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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1 06:2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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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方文艺出版社《伴随》编辑部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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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情·人情:人文卷

风情·人情:人文卷试读:

说笑

钱钟书

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

把幽默来分别人兽,好像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他在《动物学》里说:“人是唯一能笑的动物。”近代奇人白伦脱(W.S.Blunt)有《笑与死》的一首十四行诗,略谓自然界如飞禽走兽之类,喜怒爱恨,无不发为适当的声音,只缺乏表示幽默的笑声。不过,笑若为表现幽默而设,笑只能算是废物或者奢侈品,因为人类并不都需要笑。禽兽的鸣叫,尽够来表达一般人的情感,怒则狮吼,悲则猿啼,争则蛙噪。遇冤家则如犬之吠影,见爱人则如鸠之呼妇(Cooing)。请问多少人真有幽默,需要笑来表现呢?然而造物者已经把笑的能力公平地分给了整个人类,脸上能做出笑容,嗓子里能发出笑声,有了这种本领而不使用,未免可惜。所以,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渐丧失;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

笑是最流动、最迅速的表情,从眼睛里泛到口角边。东方朔《神异经·东荒经》载东王公投壶不中,“天为主笑”,张华注谓天笑即是闪电,真是绝顶聪明的想像。据荷兰夫人(LdyHolland)的《追亿录》,薛德尼·斯密史(SidneySmith)也曾说:“电光是天的诙谐(Wit)。”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我们不能扣留住闪电来代替高悬普照的太阳和月亮,所以我们也不能把笑变为一个固定的、集体的表情。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这种机械化的笑容,只像骷髅的露齿,算不得活人灵动的姿态。柏格森《笑论》(LeRire)说,一切可笑都起于灵活的事物变成呆板,生动的举止化作机械式(Iemecaniqueplaquesurlevivant)。所以,复出单调的言动,无不惹笑,像口吃,像口头习惯语,像小孩子的有意模仿大人。老头子常比少年人可笑,就因为老头子不如少年人灵变活动。只是一串僵化的习惯。幽默不能提倡,也是为此。一经提倡,自然流露的弄成模仿的,变化不居的弄成刻板的。这种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资料,这种笑本身就可笑。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假如一大批人,嘻开了嘴,放宽了嗓子,约齐了时刻,成群结党大笑,那只能算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大会串。国货提倡尚且增添了冒牌,何况幽默是不能大批出产的东西。所以,幽默提倡以后并不产生幽默家,只添了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挂了幽默的招牌,小花脸当然身价大增,脱离戏场而混进文场;反过来说,为小花脸冒牌以后,幽默品格降低,一大半文艺只能算是“游艺”。小花脸也使我们笑,不错!但是他跟真有幽默者绝然不同。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小花脸使我们笑,并非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

所以,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决不能标为主张,更不能当作职业。我们不要忘掉幽默(Humour)的拉丁文原意是液体;换句话说,好像贾宝玉心目中的女性,幽默是水做的。把幽默当为一贯的主义或一生的衣食饭碗,那便是液体凝为固体,生物制成标本。就是真有幽默的人,若要卖笑为生,作品便不甚看得,例如马克·吐温(MarkTwain)。自18世纪末叶以来,德国人好讲幽默,然而愈讲愈不相干,就因为德国人是做香肠的民族,错认幽默也像肉末似的,可以包扎得停停当当,作为现成的精神食料。幽默减少人生的严重性,决不把自己看得严重,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提倡幽默作为一个口号、一种标准,正是缺乏幽默的举动;这不是幽默,这是一本正经的宣传幽默,板了面孔的欢笑。我们又联想到马鸣萧萧了!听来声音倒是笑,只是马脸全无笑容,还是拉得长长的,像追悼会上后死的朋友,又像讲学台上的先进的大师。

大凡假充一桩事物,总有两个动机。或出于尊敬,例如俗物尊敬艺术,就收集古董,附庸风雅;或出于利用,例如坏蛋有所企图,就利用宗教道德,假充正人君子。幽默被假借,想来不出这两个缘故。然而假货毕竟充不得真。西洋成语称笑声清扬者为“银笑”,假幽默像搀了铅的伪币,发出重浊呆木的声音,只能算铅笑。不过“银笑”也许是卖笑得利,笑中有银之意,好比说“书中有黄金屋”;姑备一说,供给辞典学者的参考。【人物介绍】

钱钟书(1910—1998),著名学者,古典与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文学史家。江苏无锡人。先后在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牛津大学英文系获学士、副博士学位。一直在国内著名学府任教,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顾问。长期致力于中国和西方文学研究,学贯中西,多学科互融,被誉为文化大家。主要文学作品: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细品精读横溢才华的大师小文这是一篇具有随笔风格的小品文,作者以自然天成的诙谐笔调和优裕从容的智慧透视,广征博引地批判了“提倡幽默文学”的观点,表现出对庸俗虚伪的鄙视和尖刻的嘲笑。

作者以“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作为自己的观点切入,转到对中外史料中有关“笑”的考证上,对装腔作势、哗众取宠者进行戏谑揶揄和痛快淋漓的嘲讽。首先,以动物的鸣叫与人的笑相譬喻,指出禽兽的鸣叫已足够表达一般人的情感,人的笑只能是废物或者奢侈品,在这不无刻薄的反讽中,指出动物的鸣叫是真情实感的流露,而人的笑却是丧失了笑的本质,成了幽默贫乏的遮掩。接着作者又以闪电是天之笑,与笑是人脸上的电光作类比,点明真心流露出的笑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会忽然地增添明亮,唇吻间也会闪烁着牙齿的光芒。从而表述了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只能是机械化的笑容,算不得活人灵动的姿态。最后,指出一个真正幽默的人是别有会心的,在欣然独笑、冷然微笑中,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而且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决不能标为主张,更不能当作职业的。正是在这样的正反表述中,作者以鲜明的褒贬和痛快的妙语戳破了病态文风和庸俗文人的面具,直指人们孱弱的心理底层。

丰富的例证和形象的比喻是本文的主要特色。作者旁征博引,将古今中外的书文杂记中有关“笑”的谈资尽收文中。同时,用比喻修辞强化了嘲讽的艺术效果。例如,把做香肠和马克·吐温制造幽默进行类比,把笑脸全无的拉长了脸的马鸣萧萧与板了面孔的劝笑的人相比拟,形象、鲜明、生动,使人忍俊不禁,充分表现出作者横溢的才华和幽默的文风。

