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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1 02: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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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有富 著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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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往事

南大往事试读:

开头的话

退休后,想以《南大往事》为题,学写学术散文。目标是通过一些老师和学生的教学与科研等活动,来探讨与揭示南京大学人文学科的优良传统。“学术”在这里的含义是指所写力求言必有据;“散文”在这里的含义是指通过一些具体事例来写人、写事、写传统,结合亲身经历,融入真情实感,使文章有点可读性。文章大致以所写人物出生时间先后为序,分为三辑。第一辑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人物,第二辑写跨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人物,第三辑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的人物。从中略可窥见南京大学人文学科,特别是中文学科的发展轨迹,以及各位老师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等方面的特点与成就。聊举数例如下:

一是立志报国。创办三江师范学堂、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的初衷就是为了救国,如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在致张謇等的信中说:“中国前途,除办学外,更无第二条生路。”“救社会,舍教育外,更无他法。惟一二英杰投身教育,不但不可有富贵思想,即名誉思想亦不可有。”不少教师在教学中都贯彻了爱国主义精神,并收到了显著效果。如沈祖棻在《自传》中说:“在校时,受汪东、吴梅两位老师的影响较深,决定了我以后努力的词的方向,在创作中寄托国家兴亡之感,不写吟风弄月的东西,及以后在教学中一贯地宣传民族意识、爱国主义精神。”她本人也成了著名的爱国诗人,正如刘白羽所说:“国破家亡之恨,销魂呻吟之词,古已有之,惟沈祖棻生于今世,写于今时,她未停留于伤春悲秋,羁愁离怨;能于绮思丽句中寓天下兴亡之志;故尔有追求,而追求得又那般痛苦;于是通过个人心灵,树立民族魂魄,句句珠玑,字字血泪。”“上举戊稿诸什,则黄钟大吕,浩然正气,岂古人能比,乃一当代爱国词人也。”舒芜也在《沈祖棻创作选集》序中指出:“现代杰出的女词人、故沈祖棻教授,当得起爱国诗人的称号而无愧色,她的各体文学创作和她的整个一生,证明她的爱国是很高的境界。”

南大师生的爱国情怀表现在方方面面。如李小缘在求学时,指导教师对他说:“国家的疆土在清晚期百年间丧失大片,这是国耻国辱,你能为国土不再丧失甚至收回或公平合理划界作贡献吗?”这对一位青年学子来说无疑是埋下了一粒爱国种子。他到美国学习图书馆学与社会教育学,遂致力于编纂《西人论华书目》。为了搜集资料,当然也为了挣学费,他每年暑假都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做中文编目工作,还兼任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他毕业后本来可以在美国找一份工作,却毅然选择回国,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汉文部的留名录上题词:“与其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他回国后,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图书馆事业,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系,培养了钱存训这样的著名学者,出版了《图书馆学》《云南书目》等著作。在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期间,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1959年12月26日去世前,留下遗嘱:“图书全部赠送图书馆。”“我编的稿子和西文论中国之目录,希望图书馆好好保管,如果有人能编可以扩大编制,把一切的一切献给人民。”

二是注重学科建设。如李瑞清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首创图画手工科,将所培养之美术人才纳入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轨道,并培养出了吕凤子、李健、姜丹书,以及张大千等著名画家。这些学生除创办了首批美术专科学校外,还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担任美术教员,培养出了潘天寿、丰子恺、李苦禅、俞剑华等大批书画名家。再如,陈中凡1921年9月被东南大学聘为国文系主任与教授,即于1922年9月将吴梅从北大请到东南大学国文系任教,开设词曲方面的课程。1952年秋高校院系调整后,陈中凡担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于1956年率先招收戏曲专业研究生,于1958年成立戏曲研究室,于1959年引进曲学专家钱南扬。先后培养了吴新雷、董健等一批戏曲专业人才,为戏曲专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04年,南京大学文学院成立戏剧影视艺术系,形成了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完整的教育体系,成为国内戏剧影视教学与研究的重镇。

三是强调读原著。黄侃被誉为我国传统语言学的集大成者,他还培养出了范文澜、陆宗达、黄焯、殷孟伦、潘重规、徐复、钱玄、洪诚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他培养学生的基本方法就是强调读原著,这样做的实践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陆宗达说:“季刚先生指导我研治《说文》,他的办法很独到:首先要点三遍《说文段注》,他说:‘一不要求全点对,二不要求都读懂,三不要求全记住。’头一部规定两个月时间,点完了,他看也不看,也不回答问题,搁在一边,让我再买一部来点。这样经过自己钻研、比较、体会,三遍下来,理解加深了,有些开始不懂的问题也豁然明白了。”陆宗达也是这样教学生的,他的学生王宁回忆道:“1962年4月,我把点读过的《说文解字注》拿去给陆先生看,陆先生一边翻一边乐,没批没改,只对我说:‘再去买一部重点吧!’连着点了三遍《说文解字注》。”后来王宁也是这么指导研究生的,她说:“为了有效的保持传统,打好基本功,我一如陆先生当初带我们那样亲自带读古书,要求学生点读《说文》和《十三经注疏》,引导学生养成逐字逐句将一本书连同注疏一起从头读到底的良好读书习惯。”只有将原著读懂了,才能对问题作出全面而客观的分析。寻章摘句,人云亦云,是难以进入科学研究之门的。听老师讲授的时间毕竟是短暂的、收获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强调读原著、强调自学,能让人终身受益。

