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永玉,吴亚玲
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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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攻坚(中)试读：
前 言
中国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中国劳动人民和各阶层的进步代表人物的立志勤学、爱国爱民、惩恶扬善、褒勤贬懒、精忠报国、孝亲尊师、诚实守信、谦虚礼貌、律己宽人等方面的伦理道德故事一代传一代，百世流传。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发愤忘食”的持生规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立身情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到了巨大作用。可以说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世界上最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民族瑰宝。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为主干的伦理型文化。所谓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她不仅是一个流动的不断批判继承、不断改造创新的动态的传统伦理道德体系，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形”与“魂”，同时，也是发展中的东方传统伦理道德的中心与主轴。所以，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实际是进行“中华根”“中华魂”的教育，她不仅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传统与现实和未来之间的传承、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及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世界东方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与弘扬也有着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为了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创造人类当代精神文明，推进世界伦理道德的发展与建设，树立新的荣辱观，我们编选了本丛书，本书共分三大部分，即：理论卷，故事卷和名言警句卷，并参考有关书籍做了分类。
各分册编排结构有综述，着重阐述本德目内涵、特征及其形成发展的历史。然后，是所选取的内容集合。每个故事每条言论根据揭示德目的需要进行了再编写，力求以内容明伦理、明思想、明形象、明榜样，融思想性、知识性、教育性于一体。
本丛书筛选内容主要遵循以下原则要求：（1）坚持批判继承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坚持抽象继承、演绎发展、立足当代、为我所用。（2）坚持系统整体的原则。注意各历史时期分布；注意各民族的进步人物；注意各层面人物；注意人物各侧面。做到：竖看历史五千年，纵向成条线；横看美德重实践，横向不漏面。（3）坚持古为今用，为我所用原则。在发掘美德资源时，特别挖掘古代人物故事、言论，注重寻找挖掘各阶层、各民族的传统公德、通德、同德；注重人民性、民主性、进步性、发展性、普遍性、抽象性，不求全古代，不求全个体。
本书编纂出版，得到许多领导同志和前辈的关怀支持。同时，我们在再编写过程中还程度不同地参阅吸收了有关方面提供的研究资料、历史资料。在此，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出版的领导、同志一并表示谢意。
本书在筛选编写、综述论证等方面，由于时间短、经验不足，可能有不足和错误，衷心希望各界及读者批评指正。编 者2006年6月
李杲倡导“脾胃学说”
李杲（1180—1251）字明之，南宋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人，晚年自号东垣老人。是中国古代金、元之际的杰出医学家。
