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身体还剩下四分之一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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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身体还剩下四分之一时试读：

代序

当身体还剩下四分之一时，即只剩下一只左手和身躯，人生会怎样？

……

不可想象！

七岁时，穿着爸妈刚买的新鞋，屁颠屁颠的在火车道上玩耍追逐。突然，火车呼啸而来，一着急，新鞋卡在轨道中，拔不出来。很快，双腿失去知觉，他本能地用右手去拉双腿，于是，右手也在顷刻间，没了。

就这样，噩梦一般，他失去了身体的四分之三。

但他没有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击倒，他“站起来”了，而且一直“向前走”，并且走得很好。他只上了四年小学，可他通过自学，现在的文化功底足可与当前的大学生相比，他的学识足以让世人另眼相看。看他的作品，脉络清晰、语言流畅、内容丰富，你根本找不出很明显的纰漏。他不仅以写作为生，他还在生活上完全自理，在他身边，没有一个佣人或保姆之类的人，他的亲人（双亲已逝）大都在别的城市。他会做饭、会炒菜、会自己穿衣脱衣、会用凳子走路、会自个儿大小便，会骑三轮摩托车、会单手操作电脑、会上网冲浪、会游泳，而且熟悉几乎所有的游泳姿式，尤其是潜水……

这一切难道是奇迹？

我和他开玩笑说：“你不愧是中国的保尔。”他则笑着说：“请问保尔会自个儿驾驶摩托车吗？我就是段云球，今年三十，独一无二。”

这种语言出自他口，绝非平常声音。一种对生命力量的膜拜与尊重，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没有人会说他自夸海口，事实本来如此。况且，到了这种地步，部件缺了这么多，对于一个活着的人来说，本来就是一种严酷的挑战。

在中国人（www.chinaren.com）上有网友言：“真正的勇气不是敢去死，而是敢活下去！”对于他来说，生命至于此，活比死，难度要大得多。其中艰难、辛酸、困苦，非常人所能理解和接受。

他的心态可用“坚不可摧”来形容，那种与风雨抗争、与命运比拼的印记一一刻在他那张“曾经沧海”的脸上，看得出“饱经沧桑”，也看得到“风雨兼程”，就是看不到“怯懦与松懈”。在他看来，他和常人没有区别，他可以自食其力，他可以驰骋大街小巷，他可以畅游万泉河……他认为他甚至比常人还正常。他觉得他自己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可以写，与常人并无二样。记得当初通过老乡认识他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世界上还会有这种人，而且还能如此生存。想想自己，四肢健全，却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耿耿于怀、闷闷不乐。与他相比，简直是渺小到了极点。

我开玩笑地对他说：“段，你知道吗？你总以为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可在很多人心中，你是神！人中的太阳神！前不久，我在网上（www.chinaren.com）把你的事迹贴上去几篇，你猜怎么着？仅3天时间，点击率超过10万（现在早已过100万了），网友们看了你的照片读了你的故事，有羞愧万分的，有惊愕不定的，有信心倍增的，总之，你的形象高大无比，你的四分之一早已扩展成人类的图腾……”他只是微笑，眼神中掠过一丝利剑般的光芒。是感动，是无奈，还是？我读懂的只有“坚强”二字。

他的学识，他的文字功底，是一般正常人也会叹为观止的。仅凭他四年的“父背上的小学”（他父亲背着他上完四年小学）和父亲的一箱旧书，他从沈从文笔下“边城”式的乡村一路啃到东北，再到北京，是从小“当将军”的梦一直支持着他“摸爬滚打”，也是这个梦让他坚信“正常人能做到的，我也一样可以！”

正是这个梦想的力量，凭着惊人的魔力，他自修了初中、高中的几乎所有课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爱，源于他父亲的箱子里的几本发黄的古典名著，他七岁时就开始阅读《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九岁时开始翻阅《茶花女》、《红与黑》、《简爱》、《飘》等世界名著。再到后来，加上小红姐（他的一个表姐）的指引和帮助，他开始了最初的写作学习，他开始尝试着各种文体的练笔。渐渐地，他迷恋上了文字，并暗下决心，要写出点名堂来。在他的思维世界里，既没有“初生牛犊”，也没有“虎”，他只知道，李白、杜甫、王维是历史名人，从来没有上过什么大学。古人尚且可以凭着一腔热血成就千古美名，他为何不可？就这样，早在东北时，他就报考了当地的“作家班”，接受比较专业的文化知识和写作技能学习，他的文字狂热终于可以“有理有节”地释放，他慢慢变得“专业”起来。从东北到北京，他先后获过多次写作大奖，发表作品无数，只可惜，大都是替人做枪手。为了生存，他只好牺牲了署名权。

他的理念坚毅而又超前，你听听他的言论：“人如果突破了极限，四分之一是可以挑战百分百的，因为，我坚故我在。记得有位大家说过，人的潜能是无限大的，我们仅仅是发挥了不到百分之五的潜能而已。如果我们可以百分百地努力，那么，我的四分之一至少可以把人的潜能发挥到百分之二十五。哦，天大的数字，让人激动的数字，朋友，难道你有理由说不吗？”没有人不为之感慨，有此信心，其利足可断金！

他的乐观让人奋进，决不“催人泪下”；他的故事让人重生，决不“聊表同情”。他没有把太多的时间停留在四分之三的残缺上，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无暇顾及”，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要想的问题太多，根本没有时间去烦恼。首先是生计问题，他从来不接受任何施舍和救济，他要靠自己的单手去创造一切，去养家糊口。然后是梦想问题，他一直想创作出版署上自己大名的、感谢生活的长篇著作，他想一直“写作——出书”，把内心那份涌动写出来，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还原在纸上；把自己这么多年来对生命的感悟，对人间冷暖的感受尽情抒写在书中；让所有帮助过他，关爱过他的人从后台走向前台，去接受“真情大使”的颁奖。

他没有食言，一部近20万字的长篇自传终于在他的单手敲打下“横空出世”，名为《当身体还剩下四分之一时》。从标题上看，他是给世人留了一个悬念：当身体只剩下四分之一时，人将如何？是生，是死？还是生不如死？没有人不为之揪心。我相信，但凡看完他的书的人，不会担心，只会深深祝福，带走力量，去迎接各自生命中的下一个漂流！正如他言：“让每一个身体健全的人更多一分坚定，让身体有残缺的人更多一点坚强！”

书很快就要出版，真希望大家能从中得到感悟，受到启迪，希望大家都能享受生命的百分百！刘烨

自序

写点东西的想法由来已久。当初到北京来正是基于对这座古都文化氛围的憧憬和向往。到了这里才知道光有热情和想法是远远不够的，我那点墨水还不足以在这个人才荟萃、竞争激烈的城市靠舞文弄墨为生，终于体会到“先谋生计，后谋业绩”的重要性。“知子莫若父”，想当初，父亲早看出了我急功近利、好高骛远的盲目心态，于是将如此厚重的金玉良言相赠，真可谓用心良苦。

现实中坚持一种梦想，世俗中固守一份执著，真的好难。一天天长大，徘徊在理想与现实的裂痕之间，我忽然发现一些美好的东西被现实的熔炉无情地焚化了：原来理想和现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颜色。在现实的色彩面前，理想不过是一抹脆弱的点缀。尽管如此，我坚持将这一抹脆弱点缀到现实的调色板上。因为我知道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健全人有健全人的烦恼，残疾人有残疾人的快乐。健全人做不到的不等于残疾人更做不到。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这扇门，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只有执著坚持永不放弃的人才可以走进来。其实，这扇门从来没有关上过，一直等待着我们走进去，只是很多人还没走到它的门口便先放弃了而已。

于是，我一直慢慢地走着。虽然有点累，有点苦，甚至有点痛，可是我知道我离那扇门越来越近，只是还需要一些运气和机遇。

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上天作美。今年秋天有同乡到北京来办事，经他介绍认识了刘烨先生。我们年龄相当，趣味相投。不同的是他事业有成，公司已初具规模，正是大展宏图之时。我没想到偌大的北京城居然还有一位同乡在这里寻梦已久。

刘烨先生具有湖南人特有的性格特点，求真务实。他听了我的遭遇、看到我的实际情况以后，既惊讶又关切，建议我写一本书。我原想写一部小说的，他说我就是一本很好的书，鼓励我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我一直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写的，和普通人一样平凡而渺小。他说我虽然平凡而渺小，可是我的经历和行为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和做到的。正是这种平凡和渺小才蕴涵了一个人对生活的真正理解和感悟。他要我想想：我为什么能够走到今天？刘烨先生的话，像一块石头在我的心湖上击起阵阵涟漪。是的，我为什么能够走到今天？就我个人而言，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倒是那些关心我，支持我，帮助过我的人们值得写一写：像姑姑，大妈，小红姐；小海，陈挺，二姐和二哥，高伟，江波向；还有孟香，小帆，曲薇，陈丹等等，而其他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为我操劳了一生，牵挂了一生，呵护了一生，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心里仍然念念不忘。所以说我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同时我又是一个内疚压抑的人，背负着还不清的感情债。我除了感恩生命的奇迹还能做什么呢？

刘烨先生的提醒和帮助促使我拿起了沉甸甸的笔，还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希望能给残疾朋友一点点启示，给健全人一点点鞭策。世界没有抛弃任何人，首先你要自尊自爱；世界是五彩缤纷的，你积极参与了才能看到它的美丽。

如果这个目的达到了，我就心满意足了。谢谢！

上帝是公平的！她收去了我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却给了我一颗顽强不屈的心。我不是上帝的宠儿，她却使我懂得了一条做人的基本准则，“不管生活有多么艰难，我们都要微笑着去面对！”我相信，只要不放弃，我便不会成为上帝的弃儿！

财富可以改变生活的状态，身体可以影响人生的质量，心灵则决定了生命的长度。人，只能活一次，是否精彩，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行为方式！段云球2005年冬于北京

第一部分：童年

祸兮福兮　归去来兮

1

七岁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像往常一样与许多小朋友在铁路旁玩“抓特务”的游戏。我穿着妈妈给我买的新皮鞋在铁道旁穿来穿去，跑得又急又快，谁也追不上。正当我得意之时不小心踩到铁轨的道岔里，双脚在道岔中间怎么也拔不出来。恰在此时，一辆运煤的火呼啸而来。我本能地用右手去拉脚，我浑身颤抖了一下，随即倒在铁轨旁边。

我懵懵懂懂听到紧急刹车的怪叫声，紧接着吵吵嚷嚷的声音从四周围拢来。我想挣扎着爬起来，但浑身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力气。我看到一位戴着棉皮帽子的中年汉子，一脸惊愕地看着我。他冲围观的人大声叫喊，快去找铁丝和钳子来。他一边要我别怕一边用两只手分别紧紧地掐住我的双腿，并且叫人帮忙紧紧掐住了我的右手。我浑身好似火烧一般难受，大声哭喊着要他们放开我。

很快有人拿来钳子和铁丝。人们手忙脚乱地将我的手脚紧紧地捆绑起来。这时母亲来了，拼命将我抱在怀里，歇斯底里地大声痛哭。

为了抢救我的生命，火车司机甩下车厢，用火车头将我与母亲送到火车站。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救护车将我送到医院。

也许是职业特性的缘故，医生对生老病死、天灾人祸早已习以为常。我记得很清楚，一位医生看到我的样子劝母亲不要抢救了。他说孩子这么小，就算治好了，这往后一辈子可咋过呀。很多人都这样劝母亲。

母亲见此，突然跪到地上，一边向众人作揖一边痛哭流涕地说：“求求你们快救救他吧！他要是没了，我也莫活哩！”

回想当时的情形真有些不可思议。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一直处于清醒状态。那个时候我只感到口渴得要命，浑身火烧火燎般的难受，拼命地大喊要喝水。我还记得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一位护士给我喂了一口葡萄糖，然后用白色的口罩紧紧捂住我的嘴。我拼命挣扎了几下，渐渐失去了知觉。

2

我恍恍惚惚睁开眼睛，听到有人兴奋地喊道：“他醒啦！他醒啦！大姐！你快看，元基醒啦！”我眼前一片混沌，依稀看到一个穿白大褂的姑娘晃来晃去。她在说着什么。这时有人将脸贴在我脸上，我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妈妈。“满仔莫怕，姆妈在咯里（这里）。”我听到母亲的声音，伸手乱摸了几下想挣扎着起来，可眼前一黑又昏了过去。

当我再次醒来第一眼看到母亲时，她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睡着了。我想爬起来，但脑子里昏沉沉的，身体没有一点儿力气。我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妈妈。

母亲惊愕地站起来。她看到我醒了，立即将我的脸紧紧拥在怀里。她一边用脸磨蹭着我的头一边泣不成声地喃喃道：“满仔！我的好满仔！你吓死姆妈哩。”

医生们听说我醒了纷纷来到病房探望、问候，向母亲表示祝贺。有个医生拿着听诊器在我身上听来听去。他听完后笑着说一切正常，这孩子的体质太好了。众人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脱离危险后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邻居们听说我还活着，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到医院看望我。那时我对小朋友们说等出院后还要和他们去滑冰呢！母亲听到这话，眼泪刹那间流了出来。（此前姓高的护士阿姨说，我的腿好了以后还能接上，我竟然信以为真。）过了几天我的伤口开始疼痛，疼得我大哭大闹。母亲不在的时候更是变本加厉，吵得整个病房里的人叫苦不迭。这时护士高阿姨会及时进来抱我到医院走廊四处走走，她一边哄我一边给我奶糖吃。她还给我讲过抗日英雄王二小的故事。我对她说，王二小打鬼子死都不怕，我也不怕疼了。高阿姨亲我脸，说我乖。其实她还不到二十岁，刚从卫校分配到医院工作。现在我还依稀记得她当年的样子：大大的眼睛，又粗又长的辫子，整天笑呵呵的。那时候她是除了母亲以外我最喜欢的人了。我出院的时候她哭了，一直抱着把我送到医院大门外。很多年后我去医院看她，她已经是护士长了，并且有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

我听医生说我能够侥幸活下来，多亏有人及时用铁丝捆住了我的伤口。否则血早已流光了，送到医院时根本没有时间抢救。更糟糕的是那天医院的血库里只有500CC血浆。为了抢救我的生命，母亲单位的领导用卡车将20多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送到医院献血。

我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幅情景，不过我能感受到那个场面一定非常感人。那个年代要人们献血，在心理上像现在要人们捐献骨髓一样恐慌。可是为了一个幼小的生命，在得不到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很多年轻人还是心甘情愿地将身上宝贵的血液捐献了出来。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感动着我。虽然我们素不相识，甚至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不过在我心里他们就是一幅美丽的图腾，象征着仁爱、勇气、善良和人性的光芒。

用铁丝给我捆绑伤口的中年汉子是一位普通扳道工，姓戴。我住院期间他到医院里看望了我几次，我叫他戴叔叔。他每次总要摸一下我的头，笑呵呵地说：“这孩子命大、福大、造化大！”

他见我天天躺在病床上怪可怜的，便抱着我到医院四处玩耍。没想到这样一位好人，竟在一年冬天突发心脏病过早地去世了。

也许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故意在生命的流向中设置了许多形形色色的陷阱，以检验人类有没有勇气与智慧适应这个陷阱，并且逾越过去。而我是幸运的。或许在我落入陷阱的时候，上帝见我还小，不想过分为难我，便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好心人用力将我拽了出来。倘若没有戴叔叔这样善良的人，没有那些素不相识的献血者，我的生命在七岁那年冬天就已经结束了。在我生命危机时刻那些献出爱心的人们，是我心里一道永远不会褪色的彩虹。他们美丽的心灵，是我心中真正的上帝！

3

母爱是一张地图。经线是牵挂，纬线是祝福。

我住院期间，母亲没有上班，单位不仅工资照发，还从工会拨了救济款送到医院。我住院的费用由当地的铁路部门支付。出院后母亲专门背着我到铁路部门感谢那里的领导。母亲对我说：“满仔，做人要讲良心，晓得报恩哦！”

