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鑫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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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墓笔记：皇太极陵卷试读：
前言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存在276年（1636—1911年）。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清王朝的历史地位具有无可替代性。它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在缓和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中国版图的完整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这个王朝的第一个皇帝——皇太极，他与清朝的诞生、满族的发展，以及华夏政权的统一，都有着重要的联系，他是清朝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史称“崇德帝”。
崇德帝，爱新觉罗·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生于明万历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申时（1592年11月28日），死于清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亥时（1643年9月21日），终年52岁。作为大清王朝的创立者，皇太极在治国方略上颇有独到之处。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他自小就磨炼了意志，锻炼了政治头脑，培养了宏伟远大的志向，这些都为他最终夺取政权做了充分的准备。作为勇敢和智慧的统治者，皇太极锐意改革，巩固政权，更换国号，正确对待汉文化，等等，这些都促成了他青史留名。也正因如此，皇太极的个人经历和事迹比较受人关注。
纵观皇太极的一生，虽然战功赫赫，治国政绩斐然，但留给世人更多遐想空间的还是他的个人生活。他生活中离不开政治，也离不开女人，皇太极因为政治多了女人，也因女人而增强了政治。生前的传奇与趣味、惊险与浪漫，都是他52年生命的真实写照。皇太极也是清朝皇帝中与女人故事较多的一位。
生前故事多，死后也传奇。一代英主皇太极，事业正在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离奇地死去，火化后被葬入位于沈阳北郊的陵墓——昭陵。陵址的美丽传说、陵寝的奇特规制及神秘的地宫，这些历史的影子同样令世人兴趣十足。然而，人们在兴奋之余发现，作为昭陵的附属陵寝——皇太极的皇后陵，即昭西陵，里面更是神秘多多：其一，昭西陵居然建在了远在北京附近的清东陵；其二，昭西陵竟然被建在了清东陵的风水墙外；其三，昭西陵的陵寝规制十分奇特；其四，昭西陵的墓主人就是清初疑案“太后下嫁”的女主角——孝庄文皇后。
在历史的长河中，原本就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疑案和不解之谜，虽然历史工作者力图在浩瀚的档案里寻找线索，诠释和还原那些历史真相。然而在现实研究中，仅凭那些库房里面的档案，还是远远不足以解决问题的。
当前，研究古墓成为解决那些历史之谜和历史疑案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也是历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新课题。于是，文字档案与古墓相结合成为研究历史的新方法。
为了更好地将皇太极和他的后妃死后的另一面历史——陵寝史较为完整地介绍给读者，本书从皇太极的继位和死亡说起，进而介绍皇太极陵墓及陪葬墓的历史概况，在介绍陵墓的规制和演变的同时，将陵墓之谜与历史疑案融入其中，使读者穿越时空与古人零距离接触，辨别历史的真相、诽传和猜测。
本书介绍的陵墓共包括四座，即今辽宁省沈阳市的昭陵和昭陵妃园寝，河北省遵化市的昭西陵和老贵人园寝。引子唯一建在风水墙外的皇后陵
在北京东北约260里的地方，即河北省遵化市马兰峪境内的昌瑞山之南，有一处规模宏伟的古陵墓建筑群，它就是驰名中外的清朝帝后陵墓群——清东陵。
清东陵自康熙二年（1663年）二月始建，到1935年葬入同治帝的最后两位皇贵妃结束，在长达272年间共葬有清朝的5位皇帝和151位后妃及1位皇子。在这些埋葬的帝、后、妃中，历史名人众多，其中有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一帝顺治帝，有中国历史上当皇帝时间最长的康熙帝，有寿命最长、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帝，有为躲避洋兵而客死热河避暑山庄的咸丰帝，有寿命较短、与母不和的同治帝，还有两度垂帘听政、统治中国长达48年之久的慈禧太后，等等。不仅如此，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也为了凸显帝陵风水的陪护之势，在清东陵的风水墙外还建有许多王爷、皇子、保姆、大臣等人的陪葬墓。这些陪葬墓中的墓主人均非等闲之辈，有顺治帝的皇四子荣亲王，有乾隆帝的端慧皇太子，有顺治帝的皇二子、曾率军征讨叛军的大将军裕亲王福全，有两立两废的皇太子允礽，有文武双全、能征善战的康熙帝皇长子允禔，有曾与雍正帝争夺皇位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允禵，有为顺治帝殉死的侍卫傅达礼，有哺乳幼帝有功的4位皇帝的保姆，有被乾隆帝称为“第一宣力大臣”的大学士傅恒，有孝庄文皇后的贴身侍女苏麻喇姑，等等。
