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清流.大师们的抗战时代(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汪兆骞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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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大师们的抗战时代试读：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在滂沱大雨中，日本侵略军以军事演习为借口，悍然动用武力，突然攻占了北平的卢沟桥和宛平城。从此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大幕。中国人民历经八年抗战，艰苦奋斗，浴血奋战，最终取得彪炳千古的伟大胜利。

中华民族从血与火走向新生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也担负起民族救亡的伟大使命。新文学运动由意识形态艺术流派而引起的复杂混乱的论争，也因适应战时条件而进行了调整，广大的爱国作家在创作上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时期的某些新的素质，共同承接着“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传统。

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广大的疆土，当时被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政治区域：国民党控制的国统区，共产党控制的敌后解放区，日寇占领的沦陷区，还有上海的“孤岛”（存在时间为从1937年11月日寇攻占上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日军侵入上海租界。这一时期的租界，四面都是沦陷区，租界内是英、法等国控制，故称“孤岛”）。这几个政治区域的社会制度与政治背景，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状态，故而不同区域的文学呈现了各自不同的面貌，但爱国主义是文学创作的主旋律。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由各个方面代表共九十七人发起，会议选举朱自清、巴金、老舍、郭沫若、陈西滢、朱光潜、郁达夫、胡风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孙科、周恩来、陈立夫为名誉理事，由老舍主持文协工作。文协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数十个分会。是年5月4日，创办文协会刊《抗日文艺》。文协的成立，标志着自由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及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组成了文学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救亡”焕发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使抗战初期文学界变得空前统一，创作上洋溢着昂扬激奋、鲜明单纯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基调。

抗战中后期，随着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作家开始正视战争取得胜利的艰巨性和残酷性，文学因此变得苦闷、抑郁，也变得清醒、凝重，现实主义精神得到恢复。作品大都以史诗品格的追求，来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

如果说国统区文学的基调是凝重、沉郁，具有史诗性，那么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则具有明朗、朴素的风格，具有革命性。丁玲、周扬、萧军、柯仲平、荒煤等怀着对民主政治的追求来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当地的群众性文艺活动相结合，使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文艺性期刊纷纷创办，文化团体不断涌现。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解放区文学艺术获得巨大发展。文学书写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劳动生产，表现工人、农民、士兵喜闻乐见的新生活形态、风貌，这是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气象。

沦陷区一批作家在极为险恶的日伪政治高压下，坚持创作以抗日为主旨的作品，艺术上保持“忧患时的闲适”式的朴讷、苦涩。沦陷区文坛萧条冷落，并未取得多大成就。

1937年11月，上海被日寇占领。在上海，租界尚在各列强的管辖之下。碍于与各国的邦交，日本人的魔爪暂未进入租界，租界就成了“孤岛”。一部分留在租界的中国作家，仍在这里坚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创作了很多文艺作品，史称“孤岛文学”。钱锺书的长篇《围城》、师陀的《结婚》、张爱玲的《传奇》，便是诞生在“孤岛”的优秀作品。

抗战时期，不同政治地域的文学，分割而并存。国难当头，炮火连天，文人有责守土抗敌，救亡压倒一切。他们没有情绪去咀嚼争辩文之长短、道之是非，也没兴趣品评、计较文学性、审美等显得不合时宜的问题，更抛却因政治背景不同而产生的激烈大论战。他们自觉站在民族解放的大纛下，捐弃前嫌，共同救亡抗敌。第一章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拉开序幕；胡适提出不要放弃河北；郁达夫、李叔同、张恨水、老舍担起民族救亡的使命

七七事变当日，胡适先应北平市市长秦德纯邀请，与文化界代表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等共商形势对策。后又与梁实秋等应邀赶赴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有关抗日的会议。胡适慷慨陈述了北平的情势、民情的激愤，提出不要放弃河北的建议。

郁达夫与杨骚在闽担任《救亡文艺》主编，四十七天撰写了二十多篇有关抗战的文章，抒“但使南疆猛将在，不教倭寇渡江涯”之志。

在厦门的李叔同（弘一大师），闻听卢沟桥枪声，即改寺庙居室为“殉教堂”，发愿与城市共存亡，“为护法故，不怕炮弹”，表达爱国忠心。

张恨水与张友鸾不拿薪水，创办《南京人报》，并创作《鼓角声中》《中原豪侠传》两部宣传抗日救国的长篇小说，弘扬“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鼓励民气之意”精神。

在青岛的老舍，“别妇抛雏”，提着一只小皮箱，穿过敌人的炮火，赶到长沙，开始了八年流亡抗战的火热生活。

郭沫若在国民党的秘密安排下，从日本踏浪回到上海，写《民族的喜炮》一诗，表达“让诗人的声音像高射炮一样”射向日寇的豪情；田汉创作的多幕剧《卢沟桥》，为最早宣传抗日的剧本。不久，郭沫若、田汉到武汉，受命在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工作。

而在沦陷的北平，一直躲在苦雨斋中的周作人，不动声色地品着茶，看院内枣树上的枣由绿变红，内心却痛苦地挣扎着……“为谁万里御风行”——胡适以非官方身份出访欧美五十一天，作五十六次演说

1937年7月7日，大雨倾盆，鲜血横流，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

在极度紧张的局势下，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匆匆邀请文化界代表胡适、傅斯年、梅贻琦等人，在北平市政府商讨形势对策。胡适刚刚在4月18日的《独立评论》复刊号上，发表了关于抗日与国际新形势的政论文章《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新形势》，预言日本称霸东亚与西太平洋的日子即将终结。七七事变让胡适有些震惊。他在会上坚持在《独立评论》复刊号上的观点。

是夜，大雨方歇，胡适又和罗隆基、陶希圣等在胡宅商量于7月9日前往江西九江庐山开会事宜。他们吃过晚饭，坐在庭院中开会。罗隆基对国民党应对七七事变态度不积极大为不满，言道：“国民党既不能不退出河北，何妨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胡适听罢，不以为然。他批评罗隆基，坚称此时此地只能跟着国民党政府进退，不能只搞什么党派活动（《胡适之先生二三事》，1962年2月6日“中央日报”）。

