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丁·塞利格曼,洪兰（译）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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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幸福试读：
前言
过去的50年，心理学只关心一件事——心理疾病，而且做得不错，因为现在我们可以测量抑郁症、精神分裂症、酗酒等过去认为是很模糊的概念，并能做出相当精准的描绘。目前我们已经知道这些问题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包括它们的遗传因子、生物化学性以及心理成因，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该怎么去治疗这些疾病。根据我最近的统计，在几十种心理疾病中，已经有14种可以用药物及心理治疗方法来进行有效医治（两种可以完全治愈）。
但是这种进步的代价很高：为了要摆脱问题状态，我们会变得更痛苦，甚至还不如以前。人不只是要改正错误或缺点，还希望找出自己的优势和生活的意义。人都不愿意糊里糊涂过一生。你可能会像我一样，午夜梦回，躺在床上想自己的生活是如何越变越幸福，而不是一天天减少痛苦。假如你真像我一样，你可能会对心理学有点失望。但是现在，它终于走到了解积极情绪，建构优势和美德（strength and virtue），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美好人生”提供指引的时候了。
然而许多科学证据却显示，你似乎很难改变自己的幸福感。每一个人有他固定的幸福范围，就像我们的体重，减肥的人几乎终究会胖回来，没有幸福感的人不会感到长久的幸福，而有幸福感的人也不会感到长久的不幸。
不过，新的研究却显示，幸福感可以持久。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会告诉你如何达到最大限度的幸福，本书的上半部分就是讨论积极心理学将如何增进你的幸福。
这种研究的困难之一是，它必须面对幸福感不能持续的所谓科学理论；另一个更难克服的障碍则是，很多人认为幸福感不是真实的，甚至更多的人认为人类的积极动机是不存在的。我把这个在许多文化中都有的人性观叫做“根都烂掉”（rotten to the core）的教条，假如这本书要推翻某个教条的话，那就是它了！“原罪”是这种教条最古老的显现。这种想法在我们民主的、非宗教的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弗洛伊德把这个教条带进了20世纪，把所有的文明（包括道德、科学、宗教及科技进步）都定义成对抗童年性欲及攻击本能的防卫机制。我们压抑这些冲突，因为它会引起我们太多的焦虑，尽管这种焦虑会转化成启动文明的动力。我现在为什么坐在电脑前面写这篇序言而不是跑到街上去强奸、放火、杀人，主要是因为我已经被“补偿”了，我已把自己包裹起来，很成功地打败了心底的冲动。弗洛伊德的理论虽然看起来是如此荒谬，但它却成功地进入了日常的心理治疗和精神治疗过程中，病人努力寻找过去的消极冲动和创伤性事件来解释自己今天的人格。计算机业巨子比尔·盖茨为什么这么争强好胜，是因为他潜意识中要赢过他的老爸；已故英国王妃戴安娜致力于地雷清除运动，主要是源于她潜意识中对查尔斯王子及其他王室成员的仇恨。
这个“根都烂掉”的教条同时也遍布艺术和社会科学中，影响这些学科对人性的看法。随便举个例子（这只是几千个例子中的一个），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写过一本有关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传记，当她谈到为什么埃莉诺为穷人、残障者或黑人服务奉献一生时，她认为这是种“补偿作用”——补偿埃莉诺母亲的自恋及父亲的酗酒。古德温从不考虑埃莉诺可能真心想为不幸的人做些事，是在追求人性的至善。在古德温的思想中，诸如公平和敬业之类的动机一开始便被排除在外，任何好事的内在，一定隐藏着消极动机——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分析有学术地位的话。
我不得不强烈地批驳：虽然“根都烂掉”的教条在宗教界和世俗社会被广泛接纳，但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一丝证据能证明优势和美德来自消极的动机。我认为进化包含好的与坏的人格特质，道德、合作、无私和善良的特质能被保留下来，就像谋杀、偷窃、自私和恐怖行为也继续存在一样。这种两面性是本书下半部分的重点：真实的幸福来自找出并培养你最突出的优势，并且在每天的工作、休闲、亲子游戏中运用它。
积极心理学有三大基石：第一是研究积极情绪；第二是研究积极特质，其中最主要的是优势和美德，当然，能力也很重要，如智慧和运动技能等；第三是研究积极组织系统，例如民主的社会、团结的家庭以及言论自由等，这些是美德的保障条件，美德进而又能增强积极的情绪体验。自信、希望和信任等积极情绪不只在顺境中帮助我们，在经济低迷、命运坎坷时对我们同样有益。在战争或动乱时，对积极组织或机构的了解和信心非常重要，而能够体会并发挥优势与美德，例如，勇气、希望、正直、公平、忠诚，甚至比和平时更为急迫。
自从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我更关心积极心理学了。在动乱的时候，了解减轻痛苦的方法就会增加幸福感吗？我想不会。一个什么都失去了的、抑郁的或想要自杀的人，在意的不仅仅是解除痛苦而已，他们更需要美德、生命目的、正直及生命意义。引发积极的情绪体验会使消极情绪快速消失。在本书中你将看到，优势和美德会帮助我们抵挡不幸的心理疾病，像防震保护层似的使我们不受伤害，甚至成为重新崛起的关键。好的心理治疗不仅能疗伤，还要能帮助人们发现并培育自己的优势和美德。
所以积极心理学很严肃地看待美好的未来，假如你发现自己山穷水尽、一筹莫展、万念俱灰，请不要放弃。天无绝人之路，积极心理学将带你经过优美的乡间，进入优势和美德的高原，最后到达持久性自我实现的高峰：生命意义和生命目的。第一部分什么是幸福第1章 为什么要幸福我们的困惑
1. 真实的幸福来自哪里？
2. 我的幸福指数是多少？我跟别人比，拥有的幸福感是更多还是更少？