清东陵的建筑等级森严，皇帝、皇后的陵寝用黄色琉璃瓦盖顶，而妃园寝和亲王、郡王的园寝用绿琉璃瓦盖顶，其他陵园用布瓦盖顶。因此在清东陵，无论是陵寝还是陪葬园寝或园墓的规制，无疑都显示出帝陵的等级与皇帝的尊贵。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清东陵风水墙外的大红门东侧，竟然孤零零地有一座黄琉璃瓦覆顶、规制也很完备的皇后陵，此陵被称为昭西陵，墓主人则是大名鼎鼎的清初女政治家孝庄文皇后。
根据古制，皇后死于皇帝之后，如果不能同穴合葬，也要在皇帝陵附近建陵相伴。如顺治帝的孝惠章皇后死于顺治帝之后，不便打开顺治帝的孝陵地宫与之合葬，于是就在孝陵的东侧为孝惠章皇后单独建陵，取名孝东陵。按照这种制度，孝庄文皇后死后的遗体应该运到沈阳的昭陵与自己的夫君皇太极合葬，或者在昭陵附近择地单独建陵。但事实上，孝庄文皇后死后，她的遗体不仅没有被葬入昭陵，反倒以皇太后之尊、清东陵所有墓主人中辈分最高之身，被葬在了清东陵风水墙外的大红门东侧，这是什么原因呢？年轻时的孝庄文皇后像顺治帝半身像
在清东陵地区流传着这样一个民间传说，孝庄文皇后生前为了辅佐自己年仅6岁的儿子福临（顺治帝），以及为了满足长期的空房寂寞，下嫁给自己的小叔子多尔衮。在封建社会，这种与乱伦无异的嫂叔婚配发生在帝王之家，着实让皇室成员和朝臣感到无比的耻辱和羞愤。因此在孝庄文皇后死后，清皇室为了惩罚她，也同时为了警告后人，就将她葬在了清东陵的风水墙外的大红门东侧，令其在阴间看守子孙的大门。也有传说葬在清东陵风水墙外是孝庄文皇后自己决定的，因为孝庄文皇后自知自己的下嫁行为深为社会所不齿，很对不起夫君皇太极，自己没有脸面在阴间面对皇太极，于是就让孙子将自己葬在了远离皇太极的清东陵，并看守大门，借此陪伴自己的儿子顺治帝。民间称孝庄文皇后与多尔衮之间的暧昧事件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的“太后下嫁”。于是，按照清东陵地区的这种民间说法，昭西陵建在清东陵的大门外，则是清初疑案“太后下嫁”的又一个有力旁证，侧面表明了清皇室承认孝庄文皇后确实与多尔衮之间存在不符合道德标准的婚配行为。多尔衮像清朝皇陵分布图
那么，上述说法到底成不成立？孝庄文皇后的陵墓位置和“太后下嫁”之谜到底有多大的关系？我们先来谈谈孝庄文皇后的陵墓为什么建在清东陵和她的陵墓位置为什么如此特殊两个问题。
关于孝庄文皇后葬在清东陵的原因，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
1.孝庄文皇后死后，其遗体没有火化而是用棺椁装殓的。皇太极死时，按照满洲旧俗，皇太极的遗体火化后装入骨灰坛，而孝庄文皇后死的时候，满洲皇室已经接受汉俗，不再火化遗体，采用棺椁装殓。棺椁要是与骨灰坛放在一起，不伦不类，因此不能合葬。死于孝庄文皇后之前的孝端文皇后，因为死后的遗体是火化的，所以孝端文皇后的骨灰坛就被送到关外与皇太极骨灰一起合葬。因此，孝庄文皇后死后的遗体没有与皇太极合葬，其原因是孝庄文皇后遗体没有被火化。
这种说法，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在皇太极陵寝附近另建皇后陵，也没有解释不合葬而葬在清东陵的原因。
2.孝庄文皇后葬在清东陵，是她自己的遗愿。对于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建在清东陵之事，清东陵守护官员所编辑的《昌瑞山万年统志》上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身后之事，特以嘱汝。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卑不动尊，此时未便合葬，若另起茔域，未免劳民动众，究非合葬之义。我心恋汝父子，不愿远去，务必于遵化安厝，我心无憾矣。
按照上述记载，孝庄文皇后死前留有遗嘱，在遗嘱中主要阐述了两点：
其一，卑不动尊，自己不能与皇太极合葬；
其二，自己希望留在遵化陪伴顺治帝和康熙帝。
也就是说，葬在清东陵是孝庄文皇后自己决定的。
既然孝庄文皇后有这样的遗嘱，那么，作为与祖母感情最深厚的康熙帝只能遵照遗嘱，将孝庄文皇后安葬在大清国建于遵化马兰峪境内的新的皇家陵园。
陵寝位置选好了，接下来怎么个安葬法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对此，民间有这么一个传说：孝庄文皇后死后，康熙帝令人抬着孝庄文皇后棺椁来到马兰峪境内的清东陵大红门前，棺椁突然沉重了起来，无论杠夫怎么使劲，都无法移动棺椁寸步。护送官员没有办法，只得将此事上奏给康熙帝，康熙帝一时间也没了主意。夜间，康熙帝做了一个梦，梦中的祖母对他说，棺椁停灵的地点就是风水宝地，可以就地为她建陵。于是，康熙帝命人在那里为孝庄文皇后建立了陵寝。
其实，孝庄文皇后的陵墓之所以建在清东陵风水墙外的大红门东侧，是有以下三个原因的：
