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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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大家的美国简史试读：
第1章 渴望价廉物美的香料
杂货商们陷入了极端的困境。他们供应的香料已经销售殆尽。然而需求却空前强劲。其中必有原因。……经常到豪华的里茨饭店用餐的人，是不愿意再回到杰克·穆勒利酒馆去的，他们实在不愿意再去吃那闻名遐迩的鲜鱼、咸肉、洋葱、菜豆的大杂烩。这是政治经济学教授和法庭的法官公认的一条法则。当然，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们也只好以粗茶淡饭充饥了。然而他们在绝望之前，还是要竭力保持积习已久的高消费。在公元之初的10个世纪里，那些横扫西欧大片领土的野蛮人，饮食非常简单；他们根本就不讲究吃喝。对于他们来说，数量比质量重要。而西欧自从上次冰河期以来，仍然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人们轻而易举就可以弄到一条木凳、一块野兽的肉和甘美的水。还有许多的事情需要做，但是人口数量太少了，而需要做的事情却非常多；人们的精力往往都浪费在日常的琐事上了。也就是说，人们用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才过上安定的生活。西欧重又恢复了和平与安宁。祖辈赢得了和平与安宁；而年轻的一代人则开始了躁动和游荡。躁动和游荡经历10个世纪，并且最终导致了另一次动乱。然而这时的西方人又再一次认可了唯一的统治者。他并不想主宰世界，但是他的思想武器却能够歼灭所有的瑞士雇佣兵，他的纸箭却能够穿透最坚固的城堡。他的一丝不快，对于皇帝或国王来说就是战争的威胁。机敏的外交家和精明的政治家都在辅佐他，持续高涨的不安情绪都被引向了切实可行的对外征服，并且引发了后来的十字军东征和向东的大迁徙。然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一历史事件往往会成为传奇文学的叙事主题，我们往往会忽略这些冲突平淡无奇的本质。古代的世界是地中海的世界。谁控制了那片广阔的水域，谁就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在其他地区的人们。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壮举。出没于西班牙半岛、希腊半岛和意大利半岛海湾，以及活跃在摩洛哥、的黎波里和埃及海岸的海盗们，他们只希望取得一些小的胜利。只有当这些种族群体联合起来——通过成千上万年社会、经济和宗教的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集合体——才能在广阔的地区横行无忌。这些族群对他们所面临的危险非常清楚：战争会给胜利者和失败者带来同样巨大的损失。这样的壮举在十字军东征以前只有过两次。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成为西方的霸主，并且打败了波斯人，在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反击之后，最终将敌人驱赶到了印度河畔。第二次发生在公元200年以后。罗马人高举民族精神，竭尽全力击败了迦太基，罗马帝国最终得以保全，保住了他们的家园。在以后的时间里，他们安享了八百多年的和平。然而622年，亚洲出现了一位新的先知，在他的号召下，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正在酝酿。在这次计划中有规模庞大的战斗。穆罕默德大军的左翼占领了西班牙，军队的右翼则通过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此时，基督教会的教皇感到万分恐惧，随即宣布进行圣战。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是完全失败的，但是这场战争却给社会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各国第一次接触到一种在各方面都优于它们的文明。十字军的将士到东方去是为了杀戮异教徒、掠夺他们的财物。当他们凯旋的时候却带回了关于舒适、奢华的新观念，他们对自己贫乏、枯燥的生活感到深深的厌恶。这种观念的转变，不久就在西方大陆上人们的住宅、服饰、举止、娱乐方式和饮食上得到了体现。那些严格遵循祖辈遗留下来的习俗的老一代人，不断地谈论着祖先的原始价值观。而年轻人则只是耸耸肩膀，一笑置之。他们到过“大城市”，所以他们见多识广。他们平静地等待着时机，等到父母都去世了，就赶忙重新布置家里的客厅，请来外地的厨子，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附近的城镇去学习金融和制造业，他们很快就获得了在泥土里辛苦劳动一千年也无法积累的财富。然而教会却有些不高兴了。这是它没有料到的结果。啊！这些凯旋的英雄们已经不再具有他们祖先所特有的那种神圣的热情了！与朋友熟悉之后，就会变得漫不经心；而与敌人熟悉之后，就会相互尊敬。结果是教堂的建筑物越来越简易，而私人的住宅和市政大楼的装饰则越来越华丽。我既不能说这是一件好事，也不能说这是一件坏事。我只想把这些事实说出来。如果您得出了什么结论，那么这是您的事情。在地中海的另一边，那种不可思议的宗教狂热（他们以杀戮俘虏来表示对真主的爱）也逐渐降温了。总而言之，双方都已经认识到了所处的困境，所以他们愿意妥协和解；而这种妥协与和解说明双方商人口袋里都有了钱。被无数铁蹄践踏过的古老贸易之路得到了恢复。能够进行长途跋涉的骆驼再次驮上了货物，往来于卡什加和大马士革之间。威尼斯轻便的小帆船和热那亚的大帆船，又和以前一样定期往返于亚历山大和法马古斯塔之间。因此，世界太平，一次成功的东方贸易之旅所获得的利润，很快就从零上升到了原来的四倍。然而一件偶然发生的小事却可能会改变历史的整个面貌。13世纪中叶，可怕的鞑靼人发动了战争；从黑龙江到维斯图拉河，面对如潮水般涌来龇牙咧嘴的小黄鬼，人们惊恐万分，四处逃散。在这些逃命的人中有一支小的游牧部落（最多只有二三百户人家）。这群人很早以前就生活在亚洲的腹地了，他们一直都和平安宁地繁衍生息。他们一直向西跑，就要到达地中海了。这时他们听说危险已经过去，于是他们决定回到故乡。在回故乡的途中他们必须横渡幼发拉底河。然而意外发生了。他们的首领坠马溺水而亡。那些仍然滞留在河西岸的人们十分恐慌。他们认为这突发的事件就是上天的警告，于是他们请求波斯国王让他们留在那里。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的。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个游牧民族成了曾经友好接待他们的帝国的主人；三十年之后，他们成了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并且开始了征战的历程；最后，他们的马尾战旗插在了维也纳的城门上，而“土耳其人”这个词语也成了强悍、凶蛮的代名词。如果这种穆斯林的狂热情绪仅仅只是一种政治运动的话，那么也不完全是什么坏事。然而一场极端宗教的暴风雨却席卷了整个西亚。在穆罕默德死后的6个世纪里，他的信徒们原有的激情已经消退。祖先的“信仰”固然是非常美好的，但是胡椒、桂皮和靛蓝交易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同样也是非常诱人的。这种交易促使忠实的信徒与地中海彼岸的异教徒们友好相处。这是非常不幸的，但是事情还是发生了。