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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1 17: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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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俞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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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的种子

蒲公英的种子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蒲公英的种子作者:俞胜排版:skip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出版时间:2019-01-02ISBN:9787519252243本书由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辑回望故乡故乡的柳

姐姐家的门前有一段长长的江堤,这堤是防洪堤,只有发了几十年不遇的洪水时,江水才有可能漫到堤脚来。所以,平常的年景,翻过堤,要再往前走半里路,才能看见不尽的长江。顺着江堤走,有一片柳林,临一汪浅水。浅水属于防洪堤内的滩涂区,浅水那边是大片丰茂的水草,有鸥鹭翔集,景色很美。

那一年的暑假,我在姐姐家做客,一眼发现了这柳,自然而然地迷上了这里。

清晨,我就漫步进柳林中,林中竟有一条小路,大约如我一般爱柳的人也很多吧,也可能是巡防江堤的人走的路。不过我去的那几天,什么人也没遇着。“蝉鸣林愈静”,柳林里静悄悄的。“好风月,不用一钱买”,江上飘来的清风和这一片柳色,只有我一个人慢慢地享用。

那柳叶岂止是苍翠欲滴的,绿得连柳的上空都弥漫着一层烟似的云,“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嘛。

柳有年头了,树干都很粗,一个人合抱才能抱过来。树干黝黑苍劲,像从国画里走出来的。老干发新芽,伸出的柳条都是那么柔柔地拂下来。

柳条拂到那一汪浅水里,风轻轻地摇着,柳条起舞,似蜻蜓点水。水中有鱼儿来戏柳,闪着青黑的脊,像美丽姑娘的眉。它调皮地啄一下拂到水面上的柳叶,啄一下,倏忽一下又不见了。

柳条柔柔地拂到我的脸上,如情人发丝一般,让我闻她的气息,撩动我的情怀。

柳条柔柔地拂到我的手心,使我痴痴地入梦。就像庄周化蝶,那一刻,我真想化作那条戏柳的鱼儿。如果有可能,真想在这片柳林里,筑一间茅舍,过上“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生活。那一年,我才十八岁,心底竟有了一种隐士情怀。

直到姐姐招呼我吃午饭的声音在堤上悠扬地响起,我才从这一片清凉世界中醒过来,走回防洪堤外姐姐的家。

我连连回头,见柳条依依。

我还在想,为什么古人送行,要折柳相送呢?为什么弘一法师发出“人生最乐是欢聚,唯有别离多”的感慨时,要选那个“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的典型环境呢?在古人的诗里,柳似乎总是和别离连在一起的。要不,怎么会有“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的千年绝唱呢?那么,这一片柳林是为了谁的“折柳”而准备的呢?

我也要别离了,要离开姐姐家,离开故乡的柳,到遥远的北方去。

姐姐却没有折柳送我。她送给我一条黑毛裤,许多年来,我一直带在身边。蓦然间,我发现:这缕缕的线,其实就是故乡柔柔的柳呀!它时刻在我的心间柔柔地荡漾。

此夜,我又“曲中闻折柳”了,想起故乡的柳,想起柳边的姐姐来……

这些年,她瘦了没有呀?枣香淡淡

我家老屋的北侧,有两棵枣树。树干都有坛口那么粗,是爷爷幼年时栽下的。两棵树,一左一右,相距约五米,夏来枝繁叶茂,相触于云中,这一方天地,便成了一片浓荫的世界。

暑热的天,我家枣树下的一番情调,别处是找不到的。这里是左邻右舍孩子们的乐园。他们在树下打扑克啦,下石子棋啦,似乎一切游戏在这里做起来才有意义,其实他们的心都悬在树上呢。

这时候,枣还没熟透,但已渐渐地褪了青衣,着上红衫了,虽然那红只是浅浅的。枣闪着诱人的光泽,如童话里的一颗颗星星。

奶奶不允许摘生枣吃,孩子们没办法,可怜兮兮地眨着小眼睛。可是,天上的鸟儿却不听奶奶的话,它们也是调皮又贪嘴的孩子,在树顶上叽叽喳喳地闹着,于是,便不时有枣离了枝间,欢快地蹦下来。地上的孩子就弃了扑克牌、石子棋,一窝蜂地去抢,那劲头跟故事中的抢绣球差不多。“七月七,小红枣子甜似蜜。”在孩子们渴求的眼光里,枣终于熟了。我家这两棵树,一般的年成,能收一百多斤枣,奶奶让家人把它们盛在装稻子的筐里。那些年,连口粮都很紧张,望着这些枣,家里人的脸上写满了喜悦。在一家人的欢声笑语里,奶奶已将枣分成若干等份,左邻右舍,家家都有。多半是我乐颠颠地挨家挨户送过去,而家家也都乐陶陶地收下。我家的枣,颇有“天下为公”的味道。

摘下来的鲜枣,洗净了,加点糖用瓦罐炖着吃,是乡下无上的奢品。于是这一天傍晚,炊烟起时,家家都有一缕淡淡的枣香飘过来。

这些都是我幼时的事,随着过去的那些日子流逝了。想想那时候,一个暑季,唯有我家的枣令孩子们牵肠挂肚,除此再也没有别的水果了。不像如今,有那么多种水果可以品尝。现如今,左邻右舍的孩子还去我家的枣树底下游戏吗?还把那一颗颗小小的心悬在树上吗?我不知道了。

不过,对于我来说,这世上没有什么比枣更味美的果了。且不去讲它含有什么成分,滋补什么,枣还是一种吉祥、喜庆的果,在我国的民俗里,“枣”者“早”也,人家娶媳妇的时候,床上要放一把枣,寓意着“早生贵子”。

前几天,在图书馆翻阅《安徽日报》,见到家乡去年取得抗洪救灾的胜利,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我在北方,便如吃了家乡的一颗枣,心里蜜甜蜜甜的。

愿家乡的日子“早早”红火起来。家中贴有劝学诗

父亲已经离开我十三年了,这十三年里我也常常想起要写一些纪念他的文字。可每次总怕触及内心的疼痛,所以一直没有动笔。

我的父亲年轻时应该是一位俊朗潇洒的男子,他到六十五岁去世之前,身材依然挺拔,依然清瘦,从来就没有长过“将军肚”。父亲爱好古典诗词,有很深的古文功底,谈吐儒雅,待人真诚。假如他这辈子能够成为大学的老师,一定会获得无数学子的崇拜和爱戴。然而,父亲只是一位农民,一位爱读书的农民。

农闲的时候,或者农忙的间隙,他便找来一本书,沉浸到书的意境中去。父亲没有别的爱好,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家有个书箱,大约只有一米高,半米宽,里面码放着几摞线装书,有《诗经》《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还有几本线装书的名字我忘了。书是很旧的,仿佛在这书箱里已经放了几百年,打开书箱就弥漫出一股霉味。所以,天气晴好的时候,父亲会把书箱里的书拿出来晒一下,晒书的景观是我家独有的,别的人家不会有,当然,这是我小的时候。后来,村庄里读书的人家也多了起来。