1.辈分最高，且是女性，不能葬入风水墙内。清东陵最好的风水及主要位置已经被顺治帝占用了，她不能祔葬在其身边。在封建制度下，不管孝庄文皇后身份地位怎么高贵，都不可能高过男性天下的皇帝地位，因此她儿子不可能为她腾出最为尊贵的帝陵位置。
2.左为贵，且地势佳。在方位上，古人认为左尊于右。在地理位置上，昭西陵位于清东陵风水墙外大红门的东侧，即左侧，且那里的地理风土适合建陵；而大红门的西侧，不但地势低洼，还靠近西大河，不适合建陵。因此，大红门的东侧是最佳的陵寝选址，孝庄文皇后的陵寝只能建在那里。
3.表明与清东陵不属于同一帝陵体系。清朝皇后陵名都是与先帝陵名为主，再附以与皇帝陵方位而形成的。比如，顺治帝的皇后陵在顺治帝的孝陵的东侧，其名称就是“孝东陵”；孝庄文皇后的陵在皇太极的昭陵的西面，所以称为“昭西陵”。清朝皇家之所以将昭西陵建在风水墙外，其用意是证明孝庄文皇后的陵与远在关外的昭陵是同一体系，陵寝虽然建在了清东陵，但还是昭陵的附属陵寝。
由此可见，孝庄文皇后的陵寝建在清东陵并在风水墙外大红门的东侧，与历史疑案“太后下嫁”没有任何关系。如果硬说有关系的话，反倒只能说明孝庄文皇后没有“下嫁”。道理很简单，作为最尊贵的帝王之家的清皇室，如果真承认孝庄文皇后是“下嫁”了，由于当时受到汉族文化影响，肯定认为这是不光彩的事情，“家丑不可外传”是首先应该做的，清皇室会想尽办法消除“下嫁”这件事情的影响和传播，根本不可能将这件“家丑”进行宣传，这是基本常识。历史是个大舞台，在力求真相的同时，百家争鸣，言论多种，其本身就是对历史疑案的解释和延续。在没有发现新的有力证据前，还是先对“太后下嫁”这个历史疑案存疑更为稳妥。
既然了解了孝庄文皇后陵寝建在清东陵风水墙外的原因，那么再让我们来看看她的男人——皇太极的陵寝吧。第一章昭陵：皇太极的陵寝
帝陵的选址必然是风水极佳的宝地，然而作为清朝祖陵中最大规模的昭陵，它的风水却是靠人工来弥补的。不仅如此，昭陵奇特的陵寝规制、神秘的特色建筑，这些都令其在清朝帝陵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一、普通又奇特的陵址
辽宁省沈阳市北部的皇姑区泰山路12号是一处规模宏伟的古代陵寝建筑，它就是清朝皇帝皇太极的昭陵，当地人称为“北陵”，是清朝在关外三座帝陵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帝王陵。昭陵的陵名是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十一日命名的，寓意将皇太极的文德武功彰显于世，并使之显扬于后。昭陵的满文写法转写成拉丁文为“eldengge munggan”，译音为“额勒登额蒙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如果有好的风水，再加上有“名人”的相伴，这才是真正“根正苗红”的风水佳地。
昭陵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优雅，山清水秀，林高草茂，鸟语花香，处处显示出这是一处佳气葱郁、万年帝业的风水宝地。因此，在清朝官方的《盛京通志》一书上就有关于昭陵风水的精彩描述：
源出长白山西麓，由长白而至永陵启运山。由启运山而至福陵天柱山，而至昭陵隆业山，一脉相承。隆业山自城东北层峦至此而宽平宏敞，有包罗万象、统御八荒之势。辽水右迴，浑河左绕，轮囷葱郁，洵永固之丕基也。昭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牌昭陵和昭西陵的满文书写昭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志牌
对此，雍正帝写诗《谒昭陵恭颂》赞美道：
钟灵毓秀气佳哉，宇宙从兹景运开。
帝统兼因文治广，圣基岂独武功恢。
辽韩海水涵深泽，松杏山高接上台。
虔肃奉觞恭拜毕，五云飞处久徘徊。
昭陵风水既然如此完美、和谐，但据记载，皇太极生前并没有营建自己的陵寝，也没有发现有他选择陵址的记载，然而民间对于这些似乎并不在意。于是，关于昭陵这块风水宝地的由来，当地就有了这样两个美丽的传说：
第一个传说，皇太极路过位于沈阳西南的仙女河这个地方，在河边发现了7个美丽的少女，少女告诉皇太极，她们是天上的七位仙女，只要皇太极用8年时间能在仙女河畔找出100眼泉水，她们就会嫁给皇太极为妃，但前提是不能少一眼泉水。皇太极令100个士兵分头找这些泉水的同时，还决定将自己的陵墓也营建在这里。然而8年时间过去了，却只找到了99眼泉水。原来，那最后一眼泉水是被皇太极的仇敌——一个叶赫部的老头藏了起来，并在泉水上面盖了房、搭了炉灶。由于皇太极未能实现对仙女的承诺，不但丧失了秀色可餐的艳妃，还失去了对这块宝地的兴趣，只能另寻其他的陵址。当听说在沈阳城北35里的地方也有一块百泉之地，皇太极依旧没有找足100眼泉水，只能再次放弃。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几番周折，皇太极在城北十里卧龙岗不但找到了百泉，还意外发现这里有百花、百果、百鸟、百兽。古人认为，“泉不及百者不能作为陵地”，于是昭陵最终在这里建了起来。
第二个传说，皇太极生前虽然多次派人寻找自己的风水宝地，但一直未能如愿。一次，他外出打猎，无意间追踪猎物来到这里，发现猎物不见了踪影。正在四处寻觅时，忽然听见一阵乌鸦的聒噪声，觉得很是奇怪，循声找去，发现在一个荒芜的土丘上落着一大群乌鸦。在满洲，因乌鸦有“救努尔哈赤”之恩，被视为“神雀”，备受尊崇。为了避免惊扰“神雀”，皇太极带人离开了这里。未想几年之后，皇太极突然死去，继位后的顺治帝经大臣提醒，认为这是神赐予的风水宝地，于是为皇太极建造了昭陵。
