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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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邵力子试读：
出版说明
被誉为“和平老人”的邵力子先生，是我国现代历史上一位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战士。他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繁荣昌盛，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曾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吁，折冲樽俎，几十年如一日。邵力子立身处世的风格、始终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操，给后人留下了堪为师表的嘉言懿行。为了永远纪念这位以身许国、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的和平老人，我们特地编选了这本文集。
本书所辑录的文章，大部分是邵力子生前友好、学生、亲朋故旧撰写的。这些文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回顾了邵力子毕生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从中可以看到他在几十年风风雨雨中所走过的道路。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胡耀邦同志的热情关怀并为本书题词。邵力子夫人傅学文同志、秘书张丰胄同志也很关心本书的编辑出版，做了许多工作。此外，各地还有不少同志为我们提供资料、文稿，在此向大家一并表示谢意。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遗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编者
说明：本书1985年首次出版，名为《和平老人邵力子》，现收入《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更名为《回忆邵力子》。
青史有情
刘斐 屈武邵力子同志于一八八二年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县。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经历了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他追随历史车轮的轨迹，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人民的利益，做出了贡献。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战士
邵力子同志幼年就学私塾，二十一岁考中了举人。但他并没有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走下去，而是追求新时代、新思想、新文化，追求真理，奋勇前进。一九〇五年以后，他先后求学于上海震旦公学、复旦公学和南洋公学，启发了他的爱国思想。一九〇七年他去日本学新闻，并与于右任等在日本创办《神州日报》，鼓吹民主革命，反对封建帝制。回国后，经于右任介绍，他在一九一〇年去陕西高等学校任教，因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遭到陕西当局迫害，被驱逐出境。一九一二年复与于右任等另创《民立报》，担任编辑兼《民生报》记者，大力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封建军阀。一九一五年，因揭露袁世凯的复辟和卖国罪行，致使《民立报》又遭封闭停办。他再接再厉，在讨袁声中，再筹办《生活日报》，旋与陈英士、叶楚伧等改《生活日报》为《民国日报》，自任主笔达十年之久，同时兼编该报副刊《觉悟》，邵力子同志自己也写了不少文章，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五卅运动以前，《觉悟》还发表了许多共产党人如恽代英、邓中夏、萧楚女、杨贤江、蒋光慈等人的著述，刊载了不少纪念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文章，介绍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文，除此而外，还启发知识分子通过当时的一系列罢工事件，认识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和高贵品质，清除对工人的偏见，并就知识分子应如何联系工人进行劳工运动展开讨论。毛主席对此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为五四运动和而后的北伐，进行了舆论和思想准备。
五四运动时期，邵力子同志既是《民国日报》的主笔，也是复旦大学的教师。一九一九年五月五日清晨，他在报社接到北京电讯，得悉五四运动爆发后，立即赶赴复旦大学，亲自敲钟召开全校师生紧急大会，即席做报告，讲时事，揭露北洋军阀的种种卖国行径，使听众受到很大的激励。会后，复旦学生迅速奔赴全市，用实际行动声援五四运动。邵力子经常帮助学生分析形势，指点方略，孜孜不倦地为学生们解答问题，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和尊敬。坚持国共合作的“和平老人”
邵力子同志一九〇八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随后又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作为国民党重要的一员，在他所从事的一系列工作中，无论是负责地方行政工作，还是担任高级幕僚工作；无论是参与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或是进行各种外事活动，一贯遵循中山先生的遗教，维护和平团结。他在国民党领导集团中，担任各种高级职务二十余年，能够涅而不缁，有所不为，是很不容易的。
在旧中国，邵力子同志有着“和平老人”的称号，这是人们赞赏他一贯坚持国共两党真诚合作、用和平方法解决一切争端的主张而取的，是对他的一种称颂。
邵力子同志在国共两党的多次谈判中，都是积极赞助者或直接参与者。国共第一次合作时，他虽未能直接参与其事，但他是竭诚拥护，用实际行动予以大力支持。一九二五年夏，当上海法租界工部局下令驱逐他出境时，他便毅然投奔广州，参与黄埔军校工作，对维护两党合作，准备出师北伐，起了有益的作用。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正式谈判，他是国民党谈判代表之一。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旬的庐山谈判中，他和张冲等国民党代表一起，同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同志，就国共两党关系，包括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问题、红军改编问题和陕甘宁边区等问题，进行谈判，几经周折，终于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间，邵力子同志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时，对于促进国共进一步谈判，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亲自到达重庆时，他和张群、王世杰等国民党代表，同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进行谈判，双方签署了会谈纪要，达成了《双十协定》。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他是国民党的代表之一，参与通过了政协决议。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当局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并向整个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于是内战再度兴起。十一月中旬，国民党当局还召开了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也使邵力子同志深为恼怒。他为此拒绝参加，这对一个重要的国民党党员来说，实属难能可贵。