母亲当时的工资六十多元，也就能够维持我们母子二人的生活而已。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很少买新衣服，总是穿着工作服，一双袜子缝缝补补，到最后只剩下连在一起的补丁了。不过每隔两三个月母亲便带着我到邮局去寄钱。我那时还小，从来没问过母亲寄钱给谁。这场突如其来的横祸使家里的经济状况顿时陷入困窘。特别是我刚出院那段日子，脸色苍白，身体虚弱。母亲心急如焚，嘴角边布满了火疙瘩。她听说鹿茸注射液是很好的营养品，便想方设法托人去买。在护士高阿姨的帮助下，母亲好不容易在医院里买到几盒鹿茸注射液。

母亲为了给我补充营养，每顿饭都要给我蒸碗鸡蛋羹，而她吃的是土豆和白菜。每次看到我碗里剩下的鸡蛋羹，母亲都用馒头蘸干净吃下后对我说：“满仔，莫要浪费，晓得么？”

鸡蛋羹吃得久了味如嚼蜡。有一次我发脾气冲母亲嚷：“天天吃这破玩意儿，腻歪死了，咋不整点肉呢！”

母亲诧异地看着我半晌没吭声。她忽然将我搂在怀里，抚摸着我的头低声说道：“满仔，姆妈明天给你买去。”

这时一滴滚烫的泪珠掉在我的脸上。我看到母亲哭了，心里有些害怕，马上改口说：“妈妈，我不吃肉了！”

母亲紧紧抱住我不禁失声痛哭。第二天她买了一小块瘦肉回来给我做了一碗瘦肉蘑菇汤。那一次我坚持与母亲一块吃。母亲象征性尝了几口，高兴地说：“满仔长大哩，懂事哩！”小伙伴们一个个走进了校门，而我只能在窗前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看着他们背着书包，手牵着手有说有笑的样子，我羡慕得想哭。

我经常坐在窗前，呆呆远望着路上过往的车辆与行人，心里盼望星期天快点到来。那时候只有星期天才是我最幸福与快乐的日子。这一天母亲放假，还有邻居家的小朋友到家里找我玩耍。

母亲见我一个人在家里太冷清寂寞，便买了很多小人书回来供我消磨时间。后来还给我买了一个小收音机。当时普通家庭的孩子得到家长这样溺爱的并不多，因此邻居家的孩子非常羡慕我。

童年发生的不幸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母亲想尽一切办法最大限度地为我创造良好的生活氛围。我那时还小，不知道什么是痛苦，只是像笼子里的小鸟很快适应了笼子里的生活。

4

北方的春天姗姗来迟，临窗眺望远远就能看到树上星星点点的叶芽儿，蝴蝶和小鸟活蹦乱跳地飞来飞去。那时我想，要是有一双翅膀的话那该有多好啊！可以飞到春意盎然的窗外，飞到学校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

我常常做梦。梦见身上长出了翅膀，自由自在地翱翔在美丽的蓝天。那情形好似多年后表妹送给我的那首诗“朦朦胧胧的我，做了个朦朦胧胧的梦，小鸟变大鸟，费很多周折……”，诗的名字叫“鸟”。时间久了，只记得这几句。这些都是我童年时的真实感受。

封闭了一个漫长冬季的窗户总算打开了。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充盈了整个房间，透着沁人心脾的清爽。在这个美丽的春天，有一个比春天更美丽的小伙伴来到了我的身边。

时隔这么多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依旧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恍如昨日。当时他姐姐领着他来到我家。他一只手握着一只麻雀，一只手握着几枝刚从树上采撷下来的达子香。他看到我的时候显得很害怕，立即躲到他姐姐身后。他姐姐硬生生地将他拽到我面前说：“你刚才不还哭着说要找人陪你玩吗？以后你没事来找元基玩吧！”

他就是小海，刚从老家来。他姐姐问我与小海一起玩好不好，我高兴地大声说：“好！”那个时候有人陪我玩，甭提多开心了。我立即将自己的玩具和小人书给小海看，还打开收音机让他听。当时这些东西对城里的孩子都有足够的吸引力，对农村的孩子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小海果然心动，马上将手里的东西放到我身边好奇地玩了起来。小海那只羽翼未满的小麻雀在炕上蹦来蹦去。我将它捉住并在它的脚上系上毛线，然后又将线的另一端系在炕桌的腿上。小海的命苦。他们兄弟姐妹七个，他妹妹出生后不久父母就相继病逝。他大姐为了照顾弟弟妹妹们，只好招了一个矿工上门做丈夫。由于生活所迫，他的哥哥与妹妹还在老家的奶奶那里。他刚从老家回来的时候和我一样经常一个人被锁在家里。因为白天姐姐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正是类似的境遇让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小海的到来给我寂寞冷清的童年带来了许多欢笑和快乐。

有一天，我看到窗棂上有只蜘蛛在结网，便爬到窗台上捉蜘蛛，一不小心从窗台上掉到外面。好在母亲想在后院里种点香菜和小葱，地面刚刚翻过土，因此我没有摔疼。我爬了半天，累得满头大汗，却怎么也爬不上那道一米高的墙。我坐在地上急得“哇哇”大哭。

小海来了。他见我摔到了窗外，立即伸手拽我上去。虽然我们仅一墙之隔，他用尽吃奶的力气却没有将我拽回屋里。情急之下，他趴在窗台上向我伸出双手，由于用力过猛他一头栽了下来，松软的地面上被他的脑袋瓜儿撞出了一个坑。

我见他一脸尘土像个泥娃娃，禁不住乐了。我问他咋样，他用手擦了擦脸，说没事。然后托着我用力往窗台上推，每次总是差一点点。我们又忙活一阵子，累得气喘吁吁。我说他笨，他说我比猪还沉，咋能怪他呢。我们拌了几句嘴，他生气地说，不管我了。说完，他爬上窗台要走。我“哇”地大哭起来。他见我哭了，只好又从窗台上跳下来，一边用脏兮兮的小手给我擦眼泪一边劝我不要哭。小海看着我，蹲在地上琢磨起来。他的目光忽然落在我的左腿上，好似想起了什么，问我腿还疼吗。我说早不疼了。他摸着脑袋瓜儿又问我，腿还能站起来吗？

我说没有脚咋站呀，他是不是缺心眼？他“哎”了一声说，跪着也行啊。他居然脑子一热，要我跪一下给他看看。

我害怕膝盖疼痛没有同意，后来经不住他的纠缠只好答应试试。我手按在地上用力挣扎了几下，身体摇摇晃晃地刚离开地面便失去平衡，“扑通”摔了个满脸泥。

小海一愣，略带歉意地将我扶起来。他帮我擦去脸上的泥土，问我疼吗。我笑着说没事。这时我意外地发现膝盖不仅没有丝毫疼痛，还差一点跪了起来。

我灵机一动，立刻爬到墙边将手扶在墙上，身体倚着墙面慢慢地用力起身。小海过来扶我，我拒绝了。我尝试着“站”起来，一连几次都失败了。我十分沮丧，蔫蔫地坐到地上。最终还是靠小海的双手扶着我，跪在地上“站”起身来。小海要我抓住窗棂，等我“站”稳了，用双手紧紧抱着我的左腿，只听他“啊”地一声大叫，终于将我推到窗台上。

从那以后我闲着没事便用手扶着炕桌，单膝跪在炕上练习“站立”。开始我感到既别扭又吃力，后来渐渐习惯了。再后来我不仅可以单膝在炕上跳来跳去，而且只要有依靠的地方还可以稳稳“站”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

我没想到这次意外摔倒却成就了我仅存的半截腿，它大大有了用武之地，就是这“半截腿”在我日后的生活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记得有一次，母亲下班回来看到我靠在墙上一动不动地跪在那里，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吓得脸色陡变。我却洋洋得意地说：“妈妈我能站起来了！”

母亲惊讶地看着我，忽然上炕来将我搂在怀里，眼泪哗哗直流。她双手捧着我的脸哽咽道：“好满仔。”过了片刻，母亲擦去眼泪冲我开心地笑了。为此她特意买了两根香肠做了一道菜，要小海在家里吃饭。

失去双腿后解手便成了难题。每天晚上母亲像小时候那样双手抱着我到外面去解手。我受母亲的影响，从小爱干净，为了避免白天解手，一般情况下我很少喝水、吃东西。只有母亲在家的时候，我才敢放开肚子。

我有一天闹肚子，小海要我在屋角的小便桶里解手算了。我不愿意，坚持等母亲回来。不料肚子里闹得厉害，折腾得我实在忍受不住了，我冲着小海大哭大嚷起来，催促他快点想办法。小海被我搅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急得抓耳挠腮。也许是急中生智吧，他突然将一只凳子搬到我面前要我坐到上面。我刚坐到上面他将另一只凳子又放到前面要我再跳到那只凳子上。我们像蚂蚁搬家似地一点点向外面“走”去。这个办法虽然笨拙却很管用，解决了一大难题。母亲知道这件事既高兴又难过，复杂的表情至今仍历历在目。

5

我利用小海的发明经常可以到门口玩耍。一天小海同几个小朋友在我家门口玩玻璃球。我坐在凳子上看热闹心里痒痒的，争着要加入。小朋友们见我在凳子上玩起来不方便都表示反对。我说我行。他们不相信，我一着急“腾”地一下从凳子上跳到地上。小海见我执意要玩便跑回屋子，不知道从哪里找出两个装石灰用的纸袋，抖干净后要我坐到上面。自从出车祸以后我终于有了第一次和小朋友们直接玩游戏的机会。玻璃球的落点可不像小海那样配合我。它忽东忽西，忽左忽右，忽近忽远，我只能用两个纸袋轮流向前挪动。每次轮到我打的时候小朋友们要等上好一会儿。他们等得有些不耐烦，嚷嚷着不带我玩了。他们纷纷收起玻璃球要小海一起去别处玩。小海刚要走我叫住了他，威胁说他要是走，以后就不给他好吃的。小海果然犹豫起来。那时候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同吃同住。一块糖果要一口咬成两半，一人一半。那时我对小海有一种很强的依赖性，他不在身边心里便空落落的。小海似乎也习惯了我的这种依赖，一旦失去了这种依赖反而觉得缺少点什么。尽管我们只是孩子，还不懂什么是感情和友情，可是我们彼此好像有一根长绳无形中牢牢拴住了对方。这种情感没有得失，没有企图，没有功利，只有一颗童真的心。偶尔我们话里难免带点功利色彩，甚至都有威胁对方的资本，那是因为我们仅仅还是孩子而已。小朋友们看到小海犹豫不决都取笑他。小海眼巴巴地望着我，一副欲走还留的样子，似乎只等我开口同意。我们毕竟是孩子，我看到小海与别人走心里很不舒服，所以我气呼呼地不说话。小朋友们围着小海起哄。一会说他嘴馋一会说他怕我，一会说他是我的狗腿子。小海又羞又恼，气得满脸通红，突然大叫一声，与一个指着他的小朋友动起手来。小海一身的蛮力气，一两个孩子奈何不了他。不知谁喊了一声，众人蜂拥而上。我看情况不妙，大声叫小海快跑。众人狼群似地扑向小海。他支撑了一阵子，很快倒在地上。众人像堆积木一样，争先恐后地堆了上去。我一着急顺手抓起身边的凳子，向人堆扔了过去。这一凳子砸下去，我闯出一场大祸。一阵尖叫声过后小朋友们好似打碎的蜂窝，一下子四处飞窜。有人呻吟，有人啼哭，有人惊慌失措。我看到一个小朋友的额头鲜血直流，心里“突突”乱跳。小朋友们和我一样看到有人流血顿时鸦雀无声，随即一散而去。额头流血的小朋友一边大声哭喊一边往家跑去。小海目瞪口呆地看着我。突然他飞快地来到我面前，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抓着我的胳膊背着我踉踉跄跄跑回屋里。那一瞬间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大的力气。进屋后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问我咋办，我这才如梦初醒，要他将凳子取回来，快点闩上门。

小海“哦”一声出去了。很快惊恐的尖叫声传来：“元基——”他刚进屋子一中年妇女怒冲冲跟了进来。她腰里扎着围裙，手里拿着擀面杖，围裙和手上粘满了面粉，一进屋子就用擀面杖指着我破口大骂：“X你妈的！别仗着瘸拉巴叽的，就以为没人敢整你！”

我一听她骂母亲，愤怒地抓起炕桌上的杯子扔了过去。杯子没砸到她，水溅了她一脸。她愣了一下：“反了你个小王八羔子！”话刚落，我听到头顶“砰”地一声，刹时眼前金星四溅。我眩晕了一阵，眼前才渐渐清晰起来。小海愣愣地瞅着我，我问他咋啦，他反问我没事吧？我说没事。我觉得头顶火辣辣地，下意识地摸了摸，疼痛迅速传遍全身，我“哇”地大哭了起来。

小海脱鞋上炕。他见我头顶隆起大包，吓得说不出话来。他用手轻轻摸了一下，疼得我“妈呀妈呀”嗷嗷乱叫。

我家隔壁的王婶下班后听到我在家里哭，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她一见我头上核桃似的大包，问我怎么了。我看到救兵，哭得更厉害了。王婶问小海是咋回事，小海东一句西一句地将事情经过说了出来。王婶气得直骂那个女人不是东西。她要小海到抽屉里找出紫药水，一边给我揉头顶上的大包一边往上抹紫药水，疼得我又哭又闹。

母亲刚好下班回来，王婶气急败坏地告诉了她。母亲仔细看了看我的伤口，悻悻地将工作服扔到炕上，二话没说冲了出去。王婶拽住母亲，母亲一用力差点将王婶推倒。王婶情急之下马上爬到炕上“咚咚咚”地敲墙，大声叫王叔快点过来。

王叔很快赶了过来，王婶来不及细说抓着他的手就往外跑。事情发生后街坊邻居传出很多版本，不过我这里才是原创、正版。毕竟我是整个事情的始作俑者。母亲进了那户人家，一把将坐在炕上吃饭的女人拖下炕来，问她为什么动手打孩子。女人在自己家里，丈夫又在旁边，岂能示弱，与母亲大打出手。

那女人根本不是母亲对手，她十七八岁的女儿也过来帮忙，没想到母亲将她们母女俩都摔倒在了地上。她男人跳下炕来刚要动手，王叔及时赶到紧紧抱住了他。王叔是典型的北方彪形大汉，身材高大魁梧。他的出现起到了威慑作用。何况门外站满了瞧热闹的人。那年月的人有事情总是爱找“组织”。有了纠纷先是街道，再是派出所。这件事到了街道，街道主任没法处理只好上交派出所。那户人家吃了亏，却有理说不出。因为母亲紧紧抓住大人打孩子这一点不放。派出所民警一看对方损失确实比我们大，为了敷衍了事要母亲写份检讨。母亲没念过几天书，不会写检讨书。最后还是民警代笔写了一份检讨书，母亲签名才算完事。

现在回想这件事，那个女人一定是气糊涂了才下意识地打了我。想到母亲当时的情形，我完全能体会到那个女人的护犊之情。天下的父母都一样，没有不疼爱儿女的。很多年以后我见到那个女人，很真诚地叫了一声阿姨，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后来我与她儿子成了不错的朋友。人真的很奇怪，有时候一个热情的微笑，一句真诚的问候便弥合了岁月的裂痕。

6

转眼到了秋天。小海报名上学了，我怅然若失。我对母亲说，我想上学。她半晌没言语。过了一会她坐到我身边，轻轻将我抱在怀里问我：“满仔，你真的想上学？”我点头。母亲仰天长叹，眼泪哗哗流了下来。

我有些害怕，改口说：“妈妈，我说着玩哩！”

母亲不禁呜咽起来，泣不成声：“满仔，你要上学，一定要上！”她搂着我喃喃地说，她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我当时不理解母亲的话，懂事以后才知道母亲在单位年年是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很多次单位提干时都有母亲的名字，她却主动放弃了。我想，一是因为她没有文化，二是因为我的缘故吧。王婶两口子抱着儿子到我家玩，看到母亲闷闷不乐，问她有什么事。他们得知事情的原委后，说我不懂事，尽给母亲出难题。母亲说不能怪孩子，要怪只怪她没照顾好我才出了车祸。母亲与王婶两口子就我上学的问题探讨起来。我从他们谈话中第一次听到“父亲”两个字。母亲流着泪说：“满仔带出来的时候好好的，我莫晓得跟他父亲做么子交代哦！”他们谈了很久，我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已经躺在被窝里了。我看到母亲坐在那里抽烟，屋子里烟雾缭绕，很呛人。母亲见我醒了，冲我笑了笑，说：“你王叔叔的烟忘记带走，姆妈呷了两根”。我没吭声。母亲拍了拍我的头，然后钻进自己的被窝，关上电灯。第二天，母亲在单位请假去了邮局，她花钱请邮局门口专门代笔写信的人写了一封长信，寄回湖南老家。不久后的一天，母亲一进门便高兴地说：“满仔，你爸爸来信哩！”说完，她将信打开要我看。我看了半天，什么都不认识。母亲那天特别高兴，是我出车祸以来最开心的一天。她说父亲同意我回老家念书，她明天去买东西，我们后天就走。