交易就是交易，一个人在进行交易的时候是不可能将基督徒拒之门外的。那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们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对自己的宗教十分虔诚。土耳其领导人的政治、军事成就鼓舞了他们，于是他们决定劝导那些生活在大城市中误入歧途的教友们改邪归正。伊斯兰僧人的足迹遍布穆罕默德的国土。这些人有的做祷告，有的跟着音乐舞蹈，有的忙忙碌碌，有的大叫大嚷。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在鼓吹回归基本教义。最初，在巴格达和大马士革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对此只是置之一笑。但是这些“极端的宗教狂人”却是非常认真的。商人们很快就不再发笑了。没过多久，他们的邻居遭到了谋杀，他们也受到了警告，于是，他们开始只与信奉同一种宗教的人进行贸易活动了。而在当时，欧洲人早就已经习惯了那些来自亚洲的物品。这样一来，供应也就被迫终止了。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在一天或者一个星期、一年里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那些在过去二百年时间里一直源源不断地向西输送的物品，逐渐在欧洲的市场上消失了。投机商们开始囤积能够获得的一切物品，物品的价格也开始暴涨。信贷也被撤销了，黄金成为唯一的支付手段。这对于西方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事情。在中世纪的时候，人们在日常交易中，从来都没有被要求必须支付现金。人们的住所距离很近，鸡犬相闻，互相往来。以物易物，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这家修道院的蜂蜜完全可以和那家修道院的酿造醋进行交换。确实是这样，进行贸易就需要大量的金币和银币。几片咸猪肉和几桶盐，已经很难使卡利卡特的香料商们满足了。他们在委托吉达或亚丁的代理商发货之前，必须支付威尼斯金币或者银币。而欧洲的市场上现在也已经实行银货两讫的方式了。这样一来就会产生非常大的问题。黄金这种神秘的、黄灿灿的东西似乎超越了国家和教会，也必须从海外进口。欧洲有一些银矿，但是奥地利、萨克森和西班牙山间发现的那一点点黄金，根本就不能满足投机商们日益活跃的投机行为和香料交易。世界上出现了空前的、难以遏制的恶性循环。人们的购买欲望的极度高涨——供应量的下降——物价的急剧上涨——普遍需要金、银货币——而可以供应的黄金却越来越少——西亚和北非国家接二连三地落入了凶残异教徒的手中——一条又一条商路被无限期的关闭——新兴的、非常具有活力的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为了自身的发展而挣扎着。资本主义制度（当代大多数人对它的内涵都有误解）被指责犯有多种罪行。然而即使是它的死敌都不能够指责它是懒惰的，不能否认它在危机的时刻可以发挥出神奇的力量。正是这样一种危机在14世纪上半叶似乎要摧毁西方的整个商业贸易。我已经谈到过那些杂货商们的困境。他们不断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呼声很高。而欧洲的整个经济（说到底是整个宗教、社会、文学、艺术和科学）结构也濒临解体的边缘。叙利亚和埃及（有史以来东西方主要商路都要穿越这两个国家）在哥伦布死后许多年才被土耳其人占领。但是精明的商人是不会坐以待毙的，他们要提前行动。许多关于现代商业大王精明能干的故事我们早就耳熟能详了，我们一直以为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能产生出这么多精明强干的人。我们在想象中世纪商人的时候往往有些盲目，以为他们只会坐在一间沉闷狭小的屋子里，用一架小天平来称量计算着银币，同时还在向两名书记员口授信件（他还会保留信件的副本），他们需要等待半年的时间才能够收到维堡或诺夫哥罗德代理商的回信。然而这就像鸭子喜欢水一样，是我们这个幸福时代喜欢自吹自擂的人们想象出来的谬误之一。公元1927年的世界和公元1427年或者公元427年的世界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这个世界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有些人非常聪明，有些人就不那么聪明，而其他的人简直就是十足的笨蛋。最后这种人（总是绝大多数）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而第二种人则懵懵懂懂，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却又由于胆小怕事，结果一事无成；而第一种人（极少数）则是说做就做，敢作敢为。通往东方的财富之路逐渐被关闭了，没关系，他们于是开始向南、向西寻找新的通道。在那个时代，要在航海图上没有标示的海域进行航行，就像今天想乘坐飞机到月球上去旅行一样，希望是非常渺茫的。而现实也确实是困难重重，只有梦想家才能够克服。那时有许多经验丰富的航海家，他们能够根据自己身上关节疼痛风湿病的发作情况，预测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许多学识渊博的天文学家，他们观测天象就像我们查时间表一样。还有许多冒险家，他们为了寻求刺激，或者是为了得到一罐金币而甘冒生命危险。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却是另外一种人：一位从以斯拉的《启示录》（在人类的记忆中有谁读过这本关于天堂、地狱和预言的古书吗？）中得到启示的奇才；一位毫不畏惧要正式签署合同的年轻人，他希望能够抽取从大洋彼岸的领地上发现的全部贵金属的十分之一；一位爱慕虚荣的人，他坚持让人们称他为“海军上将”；一位在去世的时候身上穿着破旧的圣方济会修道士服装的人；一位穷困潦倒的人。第2章 未知的世界
热那亚的邻居们都叫他克里斯，他们认为他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傻瓜。西班牙人称他为克里斯托瓦尔·科隆先生，这些人从他的发现中获得巨额的财富，却剥夺了他应该得到的奖赏，后来想到委内瑞拉北部的黄金地带，就又给他封了个华而不实的贝拉瓜公爵的虚衔。人们一般都称他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将以这样一个名字出现在我们的故事里。他生于1446年，或者是1447年，或者是1448年，或者是1449年，也可能是1450年。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年，这无关紧要。他出生在热那亚，或者科戈莱托。我们不知道明确的地点，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他那可怜的尸骨，在4个世纪的时间里被反反复复埋葬了7次。这很能说明问题：忙忙碌碌，没有安宁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奖赏仅仅是一副铁的手铐和一口木头棺材。哥伦布的父亲是做毛纺生意的，自产自销，生意很好，所以他有能力让儿子进入好的学校学习。将来，哥伦布可能会子承父业，成为一个有名望的人并且娶妻生子，一代又一代，亘古不变，一直这样延续下去。但是哥伦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属于这个世界，却又不属于这个世界。他需要钱——大笔的钱——用这些钱来实现他的抱负、进行研究、著书立说。