经过两年半的内战，到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和精锐师团大都被歼，已濒临众叛亲离、全面崩溃的境地。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发表元旦声明求和。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锋相对提出和谈八项条件，表示中共愿意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二十一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南京政府的“总统”，同意以毛主席所提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这样，“和平老人”邵力子同志又被国民党政府特派为和谈代表了，而且是首席代表。当时他对记者表示：“我感到这次的使命十分困难。但是和平实在是很需要的。为保持国家之元气和减少人民的痛苦，大家都迫切要求和平。国共双方也都有这样的看法，所以我又相信我们的使命能够达到，而能促进和平的成功。”嗣经国共双方联系，交换意见，确定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先来北平，就有关和谈时间和地点以及通邮、通航等问题进行商谈。代表团的人选是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邵力子同志以私人资格前往交换意见。他们于二月十四日飞抵北平，受到了叶剑英、徐冰等同志的欢迎。在商谈中，他们诚恳言和，殷切地希望实现真正的和平。邵力子同志更是渴望实现他的和平夙愿。他在一次宴会上发言说道：“和平未能早见是憾事，但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我此来不能代表任何方面，唯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经过历时两周的商谈，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怀着希望于二月二十七日返回南京，结束了此行任务。这使国民党南京政府中的主战派受到打击，主和派得到了鼓舞。
三月二十四日，国民党当局决定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再次指派邵力子同志为和谈代表。四月一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为代表和屈武等为顾问的代表团到达北平，与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聂荣臻等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进行正式和谈，商定了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但国民党政府却拒不签字，致使和谈遭受失败。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于当晚强渡长江天堑，彻底摧毁国民党当局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使南京政府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当南京政府急电询问代表团归期，代表团讨论是否南返时，邵力子同志首先发言，表示不再南返的坚决态度。实际上，在此以前，他已把夫人傅学文同志接来北平，早做留平不返的具体准备。在那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中，他坚决站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方面来。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经历中崭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邵力子同志已经是六十七岁的高龄。他心情舒畅，老当益壮，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外事活动，参与国家大事的协商，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工作，他的思想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前进，他对毛主席、周总理的崇敬之情与日俱增。
邵力子同志一九四九年出席了首届人民政协会议，参加开国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他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并历任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同时在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华侨事务委员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苏友好协会、世界和平理事会任各种重要职务。
邵力子同志好学深思，手不释卷，晚年更勤奋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他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勇于任事，敢于直言，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早在一九五四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观点出发，就提出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增长。他在人大和政协组织的参观视察中，接触群众，了解情况，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且如实地反映情况，积极地发表意见，有许多意见是正确的、可行的，为党和政府所接受。邵力子同志一本对共产党和人民的热爱、心口如一、直言无隐的政治风格，特别值得我们称道和学习。
邵力子同志是著名的国民党民主派。一九四九年他在北京参加了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被选为民革中央常委，担任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主任和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是民革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他一贯热心民革组织的工作，关心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大业。以他和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历史关系，通过广播和新闻报道，发表谈话，撰写文章，号召去台人员认清前途，掌握命运，同时对他们讲形势，谈政策，促使他们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贡献力量。邵力子同志始终坚持和平奋斗的信念，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奋斗不懈。
现在，国家面貌日新，形势大好，采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条件更为有利了。我们热望台湾和海外国民党军政人员，以邵力子同志为榜样，推动和平统一的早日实现，以告慰“和平老人”于九泉。
邵力子同志从参加民族、民主革命出发，在国民党政权中长期生活和工作，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终于在晚年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青史有情，一切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总是不会忘记的。（原载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力子先生的足迹