李杲勤奋好学，勇于探索，对《内经》、《难经》等古典医学书籍都认真学习，并作了深入的研究，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中医学理论有较深的造诣。他一生除了深入研究医学典籍，精心习医和忙于诊务外，还著有《伤寒令要》、《兰室秘藏》、《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等医学著作，特别是《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两书，对中医学术的发展影响很大，受到后世医家的广泛重视。
李杲富有创造精神，师古而不泥古，不墨守成规。对前代医家的学说，总要在亲身实践中加以检验。他结合自己几十年的医疗实践，创造性提出了“脾胃学说”。他认为人体的强壮康健，各个组织器官的活动功能，都必须有相应的营养物质作为基础。而机体各种营养物质的来源，最重要的是依赖“脾胃”的不断摄取，和消化饮食物转化而成。因此一旦脾胃功能受到伤害，就要发生疾病。体质虚弱的人在患病之后，由于脾胃功能低下，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生化无源，机体各组织器官也相应低下，协调作用也差，治疗就比较困难，并能使疾病转成慢性疾病。所以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人以脾胃为本和“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学术观点，在治病用药方面强调调理脾胃。这种学说，对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机械治病方法无异是一种批判。
李杲对导致脾胃功能受损，造成体质虚弱的原因，归纳为劳役过度，饥饱失常、寒温不适和长期的过度精神紧张、恐惧。这种把精神情感方面的变化作为发病重要因素的观点，不仅在当时是一个重大发展和突破，而且从现代发病学的观点看，也是很值得重视的。
现在不少医家、医著、科研单位，不仅注释了李杲的《脾胃论》等医学著作，而且在研究脾胃的生理、病理现象方面也更加深刻了。但追根溯源，还是在《脾胃论》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深化的。
李杲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重大的医学突破，是和他一丝不苟，刻苦钻研的探求态度密不可分的。他对每一病例，都深究始终，并且进行了大量的记录。《脾胃论》一书，是他在去世的前两年写成的。当时他是年已古稀的人了，并且身体特别虚弱，尽管如此，他仍然不舍昼夜地翻阅书籍和整理浩繁的医案，着实有些“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劲头。《脾胃论》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他执着探求精神的凝聚。
宋慈与《洗冤集录》
宋慈（约1186—1249）字惠文，建阳（今属福建）童游里人，是南宋著名的法医学家。
宋慈自幼勤奋攻读，好学不倦，善于推理，长于思辩。入太学后，成了理学家真德秀的学生。宁宗嘉定十年（1217），宋慈登进士第。他曾任长汀县令，当时长汀一带盐价昂贵，贫民无力食盐，贫民们时常为了生活，铤而走险，猎取私盐。针对这种情况，宋慈认为，盐价昂贵的主要原因是运途远、运价高，于是，他改变了运盐的路线，直接从广东潮州起运，节省了大量的运费，从而降低了食盐价格，杜绝了贫民赌命猎取食盐的行径。端平二年（1235），宋慈被任命为邵武军（今属福建）的通判，不久又改任南剑州通判，当时浙西闹饥荒，一斗米价值万钱，宰相李宗勉向宋慈征求如何救济的意见，宋慈认为，豪门大户，隐匿户口来逃避国家的税收，并且整天在家里屯积粮食，以备谋取暴利。这样，贫苦的百姓不仅要为豪门大户承担税务，还要高价去购买大户的粮食，所以就倍受饥荒之苦了。他主张把民户分为五等。第一等民户要一边免费救济贫民，一边把粮食平价卖给贫民，第二等民户可直接把粮食平价卖给贫民，第三等民户可保持原状，第四等民户可接受救济贫民粮食之半，第五等贫民，可完全接受救济，这些民户的救济粮由官府发给。实行的结果很好，大家都愿意奉命而行，百姓很少有挨饿的。宋慈逢事总愿不断地思索直到考虑出比较完善的对策才罢手，因此，不管遇到多么棘手的问题，他都能给予妥善的处理，在他为官处理政务的过程中，这种执着的求索精神一直在发扬着。
嘉熙元年（1239），宋慈充任广东提点刑狱（官名，掌司法事务）。这是宋慈四任提刑中的第一次。宋慈一到任所，就调查研究，注意如何解决存在的问题。他认识到清理多年不断的积案，是身为提点刑狱这样的监司大员施行职权的当务之急。当时广东由于长期以来官吏多不奉公守法，所以监狱中有很多被囚禁多年而没有得到法律公断的人。宋慈立下规约，审阅处理，限期清除积案。最后，经过了8个月时间，解决了200多待决之囚。同时，他以监司的身份，深入下层，详细调查，询问隐情，到处为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人雪冤，禁止扰乱治安的违法行径。经过了一段时间，宋慈又从广东移至江西，任江西的提点刑狱，兼任赣州的知州，解决了江西、福建、广东之间边境上的武装贩盐问题，使这些地区道路通畅，秩序安定。南宋政府还把宋慈所行关于处理食盐的办法颁下浙西诸路，作为效仿的模范。