他要让世人知道：他并非平庸之辈，他的勇气、信心和智慧，都将使他这个毛织匠的儿子与世界上所有的帝王平起平坐。除此之外，他似乎没有其他的追求。在日常生活中，他显得非常笨拙。但是他却能够仅仅依照自己的设想来制订航海计划，驾驶着一艘破旧的小船穿越航海图上没有标示的海域；他却能够让一帮无法无天的盗贼和劫匪变成规规矩矩的水手，并且帮助他发现他想要的东西；他能够忍受饥渴，他能够忍受睡眠不足和败血病的折磨。毫无疑问，对于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来说，这些表现足以使他一举成名。有一件事情哥伦布没有做。他没有将这些写下来。或许这是一个遗憾。然而总的来说，我却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试想如果有一些关于“我是如何发现新大陆的”的连载文章，再配上几幅那个地区特有的瓜纳阿尼酋长成群妻妾和女儿们的照片！如果再有一篇他署名的“我是如何成为一名探险者”的采访手记，那该是多么好的啊！不，还是没有的好！我们对他的了解也许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多。但是这却使我们避免用一大堆琐事来掩盖他一生中最精彩的篇章，他坚信，如果人们一直向西航行，那么并不会像当时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将会离开地球，也不会被热带的阳光烤焦；与之相反的是，人们将到达异邦中国，并且可以取道印度返回家园。结果证明，问题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有一片广袤的陆地将欧洲的海洋和亚洲的海洋隔开了。然而这只不过是整个事件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谁都无法预料。这也绝对不会使这位衣衫褴褛、饱经风霜的热那亚水手的荣耀黯然失色，因为是他首先提出了“能够向西航行”，并把这个想法付诸了实施。与我们这个时代相比，中世纪有一个巨大的优点：对自己的工作不仅要了解，而且还要非常熟悉。这被认为是一个人的良好品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人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一点儿都不能够含糊。希腊人早在一千年前就已经说过了：只要诚实地劳动，诸神就会全力相助。15世纪的时候，人们把行会的领袖当作宙斯，但是他们仍然严格地遵循着这样一条古训：只有勤劳的人才能够胜任工作。所以，当年轻的克里斯托弗决定不继承父业而要成为一名水手之后，就立即到一位船长那里当学徒，从侍从和厨子助工做起。在此后的4年时间里，他到过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所有港口。随后，他又到了葡萄牙和英格兰。他还曾经一直航行到达新发现的几内亚海岸。不久之后，他结婚了，他的妻子也是和航海有密切关系的人。这也更加说明他对自己的职业是真诚的和专心的。她并不是出身豪门，但是她却拥有她父亲的航海日志和笔记。她父亲不是别人，正是巴托洛梅乌·佩雷斯特雷略。他曾经为葡萄牙的亨利王子服务，是圣港岛（马德拉群岛中的一个小岛）的首任总督。这样，哥伦布就和一位有着30年航海经验的人有了接触。这位先知完全可以被称为当代探险和发现的鼻祖，他为后人铺垫了道路，但他自己却看不到最终的胜利。葡萄牙的亨利王子，通常被人们称为航海家亨利，他的父亲是葡萄牙人，他的母亲是英国人。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是一位了不起的武士，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严谨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清教徒。当异教徒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入侵葡萄牙的军事行动被遏止之后，战争结束了，他却退出了宫廷。他在自己家乡一处荒凉的海边，那座光秃秃的小山上（离萨格雷斯城不远）修建了一座修道院式的城堡。这座城堡后来成为历史上的第一所航海学校和中世纪最重要的天文观象台。那里，没有外界尘嚣的烦扰。皇家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图绘制者在那里收集、整理、审查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资料，并把这些资料进行分类。这些资料包罗万象，是航海家们所必需的专业知识。迦太基人汉诺是最早开始收集这些资料的。他记录了像人一样行走的类人猿，他把它们称作“大猩猩”。他的这些不可思议的记述让西方世界的人们大为吃惊。人们应该清楚，这位杰出的王子的兴趣并不是贸易。作为约翰·贡特的孙子和非常富有的基督教骑士团的首领，他根本就不会为钱发愁。还有就是，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对于世俗得失并不会太在意。在博哈多尔角以南的地区，生活着并未开化的可怜的异教徒，他们仍然生活在愚昧之中。假如他能够赢得异教徒的心，那么商人和经纪人就可以与野蛮的黑人进行贸易，并且从中获利。而他只要能够同普雷斯特·约翰（12世纪传说中的人物，后来经过查证，是阿比西尼亚一位头发卷曲的国王）取得联系，那么他就会欣然奉献出俄斐的所有黄金。萨格雷斯研究院的很多研究成果是航海学上的定论，他们为了获得研究成果往往是不惜工本的。他们得出研究成果所需要的时间非常长，这也可以说明中世纪的探险活动是充满艰辛的。现代货船几天就可以完成的航程，研究院的船则往往需要航行很多年。每当成功地绕过了一个海角，那么他们就要唱上一整天的赞美诗，感谢上帝。一位曾经到北极探险归来的现代探险家还不如一名在航海图上多标示出几百海里非洲西海岸的葡萄牙船长得到的赞誉多。因此，真正伟大的人和一般的伟人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前者从来都不急于求成。航海家亨利绘制海图，就像克莱斯勒拉小提琴。他的心中装着整个世界，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他的工作中。他从来都不会马虎从事，也不会莫名的兴奋。于是，非洲的西海岸就逐渐被绘制成图了。长时间不见的亚速尔群岛又重新被发现了。被人们遗忘了近一个世纪的马德拉群岛，不再是英国浪漫爱情小说所描绘的如诗如画的地方，而是成为地图上的一个确切无误而又普通的地点。博哈多尔角也不再是地理知识的最终极限，因为布兰科角比它还要远。还有1445年发现的佛得角。其实，在亨利去世以前，他的一名船长已经把航线推进到了塞拉利昂角。这也就为后来迪亚斯航行绕过好望角和瓦斯科·达·伽马航行到达印度奠定了基础。亨利王子在其他许多方面都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虽然并不是那么直接）。很少的科学往往可以消除大量的无知和许多偏见。在萨格雷斯研究成果的影响下，乱七八糟的鬼怪、漂浮的岛屿、可以潜入水底的陆地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幻想出来的故事都不见了。爱尔兰的传教士们原来曾经用这些故事取悦他们所在教区的那些迷信的民众。罗盘、六分仪已经代替了在海岸上颠簸航行的古老方法——人们所熟知的“依靠上帝、凭借猜测的航行”方法。大风往往会把航船吹离航道，水手们因此也就有机会看到许多非常奇怪的事物，对于这些新的发现他们都感到非常惊奇。他们回到家里之后就会讲给周围的人听。