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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F·S·菲茨杰拉德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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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试读：

书名：崩溃

作者：(美)F·S·菲茨杰拉德

译者：黄昱宁,包慧怡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03-01

ISBN：9787532752171

本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1919年2月，菲茨杰拉德离开军队，为了跟泽尔达成婚，他去纽约寻找赚钱机会。菲茨杰拉德告诉斯科里布纳出版社，《人间天堂》不会卖过两万册，他们回答处女作卖到五千册已经很好了。其实《人间天堂》出版一周后，就超过了两万册。1935年，菲茨杰拉德在亨德森维尔的天地旅馆写《崩溃》，此书于1945年出版。1926年，菲茨杰拉德一家在比利牛斯山度假。1926年，泽尔达作画时的留影。1935年，菲茨杰拉德回到巴尔的摩的公寓，之前他女儿斯科蒂在布林·摩尔学校念书时，一直跟他的秘书欧文斯太太待在一起。菲茨杰拉德骨折以后打着石膏时的留影1936年10月，《纽约邮报》的麦克尔·莫克在菲茨杰拉德40岁生日那天采访了他，将他描述成一个酒鬼。此时，菲茨杰拉德觉得名誉大受损害，陷入一种自我毁灭的绝望。1936年春，菲茨杰拉德把泽尔达转到阿什维尔的高地医院。1936年秋，菲茨杰拉德夫妇一起拜访了朋友塞勒太太一家。菲茨杰拉德1936年的收入是自1919年起最低的一年菲茨杰拉德寄给奥伯一张明信片，告诉他自己买了一幢房子，账记在了伯金斯的头上。第5大道第48大街，斯科里布纳出版社麦克斯威·伯金斯的办公室。1937年，心绪黯然的菲茨杰拉德自己写给自己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亲爱的斯科特：你好吗？一直想来看你。我现在住在‘真主的花园’饭店。你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巴黎时的海明威伊迪丝·华顿1934年格特鲁德·斯泰因埃德蒙·威尔逊林·拉德纳漫画家拉尔夫·巴登道斯·帕索斯

崩溃年代

1935年11月，为了避寒，菲茨杰拉德从巴尔的摩一径去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亨德森维尔。那些日子他要么跟芬尼一家，要么跟欧文斯夫人待在一起。他在“天地”（Skyland）客栈租了间便宜的单间，自己洗衣服，靠罐头食品过活。“但想想也真好玩，你跑去一家旅店，那恭敬的接待员完全不知道这位客人不单外边欠了成千，噢不对，是成万的钱，而且手头上的现金也不足四十美分，银行里还有十三美元的亏空。”他在这里创作了《崩溃》（The Crack-Up）。好几次他都要《君子》杂志预付稿费，但金理奇说拿不出东西来，他无法向会计交代。“我建议他什么都别去想，就照着斯泰恩夫人的‘自动写作’那样，或者说他要是实在不能心无旁骛，那就反复抄同几句话，抄上个十页八页，比如说我没法给《星期六晚报》写风花雪月的文章啦。”文章写出来了，头一篇就是《崩溃》，接着是《拼接碎片》（Pasting It Together）和《小心轻放》（Handle with Care），分别在《君子》杂志1936年的二月、三月和四月号上刊出。这几篇精神自白成了菲茨杰拉德最为知名的散文，代表了1935到1937这三年间他的创作。

在《崩溃》系列中，菲茨杰拉德剖析了他的“情感破产”，描写了一个作家，由于对身边的人和事不再像过去那样感于心，发于情而才思枯竭，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作家在描写这种无力感时却是妙笔生花。在文章的开头，菲茨杰拉德认为“要检验头脑是否一流，就得看它能不能同时容纳相互抵牾的思想，并且照常运转”，他觉得自己被掏空了，因为他“押上了身体，也押上了灵魂”。在《拼接碎片》中，他描述了那些带来“情感破产”的失败与打击，然后又在《小心轻放》中宣称为了活下去，他立志要当一个作家——而不是为别人而活的那种人。然而，他在描写这样一个洗心革面的人物时流露出来的非难，又揭示了他不可能全然放弃“继承歌德——拜伦——萧伯纳之传统，辅之以华丽丰饶的美式格调，成为某种集J·P·摩根、托范姆·伯克莱尔和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于一身的‘完人’的旧梦”。