那天母亲接到父亲的回信后，立即去了单位向领导请假，单位领导听了母亲的请假理由，当即批准了一个月假期。我临走时小海一个劲问我啥时候回来，我说很快就回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依依不舍地哭成了泪人儿。没想到我们一别竟是七年。待到重逢时我们都已经是小伙子了。

第二部分：少年

有风有雨有彩虹　少年懵懂泪无痕

7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老家的交通十分不便。汽车在路上颠簸很久才停在一个没有站台的冷清小站。还没下车，母亲忽然眼睛一亮，站起来指着外面说：“满仔，你爸爸接你来哩！”

我顺着母亲指的方向瞧了一眼。果然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正翘首以盼地朝车内望来。他很快从下车的人群里挤上车，来到我和母亲面前。母亲未语先泣，父亲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懂。母亲这才对我说：“满仔，叫爸爸！”

我当时怎么想的已不记得了，不过“爸爸”二字始终叫不出口。父亲笑了，然后蹲下来摸着我的脸说：“我儿子都快长成大人了！”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父亲的普通话很流利，不像汽车上的陌生人“依哩哇啦”地说什么，我一点听不懂。

用现在的话说父亲是标准的美男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相貌堂堂，只是额头上有很深的皱纹，略显沧桑。

父亲在售票员的催促声中将我抱了起来。母亲拎着大包小包跟在后面一同下了车。这时一个背着书包，戴着红领巾的小姑娘与母亲相拥而泣。父亲说她是我姐姐。姐姐过来叫我，我低着头没吭声。那是一条泥土公路。偶尔一辆汽车过后尘土漫天飞扬。母亲和姐姐在后面有说有笑。父亲背着我依然箭步如飞，他兴致很高，每过一个村庄或是一个路口都要介绍一番。我们走了很久，父亲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背上的衣服已经湿透了。我对母亲说：“妈妈，他累了。”母亲过来用手帕给父亲擦汗，要父亲歇息一会再走。父亲说一点没觉得累。我们走到一条河边，父亲喘着粗气说：“快到家喽！”然后沿着河边田埂小路继续向前走去。我看到前面不远是一个不大的村子，原来那就是我的老家。从车站到家里有五公里路程，父亲一直没有歇息。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我们家是那种老式的木制结构的房子。父亲背我进屋时，里面早已坐满了人。有人赶紧将我接过去放到一张竹制的床上。屋子里一阵忙活后，父亲要姐姐给众人沏茶，母亲则取出香烟和糖果发给众人。众人看我的眼神好似观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般。我听不懂他们“依哩哇啦”说什么。母亲一一给我介绍，要我挨着个地叫他们。什么大娘呀，叔叔婶婶呀，大哥大嫂呀，堂兄堂嫂呀，堂姐堂妹呀，还有侄子侄女呀，总之差不多一个排了。我“嗯嗯”地在母亲怀里撒娇，一个没叫出来，众人不免有些扫兴。众人渐渐散去之后，只有大哥大嫂和侄子侄女还在同父母交谈着。我很纳闷：大哥大嫂和父母年龄差不多，在城里应该叫叔叔婶婶的，家里咋就不一样呢！母亲与父亲小声嘀咕了几句，对我说：“满仔，去看看你大妈。”

那个管我叫“满叔”的小伙子将我抱起来走了出去。我们拐了几个弯，来到一户陌生人家。母亲走到一个老太太跟前叫了声“大姐”。老太太与母亲说了几句，看情形好像相互问候。母亲从小伙子怀里将我抱过去，郑重其事地要我管老太太叫“大妈”，我扭捏着不肯叫。母亲气得打了我一下，然后大眼瞪着我。老太太急忙从母亲手里将我抱过去，小声说了几句什么，泪水在眼里打转。

母亲与大妈一家人很亲热地聊了很久，直到姐姐跑来告诉母亲，姑姑来了。母亲才与大妈道别抱着我急匆匆回到家里。我见到姑姑时的感觉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姑姑将我抱在怀里不禁失声痛哭，母亲与父亲怎么劝阻都无济于事。姑姑边哭边说，浑身抽搐不止。虽然我不懂她说的话，却看得出来她很伤心。姑姑哭了很久才渐渐止住。这次不等母亲介绍和催促，我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姑姑”。姑姑答应一声，将我搂得更紧了。

父母一愣，以为听错了，似乎不相信我会主动叫人。我说不清怎么回事，第一次见到姑姑感觉特别亲切，仿佛认识了很久。姑姑叫旁边两个小姑娘过来，要她们喊我。她们一个是表姐，一个是表妹。表姐叫小红，我从农村回到城里以后她经常给我写信，学习上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鼓励。母亲与姑姑对话时显得很内疚，说了很多次“对不住哩”。原来这里还有一段隐情：姑姑没有儿子，想要我做儿子，母亲不同意。父母离婚的时候我才两岁，姑姑考虑到母亲一个人去东北带着孩子不容易，曾再三请求母亲带哥哥去东北，将我留给她做儿子。母亲却执意带着两岁的我去了东北。母亲临走时私下里对姑姑说只要父亲同意，哥哥可以过继给她做儿子。姑姑只想要我，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也许正因为此，姑姑与我有一种很深的母子情结。即使在我出车祸以后，在八九个侄子中姑姑一直对我疼爱有加。这么多年来我每次回家，姑姑一见我总是相拥而泣。如今一晃又是十年没有见到姑姑了。我每次看到“姑姑”二字便无限感慨，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我上学时学校早已开学。父母忙着找门路托人给我报名上学。姑姑要带我去她家小住几日，父母说我已经耽误半个多月了，再耽误就追不上课了。姑姑说：“我满仔聪明，落下的课要小红补上。”父母拗不过姑姑只能无奈地摇头。姑姑当即找了一只小船，带着我从水路去了她家。

我在姑姑家的几天像大户人家的少爷，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姐妹们像丫环似的被我唤来唤去。

当时，农村的生活比较清苦。由于姑父是县供销社的采购员，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所以家里的生活条件相对算是比较好的。他们家里养了几只鸡，姑姑要给我炖鸡汤喝，问我喜欢哪一只。我指着那只大红公鸡说它好看，一定好吃。表姐小红说那是种鸡吃不得，没有它母鸡就不能生小鸡了。姑姑说村里到处都是公鸡。饭桌上一切以我为主。我爱吃的东西姐妹们谁也不敢碰。姑姑家的凳子很高，我吃饭时只能弯着腰，低着头。姑姑见我吃饭的样子挺别扭，干脆坐到我身边亲手喂我。姐妹们见了，窃窃私语地嘀咕着，笑话我。小红姐读三年级，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深得父母喜爱。也许我的到来使她觉得受到了父母的冷落，情绪有点沮丧。姑姑要她教我学拼音、数数字，她小嘴噘得老高，极不情愿。她说我霸道，教我时敷衍了事，并且经常以写作业为由将此事交给刚上学的表妹。我偏偏为难表姐，她不教，我不学。表姐说我是大坏蛋，我冲她做鬼脸气她。好多年后我们回忆当初的情景，还津津乐道。姑父在赶集那天特意从县里回来看我。姑姑要他背着我到集市上去玩，累得他满头大汗。赶集回来后姑父要表姐给他洗衬衣，表姐生气地冲我直嘟囔。

周六在镇上读中学的两个表姐回来了。她们见了我好像见到怪物一样。我们不是一个年龄段，少了些孩子般的事情发生。她们经常问我城里的事情，我听不懂她们的话只好不懂装懂搪塞过去。不过我看得出来，她们很向往城里的生活。

星期天，父母和哥哥到姑姑家里接我回去。姑姑想留我多住些日子，父亲说学校领导要我星期一报到，她才勉强同意了。临走时姑姑抱着我说：“满仔，好好学习，考一百分。”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哥哥比我大十岁，正在读高中。他的学习成绩很差，总在倒数之列。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母亲临时决定带哥哥去东北。

七年后我回到城里时哥哥早已结婚从母亲那里搬走，小侄子都五岁了。

8

我家离学校有三里路。那是一条凹凸不平的田埂小道。南方雨水多，路上经常泥泞不堪。在这条曲折泥泞的羊肠小路上，父亲整整花去四年时间用来送我上学。如果将父亲每天往返的路程累积起来相当于一次万里长征。

很多老乡对父亲的做法很不理解，认为我上学与否并不重要。有人建议父亲让我学一门谋生的手艺。父亲说孩子小还是先念书吧，谋生的事长大以后根据情况再定。

我上学迟到二十多天，同学们已开始学习汉字了，而我知道的一点拼音还是小红表姐教我的。单元测试时我只得了三十多分。我等着回家挨训，没想到父亲看到成绩单后笑着说“孺子可教也”。我不懂什么意思，于是一声不吭地躺在床上生闷气。

姐姐学习成绩一般，常受父亲责罚。她听说我考了三十多分，免不了幸灾乐祸，以为有了我做挡箭牌不会挨训了。

吃饭时父亲专门为我蒸了一碗鸡蛋羹，说是对我考试的奖励。姐姐一听撂下筷子坐到旁边生气了，说父亲偏心城里人。父亲笑了，他问姐姐：“你弟弟上学几天了？”姐姐噘着嘴没好气地说：“一个星期哩。”父亲笑着说：“你弟弟拼音都没学，这次得二十分我就心满意足了。”姐姐“哼”地一声，气得不肯吃饭。父亲笑着对姐姐说只要她下次考过八十分，就奖励她一支“英雄”牌钢笔。姐姐噘着嘴，问父亲讲话算数么，父亲反问姐姐他什么时候讲话不算数了。姐姐这才回到桌上吃饭。我不爱吃鸡蛋，做了个顺水人情都给了姐姐。她瞥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哪个要你充好人哩。”这种当地的方言，我那时还不大听得懂。

我是学校里唯一一个肢残学生又是唯一一个城里人，因此成了一大焦点。学生们每次看到我免不了好奇地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我听不懂当地话，误以为与我打招呼，于是冲着人家点头微笑。他们说我傻里傻气的。不过状况很快得到转变，第二次单元测试时我得了八十多分冲进了前十名。学习栏上的名字旁边虽然没有插上小红旗，可是同学们对我的印象却明显改变。他们对我受伤的事情非常好奇，对城里人的生活也很感兴趣，我有问必答。同学们见我态度友好，没有城里人的架子，渐渐对我产生了好感，我们的关系一天天的融洽起来。

那时候我家刚分到三亩多稻田。家里家外父亲一人忙活。为了送我上学，每天天刚亮父亲就早早起来生火做饭。因为离上课的时间还早，吃饭时我们很少叫醒姐姐。父亲背我上学时总是随手带着那把锄头，像单杠似地托着我的身体（起初我以为父亲带着锄头是为了背我图个便利，后来才知道父亲送我到学校后便直接去地里干农活）。我们父子俩每天清晨就这样踏着朝露走在那条蜿蜒崎岖的小路上。一路上我们很少说话，偶尔我会伸手擦一擦父亲脸颊上的汗水，他总是回过头来冲我微微一笑。那种笑，饱含着欣慰与满足。也许对父母而言，儿女们即便不经意的一次善意举动在他们心里都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与快乐。我每天是第一个到教室却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面对空荡荡的教室，我经常有一种很落寞的空虚。也许是起床早缺少睡眠，我在教室里独自看书时往往趴在书本上睡着了。很多时候老师和同学来上课时我还在打瞌睡。有时候同学小声叫醒我，说老师来了，我才勉强打起精神，为此老师没少旁敲侧击地批评我。放学后老师私下里没少对我说，父亲天天背我上学不容易，不要辜负他的一片苦心。我嘴上不说什么，暗地里很反感。心里想：你管呢，我考试拿第一不就行了。老师将此事告诉父亲，他笑着说这孩子是有点出格，不过心里清楚得很，只要不影响学习由他去吧。我不上课的时候很少看书，成绩却越来越好。老师很奇怪，有一次问父亲我在家里是不是很用功。父亲说我写完了作业只知道玩耍，要我看书好像要我喝药一样。其实我上学时有一个优点：全神贯注的听老师讲课。或许是应了一句老话“少年学的好比石上刻的”。书本上的内容从老师嘴里讲出来，我早已记住了。稍有不懂的地方即举手提问，并且打破沙锅问到底。有时老师对我提出的问题感到莫名其妙，只好敷衍了事。现在想起来，当时小学老师文化水平大多不高，照本宣科还说得过去，超出课本以外的范畴真是难为了他们。

期中考试时，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第一名。初次领奖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操场上几百名学生列队肃立。学校特意安排我坐在第一排的中央位置。教导主任慷慨陈词一番之后特意提到我的名字，几百双眼睛齐刷刷向我看来。那种感觉只有一个字：爽。校长亲手给我颁发奖状和奖品。奖品是四个练习本。从此，在我短暂的学习生涯中，第一名从未旁落。放学后姐姐与几个要好的同学来到我们班上。她得意地对人说：“他是我小弟！”此前鲜有人知我们是姐弟俩。同来的还有侄女云清。她与姐姐一般大，是同班同学。她们说笑了一会儿，云清对姐姐说：“今天我们背满叔回家吧，给爷爷一个惊喜！”众人欣然应允。于是几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不管我是否同意，生拉硬拽地背我回家。一路上她们轮流换班，我好似秤砣一样在她们身上滚来滚去。我们有说有笑的回到家里。父亲匆匆赶到家里看到我躺在竹床上看连环画，诧异地问我怎么回来的。姐姐邀功心切，没容我开口便抢先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父亲看到那黄澄澄的奖状和盖着学校公章写着“奖品”字样的练习本，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他事后对姐姐说，她们还小以后放学时不要再背我了。不过到了农忙时节或是父亲身体不适的时候，姐姐与云清便主动背我上学。那时候很多同村比我大的孩子几乎都背过我，特别是段班平，按辈分他与我爷爷同辈，当时在花桥中学读书。他们中学在山上，我们小学在山下。他每次看到姐姐与云清背我上学，便主动将我接过去一直送到学校。我记得第二年春耕最忙的那几天，父亲忙完家里农活去姑姑家帮忙。每天早晨段班平早早就等在村口迎接我们。那份浓浓的乡谊至今依然沉甸甸地压在心里难以释怀，好多年不见了却时常想起他。不知他如今是否安好？见面时又会是怎样的情景？我在遥远的他乡，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9

长时间呆在屋子里对孩子来说是很苦恼的事。父亲为此专门买了一副象棋回来抽空教我下棋。起初他让我车马炮，我还输得一塌糊涂。因此害得我常在棋盘前苦思冥想，甚至自己与自己下棋。父亲见我学下棋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怕我影响学习，三令五申不到周末不准下棋。我学习的劲头远远比不上下棋。用“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来形容我棋艺的进步亦不为过。有一次父亲想试试我的棋艺，没想到一连输了四五盘。他笑骂道：“臭小子，再赢，看哪个背你上学！”

姐姐笑得前仰后合，说父亲不讲理。父亲瞪她一眼，说：“你懂什么，这叫心理战术。”下完棋后父亲寓意深远地说：“臭小子，你谁都敢赢啊！这样不好，这样不好哦！”