四是注意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柳诒徵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期间,培养了胡焕庸、郑鹤声、缪凤林、向达、范希曾、刘掞黎、赵万里、张其昀等一大批杰出的史学家。那么,这些杰出人才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郑鹤声谈到了这一点:“其教学方法以阅读《二十四史》《九通》《资治通鉴》《历代纪事本末》等书为本,例如教授两汉历史,则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等为基本参考教材,其中则出若干题目,令学生选择其一,就指定参考资料加以阅读,选出基本材料,然后再参考其他材料,加以组织成篇,由柳先生详加批阅,指出问题所在,虽一字一句,亦不放过,数经修改,择其优者,选入该校所出版的《史地学报》,以资鼓励。”“就我个人而论,1925年我作毕业论文时,柳先生拟出《汉隋间之史学》一题,以清章宗源所撰《隋经籍志考证》为主,以自《史记》至《隋书》各正史、刘知几《史通》等书为辅助资料,加以反复研究,用一年功夫,撰成初稿十余万字,柳先生评阅后,作‘一时无两’的评语,写于论文卷首,推荐《学衡》杂志发表。”此外,柳诒徵还以《日知录》为例,指导低年级学生做好读书笔记。从斟酌选题到强调读原著、认真做读书笔记,从布置作业到认真批改作业、直到推荐优秀作业发表,可以说柳诒徵狠抓了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每一个环节,极大地调动了学生们学习与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所以在他教过的学生中人才辈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是狠抓文学创作实践环节的训练。如今没有文学创作经验却大谈文艺理论是普遍现象。吴梅却有不同看法,常说:“一个人文学的理论无论谈得如何天花乱坠,我不会相信,他如能当场写一篇出来,我便佩服了。”为了培养学生们的词曲写作能力,他布置的课程作业就是要学生们练习写词曲。据台北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尉素秋回忆,吴梅“担任一至四年级词曲必修和选修课程。一年级的《词学概论》,一开始规定每两周填词一首……他虽逼得紧,批改起来却认真,朱墨鲜明,连圈点也一笔不苟,和印出来一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组织潜社,让学生练习写作词曲。其日记云:“潜社者,余自甲子(1924)、乙丑(1925)间,偕东南大学诸生,结社习词也。月二集,集必在多丽舫,舫泊秦淮,集时各赋一词,词毕即畅饮,然后散。至丁卯(1927)春,此社不废。刊有《潜社(词刊)》一集,亦有可观处。”潜社活动一直延续到1937年,吴梅还将同学们的作品陆续编印成《潜社词刊》《潜社曲刊》《潜社续词刊》,并辑成《潜社汇刊》。据《潜社汇刊同人名录》可知,参加潜社的学生有七十人,后来成为大学教授的有卢前(中央大学)、冯国瑞(兰州大学)、张世禄(复旦大学)、章荑孙(华东师范大学)、张汝舟(贵州大学)、唐圭璋(南京师范大学)、段熙仲(南京师范大学)、王玉章(南开大学)、王季思(中山大学)、常任侠(北京大学)、张惠衣(浙江大学)、蒋维崧(山东大学)、盛静霞(杭州大学)、周法高(台湾大学)、沈祖棻(武汉大学)、吴南青(中国戏曲研究院),此外还有任仲敏(扬州大学)、钱南扬(南京大学)、万云骏(华东师范大学),真可谓人才济济。可见在中文系狠抓实践环节,加强对学生文学创作能力的训练是卓有成效的。

六是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现在高校对教师的评价标准,普遍重视科研而轻视教学。迫于评职称、评奖、评估、申报科研项目等活动的压力,教师们往往将自己的科研工作放在第一位,而将教学工作放在第二位。但是程千帆先生却一再强调“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放在第二位,而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其实这是南大的一贯学风。就以改作业为例,这当然要占用教师大量时间,所以现在不少教师很少布置作业,即使布置作业也不认真批改,当然也不讲评。但是在吴梅看来,教师替学生改作业是天经地义的事,金虑《记吴瞿安先生数事》称,吴师“批改文卷极勤,又极严格,用朱笔正楷,一笔不苟,尝云:‘设我子女之教师,不勤改习作,我必戚戚然,绝难满意。’”

程千帆也非常重视为学生批改作业,曾说过:“不准写错别字,凡是发现一个错别字,我就用红笔打一个大‘×’,有一寸长,小了怕他们看不见;当然,语法不通我也要给他改。严格的训练行不行得通,关键就在于导师怕不怕麻烦。因为你要发现错字,就得非常仔细地看,否则错字往往就被忽略了。再如,凡是引书,一定要注明卷数、版本,这也是基本训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如果学生引出个什么材料,来历不明,我就给他勾出来,打一个大’?‘,问他从那里引来的?有个学生写了一篇论文,一上来就说,‘恍惚记得恩格斯在什么地方说过’,那我当然要给他退回去。在这样的要求之下,他们就会慢慢地觉得做学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以说我们论文写作水平的提高是程先生改作业改出来的,后来我们指导研究生也照此办理,认认真真地为学生批改作业与论文。我们的学生当教师后也是这么做的,譬如南通大学教授王育红。有个学生在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后记》里写道:“老师王育红,批阅论文5次,就初稿10499字,改动282处,增删1615字(不包括标点和结构问题)。‘认真于每一件事,人生必定有收获。’”王育红是程千帆的再传弟子,他继承并发扬了程先生爱学生,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的优良传统是令人欣慰的。

七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南大教师对藏书的态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们除利用藏书为自己的教学、科研服务外,还无私地供学生们使用,并最终捐给南大图书馆或其他单位。如郑振铎称赞吴梅说:“他把所藏的善本曲子,一无隐匿的公开给他的学生们。”“他帮助他们研究,供给他们以他全部的藏书,还替他们改词改曲。他没有一点秘密,没有一点保留。这不使许多把‘学问’当作私产,把珍奇的‘资料’当作‘独得之秘’而不肯公开的人感到羞愧么?假如没有瞿安先生那么热忱的提倡与供给资料,所谓‘曲学’,特别是关于曲律的一部分,恐怕真要成为‘绝学’了。”学生中住在吴梅家看书收集资料,并撰写了科研成果的名家就有任二北、钱南扬、王玉章、王季思等。程千帆也曾将不少新诗集赠给陆耀东研究新诗史,将不少唐人小说资料赠给吴志达研究唐人传奇,将不少古代文学资料赠给莫砺锋研究唐宋诗,将不少文献学资料赠给徐有富研究校雠学等等。《南大往事》中所提到的汪辟疆、陈中凡、胡小石、李小缘、程千帆等,都将他们的藏书捐给了南京大学图书馆。我们在所借书中,见到他们的藏书印,每每感慨系之。

八是以文献学为基础。程千帆早年在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开过校雠学(也即文献学)。1952年实行教学改革,该课程被取消了。程先生在《校雠广义叙录》中谈道:“一九七八年,我重新出来工作,在南京大学指导研究生。考虑到如果要他们将来能够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则校雠学的知识和训练对他们仍然是必要的。”于是又重新开了校雠学。这门课程本来是为他的三名硕士生开的,但是系内系外,校内校外不少研究生与中青年教师都来旁听,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1982年国家教委委托南京大学主办培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经验交流会,程先生在会上提出了必须开设文献学课程的方案,此后全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都普遍开设了古典文献学课程。程先生还和他的学生花十多年时间合著了140万字的《校雠广义》,该书被有的书评誉为“校雠学重建的奠基之作”,曾获得过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至今仍被不少学校用作研究生教材。1996年在程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在程先生的倡导下,南京大学中文系两古专业形成了以文献学为基础的学风,有力地克服了学术研究空疏的弊病。

九是开展综合研究。目前学术界分工过细,文、史、哲泾渭分明,各学科内部还分成许多条条块块。譬如将一部文学史分成几段,一位教师只能教其中的一段,研究隋唐五代的,别人问到陶渊明的问题,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陶渊明是属于魏晋南北朝的,同我没关系。问到欧阳修,又说欧阳修是宋朝的,也同我没有关系。为了克服这种不良学风,周勋初依据我国文史不分的学术传统,主张综合研究,他说:“我主张综合研究,为此我曾一再申述。”“综合研究,锐意进取,这是我的终生追求。屈原在《离骚》中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可以作为我的座右铭。”他的《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文史探微》《文史知新》《诗仙李白之谜》《唐人笔记小说考索》等,均为综合研究的实例。《周勋初文集·前言》尝云:“不论是文、史、哲方面的新见,抑或目录、版本、校勘方面的一些实际知识,都可兼收并蓄,融合渗透。后来我把个人坚持的这一治学特点称为综合研究。”就文学而言,即使是分析一首五言绝句,往往要涉及到作者生平、写作背景、文献真伪、版本差异、音韵训诂、诗词格律、诗学理论等各类知识,因此综合运用各相关学科知识是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