钓台的春昼

郁达夫

因为近在咫尺,以为什么时候要去就可以去,我们对于本乡本土的名区胜景,反而往往没有机会去玩,或不容易下一个决心去玩的。正惟其是如此,我对于富春江上的严陵,二十年来,心里虽每在记着,但脚却从没有向这一方面走过。一九三一,岁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而中央党帝,似乎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了,我接到了警告,就仓皇离去了寓居。先在江浙附近的穷乡里,游息了几天,偶尔看见了一家扫墓的行舟,乡愁一动,就定下了归计。绕了一个大弯,赶到故乡,却正好还在清明寒食的节前。和家人等去上了几处坟,与许久不曾见过面的亲戚朋友,来往热闹了几天,一种乡居的倦怠,忽而袭上心来了,于是乎我就决心上钓台去访一访严子陵的幽居。

钓台去桐庐县城二十余里,桐庐去富阳县治九十里不足,自富阳溯江而上,坐小火轮三小时可达桐庐,再上则须坐帆船了。

我去的那一天,记得是阴晴欲雨的养花天,并且系坐晚班轮去的,船到桐庐,已经是灯火微明的黄昏时候了,不得已就只得在码头近边的一家旅馆的高楼上借了一宵宿。

桐庐县城,大约有三里路长,三千多烟灶,一二万居民,地在富春江西北岸,从前是皖浙交通的要道,现在杭江铁路一开,似乎没有一二十年前的繁华热闹了。尤其要使旅客感到萧条的,却是桐君山脚下的那一队花船的失去了踪影。说起桐君山,原是桐庐县的一个接近城市的灵山胜地,山虽不高,但因有仙,自然是灵了。以形势来论,这桐君山,也的确是可以产生出许多口音生硬、别具风韵的桐严嫂来的生龙活脉;地处在桐溪东岸,正当桐溪和富春江合流之所,依依一水,西岸便瞰视着桐庐县市的人家烟树。南面对江,便是十里长洲;唐诗人方干的故居,就在这十里桐洲九里花的花田深处。向西越过桐庐县城,更遥遥对着一排高低不定的青峦,这就是富春山的山子山孙了。东北面山下,是一片桑麻沃地,有一条长蛇似的官道,隐而复现,出没盘曲在桃花杨柳洋槐榆树的中间;绕过一支小岭,便是富阳县的境界,大约去程明道的墓地程坟,总也不过一二十里地的间隔,我的去拜谒桐君,瞻仰道观,就在那一天到桐庐的晚上,是淡云微月,正在作雨的时候。

鱼梁渡头,因为夜渡无人,渡船停在东岸的桐君山下。我从旅馆踱了出来,先在离轮埠不远的渡口停立了几分钟,后来向一位来渡口洗夜饭米的年轻少妇,弓身请问了一回,才得到了渡江的秘诀。她说:“你只须高喊两三声,船自会来的。”先谢了她教我的好意,然后以两手围成了播音的喇叭,“喂,喂,船渡请摇过来”地纵声一喊,果然在半江的黑影当中,船身摇动了。渐摇渐近,五分钟后,我在渡口,却终于听出了咿呀柔橹的声音。时间似乎已经入了酉时的下刻,小市里的群动,这时候都已经静息;自从渡口的那位少妇,在微茫的夜色里,藏去了她那张白团团的面影之后,我独立在江边,不知不觉心里头却兀自感到了一种他乡日暮的悲哀。渡船到岸,船头上起了几声微微的水浪清音,又铜东地一响,我早已跳上了船,渡船也已经掉过头来了。坐在黑沉沉的舱里,我起先只在静听着柔橹划水的声音,然后却在黑影里看出了一星船家在吸着的长烟管头上的烟火,最后因为沉默压迫不过,我只好开口说话了:“船家!你这样的渡我过去,该给你几个船钱?”我问。“随你先生把几个就是。”船家说话冗慢幽长,似乎已经带着些睡意了,我就向袋里摸出了两角钱来。“这两角钱,就算是我的渡船钱,请你候我一会,上去烧一次夜香,我是依旧要渡过江来的。”船家的回答,只是嗯嗯、呜呜,幽幽同牛叫似的一种鼻音,然而从继这鼻音而起的两三声轻快的喀声听来,他却已经在感到满足了,因为我也知道,乡间的义渡,船钱最多也不过是两三枚铜子而已。

到了桐君山下,在山影和树影交掩着的崎岖道上,我上岸走不上几步,就被一块乱石绊倒,滑跌了一次。船家似乎也动了恻隐之心了,一句话也不发,跑将上来,他却突然交给了我一盒火柴。我于感谢了一番他的盛意之后,重整步武,再摸上山去,先是必须点一枝火柴走三五步路的,但到得半山,路既就了规律,而微云堆里的半规月色,也朦胧地现出一痕银线来了,所以手里还存着的半盒火柴,就被我藏入了袋里。路是从山的西北,盘曲而上;渐走渐高,半山一到,天也开朗了一点,桐庐县市上的灯光,也星星可数了。更纵目向江心望去,富春江两岸的船上和桐溪合流口停泊着的船尾船头,也看得出一点一点的火来。走过半山,桐君观里的晚祷钟鼓,似乎还没有息尽,耳朵里仿佛听见了几丝木鱼钲钹的残声。走上山顶,先在半途遇着了一道道观外围的女墙,这女墙的栅门,却已经掩上了。在栅门外徘徊了一刻,觉得已经到了此门而不进去,终于是不能满足我这一次暗夜冒险的好奇怪癖的。所以细想了几次,还是决心进去,非进去不可,轻轻用手往里面一推,栅门却呀的一声,早已退向了后方开开了,这门原来是虚掩在那里的。进了栅门,踏着为淡月所映照的石砌平路,向东向南地前走了五六十步,居然走到了道观的大门之外,这两扇朱红漆的大门,不消说是紧闭在那里的。到了此地,我却不想再破门进去了,因为这大门是朝南向着大江开的。门外头是一条一丈来宽的石砌步道,步道的一旁是道观的墙,一旁便是山坡,靠山坡的一面,并且还有一道二尺来高的石墙筑在那里,大约是代替栏杆,防人倾跌下山去的用意;石墙之上,铺的是二三尺宽的青石,在这似石栏又似石凳的墙上,尽可以坐卧游息,饱看桐江和对岸的风景,就是在这里坐它一晚,也很可以,我又何必去打开门来,惊起那些老道的噩梦呢?