7月9日，胡适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人乘火车取道天津南下。两天后，胡适夫人江冬秀在叶公超、饶毓泰、梁实秋、姚从吾等人陪同下，撤离北平，暂留天津租界。

7月11日，胡适抵九江，登上庐山。当日下午，蒋介石就举行茶会，接见了胡适。

蒋介石对胡适经常批评时政，向政府争自由、争人权，是怀有不满的。不过，1936年12月13日，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胡适即致电张学良，称：

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接着，胡适又写《张学良的叛国》一文，指责张学良扣押蒋的行动是“背叛国家，破坏统一”（载于1936年12月20日《大公报》）。

那年，胡适写的几篇关于抗日外交方面的文章《再论外交文件的公开》《东京的兵变》《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告日本国民》《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国联还可以抬头》等，深得蒋介石赏识。

茶会上，胡适慷慨激昂地向蒋介石陈述七七事变后民众情绪愤激的情形，主张不能放弃河北。蒋介石听罢，十分感动。王世杰后来在《我对蒋公的回忆》一书中说，蒋介石就在7月11日深夜，下定军事上全面抵抗日寇的最后决心，并即刻着手调兵遣将，开赴河北战场。

读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得知1961年9月3日，王世杰请胡适吃饭，再次谈起“庐山谈话”。王世杰说，那次谈话对全面抗战产生了很大影响。

7月18日，胡适在庐山写了《独立评论》第二百四十四期的《编辑后记》，再次表示：

卢沟桥事件很少可以无条件地当为地方事件解决的可能，我们须有大规模的准备。这次我们不能有所割让，如此则又回到两年前的局面了，那还了得！

胡适郑重表示，完全支持并服从国民党全面抗日的决策。不过，胡适尽管抗击日寇的态度很坚定，言论也坚强有力，其内心深处仍对中国的抗战能力深怀忧虑。他的理智和责任心，促使他在全面抗战之前，为蒋介石谋划最后的和平努力，以争取时间积极备战，为残酷的战争积蓄有效力量。

胡适在会上多次发言，表达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襟怀。

为此，同组的胡建中当场赋诗一首赠胡适：

溽暑匡庐胜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

吾家博士真堪道，慷慨陈词又一回。

胡适读罢，即写了一首回赠：

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

哪有虾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其诗通俗意深，表达了渴望为国效力的心情。

7月28日，胡适下庐山，飞往武汉。

7月31日，蒋介石在武汉又约胡适、梅贻琦，以及陶希圣、陈布雷、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吃午饭。席间，蒋介石告诉大家，他已决定对日全面开战。有人问，战事一开，国军能支持多久，蒋说“可支持六个月”。胡适闻之，心情颇为沉重。这与他先前的忧虑是吻合的。胡适不便在饭桌上陈述他的忧虑，只是提出战要打，但“外交路线不可断”，争取时间，积蓄力量。

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

从这篇日记中可以看到，沉重地压他心头的，是一种悲观情绪，是对国家实力的悲观。同一天，他在给老朋友蒋廷黻的信中说：

苏俄预备了那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今日政府比廿四年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又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漂泊（drifting），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

胡适对和平外交并不寄予太大的希望，他知道日本人灭我中华的野心不会因外交而改变。他只知道，国家孱弱，难以避免遭人欺侮，只有挺起自己的脊梁，抗击侵略者，要么在抗击敌人中灭亡，要么在血与火的圣战中重生。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能放弃和平努力。

同一天，日本飞机轰炸天津南开大学，天津民众伤亡惨重。胡适极其愤怒地予以声讨，还发了电报给在东京的孟禄博士。孟禄博士是世界教育联合会的会长，正在东京主持世界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大会。胡适要求他在8月2日的开幕式上揭露日军在天津的暴行，并予以谴责与道义制裁。

8月6日，蒋介石再次邀胡适晤谈。胡适建议蒋介石不要断绝与各国的外交路线，在大战前再作一次和平的努力，以赢得时间，充足战备，以备最后与日本决战。

8月13日，上海战火重燃，中国军民奋勇抗敌的吼声响彻大江南北。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

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其态度之坚决，口气之强硬，让国人振奋。

8月17日，胡适被聘为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参加了国民党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从此，一介书生胡适走进他一贯远离的庙堂，以参议的角色，走上了共赴国难的道路。

8月19日，汪精卫告知胡适，中枢拟开释陈独秀。至此，胡适与友人经多日努力，让老朋友陈独秀重获自由。

9月7日，蒋介石再邀胡适，交给他奔赴国难的任务：以非官方身份，去欧美访问，做抗日宣传与外交联络工作，争取欧美民主国家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并派钱端升、张忠绂作为他的助手，开展工作。

起初，胡适向蒋介石表示，在国家危难之际，他愿留在南京，与国家和人民共存亡。岂能逃离战场，作闲人游走海外？但蒋介石反问他，你不是建议我不能放弃外交，争取世界民主国家对抗日的支持吗？我主意已定，准备上路吧。此刻，又经老友王世杰和学生傅斯年的劝说，胡适不好再推辞。

9月8日，胡适向汪精卫、陶希圣等人辞行。他对汪、陶等人说，自己原是主张“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而不主张轻易抗战的人，即便是现在，还认为“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必要的，“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者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好处”。

胡适是当日离开南京的。他与儿子祖望乘船逆江而上，于11日抵达汉口。安顿好儿子，胡适又于13日与钱端升、张忠绂搭飞机离武汉，一路向南飞往香港。赶上台风肆虐，那个让胡适感到耻辱的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纪念日，就在香港度过。胡适感慨地说：“今日总算是用飞机炮火来纪念九一八了。”

台风过后，20日，胡适再登飞机，经吕宋岛、马尼拉、关岛、威克岛、中途岛、夏威夷、檀香山，七次起落之后，于26日到达美国重镇旧金山。一路衔命国事的洲际之旅，对胡而言，真可谓是任重而道远。身负重任，心情复杂，但那不辱使命的决心，可从他于途中写的小诗《早行》中窥见：