人们再也不会将这些奇谈异论当作只有福音书里才有记载的东西，而是进行细致的研究，视研究的结果而定，或者是加以批驳，或者是留待日后再进行研究。哥伦布和他的水手们一样，非常清楚这些奇谈怪论。其中的一个故事说的是：在北极圈以北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全新的世界，有人曾经到过那里。哥伦布究竟向那个方向航行了多远，我们并不清楚。他曾经向他的一些朋友暗示说，他的航行最远到达了世界的尽头。他所说的“世界的尽头”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不明白。也许他说的是冰岛，也许是法罗埃群岛。但是，不要忘了：哥伦布在世的时候，“格陵兰主教”这一称谓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同格陵兰岛的直接交往不过只是30年前的事情；冰岛人当时搜集了大量的古代传说——在这些传说中记载了他们祖先的英雄事迹，并且详细描绘了西方的一些神奇的土地。历史学家们在收集这些史料的时候，往往会忽略洋流和海风这类细枝末节的资料。我们在观看一幅大西洋图的时候，可能也不会问：“北欧人是否到过美洲的海岸？”而是会说：“他们究竟是怎样航行得那么远，并且最终抵达了那里？”一艘法国商船或者一艘英国商船在偏离了航道之后，最终的结局不是葬身海底，就是返回本国的港口。这是墨西哥湾流在作祟。而一艘来往于挪威和北极之间的北欧商船，却随时都可能碰上危险的格陵兰洋流。除非它是非常幸运的，还有可能会碰上拉布拉多洋流，那么它就只好顺流航行，最后抵达北美大陆西海岸的某个地方。格陵兰与挪威的交往长达4个世纪（983－1410）；在那期间，许许多多的男男女女曾经到过西方的那些岛屿；他们在航行的时候并没有航海图的指引，也没有罗盘，完全是根据不同的北极洋流来航行——他们航行中遇到的艰难险阻，我们这些不了解墨西哥湾流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他们都是非常具有想象力和文学修养的人，为我们留下了有关他们探险的精确而详尽的记录。我说的这些事情，并不是要重新挑起究竟是谁发现了新大陆这个愚蠢的争论，有人说是莱夫——埃里克的儿子、豪卡达卢尔的农夫，也有人说是克里斯托弗——多梅尼科的儿子、热那亚的纺织匠。我之所以提到历史上的这些欧洲人，只是想说明：在哥伦布的时代，大西洋彼岸存在着“某种事物”、任何人只要愿意冒险向正西方向航行三四个星期，那么就有可能够发现“某种事物”，这是人们普遍承认的事实。那些认为可以乘船航行到达这些陆地（可能是印度和中国沿海的一系列岛屿）的想法，是没有证据的。一批又一批的船只进行远航，而结果却是白浪费金钱。我们将进入哥伦布生命中的第二阶段。他一生都在扮演倡导者的角色。15世纪下半叶，唯一拥有足够现金的地方就是意大利。如果罗马教皇或者是梅迪西家族愿意资助他的事业，如果他能够说服威尼斯政府或者热那亚政府，那该是多好的事情啊！西班牙控制着大西洋的门户。并且西班牙还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而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则是规模很小的，并且他们只重视自身的利益；它们拥有的舰船也很少，主要是用于防卫。因此，西班牙的实力要远远超过意大利，这样，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为哥伦布的首选对象。于是他就返回了西班牙，开始为他伟大的向西航行进行认真的准备。他坚信他未来可以获得庇护者的崇高荣誉。现在，我们可以不惜花上数百万美元和浪费许多时间来赢得一些军事上的胜利。所以，我们就很难理解和评价让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在拿出大笔的金钱和赢得崇高荣誉面前进行选择时，所表现出来的极端愚蠢和无可救药。一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就是由于这个在18世纪非常繁荣昌盛的君主国没有能够筹措到一笔款项，尽管它拥有非常精明能干的大臣、忠心耿耿的高等法院法官，并且得到了当时最精明的财政大臣的协助，但是也无济于事。而现在，只要财政部长和几名国际银行家通上半个小时的电话就可以解决这笔资金了。西班牙也差一点儿就失去了成为新大陆主人的机会。因为费尔南多国王和伊萨贝尔王后一时很难筹措到相当于现在1万美元那么多的现金。最后，经过一番周折，才最终弄到了这笔钱。然而，如果没有平松兄弟（帕洛斯非常有地位的商人；帕洛斯小城现在早就被人们遗忘了）的私人援助，哥伦布可能还要到巴黎、里斯本和伦敦向那里的王室事务官们求助，向他们说明：他的计划绝对不是痴人说梦；还要向他们保证：现在花这么点儿钱，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获得巨额的财富。如果没有这些资助，他也许只能碌碌无为地了却残生了。虽然经历了很多曲折，最后平松兄弟还是决定与国王和王后联合，哥伦布才得以在1492年8月3日指挥三艘船扬帆起航，向亚速尔群岛进发。这三艘船，即使是最大的那一艘也要比大渡船还小，它们是用来与佛兰德进行沿海贸易的。他曾经两次看到了陆地：有一次是加那利群岛；还有一次是特内里费岛。后来，他勇敢地向前行驶，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海域。航行了两个多月时间。1492年10月11日至12日的那个夜晚，他看到了一点儿光亮。那就是“印第安人”的营火。第二天上午，白人和古铜色皮肤的印第安人第一次见面了。那情景肯定非常滑稽的。哥伦布的指挥船上有一位犹太人水手。因为他会很多种外语才被雇用的。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他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哥伦布：问问那个老异教徒，印度在哪里？路易斯·德·托雷斯（举起一根闪闪发光的小铜棍，挥了挥胳膊）：嘿？那个“老异教徒”（用脏兮兮的手指向西一指）：嘿！接着，这些勇敢的冒险者就又重新起锚了，向西航行。他们一路上只发现了一些岛屿。这些岛屿都非常小，高出水平面很少，岛上长着棕榈树，赤身裸体的野蛮人生活在上面。“圣玛瓦亚”号船开了一炮，炮声响起，岛上的小孩子们都大喊大叫，四散逃跑。可是，印度在哪里呢？筑有角楼的中国城墙在哪里呢？西潘古的香料树在哪里呢？连一点儿影子也没有。然而，哥伦布并不承认他失败了。他又连续三次不知疲倦地横跨了大西洋。他坚信，总有一天会在这些令人讨厌的礁石和海角之间发现一条航道，到达他的目的地。但是他却一直没有发现这条航道。海上航行充满了艰难险阻，他必须忍受饥渴和热带病带来的折磨。他和其他船长一样，已经是筋疲力尽，身体虚弱，难以继续奋斗了。哥伦布于1506年5月20日辞世。他死后仍然是厄运不断。16世纪上半叶，法国小城圣迪埃有一所非常有名气的研究院，这里是专门从事地理学研究工作的地方。1507年，研究院院长马丁·瓦尔德西默勒（一位诚实的德国人，他把自己称作希拉科米勒斯）决定出版一部关于宇宙知识的著作。可是，对于散布在亚速尔群岛以西数千海里之外的那些数目不断增加的小块陆地该怎么办呢？应该把它们集中起来命名吗？是时候了。但是应该起个什么名字呢？有人提议：“是谁发现并进行了探险，就用谁的名字命名。”在这个问题上，人类历史上最不合理的事情出现了。欧洲北部的人们可能听说过哥伦布，但是他的事迹还没有广泛传播。欧洲的北部地区流传着一本粗制滥造的铅印小册子。小册子上有蹩脚的木刻图片，表现的是印第安人和野兽，书里讲述了一个名叫多夫或类似这个名字的人曾经到过大鹏鸟生活的地方，他回家以后向周围的人们讲述了自己冒险的经历。欧洲北部的人们就了解这些。然而在16世纪刚开始的5年时间里，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逐渐在比利牛斯山脉流传开来。