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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2 0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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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兆骞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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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与新生:大师们的非常抉择

告别与新生:大师们的非常抉择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告别与新生:大师们的非常抉择作者:汪兆骞设计:李洪达排版:李洪达出版社:现代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3-01ISBN:9787514365863本书由现代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1946年至1949年,因国民党反对和谈而发生的国共内战,对于20世纪中国的意义自不待言。国共内战加速了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分化与转型。本书重点表现国统区文学风景:从文学与政党、政治间的复杂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学在历史和政治霸权统治之下曲折成长的过程,以及作家、报人乃至知识分子与政治或即或离的挣扎中的生存状态。

中国文学在叙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时,解放战争总应是浓墨重彩书写的篇章。但是,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往往面目模糊,审美评价也不高。其实,解放战争是被压迫的人民为了争取解放进行的壮丽的斗争。解放区的大批革命作家,以丰富多彩的笔墨为解放战争留下了真实生动的文学画卷。而本书更多呈现的是国统区广大进步作家,为配合解放战争,有的无情揭露控诉国民党当局的腐败黑暗,有的作家在战争背景下,书写人性的幽曲、精神的觅寻,为现代文学增添了许多广袤浑厚的艺术新质,其审美世界也流光溢彩、空间广阔。如此反映解放战争时期的国统区文学,理当在现代文学上拥有重要席位,但一直只被视为社会史在文学中的简单投影,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重新审视、认真研究的领域。

重建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历史叙述,具有怎样的可能性,值得期待。

在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国共内战时的文学缺乏认真研究,审美评价也偏低和失重。

在抗战胜利之后,赵树理的小说在表现农村从落后专制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过程中,揭示出其中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在轻松幽默的笔触中,透露出冷峻的现实主义风格并包含着丰厚的民俗文学的意蕴。

丁玲以充沛的革命激情,力求通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真实反映中国农村前所未有的土地改革,并围绕这一场伟大的革命,展示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

冯雪峰在文艺批评方面,坚持恩格斯提出的“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方法,去分析文学现象,解释“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政治,主观与客观,以及作者与人民”等问题,与教条主义做斗争。

沈从文在这几年发表《芸庐纪事》《枫木坳》等小说,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展示一幅幅社会风俗画,并将感情寄寓于人物命运的演变之中,虽无大波大澜,却于轻松中含着伤感,热烈里透着悲凉,表达着他对中国特别是乡村社会历史演变的思考,深致辽远,令人有无尽遐想。

老舍在美国,听不到国内隆隆的炮声,“颇有雄心”地伏案创作他的《四世同堂》。全书以北平一条小胡同为舞台,让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十七八户共一百三十多人粉墨登场,笔墨浓重地写了四世同堂的祁老人一家。而写得最出彩的,却是大杂院里那群地位卑微的个体劳动者。小说无情地揭露残酷的日本统治者,同时表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善良、懦弱和苦闷,特别写出了底层市民坚强不屈的意志。《四世同堂》成了老舍小说的扛鼎之作。

曾一度与老舍同受美国政府之邀做学术访问的曹禺,中断了揭露官僚资产阶级对民族工业掠夺的剧本《桥》。归国后,发表电影剧本《艳阳天》,反映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人民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以及人民渴望艳阳天快点来临的迫切心愿,实际上是写人民如旱天盼云霓般迎接新中国的心情。

抗战胜利后,小说家张恨水将讽刺的锋芒对准国民党政权掠夺人民的反动本质和与日伪汉奸不分轩轾的丑恶面目,创作了《巴山夜雨》《纸醉金迷》两部小说。前者描写战争年代的动乱生活景象与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后者诅咒丑恶现实与金钱异化现象。1947年又发表《五子登科》,写国民党要员与汉奸勾结,目迷五色,放肆“劫收”金子、车子、女子、房子、票子等厚颜无耻的丑态,展示了国民党政府与日伪两个政权的人物反动肮脏的灵魂。

闻一多自言“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他却以创作并研究中国现代格律诗而享誉诗坛。抗战胜利后,闻一多目睹国民党政府腐败反动,镇压人民,愤然“拍案而起”,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7月,因怒斥反动当局,被特务暗杀,用殷红的鲜血写出了生命中最壮丽的诗篇。其实“既有诗人气质,又具学者风范”的闻一多在成为反法西斯战士之前,是经历了很多反复和曲折的。

1948年初,国民党政府演出了一场竞选总统的闹剧。蒋介石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拒绝了。抗战胜利后,胡适在政治立场上,一步一步靠拢了蒋介石,用他的话,就是“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到了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前,亲蒋的色彩更加浓重。可悲的是,他还在恪尽自己的职责,在思想文化上,仍祭起“自由主义”大旗,做他自己的文化之梦,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他绝望地向北京大学投上凄楚的一瞥。在登上赴美的船只时,他写的第二篇文章居然是《〈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前路渺渺,身后悠悠,那灵魂的孤独与寂寞,浮于沧海……“孤岛”时期的张爱玲,创作出一篇篇传奇故事,让上海文坛不时地“轰动”。1946年,她又以《传奇》再次引起文坛的热闹。如她自己所说,《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张爱玲的小说所表现的,是人的精神世俗性和生活平淡性中散发出的浓烈人生意味。有对人性的率真、犀利、无情的现代精神俯瞰。张爱玲骨子里的古典文化趣味与她所受的现代教育和市井文化的结合,带来了她小说在古今意象、中西境界和谐交织上的成功,具有“雅”“俗”共存的内核,“滋味醇厚”“酒陈而香”。

胡适的弟子苏雪林,在武大任教时,其讲义《新文学研究》,论及作家一百三十余人,提及作品二百部。该讲义开创以文学体裁为结构线索的研究体系,表现出她对新文学独特的理解,对作家的判断,颇为剀切。尤其对鲁迅《呐喊》《彷徨》予以高度评价。但鲁迅殁后,她在致蔡元培的信中,对鲁迅不客气地“评骘”,甚至肆意攻讦,连她的老师胡适都看不过去,也以书信严肃批评她的“恶腔调”,为鲁迅辩诬。

到了抗战时期,苏雪林捐献了自己全部财产,合五十一两黄金,可购战斗机一架,又为世人称颂。1998年,苏雪林一百零一岁,荣归故里探亲,登黄山饱览秀美风光,中央电视台跟踪报道,轰动全国。次年,苏雪林在台湾病故后,按她的遗愿,安葬于故乡黄山脚下……