虽然以上只是民间传说，不足为信。但奇怪的是，每个传说都与皇太极本人有关系。众所周知，民间传说虽然不能作为史学研究的根据，但在实际研究中，却往往可以作为参考的线索。既然如此，那么昭陵为什么或多或少与皇太极之间存在一丝联系呢？盛京八旗方位图（选自《沈阳昭陵史话》）
据沈阳著名清史专家李凤民老师研究，昭陵之所以选址于此，是有以下两个历史原因的：
1.受“八旗方位”制度限制。“八旗方位”制度源于满洲实行的是军、政、民为一体的组织框架结构——八旗。无论是军、民、奴隶，还是皇帝、亲王、官员等都有自己的旗籍，因此当时所有的固定财产和非固定财产也都按照八旗方式分配。每旗的土地方位是固定的，且只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房、耕种、建坟，不许超界他旗土地，这就是“八旗方位”制度。
盛京八旗方位是以通向抚顺、京都（沈阳）、辽阳、铁岭等四条主要干道为分界的。按照这种划分方式，皇太极所属的正黄旗旗地范围则是沈阳城北及西北方位。
2.“龙脉”与“皇寺”交会点为陵址。“龙脉”，即天柱山在沈阳城北部形成一条冈脊。在由东向西凸出的几处山冈的上冈子、三台子山处，有一低矮的漫冈，当地人称此处为“龙脉”。“皇寺”又称实胜寺，位于沈阳外攘门外三里处，是皇太极征服察哈尔林丹汗后所建。昭陵的中心所处位置，正是“龙脉”与“皇寺”的南北交会点。
对于李凤民老师的说法，笔者在不否认的同时，存在三个疑问：
1.如果说昭陵位置方向是按照“八旗方位”制度确定的，那昭陵地界就应该属于正黄旗的旗地，但昭陵的那些陪葬墓的墓主人并不都是正黄旗旗人，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2.皇太极继位之初，国政是努尔哈赤确定的“八王共治”体系，但在继位后的天聪六年正月，皇太极已经废除了“与三大贝勒俱南坐受”体制，而一人面南独坐，并于天聪十年四月开始了建新元称帝。自此，皇太极拥有了比汗权更广泛的皇权，当时他还领有正黄旗、镶黄旗和正蓝旗等上三旗的人口、财产和土地。就凭这些过硬的实力，为皇太极选择陵寝还会受到“八旗方位”制度的限制吗？
3.如果昭陵是按照“八旗方位”制度来确定其陵寝在沈阳北面，那么努尔哈赤当时作为正黄、镶黄二旗的主旗贝勒，为何他的福陵没有按照这个建陵原则建在沈阳北面或者沈阳西面，而是建在了沈阳的东面呢？
目前，这三个疑问还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又通过对昭陵历史的研究发现，当初昭陵的风水并不是完美的。
按照风水理论要求，作为帝陵风水，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满足“前有罩，后有靠”的要求。其中的“靠”为常说的靠山，因此，靠山的有无和好坏是陵寝最关键的考虑因素。
昭陵的靠山为隆业山，它坐北朝南，为子午向，山体两端向南弯曲，形呈弯月，势如卧龙状，因此具有“龙蟠凤翥”之势。然而通过研究发现，昭陵的隆业山竟然是人工用土堆起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昭陵所处的龙岗地区是一道东西向的漫冈，这道冈脊是天柱山余脉，山向走势由东向西，经东山咀子、毛君屯、昭陵至塔湾止。然而，虽然东山咀子、毛君屯、塔湾等地势较高，但到了昭陵地带却只是平原，其海拔仅有43.8米。为了弥补这里的“先天不足”，风水大师们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那就是用人工的方法堆起了一座土山，令昭陵的“龙脉”在风水地势上不但能与永陵、福陵属于同干分支，且均发源于长白山。于是经过8年的人工堆积，高约20米、长(1)约380米的靠山终于完工，山土全部采用来自昭陵之外的“客土”堆积，并在山上栽满了松树。据说当初在山顶上还刻意结成9座山峰，中间山峰最高，左右两侧各4座逐次低下去，此创意颇为新颖独特。顺治八年（1651年）十月二十一日，顺治帝尊封它为“隆业山”，寓意大清江山社稷兴隆发达。
虽然清陵中也有些陵寝的左右砂山是人工堆积的，但主要关乎陵寝风水的靠山是人工堆积的情况，却仅有昭陵一处。又因其风水无奇特之处，至今尚无令人信服的昭陵选址在此的解释。
在风水上，昭陵虽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这并不影响它能成为一代帝王的陵墓，于是皇太极的昭陵照样建了起来，而且当时的营建速度还是很快的，因为对于逝去的人来说，入土为安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二、模糊的“奉安”史
据清初满洲丧葬制度，停丧在家，等陵墓建好后出殡，停灵一年才火化。
崇德八年（1643年）九月二十一日，皇太极梓宫奉移山陵，即民间常说的出殡。奉移前，朝廷重臣全体出动。首先派遣镇国将军阿拜祭告圜丘太庙，并举行了隆重的奉移礼。诸王、两黄旗大臣、侍卫(2)及已经出过天花的公主、和硕福晋、格格等到崇政殿皇太极梓宫前举哀。礼亲王代善负责主祭，向大行皇帝献祭酒，诸王贝勒等先后行跪礼。由于嗣皇帝福临尚不足6岁，由学士詹霸恭代嗣皇帝宣读祝文。之后，规模庞大的丧葬队伍向皇太极陵墓方向出发。送葬队伍的前导是卤簿仪仗鞍马20匹，后面是6匹马驮着皇太极生前御物及空马百匹，紧接着是20头骆驼驮载着皇太极使用过的御用帐幄及空骆驼20头。皇太极梓宫由大清门抬出，没出过天花的公主、福晋、格格在福胜门外恭候皇太极梓宫的到来，见梓宫后跪、举哀，然后跟随梓宫后面而行。固山额真、昂邦章京和尚书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官员，以及这些官员的福晋、外藩蒙古王公，则都集中在关门外恭候皇太极梓宫的到来，跪、举哀，等梓宫过后跟随其后而行。到达山陵后，将皇太极梓宫奉安在享殿内，按照礼仪规制行礼举哀；又在殿前设一焚烧皇太极生前物品之处，焚烧皇太极生前用过的物品。