空旷的天空里,流涨着的只是些灰白的云,云层缺处,原也看得出半角的天和一点两点的星,但看起来最饶风趣的,却仍是欲藏还露,将见仍无的那半规月影。这时候江面上似乎起了风,云脚的迁移,更来得迅速了,而低头向江心一看,几多散乱着的船里的灯光,也忽明勿灭地变换了——变换位置。

这道观大门外的景色,真神奇极了。我当十几年前,在放浪的游程里,曾向瓜州京口一带,消磨过不少的时日;那时觉得果然名不虚传的,确是甘露寺外的江山,而现在到了桐庐,昏夜上这桐君山来一看,又觉得这江山的秀而且静,风景的整而不散,却非那天下第一江山的北固山所可与比拟了。真也难怪得严子陵,难怪得戴徵士,倘使我若能在这样的地方结屋读书,以养天年,那还要什么的高官厚禄,还要什么的浮名虚誉哩?一个人在这桐君观前的石凳上,看看山,看看水,看看城中灯火和天上的星云,更做做浩无边际的无聊的幻梦,我竟忘记了时刻,忘记了自身,直等到隔江的击柝声传来,向西一看,忽而觉得城中的灯影微茫地减了,才跑也似的走下了山来,渡江奔回了客舍。

第二日清晨,觉得昨天在桐君观前做过的残梦正还没有续完的时候,窗外面忽而传来了一阵吹角的声音。好梦虽被打破,但因这同吹筚篥似的商音哀咽,却很含着些荒凉的古意,并且晓风残月,杨柳岸边,也正好候船待发,上严陵去;所以心里纵怀着了些儿怨恨,但脸上却只现出了一痕微笑,起来梳洗更衣,叫茶房去雇船去。雇好了一口双桨的渔舟,买就了些酒菜鱼米,就在旅馆前面的码头上上了船。轻轻向江心摇出去的时候,东方的云幕中间,已现出了几丝红韵,有八点多钟了;舟师急得厉害,直在埋怨旅馆的茶房,为什么昨晚不预先告诉,好早一点出发。因为此去就是七里滩头,无风七里,有风七十里,上钓台去玩一趟回来,路程虽则有限,但这几日风雨无常,说不定要走夜路,才回来得了。

过了桐庐,江心狭窄,浅滩果然多起来了。路上遇着的来往的行舟,数目也是很少,因为早晨吹的角,就是往建德去的快班船的信号,快班船一开,来往于两埠之间的船就不十分多了。两岸全是青青的山,中间是一条清浅的水,有时候过一个沙洲,洲上的桃花菜花,还有许多不晓得名字的白色的花,正在喧闹着春暮,吸引着蜂蝶。我在船头上一口一口地喝着严东关的药酒,指东话西地问着船家,这是什么山?那是什么港?惊叹了半天,称颂了半天,人也觉得倦了,不晓得什么时候,身子却走上了一家水边的酒楼,在和数年不见的几位已经做了党官的朋友高谈阔论。谈论之余,还背诵了一首两三年前曾在同一的情形之下做成的歪诗: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直到盛筵将散,我酒也不想再喝了,和几位朋友闹得心里各自难堪,连对旁边坐着的两位陪酒的名花都不愿意开口。正在这上下不得的苦闷关头,船家却大声地叫起来说:“先生,罗芷过了,钓台就在前面,你醒醒吧,好上山去烧饭吃去。”擦擦眼睛,整了一整衣服,抬起头来一看,四面的水光山色又忽而变了样子了。清清的一条浅水,比前又窄了几分,四围的山包得格外地紧了,仿佛是前无去路的样子。并且山容峻削,看去觉得格外得瘦格外得高。向天上地下四围看看,只寂寂的看不见一个人类。双桨的摇响,到此似乎也不敢放肆了,钩的一声过后,要好半天才来一个幽幽的回响,静,静,静,身边水上,山下岩头,只沉浸着太古的静,死灭的静,山峡里连飞鸟的影子也看不见半只。前面的所谓钓台山上,只看得见两个大石垒,一间歪斜的亭子,许多纵横芜杂的草木。山腰里的那座祠堂,也只露着些废垣残瓦,屋上面连炊烟都没有一丝半缕,像是好久好久没人住了的样子。并且天气又来得阴森,早晨曾经露一露脸过的太阳,这时候早已深藏在云堆里了,余下来的只是时有时无从侧面吹来的阴飕飕的半箭儿山风。船靠了山脚,跟着前面背着酒菜鱼米的船夫,走上严先生祠堂去的时候,我心里真有点害怕,怕在这荒山里要遇见一个干枯苍老得同丝瓜筋似的严先生的鬼魂。

在祠堂西院的客厅里坐定,和严先生的不知第几代的裔孙谈了几句关于年岁水旱的话后,我的心跳,也渐渐儿地镇静下去了,嘱托了他以煮饭烧菜的杂务,我和船家就从断碑乱石中间爬上了钓台。

东西两石垒,高各有二三百尺,离江面约两里来远,东西台相去,只有一二百步,但其间却夹着一条深谷,立在东台,可以看得出罗芷的人家,回头展望来路,风景似乎散漫一点,而一上谢氏的西台,向西望去,则幽谷里的清景,却绝对的不像是在人间了。我虽则没有到过瑞士,但到了西台,朝西一看,立时就想起了曾在照片上看见过的威廉退儿的祠堂。这四山的幽静,这江水的青蓝,简直同在画片上的坷罗版色彩,一色也没有两样;所不同的,就是在这儿的变化更多一点,周围的环境更芫杂不整齐一点而已,但这却是好处,这正是足以代表东方民族性的颓废荒凉的美。

从钓台下来,回到严先生的祠堂——记得这是洪杨以后严州知府戴槃重建的祠堂——西院里饱啖了一顿酒肉,我觉得有点酩酊微醉了。手拿着以火柴柄制成的牙签,走到东面供着严先生神像的龛前,向四面的破壁上一看,翠墨淋漓,题在那里的,竟多是些俗而不雅的过路高官的手笔。最后到了南面的一块白墙头上,在高屋檐不远的一角高处,却看到了我们的一位新近去世的同乡夏灵峰先生的四句似邵尧夫又略带感慨的诗句。夏灵峰先生虽则只知崇古,不善处今,但是五十年来,像他那样的顽固自尊的亡清遗老,也的确是没有第二个人。比较起现在的那些官迷财迷的南满尚书和东洋宦婢来,他的经术言行,姑且不必去论它,就是以骨头来称称,我想也要比什么罗三郎郑太郎辈,重到好几百倍。慕贤的心一动,醺人的臭技自然是难熬了,堆起了几张桌椅,借得了一枝破笔,我也在高墙上在夏灵峰先生的脚后放上了一个陈屁,就是在船舱的梦里,也曾微吟过的那一首歪诗。