1932年，欧潘在密尔沃基宣誓成为修女，她在圣母修道院宣誓：决心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幼儿教育。她在简短的自传中写道：
感谢上帝赐予我无价的美德。过去一年在圣母修道院的日子非常愉快，我很开心地期待正式成为修道院的一员，与慈爱天主一起开始新生活。
在同一年、同一座城市、发同样愿的丹那莉则在她的自传中写道：
我出生于1909年9月26日，是家里七个孩子中的老大……在修道院见习的一年中，我教授化学和二年级拉丁文。承蒙上帝恩宠，我愿倾心尽圣职，以宣扬教义，并完成自我修炼。
这两位修女以及另外178位修女，是一项最出色的关于幸福感和长寿研究的研究对象。有幸福感的人更长寿吗
人可以活多长以及哪些情况会缩短或延长人的寿命，是非常复杂的科学问题。例如，文献记载犹他州的人比邻近的内华达州的人长寿。为什么呢？是因为犹他州的空气比较清新，而赌城拉斯维加斯的空气太污浊？还是因为摩门教教徒的生活比较严谨，而内华达州人的生活太放纵？或者是因为内华达州人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吃垃圾食物、吃宵夜、酗酒、喝咖啡、吸烟等造成他们比吃新鲜的食物、禁烟、禁酒、禁咖啡的犹他州人短寿？有太多的混淆变量使科学家无法分离出真正的原因。
与以上情况不同的是，修女们过着有规律的、与世隔绝的生活，与内华达州人的生活大不相同，甚至跟犹他州人的生活也不同。这些修女吃同样的食物，不抽烟也不喝酒；她们有相似的生育和婚姻史，都没有得过性病，拥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和医疗条件。所以上述的混淆变量在此都被剔除，但是这些修女的寿命和健康情况仍然有很大的差别。欧潘98岁时，仍然很健康，几乎从来没有生过病；相反，丹那莉在59岁时中风，不久就过世了。我们可以确定，修女的生活形态、饮食和医疗条件都不是丹那莉早死的原因。当这180位修女的自传被拿出来研读时，一个惊人差异显现了出来。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看欧潘和丹那莉在自传中的描述，你能看出它们的差异吗？
欧潘修女用了“非常愉快”、“很开心地期待”这两个表达幸福感的积极字眼；相反，丹那莉修女的自传中找不到一丝积极的气息。在请对这些修女的寿命毫不知情的人，针对自传中所传达出的积极感受做评分时，发现落在有幸福感端的修女90%年过85岁仍然活着，落在没幸福感端的修女只有34%仍然在世；同样，落在有幸福感端的修女到94岁时仍有34%的人在世，而没幸福感端的修女只有11%仍然在世。
以上差异真的来自她们自传中所传递出的幸福感的不同吗？这种差异也许是因为她们表达幸福感的程度、对未来期盼的程度、虔诚奉献的程度，甚至是自传写得好坏程度等变量引起的，但是研究发现这些变量都不相关，唯一相关的是她们在自传中所表达出的幸福感的强烈程度。看起来，一个幸福的修女会是长命的修女。爱笑的女人更幸福
大学毕业纪念册也是研究积极心理学的金矿，摄影师会叫你“看着镜头、微笑”，于是你尽可能地展示出最好的微笑，结果发现应他人要求而微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些人可以笑得很灿烂，有些人只是礼貌性地动一下嘴角。微笑有两种：一种叫做“杜乡的微笑”（Duchenne smile），这一命名是用来纪念发现它的法国人杜乡（Guillaume Duchenne），这种微笑指的是发自内心的微笑，你的嘴角上扬，眼尾鱼纹出现，而牵动这些地方的肌肉非常难以用意志加以控制；另一种微笑叫做“官夫人剪彩的微笑”（Pan American smile），这种微笑不是发自内心的，没有杜乡微笑的特点，与其说是快乐，倒不如说是低等灵长类动物受到惊吓时的表情，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皮笑肉不笑”。
有经验的、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可以很快区分出杜乡微笑和非杜乡微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克特纳和哈克研究了密尔斯女子学院（Mills College）1960年毕业照上的141个女生，里面除了三名女生，其余都是微笑的，而在这些微笑中，有一半是杜乡微笑。研究者分别在这些女生27岁、43岁以及52岁时访问她们，询问她们的婚姻状况，对生命的满意程度等。当哈克和克特纳在1990年接手这个研究时，他们很怀疑能否从毕业照中预测出这些人的婚姻生活。结果他们惊讶地发现，拥有杜乡微笑的女生一般来说更可能结婚，并能长期维持婚姻，在以后的30年中也过得比较如意。原来，人的幸福与否竟然能从微笑的鱼尾纹中预测出来。
哈克和克特纳曾质疑他们所得到的结果，思考是否拥有杜乡微笑的人本来就比较漂亮，是她们的美貌而不是微笑的真诚预测了她们未来生活的幸福度。所以这两位研究者又回头去做美貌的评估，结果发现美貌跟婚姻是否美满、生命是否完美无关，一个真诚微笑的女人就会拥有美满的婚姻、幸福的生活。积极心理学中的幸福
以上两项研究都很令人惊奇，因为它们的结果都显示，传记中所传达出的积极情绪与照片中的微笑，竟然可以预测寿命长短及婚姻幸福。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有关这些幸福的论述：快乐、心流体验、愉悦、满足、真诚、希望及狂喜。在此，我特别提出三个问题。
● 进化为什么要赋予我们幸福感？幸福感除了令我们感觉良好外，其他的功能和意义是什么？
● 谁会有更多的幸福感，而谁没有？幸福感是怎么产生的，又是什么使它消失？
● 你如何在生活中建立一种持久的幸福感？
每个人都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很自然地会求助于心理学，但你会很惊讶地发现：心理学完全忽略了生命的积极层面。在学术期刊的论文中，如果有100篇是关于抑郁、悲伤的论文，那么只有一篇会谈到幸福。本书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上述三个问题提供有科学根据的答案，不幸的是，我们对如何获得幸福的知识所知甚少，完全不像对抑郁症，我们已经有了解除抑郁的操作手册。所以，在有些主题上，我可以提供确凿的科学证据；而在有些主题上，我只能从最新的研究去推论，建议你该如何引导自己的生活。但不管怎样，我会很清楚地告诉你，什么是已知的，什么是我的推论。在下面的三章中，你会发现，我最终的目的是要校正心理学过去的不平衡，利用过去辛苦累积的有关心理问题与痛苦的知识，带出更多关于幸福，以及个人优势和美德的知识。幸福与不幸福的交织