乙酉年(1945年)底,军警包围八道湾十一号周宅,以汉奸罪逮捕周作人。次年5月被押南京受审。周作人背叛民族,当了不耻的汉奸,查之有据,罪不可赦。曾经嘲笑左翼作家“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周作人,抗战时却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这真是绝妙的讽刺和宿命。受审时,他没了原先的一脸的道貌岸然,却添上了满脸的小心。黄裳写了一篇《金陵五记·老虎桥边看“知堂”》,读后,不禁让人想起杭州岳飞坟旁的秦桧,历史让他跪在那儿,“白铁无辜铸佞臣”,那般光景,让人说什么好呢!到了戊子年(1948年),沉默的监狱高墙里,周作人却吟诵:

书房小鬼忒顽皮,扫帚拖来当马骑。

额头撞墙梅子大,挥鞭依旧笑嘻嘻。……

而在香港的郭沫若,在《华商报》发表《抗战回忆录》,连载三个多月,以其在政坛和文坛的影响,这部内容翔实、文笔大气流畅的回忆录,广受社会各界关注和好评,在日本亦引起不俗的反响。

林徽因在清华园,已听到了解放军隆隆的炮声。忽有一天,一辆军用吉普车停在她家门口,跳下了一个解放军军官,说他受上级指派,向闻名于世的建筑学家梁、林夫妇请教,如被迫攻城时,古城哪些重要的古迹需要保护……

在香港的“雨巷诗人”戴望舒,在文化人的岗位上,做了不少反帝、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文化工作,其诗唱出了民族的气节、群众的感情。他被捕入狱,宁死不屈……

在香港的茅盾,把长篇小说《锻炼》交由《文汇报》连载,这是他计划写的长篇五部曲第一卷。小说以上海“八一三”抗战为背景,力求表现抗战初期各个阶级、不同阶层群众的政治动向和精神状态。但小说遭到了冷落,茅盾只好放弃已经架构好的下面四部的创作。《锻炼》成了长篇小说大师的绝唱……“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接下来,共和国文学将拉开雄伟悲壮的大幕,作家们兴奋而又忐忑地迎接新生活的到来……老舍创作《四世同堂》;张爱玲“在传奇里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找传奇”;闻一多用生命做了“最后一次的讲演”;冯雪峰撰写《鲁迅回忆录》

解放战争期间,在国统区,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对言论的压迫进行着不懈的斗争。这成为言论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946年,上海各界知识分子四千二百七十一人联名通电蒋介石、毛泽东,呼吁全面停战。《民主周刊》《时代评论》《大公报》《新民报》等或联合发表声明,或发表社论,坚决反对国民党迫害言论自由的法西斯式统治。付出的代价是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喋血街头。全国文化界奋起谴责当局的卑鄙暴行。

9月,储安平在上海奋起创办《观察》周刊。以其“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追求,《观察》迅速成为“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其七十多位撰稿人几乎都是进步的作家、教授、报人。储安平把“文人论政”推向高峰,他和进步知识分子,以其坚定的道义和担当、独立的品格和人格魅力,悲壮地完成了民国清流的谢幕演出,“成为百年绝响”。“雾里梅花江上烟”,老舍在美创作《四世同堂》1

1945年8月15日,伟大而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以中国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在举国欢庆的时刻,老舍激动得几近癫狂,在文艺界庆祝会上,他纵情把盏豪饮,甚至跳到酒桌上,划拳行令,狂欢忘形。那是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对整整八年的奋斗和等待的恣肆释放。他们为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付出了太多的智慧、心血和忠诚。

但是,当国家承认和嘉奖抗战有功人员时,似乎忘记了这些文化人。当时政府制作了“胜利纪念章”,党政工作人员、军人等相关者皆有份,唯文教界无此殊荣,老舍等人代表文协与有关方面协商,结果仍无望获得。在萧伯青写的《老舍在武汉、重庆》一文中,写出了文艺界的不满,老舍曾就此向萧表达对政府的愤慨:“你看他们这些人有多么笨!一个胜利章能值几文,对坚持抗战的作家每人发一个,皆大欢喜,岂不是比较好些,可他们偏不那样做,这倒真使纪念章不值半文了。”

老舍原本想胜利后,继续回到山东青岛生活工作,当年他在青岛教书时,依山傍海、山清水秀的幽静环境,给他留下太多美好的记忆。抗战快要胜利的5月,他曾在《民主世界》发表了《“住”的梦》,说他春天想住杭州,夏天想住青城山或者青岛,秋天住在北平,冬天住重庆或昆明,他甚至畅想,一旦自己有了钱,就在他喜欢住的这几座城市各盖一座中式三合院,就连宅名都已想好,叫“不会草堂”,“不会”者,即不再像在文协工作那样天天开会之意也。

日本一投降,老舍真的写信给在青岛的老朋友王统照,请他帮忙买一座带小院的房舍,自己将在那里种花写作,安度余生。他曾想,战争刚结束,青岛肯定有许多空房子待出售。但当他接到王统照的回信时,他深深地失望了。那些空房子早就被发国难财的巨贾收购,或被手中有权的小官员以“接收”的名义占有了。

其实,老舍对国民政府的官员,早就十分了解。他在抗战后期写的一个叫“残雾”的剧本,就揭露过他们的“好色、贪权、爱财”等丑态。该剧讲的是一位局长,被日本女间谍色诱利用的故事。该剧的结尾是局长被抓,正当探长奉命抓捕日本女间谍时,一个官太太却派人将女间谍救出,去参加她的宴会。

另一剧作《面子问题》,写国民政府“某机关”里的官僚的种种丑行丑态。一面是“世家出身,为官多年”,一向作威作福、死要面子的佟秘书被撤职;一面是不够精明却心地善良的赵姓后勤工友,意外地得到一笔遗产,突然成了财主,周围的人,要么讨好献媚,要么投井下石。该剧通过对官场人情世故的讽刺,抨击国民党官僚的贪婪无耻和堕落。

这些剧作,源于生活,但令老舍没想到的是,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吏的腐败会变本加厉。这个政府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老舍的买房梦又成了一枕黄粱,1946年年关临近,友人纷纷离开重庆,在邻居忙于准备新年的喜庆气氛中,老舍望着重庆北碚这栋有些冷清、阴凉的小楼,心里突生一种凄苦。

夜晚,寒月一弯照进小屋,他忆起1941年所赋的七绝一首,很合现在游子思乡的心境,于是抄录下来遣闷,其诗是: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外又新年。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

不久,这首诗发表在《神州日报》,其抒思乡之情,让背井离乡、漂泊在外的游子,备感凄苦。2

寂寞清冷的老舍,突然交了好运,令他始料不及。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的中央社发布了一条消息:

美国国务院决定聘曹禺、老舍二氏赴美讲学,闻二氏已接受邀请,将于近期内出国。

当时,以官方文化界代表出访国外者不少,但以民间文化人代表身份出访的,曹禺和老舍算是开先风者,故国内外较为重视。老舍更是喜出望外。

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为了加强与中国文化交流,拟请中国作家访美。几乎就在这时,老舍写的《骆驼祥子》,因被翻译成《黄包车夫》在美出版后,荣获1945年全美最畅销的小说之一,老舍被美国文艺界普遍认为是中国的优秀作家。于是,美国国务院出面,邀请老舍到美访问、讲学,作为中美文化交流的系列项目之一。