棕榈百扇静无声，海上中秋月最明。

如此海天如此夜，为谁万里御风行。

胡适一行三人抵达旧金山机场，已是夕阳西斜时分。中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黄朝琴夫妇，率旅美华人代表及美国有关人士，笑迎胡适一行的到来。

胡适匆匆吃过晚饭，便在黄朝琴总领事的带领下，来到华人区的大中华戏院。在这里，胡适发表了赴美的第一次演说。或许这次演说算不上多么精彩，但在这次演说中，胡适的“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这句即兴的话，却成了整个抗日期间颇有名、流布也很广的经典之语。

演说之后，胡适在接受美国合众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中日战争，已暴露日方兵力之弱点”，“日军并不是不可战胜的”。此语怕也是很有影响的鼓舞人心的名言。

9月29日和30日，胡适又分别在“公共福利俱乐部”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作了演说——《中国能打胜吗？》。听者踊跃，气氛热烈，盛况空前。

10月1日，胡适应加州旧金山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的邀请，作了题为“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的演说。胡适说，他相信美国人民是厌恶战争、热爱和平的，也相信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保卫祖国的斗争是寄予同情的。但中国没有权利冀求别国加入东方目前正在进行的战争，他本人对美国人民广泛要求置身于战争之外的愿望表示理解。然而，仅靠这种消极的绥靖主义是不能避免战争灾祸的。对不顾世界公法与道义信誉的霸权武装力量越是迁就、容忍，越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战争不是以人民意志和平愿望为转移的，崇尚黩武主义的疯狂的战争贩子肯定会把爱好和平的美国强行拉进战争的旋涡。美国人民会突然感到自己已经陷于一种战争的心理状态和实际战争的形势之下，因此被迫选择用正义的参战，来结束罪恶的战争并摧毁暴敌，这也是美国对于世界和平的极大贡献了。

胡适的演说，充满爱国主义精神，具有理性和思辨力量，其凛然正气让在场的人备受感动。但当胡适这次演说的录音送到电台时，电台认为“讲词太厉害”，要求修改。胡适坚决反对，他表示：“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最后，电台被胡适的爱国精神和洞彻战争的能力慑服，决定立即在全美播放。播出后，得到美国政界和人民的喝彩。旅美华人听到胡适的演说，更是备受鼓舞。

现在重读胡适的《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仍让人热血沸腾。此后的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结局，验证了胡适这一演说的正确判断。日本人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将美国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0月8日，胡适又到华盛顿，先拜会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王正廷告诉胡适，听了演说《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后，他一直很激动。

10月20日，在王正廷大使的陪同下，胡适到白宫拜访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罗斯福总统对胡适表示，他“甚关心战局”，并询问中国抗日“能否坚持过冬”。在晤谈中，胡适希望罗斯福总统“果断放弃妥协思想，用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罗斯福总统告诉胡适，他准备发表公开演说，为中国的立场“求得世界公论同情”，同时鼓励中国“不要悲观”。在胡适看来，罗斯福总统“态度甚诚恳”，其基本立场是倾向于中国的。告别白宫后，胡适立即发一份电报，将他与罗斯福总统交谈的情况汇报给蒋介石。

11月13日，胡适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又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演说——《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胡适强调，日寇侵略中国，不仅与中国国家、民族的合法生存发生巨大冲突，而且与新世界的秩序契约、道德限制发生严重冲突。中国奋起抵抗与遏制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整个世界作战”，是“为了维持国际间的法律与秩序，挺身作战”。因此，目前中国的抗日，应该受到整个民主世界的同情与支持。支持中国抗日，也正是在保卫自己生存的权利、道义准则以及维护和平。查阅有关资料，当时所发表的关于抗日战争分析的文章，像胡适这样对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和平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透彻分析的，并不多。而在文化界，能发出这样有独立思想的政论声音的书生，更是凤毛麟角了。

12月13日，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举办的“关于远东战争讨论会”上，胡适发言宣告，面对日本无止境的侵略，中国是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战。他指出，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面积相当于欧洲的五分之一，侵略者犯下许多残害中国人民的阴谋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仇恨。此次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结束美国之行，胡适又去往加拿大、英国、瑞士等地巡回演说，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为何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争取各国人民与政府的同情和支持。

据统计，以非官方身份出访的胡适，“共五十一天，共作五十六次演说”，平均每天一次以上演说。其辛劳程度不言而喻。

胡适不辞舟车劳顿，在世界各地演说，以一介孱弱书生的身份，发出中国人民的正义之声，感动了世界。他的内心时刻挂念抗战中的祖国，1937年12月30日，胡适从大洋彼岸写信给妻子江冬秀：

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劫，不知何日得了。我有时真着急，往往每天看十种报纸，晚上总是睡得很晚，白天又是要奔走。

书生胡适的非正式外交，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积极的效果，特别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半年后，从日本回国的杨烈刚，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他们甚至说蒋总司令现在政权也是建设于您的“《独立评论》的哲学”之上。先生在美的一言一动，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的皇军在我国施行武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为先生们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而同时政府又肯拨给巨万的宣传费……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云云。

1937年，国难当头，胡适以参议的角色，奔赴危难，又以非官方身份前往美国游说，揭露日寇侵华暴行，争取世界对中国抗日的同情和支持。在不辱使命的同时，胡适笔耕不辍，撰写有《再谈关汉卿的年代——与冯沅君女士书》《读曲小记》《全国歌谣调查的建议》《〈缀白裘〉序》等文学作品，以及《述陆贾的思想》《颜习斋哲学及其与程朱陆王之异同》等哲学作品。

是年，《鲁迅全集》出版遇到困难，许广平写信给胡适，请求帮助。胡适立刻联系商务印书馆的老朋友。已有眉目时，七七事变爆发，《鲁迅全集》终未出版。“燕山柳色太凄迷”——躲在苦雨斋观望的周作人

北平是1937年7月29日陷落的。

八道湾十一号周宅，院内的大杏树上结满了红杏。自打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响过之后，周作人一直沉默着，也许他又忆起《昼梦》中的诗句：