对于皇太极奉安山陵这一过程，《世祖章皇帝实录》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当时，皇太极梓宫停灵在陵寝的享殿，并没有火化。火化是满洲的旧有风俗，顺治九年（1652年）议定火化制度：和硕亲王薨，停丧于家俟造坟完，方出殡，期年而化；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停丧五月出殡，七月而化；固山贝子以下、公以上，停丧三月出殡，五月而化；官民停丧一月出殡，三月而化。
我国古时讲究“事死如事生”，主张对死去的父母及亲人要像生前那样，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因此把陵寝祭祀视为“展孝报本，敬天法祖”的大事来实施。
崇德八年（1643年）十月二十五日，是皇太极生辰祭日，嗣皇帝福临及皇宫诸福晋、王、贝勒、贝子、公等备陈祭品祭奠皇太极。对此，《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有这样两段记载：
是日。祭品：顶戴黑狐皮冠一顶、貂镶皮袄一件、貂皮里朝衣二件、夹朝衣二件、貂肷皮里袍一件、羊皮里袍一件、龙缎袍一件、绵索子袍一件、黑狐皮端罩一件、狐肷皮里褂一件、黄绵索子褂一件、衣几九袭、夹袜缎靴五双、貂皮被褥一套、素缎被褥一套、插弓箭玲珑撒袋一副、插弓梅针箭玲珑撒袋一副、插梅针箭箭筒一个、雕鞍一副、夹头漆鞍二副、圆头漆鞍二副、股子皮坐鞍一副、长柄大刀二口、枪二杆、引幡一百有一个、求福柳枝一百有一个、金银纸锞二十万个、纸钱十二万个、绘图整纸八万、苏巴尔干二个、纸塔二个、金银柱子四个、大帐一个、配帐二个、楼房二个、大门一个、狮子二只、柜屉四个、柜子八个、皮箱十六个、供桌五十一张、酒二十五瓶、麻花四槽盆、牛三头、羊二十四只。
二十六日。金银纸锞二万个、纸钱一万个、桌十一张、酒五瓶、牛一头、羊二只。
崇德八年（1643年）十一月十九日，是皇太极死后百日的祭祀，在祭祀礼仪中称这天为“百日礼”，属于小祭：
焚金银纸锞五万个、纸钱四万个、绘画整纸二万张、牛一头、羊八只、桌二十五张、酒十三瓶、镶水獭皮狐肷里朝衣一件、衬衣裤、皮靴、狐肷皮袍二件、貂镶朝衣一件。
为了规范祭祀礼仪，又于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十七日，在陵寝享殿为皇太极增设了神牌和宝座，并为此举行了告成礼：
昭陵宝位告成礼，摄政和硕郑亲王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各官前往宝位前奏曰：顺治元年甲申，五月十七甲辰吉日，承袭皇位孝子福临，于皇考宽温仁圣皇帝神位前跪奏曰： 以特修之神位告成，移放皇考神位礼，备祭品以通魂。颂文毕，摄政和硕郑亲王跪神位前，敬酒三盅，诸官皆跪，行三叩头礼，由内大臣侍卫安放于宝座。皇福晋、固伦公主、和硕福晋以下，多罗格格、辅国公之妻以上，俱托饭桌、备用之桌并牛、羊肉，皇福晋跪，奠酒三盅，众人皆跪，行三叩头礼。续由摄政和硕郑亲王跪宝位前，奠酒三盅，诸官皆跪，行三叩头礼。此次祭品有凉帽、沙披领一套、袍服一套、靴袜两双，染三色整匹纸五万、元宝五万、牛一、羊八，烧酒、黄酒十坛，计饭桌二十一。收元宝纸钱后，诸王、福晋皆出。
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初九日，这天是皇太极死后一周年的忌日，在古礼中被称为“小祥”祭日，小祥是祭名。按照清初满洲丧葬礼制，这天也是皇太极梓宫火化的日子，在《世祖章皇帝实录》中是这样记载的：
甲子。小祥，致祭大行皇帝。是日，摄政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奉上率和硕亲王以下、牛录章京以上，齐诣殡宫。皇太后率众妃及公主、格格，和硕福金以下，镇国将军固山额真、尚书等官命妇以上，俱齐集，陈设祭物，行三叩头礼。祭毕，执事官于殿西设卤簿仪仗。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奉上率众官等，皇太后率众妃，举哀。跪几筵前三献爵，行三叩头礼。昂邦章京、尚书、内大臣等恭奉龙轝由中道出。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奉上、率众官跪，献三爵、举哀。皇太后及众妃俱举哀。酉刻，恭捧宝宫安奉。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济尔哈朗率领以嗣皇帝福临为首的牛录章京级别以上的官员；皇太后率领皇太极的各妃、女儿及亲王、镇国将军、固山额真、尚书等官员的妻子，分先后到享殿皇太极梓宫前祭拜哭丧，祭奠前已摆设祭品。在他们祭奠的时候，执事官员在享殿外西侧陈设皇帝仪仗，在哭声的伴随下，皇太极梓宫从享殿中门移出。然后，再次分别行礼、哭丧，下午五点至七点的时候宝宫奉安。
通过阅读不难发现，这段话隐藏了一个很重要的情节，那就是开始说的“梓宫”，到后来已经变成了“宝宫”。显然，“梓宫”变成“宝宫”的过程是焚烧的结果。