宋慈在长期担当提点刑狱的监司重任中，多年如一日地谨慎处理各种狱案。他认为“天下没有比保护生命更重要的事情，没有比死刑更严酷的刑罚，在有关死刑的案件中，没有比究查初情更值得重视的”。他处理每一件案子，事先都把案子前前后后的情况摸个一清二楚，一人的证词要反复核实，出之众口的供词，也要加以反复核实，凭确凿的事实，依法断案，而不单凭现有的供词与律条的简单对应来定案。因此，在深究严察的过程中常常使那些幕后的身为豪门大姓的人受到法律的制裁，也常常使已结多年的冤案重新昭示于世。金钱的诱惑他不动心，恶相的威胁和繁琐的案情他不畏难，他关注的是断案的公正，他极力探求的是案情的真实面貌。他每审理一案，都审之又审，不敢使自己产生一点漫不经心的轻视情绪。
他根据自己在四任提点刑狱期间多次的审案和执法检验时的现场经验，综合了《内恕录》等数种专书，于1247年写成了《洗冤集录》一书。全书共五卷，卷一载条令和总说，卷二验尸，卷三至卷五载各种伤、死情况。《洗冤集录》记述了人体解剖、检验尸体、检查现场、鉴定死因、自杀或谋杀的各种情况、各种毒物和急救、解毒的方法等十分广泛的内容。书中对于自杀、他杀或病死的区别十分注意，案例详明。如对溺死与非溺死、自缢与假自缢、自刑与杀伤、火死与假火死等都详细地加以区分，并列述了各种猝死情状，书末附有各种救死方，这部书中所记载的女洗尸、人工呼吸法、夹板固定伤断部分、迎日隔乎验伤、以及银针验毒、明矾蛋白解砒毒等等都是符合科学道理的。此书后来成为后世法医著作的主要参考书。自晚清以来，逐渐传到国外，译成将近十种文字，成为世界伟大的和最早的法医著作。《洗冤集录》这部世界著名的法医学专著是宋慈严谨求实，不断探索取得的，他知难而进，探流索源的意志和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郭守敬一生不懈地钻研求索
郭守敬（1231—1316）字若思，河北邢台人。他是元代杰出的科学家，一生研究出大量的科学成果，在中国乃至世界科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郭守敬从小刻苦学习，遇事善于思索，勤于实践。在他十五六岁时，他得到了一份古人用仪器观测到的日月星辰景象的“璇玑图”，他被吸引住了。他不但认真地阅读了这份图，还亲自动手用竹篾制造了一台浑天仪，修了一个安放这个浑天仪的土台，直接观测天空星辰的位置。
后来，郭守敬以其才学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重用，郭守敬负责仪器制造和天文观测。首先，他和王恂等人亲自主持了编订新历的工作。经过多年辛勤努力，1280年，新历告成，被定名为“授时历”，并于次年正式颁行。郭守敬在负责仪器制造过程中，对旧的天文仪器逐一进行检查，并与工匠配合，研制成了十多种天文仪器，其中有许多仪器在当时世界都是居领先地位的。
圭表测影技术，在当时有了明显的进步。为了克服表端的影子因日光散射而模糊不清的问题，郭守敬创用了4丈高表，为传统8尺圭表的5倍。自北宋起，制造的浑仪特别多，为了测量各种不同坐标值的需要，浑仪上增设了越来越多的环，其固定的装置，有地平、子午、天常等环，能够旋转的环有白道、赤道、黄道环等。以致八九个圆环遮掩了很大的天区，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并且这样多的环放在一个共同的中心上，校正起来也很困难。北宋的沈括取消了白道圈。郭守敬借鉴了沈括的做法，在沈括的基础上，又取消了黄道圈，并创造性地设计和制造了著名的简仪。简仪改变了测量三种不同坐标的圆环集中装置的方法，把它分解为两个独立的装置（即赤道装置和地平装置），从而简化了仪器结构，保留了四游、百刻、赤道、地平四环，增加了立运环。这样，除了北天极附近的天区外，对绝大部分天区，一览无余。郭守敬又在窥衡两端圆孔中央各置一线，增加了观测的准确性。为了观测赤经差，又在赤道环面上安装了两条界衡，界衡两端用细线极轴与北端连接。这样测量的精确度又大大提高了。郭守敬还在赤道装置上放置一个候极仪，使候极仪轴线和极轴平行，可以随时校正赤道装置。他又将一个固定的地平环和一个直立可转的立运环以及窥衡构成的一个地平装置。这是中国天文仪器中第一次出现的一个独立的地平经纬仪结构，能同时测量地平经度和高度，当时称之为“立运仪”。