哥伦布的第二次航行得到了一名在塞维利亚经商的佛罗伦萨商人的资助。后来这名商人突然亡故了，一个名叫阿美利戈·韦斯普西的人继续与哥伦布签订契约。这个人也是佛罗伦萨人，是梅迪西家族在西班牙西部的金融代表。这位阿美利戈（据他自己说）曾经多次航行到新大陆，并在新大陆的南部发现了很多新的地区。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宣传家，还是一位非常喜欢写信的人。他经常给他的雇主洛伦佐·德·梅迪西写信，向这位老银行家讲述他的所见所闻。这些信到了佛罗伦萨之后，就被翻译、印刷出来，并广泛传播。当博学多识的希拉科米勒斯准备为欧洲和印度之间的那些岛屿命名时，立刻就想到了这位人们非常熟悉的佛罗伦萨人。每个能读会写的欧洲人都知道他的作品和业绩。因此，布拉科米勒斯提议：这些新的土地应该被命名为“阿美利戈之地”或“亚美利加之地”。因为人们对“亚美利库斯”这个名字已经很熟悉，所以也就没有人提出异议。这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是这个名字还是其他的名字，都是一样的。重要的是问题解决了，人们也就不用再操心了。我们也不要对可怜的希拉科米勒斯过分责备。他其实并没有什么恶意，他只是一位普通的学者，被聪明的宣传家欺骗了而已。第3章 信仰、黄金和印第安人
1732年，杰弗里·阿默斯特将军（他用自己的名字为北马萨诸塞的一个村庄和一所著名的学校命了名）命令他的一名下属处置一些已经承认英王陛下为其君主的土著部落。英王陛下曾经传达旨意给他：“把那些天花患者使用过的毛毯送给印第安人使用，让他们染上疾病。还要动用一切可以消灭这一可恶种族的手段。如果你计划用狼犬追杀他们的计划能够获得成功，那么我会非常高兴的。”如果18世纪上半叶（这时的人们已经开始关注那些文明程度不高的种族的福祉了）的一位杰出的、友好的英国将军可以干出这样的事情来，那么早在三百年前那些被西班牙天主教控制的国王陛下的士兵和传教士控制的可怜的野蛮人，又会是怎么样的呢？还是不要说了。西班牙人从小就憎恨和蔑视那些皮肤微黑的摩尔人（他们统治西班牙长达5个世纪）。因此，他们认为新领地上的那些古铜色皮肤的居民其实只是一种动物，和人并不属于一个族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对于印第安人倒是非常有利的。他们因此就可以摆脱宗教裁判法规的约束，因为宗教裁判法规是专门针对“人”的。因此，无论是在墨西哥城还是在库斯科，当那些贸然闯入的英国异教徒和犹太教徒脚步沉重地走向火刑柴堆时，那些土著人就可以兴致勃勃地前往火刑场观看盛典，而不会因为他们自己的邪教主张受到凌辱。然而除此之外，印第安人的境遇并不好，他们并不感到开心。他们坚信：他们才是美洲这块土地上真正的、合法的主人；那些外来的入侵者让他们成为奴隶；这些入侵者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就是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的枪、炮。这样的想法使他们更加难受。印第安人的来历问题一直都没有确切的答案。他们难道是跨过冰封的白令海峡或者是通过已经消失的陵桥来到美洲大陆的亚洲人？还是经过冰岛和格陵兰岛从欧洲漫游到拉布拉多半岛的原始人的后代？至今都没有人能够根据现有的资料得出结论。然而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人类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出现之后的数千年时间里，美洲大陆还没有人类活动；印第安人的祖先到达美洲大陆之后就和世界其他地区割断了联系，经过了大约1.5万或2万年的时间。但从智力来说，美洲的土著人并不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差。只是由于他们长期处于完全独自生存、发展的环境，以致在很多方面都比使用枪、炮袭击他们的欧洲人落后数千年。印第安人之所以轻而易举地就被外来人征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人数太少了。整个大陆（包括南美洲、北美洲和人口稠密的中美洲）的人口可能也不超过一千万，和现在的纽约或芝加哥差不多。人数这么少，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游猎，同时还因为他们大多不知道农业。当然，我所说的这些只是一个概论，而概论是不确切的。印第安人有很多种：有高度文明的玛雅人和秘鲁人，也有吃人肉的巴塔哥尼亚南部地区的部落。但是他们都不是那些组织严密、武器精良的欧洲入侵者的对手，他们的领土被侵略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占领了。对于他们来说，非常不利的是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的时候，即西班牙人刚刚经过大约6个世纪未间断的战争，把最后一个穆斯林哈里发赶出了他们的国土。西班牙仍然充满着圣战的精神，并且时刻准备着，以至高无上的宗教的名义来从事见不得人的勾当。科尔特斯和皮萨罗这些人和一群训练有素的恶棍摧毁了有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加起来的面积那么大的印第安帝国。如果他们不是把自己当成首领熙德的直系子孙和上帝挑选的使徒的话，是绝对做不出这种事情的。征服者当然都是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他们英勇悲壮的故事被描述得有声有色。他们越过高山，穿过沼泽，具有高尚而又邪恶的献身精神，这就是他们的事迹。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这样一个问题：这种虔诚是和对黄金的极度贪婪交织在一起的。为上帝效劳和为异教徒做些事情的意愿，的确促使一些纯朴的传教士不畏艰险，漂洋过海。但是绝大多数的人想的只是发财致富，并且是要迅速地发财致富。他们打家劫舍，毁坏农民的灌溉水渠，霸占良家的女孩。而那些国内的人们同样是贪得无厌、冷漠无情的。只要“运银船”每年运送大量的黄金、白银，供相继登上国王宝座的匪利佩们、卡洛斯们和阿尔丰索们进行无休止的征战，就没有任何问题。这种状况对西班牙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第一批美洲的岛屿被发现还不到20年的时间，墨西哥的土著就已经大批死亡了，最后还不得不从其他地方引进劳力。最开始的时候，这些劳力是印第安人，来自佛罗里达和委内瑞拉。但是那些美洲的印第安人并不是好的奴隶，一旦他们被抓住，就会陆续死亡。因此，一个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的人（一个和哥伦布一起航行的人的儿子）建议不要再强迫美洲的土著到矿山和种植园工作，而是使用能够吃苦耐劳的非洲黑人代替他们。他的这一建议的确是非常令人反感的。拉斯卡萨斯提出的这个建议是出于善意的，但是他的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却与他的初衷相违背。不久，那些基督教国家的恶棍无赖（当时为数不少，后来也很多）就纷纷出动，沿着塞内加尔河和刚果河猎取奴隶。而这种令人愤慨的贸易一旦开了头，就一发不可收拾，并且一直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新大陆的殖民地体制是注定要消亡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原因就是：西班牙国王天生就爱集权。