父亲小时候上过两年还是三年私塾就辍学了,因为家境贫寒,他又是长子,要支撑门户。他天性喜欢读书,虽然辍学了,书却没有离手,日积月累,所以古文功底深厚,成了方圆几里都知道的“文化人”,村庄里有什么“文化”上的事就由父亲操办或跟父亲商量。有“文化人”的旨趣,却只能做个农民,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父亲也有不甘心的时候,他思考自己的命运,慨叹小时候家境不好,自己也没能赶上好的时光,不然读书考学出去,做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应当不在话下。“去年已被秋风误,无端岂肯误春风。”在他的身上,传统的思想根深蒂固。“家有黄金万两,不如书香一卷。”他渴望我们姐弟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文化人”,实现他未曾实现的梦。

我家老屋的堂屋上,曾贴着一首老掉牙的劝学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发奋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反悔读书迟”。这是父亲委托一位毛笔字写得好的表叔写的。表叔写这幅字的时候,大约是在某一年的春节前后,我也在场。当时表叔还笑着说,有人把他写的繁体字“鸡”误读成“鹅”,读成“三更灯火五更鹅”了。表叔在乡村小学当老师,他和我父亲志趣相投,常常是父亲去他家,或他来我家。两人在一起聊古文,聊古代的文人趣事,常常能聊一宿不睡觉。现在,表叔也去世了。在那个世界,父亲一定不会寂寞了吧。

我很小的时候,便深深地受父亲的影响,捧起那些线装书,父亲也教我学识繁体字,学“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也学《唐诗三百首》。

这些平平仄仄的东西,曾经那样地深入我的骨髓,曾经那样地纠缠过我,一个在唐诗宋词里浸泡得久了的男儿就变得容易凭花落泪、多情敏感起来。

可是,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却觉得父亲教给我的那些东西是那么不合时宜,那么迂腐。那大概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想起父亲所谓的“文化人”,我满脑子里摇摇晃晃的全是孔乙己的形象。那时候,初出茅庐的我,正试图从书卷中走出来,要扎到商海里,成为一名令人羡慕的儒商。

但父亲教给我的,毕竟已经深深地刻进我的骨子里了,“文化人”“生意人”,我实在难以两全。

那年的深秋,我在大连,感觉挣扎得累了。因为一种机缘,走进了大连理工大学的校园。静悄悄的夜,我一个人听叶落沙沙的声响,看幢幢教学楼窗口明亮的灯光,老家堂屋上那首老掉牙的劝学诗突然闪现在脑海中。那一刻,我想,我还年轻,我也一样有金色的年华呀,我也要读大连理工的硕士、博士,去圆父亲“文化人”的梦。

那时,父亲还健在。我感觉自己身上突然涌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求,感到父亲的目光正穿越千山万水向我投来,投到我的脊背上,使我再无理由退缩。

细细想起来,这种与生俱来的渴求是源于父亲和他的书的。父亲去世后,我又一次打开了他的书箱,以为那几摞线装书是善本藏书。我重新翻检,发现都是极普通的书,印刷的时间也不长,多是民国时期的,现在大概都收在老家后来盖的新居里。而表叔题写的那首劝学诗,随着老屋的拆除,没有保存下来,去了它最终要去的地方。一春柔情

我的家乡安徽桐城产茶。

家乡的茶园都在山上。家乡的山都不高,却层叠无穷,山上溪涧网布,银瀑飞溅,苍松翠竹,云蒸霞蔚。每到春天,兰花满山,香气四溢,于是,兰花带着茶香,茶又吸入了兰花的气息,故茶名为“桐城小花”。

这些都是我长大后才得知的。因为我的家在桐城南乡,这一片有白兔湖﹑嬉子湖……只有水,没有山,远山环绕,尽在三十里外。

我的家没有茶园,小时候,听老人讲关于采茶的故事。记得老人说,茶叶是极娇贵的,采茶人只能由出水芙蓉般的少女来充当,我辈泥水做成的浊男不配采茶。小时候看山,只见天边一抹的蓝。雨过天晴的时候,远山要清晰些,有时能看清山上的小道。我就想,在山里的茶园,采茶的姑娘,莫非都是天上的仙女吧,她们弯起摘茶的纤纤细指如一朵朵兰花绽放,翩翩的蝴蝶飞来为她们起舞,她们也化作一只只美丽的蝴蝶,飘舞着翩翩的裙裾……清鲜﹑嫩绿的小叶芽一年四季在茶园里抽长。听着我痴痴地描述,老人笑了,老人说:“傻孩子,采茶只有在春天呢,哪有一年四季都抽长的小叶芽。”

小时候,那种对山的憧憬,其实是一种探求未知事物的渴望。这种渴望一直伴随着我长大。长大后我却离开了家乡,一个人去外地读书﹑工作了。说起来惭愧,这些年也曾一睹泰山的云霞、太姥山的山石、长白山的松林、香山的红叶……就是没有机会踏进家乡的山里。有一次在家乡先贤方苞的《方望溪先生文集》里读到描写家乡的山的优美文字,我的心就一下子飞回了童年。

终于在一个采茶的季节,我的梦实现了。我的脚踏进家乡的山里,我还认识了一位朴实的汉子,他是一家乡镇茶场的场长。他指着碧绿的茶园告诉我:家乡的茶从生长到采摘到炒制,要经历许多艰辛,经过许多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严格要求,都极其讲究。采茶人确实是由少女来充当。家乡的茶呀,具有润泽绿翠﹑白毫显露﹑色泽鲜绿明亮的特色,喝起来香浓味淳,回味生津。

顺着他的手指,我看到不远处许多采茶的姑娘——这些美丽的蝴蝶们,她们劳动的身影,仿佛在家乡的春天里翩翩起舞,啊!恍然如梦,竟然跟我小时候想象的一模一样。

那位场长还说:清朝的时候,家乡的茶叶被封为贡茶,只有皇帝才能享用,现在经过改进工艺,提高了产量,走进寻常百姓家,同时也作为礼茶进京,赴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

只有皇帝才能享用我家乡的茶的历史,尘封在昨日的泥土里。寻常如你我,今天也来享用我家乡的茶啊。我赠你一杯香茗,小小的叶子绽放在你的水杯里,就有南方的云霞为你蒸蔚而来,就有南方女子的清香为你飘漾而来。

一棵草,一滴露,一杯茶,根根立在水里的翠翠的绿,赠给你的,可是我家乡一春的柔情哟。故乡的秋叶

我的故乡安徽桐城有山有水,“抵天柱而枕龙眠,牵大江而引枞川”,是一个风光旖旎的地方。春来“油菜吐芳华,千里尽金黄”,夏来“荷叶五寸荷花娇,贴波不碍画船摇”,冬来“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然而,一年之中,色彩最斑斓的季节还是属于秋天。

秋天的时候,故乡的山是万紫千红的,故乡的水是流光溢彩的,故乡的树木都在做着一个个五彩缤纷的梦。

在稻子成熟的气息里,在故乡的秋风里,最早由绿变黄的是梧桐的叶子,还有桃树的叶子。梧桐和桃树像两个急性子的人,它们刚闻到秋天的味道,就做好了迎接冬天的准备,仿佛冬天明天就要到来似的。紧随其后的是柳树和苦楝树的叶子,它们的梢头,一些黄叶还夹杂在许多绿叶中,东一点西一点的,像太阳的光斑在树梢跳跃。也像人到中年的两个人,原以为都是满头黑发呢,不经意间对视,却发现彼此滋生了不少花白的头发,不过到底还是黑发多一些。松树是四季常青的,可秋天的时候,老的松针也受到稻子的蛊惑,一个劲儿地金灿灿起来。柿树的叶子在枝头红彤彤地炫耀着,远远看过来,以为是颗颗熟透了的柿子还挂在梢头呢。秋天的时候,最迷人的还是枫叶。早晨起来,田野里、山岗上,满树火苗在跳动,你凑到枝条间,迎着阳光,对着一片火红的枫叶瞧,那份红艳艳真让人疑心有鲜红的血液在枫叶的经脉间流淌。