各方对《崩溃》的反应进一步削弱了菲茨杰拉德作为一个商业作家的地位。许多人看不上那种向大众告罪的行为，而菲茨杰拉德却坦白承认自己是个潦倒汉。奥博发现那些杂志编辑愈发质疑菲茨杰拉德还能否写出好故事来，而那些原本有兴趣要雇用他的制片人如今却觉得他已才思枯竭。《崩溃》为菲茨杰拉德的处境添上了几分戏剧色彩，但其中并无夸大之词。那段时间他确实信心低落。他熟练地表现了自己生活与事业中一个时期的精神状态，将浮夸经济的无度与大萧条的剧痛诉诸具体。在《崩溃》里，菲氏并不仅仅表现出了其作家生涯的日暮途穷，他的名字更让美国经验中一些羞于见人的方面昭然若揭。他的朋友看了这些文章大为震惊，发现文中自怜、自大与自曝混为一谈。一些人甚至疑心菲茨杰拉德其实对屈辱的境地很是享受。约翰·多斯·帕索斯斥责他：“我一直在等你谈谈你给《君子》写的那些文章——老天啊，得天天火急火燎地关心那种东西，你老兄又怎么抽得出空呢？如果不想好好写点原创的东西，你干嘛不去当记者呢……我们所处的节点算得上是有史以来最不幸的一个时刻——如果你想用碎片来表现那也没问题，但我认为你应该写出一部一流小说来（也许你会的），而不是将一堆零碎交给阿诺德·金理奇——”在帕金斯看来，《崩溃》叫人难堪，菲茨杰拉德还不如不写的好。海明威则认为这些文章懦弱而可耻。

菲茨杰拉德也知道他跟海明威再也不可能像昔日那样亲近，但他一直将他们1925到1926年间的友谊视为人生的高点，跟海明威也保持着联系。而此时的海明威正在迈向其声望的顶峰，成为最著名的在世作家，他对菲茨杰拉德已然没有相惜之情。对待菲氏的窘境，海明威的办法是霸道地捉弄。收到菲茨杰拉德写来的抑郁消沉的信，海明威在1935年12月回信提议可以安排人在古巴杀了斯科特，这样泽尔达母女就能领到保险金。……到时我会拟一篇上好的讣闻，叫马尔科姆·考利截取最好的那部分发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至于你的肾我们会交给普林斯顿博物馆，你的心送往帕拉扎酒店（the Plaza Hotel），你的肺转给麦克斯威尔·帕金斯，其余部分都给乔治·贺拉斯·洛里默尔（George Horace Lorimer）。如果我们有幸能找到你的睾丸，我会带着它们取道法兰西岛去巴黎，再向南到昂蒂布（Antibes），在埃登洛克（Eden Roc）将它们漂流向海，随后再请麦克利什作一首神秘诗，以供你当年所在的天主教学校（是叫纽曼来着？）传诵。你要我现在写一首神秘诗么？请看。以下诗行谨为菲茨杰拉德的睾丸从昂蒂布阿尔卑斯省埃登洛克漂流向海而作：光着鸡巴　炖得烂熟从灰色的山巅猛冲而下他这是要去何方是他么？不。某个侍者？对。温柔前行　别伤了绿草的新芽别对着我家菲茨的鼻孔哈痒穿过灰色的浩海　睽其深处胜过我们欠艾略特的人情一时的纵情抛起他们　抛起他的　他的二最终他的一球状的，胶质的，间隙的起义在发自天性而非造作的惊恐中失去影踪而水波啊　并没有沉啊沉啊沉啊沉啊沉