之后，笔者又在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十一日的《世祖章皇帝实录》中发现这样一段记载：
丙寅。恭奉大行皇帝宝宫安葬昭陵。摄政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奉上率和硕亲王以下、牛录章京以上，齐集山陵殿前西阶，皇太后率众妃及公主、格格，和硕福金以下，镇国将军、固山额真、尚书等官命妇以上，俱集，皇太后率众妃及公主等诣宝宫前举哀，毕，跪献三爵，行三叩头礼。内大臣、辅国将军、锡翰等奉宝宫由中阶升陵殿，奉安于地宫。葬毕，陈设祭物。皇太后、众妃及诸王官员献爵，行祭礼。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八月十一日，济尔哈朗率领以嗣皇帝顺治帝及亲王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官员等候在享殿前西侧台阶处，皇太后率领众妃及格格和命妇们在宝宫前哭丧后，祭奠行礼。之后内大臣、辅国将军等官员奉移宝宫由享殿中门进入享殿，并将宝宫安放在地宫内。安葬好后，陈设祭品，然后皇太后等及诸王官员分别祭奠行礼。
在这里，令人感到疑惑的地方有两处：
1.上文说八月初九日这天皇太极宝宫已经奉安，但没有提到宝宫奉安地点，这次则再次提到将宝宫奉安，难道八月十一日这次是宝宫的第二次奉安？
2.这次提到宝宫奉安地点是享殿内的地宫，难道享殿内单独建有地宫？
为了对《世祖章皇帝实录》上的两段记载完整地理一下思路，不妨再来看看日本遗存的《清三朝实录采要》一书。据该书记载，皇太极宝宫是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十一日奉安于享殿内地宫的：
丙寅。葬大行皇帝。中宫太后率众妃及公主等诣焚化处举哀，毕，捧御体安放金宫内，置御案之上，跪献三爵，行三叩头礼。内大臣、辅国将军、锡翰捧金宫由中阶升陵殿，奉安于地宫。葬毕，陈设祭物，荐名昭陵。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说，八月十一日这天，皇太后率各妃及公主等人在焚化处哭丧，之后，将“御体”放在“金宫”里，安放“金宫”于案桌上，并祭奠、行礼。内大臣、辅国将军等人捧“金宫”由享殿中门进入享殿，将“金宫”安放在地宫内。安葬完毕后，陈设祭品，推荐陵名为“昭陵”。这里所称的“金宫”与上文所称的“宝宫”均是指存放骨灰的骨灰坛或骨灰罐，“御体”是指遗体的骨灰。
根据这段话可以知道三件事：其一，皇太极火化后的遗骨是八月十一日装入宝宫的；其二，宝宫是安葬在享殿内的地宫；其三，皇太极陵寝名称是这天确定下来的。
又据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八月十一日记载的“恭行捡殓，奉安神案上”可知，皇太极骨灰是八月十一日装殓宝宫的。
由此可见，《清三朝实录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两书的记载是一致的。
此时再将《清三朝实录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的记载与《世祖章皇帝实录》的记载相比较发现，《世祖章皇帝实录》对皇太极梓宫火化及火化后装殓这一记载都给省略了，或者说隐藏了这一过程，以至于它记载的那两个日期中有些事情模糊，进而显得重复甚至矛盾。而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当时正确的记载应该是这样的：皇太极梓宫奉移出享殿外，于八月初九日下午的酉时开始火化，八月十一日皇太后率领各妃、格格等人将火化后的遗骨及骨灰捡殓宝宫内，宝宫由内大臣等奉移享殿内，安放进享殿内的地宫，封闭地宫，再次陈设祭品，并最后确定陵名为“昭陵”。《世祖章皇帝实录》记载八月初九日的“恭捧宝宫安奉”这句话，实则是八月初九日和八月十一日两天火化遗体及奉安宝宫的概括。若分析这些档案资料的价值，很有必要先弄清楚这些档案资料撰写的时间和背景。
据查，《世祖章皇帝实录》是乾隆重修本，本来早期的《世祖章皇帝实录》是有明确记载的，但到了乾隆朝，由于火化属于满洲旧俗，与中原的汉文明有明显差距，于是在重修时将这些删除，不再继续收录记载。而《清三朝实录采要》则是当时日本文化四年（1807年）以包括康熙年间所重修的清太祖、清太宗二朝的实录及同一时期初纂的世祖实录等写本为依据编纂的，共16卷，没有经过人为的修改，因此增加了许多顺治朝纂修本所不见的新内容，又因为比乾隆朝重修本润色和避讳之处较少，所以其史料价值颇高。《古今图书集成》原名为《文献汇编》，或称《古今图书汇编》，正文10000卷，目录40卷，共分为5020册，共计520函，内容分为6汇编、32典、6117部，收录了《四库全书》不收或未曾收录的很多典籍。《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帝皇三子胤祉奉帝命与侍读陈梦雷等人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历时两朝28年，于雍正六年（1728年）印制完成。由于该书是康熙帝钦赐书名，雍正帝写序，因此被冠名“钦定”，该书的史料不仅丰富，而且价值很高。
