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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1 11:0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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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适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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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最好的学问

做最好的学问试读:

第一辑 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

怎样读书

我们平常读书的时候,所感到的有三个问题:一、要读什么书;二、读书功用;三、读书方法。

关于要读什么书的一个问题,在《京报》上已经登了许多学者所选定的“青年必读书”,不过这于青年恐怕未必有多大好处,因为都是选者依照个人的主观的见解选定的,还不如读青年自己所爱读的书好。

读书的功用,从前的人无非是为做官,或者以为读了书,“颜如玉”、“黄金屋”一类的东西就会来;现在可不然了,知道读书是求智识,为做人。

读书的方法,据我个人的经验,有两个条件:一、精;二、博。

从前有“读书三到”的读书法,实在是很好的;不过觉得三到有点不够,应该有四到:是眼到、口到、心到、手到。眼到 是个个字都要认得。中国字的一点一撇,外国的a,b,c,d,一点也不可含糊,一点也不可放过。那句话初看似很容易,然而我国人犯这错误的毛病的偏是很多。记得有人翻译英文,误port为pork,于是葡萄酒一变而为猪肉了。这何尝不是眼不到的缘故。谁也知道,书是集字而成的,要是字不能认清,就无所谓读书,也不必求学。口到 前人所谓口到,是把一篇能烂熟地背出来。现在虽没有人提倡背书,但我们如果遇到诗歌以及精彩的文章,总要背下来,它至少能使我们在作文的时候得到一种好的影响,但不可模仿。中国书固然要如此,外国书也要那样去做。进一步说:念书能使我们懂得它文法的结构,和其他的关系。我们有时在小说和剧本上遇到好的句子,尚且要把它记下来,那关于思想学问上的,更是要紧了。心到 是要懂得每一句、每一字的意思。做到这一点,要有另外的帮助,有三个条件:(一)参考书,如字典、辞典、类书等。平常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读书,第一要工具完备。(二)做文法上的分析。(三)有时须比较、参考、融会、贯通。往往几个平常的字,有许多解法,倘是轻忽过去,就容易生出错误来。例如,英文中的一个turn字,做vt.有15解;作vi.有13解;作n.有26解;共有54解。又如strike,vt.有31解;vi.有16解;n.有18解;共有65解。又如go,vi.有22解;vt.有3解;n.有9解;共有34解。

又如中文的“言”字、“于”字、“维”字,都是意义很多的,只靠自己的能力有时固然看不懂,字典里也查不出来,到了这时候非参考比较和融会贯通不可了。

还有前人关于心到很重要的几句话,拿他来说一说。宋人张载说:“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又说:“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学贵心悟,守旧无功。”手到 何谓手到?有几个意思:(一)标点分段。(二)查参考书。(三)做札记。札记分为四种:(甲)抄录备忘。(乙)提要。(丙)记录心得。记录心得也很重要,张横渠曾说:“心中苟有所开,即便札记,否则还失之矣。”(丁)参考诸书而融会贯通之,作有系统之文章。

手到的功用,可以帮助心到。我们平常所吸收进来的思想,无论是听来的,或者是看来的,不过在脑子里有一点好或坏的模糊而又零碎的东西罢了。倘若费一番功夫,把它芟除的芟除,整理的整理,综合起来作成札记,然后那经过整理和综合的思想,就永久留在脑中,于是这思想就属于自己的了。

就是什么书都读。中国人所谓“开卷有益”,原也是这个意思。我们为什么要博呢?有两个答案:一、博是为参考;二、博是为做人。博是为参考 有几个人为什么要戴眼镜呢?(学时髦而戴眼镜的,不在此问题内。)干脆答一句:是因看不清楚,戴了眼镜以后,就可以看清楚了。现在戴了眼镜,看是清楚的,可是不戴眼镜的时候看去还是糊涂的。王安石先生《答曾子固书》里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之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

他“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我们要推开去说: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其书。比如我们要读《诗经》,最好先去看一看北大的《歌谣周刊》,便觉《诗经》容易懂。倘先去研究一点社会学、文字学、音韵学、考古学等等以后去看《诗经》,就比前更懂得多了。倘若研究一点文学、校勘学、伦理学、心理学、数学、光学以后去看《墨子》,就能全明白了。

大家知道的达尔文研究生物演进状态的时候,费了三十多年的光阴,积了许多材料,但是总想不出一个简单的答案来;偶然读那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便大悟起来,了解了那生物演化的原则。

所以我们应该多读书,无论什么书都读,往往一本极平常的书中,埋伏着一个很大的暗示。书既是读得多,则参考资料多,看一本书,就有许多暗示从书外来。用一句话包括起来,就是王安石所谓“致其知而后读”。博是为做人 像旗杆似的孤零零地只有一技之艺的人固然不好,就是说起来什么也能说的人,然而一点也不精,仿佛是一张纸,看去虽大,其实没有什么实质的也不好。我们理想中的读书人是又精又博,像金字塔那样,又大、又高、又尖。所以我说:“为学当如埃及塔,要能博大要能高。”(1925年10月23日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的演讲。原载于1925年11月6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收入《怎样读书》(郭文彬编),1935年一心书局出版)

为什么读书

青年会叫我在未离南方赴北方之前在这里谈谈,我很高兴,题目是为什么读书。现在读书运动大会开始,青年会拣定了三个演讲题目。我看第二题目怎样读书很有兴味,第三题目读什么书更有兴味,第一题目无法讲,为什么读书,连小孩子都知道,讲起来很难为情,而且也讲不好。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题目,不免要侵犯其余两个题目的范围,不过我仍旧要为其余两位演讲的人留一些余地。现在我就把这个题目来试一下看。我从前也有过一次关于读书的演讲,后来我把那篇演讲录略事修改,编入三集《文存》里面,那篇文章题目叫做《读书》,其内容性质较近于第二题目,诸位可以拿来参考。今天我就来试试为什么读书这个题目。

从前有一位大哲学家做了一篇《读书乐》,说到读书的好处,他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意思就是说,读了书可以做大官,获厚禄,可以不至于住茅草房子,可以娶得年轻的漂亮太太(台下哄笑)。诸位听了笑起来,足见诸位对于这位哲学家所说的话不十分满意。现在我就讲所以要读书的别的原因。

为什么要读书?有三点可以讲:第一,因为书是过去已经知道的智识学问和经验的一种记录,我们读书便是要接受这人类的遗产;第二,为要读书而读书,读了书便可以多读书;第三,读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应付环境,并可获得思想材料的来源。我一踏进青年会的大门,就看见许多关于读书的标语。为什么读书?大概诸位看了这些标语就都已知道了,现在我就把以上三点更详细的说一说。

第一,因为书是代表人类老祖宗传给我们的智识的遗产,我们接受了这遗产,以此为基础,可以继续发扬光大,更在这基础之上,建立更高深更伟大的智识。人类之所以与别的动物不同,就是因为人有语言文字,可以把智识传给别人,又传至后人,再加以印刷术的发明,许多书报便印了出来。人的脑很大,与猴不同,人能造出语言,后来更进一步而有文字,又能刻木刻字;所以人最大的贡献就是[留下]过去的智识和经验,使后人可以节省许多脑力。非洲野蛮人在山野中遇见鹿,他们就画了一个人和一只鹿以代信,给后面的人叫他们勿追。但是把智识和经验遗给儿孙有什么用处呢?这是有用处的,因为这是前人很好的教训。现在学校里各种教科[书],如物理、化学、历史,等等,都是根据几千年来进步的智识编纂成书的,一年、两年,或者三年,教完一科。自小学、中学,而至大学毕业,这十六年中所受的教育,都是代表我们老祖宗几千年来得来的智识学问和经验。所谓进化,就是叫人节省劳力,蜜蜂虽能筑巢,能发明,但传下来就只有这一点智识,没有继续去改革改良,以应付环境,没有做格外进一步的工作。人呢,达不到目的,就再去求进步,而以前人的智识学问和经验作参考。如果每样东西,要个个人从头学起,而不去利用过去的智识,那不是太麻烦吗?所以人有了这智识的遗产,就可以自己去成家立业,就可以缩短工作,使有余力做别的事。

第二点稍复杂,就是为读书而读书。读书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读书不能读书,要能读书才能多读书。好比戴了眼镜,小的可以放大,糊涂的可以看得清楚,远的可以变为近。读书也要戴眼镜。眼镜越好,读书的了解力也越大。王安石对曾子固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所以他对于本草、内经、小说,无所不读,这样对于经才可以明白一些。王安石说:“致其知而后读。”

请你们注意,他不说读书以致知,却说,先致知而后读书。读书固然可以扩充知识;但知识越扩充了,读书的能力也越大。这便是“为读书而读书”的意义。

试举《诗经》作一个例子。从前的学者把《诗经》看作“美”“刺”的圣书,越讲越不通。现在的人应该多预备几副好眼镜,人类学的眼镜、考古学的眼镜、文法学的眼镜、文学的眼镜。眼镜越多越好,越精越好。例如“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我们若知道比较民俗学,便可以知道打了野兽送到女子家去求婚,是平常的事。又如“钟鼓乐之,琴瑟友之”,也不必说什么文王太姒,只可看作少年男子在女子的门口或窗下奏乐唱和,这也是很平常的事。再从文法方面来观察,像《诗经》里“之子于归”、“黄鸟于飞”、“凤凰于飞”的“于”字;此外,《诗经》里又有几百个的“维”字,还有许多“助词”、“语词”,这些都是有作用而无意义的虚字,但以前的人却从未注意及此。这些字若不明白,《诗经》便不能懂。再说在《墨子》一书里,有点光学、力学;又有点经济学。但你要懂得光学,才能懂得墨子所说的光;你要懂得各种智识,才能懂得《墨子》里一些最难懂的文句。总之,读书是为了要读书,多读书更可以读书。最大的毛病就在怕读书,怕读难书。越难读的书我们越要征服它们,把它们作为我们的奴隶或向导,我们才能够打倒难书,这才是我们的“读书乐”。若是我们有了基本的科学知识,那末,我们在读书时便能左右逢源。我再说一遍,读书的目的在于读书,要读书越多才可以读书越多。

第三点,读书可以帮助解决困难,应付环境,供给思想材料。知识是思想材料的来源。思想可分作五步。思想的起源是大的疑问。吃饭拉屎不用想,但逢着三叉路口,十字街头那样的环境,就发生困难了。走东或走西,这样做或是那样做,有了困难,才有思想。第二步要把问题弄清,究竟困难在那一点上。第三步才想到如何解决,这一步,俗话叫做出主意。但主意太多,都采用也不行,必须要挑选。但主意太少,或者竟全无主意,那就更没有办法了。第四步就是要选择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要想到这一个方法能不能解决。若不能,那末,就换一个;若能,就行了。这好比开锁,这一个钥匙开不开,就换一个;假定是可以开的,那末,问题就解决了。第五步就是证实。凡是有条理的思想都要经过这步,或是逃不了这五个阶段。科学家要解决问题,侦探要侦探案件,多经过这五步。

这五步之中,第三步是最重要的关键。问题当前,全靠有主意(Ideas)。主意从哪儿来呢?从学问经验中来。没有智识的人,见了问题,两眼白瞪瞪,抓耳挠腮,一个主意都不来。学问丰富的人,见着困难问题,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挤上来,涌上来,请求你录用。读书是过去智识学问经验的记录,而智识学问经验就是要用在这时候,所谓养军千日,用在一朝。否则,学问一些都没有,遇到困难就要糊涂起来。例如达尔文把生物变迁现象研究了几十年,却想不出一个原则去整统他的材料。后来无意中看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说人口是按照几何学级数一倍一倍的增加,粮食是按照数学级数增加,达尔文研究了这原则,忽然触机,就把这原则应用到生物学上去,创了物竞天择的学说。读了经济学的书,可以得着一个解决生物学上的困难问题,这便是读书的功用。古人说:“开卷有益”,正是此意。读书不是单为文凭功名,只因为书中可以供给学问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可以帮助我们思想。又譬如从前的人以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后来天文学家科白尼却主张太阳是世界的中心,绕着地球而行。据罗素说,科白尼所以这样的解说,是因为希腊人已经讲过这句话;假使希腊没有这句话,恐怕更不容易有人敢说这句话吧。这也是读书的好处。有一家书店印了一部旧小说叫做《醒世姻缘》,要我作序。这部书是西周生所著的,印好后在我家藏了六年,我还不曾考出西周生是谁。这部小说讲到婚烟问题,其内容是这样:有个好老婆,不知何故,后来忽然变坏,作者没有提及解决方法,也没有想到可以离婚,只说是前世作孽,因为在前世男虐待女,女就投生换样子,压迫者变为被压迫者。这种前世作孽,起先相爱,后来忽变的故事,我仿佛什么地方看见过。后来忽然想起《聊斋[志异]》一书中有一篇和这相类似的笔记,也是说到一个女子,起先怎样爱着她的丈夫,后来怎样变为凶太太,便想到这部小说大约是蒲留仙或是蒲留仙的朋友做的。去年我看到一本杂记,也说是蒲留仙做的,不过没有多大证据。今年我在北京,才找到了证据。这一件事可以解释刚才我所说的第二点,就是读书可以帮助读书,同时也可以解释第三点,就是读书可以供给出主意的来源。当初若是没有主意,到了逢着困难时便要手足无措,所以读书可以解决问题,就是军事、政治、财政、思想等问题,也都可以解决,这就是读书的用处。

我有一位朋友,有一次傍着灯看小说,洋灯装有油,但是不亮,因为灯芯短了。于是他想到《伊索寓言》里有一篇故事,说是一只老鸦要喝瓶中的水,因为瓶太小,得不到水,它就衔石投瓶中,水乃上来。这位朋友是懂得化学的,于是加水于灯中,油乃碰到灯芯。这是看《伊索寓言》给他看小说的帮助。读书好像用兵,养兵求其能用,否则即使坐拥十万二十万的大兵也没有用处,难道只好等他们“兵变”吗?