虽然杂志的价格节节下跌，菲茨杰拉德却在1935年进账了15845美元，对那个大萧条的年代来说，这收入已算可观；可他的债务却越背越重，他不断向奥博借款，也向帕金斯贷用了几小笔钱。那年12月28日他给奥博发了份电报：生活唯求糊口然收效甚微　若能获得该笔钱款则尚能为继　你的建议将所盼结清之期推迟半年　请将第二篇格温故事结算予我两千七百

菲茨杰拉德在1930年的北非之行里结识了L·G·布劳恩，此人是芭蕾舞女伶奥尔加·斯贝丝泽娃的经理。1936年，时在美国的布劳恩想与塞缪尔·高德温合作，给斯贝丝泽娃定制一部电影剧本。菲茨杰拉德对此颇感兴趣，认为泽尔达的芭蕾舞经历给他提供了素材。他很可能已经完成了芭蕾舞剧《舞者传》（Lives of the Dancers）的大纲。菲茨杰拉德要奥博安排他与高德温会面，但此事未能办成；1936年3月他为电影《芭蕾舞鞋》（Ballet Shoes）创作了脚本，其中包含了好心的酒贩子，“小流浪汉”，失散多年的父亲和一系列巧合。按菲茨杰拉德的想法，他是想“用全然的捏造与感觉造出完全可信的东西”，但他的脚本里却满是各种为这部电影定制的牵强附会的情节。于是计划无疾而终。后来奥博又提议他给童声高音歌手鲍比·布林写剧本；可菲茨杰拉德的构思却被否决了。

由于《崩溃》引起的反响，1936年西蒙舒斯特出版社（Simon & Schuster）接触了菲茨杰拉德，讨论是否有望出版一册他的自传性文集。菲茨杰拉德就此事征询帕金斯的意见，后者提议他不如给斯科里布纳出版社“写本回忆录——并非自传，而是回忆录”。可菲茨杰拉德认为写自传的精力都够他写部新小说了，于是劝斯科里布纳接下文集的出版。珀金斯认为文集会扼杀出版回忆录的机会，但如果菲茨杰拉德实在坚持，那他就出文集。可六月里计划搁浅了，因为吉尔伯托·塞尔德斯写信给菲茨杰拉德表示反对——也许是珀金斯授意的。

菲茨杰拉德仍想给《星期六晚报》写系列小说，他1936年5月写了《静土暴风》（Cyclone in Silent Land），作为计划中关于一个小名“麻烦”的护士的系列小说的开篇。《晚报》婉拒了这篇东西，6月菲茨杰拉德又写了第二篇围绕护士的故事《麻烦》（Trouble）。《麻烦》勉强发表了，但《晚报》奉劝菲茨杰拉德别再继续写这个系列了，并建议他换个主人公。这个故事直到1937年三月才发表，而这也为菲茨杰拉德在《星期六晚报》上发表的六十五个故事画上了句号。

尽管那并非是菲茨杰拉德的本意，但他在1936年六月写给编辑阿德莱德·W·尼尔的信依然可算是他向《晚报》与商业小说的告别辞。谢谢你昨天的关注。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乎一份工作，那就有必要每隔几年就重新学习一番。《夜色温柔》中间部分有些地方少了几分我写短篇时的手法——这里的手法指的是精确地布局，在有限的字眼里应该嵌进多少情节，多少特质，多少背景。那是一种微妙的调整，实在取决于你处理既定题材时的热情。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多次明白与其说我的那些作品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作”出来的。当然，一个人的经历毕竟有限，我决定继续这一以医院为题材的系列小说，期望能发掘出一些新的东西——我决定在原先的骨架下重写这篇小说，作为这一系列的发轫。祝愿你们都好，感谢你对这一计划中的系列故事的关注。F·S·菲茨杰拉德（我把信重读了一遍，似乎是有几分做作，但你也明白，我可不在意别人怎么说——评论家总是错的（包括你！），要说他们对，他们就对在能让你重审自己的艺术良心。F.S.F.