优势和美德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一本有关幸福的书谈别的内容比谈“幸福学”（happiology or hedonics）更多？幸福学家希望生活中幸福的时光越多越好，不幸福的时光越少越好，简单的幸福理论是这样的：生活的品质等于幸福的时光减去不幸福的时光。幸福学不仅仅是一种象牙塔内的理论，许多人就是以这种方式经营自己的生活的。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幻觉，因为所有时光的感觉加起来，跟我们判断某一事件的好坏，譬如一场电影、一次度假、一段婚姻生活甚至整个生命是有很大差别的。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世界上研究幸福学的顶尖人物。他用来验证幸福理论的仪器之一是大肠镜：大肠镜插入直肠后上下移动所造成不舒服的时间虽然只有几分钟，但患者却觉得很漫长。在卡尼曼的一次实验中，682名病人被随机分配进行常规的大肠镜检查，或是在结束前延长一分钟镜头不上下移动，保持静止状态的检查。大肠镜静止时不会像动的时候那么让人不舒服，因此后一个实验组的病人在最后一分钟感觉稍微舒服些。整个检查过程延长了一分钟，实验组病人痛苦的时间实际比另一组病人长，但因为实验组最后经历的是还过得去的感受，所以实验组病人对整个事件的感觉比较积极。他们比控制组更愿意再次接受这种检查。
在生活中，我们应该特别处理好恋爱分手时的情景，因为这个最后的镜头会一直留在你的记忆中，如果处理得好，你才愿意再次开始亲密关系。本书将讨论为什么要幸福、学会失败以及这对我们的意义。积极心理学是幸福和不幸福的时光所交织出的纹理，以及此间显示出来的优势及美德，这些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品质。出生在维也纳的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个没有幸福感的人，我是维特根斯坦迷，收集了很多有关维特根斯坦的东西，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张他微笑的照片（不论是杜乡式的，还是皮笑肉不笑的）。维特根斯坦是个抑郁的人，脾气暴躁易怒，对周遭的人非常刻薄，不过他对自己更苛刻。当他在英国剑桥没有暖气，也几乎没有家具的家中举行例行研讨会时，他会来回踱方步，嘴里喃喃地说：“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你是多么差劲的老师。”但是当他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即将死去时，最后的遗言竟是跟他的房东太太说：“告诉他们，我对我的一生很满意，没有遗憾。”来自优势与美德的幸福
假设你可以装一个“经验体验性机器”（experience machine），一生中只要你喜欢时，它就可以刺激你的大脑并带给你幸福感。我问过很多人，他们是否想使用这种机器，他们的回答是：他们都宁可不要这种幸福机器。因为我们要的不是暂时的幸福感，真正的幸福感必须来自自己的努力。然而人类却发明了许多捷径去取得暂时性的感官愉悦：毒品、巧克力、肉欲、购物、手淫以及电视等。但我并不是说你应该戒掉所有的捷径。
我们误以为自己可以通过这些捷径获得幸福、愉悦、舒适、狂喜，但实际上，这些捷径无法带给我们真正的幸福，所以许多人虽然坐拥亿万家财，但心灵一片空虚。没有意义的寻欢只会带来更大的空虚、更多的虚伪，使你沮丧，当年老时才意识到自己虚度了一生。
幸福感来自于自己的优势与美德，通过自己努力获得的幸福才会有真正的幸福感受。当我在宾州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讲授积极心理学这门课时，我发现了优势和美德的价值。我告诉学生们约翰·海特的故事：他是弗吉尼亚州一位年轻有为的教授，以给人们吃油炸蟋蟀的方式研究厌恶的情绪，后来他转向研究道德厌恶（moral disgust）。他给被试穿上一件T恤，告诉他这是希特勒穿过的，然后观察被试的表情。当他研究过很多消极情绪，弄得自己都快要受不了时，又转而研究跟道德厌恶相反的情绪，他把这种情绪叫做升华（elevation）。他收集了很多体现人性美好的故事，故事反映出当事人的情绪。一个18岁的弗吉尼亚大学新生说了一则关于升华的典型故事。
一个下雪的晚上，我们从救世军（Salvation Army，美国著名的慈善机构）做完事回家时，在路上看到一位老太太在铲雪。我们中有个人请司机放他下车，我以为他要抄近路回家，但当我看到他拿起圆铲帮老太太铲雪时，我感到喉头紧缩，好像有东西哽在里面，我感动地掉下眼泪。我想把这件事告诉每个人，这个男生在我心中是那样美好。
我班上的学生想知道做好事是否比找乐子（感官愉悦）更容易得到幸福感。激烈辩论的结果是，每个人回家作个比较，在下堂课之前，分别去做一件可以带来幸福感的事，还有一件好事，然后把这两件事写成报告交上来。
这份作业竟然改变了他们对生命的态度。做一时感官愉悦的事（如与朋友一起闲聊、看电影或吃巧克力圣代）与做好事的感觉相比，黯然失色，当我们很自然地去帮助别人时，一天都会过得很幸福。有一位大三的学生说：
我侄子打电话问我小学三年级的数学问题，我帮他分析解答。我很惊讶地发现，在那天随后的时间里，我很愿意听别人诉说，愿意了解对方想要表达的意思，而且态度温和了许多，别人也比平常更喜欢我。使你更幸福的特质
做好事会产生幸福感，这不同一般的感官愉悦，当你用你的能力和优势去应对一项挑战并圆满完成时，你会有幸福感。做好事并不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积极情绪体验，它是完全投入的、完全忘我的体验。在那一刻，时间静止了。一位商学院的学生说，他来宾州大学读书的目的是想赚很多钱，使自己幸福，但是他发现自己宁可花时间帮助别人，也不愿拿同样的时间去逛街买东西，因为前者带给他的幸福感更多。
要了解这种幸福感，我们就必须了解每个人的优势及美德，这是本书第二篇的主题。当我们运用自己的优势及美德时，我们会感觉良好，我们的生活会充满了“真实性”。感觉是暂时的，它不是人格特质的一部分。人格特质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它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会反复出现。优势和美德是积极的人格特质，它会带来积极的感受和满足感。