郭守敬是一位著名的天文仪器设计制造家。除了圭表、简仪、立运仪以外，著名的还有用于观测太阳位置的仰仪、可以自动报时的七宝灯漏、观测恒星位置以定时刻的星晷定时仪以外及水运浑象、日月食仪、玲珑仪等。仰仪是根据和利用小孔成像原理，在一坐仰放着的中空半球面仪器内用十字杆架着一块有小孔的板，孔的位置正在半球面的中心。太阳光经过小孔，在球面上就形成太阳的倒像。从球面上刻的座标网立刻可以读出太阳的位置和当地当时的真太阳时。而当日食时还可以观测日食的食分、各食象发生的时刻及日食时太阳所在的位置。对月亮和月食也能进行类似的观测。这块有小孔的可以转动的板称为璇玑板，它很可能就是用来检验交会的日月食仪。郭守敬的杰出创造，把我国古代天文仪器的制造推到了一个新高峰。
郭守敬还是一位著名的天文观测家，除了对恒星位置进行观测外，郭守敬还组织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测地工作，在北京、太原、成都、雷州等27处设立了观测所，测量当地纬度，由南海到北海（15°—65°），从西沙群岛至北极圈附近，每隔10度设一观测台，测量夏至日日影长度和昼夜长短，观测站数比唐代多了一倍，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一系列天文常数也都进行了测量，如1280年冬至时刻的精密测定，测定当年冬至太阳位置，测定当年冬至月离近地点距离，测当年冬至月离黄白交点距离，测定二十八宿距星度数（精度比北宋时提高一倍），测定北京二十四节气日出日入时刻，等等，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郭守敬还是一位政绩卓著的水利工程专家。他曾主持了若干重要的水利工程，如修复唐来、汉延等渠，增辟大都水源，修浚通惠运河等。其中唐来渠，汉延渠等都在黄河上游，唐来渠全长400里，汉延渠全长250里，及其它大小渠道，其溉田9万多顷，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在渠口设滚水坝，又设若干退水闸，这是一套比较完善的闸坝设计方式。郭守敬还在大都西北设计修筑了长30公里的白浮堰以解决通惠河的水源问题；并修建闸门和斗门若干座以维持通惠河的水位，从而保证了来往船只的通航。在这些水利工程活动中还充分表现出郭守敬也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他的水利工程设计都是以他自己的实际地理勘测资料为基础的，他曾对今河南、山东一带黄河附近几百里的区域进行过细致的地形测量，绘制了多幅地图。他曾经亲自上溯黄河，考察河源。他还发明了以海平面为标准来比较大都和汴梁地行高下之差的方法。这是地理学中一个重要概念——“海拔”的始创。他在通惠河上游河道路线选择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地形测量的精确性至今还引起学者们的赞赏。
郭守敬一生不懈地钻研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科学成就。他在天文和水利等方面的研究中，勇于实践，注重实测，大胆创新，对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郭守敬以其重大的科学贡献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荣誉。
王祯研究成果甚丰
王祯字伯善，山东东平人。是元代杰出的农学家，也是印刷技术的改进者。
王祯少年时，边学习，边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他对有关农业生产的知识和技术有较为浓厚的兴趣。后来做了官，也仍然关注着农业生产的情况。元贞元年至大德四年（1295—1300），王祯在旌德、江西永丰任县官时，提倡农桑，注意公益。一有闲暇时间，不是从先代典籍中收集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械革新的材料，就是到田间观察庄稼的长势，到百姓家询问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他主张要注意改良品种，改革农具，他认为，如果不在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多下工夫，单是被动地接受天时、地利，要想提高粮食产量是很难的，如果不能积累粮食，遇到荒年歉收，百姓就要受饥饿之苦，那些到了死亡边缘的贫民，为了生存就会铤而走险，攻打官府，抢掠财物，到那时，要再想恢复安定的社会秩序，就要花十倍的气力了。因此，他把抓农业生产作为治理地方的关键。他综合了黄河流域旱田耕作和江南水田耕作两方面的生产实践经验，并结合自己对农业生产的认识和体会，写成了22卷约30万字的农业生产著作《农书》。