谢帕德-普拉特诊所（Sheppard-Pratt）并没有让泽尔达的病情有所好转，如今她正经历着一场宗教狂热。1936年4月8日，菲茨杰拉德把她转往阿什维尔（Asheville）的高地医院（Highland Hospital），那里每个月至少要花费240美元。院长罗伯特·S·卡罗尔开发出了一套治疗方法，称精神疾病起源于有毒物质（菲茨杰拉德向普兰金斯的弗瑞尔医生也提出过这一理论）。高地医院采取的疗法是控制饮食与锻炼。菲茨杰拉德送了卡罗尔医生几本《夜色温柔》和《留一曲华尔兹给我跳》（Save Me the Waltz），并在一封关于泽尔达那部小说的信里宣扬他能击败乔赞：“里面有些地方惹到我了——那时我正跟他那个法国朋友有龌龊。给我两分钟我就能撂倒他。年轻时我跟着吉本斯兄弟练过几个月拳击，而这位法国小弟左右手还分不清呢。算我口出狂言，但并没言过其实。”司各特又叫奥博看看是否能出一部泽尔达的书信集，这也好让她转移注意力，让枯燥的医院生活不那么难熬，但奥博对此并不热心。

高地医院的治疗奏效了。泽尔达不再有自杀的意图。她的宗教狂热也降温了，尽管还是常常做祷告。半途而废的芭蕾舞生涯成了她永久的遗憾，要是没有护士制止她可以跳到虚脱。她经常满怀依恋地谈起自己已逝的韶华与显赫。

把泽尔达在高地医院安置妥当后，菲茨杰拉德赶回了巴尔的摩——部分是因为要照顾病危的母亲，照应家里。1936年夏天，他回到了果园公园酒店，但他只和泽尔达见了几面，因为七月他的右肩骨折了。他是在跳水时把肩膀弄折的，但他执意说在下水前骨头就已经断了。上了石膏，右臂半吊，他先是通过口述，后来又架了块搁板，在上面写东西。这段时间写的小说里有一篇本来叫《竖起大拇指》（Thumbs Up），故事来源于他父亲的内战回忆。先后有十三家杂志谢绝了这篇故事，最后还是《柯利尔周刊》（Collier's）的肯尼斯·李陶尔（Kenneth Littauer）在1937年支付了1500元稿费，但条件是这故事必需重写。随后斯科特又遭了回殃：他在浴室里摔了一跤，因为在瓷砖上躺了太久，肩关节发了炎。

菲茨杰拉德的母亲于1936年9月去世，享年76岁，他却没能参加葬礼。母亲的死对他并没有很大影响，不过他也明白自己不是个好儿子。在写给比阿特丽斯·但斯（Beatrice Dance）的信里他解释道：“她是个犟老太，不管我再怎么不在意，她都倔强地爱着我，如今她死了，留我一条生路，这倒挺符合她的性格。”在老太太过世前，菲茨杰拉德就在1936年9月号的《君子》上发了篇讣告。《一个作者的母亲》（An Author's Mother）述说了一个为现代世界所困惑的老妇人的离世。尽管很为身为大作家的儿子自豪，但她读不懂他的书。她的趣味还停留在十九世纪的感伤诗人卡里姐妹身上，在她濒危之际，她们“来到了她身旁，牵起她的手，温柔地带领她回到那个她能懂的世界”。

母亲的去世让菲茨杰拉德有望暂时摆脱经济困扰，因为他可以分得她的一半财产，数额达到22975.38美元（扣除他之前向她所借的5000美元）。依照马里兰州的法律，他得六个月之后才能拿到遗产，而等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他已经用其中的大部分钱抵了债——他向圣保罗的朋友奥斯卡·卡尔曼（Oscar Kalman）借了5000美元，又向斯科里布纳那边借了2000美元。待到还清个人债务，他手头还余下大约5000美元。随后他花了75美元买了一辆1927年出产的帕卡德敞篷车，停放在阿什维尔。