乐观的人格特质可以解释为什么对修女们的某些观察可以预测她们能活多久。乐观的人倾向于把目前的困难解释成暂时性的、自己有主控权的，以及只有在这个情境下才会如此的；相反，悲观的人则认为他的困难一辈子也逃不掉，倒霉事一桩接一桩，而且是自己无法操控的。罗切斯特市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的科学家研究了839位病人的心理状态，观察乐观是否可以预测长寿。梅奥医学中心是美国非常有名的医疗机构，这里的病人在看病前需要接受心理测验及身体检查，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乐观测验。40年前科学家们就开始了这项研究，到2000年已有200个病人去世，通过比较发现，乐观的人比悲观的人长寿19%，这个数字正好与有幸福感的修女的数字相差不远。
乐观只是二十几个使你更幸福的特质之一。哈佛大学的乔治·瓦利恩特教授进行了两项长期追踪研究，其研究的主题被称为“成熟防御”（mature defenses），包括利他行为、延迟满足的能力、对未来充满期望以及幽默感等。在研究中发现，有些人一直没长大，一直都没有这些“成熟”的人格特质，而其他人则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越来越显现出这些特质。瓦利恩特教授的两组被试分别是哈佛大学1939-1944年的毕业生，以及456名波士顿市中心的居民，这项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被试为平均十几或二十岁的年轻人，到现在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瓦利恩特教授发现对能否成功进入老年期最好的预测因素为收入、身体健康状况与生活乐趣；而“成熟防御”则与生活富有乐趣、高收入及老年时生命力旺盛有显著相关。这一研究结果在第一组主要为白人、信奉新教的哈佛大学学生，以及第二组背景复杂的市中心居民间并没有太大差异。76名年轻时常显示出“成熟防御”特质的市中心居民中，95%到现在还可以搬笨重的家具、砍木柴，甚至走两英里路、爬两层楼还脸不红、气不喘；而68名从来没有显现出这些心理特质的市中心居民中，只有53%可以做同样的事。对哈佛毕业生而言，预测75岁时能否享受到生活乐趣、婚姻幸福以及身体健康的最好方式，便是他们在中年时期所显示出来的“成熟防御”特质的强度。积极心理学最关注的特质
积极心理学是如何从无数的人格特质中，挑选出24项特质为指标的呢？在1936年，有人做过统计，英文词汇中有18 000个描绘人格特质的词，而选择哪些特质做研究，对当时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精神医师来说是件严肃的大事，这些人想创造出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相对的系统。勇气、仁慈、创造性当然应该包括在里面，那么聪明、良好的音感或准时能包括进来吗？最后决定采用以下三个选择标准。
● 必须具有跨文化价值。
● 必须本身就有价值，而不是为了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
● 必须是可以培育的。
聪明和良好的音感被剔除了，因为它们是不可学习的；准时虽然是可以训练的，但它是达到另一个目的的手段（如效率），而且也不是每一种文化都很重视。
虽然心理学可能会忽略美德，但宗教和哲学不会。几千年来，不同文化所推崇的价值观其实都很相似，例如孔子、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13世纪意大利神学家与哲学家）、日本的武士道、《天神之歌》（Bhagarad-Gita）等，虽然各有不同，但是都包括以下六项基本的美德。
● 智慧和知识
● 勇气
● 仁爱
● 正义
● 节制
● 精神卓越
每一种美德又可以再细分。例如智慧可以分为好奇心、学习动机、判断力、原创力、社会认知，以及能够从各种角度来看问题；仁爱又包括仁慈、慷慨、教养以及被爱和爱人的能力。几千年来不同文化以及哲学所归纳出来的美德，都被积极心理学用来作为标准。
上述美德不但是繁荣年代的行为标准，更是危难时代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工具。事实上，“疾风知劲草，世乱识忠臣”，灾难中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德。一直到最近，我都以为积极心理学是繁盛时代的产物。我以为国家在打仗、贫穷、社会动乱时，人们最关心的是防御和损失，因此所关注的应该是如何修补被破坏的东西；而在国家太平、富足、社会和谐时，人们才会想要建造最好的东西。比如意大利望族，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u de Medici）在其掌权的繁荣时期，决定把税收投到艺术文艺上，而不是用于武力竞争，因此造就了佛罗伦萨这个美丽的文化城市。有挑战，有幸福
大多数心理学研究的主题，如内向、智商、抑郁、愤怒等，都是在没有来自真实世界的挑战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一种静止状态。心理学希望能预测一个人在面对动态挑战时会怎么反应，高智商可以预测出一个人面对拒绝时能否机智地回答吗？静态的抑郁症诊断能否预测一个人在失业时会不会崩溃？一般来说是可以预测的，但效果不是那么好。心理学可以预测很多种情形，但是当人们面对生命的挑战而必须做出有智慧的反应时，许多高智商的人失败了，而许多低智商的人却成功了。这些预测错误的产生，是因为静态的测量并不能很好地预测出动态的反应，我把这种预测缺陷称为杜鲁门效应（Harry Truman effect），因为杜鲁门一生并不怎么杰出，却能在罗斯福总统死后一跃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这令许多人跌破眼镜。