南京大学是一条河,我仅取一瓢饮。虽然从中略可品尝到河水的滋味,然而各段、各支流的河水特点是不尽相同的。所以,我还想将《南大往事》继续写下去,以期能对南大人文学科的优良传统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并丰富我的退休生活。

苗怀明主持的中国古代小说网发表过我的一些学术散文,想不到竟引起了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徐海、副总编王保顶、编辑室主任卞清波的关注,他们策划了这一选题。此外,责任编辑洪扬、插图朱亚文、题签吴应宁也为此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们都是南大人,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情感。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徐有富于2018年4月8日春和景明时

风雨豁蒙楼

张之洞(1837—1909)

于1903年2月5日任两江总督不久,

上呈《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

并于当年下半年在明代南京国子监旧址,

创建了三江师范学堂,

是为南京大学的前身。

一座城市往往有一个最佳观景点,南京的最佳观景点在鸡鸣寺的豁蒙楼。南京大学著名教授、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朱偰在《天风海涛楼札记·金陵山水最佳处》一文中说:“从鸡鸣寺豁蒙楼而望,则重峦叠嶂,烟岚缥渺,覆舟山、天保城,紫金山,参差罗列,尽侧看成峰;其北则平湖十里,挹翠拖蓝,山光水色,掩映柳丝菰蒲间,诚得湖山真趣。”意犹未尽,他在同书《鸡鸣寺》一文中还谈道:“豁蒙楼盖取少陵诗‘忧来豁蒙蔽’之意;遥对钟山,近揖覆舟,俯瞰台城,下临后湖,湖中凫雁,依窗历历可数。每当秋夏之交,登临远瞰,荷花万顷,红碧倾堕,如汉宫晚景,尤为佳绝。王士祯诗云:‘白门柳色残秋雨,玄武湖波澹夕阳’,更极写其秋色,盖为金陵城内登眺之唯一胜地。”在豁蒙楼不仅能看到美丽的湖光山色,还能领略到近代中国的政治风雨。

豁蒙楼是两江总督张之洞创意建的,匾额也为张之洞所题,其跋云:“余创意于鸡鸣寺造楼。尽伐丛木,以览江湖。”“用杜诗‘忧来豁蒙蔽’意命之。光绪甲辰(1904)九月无竞居士张之洞书。”张之洞为何创意建豁蒙楼?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豁蒙楼》一文披露了其中的秘密,是为了悼念在北京菜市口被处死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的。杨锐(1857-1898),字叔峤,四川绵竹人,是张之洞担任四川学政时最得意的门生,后来成了他的幕僚,十多年中,凡送呈朝廷的奏疏多出自杨锐之手。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创办两湖书院,史学课程即由杨锐负责。光绪二十年(1894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之后,“某夜,风清月朗,便衣简从,与杨叔峤锐同游台城,月下置酒欢甚,纵谈经史百家、古今诗文,憺然忘归,天欲曙,始返督衙。置酒之地,即今日豁蒙楼基址也。”不过他们出经入史,谈诗说文的目的,不是附庸风雅,而是为了讨论时局。譬如杨锐反复吟诵杜甫的那四句诗:“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就和当时的政局颇为贴近。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后,举朝主战,但是前线却不断传来失败的消息,而宰相重臣中,没有一位能扭转局势,这两位担心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志士怎能不忧心如焚呢!

张之洞去世后,樊增祥尝撰挽联云:“取海外六大邦政艺,豁中华二千载颛蒙,弱者使强,愚者使智;有晏婴三十年狐裘,无孔明八百株桑树,公尔忘私,国尔忘家。”樊增祥师事张之洞,对张之洞还是很了解的。此联道出了张之洞创建豁蒙楼的现实意义。在张之洞看来,“豁中华二千载颛蒙”的药方就是八个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西学为用”而言,张之洞可谓竭尽了全力,所到之处积极兴文教,办实业,造枪械,练新兵,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张舜徽在《爱晚庐随笔·张之洞有志匡济》一文中说:“其一心为国,未暇顾及其私也。及其没,而全家数十口,乃至无以为生。”张之洞未能挽狂澜于既倒,问题就出在“中学为体”四个字上,中国数千年所形成的封建体制腐朽到了极点,是不可能让中国富强起来的。就以建豁蒙楼而言,继任者两江总督端方对张之洞的用意毫无领悟,将之变成了官僚们宴乐的场所,在缪荃孙的《艺风老人日记》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清政府很快就土崩瓦解了。之后,豁蒙楼成了文人游览雅集的场所。梁启超曾来过这里,他不仅为豁蒙楼重题了匾额,而且还撰写了一副对联:“江山重复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登斯楼也,他自然会想起身处其境的戊戌变法,会想起被朝服斩首的杨锐,会想起辛亥革命的风暴,会想起军阀混战的雾霾。其心情就像风雨交织的眼前景色,说什么也开朗不起来。

胡适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也来过这里,后来还写过一首诗,题为《送叔永莎菲到南京》,其第一节为:“我们去年那夜,豁蒙楼上同坐;月在钟山顶上,照见我们三个。我们吹了烛光,放进月光满地;我们说话不多,只觉得许多诗意。”这首诗作于1921年12月8日,写的是上一年的事。此时的胡适正处于而立之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通过了博士学位考试,回国后不久便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与中卷,以及《胡适文存》第一集业已出版,他所倡导与积极参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春风得意的他觉得豁蒙楼上处处都充满着诗意。鸡鸣寺豁蒙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的元旦,黄侃等七位教授的豁蒙楼联句。程千帆曾对学生们谈起过这件事:“当时在中央、金陵两大学中文系任教的都是一些学术文词兼擅的先生,每逢春秋佳日,他们便集会在一起登高赋诗。我现在还保留着一件珍贵的文物,就是1929年老师们豁蒙楼联句的手迹。这是七位老师用鸡鸣寺中和尚的秃笔在两张长条毛边纸上写的,每人写上自做诗句,并署名其上。”这件珍贵文物被黄侃携回夹在一本书中,直到1964年,黄侃的侄子武汉大学教授黄焯偶然发现了这件遗物,并将它赠给了当时也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沈祖棻,他还写了一篇跋:“己巳(1929)冬,先叔父季刚先生邀陈伯弢、南京王伯沆、胡翔冬、胡小石、彭泽汪辟疆、南昌王晓湘先生,集南京豁蒙楼联句。此稿存先叔父遗书中,今以奉子苾世姊。甲辰(1964)秋,焯。”附记云:“汪旭初先生当时因事未及与会,吴瞿安先生当时尚未至中央大学任教,故未列其中。”