故乡的山岗和田野啊,因为这秋天的树木,就变成万紫千红的了。

枝头是叶子的故乡,叶子是故乡的游子。也许梧桐的叶子有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气概吧,它就像少年时的我们,总被远方的美好所诱惑着。所以,一到秋天,它就要迫不及待地从枝头飘落下来,去追求它的梦。也许,枫树的叶子是一个离不开母亲怀抱的孩子,整个秋天,它都恋恋不舍地留在枝头。有一年春节,我回到故乡,欣喜地发现,虽然是数九寒冬了,可枫树上还缀着不少火红的枫叶呢,它们都是离不开母亲怀抱的孩子。然而,就像一切游子最终还得离开家乡一样,一切该落下来的叶子最终都得飘落下来。枫树的叶子也不例外。

长在水边的树木,落叶就飘进湖水里、池塘里。故乡一种叫“鲹条”的调皮而机灵的鱼见到落叶就追逐上来,它们嬉闹着,追逐着,盘旋着,片片落叶就被它们旋到湖水的深处,旋到池塘的深处,我故乡的水也变得流光溢彩了。

然而,大多数树木的落叶是要飘落到自己的根部的,“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嘛。书上说,落叶飘落到土壤中被细菌分解后腐烂,养分会被植物重新利用;地上的落叶层还能蓄养水分,为种子提供发芽和幼苗生长的温床;有些植物的落叶,还能释放出种间抑制剂,来阻碍其他的植物生长、发育。落叶的作用神奇得很呢!

记得,在我小的时候,许多凋零的落叶,常常是不能归根的。因为那个年代缺柴烧,人们常常使用一种竹制的叫“扒子”的工具把这些落叶扒进竹篮里背回家。落叶要做灶膛里的柴火,然后化作袅袅的炊烟飘散在故乡。尤其是松树的叶子,这些叫作松针的东西具有易点燃、耐烧的特点,是柴火中的上品。为了得到它,人们不但用“扒子”把山岗上的松树林地扒得比打谷场还干净,还爬到树上揪下老的发黄的松针。记忆中,故乡那些被搜刮尽落叶的树木,像非洲那些严重缺乏营养的儿童,一个个面黄肌瘦、无精打采的。

但今年春节回家,走在故乡的山岗上、田野里,我看见松树林里铺满了金黄的松针,像厚厚的地毯,要是把这些松针用竹篮装起来,得装满多少竹篮啊。我一时竟诧异,这么好的柴火怎么就没有人来拾取了呢?乡邻说,现在谁家还拿树叶当柴火烧啊,别说树叶了,塘埂边的芭茅草长得比人还高,都没有人去砍了。现在乡下还有几户人家啊,都上城里去了。依然在乡下的几家,也不烧柴火了,不是用上了煤球,就是用上了液化气。乡邻的话里有着一丝对我无视故乡变化的责备,但更多的还是故乡人已经过上了幸福生活的自豪。短短几十年,换了人间。

听了乡邻的话,我想起了“叶落归根”,落叶不再被人们搜刮干净,“化作春泥更护花”,树木不就可以茁壮地生长了吗?于是,我便留心起故乡冬天树木的风采来,果然看见樟树、冬青、柏树……这些四季常青的树木的小小叶片儿片片都是绿润润的。松树的叶子,针尖上的绿真要滴下来了。而那些落叶的乔木,虽然枝条上光秃秃的,但树干总萦绕着一种灵秀的气质。我想,春天来的时候,万木复苏,那醒过来的精气神儿,会让看到的人怎样的舒心呢!

深秋了,我故乡的山岗上、田野里、池塘边,各种树木又该做起五彩缤纷的梦了吧。你们读着我故乡斑斓的秋色,可曾想到我在写关于故乡的文字时,胸中经历着怎样的百折千回呢?小小毛驴儿

第一次,看见小小的毛驴儿,是在十年前,我坐车到淮北平原的路上。车过淮河,迎面过来一列长长的驴车队。路很窄,赶车的人举着长长的鞭,在道沿慢慢地走着。我们的车也被迫慢了下来,司机一边小心翼翼地开着车,一边不满地嘟哝着。

我在南方的乡下长大,以前只在反映战争年代的电影里见过这小小的毛驴儿,所以,那一幕,我至今还清晰地记着。

那时候我就想:咱们人类真是了不起啊,这毛驴儿,“虎见之,庞然大物也”,我们的老祖先没被它吓倒,却捉来为人类效劳。当初把木车上的皮套兜到驴脖上的人,不知是何许人也,《诗经·氓》上有“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我琢磨了一下,他该生在两千多年前吧,要是生活在现在,真该授给他一个“突出贡献奖”呢!

那时,这小小的毛驴儿便成了北方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一直到现代文明诞生之前。

在北方的乡下,也有马车,但很少,不像驴车那样普及。而且,从前驴和马是分在壁垒森严的两个阶层的,在穿着打扮都有讲究的社会,“苍头”(平民)岂能问津马呢?要不,稼轩的词《青玉案》描绘元夕盛景,说的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他如何不说“宝驴雕车香满路”呢?“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更有那“君子固穷”的寒士连驴车也坐不上,只能骑着小毛驴儿“哒哒……”地行。小学课本上,有“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一开头就这样写道:“东郭先生牵着小毛驴在路上走”,您看,东郭先生就是这么一位。

还有那位字“留仙”的蒲公,不也曾骑着这小毛驴儿,一次次地到京城赶考,又一次次地骑着毛驴回来。他一声声的叹息都被这“哒哒……”的驴蹄声给踏碎了,留下来一部《聊斋志异》,冠绝古今。您看一部文学史,竟有一页是从这驴背上驮来的呢。

先贤都走了,化作了云烟,没走的,还有这毛驴儿。

即使是十年后的今天,在大连这个北方最开放的城市,我也常常能见到这小小的毛驴儿,在城市的一角,在我的眼前活泼地走着。

它已经走了两千年了,还要再走多少年?