王祯的《农书》分为三部分：“农桑通诀”是总论性质，论述了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基本思想是“以农为本”，综合天时、地利、人事方面的有利因素来发展生产。它概述了耕、耙、种、锄、粪、灌、收等农业生产的理个环节，以及泛论林、牧、纺织等有关技术和经验。“百谷谱”谈的是栽培技术，是农作物栽培各论的部分，分项叙述了各种大田作物，以及蔬菜、水果、竹木、药材等种植、保护等栽培技术以及贮藏和利用的方法。“农器图谱”篇幅最多，约占全书的百分之八十，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农器图谱”是在宋代农器记载基础上的进一步记录。共附图306幅，无论在数上还是质量上，都是空前的。不仅当时通行的农业机械形象被记录下来，甚至古代已经失传的机械也经研究绘出了复原图。如西晋刘景宣的牛转连磨，一牛转八磨，东汉杜诗的水排等，王祯并在描绘的水排图中将皮囊鼓风改绘成当时通行的“木扇”，这为我国木风扇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农书》还描绘了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农村所用的若干机械，如32锭水力大纺车，以及3锭脚踏纺车（棉纺），5锭脚踏纺车（麻纺）等。“农器图谱”展示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器具方面的卓越成就，后代的农书和类书所记农具的大部分都以《农书》为范本。王祯编著《农书》，是为了帮助和指导农业生产，这也是他一生对农业生产研究和探索的结晶。
王祯由于对农业机械的改进很有兴趣，渐渐地也变得关注其它方面的机械革新，不管哪个方面，王祯只要感兴趣，就一丝不苟地去钻研它。自北宋平民毕升改进印刷术后，泥活字印刷便开始推广，到元代时已有了木活字。王祯看到排版者一范一范地摆字，很麻烦，他就想如果能用机械辅助，那将是事半功倍的事，经过反复琢磨和亲身实践，他设计制造出一种轮转排字架，活字依韵排列，排版时排字者坐着转动轮盘，就能找到需要的字。大德二年（1298）曾利用王祯发明的排字架排印了《旌德县志》。王祯还编著了《造活字印书法》，并将其附载在《农书》之末，这是最早地系统记载并叙述活字版印刷术的文献。
王祯关注农业生产，对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技术进行了认真的钻研和探索，并依此而旁及其它方面，不仅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取得了成就，也取得了其它方面的研究成果。他的事迹告诉我们：自然科学的各方面是有着特定的内在联系的，只要执着地去钻研，很可能获得多方面的成果。
黄道婆是纺织革新家
黄道婆，又称黄婆，松江乌泥泾镇（今上海县华泾镇）人。她是元代杰出的女纺织技术革新家。
黄道婆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劳动者家庭，很小就帮助母亲纺棉织布，练出了一套好手艺。她听过母亲讲的很多神话故事，幻想能得到一台神仙赐给的织布机，要织多少，就能织多少。这样，就能减轻母亲的劳作，也能帮助邻居们。
幻想终归是幻想，神仙没有赐予什么织布机，生活倒是一天比一天困苦了。家庭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便给一个姓赵的人家当了童养媳。婆婆是个守财奴，整天让小小的她干重活，天真没有了，幻想没有了，有的只有疲倦和不尽的伤心。她忍受不了非人的待遇，逃到了尼姑庵，得名黄道婆。以后她几经周折，到了海南，跟黎家姐妹们学习先进的纺织技术，自食其力。就这样，黄道婆在海南生活了30年。
落叶归根，人思故土。尽管黄道婆幼小在故乡受尽了辛苦，但还是时刻不忘养育她的故土和乡亲们的困苦生活，决心回家去。
回到家乡的时候，父母早已过世，恶婆婆和丈夫也迁居到外地了。她决心把海南黎族先进的纺织技术传给大家。她找到工匠按着海南的纺织机的样子，先做了一台“轧花车”，“轧花车”制好后，投入使用，车轮一转果然脱出了棉花籽。可是轧过的棉花中还夹着许多棉籽。她反复琢磨，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海南黎寨是木棉，棉花桃大，棉花籽也很大，而家乡的棉桃小，籽也小。她经过多次试验，制成了一种新的“轧花机”，这种“轧花机”能将个小籽小的家乡棉桃中的棉籽全部轧出，一天能轧出七、八斤棉籽，提高工作效率4倍。她为了使每台弹棉机每天弹出更多的棉花，改进了弹棉机，把一尺长的弹棉竹弓改成绳弦大弓。操作起来，既省力，又比从前弹的棉花多。在平时生活中，她发现劳动时手的用途比脚和腿的用途多，而且具体的操作都在手上，于是她想，如果能将手的操作改为脚的操作，就能腾出手来，将手运用到别的操作程序上，从而大大提高劳动效率。后来她把单锭手摇纺车改为多锭脚踏纺车……这一整套技术的改革及成果的应用推广，使松江一带的棉纺织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所出织物——“乌泥泾被”等，行销远近，成为江南棉织业中心。时有“淞郡棉布，衣被天下”之谚。黄道婆死后，乡人怀念她，尊她为黄娘娘，建有“先棉黄道婆祠”。人们怀念她，是因为她的热心，她的探索，给人们带来了幸福。
