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功臣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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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先驱试读：
引言
这种生命曾在历史上真实存在一
本书讲述清末民初革命党人的秘史，以此向百年前缔造中华民国，在梦想和奋斗中度其一生的先辈们致敬。同时，这也是一曲英雄挽歌，为他们归于悲凉的命运扼腕叹息。在中华民族的革命史册上，民国先驱们的奉献和牺牲，厥功至伟，本是我们历史文化中的一层底色，然而，其事甫逾百年，人间不过三代，已将淹没无闻了。后人所知者，也仅孙中山、黄兴等领袖人物，即对孙、黄等人的了解，亦出自宣传或演义之类，多不完整。这种时空转换带给人的苍茫感，并非今日始，早年孙中山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作序，就有“黄花岗上一抔土，犹湮没于荒烟蔓草间”的感叹；黄兴撰写《挽林述庆联》中，又多了一层悲悯意味：“风雨无情，落花满地惊春梦；江山如故，何日重生此霸才！”对孙、黄而言，同时代人的死别，已奄然如逝梦；何况又经历时光的百年推移，若断了精神血脉的传承，那一代革命党人的事功至今还能留下多少影子？
清末革命党人是一大群体，其中仁人志士多矣，在近代中国历史长空上，这些职业革命家和理想主义者是闪耀的群星，也是漫漫黑夜的一道记忆。经历了民国初年短暂的共和，他们当中很多人仆倒于袁世凯当国的凶险年月，一部分人奋力挣扎，终被北洋军阀时期所吞噬，只有极少人全身而存，并写下了自己的故事。从这些发黄脆裂的册页里，后人总算可以辨出他们模糊的面孔。但是，除了孙中山、黄兴、陈炯明、陈独秀几个风云人物，我们从中已认不出多少熟悉的名字，遑论了解他们建立民国、开创纪元的功勋。昔者吾国吾民，聚族而居，素有记传家谱的习俗；从某种意义上，可不可以说在我们的“国谱”中，民国先驱就是应居“本纪”、“列传”地位的人物？只是，走过一个独有英雄、更无豪杰的时代，先贤们的事迹已经恍若隔世；在主流叙事的话语定式里，冰冷的文字又消解了他们回忆中的一息生机。到了我们这一代，百年人事已尽被黄沙磨销。好在旧时河山风景曾谙，可供后来者追想回味；荒草残垣中的墓志铭，多少还保留一些“自将磨洗认前朝”的意境。当我们费力辨认着断石上斑驳脱落的字迹时，心中涌起的岂止惆怅与感慨！国学大师钱穆曾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提醒人们，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抱以“一种温情与敬意”。这种感性智慧的历史观，令人怀恋。对于本书而言，还原民国先驱的时代与生活，是向其示以温情、致以敬意的一种方式。
本书共二十二篇，每篇主要写一个人物及其在某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活动，时间线索，基本上从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登上历史舞台，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这个大背景下展开。书中人物都是名扬一时的革命党人（大部分是同盟会员，惟陈独秀、陈之骥未正式入盟，徐锡麒为光复会员），其中大部分人或作为组织策划者，或亲临战阵九死一生，都参加了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历次反清起义，这些不平凡的经历，对他们以后的人生命运影响巨深。那么，在同盟会旗帜下集结起来的这一群人，究竟是从何处汲取了一股惊天动地的神力，推翻了一个虽已腐朽却也根深蒂固的王朝呢？民国建立以后，政治生态趋于多样复杂，当年的革命党何以分化瓦解为不同阵营，不少人的命运归宿又如此坎坷凄凉呢？这里面所潜伏的历史密机，耐人寻味，我们寻找的答案，就隐藏在已被正史冷漠多年的角落里。
二
讲述民国先驱的往事，也是对历史背后秘密的一种探求。本书再现前辈史迹时，有一个愿望，就是通过个体的人和他们的曲折心路历程，折射出当时社会巨大转型的背景，勾勒出时代变迁与个人命运的复杂关系；同时营造原生态的语境氛围，使读者在阅读中回到从前，身临其境，体味书中人物的真实情感，和他们在历史关键时刻的各种心态和选择。关于同盟会领军人物，各类研究著述众多，有关资料浩如烟海，本书不拟重复已有记载。在追寻他们踪迹时，力图独辟蹊径，每篇文章立意，也各有一个新的角度，如写孙眉、孙文兄弟，侧重于他们的“手足情”；对黄兴的评介，围绕他的断指来取材谋篇；至于陈炯明，主要钩沉他与马育航的亲缘关系，并两人同舟共济的一生；陈其美，则以“首领风度”为主线，展示他的非同凡响之处。对于读者略有所闻的其他“大人物”，如早年陈独秀、国民党大佬邹鲁、革命史家冯自由、黄花岗幸存者莫纪彭、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等，解读方法亦复如此。在寻找他们生命轨迹的过程中，倚托史料，重在“录秘”，通过挖掘鲜为人知的资料，重返历史现场。对每个人物的生平，不求其全，而求其新；对史事的评判，刻意回避人云亦云，而展示多样面貌。在有限的篇幅中，揭示他们的“另一面”，还原其为真正的“人”。如果把个人史比作一幅画像，岁月的风烟加上人为的涂抹，已使它模糊不清、甚至面目全非，本书所做的就是把尘土脂粉揭下来，让真相浮出画面。
除了这些风云人物，书中的大部分主角今已鲜为人知。如辛亥年光复上海的敢死队长张承槱、重庆副都督夏之时、南北议和使者朱芾煌、江浙联军总参谋陶骏保、孙中山亲信朱卓文、广东警察厅长陈景华、附葬中山陵之韩恢等，其人其事，恐怕止于人名辞典上。这些今人眼里的陌生名字，在并不遥远的一百年前，出没于报纸集会通电，作为街巷百姓的谈资，也曾风云一时。他们是缔造民国的中流砥柱，并且被视为社会精英，每人都有过一段辉煌史。只是民初的社会转型，因南北再度失和而被猛然打断后，乱局持续太久，这些曾经沧海的革命党人，在与时光的搏斗中渐渐衰老，最终被时代的烟尘吞没。发掘这些被遗忘的角色，打捞浩瀚史海中的碎片，从纷纭旧事的边缘，我们多少找到一些人世兴衰的原理。