和十年前比起来,如今北方的乡下,越来越多的农民都买了农用运输车、汽车什么的了,小小毛驴儿毕竟是少了。十年前,我见的那个长长的驴车队,怕只能从记忆里去找寻吧。我们这一代人再加把劲,把这作为交通工具的驴和驴车,以及一切落后的生产方式都锁进历史的仓库中吧。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您会发现:在劳动公园的草坪上,和美丽的梅花鹿在一起的,还有那卸下皮套的小小毛驴儿——它们也是楚楚动人的呀。小 站

在我的记忆里,珍藏着关于一个小站的故事。

那是在一个深秋,我还在做小五金生意,因为生意不好做,所以常常需要去同行不肯去的地方。一天,我独自跑到属于大连市的一个偏远的北边小镇去,收获并不大。办完事,天也快黑了,还有点冷,我准备在小镇住上一宿,乘凌晨那唯一的一趟列车返回。

我在镇上转了一转,一摸兜,急出了一身冷汗:身边的钱不知何时被哪个“朋友”“借”去了,翻遍了口袋,结果只找到一张十元人民币。

我想,旅店是住不成了,我这十元钱,还够返回的路费,真是谢天谢地。这一宿,就去车站猫着吧,何况,我很年轻,没什么可怕的。

车站里,有一个小小的候车室,也就三十平方米左右。靠墙有一圈椅子,是用水泥抹的,一端的墙上有个小窗,上面用红字写着“售票处”。

我进去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售票。小窗里面用布严严实实地挡着。

候车室里,已经有了一对农民夫妻,岁数都很大,像是从更远的乡下赶来的。还有一个看着像是智力有障碍的人,已经穿了厚袄,缩在墙角,一动不动,像一堆破棉絮。

我又疲又乏,拣一个远离他们的墙角,躺了下来。

夜渐渐地深了,这北边的鬼天气,忽地更冷了,还起了风,在室外呼呼地叫着。

我身上衣服穿得少,把头和脚都蜷缩在一起,还是觉得身上愈来愈冷,脖子愈来愈寒,愈觉这椅子冰得瘆人。

我很瘦,这寒好像一直要冰到我的骨头里。站起来冷,坐下去冷,缩起来还是冷。快到点了吧,一抬腕看表,才是午夜十二时左右,我想起了不知从哪本书上看到的一句话:“这夜可真难熬啊。”

水泥椅子冷得成了一块冰,我不得不站起来,搓着手,跺着脚。

那一对老夫妇,抬头看了我一眼,又抱头睡在一起。那个像是智力有障碍的人还是缩在墙角,一动不动的,让人羡慕。

我闹的动静一定很大。

小窗的布帘拉开了,露出一位四十岁左右女同志的脸。她瞅了我一眼说:“给你一个棉布垫吧,铺到椅子上暖和些。”她的声音好柔和,多少年来,一直在我的耳边萦绕着。

我觉得她很像我的姐姐,眼神是那么慈祥。我赶忙道了谢,她又递过来一杯热开水,这杯水,捧在手中,如守着一个小小的火炉。几口热水下肚,顿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我的眼睛也潮湿起来……

这一杯白开水,一杯来自素昧平生的人的白开水,让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

多年以后,我碰见诗人张昌军,他说,他常常半夜里起来,喝一杯白开水,半夜里喝水的滋味是不一样的。斯时,诗人一边细细地品水,一边神游九天、极目八荒,他是在细品人生吧。所有的滋味,他都能品遍吗?至少,我的那一夜,在小小的车站,那捧在我手心里的一杯白开水,他是品不出的。

感谢生命,曾让我走进那小小的慢车站,给我的人生,添了多彩的一笔。

哦,乘快车的您是体会不到的。

注:1999年2月15日(是这一年的除夕),大连晚报的编辑王生田先生把我这篇文章刊发在晚报副刊《三色帆》上,1999年《青年博览》第5期转载了此文。“小站”其实仅是一种比喻,人生逆境的比喻,读者不必认真追问我是否有过这样的人生经历。《三色帆》已停刊经年矣,我也从大连来到了北京。重拾旧作,想起在大连的人和事,心里充满了温暖的感觉。家乡的味道

农历三月三的那天,我家乡的朋友在微信里晒蒿子粑,烙熟后的蒿子粑像一只只圆圆的月饼,烤得浅黄的米面上点缀着青绿的蒿叶。看着这图片,似乎米面的清香和青蒿的香味正向我阵阵袭来。心里猛然一惊,离开家乡三十年,三十年里竟然一次也没有尝过蒿子粑的味道,可是它的味道在我的记忆里深刻着呢,似乎从来不曾消减。

在我的家乡,三月三吃蒿子粑,就跟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一样,是自古沿袭下来的习俗。

三月三那天,在田间地头鲜美的青草间,找到那些点点散布着的香蒿,采回来,洗净,用开水焯一下去苦味,与米面一起拌匀,做成月饼状下锅烙熟。烙好的蒿子粑外脆内软,细而不糯,咬一口,青蒿的味道就萦绕在齿间久久不去,烙印在记忆中三十年。

这些年,也曾动过三月三那天做一回蒿子粑的念头,可是在北方,不知道哪个郊外能寻找到那散发着药草一样清香的肥嫩鲜蒿,只好屡屡作罢。

由于蒿子粑在北方不能做,我也从来没有做过,不知真要做的时候,自己能不能做成功。但家乡的另一道菜——山粉圆子,现在的我烹制起来可谓得心应手。

在我的家乡,人们把红薯叫作山芋,山粉就是红薯的淀粉。在秋天,人们把成熟的红薯洗净了,磨碎、取汁、晾干,得到红薯的淀粉。城市的超市里买不到,我春节回乡探亲的时候,亲友殷勤相赠,家乡的山粉才跟着我来到了北方。

做山粉圆子这道菜,首先要取适量的山粉加水调成糊状。锅中注入少量油加热,防止粘锅。油热即把调好的山粉糊倒入锅中,用筷子不停地搅动、糊干,用铲子翻成烙饼,烙好了的饼色泽呈半透明胶状,无白色夹心。这是做好山粉圆子这道菜的一个核心步骤。

我一开始却掌握不好这烙饼的功夫,常常弄得外面糊了,而里面的山粉还是白色。后来,灵机一动,把山粉经过简单的翻烙之后,取到案上切成块,再放入锅中加水煮熟,煮熟后的山粉块成了一个个晶莹剔透的山粉团。捞出去水,置入盘中。取适量五花肉,煎炒七分熟时,把盘中的山粉团倒进去,先后加酱油、蒜瓣,至汤汁变稠时,撒上葱花,一盘色泽金黄、清香四溢的山粉圆子就做好了。品品那圆子,软而不糯、甘美如饴;品品那五花肉,香糯不腻、入口即化、回味生津。

掌握了做山粉圆子的诀窍后,我就常常在家中卖弄这技术。有一回,我在厨房卖弄,调糊、切肉、剥蒜、切葱……邻居胡姐来找我爱人聊天,时候不早了,胡姐起身告辞。我的山粉圆子恰好烧制成功,清香溢到客厅,胡姐挪不开步子了,吸着鼻子打听这香气的由来。正是吃饭的时间,我说:“留下吃饭吧。”胡姐还客气,说:“唉哟,我可在减肥,晚饭只吃一根黄瓜一个苹果的。”临了,一盘山粉圆子被她一个人吃了半盘,不好意思地擦着嘴笑着说:“能品尝到如此美味,管他减肥成功不成功呢,撑就撑一回吧。”

许多朋友品尝到我做的山粉圆子后,都对我家乡的美味羡慕不已,纷纷做出将来要去一游的决定。

我家乡还有一种风味小吃,叫米面。这米面和前面说的蒿子粑的米面可不是一回事,蒿子粑的米面指的是米粉做的粑面,而我现在说的米面,是用米浆蒸制成面条,类似于云南的米线,吃起来却比云南米线劲道,味道也有许多细处的不同。这米面只有在我的家乡桐城才能买到、品尝到,到了省城合肥,超市里虽然也有卖米面的,吃起来却不是我家乡的味道了。