至于“读什么书”,下次陈钟凡先生要讲演,今天我也附带的讲一讲。我从五岁起到了四十岁,读了三十五年的书。我可以很诚恳的说,中国旧籍是经不起读的。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四部”的书已是汗牛充栋。究竟有几部书应该读,我也曾经想过。其中有条理有系统的精心结构之作,二千五百年以来恐怕只有半打。“集”是杂货店,“史”和“子”还是杂货店。至于“经”,也只是杂货店,讲到内容,可以说没有一些东西可以给我们改进道德增进智识的帮助的。中国书不够读,我们要另开生路,辟殖民地,这条生路,就是每一个少年人必须至少要精通一种外国文字。读外国语要读到有乐而无苦,能做到这地步,书中便有无穷乐趣。希望大家不要怕读书,起初的确要查阅字典,但假使能下一年苦功,继续不断做去,那末,在一二年中定可开辟一个乐园,还只怕求知的欲望太大,来不及读呢。我总算是老大哥,今天我就根据我过去三十五年读书的经验,给你们这一个临别的忠告。(1930年11月下旬在上海青年会的讲演词。原载1930年12月、1931年2月《现代学生》第一卷第3、5期;收入1994年人民教育 出版社《胡适教育论著选》等)

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

读书会进行的步骤,也可以说是采取的方式大概不外三种:

第一种是大家共同选定一本书本读,然后互相交换自己的心得及感想。

第二种是由下往上的自动方式,就是先由会员共同选定某一个专题,限定范围,再由指导者按此范围拟定详细节目,指定参考书籍。每人须于一定期限内作成报告。

第三种是先由导师拟定许多题目,再由各会员任意选定。研究完毕后写成报告。

至于读书的方法我已经讲了十多年,不过在目前我觉到读书全凭先养成好读书的习惯。读书无捷径,是没有什么简便省力的方法可言的。读书的习惯可分为三点:一是勤,二是慎,三是谦。

勤苦耐劳是成功的基础,做学问更不能欺己欺人,所以非勤不可。其次谨慎小心也是很重要的,清代的汉学家著名的如高邮王氏父子,段茂堂等的成功,都是遇事不肯轻易放过,旁人看不见的自己便可看见了。如今的放大几千万倍的显微镜,也不过想把从前看不见的东西现在都看见罢了。谦就是态度的谦虚,自己万不可先存一点成见,总要不分地域门户,一概虚心的加以考察后,再决定取舍。这三点都是很要紧的。

其次还有个买书的习惯也是必要的,闲时可多往书摊上逛逛,无论什么书都要去摸一摸,你的兴趣就是凭你伸手乱摸后才知道的。图书馆里虽有许多的书供你参考,然而这是不够的。因为你想往上圈画一下都不能。更不能随便的批写。所以至少像对于自己所学的有关的几本必备书籍,无论如何,就是少买一双皮鞋,这些书是非买不可的。

青年人要读书,不必先谈方法,要紧的是先养成好读书、好买书的习惯。(本文原载1935年5月14日《大学新闻》第三卷第11期)

找书的快乐

主席、诸位先生:

我不是藏书家,只不过是一个爱读书、能够用书的书生,自己买书的时候,总是先买工具书,然后才买本行书,换一行时,就得另外买一种书。今年我六十九岁了,还不知道自己的本行到底是那一门?是中国哲学呢?还是中国思想史?抑或是中国文学史?或者是中国小说史?《水经注》?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国禅宗史?我所说的“本行”,其实就是我的兴趣,兴趣愈多就愈不能不收书了。十一年前我离开北平时,已经有一百箱的书,大约有一二万册。离开北平以前的几小时,我曾经暗想着:我不是藏书家,但却是用书家。收集了这么多的书,舍弃了太可惜,带吧,因为坐飞机又带不了。结果只带了一些笔记,并且在那一二万册书中,挑选了一部书,作为对一二万册书的纪念,这一部书就是残本的《红楼梦》。四本只有十六回,这四本《红楼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老的抄本。收集了几十年的书,到末了只带了四本,等于当兵缴了械,我也变成一个没有棍子、没有猴子的变把戏的叫花子。

这十一年来,又蒙朋友送了我很多书,加上历年来自己新买的书,又把我现在住的地方堆满了,但是这都是些不相干的书,自己本行的书一本也没有。找资料还需要依靠中研院史语所的图书馆和别的图书馆,如台湾大学图书馆、“中央”图书馆等救急。找书有甘苦,真伪费推敲

我这个用书的旧书生,一生找书的快乐固然有,但是找不到书的苦处也尝到过。民国九年(1920年)七月,我开始写《水浒传考证》的时候,参考的材料只有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征四寇》及《水浒后传》等,至于《水浒传》的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廿回本、一百廿四回本,还都没有看到。等我的《水浒传考证》问世的时候,日本才发现《水浒》的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及一百廿回本。同时我自己也找到了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廿四回本。做考据工作,没有书是很可怜的。考证《红楼梦》的时候,大家知道的材料很多,普通所看到的《红楼梦》都是一百廿回本。这种一百廿回本并非真的《红楼梦》。曹雪芹四十多岁死去时,只写到八十回,后来由程伟元、高鹗合作,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完成了后四十回。乾隆五十六年的活字版排出了一百廿回的初版本,书前有程、高二人的《序文》,说:世人都想看到《红楼梦》的全本,前八十回中黛玉未死,宝玉未娶,大家极想知道这本书的结局如何?但却无人找到全的《红楼梦》。近因程、高二人在一卖糖摊子上发现有一大卷旧书,细看之下,竟是世人遍寻无着的《红楼梦》后四十回,因此特加校订,与前八十回一并刊出。

可是天下这样巧的事很少,所以我猜想《序文》中的说法不可靠。考证《红楼梦》,清查曹雪芹

三十年前我考证《红楼梦》时,曾经提出两个问题,这是研究红学的人值得研究的:一、《红楼梦》的作者是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家世如何?家世传记有没有可考的资料?曹雪芹所写的那些繁华世界是有根据的吗?还是关着门自己胡诌乱说?二、《红楼梦》的版本问题,是八十回?还是一百廿回?后四十回是那里来的?那时候有七八种《红楼梦》的考证,俞平伯、顾颉刚都帮我找过材料。最初发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有程伟元《序》的乙本,其中并有高鹗的《序文》及引言七条,以后发现早一年出版的甲本,证明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而由程伟元出钱活字刊印。又从其他许多材料里知道曹雪芹家为江南的织造世职,专为皇室纺织绸缎,供给宫内帝后、妃嫔及太子、王孙等穿戴,或者供皇帝赏赐臣下。后来在清理故宫时,从康熙皇帝一秘密抽屉内发现若干文件,知道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等于皇帝派出的特务,负责察看民心年成,或是退休丞相的动态,由此可知曹家为阔绰大户。《红楼梦》中有一段说到王熙凤和李嬷嬷谈皇帝南巡,下榻贾家,可知是真的事实。以后我又经河南的一位张先生指点,找到杨钟羲的《雪桥诗话》及《八旗经文》,以及有关爱新觉罗宗室敦诚、敦敏的记载,知道曹雪芹名霑、号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接着又找到了《八旗人诗抄》、《熙朝雅颂集》,找到敦诚、敦敏兄弟赐送曹雪芹的诗,又找到敦诚的《四松堂集》,是一本清抄未删底本,其中有挽曹雪芹的诗,内有“四十年华付杳冥”句,下款年月日为甲申(即乾隆甲申廿九年,西历1764年)。从这里可以知道曹雪芹去世的年代,他的年龄为四十岁左右。险失好材料,再评《石头记》

民国十六年我从欧美返国,住在上海,有人写信告诉我,要卖一本《脂砚斋评石头记》给我,那时我以为自己的资料已经很多,未加理会。不久以后和徐志摩在上海办新月书店,那人又将书送来给我看,原来是甲戌年手抄再评本,虽然只有十六回,但却包括了很多重要史料。里面有:“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午八月泪笔”的句子,指出曹雪芹逝于乾隆廿七年冬,即西历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诗句,充分描绘出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的情态。脂砚斋则可能是曹雪芹的太太或朋友。自从民国十七年二月我发表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之后,大家才注意到《脂砚斋评本石头记》。不过,我后来又在民国廿二年从徐星署先生处借来一部庚辰秋定本脂砚斋四阅评过的《石头记》,是乾隆廿五年本,八十回,其中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谈《儒林外史》,推赞吴敬梓

现在再谈谈我对《儒林外史》的考证。《儒林外史》是部骂当时教育制度的书,批评政治制度中的科举制度。我起初发现的只有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中的赋一卷(4篇),诗二卷(131首),词一卷(47首),拿这当做材料。但是在一百年前,我国的大诗人金和,他在跋《儒林外史》时,说他收有《文木山房集》,有文五卷。可是一般人都说《文木山房集》没有刻本,我不相信,便托人在北京的书店找,找了几年都没有结果,到了民国七年才在带经堂书店找到。我用这本集子参考安徽《全椒县志》,写成一本一万八千字的《吴敬梓年谱》,中国小说传记资料,没有一个能比这更多的,民国十四年我把这本书排印问世。

如果拿曹雪芹和吴敬梓二人作一个比较,我觉得曹雪芹的思想很平凡,而吴敬梓的思想则是超过当时的时代,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严刻地批评教育制度,而且有他的较科学化的观念。有计划找书,考证神会僧

前面谈到的都是没有计划的找书,有计划的找书更是其乐无穷。所谓有计划的找书,便是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去找书。现在再拿我找神会和尚的事做例子,这是我有计划的找书。神会和尚是唐代禅宗七祖大师,我从《宋高僧传》的慧能和神会传里发现神会和尚的重要,当时便作了个大胆的假设,猜想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只有日本和敦煌两地可以发现。因为唐朝时,日本派人来中国留学的很多,一定带回去不少史料。经过“小心的求证”,后来果然在日本找到宗密的《圆觉大疏抄》和《禅源诸诠集》,另外又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及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发现数卷神会和尚的资料。知道神会和尚是湖北襄阳人,到洛阳、长安传播大乘佛法,并指陈当时的两京法祖三帝国师非禅宗嫡传,远在广东的六祖慧能才是真正禅宗一脉相传下来的。但是神会的这些指陈不为当时政府所取信,反而贬走神会。刚好那时发生安史之乱,唐玄宗远避四川,肃宗召郭子仪平乱,这时国家财政贫乏,军队饷银只好用度牒代替,如此必须要有一位高僧宣扬佛法令人乐于接受度牒。神会和尚就担任了这项推行度牒的任务。郭子仪收复两京(洛阳、长安),军饷的来源,不得不归功神会。安史之乱平了后,肃宗迎请神会入宫奉养,并且尊神会为禅宗七祖,所以神会是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创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我所研究[编校]的《神会和尚遗集》可望在明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最后,根据我个人几十年来找书的经验,发现我们过去的藏书的范围是偏狭的,过去收书的目标集中于收藏古董,小说之类决不在藏书之列。但我们必须了解了解,真正收书的态度,是要无所不收的。(这是胡适1959年12月27日在台湾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上的讲演。载1962年12月16日台北《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第14期)

知识的准备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仪式完毕之后,你们就被列入少数特权分子之列——大学毕业生。今天并不是标示着人生一段时期的结束或完毕,而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一个真正生活和真正充满责任的开端。

人家对你们作为大学毕业生的,总期望会与平常人有所不同,和大多数没有念过大学的人有所不同。他们预料你们言行会有怪异之处。

你们有些人或许不喜欢人家把你们目为与众不同、言行怪异的人。你们或许想要和群众混在一起,不分彼此。

让我们向你们保证,要回到群众中间,使人不分彼此,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假如你们有这个愿望,你们随时都可以做到,你们随时都可以成为一个“好同伴”,一个“易于相处的人”,——而人们,包括你们自己,马上就会忘记你们曾经念过大学这回事。

虽然大学教育当然不该把我们造成为“势利之徒”和“古怪的人”,可是我们大学毕业生一直保留一点儿与众不同的标志,却也不是一件坏事。这一点儿与众不同的标志,我相信,是任何学术机构的教育家所最希望造成的。

大学男女学生与众不同的这个标志是什么呢?多数教育家都很可能会同意的说,那是一个多少受过训练的脑筋,——一个多少有规律的思想方式——这会使得,也应当使得,受大学教育的人显出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一个头脑受过训练的人在看一件事是用批判和客观的态度,而且也用适当的智识学问为凭依。他不容许偏见和个人的利益来影响他的判断,和左右他的观点。他一直都是好奇的,但是他绝对不会轻易相信人。他并不仓卒的下结论,也不轻易的附和他人的意见,他宁愿耽搁一段时间,一直等到他有充分的时间来查考事实和证据后,才下结论。