历史的背后从来写满了内幕，它的延续、相关及巧合，在书中人物身上的体现，同样出人意料。具体来讲，关于陈炯明的身世，坊间传记年谱之类，可谓多多，可是谁曾料想，他倚为心腹的马育航竟是其同母异父兄弟，而马家五子又是声动一时的著名小提琴作曲家、演奏家马思聪呢？国民党元老邹鲁，读其回忆录，何等谨严持重；观其照片，何等道貌岸然，但他的婚姻生活所贯穿的与若干女同盟会员的恩怨，却令人刮目相看。如不深究，你也很难想象，冯自由这个国民党政权边缘人物，早年经历是与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旗、临时稽勋局这些历史符号，紧密联系起来的。对以创办锦江饭店有名于沪上的董竹君，或许我们有所耳闻，而她与夏之时的朝朝暮暮，岂不让人慨叹历史那“看不见的手”的安排与作弄！至于南北议和时代神秘使者朱芾煌与胡适等人的交往、陶骏保之死与史量才发家史的纠葛、烈士徐锡麟后人与蒋介石家族的联姻，以及朱卓文在廖仲恺被刺案中扮演的角色、同盟会“丈夫团”成员陈之骥与冯国璋家府的关系等，围绕这些人物的时代背景和大事件，甚至一些逸史片段，我们或略有所闻，但本书专意寻觅的，恰是人们闻所未闻的另一半。这些隐情如今重见天日，或可弥补读者阅读经验的“裂缝”，修成某一段往事或某人经历的“完璧”。
三
今人观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其事功已过去漫漫乎百年，用历史的眼光看，这段光阴却是时间长河里的白驹过隙。就像每一代人生必然裹挟着前辈遗产一样，我们身处的时代与历史连绵未断，时空距离最近的民国尤其如是。现实生活每每提醒人们，当今社会传统及种种事象，都非从天而降，而是其来有自，源远流长。民国虽已远去，它的巨大影子或显或隐夹杂在我们的生活中，对当代人的思想行为方式，依然发挥着深刻影响。本书重拾旧事，再审故人，除了开掘历史的深度，还要从民国先驱留下的足迹中，寻觅对于现实生活的思考。回顾革命党人的奋斗史，在他们身后，如果有一些东西还须捡拾起来，由这一代人背负前行；如果有一种灵魂还活着，等待后来者的轻声呼唤，那就是他们在反抗满清统治、创建民主共和过程中，身体力行的天下为公理想、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惊人毅力，为了革命大业不惜毁家纾难、乃至献出生命的高尚人格与品质。体现在本书里面，每一篇个人史都从一个侧面证明，这种生命模式在历史上真实地存在过，这种人生境界对今天仍有昭示意义。沧海桑田，家国依旧；时过境迁，人心未古。长思深究起来，我们的现实关怀与生存困惑，前人同样遭遇到并作出过抉择；我们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掩埋在昨天的历史中。
当然，本书既名曰“秘史”，其志必在揭秘，那么，对于革命党人生活的考察与评价，亦非单纯褒扬、一味歌颂，其中不免涉及一些令人尴尬的事实与细节。此外，老辈人的情仇恩怨，都已交付天地评判，晚生何必多言；书中引用的资料杂说，真伪信疑并存，读者慧眼自可明辨。惟须指出的是，书中人物生活在清末民初，他们的言行举止，从政治理想到种种生活末节，必然都带着新旧交替时期的烙印；他们对事物的审度选择，受时代环境的局限，多有让今人感到不可思议之处，对此，我们不应苛求责备于前人，而应予更多的理解，保持相当的同情，庶可在开放的阅读心态中，捕捉到他们的呼吸与体温，感受到文字碎片间传递出的意味。如此而来，在与前辈心灵对话的过程中，我们发出的一声声叹息，心中涌动的崇敬与怜悯，也多了几分真实与悲壮。
民国先驱留给后人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了解一些旧事，获得若干真相，沿着他们的足迹找寻，从孙氏兄弟、黄兴、陈其美们执着于理想，以百折不饶的行事风格，“白手起家”推翻一个王朝；从吴禄贞、朱芾煌、蒋翊武、韩恢蔑视功名利禄，轻生死而重天下的人生价值观，再从夏之时、陶骏保、朱卓文、陈景华等人由时代缔造者沦为政争牺牲品的命运结局中，我们看到的不止是一系列曾被支离、遮蔽抑或埋葬的历史秘辛，同时可以得到许多启示与警醒；比之身临动荡混乱年月的祖辈们，感到的也不仅是生活在当今时代的幸运，还有对民国史上众多奉献与牺牲者的感恩。更重要的是，我们身上继承着先人的血脉，并将把其中一部分遗赠给下一代。惟愿百年前仁人志士的牺牲，莫要化作“明日黄花”，凋谢于秋风冷雨中；他们碧血染就的光荣，切勿成了今人眼里的“天方夜谭”，淡漠为一个真正的梦。这是作者向书中人物奉上的温情和敬意，也是本书有缘见教于读者的理由所在。
作者
2013年冬末于京北瓜豆居
弟是华盛顿，兄是拿破仑——孙眉、孙文的手足情
晚清革命党中，很多亲兄弟，在反清历史中颇具盛名，例如早在兴中会时期，广东就有学海军出身的程璧光、程奎光，随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华兴会成立后，湖南又有刘揆一、刘道一，做黄兴的左右手；浙江光复会里，刺杀巡抚恩铭后就义的徐锡麟，四个兄弟均为光复会员。到了同盟会时代，福建方声涛、方声洞，江苏赵声、赵念伯、赵光等，都是在历次起义中前赴后继的角色，黄花岗举义败后，广东革命党人在香港组建支那暗杀团，其中的骨干陈景华、陈自觉和郑彼岸、郑佩刚，以及李应生、李沛基，皆亲兄弟也。辛亥革命中，在攻打南京的江浙联军司令部里，负责起草文电的茅乃登、茅乃封，司理兵站军需的陶逊、陶骏保，也是民国史家常常谈论的人物。
革命党中的兄弟，各有各的故事，若以时间之先和人物分量来论，当然首数孙眉、孙文哥俩了。细说起来，这里面鲜为人知的秘辛，曲折婉转的故事，不仅流露出孙氏兄弟的真性情，有许多感人至深的韵味，那一代人为了理想而不惜毁家纾难的勇气，更令人敬而服之，回味不已。
因宗教信仰，兄弟失和
孙眉是孙家长子，字德彰，号寿屏，比后来以孙中山之名蜚声世界的这位从弟，大了整整12岁，也为其弟领导的革命事业，奉献出了一切，长兄如父，适其言也。
清朝同治末年，随着西风东渐，东南沿海村民漂洋过海，到南洋及欧美谋生，几成风习，孙氏的老家广东香山县紧邻港、澳，自是领风气之先的地方。孙家世居翠亨村，本是小康农户，到缝工孙达成这一代，家道中落，生计窘迫，孙眉也在17岁那年，随着乡人远赴檀香山，闯荡生活。彼时檀岛还是半开垦状态，人烟稀少，荒地很多，孙眉体格强壮，头脑灵活，起初几年，为当地人做田工，待略有积蓄，便向岛上政府提出申请，去檀香山五大岛之一Main(中译茂宜岛)去开荒。时值1876年前后，美国政府与檀香山土著订立契约，大规模发展种植业，需要更多劳力，广东各地应招前往该岛拓荒者，也越来越多。借着这个机会，孙眉陆续租到千数百英亩山地，又从家乡雇来许多伙计，数年之间，备尝艰辛，将大片荒山野岭，开辟为绵延无际的良田林园，除了栽种果树，耕作庄稼，还畜养了上万头牛羊，因农庄经营得法，收获非常可观。
到光绪初年，二十三四岁的孙眉，已在檀香山中心火奴鲁鲁及茂宜岛的茄荷蕾埠，各开设了一间商店，出售农牧场收成，积资达到数万元，成为当地华侨中的富户之一，人称“茂宜王”。所居地加孖里奥，背倚姑剌山，面朝茂宜岭，且俯临浩渺太平洋，景色壮美。孙家住宅就位于层峦叠翠的山谷中，为木质大屋，院内凿有泉水井，四周种有大片沙梨、橘、柚等果树，并设烤猪之用的铁炉，种种规划，都体现出世外桃源的情趣。孙眉的勤恳能干，善于经营，于此可见一斑。