我当时尚小，根本不理这一套，该赢的决不含糊。一天父亲去田里干活，姐姐扯猪草去了。我很无聊，想起了下棋。象棋被父亲放在里屋衣柜上，我瞪着里屋看了半天忽然想到在城里“蚂蚁搬家”的办法。竹床边有一只长方形的木板凳，又结实又厚重。桌子旁边的两条长凳子根本用不上。只有灶台前那只生火做饭时用的小板凳倒是凑合能用。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扑通”跳到木凳上，刚要跳下地的一瞬间我猛地停住了。地上很潮湿我担心弄脏裤子不好向父亲交代，于是犹豫起来。我想了半天，想不出法子来。这时我格外想念小海，他要在身边多好啊！想到这里不禁热泪盈眶。我伤心一阵，只好回到床上去。当时我背对着竹床，需要转过身来才能回到床上。我握住凳子边沿无意间用力挪动了一下身体，由于左腿和左手同在一个方向产生阻碍，身体没有及时转过来，凳子却轻轻移动了一下。也许是惯性的作用，我差点从凳子上摔下来。“好险啊！”我不由得惊叹道。于是下意识朝地下一看，清晰的凳子脚印距离原来的地方挪出了一两寸。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用凳子能走路该多好啊！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一旦有了希望岂能放过？我按着刚才的方法又试了几次，凳子在原地动来动去兜圈子，留下一大片斑驳的脚印。我开始一边琢磨一边小心翼翼地挪动凳子。

奇迹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发生了。当我掌握好力度与身体的重心，凳子终于一点一点地朝一个方向挪动。一步，两步，三步……随着“咯噔咯噔”的响声，我竟然挪着凳子缓慢地走到里屋门前。兴奋！喜悦！还是兴奋！还是喜悦！那个下午我像着了魔似的，不知在屋里走了多少圈。最后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才稍歇片刻。

我挺起胸膛，手叉腰间立在屋子中央，盯着地面上那些清晰的“脚印”，我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不禁仰天长啸：“我会走路啦！”随即，泪水潸潸而下。

我心情渐渐平静后，知道父亲与姐姐快回来了，便回到床上佯装睡觉。我想暂时瞒着他们，给他们一个惊喜。

父亲回来看到地上那些清晰杂乱的“脚印”觉得很奇怪，问我怎么回事，我装着刚睡醒的样子对他说下午几个人在家里玩“骑木马”。

第二天下午我效仿父亲与姐姐生火做饭的样子，想好好表现一番。生火时为了划燃火柴我颇费了一番心思，无奈之下用口叼住火柴盒。随着火柴棒“哧”地一声点燃，差点烧着我的眉毛。

我身后有两捆树枝。父亲按习惯将干树枝放在右边，我却顺手将左边没有干透的树枝塞进灶里，结果可想而知。屋子里烟雾缭绕，呛得我眼泪横流。尽管我鼓足腮帮子对着灶坑里一通猛吹，可不仅火势没有起色，灰尘反而扑满一脸，要多狼狈有多狼狈。现在回想来还觉得特滑稽。我忙活好一阵子，想到一个笨办法：将煤油灯里的煤油洒在木柴上，总算做熟了那顿饭。看着白花花的米饭，我心里美极了。我歇息片刻，洗去脸上的灰尘，装着写作业的样子等着家人回来。我想父亲回来一定会夸我，不由得沾沾自喜起来。父亲回来了，惊喜之余，看到白花花的米饭，他无奈地笑了笑。原来我费尽周折却做了一锅夹生饭，而且还透着一股很浓的煤油味。姐姐只好拿去喂猪了。我忙活半天，空欢喜一场。不过父亲对我学会走路很感兴趣。我做示范的时候他看得非常仔细，一直围着我转来转去。最后拍着我的脑袋说：“臭小子，难为你了。”

我第一次挪着凳子走出家门，眼前豁然开朗。一切都那么新鲜，那么美丽。我路过台阶和土坡时好几次从凳子上掉下来，一点不觉得疼。父亲常对人说我是“摔大的”，真是恰如其分。村里人见我走路的样子显得非常惊讶，也许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用凳子走路的人，所以有点少见多怪。我快乐地来到河边。河水清澈见底，鱼儿悠闲地在水草间游来游去。偶尔一叶小舟缓缓经过，水面泛起波光粼粼的涟漪。那时我想：我要是一条鱼该多好啊！没有脚依然自由自在穿梭于没有尽头的流水中。尽管我每天上学都路过河边，却从没有如此畅快的感觉。一眼望去，河岸拥挤的竹林中不时地冒出几棵柿子树和柚子树，挂满黄澄澄的果实，令人垂涎欲滴。水中央的小岛上绿草青青，林木深深。放牛和扯猪草的孩子们在岛上追逐嬉戏，煞是热闹。我远远看到姐姐与人在玩“丢沙包”的游戏。

傍晚，许许多多的燕子从四面八方飞来，密密麻麻盘旋在小岛上空，熙熙攘攘一阵后便渐渐消失在树林深处。这时人们收工回来了，扛着锄头到河边码头洗脚，有人告诉我小岛是方圆十里所有燕子的家园。多年后我终于体会到母亲退休时急切回家的心情。家乡是一幅流动的画，是一首隽永的诗！

10

我学会用凳子走路以后几乎走遍了村里每个角落。老乡们看到我的样子，说我像个冬瓜。我问父亲别人为什么叫我“冬瓜”，他笑着解释说老乡用冬瓜来形容我的身体形状并无恶意。姐姐却悻悻地告诉我，冬瓜圆嘟嘟的像马桶，人家是笑话我难看。我听了姐姐的话，心里很不舒服，一直耿耿于怀。暗暗对自己说一定不能让别人给看扁了。事实证明我这个“冬瓜”还行，比那些“金瓜”、“银瓜”差不了多少。

我能够走出家门，大大增加了近距离与人接触的机会，同孩子们相处慢慢多起来。起初孩子们对我只是好奇，并没有多大热情与好感。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令他们对我刮目相看，甚至有些大孩子还主动向我示好。老家的村子分为上下两部分，中间隔着一片稻田。下村的孩子与上村的孩子经常隔着稻田对峙吵嘴、打架。上村的孩子人多势众，时不时地沿着田埂小路冲过来，将下村孩子打得落荒而逃。年龄小的，跑得慢的，被捉住后难免受辱，出尽洋相。下村的孩子对此耿耿于怀，常聚在一起商量对策伺机反攻。无奈对方人多势众每次都狼狈不堪地败下阵来。一次双方激战正酣，我挪着凳子去看热闹。只见土块在空中飞来飞去，落地后四处开花，尘土飞扬，煞是“壮观”。大妈的小孙子（我的小侄子）在搬运土块，他一见了我气喘吁吁地要我快走，免得受伤。我说没事的。他怕土块砸到我，摘下斗笠给我戴上。我不大习惯，摘下来还给了他。果然一通“土炮”过后对方呐喊着一起沿着田埂小路冲过来，下村的孩子抵挡不住望风而逃。有人叫小侄快跑，他哭着说：“我满叔走不脱！我走不得！”说完，急急忙忙在地上找了两块砖头紧紧握在手里，站到我面前。一帮人来势汹汹，将我们叔侄团团围住。小侄手握砖头，色厉内荏地瞪着众人，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也许对我这个特殊人物有所顾忌，或许众人投鼠忌器，他们吵吵嚷嚷却不敢走近前来。我那时已经能听懂当地话，从他们嘀嘀咕咕的推诿声中听到他们怕招惹了我回去受到家长责罚，所以谁也不敢贸然行动，只是围着我们乱嚷嚷。众人不甘心一无所获，于是将矛头指向小侄，骂他是怕死的胆小鬼。几个与小侄一般大的孩子向小侄挑衅，摩拳擦掌要与小侄单挑。小侄硬着头皮，握着砖头慢慢走了过去。我见此情形立刻想起了小海，想起了城里那次打架的恶果，情急之下冲着众人嚷道，哪个敢动手，我明天告诉校长。这话果然管用。现场停止了喧哗。那时候孩子怕老师远胜过怕父母。何况我是学校里的学习尖子，众人不免有些顾忌。他们嘀嘀咕咕之后，冲我发出一阵嘘声。有人蔑视地望着我，不屑地骂道：“哪个打你咯个跛子哩！要你管闲事！”众人哄笑不止，然后洋洋得意地渐渐散去。

我暗暗骂道：王八羔子，看俺以后咋整你们！

上村孩子们刚走，下村孩子们不知道从哪里一下子全冒了出来。伙伴们见我与小侄毫发未损觉得奇怪，围着小侄问这问那。小侄好似凯旋的英雄，颇为自豪地说：“我满叔一句话，就把他们吓跑哩！”大些的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商议下一次对付上村孩子的办法。他们想了许多办法又一一否定。我指着那条田埂小路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在稻田路口找个地方隐藏几个人，等上村的人冲过这条路后几个人冲出来将退路堵住。这边再将路口堵住，然后一起向他们扔“土炮”。我说，他们冲不过来退不回去，不被打得稀里哗啦才怪呢。大伙儿有同意的，有不同意的。有人说对方人多，堵住了路口不一定挡得住，没准让对方捉住成了俘虏。我要他们每人拿根棍子狠狠打。农村孩子大多厚道本分，一听到这就有些顾虑起来。我对他们说哪个打架狠，哪个就能赢。大家虽然不大认同，可是碍于小侄与大侄的面子只好同意了。第二天下村的孩子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有专门负责拿着木棍堵路口的，有专门负责往对方扔土块的。当时正值金秋时节，稻田里稻穗黄灿灿一片。农村孩子知道粮食的重要性。即便被堵在小路中间只有挨打的份，也没人敢往田里跳。下村的孩子总算有了复仇的机会，发泄的土块像雨点一般落到对方头上，打得对方乱作一团，哭爹叫娘之声不绝于耳，直到有人喊投降，下村的孩子才罢手。我怕上村的人反悔，告诉大侄要上村的孩子对天发誓以后不打了才放他们回去。这一次下村的孩子们大获全胜，一个个扬眉吐气，喜不胜收。回家的时候大点的孩子争着背我，将我送到家里。上村的孩子食言了。他们如法炮制，个个手拿木棍，蓄意挑衅。下村的孩子凑在一起商量对策，要我想办法。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用碎石块。众人纷纷动手找青石块砸碎后放在路上，并在上面盖了一层薄土做伪装，用稻草做上记号。农村的孩子夏秋两季大多光脚走路。这一回对方输得更惨，好多孩子一瘸一拐地狼狈逃回了上村。下村孩子又赢了。欢欣鼓舞庆贺胜利。我回家后却遭了殃。不是姐姐舍身相护险些挨了父亲一通竹条。父亲愣住了，没想到姐姐奋不顾身地用身体挡住我。竹条抽打在姐姐手臂上，留下一条清晰的紫痕。父亲要姐姐让开，她哭着说：“妈妈讲过哩，哪个也不能欺负小弟！”父亲脸色铁青，一把将姐姐拉开，挥动竹条向我打来。姐姐一下子跳到我面前，紧紧抱住我不撒手。她哭喊着，声嘶力竭地对父亲说：“爸！妈妈讲过小弟打不得，越打越莫听话！”父亲稍一停顿，竹条狠狠抽在竹床上。只听“砰”地一声响，吓得我惊出了一身冷汗。父亲用竹条指着我，一字一顿厉声道：“再有下次，谁也保不了你！”说完，扔下竹条气呼呼回里屋了。

我见姐姐为我挨打很过意不去，小心翼翼给她揉手臂，问她还疼不疼。她瞥了我一眼，要我少惹父亲生气。我没吭声。

晚饭后父亲独自沉思了一会，忽然问我知道错了吗。我说我没错。父亲脸色一沉，问我为什么。我理直气壮地说，上村的人说话不算话，已经投降了还要打。我们是“自卫反击”（我是从广播里听到这个词的）。父亲严厉地看着我，忽然将我抱起来。姐姐以为父亲要打我，拽着他的衣服不肯撒手。父亲对姐姐说不打我，她才松手。父亲摸黑背我来到上村的一户人家。那户人家看到我与父亲愣了片刻，随即一个抽旱烟袋的老汉将我接过去抱在怀里。他一边仔细看着我一边问父亲：“咯个伢子是你东北回来的那个仔？”父亲应了一声，坐在长条凳上。他们客套一番后父亲说：“老辈子啊，对不住了，听人讲你的伢子受伤哩，我来看看。”

老汉憨憨地笑了，说不碍事。父亲要看看受伤的孩子，老汉说孩子睡下了。父亲执意要去看看，孩子的母亲只好端着油灯领着父亲去了里屋。不一会，父亲一脸严肃地出来了。他向老汉道歉了几句，然后从老汉怀里将我抱过去带我来到里屋。我一眼认出躺在床上那个孩子叫班羽，是上村孩子的头儿。此时他脚上缠着纱布，脚面上又红又肿，涂满了紫药水。班羽见到我脸上充满了敌意。老汉过来了。他要班羽坐起来腾个地方给我坐。班羽气呼呼转过脸去没动弹。老汉厉色呵斥了一句，班羽才极不情愿地挪动了一下身体。父亲将我放到床上，要我好好想想。他说什么时候我想通了，班羽不生气了再来接我。说完，父亲拉着老汉出去了。我顿时“哇”地哭了起来。老汉要进屋抱我出去。父亲说不要管他，这伢子让他妈惯坏了。两位大人在外屋拉起家常。老汉酿了一坛米酒，要同父亲喝两碗，吩咐婆娘炒两个鸡蛋做下酒菜。我哭了一会儿，突然听到班羽要人滚出去。我回头一看，原来他的弟妹们正在看我笑话。我干脆哭个痛快。班羽见我哭个没完，不屑地瞅了我一眼，轻蔑地说：“还以为你多了不起呢，草包一个！”我反唇相讥，说他才是草包，说话不算话，投降了还打。他“哼”了一声，说那叫计策。我反驳说是耍赖皮。他不无得意地说，这叫缓兵之计，问我懂不懂。我摇摇头，问他什么叫缓兵之计。他说了半天，我还是不明白。他见我稀里糊涂，不耐烦地训斥道：“都讲你聪明，学习好，连缓兵之计莫晓得！咯次输得冤！”他冲我一撇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我当时读一年级，班羽读四年级。知识与阅历自然不在一个层次。班羽见我什么都不懂便跳到地上，像金鸡独立那样一蹦一跳地将书包取过来，从里面翻出几本小人书，说是《三国演义》。我一见小人书，不免得意地说：“这有啥呀！破玩意儿，我家里有一大摞子，都是从城里带回来的。”班羽愣了一下，说我吹牛。我说不信他可以到我家去看。班羽翻着小人书，问我的小人书与他的一样么。我看了看，只见小人书上都是一些骑着马，拿着枪的人。我说不一样。他“哦”了一声。我觉得他的小人书很好玩，想借回去看看。班羽头摇得像货郎鼓。我只好低三下四地叫他大哥，央求他。

班羽诧异地看着我，似乎不大相信。我很纳闷他为什么那样看我。班羽回到床上，瞅了我一眼煞有介事说：“你管我叫大哥？晓得么？你自爹爹管我叫满叔哩！”我恼了，狠狠“呸”了他一下，斥他胡说八道。他说我不信可以问父亲。我说，问就问。于是冲着外面“嗳！嗳！”地叫了两声。外面的人以为发生了什么事，父亲要他们不用理我。老汉问父亲我要做么子，父亲对他们说：“他这是在叫我。我这个伢仔，叫他妈惯坏了。回来咯么久莫喊过我，有么子事，就‘嗳嗳’地乱喊。”父亲说我是母亲的宝贝，说不得，碰不得，打不得。“现在连满女也像他妈一样死护着他！”父亲好似有意要我听到，说话时声音很大，“我咯几个伢仔，么子都听他妈的。我咯个爹，难做得很哦！”

外面的人笑了，父亲好像也笑了。班羽问我为什么不叫父亲，我支支吾吾说不上来。一直以来“爸爸”两个字到了嗓子眼便卡住了。在我的记忆中只叫过一次“爸爸”，是父亲去世的前几天。

班羽不无讥讽地说：“你牛皮得很哦，连爹老子都莫喊，咯样讲来你真是个好学生！”我瞪他一眼，问他管得着吗。父亲与老汉聊了很久才进来。他问我想通没有，我没吭声。这时父亲问我，脚有什么用，我说走路。他又问我没有脚还能走路吗，我说不能。父亲再问我不能走路好不好，我自知理亏，不由得低下头。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要我抬起头来。他问我如果有人故意弄伤他的脚，他还能背我上学吗。我脸“唰”地通红，恨不能找个地方躲起来。父亲见我知错了，便抱着我告辞回家。临走前父亲摸出五元钱递给老汉，要他带孩子到乡医院治疗脚伤。老汉推辞半天，才不好意思地收下了。当时的农村一担谷子才买二十元。父亲在回家的路上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不一样。他们每天要放牛，扯猪草，还要上学。脚受伤了，什么事都有得做。第二天班羽拄着高跷上学了。我听说后不免有些内疚。回家后我顺手抓了一摞小人书放到书包里。第三天要同学送给了班羽。他回赠我一只陶制的哨子。从此以后上村与下村的孩子们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群殴。