七教授豁蒙楼联句的具体时间为1929年元旦,这在黄侃日记中有明确记载。沈祖棻是黄侃的学生,沈祖棻在《履历表》上曾谈到她的字“子苾”就是黄侃为她取的,而她在诗词创作方面更是获得了汪东与吴梅的赏识与嫡传,所以黄焯将《豁蒙楼联句》手稿传给沈祖棻当然是再恰当不过了。沈祖棻去世后,这件珍贵文物由她的丈夫程千帆保存,后来程先生将其捐赠给了南京大学图书馆,我恰好见证了这件事。程先生在1990年2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马先阵馆长及徐有富等来,取去校友书画38件。”接着又在同年6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捐赠书画,在图书馆举行仪式并展出,奖千元。“2014年南京大学文学院于建院百年院庆之际,曾按《豁蒙楼联句》原件尺寸复制,以飨校友与来宾,使这件葆有前辈学人流风逸韵的珍贵文物化身千百,广为流传,算是实现了程先生捐赠这件珍贵文物的初衷。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南京于同年12月13日沦陷,随即被屠城,30万同胞惨遭杀害,豁蒙楼附近的北极阁就是同胞们惨遭屠杀的遗址之一,谁还敢再登豁蒙楼呢?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文汇报》记者黄裳方才旧地重游。他在1946年9月4日写的《鸡鸣寺》一文中谈道:“到了鸡鸣寺,看了‘胭脂井’,旁边一位背了枪的‘同志’警告我不可久留,因为这儿已经成了‘军事重地’了,防空司令部在此办公。”“走进鸡鸣寺中一看,‘豁蒙楼’安放了几十张床铺,两张办公桌子,玻璃窗上写了‘谢绝参观’的‘美术字’。”看来豁蒙楼已成了国军防空司令部的宿舍。好在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变,第二年春天,黄裳又重游故地,还写了篇《豁蒙楼上看浓春》。当时豁蒙楼刚刚开放,匾额为时任民国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所书,时为民国政府内政部长、考试院副院长的周钟岳还撰写了一副对联:“龙战初平,且喜河山尽还我;鸡鸣不已,朅来风雨正怀人。”民国政府“总统府”三个字,就是周钟岳书写的。可见其书法、资格与人品还是被认可的。他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摩擦。“河山尽还我”当然令人高兴,但当时全面内战早已拉开了序幕,又令人忧虑,所以下联充满了黯淡的色彩。后来周钟岳急流勇退,解放后还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解放后,豁蒙楼倒比较清静,有些青年学子还在这里读书学习,饿了就在这里买一碗素面,两麻油蔬菜包子,称得上价廉物美。诗人忆明珠在《鸡鸣寺》一文中回忆道:“我在三十年前,每游鸡鸣寺,不去别处,总是径直走向豁蒙楼寻个座位,喊壶茶来,慢慢地品啜。那时游客寥寥,偶尔可闻隔座低语声,嗑瓜子声、翻书声。一二老尼姑从容不迫地照顾客人用茶用点,多是静坐守候,偶尔也可闻她们喃喃诵经声。板壁上高悬观世音画像,香炉中升起袅袅音篆,异香盈室。这环境,简直像是名士的书斋。”

但是,豁蒙楼的宁静终于被打破了,“文革”中,鸡鸣寺改建成了工厂。“文革”后,黄裳再次来到鸡鸣寺,发现大门紧闭,还挂着“闲人免进”的牌子。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一位工厂的留守人员,方才打听到一些情况,他记叙道:“厂是停办了,因为已经决定要恢复鸡鸣寺。重建的一百万元经费已经拨下,只是由于人工、材料缺乏,看来要到一九八〇年才能慢慢动手。十多年来,鸡鸣寺经过破坏、火烧、拆建,原来的遗迹,据说已经没有什么留存。这时我就顺便提出让我们进去看看的请求,同时摸出了证件。那人为难地一笑,委婉地谢绝了。他说:‘还是不看的好。看了……’”我在《南京文物志》中找到了被省略的内容:“‘文革’期间,鸡鸣寺为南京市无线电元件九厂占用,1973年该厂失火,观音楼、豁蒙楼、景阳楼等建筑焚毁。1983年起重建观音楼、豁蒙楼等殿宇,并塑佛像,基本上恢复了清末的寺院规模。”

我最近又去了一趟豁蒙楼,游人如织,香烟缭绕,向释迦牟尼、观音菩萨等塑像顶礼膜拜的善男信女们络绎不绝,豁蒙楼办起了“鸡鸣寺百味斋”,一半为素餐馆,一半为茶楼。站在茶楼东北面的露台上,湖山美景总是争着涌入游人的眼帘,而时代风雨却在不断地影响着豁蒙楼。联想起豁蒙楼的时代变迁,确实让人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30日,《后海》,题目有所改动)

李瑞清遗事

李瑞清(1867—1920)

于1905年7月被任命为三江师范学堂的代监督,

1906年5月复被任命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

李瑞清于当年年底在南京城陷后不久,

便离开了因战事而暂时停办的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两江优级师范学堂

南京大学前身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李瑞清(1867-1920)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首创者。辛亥革命后,李瑞清鬻书上海,成了20世纪书法界“金石书派”的领军人物。他在现代教育与书画领域都成就卓著,影响深远,本文略述其遗事如下:一、玉梅花庵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清道人轶事》称:“梅翁籍隶江西,而生长读书皆在湖南。少时蓬头垢面,有如呆童,饮食起居,毫无感觉。自言自语,视人则笑,蜷处攻学,余无所知。匿不外出,彼不愿见人,人亦无与彼议婚事者。常德佘公,为长沙学官,闻而往视,觌面问话,触其所学,条对口如悬河。佘公曰,此子将来必成大名。太原王氏所谓‘予叔不痴’者,即此子也,以其长女妻之。”据《晋书·王湛传》记载,王湛少言语,家族中人皆以为痴,侄儿王济瞧不起他,见他床头放着《周易》,便说:“你也用得着此书?试说说其中的道理。”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而有奇趣,皆其闻所未闻,王济不禁肃然起敬。晋武帝也以为王湛痴,见到王济便问道:“卿家痴叔死了没有?”王济回答道:“臣叔殊不痴。”后来王湛官至汝南内史。佘蓉初用此典故,可见他对李瑞清之赏识。

刘氏所述,基本属实,但佘蓉初非“长沙学官”,而是常德朗江书院的主讲。李瑞清《书曲江手迹后》说到过有关情况:“余幼性绝钝,稍稍习《礼经》,年十七八,尚不能执笔为破、承题。外舅佘蓉初先生归老於家,主讲朗江,从学者数百人,日列帐谈艺,每询余,则芒昧不知所对。外舅因手钞国朝诸子文授余曰:‘此以经术古文为文者。’余读之不解辄欲卧。”(《清道人遗集》,黄山书社2011年版,下略,63页)