渐致富厚的同时，孙眉屡次写信回国，称赞檀香山风俗之优良、土地之肥沃，并准备接奉父母来岛就养，以尽人之常情。不久，他从檀香山归乡省亲，详述异国风土人文，对孙文很有吸引力。台湾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中所记：“一八七七年六月九日，孙先生长兄德彰从檀香山回到翠亨村结婚，在家居住三个多月。孙先生从长兄言谈中得知海外种种乐趣，心向往之”，即谓当时情况。孙达成这年已66岁，以赴檀岛海路迢迢，自己年老体弱，无意远行，乃由夫人杨氏偕幼子孙文，于光绪四年（1878）5月，从澳门坐船起程，在海上飘摇了数十日，始到檀香山。所乘的两千吨英轮“格兰诺去号”，还搭载了不少孙眉从香山县招募的工人。
这是孙文的首次出洋之旅，后来他在《伦敦蒙难记》中自述革命生涯时提到：在浩瀚的太平洋上，13岁的他“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乃生“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这时的孙文，穿着长袍马褂，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条小辫子，在乡间私塾里已念了六七年的四书五经，他迈上革命道路的第一步，却是从走向世界开始的，相比同时代仍在“子曰诗云”的大部分仁人志士，可谓与众不同。那么，对于孙眉来说，孙文的到来，又何尝不是他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呢？设若他没有这样一个后来注定要成为革命家的幼弟，或许此生便可以做一个家业殷实的富商，要么在这异国的岛上旅居下去，彻底融入当地社会；要么衣锦还乡，度过优游平静的一生岁月。但革命的冲击力又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后来改变了中国、震撼了全世界的兄弟，孙眉的生活和思想也随着清朝末年反清排满的革命大潮，不由自主而一再被涂改、被重塑了。
孙文来到檀香山后，孙眉安排他在茂宜岛自家所开的德隆昌米店里，佐理商务，学做生意。但这位幼弟有志于学，做了不到一个月，对盘货、打算盘记账之类甚觉索然无味，于是，大哥送他去火奴鲁鲁最好的英国教会学校——意奥兰尼学校住校就读，年金为一百零五美元，斯时当地工人月薪不过二三十元，此项学资已相当高昂了。三年后毕业，孙文的各科成绩均为优秀，且获英文文法第二奖，由夏威夷王在毕业礼上亲自颁给，孙眉颇引以为荣。唯一让他不满意的是，在这所教会学校里，孙文不止掌握了流畅自如的英文，被牧师们熏陶了几年，竟对耶稣和《圣经》发生了兴趣，并常常参加教堂唱诗班，只差未接受洗礼了。
孙眉深感忧虑，偕弟回到茂宜岛后，仍令其学习经商，并预备尽快把店铺交给孙文打理，自己则可以专心于正在蒸蒸日上的垦牧事业。岂料孙文志不在此，只做了半年，又提出请求，要继续读书。大哥无奈，便把他送入美国人开办的奥阿厚书院，继续升学。该校相当于高级中学，是檀岛上最高书院，学费自然不菲，但是孙文仅读了三个月，便因为与大哥的一场争端，而戛然中止了。原来，奥阿厚的背景是基督教公理会，学校内的宗教气氛比之意奥兰尼，更为浓厚，孙文入校以后，早晚参加祈祷，对礼拜日教堂活动也极感兴味，他在基督教义中找到的更多道理，远非早年熟读的四书五经所能给予，于是，言谈举止中，流露出加入基督教的愿望。但这又是孙眉所不能理解的。
孙眉从小受礼教熏陶，在家乡时也读过几年私塾，现在虽已在海外生活多年，对基督教素却不以为然，内心里还是个“国粹派”。因而，闻讯大为生气，勒令幼弟立即反教并且退学，孙文当然不肯，两人为此大闹了一场。孙文的早年好友陈少白记述：
……这样，两个人斗起口来，孙先生就被他哥哥打了一顿。打过以后，哥哥不理他。孙先生倒也负气起来了，就拿了一只衣箱，头也不回地跑出门。他想到什么地方去好呢？摸摸身边也没有钱。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后来就跑回到教会学堂里面去。见了牧师，就说：“我哥哥不要我读书，我现在站不住要回去了。”牧师听了，很怜惜他。苦苦地劝他：“你暂时住在学校内罢。隔两天，等你哥哥气平了，再可以去商量的。”但是那时候孙先生觉得既和哥哥斗气出来，再也不能住下去了，并且出国已六七年，想回去见见家乡情况，所以他还是很坚决地要回国。牧师见劝既劝不住时，就帮助了他的船费，使他回到中国来。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辛亥革命》（一），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2-23页。
这是光绪九年（1883）六七月间发生的事，孙文在自传中说：“初拟在此（按指奥阿厚书院）满业，往美国入大书院肆习专门之学，后兄因其切慕耶稣之道，恐文（孙文自称）进教，为亲督责，着令回华，是十八岁时也。”《国父自传》，引自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152页，台北：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1988年。
念手足之情，兄助弟业
孙文回国后，孙眉气了一阵，又懊悔起来，觉得因为幼弟信仰基督教，而迫其回国，实为不当，但又恐他今后日趋洋化、背离中国礼俗，于是写信回家，要求他以发扬中国王道文化为志，在国学方面多下苦功，深植其基，并以此作为照旧提供学费的条件。为此，特意将檀香山一部分财产，分在孙文名下，以为策励。然而，时隔不久，孙眉便接到父亲的来信，缕述孙文与好友陆皓东破坏村庙北极殿里的神像，而遭乡人群起责难一事，语多顾虑。这件事发生后，孙家允出花银十两重建偶像，以平众怒，惹了大祸的孙文则遵从父命，于当年秋天悄然转学到香港，以避风头。在港岛，先后入拔萃书室、中央书院，研习英文，兼修国学，经国学教师、也是传教士的区凤墀施礼，而正式加入基督教，即在此时。孙文时年19岁，每周假日都去书院附近的道济会教堂，听牧师讲道，听众中就有后来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分别掌财政、外交两部的陈锦涛、王宠惠。不久，区凤墀为孙文改号逸仙，后来数年，他在广州及香港学医，皆用此名，到从事反清革命后，孙逸仙的名字更轰传天下了。值得一提的是，区氏本来是孙文的老师，又过十年，竟也加入了由得意门生发起的兴中会，并掌理会中会计多年。
孙文在家乡毁像渎神的事，虽暂告平息，但又擅自受洗入教，让远在檀香山的孙眉愈加担心。他生怕弟弟因名下分有一笔财产，由此不受家人约束，放纵行事，再惹出什么麻烦，权衡了再三，乃函召其速往檀香山，以便就近管教。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孙文再赴檀香山，到了姑剌牧场，被罚锯木数日，大哥谓其“任性妄为，贻家庭羞”，面斥的当儿，因孙文顶嘴，冲突升级，孙眉一气之下，令退还所给财产，并一不做二不休，偕至律师所办理了退还赠产手续，以示惩戒。冯自由《革命逸史》、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皆载此事。