截至1936年夏天，菲茨杰拉德在斯科里布纳那里欠下了9000美元，而向奥博的借款更是达到了11000美元。大萧条影响了奥博的生意。奥博有两个上学的孩子，上升的欠款总数让他心神不安。他向斯科特解释自己没法一直借钱给他，可这不顶用；菲茨杰拉德不断提出绝望的请求，一会儿50美金，一会儿100美金，因为他的银行账户已经透支了。八月，菲茨杰拉德将一份保险转让给奥博，以此作保抵押自己欠下的8000美金；与此同时，他将保险中的另外1500美金转给斯科里布纳出版社，用以偿清两笔加付款。由于他自己的人生保险只包含60000美元，他这么做其实是在用泽尔达与斯科迪的安全冒险。

1936年的十月斯科迪即将年满15岁，她被康涅狄格州的埃塞尔·沃克学校（Ethel Walker School）录取。每年的学费是2200美元，不过菲茨杰拉德设法降低了数额。从这时起，奥博夫妇成了斯科迪的代理爹妈。他们不时去学校探望，节假日则一起在斯卡斯代尔（Scarsdale）度过。菲茨杰拉德定期给女儿写信，在信里长篇大论谈放纵的危害，而且时常提醒女儿不要步了父母的后尘。他替她选课，想培养她研究科学——不过对此斯科迪并不上心。至于你的课程，你要是放弃了数学，走捷径上瓦萨学院（Vassar），那你定会成为那些不学无术，毫无性格，只会人云亦云的姑娘中的一个。我希望你能把学校开设的数学课程全部学完。我希望你学物理和化学。至于你的英语和法语，我无所谓。如果要是你到今天还不懂这两门语言，还搞不清楚如何用它们来表达想法，那你就不是我女儿了。你是我唯一的孩子，但在这点上你没法占便宜。我要你掌握那些基本的科学原理，在我看来，如果没有相当的数学与解析几何知识你是没法学那些东西的。我不希望你明年放弃数学。有些事情我全然没有兴趣，但我会从中学习写作。如果你不把数学和解析几何（圆锥曲线的那几章）学到相同程度，那你就会偏离我为你设计好的道路。我不坚持要你学会微积分，但最简单的东西是成不了大事的。进瓦萨前你得拿到数学学分，而且你人生的一个侧面也将与科学挂钩。（顾真　译）

献诗

自传性随笔

爵士时代的回声

目前，深入描摹爵士时代还为时过早，不免有“未老先患动脉硬化”之嫌。至今，那些富有该时代特色的字眼——从那以后，就其生动性而言，这些字眼已经逊色于黑社会的新切口了——一旦被偶然提及，仍会让许多人忍不住吐得翻江倒海。这时代就像“世纪末黄皮书”在1902年那样，归于死灭。而诸位眼前的这位作者，却已经在满怀伤感地回首那个时代了。它让他厌倦，它向他谄媚，它给他的钱比他梦见的还要多，仅仅因为他告诉人们：他的感受跟他们一样，对于那些没能在战争中消耗掉、从而渐渐积聚的神经兮兮的精力，总得想点儿办法才好。