张丰胄邵力子先生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经历了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他的思想，也经历了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他是我的老师，我又跟他工作过多年，深受他的教育和训导，故仅就我个人所知，向大家作点介绍，以表我对邵老的怀念。
邵老早年在私塾攻读，二十一岁曾中举人，后再进震旦、复旦等校求新学，并去日本学新闻学，与于右任等创办《神州日报》，一九〇八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一九一〇年去陕西高等学堂任教，由于他破旧立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遭到陕西当局迫害，曾被驱逐出境。
一九一三年邵力子先生在上海复旦公学任语文教师，兼任上海《民立报》编辑。于右任创办上海大学，他任副校长。一九一五年他和叶楚伧筹办《民国日报》，任主笔十年，并兼编《觉悟》副刊。《民国日报》是国民党最早的报纸，创始于一九一六年讨袁声中，馆址设在法租界天主堂街。五四运动以来，《觉悟》副刊上的文章，主要是提倡推翻旧文化、旧文学、旧制度，向新文化进军；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向旧社会做斗争，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邵每日亲撰短评、时论，大力宣传马列主义，鼓吹革命，反对军阀割据，并介绍世界的新学说，兼有科学、技术文章。《觉悟》还开辟专栏，讨论有关的国际问题。邵先生所写的文章短而精，批评尖锐，寓意深刻。因此《觉悟》副刊，是名副其实唤起人们觉悟的“觉悟”报刊，在当时风行一时，流传很广，被誉为全国报纸中著名的一大副刊。由此可见，邵老不愧为当时的报界先锋。一九二三年邵力子和叶楚伧、柳亚子创立“新南社”提倡新文化。
邵是一个跨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员。他一九〇八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后，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又参加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和陈独秀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在一九二〇年会见了共产国际的代表维辛斯基，在上海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六年七月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命邵力子为总司令部秘书长。誓师北伐后，蒋委派邵代表国民党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第七次执委会，邵早有去苏联观光的愿望，便欣然受命。他与代表中国共产党的谭平山先生一起由广东抵上海，准备取道海参崴前往苏联。邵到上海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欢送会，会上主席发言，愿邵以纯粹的国民党员代表国民党去苏联开会，欢送邵退出共产党，并说邵过去为共产党做了一些工作，今后相信邵虽在党外，也照样可以为党为革命努力。邵力子就这样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邵力子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八月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去张家口出席国民党会议。一九二六年一月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九二八年二月蒋介石重新上台，邵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总司令部秘书长。一九三二年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次年调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一九三六年经西安事变离陕，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抗日战争爆发任国际反侵略同盟中国分会副主席，又任国民外交学会会长、中苏文化协会副主席、军事委员会战区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政治学校校务委员。一九四〇年邵力子任驻苏联大使，一九四三年回国，任国民参政会和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一九四七年任国府委员、社会经济研究会委员、顾问等职。
邵力子既是国民党的元老，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更是实践“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做出具体贡献的典范。
联俄：邵力子拥护孙中山“以俄为师”的主张，他曾影印了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手迹。孙中山在蒙难登永丰舰后，蒋跟随一个多月，写了一篇《孙大总统蒙难记》，邵对蒋很佩服，有些崇拜他。一九二六年八月蒋委派邵代表国民党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第七次执委会，蒋要邵向斯大林转达他的希望，即要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不要通过中国共产党，这才觉得蒋的想法不对，邵忍不住说：“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直接组成分子啊！”邵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某日在克里姆林宫被斯大林接见时，斯大林很关心东方，对中国革命表示一定支援，并预祝革命在工农团结下取得胜利。会后，邵力子暂留苏联参观并去专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的中山大学旁听上课，兼学俄文。一九二七年四月邵回国，始知蒋已背叛革命。蒋仍要邵当秘书长，但他对蒋说：“我不能再当秘书长，不离开你就是了，但希望停止杀戮青年，并不要叫我写关于反共的文字。”一九四〇年五月，邵力子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驻苏大使。当时朝野都认为，要想得到苏联的援助，必须改进中苏邦交，必须改派愿与苏联友好者做大使。于右任、冯玉祥、陈布雷、张季鸾等向蒋介石建议派邵力子去任驻苏大使，邵也想到大敌当前，应为抗日救国尽力，果能把中苏邦交搞好，不但增加了打击敌寇力量，亦可借以促进国共真诚合作和国内的团结，岂非国家之幸！还深盼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得能恢复，因此邵力子使苏，是十分兴奋的。邵第二次到莫斯科，相隔已十四年，邵一到莫斯科，马上忙于争取苏联援助的工作。蒋经邵建议，曾发电斯大林表示德意日同盟对中苏关系重大，中苏应一致对敌，后接斯大林复电表示感谢。一九四二年邵回国述职，未再回任。他担任中苏文化协会副会长时，对做联苏工作很是热心，为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尽了最大的努力。