由此可见，兄威远胜于父命，在孙家尤其如此，盖因孙达成与杨氏共养育6个孩子，其中3个幼年夭折，孙眉、孙妙茜、孙文、孙秋绮四个子女中，眉为其长也。当时孙眉的想法，是要弟弟就此留在檀岛经商，做个安分守己的有钱人，不是很好吗？因而，在对弟弟责罚后，仍送他到茄荷蕾埠料理店务，以期有所改观。但此时的孙文，眼界已开，颇具主见，且正处于少年叛逆期，不甘俯就长兄的粗暴管制。这一回，又是以孙文愤而出走，独自就道回国，结束了兄弟之间一场波澜：（在檀香山）居久之，以屈处茄荷蕾小肆，其志不伸，遂自赴檀山正埠，拟取道回国，德彰亲往慰留，且以不给旅费难之。总理（按指孙中山）乃求助于授业师美教士芙阑谛文（按英文名Frank Damon），芙教士慨然赠以美金三百，总理始获成行。既而德彰深悔督责总理过严，即以巨资寄达成公，助总理向学。冯自由：《孙眉公事略》，载《革命逸史》第二集，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2页。
冯自由所说“檀山正埠”，即檀岛首府火奴鲁鲁，孙文从茄荷蕾出奔到此，寓居旧同学钟工宇所开的裁缝铺中。钟氏是孙文在意奥兰尼学校读书时的莫逆之交，后来在《孙逸仙博士，我的同学与朋友》一文中称，孙文住在他那里有好几个礼拜，大哥孙眉接踵而至，虽温言慰留，仍无法使其转意；孙文的返程旅费，还是靠了奥阿厚书院教师芙阑谛文在朋友中筹款，才得以足数的，钟氏也捐了五元，等于他做裁缝一个月的薪资。1885年3月，孙文踏上回国轮船，那天只有钟工宇一人为他送行，钟后来成为一名实业家，在檀香山创办了华美银行、火奴鲁鲁果业公司等，也曾加入兴中会，对孙文多有助益。
出人意料的是，对于孙文的第二次“起义”，哥哥仍以宽宏大量待之，并许诺：只要弟弟用功学习，将源源供给今后所需学费。这时，孙文刚满20岁，已有两次出洋经历，客居海外数年间，耳濡目染，已具备新知识、新思想，他改造中国的理想，自也发端于此间。在民国初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回忆：“忆吾幼年，从学私塾，仅识之无。数年后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时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祖国、拯救同类之愿，于是乎生”，就是这种理想明白的表达。若究其源，他走向革命之始所必需的机遇和能量，不正是来自这位对他宽猛相济、瞩望甚高的大哥吗？
在以后的几年里，孙文先后就学于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香港雅丽氏医院开设的西医书院，前者年交学费二十元，但寄住哥利支学堂十号宿舍一年多，加上喜食猪血、牛肉饭，花费自然增加数倍；到转入后者时，交游日广，所费愈多，他的同学关心民回忆，孙氏在该校读书时，性格豪爽，不重财物，有钱辄请客吃饭，但相比之下，更重视购置书刊，“有时甚至因买书而欠债，等其兄德彰兄寄钱来后，再行还债，并复请客吃饭如故。”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引自王俯民：《孙中山详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33页。
直到1892年7月，孙文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雅丽氏西医书院，并取得了行医资格，他在这五年中衣食无忧，用度宽裕，能够用心于课业，且博览群书，都赖其兄所给予。孙文日后能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与早年在这两所医学校所受的科学教育，关系极大，以此观之，孙眉对这位倔强不羁、心怀异志的幼弟，督责之切、关爱之深与期望之厚，真真令人可感可佩。
顺天下大势，毁家纾难
在这同时，久居檀香山的孙眉，随着年龄渐长，对祖国命运关切愈深，加上耳濡目染西土自由民主思想，已不像早年那么循守规矩了。风闻孙文在广州、澳门行医期间，时作歌颂太平天国演讲及反清复国言论，始而不以为异，一笑置之，继而有所同情，渐渐改变保守立场，身不由己卷入其中了。甲午年（1894）中日开战，清廷大败，朝野震惊，孙中山与郑士良、陆皓东、尤列、陈少白等，秘密筹建革命团体，以倾覆满清政府为目标，自是开始。这年秋冬间，28岁的孙文第三次出洋，依然是到他所熟悉的檀香山，向该埠华侨募集义款，酝酿创立兴中会，图谋大举。在此期间，专程去茂宜牧场，与大哥商量机宜。孙眉这时的心理，经过檀香山政潮洗刷，已经大变，就在此前一年，檀岛土著在外界影响下，发生大规模革命，夏威夷王被逼退位，国体也由君主制改为共和制，孙眉身处其地，目睹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思想上受到很大冲击。因而，这次见面，不仅称赞孙文胸有大志，且以身作则，成为当地华侨中首批加入兴中会者之一。
当时加入兴中会，会员须交纳底银五元，另外规定会股银，每股十元，可自由认购，许多会员都赞成反清，但囊中羞涩，无力入股。最初仅收到58人交来会底银二百八十八元，孙眉见此情形，一次认股二百元，以为号召，才得到侨商邓荫南等陆续捐款。兴中会成立当月的总经费，一百二十多名会员所交会底和股银两项，也不过一千三百八十元之数，其中孙眉、邓荫南所出占了近一半。孙文到檀岛活动未久，就接到香港方面急电，催促他买舟回港，主持广州发难，乃于乙未年（1895）1月踏上归程，为第一次武装起义作准备。临行前，孙眉看到孙文筹集的款项，距所需之数尚远，于是不惜“毁家”，以每头六七元的贱价，出售一部分牛群，得款两千美金，用于购买枪弹和联络各路豪杰，以俾兴中会的首次发难，事有所成。算下来，孙文的檀香山之行，募得资金约合港币一万三千余元，这其中，多赖孙眉的“急公好义”。这才是他襄赞其弟从事革命事业的开始。
1895年重阳节前夕，兴中会联络江湖会党，拟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因为密泄，官府严加缉拿，多名党人被捕，首领陆皓东死难，孙文也被清廷通缉，先后逃亡日本、美国。他到檀香山后，向孙眉讲述广州起义事败经过时，神情沮丧。大哥反而勉励他不必气馁，应更加广泛联络美国华侨，扩大兴中会影响，再谋反清大举。不久，因风声日紧，杨太夫人也偕卢夫人慕贞及孙科，避居檀香山，此时孙达成已病故，一家人同住在茂宜牧场，长达五六年时光，都依靠孙眉照料。孙文在檀岛安排好家小，少了后顾之忧，不久远行美洲大陆及英国，被囚禁于伦敦清使馆的一幕，就发生在这个时期。随后他以英文写作并发表《伦敦蒙难记》，声名大噪，被欧美报界视为世界有影响的革命家。如此，孙眉对其从弟更是高看一眼了。