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联络员威尔马和在重庆美国新闻处服务的费正清,对促成老舍访美之行,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根据他们对中国文坛的深刻了解,他们向美国政府郑重地推荐了在中国文坛享有盛誉的老舍,他们还建议美国政府,最好再邀一位共产党人作家,并推荐了周扬、欧阳山等,但经他们多方联系,最终未获成功,便有了另一位作家曹禺和老舍同行的结果。

经历了八年艰苦而紧张的抗战,老舍积劳成疾,能有一次一年的访美之行,这对调养身心自然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但令老舍沮丧的是,美国只邀请自己,而一直聚少离多的夫人和孩子不包括在内。老舍踌躇再三,最后考虑一年后全家再团聚,就下了决心去美“放青儿”,苦累了八年的“骆驼”,可在青青草地上,尽情地吃青草。孰料种种原因,此次骨肉分离,一别竟然有四年之久。

老舍、曹禺离开重庆时,张治中将军为他们设宴饯行,周恩来、冯玉祥、冰心,还有从延安到重庆治病的毛泽东夫人江青也应邀到会。那位一年前在老舍创作十周年纪念会上,激情澎湃赋诗的大名鼎鼎的诗人郭沫若,也赶来为老友送行。老舍记得那年郭沫若赋的诗是:我爱舒夫子,文章一代宗。交游肝胆露,富贵牛马风。脱俗非关隐,逃名岂畏穷?国家恒至上,德业善持中。寸楷含幽默,片言振聩聋。民间风广采,域外说宏通。徒步谢公屐,高歌京洛钟。更因豪饮歇,还颂万年松。

此诗后以《民国二十三年春奉贺舍予兄创作廿周年》,发在《扫荡报》(1944年4月6日)。这诗让老舍很感动。

在这次宴会上,记者请老舍谈谈对即将赴美有何感想,他的幽默天性,再次让在座的宾朋会心一笑。老舍笑曰:此次赴美,是去“放青儿”。其一直自喻骆驼,春天到张家口外的坝上草原,去吃青草,去换毛,然后回来进行负载更沉重、更遥远的跋涉。

老舍、曹禺到达上海等候乘船期间,文协上海分会的老朋友,为他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送会。据当时《新华日报》的报道,茅盾、巴金、阳翰笙、胡风、潘梓年等文艺界名流,提前抵沪,送别老舍、曹禺。

宴会是热烈的,经历战火的淬砺,故友重逢,相谈甚欢,同时,在欢歌笑语中,也弥漫着一股忧虑的情绪,中华民族刚刚从日寇的蹂躏中解救出来,突然,又面临着同室操戈的危机。

老舍似乎还存在一种乐观情绪。《双十协定》毕竟已在1945年10月10日签订,经过毛泽东和蒋介石四十三天的谈判,国共达成和平民主建国共识。签订《双十协定》的第二天,毛泽东在王若飞、张治中陪同下返回延安。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又在重庆召开,同一天,国共又签订停战协定,毛泽东、蒋介石分别向所属部队下达停战令。1月13日,军调部组成,中共代表为叶剑英、罗瑞卿,国民党代表为郑介石、蔡文治。军调部派三十八个小组,赴各冲突点调处。2月25日,《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由军事三人(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小组签订。全国民众热烈拥护。老舍看到和平希望,他甚至说:“在我回国时,希望政治协商的决议多少实现一点,而‘文协’能自由地活动。”

有些史家说,当时的老舍已经投入了共产党的阵营,其实不然,从他登上文坛,到抗日战争胜利,老舍一直是个民主主义者,一个爱国进步作家。以他在美国引起轰动的《骆驼祥子》为例,这部小说比起左翼作家的作品,没有那么多的“革命”内容和“战斗精神”,只是真实地描绘了故都北平城里一个人力车夫的艰难的生活和悲剧命运。小说创作的缘起,是他听人讲起一个车夫买车卖车的三起三落的真实事件。他听后,觉得这事件很有典型意义,认为“这颇可以写成一篇小说”。辞去山东大学教职,当了专业作家的老舍,开始“入迷似的去搜集材料”。这位在北平穷苦胡同长大,熟悉北平底层生活的作家,太熟悉祥子这类苦力了,可以说,他听到关于人力车夫的故事伊始,一个鲜活的形象已在他脑海里活跃起来。他要做的,只是把这个人物塑造出来和安排故事情节。他后来写的《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一文,有更详细的介绍。

祥子来自农村,当了车夫后,就想凭着自己的年轻力壮,又能吃苦耐劳,不惜一身力气,立志买一辆自己的车,做独立的拉车人,省得受车夫老板的盘剥。他死命地拉车赚钱,三年里用血汗赚了一辆洋车。但好景不长,新车被军阀的乱兵抢走,接着不断经历磨难,但他挣扎着,执拗地想再下大力气来实现梦寐以求当独立劳动者的愿望。他与虎妞成亲后,好不容易用她的积蓄置办了洋车,又不得不为办理虎妞的丧事卖掉。他这买车的愿望,“像个鬼影,永远也抓不牢,而空受那些辛苦与委屈”。在又经历了几次挫折后,特别是他喜爱的小福子自杀,让他最后的一朵希望的火花也熄灭了,于是一直好强、正直、善良的祥子也堕落了。《骆驼祥子》以清醒严谨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揭露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罪行,老舍怀着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无限同情,创作了这篇具有控诉力量和强烈批判精神的悲剧,唱出一曲美丽灵魂被无情毁灭的悲歌。祥子和鲁迅的阿Q、巴金的觉新等文学形象,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光辉耀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甚至有文学史家,称之为“光彩夺目的典型”,有溢美味道。《骆驼祥子》,反映了老舍当时的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新文学运动以来,胡适、鲁迅、郁达夫、闻一多等作家,都写过人力车夫。比较而言,老舍笔下的祥子,超越了他们。因为,对车夫的生活,老舍了解最深。他在《我怎样学习语言》一文中说:“我能描写大杂院,因为我住过大杂院;我能描写洋车夫,因为我有许多朋友是以拉车为生的。”又在《写与读》中说:“读了人力车夫的生活,我才能写出《骆驼祥子》。”熟悉洋车夫,对他们的生活体察入微,对这些人物内心世界也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笔下的祥子们才能写得活灵活现,而胡适、鲁迅等与车夫只是短时相遇、接触,并不了解他们的经历和灵魂,有的只是一种同情和悲悯。鲁迅《一件小事》中对车夫的歌颂,不过是为给清醒的自剖做陪衬。