总而言之,一个受过训练的头脑,就是对于易陷入于偏见、武断和盲目接受传统与权威的陷阱,存在戒心和疑惧。同时,一个受过训练的脑筋绝不是消极或是毁灭性的。他怀疑人并不是喜欢怀疑的缘故;也并不是认为“所有的话都有可疑之处,所有的判断都有虚假之处。”他之所以怀疑是为了想确切相信一件事。为了要根据更坚固的证据和更健全的推理为基础,来建立或重新建立信仰。

你们四年的研究和实验工作一定教过你们独立思考、客观判断、有系统的推理,和根据证据来相信某一件事的习惯。这些就是,也应当是,标示一个人是大学生的标志。就是这些特征才使你们显得“与众不同”和“怪异”,而这些特征可能会使你们不孚众望和不受欢迎,甚至为你们社会里大多数人所畏避和摒弃。

可是,这些有点令人烦恼的特点却是你们母校于你们居留在此时间中,所教导你们而为此最感觉自豪的事。这些求知习惯的训练,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的话,也就是你们在大学里有责任予以培养起来的,回家时从这个校园里所带走的,并且在你们整个一生和在你们一切各种活动中,所继续不断的实行和发展的。

伟大的英国科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的赫胥黎(Thomas H.Husley)曾说过:“一个人一生中最神圣的行为就是口里讲,内心深感觉到这句话:‘我相信某件事是实在的。’紧附在那个行为上的是人生存在世上一切最大的报酬和一切最严重的责罚。”要成功的完成这一个“最神圣的行为”,那应用在判断、思考,和信仰上的思想训练和规律是必要的。

所以在这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你们必须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否获得所期望于为一个受大学教育的我所应有的充分智识训练吗?我的头脑是否有充分的装备和准备来做赫胥黎所说的“一个人一生中最神圣的行为”?二

我们必须要体会到“一个人一生中最神圣的行为”也同时是我们日常所需做的行为。另一个英国哲学家弥尔(John Stuart Mill)曾说过:“各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都需要确切证实他所没有直接观察过的事情……法官、军事指挥官、航海人员、医师、农场经营者(我们还可以加上一般的公民和选民)的事,也不过是将证据加以判断,并按照判断采取行动……就根据他们做法(思考和推论)的优劣,就可决定他们是否尽其分内的职责。这是头脑所不停从事的职责。”

由于人人每日每时都需要思考,所以人在思考时,极容易流于疏忽,漠不关心,和习惯性的态度。大学教育毕竟难以教给我们一整套精通与永久适用的求知习惯,原因是其所需的时间远超过大学的四年。大学毕业生离开了他的实验室和图书馆,往往感觉到他已经工作得太劳累,思考得太辛苦,毕业后应当享受到一种可以不必求知识的假期。他可能太忙或者太懒,而无法把他在大学里刚学到而还没有精通的知识训练继续下去。他可能不喜欢标榜自己为受过大学教育“好炫耀博学的人”。他可能发现讲幼稚的话与随和大众的反应是一种调剂,甚至是一种愉快的事。无论如何,大学毕业生离开大学之后,最普遍的危险就是溜回到怠惰和懒散方式的思考和信仰。

所以大学生离开学校后,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继续培养精稔实验室研究的思考态度和技术,以便将这种思考的态度和技术扩展到他日常思想、生活,和各种活动上去。

天下没有一个普遍适用以提防这种懒病复发的公式。但是我们仍然想献给列位一个简单的妙计,这个妙计对我自己和对我的学生和朋友都很实用。

我所想要建议的是各个大学毕业生都应当有一个或两个或更多足以引起兴趣和好奇心的疑难问题,借以激起他的注意、研究、探讨,或实验的心思。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一切科学的成就都是由于一个疑难的问题碰巧激起某一个观察者的好奇心和想像力所促成的。有人说没装备良好的图书馆和实验室是无法延续求知的兴趣。这句话是不确实的。请问亚基米德、伽利略、牛顿、法拉第,或者甚至达尔文或巴斯德究竟有什么实验室或图书馆的装备呢?一个大学毕业生所需要的仅是一些会激起他的好奇心,引起他的求知欲和挑激他的想法求解决的有趣的难题。那种挑激引发的性质就足够引致他搜集资料、触类旁通、设计工具,和建立简单而适用的试验和实验室。一个人对于一些引人好奇的难题不发生兴趣的话,就是处在设备良好的实验室和博物馆中,智识上也不会有任何发展。

四年的大学教育所给予我们的,毕业只不过是已经研究出来和尚未研究出来的学问浩翰范围的一瞥而已。不管我们主修的是那一个科目,我们都不应当有自满的感觉,以为在我们专门科目范围内,已经没有不解决的问题存在。凡是离开母校大门而没有带一两个智识上的难题回家去,和一两个在他清醒时一直缠绕着他的问题,这个人的智识生活可以说是已经寿终正寝了。

这是我给你们的劝告:在这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你们该花费几分钟,为你们自己列了一个智识的清单,假如没有一两个值得你们下决心解决的智识难题,就不轻易步入这个大世界。你们不能带走你们的教授,也不能带走学校的图书馆和实验室。可是你们带走几个难题。这些难题时刻都会使你们智识上的自满和怠惰下来的心受到困扰。除非你们向这些难题进攻,并加以解决,否则你们就一直不得安宁。那时候,你们看吧,在处理和解决这些小难题的时候,你们不但使你们思考和研究的技术逐渐纯熟和精稔,而且同时开拓出智识的新地平线并达到科学的新高峰。三

这种一直有一些激起好奇心和兴趣疑难问题来刺激你们的小妙计有许多功用。这个妙计可使你们一生中对研究学问的兴趣永存不灭,可开展你们新嗜好的兴趣,把你们日常生活提高到超过惯性和苦闷的水准之上。常常在沉静的夜里,你们突然成功的解决了一个讨厌的难题而很希望叫醒你们的家人,对他们叫喊着说:“我找到了,我找到了!”那时候给你们的是智识上的狂喜和很大的乐趣。

但是这种自找问题和解决问题方式最重要的用处,是在于用来训练我们的能力,磨炼我们的智慧,而因此使我们能精稔实验与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对思考技术的精稔可能引使你们达到创造性的智识高峰;但是也同时会渐渐的普遍应用在你们整个生活上,并且使你们在处理日常活动时,成为比较懂得判断的人,会使你们成为更好的公民,更聪明的选民,更有智识的报纸读者,成为对于目前国家大事或国际大事一个更为胜任的评论者。

这个训练对于为一个民主国家里公民和选民的你们是特别重要的。你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一片充满了惊心动魄事件的时代,一个势要毁灭你们政府和文化根基的战争时代。而从各方面拥集到你们身上的是强有力不让人批驳的思想形态,巧妙的宣传,以及随意歪曲的历史。希望你们在这个要把人弄得团团转的旋风世界中,要建立起你们的判断力,要下自己的决定,投你们的票,和尽你们的本分。

有人会警告你们要特别提高警觉,以提防邪恶宣传的侵袭。可是你们要怎样做才能防御宣传的侵入呢?因为那些警告你们的人本身往往就是职业的宣传员,只不过他们罐头上所用的是不同的商标;但这些罐头里照样是陈旧的和不准批驳的东西!

例如,有人告诉你们,上次世界大战所有一切唯心论的标语,像“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安全而战”和“以战争来消弭战争”,这些话,都是想讨人欢喜的空谈和烟幕而已。但是揭露这件事的人也就是宣传者,他要我们全体都相信美国之参加上次世界大战是那些“担心美元英镑贬值”放高利贷者和发战争财者所促成的。

再看另一个例子。你们是在一个信仰所培养之下长大起来的。这些信仰就是相信你们的政府形式,属于人民的政府,尊敬个人的自由,特别是相信那保护思想、信仰、表达,和出版等自由的政府形式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但是我们这一代的新先知们却告诉你们说,民主的代议政府仅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这个制度并没有实质的优点,也没有永恒的价值;他们又说个人的自由并不一定是人们所希求的;为了集体的福利和权力的利益起见,个人的自由应当视为次要的,甚至应当加以抑压下去的。

这些和许多其他相反的论调到处都可以看到听到,都想要迷惑你们的思想,麻木你们的行动。你们需要怎么样准备自己来对付一切所有这些相反的论调呢?当然不会是紧闭着眼睛不看,掩盖着耳朵不听吧。当然也不会躲在良好的古老传统信仰的后面求庇护吧,因为受攻击和挑衅的就是古老的传统本身。当然也不会是诚心诚意的接受这种陈腔烂调和不准批驳的思想和信仰的体系,因为这样一个教条式的思想体系可能使你们丢失了很多的独立思想,会束缚和奴役你们的思想,以致从此之后,你们在智识上说,仅是机械一个而已。

你们可能希望能保持精神上的平衡和宁静,能够运用你们自己的判断,唯一的方法就是训练你们的思想,精稔自由沉静思考的技术。使我们更充分了解智识训练的价值和功效的就是在这智识困惑和混乱的时代。这个训练会使我们能够找到真理——使我们获得自由的真理。

关于这种训练与技术,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那就是你们在实验室里所学到的,也就是你们最优秀的教师终生所从事,而在你们研究论文上所教你们的方法,那就是研究和实验的科学方法。也就是你们要学习应用于解决我所劝你们时刻要找一两个疑难问题所用的同样方法。这个方法,如果训练得纯熟精通,会使我们能在思考我们每天必须面对有关社会、经济,和政治各项问题时,会更清楚、会更胜任的。

以其要素言,这个科学技术包括非常专心注意于各种建议、思想和理论,以及后果的控制和试验。一切思考是以考虑一个困惑的问题或情况开始的。所有一切能够解决这个困惑问题的假设都是受欢迎的。但是各个假设的论点却必须以在采用后可能产生的后果来作为适用与否的试验,凡是其后果最能满意克服原先困惑所在的假设,就可接受为最好和最真实的解决方法。这是一切自然、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思考要素。

人类最大的谬误,就是以为社会和政治问题简单得很,所以根本不需要科学方法的严格训练,而只要根据实际经验就可以判断,就可以解决。

但是事实却是刚刚相反的。社会与政治问题是关联着千千万万人命和福利的问题。就是由于这些极具复杂性和重要性的问题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使得这些问题到今日还没有办法以准确的定量衡量方法和试验与实验的精确方法来计量。甚至以最审慎的态度和用严格的方法无法保证绝无错误。但是这些困难却省免不了我们用尽一切审慎和批判的洞察力来处理这些庞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必要。

两千五百年前某诸侯问孔子说:“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有诸?……”

想到社会与政治的问题,总会提醒我们关于向孔子请教的这两个问题,因为对社会与政治的思考必然会连带想起和计划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或者整个世界的事。所以一切社会与政治理论在用以处理一个情况时,如果粗心大意或固守教条,严重的说来,可能有时候会促成预料不到的混乱、退步、战争,和毁灭,有时就真的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刚就在前天,希特勒对他的军队发出一个命令,其中说到一句话:他要决定他的国家和人民未来一千年的命运!

但希特勒先生一个人是无法以个人的思想来决定千千万万人的生死问题。你们在这里所有的人需要考虑你们即将来临的本地与全国选举中有所选择,所有的人需要对和战问题表达意见,并不[下?]决定。是的,你们也会考虑到一个情况,你们在这个情况中的思考是正确,是错误,就会影响千千万万人的福利,也可能直接或间接的决定未来一千年世界与其文化的命运!

所以为少数特权阶级的我们大学男女,严肃的和胜任的把自己准备好,以便像在今日的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每日从事思考和判断,把我们自己训练好,以便作有责任心的思考,乃是我们神圣的任务。

有责任心的思考至少含着三个主要的要求:第一,把我们的事实加以证明,把证据加以考查;第二,如有差错,谦虚的承认错误,慎防偏见和武断;第三,愿意尽量彻底获致一切会随着我们观点和理论而来的可能后果,并且道德上对这些后果负责任。

怠惰的思考,容许个人和党团的因素不知不觉的影响我们的思考,接受陈腐和不加分析的思想为思考之前提,或者未能努力以获致可能后果,来试验一个人的思想是否正确等等就是智识上不负责任的表现。

你们是否充分准备来做这件在你们一生中最神圣的行动——有责任心的思考?(本文系胡适1941年6月中旬在美国普渡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演,郭博信翻译。录自1984年台北联经初版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

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

傅孟真先生昨天在《大公报》上发表星期论文,讨论学校读经的问题,我们得了他的同意,转载在这一期(《独立》第一四六号)里。他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是提倡读经的诸公所能了解(虽然不肯接受)的。但是其中最精确的一段,我们可以预料提倡读经的文武诸公决不会了解的。那一段是:经过明末以来朴学之进步,我们今日应该充分感觉六经之难读。汉儒之师说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凭,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说诗书全能了解。有声音文字训诂学训练的人是深知“多闻阙疑”、“不知为不知”之重要性的。那么,今日学校读经,无异于拿些教师自己半懂半不懂的东西给学生。……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一旦拿来给儿童,教者不是浑沌混过,便要自欺欺人。这样的效用,究竟是有益于儿童的理智呢,或是他们的人格?