我们需要一种心理学来解释这些人为何能够成功，这是过去心理学预测人的行为中缺乏的项目，就好像拼图少了一块。在进化过程中，赢得异性伴侣或逃过猎食者攻击而存活下来的人类祖先，在这些方面是成功的，因此才可能把他的基因传下来。他们静态的人格特质——抑郁程度、睡眠习惯、腰围大小可能并不重要，除非这些特质显现出杜鲁门效应；也就是说，我们身体中都有遗传自远古的优势，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要等到被挑战时才会显现出来。为什么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人被称为“最伟大的一代”？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有什么不同，而是因为他们生存的动乱时代将他们体内源自古代祖先的生存优势激发了出来。
当你在第8章和第9章读到这类优势时，会发现自己的优势有一些是静态的、有一些是动态的，如仁慈、好奇、忠诚、信仰是静态的，你一天可能展示出这些优势几十次。而毅力、远见、公平、勇气则更可能是动态的，你不可能在超市排队付钱时展现你的勇气，或是坐在飞机上时表现它，除非遇到恐怖分子劫机，一生中有一次动态的行为就足以让人知道你有勇气了。
在读到这些优势时，你会发现有些是你基本的人格特质，有些不是。我们将前者称做突出的优势（signature strength），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将它们与不是你的优势的特质区分开来。我不认为你应该花太多时间去改正自己的弱点；相反，我认为生命最大的成功在于建立及发挥你的优势，所以本书的第二部分专注于如何找出你突出的优势。开始美好的人生
本书的第三部分讨论什么是美好的人生。你也许觉得很容易就可以实现，喝香槟、开名牌跑车是愉悦的生活（pleasant life），但不是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生活是每一天都用你的优势去创造真实的幸福和丰富的满足感，这是你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工作、爱情、教养孩子等，都可以学着做到的。
我的一个突出的优势是热爱学习，为了教学，我把学习融入了生活，每天都学一些新东西。将复杂的观念简化后教给我的学生或教自己八岁的孩子在打桥牌时如何叫牌，都会使我发自内心地快乐。当我教得很好时，我会感觉良好，这种感觉能鼓舞我、给予我活力，带给我真实的幸福感，因为它来自我最擅长的方面。相反，协调、组织、沟通并不是我的专长，不过我有幸接受过良师的教导，所以当需要时，我可以有效地组织一个委员会，但是当事情结束后，我会觉得身心疲惫、元气大伤。我从做委员会主席中获得的满足感远比我从教学中得到的少，从中所获得的幸福也不是那么真实。
利用你自己的优势所获得的幸福感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就像幸福需要建立在优势和美德之上一样，优势和美德也必须建立在一个更重大的事物上面；就像美好的生活会超越愉悦的生活一样，有意义的生活则会超越美好的生活。
那么，积极心理学告诉我们怎样去寻找生命的目的了吗？它告诉我们如何超越美好的生活，实现有意义的生活了吗？我并没有大胆到敢去提出一个关于生活意义的完整理论，但是我知道它包含了更大范围的东西，而且这个范围对你来说越大，你的生活越有意义。许多追求生命目的和意义的人会转向新世纪思潮（New Age Thinking）或宗教组织，渴望神或神力的帮助。当代心理学只注重病态行为的研究，这造成了一个看不见的代价——使得这些心灵空虚的朝圣者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界。
就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渴求生命的意义，也想超越我自己选择的一些随意的生活目的，但和许多具有科学思想的西方人一样，我认为超越上天赐予的生命目的是个站不住脚的说法。积极心理学指出一条可以实现高远目的和生命意义的可靠道路，而且更令人惊异的是，它可以帮我们到达一个不迷信的境界，这些在最后一章会讨论到。评估自己的幸福
在你开始本书的正文之前，请很快地做一下“自我幸福感评估”，这个量表是福代斯（Michael W. Fordyce）发展出来的，目前已有几万人用过，你可以用以下的问卷做测验，或是上网填答（www.authentichappiness.org）。上网的好处是它可以追踪你快乐指数的变化，也可以提供与别人相比较时，你的快乐程度。这个比较是以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来分类的。当然在作这种比较时，请一定要记住：幸福不是竞争，真实的幸福来自于提升你的精神层次，而不是与别人相比。
有一个问题可能在你读这本书时一直出现——究竟什么是幸福？定义幸福的字句比定义任何一个哲学问题的都多，幸福是被误用、滥用最多的词之一。我不想再添加我的定义，在本书中，我很小心地使用幸福，我所关心的是幸福的成分——积极的情绪及优势，然后告诉你科学上的发现是什么，你如何可以增加幸福感。塞利格曼的解答
1. 真实的幸福源于发现自己的优势和美德，并在生活中充分发挥它们。
2. 我们可以通过福代斯幸福测试或其他类似的测试，知道自己有多幸福。第2章 幸福的心理学我们的困惑
1. 在遭遇打击和挫折后，我很容易放弃希望，不再努力，这样的性格对我有什么影响？
2. 有多大比例的人无论遭受多少次失败与不幸都不会放弃努力，又有多大比例的人在一次失败后就放弃了？
3. 悲观的人和乐观的人在解释不幸和挫折时，有什么不同？“你好，马丁，我知道你已经等得不耐烦，结果是这样的……”
我听出这是多萝西·坎特（Dorothy Cantor）的声音，她是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的主席。她是对的，我的确等得烦躁不安，因为他们在选下一届的主席，而我是候选人之一，我焦急地想知道结果，但是在怀俄明州的提顿，手机信号经常不太好。“投票的结果怎么样？”我的岳父丹尼斯坐在汽车后座上，以浓重的英国口音问我。我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因为三个孩子在唱《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的主题歌。我咬着嘴唇，很有挫折感，是谁让我掉进了这个政治漩涡？我本是象牙塔中长春藤加身的教授，有着充裕的研究经费、积极进取的研究生、设备齐全的实验室，我的书很畅销，我在学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我的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和习得性乐观（learned optimism）研究声名远播，谁要去当APA的主席？我的幸福之路