我曾试我的力量，却还不能把院子里的蓖麻连根拔起。

我在山上叫喊，却只有返响回来，告诉我的声音的可痛地微弱。

我往何处去祈求呢？却只有未知之人与未知之神了。

总之，苦雨斋是没有动静的。

七七事变后，北平文化界人士纷纷结伴南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陆续宣布南迁。8月9日，与蒋介石晤谈后从南京回到北平的胡适，与教授叶公超、梁实秋等熟人，一起撤离北平。

徘徊在老杏树下的周作人，依然默不作声。他从8月30日出版的《逸经·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上，看到了郭沫若写的《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周作人知道，郭沫若是刚刚从日本回到中国的。文章写道：

古人说，“闻鼙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现在在国难严重，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中，世间的系念虽然也就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敌将军，某某民族英雄，然而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我们的知堂……

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得到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他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

从文章口气来看，不完全是郭沫若个人劝勉周作人离开北平。他与周作人之私交，远未到彼此可交心的程度。有材料证明，冯雪峰在抗战前夕有意让周作人接近左翼作家，并隐约表示让周建人接近其兄周作人，做争取工作。在冯雪峰眼里，仅凭《谈龙集》等文章，就可判定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作家，鲁迅去世后，周作人的学识、文章，无人可与之相比。周作人虽不是一个积极的人，却头脑冷静、眼光敏捷，他以“人的文学”口号，为新文学铺路，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大师之一。当然，周建人也没有忘记鲁迅的临终嘱托，希望周作人到南方来。于是，周建人真的写信给二哥周作人，恳请他到上海。但周作人未予理睬。郭沫若和冯雪峰对周作人的看法，有其代表性，但文协尚未成立，谁让郭沫若写《国难声中怀知堂》，成了一桩悬案。

钱理群先生在《周作人传》中，对郭沫若这篇文章作了这样的解读：

在郭沫若所特有的夸饰的语言中，仍然可以感到一种真诚的，急切的，也许是过于天真的期待——这是处于突然降临的灾难中，有些不知所措的，迫切需要新的精神领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

周作人尽管早已躲进苦雨斋，放弃对历史和时代的责任，甘愿做一个“平凡的人”，但毕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其文学作品也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崇高地位。特别是他与日本及日本文化的特殊关系，使他无法避免成为当时中日各方政治力量可资利用的政治筹码这一宿命。郭沫若写的《国难声中怀知堂》，其夸饰性的语言掩盖不了其动机，那就是争取周作人莫忘祖国，使他成为爱国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

的确，当时中国文坛人才济济、学人跄跄，派别林立，左联、自由主义作家论争不休，而周作人是各派作家、学人都可接受的人物。由他出面，或可消弭各派的对立，组成文化界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

此刻，全体知识分子都在注视着八道湾十一号的周作人。

沉默了多日后，我们终于听到周作人的声音。8月至9月，周作人给《宇宙风》编辑陶亢德写了几封信。11月1日，《宇宙风》以“知堂在北平”的醒目标题，发表了周作人分别写于8月6日、8月20日和9月20日的三封信。

从未发表的周作人于8月25日写给陶亢德的信中得知，周作人读到了陶亢德转寄的郭沫若的信函。读后云：

鼎堂（郭沫若——引者）先生文得读，且感且愧，但不敢不勉耳。

有人说，周作人此语，证明他已“感到了郭沫若文章所代表的舆论的期待的压力”。这一说法是不错的。而“但不敢不勉耳”句，也传递出他要勉励自己，不让大家失望的意思。

再读《宇宙风》公开的周作人信中的内容：

旬日不通讯，时势已大变矣。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幸得无事，可以告慰。此后如何办法尚未能定……回南留北皆有困难，只好且看将来情形再说耳。

信中还说：

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

读罢这些信函，善良的人似乎松了口气，知堂先生已向公众明确表示，他要做中国的另一位文人身份的苏武。

是的，人们不会忘记，20世纪30年代初，周作人坚决反日，态度鲜明。他曾抨击日本在北平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办的机关报。他批判日本军国主义说：“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

一位日本人在北京大学作“中日文化合作”的演说，周作人对他说：“谈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没有看见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见他们的武化，你们都是带着枪炮来的，哪里有文化，只有武化。”

周作人撰写《关于征兵》一文，道：

吴公稚晖说过，他用机关枪打过来，我就用机关枪打过去，这是世界上可悲的现象，但这却就是生存竞争上惟一的出路。修武备，这是现在中国最要紧的事，而其中最要紧的事则是征兵。“南方无处可归，北大至今不闻有正式办法，教授留平者尚有三十许名，正在翘首以待校长之命令也”，这是周作人在给陶亢德的信中透露的。至此，无人再怀疑周作人的左顾右盼、欲言又止的迟疑了。

初冬，北风已很凛冽，八道湾十一号院里的老杏树，只剩下枯枝，在风中摇摆。北大传来消息，滞留北平的北京大学郑天挺、邱椿等教授，已于11月17日结伴乘河北轮，由天津港南下。29日，第一场大雪把凋败的北平古城盖了个严严实实。北大教授、著名史学家孟心史（孟森）先生的四合院里，只有周作人、马幼渔、冯汉叔三人，应孟教授之请聚会。

张铁荣在《周作人评议》中说：

北平沦陷后不久，据一位最后逃出虎穴的北大同学透露，一天，周作人从东安市场回家，路经北大二院，下车看看学校的情形。当时任翻译的日本人小林过来用日语打招呼。此人有一种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平日对教职员毫无礼貌，周作人给他一个冷面孔，毫不理会，昂首直入。小林立即改用中国话向周致意，并连连道歉。周作人还斥责了他对教职员语势之不当云云……人们还不知道，周作人曾和马幼渔一起痛骂过当时已附逆的原北大日文教授徐某，时间是日本侵略军占据北平之后大约半年。

善良的人们总是一厢情愿地把周作人往好处想。倘不健忘，人们应记得，九一八事变之后，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所作的《关于征兵》演说，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力主“修武备”，以抗强敌，并要求追究“无抵抗”而“失地”之责任，态度何等激昂。但没多久，他又在《弃文就武》一文中，比较中日两国武备，得出悲观的结论。