孟真先生这段话,无一字不是事实。只可惜这番话是很少人能懂的。今日提倡读经的人们,梦里也没有想到五经至今还只是一半懂得一半不懂得的东西。这也难怪。毛公、郑玄以下,说《诗》的人谁肯说《诗》三百篇有一半不可懂?王弼、韩康伯以下,说《易》的人谁肯说《周易》有一大半不可懂?郑玄、马融、王肃以下,说《书》的人谁肯说《尚书》有一半不可懂?古人且不谈,三百年中的经学家,陈奂、胡承珙、马瑞辰等人的《毛诗》学,王鸣盛、孙星衍、段玉裁、江声、皮锡瑞、王先谦诸人的《尚书》学,焦循、江藩、张惠言诸人的《易》学,又何尝肯老实承认这些古经他们只懂得一半?所以孟真先生说的“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这句话只是最近二三十年中的极少数专门家的见解,只是那极少数的“有声音文字训诂学训练的人”的见解。这种见解,不但陈济棠、何键诸公不曾梦见,就是一般文人也未必肯相信。

所以我们在今日正应该教育一般提倡读经的人们,教他们明白这一点。这种见解可以说是最新的经学,最新的治经方法。始创新经学的大师是王国维先生,虽然高邮王氏父子在一百多年前早已走上这条新经学的路了。王国维先生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观堂集林》卷一,《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

这是新经学开宗明义的宣言,说话的人是近代一个学问最博而方法最缜密的大师,所以说的话最有分寸,最有斤两。科学的起点在于求知,而求知的动机必须出于诚恳的承认自己知识的缺乏。古经学所以不曾走上科学的路,完全由于汉魏以来诸大师都不肯承认古经的难懂,都要“强为之说”。南宋以后,人人认朱子、蔡沈的《集注》为集古今大成的定论,所以经学更荒芜了。顾炎武以下,少数学者走上了声音文字训诂的道路,稍稍能补救宋明经学的臆解的空疏。然而他们也还不肯公然承认他们只能懂得古经的一部分,他们往往不肯抛弃注释全经的野心。浅识的人,在一个过度迷信清代朴学的空气里,也就纷纷道听途说,以为经过了三百年清儒的整理,五经应该可以没有疑问了。谁料到了这三百年的末了,王国维先生忽然公开揭穿了这张黑幕,老实的承认,《诗经》他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尚书》他不懂的有十之五。王国维尚且如此说,我们不可以请今日妄谈读经的诸公细细想想吗?

何以古经这样难懂呢?王国维先生说:其难解之故有三:讹阙,一也。(此以《尚书》为甚)古语与今语不同,二也。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又不同,三也。唐宋之成语,吾得由汉魏六朝人书解之;汉魏之成语,吾得由周秦人书解之。至于《诗》、《书》,则书更无古于是者。其成语之数数见者,得比较之而求其相沿之意义。否则不能赞一辞。若但合其中之单语解之,未有不龃龉者。(同上书)

王国维说的三点,第一是底本,第二是训诂,第三还是训诂。其实古经的难懂,不仅是单字,不仅是成语,还有更重要的文法问题。前人说经,都不注意古文语法,单就字面作诂训,所以处处“强为之说”,而不能满人意。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经传释词》,用比较归纳的方法,指出许多前人误认的字是“词”(虚字),这是一大进步。但他们没有文法学的术语可用,只能用“词”、“语词”、“助词”、“语已词”一类笼统的名词,所以他们的最大努力还不能使读者明了那些做古文字的脉络条理的“词”在文法上的意义和作用。况且他们用的比较的材料绝大部分还是古书的文字,他们用的铜器文字是绝少的。这些缺陷,现代的学者刚刚开始弥补:文法学的知识,从《马氏文通》以来,因为有了别国文法作参考,当然大进步了;铜器文字的研究,在最近几十年中,已有了长足的进展;甲骨文字的认识又使古经的研究添出了不少的比较的材料。所以今日可说是新经学的开始时期。路子有了,方向好像也对了,方法好像更精细了,只是工作刚开始,成绩还说不上。离那了解古经的时期,还很远哩!

正因为今日的工具和方法都比前人稍进步了,我们今日对于古经的了解力的估计,也许比王国维先生的估计还要更小心一点,更谦卑一点。王先生说他对《诗经》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对《尚书》有十之五。我们在今日,严格的估计,恐怕还不能有他那样的乐观。《尚书》在今日,我们恐怕还不敢说懂得了十之五。《诗经》的不懂部分,一定不止十之一二,恐怕要加到十之三四吧。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前人更笨,只是因为我们今日的标准更严格了。试举几个例来做说明。(1)《大诰》开篇就说: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微子之命》开篇也说: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多方》开篇也说: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

这个“猷”字,古训作“道”,清代学者也无异说。但我们在今日就不能这样轻轻的放过他了。(2)又如“弗”、“不”两个字,古人多不曾注意到他们的异同:但中央研究院的丁声树先生却寻出了很多的证据,写了两万多字的长文,证明这两个否定词在文法上有很大的区别,“弗”字是“不之”两字的连合省文,在汉以前这两字是从不乱用的。(3)又如《诗》、《书》里常用的“诞”字,古训作“大”,固是荒谬;世俗用作“诞生”解,固是更荒谬;然而王引之《经传释词》里解作“发语词”,也还不能叫人明白这个字的文法作用。燕京大学的吴世昌先生释“诞”为“当”,然后我们懂得“诞弥厥月”就是当怀胎足月之时;“诞寅之隘巷”、“诞寅之平林”就是当把他放在隘巷平林之时。这样说去,才可以算是认得这个字了。(4)又如《诗经》里常见的“于以”二字: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求之,于林之下。“于以”二字,谁不认得?然而清华大学的杨树达先生指出这个“以”字应解作“何”字,就是“今王其如台”的“台”字。这样一来,我们只消在上半句加个疑问符号(?),如下例:于以求之?于林之下。于以采蘩?于沼于沚。

这样说经,才可算是“涣然冰释,怡然顺理”了。

我举的例子,都是新经学提出的小小问题,都是前人说经时所忽略的,所认为不须诂释的。至于近二三十年中新经学提出的大问题和他们的新解决,那都不是这篇短文里说得明白的,我们姑且不谈。

总而言之,古代的经典今日正在开始受科学的整理的时期,孟真先生说的“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真是最确当的估计。《诗》,《书》,《易》,《仪礼》,固然有十之五是不能懂的,《春秋三传》也都有从头整理研究的必要;就是《论语》、《孟子》也至少有十之一二是必须经过新经学的整理的。最近一二十年中,学校废止了读经的工课,使得经书的讲授完全脱离了村学究的胡说,渐渐归到专门学者的手里,这是使经学走上科学的路的最重要的条件。二三十年后,新经学的成绩积聚的多了,也许可以稍稍减低那不可懂的部分,也许可以使几部重要的经典都翻译成人人可解的白话,充作一般成人的读物。

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二十四,四,八(原载1935年4月14日《独立评论》第146号)

谈字典的功用

我常对我的翻译班学生说:“你们宁可少进一年学堂,千万省下几个钱来买一部好字典。那是你们的真先生,终身可以跟你们跑。”

我又常对朋友说:“读书不但要眼到、口到、心到,最要紧的是手到。手到的工夫很多,第一要紧的是动手翻字典。”

我怕我的朋友和学生不记得我这句话,所以有一天我编了一只《劝善歌》:少花几个钱,多卖两亩田,千万买部好字典!它跟你到天边;只要你常常请教它,包管你可以少丢几次脸!

今天我偶然翻开上海《时事新报》附刊的“文学”第一百六十九期,内有王统照先生翻译的郎弗楼(Longfellow)的《克司台凯莱的盲女》一篇长诗。我没有细看全文,顺手翻过来,篇末有两条小注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条注说:此句原文为This old te Deum,按提单姆为苏格兰的一地方名。

这真是荒谬了。Te Deum是一只最普通、最著名的《颂圣歌》,Te是你,Deum是上帝。原文第一句为Te Deuml audamus(上帝啊,我们颂赞你),因此得篇名。这是天主教一切节日及礼拜日必用的歌,所以什么小字典里都有此字。我们正不须翻大字典,即翻商务印书馆的《英华合解辞典》(页12~33),便有此字。这又不是什么僻字,王统照先生为什么不肯高抬贵手,翻一翻这种袖珍字典呢?为什么他却捏造一个“苏格兰的一地方名”的谬解呢?

第二条注说:此处原De Profundis系拉丁文,表悲哀及烦郁之意。

这又是荒谬了。这两个拉丁字,也是一篇诗歌之名,即是《旧约》里《诗篇》的第一百三十首,拉丁译文首二字为De Profundis,译言“从深处”,今官话译本译为“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此亦非僻典,诗人常用此题;袖珍的《英华合解辞汇》(页24~70)也有解释。王统照先生何以看轻字典而过信他自己的“腹笥”呢?

我因此二注,便忍不住去翻翻他的译文。译文是完全不可读的。开始第四行便大错;一直到底,错误不通之处,指不胜指。我试举一个例:当我倾听着歌声,我想我回来的是早些时,你知道那是在Whitsuntide那里。你的邀请单可证明永无止息时;

我们读这几句完全不通的话,正不用看原文,便可知其大错大谬。果然,原文是:And,as I listened to the song,I thought my turn would come are long,Thou knowest it is at Whitsuntide.Thy cards forsooth can never lie.[我听这歌时,我就想,不久就要轮着我了,你知道我的日期是在圣灵降临节的,你的纸牌(算命的用牌)是不会说诳的。]

这四句里有多少错误?Turn并非僻字,译为“回来”,一错也。ere long是常见的习语,译为“早些时”,二错也。Whitsuntide乃是一个大节,什么小字典都可查,《英华双解辞汇》页一三七五并不难翻;今不译义,而加“那里”二字,可见译者又把此字当作“苏格兰的一地方名”了,三误也。这番话是盲女对那预言婆子说的,故说她的纸牌不会说诳。今译cards为“邀请单”,不知这位穷婆子邀请什么客?四误也。lie更非僻字,译作“止息”,五误也。forsooth译作“可证明”,六误也。即使老婆子发出邀请单,邀请单怎么会“证明永无止息时”呢?此七大误而一大不通也。

全篇像这样大谬的地方太多了,我再举一句作例罢:他已来到!来到在末次!

原文是:He has arrived!arrived at last!

这样的句子尚不能翻译,而妄想译诗,这真是大胆妄为了!

一千八百年前有位姓王的说: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濆涌,笔手扰,安能不论?(《论衡·对作篇》)

近来翻译家犯的罪过确也不少了。但我们的朋友,负一时文誉如王统照先生者,也会做这种自欺欺人的事,我真有点“心渍涌,笔手扰”了。十四、四、二五夜(本文作于1925年4月25日夜,又题《胡说》。原载1925年5月2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21期)

论短篇小说(节选)

这一篇乃是三月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讲演的材料。原稿由研究员傅斯年君记出,载于《北京大学日刊》。今就傅君所记,略为更易,作为此文。

什么叫做“短篇小说”?

中国今日的文人大概不懂“短篇小说”是什么东西。现在的报纸杂志里面,凡是笔记杂纂,不成长篇的小说,都可叫做“短篇小说”。所以现在那些“某生,某处人,幼负异才,……一日,游某园,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一派的烂调小说,居然都称为“短篇小说”!其实这是大错的。西方的“短篇小说”(英文叫做short story),在文学上有一定的范围,有特别的性质,不是单靠篇幅不长便可称为“短篇小说”的。我如今且下一个“短篇小说”的界说:

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

这条界说中,有两个条件最宜特别注意。今且把这两个条件分说如下:(一)“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譬如把大树的树身锯断,懂植物学的人看了树身的“横截面”,数了树的“年轮”,便可知道这树的年纪。一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都有一个“纵剖面”和无数“横截面”。纵面看去,须从头看到尾,才可看见全部。横面截开一段,若截在要紧的所在,便可把这个“横截面”代表这个人,或这一国,或这一个社会。这种可以代表全部的部分,便是我所谓“最精采”的部分。又譬如西洋照相术未发明之前,有一种“侧面剪影”(silhouette),用纸剪下人的侧面,便可知道是某人。(此种剪像曾风行一时。今虽有照相术,尚有人为之。)这种可以代表全形的一面,便是我所谓“最精采”的方面。若不是“最精采”的所在,决不能用一段代表全体,决不能用一面代表全形。(二)“最经济的文学手段”形容“经济”两个字,最好是借用宋玉的话:“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须要不可增减,不可涂饰,处处恰到好处,方可当“经济”二字。因此,凡可以拉长演作章回小说的短篇,不是真正“短篇小说”;凡叙事不能畅尽,写情不能饱满的短篇,也不是真正的“短篇小说”。

能合我所下的界说的,便是理想上完全的“短篇小说”。世间所称“短篇小说”,虽未能处处都与这界说相合,但是那些可传世不朽的“短篇小说”,决没有不具上文所说两个条件的。