佘公嫁女的故事有不同版本,比较可靠的当推李瑞清的入室弟子蒋国榜《临川李文洁公传略》所述:“先是,公幼受知武陵佘公祚馨,妻公女,受聘遽卒。以六女妻公,先逝,继配以七女,又先公卒。公遂鳏终身,更字‘梅痴’,以志隐痛。”李瑞清在《亡室佘梅仙墓志铭》中介绍过他和梅仙的短暂婚姻:“梅仙序居六,范淑人出也。年十六归余,明年(1885)之广西,又明年(1886)返长沙,寓城南之带郭园。又明年(1887),以难产卒,时光绪丁亥八月六日,距适余才二载馀也。悲哉!”“方梅仙之适余也以甲申(1884),时吾父从征越南,边事多警,母夫人忧郁,时形诸颜色,梅仙每见,则皇皇不自安,必思得母夫人欢然后已。尝易服作男子装,登堂拜母,母惊起以为他客,既而梅仙笑,母知亦笑。又或诵稗官小说及古今忠孝行事以遣之。”还称她“能邕勰无间言”。“邕勰”当指蔡邕与刘勰,可见梅仙文学修养还是挺高的。李瑞清悼念佘梅仙的诗也相当感人,如《春日元配佘梅仙墓下作》前半首云:“驾言出南郭,零涕陟重冈。冈上有孤坟,荆棘互低昂。仓庚助哀响,杜若自春芳。眷眷想蕙质,凄怆促愁肠。夙夕誓同穴,永永毋相忘。欢宴遽几日,泉路终茫茫。”据《李氏族谱》记载,佘梅仙葬于长沙城南莫家垄。

李瑞清还写过一篇《继室佘玉仙传》,略云:“继室佘玉仙者,名钦淑,湖南武陵佘祚馨公第七女也。”“光绪庚寅玉仙来归。”“玉仙归余不盈三载而遂殁。”光绪庚寅为1890年,李瑞清时年二十四岁,与佘玉仙结婚。光绪癸巳为1893年,李瑞清时年二十七岁,佘玉仙就病死了,李瑞清从此终身不娶。

为了寄托对亡妻的哀思,李瑞清将梅花当作佘氏姐妹的化身,并形诸歌咏,如《邓尉看梅悼逝》:“睹此冰雪姿,起余卅载伤。花气淡如烟,恍惚见容光。夙申偕隐誓,今馀同穴望。魂兮倘翩来,与子将翱翔。”李瑞清还喜欢请人为他画梅,如其《索何铁根画美人笺》云:“君固豪士,乃善画美人。李瑞清芚然一杜多耳,顾独喜君所画美人,傥犹有情根耶?献上生绡一幅,为我写万梅花下一淡妆女郎。”(179页,“杜多”,梵语,指没什么欲望的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李瑞清还请陈衡恪为其画白梅。显然,这都是为了寄托他对佘氏姐妹特别是梅仙的怀念之情。

李瑞清还写过一首骚体赋《悲璚支》,璚支为玉名,这里似用来比喻亡妻玉仙。此录其写梦境一段为例:“魂姗姗而偏来兮,形茕茕而若怯。既面余亦掩涕兮,且讽余以自宽。抚余绸之单薄兮,怜余之夜寒。申申劝余之崇德兮,复劝余以加餐。风飒飒而洞邃兮,君思妾而耿耿。閟幽宫之郁郁兮,妾思君与天永。哀年命之不长兮,叹繁华之易摧。恻松门之黯黯兮,身欲却而转回。鸡伊喔而振声兮,惕警觉而无见。形随魂以潜怛兮,泪涟洏其如霰。”于此可见,妻子对他是多么体贴,多么留念。夫妻间天人永隔是多么痛苦。

李瑞清爱梅,也爱玉,所以他号梅痴、梅庵,也号玉梅花庵,如1912年4月21日《神州日报》曾刊出《玉梅花庵道士鬻书后引》,同年6月12日该报还刊出过当时李瑞清的住址:“李梅庵,新靶子路横滨桥北首路西玉梅花庵李寓”。他的临古诸跋题为《玉梅花庵临古各跋》,他的论书著作题为《玉梅花庵书断》,都说明了这一点。显然,李瑞清号梅痴、梅庵、玉梅花庵都是为了怀念他已故的妻子梅仙和玉仙。

1915年,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旧址,成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6年,校长江谦为纪念李瑞清主持两江师范学堂的功绩,在校园西北角六朝松旁,用带皮松木造三间茅屋,取名“梅庵”。门前木匾上有李瑞清写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八字校训。1933年,茅屋改为砖混结构,面积204平方米。匾额“梅庵”二字为柳诒徵书,所署时间为“民国卅六年六月九日”。曾熙、胡小石等在李瑞清墓附近还建了玉梅花庵。将纪念李瑞清的建筑取名为“梅庵”“玉梅花庵”可谓善解人意。二、李瑞清与魏光焘

李瑞清于光绪十九年(1893)到江西南昌参加乡试,中了举人。次年(1894)进京参加会试,中了进士。又次年(1895)在京参加殿试,置二甲朝考一等,选翰林院庶吉士。不久,李瑞清念母亲病重,便请假回家探望,于途中获知母亲去世噩耗,痛不欲生。光绪二十五年(1899),其父在云南权篆迤西兵备道,李瑞清于这年春天入滇省亲,由于闲居多暇,便写了《梅花赋》《日赋》《秋月赋》,特别是《秋月赋》,一时传颂,纸为之贵。

晚清重臣魏光焘(1837-1916)字午庄,湖南邵阳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调任云贵总督,下车伊始便向同乡李必昌咨询政务,李必昌特地让儿子李瑞清写了篇《代大人拟上滇督魏午庄书》,该文依据国内外政治形势与云南所处地理环境,提出了四点对策:“一曰劝团练以实内,招游勇以御外;二曰广开矿以裕财源,整商务以塞漏卮;三曰精机器以制械,扩学堂以育才;四曰联官民以一志,抚土司而防边。”此信充分显示了李瑞清的才华,字又写得好,给魏光焘留下了深刻印象。

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月,李必昌退休,瑞清随父回到了湖南长沙,阴历八月初四,父亲因病去世。李瑞清在家服丧期间,仍与魏光焘保持着联系,还特地绘画题诗为魏光焘祝寿,诗题为《古松歌寿魏中丞》,末数句云:“我今长啸归故乡,自惭翮短不能翔。敬献此图介公寿,颂公寿考永无疆。”诗中表达了希望获得提携的愿望,于是魏光焘便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阴历十月聘请李瑞清任云南学堂教习。胡思进《退庐文集·送李梅庵南归序》谈到了这一点:“壬寅(1902)十月,邵阳魏公承诏开云南学堂,聘梅庵为教习。”

