道已经撤销；埋骨干教堂者无人为之祈祷；有权授予神职之人及副牧师受到无礼对待，防御外侮保卫国士的力量削弱，受到损害。”等等。
当代作家之用词与此处引证的法令非无相似之处。托马斯·莫尔爵士说，“你的羊群原本是如此温顺，如此驯良，食量如此之小，而现在，我听说，却已变得食量异常，野性发作，它们甚至咽食人类本身。它们消耗、毁坏以至吞下整个田园、房屋和城市。贵族、绅士、甚至修道院院长和神职人员，不满足于他们的祖辈和先驱者从土地上每年惯常获得的收入和利润，在国土上四处寻觅何处可以生产最佳最贵的羊毛；他们也不满足于在安静和快乐的环境之中生活，因为无利可图；他们深知公共福利所在，但却不留下一片耕地；他们把所有地方都圈起来作为牧地；他们拉倒房屋，折毁城镇，没有一幢房屋得以幸存，只留下教堂作为羊舍。”
在尽量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偏见和误差，准确估计过去和现在数字的困难，在与过去作比较时通常不会无视当前时期的利益等等之后，我仍不相信在这一时期英国的人口乃随着它的财富接比例地增加，甚至不相信它有任何增加。当我把这些法令与半个世纪以后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通过的一项法令相比较时，更加不能相信。这一法令也带有一种抱怨的语气，但其不满不是人口的减少，而是人口的过度增加。前言中是这样说的：“在本王国的许多地方每天都在大量修造村舍，为避免由此而引起的极大不便，”等等。
在我看来，本王国人口增长未能与国民财富增长相配合的第二个时期为查尔斯一世统治时期至乔治二世统治时期的后期。从以下各点可以证实这点：
1.从食物的消费量，由此从各个不同时期耕种的土地面积我们可以形成有关人口增长的概念。从上议院关于济贫法的报告所载自从革命以来每届议会通过的圈地法案数字列表中可以看到，从1688年至1754年的66年间，法案数目为123个，而从1754年至1813年的69年间，法案数目为3，315个。后一时期耕地之增加比前一时期快25倍。但在头一个66年间，逐年种植越来越多的谷物供出口之需；而在后一个69年间的大部分时期，我们不仅消耗了我们以前可供出口的全部谷物，而且进口了越来越多的最后达到很大数量的谷物供自己消费；因此与后一时期比较，前一时期人口增长似比耕地的增加为缓慢。
2.根据人口法由教区纪事录统计的报表列载，在1700，1710，1720，1730及1740各年全英格兰及威尔士的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2，018人；而在1750，1760，1770，1780，1790及1800各年，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247，211人。马尔萨斯先生反对这种推理方式，因为我们没有掌握中间各年份的出生和死亡数字。他认为，报告表中所列出的头五年可能是特别不利于健康的年份。他说，我们知道1710年就是多灾多难的一年，诚然如此，后一时期的1800年也是如此。伦敦的死亡率表可能表明从总的来说头5年并不是特别不幸的年份。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推论在这一时期人口实际有所减少。有理由相信，遗漏出生登记比之遗漏死亡登记更多。马尔萨斯先生曾经很有根据地计算过，前者约占总数六分之一，而后者约占十二分之一。根据这一估计，可以发现，在上一世纪初年，每年约增加6，400人。根据尤勒的表计算，人口增加一倍约需600年。按照目前的增加率，人口在55年间增加一倍。
3.1688年格雷戈里·金根据户数计算，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人口为550万。有理由相信这一计算是相当准确的；无论如何，如有差误，不在估计过多这一面。马尔萨斯先生估计1780年的人口为7，700，000。在92年间增加数为2，200，000——在后来的30年人口又增加了2，700，000有余。但前一增加数2，200，000中极大的一部分很有可能发生在1750年至1780年之间。1750年出生人数为185，816。如将此数乘以30（这一比率后来几年也可通用），则得5，574，480，为全部人口数字。在62年间这个国家的人口似乎仅增加了74，000。不过，30比1这一假定的比率可能过高。当人口增长近乎停顿时，出生率当然不会象人口迅速增长时那么高。如果我们假定出生率为32：1，而不是30：1，则1750年的人口数为5，946，000，自革命以来人口增加数为446，000，或每年7，200，与前述计算颇为接近。
因此，按最低估计计算，几乎无可怀疑近年以来人口的增加比之一个世纪以前快了10倍。然而不可能相信，资本积累也大了10倍。这个国家的情况，从乌德勒支缔结和平到1757年宣战，这一时期肯定比花费巨大、争战不休的晚近时期更有利于财富的增加。如果这方面的证据缺乏，我们也可以从市场利率的变化中发现这一情况，在前一段时期利率从6%降至3%，而在后一时期则从3%上升至8%或10%。