从墙头上跳将下来,又向龛前天井去走了一圈,觉得酒后的喉咙,有点渴痒了,所以就又走回到了西院,静坐着喝了两碗清茶。在这四大无声,只听见我自己的啾啾喝水的舌音冲击到那座破院的败壁上去的寂静中间,同惊雷似的一响,院后的竹园里却忽而飞出了一声闲长而又有节奏似的鸡鸣的声来。同时在门外面歇着的船家,也走进了院门,高声地对我说:“先生,我们回去吧,已经是吃点心的时候了,你不听见那只公鸡在后山啼么?我们回去吧!”【人物介绍】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1921年发表成名作《沉沦》,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大学等校任教,1926年后从事刊物编辑工作。1938年后,在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1942年到印尼躲避战火,1945年在印尼苏门答腊失踪。主要作品有:小说集《沉沦》、小说《迟桂花》、《春风沉醉的晚上》、《出奔》、《薄奠》;散文集《屐痕处处》、《达夫游记》。细品精读“独游孤赏”下的游记佳作《钓台的春昼》记叙的是郁达夫在1931年暮春三月,自浙江富阳出发经桐庐游览严陵钓台的山川景色和一路民俗风光的情景。郁达夫自幼生活在风景秀丽的富春江边,有着爱恋自然风光的天性,加之感情奔放、不饰造作,使他把感情融入景物之中时毫不掩饰地直抒胸臆。

严陵钓台离作者家乡较近,但一直没有机会去,此时为何兴趣盎然?篇首写道:“一九三一,风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而中央党帝,似乎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了,我接到了警告,就仓皇离去了寓居……赶到故乡……一种乡居的倦怠,急而袭上心来了,于是乎我就决心上钩台去访一访严子陵的幽居。”这里的“我接到了警告”,是指当年由于郁达夫追随鲁迅,组织发起“左联”时,时值国民党反动派全面进行文化“围剿”,浙江省党部发出通辑鲁迅、郁达夫等人的命令,他们不愿作“无意义的牺牲”而各自躲避敌人的追捕,鲁迅避居日本友人的花园庄,郁达夫则来到故乡富阳并游览了严陵钓台。作者是在现实生活失意之后带着某些伤感去游物赏景的,因此他在游览之中也时时流露出“日暮的悲哀”和对“中央党帝”的不满,时而对自己浪迹山水不满,时而又流露出对罗振玉、郑孝胥之流的憎恶之情。这种心情是当时郁达夫思想的真切反映,作者并未强作高昂,回避矛盾,而是宣泄了自己的那种隐逸而又愤世嫉俗的情绪。散文笔法如行云流水,无拘无束,但字里行间时时渗透出一层黯淡、忧思的情调和一种“独游孤赏”的凄情。

郁达夫善于在他的山水游记中嵌入旧体诗词,这是他散文的特色,同时可以帮助他补充散文里没有说尽的余意,没有抒发的情愫,更加渲染一种特定的意境和情境。这篇散文在游程中插入一梦,夹叙了两三年前所写的一首旧诗——后来将这首诗题在严子陵祠堂上,巧妙地讽刺时政,与文章成为一个有机而和谐的艺术整体。

此文将情与景,忧思与游兴熔于一炉,借山水、人物、史迹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祖国命运的担忧,行文隽永、感受深邃、抒情真挚,是一篇人文意蕴浓厚的游记佳作。

狮和龙

林默涵

十多年不见的弟弟,忽然从偏远的家乡跑来找我了。我离家的时候,他还没有桌面那么高,现在却已长成一个结实的小伙子。他使我最实在的感觉到了时间的消逝,在这十多年中间,一切是有了怎样大的变化啊:衰老的死去了,幼小的长成了。的确,时间是单轨的,它一去不返,但它不是白白过去的,在它所走过的地方,便留下了深深的痕印,使人感到世界是在怎样的不断变化,怎样的改变了容貌。

我对弟弟发了一连串的问题,从人物到风俗,以至于家门前的那株石榴树是否还活着?我都问到了。十几年没有回家,我是如何贪婪地想知道家乡的许多事情。我还问到:“现在过新年,是否还像过去那般热闹?”

弟弟的回答是:“不行,一年比一年差,最近几年,连耍龙灯,耍狮子的都很少了!”

提起龙灯,狮子,我就想起:当我还是童年的时候,新年是怎样的热闹和有趣。除了有新衣穿,有好东西吃,大人们都一改平时的严厉,变得特别的和颜悦色之外,最使孩子们高兴的,是从元月初三到元宵节这一段时间,几乎每天的白天都有耍狮子的,夜里有耍灯的,到我们乡间,向那些祠堂或比较有钱的人家拜年,表演。这不但孩子们爱看,也是乡间的人们一年仅有的娱乐。过了元宵,他们就又要忙起来。

灯有马灯、龙灯和船灯。最受人欢迎的自然是船灯。这是用各种彩色的花纸扎成的早船,上面装置了许多灯火,一个梢公在船头,一个少年扮的艄婆在船尾,一边摇船一边唱,还有一个叫做“十班”的乐队,吹箫拉琴的来配合:他们所唱的,自然不是什么高贵的名歌妙曲,但它朴素,诙谐,也间或带点对于世态的嘲讽,在乡下人听来就觉得是蛮有味道了。

马灯是属于“中间”的一类,它没有像船灯那样受人欢迎,却又比龙灯的号召力要大一点。龙灯也是用彩色的花纸扎成的,一个龙头,一个龙尾,中间的身子照例是分为五节或七节,用花布连接起来,就成了一条龙。耍法是由七人或九人各持一节,作游龙飞舞之状。这其实也很要一点本领的,因为每一节上面都点了火,一不小心,就会使纸扎的龙身化为灰烬,而且,各人的动作必须划一,跟着龙头走一条路,假如有谁想另走一条路线,就势必使龙身扯成几段。但它既无歌唱,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武艺,在乡下人看来,总觉得不够味道,除了爱热闹的孩子们之外,大人们是不大来看的,他们说:“有什么好看?那么舞几下,和我们用锄头挖地差不多!”这就大有瞧不起的意味了。耍龙灯所得的报酬也是特别少,那时照例是十几个铜板就可以打发了。

耍狮子的是在白天来的。找一个广场,在四周围观的人丛中,留出一片空地,就在那里表演起来。一阵锣鼓敲过,出来一个戴着大红脸面具的人和一个戴着狮子面具的人,大红脸是满面滑稽的笑容,猴子是一脸的俏皮相,他们轮流着戏弄那只狮子,打它,骑它,用好吃的东西逗它,却又不让它吃到,……那狮子好像是十分的和善温良,一任他们摆布,然而,忽然间,它跳了起来,发怒地向大红脸和猴子追逐,那两个欺软怕硬的家伙,就惊惶地四窜奔逃,走投无路了,最后只好跪在狮子面前,向它叩头求饶。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他的一首咏槛狮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哈,你们能不能仍是这么大胆!