己亥年（1899）秋冬，檀香山爆发疫病，华埠尤为严重，当地政府为了防范情势蔓延，单方面下令焚烧疫区，许多华侨被驱往市外，住房、店铺付之一炬，孙眉因此损失不少财产，对清政府处置无能，保护同胞不力，怨恨益深。如此，他对孙文的事业倾力支持，有求必应，当时，正值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在香港创刊，因缺乏资金，出刊断续无常，社长陈少白屡向孙文告急，由孙眉多次汇款到港岛救急，购买纸张油墨等，才使报纸不至于停版。后来孙眉因钱财短绌与陈少白交恶，这是他经常提到的一件事。
癸卯年（1903）秋，孙文在惠州三洲田第二次举事，失败之后，从日本再度回到檀香山，寻求在华侨中发展革命力量。旅居日本的数年里，化名中山樵，同志都以孙中山称之，然外界不知也。到檀香山后，即往茂宜岛拜见杨太夫人，与家人团聚，这时，他的长子孙科已满12岁了。杨太夫人屡以从事革命危险，而行医稳定，劝他重操旧业，孙眉却常为幼弟辩解。某日，母子之间有如下一段对话：
杨太夫人语总理曰：革命目的在救人，行医目的亦在救人，第是救人，何必东奔西跑，自寻烦恼？德彰曰：行医只能救少数人，革命则能救多数人，吾弟奔走革命多年，自应始终一贯，岂可轻易变更，前功尽弃。冯自由：《孙眉公事略》，前引书，第6页。
闻者皆称为深明大义之言。孙眉从思想保守的农场主，数年之间，一跃成为其弟反清事业的支持者，除了对革命的理解日益加深，还有浓浓的手足之情吧。这个时期，随着美国加快将檀香山土地收归国有，并增加租地限制，茂宜牧场的收入已大不如前，次年三月，孙文踏上赴美国行程时，哥哥无法多给赞助，临行时除少量川资外，特送龙涎香一枝，以备旅途不时之需。及乘“高丽号”邮轮到旧金山，因保皇派分子事先向移民当局告密，孙文被拘留木屋中半个多月，脱难后生活一度困顿。到了纽约以后，落脚于华人牧师许芹主持的基督教长老会教堂内，蜗居四楼一个小房间，为了按计划进行筹款、演讲等活动，乃将龙涎香变卖，用以济急。这时，孙文对于大哥的感激深情，岂可用言语表达者也？
为革命捐输，究竟几何？
到光绪三十年（1904），夏威夷政府改订租地年限条例公布，新规将檀岛土地收归国有，对于旧租地者极为不利，孙眉聘请律师起诉，此案拖延了两年，始由法院作出败诉判决，茂宜牧场产权仍须归还政府。这一下，三十余年辛苦经营，除了自有财产，其余血本无归，孙眉的愤懑与无奈，可想而知。为此，他专门返回香港，又赴越南，与孙文面商善后办法。此时，同盟会成立已近两年，经国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起义之败后，又将在广西钦廉及镇南关举事，孙文坐镇河内筹划军事，用费甚巨，对大哥的窘境无能为力。孙眉不得已，决定委托好友，陆续把在檀香山经营多年的商铺、房屋等，悉数变卖，并安排眷属及杨太夫人、卢夫人回国，落脚于香港九龙城。最后一次财产转让，是在1908年年底将姑剌牧场作价三千七百一十二元，卖给了当地人安东塔瓦拉斯，出让物业包括“牧场的土地与房屋，另有牛只一百二十头、马十六匹、骡四头、猪二三一只及家禽，牧场、农场及厨房所有的工具和器具”，如此廉价，与甩卖无异。黄健敏编著《孙眉年谱》，1908年12月1日条，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78页。
在九龙，起先是租屋以居，不久，在老友陈少白帮助下，建起了自己的房子。陈少白主持《中国日报》时，因在报上刊登言论报道，激烈反对粤汉铁路官办，对广东富豪陈赓如等最终争得民办权，助益甚多，获得一大笔酬劳，在九龙牛池湾购得一片荒地，除了自家营建别墅之外，还有余地数亩，由孙眉出名顶下，相约待变卖檀香山产业汇款一到，即偿付地价。孙眉兴致勃勃重建家园，经过一年劳作，营造庐舍、栽种果树、饲养牛豚，终于成了一间小农场规模。不料，举家迁居未久，就接到檀香山来信，告知委托变卖余产的所得，仅足抵清诉讼费用，孙眉闻之，大失所望，而陈少白催款愈急。孙眉大怒，以几年前曾鼎力资助陈少白办报，而今自己落难，陈氏却因戋戋之数失义，几欲与其绝交。
后来，陈少白向香港同盟会会长冯自由申诉委屈，说过这样一句精辟的话：
弟是华盛顿，兄是拿破仑；华盛顿，可容易商量，拿破仑则真无法应付耳。
孙眉责备陈少白时，声色俱厉的神态，于此毕现矣。在困顿生活中，孙眉勤俭度日，投入革命更加热情，宣统元年（1909）年末，同盟会运动广州新军起义，事前缝制青天白日旗的场所，一在香港湾仔冯自由寓所，一在牛池湾孙家小农场，数日内，两处赶作三色旗百余面。次年元旦，党人倪映典率领新军发难于广州燕塘，与巡防营交战时所举的旗帜，便是孙眉等人熬夜苦劳之作也。当此时，孙文正在美国西海岸各埠为革命军筹款，忽然接到孙眉从香港打来电报，告知杨太夫人病重，并急需款用，可是孙文早先已被港督宣布不准入境，于是写信催促在美国读书的侄子孙昌，携眷从速回国，以代其尽人子之情。孙昌是孙眉的独子，是年28岁，就读于加州医学院，因学费不继而停学，正拟返回香港，由于父亲经济来源已断，川资无着，只得向其叔求助。孙文在1910年2月间函告孙昌曰：
……叔近已开始筹款，籍供汝等回国之需，今日接到汝父电报，谓祖母病重，需立汇去银钱若干，因循其请，已先行遵照办理，拟于明日汇去港币一千元，故对于汝方所需，不得不稍延，因叔之经济能力不克同时负担也。《致孙昌函》（1910年4月8日），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454页。
不久，孙文“尽其全力所能及”，给孙昌汇去了伍佰元支票，以助其成行。由此可见，孙眉既已破产，孙文虽掌握革命军费巨万，对家事也无从弥补也。孙眉后来生怨于弟弟，于此不无关系。恰在此时，孙眉参与广州新军起义的事，被港英政府侦知，且了解到他与三点会等秘密会社联络频繁，加之孙文之名影响巨大，唯恐这对兄弟在港岛惹出什么乱子，到这年春天，港府以保护岛内安全为辞，下令孙眉离境。此时，孙文隐居日本，住在友人宫崎寅藏家里，孙眉赴日后，投奔其弟，同居一室。不知什么缘故，这哥俩别离数年，备尝艰辛，一见面又吵起架来。宫崎氏的夫人槌子回忆：
此时，孙德彰先生在夏威夷的事业已经失败，故与孙先生一起来日本，并住在我家里。孙先生跟孙德彰先生在我家大约住了十天，这期间有些插话可述。其中最使我难忘的是，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孙德彰先生在大骂孙先生。孙先生被乃兄责骂，一言不发，一直默默地在听乃兄的话。个性很强的孙先生，也有这一面，这个事实使我非常地感动。宫崎槌子：《我对于辛亥革命的回忆》，载《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68页。