关于《骆驼祥子》的结尾,值得一提。最早的《骆驼祥子》版本,在结尾时,作者指出祥子是“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但是到了1949年后再版时,作者删去了原来的结尾。这句话也被删去,耐人寻味。

是年3月初,江南春早,老舍和曹禺启程赴美前,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上海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饯行酒会。除学者费正清等出席外,沪上各界名流如白杨等明星也到会表演助兴,酒会气氛热闹。据鲁海写的《老舍的美国之行》一文介绍,见友人真情相送,老舍很动情,放下酒杯,站起来,为大家即兴表演了他擅长的老生清唱,声情并茂,博得大家热烈掌声。3

太平洋浩瀚而苍茫,天空蔚蓝而明丽。

3月4日,老舍、曹禺登上了美国“史各脱将军”号邮轮,在众友人的依依送别中离开上海。经历了八年战乱,颠沛流离,热爱生活的老舍,在和煦的春风中凭栏远眺,背后是满目疮痍的祖国,老舍的心情应是很复杂的。

那个古老贫弱又经历了战争创伤苦难的祖国,老舍生于斯长于斯,祖国文化基因已渗透到他的骨子里、灵魂里,他是深爱着自己祖国的,他的短暂的离别,是为了休整和储备,如同骆驼要吃草,是为了肩负更沉重的使命。让他期待的是,他要用这一年在美国访问讲学之闲余,完成自己规模宏大,后来成为世纪经典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史各脱将军”号,要在海上航行十七天才能到达美国。旅程漫长,空间局促,老舍因有曹禺相伴并不寂寞。

算起来,老舍与曹禺相识很早,还是师生关系,曹禺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老舍也在那里任教。很巧的是,两个人都属狗,老舍大曹禺一个年轮,又算是忘年之交了。抗战时,二人都在重庆,也都创作戏剧。二人常常相互切磋。老舍很欣赏曹禺的戏剧天赋,曾说:“写戏,那得看曹禺。”这里并无恭维之意。早在曹禺在清华大学读书的1933年,二十三岁的曹禺就写出话剧《雷雨》,巴金读后,兴奋异常,拿到当时著名的《文学季刊》(1934年7月)发表。曹禺因此一举成名并奠定了他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

老舍应该感谢曹禺,他把自己写的《秦氏三兄弟》改成《茶馆》,也成为戏剧经典,这里有曹禺的智慧。二人友谊相伴一生。老舍悲愤投湖之后十二年,曹禺作《怀念老舍先生》一文,惜念之情,溢于言表。他称老舍“是一位有很深的正义感的人,疾恶如仇”,“是一位非常勤奋,从未停笔的作家,他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两位文学大师,有机会倾心交流艺术,“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自然是一幸事。所谓文学交流,谈到紧要处无非是彼此坦露胸襟和灵魂而已。

半个多月漫长航行之后,他们终于看到远方海平线有一片灿烂的灯火,那是美国的西雅图。

登上码头,在美国国务院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相关人员陪伴下,老舍和曹禺坐着小汽车,驶入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现代大城市。他们兴奋又茫然。

登上北美大陆,开始了快节奏的活动,他们二人被主人安排,沿着极具异国情调的西海岸,经芝加哥抵首都华盛顿,向美国国务院报到后,确定讲学和访问日程,再到纽约。这一路上,主人安排颇为丰富,由老舍、曹禺作文化报告,观摩美国戏剧,参观游览,忙得不亦乐乎。特别是在旅行沿途,他们看到了都市的高楼大厦,看到了广阔平原上的机械化作业,看到了农庄、牧场。眼前这个高度现代化、繁华而又强大的国度,让他们感到祖国太贫弱、太落后,心里便生出几分失落和酸楚。4

美国的社会文明,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在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已给老舍和曹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访问美国,又亲身感受到中美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结成的友谊的热度。当然,老舍又对美国了解认识现代中国文化之浅薄,感到吃惊和失望。这让他在演讲中自觉尽量向美国人民介绍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现代中国及其历史悠久、灿烂的文化艺术。《骆驼祥子》被译成《黄包车夫》,在美国畅销,引起美国文化界的普遍关注,但他们对老舍知之甚少。让老舍感到尴尬的是,每次来听他演讲的美国听众,虽然场场爆满,但其中不少人对中国文学并不热衷,他们来到会场,只是想看看这位能写出在美国畅销的书的中国作家是什么模样。那时,老舍在美国的影响,远不如胡适。抗战伊始,胡适作为中国驻美大使,因到处发表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演说,赢得了美国各界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深受美国人民敬重。在这之前,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师从美国学者杜威,成为中国获得国外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后以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拉开了中国新文学的大幕,其声名早在美国远播。但作为小说家,老舍以《骆驼祥子》在美国享有声誉。中国剧作家曹禺到美,带给美国与百老汇不同的剧作,给美国带来一股中国文学的热潮。在这之前,1936年携全家赴美的林语堂,后接连被授予美国纽约爱米拉学院荣誉博士学位、新泽西州洛特格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和威斯康辛州贝洛爱特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后又担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艺文组主任。林语堂于1935年在美国出版的《吾国与吾民》一书,被视为关于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在当时极为畅销,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久居不下,远比后来老舍的《骆驼祥子》的影响要大。胡适、林语堂、老舍、曹禺以及旅美的中国文化学者牛满江、陈壤等人,给美国带去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影响深远。

在异乡美国,老舍、曹禺还与老校长张伯苓不期而遇,让他们惊喜不已。张伯苓于1904年赴日本考察教育,成立“敬业中学堂”,后改名“私立第一中学”,1908年又改为天津“南开中学”。1917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班学习,实地考察美国私立大学办学精神和组织管理方法,归国后创办了南开大学。1923年,又创办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形成一个系列完整的学府。七七事变后,他将南开大学南迁,在昆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10月,重庆的南开中学举行庆祝建校四十周年和张伯苓七十寿辰“双庆”活动。各界友人、中共的周恩来与国民党中央常委张厉生等南开中学校友,都来祝贺。由周恩来提议,他与张厉生用一乘滑竿,抬起老校长,围绕校园花圃转了一圈。周恩来与张厉生已年近半百,又都是政界重要人物。仍抬滑竿为老寿星贺寿,见者无不动容,也给中国教育史留下了一段佳话。第二天,南开的壁报就登出一首顺口溜: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师生情谊重,佳话山城扬。

这次是张伯苓来美治病。治病期间,老人收获了二喜:一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特授予他该校的毕业生名誉博士学位;二是在美国的南开校友,都纷纷从美国各地集中到纽约的华美协进社,为老校长补办七十大寿祝寿活动。