假如它竟毁坏了它的囚槛。

它就狂怒地撕碎你们的肢体,

也不让你们的灵魂到地狱里!写的就正是这种情形吧。诗人的思想和我们乡下粗人的思想原来是相通的。

耍过狮子,便是武艺的表演了,有拳斗,有真刀真枪的比武,还有,把十几张桌子一层一层地高叠起来,一个年轻小伙子在上面表演各种倒立或翻筋斗等等惊人的姿态。这是乡下人特别是孩子们最爱看的。看来他们也是“崇拜武力”,而并不怎么喜欢“和平路线”呢,真是没有法子想。

在中国,龙和狮是被普遍的用来做装饰或耍儿的。玩龙灯,耍狮子,几乎随处都有。但我总觉得,龙和狮似乎象征着两种不同的东西。龙是高贵的,它象征的是权势,是威严,是“唯我独尊”的神气。所以,属于皇帝的一切,都要冠上一个“龙”字,住的是龙庭,穿的是龙袍,坐的是龙位,连皇帝的脸孔也叫龙颜。而做官叫做“登龙门”,那就“声价十倍”了。有些富翁的万堂里,也往往挂着一幅龙图,在迷蒙的烟雾中露出一个龙头或龙脚,使人感到神秘而又缥缈。这是一般的粗人们绝对不能欣赏的。所以,尽管有许多关于龙的传说散布民间,尽管随处可以见到刻的或画的龙,在一般乡下人看来,龙总不是他们自己的东西,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事物。他们也许不敢得罪龙,但决不从心里去爱龙,它是那样的高贵而又是那样的缥缈,只合到权门贵户或衙门庙堂中去做点缀,和穷苦的粗人是格格不入的。有谁在自己的茅棚或泥壁上面塑上或画上一条龙的呢?绝没有的,龙是不到这种地方来的。

狮子却不同。它象征的是一种雄厚的力量,一种不屈的精神。这正是属于人民自己的东西。我常常想,中国老百姓为什么那样喜欢狮子,这不会没有原因的。他们正是从狮子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又借狮子来凝练地体现了他们自己的精神。看呵,人们以为它和善可欺,捉弄它,摆布它,骑它,打它,等到惹怒了它,它就会“狂怒地撕碎你们的肢体,不让你们灵魂到地狱里”了!自然,那些权门贵户也想把狮子变成他们的东西,但他们只敢把它放在门口,而且狮子和他们决不同流合污,当焦大把贾府一家的丑事都翻出来的时候,也不能不说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是干净的。

假如说龙是象征封建统治者的威严,那么,狮子便是象征人民的力量。然而,龙是缥缈的,而狮子却是实在的。以实在的力量来抗击缥缈的威严,胜利谁属,是不言而知了。

写到这里,原已可以结束。但我又想起了前年在重庆,看到抗战胜利大游行,参加的除了军警和极少数的学生,所谓“民众团体”,实际上是那些代表豪绅势力的什么社什么堂,作为他们的标记的都是一条龙。我当时就想:当这些龙的势力还这么猖狂的时候,胜利是不会真正属于人民的。事实果然如此,为了争取胜利的果实,全国人民又不能不继续进行一个更艰苦的斗争。不过,这是狮子和龙的最后决斗,而胜利属于狮子,是已经决定的了!【人物介绍】

林默涵(1913-2008),生于福建武平县,1929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革命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宣传部长,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工作,在上海和香港参予《群众》、《新文化》等刊物编辑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主要作品:《狮和龙》、(杂文集)、《浪花》(杂文集)、《在激变中》(文艺论文集)、《林默涵文论集》。细品精读风俗画中的正义与邪恶之战龙灯、马灯、船灯、狮子、武艺……作者在这篇散文的前半部分,为我们展开了一卷民间风俗画,写得真实、详细,让人读来饶有兴趣。但在接下来的后半部分,作者却由具象走入抽象,有些突兀地进行了大量的议论。这多少令人有些不解。

此文写于1947年,那时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面对蒋介石的黑暗的反动统治,掀起了反饥饿、反压迫、争自由、争生存的斗争浪潮。作为一个有着崇高的革命责任感的党员作家,林默涵的作品必然是烙有鲜明的时代印记的。他运用象征的手法在对龙、狮的风俗渊源、象征作用进行描述、阐析后,将矛头大胆地直接指向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坚信人民将最终取得胜利。

象征是本文最主要的艺术手段,也是作者最终要达到的目的。龙象征的是权威、是威严、是“唯我独尊”,代表反动统治阶级;狮子象征一种雄厚的力量和不屈的精神,是代表人民的。这种象征意义的赋予是通过统治阶级和人民对待龙和狮的不同态度来实现的。统治阶级尊奉龙,坐龙庭,穿龙袍,“登龙门”,挂龙图;而人民认为龙是缥缈的,不会从心里面去爱它。人民喜欢狮子,是因为从狮子身上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体现自己的精神;而统治阶级惧怕狮子,不会去尊崇它。“龙”和“狮”是绝对对立的。进而作者将矛头大胆地直接指向当时现实中的反动统治阶级——尊崇龙的统治集团,并且指出尽管龙的势力现在还很猖狂,尽管狮子也还没有“狂怒地撕碎你们的肢体,不让你们的灵魂到地狱里”,但徒有缥缈的威严的龙和有实在的力量的狮的最后决斗的结果,是胜利属于狮子,“是已经决定的了!”这样,作品的象征意义便达到了最直接最现实的目的。

上景山

许地山

无论哪一季,登景山,最合宜的时间是在清早或下午三点以后。晴天,眼界可以望到天涯的朦胧处;雨天,可以赏雨脚的长度和电光的迅射;雪天,可以令人咀嚼着无色界的滋味。

在万春亭上坐着,定神看北上门后的马路(从前路在门前,如今路在门后),尽是行人和车马,路边的梓树都已掉了叶子。不错,已经立冬了,今年天气可有点怪,到现在还没冻冰。多谢芰荷的业主把残茎都去掉,教我们能看见紫禁城外护城河的水光还在闪烁着。

神武门上是关闭得严严的。最讨厌是楼前那支很长的旗竿,侮辱了全个建筑的庄严。门楼两旁竖它一对,不成吗?禁城上时时有人在走着,恐怕都是外国的旅人。

皇宫一所一所排列着非常整齐:怎么一个那么不讲纪律的民族,会建筑这么严整的宫廷?我对着一片黄瓦这样想着。不,说不讲纪律未免有点过火,我们可以说这民族是把旧的纪律忘掉,正在找一个新的咧。新的找不着,终久还要回来的,北京房子,皇宫也算在里头,主要建筑都是向南的,谁也没有这样强迫过建筑者,说非这样修不可。但纪律因为利益所在,在不言中被遵守了。夏天受着解愠的熏风,冬天接着可爱的暖日,只要守着盖房子的法则,这利益是不用争而自来的;所以我们要问,在我们的政治社会里有这样的熏风和暖日吗?