郑振铎在离北平前，曾与周作人有一次谈话，周作人对他表达了军事失败主义的观点。郑振铎在《惜周作人》一文中，记录了周作人的话：

和日本人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抵抗人家？

还值得研究的是，在与日本“战”或“和”的讨论中，周作人突然热衷于为大汉奸秦桧翻案一事。周作人在《岳飞与秦桧》一文中，最先提出为秦桧翻案之论。后来又抛出《关于英雄崇拜》和《再谈油炸鬼》等文，引录朱熹和王侃的观点，大赞秦桧力求“和”，以“和”图强之大志。周作人的结论是：“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

周作人在民族存亡之际，先大讲“如何能抵抗人家”，又为秦桧翻案，最后以“中国必败论”的武断，鼓吹与侵略者讲“和”，其被精心包裹的痛苦挣扎的灵魂，已可窥见。“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一贯“淡泊宁静”的周作人，在北平沦陷之后，依然貌似平静地在苦雨斋“吃苦茶”，“闭门读书”。9月，周作人还写了《俞理初的诙谐》一文，文中说：

近来无事可为，重阅所收的清朝笔记，这一个月中间差不多检查了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结果才签出二百三十条，大约平均两卷里取一条的比例。但是更使我觉得奇异的是，笔记的好材料，即是说根据我的常识与趣味的二重标准认为中选的，多不出于有名的文人学士的著述之中，却都在那些悃愊无华的学究们的书里……为什么呢？中国文人学士大抵各有他们的道统，或严肃的道学派或风流的才子派，虽自有其系统，而缺少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这在笔记文学中都是必要的。

读梁湘汉等编著的《北平沦陷时期大事记·一九三七年九月条》得知，那时的北平，笼罩在日寇的残暴统治下，“北平各大专校屡遭日军搜查骚扰，教员学生受侦讯迫害，被迫停课；抓捕、拷打的消息随处可闻”。在这样的血腥镇压下，周作人依然过着“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的日子，真是不可思议。

其实，周作人以“闭门读书”之状做出来的“淡泊宁静之趣”，不过是他内心挣扎的一种假象而已。他“重阅所收的清朝笔记”，“检查”“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之时，掩盖不了惴惴不安的心境。他在给废名的信中说：

旧日友人各自上飘游之途……深有今昔之感。自知如能将此种怅惘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不无珍惜之意，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

此番话，道出周作人的“淡泊宁静”仅是假象，其内心关于留与走的问题是纠结的。“云何色殷红”——弘一大师“为护法故，不怕炮弹”

1937年8月，五十七岁的弘一大师在山东青岛湛山寺，书横幅“殉教”二字张于室内，并作题记：

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

弘一大师表达的是为护佛而殉教的决心，更是为护国而不惜牺牲的爱国之情。弘一大师在五十四岁时，到闽南潘山凭吊韩偓墓庐。事前准备了韩偓生平资料，并嘱弟子高文显为其作传。韩偓遭国破家亡的厄运，却不肯向朱温屈从投降，其对大唐的耿耿孤忠，是弘一大师十分敬佩的。后来，弘一大师又有赠爱国七君子之一柳亚子的回诗偈一首，云：

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

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由李叔同到弘一大师的转捩，自然是他体会了二十余年晨钟暮鼓，经过了日日夜夜鱼板梵磬，在守成殉道的砥砺中，修成了云水高僧。不过，骨子里的爱国情怀，更是他的精神气象。

他从山东青岛回到厦门时，日寇的刺刀也逼近厦门，形势颇为危急。弘一大师将居室命名为“殉教堂”，发愿与城市共存亡，曰：“为护法故，不怕炮弹！”众僧劝他避难他处，他平静打坐，以示护法保国忠心。

他写信致道友李芳远，说得明白：

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人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

王荆公诗曰：“丹青难写是精神。”弘一大师求“与人不同处”的精神是：“一个人，自然要有与人不同处，这个不同处，才是真正的你。孔子与人不同，在于他能‘作《春秋》’，司马迁之与世不同，在于他有勇气‘写《史记》’。他们有胆子，用史家之笔，使乱臣贼子惧！我们要效法先贤，也要求得一个与人‘不同处’。”（《弘一大师传》）如是，不委流俗的精诚、庄严、自律、苦乐、爱国、悲悯的个性，便显出其精神了。

这年夏季，前方战事正紧，厦门市决定举行一届全市体育运动大会，鼓舞民众的抗日热情，并进行募捐，救济因战祸和天灾而陷入困境的难民。弘一大师一生粗茶淡饭，一衣一衲一钵，心系苍生，救困济难自然奋力而行。国难当头，弘一大师很支持运动会，同时高兴地接受了运动会组委会安排的写会歌的任务。

1942年，抗战依然艰难，但已见胜利曙光。10月12日，弘一大师整肃僧衣，向西而卧，在夕阳中，面含微笑，在众僧助念中，安详而逝。

弘一大师圆寂前，留下了遗书：“既命终后，皆托妙莲法师一人负责。”此外，给在上海的好友夏丏尊、刘质平写信，向他们告别。二人收到的信函内容一样：

朽人已于□月□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忘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达，不宣。音启。前记月日，系依农历。又白。“新儒家三圣”之一马一浮，有挽诗曰：

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

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

三界犹星翳，全身总律仪。

只今无缝塔，可有不萌枝。

春到花枝满，天中月相圆。

一灵元不异，千圣更何传？

交淡心如水，身空火是莲。

要知末后句，应悟未生前。

弘一大师圆寂七天后，在承天寺火化。有舍利千余粒，舍利块六百。遗骨分葬于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寺。

圆寂前三天，弘一大师留下四字绝笔：

悲欣交集。

日寇入侵，山河破碎，民生惨痛，“悲”从中来也；坚信“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即可“挽救今日之世道人心”，“辅助国家，令其兴盛”，自然“心实无限欢喜”。国家命运、佛学兴衰、个人命运，一切都是“悲欣交集”。这是弘一大师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他对民族命运的牵挂。

1950年，笔者正年少，就学于天津第一中心小学。学校是一座大寺庙改成的，校址在天津金汤桥东粮店前街南口。往北行百米，路西六十号有一座青砖门楼，便是弘一大师的故居。同窗有杨氏叔侄二人家住六十号，乃极为阔大的田字形四道大院，如迷宫一般，是我们少年同窗的乐园。直到一天，老师教唱“长亭外，古道边”，说弘一大师就出生在六十号大院，我们才知道，疯玩的大院是弘一大师的出生地。老师还朗读了弘一大师的《忆儿时》：