于是，在《古今图书集成》上记载的这段话再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一行捡殓礼，亲王以下、佐领以上，固伦公主和硕妃以下，县主、奉国将军淑人，都统、尚书命妇以上，于阶西齐集。皇后、公主等诣升化处举哀，恭行捡殓，奉安神案上，皇后跪，奠酒三爵。内大臣、辅国将军捧宝位由中阶升至殿内，奉安正中位上，举哀，毕，随将宝位周围盖砌，恭献祭品，奠酒、行礼，毕，俱退。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皇太极宝宫奉安在享殿内的地宫，并被“盖砌”起来。结合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十一日的《世祖章皇帝实录》上的记载，可以确定这样一件事情，皇太极的宝宫所奉安的地宫，是建在享殿内的地下，地面上则是供桌和祭品。
将地宫建在享殿内，乍听起来好像有些不可思议，其实这在清初是很正常的，起码在清朝初期是很普遍的一种做法。清朝的祖陵永陵、努尔哈赤的福陵，当时均是将装有骨灰的宝宫存放在享殿内的。这样做的原因，一来是清初满洲丧葬礼仪受旧俗影响不规范；二来是清初帝陵规制太简朴，根本无法符合一代天朝大国的文明和政治需要的至尊规范。因此，当清朝政权入关后，其文化礼仪受到中原汉文明的很大影响，于是对关外清陵规制陆续进行了大规模的增建和扩建。由于受这种大环境的政治影响，昭陵规制的增建和扩建也在情理之中，又经过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等历朝的维修，在规模和质量上，昭陵都占尽了优势，最终令昭陵独占鳌头，绽放特色建筑的绚丽风采。三、帝陵多次改变
据记载，昭陵始建于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同年九月辛亥建成，仅用一个月时间。当时的建筑很简单，建筑规模也很小，只有瓦房三间、围墙和大门等。顺治七年（1650年）二月初二日，死后的孝端文皇后与皇太极合葬在昭陵享殿内，同年四月增立石像生6对、擎天柱4个、望柱（华表）2个，同年十一月悬挂昭陵享殿“隆恩殿”额匾。
至于昭陵是在何时增建和扩建的，有人说昭陵自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开始营建，到顺治八年（1651年）均属于昭陵初始营建时期。由于档案的遗失或记载不全，笔者尚未找到支持此说法的记载，但笔者发现，昭陵的大多数建筑是在顺治八年（1651年）之后才发现有记载的。因此笔者认为，昭陵在皇太极入葬享殿时，其陵寝营建基本结束，因为当时昭陵的金银祭器等贵重物品并不在昭陵存放，于是在顺治三年（1646年）将守护昭陵的20名两黄旗兵丁调回各自牛录，护卫工作改由“玛法”（老人）负责。昭陵建筑增加和扩建时间则是在顺治帝亲政后的顺治八年（1651年），据顺治八年（1651年）六月的《世祖章皇帝实录》记载：昭陵俯瞰图
辛未。礼部奏言： 皇上敦明孝道，仿古追尊祖宗大礼俱已举行，祖陵应照帝王陵从新修缮，建立碑碣，设官员并守陵人户，仍定祭祀礼仪，以彰孝思。
对于这样合理的建议，顺治帝自然很是满意，于是对此批示“命速举行”。
当时清朝的“祖陵”为四座，即永陵、东京陵、福陵和昭陵。在这份名单中，昭陵作为清朝的祖陵，自然也被列入“从新修缮，建立碑碣”名单。昭陵的这次改建工程从顺治八年（1651年）六月开始，直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才基本告竣，其中昭陵地宫是康熙二年（1663年）九月初九日始建，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建成的。
据查，改制昭陵使用的工匠和劳力，大多数是在关内招募的，并给予这些人役优厚的生活待遇，以解决背井离乡之人的后顾之忧。这样就为昭陵的大规模改制提供了足够的人力。
据实地调查，昭陵坐北朝南，以隆业山为靠山，陵前有一条被称为浑河的“玉水”，其建筑规制和布局次序由南往北依次为：下马牌、华表、坐狮、三孔神桥、石牌坊、更衣厅、蛇神庙、省牲所、大红门、华表、石像生（由南往北依次是：坐狮、坐獬豸、坐麒麟、立马、卧骆驼、立象）、东西红门、东西红门值班房、神功圣德碑亭、华表、仪仗房、涤器房、陵兵房、茶膳房、果房、晾果楼、隆恩门、方城、东西角楼、东西配楼、东西配殿、焚帛炉、隆恩殿、二柱门、石五供、明楼、东西角楼、哑巴院、宝城、宝顶，宝顶上有一棵树，宝顶下面是地宫。
整座陵寝占地面积约为16万平方米，大小38座（组）建筑，以神路为中轴线对称排列，并在陵寝四周设有鹿角、红、白、青界桩及石界牌，因此昭陵和它的风水保护范围则是一块占地南北、东西各20余里的庞大禁区。昭陵平面示意图（绘图：徐鑫）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昭陵的这些建筑。
下马牌，是警示人们进入陵寝要下马的标志。清朝时，凡是进入陵区的官员，均在下马牌处下马，落轿步行，以示尊崇之意。昭陵的下马牌共有三对六座，分布在四处：北陵公园门前有两座下马牌；神桥南面有两座下马牌；昭陵的东、西红门各有一座下马牌。其中，北陵公园门前的两座下马牌与其他的四座在规制和用料上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上面的文字，该下马牌上面由南往北依次用满文、蒙古文、回文、藏文、汉文五种文字刻写“诸王以下官员人等至此下马”12字。其他的四座下马牌则是用满文、蒙古文、汉文三种文字刻写“官员人等至此下马”8字。建陵之初，昭陵仅有下马木牌或以陵前石狮子和红椿作为下马标记。据顺治八年（1651年）六月的《世祖章皇帝实录》记载：凡谒陵时，诸王等人在石狮子处下马，官员于红椿处下马。昭陵的下马牌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五月二十五日开工建立的。