可见，孙文虽已四十多岁，在家事方面仍要听乃兄的话。时隔不久，日本政府下令孙文限期离境，6月下旬，孙文偕孙眉及同志杨寿彭，在神户搭乘“安艺丸”，转赴南洋。途经香港时，接卢夫人上船，携妻、子南行。孙文这么做，是考虑大哥此时处境艰难，不愿再以家眷拖累兄嫂。抵达新加坡不久，即传来杨太夫人病逝于九龙的噩耗，孙眉、孙文羁留海外，不得回返，于是委托同盟会员罗延年经办治丧。秋末，孙眉与孙文一道再赴马来西亚庇能，同盟会重要干部黄兴、赵声、胡汉民及南洋各埠代表陆续而至，这便是策划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先声——庇能会议了。孙眉后来自诩对革命有功，也包括此一大事。
转年便是辛亥（1911），阴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率领一百多名同盟会员攻打两广总督署，八十余人战死，此役虽败，却将孙文经营多年的反清革命推向高潮，加快了覆灭清廷的进程。这年初夏，孙文任命孙眉为同盟会南方支部副支部长（胡汉民为支部长），委派他在省港发展组织、联络会党绿林，孙眉化名黄镇东，迁往广州湾（今湛江）暂居，开设店铺作为秘密机关，招揽党人、购买枪械，在高州及雷州半岛一带组织民军。此时，昔日拥有一望无际土地及成群牛羊的“茂宜王”，为了革命毁家纾难，短短几年时间，已到了生活无以自给，开始向亲朋告贷的地步。而这当儿，孙文奔波于美洲各地演说筹款，行踪不定，孙眉只好向远在加拿大的冯自由求助，冯氏正在温哥华创办《大汉日报》，接到信后，屡以小笔款项济之，孙眉才得度过最后的艰难时刻。
至此，孙眉为了支持弟弟的反清大业，可以说已尽其所有，但是，若算一笔账的话，究竟几何？就在此前两年，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因与同盟会闹意见，曾在海外刊布传单，散播流言，攻击孙文假借革命之名，图谋私利；孙氏愤怒至极，乃致函欧洲同盟会，予以辩白，从所述各事中，略可看到历年以来，孙眉为襄助革命事业付出的代价：
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及于羊城失事时（按指黄花岗起义）所发现之实迹，已非万余金所能办者，则人人皆知也。其余之财何自来乎？皆我兄及我所出也……自此（按指庚子年惠州起义）吾一人财力以尽，而缓急皆赖家兄之接济，而妻子俯蓄亦家兄任之。是从事革命十余年来，所费资财皆我兄弟二人任之，所得同国人及日本人之助者前后统共不过四五万元耳……若为图利计，我亦何乐于革命而致失我谋生之地位，去我固有之资财，折我兄已立之恒产耶？两年前家兄在檀已报穷破产，其原因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浮钱已尽，则以恒产作按，借贷到期无偿，为债主拍卖其业，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以租价未完，又将为地主所逐。乃陶（成章）更诬以在九龙建洋楼，夫家兄本为地主实业家者，非我从事革命耗折之，则建洋楼亦寻常事，陶等何得多言。《致吴稚晖函》（1909年10月），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20-421页。
孙科晚年在口述自传中也提到，他幼年初到茂宜岛时，孙眉的农庄本来经营得很好，但因每次革命捐款很多，“前后约有十几万美元，都被总理用掉了”。孙眉的长孙孙满后来对台湾学者说，孙眉前后慷助乃弟的革命经费，计约七十万美元，“倾家荡产，在所不惜”。此二人所述，当非虚言也。
做都督不成，息隐林泉
辛亥阴历九月，广东宣告光复，胡汉民被推举为都督，自香港赴省城一月余，孙文也从海外回国，船经港岛时，召胡氏同往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委任总统府秘书长，粤督一职，由陈炯明代理。这时的粤省，政派林立，民军麇集，局势复杂且混乱无序，陈氏站不住脚，屡次表示辞职。一部分同盟会员及华侨自发选举都督，各推其主，先后有汪精卫、冯自由、高剑父、莫纪彭等被列入人选，群拥孙眉为首领者，亦不在少数。孙眉的拥趸们并联名致电南京临时总统府，文电多达百余封，要求孙大总统明令任命其兄为广东都督。孙中山初膺临时大总统，正在力除晚清任人唯亲陋习，而且深知孙眉性情忠厚，说话办事直来直去，易为人所利用，于是去电劝慰大哥，还是致力于实业，切勿涉足政坛。其电如下：
粤中有人议举兄为都督，弟以为政治非兄所熟习。兄质直过人，一入政界，将有相欺以其方者。未登舞台，则众人属望，稍有失策，怨亦随生。为大局计，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当此大任。且闻有欲用强力胁迫他人以举兄者，以此造因，必无良果，尤不可不避也。《致孙眉电》（1912年2月21日），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14页。
为了免生枝节，同一天，孙中山另电致广东各界团体，并送各报馆，公开申明自己的意见，以勿举孙眉为都督为盼，此议乃罢。同时打电报给孙眉，要他立即离开广州，以远是非之地。电文简白文雅，态度率直，情真意切，可见孙中山的办事风格，虽与孙眉一脉相传，但眼界却是高屋建瓴，胜过其兄一筹：
连接各界议举家兄为粤督之电文，未作答，非避嫌也。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于政治，一登舞台，人易欺以其方，粤都任重，才浅肆应，绝非所宜。若为事择人，则安置民军，办理实务，家兄当能为之。与其强以所难，将来不免覆楝，何如慎之于始。知兄者莫若弟，文爱吾粤，即以爱吾兄也。引自《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前引书，第1770页。
孙中山判断得很准，广东部分团体群拥孙眉为都督，实有内幕所在，乃是民军首领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人为了反对现任都督陈炯明，而采取的政治斗争计策，他们抬出孙眉与陈氏作对，实为自保，且为今后操纵粤省政坛作准备。但孙眉哪里明白这些，这时他已年近六十，认为自己多年以来，为了支持孙文事业，毁家纾难，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后，流离失所，始有今日，弟弟如此对待一个开国功臣，未免无情无义了。于是在是年二三月间，束装赴宁，从者有前新军标统、下野副都督黄士龙及失意军人等数十人，集体上访，来向孙中山责难。动身时，给孙昌信中说：“父今搭高丽船前往南京，与你叔商量国事，十天回粤”。
胡汉民在自传中，对孙氏兄弟情形有一段记述：