魏光焘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改任两江总督,遂延揽李瑞清入幕。双方关系很融洽,当年阴历六月二十日,李瑞清还写了《荷花生日邵阳尚书置酒张饮莫愁湖上时久旱得雨池沼微凉作此奉谢》一诗。李瑞清任魏光焘幕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指导魏光焘的儿子魏肇文等读书写字。魏光焘之孙魏荣爵曾说过:“魏光焘对李的书法至为欣赏。在我父亲魏肇文未就读日本前,祖父魏光焘严格要他随李学书法。李别名梅庵,又称清道人,父遂取名桂庵,我长叔亦有拜师者,故贡为幕府,亲如家人。传闻梅庵先生曾向祖父说:‘令郎书法已尽取我长而过之!’这自是谦逊之词,祖父以玉砚馈赠以示尊重。”(《从三江师范创办谈到魏光焘和李瑞清》,载2001年3月1日《南京大学报》)李瑞清《跋自临黑女志》也提到了这一点:“武伯学此碑,大有悟入处。冬窗蚤暄,研冰欲解,临此。”(150页,“武伯”即魏肇文字)李瑞清去世后,魏肇文等兄弟八人合写了一副挽联,对他们的老师表达了深切的悼念之情。魏光焘在调任闽浙总督前,还特地代李瑞清纳赀为道员,分江苏试用。

光绪三十年(1904)阴历七月二十日,魏光焘奉调闽浙总督,继任为原山东巡抚安徽人周馥。蒋国榜谈道,李瑞清守父丧期满,“乙巳(1905)改官道员,分发江苏,总督为安徽周公馥。时朝旨废书院,兴学堂,罢私塾,设师范传习所,一时寒畯哗然,不赴考,周公急委公为传习所总办”。他的堂弟李云麾说得更加具体:“周馥继魏督两江,器兄且逾於魏。时初改学制,废书院,罢私塾,於江宁筹设师范传习所,不於此出不得为童子师,期尽化私塾为学堂,而士之仰束脩膏火为活者众,哗阻不前,事且僵。兄适於是时到省,周见牒如获至宝,即日委为师范传习所总办。”

张之洞奉命对此次学潮作了调查,并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二十九日上《查明周馥参款折》谈到了该事件的具体情况:“本年二月,该署督饬改凤池、尊经两校士馆为师范传习所,即以向来肄业之生童充之。该生童向不住馆,或以训蒙为业,或仰膏火赡家,恐取入传习所后功课既繁,又兼失去膏火,不无觖望,遂借口所定功课钟点太多,於署督亲临考试点名时,大众将首先应名接卷之两生拖下不准应点,一哄而散。”

李瑞清上任后对考生采取了区别情况分别对待的方法,风波很快平息了下去。1905年5月24日《中外日报》以《招考传习生出榜》为题作了报导:“师范传习所总办李梅庵观察,前月下旬,会同学务处司道,分期考选本籍、客籍各士子,现已将试卷评定甲乙,出榜晓示。计生员正取五十名,副取八十名,童生正取三十名,副取五十名。凡不愿入所肄业者,仍准按月考试,书院以资赡养而示体恤。”正因为李瑞清处理师范传习所风波卓有成效,所以很快就被周馥任命为三江师范学堂的代监督,1905年7月6日《时报》以《委代三江师范学堂监督(南京)》为题作了报导:“三江师范学堂监督徐积余(徐乃昌字积余)观察因欲入都赴引,玉帅(即两江总督周馥)以李梅庵观察办理师范传习所颇着成效,因特委代理师范学堂监督之任,并兼管传习所,日昨已下札矣。”三、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

李瑞清是教育救国论者,他在《与张季直书》中说:“中国前途,除办学外,更无第二条生路,公不可不一注意也。”(179页。“季直”,张謇字)其《与伍仲文书》复云:“救社会,舍教育外,更无他法。惟一二英杰投身教育,不但不可有富贵思想,即名誉思想亦不可有。当如老牧师,除救世外,无他思想。”“吾辈果能舍身教育中,牺牲富贵名誉,无论国不亡便可致富强,即便亡,亦有翻身之一日,不能尽铲除吾人之爱国心也。如无教育,便无人,安有国?吾教育诸人,人人皆有此责,愿以此贡之。”

他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地整顿了三江师范学堂的校风与教学秩序。1905年8月的《中外日报》以《整顿三江学堂新计划》为题作了报导:“三江师范学堂规模既大,用款浩繁,教习委员,不下百人之多,滥竽充数者,既不乏人。兼差支薪素不到堂者,亦复不少。代办监督李梅庵观察,特订新章。各委员所司之事,无论其冗滥与否,暂不予以裁汰。惟须终日在堂,不准无故擅离。倘有自旷职守者,一经查明,立予撤差,断不姑容。至各教习亦悉仍其旧,但属令自认愿教何许学科,设认定后如不切实教授,亦即屏退,已分别传知各委员教习遵照。”

接着,李瑞清于1906年3月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并选聘日籍教师。李云麾称:“兄受命严加整饬,学风倏肃。部署粗定,自请东渡日本考察,兼别求彼邦硕彦备改聘,所订条款至严,且声明无关国际交涉,开前所未闻之创格。归国之日,江督已易端方,聆悉始末,顾同座曰:‘吾以李道为文学教育家,今乃知其复为外交能手也。’由是大见倚任。”

李瑞清赴日本考察的事,1906年5月份的《时报》以《两江师范学堂续聘东教习(南京)》为题作了报导。王德滋主编之《南京大学百年史》对聘请日本教习的情况也作了简要的叙述:“1906年3月,李瑞清带着修改后的聘约章程亲赴日本,通过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聘请了总教习松本孝治郎和另外两名教习。松本总教习4月抵达两江后,又增聘小野等3位日本教习,加上留任的2人,改制后的日本两江师范学堂聘请10名日本教习。”

顺便说一下,周馥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还将三江师范学堂,更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并任命三江师范学堂代理监督李瑞清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三江师范学堂的校名是张之洞取的,他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八日所呈《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称:“兹于江宁省城北极阁前,勘定地址,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一所,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人士皆得入堂受学。”可见“三江”即指上述江南三省。以张謇为代表的江苏的官绅们认为既然名为两江总督,当然应当名为两江师范学堂,于是两江总督周馥顺应众议,依据《奏定学堂章程》条例,于1906年5月将三江师范学堂易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并任命李瑞清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

李瑞清从日本考察教育回来,首先改变了学制,开办优级本科之“公共科”与“分类科”。“公共科”主要修读人伦道德、群经源流、中国文学、东语、英语、逻辑、算学、体操等通识课程。“分类科”包括理化数学科、农学博物科与图画手工科。其中图画手工科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首创,对我国现代美术人才的培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弟子姜丹书在《我国五十年来艺术教育史科之一页》一文中指出:“监督李瑞清眼光远大,且自己擅长书画,故提出主张,同时学生竭力争取,于是呈准学部,特别添设了图画手工科。”