这十年光阴，这段仿佛不甘心躺在床上郁郁而终、于是在1929年10月一跃而起并壮烈赴死的岁月，大约肇始于1919年的“五一骚乱”。当警察策马撞倒那些正对着麦迪逊广场上的演说者打哈欠的复员的乡下小伙子时，此事便成了那种势必用来衡量更有才智的年轻人如何疏远主流阶层的标准。直到门肯开始鼓吹，我们才想起《人权法案》里说了点什么，但我们很清楚，那样的暴政应该发生在神经过敏的南欧小国里。如果鹅肝业工人对政府都能有这样的影响力，那没准我们就终究要为了J.P.摩根的贷款开战了。然而，因为我们都厌倦了“伟大事业”，所以只不过义愤填膺地发作了一小段时间，其代表作就是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士兵》。不久，我们就开始从“国家蛋糕”上分到了几块，只有当报纸将“哈丁与俄亥俄匪帮”或者“萨柯与万泽蒂”之类的故事炮制成情节剧时，我们的理想主义才会突然喷出烈焰来。1919年的那些事件，让我们变得愤世嫉俗而非锐意革新，尽管如今我们都在翻箱倒柜，疑惑我们究竟把“自由帽”——“这玩意我明明有啊”——和农夫衫丢在哪里了。对政治漠不关心，是爵士时代的典型特征。

那是奇迹频生的年代，那是艺术的年代，那是挥霍无度的年代，那是嘲讽的年代。美利坚合众国的王位上，坐着一个道貌岸然的家伙，蠢蠢欲动、绘声绘色地敲诈勒索；一位时髦的年轻男子，匆忙赶来向我们展示英国君主的风采。全世界的少女都对这位英国小伙子趋之若鹜；那个老朽的美国人呢，却在睡梦中呻吟，遵照那位“女版拉斯普廷”——彼时其对本国事务已能拍板定夺——的建议，等着被老婆毒死。不过，撇开这些不谈，我们终于也能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了。面对美国人在伦敦的大宗正装订单，邦德街上的裁缝只好收敛裁剪功夫，迁就美国人的“长腰”身材和要求“宽松”的口味，而某种微妙的东西，即“男子气派”，也随之传到了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弗兰西斯一世学着佛罗伦萨的风俗修剪腿毛。17世纪的英国照搬法国宫廷风尚，而五十年前，德国卫兵都要到伦敦去买便服。绅士衣装——那可是“男人不分家国种族都必须掌握的权力”之象征啊。

我们是最有权力的国家。那么，还能有谁来告诉我们，哪些是时髦的，哪些是好玩的？欧洲开战的时候我们孤孤单单，于是开始在籍籍无名的南方和西方爬梳种种民俗，搜罗各色消遣，至于手头现成的花样，那就更多了。

第一项社交新风尚所创造的轰动效应，与其创新程度相比，显得太过夸张。早在1915年，小城市里那些在社交场合上没有年长妇女陪伴的年轻人已经发现，在那种“赠予年满16岁的小比尔、好帮助他‘自力更生’”的汽车上，藏着某种“运动中的隐私”。起初，即便条件宜人，在车上卿卿我我也算是铤而走险，但是，没过多久，年轻人互相壮胆，昔日的清规戒律轰然倒塌。到了1917年，不管哪一期《耶鲁档案》或《普

林

不过，卿卿我我，就其更为厚颜无耻的表现形式而言，仅限于富人阶层——直到战争结束以前，其他阶层的年轻人仍然被老标准主宰着，有时候那些边远城市的年轻军官会沮丧地发现，一个吻就意味着非得订婚了。直到1920年，遮盖的帷幔终于落下来——爵士时代粲然盛开。

那些比较沉着的共和国公民还来不及屏住呼吸，这个最狂野的时代，这个在混乱战局中度过青春期的时代，便将我们这一代人粗暴地用肩膀推开，踩着舞步来到了聚光灯下。在这一代，女孩子将自己代人戏剧，成为“飞女郎”，年长者则被腐化侵蚀，他们最终的弄巧成拙，与其说是因为品行不端，倒不如讲是因为品位不够。但愿人人都能在1922年有资本可供展览！那一年是年轻一代的巅峰时刻，因为尽管此后爵士时代仍在继续，但它变得越来越与青春无关。