联共：邵力子在《觉悟》报刊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知识分子通过一系列罢工事件，认识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和高贵品质，清除对工人的偏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人选请素主联共的邵力子来担任，这使邵在联共政策方面又做出了贡献。一九三七年七月以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为国民党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为中共代表，在庐山开谈话会。蒋介石承认陕甘宁边区，确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基础。九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先后发表中共中央为宣布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两党的统一战线宣告成立。毛主席曾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邵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期间，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与共产党谈判时，起了重要作用。邵力子和张群、王世杰在毛泽东主席于一九四五年八九月到重庆时，与周恩来、王若飞进行谈判，达成了《双十协定》。一九四六年一月，邵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出席在重庆举行的旧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九年二月，邵力子又参加了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先后到北平、石家庄和毛泽东、周恩来洽谈，为正式谈判，开辟了道路。四月再参加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来北平举行国共和谈（我均随行）。这些都是邵对联共方面所做的工作，因此邵力子赢得了“和平老人”的尊称。
扶助农工：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广州改组国民党，宣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确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当时邵力子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秘书，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支持工人运动。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都出版了特刊，宣传八小时工作制，指出工人奋斗的目标，还从理论到实践指引青年们要深入工厂农村，靠拢工农。一九三二年邵力子任甘肃省主席和一九三三年四月调任陕西省主席，我是同去的。陕甘两省连遭几年严重旱灾，地方穷困已极，民不聊生，饿殍载道，卖儿鬻女，到处逃荒。邵力子到任后，首先抓紧赈灾救济，统筹安排，并与南京上海华洋义赈会联系支援，同时大力搞合作社运动，取得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援助，成立陕西省农业合作事业委员会，并自任主委，还创办陕西省农业合作事务局，推动西安和周围各县建立信用合作社，使广大农民受益。他认为治理常年旱荒，搞好水利是当务之急，故请陕西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主持规划，大力兴修水利，先后修建了泾惠渠和洛惠渠，再努力开荒造林、选种积肥、注意水土保持，支持在武功的农林专校培训干部，推进农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原先各县种有鸦片，邵制定计划，采取措施，分期禁绝；在文教方面加强农村小学和城市中小学教育，选送学生数十名去南京金陵大学农林专修班攻读，由省府资送人去国外考察工业和出国深造。他还派人维修名胜古迹，资助发展秦腔皮影等地方戏；在交通方面积极协助陇海铁路先通到陕西潼关，逐步到渭南，再到西安，大力修通关中、陕南和渭北、陕北各县公路，加强陕甘通道，使河运也有所发展。他在工业方面大力欢迎南京、上海等各方参观支援，引进投资设备，开办工厂企业，也卓有成效。为实现开发西北的愿望，邵老做了不少扶助农工的具体工作。
一九四九年四月，北平和谈协议的八条二十四款为国民政府拒绝后，邵力子首先坚决表示不再南返，留居北平。解放后，他出任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又在华侨事务委员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世界和平理事会、全国文艺联合会、外交协会等单位任职。一九五五年邵任中国代表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一九五六年三月去斯德哥尔摩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回国后任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和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七年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席。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七年邵力子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还兼任民革中央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委、中央理论政策研究会主委、中央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主委等职。
邵力子的思想特点，是大胆革新，不怕艰险；他的性格，是坦率直爽，光明磊落。他平生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热情厚道。邵一生好学不倦，手不释卷，晚年更勤奋钻研学习马列毛泽东的著作。在繁忙的工作中，他能挤时间看书，坐在汽车里看书成了他的习惯。邵老还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他一面批阅公文，一面还可考虑问题和人谈话，同时还能对打来的电话问答，又可立即指点来人的紧急请示，对各事均可正确对待，绝无延误。
邵力子作风正派，正直无私，反对结帮树派。他很早就告诫我们绝不可参加任何派系和小组织，在他左右，也从无任何小组织。他一生勤俭节约，甚至平时与亲友学生通讯，除特殊情况外，总以外来的旧信封翻转使用，一般普通信件，多用明信片代之。但他待人则十分宽厚，关怀他人，胜过关心自己。他对一些老同事、老亲友、老同学，总是有求必应，慷慨相助，尽量设法解决人家的困难。每月领到工资后，我常看到他给那些贫困的朋友们汇寄生活和御寒补助费。他对别人落实政策、安排工作，关心备至，但对自己爱人和子女们，却从不提请安排照顾，如他爱人傅学文，在他逝世后才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和民革中央常委。
邵极力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封建买卖包办婚姻，反对妇女守寡，诱导青年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邵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他的次子邵志刚留学欧洲，后不幸死在意大利，儿媳怀孕没有随同出国。志刚死后，她抚养遗腹子，邵力子劝儿媳先去日本读书，后再改嫁。在重庆特为举办婚礼，请于右任证婚，邵力子把她作为女儿出嫁对待，自当主婚人，我曾当司仪。当时对邵的尊重妇女，移风易俗，曾传为佳话。
全国解放后，邵力子早就提出必须有计划地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主张，他写过许多关于节制生育的文章，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一九五四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时就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什么都有计划，生育更要有计划，计划生育，有利于我国计划经济发展，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富强。”当时还有一些人不太同意，实则邵老提的这个主张，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后来国务院颁发第五十一号文件，要求全国深入开展宣传教育，使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经毛主席和周总理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和严格施行，邵力子更加努力宣扬，并亲自编印了有关计划生育的小册子。现在计划生育已深入人心，从中央到地方先后设立了负责计划生育的专门机构。