记得有一年,我母亲煮米面时,佐入了湖里刚捕捞上来的、身长不盈一寸、通体透明的小银鱼。我吃过后,那份清香、那份鲜美,至今只要一回味,仍令人垂涎欲滴。

家乡的味道啊,就是那浓浓的乡愁,久久地、久久地弥漫在游子的心头。嬉子湖上的月“嬉子湖位于桐城东南部,因沿湖儿童常嬉戏于湖中而得名”,我家乡的人这么介绍着嬉子湖。

我的童年却没有享受到这份野趣,因为我所在的村庄离嬉子湖边有15公里。而且,那时候的嬉子湖还是藏在草泽中的一颗明珠,远没有现在“国家4A级景区”的名气,所以,我也就没有了跑15公里的路去嬉子湖里嬉戏的动力。

记忆中第一次与嬉子湖相遇,是个晚上。那年我五六岁吧。那时,舅爹爹的船队停靠在嬉子湖装粮食,装满粮食后从嬉子湖出发,再经过12公里的长河,船队就进入长江了。舅爹爹常年在水上漂,还没有见过我的模样呢,而他白天又要忙着装货,实在没有时间,便托人捎话来,嘱咐父亲晚上领着我到他的船上一见。

到了湖边的时候,湖上的月早就升起来了。舅爹爹的船队,并排靠在一起。几盏渔火亮在船上,倒影闪烁在水里,让我疑心是来到了仙境里。父亲牵着我的手,上了跳板,在船和船之间穿行。船头木板上新刷的桐油味道,以及甜美的湖水中夹杂的一点浅浅的鱼腥味,让我至今回味绵长。那晚,湖上的月亮像新雨后的一样澄明、皎洁,月光照在水面上,似乎有无数只流萤随着水波一漾一漾地往前飘荡……一直飘进我童年的梦里了。

在我们桐城,“舅爹爹”一词是奶奶娘家兄弟的称呼。我奶奶的娘家兄弟都是船员。我们家乡的人又把船员统称为“跑船的”,不管他是船长、大副,还是普通的水手。小时候,听奶奶说我的父亲也差一点儿成了“跑船的”,可是我父亲差不多算是独子,将来要做家里的顶梁柱。爷爷说,“行船跑马三分命”,我爷爷舍不得让父亲去跑船呢。

小时候,我却对跑船人的生活充满了向往。总觉得他们走南闯北,跑过大码头,见过大世面,是“喝江水,讲海话”的人。

我年龄稍长时,我的大姐出嫁了。说来也巧,大姐嫁到的地方叫“鲟鱼”,就是嬉子湖水过12里长河,流入长江的入口处。当年,大姐的家距长江江堤不过100米远,而且我的大姐夫也是一名“跑船的”。

大姐夫健谈,每次一来我家,喜欢把他跑船的见闻讲给我父亲听,我当然也很喜欢听了。大姐夫的船队常跑常州和镇江。所以,我在少年的时候,就知道了常州有个红梅公园,还有个瞿秋白纪念馆。镇江有“三怪”——香醋摆不坏、肴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

大姐出嫁后,我有更多的机会亲近嬉子湖了。去大姐家,要乘一条往返的“机班船”。这条“机班船”跟我后来在大连海滨所见的小型游艇类似,但行走的速度极慢,十几公里的水程,它要行驶将近两个小时。

暑假,我从嬉子湖出发,坐上这条“机班船”。我喜欢站在船头,看湖上的景色。船沿着湖边走,湖边的青山都不高,山上生长着竹子、松树、枫树……青绿绿的一片,间或露出一块、两块山岩,或类绵羊,或类水牛,或类顽猴……都极为俊俏。

船在湖中走,若没有柴油机的轰鸣声,就像一只随着流水缓缓行走的木排。青山倒映在湖中,澄澈的湖水也成青绿的了。在满眼青绿的背景下,船上柴油机的轰鸣声,不时惊起在不远处沙洲上憩息的白鹭,“惊起却回头”。有调皮的鱼儿跟着船赛跑,而野鸭呢,成双成对地在湖中游来游去。真是“沙鸥翔集,锦鳞游泳”,让那时候的我愈加感到这就是仙境了。

有一年暑假,从嬉子湖出发,我还跟着大姐夫的船,在长江上生活了七日。我的父亲是一名饱读诗书的乡村文人,他虽然没有离开过家乡,可他从书本上熟知了长江沿线许多风物掌故。父亲也希望有机会像嬉子湖的水一样,流过长河,流到长江的沿线去看一看。可家中农活忙、琐事多,他一直没有寻觅到合适的机会,这样的心愿在父亲的心底惦记着呢。所以,我在研究生毕业前夕,对他说起打算去南京或苏州工作的话,他听后,感到非常高兴。

那年春天,我硕士毕业在即,父亲却卧床不起了。父亲患的是晚期肾癌。全家的人都向他瞒住了病情,他也以为自己只是得了中风的毛病。与此同时,我们用中医药调理着父亲的身体,期盼着能够出现奇迹。父亲病重期间,我安慰他,等他病养好了,我的工作也定下来了,就把他接到南京去。父亲老了,也该享受生活了。到了那一天,我们从嬉子湖出发,过12里的长河就到长江了,江水往东走,经过马鞍山的采石矶,就到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病中的父亲听我说完,黯淡的眼里现出熠熠的光,可他等不到我毕业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也离开了家乡,住进合肥我弟弟家。可是我的老家还有亲友呢,嬉子湖边还住着我的表叔一家呢。

今年春节回老家探亲。表叔知道我是个爱湖的人,我一到他家,就把我领到嬉子湖边。嬉子湖春来早,漫步湖边,湖边的小草已经迫不及待地绿起来了,颇有“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意趣。放眼湖上,“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湖水轻轻地荡漾着,像一匹无边的丝绸。

湖的那边,一抹黛青色的地方,是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的故乡。当年的她也必定是从嬉子湖出发的,然后把黄梅戏这个地方小戏带进了艺术殿堂。

悠悠嬉子湖的水啊,孕育了一方人杰地灵。有多少嬉子湖的儿女,长大后,随着嬉子湖的水,来到了长江,来到了长江沿岸。而他们也多凭着勤劳、纯朴、善良的品格,在长江沿岸生根,闯出了自己的一方天地。譬如说,江苏雨润集团的祝义才,有多少南京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呢?可又有多少南京人知道他是从嬉子湖畔出发的呢?