如今且举几个例。西历一八七〇年,法兰西和普鲁士开战,后来法国大败,巴黎被攻破,出了极大的赔款,还割了两省地,才能讲和。这一次战争,在历史上,就叫做普法之战,是一件极大的事。若是历史家记载这事,必定要上溯两国开衅的远因,中记战争的详情,下寻战与和的影响:这样记去,可满几十本大册子。这种大事到了“短篇小说家”的手里,便用最经济的手腕去写这件大事的最精彩的一段或一面。我且不举别人,单举Daudet和Maupassant两个人为例。Daudet所做普法之战的小说,有许多种。我曾译出一种叫做《最后一课》(La derniére classe)(初译名《割地》,登上海《大共和日报》,后改用今名,登《留美学生季报》第三年)。全篇用法国割给普国两省中一省的一个小学生的口气,写割地之后,普国政府下令,不许再教法文法语。所写的乃是一个小学教师教法文的《最后一课》。一切割地的惨状,都从这个小学生眼中看出,口中写出。还有一种,叫做《柏林之围》(Le siege de Berlin,曾载《甲寅》第4号),写的是法皇拿破仑第三出兵攻普鲁士时,有一个曾在拿破仑第一麾下的老兵官,以为这一次法兵一定要大胜了,所以特地搬到巴黎,住在凯旋门边,准备着看法兵“凯旋”的大典。后来这老兵官病了,他的孙女儿天天假造法兵得胜的新闻去哄他。那时普国的兵已打破巴黎。普兵进城之日,他老人家听见军乐声,还以为是法兵打破了柏林奏凯班师呢!这是借一个法国极强时代的老兵来反照当日法国大败的大耻,两两相形,真可动人。

Maupassant所做普法之战的小说也有多种。我曾译他的《二渔夫》(Deuxamis),写巴黎被围的情形,却都从两个酒鬼身上着想。还有许多篇,如Mlle.Fifi之类(皆未译出),或写一个妓女被普国兵士掳去的情形,或写法国内地村乡里面的光棍,乘着国乱,设立“军政分府”,作威作福的怪状,……都可使人因此推想那时法国兵败以后的种种状态。这都是我所说的“用最经济的手腕,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片段,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短篇小说。(本文系1918年3月15日胡适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稿,傅斯年记录,原载1918年3月22日至27日《北京大学日刊》。后经胡适改定,又载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5号)

论读别字

关于读别字和写别字的问题,我主张我应该采用荀卿在两千多年前说的话:“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名即是语言文字里用的“字”。语言文字都是依据大家的一种相互了解的。这种相互了解即是苟卿说的“约”。大家都承认了,就是“约定”;成为习惯了,就是“俗成”。约定了,用惯了,就是“宜”,就是不错的。

先说“写别字”。最奇怪的别字是“这”字。字书上,“这”音彦,迎也,绝无“此个”之意。据钱玄同先生的推测,古时只有“者个”有时写作“遮个”,抄写的人把“遮”字写成简笔的“这”,后人不知是“遮”字,就写作“这”字了。一千年来,约定俗成,这个别定就成了正字了。后世编字典的先生也就不能不承认这个“这”字了。

这一类的“别字”多极了,真是举不胜举。例如“他”字就是“它”的别字。“你”字就是“尔”的别字。例如说“他有一种很利害的毛病”,据章太炎先生说,毛病的“毛”字是“瘼”的别字;又近年有人嫌“利害”不通,往往写成“厉害”。又如“账簿”的“账”,古人本作“帐”;但今人若写“帐目”、“帐簿”,也许有人要认作别字了。此等别字,既经约定俗成,都应该认为正字。

次说“读别字”。“这”字本音彦,然而大家都读为“者”,“者”字既约定俗成,就是正音了。又如“铅”字,字典音“延”,但我们现在都读“愆”音,这就是正音了。再举个极端的例,我常听见有人读“酗酒”作“凶酒”,这是读偏旁的错误;然而几十年后,也许大家都不认得这个酗字的“煦”音而都读“凶”音了,那也可以说是正音了。(本文作于1935年5月16日。原载1935年5月26日《独立评论》第152号“编辑后记”)

第二辑 勤谨和缓谈治学

治学方法(一)

第一讲 引 言

钱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今年我感觉到很困难,因为当初我接受钱校长与刘院长的电报到台大和师院作学术讲演,我想总是在小屋子里面,只有二三十人,顶多一百人,可以有问有答;在小规模的讲堂里面,还可以有黑板写写字,这样子才可以作一种学术讲演。今天来到这么一个广场里面作学术讲演,的确是生平第一次,一定有许多话给先生们听了觉得太浅,同学们又觉得没有黑板写下来,不容易知道。我的南腔北调的官话依然咬不清楚,一定使大家很失望,所以先要道歉!

当时我收到钱校长与刘院长的电报,我想了几天,我以为他们两位另外有一封详细的信告诉我:是两个学校分开还是合起来讲?是小讲堂还是大讲堂?当时的确没有想到在广场讲演。等了两个星期,他们没有信来,我自动打电报给他们两位;我提出两个题目:在台大讲“治学方法”,在师院讲“杜威哲学”。

杜威先生是我的老师,活了九十多岁,今年才过世。我们一般学生觉得,在“自由中国”应该有一个机会纪念他,所以杜威哲学这个题目,是当作一个纪念性。

今天讲治学的方法,其实也是带纪念性的。我感觉到台大的故校长——傅斯年先生,他是一个最能干、最能够领导一个学校、最能够办事的人。他办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也在我之先代理过北大校长一年;不是经过那一年,我简直没有办法。后来做台大校长,替台大定下很好的基础。他这个人,不但是国家的一个人,他是世界上很少见的一个多方面的天才,他的记忆力之强更是少有的。普通记忆力强的人往往不能思想;傅先生记忆力强,而且思考力非常敏锐,这种兼有记忆力与思考力的人,是世界上少见的。同时,能够做学问的人不见得能够办事,像我这样子,有时候可以在学问上做一点工作,但是碰到办事就很不行。钱校长说我当北大校长,还可以做研究的工作,不是别的,只因为我不会办事。我做校长,完全是无为而治;一切事都请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去办,我从来不过问学校的事;自己关起门来做学问。傅先生能够做学问而又富有伟大的办事能力;像这种治学方法同办事能力合在一块,更是世界上少见的。因为傅先生同我是多年的同事,多年的朋友;同时在做学问这一条路上,我们又是多年的同志。所以我今天在台大来讲治学方法,也可以说是纪念这个伟大而可惜过去得太早的朋友。

我到台大来讲治学的方法,的确是很胆怯;因为我在国内教育界服务几十年,我可以告诉台大的同学们:现在台大文史的部门,就是从前在大陆没有“沦陷”的时候也没有看见过有这样集中的人才;在历史、语言、考古方面,傅先生把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才都带到这里来,同台大原有的人才,和这几年来陆续从大陆来的人才连在一块,可以说是中国几十年来办大学空前的文史学风。我很希望,不但在文学院历史学系、语言学系、考古学系的同学们要了解台大文史人才的集中是大陆“沦陷”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情形,更希望台大各院各系的同学都能够明了,都能够宝贵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就是学医、学农、学工、学法律、学社会科学的,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打听这许多文史方面领袖的人才是怎样讲学,怎样研究,怎样在学问方面做工作。我不是借这个机会替台大做义务广告,我实在觉得这样的机会是很可宝贵的,所以希望诸位能够同我一样了解台大现在在文史方面的领导地位。

我看到讲台前有许多位文史方面的老朋友们,我真是胆怯,因为我不是讲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化学,是在文史方面讲治学方法。在诸位先生面前讲这个题目真是班门弄斧了。

我预备讲三次:第一次讲治学方法的引论,第二次讲方法的自觉,第三次讲方法与材料的关系。

今天我想随便谈谈治学的方法。我个人的看法,无论什么科学——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等——分析起来,都只有一个治学方法,就是做研究的方法。什么是做研究呢?就是说,凡是要去研究一个问题,都是因为有困难问题发生,要等我们去解决它;所以做研究的时候,不是悬空的研究。所有的学问,研究的动机和目标是一样的。研究的动机,总是因为发生困难,有一个问题,从前没有看到,现在看到了;从前觉得没有解决的必要,现在觉得有解决的必要的。凡是做学问,做研究,真正的动机都是求某种问题某种困难的解决;所以动机是困难,而目的是解决困难。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说法,凡是有做学问做研究经验的人,都承认这个说法。真正说起来,做学问就是研究;研究就是求得问题的解决。所有的学问,做研究的动机是一样的,目标是一样的,所以方法也是一样的。不但是现在如此;我们研究西方的科学思想,科学发展的历史,再看看中国二千五百年来凡是合于科学方法的种种思想家的历史,知道古今中外凡是在做学问做研究上有成绩的人,他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古今中外治学的方法是一样的。为什么是一样呢?就是因为做学问做研究的动机和目标是一样的。从一个动机到一个目标,从发现困难到解决困难,当中有一个过程,就是所谓方法。从发现困难那一天起,到解决困难为止,当中这一个过程,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有的时候要几十年,几百年才能够解决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只要一个钟头就可以解决一个问题。这个过程就是方法。

刚才我说方法是一样的,方法是甚么呢?我曾经有许多时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个公式、一个口号、一个标语,把方法扼要地说出来;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满意的表现方式。现在我想起我二三十年来关于方法的文章里面,有两句话也许可以算是讲治学方法的一种很简单扼要的话。

那两句话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要大胆的提出假设,但这种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所以小心的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者否证假设,比大胆的假设还重要。这十个字是我二三十年来见之于文字,常常在嘴里向青年朋友们说的。有的时候在我自己的班上,我总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了解。今天讲治学方法引论,可以说就是要说明什么叫做假设;什么叫作大胆的假设;怎么样证明或者否证假设。

刚才我说过,治学的办法,做研究的方法,都是基于一个困难。无论是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社会科学上的一个问题,都是一个困难。当困难出来的时候,本于个人的知识、学问,就不知不觉的提出假设,假定有某几种可以解决的方案。比方诸位在台湾这几年看见杂志上有讨论《红楼梦》的文章,就是所谓红学。到底《红楼梦》有什么可以研究呢?《红楼梦》发生了什么问题呢?普通人看《红楼梦》里面的人物,都是不发生问题的,但是有某些读者却感觉到《红楼梦》发生了问题:《红楼梦》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时写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的故事有没有背景?有没有“微言大义”在里面?写了一部七八十万字的书来讲贾家的故事,讲一个纨绔子弟贾宝玉同许多漂亮的丫头、漂亮的姊妹亲戚们的事情,有什么意义没有?这是一个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你有一个假设,他也有一个假设。

在二三十年前,我写《红楼梦考证》的时候,有许多关于《红楼梦》引起的问题的假设的解决方案。有一种是说《红楼梦》含有种族思想,书中的人物都是影射当时满洲的官员,林黛玉是暗指康熙时候历史上一个有名的男人;薛宝钗、王凤姐和那些丫头们都是暗指历史上的人物。还有一种假设说贾宝玉是指一个满洲宰相明珠的儿子叫做纳兰性德——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很高的文学家——那些丫头、姐妹亲戚们都是代表宰相明珠家里的一班文人清客;把书中漂亮的小姐们如林黛玉、薛宝钗、王凤姐、史湘云等人都改装过来化女为男。我认为这是很不可能,也不需要化妆变性的说法。

后来我也提出一个假设。我的假设是很平常的。《红楼梦》这本书,从头一回起,作者就说这是我的自传,是我亲自所看见的事体。我的假设就是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是写他亲自看见的家庭。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楼梦》就是写曹家的历史。曹雪芹是什么人呢?他的父亲叫曹頫,他的祖父叫做曹寅;一家三代四个人做江宁织造,做了差不多五十年。所谓宁国府、荣国府,不是别的,就是指他们祖父、父亲、两个儿子,三代四个人把持五十多年的江宁织造的故事。书中说到,“皇帝南巡的时候,我们家里接驾四次。”如果在普通人家,招待皇帝四次是可能倾家荡产的;这些事在当时是值得一吹的。所以,曹雪芹虽然将真事隐去,仍然舍不得要吹一吹。曹雪芹后来倾家荡产做了文丐,成了叫花子的时候,还是读书喝酒,跟书中的贾宝玉一样。这是一个假设;我举出来作一个例子。

要解决“《红楼梦》有什么用意”这个问题,当然就有许多假设。提出问题求解决,是很好的事情;但先要看这些假设是否能够得到证明。凡是解决一个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有证明。我们看这些假设,有的说这本书是骂满洲人的;是满洲人统治中国的时候,汉人含有民族隐痛,写出来骂满洲人的。有的说是写一个当时的大户人家,宰相明珠家中天才儿子纳兰性德的事。有的说是写康熙一朝的政治人物。而我的假设呢?我认为这部书不是谈种族的仇恨,也不是讲康熙时候的事。都不是的!从事实上照极平常的做学问的方法,我提出一个很平常的假设,就是《红楼梦》这本书的作者在开头时说的,他是在说老实话,把他所看见的可爱的女孩子们描写出来;所以书中描写的人物可以把个性充分表现出来。方才所说的“大胆的假设”,就是这种假设。我恐怕我所提出的假设只够得上小胆的假设罢了!