先生（按指孙中山）之兄孙眉为所动，则偕黄士龙等至南京，余察其言，不啻为反动派游说，而先生亦前知王和顺等之为人，戒兄眉勿受其欺。巳而民军拥戴孙眉之电报纷至，先生则自为电斥之，谓：“素知兄不能当此民军大任，毋误粤局。”眉怏怏而去。《胡汉民自传》，7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
当时见面之下，孙中山劝告大哥远离政治，还是发挥自身特长，经办若干实业，以娱晚景为好。孙眉无言而退，据说返粤后思前想后，闷闷不乐，竟将兄弟合影镜框摔碎。至于广东都督一席，孙中山在当年4月辞去临时大总统，返粤视察时，恰逢陈炯明辞职，孙眉再次到广州面见其弟，“以在革命孕育时期，其功比任何人为大”、“此时不说酬功，在陈炯明、胡汉民二人尴尬之间，应以我为最适宜”等为由，为都督事做最后的争取。孙中山仍婉劝之，谈话不欢而散。据居正《梅川日记》，载《居正文集》上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9页。结果，几天后，孙中山向省议会推荐胡汉民继任粤督。
孙眉回乡后，息影林泉，徜徉于香山、澳门间，同住在澳门风顺堂四号的，除了夫人谭氏及孙昌一家，还有卢慕贞及其女儿孙娫。他最后一次与弟弟见面，是在1913年6月，当时孙娫患病濒危，孙中山乘船由沪抵港，径赴澳门探视，停留时间约一周，数日后其女公子即不治身亡。又过一个月，二次革命爆发，随着南方各省讨袁独立相继失败，孙中山亡命日本，袁世凯下通缉令以十万元购之，孙眉无法再回香山县翠亨村老家，此后定居澳门，郁郁度日，直至1915年2月病逝于此，兄弟再无相见之时也。
孙眉享年61岁，后代仅孙昌一子，生于檀香山，在澳门长大，其后游学日本、美国，1910年加入同盟会，在港澳从事革命活动。孙眉去世后，孙昌追随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护法战争兴起，在广州大元帅府担任别动队中校，参与军机。一日，奉命乘船押运饷械至广州黄埔，误入护国军“海圻号”警戒线，遭到炮击，溺水殉职，时年37岁。最初葬于黄埔，孙中山曾题写“为国捐躯”四字，刻石于墓前；1933年迁葬翠亨村山麓，孙科撰书墓碑，追述堂兄遇难经过如下：
时卫士队某营驻黄埔守御，黄埔海军云集，为戒严区域。兄（按指孙昌）奉命至营犒军，先期未及通知，舟抵黄埔，海军疑为奸细，炮狙之，兄仓猝跳入舟旁小艇，因身怀馕弹，艇侧身重，遂坠入海，没泥淖中，卒以不起，年只三十有七。孙科：《从兄昌墓碑》，载《孙眉年谱》，第112页。
孙中山失去大哥未久，愧悔未消，对这位贤侄甚为关爱，遽遭此变，其痛其悲，可想而知。又过若干年，他以操劳过度在北京病逝，得于泉下与孙眉相会。虽天壤不复，恩怨已销，兄弟再叙手足之情时，他对于乃兄的感激，恐怕要比在人间更多更久吧。
残损的手掌与心中的痛——黄兴究竟断了几指
在反清革命史上, 黄兴可以说是无役不与，屡建功勋，尤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率众攻打广州督署衙门，为世人所景仰。此役，他身先士卒，持双枪与清兵搏杀，孤身一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及右手两指被子弹击穿，才乘夜色出逃。后来又在武昌起义中任战时总司令，统领民军保卫汉口、汉阳，被称作断指大将军。这一段故事，时人津津乐道，史书赞颂有加，当可为信。
但是，见诸与黄兴有密切接触者的回忆文字，所谈情形又个个不同，有说他其实是在南京留守府时期受伤损指的，有说他右手缺了三指的，还有说他十指齐全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致有言人言殊、以讹传讹之弊。清末民初正值社会转型，乱象迭出，史料亦杂色纷呈，传至后世，更真假难辨，连黄兴断指这样末节问题，尚不能得出确论，遑论其他？信史难获，与兹可见一斑了。
第一次断指
黄兴之断指，事出辛亥年三月廿九日黄花岗之役。当天下午，时近微昏，黄兴率领一百多同盟会员由广州小东门出发，向两广总督署发起进攻，一路上枪杀巡警，打死辕门卫队管带，攻进署内时，总督张鸣岐等重要人物均已逃走，党人放火泄愤，随后从东辕门突出，计划兵分三路，袭击督练公所以夺取枪弹，联络新军及巡防营，以造声势。当时接战详情，史书多有记载，略可不录，唯广东官府的报告，也相当有趣。
比如张鸣岐在致北京内阁电中，是这样描述的：
乱匪（按蔑指革命党人）多人怀挟手枪，拥至督署抛掷火弹轰击……无如卫队人数寥寥，管带金振邦中弹身亡，各兵亦有死伤，且火弹著处火即延烧，因移驻毗邻督署之水师营署，会同李准督饬防营分投扼守围捕……匪徒前往督署轰击均系改服洋装，乘坐肩舆，舆夫亦皆系匪徒，是以沿街巡警均未察觉。《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14页。
笔墨间虽多遮掩，战斗的激烈程度，仍可想见。督署衙门卫队大约有数十人，当然无法抵挡蜂拥而上的一百多名革命党人，第一轮炸弹抛掷过去，炸死卫兵数人，其余都四处逃避；当黄兴等人在花厅各处放火，向东辕门撤退时，卫兵聚集起来，双方在大堂下对射，又毙卫兵数人，党人亦死三名。张鸣岐电中提到的李准，时任广东水师提督，官从一品，在粤省地位仅次于两广总督，后来曾在自编年谱中记叙这段往事。在他笔下，丢下老父妻妾、独自翻墙越屋逃到水师公所的张大帅，其状颇为狼狈：
余登后楼，望见督署内白烟漫起，其走楼上有多数白衣人来往奔忙，炸弹、手枪之声若断若续。余下楼，即电令观音山、龙王庙及天子码头船上之兵分批出队往捕。正出至大门指挥队伍，翰香手扶一身黑洋假短夹小袄、戴蓝色眼镜之人向余曰：“大帅在此。”一兵士持枪怒目相向，坚白（按张鸣岐字坚白）即跪余前曰：“速救我。”余曰：“勿忧，速随我入上楼”，并斥退持枪之兵。坚白此时面如死灰，扶之登楼几不能举步。李准：《任庵自编年谱》，包述安辑录，http://blog
李准率大队清兵赶到后，沿街围堵革命党人，激烈的巷战由此展开，这是三月二十九之役最悲壮的一幕，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大部分是在街巷的短兵相接中殉难的。接火当中，黄兴自率一路且战且退，他的右手中弹，就在此时。事后他在《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报告书》中说道：
初入督署时，仅死三人，已出，则林时爽于东辕门招抚李准之先锋队，突致脑中枪而死。克（按黄兴字克强）中伤右手，断两指。他同志亦有数人死于卫队门首者。黄兴、胡汉民海外报告书，载革命纪念会编：《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民智书局，1926年，第77页。