在嬉子湖畔徘徊,我的表叔还告诉我,嬉子湖白天的景色是美的,可夜晚的嬉子湖也别有一番风韵:晚凉风静,仅凭湖上几盏忽隐忽现的渔灯,都能让从都市风尘仆仆过来的人有一种脱离尘世喧嚣的感觉。

听着表叔的描述,我一下子想起童年时的那个月夜。恍惚之间,我仿佛看到了有谁不经意地拨动了木浆,发出了“欸乃”的一声。表叔不会知道,那一刻,我想象中的“欸乃”一声,拨动的不是湖水,是我的心哪。而微风正把湖水的气息带过来,有甘蔗香甜的芬芳,还有丝丝水草的腥味,久久地在我的心头弥漫。

今夜,宁静的月光从我的窗前透过来,让我思念起家乡的嬉子湖了。我忽然想,那些曾经随着嬉子湖的水,流到长江沿岸的游子们,今夜,会不会也有人像我一样想起了嬉子湖上的月呢?这月光随着湖水,“滟滟随波千万里”。若是你们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你们可以漫步到江边,掬起嬉子湖流来的月波啊。

可我的父亲呢?我的童年呢?我童年的故事呢?我该上哪儿去寻找你们啊……合肥李鸿章故居游记

正月初三的下午,雪后初霁。我在合肥,和母亲来到位于淮河路步行街中段的“李府”——李鸿章故居。这一天的门票很便宜,每人十元。平常的日子,门票是每人二十元。我购得两张,还得到了售票处赠送的约两寸见方的“李府糕点”一块。我看了售票处的说明,原来正月初这几天,“李府”推出优惠游活动。平常的日子,游客大概享受不到这样的美味。“李府”前后共五进,自南向北依次为大门、过厅、中厅,以及内眷所住的“小姐楼”。有关资料说,“李府”占地2500平方米,建筑面积1900平方米,是合肥市现存的规模最大的名人故居。

两扇高大厚实的朱漆大门,门前高挑两只写有“李府”字样的灯笼,再加上门前一对威武的石狮,这些平时只能在电影里见到的场景,吸引人迈上高高的台阶,去领略昔日主人的不凡气势。跨过高高的门槛,外面是一进狭长的院子,宽度大约只有三米左右,对面的建筑是过厅。坡型屋顶上的积雪正在融化,这天温度升得很快,积雪融化后从房檐上流下来,形成一道雨幕。从大门到过厅,要穿越两道雨幕,不小心就能溅湿衣襟。过厅正中是一座屏风,上方高悬一块匾额,上书“钧衡笃祜”四个字。“钧衡”指的是重臣,“笃祜”指的是厚福,有关资料说,这四个字是李鸿章七十大寿时光绪皇帝御笔所赐,以示对股肱重臣的褒奖。木板制成的屏风,整块厚度约有两寸,无声地诉说着主人的身世不凡。

迈出过厅的高高的门槛,外面又是一进狭长的院子,宽度与前面的院子相同。对面的建筑叫中厅,又称福寿堂。从过厅到福寿堂,也要穿越两道雨幕。想昔日的主人,从大门到福寿堂,逢下雨的日子,也要越四道雨幕,甚是不便。这么一座富丽的豪宅,却也有一些不便的地方,是否隐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思,凡事不可太圆满,有“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儒家思想在内,也未可知。

过福寿堂,转屏风,就进入内眷所住的“小姐楼”,也就是戏曲中所说的“闺房”或“绣楼”。“小姐楼”为一座封闭回廊式木楼,典雅古朴。有关资料说,楼上东首第一间是李鸿章幼女菊耦(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母)所住,正中是老夫人所居。“小姐楼”后,原有一个很大的后花园,但现在早已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了。

故居的主人李鸿章无疑是位人中豪杰,这位豪杰断非那种草莽英雄可比。李鸿章和曾国藩一样,都是以文人的身份而成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兵元帅。我觉得李鸿章人格的完善在于其深得儒家思想的精髓。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中,有一段关于李鸿章在马关遇刺后“伟丈夫”形象的描写:“当遇刺之初,日皇遣御医军医来视疾,众医皆谓取出枪子,创乃可疗,但虽静养多日,不劳心力云。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刺割。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李鸿章传》中还有不少关于李鸿章为人处事的描写,有一段说李鸿章“治事最精核,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轻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之人也”。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差不多有“完人”性格的李中堂,后世对他的评价却“毁誉参半”。有论者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李鸿章学习他的老师曾国藩,在平太平天国或者在平捻后,功成身退,自不失一世清名。奈何他不识时务,处权力的巅峰而不思退隐,以致落下“甲午海战”之败和《马关条约》签订两大败笔。初听来,也的确不无道理。

但后来我想,作为李鸿章,他自身其实比我们今人更清晰地明了自己所处环境的艰难。那么他早知“晚倾波涛离海岸,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知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那他偏偏还要往马关那畔行干吗?另据有关资料记载,甲午战事结束后,李鸿章曾忧愤地说:“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酝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自“十年以来”一句,可知文娱武嬉一事为积弊。他自身又没有能力革除积弊,可知李鸿章清醒地知道自身所处环境艰难,如陷泥沼。陷入泥沼而不知自拔,李鸿章究竟想干吗?是不是这些都可以归结到李鸿章的“不识时务”上呢?似乎是,又似乎不是。这日,在李鸿章故居的青砖上漫步,我一时也难以寻觅到合适的答案。《李鸿章传》还记载了李鸿章的一件逸事:李鸿章生平最遗恨一事,曰未尝掌文衡。戊戌会试时在京师,谓必得之,卒不获。虽朝殿阅卷大臣,亦未尝一次派及,李颇怏怏云。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从中可见李中堂其实也是一位性情中人。然而梁任公对此事的评价却是:以盖代勋名,而恋恋于此物,可见科举之毒入人深矣。

梁任公对李鸿章的评价颇客观公正,他的《李鸿章传》一书也被誉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我对他文中的观点多叹服,独此事不敢苟同。梁任公为广东人,他能见科举之毒入人之深,却不能见“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入皖人心之深也。任公若明白这一层意思,便不难明白为何从前的徽商即便在外面攒下万贯家财,这万贯家财也要留给子孙做读书的费用了。任公若明白这一层意思,便不难明白为什么我们桐城人有“穷不丢书,富不丢猪”一说了。皖地自古多才俊,盖一方风俗出一方人也。

来到李鸿章故居参观的这天,母亲和我形影不离。她不识字,而故居内展出的多是文字材料,我在细细浏览这些文字材料时,她就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我。那年我腊月二十九回合肥,正月初四就要回京。假期太短,短短的六天里,母亲须臾也不舍得离开我。母亲对儿子的爱比海水还深。

回京后的这些天里,我思念着母亲,突然就想到李鸿章生逢清廷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朝廷大厦将倾之时,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在马关,他也清楚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一旦签订,自己必然要背上千古之骂名。他说,“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他能清醒地看到自己将来可能谤满其身,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能说他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吗?李鸿章对清廷的感情又何尝不是比海水还深呢!

对于李鸿章的“毁誉参半”,《李鸿章传》开篇有一段精辟的话:“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这句话足可为有积极进取心却又顾虑满怀的人借鉴。

不知道是不是推出优惠游的原因,正月初三那天下午,来李鸿章故居参观的人很多,可以用“络绎不绝”四个字来形容。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但不知有几个人能读懂李鸿章。蒲公英的种子

当我和二弟做出明天就去江西的决定时,母亲似乎是为了再次证实一下,盯着我说:“既然这么决定了,那我就开始收拾东西啦。”我说:“你收拾吧。”

然后,母亲就进房间了。其实并没有什么东西要收拾的,母亲只是进了房间,换了一身崭新、洁净的衣服出来,仿佛我们立刻就要出发似的。皱纹在母亲的脸上像绽放的花瓣一样舒展,那花瓣上写满的是喜悦和激动。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江西省彭泽县,那个陶渊明当过县令的地方。这是一个紧邻安徽的县,与安徽省宿松县隔江相望。在彭泽县清风岭垦殖场,生活着母亲的大姐和二姐——我的大姨和二姨。只不过,许多年前我的大姨就已经把自己的骨头埋进那片土地里了。而母亲也有三十年没有去过那片土地了。