11

老家的春节既热闹又喜庆。鞭炮声此起彼伏。拜年的人流一拨接一拨，人人笑逐颜开，好像一年的喜悦都集中于此时。家乡有一句顺口溜：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外甥郎；初五初六会同堂；七八以后是远房；十五那天龙进房。意思说大年初一是阖家团聚的日子，儿女们早晨起来首先要给父母拜年，陪父母过新年的头一天，图个吉利。“初一守岁，十五观灯”大概由此而来。初二是姑爷带着孩子上门给岳父岳母拜年的日子。这一天只要有人上门，准是姑爷拜年来了。不过这一天只属于姑爷，女儿是万万不能回娘家的。按着习俗说法“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出十五女儿回娘家会带走娘家一年的财运。所以过了正月十五女儿才可以选个吉利日子回娘家。初三初四外甥郎是指那些结了婚的外甥这一天要去给外婆拜年，因为初二都去岳父岳母家，外婆只能让位了。亲疏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初五初六两天是同姓同祖同宗室大团聚的日子，大多是叔伯兄弟会聚一堂，把酒言欢，其乐融融。这一天拜年的习俗在直系亲属之间基本结束，剩下的便是远房亲戚了。只要十五以前上门拜访即是相互尊重与亲情的体现。春节前母亲寄回五十元钱。大年初一父亲给我与姐姐每人一个红包，里面是崭新的两元人民币。姐姐高兴地说她要买发卡和雪花膏。她问我买什么，我撒谎说什么都不买。正月初八是父亲生日，我想买一块手帕送给他。因为父亲送我上学的时候脸上总是汗水涔涔。第二天村口突然传来一阵“劈劈啪啪”鞭炮声。姐姐精神为之一振，兴高采烈地出去了。父亲笑着说听鞭炮声应该是姑父拜年来了，我将信将疑。过了一会，果然是姑父带着表姐妹们来拜年了。原来那时候从鞭炮声里即可辨别出人们生活的差距。条件好的人拜年时一进村口便开始燃放鞭炮，一路好不热闹。姑父即属于这一类人。每年来拜年时都带着一个专门装炮仗的竹篮子。表姐妹们穿着新衣服，一个个花枝招展，喜气洋洋。我看到人群里没有姑姑，不免有些失望地问姑姑为啥没来。父亲说要等到正月十五以后才能来，这是习俗。我扫兴地说：“啥破习俗，咋连过年都管呢！”父亲解释说习俗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是一种传统。我没好气地说：“什么桶啊，盆啊，没啥好玩意儿。”

父亲与姑父一愣，继而笑了起来。父亲对姑父说：“看到么，臭小子又来了，哪个晓得他脑子里想么子。”

姑父笑着问我是不是想姑姑了，我点点头。姑父说这好办，回去的时候他背我去他们家。我说不去。姑父问为什么，我说在他们家没人陪我玩，闷得慌。姑父指着姐妹们说她们可以陪我玩，我撇着嘴不屑地说她们是女的，我才不和她们玩呢。小红表姐瞪我一眼，说男的有么子了不起。他们班上的男生都是大笨蛋，考试不及格。她问我及格了没有。我乜斜她一眼，问她是第几名。表姐没回答，脸上却很得意。小军妹妹过来说，三姐是第四。我“呲”了一声冷笑，问她第四比第一厉害么。

表姐说我吹牛，我“哼”地一声没理她。姐姐这时在表姐耳旁小声嘀咕几句。表姐瞥我一眼，说我骄傲自满。然后同姐姐进里屋去看我的奖状。父亲与姑父坐在炭火前烤火闲聊。姐妹们将我的奖状拿给姑父看。他一边看一边免不了夸奖几句。小红表姐说下次她也考第一，看我还牛不牛哩。我回敬她一句，她要是第一，我就是第一的第一。姐妹们哄堂大笑。二表姐笑着问我第一的第一是多少，我摸了摸头，哑口无言。父亲将我的种种顽皮行为讲给姑父听。姑父不但没有责怪之意反而连连称道叫好。他说孩子还小，只要学习用功就行了。“用功？”父亲显得很无奈。他说我放学后从来没看过书，只知道玩，淘气得很。姑父笑着安慰父亲，玩耍能得第一，让他玩耍好了。父亲长叹一声，说担心的不是眼前而是以后。姑父望了我一眼，我正躺在床上看二表姐亲手编织的手套。姑父对父亲说不必想那么长远，他说伢子聪明得很，说不准比你我有出息。父亲说我要是有两只手，他都不担心我的将来：“一只手做得了么子事哦！”姑父开玩笑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等伢子长大后，保不准变成秀才不出门便做天下事了。父亲不无忧虑地叹息道：“到时候就看他自己的造化喽。”

姑父问我将来做什么，我说当空军。众人禁不住笑了起来。“笑啥吗！”我不高兴地嚷道。我小时候一直天真地梦想长大后做一名空军，驾驶飞机在蓝天上自由翱翔。这种梦想延续了好多年，直到我懂事后才渐渐泯灭了。现在想起来也许是失去双腿后，心里非常羡慕空中自由飞翔的小鸟，所以才有了向往蓝天的愿望。我记得当时姑父没有笑，他若有所思地望着我说：“好啊，伢子长大了当空军，我们坐飞机莫要愁钱了。”说完，姑父站起来招呼众人去大娘（大伯的妻子）家吃饭。奶奶去世了。大伯又去世得早。姑父每年来拜年第一顿饭总是安排在大娘家，以示对大娘的尊重。我早认识大娘却很少接触，只知道大娘是小脚老太太，儿女们早已成家立业，其他情况一概不知。这种情况在农村司空见惯。亲戚关系平时显得淡薄，只有在特定的日子大家聚在一起方可显示出关系的远近亲疏。姑父要背我去大娘家。我坚持自己走。姑父拗不过我，只好与父亲跟在后面。路上很泥泞，我走路时格外小心。姑父问父亲我怎么学会用凳子走路的，父亲说不知道我是怎么想出来的。姑父觉得不可思议，一路不停地夸我。他问我累不累，我说一点也不累。姑父建议父亲做一个重量轻点的凳子给我，父亲说早做了但咯伢子用不习惯。我们家到大娘家只有一百多米远，由于路滑我走了二十多分钟。大娘家里聚集了很多人。有的我认识，有的不认识。好多人以前见面时父亲介绍过，当时没什么感觉，这天才有一些亲近的念想，仿佛一下子没有了距离。饭前先是喝甜酒，吃点零食，类似于城里人招待客人时先品茶一样。桌子上摆满了好吃的，馋得孩子们直流口水。可是没有大人暗示，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从小与母亲在一起根本不知道农村的烦琐礼节，当很多孩子左顾右盼的时候我已经下手了。小红表姐与我坐在一起，不停地拽我衣服示意我。我看了周围一眼，众人正诧异地看着我呢。小红表姐见我难为情了，贴着我的耳朵说：“你胆子好大哦。”

大娘做的腊肠味道很特别，现在想起来还垂涎欲滴。后来我总结出一套经验：吃酒席哪张桌子的女孩子多就往哪里去，最好是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子大多很矜持，在陌生人面前不好意思吃东西。大人们喝酒闲聊时提到大伯。姑父脸上充满敬意。我没有见过大伯，我回去前他已经去世了。大伯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没读过书，没拜师学过一门手艺，完全凭揣摩与爱好练就了一手木工绝活。姑姑结婚的时候家里很穷，所有的嫁妆都是大伯亲手做出来的。大伯时不时地搞些小发明创造。他先在河边建造了一间面坊，利用流水的动力推动碾子磨面粉。之后不久又在河边盖了间榨油的油坊。由于水路便利生意还不错。因此在划分家庭成份的时候差一点把我们家划为富农。幸亏大伯将财产上缴给了生产队才免去许多麻烦。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村那时仅有的一点副业是我大伯做出的贡献。我回老家之前面坊已经拆掉了，不过油坊还在。只是有些破陋不堪。父亲说包产到户后油坊没有再使用过。村上组织拆油坊那天我目睹了整个拆卸过程。我看到大娘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我那时还小，觉得大娘为一间破房子流泪，很傻。现在我终于懂了，因为我长大了。也许受大伯好名声的影响，或许是虚荣心作祟的缘故，有一段时间我居然开始琢磨起小发明。可惜我根本不是那块料。如今想起来当初真是幼稚。难怪父亲说我不知天高地厚。从大娘家吃饭回来我看到小红表姐那块手帕很好看。她说是年前在洞口百货商店买的。我借口看看乘机揣进自己兜里，对她说这个手帕我要了。小红表姐说手帕不能随便送人，要我还给她。我将两元钱给了她，要她再买一块。她不同意，要抢回自己那块。我们在推搡争执中我从凳子上摔倒了。姑父以为我们吵架了，严厉训斥小红表姐一通。她气得说不出话来，将钞票狠狠扔到我身上掉头便走，并且大声骂我赖皮。姑父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笑着说和表姐闹着玩呢。父亲生日那天我将手帕送给他，我说用这块手帕给他擦汗。父亲很高兴地夸我两句。姐姐有点沮丧，埋怨我只晓得自己充好人，她一眼就辨认出那块手帕是小红表姐的。终于，父亲也知道了，他锁紧了眉头，对我说以后不许胡来。他说君子应成人之美，不可夺人之爱。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12

正月十五元宵节。天黑不久，突然唢呐声声，锣鼓喧天，鞭炮声震耳欲聋一浪赛过一浪。原来邻村的龙灯队来了，家家户户放炮迎接呢。村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蜂拥而出云集晒谷场。姐姐忙着穿棉衣去看“滚龙灯”。我从来没见过“滚龙灯”，充满好奇，自然不甘落后。父亲说人太多我挪凳子去不安全。他换上雨靴背我去了晒谷场。晒谷场上人头攒动，灯火辉煌，一条长龙上下翻滚，煞是好看。父亲为了让我看得清楚，干脆将我放在肩膀上。我的出现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好多邻村的人见了父亲纷纷上前来打招呼。第一句话大多是“咯个是你东北回来的满仔”。父亲笑着回应。我很纳闷父亲怎么认识那么多人。父亲告诉我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是乡里乡亲，没有几个不认识的。滚完了龙灯舞。开始扫堂屋。家家户户的堂屋中央放一张桌子，上面摆满糖果还有一个红包。主人在门口放炮仗迎接。龙灯队进屋绕着桌子走一圈，然后去另一户人家。有人专门在后面收走桌上的东西。这就是“正月十五龙进房”，说是可以驱灾辟邪，带来幸福吉祥。据说这种习俗由来已久，却没人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龙灯队到我家门口的时候，我乘父亲放炮迎接之际，将红包里的五元钞票拿出来塞进自己兜里。看人拿红包时我不免有些紧张，等那人将红包扔进竹篮子里我才一块石头落了地。等龙灯队离开村子我将钞票给了父亲，并且得意忘形地说那些人真笨。父亲瞪我一眼，突然“咚”地一跺脚，仰天长叹：“家门不幸啊！我段保生（父亲的名字）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贪小利忘大义的东西！”说完，悻悻而去。我以为父亲会夸我，没想到他竟如此生气，我委屈地哭了。姐姐问我出了什么事，我没理她，只是不停地哭。过了好长时间，父亲才从里屋出来像换了个人似的坐到我身边。他笑着问我扎一条龙灯要多少钱，我说不知道。他又问我这些钱哪里来的，我摇摇头。父亲告诉我这些钱是村民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他们收取一点费用是为了收回投入成本。我好像坐在蒸笼里，脸一阵红一阵热，不敢抬头看父亲。父亲见我知错了，感慨说农民挣钱不容易啊。父亲道出生气的原因。他说我脑子不笨应该放在正事上，用来耍小聪明一旦养成习惯很不好。他还说，智慧用在坏事上就不是聪明而是狡猾，是诡计多端，这样的人不会有好结果。我一声不吭，满脸胀得通红。父亲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又害了一个人。我愣了，脑子里快速转动起来。想来想去觉得父亲的话没道理。父亲要我好好想想他说的是谁，我不无抵触地说想不出来。父亲要我再仔细想想，我没好气地反驳道：“我没害人，想个啥劲呀！”

父亲提醒我一句：是谁将红包放到竹篮子里的。我如实回答说一个老头。父亲问我村民统计现金的时候发现红包里少了现金会怎么样。我恍然大悟，羞愧的低下头。临了，父亲将那张钞票给了我，要我好好保留。我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

13

春天的故乡花是那样鲜，草是那样绿，山是那样翠，水是那样清。一眼望去，像一首抒情的诗，像一幅美丽的画。也许心理作用使然，我到过很多地方，可魂牵梦绕的是故乡，还是故乡。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好似血液里都流动着最眷念的“故乡”二字。

故乡的第一个春天我戴上了红领巾。我们班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只有四个人，因为那个时候红领巾不像现在这样普及。我代表所有同学向着队旗庄严宣誓：“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想起宣誓那一幕，一种情不自禁的激动依然在心里翻滚。

在这个美丽的春天，我在好多人的祝福声中度过了十岁的生日。恰巧生日前两天期中考试我又得了第一，可谓双喜盈门。

姑妈听说我喜欢手帕，亲手绣制了一块送给我做生日礼物。姑妈说我出生时正值桃花盛开，于是在手帕上绣了几株鲜艳的桃花。小红表姐见我又得了第一，还加入了少先队，态度明显好转，将“城里人”的称呼改成了“弟弟”。她开玩笑说：“你总得第一，别个莫得活哦！”我数着指头问姑妈，我才九岁为什么要说我十岁呢。她说农村过生日以虚岁为准。我说农村的破规矩咋那么多呢，她微微一笑。我生日那天大妈第一次来到家里，并且亲手给我做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大妈在家族中很受尊敬。她比我父亲大三岁，两人结婚那年大妈刚好二十岁，我父亲当年十七岁。他们结婚四个月以后，父亲便应征入伍去了抗战前线。从此天各一方，杳无音讯。

我同父异母的大哥出生后，大妈既要孝敬公婆又要照顾孩子，一个人含辛茹苦地坚持到抗战胜利。她以为父亲快回来了，可是等了很久依然没有消息。很多人猜测父亲阵亡了劝大妈改嫁，她却执意要等父亲回来。解放后父亲给爷爷奶奶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几句安慰大妈的话，对他们的婚姻只字未提。大妈预感到婚姻的危机，却抱着从一而终的观念等待父亲归来。五七年父亲给大妈写了一封长信，随信寄来一张离婚协议书。大妈哭了好几天终于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可以说大妈用一生来等待幸福，却等来了一生的痛苦。她用一生来守望的，仅仅是曾经有过的婚姻。其中的味道可想而知。我曾不止一次问过大妈恨父亲么，她沉默不语。我也多次问父亲为什么与大妈离婚，他的回答是：“你还小，长大了你会明白的。”不过我对此一直心存芥蒂，所以不叫“爸爸”，其中的因素，此处亦有一些。等我真正理解了父亲，他已离开了人世。我为此懊悔不已。两次意外事件的发生令我对大妈有了更深的认识，我真正体会到“血浓于水”的亲情。正是这种情结使我对故乡一直心存感念。

河边有一棵很大的桑树，每到夏天上面挂满了紫褐色的桑葚。一天我从树下经过想摘几粒尝尝，倚着树干从凳子上站起来伸手去摘桑葚。我刚触摸到桑葚身体却失去平衡从凳子上摔了下来，嘴唇刚好撞到石头棱角上，顿时血流如注。我大哭起来。大妈闻讯后立刻跑过来。她见我满脸是血急忙要人叫回正在放牛的大侄子，俩人抱着我去了卫生所。村里到卫生所约有两公里路程，祖孙俩将我送到时已累得气喘吁吁。回家后大妈又让小侄送来十几个鸡蛋，说我流了很多血，给我补身子。父亲见我下颌上贴着厚厚的纱布，又好气又好笑。他说一只手还去爬树，太不知天高地厚。我反驳说我没爬树只是靠着了。父亲摇摇头，不再理我。通过这件事我对大妈的好感与日俱增，闲来无事常去大妈家玩耍。他们一家人对我非常好。大侄子、小侄子和侄女云清，每次见了我都很亲切地叫“满叔”。