在那个不幸的国度里，一切都要听从马德里的命令。任何殖民地都不可能享有丝毫的自治权。所有的官吏都来自宗主国；没有一个在海外出生的人能够得到一个高的职位或者是负有责任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殖民者们只能耸耸肩说：“这有什么用？”（或者类似的话。）他们避开政府的所有机构，不择手段，发财致富，他们要么就是剥削他们的白人邻居，要么就是奴役他们的奴隶。还有一些人加入了教会，充分利用他们在社会上的这种优势地位，很快就能够使当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不动产落入教士和他们随从的手中。但是垄断统治却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西班牙将这种制度作为整个殖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进到了新大陆。私人企业被无情地排除在外。个人经商者一旦被发现，立即就会被送上绞刑架；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哈瓦那运出的每一盎司黄金和每一磅肉桂，都要在加的斯登记造册。那里有一群死板的书记员和官僚政客，所以独立的商人阶层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也没有发展的余地。一些犹太人（就在哥伦布从帕洛斯启航的那天被西班牙驱逐出境，这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在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落脚生根。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劳和俭朴积累了一些财富。但是只要他们有了一点儿钱，宗教裁判所就会指责他们离经叛道，并对他们施以火刑，还会没收他们的财产。于是其他一些人就移居到了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用他们的智慧和金钱为西班牙的劲敌服务，用这种迂回的方式来摧毁那个曾经使用残酷的手段处置他们祖先的国家。其实还有许多令人不满和应该受到非难的事例可以列举出来。但是这些事实已经足以说明：为什么现在“美国的历史”已经不再是那些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而不讲英语的历史故事。不错，是西班牙发现并征服了新大陆，但是当发现和征服的过程一完成，它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它想把新大陆变成一个旧大陆的复制品。这个严重的错误使它日后的所有努力都注定要失败。决定人们命运的诸神是非常宽容的。但是在事实上，它们又不准人们随便跨越越雷池一步。第4章 毫无价值的土地
一群岛屿，彼此邻近，组成了一条锁链，截断了从欧洲通往东印度群岛的道路。这个障碍是非常可恶的。人们对它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逐渐成了一个可怕的现实。最开始的时候，那些冒险航行的人都是满怀希望的。哥伦布失败了。其他人可能会取得成功。而解决这一问题的人却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巨大的收益。因此，他们开始努力地工作。他们探寻每一个海湾。他们的航船沿着每一个河口进行巡查，在河流中逆流而上，直到看见沙岸或者山梁为止。因为那些令人讨厌的沙岸和山峰说明，他们的探察又要落空了。他们对每一条小河、每一条小沟都进行了探察，可能会取得成功！不在这两个岛屿之间，就在那两个岛屿之间，肯定会有一条通道、一条狭窄的水路，也许会有一条线路可以通过小帆船，不在这两块礁石之间，就在那两块礁石之间，也许会有一条通道，能够直接到达向往已久的“香料群岛”。有很多次，这个愿望似乎就要实现了。1500年，维森特·平松（1492年那次著名航行的幸存者）发现了一片宽阔的水域，好像可以向西航行。他航行了50海里，但是遇到了一组小岛和沙洲，所以他被迫向后转了。直到40年后人们才发现亚马孙河其实只是一条非常平常的河流，可能只是比其他河流长一点儿、宽一点儿、大一点儿、混浊一点儿，但是不管怎么说，不过只是一条河而已。1513年，谣言又一次传遍了欧洲的各个港口，说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了，直接通往中国的水路找到了。很正确。但是巴尔博亚刚刚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占领的那片波光粼粼的水面，被绵延数百英里的难以攀越的山崖和火山与大西洋隔开了。巴尔博亚站在绞刑架上的时候（他独自行动的冒险行为受到了西班牙式的惩罚）才知道他失败了；他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而且还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了。与此同时，瓦斯科·达·伽马终于发现了直接通往加尔各答的东航路线。这样，从加的斯和帕洛斯到圣多明和古巴的漫长而危险的航行就不必要了，这条航线能“获得重大发现”的希望非常渺茫的，被人们看作一种荒唐而又不必要的冒险行为。向正南方向沿着亨利王子在25年前所指定的路线航行，人们始终都能够看到陆地（除了几片很小的水面之外），三天或者四天就可以上岸补给一次淡水。因此，“亚美利加大陆”在地理学上就不再那么令人感兴趣了，而剩下的只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了。而下面的问题则是“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处置它呢”？答案很简单。“我们可以靠掠夺那些土著人发财致富，也可以把其他人喂狼和猎犬。”于是，那些出身低级的贵族冒险家们、拦路抢劫的盗贼们、恶棍暴徒们，以及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无赖、流浪汉们，都欣喜若狂，高声喊叫着：“快走啊！”他们实现自己宏伟大业的方式就是：枪杀、砍杀、绞杀、放火、抢劫、说谎和欺骗；他们的方法就是让土著的村落合并，集中进行墓葬。作家们往往会对这一切进行美化，使他们的事迹流传于世。他们认为自己祖先所做的这些杀人放火的勾当，和其他人的祖先杀人放火的罪行完全不同。在很短的时间内，新大陆上凡是有些价值的地方就全都落入了西班牙征服者的手中。他们强行霸占了这些土地，又不愿意辛勤地进行耕种。墨西哥最先遭受灾难，然后就是秘鲁，再后来就是智利被并入了新卡斯蒂利亚。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东海岸开始了活动，但是他们的活动被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平面世界地图上所画的一条小小红线所限制。他们只能在划给自己国家的地域内活动。教皇画这条线，为的是让他那些虔诚的信徒能够平分美洲的战利品，而不要使基督教徒们流太多的血。我们最好还是查阅一下那个时期的地理手册吧！对于绘制那些地图的专家来说，16、17世纪是一个黄金时代。那个时代的许多地图绘制者同时也是一流的艺术家和非常卓越的科学家。但是他们为我们留下的美洲“形象”却是非常奇特的。他们在绘制南美洲和中美洲地图的时候，把那里的海岸线和河流都描绘得非常清楚，可以说是完美无缺。对于墨西哥，也是这样的。对南美洲的部分地区，他们绘制的精确度也是非常高的。但是除了这些地区以外，他们就都不感兴趣了。在北部美洲广袤的旷野上，他们只是简简单单地写下了这么一行字：“毫无价值的土地。”第5章 尚普兰与独木舟