据《两江师范同学录》记载:1906年6月,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选科甲班入学,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毕业。李健(仲乾)、吕濬(凤子)、桂绍烈(承之)等三十三人在册。1907年9月,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选科乙班入学。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毕业,姜丹书等三十六人在册。此外,1907年,图画手工科还招收预科甲、乙两班学生一百零六人,柳肇嘉就是预科甲班的学生。这批学生堪称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开创者,他们除创办了首批美术专科学校外,还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担任美术教员,培养出了潘天寿、丰子恺、李苦禅、俞剑华等著名画家。李瑞清到上海后,也收了一些学生,其中最著名的是张大千。所以说李瑞清为现代正规美术教育的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教学要靠老师,李瑞清非常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如上所说,李瑞清除亲自到日本选聘日籍教师外,对国内教师也认真选拔,聘请地理学专家姚明辉就是一个突出例子。当时,地理教员学非专门,对学生提问往往答非所问,学生意见很大。李瑞清获悉此情况后,经江苏提学使樊恭煦介绍,特地派人专程往嘉定聘请姚明辉(1881-1961),姚氏是经学与地理学方面的专家,著有《大学姚氏读本》《禹贡注解》《蒙古志》等著作。姚氏到校后,李瑞清亲备筵席为之接风,而姚明辉也不负众望,上课时讲得头头是道,妙趣横生,对学生提问,引经据典,对答如流。学生们对姚先生心悦诚服,学习积极性很高。

李瑞清对教师非常尊重,如果请学者来校讲演,他总是亲自到场聆听。柳诒徵的女儿柳定生在《魂依夭矫六朝松——记先父柳诒徵先生》一文中谈道:“出于对(柳诒徵)先生人格的尊重……凡遇先生到校讲演,李监督必亲自聆听,如因有事不能来听,则必请先生改期讲演,期能恭听。我至今尚留有近一百年前李梅庵(瑞清)监督请先生讲演的亲笔信:‘诒徵先生教席:今日堂中开讲演会,敬求大教育家临堂演说,近日学风日见退步,如各处毕业考试,竟先知题目,到处求人代作,闻有寄信至江苏镇江求助者,良可痛哭。故养成学无求学问之心,而单要求范围,要求分数,中国前途尚堪设想乎!乞提起其知耻心,以不欺为本。傍晚在堂恭候,敬请翼谋吾兄先生。弟瑞清。初二日’。”李瑞清平时也注意与教师交流沟通,据孙玉声《退醒庐笔记》卷下记载,李瑞清“任江宁提学使时,纵教员往谒,翌日必亦殷殷答拜,其谦恭下士可见”。柳定生还说:“梅庵与(柳诒徵)先生宾东之谊甚厚,并请先生到他家中,请看所藏《张迁碑》,乃何子贞所收剧迹。”《劬堂日记》也记载了这件事:“一九一一年四月初十:临《石门颂》两纸,《张夫人》一纸。李梅老约观何子贞所藏《张公方碑》,纸墨纯古。”李瑞清还专门为柳诒徵的母亲写过墓志铭。

正如赵玉麟《桃李无言下成蹊》一文所说,李瑞清在担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期间,“以‘视教育若生命,学校若家庭,学生为子弟’为办学宗旨,全力以赴,始终不渝”。他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同学录序》中号召同学们“一志力学,为中国之培根、笛卡儿”。当时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各种思潮在学校中涌动,处理不当便会引起学潮。李瑞清进京赶考时曾参加过康有为所组织的“公车上书”,因此对思想激进的学生能给予同情、理解与支持。如杨向时《熊琢如先生寿序》云:“江西籍的熊恢(1894-1963以后)于1910年考入两江师范,不久参加共进会,率先剪去发辫,曾在月夜里登钟山,习兵法,慨然有革命之志。事闻于官吏,几乎遭到拘捕入狱,‘以师校监督李瑞清之庇而获免’。”苏云峰《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一书还提到“汤增璧(1886-1948)入学前就已参加革命活动了,后来也获得李瑞清之保证,以官费留日”。

李瑞清还经常深入课堂,坐学生间,认真听讲,并作笔记。既检查了教学质量,亦沟通了师生关系。据何开庸《近代著名教育家、书法家李瑞清》记载:“一天下课后突逢大雨,李瑞清和学生一道冒雨离开课堂,校役要替他打伞,被他拒绝。他说:‘学生淋雨,我不能例外。’”

李瑞清在教学方面也以身作则,他负责图画手工科中国书法的教学任务,能注意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据曾迎三《清道人年谱》记载,李芳同学收藏书画纱扇一柄,题曰:“先师梅庵公于光绪三十四年赐纱扇一柄,为课艺奖品,藏行箧走四方,五十有五年矣。公书名满天下,流传至广,而画殊罕现。此扇书画兼备,极可宝爱,不惟个人感知,拜惠之也。壬寅(1962)仲春,门人李芳谨识。时年七十有四。”李瑞清也承担着其他课程的教学任务,并认真批改学生的作业。《清道人遗集》还保存着《诸生课卷批》,如谓:“此卷颇喜其有言论自由、学术独立之概,故尤乐与详论之。”“文笔沉痛,识解超越。所云秦汉而降,专制习深,此未为知言也。秦为法家之一完全专制政体,明亦实行专制者也。汉唐宋皆带有杂质者也。”此类批语当然能对学生起鼓励与指导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注意在阅卷时发现人才并加以培养,胡小石的助教郭维森所撰《胡小石先生传略》说:“小石师以其家传的书法和深厚的旧学功底,引起了梅庵先生的注意。有一次,李先生出题测试学生,题目出于《仪礼》,小石师曾读过家藏的张惠言的《仪礼图》,所以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做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受到李先生的激赏,成了李先生悉心指导的入室弟子。……1910年2月,师从两江师范学堂毕业,因梅庵先生之介,留校任附中教员。李先生还同时介绍他与同学胡翔冬拜于陈三立(散原老人)门下,学习诗学。”后来胡小石与胡翔冬都成了南京大学历史上研究古代文学的著名教授。

这绝不是个别现象,还有个南京学生叫张通之,喜欢临摹晚清书法家张裕钊(号濂亭)的书法。李瑞清看到后,称赞他临到神似,并说:“学校饭堂里的‘规则’是我用濂亭体写的,但远比不上你。”他每次遇到张通之,都用手作写字状,并问道:“课后还写张濂亭字吗?”通之说没有写,他总是鼓励道:“写写写,毋懈毋懈。”张通之著有《庠序怀旧录》,第一篇写的就是李瑞清。张通之在书画方面颇有成就,与李瑞清的鼓励与教诲是分不开的。两江师范学堂碑

李瑞清办学成就显著,正如柳肇嘉《清道人传》所说,李瑞清“以身作则,视诸生若家人子弟,提倡科学、国学、美术,不遗余力。中外教授及江南弟子千数百人,服其诚慤,教育成绩,评者推为东南冠冕”。苏云峰《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亦云:“它不仅是江苏省的最高学府,其规模可与京师大学堂比美,日本东亚同文会就说这是‘清国之两所大学校’。”四、李瑞清在辛亥革命中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这一年的阴历六月,李瑞清赴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议,八月初回南京,已经是风起云涌。据《清代职官年表》(宣统三年江苏巡抚程德全)记载:11月6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江苏独立,并成立江苏都督府,自任民军都督。驻江宁之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也率军起义,并和来援之苏浙等省民军组成联军,于11月22日,进攻南京城。