老舍、曹禺参加了为老校长举行的祝寿大会。酒会上,事业、学术有成的各界南开校友,欢聚一堂,深情款款地为老校长祝寿的场景,让一直敬仰老校长教育事业成就卓著、文化人格高尚的老舍和曹禺激动不已。老舍与曹禺商量后,赋诗一首,作为贺礼,并在会上朗诵。诗写得较长,下面从《张伯苓图传》中,摘录一部分: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是吹,也不是嗙。真的,天下谁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 ……在天津,他把臭水坑子,变成天下闻名的学堂。他不慌,也不忙。骑驴看小说,走着瞧吧!不久,他把八里台的荒凉一片也变成学府,带着绿荫与荷塘。…… ……张校长!今天,我们祝贺您健康,祝您快乐!在您的健康快乐中,我们好追随着,建设起和平和幸福的新中国。

该诗的署名是“学生曹禺,后学老舍”。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人,受到弟子的爱戴和敬重,并被载入教史册,是名副其实的,虽然后来在国民党政府里做过“考试院长”,那是时代造成的,况且在1949年之后,已到垂暮之年的张伯苓对此已有悔恨表示:“一脚踩在臭水沟里。”我们何必苛求!5

到美国后的大半年里,老舍走遍了大半个美国,后来又到了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岛、魁北克。一路讲学游历,紧张却愉悦。但是虽是官费访美,旅费是定额的,路上的消费要从中支出。到了1947年下半年,美元贬值,物价上涨,老舍已感到囊中羞涩,不得不量入为出了。让老舍更为难受的是,曹禺的文化之旅到期,此时国内烽烟四起。先是东北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国共在四平开展激烈的争夺战;1946年6月内战爆发,中原的共产党军队突出重围,进入苏皖解放区,同华东新四军会合;9月,内战大火蔓延全国。国民党施行法西斯专政,老舍、曹禺的朋友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国内血雨腥风,加上思念故乡,曹禺决定回国。

曹禺归国,老舍则结束漂泊生活,在纽约定居,住进八十三西街一一八号的两间公寓。老舍开始了在美两年半的写作翻译生涯。他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和一部话剧剧本,同时组织有关方面积极翻译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作品。

这两年,老舍不断从各方面获得国内消息,祖国正是国共决战时期,双方在东北、华北等广阔战线上,展开大规模厮杀,但在美国,这里一片歌舞升平,作为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作家,不可能深刻认识国内战争的意义。他觉得一位受邀到美进行文化之旅的作家,是在美传播中国文化,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彼此了解和友谊,这是一个爱国书生责无旁贷的职责。作家的事业理所当然的是创作,用好作品传达世间的真、善、美,抨击社会上的假、恶、丑。把在美时期的老舍说成是“亲共”、思想“革命”的作家,或将之视为“反共”、思想“反动”的作家,似都无根据。

有一件事,偏偏让在美的老舍意外地陷入了一场政治是非的泥潭,是他始料不及的。

老舍曾应邀参加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次会议,是作为列席代表参会的。会上,有人问老舍,当时苏联尚未拥有核武器,你认为是否应当也让他们掌握制造原子弹的秘密?

老舍知道,美国在日本扔下两枚原子弹,无疑是最后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重要的手段,但造成日本人民极大的伤亡,是人所共知的。随着核技术的发展,核战争将毁灭世界,是人类生存的极大威胁,似是常识。为了不造成人类灭绝的悲剧,掌握核武器的国家越少越好。因此,出于理性,他予以了否定的回答。

经美报的宣传,老舍这一书生之见的非正式发言,传到了中国,竟一时令国内舆论大哗,甚至掀起一场政治风波。有批判的,有赞誉的,有愤怒的,有惊喜的,旧中国新闻自由,不同政治背景的报纸,都会各取所需地以完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利用新闻。对此老舍是深谙其道的,他不感到奇怪,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文协的一些老朋友竟然也搬弄是非,起劲地攻击自己。

善良的老舍感到十分震惊。曾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战中,齐心协力、甘洒热血共赴国难,经历了血与火洗礼的文化人,怎么突然对朋友兵戈相向?清者自清,老舍不想为自己辩解。但他主动给文协正直的朋友叶圣陶和郑振铎写了一封信,表示辞去文协理事职务,同时退还了抗战期间在重庆做手术时文协给他的赞助费。此举,莫要视为老舍从此要与文协分道扬镳,老舍从不是小肚鸡肠的蝇营狗苟之辈。他这样做,只是一种态度,一个有尊严文人对人格委顿、世味已薄的态度。

这之后,他在美见到史沫特莱时,向她介绍了文协经费一直捉襟见肘的窘境,请求她帮助文协筹集些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史沫特莱共募集了一千四百美元,按老舍的要求,汇给了大洋彼岸的文协。有了这笔当时可视为巨款的经费,文协自是欣喜若狂。后老舍从美国回到解放后的北京,用五百美元的稿费,在丰盛胡同十号(今丰富胡同十九号)购置了那座有名的“丹柿”小院。

老舍为已脱离的文协募集经费,这也是一种态度,一个有宽阔胸怀的爱国知识分子对价值取向的态度。他为人、为事、为文,一生都在努力沟通着人世间疏离的情感,智圆德方始终是他为人的本色。6

在纽约州的萨拉托加斯普林,有个林木葱茏、池塘清澈、风光秀丽、空气清香的庄园,后由继承人将之作为公益事业,为文学艺术家营造并提供一处可以安心从事创作,名为“雅斗”的地方。老舍搬到了那里,与英国作家拉罗夫·贝兹,日本女作家石垣绫子夫妇,还有史沫特莱女士为邻,各自住在散落在园林中的小木屋里。他们经常在茂密的弥漫着松叶清香的松林里散步,在春波荡漾的池塘畔看落日,大部分时间,他们都闭门创作。西服革履、打着领带、文质彬彬的四十一岁的老舍,给大家展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风雅气度。特别是每天的清晨,在熹微的朝阳里,老舍总要打一套太极拳或昆仑六合拳的内家拳。老舍一生不间断地习武,强身健体,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笔者在《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一书里,有详细介绍。在雅斗,老舍出神入化、飘逸又灵动的习武之姿,让作家们为之倾倒,击掌叫绝,这成了雅斗一景。

在雅斗的小木屋里,老舍创作了《四世同堂》的第三卷《饥荒》。《四世同堂》共分三个部分:《惶惑》《偷生》和《饥荒》。其主旨是要表现刚结束的那场伟大的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们在苟安的幻想破灭之后,逐渐觉醒,终于意识到只有坚持全民抗战,才能打败日寇,才有出路的过程。最后,他们以坚贞不屈和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最终赢得了胜利。