最初在崖壁上写大字铭功的是强盗的老师,我眼睛看着神武门上的几个大字,心里想着李斯。皇帝也是强盗的一种,是个白痴强盗:他抢了天下,把自己监禁在宫中,把一切宝物聚在身边,以为他是富有天下。这样一代过一代,到头来还是被他的糊涂奴仆,或贪婪臣宰,讨,瞒,偷,换,到连性命也不定保得住。这岂不是个白痴强盗?在白痴强盗底下才会产出大盗和小偷来。一个小偷,多少总要有一点跳女墙钻狗洞的本领,有他的禁忌,有他的信仰和道德。大盗只会利用他的奴性去清托攀缘,自赞赞他,禁忌固然没有,道德更不必提。谁也不能不承认盗贼是寄生人类的一种,但最可杀的是那班为大盗之一的斯文贼。他们不像小偷为延命去营鼠雀的生活;也不像一般的大盗,凭着自己的勇敢去抢天下。所以明火打劫的强盗最恨的是斯文贼。这里我又联想到张献忠。有一次他开科取士,檄诸州举贡生员后至者妻女充院,本犯剥皮,有司教官斩,连坐十家。诸生到时,他要他们在一丈见方的大黄旗上写个帅字,字画要像斗的粗大,还要一笔写成。一个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用大缸贮墨汁将草笔泡在缸里,三天,再取出来写。果然一笔写成了。他以为可以讨献忠的喜欢。谁知献忠说,“他日图我必定是你。”立即把他杀来祭旗。献忠对待念书人是多么痛快。他知道他们是寄生的寄生。他的使命是来杀他们。

东城西城的天空中,时见一群一群旋飞的鸽子。除去打麻雀,逛窑子,上酒楼以外,这也是一种古典的娱乐。这种娱乐也来得群众化一点。它能在空中发出和悦的响声。翩翩地飞绕着,教人觉得在一个灰白色的冷天,满天乱飞乱叫的老鸹的讨厌。然而在刮大风的时候,若是你有勇气上景山的最高处,看看天安门楼屋脊上的鸦群,噪叫的声音是听不见,它们随风飞扬,直像从什么大树飘下来的败叶,凌乱得有意思。

万春亭周围被挖得东一沟,西一窟。据说是管宫的当局挖来试看煤山是不是个大煤堆,像历来的传说所传的,我心里暗笑信这说的人们。是不是因为北宋亡国的时候,都人在城被围时,拆毁艮狱的建筑木材去充柴火,所以计划建筑北京的人预先堆起一大堆煤,万一都城被围的时候,人民可以不拆宫殿。这是笨想头。若是我来计划,最好来一个米山。米在万急的时候,也可以生吃,煤可无论如何吃不得。又有人说景山在太行的最终一峰:这也是瞎说。从西山往东几十里平原,可怎么不偏不颇在北京城当中出了一座景山?若说北京的建设就是对着景山的子午,为什么不对北海的琼岛?我想景山明是开紫金城外的护城河所积的土,琼岛也是垒积从北海挖出来的土而成的。

从亭后的栝树缝里远远看见鼓楼。地安门前后的大街,人马默默地走,城市的喧嚣声,一点也听不见。鼓楼是不像正阳门那样雄壮地挺着。它的名字,改了又改,一会是明耻楼,一会又是齐政楼,现在大概又是明耻楼吧。明耻不难,雪耻得努力。只怕市民能明白那耻的还不多,想来是多么可怜。记得前几年“三民主义”“帝国主义”这套名词随着北伐军到北平的时候,市民看些篆字标语,好像都明白各人蒙着无上的耻辱,而这耻辱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大家也随声附和,唱着打倒和推翻。从山上下来,崇祯殉国的地方依然是那棵半死的槐树。据说树上原有一条链子锁着,庚子联军入京以后就不见了。现在那枯槁的部分,还有一个大洞,当时的链痕还隐约可以看见。义和团运动的结果,从解放这棵树,发展到解放这民族。这是一件多么可以发人深思的对象呢?山后的柏树发出幽恬的香气,好像是对于这地方的永远供物。

寿皇殿锁闭得严严的,因为谁也不愿意努尔哈赤的种类再做白痴的梦。每年的祭祀不举行了,庄严的神乐再也不能听见,只有从乡间进城来唱秧歌的孩子们,在墙外打的锣鼓,有时还可以送到殿前。

到景山门,回头仰望顶上方才所坐的地方,人都下来了。树上几只很面熟却不认得的鸟在叫着。亭里残破的古佛还坐在那结没人能懂的手印。【人物介绍】

许地山(1893-1941),现代作家、学者,出生于香港。1920年从燕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五四”前后开始文学创作,后入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哲学和宗教。1935年后任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任教授,并定居香港。代表作有:小说集《缀网劳蛛》、《商人妇》、《春桃》;散文集《空山灵雨》、《无法投递之邮件》;论著《印度文学》、《许地山语文论集》。

细品精读历史遗迹前的深邃人文思索《上景山》从结构上看,写的是作者的一次游景山的全部过程。但它与一般游记不同之处在于:不重记“游”,而重叙“史”抒“怀”,作者以自由随意之笔抒写了自己对于历史、社会以及人生的感叹与体悟,在看似平和闲适的语调下,蕴含着极为深邃厚重的历史和人文命题。作者在游览自然景观的过程当中,抚今追昔,遥想到了当年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并据此生发出了自己的感喟和见解,有着很强的历史感和文化含量。

文章虽然是一篇以论说为主的散文,但作者并没有按照常规的议论文的形式进行抒写,而是借助赏鉴自然景观徐徐引出历史和社会问题,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也没有说教的意味。这样,“景”与“理”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相辅相成,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因“景”循“理”,自己的见解也因为有了“景”的证明而变得更加真实可信,说理也更加透彻而深刻。例如作者用张献忠杀生员的传说,表达了自己对于趋炎附势的变节读书人的愤恨,作者说道:张献忠“对待念书人是多么痛快。”作者的感情一下子表露无遗。再如,在写到鼓楼时,作者借鼓楼不断更改的楼名,顺势写道“明耻不难,雪耻得努力。只怕市民能明白那耻的还不多,想来是多么可怜。”寥寥几语,便将许多人麻木地生活,忘掉了国耻的现实揭示出来。这样的例子在文章中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去仔细体味。

五月的青岛

老舍

因为青岛的节气晚,所以樱花照例是在四月下旬才能盛开。樱花一开,青岛的风雾也挡不住草木的生长了。海棠,丁香,桃,梨,苹果,藤萝,杜鹃,都争着开放,墙角路边也都有了嫩绿的叶儿。五月的岛上,到处花香,一清早便昕见卖花声。公园里自然无须说了,小蝴蝶花与桂竹香们都在绿草地上用它们的娇艳的颜色结成十字,或绣成儿团;那短短的绿树篱上也开着一层白花,似绿枝上挂了一层春雪。就是路上两旁的人家也少不得有些花草:围墙既矮,藤萝往往顺着墙把花穗儿悬在院外,散出一街的香气:那双樱,丁香,都能在墙外看到,双樱的明艳与丁香的素丽,真是足以使人眼明神爽。