华表，又称擎天柱、万云柱，是一座圆形或六角形柱体石雕组合体，其结构由护栏、底座、柱体、云板、天盘和柱头组成。昭陵的华表有三对，分布在三处：昭陵大红门外的神桥南面有一对；昭陵陵内的石像生南端有一对；昭陵陵内的神功圣德碑亭北面有一对。这三对华表组成结构均是：护栏、底座、柱体、云板、天盘和柱头，但样式却分为两种，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是这三对华表都是八角形须弥底座，须弥座的上下坊及束腰部位雕刻着云龙、仰俯莲等纹饰，底座四周有八角形护栏，护栏栏板上雕刻着两种图案，护栏望柱头上雕刻着八走兽，分别是獬豸一对、狮子一对、麒麟一对、犼一对，柱体上均横插一块雕刻云板。不同点在于这两者之间的柱体、天盘和柱头。陵外神桥南面的华表与石像生南端的华表是一样的，均为圆形柱体、圆形天盘和被称为“望天犼”的坐石兽柱头。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仅以其形状样式来说，石像生南端的那对石柱就应该称为“华表”，但如果以其位置而言，按照关内清陵石像生之南是望柱，昭陵石像生南端的那对石柱应该称为“望柱”。笔者根据其形状样式与陵外神桥华表相同，所以也称其为“华表”；神功圣德碑亭之北的华表，柱体是八角形，天盘是八角形，柱头是被称为“海石榴”的桃形。所谓云板，就是柱体上端横穿的一块近似于三角形的石板，石板上面雕刻着密集的云纹；所谓“望天犼”，又称“蹲龙”，就是一种怪兽，披鳞挂甲，尾与鬓发相连，鼻子长且弯曲，浑身瘦骨嶙峋，样子似犬非犬、似龙非龙，作昂首翘尾引颈高啸状。华表的作用有两种，即装饰和告诫。北陵公园门前路西下马牌昭陵神桥南面下马牌位于昭陵大红门外神桥南面的华表位于昭陵神功圣德碑亭北面的华表
神桥，是一座三孔拱桥，长47米，宽12米，建于顺治八年（1651年）。原桥面为青砖，现为条石，桥两侧护栏为石雕栏板及石栏杆，栏板上雕刻着身披烈焰腾空飞翔的天马，以及番草、海水江崖、花卉、犀角等“杂宝”。护栏的柱头分为两种，即宝瓶云拱和俯莲式，桥的南端有镇桥石坐狮，桥下之河被称为玉带河。神桥具有装饰和保护陵寝的作用。昭陵三孔神桥昭陵神桥南面西侧的石狮神桥勾栏雕刻文样之一神桥勾栏雕刻文样之二
石牌坊，为四柱三楼单檐歇山式仿木青石结构。位于昭陵大红门正南面，为东西向单体建筑，高10.5米，东西长12.6米，建于顺治或康熙年间，嘉庆六年（1801年）维修过。牌坊的正脊及横枋、上枋和下枋都雕刻着花卉图案，如缠枝戏珠、佛教“八宝”图案、缠枝莲、番草等。牌坊的四根石柱的南北两侧各有一对相背夹柱坐狮，牌坊东西两侧则各有一对相背坐獬豸。石牌坊的作用有两个：一是装饰陵寝和增加陵寝肃穆气势；二是祭祀仪注在此开始。
更衣厅（亭），是帝、后谒陵时更换服饰及休息的场所。位于大红门东侧低矮的泊岸之上，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建于康熙年间。院门为单檐硬山式黄琉璃瓦覆顶，门房三间，内有更衣厅一座。更衣厅后面的东院墙上有一块砖雕麒麟影壁，影壁墙北侧有一座门，门内是一个小院落，院落内有一座亭式建筑——净房，即御用厕所，净房内地面中央有一个长约1米、宽约0.4米的石制花生状便池。昭陵石牌坊昭陵更衣厅门房昭陵更衣厅砖雕麒麟影壁昭陵更衣厅净房院门旧影昭陵更衣厅净房外景旧影昭陵更衣厅净房石制花生状便池旧影昭陵省牲所旧影
省牲所，是宰杀猪、牛、羊，为陵寝祭祀做熟肉祭品的场所，位于大红门西侧低矮的泊岸之上，与更衣厅（亭）相对而建，两者之间隔有大红门前月台。省牲所占地约400平方米，建于康熙年间。院门为单檐硬山式黄琉璃瓦覆顶，门房三间。院内有两座建筑，坐北朝南的建筑为馔造房，是烹煮肉食之处；坐西朝东的建筑为宰牲亭，是宰杀猪、牛、羊之处。宰牲亭后面的西院墙上有一块砖雕麒麟影壁。
蛇神庙，是一座硬山式青砖青瓦小庙，小庙有方形台基。位于大红门外的东侧、东跨院以东。原先庙的四周有一人高的花墙，正门有两个方形门柱，门的朝向为南，门前两侧各有一只坐狮。庙门为一拱式小石券门，门楣上有半圆形石额，上刻“蛇神庙”三字。现在的蛇神庙为民国期间复建。昭陵蛇神庙
大红门，又称正红门，是陵寝的总门户，为单檐歇山式黄琉璃瓦覆顶建筑，屋脊正中有一宝瓶。大红门坐落在近一米高的须弥座台基上，须弥座由圭角、下枋、下枭、束腰、上枭、上枋六部分组成，无纹饰。须弥座前是月台，月台前后均设有三出踏跺，踏跺两侧是石护栏和抱鼓石，石护栏的栏板上雕刻着纹饰净瓶、荷叶和回纹，望柱头形状是宝瓶莲瓣，中路踏跺护栏的抱鼓石是一对侧头坐狮，以此凸显中门的尊崇地位。踏跺前是大红门南面的月台，月台南面前端左右侧各有一只两两相视、无底座的平卧小石狮子。大红门月台正南面则是一个大礓，大礓两侧是踏跺，礓前的两侧有两对无底座的平卧小石狮子，东侧一对小石狮子的头朝向是相反的，西侧一对也是如此。
大红门有三个拱券式门洞：中间门洞称为“神门”，是帝、后“神灵”出入的门户；左门（东）为君门，是帝、后谒陵时所走的门户；右门（西）为臣门，是妃嫔、诸王官员等出入的门户。中门洞券脸石上雕刻着二龙戏珠，券脸下碱部位雕刻着“寿山福海”和松树、宝瓶、荷花等吉祥图案；左右门洞券脸石上则雕刻着云纹。三个券门门楣正中各嵌有一长方形石雕门额，门额光素无字。三座拱券门均为对开合扇实榻朱红木门，门上安有六角形兽面“铺首”一对，门上有六路六行门钉，门洞门后两壁各有一个圆形固定门扇使用的门闩的孔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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