李瑞清见形势非同寻常,赶紧安排全家至沪,独留宁,誓以身殉职。侄儿李健与一仆留下来照顾他。同时,他还自出路费安排那些家有老亲及道远欲归者先回家,而自己与留下来的学生继续按课表上课,也有原先准备回家而又继续留下来上课的。

蒋国榜记述道:“总督张人骏、提督张勋,方治军北极阁。战比捷,俄报将军铁良、藩司范增祥,正任官以下多逃,全城震惊,相与咨叹无策。忽然风送校舍振铃声,以远镜下窥,盖两江师范学堂弦诵未辍也。张人骏喜曰:‘李某果不去,好男子!是诚可寄命任重者。’立遣使迓公,一见即离席拜曰:‘樊山行矣,顷已电保公授宁藩矣。’”(99页。“樊山”,范增祥字)

李瑞清被清政府任命为江宁布政使,原布政使樊增祥携印而逃,所以李瑞清在围城中行文只好依赖一枚木印,刘成禺《世载堂杂忆·逋臣争印》提到了这件事:“辛亥革命,张勋守南京,范樊山为江宁布政使,携印渡江潜逃。李梅庵时为提学使,奉张命署理藩司。”“但布政使铜质印钤已被樊山携走,不得已刻一木印,执行藩司职权。”据李云麾介绍,李瑞清“念守城必先安民,安民必先足食,集米业者议予以便宜运米三十万石间道入城,开办平粜,救济失业难民,人心顿安”。当时提督张勋下了道“剪辫者杀无赦”的命令,“视青年学子皆革命党奸细,将穷搜骈戮。兄抗颜力争,谓‘生皆为我留,若戮一人者,请先戮我,第二人乃及其他’。张以重兄故,假兄以符曰:‘凡为公留者,趣纵之。’兄日夜遣送青年俊秀,皆得乘机出城,其有徵象特殊者,至载以己舆,全活殆不可数计”。

李云麾还谈道:“洎事亟,张勋率兵退江北,张人骏亦走,全城官无大小皆走。独兄所委江宁县知县陶某踉跄趋谒,誓死共维秩序。美日领事均自驱车迎兄避领事署。美教士包文慈善任侠,素敬兄,敦劝尤力曰:‘炮火无情,徒为牺牲,无谓也,但入安全地,仍得治事守土如故也。’可谓善为之词矣。兄迄不为动,曰:‘炮火无情,尤应与众百姓共之,同成齏粉,吾份也,使吾世世子孙出入此城而无惭焉,亦足矣。’乃公服捧印坐堂皇,炮弹落堂前轰发,左右震慄,欲挟兄移坐厅后,兄怒斥诸人,使远无敢动者。”(277-278页)

据李云麾介绍:“苏抚程德全以苏军都督偕镇军都督林述庆先后入城,驰使迎兄,推崇备至。兄不应,使曰:‘劝公不行,将以兵来,不死且辱,奈何?’兄咄曰:‘吾死不惧,辱将安施?能促吾行者,一人手一枪足矣,不则千万人何为?’”程德全想聘请李瑞清担任顾问,遭到严词拒绝,他还专门写了一篇《与程都督辞顾问官书》:“本月十二,江宁城陷,自谓当即时伏显诛,引领端坐,待膏斧钺。”“傥缘宽假,使清黄冠归卧故里,俾孱弱之躯得遂首邱之志,诚冥目至愿,土灰极荣。如必相迫胁,义不苟活,虽沸鼎在前,曲戟加颈,所不惧也。”

布政使是专管一省财赋与民政的官员。李瑞清在离宁赴沪前对所经管的藩署与两江师范学堂的财产都一一作了交代。蒋国榜称李瑞清“乃召宁中父老缙绅而告之曰:‘余不死,黄冠为道士矣。库之财,宁之财也,幸尚保之。’皆涕下莫能仰视。时藩库尚储数十万金,及两江师范清册,移交无一介苟”。不过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清道人与郑苏龛》所述更符合实际情况:“辛亥,南京城将破,(胡)小石住城北,急往城南,谒梅翁于藩署。梅翁预备离南京,办清经手事项,洁身而去。草数函,皆交清银钱手续公函。中有与程雪楼一函,用虎皮黄色笺纸,字写锺太傅体,函首书‘某某顿首死罪,致书于雪楼中丞,都督阁下’:内述藩司库内存现款若干,毫无沾染,并有‘愿中丞善事新国,己则从此为出世人’之语意。”“程雪楼”即程德全,时为江苏民军都督。关于两江师范学堂的财产交接问题,他专门在1912年2月21日《时报》上发表过一则《李瑞清启事》:“瑞清曾任两江师范历有年所,今春委属监学李君鸿才兼办,关于财务文牍账册,克尽其职。至於银钱帐据仍由陈、萧二君任之。瑞清黄冠以来,久将本堂三万余金折据,交代财务公所在案,凡本校银钱帐据,李君毫无责任。特此声明。”

李瑞清将公家的钱财账目交代清楚后,已经两袖清风,一贫如洗,李云麾谈到了他易道士服离宁赴沪的情况:“事少平,谋之沪,顾不名一钱,兄曰:‘此去作逋客,无用舆处。’货舆得资整装。适方外友度道人者,自鄂来视。”“兄曰:‘子来大佳,吾今已无累,正好从子游。’度欣然为兄结发,遂易黄冠为道士,并为易名永清。”事毕,李瑞清,以道士身份与侄儿李健,以及一名仆人前往上海与家人团聚。五、李瑞清鬻书上海

李瑞清任职期间工资还是非常高的,江宁学务处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所呈《督宪调查两江师范学堂及附属小学校应行核减扩充大略情形清折》云:监督李瑞清,“薪水及夫马费,月共漕平银300两,折合龙洋440元”。李瑞清到上海后,由于不做官,断了经籍来源,生活非常拮据。辛亥十二月二十八日《郑孝胥日记》云:“李梅庵来,梅庵着道士服,家口四十八人,坐粮仅支正月。”“坐”有因为的意思,可见李瑞清找郑孝胥是因为家里快要断粮了。由于无米下锅,李瑞清只好用珍藏的字画来换米,谭延闿《题李道士画》提到了这件事:“道人昔宝南田画,燕台示我同称快。自言得此已倾囊,俸钱赊画家人怪。后来海上几淹留,忽闻易米同珠投。”(3页,“南田”为清画家恽格号)

哪有那么多字画可卖呢?所以李家经常处于断炊的状态,许多人在诗文中都提到过这一点,如陈三立《清道人遗集·序》云:“道人家累数十,僦椽僻区,屡空且饿毙,稍鬻书为活。”吴昌硕《清道人画松歌》也称:“玉梅花庵清道士,三日无粮饿不死。”而他所喜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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