山上有了绿色,嫩绿,所以把松柏们比得发黑了一些。谷中不但填满了绿色,而且颇有些野花,有一种似紫荆而色儿略略发蓝的,折来很好插瓶。

青岛的人怎能忘下海呢,不过,说也奇怪,五月的海就仿佛特别的绿,特别的可爱,也许是因为人们心里痛快吧?看一眼路旁的绿叶,再看一眼海,真的,这才明白了什么叫做“春深似海”。绿,鲜绿,浅绿,深绿,黄绿,灰绿,各种的绿色,连接着,交错着,变化着,波动着,一直绿到天边,绿到山脚,绿到渔帆的外边去。风不凉,浪不高,船缓缓的走,燕低低的飞,街上的花香与海上的咸味混到一处,荡漾在空中,水在面前,而绿意无限,可不是,春深似海!欢喜,要狂歌,要跳入水中去,可是只能默默无言,心好像飞到天边上那将将能看到的小岛上去,一闭眼仿佛还看见一些桃花。人面桃花相映红,必定是在那小岛上。

这时候,遇上风与雾便还须穿上棉衣,可是有一天忽然响睛,夹衣就正合适。但无论怎说吧,人们反正都放了心——不会大冷了,不会。妇女们最先知道这个,早早的就穿出利落的新装,而且决定不再脱下去。海岸上,微风吹动少女们的发与衣,何必再去到电影院中找那有画意的景儿呢!这里是初春浅夏的合响,风里带着春寒,而花草山水又似初夏,意在春而景如初夏,姑娘们总先走一步,迎上前去,跟花们竞争一下,女性的伟大不是颓废诗人所能明白的。

人似乎随着花草都复活了,学生们特别的忙:换制服,开运动会,到崂山丹山旅行,服劳役。本地的学生忙,别处的学生也来参观,几个,几十,几百,打着旗子来了,又成着队走开,男的,女的,先生,学生,都累得满头是汗,而仍不住地向那大海丢眼。学生以外,该数小孩最快活,笨重的衣服脱去,可以到公园跑跑了;一冬天不见猴子了,现在又带着花生去喂猴子,看鹿。拾花瓣,在草地上打滚;妈妈说,过几天还有大红樱桃吃呢!

马车都新油饰过,马虽依然清瘦,而车辆体面了许多,好做一夏天的买卖呀。新油过的马车穿过街心,那专做夏天的生意的咖啡馆,酒馆,旅社,饮冰室,也找来油漆匠,扫去灰尘,油饰一新。油漆匠在交手上忙,路旁也增多了由各处来的舞女。预备呀,忙碌呀,都红着眼等着那避暑的外国战舰与各处的阔人。多咱浴场上有了人影与小艇,生意便比花草还茂盛呀。到那时候,青岛几乎不属于青岛的人了,谁的钱多谁更威风,汽车的眼是不会看山水的。

那么,且让我们自己尽量的欣赏五月的青岛吧!【人物介绍】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现、当代著名作家。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1918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任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讲师,开始小说创作。1930年回国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下汉口和重庆。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以抗战救国为主题进行创作。1946年应邀赴美讲学,后旅居美国从事创作。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应召回国,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因创作出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文革”开始后,因受迫害投湖自尽。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二马》、《猫城记》、《离婚》,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剧本《龙须沟》、《茶馆》,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

细品精读风光风俗交辉的视觉盛宴《五月的青岛》是现代散文作品中的上品。情景交融,充满了诗情画意。文中先写鲜花、绿叶、碧海,宛如一幅风光图;随后写学生、少女、生意人,恰似一幅社会风俗画。写景时,语言灵动、准确透彻;写人时,形象生动、简洁传神。是一道风光风俗交辉的美好的视觉享受。

写过青岛的风光如画和风土人情,作者笔锋一转,说到了青岛的“归属”。“预备呀,忙碌呀,(生意人)都红着眼等着那避暑的外国战舰与各处的阔人。……到那时候,青岛几乎不属于青岛的人了。”将读者从美景佳境中拉回现实,此文发表于1937年。正值抗战爆发的第一年。此时的青岛,如同张恨水描写的“

五月的北平

”一样,已隐隐闻到了战争的气息。想到美丽的青岛有可能被战火洗礼,作者此时表达的忧国愁怀便再自然不过了。五月的北平张恨水

能够代表东方建筑美的城市,在世界上,除了北平,恐怕难找第二处了。描写北平的文字,由国文到外国文,由元代到今日,那是太多了,要把这些文字抄写下来,随便也可以出百万言的专书。现在要说北平,那真是一部二十四史,无从说起。若写北平的人物,就以目前而论,由文艺到科学,由最崇高的学者到雕虫小技的绝世能手,这个城圈子里,也俯拾即是,要一一介绍,也是不可能。北平这个城市特别能吸收有学问、有技巧的人才,宁可在北平为静止得到生活无告的程度,他们不肯离开。不要名,也不要钱,就是这样穷困着下去。这实在是件怪事。你又叫我写哪一位才让圈子里的人过瘾呢?

静的不好写,动的也不好写,现在是五月(旧的历法是四月),我们还是写点五月的眼前景物吧。北平的五月,那是一年里的黄金时代。任何树木,都发生了嫩绿的叶子,处处是绿荫满地。卖芍药花的担子,天天摆在十字

头。洋槐树开着其白如雪的花,在绿叶上一球球地顶着。街,人家院落里,随处可见。柳絮飘着雪花,在冷静的胡同里飞。枣树也开花了;在人家的白粉墙头,送出兰花的香味。北平春季多风,但到五月,风季就过去了(今年春季无风)。市民开始穿起夹衣,在不暖的阳光里走。北平的公园,既多又大。只要你有工夫,花不成其为数目的票价,亦可以在锦天铺地、雕栏玉砌的地方消磨一半天。

照着上面所谈,这范围还是大广,像看《四库全书》一样。虽然只成个提要,也觉得应接不暇。让我来缩小范围,只谈一个中人之家吧。北平的房子,大概都是四合院。这个院子,就可以雄视全国建筑。洋楼带花园,这是最令人羡慕的新式住房。可是在北平人看来,那太不算一回事了。北平所谓大宅门,哪家不是七八上下十个院子?哪个院子里不是花果扶疏?这且不谈,就是中产之家,除了大院一个,总还有一两个小院相配合。这些院子里,除了石榴树、金鱼缸,到了春深,家家由屋里度过寒冬搬出来。而院子里的树木,如丁香、西府海棠、藤萝架、葡萄架、垂柳、洋槐、刺槐、枣树、榆树、山桃、珍珠梅、榆叶梅,也都成人家普通的栽植物,这时,都次第地开过花了。尤其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栽着有。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作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大部分就是槐树造成的。