结局就像是一场孩子玩的派对被长辈接管，撇下这群孩子，既不胜怅惘，又深感孤独，倍受震惊。到1923年，他们的长辈厌倦了怀着掩饰得颇为拙劣的妒忌心旁观这场嘉年华，他们发现青春的血性已经被青春的酒精取而代之，伴随着狂呼乱嚷——“纵酒狂欢开始啦。”年轻一代再也不是明星了。

整整一个民族都醉心享受，决心寻欢作乐。年轻一代早食禁果的事儿总会发生，不管有没有禁令——他们心照不宣地尝试着以美国的状况来适应英国的风俗（举个例子，我们南方地处热带，发育偏早——但那里从未借鉴过法国和西班牙的明智之举，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脱离年长女性的陪伴）。不过，从1921年的那些鸡尾酒会开始，娱乐至上成为普遍共识，究其原因却更为复杂。“爵士”这个词儿，在其词义演变到受人敬重之前，首先意味着性，其次是舞蹈，再次是音乐。与之休戚相关的是一种紧张的刺激状态，与战场后方的大城市相差无几。对许多英国人来说，一战至今还没打完，因为所有威胁着他们的势力仍然颇为活跃——为什么要吃吃喝喝开开心心呢？因为明天我们就活不成了嘛。然而，出于不同的原因，美国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形——尽管有整整几个阶层的人（比如五十岁以上那一拨）在这整整十年里都不承认有这回事，哪怕当它扮着鬼脸窥视着他们的大家庭时，他们也不承认。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对于这样的局面，他们自己亦有所贡献。每个阶层里的那些诚实的公民，那些相信必须树立严格的公共道德并且意志坚强得足以执行必要法规的人，并不明白，他们将不得不接受罪犯和骗子提供的服务，这一点他们直到今天还是难以置信。本来，那些有钱的正人君子总有办法买到又老实又机灵的仆佣，把那些老式的奴隶或者古巴人给打发走，因此，当这样的尝试不再奏效时，我们的长辈就变得冥顽不化，那副执拗的样子就像是给牵扯进了一桩逻辑混乱的案子，他们保住了正义感，却失去了自己的孩子。那些满头银发、面容和蔼、一辈子没有故意做过一件欺诈之事的男人和女人，仍然在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的酒店式公寓里互相言之凿凿：“有整整一代人，从小到大都不知酒精是什么味道呢。”与此同时，他们的孙女们却在寄宿学校里传看已经给翻得皱巴巴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而且，但凡她们有一点儿社交，就会在16岁那年晓得杜松子酒或者玉米威士忌是什么味道。虽然如此，在1875年到1895年间成人的那一代，还是只相信他们乐意相信的事情。

连那些中生代都满腹狐疑。1920年，海伍德·布劳恩宣告，所有这些吵吵嚷嚷都是一派胡言，年轻人不接吻也照样长大。可是，没过多久，二十五岁以上的人就受到了强化教育。我不妨参考这十年间为满足各类智力水准而撰写的一打著作，藉此追溯他们陆续领受的某些启示。一开头，我们先得到暗示，唐璜这辈子过得不错（《于尔根》，1919）；接着，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只要我们留心观察，身边到处都在翻云覆雨（《俄亥俄州的怀恩斯堡》，1920），原来年轻人个个都陷入情网（《人间天堂》，1920），原来有好多盎格鲁-撒克逊字眼都被忽视了（《尤利西斯》，1921），原来人一上了年纪就抵挡不了突如其来的诱惑（《塞西莉娅》，1922），原来有时候女孩子被人勾引了未必就毁了（《燃烧的青春》，1922），原来哪怕是强奸也常常会有好结果（《风流情郎》，1922），原来光彩照人的英国淑女通常都风流成性（《绿帽子》，1924），原来她们把大半时间都花在这档子事儿上（《旋涡》，1929），原来这也真他妈的是件好事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末了，原来这事儿有的是反常的变态形式啊（《孤独之井》，1928以及《索多姆与戈摩尔》，1929）。