人口的增长可以用财富的增加来衡量这一学说在事实面前既然站不住脚，因此我觉得它和正确的推理也是不相容的。资本的每一增加不一定就会调动更多数量的劳动。我们现假设如下的一种情况：某制造商拥有资本1，000英镑，他用来雇佣20名纺织工，付给他们每人每年50英镑。在资本加倍时他虽也会加倍雇佣工人，但他也可以用1，500英镑购置机器，依靠机器之助，使得5名工人就可以完成以前20名工人才能完成的工作。这样一来，由于制造商资本增加，不是有15名工人被解雇吗？
但是制造和修理机器不是需要雇佣一些工人吗？这是没有疑问的。在这个例子中，花费了1，500英镑，或许可以假定用这笔钱雇佣了30人，为期1年，付给每人50英镑。如果每台机器使用年限按15年计算（机器使用年限很少短于此数），则30名工人可不断以这些机器供应15名制造商，因此这就等于说每一制造商经常雇佣2名工人。同时假定有1人经常被雇佣来修理机器。这样我们就有5名纺织工，3名机器制造工，而以前则有20名纺织工人。
但制造商收入增加后可以使他维持更多的仆人——我们看看是多少。假定他的年收入等于资本额的10%，则以前的收入是100英镑，现为200英镑。假定他付给仆人的工资与付给工人的相同，则他可以多雇佣工人。这样，资本为2，000英镑，收入每年为200英镑。当资本减半，收入减半时，调动的劳动人数多一倍。5名纺织工。3名机器制造工，2名仆人。10人，雇佣总人数。
因此，对劳动的需求取决于流动资本而不是固定资本。如果这两种资本之间的比例在任何时间任何国家都是一样，则可以得出结论说，受雇佣的劳动者和国家的财富成正比。但是这种情况的出现毫无可能性。当技术得到培养，文明得到发展时，固定资本相对于流动资本而言总是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在英国生产一匹细布所需利用的固定资本比在印度生产同样一匹细布至少大100倍，或许大1000倍之多。而利用的流动资本则仅及1%或千分之一。可以很容易想象，在某种情况之下，一个勤劳的民族每年的全部储蓄可能会增加到固定资本当中去，这样，它们对劳动需求的增加不会产生影响。
在此我们可以探问，为什么财富的某种程度的增加不一定常会创造相等的对劳动的需求。是什么动机使得制造商或农民有时扩大他们的固定资本而在另一个时候则扩大他们的流动资本；——有时将他们的积累投资于机器的制造，或土壤的永久改善，以期今后能以较少的劳动力获得同样的产品；而在另外的时候则雇佣更多的工人以为市场生产更多的产品？
在我看来，决定将资本拨作这种用途或拨作他种用途的因素是在任一特定时间内劳动工资在该劳动的全部产品中所占的比例。因为在任何时候如果工资率下降，而货物的价格不变，或者货物价格上升而工资保持不变，则雇主的利润将会增加，并因此被诱雇佣更多的劳动。在另一方面，如果相对于商品而言，工资上升，则劳动在自身工业的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将会增加，而他的主人的利益受到影响。这样，企业主将尽可能少地雇佣劳动，以期用机器而不用人工来完成每一项工作。
如果劳动的供给不能增加，社会上每年储蓄的很大部分将用来增加固定的而不是流动的资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流动资本的每一增加都将比例地增加劳动在他自身工业中所占的份额并以牺牲他的雇主的利益为代价；因为可用以付给固定人数的工人的工资总额越大，则每一个人所占的份额越大。
亚当·斯密似乎曾有这样的意见：劳动的雇主在出现工资率提高的情况时，可以依靠提高商品价格的办法来保障自己。但是李嘉图先生最近表明，工资的上升不一定会提高价格。任何商品的价格仅仅表示它所交换的货币数量。黄金和白银从矿藏中开采出来和送往市场销售都需要劳动；因此工资的上升提高了这些金属的可交换价值，也提高了所有其它商品的可交换价值。这一推理并不因黄金白银是外国产品而不适用。试想，如我们的货物因工资上升而提价，我们的邻国就会根据我们货物售价提高的程度而少买我们的货物，而外国货物相对的低廉会使我们对它们的需求日增。由此引起的出口的减少和进口的增加就会造成交换的不利状况，造成对块金的需求，对辅币的熔化，使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减少——结果价格就会很快地下降到以前的水平。
由于制造商和农民不能因工资上升而提高他们的商品价格来保障自己，他们必须把工资的上升部分从利润中净减除。因此维持较低的工资显然是这些人的兴趣所在。如果劳动的供给不能增加，社会的流动资本不论其数量多少总是在固定人数的工人中均分，因而这一资本的非常细微的增加都会引起利润的大大降低。十分之一的增加当然会使工资提高十分之一。假定通常的利润率为10%，这就将把雇主之所得全部吸收掉。
但是，政治经济学家也远远没有把劳动的供给看作是一个固定的数量，而是认为这一供给能根据需求的波动而很快地自身调整。亚当·斯密说，如果劳动的报酬在任何时候对维持劳动音的生计充足有余，则他们过多的繁殖会使市场上储备过多的劳动，而使报酬降低到必要的比率。让我们来观察一下这种情况。我相信，在任何雇工部门都不会把十五六岁以下的孩子看作是有效率的和有技能的劳工，——在许多行业中，不能在21岁以下的人中去培养技术工人。甚至在这一时期之后，工资的上升对增加劳动供给的影响在数量上是微小的，起作用的过程是缓慢的。在本世纪剩余的年代中，能使每年的出生率增长七分之一的因素必定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但是在不到80或90年的时间里，这样一个事件对劳动工资产生的影响不会达到最大量，而最后可能不会超过18%。