很少有人能够非常理智地看待自己。即使是现在，这种人也不会比旧石器时代多很多，甚至还要比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和小亚细亚少那么一点点。当然这种事情是很难用一种科学的精确尺度来加以衡量的。然而我们对这个事实是非常清楚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一般人都喜欢吃容易消化的、添加了很多种调料的食物。生活在北半球的人们在餐桌上最爱谈论的话题就是：拉丁人（和其他所有的南方人）根本就不懂得航海；真正懂得航行和航海知识的只有“盎格鲁－撒克逊人”，（把标准放宽一点儿）或者还有荷兰人和挪威人。可是，当我们的祖先还在往脸上涂颜色、吃生的熊肉片的时候，腓尼基人的船长就已经带领着一群闪米特人水手到过好望角了。之后，当日耳曼人还惊奇地盯着一种叫作“舵轮”的新鲜玩意儿的时候，闪米特迦太基人已经开始和刚果的土著人做生意了；罗马人和希腊人就已经探察过地中海的各个角落了；一些勇敢的推罗人和西顿人水手还定期到康沃尔锡矿区。葡萄牙人漫游了世界各地；一位意大利人发现了美洲；从火地岛到佛罗里达之间的各个港口都在使用西班牙语。我们可能并不喜欢听这些话，但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是：我们的祖先是从西班牙人和法国人那里学会了如何做生意。当世界地图的大部分地区都精心地标上法语和西班牙语名称的时候，我们的地名还没有标示在地图上呢！这不仅仅是因为拉丁人航海家具有非常高超的航海技术，也是由于他们有着非凡的探察技能。弗罗比歇和德雷克曾经多次试图寻找能够把他们从大西洋带到太平洋的水道。但是他们是航海家，所以他们离不开船。当结果被证实：他们在一片开阔的水域逆流而上，来到了一条河的源头，或者又看到了一个海湾模模糊糊的海岸线，他们又一次失败了。他们发誓要继续寻找。他们掉转了船舵，扬起风帆，想到其他地方再碰碰运气。难道不能上岸试试吗？不，他们绝对不会上岸！对于约克郡的农夫来说，行走只是一种娱乐的方式而已。而真正的德文郡人的活动是要在船上进行的，要远离陆地上的花草树木。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善于行走。他们能够披着盔甲，在烈日下行走很长的一段距离。如果是现在的军队，那肯定会拼命地喊叫，要求乘坐卡车，要喝冷饮了。西班牙人走到哪里就毁坏到哪里，他们总是盲目行事；而法国人由于没有得到自己国家的支持，所以逐渐地也学会了使用其他的方法做事。他们有的时候也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非常残忍，用枪炮来对付仅以弓箭武装起来的土著人。但是法国人更喜欢先礼后兵；而西班牙人则是一开始就杀人，然后再派教士去布道，教化那些幸存的人。在那些百折不回的法国航行家中，有一位非常有名（因此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他叫尚普兰。他曾经写过一本非常著名的书，他在书中第一次提出建议开凿一条穿越巴拿马的运河。他在书的扉页上签的名字就是萨缪埃尔·德·尚普兰·德·布鲁瓦热。他为自己的这个名字而感到骄傲。当他到达新大陆北部的时候，人们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知道有一条流经内陆的大河了。但是人们对圣劳伦斯湾雾蒙蒙的岸边以外的地方就不那么了解了。有一个人想在加拿大的旷野上寻找通往印度的道路。这个人就是尚普兰。他和他的后继者坚信自己的事业一定能够成功。他们是一群非常勇敢的人。他们不需要大队的人马随行，因为那样会很麻烦。他们通常只带一两个白人随行。沿途的土著帮他们运送东西、划船操桨。很快他们就发现：向西穿行，水路比陆路更容易。大部分的印第安人的生活仍然是以渔猎为主。他们发明了一种小船，非常结实，能够在急湍的水流中航行；这种船的船体很轻，当遇到河道不能行船的时候，把它拖上岸带着走就可以了。尚普兰乘着这种“独木舟”向西航行，一直到达了休伦湖，并且绘制了圣劳伦斯河下游地区的地图，探察了安大略湖和欧奈达湖；还非常巧妙地利用阿尔贡奎因人、休伦人和易洛魁人之间的争斗，探察了后来发现的尚普兰湖（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湖）的沿岸。最后，他在罗亚尔港、魁北克和蒙特利尔建立了殖民点。这些殖民点后来都成了计划中的“新法兰西”（从戴维斯海峡到墨西哥湾）的发展基地。即使是尚普兰和与他同样著名的后继者（马盖特、诺利埃、埃内潘和拉萨尔——他们从贝尔岛海峡出发，沿着圣劳伦斯河、五大湖、俄亥俄河以及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经过陆地到达莫比尔湾）这样一些人的热情，也没有能够让法国的君主们相信：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在美洲进行不动产的投资，要比他们竭尽全力为了扩张王朝势力的而进行无聊的战争更为有利。波旁王朝的君主们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们毕竟是亲表兄弟；而哈布斯堡王朝君主们的姓氏又都来源于一个名叫“雄鹰巢穴”的古堡。雄鹰是非常善于争斗的，但是雄鹰却不善于深谋远虑。这些决定着欧洲命运的王朝，专门寻找和平邻国中那些容易对付的对手。只要它们还能够维持一天，那么就绝对不会考虑到遥远北方大陆天寒地冻的荒原上去。因此，即使那些伟大的法国先驱者已经进行了探察、开发，但是一切都依然如故。那块地方在地图上仅仅只是几个点、几条线。那个地方是五百年前北欧人莱夫第一次看到的。其他的地方则是一大片的空白，上面写着一行经常可以看到的大字——“未知的地方”。以前未知，现在仍然未知，这真是地理学上的一个天大的笑话。那里的一切都成了凡尔赛宫里茶余饭后闲聊时讲给小孩们听的稀奇古怪的神话故事。他们非常喜欢听有关霍奇拉加国王的故事。他的头上装饰着羽毛，鼻子上穿着金属环，非常滑稽可笑。第6章 加尔文博士对世界的探索
佛罗伦萨的圣洛伦佐教堂里竖立着一块石碑。这其实就是一块原石，没有任何雕凿的痕迹。数百年来参观者们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着它，一直都认为它是难得的雕塑佳作之一。它是用来纪念一位生命非常短暂的六等小诸侯的。在他的一生中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值得纪念的事情。在6个世纪以前，有一位非常精明的当铺老板使阿尔诺河畔的一个小村庄变成了文明世界的中心。他死后也葬在了圣洛伦佐教堂。他被装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木质棺材里下葬，被埋在教堂里一个非常不显眼的地方。人死了以后，荣耀就会像闪电一样，稍纵即逝，有什么功绩，谁也说不清楚。哥伦布的发现为西班牙扩张了数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而一位德国的教书匠在编写一部普通学校使用的初等地理书时，竟然剥夺了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新大陆的荣誉。要知道，是他让他同时代的人知道那块新大陆。后来曾经有很多人试图纠正这个错误。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却表现出了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要强的宽容大度。我们国家的地图就是一首对热那亚航海家荣誉的赞歌。国家的法律规定：把开垦出来的沼泽地称作哥伦比亚特区。