另一次意外发生在夏天。老家的夏天酷热而干燥。这种桑拿似的气候北方人一时间很难适应。每到这个季节我身上便生满痱子，看到其他孩子在河里游泳，我羡慕得不得了。而我只能等到父亲晚上收工回来才有机会和他一起下水。那种感觉真爽。那天姐姐与云清同往常一样去河里扯水草喂猪。我缠了好久她们才同意带我一同前去。我们来到河边，孩子们见了我挥手致意招呼我下去。姐姐不准我下水，要我在大树底下乘凉。我眼巴巴看着她们抬着大木盆子走下码头，“扑通”跳入水中，失落感不禁油然而生。

我在树下坐了一会就热得满头大汗，瞅着水里孩子们你来我往的追逐、嬉戏、打水仗，心里渐渐烦躁起来。我好几次想挪着凳子走下码头，但一看到那条长长的陡坡就失去了勇气。这时我非常渴望有人背我下水，可是孩子们玩得正欢，没人懂得我的心思。我又急又气，咬牙切齿地向水里扔石头发泄不满。孩子们误以为我在开玩笑，只是打打招呼了事。我无奈地望着河里，偶尔抬头看看树上叫个不停的“知了”。

我实在没法了，只好涨红脸开口求人。一个比我大的孩子光着湿漉漉的身子背着我慢慢走下码头。他身上很光滑，我们差点摔倒。

到了码头我迫不及待地脱掉衣服跳进水里。我在水里像失去控制的陀螺滚来滚去，怎么也找不到平衡。孩子们见我在水里乱扑腾，手忙脚乱地将我拽到水浅的地方。我呛了几口水，坐在浅水处一边喘息一边心有余悸地看着水面。

姐姐推着大木盆子送水草到码头。她看到我在水里不禁吓了一跳，问我怎么下来的，我撒谎说自己走下来的。姐姐看出我说谎，便冲着众人大声嚷：“谁背元基下来的，出了事谁负责？”

从那以后再没人敢背我下码头，直到我学会游泳情况才得以改变。姐姐去水中央扯水草时一再告诫我，只能坐在码头没在水里的台阶上，这样不会出事。我刚刚呛了几口水，自然不敢违拗。我坐在水里的台阶上，虽然不能与其他人一样自由自在，却凉快了许多。那种清爽的感觉渐渐驱散了畏水的心理，此后几天我常去河边转悠。孩子们见了我一如既往的热情打招呼，却没人敢上来背我下水。我心有不甘，一直想挪着凳子走下码头。

暑假的一天，太阳像火球一般烤得地面直冒热气。我忍受不了这样酷热的天气，如往常一样来到河边。码头前许多孩子在打水仗。他们见了我不免挑逗戏谑一番。我脑子一热，挪着凳子走下码头。走出几步，我居高临下往水面看了一眼不禁胆战心惊。于是急忙低下头将目光投向地面不敢再看。我深吸一口气，等心跳趋于缓和又一点点向下挪去。当我走到路中央时明显感觉到凳子已经极度倾斜，稍有不慎即将颠覆。我下意识紧紧握住凳子，将身体坐到凳子的最上方，凭经验我知道这样不会摔倒。我不敢左右环顾，只是咬着嘴唇，紧盯着地面一寸一寸向下挪动着。孩子们睁大了双眼惊愕地望着我。姐姐与云清在水里看到我挪着凳子走下码头，吓得冲我大喊大叫，并且急速游向码头。她们湿漉漉地来到我面前要背我上去，我怒吼着要她们滚开。她们只好跟在左右两旁，一再叮嘱我小心。我见身边有人“护佑”，心里更加有恃无恐地向下走去。距离码头的台阶不到两米时我不再恐惧了。我看了周围一眼不禁狂喜：我已经走到安全的缓坡地带。于是不无得意地对她们说：“你们下去吧，不用管我。”过台阶对我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村里很多人家的门槛比台阶高多了，区区的石阶我岂能放在眼里。我跳下凳子跪在石阶上，然后纵身跳到下一级台阶。再将凳子迅速放到下一级台阶上，抓住凳子再跳到下一级台阶。我的手始终不能离开凳子，因为跳跃时凳子是支撑点。这样往返几个冲刺便到了码头。孩子们见我挪着凳子走下码头，纷纷游上岸来湿漉漉地坐到我旁边与我闲聊起来。我稍歇片刻，回头望了一眼，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很纳闷那么倾斜的坡路我是怎么走下来的？一种难以描述的喜悦顿时荡漾开来。

夏日烈炎。我们回家时，在姐姐与云清的助威声中，我挪着凳子又走回岸上。尽管有点紧张，但总算攻克了一道难题。姐姐将此事告诉父亲。父亲不信，要我示范一次。他站在岸上看着我在姐姐陪同下慢慢挪着凳子走下码头，脸上露出了欣然的微笑。尽管如此他还是板着脸下了一道死命令：姐姐不在我身边不允许我下水。

随着往返码头次数的增多，我走坡路的速度越来越快，胆子也越来越大。偶尔姐姐与云清扯完水草后，用大木盆子载着我到河中心去玩耍。

佛法里说人要历经许多劫数才能修成正果。也许正是应验了这句话，我在水里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我那天下水前似乎已有不祥征兆：眼皮跳得厉害。我毕竟只是孩子，不仅没有任何忌讳反而觉得眼皮跳来跳去很好玩。

有人捉到一只小龟。我好说歹说要过来玩耍。正玩得高兴时小龟突然掉进水里，我来不及细想一头扎进水里追了过去。事故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发生了。

那一瞬间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记得很清楚，入水后马上意识到危险，立即奋力回游。可是我像陀螺似地在水里滚来滚去愈陷愈深，很快迷失了方向。我那时还不会上浮技巧，越挣扎眼前越阴暗。我清晰地看到水草在眼前摆动，擦着身体一掠而过。我想喊人，刚张开口，水泡咕噜噜地冒出一大片。我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受迫性喝水，意识渐渐开始模糊，懵懵懂懂看到阳光在眼前晃动。我伸手一遍又一遍向阳光奋力抓去，只见水泡一波一波泛起，流动，升腾，然后慢慢消失。

我潜意识里似乎抓住阳光就可以上岸了。挣扎，还是挣扎，可无论如何挣扎，阳光始终在眼前晃来晃去遥不可及。我忽然看到眼前星光灿烂，煞是好看，随即失去了知觉。

好似酣睡里被人叫醒一般，恍惚中听到有人大声叫我。我昏昏沉沉地睁开眼睛，还是那片阳光在眼前晃来晃去，照得我看不清东西。过了许久，我模模糊糊地看到人影不停地抖动，随后一点点清晰起来，我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在船上了。脑子里嗡嗡作响，好像有人说话。终于我看到姐姐与云清坐在旁边已哭成了泪人儿。

我麻木地感觉到什么东西捅了一下喉咙，不禁“哇”地呕吐起来，然后听人说道：“满仔，莫怕，莫怕，吐咯就好哩！”

这声音亲切、熟悉，像母亲。

我慢慢恢复了知觉，好像在母亲的怀里，温暖、幸福。我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是大妈。我软绵绵地叫了一声“大妈”，伸手擦去她脸上的泪水。大妈将脸贴在我的胸前“嗯”了一声，老泪纵横。

我劝大妈别哭，问她怎么了。她用衣襟擦了擦眼角，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姐姐与云清见我安然无恙，不禁破涕为笑。她们挥手冲岸上大喊：“好哩！好哩！有事哩！”

岸上站了好多人，议论纷纷地向我们观望。我远远看到父亲，他一脸凝重地站在码头上，双手紧紧扣在一起揉搓着。

船一靠码头，大哥大嫂和小侄一起涌上来。由于人太多小船晃悠了几下。大妈抱着我一直送到家里。很多看热闹的人跟随到家里问候，他们说我命大。众人散去后大妈一边给我穿背心一边嘱咐我：“往后莫要下水哩，想洗澡要爸爸带你去！”她临走前看了看父亲好似要说什么，最终没有说出口便匆匆离去。大妈刚走父亲飞起一脚踢到姐姐身上，姐姐“扑通”坐到地上痛哭起来。父亲暴跳如雷，厉声呵斥姐姐闭嘴，并且大声质问她是怎么看我的。父亲越说越气，顺手抓过扫把朝姐姐身上打去。姐姐没有躲避，一副甘愿受罚的样子。我从没见过父亲发这么大的脾气，吓得心惊胆颤。幸好大妈及时回身冲进来一把推开父亲将姐姐带走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父亲瞪眼看着我，说我是祸害。然后甩掉扫把气呼呼地进了里屋。我不禁长舒一口气。姐姐天黑了才回来。她端着一个陶制大钵子放到我面前说，大妈刚做好的糯米糍粑要我趁热吃。她还告诉我大妈说我肚里有沙子，多吃糍粑能带出沙子。这个土方法是否灵验我无法考证，不过大妈做的糍粑很合我的口味。一大钵子糍粑相当于两个成年人的食量，我那时还小不可能吃太多，现在想来大妈是将父亲那一份也做了。第二天大妈特意杀了一只鸭子，做了一碗鸭血姜汤要云清送来。父亲告诉我动物血可以清理肠胃。大妈对我的关爱由此可见一斑。我溺水之后父亲问我还下水么，我毫不犹豫地说“下”。父亲一愣，问我不怕死么，我说怕有啥用。父亲笑着摇头，说我是孙猴子变的，不知道“怕”字。我出事以后好像一下子开窍了，不再急着学游泳而是经常在水里琢磨掌握平衡的技巧，不懂的地方就向人请教。没过多久，我一口气潜入水中可以横穿家乡的小河。多年后我去北京万泉河里游泳，人们一见我下水纷纷游回岸上，站在那里翘首观望拍手叫好。陪我一同前去的朋友羡慕得不得了。

很多人问过我游泳的窍门。其实很简单：一是学会在水里掌握平衡；二是克服“畏水”的心理障碍；三是胆大心细勤练习。掌握了这几点，一切水到渠成。

14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开学时三年级分为两个班。两位班主任抢着要带我所在的班级，因为产生了分歧，最后竟然以抓阄的方式了结此事。

开学那天，老师点名要我做学习委员后才要同学们推举选拔班干部。这样的待遇令我受宠若惊。多年后我见到那位老师和他谈及此事，他笑着说我小时候很惹人喜欢，言外之意似乎暗示我现在不惹人喜欢了。细细一想也是：老师当初对我的期望很高，失望自在情理之中。开学后不久哥哥写信来说，他已参加工作而且有了女朋友。母亲要给姐姐申请城市户口，要她立即去城里。姐姐欣喜若狂办理了休学手续，恨不得马上飞到城里去。我则异常失落，问父亲为什么不能一起去城里。父亲沉思良久，才无奈地说：“你还小，长大了会明白的。”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如果夫妻离婚孩子随了母亲，可以申请母亲驻地的户籍。如此看来，父母离婚颇费了一番心思。姐姐去城里不久父亲大病了一场，卧床不起。我因此旷课四十多天。那段日子我无所事事，除了偶尔翻翻课本，大部分时间靠与人下棋、玩扑克混日子。有时心血来潮也为父亲煎熬草药。我一次无意中打开了父亲的皮箱，看到里面不少发黄的书籍，顺手翻开看了看。看了很久才发现这种繁体字的书籍，竖着看才能连成句。很多字我不认识去问父亲，他有气无力地要我去查字典。从此我迷上了课外书籍。旷课那段日子我看了旧版的《再生缘》、《三国演义》，同时看完了从城里带回去的小人书。特别是《忠诚》、《第二次握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父亲问我喜欢《三国演义》里哪个人物，我想了半天，红着脸说是银屏夫人。父亲瞥我一眼，说我胸无大志没出息。父亲大病初愈来不及好好休养又送我上学了。没过几天全乡举办数学竞赛，要求同年组每个班级的前六名优等生参加比赛。老师考虑到我旷课四十多天建议我放弃参赛，我没有同意。老师见我执意参赛只好抽出时间辅导我疯狂补课，最终将最后一个参赛名额给了我。

比赛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我在竞赛中获得同年组第三名。没想到我旷课这么久竟然还能进入前三名，此事在学校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也是我短暂的四年学习生涯中唯一的第三名。我因此获得了全乡十佳少先队员的称号。

父亲病后身体大不如前。送我上学时经常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我读完四年级的时候，父亲脸色凝重地对我说，他已经六十多岁，实在没有力气送我上学了。我愣了好半天没有任何表示，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想回城里。

我偷偷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母亲让哥哥回信说，等姐姐户口下来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秋天，县统战部一位领导来到家里要父亲写一份材料，说是上面要给予抗战有功人员落实政策。父亲写材料那几天我经常看到他流泪。我看了父亲的材料，不禁肃然起敬。父亲比母亲大十六岁，参军时才十七岁。他随中国远征军出征缅印，所在部队是远征军里赫赫有名的孙立人将军下属新38师。这支部队能征善战令日军闻风丧胆。孙立人将军因在战争中解救过被日军围困的英国军队，受到英国女王的特别授勋。这支部队，辽沈战役时在郑洞国将军率领下起义投诚。后来，父亲随一部分人去了北大荒成了第一批兵团农垦人。

父亲在抗战中受过重伤，两块弹片永远地留在了身体内。父亲是北大荒第一批农机手，获得过部级“劳动突击手”的光荣称号。回忆往事时父亲曾感慨地说，他这一生问心无愧。国家危难的时候他在战场上与侵略者拼命搏杀，国家需要的时候他在农场艰苦耕耘。父亲遗憾的是在抗美援朝的节骨眼上身染疟疾，失去了赴朝参战以身报国的机会。县统战部核实了父亲的材料后很快落实了政策，每月给父亲发放补助金。我记得当时是二十几块钱。我与父亲回城后这笔补助金由大妈领取。也许这是父亲对大妈的一点精神补偿吧。我看父亲年轻时的照片，身着戎装，肩章上挂着一颗梅花状的星星，显得英姿勃发威风凛凛。我问父亲那颗梅花状的星星是啥意思，他说是军衔。我问他是什么军衔，他告诉我是少校。我问少校是多大的官，父亲想了想，说相当于营级干部，我忍不住乐了。我经常下军棋知道营长是芝麻大的官。父亲似乎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希望我将来超过他当个团长。我不屑地“呲”了一声，大言不惭地说，要当就当司令。父亲笑了起来，说我白日做梦。我一次对着镜子与父亲年轻时的照片做比较，发现我们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于是我照着父亲的发型梳起了偏分式，可是我的头发太短不听话，我灵机一动将肥皂上蘸点水，抹在头发上。虽然头上黏糊糊地很别扭，但看起来却有模有样挺像那么回事。我后来经常如法炮制，很多人都以为我抹了头油。有一次被父亲发现了，说我臭美。

终于等来了好消息！姐姐来信说她的户口下来了。母亲要我与父亲立即回城里。我闻此喜讯兴奋得睡不着觉。之后几天家里高朋满座，来祝贺的人足有一个排。

小红表姐在县城读高中专门请假回来看我。她送给我一个笔记本，上面写了一句话：如果你是一粒莲子，希望在没有水的地方，一样绽放出最美的花。那时候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临走那天，大妈拉着我的手，恋恋不舍地流着眼泪说：“莫晓得还看得到你么。”我心里酸酸的，笑着对大妈说我会常回去看她。我没有食言，五年后为了磨练自己的独立生存能力，我又回老家生活了一年。

透过车窗，看到故乡渐渐远去，我心里不禁怅然若失，两行热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那一年我十五岁。