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漂泊。

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

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

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托。

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

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

又过几年，笔者举家迁到北京，但每次到天津，都要到粮店前街六十号看望杨氏叔侄，也去凭吊一下弘一大师。直到有一年，粮店前街连同六十号踪迹全无。笔者费了不少周折，终于在老宅北面见到一座新建的弘一大师“故居”。进得大门，草草一看，心里一阵悲凉。笔者怀疑帕斯卡尔《思想录》里的“对于寻求它的那些人来说是可见的，而对不寻求它的那些人来说则不可见”之说。笔者姑且将之视为大师的故居。老宅里的精魂，早已随风而逝，或化作一片浮云了……

弘一大师所写《送别》，传唱至今：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其清凉、萧疏，如浮云、如青山的词曲，将悲悯心肠和自己的灵魂化入其间，卷起多少人的往昔情怀。《送别》后来成为电影《城南旧事》和《早春二月》的主题曲。每当听到它，笔者都会想起丰子恺为弘一大师诗意人生作的素描：

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

一位风度翩翩、超群俊逸的才子，在声名鹊起，成为世人眼中超凡脱俗的风流人物之时，突然放弃一切，义无反顾地削发为僧，真是惊世骇俗。

他写《厦门第一届运动会会歌》之时，早没了往日行云流水的心境。他把当时日寇血腥侵略的罪行和中华民族团结抗敌的决心写进了歌词中。歌曲的调子是振奋的、高昂的。

歌词曰：

你看那，外来敌，多么披猖，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

请大家在领袖领导下，把国事担当，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

1938年年初，弘一大师在晋江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那时大师已是晚晴老人，影入夕晖，讲经传佛，且咏心声，“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其爱国之心，昭昭于传道中。后来，他又到泉州清尘堂开讲“华严大义”，听者如云。大师讲毕，特别叮嘱信男信女，穿黑衣，共诵《行愿品》十万遍，以此功德，回向众生，倡佑国运，消弭灾祸。一日，大师在清尘堂斋堂吃饭，忽然放下碗筷，潸然泪下，众僧不知为何。弘一大师对众弟子言道：

吾人所食为中华之粟，所饮乃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我佛如来张点体面，自揣尚不如一只狗子！狗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何能无愧于心？

听罢大师如此叹息，在座众僧，皆肃然无声。

是年4月，江南草长，沦陷的厦门一派萧索。某日，寺庙来了一群日本军人，为首的是一位舰队司令。他说久仰弘一大师盛名，特将军舰停泊厦门港，专门拜访大师。弘一大师听了日军舰队司令的自我介绍，平静地表达了对这位自称香客者的欢迎。对方要求大师用日语交谈。弘一大师以“在华言华”拒绝。那舰队司令只好用汉语与大师交谈。日本人参观了寺院，临走前，舰队司令向弘一大师发出邀请，说大师若到日本讲经，当以国师之礼相奉云云，弘一大师双手合十，回曰：

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之时离去，纵以身殉，在所不惜！

那日本人愕然片刻，怅然躬身而退。都云行者痴，谁解其中味？什么菩提、般若，他会说，错了，我只知“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只存一颗常人之心而已。日本人离开之后，弘一大师似想起什么，满眼苍茫……

那是1906年，李叔同在日留学，与日本姑娘福基邂逅。这是李叔同最讳莫如深的一段恋情。李叔同学习西洋画，需要一位人体模特。不经意间，他发现常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福基身材窈窕，福基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模特人选。李叔同询问姑娘是否愿做他的模特，姑娘大大方方同意了。合作是愉悦而有成就的，李叔同旅日期间画的油画《裸女》，便是他们合作的作品。接触多了，两个年轻人就有了感情。接下来就同居了。李叔同曾于1898年，在母亲安排下，与天津一茶商女儿俞氏成亲。不久，举家迁到上海。1901年，李叔同与上海有“诗妓”之誉的李香一见倾心，二人常以诗词相和。多年后，李叔同遁入空门，得李香所赠诗画，送给好友夏丏尊，以示情缘已了断。

李叔同于1911年3月偕福基回国，先将她安排到上海，后回到天津老宅与俞氏同住。其时，李叔同任直隶模范工业学堂西洋画教席，每到假期都回上海与福基团聚。李叔同到杭州任教时，也每周末回上海。他舍不下这个日本女人。

1912年，李叔同离开天津，自此再没回过天津故居。其结发妻子俞氏和两个儿子一直在天津老宅生活。这个与李叔同一直相敬如宾却没有爱情的俞氏，在十四年后寂寞地死去。

李叔同是于1918年7月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剃度的，法名演音，号弘一。好友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回忆，到虎跑寺见到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

出家后，李叔同请好友杨白民转告福基自己皈依佛门之事，并委托他将福基送回日本。李叔同情缘已断，而福基对他仍一往情深。在她的坚持下，杨白民只好带她到虎跑寺见李叔同。李叔同不好回避，同意在西子湖畔相晤。福基涕泗涟涟，苦口相劝不要舍她入空门。但李叔同去意已决，送她手表一块作为纪念，然后平静地雇一小舟，回虎跑寺去了。黄炎培撰文记载，李叔同登上小舟，“从不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福基凄切的哭声，已传不到远去的人耳中了。

倘福基知日本帝国的虎狼之师在中国烧杀抢掠，那个让她一辈子无法忘却的人可能已成亡国奴，她会作何想法？她是否还记得那首背得烂熟的李叔同写的《老少年曲》：

梧桐树，西风黄叶飘，夕日疏林杪。花事匆匆，零落凭谁吊？

朱颜镜里凋，白发愁边绕。一霎光阴，底是催人老。有千金，也难买、韶华好。

一曲已终弦，往事如清夜闻钟，红楼一梦。但便是看破红尘，也难不究诘于“往生之我”的蹉跎。这是谁都无可逃避的宿命。

1938年10月，为勉励泉州承天寺众僧发扬爱国精神，弘一大师挥毫题词：

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让诗人的声音像高射炮一样”——郭沫若、田汉参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