用“哥伦布”的名字命名的地方，全国各地都可以见到，并且还有用“哥伦布”的名字命名了公路、停车场和山峰。总之，火星来的客人很快就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即克里斯托瓦尔先生肯定是这艘名叫美国的商业投机巨轮背地里的合伙人；他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肯定起到过非常巨大的作用。如果我可以勉强地使用一种比喻说法，那么哥伦布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接生婆。是他为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带来了文明之光。他是一位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他的品德可以说是儿童们的楷模：要像他那样，在少年时代就树立伟大的理想，努力求学，长大了以后进行不懈的追求。他的经历又启迪着人们：一个人也许会被遗忘，即使是他同时代的人也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名字。如果我们这些后来人还有一些真情实感的话，那么就应该在美国的每一座城市和村庄竖起一座或者若干座约翰·[1]加尔文的雕像，以表示对他的纪念。加尔文1509年出生在法国的诺阳，1564年在瑞士日内瓦去世。由他创立的批判性极强的神学体系和原来霍雷布山的先知所阐释的体系都已经过时了，1927年著书立说的人们，往往根本就不会再提到这位已经过时的法国改革家，往往也不会重视这位不知疲倦、疾病缠身的神学家对人类的进步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如果承认自由和幸福是每个文明国家为之奋斗的目标的话，那么加尔文就应该在每个通情达理的人心中拥有一个特殊的、突出的位置。加尔文如果能够读到我的这些看法，那么他一定会坚决否认他曾经想过要做这样的事情。不错，他是要为法国人争取思想的完全自由（法国人认为他确实是这么想的，其实他们这样认为也是对的）。然而，一旦他活动的地区摆脱了罗马教皇的影响，他那么就会希望日内瓦成为第二个罗马。在那里，人们要按照教规行事，长老的话一言九鼎，就是最高的法律。他的这些想法是根本行不通的。但是他敢于挑战教皇权威的战斗精神，却促使形形色色的改革者和新教徒，组成一支战无不胜的反对派大军，向教皇宣战。为什么约翰·加尔文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而首先竖起[2]反叛大旗的马丁·路德却不可以呢？看看地图，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了。马丁·路德生活在德国的北部，一个叫威登堡的小镇上。在他的家乡与敌人的领土之间隔着一大片广阔的友好地区，这使他非常具有安全感。而加尔文生活在瑞士南部的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城中，时时都可以感受到天主教的影响。他在指挥着新教徒的前沿阵地。他终生都生活在军营中。做这种事情的人——不管他们是军队的先锋，还是教会的先锋——往往都会提出一种非常奇特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在其他的地方是根本找不到的。“绝不留情”的训诫是从第戎和格勒诺布尔的火葬堆里带到日内瓦的。战场上的不留情与教会和国家治理上的不留情只有一步之遥。但正是这一步，距离《新约全书》中所体现的仁慈心就已经很远了，信徒们就被带回了《旧约全书》中所体现的那种冷酷无情之中。这一步使人们离开了可爱的拿撒勒田野，恐怖的耶路撒冷城墙被视为灵魂的寄托之地。对这种事情的发生表示遗憾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在历史学的范畴里，对任何一件事情表示遗憾都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人们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竭尽全力设法对此加以理解。铁腕人物（这种人没有任何原则；他说的话，就是原则）最终摧毁了世界超级大国罗马帝国，也只有铁腕人物才能够摧毁这个世界超级大国。用我们的观点来看（不可以，这样说就太笼统了，应该说，从我自己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件非常顺乎人心的事情。罗马人的宗教信仰是直接仿效各位先知和大师的（关于他们的业绩，在古代犹太编年史中有许多记载）。而他们的这些宗教信仰，肯定要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从地球上消失。但是他们做的好事也肯定会流芳千古。因此我敢肯定地说：我们如果没有受到日内瓦湖畔那位孤胆斗士的启迪和激励，那么就绝对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务。[1]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法国宗教家，于马丁路德新教之后，创立一派，势力最盛。他所宣示的主张称为“加尔文主义”，重点在强调教会组织为保持信仰纯洁所必需；确认人性的堕落与成功属于少数选民。[2]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国的宗教改革家，他反对罗马天主教，创立了新教派。第7章 异教徒成了抢劫犯
为了让那些从来都没有当过记者、警察局看守、不懂得有关罪行的专门术语的人明白，让我们来解释一下“拦路抢劫者”这个词。拦路抢劫者并不是普通的盗贼。普通的盗贼是一些卑鄙小人，他们抢劫正派人的钱财。在这种情况下，被抢劫者可以大声呼救。那时，立即就会有勇敢的警察赶到现场，捉拿嫌疑犯，将他送上法庭。无私的法官会判他几年徒刑，把他们关在牢狱中服刑、反省。当然拦路抢劫的人也是一些道德败坏的人，他们专门抢劫那些非法酿制、运输和销售各种酒的人。这种人是没有法律保护的。他不能叫“救命！”，请求警察来帮忙。因为警察会询问他：“尊敬的先生，请问你的职业是什么？”他如果如实回答：“我是非法酿制、运输、销售各种酒的人。”那么他立即就会被关进监狱。因此，他就只好任由拦路抢劫者摆布，他们全都心狠手辣，并且配着手枪，驾驶着大功率的汽车。他认为这些家伙实在太卑鄙了，简直无法形容。其实，只要那些非法酿制、运输和销售各种酒的人不主动去找麻烦，那么，那些拦路抢劫的人就都会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生活。他们活着（寿命往往会很短）除了害怕那些非法酿制、运输和销售各种酒的人进行报复以外，什么也不用担心。年长的人总是想让年轻人相信他们自身的清白，他们应该受到所有好孩子的尊敬，孩子们应该像希腊人敬畏、尊崇居住在山上的神灵那样敬畏、尊崇自己的祖先。1600年被绞死的海盗船上的厨子，1700年成了“英勇无畏的海盗船船长”，后来又成了1812年海战中“勇敢的船长”，1900年时则成了辉煌的殖民帝国的奠基者之一，享有了树碑立传的殊荣。12岁的时候因为偷窃祖母的钱包而逃到印度的小孩，后来在一群恶棍无赖的帮助下劫掠了一个印度贵族的所有珠宝。他回到家乡的时候，家乡人把他视为当地财主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他表示热烈欢迎。历史和现实生活一样，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果你参与了政治动乱，被抓住后就要被当作叛徒绞死。但是如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