老舍放弃了出于战争需要的标语口号式的各种文体写作,重新回到自己最熟悉和拿手的幽默讽刺艺术。全书以老北平一条小胡同为舞台,让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十七八户一百三十多人,粉墨登场。而笔墨浓重地写了四世同堂的祁老人一家。写得最出彩的是大杂院里那群地位卑微的个体劳动者。《四世同堂》既无情地揭露了日寇残暴的血腥统治,又表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善良、懦弱和苦闷,特别是写出了普通底层市民的坚强不屈的意志。小说在讴歌富有民族气节的人物的同时,对一些民族败类,对认贼作父、为虎作伥、欺压百姓的汉奸走狗的丑恶行径,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四世同堂》结构宏大,却极为匀称。人物众多,各个都栩栩如生。特别是操地道的北平话的对话,尤其传神。许多北平的风土人情和胡同巷陌的生活场景,都描绘得鲜明生动,出神入化。小说生动地描画出沦陷时期故都人民的苦难生存状态。

老舍是怀着饱满的爱国热情创作《四世同堂》的,诚如他在《〈四世同堂〉序》中所说:

设计此书时,颇有雄心。可是执行起来,精神上、物质上、身体上,都有痛苦,我不敢保险能把它写完。

可以说,这是老舍花费精力最大,写作时间最长,他自己也最满意的作品。

抗战期间,老舍在重庆北碚,共写了六十多段,大约六十万字,相当完成了原计划一百万字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只完成了三部曲的《惶惑》和《偷生》。《饥荒》就是在美完成的。

老舍夫人胡絜青在《破镜重圆——忆〈四世同堂〉结尾的丢失和英文缩写本的复译》一文中,写了老舍从美国归国,带回《饥荒》手稿的情景:《饥荒》手稿并非写在稿纸上,而是写在大十六开的厚厚的美国笔记中,有硬的黑纸面,字是钢笔写的,很规整,本数很多,摞起来足有十几公分高……可惜,这批手稿全部毁于十年内乱,后十三段就包括其中。“内乱”不仅“毁”了《饥荒》,更吞噬了“人民艺术家”老舍的生命,为了人的尊严,他选择投太平湖自杀。一个默默的耕耘者,比起建功立业的斗士,或缺乏意志和斗志,然而老舍的那一跳,却是决绝地对“内乱”和命运的抗争。

似上苍尚眷顾老舍。三十年后,《饥荒》竟然真的有了一个“破镜重圆”的喜剧结局。

201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施莱辛格图书馆,竟然发现了浦爱德(Ida Pruitt)女士翻译《四世同堂》的原稿。比1982年马小弥译出的《饥荒》多出三段,还有更加充沛完整的情节。赵武平在认真研读了老舍的著作,体会了老舍的语言风格之后,又将《饥荒》遗失的原稿回译成中文,在2017年1月出版的《收获》杂志上发表,再由“活学文化”公司出版全本。诚如《收获》主编程永新所说:“赵武平先生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

读者终于可以见到这部堪称经典的巨著的全貌了,至此,《四世同堂》载着老舍先生对北京的遥远的乡愁,魂归故里。

在美期间,老舍还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该长篇是在解放战争隆隆的炮声中完成的。老舍以此书反映祖国正在发生剧烈的社会变革,并以此书表现了他自己的思想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鼓书艺人》写的是抗战期间,流落到陪都重庆的一群北平演唱大鼓的艺人所经历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表现他们在社会底层被压迫、受欺凌的苦难中,奋起反抗,走向新生,昭示社会革命的必然性。书中写了三个青年妇女受到别人的欺骗和糟蹋,也有些人自甘堕落,沉沦潦倒。但更多地表现了他们的觉悟和反抗。方宝庆不仅对艺术持严肃态度,还对生活有美好的追求。在其影响下,养女秀莲产生对独立生活的渴望。他们父女还努力改革旧艺术,以适应抗日宣传的需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小说还力求表现这群艺人寻求自己解放和艺术的解放。

掌握自己命运,改变自己命运的历史主动性,这是老舍以前的小说中极为少见的高昂乐观的基调。小说还精心安排了一位革命作家孟良,在他的影响下,方家父女有了觉醒和进步。这是老舍有意地让读者看到一缕新时代的阳光,已穿透布满旧世界的阴霾,露出灿然的光辉。

当然,这是一位进步作家笔下的革命作家孟良和一群觉醒的艺人。用老舍写的小说结束语表述,便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这证明祖国正在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对老舍已产生影响。但同时,从小说里,我们也读到老舍在十分陌生的新的社会变革到来之时的惶惑、矛盾和不安。1948年11月19日,老舍致信艾默森,信中说:

十分抱歉,我要放弃《鼓书艺人》的全部工作了,写完了十二章以后(约占全书的一半),我发现他既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有意思。我想我还是别写了。我的身体疲乏极了,要彻底休息一下。

面对正在中国发生的剧烈的社会变革,自由主义进步作家老舍,感到欣喜和期待是很自然的,但如何表现这一社会变革,老舍是力不从心的。因为他自己对这变革尚缺乏认识,自己的思想也并未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鼓书艺人》不可能表现出历史转折的深刻意义,小说中的明丽之色,是作者按自己的认识涂抹出来的。表现艺人的苦难和挣扎,老舍游刃有余;而表现他们的觉醒、斗争,则显得苍白乏力。故,有的评家认为在《鼓书艺人》中,“显示出老舍笔下的人物所少有的那种掌握命运,改变革命的历史主动性”,并说“以此表现了他自己正在经历的深刻的思想变化”云云,毫无根据,是很拙劣的溢美之词,是在拔高老舍,拔高《鼓书艺人》。也与老舍致艾默森信中的表达,以及他本人一直不愿意拿到国内发表,甚至连该书的手稿都没有带回国的事实相抵牾。

我们见到的《鼓书艺人》,是1980年,老舍逝世十五年后,其老朋友,复旦大学马宗融教授之女马小弥根据1952年在美出版的英文版翻译出版的。因为《鼓书艺人》之原稿老舍未带回国,至今也不知所终,无法评价英译与原稿在艺术上的差距。《老舍评传》认为《鼓书艺人》与原作之间在艺术上的差距是相当大的,似站不住脚,既然连原稿已不知下落,那么又如何与英译后再译中的文本相比较?没有比较,又怎能轻易地下结论。

举凡由文学到人,拔高最易导致思想知识类型上的急功近利或简单片面化,也会导致以政治标准或某类“功用”取舍去代替文学本身的价值衡量,到头来,会把文学或作家的真面貌弄得面目全非,这样的教训,文学史上实在太多了。“挥鞭依旧笑嘻嘻”,周作人哀怨刻骨的狱中生活