邵力子参加新中国政权工作以后，利用他和去台湾的国民党重要的文武官员，具有历史的和人事的重要条件，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一九五六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成立“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他任主委，进一步组织各方力量通过民革组织，对台湾蒋政权和国民党党政军人员进行工作。在每年春节、新年、端阳、中秋等节日，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诞辰以及新中国的国庆、全国人大、政协、民革等重要会议上，邵老经常写文章、作诗和发表谈话，号召台湾党政军人员发扬民族爱国主义精神，认清前途。为台湾回归祖国，做了大量的工作。邵老逝世后，党和人民着重地肯定了他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所做的努力。
水流云在
傅学文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力子同我永远离别了。他的音容笑貌，仍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他的生平事迹，特别是他爱祖国、爱家乡、爱青年的业绩，深深地教育了我，永远鼓舞我前进。热爱祖国的民族、民主战士坚持国共合作的“和平老人”
力子早年就以身许国。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他在上海震旦学院学习。后因法国神甫干涉学院行政和教学计划，他随同院长马相伯及其他爱国同学愤然离校，追随马创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继续学习。
一九〇七年春，力子协同于右任在上海筹办《神州日报》，进行反清宣传。随后，和于右任在东京一同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妄图复辟称帝。孙中山先生回上海，拟增强舆论力量，唤起人民大众，一致反对。于是创办上海《民国日报》，力子担任经理兼编辑。该报因抨击北洋军阀，宣传民主思想，鼓舞反帝斗争，备受军阀当局的迫害；经济上十分困难。力子竭力支撑，备尝艰苦，有时甚至自己出钱购买纸张，使《民国日报》得以继续出版，成为广大民众的喉舌。
五四运动爆发后，力子欢欣鼓舞，热情支持。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开始了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一九一九年六月，力子特在《民国日报》专辟副刊《觉悟》，作为宣传新思想的阵地，亲自担任主编，并经常撰写文章。《觉悟》的内容，表现了比较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初步的社会主义倾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同《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经常开展辩论，影响很大。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力子接触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书刊。一九二〇年参加了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研究会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此后，《觉悟》的编辑工作，实际上是在共产党上海党组织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经常发表共产党人的文章，批判各种反动思潮。力子作为主编，起了巨大的作用，《觉悟》从而成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宣传共产主义的重要阵地。
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力子大力支持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竭尽全力办好《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这一时期内，作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力子，据他生前谈，“为了守《民国日报》这个阵地”，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和中国国民党的一大，都没有去参加。但是，他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的双重身份，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积极协助中山先生推行三大政策，为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做了不少工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九二六年八月，他与谭平山奉派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议。途经上海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等开会欢送。瞿秋白发言时说，邵力子“多年来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次到莫斯科去，还是做个纯粹的国民党代表好”。参加欢送会的同志，既欢送他去苏联，又欢送他出党。力子接受了组织上的决定，从工作需要出发，退出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他和谭平山就分别代表国民党和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国际会议。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抗日怒潮涌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尤其是青年学生更为激昂，纷纷要求抗敌。力子赞助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南京、上海学生冒雨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外交部请愿的当天，发表讲话说：“中央的同志担负政治上的责任，竟有今日的国难，应当对国民深自引咎。”他主张停止内战，唤起民众，准备抗战。在当时的环境下，只有真诚热爱祖国的人，才敢于这样义正词严，明确表态，公开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九三三年春天，力子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其时爱国将领杨虎城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他与杨将军实行军政分治，主要注意发展农林水利事业，开荒造林，兴修水利，并着力发展交通文化事业，力求造福民众，同杨虎城相处得很好。后来张学良将军率东北军进驻陕西，他赞同张、杨两将军的抗日主张，对蒋介石的“剿共”做法，深感忧虑；对张、杨两将军同蒋介石的矛盾尽力缓和，以期和衷共济，共赴国难。并且，他还要求部属注意与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工作人员和睦相处，以团结合作、共同对敌为首要任务。