吴又可专攻温病
吴又可，又名吴有性，姑苏洞庭（今属江苏苏州）人，生活在大约17世纪上、中叶，明末医学家，温病学说形成的奠基人。
明朝末年，战乱频仍，疫病流行。崇祯十四年（1641），吴又可亲自见到疫病在山东、江苏和浙江等省猖獗流行，很多人都染上了病，有的甚至全家都染上了病，一条巷子里一百多家，没有一家幸免，一家数十口人，没有一人活下来。当时，不少医家出于职业道德，热心地为病人治病，可是却错误地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来治这种疫病，结果白白死掉的人难以计数。事情过去很长时间，他还每时每刻深感那些可怜的病人没有死于疫病，反而死于医家之手的沉痛教训，决心对温病的成因、传染途径以及平日用过的验方作深入仔细的研究和探索。
吴又可对先代医家的医学著作钻研之余，还经常冒着患病的危险亲自到传染病发生的地区进行采访、调查，并将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日积月累，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认识温病和治疗温病的经验。
吴又可是一位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人，他反对因循守旧，富有革新思想。他认为先代医家张仲景虽写了《伤寒论》，可是只是针对一般外感风寒的，和瘟疫迥然不同。对于传染病的病因，他认为“既非风寒所致，也非湿热造成的，而是天地间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导致的”。对于所谓的“异气”，他又称为“戾气”，或“杂气”。他认为“戾气”的种类很多，只有某一种特点的“戾气”才能诱发出一种特定的疾病。他还进一步肯定“戾气”又是疔疮、痈疽、丹毒、发斑、痘疹之类外科和儿科病症的原因。这种把传染病的病因和外科、小儿科传染病感染疾患的病因，都看成是由于“戾气”引起的见解，对于外科、小儿科疾患感染的防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此外，在对传染病的治疗方面，他主张针对发病的原因而进行医治，他说“因邪而发热，但治其邪，不治其热而热自己。夫邪之于热，犹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独存者”。他希望终有一日，能发明治疗各种病患的特效药。所有这些，都涉及到了现代传染病的各个方面。他所处的时代是17世纪，而他的成绩是在东西方都还没有应用显微镜来观察致病微生物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是了不起的科学成就。
吴又可根据自己长期对温病的观察和研究所取得的经验，写成了《温疫论》，书中提出了一整套有关传染病的新思想和新学说，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吴又可的成就启示我们，在科学的领域里，前人的成就是应该尊重的，应该学习的，但不能满足前人已取得的成就，不能被前人所定的框框限制和束缚住。吴又可敢于跳出当时绝大多数医家所拘泥的张仲景的《伤寒论》的古法，跳出只在伤寒学的注释上转圈圈的窠臼。他猛烈抨击墨守伤寒成规的作法，把这种保守思想嘲笑为“指鹿为马”，“屠龙之艺”无所施的泥古不化的思潮。他这种善于思考，勇于突破前人框框的进取思想，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李时珍30年写成《本草纲目》
李时珍（1518—1593）字东壁，晚年自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蕲春）人，是明代杰出的医药学家。
李时珍出生于一个世医家庭。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医生，父亲李言闻是位很有学问的医生，又热心为百姓治病，在当地很受欢迎。李时珍从小就常随父亲上山采药，回到家中进行炮制，对草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作诗把自己比作一只逆流而行的小船，表示要以比铁石还坚硬的毅志和决心以及至死不畏艰难的精神，顶着世俗视医药学为“小道”的偏见，在医生社会地位低下，倍受歧视的逆境中度过一生，立志成为一个有成就、为百姓解除病痛之苦的好医生。
李时珍从24岁开始正式行医。给穷苦的百姓治病不计酬劳，人们都尊敬并爱戴他，他因此也出了名，被推荐到北京太医院，当一名太医，可他看不惯那里的方士做道场、炼金丹这一套，一年后便辞官回了家。他认为医生的职责就是遵循医理药理，治病救人，而不是玩弄什么骗术，沽名钓誉，欺世害俗。