1945年12月6日,一队军警包围了八道湾十一号周宅。

冲进周宅大院的军警,将枪口对准消瘦脸上有着毛刷式胡子的院主人周作人时,他那两片紧咬的嘴唇嗫嚅着:“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个样子。”

经过一番搜查之后,周作人就被军警押走了,迈出大门时,院里传出他的妻子信子撕心裂肺的惨叫……

原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命军统局局长戴笠,以伪华北财务总署督办汪时璟的名义,设宴诱捕伪临时政府众重要官员。偏偏周作人因小孙女美知患“一种流行感冒”(见周作人12月5日日记),未能出席宴会,故派军警进宅缉拿。

后来周作人说,入宅逮捕他的军警,在查抄其家时,顺手偷走了一块刻有“圣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黄石印章,还有一块Movado牌手表。

12月9日,华北大汉奸王克敏被捕,后在狱中自杀。

周作人被捕后,关进了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八道湾十一号大门从此紧紧关闭,“苦雨斋”在严寒的冬季凄凉地落幕了……1

关于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八二·监狱生活》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北京的炮局是归中统的特务管理的,诸事要严格一点,各人编一个号码,晚上要分房按号点呼,年过六十的云予优待,聚居东西大监,特许用火炉取暖,但煤需自己购备,吃饭六人一桌,本来有菜两钵,亦特予倍给……

有关资料说,监狱规定每月可探监一次,送钱一回。比起每次送中储券二十万元的阔主,已败落的周作人家,每月仅能送来区区五千元,为同监之最少者。当时北平用的中储券,每百元合华北联合券十八元。周作人作为伪国府委员时,每月只拿二千中储券,他曾与过去的学生,现在的同僚沈启无诉说待遇太低。南京开会时,他向大汉奸陈公博反映,后经伪华北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同意,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委会委员,所领由三百六十元华北联合券,涨到二千元。

关于沈启无,似须多说几句。沈原是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学生。在《周作人书信》中,俞平伯、废名及沈启无皆为主要收信人。在沈启无编《近代散文钞》时,周作人还为之写序,关系当属密切。日本人占领北平后,沈启无更是不离周作人左右,周作人下水出任北平伪督办,后又被黜,再重任伪国府委员及华北政委会委员,都与沈启无出大力有关。抑或说,在甘心当汉奸这条泥泞路上,师生二人是狼狈为奸的。自古文人大凡当了官僚,多被彻底官僚化,特别是当了汉奸、异族侵略者的奴才,彻底“堕入深渊”之后,其灵魂就再难干净。沈启无费了大劲儿把老师扶上了“周督办”和华北政委会委员之后,老师却仅以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兼北大图书馆主任回报,并未让他登上心仪已久的教署秘书长或北大文学院院长的位置,心里便生出不满。

后来,沈启无想当《艺文杂志》与《文学集刊》两个刊物的主编,与也想把持这两个期刊的人发生矛盾冲突,于是又向老师周作人求援,只要他表个态,对手即可知趣而退,但老师非但没有助他一臂之力,却着实批评教训了他一顿。翻阅周作人日记,对此事有这样的记述:

启无来,至十时才去,哓哓论刊物事……虚浮之事无益徒有损,惨言之亦不能了解也。

这回,沈启无对周作人不仅不满,而且心怀怨怼,化名“童驼”,著文说“《艺文杂志》代表老作家,《文学集刊》代表青年作家”,搬弄是非,挑拨离间。

1943年4月,已不是在职的教育督办的周作人应汪精卫之邀,以文人清客的身份,在长子丰一及弟子沈启无的陪同下,做了一次“江南之行”。到南京座谈、讲演之余,还到苏州游览,兴致不错,遂分别赋诗四首:一多谢石家豆腐羹,得尝南味慰离情。吾乡亦有姒家菜,禹庙开时归未成。二我是山中老比丘,偶来城市作勾留。忽闻一声擘破玉,浸对明灯搔白头。三生小东南学放牛,水边林下任嬉游。廿年关在书房里,欲看山光不自由。四河水阴寒酒味酸,乡居况味不胜言。开门偶共邻翁话,窥见庵中黑一团。

已当汉奸的周作人,一直混迹官场,仰日本人鼻息,失却独立人格,苟活而已,哪里还有诗情。

此次稍有闲情,触景生情,乘兴信口咏出几首小诗,却也较真实地吐露出自己尴尬的人生况味。身陷泥潭,行动不得自由,思想失去自主,附逆的精神阴影无时无刻不盘踞心头,使其备受煎熬。他将三、四两首诗,书赠给当地的两个汉奸警察署长,其举意味深长。

周作人在南京期间,到中央大学讲演两次,一为《学问之用》,一为《人的文学之根源》,后改为《中国文坛上的两种感想》发表。到南方大学讲《整个的中国文学》,其多次演讲及著文都是宣传他的“儒家文化中心论”的。老实说,周作人岂能不知道“儒家文化中心论”与日本鼓吹的日本大和文化为中心的论调是相抵牾的,他执意要宣传“儒家文化中心论”,这是需要勇气的,不忘祖宗的文化道统,让我们看到作为中国文人的周作人精神的另一面。

果然,周作人大讲“儒家文化中心论”,遭到日本军方和日本反动作家片冈铁兵等人的攻讦。1943年8月,周作人并未参加的在东京召开的第二届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上,片冈铁兵发表了题为“中国文学之确立”的演说,指出“余在此指出之敌人……即目前正在和平地区内蠢动之反动的文坛老作家”,“以有力的文学家资格站立于中国文坛”,“以极度消极的反动思想之表现与动作”,破坏“建设大东亚之理想”。

周作人是后来从胡兰成发表在《中国周报》上的《周作人与路易士》一文中,发现片冈铁兵在第二届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上对自己的攻击言论的。

周作人“绍兴师爷”的老辣手段被激活了,他轻而易举地收拾了向日本提供自己演讲资料的内奸沈启无,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将沈启无逐出教门,说:“沈扬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断然破门,逐出弟子沈启无,让人自然想起周作人当年“谢本师”一幕。

除掉内奸之后,周作人并不直接与片冈铁兵交锋,而是修书一封,直接给他的上司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事务局长久米正雄,要求攻击“反动的文坛老作家”者片冈铁兵“以男子汉的态度率直的答复”。接着说:“如若所谓反动派老作家确实是鄙人,则鄙人当洁身引退,不再参加中国之文学协会,对于贵会之交际亦当表示谨慎。”

周作人,原本一介书生,虽参伪政为期不长,但审时度势的能力并不差,他见到战争中日本人由攻势转入守势,已成强弩之末,为稳定局面,日本人尤其需要他这种人,故以辞官相威胁。为把事弄大,他将致久米正雄的信,同时发表在《中华日报》上,果然轰动一时,震动了日伪政权。不久,《新中国》报发表了社论《所望于批评者》:

周先生在中国文坛素负重望,其言行笃实,尤为人所敬重。对于中日文化沟通工作,亦曾尽极大贡献。今若因此误会而萌生消极引退之念,不仅为中国文坛之一大损失,且亦势必影响中日文化沟通工作之前途……亲善合作的实现,必以互相尊重的精神为基础……

社论支持周作人之反击,其也妙在话中有话,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的微词。兔死狐悲,也附逆的陶晶孙,在《新申报》上,发表《关于大东亚文学者》,要求“失言者把他的失言及早取消”,以声援周作人。在一片声援周作人声讨片冈铁兵的声浪中,日本舆论也公共表态,日文《大陆新报》于4月19日发表《文化直言》,也批评片冈铁兵“过激言论”,“至为不负责任”,指出其“仅一知半解之徒的浅薄行为”,“深感遗憾”。

各种对周作人的声援,对片冈铁兵的声讨,舆论重压,不能不引起日本军方的重视,在其默许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压力下,片冈铁兵不得不写长信,承认自己有“偏激之词”,并向周作人“深表歉意”。日本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等,也批评片冈铁兵“失言”,并表示愿与“东亚文坛之权威”周作文“合作”。

对此,周作人的抗争最终取得了“好结果”。2

1946年5月26日,在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关了半年的周作人等,被带上飞机,押解到南京受审。

在这之前一个多月,汪伪“第一夫人”,伪中央监察委员,大汉奸陈璧君接受公审。

陈璧君于1912年与汪精卫结婚后,一直追随汪进行政治活动。并曾助汪投敌,成为汉奸之魁首。陈于1945年8月22日,被军统于广州拘捕,与汉奸褚民谊等押往南京囚禁。公审时,法庭以五项罪状,宣判处以其无期徒刑,终身监禁,在苏州看守所执行。

周作人等十四人押往南京前,《申报》这样报道:

巨奸王荫泰等十四人,昨由平解京审理,古城观者如堵,呼骂声不绝……群奸今晨五时被检查血压时,方知解京受审,乃慌忙写下“遗书”,招致家人,语多劝家人勿忧,而有恋恋不舍之意……周作人光着头,衣着最为陈旧……上车前记者逐一问感想……周作人说:“我始终等待被捕,无感想。”周瘦得多了,态度仍很“冷淡”……上机前逐一衡量体重……书生周作人最轻,五十二公斤。每人许携物十五公斤,大多为衣被书籍及针线,周携其自著《谈龙集》……

钱理群之《周作人传》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

据说他在飞机上曾将旧作一首抄示于人(也许是应对方之请吧),这是1942年所作:“年年乞巧徒成拙,乌鹊填桥事大难。犹是世尊悲悯意,不如布井闹盂兰。”这算不算他对自己在日伪时期的种种作为的一个历史的反思、总结呢?可能也是入狱这一段时间他思考得最多的问题吧?还有说他在押解途中还写有诗两首,其一曰:“羼提未足檀施薄,日暮途穷究可哀。誓愿不随形寿尽,但凭一苇渡江来。”其二曰:“东望浙江白日斜,故园虽好已无家。贪痴灭尽余嗔在,卖却黄牛入若耶。”既自叹“日暮途穷”,又感慨“故园虽好已无家”,这凄凉、惆怅自是周作人的,但却联想起千年多前“一苇渡江”的达摩,是不是也决心“面壁十年”呢?那么,周作人仍然是于消极中有积极的。《庄子·秋水》有:“庄子与惠王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王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周作人总是将自己的灵魂紧紧地包裹住,我们很难透彻地了解他,比如他在《两个鬼的文章》中,宣布自己与陈独秀、钱玄同诸人,是同一“方向”的,而就在他当了伪督办,做了政客以后,他又是怎样积极鼓吹,要以“儒家人本主义”为“大东亚主义”的“中心思想”,以“抵抗共产主义”来着。他心中一直有“两个鬼”争斗纠缠,一直在“学者文人”与“政治官僚”间角色转换,谁也猜不透他到底想些什么,要干些什么。

押到南京之后,南京高等法院即对周作人提出起诉,其列举罪证如下:

其任伪职期间,聘用日人为教授,遵照其政府侵略计划实施奴化教育,推行伪令,编修伪教科书,作利敌之文化政策,成立青少年团,以学生为组织训练对象,泯灭青年拥护中央抗敌国策,启发其亲日思想,造成敌伪基要干部。又如助敌人调查研究华北资源,便利其开掘矿产,搜集物资,以供其军需。又如促进沟通中日文化及发行有利敌伪宣传报纸,前者为文字宣传达其与敌伪亲善之目的,遂行近卫三原则之计划,后者希图淆惑之心,沮丧士气,削弱同盟国家作战力量……

周作人被允许写“自白书”,对起诉书做出下列辩护:

初拟卖文为生,嗣因环境恶劣,于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在家遇刺,幸未致命,从此大受威胁……以汤尔和再三怂恿,始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以为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参加伪组织之动机完全在于维持教育,抵抗奴化……

读者读周作人之自我辩护,会发现,面对政府的指控,深谙“绍兴师爷”真传的周作人,实际上在巧妙地做无罪辩护。对自己的附逆罪行,完全不认账。3

1946年7月19日,南京高等法院对周作人附逆案,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审理,审理详情不得而知,但第二天的《申报》上,刊发了中央社的相关报道,可窥见公审的大概情形。标题为“京高院公审周逆作人供词支吾无确证”,该文曰:

周逆作人十九日晨十时,在首都高院受审,历时两旬钟,以证据尚在调查,庭谕定八月九日再审。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听席上,特多男女青年。审讯前段,被告答复从逆前之经历,颇以二十年北大文科教授之任自傲。述其附逆动机,狡称,旨在“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庭长当斥以身为人师,岂可失节。周逆答辩谓:“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并称,二十六年,留平不去,系因年迈,奉北大校长蒋梦麟之嘱为“留平四教授”之一,照料北大者,惟对其(一九)三八年之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以及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华北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伪新民会委员,伪华北新报社理事等职,则期期艾艾,对答之间颇感尴尬,但仍东拉西扯,以二十八年元旦之被刺,“中国中心思想问题”论战,以及胜利后朱校长家骅之华北观感等,作为渠有利抗战之证据,庭上当谕以证据颇确凿有力,当谕以为便收集,特宽限三星期再行公审,周逆乃于汗流浃背下狼狈还押。

公审周作人,惩治汉奸,天经地义,但由于他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影响,这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一方面从理智上能够识其叛国本质而无情批判他,一方面在感情上又生出同情和痛惜。

的确,周作人背叛民族,当了令人不齿的汉奸,查之有据,已被坐实,罪不可赦,遭到谴责批判,罪有应得。但是“他确在新文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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