无疑，工资的上升还可以通过另一条途径，即通过死亡人数的减少，使劳动的供给增加。不过，这种效果和前者一样，作用是遥远的。只有靠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使穷人习惯于更卫生和富有营养的食物，较为宽敞的居室以及更多讲究个人清洁才能使高工资有利于长寿。它们的近期结果有时正好相反。在习惯还没有教会劳动者把这些美好的事物和乐趣看作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时，他常会对那些曾使他的祖先感到满足的可怜的生活条件心满意足，而把他的剩余收入浪费在游荡及酗酒之中。
关于工资的上升对死亡卒的影响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我们的登记册提供的间接证据完全不利于亚当·斯密的学说。登记册表明在过去70或80年间，死亡率一直下降，甚至在整个时期劳动的真实工资同样一直下降的地区也是如此。
劳动的供给对需求变化反应之缓慢可以从霍尔斯特德、博金和科吉歇尔这些教区的现状得到例证。约在30年前这些教区的毛纺业兴旺繁荣，而到1800年几乎完全陷于停顿；曾经受雇于这一制造业的工人因而得依靠教区为生。在霍尔斯特德教区的803户家庭中，不下于434户是贫民。但是，就业机会的缺乏在减少人口方面并未起到多大作用。据计算，居民有二三百人，仍然和20年前一样多，而在那时，工厂以工资形式付给劳动阶级的钱每年有13，000至14，000英镑之多。“在形成节俭的习惯之后，穷人利用较高的工资率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不是大大增加他们的人数。”因此，工资的上升并不总是会增加人口；我怀疑它是否自然而然地就是如此。因为工资的每一上升都会降低劳动的有效需求，它导使制造商及农民减少他们的流动资本而扩大固定资本。假定在农民之间达成一项通用的胁议，将农民工资从每星期12先令提高至24先令；——我不能想象还有什么情况比这对结婚成家更起阻碍作用。因为这样一来，尽量少使用劳动力耕地便会立即成为最重要的目标；凡是可以用机器或使用马匹代替体力劳动之处，农民都会这样做；很大比例的现有劳动者都将失去工作。的确，如果一个年青人能立即找到一个每星期24先令的工作，他会毫不迟疑地去结婚。但可能的情况是，年龄较大的劳动者在寻找职业时会获得优先，而较年青的人则根本不能赚取任何工资。
这种情况诚然难以维持长，因为失业的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会很快重新把劳动价格拉低。但如果这种上升是渐进的而不是突然的，它的作用肯定会阻碍劳动者的繁殖，而不致使现有的劳动者失业。这一推理是可以得到经验的证实的。因为我们有很好的证据表明，在上世纪初期当工资逐渐增长之时比之上世纪下半期当劳动的实际价格迅速下降之时，人口增长要缓慢得多。
关于前一时期的工资率我们没有很精确的材料，但是在当时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作者普遍抱怨高工资率阻碍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同时已知的事实是，资本的利润比以前和以后都低，这些都可以使我们相信劳动者分享了他们本行工业产品的很大的一部分。假使工资的货币价格保持不变，则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工人阶级享有的生活必需品及便利设施必定增加了，因为同一时期谷物价格下降了不下于35%。
下表表明在过去70年中的不同时期内耕作劳动的工资与谷物价格的比例。
头两个时期的劳动价格引自A.扬先生的《对农民的巡回访问》；第三及第五个数字引自《与农业局通讯》；第四个数字引自F.伊登爵士《论穷人的处境》。小麦的价格引自《温泽报告表》。
因此，工资上升本身绝不会增加劳动人口；而工资的下降有时会使它迅速增加。假使英国的穷人在他们的习惯方面有了某种改变，使他们满足于泥土小屋和土豆，象爱尔兰人那样，则劳动的雇主在工资与生活费用成比例下降时会愿意井希望雇佣更多的劳动者，这难道还会有疑问吗？任何年青人只要业务技能达到过得去的熟练程度，就会发现按通常的工资率找份全天劳动的工作还是很容易的。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他会提早结婚。阻碍穷人去挑起维持一家生计的担子的原由并不是因为他们会对劳动报酬与生活费用作出仔细的比较。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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