第三部分：青年

坎坷心酸苦痛　互爱互助互动

15

我回到城里时，姐姐刚参加工作。哥哥成家后就搬出去了。侄子宇锋都五岁了。母亲一如既往地“满仔满仔”地叫我，我说我长大了不要再这样叫我。母亲关爱地看着我，说我到了八十岁还是她的满仔。小海变化很大，见面时我差点没认出来。他留起了一字胡，两条裤腿像两个摆动的喇叭。我一问才知道那是城里非常流行的喇叭裤。我问小海读几年级，他窘迫地说不念书了。原来他被学校开除了。我那时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从农村刚回到城里时，童年的伙伴大都生疏了，只有小海与我经常在一起。有人看到我用凳子走路，居然给我取了一个很难听的绰号“地委（逶）”，意思是我像蚂蚁一样在地上逶迤而行。我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很痛苦。从农村备受羡慕与推崇到回城后无人问津，我心里的落差可想而知。于是有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我当时脑子一热，给邓小平爷爷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苦恼与无奈。小海将信寄出去以后我又后悔了，害怕惹出麻烦。不久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回信了，这在母亲单位与左邻右舍成了不大不小的新闻。由于这件事的影响，我的人气顿时陡升，很多同龄人纷纷主动找上门来与我称兄道弟。其实信的内容很简单，只是安慰、勉励了我一番，但这份信件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父亲在院子里盖起一间小屋说是给我学习用。我却辜负了他的良苦用心，将屋子变成了狐朋狗友聚会消遣的场所。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烟雾缭绕，声音嘈杂。下棋、打牌、搓麻将几乎成了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父亲多次严厉呵斥我，每到关键时刻母亲及时出来打圆场，气得他直跺脚。时间长了，他也懒得理我了。

那是一个变化的年代。人们的价值标准已经偏离传统道德观念的轨迹。类似于理想，信仰，道德观念以及精神状态似乎到了躁动的悬崖上，无论进退都处在危险边缘。有一天我在搓麻将，小海领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来到我面前。小伙子叫范勇，小海称呼他“老大”。范勇在外面惹事了不敢回家。小海的意思要我留范勇住几天，我虽然不大情愿，但碍于小海的面子只好答应下来。听小海说范勇在外面惹了事，朝夕相处的几天我一直小心翼翼，好生相待，生怕怠慢得罪他。父亲问及，我撒谎说是好朋友在家里玩几天。范勇临走时拍着我的肩膀说：“哥们，没啥说的，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过了几日范勇来到我的屋子里说要请我吃饭，不管我是否同意背着我便走。外面早有出租车等在门口。坐到车里我才发现小海正冲我笑呢。到了餐厅一帮男男女女正等着我们，众人见“老大”亲自背我进来，自然另眼相待。我不会喝酒，看着他们把酒言欢不免有些失落。席间，范勇大声嚷嚷说：“元基是我朋友，大家以后多照顾点！”饭后在众人的张罗下我第一次去了舞厅。我看到霓虹灯下成双成对的男男女女随着节拍跳来跳去，不由得心旌荡漾，想入非非。我此后经常与范勇一帮人去舞厅玩耍，一度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那时候治安不好。娱乐场所里经常为芝麻大的事打得头破血流，甚至有人因此丧生。

一次在舞厅里，因有人强迫范勇的女友跳舞而发生了殴斗。小海要过去帮忙，我紧紧拽住了他。我看到范勇一刀劈在一个人脸上，那人顿时倒在血泊之中。随后几天所有当事人都被带进了派出所，小海也不例外。好在他没有直接参与殴斗，罚款了事。范勇被教养一年。小海事后心有余悸地对我说，当时多亏我拽住他，要不少说也要拘留十五天。这件事对我的震动很大，此后再没去过娱乐场所。到北京之后才偶尔与朋友去酒吧坐坐。

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无所事事，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少年的美好时光就这样像流水一般渐渐远去。有一天在镜子前看到自己的面孔，我不禁感慨万千：倏忽之间我怎么成了大人？

16

那天与往常一样，我在家里与人搓麻将。母亲下班回来说小红表姐给我来信了。小红表姐信上说，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考上了邵阳师专，毕业后可以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教师了。我在老家时小红表姐曾说过，她长大了要做一名老师。我不以为然，说做老师有啥了不起，要做就做老师的老师。她问我什么是老师的老师，我摸着头想了想，回答说老师的老师就是太老师呗。姑父与父亲听了我的话笑得酒都喷了出来。我当时以为奶奶上面是太奶奶，老师上面自然是太老师了，因此闹出这样的笑话。小红表姐先写了一些她在学校里有趣的事情。随后笔锋一转，问我还看书么，会不会写信，如果不会写信就不要勉强给她回信了。特别是最后那句话，像无形的鞭子抽在我心上，隐隐作痛：“我依稀还记得有个弟弟，上学时从没得过第二。不知道谁能告诉我现在下滑到几位数了？”后面的大问号，夸张到了极致。

我看完小红表姐的来信一夜没合眼。一幕幕往事好似电影里的特写镜头，定格，切换，再定格，再切换，仿佛没有结尾。一连几天我的情绪糟透了，看什么都不顺眼，无缘无故发脾气。最倒霉的是小海，每次平白无故受冤屈却不知为什么。好在我们关系始终如一，他早已习惯了我有时的无理取闹，自然不会计较。我决定给小红表姐回信，杀杀她的威风。我写完信一看，觉得很不满意，于是撕碎重写。写完后再一看，还是不满意，立即撕碎再写。写了撕，撕了写，反反复复。一本信纸快撕光了，依然写不出像样的一封信。我气急败坏，狠狠将钢笔摔到地上。小海见我一连数日闷闷不乐，便用自行车带我去看电影。我们回来时凑巧路过新华书店，我灵机一动顺路到书店里买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涉世之初》帮了我大忙。书里面介绍了许多文学体裁的格式和经典范文，其中包括专门介绍信件格式的内容与范例。我如获至宝。仔细阅读了信件方面的内容，同时又在其他书上抄下一些华丽辞藻，总算拼凑出比较满意的一封信寄给了小红表姐。我为此兴奋了好几天，仿佛上学时得第一的感觉又回来了。

17

小红表姐很快回信了。她在信中象征性地安抚了我几句后指出了许多语病的错误，并且向我着重推荐当时几种畅销的文学月刊，要我好好看看。最后她说：小弟，很多事业有成的人都是靠自学取得成功的。希望你不要玩物丧志沦落为如行尸走肉一般的人。我一直以你为榜样才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我能，你为什么不能呢？多看看书吧，那里有无穷无尽的宝藏，但愿你能挖掘、利用。听说你以前作文写得不错，我们都经常写点东西再比试比试如何？我就不信，还会输给你！我正值年轻气盛的青春年华，得不到小红表姐的赞许与认同也就罢了，岂能受她如此这般的奚落与挑衅？我脑子一热，回信时只写了一句话：破师专有啥了不起？等着瞧吧！我终于又拿起书本。真正意义上的自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初仅仅一时冲动，为争一口气，根本没有具体的目标，难免有些盲目。小红表姐一如既往每半个月准时来信。我渐渐少了一些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的盲目，多了一些虚心求教、不耻下问的理性。学习上遇到难题，我诚恳地向小红表姐请教。有时甚至向左邻右舍正在念书的弟弟妹妹们求教。隔壁王叔的儿子小勇在读初中，他就是我的一位小老师。半年后小红表姐写信夸我了：说她们宿舍的女生很欣赏我的文笔，想认识我呢。从此以后我们信件往来不断，一直到小红表姐参加工作为止。

我的文字基础正是从那个时候一点点积累的。文字的兴趣亦与日俱增。小红表姐后来告诉我，她是回家休假凑巧看到父亲写给姑父的信，才知道了我的情况。她说我的影子一直在她脑海里浮现，搅得她心神不宁，寝食难安。她回到学校立即给我写了一封那样的信。信寄出之后她又有点后悔，怕我生气不再理她，接到我的回信她才放心了。她说我那封信虽然只有短短一句气话，她却看到了希望，仿佛又看到了我少年时那股子舍我其谁的冲劲与锐气。看到此处我不禁感慨万千：多好的姐姐啊！随着文字兴趣的日渐浓厚，我对知识的渴求越来越强烈。去书店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小海虽然参加了工作，我们的关系却有增无减。每逢假日他便用自行车带我去看电影、逛书店，即便有了女朋友也从未间断过。当时我最喜欢的文学刊物是《青年作家》，几乎每期必读。记得有一次下大雪，我们去书店的途中我从后车座上掉了下来，由于路上雪厚，小海只顾用力蹬车竟然没有察觉。我坐在松软的雪地上，望着雪花飞舞中小海骑车的背影，觉得那是一幅极美的画面。小海骑出几十米才感觉到我不在车上。他回头一看我坐在雪地上，急忙跳下车跑着过来背我。他问我为什么不叫他，我笑着说坐在雪地里又软和又凉快，挺好玩的。

看书不仅开拓了我的视野，还促使我开始强烈渴求了解外面的世界。我已不满足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平淡生活。于是我将自己写的东西拿给那些读高年级的年轻人看。很多人看了以后觉得还不错。邻居有位姓蔡的女孩在读师范，她时不时地将我写的东西拿给老师与同学看。因此她的一些同学还到家里来看我。有些人还与我成了好朋友。还有一位姓赵的女孩在市重点高中念书，经常将我写的东西带到学校。他们班里两位学习成绩好的女生没少给我修改，提意见。遗憾的是这两位女生我从没见过。不过她们的名字记在了我的心里：楚秀芳，丛月英，不知道她们现在何处，一切可好？

人生犹如一只小小的船儿，难免有木桨断裂的时候，不过只要风帆还在，依然可以驶向梦想的地方，因为还有风的力量。我很庆幸得到风的眷顾，因而继续前行，没有失去方向。这是热情的风，爱心的风，互助的风。正是这些风的力量牵引着我向彼岸航行。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助人为乐的人间春风是我涉世之初的强劲助推器，将我推入正确的人生轨道，一路快乐。

18

姐姐始终不适应北方的生活，因此母亲没少斥责她。很多人给姐姐介绍男朋友，她却无动于衷，一一回绝。有一天姐姐低着头，羞赧地说她有了男朋友，父母非常高兴。当母亲得知姐姐的男朋友是湖南老家人时，气得脸色骤变，差点跳了起来。她大发雷霆，拍着桌子要姐姐死了那条心。母女俩为此很长时间不说话。原来姐姐与老家一位很要好的同学经常通信。在那位同学的撮合下认识了姐夫。他们通过一段时间的信件往来渐渐产生了感情，由于时机还不成熟，姐姐一直瞒着家里人。母亲对姐姐爱情的强行干预令我困惑不解。我背地里劝母亲不要干涉姐姐的婚姻。母亲诧异地看着我，问我是不是缺心眼，并且说这是为我好。我莫名其妙，心里想：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母亲见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便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她花费那么大力气将哥哥姐姐的户口迁到城里来，主要是为了让我们聚集到一块。将来她与父亲老了，有人照顾我。

我不以为然地对母亲说：“真是笑话，将来指不定谁照顾谁呢！”尽管我一再恳求母亲不要反对姐姐的婚姻，她却始终坚持自己的决定，并且对姐姐扬言，她要是不听话就打断她的腿。姐姐为此不知悄悄流过多少眼泪。姐姐郁郁寡欢日渐憔悴，母亲心里焦急只好冲父亲撒气：“满女是你带大的，你莫劝劝她，叫她回心转意么？”父亲缄默不语，总是找借口躲出去，气得母亲直瞪眼。

我知道父亲左右为难，他一方面觉得母亲没有错，另一方面又很同情姐姐，沉默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哥嫂完全站到母亲一边，他们认为好不容易从农村出来再回到农村得不偿失。当然其中不免有点私心作祟：怕我将来成为他们的包袱。我看到姐姐怪可怜的，想起她在老家没少帮我，还背我上学，便决定帮她一次。临近春节放假时我给她出了一个主意：要她提前买好回老家的车票，等假期一到立即坐车走人。姐姐吓坏了，说母亲不打死她才怪哩。我开导她，说母亲是刀子嘴豆腐心。姐姐虽然心动却不敢违抗母亲的命令。在我的极力鼓动与怂恿下她才有了私自回家的勇气。我们做好周密计划之后姐姐又犯愁了，她说没有回家的路费。当时从佳木斯到邵阳的车票要一百多元。我开着玩笑说，只要她能找个好男人，往返路费我全包了。姐姐突然像换了一个人，又有说有笑了。下班回到家里“姆妈、姆妈”地叫个不停。母亲看到姐姐回心转意心里非常高兴，对她更是疼爱有加。我趁着母亲心情好，向她要钱买皮夹克。母亲说等放假以后她与姐姐给我去买。我坚持亲自去，买自己喜欢的款式。母亲拗不过我，只好给了我三百元。我考虑到姐姐结姻是人生大事，又从小海那里借了一些钱。过了两天母亲见我还没穿上皮夹克，问我怎么回事。我撒谎说小海也要买一件，等他放假我们一起去。我为了消除母亲的疑虑，故意将一沓钞票拿出来放在她眼前抖落得哗哗作响。春节放假前两天，姐姐在单位悄悄开出结婚介绍信。我与小海打车送她到车站。姐姐临上车前哭了，她对我说：“小弟，妈妈的心思我晓得。你往后在城里有困难就回家吧，我养你一辈子。”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了不影响姐姐的心情，我戏谑地说：“行了你，管好自己吧！你离我越远越好，免得我看了心烦。”我望着火车渐渐远去，忽然一种牵挂油然而生，不知道姐姐此去是怎样的结果，从此以后我们天各一方，一切只能靠自己了。我回到家里将此事先告诉父亲。他沉思良久，长叹一声，然后拍拍我的肩膀，说我是好样的。母亲下班后见姐姐没回来，不禁唠叨了几句。我撒谎说，姐姐单位有人结婚要她做伴娘明天才回来，母亲免不了埋怨一通。第二天我正在屋里看书，听到母亲在大屋里冲父亲发脾气。“你晓得心疼满女，有得替满仔想想，满仔不是你的么？咯样子都滚蛋！我同满仔过！”我看到这架势，断定父亲已经将姐姐的事情告知母亲。母亲一旦发起火来很少有人拦得住，我只好过去劝解。母亲疼我，很少冲我发脾气。

母亲见了我不禁埋怨起来：“你傻死哩！别个把你卖哩，你还替别个数钱哩！”说完，指着我气呼呼地嚷道：“将来看哪个管你哩！”“妈！”我情不自禁地喊道，恳求她安静下来。母亲气得靠在墙上不理我。我嬉皮笑脸地在她身边撒娇，逗得她哭笑不得。我见她气消了，笑着说姐姐已经是大人了，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如果我们横加干涉，姐姐会一辈子不开心的。那样的话，姐姐不但不会照顾我还会恨我的。

父亲适时安慰了母亲几句，然后端来洗脚水亲自给她洗脚。他对母亲说：“我们儿子通情达理，人又聪明，你还担心将来没人照顾么？说不定大姑娘排队抢着要呢！”

母亲白了父亲一眼，气呼呼地说：“你少忽悠我！我的满仔我晓得，他才没你那么花心哩！”父亲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说：“孩子在身边，莫乱讲哦。”

我见母亲情绪完全平静下来，就回自己屋里看书去了。不过父亲还是被母亲赶了出来，只好到我屋里过夜。

闲聊时父亲问我，姐姐私自回家是不是我的主意。我不无炫耀地说：“除了本人别人行么。”父亲笑了。他说我会笼络人，姐姐这辈子注定要当我的使唤丫头了。我“呲”地一声，觉得父亲此话有失水准。他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上学时姐姐背过我，算是还她人情，以后互不相欠吧。

父亲用一种很奇怪的目光看着我，半晌才说我虽然不知天高地厚但还算是个男人。我不恭地回敬道，被老婆赶出家门的事情在我身上永远不会发生。父亲拍了我一下，说我没大没小，一点规矩都不懂。

母亲一连几天寝食不安，偶尔脱口而出：“那该死的，到家了么？”我知道她牵挂姐姐，开玩笑说那种不听话的人管她干吗，没有她家里更清静。母亲嘟囔几句，将矛头指向我：“还不是你造孽！”我嘿嘿一笑，马上找借口躲出去，免得挨训。姐姐发来电报向家里汇报结婚日期。我劝母亲回去参加姐姐的婚礼，她断然拒绝。我深知母亲的个性，于是用言语激她，笑着说结婚时女方没有娘家人在场会让人瞧不起的。我们以后回老家，人家不笑掉大牙才怪呢。母亲没吭声。第二天她到银行取出一大笔钱，狠狠地扔到父亲面前说：“满女是你的，你去吧！”父亲要母亲一同回去，她坚决不去。哥嫂得知消息后自告奋勇陪父亲回去。母亲拉下脸不耐烦地说：“去吧去吧，莫忘了带上我孙子。”