所以,母亲就很激动、欣喜,激动和欣喜中似乎又有些心神不宁。她换好衣服出来,郑重其事地嘱咐我:“先给你二姨打个电话,好知道她在不在家,免得明天去扑个空啊。”话说出口,母亲就觉得不妥,又说,“你二姨不在家,又能去哪里呢?她有两个小孙子,一个三岁,一个两岁,她哪里也去不了,肯定只能在家带孙子。可是,你还是先给你二姨打个电话,免得明天突然到了,你二姨一家措手不及的。”

我拨通了二姨家的电话,这么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给二姨打电话呢。电话里传来一个苍老的女音。我喊了她一声“二姨”,她愣住了。母亲把电话拿过来,说:“刚才和你说话的,真是你的外甥,对对对,是大老表,明天我们去看你,还有二老表。”二姨很兴奋,电话里声音大起来,我听得真真切切的。二姨说:“你说的是真的吗?是真的呀!一开始我还不敢相信是真的,你们真能来,那太好了!”二姨说的“大老表”指的是我,二姨是跟孩子们叫的,我们老家那一片把“表兄”“表弟”都唤作“老表”。

母亲收了电话,我也很激动,说:“我长这么大了,明天,才第一次见二姨呢。”

母亲立刻纠正我:“你哪是第一次见二姨呀,你小时候,二姨回娘家,还抱过你呢。”但这件事于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这说明二姨抱过我的时候,我还不记事呢!这不算真正地见过二姨。

但如果以此来证明我明天将是第一次见二姨还是不准确。我记事时,记得在我家的镜框里,有一张二姨的照片。那是一张黑白照,照片上的二姨,一张清秀的瓜子脸,虽然穿的是那个年代的制服,但仍难掩她苗条的身材。镜框挂在母亲的卧室里,二姨站在上面,两条长长的辫子垂挂在胸前,一只手抚弄着辫梢,笑意盈盈地望着我们一家人。所以,我熟悉二姨的模样。

我家在安徽省桐城市朱桥乡。我外婆的家在近邻的高桥乡,距我家只有五公里。二姨父的老家也在高桥乡,距外婆的家还不到一公里。

我们常讲“故土难离”“叶落归根”。可年轻时的大姨和二姨为什么要跑到离家乡那么远的地方呢?而且,离开了就不回来了。小时候,我就此问题问过父亲和母亲。父亲回忆着说:“还不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闹的!尤其是到了一九五八年那会子,许多人都没得吃,只能吃树上的树皮和地上的草根,后来连树上的树皮、地上的草根都被人吃个精光,没得吃了就吃土,弄得村子里天天都死人。这个时候,有老乡从彭泽县带信过来,彭泽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在大山里面开荒养殖,饿不死人。人活着不就是为了一张口吗?”父亲对母亲说,“当年,你不是也差一点跑到彭泽去了吗?”

母亲有些羞涩地说:“哪是差一点去了!是去了,又回来了呢!”

迄今为止,母亲一共去过两次彭泽县清风岭垦殖场。第一次是父亲说的一九五八年。那一年,母亲才十六岁。

大姨和二姨到了彭泽后,托人捎口信给外公和外婆。我从未见过我的外公,听母亲描述,外公常常穿着一件蓝士林的长褂出门,外公的手上还提着一根长长的旱烟袋。母亲说,那个年代,乡间有件蓝士林长褂的可不是一般的人,我的外公是位牛经纪。牛经纪不是牛贩子,牛贩子只贩牛,牛经纪除贩牛外,帮人相牛也是一项主要收入来源。外公相牛的水平很高,闻名十里八乡,所以到处吃香喝辣。可是,一九五八年时,这位牛经纪无牛可贩,也无人请他相牛。一九五八年时,这位牛经纪旱烟抽得更凶,他常常捧着长长的旱烟袋,蹲在门前一块废弃了的石磨上,大口大口地抽烟,浓浓的烟雾从两只鼻孔喷出,在他的眼前弥漫开来,遮住了他愁苦的面容。

外公在一九五八年接到两个女儿的口信,内心很踌躇。外婆一生生了十个子女,而长成人的只有五个,按年龄排下来是:大姨、大舅、二姨、小舅、我母亲、小姨。一九五八年时,大舅已经是个手艺人,在国营的木器厂做工。家中虽然没有余粮,但也不是家徒四壁,所以外公不舍得丢弃这个家。大姨和二姨带来的口信是,到了这边,人肯定饿不死,但过日子也很不容易,因为一切要从头开始。

外公接到两个女儿的口信后,足足抽了十袋烟,然后把旱烟袋往鞋跟上一磕,从石磨上站起身,外公家的一个重大决定诞生了:外公决定小舅和小姨留守,他携带外婆和母亲先到彭泽看看,如果那边住的地方确实弄妥帖了,到时再接小舅和小姨过去不迟。

外公、外婆和母亲出发的那天,是五月的一个清晨。家中储备的一点粮食差不多能够让小舅和小姨渡过这个青黄不接的季节。这天清晨,东方刚露出鱼肚白,而一轮半圆的月还挂在西天,尚未隐去。露珠在路边的小草上无声地滚动,像外婆的泪在脸上悄然滑落。

外婆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一步三回头,仿佛她的心不是一颗心,而是一颗茧,一根丝缠在家里,走一步,丝就扯一截。外公狠着心说外婆:“瞧你这点出息!”说完,外公也觉得自己嗓子眼发紧,他低着头,拉着母亲的手往前紧走了几步。

这一天,外公只穿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旧单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穿那件代表他身份的蓝士林大褂。是因为牛经纪无用武之地了,还是因为江湖险恶,怕途中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至今成为悬案。母亲倒是穿着件新花衣,把自己打扮得像是要去走亲戚一样。

母亲的确是去走亲戚,只不过,出发时她不曾想到,这走亲戚的路这么长。

我曾经在地图上,一遍一遍地搜寻母亲当年行走的路线。从安徽省桐城市到江西省彭泽县城,走高速的话,是一百七十公里。如果不走高速,走省道,有二百八十公里路程。从彭泽县城到清风岭垦殖场,有四十公里。以最远的路程计算,不过三百二十公里的路程。如果开车,车速平均每小时五十五公里,跑完全程不过六个小时。

可我的外公、外婆和母亲在一九五八年只能靠自己的脚远行,外婆还是小脚,走路的艰辛可想而知。每天走四十公里,十六岁时的母亲走完全程用了八天的时间。八天后,见到大姨和二姨,母亲的新花衣已褴褛不堪,外公和外婆也成了一对老叫花子的模样。

这一次,母亲在彭泽待了有半个月左右。外公拖着外婆和我母亲住在两个女儿家,日子过得也很凄惶。半个月后,有人从桐城捎口信来,上面的救济粮下来了!想回家的就回家吧!我们饿不死了!