1937年11月27日清晨，一艘法国邮轮从上海起程，驶向香港。船舷上，郭沫若凝望着苍茫的大海。

郭沫若是7月27日与王亚平、田间等人乘加拿大公司的“日本皇后”号邮轮从日本回到上海的。据王亚平回忆，一天，“在俄国餐厅，遇到郭沫若先生”。王亚平对郭沫若说，想办个诗刊，请他题个刊名，并为之写首诗。郭沫若同意办诗刊，说：“就叫‘高射炮’吧。让诗人的声音像高射炮一样！”说罢，他就用餐厅擦碗筷的布纹白纸，写成了《民族的喜炮》一诗。还将身上仅有的五元钱捐给了诗刊。后来，王亚平又找到征军（施继仕）等人凑了几块钱做印刷费，印了诗刊的第一期。郭沫若的《民族的喜炮》做了发刊词（据《永远结不成的果实》）。

此次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回到上海，是由国民党当局暗中安排的，有案可稽。关于郭沫若归国，郁达夫曾有说法。他在1941年10月24日写的《为郭沫若五十诞辰》一文中说：

在抗战前一年，我到日本去劝他回国，以及我回国后，替他在（国民党——引者）中央作解除通缉令之运动，更托人向委员长进言，密电去请他回国的种种事实，只有我和他及当时在东京的许俊人（许世英——引者）大使三人知道。

1947年10月1日，王任叔在《人间世》发表《记郁达夫》，与郁达夫的说法一致：

抗战之前，去过日本，和许世英大使共同设计把郭沫若弄回中国来的。

看到王任叔的《记郁达夫》之后，当月18日，郭沫若写了《再谈郁达夫》。文中认为：

事实上他（郁达夫）只做了一番间接又间接的传达信息的工作。

对郭沫若回国一事，郭沫若与郁达夫、王任叔的说法差异如此之大，却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后人在著文作传时，或采郁、王之说，或采郭之说，甚是混乱。郁达夫、郭沫若是创造社的骨干，与成仿吾称为“圆鼎三足”。弄清真相，似有必要。

细读《郁达夫书信集》中的有关信件，可以清楚了解此事的本来面目。郁达夫的确在郭沫若归国之事上，起过重要作用。郁达夫于1936年便为此事谋划奔走，请陈仪致函何廉，让其帮助斡旋，复信有“经蒋介石许可，惟不得有‘越轨行动’，在福州居住由陈仪监视”之内容。郁达夫知郭沫若不会接受这一条件。后又请空军要员钱大钧为郭沫若归国事，向蒋介石进言。经邵力子、张群向蒋介石求情，1937年5月18日，郁达夫得到何廉给陈仪的来电后，代拟电稿曰：“一是要求先‘取消通缉令’，二是汇寄归国旅费。”同时致函郭沫若：“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

归国前，郭沫若曾关照大使馆，“请拍一电报通知达夫”。故郭沫若“七月二十七日到上海时，达夫竟从福州赶来迎接了我”。

统观归国的来龙去脉，郁达夫夸大了自己的作用，郭沫若则贬低了郁达夫的作用，才让很清楚的事情变得扑朔迷离。文化人的历史，常常淹没在文人的意气里。

1937年8月24日，上海《救亡日报》创刊。此报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创办的，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阿英等共产党人也都为该报主要负责人。创办过程中的人事、经费等问题，是国共两党谈判商定的。

1937年9月，郭沫若应蒋介石之召，前往南京晤谈。蒋介石在与郭沫若的晤谈中，表示要委任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骂他的老朋友一个职务。郭沫若知道自己已彻底得罪蒋介石，蒋介石召见他，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

11月22日，命运多蹇的《救亡日报》只办了三个月，便印行了“沪版终刊号”。郭沫若写了《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镣铐——暂向上海同胞告别》作为“沪版终刊号致辞”。

此番登法国邮轮去香港，郭沫若准备到南洋宣传抗日，募集捐款，支持抗战。

郭沫若一到香港，即化名白圭办了护照和出港手续。但香港文化界的朋友考虑南洋的情况复杂，劝郭沫若还是留在国内继续办《救亡日报》为好。经过再三考虑，郭沫若接受朋友的劝告，放弃南洋之行，前往广州。

由上述情况看，郭沫若的行动并无党派背景，系一文化人在抗战期间尽匹夫之责的个人行为。

1938年元旦，令郭沫若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到达广州，经奔忙终于恢复《救亡日报》之际，接到了陈诚一封拍自武汉的电报。这封电报改变了他的政治命运。那电报仅仅两句：“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

虽然郭沫若猜不到陈诚所发电报要他赴武汉商量什么“要事”，但他有一种预感，有一种期待。陈诚此时主政湖北兼任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之职，是蒋介石此时倚重的股肱之臣。1937年9月蒋介石的召见，就是由陈诚转达的。莫非蒋介石不计前嫌，真的践“委任”之诺？

郭沫若并不知道，此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1937年12月26日，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确定由刘健群、周恩来分别代表国共两党起草共同纲领。12月30日，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中央局临时会议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抗日救国共同纲领草案。

1938年1月1日，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中央局再次召开联席会议。会议认为，对于国民党提出的改组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各部等意见，一般宜采取赞成的立场，应该同国民党开诚布公地合作。1月11日，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创刊。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年谱》）

1月9日，郭沫若乘火车从广州抵达武汉。武汉自京沪失守后，已成为临时军事政治中心。到武汉后，郭沫若在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叶挺、王明、董必武、黄琪翔等中共代表。从黄琪翔那里，郭沫若得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准备恢复政治部，欲委任自己任三厅厅长，负责宣传工作。在八路军办事处，郭沫若向周恩来、王明等谈了自己的想法，“自己耳朵聋，不适宜做这样的工作”，“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认为“让自己处在自由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由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一点。我相信，我一做官，青年们是不会谅解我的”。但周恩来从更高的政治方面权衡，对郭沫若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以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2月5日，郭沫若接到陈诚的通知，约次日共进午餐。2月6日，郭沫若参加了以午餐形式举行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次部务会议。拟议中的副部长黄琪翔、秘书长及第一厅厅长、第二厅厅长、第三厅副厅长一干人马都到会了。郭沫若发现周恩来没有出现在会场上。郭沫若以“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为借口，拒绝出任第三厅厅长。会后，他请一起参加此会的阳翰笙向周恩来汇报会议情况，自己则前往长沙游玩去了。临上火车，阳翰笙交给郭沫若一封周恩来的信，信上说：“到长沙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跑远了。”