此处明确说“伤右手，断两指”，当以为信史也，后来记述黄兴在黄花岗之役事迹的文字，皆从此说。黄兴逃回香港后，首次向海外同志叙述此役经过，信中也有“手足虽疮痍，大约两礼拜即可就痊”的记载；民元五月，南京举行黄花岗之役周年纪念会，他在演讲中回忆往事，进一步说：“林时爽头部已中枪弹，遂倒街中，兴（黄兴自称）手指及足亦受弹伤”，可见，弹雨之下，他不仅手指受伤，而且脚也被创，只是轻微一些罢了。当退到城南双门底时，黄兴左右，还有福建党人方声洞等十余人相随，不久遭遇巡防营，群敌环绕，短铳对射，众同志或死或散，只剩下黄兴孤身一人。于是他避入一家洋货店，靠着他在日本多年练就的枪法，负隅抵抗，最终侥幸脱险。报告书中对交火情形也有一段描述：
……然回顾部下不见一人，以肩撞破一小店门入之，从内发枪，轰中七八人，敌却退。闻彼营中传语，须急往保护提署，遂相率去。克乃易衣而出，入河南女同志家，初二始返港。同上，第77-78页。
河南指珠江之南岸，女同志即徐宗汉，这就引出又一段故事。在重兵把守、戒备森严的广州城里，黄兴仅以百余人马，就敢于起义发难，受伤后仍率众与强敌鏖战，本是气壮山河的传奇，他逃到香港后与徐宗汉成就姻缘，更是革命史上一段佳话。当夜，黄兴独自困守洋货店，敌兵虽退，但城内沿街布满了清兵，他是如何突出重围的呢？《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记载甚详：
敌散后，唤店伴觅茶已无人，时指伤血积痛极，乃以凉水冲积血，血水流二三丈，冲后自缚之以止血。无何，有小伴十三四岁，冲门板入，板开，黄兴仍以身塞之，谓小伴曰：我为人伤，急欲出长堤。小伴自长堤来，知城门仍开，乃取一窄黑长衫换血衣，带一小草帽，即拟出城。但路途不悉，小伴送之至五仙门直街，唤艇过海，言明渡海幢寺，意欲至峡溪机关也。《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第66页。
待渡过省河，寻找到设在溪峡的秘密机关，右手仍流血不止，剧痛难忍。在此负责接应各省同志的徐宗汉，急忙为黄兴裹敷伤口，照料一切。这时广州全城戒严，黄兴在城内无法藏身，急欲潜往香港，但码头上军警密布，搜索军火与革命党人，尤其对港岛方向来往船只，盘查甚严，黄兴能闯过这一关吗？
次日，徐宗汉从街市购得长衫，又为黄兴改装，避过清兵岗哨，几经周折，与女医师张竹君一起，将黄兴护送到哈德安轮上。船上已无舱房，只好把他安置在一张椅子上假寐，徐宗汉以身体遮挡之，不使引人注意。到香港后，立即入雅丽氏医院，经医生检视，黄兴右手一指已断，另一指将断未断，必须马上割去。按照院规，割治手术须经亲属签名同意，情急之下，徐宗汉以妻室名义签字，手术后又尽心照顾黄兴，两人志同道合，兼以情深意长，夫妻虚名竟成了事实。其后两人育有二子，英雄故事历经风雨，得以延续。
以左手拈笔
黄兴逃到香港后，蛰居九龙筲箕湾，养伤之余，对于黄花岗之役的失败，及数十名党人的战死，愧疚有加，悲愤难平。时值阴历四月初，他刚刚割去断指，右手肿痛难忍，高烧退去后，仍挣扎着爬起来，用左手持笔，给海外同志写信，除了报告战况，还请求筹集购置炸弹之资，准备伤愈后再赴广州，与张鸣岐、李准拼命，以报死难者之仇。这封信也称“第一次报告书”，有关断指一事的记载，首见于此。在时间顺序上，要先于《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报告书》。黄兴在信末说：
今手足虽疮痍，大约两礼拜即可就痊，报吾良友之仇亦近。今乞少助药费，以往（便）即往医院疗治。并乞展兄向仲实兄假三千元，为弟复仇之资。将来用去剩余，还上就是。因出血过多，头部时为昏眩，不能多书，勉以左手拈笔。黄兴：《广州起义报告书》，载《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期，第4页。“展兄”即胡汉民（字展堂），时任同盟会南方支部长，在香港主持起义接应、增援诸事；“仲实”即黎仲实，广东肇庆人，同盟会元老，是年与汪精卫等在京师谋炸摄政王载沣未成，返粤后参与策划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负责运输武器。在信中，黄兴说自己“手足疮痍”，临纸时“以左手拈笔”，就是右手受伤之故。到五月下旬，黄兴又与胡汉民联名起草《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报告书》，寄给南洋同盟会谭德栋、邓泽如等人。此次报告书达数万字，详述黄花岗之战筹划、起事及善后经过，史称“第二次报告书”，为同盟会革命史上重要文献。胡汉民曾在自传中述及第二次报告书撰写情况：
又一日，克强裹创，与徐宗汉数人亦伪作避难者至港。（余知港中警察将逐户搜索党人机关，乃亟销毁秘密文件，而分别迁徙，余与克强即移居九龙）克强已断其右手两指，为述经过情状……伤心失败，而右手不能作书，乃口授余作报（告）致海内外，泪随声下。《胡汉民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第43页。
黄兴指伤尚未痊愈，在随同盟会南方支部迁往九龙，收拾残局的同时，暗中运筹着一个计划，准备携带炸弹，亲至广州，暗杀一二清朝大员，为黄花岗死难同志报仇，并振作全国反清气氛。他的这个决心，让海内外革命党人大惊失色。在美洲的孙中山，风闻黄兴有必死之志，急令致公堂及南洋同盟会致电香港，极力阻止，劝其万不可轻生偾事，以碍革命大局。函电交驰之下，黄兴意乃稍解，复电各同志，答应暂不亲自出马，但要求先筹汇一万五千元，用于在广州设立暗杀机关。美洲中华革命筹饷局火速电汇如数，黄兴才告罢手。但愤愤不平之气，终难消解，在致旅居加拿大的香港同盟会会长冯自由的信中，他写道：
自念惟有躬自狙击此次最为害之虏贼，以筹死事诸君，庶于心始安，亦以作励吾党之气。故以四月初二返港，专意养伤，一面图集少数实行之士，以为复仇之计。除与展堂兄同署报告书之外，未尝与一友通只字，其所以如是之孤行者，冀有以摆脱一切纠缠，促其进行之速。不意蹉跎岁月，为同事所阻止，不得进行其志。悲愤交集，无可发泄。《黄兴致冯自由书》（1911年9月30日），载《黄兴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4-115页。
结果，黄兴得到汇款后，立刻将手下两员大将周之贞、李应生从南洋召回，派到广州打前站，经周密筹划，在永清门外仓前街顶受一间山货铺，作为固定机关，装配炸弹、设置陷阱，是为粤省革命史上有名的“成记洋货店”。其后又与刘思复等人组织的“支那暗杀团”合为一流，到阴历九月初三日，成功地炸毙从仓前街入城的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半个月后，广东各界响应武昌起义，宣告全省光复，风声鹤唳中，张鸣岐和李准，一个逃逸，一个反正，与此役产生的震慑力，大有关系。以此观之，这也未尝不是黄兴以断指的代价，所促成的意外收获吧。
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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