凡是做学问,不特是文史方面的,都应当这样。譬如在化学实验室做定性分析,先是给你一盒东西,对于这盒东西你先要做几个假设,假设某种颜色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再到火上烧烧,看看试验管发生了什么变化:这都是问题。这与《红楼梦》的解释一样的有问题;做学问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学问,是给我们一点知识以供我们提出各种假设的。所以“大胆的假设”就是人人可以提出的假设。因为人人的学问,人人的知识不同,我们当然要容许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一切知识,一切学问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什么你们在学校的这几年中有许多必修与选修的学科?都是给你们用;就是使你在某种问题发生的时候,脑背后就这边涌上一个假设,那边涌上一个假设。做学问,上课,一切求知识的事情,一切经验——从小到现在的经验,所有学校里的功课与课外的学问,为的都是供给你种种假设的来源,使你在问题发生时有假设的材料。如果遇上一个问题,手足无措,那就是学问、知识、经验,不能应用,所以看到一个问题发生,就没有法子解决。这就是学问知识里面不能够供给你一些活的材料,以为你做解决问题的假设之用。

单是假设是不够的,因为假设可以有许多。譬如《红楼梦》这一部小说,就引起了这么多假设。所以第二步就是我所谓“小心的求证”。在真正求证之先,假设一定要仔细选择选择。这许多假设,就是假定的解决方法,看哪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是比较近情理一点,比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那个开始发生的那个困难问题。譬如《红楼梦》是讲的什么?有什么意思没有?有这么多的假定的解释来了,在挑选的时候先要看哪一个假定的解释比较能帮助你解决问题,然后说:对于这一个问题,我认为我的假设是比较能够满意解决的。譬如我的关于《红楼梦》的假设,曹雪芹写的是曹家的传记,是曹雪芹所看见的事实。贾母就是曹母,贾母以下的丫头们也都是他所看见的真实人物。当然名字是改了,姓也改了。但是我提出这一个假设,就是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最要紧的是要求证。我能够证实它,我的假设才站得住;不能证实,它就站不住。求证就是要看你自己所提出的事实是不是可以帮助你解决那个问题。要知道《红楼梦》在讲什么,就要做《红楼梦》的考证。现在我可以跟诸位做一个坦白的自白。我在做《红楼梦考证》那三十年中,曾经写了十几篇关于小说的考证,如《水浒传》《儒林外史》《三国演义》《西游记》《老残游记》《三侠五义》等书的考证。而我费了最大力量的,是一部讲怕老婆的故事的书,叫做《醒世姻缘》,约有一百万字。我整整花了五年工夫,做了五万字的考证。也许有人要问,胡适这个人是不是发了疯呢?天下可做的学问很多,而且是学农的,为什么不做一点物理、化学有关科学方面的学问呢?为什么花多少年的工夫来考证《红楼梦》、《醒世姻缘》呢?我现在做一个坦白的自白,就是:我想用偷关漏税的方法来提倡一种科学的治学方法。我所有的小说考证,都是用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关漏税的方法,来讲做学问的方法的。譬如讲《红楼梦》,至少我对于研究《红楼梦》问题,我对它的态度的谨严,自己批评的严格,方法的自觉,同我考据研究《水经注》是一样的。我对于小说材料,看做同化学问题的药品材料一样,都是材料。我拿《水浒传》《醒世姻缘》《水经注》等书做学问的材料。拿一种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关漏税的方法,要人家不自觉的养成一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

假设是人人可以提的。譬如有人提出骇人听闻的假设也无妨。假说是愈大胆愈好。但是提出一个假设,要想法子证实它。因此我们有了大胆假设以后,还不要忘了小心的求证。比如我考证《红楼梦》的时候,我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我找到许多材料。我已经印出的本子,是已经改了多少次的本子。我先要考出曹雪芹于《红楼梦》以外有没有其他著作?他的朋友和同他同时代的人有没有什么关于他的著作?他的父亲、叔父们有没有什么关于他的记载?关于他一家四代五个人,尤其是关于他的祖父曹寅,有多少材料可以知道他那时候的地位?家里有多少钱,多么阔?是不是真正能够招待皇帝到四次?我把这些有关的证据都想法找了来,加以详密的分析,结果才得到一个比较认为满意的假设,认定曹雪芹写《红楼梦》,并不是什么微言大义;只是一部平淡无奇的自传——曹家的历史。我得到这一家四代五个人的历史,就可以帮助说明。当然,我的假设并不是说就完全正确;但至少可以在这里证明“小心求证”这个功夫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再举一个例来说明。方才我说的先是发生问题,然后是解决问题。要真正证明一个东西,才做研究。要假设一个比较最能满意的假设,来解决当初引起的问题。譬如方才说的《红楼梦》,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我认为经过这一番的研究,经过这一番材料的收集,经过这一番把普通人不知道的材料用有系统的方法来表现出来,叙述出来,我认为我这个假设在许多假设当中,比较最能满意的解答“《红楼梦》说的是什么?有什么意思?”

方才我提到一部小说,恐怕是诸位没有看过的,叫做《醒世姻缘》,差不多有一百万字,比《红楼梦》还长,可以说是中国旧小说中最长的。这部书讲一个怕老婆的故事。他讨了一个最可怕的太太。这位太太用种种方法打丈夫的父母朋友。她对于丈夫,甚至于一看见就生气;不但是打,有一次用熨斗里的红炭从她丈夫的官服圆领口倒了进去,几乎把他烧死;有一次用洗衣的棒槌打了他六百下,也几乎打死他。把这样一个怕老婆的故事叙述了一百万字以上,结果还是没有办法解脱。为什么呢?说这是前世的姻缘。书中一小半,差不多有五分之一是写前世的事。后半部是讲第二世的故事。在前世被虐待的人,是这世的虐待者。婚姻问题是前世的姻缘,没有法子解脱的。想解脱也解脱不了。结果只能念经做好事。在现代摩登时代的眼光看,这是一个很迷信的故事。但是这部书是了不得的。用一种山东淄川的土话描写当时的人物是有一种诙谐的风趣的;描写荒年的情形更是历历如绘。这可以说是世界上一部伟大的小说。我就提倡把这部书用新的标点符号标点出来,同书局商量翻印。写这本书的人是匿名,叫西周生。西周生究竟是什么人呢?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这个假设可以说是大胆的。(方才说的,我对于《红楼梦》的假设,可以说是小胆的假设。)我认为这部书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写的。我这个假设有什么证据呢?为什么引起我作这种假设呢?这个假设从哪里来的呢?平常的经验、知识、学问,都是给我们假设用的。我的证据是在《聊斋志异》上一篇题名《江城》的小说。这个故事的内容结构与《醒世姻缘》一样。不过《江城》是一个文言的短篇小说;《醒世姻缘》是白话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所描写的男主角所以怕老婆,是因为他前世曾经杀过一个仙狐,下一世仙狐就转变为一个女人做他的太太,变得凶狠可怕。《聊斋志异》里面的短篇《江城》所描写的,也是因为男主角杀过一个长生鼠,长生鼠也就转世变为女人来做他的太太,以报复前世的冤仇。这两个故事的结构太一样了,又同时出在山东淄川,所以我就假设西周生就是蒲松龄。我又用语言学的方法,把书里面许多方言找出来。运气很好,正巧那几年国内发现了蒲松龄的几部白话戏曲,尤其是长篇的戏曲,当中有一篇是将《江城》的故事编写成为白话戏曲的。我将这部戏曲里的方言找出来,和《醒世姻缘》里面的方言详细比较,有许多特别的字集成为一个字典,最后就证明《醒世姻缘》和《江城》的白话戏曲的作者是同一个小区域里的人。再用别的方法来证明那个时代的荒年;后来从历史的记载里得到同样的结论。考证完了以后,就有书店来商量印行,并排好了版。我因为想更确实一点,要书局等一等;一等就等了五年。到了第五年才印出来。当时傅先生很高兴——因为他是作者的同乡,都是山东人。我举这一个例,就是说明要大胆的假设,而单只假设还是不够的。后来我有一个在广西桂县的学生来了封信,告诉我说,这个话不但你说,从前已经有人说过了。乾隆时代的鲍廷博,他说留仙(蒲松龄)除了《聊斋志异》以外,还有一部《醒世姻缘》。因鲍廷博是刻书的,曾刻行《聊斋志异》。他说的话值得注意。我经过几年的间接证明,现在至少有个直接的方法帮助我证明了。

我所以举这些例,把这些小说当成待解决的问题看,目的不过是要拿这些人人都知道的材料,来灌输介绍一种做学问的方法。这个方法的要点,就是方才我说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如果一个有知识、有学问、有经验的人遇到一个问题,当然要提出假设,假定的解决方法。最要紧的是还要经过一番小心的证实,或者否证它。如果你认为证据不充分,就宁肯悬而不决,不去下判断,再去找材料。所以小心的求证很重要。

时间很短促,最后我要引用台大故校长傅先生的一句口号,来结束这次讲演。他这句口号是在民国十七年开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的两句名言,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两句话前一句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一句,后一句是傅先生加上的。今天傅校长已经去世,可是今天在座的教授李济之先生却还大为宣传这个口号,可见这的确是我们治学的人应该注意的。假设人人能提,最要紧的是能小心的求证;为了要小心的求证,就必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今天讲的很浅近,尤其是在座有许多位文史系平常我最佩服的教授,还请他们多多指教。(这是1952年12月1、5、6日,胡适在台湾大学的讲演。原载1952年12月2、6、7日台北《中央日报》)第二讲 方法的自觉

钱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上次我在台大讲治学方法的引论,意思说我们须把科学的方法——尤其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应用到文史和社会科学方面。治学没有什么秘诀,有的话,就是:“思想和研究都得要注重证据。”所以我上次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两句话作为治学的方法。后来钱校长对我说:学理、工、农、医的人应该注重在上一句话“大胆的假设”,因为他们都已比较的养成了一种小心求证的态度和习惯了;至于学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应该特别注重下一句话“小心的求证”,因为他们没有养成求证的习惯。钱校长以为这两句话应该有一种轻重的区别:这个意思,我大体赞成。

今天我讲治学方法第二讲:方法的自觉。单说方法是不够的;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错误,往往由于方法的不自觉。方法的自觉,就是方法的批评;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错误。做科学实验室工作的人,比较没有危险,因为他随时随地都有实验的结果可以纠正自己的错误。他假设在某种条件之下应该产生某种结果;如果某种条件具备而不产生某种结果,就是假设的错误。他便毫不犹豫的检讨错误在什么地方,重新修正。所以他可以随时随地的检讨自己、批评自己、修正自己,这就是自觉。

但我对钱校长说的话也有一点修正。做自然科学的人,做应用科学的人,学理、工、农、医的人,虽然养成了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但是他们也还是人,并不完全是超人,所以也不免有人类通有的错误。他们穿上了实验室的衣服,拿上了试验管、天平、显微镜,做科学实验的时候,的确是很严格的。但是出了实验室,他们穿上礼拜堂的衣服,就完全换了一个态度;这个时候,他们就不一定能够保持实验室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态度。一个科学家穿上礼拜堂的衣服,方法放假了,思想也放假了;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们以科学史上很有名的英国物理学家洛奇先生(Sri Oliver Lodge)为例。他在物理学上占很多的地位;当他讨论到宗教信仰问题的时候,就完全把科学的一套丢了。大家都知道他很相信鬼。他谈到鬼的时候,就把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和方法完全搁开。他要同鬼说话、同鬼见面。他的方法不严格了,思想也放假了。

真正能够在实验室里注重小心求证的方法,而出了实验室还能够把实验室的态度应用到社会问题、人生问题、道德问题、宗教问题的——这种人很少。今天我特别要引一个人的话作我讲演的材料:这人便是赫胥黎(T.H.Huxley)。他和达尔文二人,常常能够保持实验室的态度,严格的把这个方法与态度应用到人生问题和思想信仰上去。一八六〇年,赫胥黎最爱的一个儿子死了。他有一个朋友,是英国社会上很有地位的文学家、社会研究家和宗教家,名叫金司莱(Charles Kinsley)。他写了一封信安慰赫胥黎,趁这个机会说:“你在最悲痛的时候,应该想想人生的归宿问题吧!应该想想人死了还有灵魂,灵魂是不朽的吧!你总希望你的儿子,不是这么死了就了了。你在最哀痛的时候,应该考虑考虑灵魂不朽的问题呵!”因为金司莱的地位很高,人格是很可敬的,所以赫胥黎也很诚恳的写了一封长信答复他。这信里面有几句话,值得我引来作讲方法自觉的材料。他说:“灵魂不朽这个说法,我并不否认,也不承认,因为我找不出充分的证据来接受它。我平常在科学室里的时候,我要相信别的学说,总得要有证据。假使你金司莱先生能够给我充分的证据,同样力量的证据,那么,我也可以相信灵魂不朽这个说法。但是,我的年纪越大,越感到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就是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我认为说这一句话是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人生最大的报酬和最大的惩罚都跟着这个神圣的举动而来的。赫胥黎是解剖学大家。他又说:“假如我在实验室做解剖、做生理学试验的时候,遇到一个小小的困难,我必须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我的工作才可以成功。我对于解剖学或者生理学上小小的困难尚且如此;那么,我对人生的归宿问题,灵魂不朽问题,难道可以放弃我平常的立场和方法吗?”我在好几篇文章里面常常引到这句话。今天摘出来作为说方法自觉的材料。赫胥黎把嘴里说出,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这件事,看作人生最神圣的一种举动。无论是在科学上的小困难,或者是人生上的大问题,都得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就是科学的态度,也就是做学问的基本态度。