上述情况，见于郭沫若自己的书——《抗战回忆录》。

有案可稽的历史资料，是这样记录郭沫若与第三厅的组建的。1938年1月27日，陈诚致函蒋介石（《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报告为筹组政治部的人事问题及个人意见：

取自奉命筹组政治部责任重大，深恐不能仰副钧座之期许，时经一月，而人事纷纭，迄未敢草率从事。因此一切编制预算，皆难着手，日复一日，贻误堪虞。对于人事，钧座自有权衡，惟为发生效能计，职谨就观感所及，敬陈如左：

……（六）对于克制共产党最有效之方法，厥为从政治设施之实迹上克服之。例如政府对于人民应做之事，不待共党批评，政府即先去做。又如铲除贪污，应破除情面，严厉实行，使青年在事实上，对政府生出信仰来，则共党自然无所借口，以施其技。一言以蔽之，中央及地方加紧实行三民主义，即为克制共党唯一之要诀。（七）周恩来、郭沫若等，绝非甘于虚挂名义，坐领干薪者可比。既约之来，即不能不付予相当之权。周之为人，实不敢必，但郭沫若则确为富于情感血性之人。果能示之以诚，待之以礼，必能在钧座领导之下，为抗日救国而努力。

……

此信是能见到的有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组建初始的重要文献。从这封信中可以清楚看到，国民党组建政治部的目的是“克制共产”。有趣的是，当年郭沫若因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并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之罪名通缉。而今，又对其誉为“确为富于情感血性之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也。

还可以看看周恩来就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建政治部第三厅之事，致郭沫若的两封信（皆载于《周恩来书信选集》）。

其一，写于1938年2月17日。信中写道：

一、我已在原则上决定干，惟须将政治工作纲领起草好呈蒋批定后，始能就职，否则统一思想、言论、行动诸多解释，殊为不便；

二、我们希望你也能采此立场，先复辞修（陈诚——引者）一电，告以正在起草宣传纲领，敦劝田、胡诸友来汉，并提议以田代刘；

三、我在这两天将各事运用好后，再请你来就职，免使你来此重蹈难境，明日各事如有进展，当再烦一立兄来告。

七天后，2月24日，周恩来再次致信郭沫若，信中说：

前日去会辞修，适你的来信正到，他看完后给我看，并说“限制思想言论行动”问题已经释过，并要我将上次所谈的写一个文件交辞修转呈蒋先生批准，便可便利我们工作。关于副厅长，他说可即要范扬先生担任，厅长仍唯一希望于你。假使你要在长沙耽搁，可先要范扬来组织。他并要我及黄琪翔兄写信给你，劝你早来，他也即复你信。陈还说，为地位计，请你以指导委员兼厅长。

我根据他谈话情形，认为你可以干……

从两封信中可以看出，并非如《抗战回忆录》中所说，在2月6日那次陈诚“并不是寻常的请吃饭”的第一次部务会议上，郭沫若个人决定拒绝当第三厅厅长，而是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中共长江中央局没有就此形成统一意见。故周恩来当时不阻止他到长沙，只嘱其不要走远。到了2月24日，周恩来与陈诚商谈已有满意结果，才通知郭沫若“认为你可以干”。郭沫若得令，遂返武汉。

郭沫若是3月1日从长沙返回武汉的。3月上旬，周恩来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从延安回到武汉。不久，郭沫若正式应允陈诚之邀，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并着手组建工作。

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昙华林举行正式成立仪式，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出席成立仪式。

三厅的人员构成，来自全国文化界，许多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更有不少进步人士，如第五处处长胡愈之，第六处处长田汉，副厅长则是中山大学教授范扬。

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档案“本部副处长以上人员职务姓名阶级对照表”记载，郭沫若的军阶为中将，范扬、田汉、胡愈之的军阶为少将。北伐时期，郭沫若已定中将军职，后因反蒋遭开除并通缉。郭沫若于1937年回国后，国民党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但并未恢复国民党党籍和军籍。按规定，第三厅厅长应为少将，但考虑以“指导委员”身份任三厅厅长，故特批为中将。

组建第三厅时，国共两党都接受郭沫若任厅长。但为何延宕了三个月，才最后敲定呢？这里得说说郭沫若当时的政治身份。

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先后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1927年，郭沫若因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受国民党通缉。经周恩来同意，郭沫若流亡日本十年。十年间，他没有直接与共产党有过联系，归国后也没有恢复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从周恩来信中有“我们希望你也采此立场”之语，可以证实。

当时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得好友郁达夫传递的“南京欲借重”的消息后，积极配合国民党的秘密策划回国。回国后，郭沫若即应约与蒋介石晤面。据他自己说拒绝了蒋介石给予职务提议，但这只是一种谦辞。郭沫若不满意国民党的是，自蒋介石接见他后，那段时间着实冷落了他。正是这段时间，中共方面，特别是老朋友周恩来接近了他，让郭沫若感到共产党对他的信任和器重。这改变了郭沫若的命运。

从国民党方面看，郭沫若是早就被开除的国民党党员，他从日本归国是国民党安排的，其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但没有恢复其党籍。国民党是否掌握郭沫若的共产党背景，尚无资料说明。

这样看来，1937年归国的郭沫若实际上是一位没有党派的知名文化人。因此，国共两党才能接受他出任第三厅厅长。

作为无党派人士的郭沫若，回国后，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参加了不少抗战工作。例如，他到抗战前线劳军，参与国共双方各出一人任主编的《救亡日报》工作，积极宣传抗战。自从与周恩来重建友谊，郭沫若在第三厅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1938年，周恩来写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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