我要当。在等待电话再次响起的时候，我回想起作为心理学家的这40年的经验。突然间，我看到一个出身中产阶级、13岁的胖胖的犹太男孩，走进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的生源主要是阿尔巴尼市（纽约州政府所在地）新教徒家庭的小孩，以及非常有钱的犹太家庭的小孩和天主教运动员。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政时，pre-SATs还没有出现，我通过考试进入阿尔巴尼私立学校。因为阿尔巴尼公立学校的学生一般无法进入好大学，所以我的父母虽然都是公务员，但也愿意从积蓄中拿出600美元来替我缴学费。他们关于努力进好大学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他们完全不了解，我在阿尔巴尼私立学校的五年中被女学生看不起的痛苦，更别说这些女生的母亲了，她们个个都是势利眼。我要变成什么样的人才能让那些女生对我有兴趣呢？或许我可以跟她们谈她们的问题，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男生肯听女生讲她们的不安全感、她们的梦魇，以及她们的幻想，我试着扮演这样的角色，结果发现自己做得还不错。“是的，多萝西，告诉我谁当选了？”“投票没有……”一阵嘎嘎的电波声，信号又断了。“没有”听起来像是坏消息。谁来安慰伤心的老兵
我的思绪又回到过去，我想象着在1946年华盛顿特区的情景，军队刚从欧洲和太平洋前线撤回，有的军人身体受了伤，有的则是情绪受了惊吓，谁能治疗这些劳苦功高的美国退伍军人呢？没有他们的牺牲，哪有我们的自由？答案当然是精神科医生，这是他们的神圣任务。德国的克拉培林（Kraepelin）、法国的让内（Janet）、瑞士的布鲁勒（Bleuler）和奥地利的弗洛伊德，都是享有国际盛名的心理医生，专门修补受损的心灵。但美国却短缺精神科医生，因为精神科医生的训练时间很长（八年以上）、学费昂贵，而且筛选非常严苛。不仅如此，精神科医生的诊疗费也非常贵，而且谁有时间一周五天躺在沙发上与医生聊天呢？心理治疗真的有效吗？可否训练相关人员来帮助治疗我们的退伍军人呢？为此，国会提出了一个问题：“由心理学家来做这件事，怎么样？”
谁是心理学家？这些人在1946年以前以什么为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心理学只是一个很小的专业，大部分心理学家都在大学里研究基本的学习过程及学习动机（他们研究的对象通常是小白鼠和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以及知觉，他们的研究是纯科学的，不太关心自己所发现的学习基本原则是否可以应用到别的地方。那些所谓做应用工作的心理学家面临着三项任务：第一是治愈心理疾病，不过那时大部分心理学家是做测验而不是治疗，治疗是留给精神科医生的；第二是使普通人的生活更幸福、工作效率更高，自我更充实，这些通常是在工厂、军队或学校中工作的心理学家；第三是找出并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孩子。谁来让健康人更幸福
在1946年通过的《美国退伍军人法案》（The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Act of 1946）的促进下，美国出现了一批专门治疗问题退伍军人的心理学家。国会当时拨款训练了一批心理学硕士加入精神科医生的行列，开始治疗工作；不仅如此，许多人也开始治疗非退伍军人的普通老百姓，他们开始设立诊所并让保险公司支付诊疗费。25年后，这些临床心理学家（又称为心理治疗师）比其他领域的心理学家总和还多，许多州甚至通过了法律，规定只有临床心理学家才可以称为心理学家。APA主席以前一向是由学术界的心理学家担任，现在传给了心理治疗师，因为他们人数众多。然而，学术界的心理学家对这些心理治疗师的名字却闻所未闻。心理学几乎与心理疾病治疗画上了等号。心理学本来的任务——使健康的人更幸福，生活更充实，已退居其次，治疗心理疾病几乎统领了心理学。
以小白鼠和大二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心理学只进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很快，心理学家将研究转向了有问题的人。1947年，国会通过法令创立了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IMH），并为基础研究提供经费，但由于NIMH的主任通常是由精神科医生担任，所以虽然它的名字是“心理健康”，但实际上它很快就变成了心理疾病研究所。从1972年拿到研究经费的课题名称就可以看出它的转向，这些课题都与心理疾病的原因和治疗有关。学术界的心理学家也开始放弃对小白鼠和大二学生的研究，转而研究心理疾病去了。我在1968年第一次申请课题时就已经感受到这种压力，但由于我的研究是要减少人们的痛苦，所以我发现要找到与心理疾病有关的研究并不困难。“我们可以开到黄石公园去，那里一定有公共电话。”我太太曼蒂说，孩子们在后座上唱得不亦乐乎，我调过车头往回开。狗很无助，心理学家很无奈
1968年，我在纽约州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心理学系做助教，我当时只比学生大几岁而已。我在宾州大学读研究生时，跟斯蒂芬·梅尔（Steve Maier）、布鲁斯·奥弗迈耶（Bruce Overmier）共同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心理现象——习得性无助。我们发现受到痛苦的电击却又无能为力的狗，后来会放弃尝试，只是低低地哀鸣，被动地接受电击；即使后来很容易就能避开电击时，它们也不会去尝试避开。这个研究引起了学习心理学家们的注意，因为动物应该没有能力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随机关系。当时流行的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只有在行为（如按杆）得到强化（如食物）时，或是当按杆不再得到强化时，学习才会发生。要学会不论自己做什么都没有用需要有认知能力，但当时心理学家们认为动物没有认知能力，而且学习理论强调的是机械化的“刺激-反应-强化”（stimulus-response-reinforcement），完全排除思考、信仰和期待。行为主义理论认为动物不能了解复杂的偶发事件，无法对未来形成期待，也不能了解自己是无助的。习得性无助直接挑战了这一心理学领域的核心理论。