在文史方面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还没有能够做到这样严格。我们以美国今年的大选同四年前的大选来做说明。一八四八年美国大选有许多民意测验研究所,单是波士顿一个地方就有七个民意测验研究所。他们用社会科学家认为最科学的方法来测验民意。他们说:杜鲁门一定失败,杜威一定成功。到了选举的时候,杜鲁门拿到总投票百分之五十点四,获得了胜利。被社会科学家认为最科学、最精密的测验方法,竟告不灵;弄得民意测验研究所的人,大家面红耳赤,简直不敢见人,几乎把方法的基础都毁掉了。许多研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统计学的朋友说,不要因为失败,就否认方法;这并不是方法错了,是用方法人不小心,缺乏自觉的批评和自觉的检讨。今天美国大选,所有民意测验机构都不敢预言谁能得胜了;除了我们平时不挂“民意测验”“科学方法”的招牌的人随便谈的时候还敢说“我相信艾森豪威尔(艾森豪)会得胜”外,连报纸专栏作家和社论专家都不敢预言,都说今年大选很不容易推测。结果,艾森豪威尔(艾森豪)获得了百分之五十五的空前多数。为什么他们的测验含有这样的错误呢?他们是向每一个区域,每一类投票权的人征询意见,把所得到的结果发表出来。比方今年,有百分之四十九的人赞成共和党艾森豪威尔(艾森豪),百分之四十七赞成民主党史蒂文生,还有百分之四没有意见。一九四八年的选举,百分之五十点四便可以胜利——其实百分之五十点一就够了,百分之五十点零零一也可以胜利。所以这百分之四没有表示意见的人,关系很大的。在投票之前,他们不表示意见,当投票的时候,就得表示意见了。到了这个时候,不说百分之一,就是千分之一也可以影响全局。没有计算到这里面的变化,就容易错误了。以社会科学最精密的统计方法,尚且有漏洞,那么,在文史的科学上面,除了考古学用实物做证据以及很严格的历史研究之外,普通没有受过科学洗礼的人,没有严格的自己批评自己的人,便往往把方法看得太不严格,用得太松懈了。

有一个我平常最不喜欢举的例子,今天我要举出来简单的说一说。社会上常常笑我,报纸上常常挖苦我的题目,就是《水经注》的案子。为什么我发了疯,花了五年多的工夫去研究《水经注》这个问题呢?我得声明,我不是研究《水经注》本身。我是重审一百多年的《水经注》的案子。我花五年的工夫来审这件案子,因为一百多年来,有许多有名的学者,如山西的张穆、湖南的魏源、湖北的杨守敬和作了许多地理学说为现代学者所最佩服的浙江王国维以及江苏的孟森:他们都说我所最佩服的十八世纪享有盛名的考古学者、我的老乡戴先生是个贼,都说他的《水经注》的工作是偷了宁波全祖望、杭州赵一清两个人的《水经注》的工作的。说人家作贼,是一件大事,是很严重的一件刑事控诉。假如我的老乡还活着的话,他一定要提出反驳,替自己辩白。但是他是一七七七年死的,到现在已经死了一七五年,骨头都烂掉了,没有法子再跑回来替自己辩护。而这一班大学者,用大学者的威权,你提出一些证据,他提出一些证据,一百多年来不断的提出证据——其实都不是靠得住的证据——后来积非成是,就把我这位老乡压倒了,还加上很大的罪名,说他做贼,说他偷人家的书来作自己的书。一般读书的人,都被他们的大名吓倒了,都相信他们的“考据”,也就认为戴震偷人的书,已成定论,无可疑了。我在九年前,偶然有一点闲工夫,想到这一位老乡是我平常所最佩服的,难道他是贼吗?我就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几个人提出的一大堆证据拿来审查,提出了初步的报告。后来觉得这个案子很复杂,材料太多,应该再审查。一审就审了五年多,才把这案子弄明白;才知道这一百多年的许多有名的学者,原来都是糊涂的考证学者。他们太懒,不肯多花时间,只是关起大门考证;随便找几条不是证据的证据,判决一个死人作贼;因此构成了一百多年来一个大大的冤狱!

我写了一篇关于这个案子的文章,登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刊物上。英美法系的证据法,凡是原告或检察官提出来的证据,经过律师的辩论,法官的审判,证据不能成立的时候,就可以宣告被告无罪。照这个标准,我只要把原告提出来的证据驳倒,我的老乡戴震先生就可以宣告无罪了,但是当我拿起笔来要写中文的判决书,就感觉困难。我还得提出证据来证明戴震先生的确没有偷人家的书,没有做贼。到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英美法系的证据法的标准,同我们东方国家的标准不同。于是我不但要作考据,还得研究证据法。我请教了好几位法官:中国证据法的原则是什么?他们告诉我:中国证据法的原则只有四个字,就是“自由心证”。这样一来,我证明原告的证据不能成立还不够,还得要做侦探,到处搜集证据;搜了五年,才证明我的老乡的确没有看见全祖望、赵一清的《水经注》。没有机会看见这些书,当然不会偷了这些书,也就没有做贼了。

我花了五年的工夫得着这个结论;我对于这个案件的判决书就写出来了。这虽然不能当作专门学问看,至少也可以作为文史考证的方法。我所以要做这个工作,并不是专替老乡打抱不平,替他做律师、做侦探。我上次说过,我借着小说的考证,来解说治学的方法。同样的,我也是借《水经注》一百多年的糊涂官司,指出考证的方法。如果没有自觉的批评、检讨、修正,那就很危险。根据五年研究《水经注》这件案子的经验,我认为作文史考据的人,不但要时时刻刻批评人家的方法,还要批评自己的方法;不但要调查人家的证据,还得要调查自己的证据。五年的审判经验,给了我一个教训。为什么这些有名的考证学者会有这么大的错误呢?为什么他们会冤枉一位死了多年的大学者呢?我的答案就是:这些做文史考据的人,没有自觉的方法。刚才说过,自觉就是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自己修正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文史科学、社会科学方面,我们不但要小心的求证,还得要批评证据。自然科学家就不会有这种毛病;因为他们在实验室的方法就是一种自觉的方法。所谓实验,就是用人工造出证据来证明一个学说、理论、思想、假设。比方天然界的水,不能自然的分成氢气和氧气。化学家在做实验的时候,可以用人工把水分成氢气和氧气各为若干成分。天然界不存在的东西,看不见的现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面用人工使他们产生出来,以证明某种假设,这就是所谓实验。文史科学、社会科学没有法子创造证据。我们的证据全靠前人留下来的;留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去找,不能说找不到便由自己创造一个证据出来。如果那样,就是伪证,是不合法的。

我们既然不能像自然科学家一样,用实验的方法来创造证据,那么,怎么办呢?除了考古学家还可以从地下发掘证据以外,一般文史考证,只好在这本书里头去发现一条,在那本书里面去发现一条,来作为考证的证据。但是自己发现的证据,往往缺乏自己检讨自己的方法。怎么样才可以养成方法的自觉呢?今天我要提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我多年以来常常同朋友们谈过,有时候也见诸文字的。中国的考证学,所谓文史方面的考证,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的文史考证同西方不一样。西方是先有了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已经应用了很久,并且已经演进到很严格的地步了,然后才把它应用到人文科学方面;所以他们所用的方法比较好些。我们的考证学已经发达了一千年,至少也有九百年,或者七百年的历史了。从宋朝朱子(殁于西历1200年)以来,我们就已经有了所谓穷理、格物、致知的学问,却没有自然科学的方法。人家西方是从自然科学开始;我们是从人文科学开始。我们从朱子考证《尚书》、《诗经》等以来,就已经开了考证学的风气;但是他们怎么样得到考据的方法呢?他们所用的考证、考据这些名词,都是法律上的名词。中国的考据学的方法,都是过去读书人做了小官,在判决官司的时候得来的。在唐宋时代,一个中了进士的人,必须先放出去做县尉等小官。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知县审判案子,以训练判案的能力。于是,一般聪明的人,在做了亲民的小官之后,就随时诚诚恳恳地去审判人民的诉讼案件;久而久之,就从判案当中获得了一种考证、考据的经验。考证学就是这样出来的。我们讲到考证学,讲到方法的自觉,我提议我们应参考现代国家法庭的证据法(Law of Evidence)。在西方证据法发达的国家,尤其是英美,他们的法庭中,都采用陪审制度,审案的时候,由十二个老百姓组成陪审团,听取两造律师的辩论。在陪审制度下,两造律师都要提出证人证物;彼此有权驳斥对方的证人证物。驳来驳去,许多证人证物都因此不能成立,或得减少了作证的力量。同时因为要顾到驳斥的关系,许多假的,不正确的和不相干的证据,都不能提出来了。陪审员听取两造的辩驳之后,开会判断谁有罪,谁无罪。然后法官根据陪审员的判断来定罪。譬如你说某人偷了你的表,你一定要拿出证据来。假如你说因为昨天晚上某人打了他的老婆,所以证明他偷了你的表;这个证明就不能成立。因为打老婆与偷表并没有关系。你要把这个证据提出来打官司,法官就不会让你提出来。就是提出来也没有力量。就算你修辞很好,讲得天花乱坠,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不相干的证据不算是证据。陪审制度容许两造律师各驳斥对方的证据,所以才有今天这样发达的证据法。

我们的考据学,原来是那些早年做小官的人,从审判诉讼案件的经验中学来的一种证据法。我今天的提议,就是我们作文史考据的人,用考据学的方法,以证据来考订过去的历史的事实,以证据来批判一件事实的有无、是非、真假。我们考证的责任,应该同陪审员或者法官判决一个罪人一样,有同等的严肃性。我们要使得方法自觉,就应该运用证据法上允许两造驳斥对方所提证据的方法,来作为我们养成方法自觉的一种训练。如果我们关起门来做考据,判决这个人做贼,那个人是汉奸,是贪官污吏,完全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天下古今的是非、真伪、有无;在我们的对面又没有律师来驳斥我们:这样子是不行的。我们要假定有一个律师在那里,他随时要驳斥我们的证据,批评我们的证据是否可靠。要是没有一个律师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方法就不容易自觉,态度也往往不够谨慎,所得的结论也就不够正确了。所以,我们要养成自觉的习惯,必须树立两个自己审查自己的标准:

第一,我们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可靠吗?他有做证人的资格吗?你提出来的证物可靠吗?这件证物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标准是批评证据。

第二,我们还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或者证物是要证明本案的哪一点?譬如你说这个人偷了你的表,你提的证据却是他昨天晚上打老婆;这是不相干的证据,这不能证明他偷了你的表。像这种证据,须要赶出法庭之外去。

要做到方法的自觉,我觉得唯一的途径,就是自己关起门来做考据的时候,就要如临师保,如临父母。我们至少要做到上面所提的两个标准:一要审查自己的证据可靠不可靠;二要审查自己的证据与本案有没有相干。还要假定对方有一个律师在那里,随时要驳斥或者推翻我们的证据。如果能够做到这样,也许可以养成我开始所讲的那个态度,就是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提议。

最后,我要简单说一句话:要时时刻刻自己检讨自己,以养成做学问的良好习惯。台大的钱校长和许多研究自然科学、历史科学的人可以替我证明:科学方法论的归纳法、演绎法,教你如何归纳、如何演绎,并不是养成实验室的态度。实验室的态度,是天天在那里严格的自己检讨自己,创造证据来检讨自己;在某种环境之下,逼得你不能不养成某种好习惯。

刚才我说的英国大科学家洛奇先生,在实验室是严格的,出了实验室就不严格了。大科学家尚且如此!所以我们要注意,时时刻刻保持这种良好的习惯。

科学方法是怎么得来的呢?一个人有好的天资、好的家庭、好的学校、好的先生,在极好的环境当中,就可以养成了某种好的治学的习惯,也可以说是养成了好的做人的习惯。

比方明朝万历年间福建陈第先生,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古音,证明衣服的“服”字古音读“逼”。他从古书里面,举出二十个证据来证明。过了几十年,江苏昆山的一个大思想家,也是大考据家,顾亭林先生,也作同样的考证;他举出一六二个证据来证明“服”字古音“逼”。那个时候,并没有归纳法、演绎法,但是他们从小养成了某种做学问的好习惯。所以,我们要养成方法的自觉,最好是如临师保,如临父母,假设对方有律师在打击我,否认我所提出的一切证据。这样就能养成良好的习惯。

宋人笔记中记一个少年的进士问同乡老前辈:“做官有什么秘诀?”那个老前辈是个参政(副宰相),约略等于现在行政院的副院长,回答道:“做官要勤、谨、和、缓。”后人称为“做官四字诀”。我在小孩子的时候,就听到这个故事;当时没有注意。从前我们讲治学方法,讲归纳法、演绎法;后来年纪老一点了,才晓得做学问有成绩没有,并不在于读了“逻辑学”没有,而在于有没有养成“勤、谨、和、缓”的良好习惯。这四个字不但是做官的秘诀,也是良好的治学习惯。现在我把这四个字分别说明,作为今天讲演的结论。

第一,勤。勤是不躲懒、不偷懒。我上次在台大讲演,提到台大前校长傅斯年先生两句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那就是勤。顾亭林先生的证明“服”字古音是“逼”,找出一六二个证据,也是勤。我花了几年的工夫来考据《醒世姻缘》的作者;又为“审判”《水经注》的案子,上天下地去找材料。花了五年多的工夫:这都是不敢躲懒的意思。

第二,谨。谨是不苟且、不潦草、不拆烂污。谨也可以说是恭敬的“敬”。孔夫子说“执事敬”,就是教人做一件事要郑重的去做,不可以苟且。他又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都是敬事的意思。一点一滴都不苟且,一字一笔都不放过,就是谨。谨,就是“小心求证”的“小心”两个字。

刚才我引了赫胥黎的两句话:“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就是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判断某人做贼,某人卖国,要以神圣的态度作出来;嘴里说句话,心里觉得“相信是真的”。这真是要用孔夫子所谓“如见大宾,如承大祭”的态度的。所以,谨就是把事情看得严重、神圣;就是谨慎。