大姨、二姨已经分别有了大姨父、二姨父,大姨父、二姨父同样是从安徽省桐城市来的,他们不想就这么回家,春天,他们已经在这里种下了种子,他们要等待秋天的收获。我曾经问母亲:“当时你是愿意留下来还是回去呢。”记得母亲说:“我还是想家呢,尤其是想你小姨。”

外公和外婆毫不犹豫地拉着我母亲的手踏上了返乡的路。这一走,又是八天。这条路,外公只能走这一回了。这年的冬天,外公就没了。我不知道外公在去世之前是否有了某种预感,所以,当初才那么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走了回来。外公是“叶落归根”了。

母亲不识字,问她十六岁时的行走路线,她只能大概说出路过的地点,她说经过了怀宁、太湖、望江、宿松,过江才到彭泽县的。第一次到彭泽,来回过江,江上都是风平浪静的。

我找来地图,用笔把这些地方连起来,连成一条线。这条线一头挑着江西彭泽,一头挑着安徽桐城,弯弯曲曲地,像不停跳动的心弦。

晚上,母亲又和二姨通了一次电话,告诉二姨我们明天大约到达的时间。然后,和我们坐在灯下的沙发里,聊大姨和二姨家的故事。母亲说,大姨父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退伍军人,所以,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抗美,一个叫援朝。后来,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退伍军人是能享受政府抚恤的,可是大姨父却享受不到,因为他退伍后,政府安排工作了,他自己不干,一九五八年跑到彭泽来开荒垦殖,把证明他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经历的档案都丢失了。母亲说,大姨父生前不曾伸手向政府要过一分钱。没想到他死后十几年了,我的表兄抗美和援朝却在不依不饶地向当地政府申领父亲的补助款。我听了,觉得母亲似乎说的是一个与我们无关的故事。

这个晚上,母亲还向我们透露了一个小秘密。当年,二姨在家的时候,许配的第一个对象,并不是我现在的二姨父,而是本村的一位小学老师。

年轻时的二姨却鬼迷心窍地喜欢上了邻庄的一个小篾匠。篾匠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有一双巧手,能把竹子削成丝一般柔韧的竹片,编织成各种各样的竹器。“篾匠手再巧,在当时也是不行呀,人家做老师的,毕竟是正式工作,是工人,干到现在退休了,退休金都不少拿。”母亲说。母亲把一切有正式工作的、将来能拿退休金的人,都唤作“工人”,那些年如此,这些年还是如此,不管对方是“公务员”,还是“教师”“律师”。

母亲不知道,让二姨鬼迷心窍的小篾匠不仅手巧,嘴也巧,心也巧。嘴巧心巧得让那个站在我们家镜框中笑意盈盈地望着我们一家人的二姨义无反顾地跟着他往彭泽跑,并且让他成了我的二姨父。这是多么具有诗情画意的爱情故事啊。他们双双奔向那个陶渊明曾经当县令的地方,“寒窑虽破能抵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这又像一切童话的结尾:历经坎坷的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了。

然而,童话毕竟只是童话。追求到甜美爱情生活的二姨和二姨父并不总是琴瑟和鸣,相敬如宾。两个人也常为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得面红耳赤。母亲第二次去彭泽就是因为二姨和二姨父的家庭纠纷,只不过这一次闹得大一些。二姨父给我母亲发了六个字的电报:二姐病重,速来。

这是在一九八一年,这一年我一岁半的小弟还躺在母亲的怀里吃奶。这一年,我的小姨去了山西小姨父的单位,外婆已去世多年。大舅、小舅和母亲心急火燎地往江西赶。

母亲抱起小弟的一刹那,愁容笼罩着面庞。十六岁那年远行的艰辛让母亲心有余悸,更何况现在还抱着一岁多的娃娃。大舅和小舅安慰母亲:“现在和那些年不一样了,不用步行,我们坐长途客车去,坐到宿松,然后从宿松过江,江那边就是彭泽县城。”

母亲坐上了长途客车,然而从未坐过车的母亲晕车晕得厉害。车行一路,她呕了一路。一九八一年的长途客车跑不快,一九八一年的路也没有现在的路况好。母亲一行早上从桐城出发,黄昏时分才抵达宿松的过江渡口。母亲踉踉跄跄地下了车,感觉人飘乎乎地,像飘在云里雾里,两腿找不着大地。是紧紧抱在怀中的娃娃让母亲渐渐没了失重的感觉。

那个黄昏的渡口,在母亲的描述中,像一幅清晰的画面定格在我的脑海里。起风了,下雨了,风狂雨骤得让柳条狂舞,让小树弯腰。黄昏的雨幕中江水在汹涌澎湃,一艘小木船在大江中颠簸。小木船里坐着大舅、小舅、母亲和我的小弟。浪涛瞬间卷来,小木船冲上了浪峰;浪涛瞬间跌碎,小木船又跌入浪谷。把旱鸭子母亲的五脏六腑搅得翻江倒海。更折磨人的是对死亡的恐惧,我仿佛看见了母亲瞪着一双惊慌失措而又茫然无助的大眼睛,在浪涛中绝望地煎熬,让我的心也跟着酸痛。后来,母亲回忆这次过江的经历时说:“当小木船在江心打着旋的时候,我想我可能再也回不了家,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今天我的命要送到这里了。不光是我害怕,你小舅的脸色也变了。不害怕的是你大舅和你小弟,你大舅跑过大码头,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你小弟不懂得害怕,两只眼滴溜溜地盯着我看。”母亲后来谈及那次过江的经历,是带着笑容说的,仿佛是在回忆一次愉快的旅行。

那个黄昏,那只小木船上,镇定自若的还有老艄公。他平安地把小木船撑到了对岸。母亲一行人夜宿在彭泽县城的一家大车店。

第二天,大舅和小舅还要拉母亲坐客车。母亲实在不想坐车了,说:“两位哥哥先去吧,把我娃抱着,我宁愿自己走过去。十六岁那年,我就从桐城走到彭泽呢。”大舅和小舅焦急地说:“还有四十公里路,要走得走一天。去晚了,不知还能不能见到你二姐的面。咬咬牙,顶多两个小时就到了。”

母亲最终还是咬着牙上车了。这四十公里是山路,客车在山路上盘旋,不亚于小木船在浪涛上颠簸。母亲听人说,晕车人不能吃饭,你腹中空空的,不就什么也吐不出来了?没有吃早饭的母亲在客车上还是呕,呕出一口一口的黄水。母亲事后说:“差一点把苦胆都呕出来了。”四十公里的山路,对于母亲来说,每一分钟都是煎熬,每一分钟都长似一年。最终熬到了目的地,面无血色的母亲被大舅和小舅搀扶着下了车。母亲的样子吓坏了大姨和二姨。

二姨家的风波已经平息了。原来,电报到大舅手上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大舅和小舅计划出发又用了一天,等到了二姨家,已经过去五天了。这一次,母亲在大姨和二姨家住了四天。一九八一年的清风岭垦殖场条件比一九五八年时好了许多,但在垦殖场工作得按时上下班,大姨和二姨一家都很忙。

四天后的回程又是同样的煎熬,只不过行程略有改变,是坐车到彭泽县城,从彭泽县城坐轮船到安庆,再从安庆坐车回桐城。

后来,母亲谈及这次远行时说,那个深山老林里面,谁要让我再坐车去,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去了,我宁愿自己用脚走过去。母亲至今仍对那次探亲之旅心有余悸。

后来,母亲知道晕车的人坐车吃晕车药就不晕车了。母亲吃了晕车药,试着坐短途的客车,果然好使。然而,母亲却再也没有去过大姨和二姨的家,无论是坐车还是用脚走过去。时间飘忽一过,竟然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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