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捕，力子同其他在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亦同被拘禁。事变第二天，蒋介石要求同力子谈话，力子乘机劝导蒋介石说：“事已如此，委员长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指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似乎也可以考虑。”因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软禁在奉化溪口时，力子和张同住在溪口，名义上为帮助张学良读书，实际上是要力子对西安事变补过，是一种变相处分。随后，他就被正式免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号召全民团结抗日，接着又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主张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参与国共两党庐山会谈，协商合作抗日。他认为国难日益深重，国家危在旦夕，大力赞助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尽了最大的努力。
一九三八年，力子在其所著《望国民向前迈进》一文中，着重指出中国胜利之路，是“彻底抗战，终不屈服”。表明了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主张。同年初，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举行成立大会，他当选为理事会主席。在会上发表演说时，他针对汪精卫的卖国投降活动，着力阐明，要将“和平运动”的译名改为“反侵略运动”，向全世界严正表明我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以免少数别有用心之人的曲解。在力子的主持下，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为揭露日军暴行，进行反侵略宣传，争取国际上对我抗日战争的援助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力子一向主张中苏友好。抗日战争时，他更力主和苏联结成联盟，反对德意日的反苏反共轴心。一九四〇年初，他抱着增强中苏邦交、促进国共合作、以利抗日战争的目的，出使苏联。在驻苏大使任期内，经过他的努力，苏联援华的军械物资源源运进国内。皖南事变及苏德战争爆发后，力子坚持认为“中苏邦交应不断增进”。并通过做报告、写文章等各种方式，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介绍苏联情况，对推动中苏文化交流，加深中国人民对苏联的了解，加强人民外交起了积极作用。他的爱国活动招来了国民党反苏反共分子的攻击和诽谤，他们竟然说：邵力子不是中国的驻苏大使，而是苏联的驻华大使了。
在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期间，他力主对国共争端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以期两党继续合作，一致对外，团结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一九四五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到重庆，国共两党重开和平谈判。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之一，参与了和谈。他认为毛泽东到重庆来，“是最有诚意的表现”。他虽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之一，但致力于《双十协定》的签订，因而获得“和平老人”的美称。
一九四六年初，在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第五次会议上，他发表演说，大力赞扬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希望国共两党在和谐中解决问题。显然，他是谋求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团结合作，携手并进，建设祖国。可是蒋介石的种种做法，使他大失所望。因此，在南京单方面召开伪国大时，他拒绝担任大会秘书长的职务，拒绝参加伪国大的选举，拒绝国民党方面不符合人心的种种做法。
一九四九年初的国共和谈，力子一本初衷，和章士钊、张治中等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一九四八年末，蒋介石眼见大势已去，于一九四九年元旦发出求和声明，一月二十一日宣告下野。次日，代总统李宗仁就任，即决定邵力子、张治中等五人为代表，并以力子为首席代表，准备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正式谈判之前，在力子的协助下，李宗仁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以章士钊等三人为代表团成员前往北平，并要力子以私人资格一同前往，同中共先就有关和平问题交换意见。二月十四日，力子与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平。在二月二十日中共举行的招待会上，力子发言说：“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经过初步商谈，取得中共谅解，为正式谈判开辟了道路。
三月中旬，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组成，原定以力子为首席代表，他一再坚辞，遂改派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飞往北平举行谈判。和谈中，南京方面代表大部分不愿接受“惩治战犯”这条，唯力子例外。谈判结果虽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但国民党方面不肯签字，谈判遂告失败。在力子的倡导下，南京代表团全体成员毅然决然留平。
新中国成立后，他看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非常高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开幕式上，他庄严地表示：誓以至诚为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和政协一切决议而努力。他热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忠诚合作。一方面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积极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方面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随时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努力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则。当时虽尚未提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实际上，力子也是这样努力做的。早在一九五四年，他就及时地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即为突出的一例。
大陆解放以后，力子对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始终特别关怀，一贯竭尽心力。不顾耄耋高年，衰弱之躯，经常撰写文章，发表谈话，通过电台广播、国内外报刊以及其他各种方式，对台湾当局与在台及海外的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进行争取工作和宣传工作，向他们介绍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台湾迅速回归祖国，早日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力子真是日夜操劳，坚持不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力子的一生，为谋求祖国的独立、统一、繁荣、富强而奋斗不止，坚持到底，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为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而奔走折冲，不遗余力，几十年如一日，为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肝胆相照，不愧为她的忠诚战友。大家之所以称他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战士，坚持国共合作的“和平老人”；公认他是国民党中民主和进步人士的表率，是在台军政人员的榜样，实在不是偶然的。赞助家乡建设 促进公益事业