李时珍在长期的采药、炮制及行医过程中，发现先代的药典《本草》中多有讹舛和疏漏之处，便蓄意重修《本草》。他曾和父亲谈论过这件事，父亲也表示赞同，只是需要大量的财力，靠一个人来完成是十分艰难的事情。在楚王府时，他就请求楚王把重修《本草》的事奏报给朝廷，希望能通过朝廷的人力、财力来完成这项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可昏庸的楚王只想让李时珍保证他的健康，为他服务，对李时珍提出的请求轻蔑地回绝了。在太医院时，李时珍也曾多次请求重修《本草》，可太医院的官员们却指斥他是个擅改古人经典、妄自尊大的狂徒。至此，李时珍希求朝廷修《本草》的热望，熄灭了、冷却了，但他重修《本草》的信心却始终没有丧失。他决定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实现重修《本草》的伟业。
李时珍辞官回家时已35岁了，他决定仿照宋朝朱熹编《通鉴纲目》的方法进行编写，定名为《本草纲目》。李时珍在楚王府和太医院时，虽很不得志，但却得以阅读大量的书籍，除了历代的医药学著作外，还阅读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历史地理、农林园艺、音乐诗歌以及神话传说等书籍达800余种之多。他从这些书籍中摘抄了有关医药学的大批材料，这为他编写《本草纲目》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由于李时珍立意纠正先代《本草》的舛误，所以在博览群籍的同时，更注重实践验证。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渔猎群书，搜罗百氏”。为了弄清楚每一个疑问，他不辞劳苦、不避艰险地到各地访采，向村夫野老访求药方，到峻岭深谷中采集药材。风餐露宿、蚊虫叮咬，他都付之一笑，对原《本草》中所记载的药物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例如豨莶是明代用来风痹的重要药物，但是历代本草众说纷纭，使人无所适从。唐代苏恭说，豨莶叶似酸浆叶，猪膏莓叶似苍耳叶，是两种药物。唐代的陈藏器却说猪膏莓叶似荏叶，而五代时的韩保开则同意苏恭的记载。宋代的苏颂又说豨莶的叶似芥叶。宋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则说豨莶和猪膏莓是一种药物。李时珍按前人描述的药物形态，将有关药物全部搜寻而来，仔细加以比较分析，然后正确地指出：豨莶和猪膏莓是一种药物，叶似苍耳叶；苏恭所说似酸浆的所谓豨莶，实际上是龙葵。于是他把《唐本草》中重复的猪膏莓条归并入豨莶条。李时珍除了在家乡一带的原野山谷调查外，还到过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河北等地。他所到之处，虚心地向农民、猎人、渔民、樵夫、药农和铃医等请教，在群众智慧的海洋里，获得了许许多多的真知灼见。例如五倍子，宋代《开宝本草》的作者以为是草子，收入了草部；《嘉祐本草》的作者又以为是木实，改为木部。李时珍就向采集五倍子出售的山里人请教，才知道是寄生在盐肤木上的像蚂蚁的小虫所做的“虫球”。他并在山里人的指引下去实地观察，这样，他就豁然明白了，原来五倍子是如蛅蟖所做的雀窝，蜡虫所造的蜡子一类的东西。于是，他把五倍子从木部移入虫部。
李时珍为了获得第一手材料，还创造性地采用了解剖药用动物、作动物实验等方法，甚至还拿自己来作实验。例如关于生姜，梁代陶弘景认为不能常吃，不然会“伤心气”。唐代苏恭则引证《神农本草经》的记载反对，认为可以常吃，并说陶弘景之所说是毫无根据的胡说。唐代的孙思邈则也认为不能经常吃生姜，不然会患眼病，甚至“损寿减筋力”。生姜到底能不能常吃呢？李时珍就试验着常吃生姜，果然得了眼病。待眼病好了以后再常吃生姜，果然又患了眼病。这样反复试验几次后，李时珍确信生姜不能常吃，便记下“食姜久，积热患目”。
李时珍经过27年的不懈努力，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经过三年认真彻底的修改，到61岁时，写出了《本草纲目》初稿，此后又经过十多年的修改，直到73岁时才最后定稿。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前后花了近40年的时间，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耗费了毕生的精力。遗憾的是，李时珍生前未能亲自看到《本草纲目》的出版，直到了他逝世后的1596年，《本草纲目》才在金陵（今南京）出版。《本草纲目》全书约190万字，共52卷，收载药物1892种，有描绘药物形态的图谱1110幅，附载医方11096个。