基于以上理由，我和同事们不只是对这个现象的戏剧性结果或是动物令人震撼的病态行为（动物像得了抑郁症）感兴趣，而是想挑战这个现象背后的理论。我受这个现象背后的意义启发，开始研究人类的痛苦。其实早在当年做阿尔巴尼私立学校女生们的所谓“治疗师”伊始，我就开始研究心理问题。我对学习理论的研究只是我对心理问题的成因与治疗方式进行研究的一个中转站而已。
当我坐在农舍改装成的实验室里，在灰色锃亮的桌子前写研究报告时，我并不需要像别的研究者那样将自己的研究与心理疾病挂上钩，习得性无助与心理疾病本来就有很大的关系。我的第一个研究计划以及以后30年的研究课题，完全符合心理疾病治疗的架构。很快，我们发现光研究老鼠或狗可能会抑郁是不够的，于是开始研究人类的抑郁症。第三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对抑郁症进行了定义，你至少要有抑郁症的九种严重症状中的五种，否则你就没有真的得上抑郁症。假如大二的学生能够在学校正常读书，那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抑郁症患者，因此研究他们就不符合提供研究经费的条件。很多学术界的心理学家最后只好投降，开始服务于精神医学。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这位言辞犀利的精神科医生就曾说过：“心理学不过是模仿精神医学罢了！”减轻病痛是幸福的开始
和许多同事不同，我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因为我并不在意将研究从基础研究转向应用，只要还是在研究人类的痛苦即可。对我来说，将论文格式改为精神医学的格式，根据第三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标准来界定我的被试只是不方便而已，倒也不能算做假。
对病人来说，NIMH的做法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利益。在1945年，没有一种精神疾病是可以治愈的，也没有一种心理疾病的治疗是有效果的，当时的方法就像是镜花水月，找出童年的创伤并没有成为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良药，而切除前额叶也没能减轻抑郁症患者的症状。但是50年后，药物和某些心理治疗手段已经能有效地减轻至少14种精神疾病了，其中惊恐症（panic disorder）和晕血症（blood and injury phobia）已可以完全治愈。
不止如此，心理疾病科学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诊断、测量一些过去比较模糊的概念，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酗酒；我们也可以追踪病人病情的发展；我们还可以用实验的方法将致病原因分离出来；最主要的是，我们可以用药物和心理治疗的手段来减轻病人的痛苦。这些进步几乎全部要归功于NIMH研究经费的支持，相对于这些成果， 100亿美元的经费真是便宜得很。
我个人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好。在病理性研究模式下，我得到了NIMH-30年无间断的资助，先是研究动物的习得性无助，然后转向研究人。我们认为习得性无助可能是一种单极抑郁症（unipolar depression），即没有躁狂的问题。我们测试动物与人在症状上的相似性、原因和治疗方法后发现，我们诊所治疗的抑郁症病人和被无法解决的问题折磨成的无助者都显示出被动性，这些人在学习上慢了下来，比控制组的人更悲伤、更焦虑。习得性无助和抑郁症在大脑里有相似的生化指标，而且那些缓解单极抑郁症症状的药物同样也可以用来治疗习得性无助。无法忽视健全的心灵
然而，我心中一直对只强调发现病因、弥补缺陷的心理学研究模式感到不安。作为一名治疗师，我看到病理性模式对一些病人很有用，但同时也看到另一些病人在非病理性模式下好得很快。我看到这些病人在了解了自己的优势后，出现了转变：一个曾被强暴的女人终于明白过去的事已无法改变，而未来却操控在自己手上；一个病人终于了解自己虽然不是一个好会计师，但客户却很喜欢他的体贴；一个病人能够对混乱的情景进行有条理的描述，思维开始变得有序。我看到病人身上有着各式各样的优势，在治疗中，我将它们找出来并贴上标签，以使它们成为这些人日后面对各种打击的缓冲器。这种以病人的优势来进行治疗的方式，完全不符合以往的病理性治疗理念：每个病人都有自己特定的毛病，一种毛病只能用一种方式治愈。
在研究习得性无助多年以后，我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原因是一个令人发窘的实验结果，我一直希望它会自己消失，但它没有。这个实验结果是：并不是所有的老鼠和狗在遭受不可逃脱的电击后都会变得无助，也不是所有的人在遭遇解不开的难题或逃不掉的噪音时都会产生无助。在实验中，有1/3的被试永不放弃躲避，不论我们做了什么，做多少次实验；但也有1/8的被试从一开始就放弃，根本不做任何努力就马上投降。刚开始，我把这些不符合实验假设的被试排除在实验之外，但是连续十年这种现象一再出现，我终于认为该正视它了。为什么有些人在受苦时永不放弃？又为什么有些人在第一次遇到困难时就马上放弃？期待与煎熬
我停好车子后立刻冲向旅馆大厅，那儿有公用电话，但是多萝西的电话一直忙音，她可能正在和赢得主席之位的人通话。“不知道是迪克还是帕特赢了！”我自言自语道。我的对手是迪克·史因（Dick Suinn），他是科罗拉多州考林斯堡的前任市长，也是奥运选手的心理咨询师，同时还是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心理系的系主任。另一名对手是帕特·布里克林（Pat Bricklin），她是心理治疗师，同时也是电台主持人。他们两人过去20年里都生活在华盛顿特区的APA总部，而我是个外地人，从来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宴会。事实上，即使被邀请，我也不会去，因为碰到开会，我的注意力比孩子还差。迪克和帕特曾担任过多个APA职务；除了主席，我却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一项APA的职务。他们俩还都分别做过一打以上各种团体的主席。我在打电话时想，上一次我做主席还是我九年级的时候。