力子热爱祖国，也热爱家乡。经常对亲友们说：“每个人应爱祖国，爱家乡。我们的祖国和家乡也实在太可爱。”不断勉励家乡人士要为祖国、为家乡增光。一九三三年，他回故乡绍兴时，曾作过题为《从绍兴到世界》的演说。大意是：故乡是祖国的一部分，热爱祖国必然会热爱自己的家乡；如果你连故乡都不热爱，你还能谈到热爱祖国吗！他言行一致，既一贯热爱伟大的祖国，又始终关怀故乡的进步。把热爱故乡看成是热爱祖国的一部分，是热爱祖国的一种具体表现。
正因为这样，他虽早年离乡，长期身居外地，但一直十分热爱家乡。对有关家乡的文化教育、农田水利和其他公益事业，都非常关心，或积极兴办，或鼎力赞助。辛亥革命后，他在上海担任绍兴七邑同乡会的副议长，积极筹办“绍兴旅沪公学”，任副校董。他个人生活非常刻苦俭朴，但对故乡的教育事业总是慷慨解囊，先后出资兴修绍兴陶家堰邵家溇的明强小学、白塔头的运川小学，又在富盛金家岭创办了棠荫小学。一九三二年，他的学生朱仲华等在绍兴家乡创办完全制中学（后改名为稽山中学），他大力支持，担任设立大会主席。那时虽还没有“智力投资”的提法，但力子把兴办教育事业看作是百年树人的大计，所以始终热情关怀，积极赞助。
他对家乡的文化事业也很关心。非常重视地方志的编撰工作。把做好这些工作视为热爱家乡的具体行动。一九三四年，同盟会员王子余先生倡议编撰绍兴县志，力子竭力赞同，在县志资料初稿编成后，私人出资主动汇款，协助付印。
他还提倡围湖，围海开垦，大力支持维修三江闸，并且私人出资疏浚陶家堰的贺家池，为家乡的农田水利事业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政务院、人大常委会及全国政协任职。虽然公务繁忙，但每到浙江视察时，总要回绍兴家乡看看，对有关问题尽力予以帮助解决，以他的实际行动为我做出了热爱家乡的榜样。
南京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抗日战争胜利后，鉴于南京市的学校房屋及设备等被日伪毁坏殆尽，我筹资在南京创建力学小学，正是由于他赞同和支持的结果。热情关怀青年进步 早就主张妇女解放“青年是我们的未来”。祖国和家乡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一代。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力子，当然也同样热爱青年。
早在五四运动时，力子就以极大的热情支持青年运动。那时他在上海从事新闻、教育工作，负责编辑《民国日报》，并在复旦大学执教。北京青年学生反帝斗争的消息一传到上海，他立即满怀激情到复旦大学等处发表演说，报告北京反帝斗争详情，鼓舞广大青年热烈响应，积极投入运动。他还经常充当学生的顾问，分析形势，解答问题，推动上海的运动向前发展。
力子负责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不仅是新思想的宣传阵地，而且是新青年的知心朋友。它号召青年到劳动中去，主张妇女解放，关心青年的学习和生活，深受进步读者尤其是革命青年的欢迎。广大青年把《觉悟》当作自己的喉舌，当作自己的知心朋友。力子亲切热情地接待青年来访，答复来信，解决青年提出的各种问题。他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青年，获得了青年人的敬佩和景仰。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力子尚在苏联。一九二七年五月初，他从苏联回国到上海时，才知道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深为不满，拒绝蒋介石要他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的要求；要蒋停止杀戮青年。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他首先想到的还是革命青年，实在胆识过人。
前面已经谈过，“九一八”事变后，力子赞助同情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这不仅体现了他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也体现了他热爱青年的深厚感情。
他特别关心女青年。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提倡所有大学向女青年开放，兼收女学生。并主张专门创办女子大学，给女青年提供深造的更好条件。一九二二年创立的以于右任为校长、力子为副校长的上海大学，就是男女同校的。他不但在为纪念秋瑾烈士而设立的竞雄女校中教过课，而且还先后创办爱国女学、平民女学。据力子生前谈，丁玲同志和王会悟同志（李达同志的夫人）都是平民女学的学生。
力子不只是关心女青年，还早就主张妇女解放，他以《觉悟》为主要阵地，反复宣传。他一贯提倡男女平等，认为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方面，均应和男子平等，享受同等之权利。而且早就大声疾呼妇女应有参政权。他在早年就认为，男子死了妻子，可以再娶，妇女死了丈夫，为什么不可以再嫁？认为寡妇再嫁完全是合理合法的。他不仅大胆提出这些主张，而且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他的次子邵志刚出国留学，不幸死在国外，次媳抚养遗腹子。他劝儿媳先去日本读书，后再改嫁。改嫁时，他在重庆特地为儿媳举办婚礼，把她作为自己的女儿出嫁对待，自当主婚人，特请于右任老先生证婚。以一个封建制度下举人出身的老知识分子，能这样尊重妇女的权利，移风易俗，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以力子为榜样 团结奋斗，振兴中华
力子的一生，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而学习他爱祖国、爱家乡、爱青年的崇高业绩，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我要以力子为榜样，致力于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为实现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贡献力量。同时也希望台湾当局和力子在台湾及海外的故旧，为了祖国和个人的前途，为了自己可爱的家乡的建设，为了自己后代和青年的未来，像力子生前为促成国共和谈，坚持国共合作而竭尽全力那样，早日促成新的国共和谈，开创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新局面，为祖国的和平统一，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慈父的遗爱
1邵伟真父亲离开我们以后，他的慈和音容至今仍萦回于我的记忆中。我和父亲相处为时并不太长，但往事历历在目，令我时时想念。
我家祖籍世居浙江绍兴县陶家堰。曾祖父在此建有一座砖木结构的老式楼房，六开间两侧厢，没有庭院。它是三房人（共六个堂兄弟）所共有和聚居的地方。
祖父省斋公，前清科举出身，曾任江苏吴江县丞多年，并在该县盛泽镇定居，建有住宅，是普通的砖瓦平房，三开间带一个小院子。听说父亲便是在此出生，时为一八八二年。此外，在盛泽镇后街还有几间房屋，我因年幼，现已印象不深。这后街的房屋，解放后已由公家改建新屋，供作厂房仓库。盛泽大街的正屋至今还在。至于陶家堰那个老家，我们这一辈均未回去过，老祖居是否依旧存在，我也不清楚。境遇艰辛 苦读成才
祖父在清末于吴江去世。先祖母为绍兴道圩章氏，早年夭逝。继祖母张氏，湖州人。祖父弃世后，祖母带着我父亲和伯父（兄弟二人），生活维艰。祖母常到绣花庄领料做绣花手艺，同时，外曾祖父亦常给以接济，一家便赖以为生。伯父名伯谦，前清秀才，曾任上海某慈善事业机关的医药顾问十余年。他与我父亲，兄弟情谊甚深，到老不减。
我父亲从小以聪慧见称，在外曾祖父关怀支持下，苦读成才，二十一岁到杭州应试，中第六十七名举人。一块“文魁”大匾，挂在了盛泽旧居的厅堂上。这块大匾在“文革”中被作为封建“四旧”而砸烂，厅堂亦遭破坏。一段佳话 传为美谈
我母亲姓屠名玉瑛。说起她当年和父亲的结合，却有一段佳话。原来，父亲中举之后，经谢、陈两老伯为媒，介绍邵、屠两家对亲。这门亲事，在当时可说是“门当户对”，可料不到我父亲竟表异议。他说：“对女方，我有两个条件：一要女方开放缠足；二要她进校读书。她全都做到了，我才能同意成婚。”对第一点，解放小足，女方很快便表同意，但对第二点，则颇感为难。因在当时封建社会，一个大家闺秀，大多不愿抛头露面出外上学。此事难住了双方家长，也难住了媒人。最后，还是两位媒人想出妙计，决定由眷属陪同女方上学，才打开僵局。这说明：我父亲年轻时就远瞩时势，顺应潮流，力倡妇女解放。后来当他主编《民国日报》副刊时，这一新思想更是如同火花般爆发出来。