这部内容丰富的药物学著作，不仅在中国古代是空前的，在世界古代医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它的重大贡献，首先在于它系统而正确地总结了16世纪以前中国人民长期的药用经验和理论知识。李时珍不仅整理了历代本草所录的全部药物1518种，而且还增添了374种，并且对从前未曾叙述过的一些药物的效用进行了补充叙述。这类药物竟达1300条以上。其次，《本草纲目》改正了历代本草著作中的许多错误，批判了种种违反科学、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谬说。《本草纲目》的广博内容，对自然科学的其它学科，如中医学、生理学、营养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等多方面，都有相当的贡献。16世纪欧洲药物学著作中的《寇大斯药物学》以及被誉为“阿拉伯医师之王”的阿维森纳的《医典》都远远地不能和《本草纲目》相比。17世纪后《本草纲目》被陆续译成各种文字，对世界近代和现代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时珍一生艰苦卓绝的实践告诉我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潘季驯治理黄河
潘季驯（1521—1595）字时良，号印川，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是明代著名的水利专家。
嘉靖29年（1550），潘季驯考中进士，被任命为九江推官。后来，被破格提升为御史，旋即又任广东巡按使，推行均平里甲法。他到地方任职巡察时，注意百姓疾苦，对危害百姓生活的水旱灾害格外关注。他认为百姓衣食多取决土地之利，因土地遭受水旱灾害而难得收成，百姓便困窘不堪，轻则流落他乡，重则卖妻鬻子，铤而走险，社会也就不安定了，诉讼纷争，盗贼蜂起，就在所必然了。他平时还注意搜罗百姓以及前人治理水旱灾害的经验，以备急患。
嘉靖44年（1565），他被提升为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他和朱衡一起商量筹划，开出了一条新河道。隆庆四年（1750），黄河在邳州、睢宁决口，很多人流离失所，他奉朝廷之命前去堵塞河决口处。万历五年（1577），黄河又在崔镇决口，他以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代为河漕尚书，带领士兵和百姓修筑堤坝，堵塞决口，为了加固堤防，他命人在堤坝的外围又修建了一道很长的堤坝。他治理黄河，常常亲自到各地考察地势。凡增筑设防，置官建闸，以至于木石材料，都加以悉心地筹理。由于长年的奔波，积劳成病。潘季驯先后四任河道总督，对黄河的治理卓有成就。他晚年把自己一生治理黄河的经历和心得著成《河议辨惑》、《两河管见》、《宸断大工录》等书，为后世治理黄河提供了借鉴。
以往治理黄河，大都采用分流的办法，即将黄河水的一部分引入其它河道，以减缓黄河的水势，降低灾情。潘季驯在治理黄河的过程甲，认真地研究了水流性能和黄河的实际情况，针对黄河含沙量大的特点，认为治理黄河不应该采取“分流”的办法，分流的办法只不过是“就症而措，未得致患之理”。因为采取分流，则水势必然会减缓，水势减缓则更有利于泥沙的淤积，泥沙大量淤积则河床增高，水患跟踪即至。他主张以水治水，因为水势猛，就可以冲刷河道的淤积泥沙，不断地冲刷河道就深了。所以他提出一个新办法，就是加固加高黄河两岸的堤坝，使黄河水势迅猛，用水去攻泥沙。他说治河的方法，没有什么奇特的窍门，全在“束水归漕”，而束水的方法，只在“坚筑堤防”。为了御防河水溃决，他规定要设几道防线，即筑缕堤、遥堤、月堤和格堤四种（缕堤距河近，是第一道防线，缕堤内又筑月堤以止水；遥堤离河远，是第二道防线，格堤在遥堤内，以阻水流）。还规定在伏秋洪水暴涨的时候，要实行“四防”和“二守”。四防是“昼防，夜防，风防，雨防”，二守是“官守”与“民守”。潘季驯“以水治水”，并把防治结合起来，发展了前人治理黄河的经验。“道法自然”、“异曲同工”，滔季驯治理黄河别出心裁的事实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没有千古不变的教条，只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勇于探索，那么，“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非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狂言诞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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