洋槐传到北平,似乎不出五十年,所以这类树,树木虽也有高到五六丈的,都是树干还不十分粗。刺槐却是北平的土产,树兜可以合抱,而树身高到十丈的,那也很是平常。洋槐是树叶子一绿就开花,正在五月,花是成球的开着,串子不长,远望有些像南方的白绣球。刺槐是七月开花,都是一串串有刺,像藤萝(南方叫紫藤),不过是白色的而已。洋槐香浓,刺槐不大香,所以五月里草绿油油的季节,洋槐开花,最是凑趣。

在一个中等人家,正院子里可能就有一两株槐树,或者是一两株枣树。尤其是城北,枣树逐家都有,这是“早子”的谐音,取一个吉利。在五月里,下过一回雨,槐叶已在院子里着上一片绿荫。白色的洋槐花在绿枝上堆着雪球,太阳照着,非常的好看。枣子花是看不见的,淡绿色,和小叶的颜色同样,而且它又极小,只比芝麻大些,所以随便看不见。可是它那种兰蕙之香,在风停日午的时候,在月明如昼的时候,把满院子都浸润在幽静淡雅的境界。假使这人家有些盆景(必然有),石榴花开着火星样的红点,夹竹桃开着粉红的桃花瓣,在上下皆绿的环境中,这几点红色,娇艳绝伦。北平人又爱随地种草本的花籽,这时大小花秧全都在院子里拔地而出,一寸到几寸长的不等,全表示了欣欣向荣的样子。北平的屋子,对院子的一方面,照例下层是土墙,高二三尺,中层是大玻璃窗,玻璃大得与百货店的货窗相等,上层才是花格活窗。桌子靠墙,总是在大玻璃窗下。主人翁若是读书伏案写字,一望玻璃窗外的绿色,映人眉宇,那实在是含有诗情画意的。而且这样的点缀,并不花费主人什么钱的。

北平这个地方,实在适宜于绿树的点缀,而绿树能亭亭如盖的,又莫过于槐树。在东西长安街,故宫的黄瓦红墙,配上那一碧千株的槐林,简直就是一幅彩画。在古老的胡同里,四五株高槐,映带着平正的土路,低矮的粉墙。行人很少,在白天就觉得其意幽深,更无论月下了。在宽平的马路上,如南、北池子,如南、北长街,两边槐树整齐划一,连续不断,有三四里之长,远远望去,简直是一条绿街。在古庙门口,红色的墙,半圆的门,几株大槐树在庙外拥立,把低矮的庙整个罩在绿荫下,那情调是肃穆典雅的。在伟大的公署门口,槐树分立在广场两边,好像排列着伟大的仪仗,又加重了几分雄壮之气。太多了,我不能把她一一介绍出来,有人说五月的北平是碧槐的城市,那却是一点没有夸张。

当承平之时,北平人所谓“好年头儿”。在这个日子,也正是故都人士最悠闲舒适的日子。在绿荫满街的当儿,卖芍药花的平头车子整车的花蕾推了过去。卖冷食的担子,在幽静的胡同里叮当作响,敲着冰盏儿,这很表示这里一切的安定与闲静。渤海来的海味,如黄花鱼、对虾,放在冰块上卖,已是别有风趣。又如乳油杨梅、蜜饯樱桃、藤萝饼、玫瑰糕,吃起来还带些诗意。公园里绿叶如盖,三海中水碧如油,随处都是令人享受的地方。但是这一些,我不能、也不愿往下写。现在,这里是邻近炮火边沿,对南方人来说这里是第一线了。北方人吃的面粉,三百多万元一袋;南方人吃的米,卖八万多元一斤。穷人固然是朝不保夕,中产之家虽改吃糙粉度日,也不知道这糙粮允许吃多久。街上的槐树虽然还是碧净如前,但已失去了一切悠闲的点缀。人家院子里,虽是不花钱的庭树,还依然送了绿荫来,这绿荫在人家不是幽丽,乃是凄凄惨惨的象征。谁实为之?孰令致之?我们也就无从问人。《阿房宫赋》前段写得那样富丽,后面接着是一叹:“秦人不自哀!”现在的北平人,倒不是不自哀,其如他们哀亦无益何!

好一座富于东方美的大城市呀,他整个儿在战栗!好一座千年文化的结晶呀,他不断地在枯萎!呼吁于上天,上天无言;呼吁于人类,人类摇头。其奈之何!【人物介绍】

张恨水(1895-1967),原名张心远,笔名愁花恨水生、恨水。生于江西广信,祖籍安徽潜山。是由深受鸳鸯蝴蝶派影响的旧派小说向现代小说过渡的代表性作家。1918年任芜湖《皖江日报》编辑,开始写作生涯。191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南国相思谱》。同年赴北京,任上海《申报》驻京办事处编辑、北京世界通讯社编辑,1924年主编《世界晚报》副刊《夜光》,此后创作了大量社会言情小说。抗日战争爆发后到重庆,任《新民报》主笔,并主编副刊,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理事。主要作品有:言情小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古典文学论集《水浒人物论赞》,散文集《山窗小品》以及大量杂文和诗词等。老舍称他“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

细品精读赞颂“东方美”的忧思之作这篇文章写于1948年。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百年百篇优秀散文”之一。

作者爱北平,在他看来,“能够代表东方建筑美的城市,在世界上,除了北平,恐怕难找第二处了。”北京好,风景如画如诗,绿树成荫:无论是家家户户栽种的观赏植物还是五十年前落户北平的洋槐,抑或四合院中普通的人家、繁华透彻的长安街,均被绿意包裹。作者还提醒喜爱北平的人们,“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作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作者对北平风物不惜笔墨加以详尽叙述,是因为他认为北平到处洋溢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即作者反复提及的“东方美”。

在文末,笔者峰回路转,在对北平的好进行了精练的概括后,一句“但是这(即北平的好)一些,我不能、也不愿往下写”,引出了北平,乃至全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灾祸——战争。

在兵灾连天的岁月里,“北方人吃的面粉,三百多万元一袋;南方人吃的米,卖八万多元一斤。穷人固然是朝不保夕,中产之家虽改吃糙粉度日,也不知道这糙粮允许吃多久。”原本绿树成荫的古都,也不再是过去的“幽丽”,而成了“凄凄惨惨的象征”。对于这一切,作者痛心疾首。文章写北平,叹北平,为北平的前途未卜发出深深的叹息。让人在缅怀北平的和平岁月时,对战争的罪恶生发由衷的痛恨、谴责。

相对老舍名作《五月的青岛》,作者用了与老舍同样溢美的言辞叙写北平,却比老舍显得忧郁得多,这是因为北平当时被战争阴影笼罩,而日寇的铁蹄当时尚未触及青岛。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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