19

大年三十晚上，我想起小时候过年的情景。尽管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回忆起来依然很温馨。那时候只有我们母子二人，母亲做了很多我喜欢吃的东西，将我抱在怀里一口一口喂我，还不时在我小脸上亲吻一下。时间过得真快，我忽然发现母亲额头多了很深的皱纹，头上也有了几许白发，一种内疚不禁涌上心头，我的眼睛渐渐湿润了。

母亲问我怎么了，我情不自禁地说：“姆妈，咯多年你受苦了！”母亲反而说真正受苦的是我，她没有照顾好我。说着说着，泪水流了下来。

我看到母亲不开心立即转移话题，问她父亲年轻时是不是很帅。“死老头子，花言巧语。”母亲嘟囔道，幸福之情溢于言表。她说父亲是农场里少有的美男子，又是第一批农机手，年年是先进工作者。她与父亲登记结婚那天才知道父亲已经三十八岁了。“我当时一点有看出来，还以为他不到三十岁哩！”母亲说到此处禁不住乐了，“死老头子，呷过唐僧肉，一点有显老。”我也奇怪：父亲七十岁的人了，看上去与五十岁的人差不多。他与母亲在一起没人相信他们相差十六岁。母亲回忆往事，似乎对父亲有点歉意。她说生下姐姐时她得了一种怪病，颈部突然变得肥大起来。农场医院当时条件很差，治疗很长时间不见好转。有人说母亲水土不服，也有人说可能是生了姐姐后缺少营养引起的。母亲有些害怕提出回老家去治疗。我现在知道了母亲那种病是由于缺碘引起的，俗称“粗脖根”。父亲开始不同意回老家，后来经不住母亲的软磨硬泡只好同意了。当时农场领导再三挽留父亲，可是他放心不下母亲一个人回去，谢绝了领导的一番好意，与母亲一同回到了老家。母亲很内疚地说，当初她拖累了父亲。如果不回去，父亲在农场一定会干出点名堂。母亲接着充满感激地说，刚回到老家的时候多亏了大妈。大妈不仅将分家时分到的老屋让给父母居住，还送来很多生活的必须品。母亲提到大妈时充满敬意，夸大妈是少有的好人。并且一再叮嘱我好好对待大妈，她是我们家的恩人。那天晚上我们一边看着电视里的春节晚会一边聊着家庭往事。母亲在老家生活两年病才治好。在父亲一位战友的介绍下他们又去了云南的西双版纳割橡胶。我出生在傣家族的一座竹楼上。那时中越边界很不太平，我刚满月又回到老家。母亲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农村，又要求父亲回农场。父亲离开农场时办理了转业手续，觉得回去没面子所以不同意。两人为此争吵了好长一段时间，母亲一气之下提出与父亲离婚，然后带上不到两岁的我去了东北。母亲回到农场时组织关系已不隶属于农场了，只得暂时借住在一位老乡家里。她听说鹤岗很多煤矿当时招收矿工，于是带上我来到鹤岗。几经辗转终于做了一名煤矿工人。我那时还小，母亲上班时将我放到一位老太太家里，每月付给老太太十块钱。母亲转正后托人调到粮食局工作，从此在城里扎下根。我很难想象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在那种艰苦条件下一步一步走过来是怎样的情形。也许那个年代，这只是那一代人生活当中很寻常的事情。毕竟那是一个磨难的年代，人们习惯了逆来顺受，习惯了风风雨雨的洗礼……那个大年三十晚上我与母亲过了一个忆苦思甜的新年。

20

正月初十家里人回来了。姐姐一进家门就拉着姐夫跪到母亲面前，母亲转过脸去不理睬。父亲与哥嫂一起劝母亲不要生气了，她气恼地大嚷：“你们一家人现在好过哩！还回来做么子？”

哥哥冲我使眼色示意我为姐姐讲情，我佯作不知地听侄儿说老家的情况。小侄十岁了，多少懂点事。他说家里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没回去，大奶奶与姑奶奶想我都哭了。我听了以后心里不禁一阵酸楚。

哥哥见我不理他以为我没看见，便上炕来小声催促我去劝劝母亲。我乜斜他一眼，要他哪凉快哪去。他瞪了我一眼，灰溜溜地下炕去了。我心想：母亲最近一肚子委屈与怨气，姐姐、姐夫下跪的时间越久越是对她的一种安慰。只要母亲心里好过些，姐姐与姐夫受点苦未尝不可。哥哥拉姐姐起来，姐姐推开了他。哥哥又去拉姐夫，姐夫见姐姐没反应更是一动不动。哥哥觉得没面子，嘟囔说母亲心狠。父亲狠狠瞪了哥哥一眼，他气呼呼到一旁吸烟去了。嫂嫂在母亲身边喋喋不休，母亲听得不耐烦了干脆抓过枕头躺在炕上，用枕巾盖住脸。父亲见状笑了笑，忙着做饭去了。我看到火候差不多了，小声叫母亲，她好似没听见毫无反应。我冲姐姐笑了笑，示意她相机行事。姐姐不明就里，疑惑地看着我。

我故作小心翼翼的样子，将耳朵贴到母亲胸前听了一会儿，忽地大叫一声：“妈！你咋啦！”姐姐以为出了什么事，急得一下跳到炕上，趴在母亲身上大哭大叫起来，屋里顿时乱成一团。母亲被我们稀里糊涂地扶了起来。等她反应过来，抓起枕头扔到我身上：“你个鬼仔，我还有死哩，你带头哭么子。”

我嘿嘿一笑，附在她耳边小声说：“你就一个宝贝女儿见好就收吧。”

母亲白我一眼，打了我一下。嘴里却说：“你咯个鬼仔，良心叫狗呷了，还替他们讲话。”姐姐见母亲没事又跪在那里，然后慢慢抓住母亲的手向自己脸上打去。母亲挣脱姐姐的手说：“起来吧，莫到咯里烦我哩！”姐姐扑到母亲怀里呜呜哭了。一边哭一边说是她不好，惹母亲生气了。

姐夫是少有的老实人，只会不停地叫妈。我看到他可怜巴巴的样子，觉得遇到母亲这样的丈母娘实在难为了他。

晚上姐夫睡到我屋里。我问他一些家里的情况，得知农村的生活好多了非常高兴。姐夫告诉我小红表姐参加婚礼时多次向姐姐打听我的情况，她听姐姐说我经常看书，高兴得大声叫好。我们闲聊一会，姐夫说家里人把我当成了宝贝。我一听这话感到姐夫远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了。我虽然自负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姐夫大概从姐姐那里知道我在母亲心中的分量，免不了笼络一番以便关键时刻我在母亲面前发挥点作用。

姐夫说他早知道我。我念书时他在花桥中学读初中与我一位堂兄还是同班同学呢。他补充说当时整个花桥中学没几个人不知道我。这倒是极有可能，我是城里回去的，又是残疾人，加上学习成绩好在学校的名气大得很。农村人世世代代生活在那块土地上，任何一点新鲜事一夜之间传遍四邻八乡。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在那块土地上大概仅此一例，自然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兴趣。

姐夫在镇上供销社工作。他大哥在部队属于团级干部，大裁军时转业到地方。当时在邵阳市政协任秘书长。他大哥许诺尽快将姐姐的户口与工作调回老家。我与姐夫聊了半个晚上。他给我的印象是长相稀松平常，看起来也老实厚道，不过还是深谙处世之道的。也许姐姐事先交代过，所以他与我聊天时并没有我想象中那样拘谨，偶尔还主动同我开玩笑。如此一来，我们之间很快有了好感。第二天我将屋子让给了姐姐与姐夫，自己则到小海那里去过夜。

母亲召开家庭会议，家里人悉数到场。她说他们老了以后我的生活由哥哥姐姐负担。我在谁家生活，另一个每月承担相应费用。母亲讲完话，要哥哥姐姐表态。哥哥刚要开口，嫂嫂一声干咳，他顿时犹豫了一下，然后有些顾虑地表示，一切按母亲说的办。姐夫倒是干脆利落，他说只要我愿意回家，他们“呷么子”，我“呷么子”。

母亲看了姐夫一眼，目光里含有几分赞许。也许从那一刻她从心里真正认同了姐夫，接受了姐夫。

这种场合令我非常尴尬。我的命运，我的生活，在这一刻似乎交给了别人，不再由自己掌控。想到这些，我不禁黯然神伤，一种从未有过的压抑、郁闷，陡然而升。我感到一阵一阵热浪涌到脸上，火辣辣地难受，喉咙里好像塞进了石头，令人窒息。我忽然捂着肚子，痛苦地呻吟起来。父亲看出端倪，对母亲说算了，算了，这种事以后再说吧。母亲恼了，斥责父亲对我不关心。父亲指着我对她说：“你看臭小子那样，要别个养活他还莫如要他去死哦。”母亲没想到煞费苦心，安排我未来命运的家庭会议就这样收场了。她冲父亲嚷了大半天。这次不愉快的家庭会议，向我敲响了警钟：我已经到了考虑将来的年龄。正像父亲说的那样，要别人养活我，不如要我去死更好一些。我意识到迟早有离开父母的那一天。我开始思考什么事情是力所能及的，思来想去始终没有答案。我甚至想象不出离开父母，离开家门，等待我的将是怎样的情形。幸亏姐姐的一句话提醒了我，她说家里很多人惦记我，问我什么时候回去看看。我灵机一动，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不如趁机与姐夫回老家自己单独过一段日子，尝试一下独立生活的滋味。我拿定主意后告诉了父亲，他琢磨了一会，要我自己决定。母亲听了我的想法，头摇得像货郎鼓。她不管我如何解释始终只有两个字“莫准”。我很懊恼，一连几天不理她。母亲急了，多次冲父亲大声嚷：“满仔一个人回去你也放心，莫晓得劝劝他么？”有一次父亲恼了，大声质问母亲：“你那宝贝儿子随你，我讲话他听过么？”两人因此大吵一通。

我与姐夫在屋子里下棋，听到父母争吵不禁暗喜。果然他们冷静下来以后，心平气和地商议起来。姐夫笑着说，妈妈要让步了。我轻描淡写地笑了笑。心里想：这家伙洞察力还不错，以前小瞧了他。

母亲最终同意了让我回老家。临走前两天她千叮咛万嘱咐，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我听得烦了，拉下脸来问她有完没完。母亲免不了又吩咐姐夫一番。她说每个月寄五十元生活费到姐夫单位，他必须及时给我送过去。姐夫很会做人，要母亲不用为我操心，并且主动承担我的生活费用。上火车前母亲背地里塞给我五百元钱，悄悄说：“莫得已，莫乱花。”说完，眼泪便掉了下来。我安慰了她几句，并开玩笑说从老家回来马上与她分家。

21

我离开老家五年后终于又回来了。姐夫单位的人听说我来了，纷纷到阁楼上看望。也许姐姐将我吹上了天，所以众人见到我的时候难免有些失望。他们唯一惊讶的是我可以用凳子走路。南北温差大，我又不注意增减衣服，回到老家的当天晚上便发烧咳嗽起来。姐夫一摸我额头烫手，马上叫醒隔壁同事急急忙忙去镇医院找大夫。大夫给我量过体温后，说我只是感冒了。也许大夫认为城里人娇贵建议打个点滴。姐夫再三要求用最好的药。大夫给我扎上点滴后要姐夫叫醒其他人过来打牌。从他们谈话中我感到姐夫极有人缘，没我想的那么呆板。第二天大夫又来给我输液。众人说姐夫大半夜折腾人，必须请客呷酒。姐夫买了两只鸭子。几个人为了做饭互相推委，只好抓阄决定。这时我才知道镇供销社只有四个人，他们与姐夫一样是接父辈的班，才有了这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四个人年纪相差无己，姐夫是最早完婚的，娶的又是城里姑娘，自然令人刮目相看。我身体刚恢复便要回乡下，姐夫非留下我多住几日。我只好又住了几日。姐夫的父母听说我来了，特意从家里乘车到镇供销社来看我，还带了许多腊肉和花生。虽然同属一个乡，姐夫父母说话时我仍然听不大懂，只有那句“谢谢”倒是字正腔圆。看来姐姐没少在婆婆家人面前吹捧我，为我积了不少人气。这让我想到那句“爱屋及乌”的成语。推开阁楼窗户，远远看到那条曲折蜿蜒的小河。河水清澈，缓缓流向远方。我知道河水会经过我的家，一直流入资江。我想起小时候在河里差点成为鱼儿的美味佳肴，想起在大妈怀里的情景，也突然想起姐姐说过侄女云清患上风湿病，由于没有及时治疗落下了残疾，虽然嫁了人，日子过得很清贫。

我归心似箭。任凭姐夫如何挽留也铁了心要回家。姐夫只好找了一辆三轮拖拉机将我送回花桥。

22

短短五年时间，家乡的变化令我惊叹不已。我上学的“滨江小学”已迁移到田家渡一处僻静地方，原址盖起了一排整齐的楼房。很多门面开起了商铺。其中两家还是我的两位堂兄。大妈见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也许在她心里我还是那个不懂事的莽撞少年。等她明白过来后眼泪就“刷”地流了下来。我深情地叫了一声大妈，她答应一声来到我面前，用衣角擦了擦眼睛，然后仔细端详着我，许久才喃喃道：“像，太像了！”我不明白什么意思，看了看大哥大嫂，他们显然和我一样疑惑。这时大妈用手摸着我的脸说：“只有满仔跟他老子挂相。”我们恍然大悟。大妈说我像父亲。我受宠若惊，这至少证明我不是很难看。村里人纷纷到大妈家里看我。姐夫将准备好的香烟和糖果分送给众人。我一见来人当中大多老的老、小的小，顿时有了一种物是人非的沧桑感，真是应了那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原来村里的年轻人多去广东打工了。大哥说我早半个月回来就好了，大嫂则说“双抢”农忙的时候很多人会回来的。姐夫第二天回镇上了。我要大哥大嫂收拾一下老屋子，他们说老屋子几年不住人快不行了。我笑着说要在老屋子里住一段日子。大妈立即拉下脸来，说老屋子有么子好，家里又不是没有好屋子。我担心大妈误会，于是将这次回来的目的与愿望很耐心地解释给她听，并且陈述其中的厉害关系，再三强调这关系到以后的生死存亡。她虽然不大情愿，听我说得如此严重只好同意了。大妈说别人会认为我们一家人不团结，我笑着说，我永远是她的满仔。大妈无奈地笑道：“只要满仔好，别个讲别个的，我当有听到。”老屋是木制结构。屋子里长时间不住人灰尘遍布，只有墙上那些奖状还依稀隐约可见。我推开门的一刹那，看到奖状上的尘埃细沙般飞落，顿生无限感慨。这是我的家吗？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七年曾经在这简陋的木屋中度过啊。是的。倘若床上还挂着蚊帐，铺着被褥，一切似乎还是老样子。不同的是岁月的沧桑愈加明显地折射出木屋日趋衰败的痕迹，仿佛昔日的生活画面早已定格在失去的时光胶片里，成了一种渐远的记忆。

大妈清扫奖状时对我说：“满仔，你的咯些东西是我自家里的宝贝！”

我愣了一下，笑着说都过去了没什么用。大妈说我继续读书一定比小红表姐强。我笑了笑说，也不一定。

大妈铺床时将一床新铺盖铺到床上，又在床上挂了一副新蚊帐。天气还比较凉，老屋到处是缝隙，大妈将透风的地方糊上红纸。

屋子里经过大妈的清扫与擦洗又回复了以前的模样。我好似一下子回到了“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纯真年代。我真希望穿过时间隧道重温那段难以忘怀的少年时光。

我第一次做饭大妈见我行动迟缓，动作笨拙，好几次要过来帮忙，我都没同意。大妈见我不会生火，便教我烧柴火的方法。她一边教我一边说：“满仔何苦哩，我自呷么子你呷么子多省事哩。”我笑着说不能一辈子这样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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