就前清的科举制度来说，父亲中了举人，本可在地方上求取一官半职，让日子过得好些。可是，他看到清廷政府对外屈服，对内压迫，也就不甘妥协求荣，不走仕途。一九〇二年在上海南洋公学求学，十分尊崇主持校务的马相伯先生和国文教师蔡元培先生。一九〇四年入震旦学校，因和于右任开展学生运动，便被迫离校，随校长马相伯在吴淞炮台湾自办“复旦公学”，边学习边工作。一九〇七年和于右任同往日本学习新闻学，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从业新闻，鼓吹革命。一九〇九年与于右任等创办《民呼报》于上海，因揭露汪大燮卖国罪行而被查封，不久又改名《民吁报》，不料创刊仅四十二天便被诬有辱中日邦交言论，复遭查封。并被迫离沪，去陕西高等学校任教，旋又被驱逐再回上海。但他并未因此屈服，一九一〇年再次与于右任办《民立报》，开始署名力子，继续战斗。当他匆忙离陕由汉水乘船南下时，曾不慎失足落水，幸免于难。
一九一一年父亲响应辛亥革命“光复义勇军”准备北伐。以后，又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党的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任总编辑。该报是报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消息的第一家中国报纸。同时动员上海学生开展反帝爱国斗争。一九一六年参加孙中山领导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同时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旋即加入了中共的上海党组织，并和共产国际联系，经常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刊登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的言论。当时办报的处境十分艰难，报纸印费，常无来源。父亲责任心切，爱报如命，竟将自己身上的皮袍脱下拿去变卖支付报纸印费。朋友们说他是“毁家办报”。父亲生前老友，至今见面时，还向我乐道此事而赞叹不已。更有甚者，当年办报是在国内外敌人相互勾结压迫下的上海出版的。报纸既然是鼓吹宣传革命，当然要抨击时弊，揭露反动统治（如上海护军使等）的倒行逆施。因此反动当局对父亲是恨之入骨的。
一九二五年父亲参加领导上海的五卅运动，更是触怒了上海护军使，于是，他们便和租界巡捕房勾结一起，下令缉拿我父亲，迫使父亲不能在家居住（我们是在一九一三年之后，由盛泽镇迁往上海的），只得在外面东躲西藏。我见不到父亲，便哭吵着要找他。这使母亲焦急得万分难过。有一天夜晚，母亲悄悄地带着我们兄妹到于右任伯伯家中，一直进入后书房。我抬头看见父亲从里面走了出来。我们悲喜交集，硬拉着父亲，要他一齐回家。但结果，我们还只能失望地含着眼泪离开了他。这个情景已过去近六十年了，仍然在我脑海里不时地浮现。黄埔军校 重任在身
一九二五年，父亲结束了坚持十年的《民国日报》编务工作到广州去。同年九月在黄埔军校任秘书长，后又任该校政治部主任。那时，孙中山先生已逝世，国民党仍保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黄埔军校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领导下起着深远的影响。黄埔军校的校章上面，刻着青天白日和镰刀斧头在世界地图上的图案，便是国共合作的历史标志。父亲当时也是国共两党的跨党党员，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为受命率领国民党友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届扩大会议，需要以纯国民党员身份出国，乃经党组织的同意退出共产党。他在苏联参加会议之后回国，曾在国民党中央和军政机关担任重要职务，不久卸职。以后曾接受复旦大学授予的“法学博士”学位，出任中国公学校长。也正是那时（一九三一年），父亲和继母傅学文在南京结婚。这是父亲在先母去世十年之后，重建起来的美满家庭。
接着，父亲先后出任甘肃省和陕西省主席。在陕西主政期间，省内不少地方荒旱严重，赤地千里。父亲对此非常忧虑。当时我还在英国留学，他曾写信给我说：“陕西目前荒旱，民生可虑。”不久，几场甘霖，秋收有望。他又写信给我“现已丰收在望，但又恐谷贱伤农”。其忧国忧民之心，经常流露在字里行间。记得在一九三五年我从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回来，想偕同国隽（我的爱人，当时尚未结婚）到陕西省看望父亲。他来信说：“你们来陕西沿途可考察一下人民生活的情况如何？对我可有什么意见？”这是他的真情实感。那次，父女久别重逢，我看到父亲操劳过度，苍老了许多，内心潜感凄然。此情此景，经久难忘。
父亲一贯致力于国共两党的合作，几次参加过两党的和谈。人们称他“和平老人”。他这种思想行动，是全出于爱国爱民的热诚，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尽管险象环生，他从不灰心，也无所畏惧。但他对于家人，很少谈论政治，只听他对我们谈过两次与政治有关的话。一次是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关于李石岑（何香凝同志的女婿，中共党员）在从沙平坝回家途中被暴徒狙击的事。当事件发生后不久，我从重庆市郊进城看父亲，他谈到这件事时，极为愤慨。他认为这是对重庆和谈蓄谋破坏的一种先兆。当时，他是参政会的秘书长，又是和谈代表，他对此事的焦急心情为我生平所少见。另一次是在解放前夕，他参加最后的和谈，从南京上北平临行前对我们提示说：“这次到北平去，结果很难说，你们的思想要做好准备！”当时我们还未体会他这话的深刻含义。后来他和其他代表留平不返，继母也托故乘机飞往北平。我们这才开始真正体会到他说那句话的心情和深远意义。热心公益 关怀故旧
父亲很关心故乡的文教、公益事业，一九三二年他创立了绍兴私立稽山中学。后来在富盛金家岭邵氏祖坟附近的邵家溇邵氏宗祠隔壁，又创建并扩建了两所小学：一名棠荫小学，一名明强小学。这两所小学，每年由父亲负担经费各一千元，他每次回到绍兴时，总去看看这些学校，并访问附近故老，谈问家常。抗战胜利后，父亲曾为绍兴医院在沪筹集经费先后达旧法币六亿元。此外，他对故旧亲友中有困难的，或族中贫寒子弟出外读书的，也常常给予帮助。一九六七年父亲在北京逝世后，我在他的书桌抽屉中，还发现他接济亲友的一沓一沓的汇款单，家里的王师傅告诉我，这些事都是他经手办的。每张从十元到三十元不等，每月总计汇出款项约等于他工资的一半，他感叹地说：“今天还不知有多少人，在等待着老先生这些小小的补助哩！”
父亲为了表示对先人的尊敬和怀念，每在清明时节，也抽空回故乡扫墓。但他不迷信风水。记得早年有人传说我曾祖父的墓地风水好，能庇荫子孙。我的堂伯父迷信此说，就把他祖母的遗骨，偷偷葬入我曾祖父墓内。族人得知后，大为反对，认为兄嫂合葬，既乱伦常，又破风水，对子孙不利。堂伯父也自感过失很大，奔赴四爷爷和父亲处，惶恐求恕。父亲不加深责，但又指明风水不能决定后辈的祸福，并劝大家不要为了这事伤了和气。父亲这种思想、作风，在乡里一直传为美谈。父亲对烧香拜神的迷信行为是极厌恶的。可是我祖母则恰恰是一个很迷信的老人，每逢中秋节或地藏王生日，她便要焚香拜神，桌上摆满糖果供品，焚香燃烛，虔诚礼拜。父亲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不自在，但他事祖母很孝顺，不愿为这些事伤了老人的心，只好等到祖母礼拜完毕，回房安息了，父亲才将香烛掐灭掉，并于此时让我们分吃供桌上的鲜甜糖果。我们便很高兴而又悄悄地大嚼一顿，将供品一扫而光。我们的祖母就是在父亲这样的孝养下，安享了晚年，直到一九二五年逝世。好学成性 至老不衰
父亲一生的很大兴趣就是读书。其攻读内容，范围很广。现在我们还藏有他读过的《教育生物学》一书，还可见到他在书上画的着重红线和在书头上写的笔记。他对历史书更是手不释卷，读史兴趣，年老不衰。旧家原存的二十四史散失了，他又重买一部回来。家中藏书的数目可观，其中多属文史、科学和外文书籍。在他逝世后，已遵嘱将藏书献给国家。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严格的，他教我们除了要学好本门学科外，还应读本国历史，要认识中华民族的本身面目。他曾买了一部《严复名著丛刊》给我，要我好好阅读。我出国留学时，他一再叮嘱我，要学习外国的长处，而不是无原则地搬用。父亲没有旧家庭的家长作风，有时我笑话他，他也不生气。有一次他从家里去复旦上课，因为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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