多萝西的电话还是忙音，一种挫折感油然而生，我脑中一片空白地瞪着电话。我深吸了一口气，开始检讨自己的反应。我现在就假设会是个坏消息，忘掉自己也曾经做过拥有6 000名会员的APA临床心理学分会的主席，而且做得很好，我还忘记自己是个心理学专家。我让自己觉得没有希望，让自己陷入恐慌；我没有去检查自己的优势，我是自己理论最糟糕的实践者。我不是天生的乐观者
悲观的人常常以致命的方式建构自己所遭受的打击和挫折，他们很自然地认为造成这个挫折或失败的原因是永久的、普遍的，而且全是自己的原因：“不幸会一辈子跟着我，我做什么事都会失败，都是我的错。”一刹那，我发现自己正在这样做：电话忙音表示我输了这场选举，我输了是因为我不够资格。我没有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选举，所以失败是我自己的原因。
相反，乐观的人具有坚韧性，他们把自己所面临的挫折看成是特定的、暂时的，是别人行为的结果。通过过去20多年的经验，我发现在不幸事件发生时，悲观的人比乐观的人患抑郁症的几率要多出八倍。悲观的人在学校的表现比较差，在运动、工作上也是如此，他们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太好，寿命相对较短；他们的人际关系也不好。如果我比较乐观，我会假设多萝西还在试着拨通我的电话，告诉我，我获选了；即使我这次落选了，也是因为临床心理学家比学术心理学家多，人多票多，没有办法。而且我是《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的科学顾问，我是有能力把科学和应用联系在一起的人，假如今年没当选，明年我仍很有希望东山再起。
但我不是一个天生的乐观者，而是一个带有一定悲观色彩的人，我认为只有悲观者才能写出清醒、有条理的乐观书，每天我都在运用我的“习得性乐观”技术。我服用自己开的“药”，而这剂药很有效。现在的我正在用其中的一项技术——用优势反驳灾难思想。
这种反驳方式很有效，我的精神又振奋起来，然后想到另外一条路。我打电话给雷·福勒（Ray Fowler），“塞利格曼博士，请稍等！”福勒的秘书蓓蒂说。为什么要当APA的主席
在我等待时，我的思绪回到12个月前在华盛顿的旅馆房间里，福勒与他的太太珊蒂以及曼蒂与我正在开一瓶加州葡萄酒，三个孩子则在沙发上跳，嘴里唱着《歌剧魅影》（Phantom of the Opera）里的歌。
福勒60多岁，长得十分英俊，留着山羊胡，他常使我想起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李将军（Robert E. Lee）及罗马皇帝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十年前他当选APA主席，APA在他接手后不久就发生了分裂（虽然这并不是他的错），同时有一些不满的学术界人士（我也是其中之一）威胁要退出，因为他们认为APA已为临床治疗师操纵，而这些精于政治手段的人使APA偏离学术轨道，变成了一个支持私人开诊所的机构，完全忽略了科学研究。但是福勒在十年之内将APA带出赤字，会员增加到16万人，使APA与美国化学学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ACS）并驾齐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科学家组织。
我对福勒说：“我需要一些实在的建议，我想竞选APA主席，我有获选的机会吗？假如我当选了，你认为我值得为这一事业付出生命中的三年时光吗？”
福勒安静地思考着这个问题，这个人向来喜欢安静地思考，他是心理学政治风暴中的安全岛。“你为什么想要做主席，马丁？”“福勒，我想把科学研究和应用联系起来，也可以说我想用心理学研究来推动心理治疗的效果；我想使心理健康的研究经费加倍。但坦白地说，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不像上面说的那么冠冕堂皇，你还记得电影《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的最后一幕吗？一大堆胎儿飘浮在地球上空，不知道他们的未来在哪里？我想我有一个使命，我现在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但假如我是APA的主席，我会找出这个使命来。”
福勒对我的问题思考了几秒钟后说：“有六个想要竞选主席的人都在过去几个星期中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的工作是保证APA主席的任期将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告诉你，你可能会当选，而且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主席，这也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的真心话。至于值不值得你三年的时光，就比较难说了。你有一个很好的家庭，这份工作会使你常常不在家的……”
曼蒂打断了他的话：“其实你不必考虑这个，我答应马丁竞选的条件之一是我们买辆卡车，他去哪里我们就跟去哪里。孩子们会在家里上学，我们本来就主张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福勒的太太珊蒂脸上蒙娜丽莎式的微笑转换成了欣喜的表情，她点头表示赞同。高票当选APA主席“福勒的电话。”蓓蒂说，打断了我的回想。“你当选了，马丁。你不但当选了，而且票数还比第二名多了三倍。这次投票人数比往年多了两倍，你赢得的票数是APA历史上最多的一次！”
我很惊讶自己居然当选了，但我的使命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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