在我看来，这些作品里的色情元素——即便是用《彼得兔》的基调将《风流情郎》写给孩子们看——一丁点害处都没有。书里描绘的桩桩件件，在我们的当代生活里都耳熟能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作品的主题大部分都既诚实又能说明问题——它们的效用在于，替那些在美国人生活中相对于“男子汉”而言的“男性”恢复一点尊严。（“那么，‘男子汉’是什么玩意？”格特鲁德·斯泰因某日问道。“它不就是一份足够大的定单，好把以前‘男人’这个词儿的所有含义都填进去嘛！”）如今已婚妇女能察觉自己是否受骗，或者性生活是否只能算勉强凑合，而作为补偿，她就该像她母亲没准暗示过的那样，建立一套精神暴政。或许很多女人都发觉恋爱本来就应该是找个乐子。不管怎么说，反对者连一丁点华而不实的理由也拿不出来，这也是本国文学如今在全球最具活力的原因之一。

实情与普遍看法截然相反，爵士时代的电影对其道德风尚并没产生什么影响。那些制片人对社会问题所持的态度是谨小慎微、背时落伍的——比方说，直到1923年之前，还没有一帧电影画面反映过哪怕一丁点儿年轻一代的状态，而彼时的杂志已经开始为之大唱赞歌，那也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燃烧的青春》倒是劈里啪啦、有气无力地响了那么几声，还冒出了一个克拉拉·鲍；可没过多久，好莱坞的劣等雇佣军就把这个主题折腾进了电影制片艺术的坟墓。综观整个爵士时代的电影，并不比“吉格斯太太”走得更远，其最为俗丽肤浅的特质从未消失。无论如何，此后的爵士时代凭着自身的动力一路飞奔，为它提供服务的是装满了钞票的巨型加油站。

那些年过三十的人，那些正在向着五十岁迈进的人，也加入了舞群。我们这些小老头都记得，1912年，当那些四十多岁的“阿婆”扔掉拐杖、进修起探戈舞和城堡舞的课程时，掀起过多大的骚动。而十二年之后，女人奔赴欧洲或纽约时就没准会把《绿帽子》和她其余的风流韵事一并装进行李，只是萨沃那洛拉忙着在他自创的“奥吉厄斯马厩”里鞭打死马，没空注意到这一点。社交圈，即便是小城市的社交圈，如今也都在各自的包厢里用餐，老成持重的那一桌，只能通过道听途说，才能对放荡不羁的那一桌略知一二。而留守在“持重之桌”上的人，已所剩无几。此桌昔日曾拥有的荣耀之一——那些乏人追求的姑娘，那些曾经逆来顺受、将一宗“疑似禁欲”升华成高尚品德的姑娘，在寻找理论慰藉的道路上撞到了弗洛伊德和荣格，随即别转身往回飞奔，再度陷入一团乱麻。

时至1926年，整个世界都将性看成当务之急，这现象已经颇让人生厌了。（我记得有个与伴侣琴瑟和谐的年轻妈妈，问我太太怎样才能“马上搞次外遇”——尽管那时她心里并未物色到什么人选——“因为，难道你不觉得，三十好几的人还风平浪静，多少有点丢人么？”）一度，非法贩卖的黑人唱片，连同其中那些含有阳物崇拜意味的委婉语，弄得世间万物都似乎暗藏着挑逗的玄机，与此同时，一波色情戏剧纷至沓来——戏院里挤满了来自精修学校的少女，她们在这里听到了一位女同性恋的罗曼史，也听到了乔治·让·内森的抗议。后来，有一位年轻的制作人彻底发了疯，喝下一个美人儿散发着酒气的洗澡水，最后进了监狱。不管怎么说，他那点可怜兮兮的浪漫尝试本来就属于爵士时代，而他那位关在大牢里的同代人露丝·斯奈德，却是拜小报所赐才跻身时代人物的——《每日新闻》津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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