第三,和。和是虚心、不武断、不固执成见、不动火气。做考据,尤其是用证据来判断古今事实的真伪、有无、是非,不能动火气。不但不正当的火气不能动,就是正义的火气也动不得。做学问要和平、虚心,动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赫胥黎说:“科学好像教训我们:你最好站在事实的面前,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要愿意抛弃一切先入的成见,要谦虚的跟着事实走,不管它带你到什么危险的境地去。”这就是和。

第四,缓。宋人笔记:“当那位参政提出‘缓’字的时候,那些性急的人就抗议说缓要不得;不能缓。”缓,是很要紧的。就是叫你不着急,不要轻易发表,不要轻易下结论;就是说“凉凉去吧!搁一搁、歇一歇吧!”凡是证据不充分或不满意的时候,姑且悬而不断;悬一年两年都可以。悬并不是不管,而是去找新材料。等找到更好的证据的时候,再来审判这个案子。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许多问题,在证据不充分的时候,绝对不可以下判断。达尔文有了生物进化的假设以后,搜集证据,反复实验,花了二十年的工夫,还以为自己的结论没有到了完善的地步,而不肯发表。他同朋友通信,曾讨论到生物的演化是从微细的变异积聚起来的,但是总不肯正式发表。后来到了一八五八年,另外一位科学家华立氏(Wallace)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写了一篇文章寄给达尔文;要达尔文代为提出。达尔文不愿自己抢先发表而减低华立氏发现的功绩,遂把全盘事情交两位朋友处理。后来这两位朋友决定,把华立氏的文章以及达尔文在一八五七年写给朋友的信和在一八四四年所作理论的撮要同时于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发表。达尔文这样的谦让,固然是盛德,但最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缓”的例子。他的生物进化论,因为自己觉得证据还没有十分充足,从开始想到以后,经过二十年还不肯发表:这就是缓。我以为缓字很重要。如果不能缓,也就不肯谨,不肯勤,不肯和了。

我今天讲的都是平淡无奇的话。最重要的意思是:做学问要能够养成“勤、谨、和、缓”的好习惯;有了好习惯,当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的结果。(1952年12月5日)第三讲 方法与材料

钱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在三百多年以前,英国有一位哲学家叫做培根(Francis Bacon)。他可以说是鼓吹方法论革命的人。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譬喻;他将做学问的人运用材料比做三种动物。第一种人好比蜘蛛。他的材料不是从外面找来,而是从肚里面吐出来的。他用他自己无穷无尽的丝做成很多很好看的蜘蛛网。这种人叫做蜘蛛式的做学问的人。第二种人好比蚂蚁。他也找材料,但是找得了材料不会用,而堆积起来;好比蚂蚁遇到什么东西就背回洞里藏起来过冬,但是他不能够自己用这种材料做一番制造的工夫。这种做学问的人叫做蚂蚁式的学问家。第三种人可宝贵了。他们好比蜜峰。蜜蜂飞出去到有花的地方,采取百花的精华;采了回来,自己又加上一番制造的工夫,成了蜜糖。培根说,这是做学问人的最好的模范——蜜蜂式的学问家。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可以作为我今天讲“方法与材料”的说明。

在民国十七年(西历1928年),台大前任校长傅斯年先生同我两个人在同一年差不多同时发表了两篇文章。他那时候并没有看见我的文章,我也没有看见他的文章。事后大家看见了,都很感觉兴趣,因为都是同样的注重在方法与材料的关系。傅先生那篇文章题目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我那篇文章题目是《治学的方法与材料》。都是特别提倡扩大研究的材料的范围,寻求书本以外的新材料的。

民国十五年,我第一次到欧洲,是为了去参加英国对庚子赔款问题的一个会议。不过那时候我还有一个副作用(我自己认为是主要的作用),就是我要去看看伦敦、巴黎两处所藏的史坦因(Stein)、伯希和(Pelliot)两位先生在中国甘肃省敦煌所偷去的敦煌石室材料。诸位想都听见过敦煌材料的故事;那是最近五十多年来新材料发现的一个大的来源。

在敦煌有一个地方叫千佛洞,是许多山洞。在这些山洞里面造成了许多庙,可以说是中古时期的庙。其中有一个庙里面有一个藏书楼——书库,原来是藏佛经的书库,就是后来报上常提起的“敦煌石室”。在这个书库里面藏有许多卷子——从前没有现在这样的书册,所有的书都是卷子。每一轴卷子都是把许多张纸用一种很妙的粘法连起来的。很妙的粘法!经过一千多年都不脱节,不腐蚀。这里面大概有一万多卷中国中古时代所写的卷子。有许多卷子曾由当时抄写的人写下了年月。照所记的年代看起来,早晚相去约为六百年的长时期。我们可以说石室里面所藏的都是由五世纪初到十一世纪时的宝贝。这里面除了中国文字的经以外,还有一些少数的外国文字的材料。敦煌是在沙漠地带,从前叫做沙洲,地方干燥,所以纸写的材料在书库里面经过了一千多年没损坏。但是怎样能保存这么久没有被人偷去抢去呢?大概到了十一世纪的时候,敦煌有一个变乱,敦煌千佛洞的和尚都逃了。在逃走之前,把石室书库外面的门封起来,并且在上面画了一层壁画,所以不留心的人不知道壁画里面是门,门里面有书库,书库里面有一万多卷的宝贝。变乱经过很长的时期。平静了以后,千佛洞的和尚死的死了,老的老了,把书库这件事也忘了。这样便经过一个从十一世纪到十九世纪末年的长时期。到清末光绪庚子年,那时候中国的佛教已经衰败,敦煌千佛洞里面和尚没有了,住上了一个老道,叫王老道。有一天他要重整庙宇,到处打扫打扫;扫到石室前面,看到壁画后面好像有一个门;他就把门敲开,发现里面是一大堆佛经。这一个王老道是没有知识的,发现了这一大堆佛经后,就告诉人说那是可以治病的。头痛的病人向他求医,他就把佛经撕下一些来烧了灰,给病人吞下,说是可以治头痛。王老道因此倒发了一笔小财。到了西历一九〇七年,英国探险家史坦因在印度组织了一个中亚细亚探险队,路过甘肃,听到了古经治病的传说,他就跑到千佛洞与王老道嘀咕嘀咕勾搭上了。只花了七十两银子,向王老道装了一大车的宝贝材料回到英国去。这一部分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内存着。史坦因不懂得中国文字,所以他没有挑选,只装了一大车走了。到了第二年——西历一九〇八年——法国汉学家,一个了不得的东方学家,伯希和,他听说这回事,就到了中国,跑到王老道那里,也和王老道嘀咕嘀咕,没有记载说他花了多少钱,不过王老道很佩服他能够看得懂佛经上的中外文字,于是就让他拿。但是伯希和算盘很精,他要挑选;王老道就让他挑。所以他搬去的东西虽然少一点,但是还是最精萃的。伯希和挑了一些有年月材料以及一些外文的材料,和许多不认识的梵文的经典,后来就从这些东西里面发现很重要的中文以外的中亚细亚的文字。这一部分东西,现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这是第二部分。伯希和很天真,他从甘肃路过北京时,把在敦煌所得材料,向中国学者请教。中国的学者知道这件事,就报告政府。那时候的学部——教育部的前身——,并没有禁止,任伯希和把他所得材料运往法国了。只是打电报给甘肃,叫他们把所有石室里剩余的经卷都运到北京。那些卷子有的长达几丈,有的又很短。到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石室的古经是宝贝了。于是在路上以及起装之前,或起装当中,大家偷的偷,夹带的夹带。有时候点过了多少件,就有人将长的剪开凑数。于是这些宝贝又短了不少。运到北京后,先藏在京师图书馆。后来改藏在北平图书馆。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就是散在民间的。有的藏在中国学者手里,有的在中国的各处图书馆中,有的在私人收藏家手中,有的流落到日本人手中。这是第四部分。在一万多卷古经卷里面,只有一本是刻本的书,是一本《金刚经》,是在第一批被史坦因运到英国去了。那上面注有年代,是唐懿宗年间(西历868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日子可以确定的刻本书。此外都是卷子,大概在伦敦有五千多卷,在巴黎有三千多卷,在北平的有六千多卷,散在中国与日本民间收藏家手中的不到一百卷。

那时候(民国十五年)我正在研究中国佛教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我研究到唐朝禅宗的时候,想写一部禅宗史。动手写不到一些时候,就感觉到这部书写不下去,就是因为材料的问题。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在中国所能够找到的材料,尤其是在十一世纪以后的,都是经过宋人篡改过的。在十一世纪以前,十世纪末叶的《宋高僧传》里面,偶然有几句话提到那个时代唐朝禅宗开始的几个大师的历史,后来的历史有不同的地方。这个材料所记载的禅宗历史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和尚叫做神会。照我那时候所找到的材料的记载,这个神会和尚特别重要。

禅宗的历史是怎么样起来的呢?唐朝初年,在广东的韶州(现在的韶关),有一个不识字的和尚名叫慧能。这个和尚在南方提倡一种新的佛教教义,但是因为这个和尚不大认识字,他也没有到外边去传教,就死在韶州,所以还是一个地方性的新的佛教运动。但是慧能有一个徒弟,就是上面所讲的那个神会和尚。神会在他死后,就从广东出发北伐——新佛教运动的北伐,一直跑到河南的滑台。他在滑台大云寺的大庭广众中,指责当时在长安京城里面受帝王崇拜的几个大师都是假的。他说:“他们代表一种假的宗派。只有我那个老师,在广东韶州的不认字的老师慧能,才是真正得到嫡派密传的。”慧能是一个獦獠——南方的一个民族。他说:“从前印度的达摩到中国来,他开了一个新的宗派,有一件袈裟以为法信。这件袈裟自第一祖达摩传给第二祖,第二祖传给第三祖,第三祖传给第四祖,第四祖传给第五祖,都以袈裟为证。到了第五祖,宗派展开了,徒弟也多了,我的老师,那个不认识字的獦獠和尚,本是在第五祖的厨房里舂米的,但是第五祖觉得他懂得教义了,所以在半夜里把慧能叫去,把法的秘密传给他,同时把传法的袈裟给他作为记号。后来他就偷偷出去到南方传布教义。所以我的老师才是真正嫡派的佛教的领袖第六祖。他已经死了。我知道他半夜三更接受袈裟的故事。现在的所谓‘两京法祖三帝国师’,(两京就是东京洛阳,西京长安;三帝就是武则天和中宗、睿宗。)在朝廷受崇拜的那些和尚,都是假的。他们没有得到袈裟,没有得到秘密;都是冒牌的宗派。”神会这种讲演,很富有神秘性;听的人很多。起初在滑台;后来有他有势力的朋友把他弄到东京洛阳。他还是指当时皇帝所崇拜的和尚是假的,是冒牌的。因为他说话时,年纪也大了,口才又好,去听的人比今天还多。但是皇帝崇拜的那些和尚生气了,又因为神会说的故事的确动人,也感觉到可怕,于是就说这个和尚妖言惑众,谋为不轨,奏准皇帝,把神会流放充军。从东京洛阳一直流放到湖北。三年当中,换了三处地方,过着被贬逐的生活。但是在第三年的时候,安禄山造反,把两京都拿下了;唐明皇跑到四川。这时候由皇帝的一个太子在陕西、甘肃的边界灵武,组织一个临时政府,指挥军队,准备平定乱事。那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筹款解决财政问题。有这么多的军队,而两京又都失陷,到哪里去筹款呢?于是那时候的财政部长就想出一个方法,发钞票——这个钞票,不是现在我们用的这种钞票,而是和尚、尼姑必须取得的度牒。——《水浒传》中,鲁智深杀了人,逃到赵员外家里;赵员外就为他买了度牒,让他做和尚。也就是这种度牒。——但是这个度牒,一定要有人宣传,才可以倾销。必须举行一个会,由很能感动人的和尚去说法,感动了许多有钱的人,这种新公债才有销路。就在那时候,被放逐三年的神会和尚跑了回来;而那些曾受皇帝崇拜的和尚们都已跑走,投降了,靠拢了。神会和尚以八十岁的高龄回来,说:“我来为国报效,替政府推销新的度牒。”据我那时候找到的材料的记载,这个神会和尚讲道的时候,有钱的人纷纷出钱,许多女人们甚至把耳环戒指都拿下来丢给他;没有钱的就愿意做和尚、做尼姑。于是这个推销政府新证券的办法大为成功。对于郭子仪、李光弼收复两京的军事,神会和尚筹款的力量是一个大帮助。当初被政府放逐的人,现在变成了拥护政府帮忙立功的大和尚。祸乱平定以后,皇帝就把他请到宫里去,叫工部赶快给神会和尚建造禅寺。神会死时,已九十多岁;替政府宣传时,已将近九十岁了。神会和尚不但代表新佛教北伐,做了北伐总司令,而且做了政府里面的公债推销委员会的主席。他功成身死以后,当时的皇帝就承认他为禅宗第七祖。当然他的老师那个南方不认识字的獦獠和尚是第六祖了。那时候我得到的材料是如此。

神会虽然有这一段奋斗的历史,但在过了一二百年以后,他这一派并没有多少人。别的冒牌的人又都起来,个个都说是慧能的嫡派。神会的真真嫡派,在历史上没有材料了。所以当我在民国十五年到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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