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理的行为（增订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唐·麦卡林,李文吉,施昀佑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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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的行为（增订版）试读：

前言

我还是不折不扣的摄影师，拍摄各式各样的照片。我在法国办过三次大型展览，谢天谢地，摄影在法国还很受人看重。去年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我策划了一场大型展览，以非洲南部的艾滋病危机为主题。我最近出版了三本新书，还在进行一个有关埃塞俄比亚南部部落的新项目，那真令人振奋。

所以我好像终于能够重拾生命意趣。至于未来，我想继续工作，特别是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唐·麦卡林 二〇〇二年三月于萨默塞特致谢

在众多帮我打开生命窄门、走向宽广世界的友人当中，我该感谢《观察家报》的图片编辑布莱恩·康贝尔，是他最先派我到战地；自由记者菲利普·琼斯·格里菲斯，他在我初出道时鼓励我，并教我许多事；帮我的作品在美国做宣传的康奈尔·卡帕；马克·霍华斯－布斯，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为我策展；马克·山德，我最喜欢的旅行伙伴与朋友，他在我结束战地采访后陪我一同度过多次危机。

多亏许多同事与朋友慷慨协助，提升了这本书的深度与准确性，他们历经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困难，协助挖掘记忆里我们一同经历的事件细节，或是提供他们的看法，使我免除一己偏见。我向被我疏忽遗漏的任何人致歉，并对以下诸位致上最衷心的谢意：大卫·布伦迪、托尼·克里夫顿、彼得·克鲁克史东、亨特·戴维斯、乔纳森·丁伯白、彼得·邓恩、哈利·伊文思、詹姆斯·福克斯、法兰克·赫曼、迈克尔·赫尔、伊恩·杰克、菲利普·雅各布森、大卫·金、菲利普·奈特列、约翰·勒卡雷、大卫·雷奇、诺曼·刘易斯、马格纳斯·林克雷特、卡尔·麦克里斯托、马丁·梅瑞迪斯、亚历克斯·米切尔、布莱恩·莫纳汉、艾瑞克·纽比、迈克尔·尼克尔森、艾德娜·奥布莱恩、彼得·普林格、迈克尔·兰德、墨瑞·塞尔、威廉·肖克罗斯、柯林·辛普森、葛弗瑞·史密斯、沙利·桑姆斯、安东尼·泰瑞、布莱恩·华顿与弗朗西斯·温德汉。

尼克·惠勒、克莱夫·林普金和罗杰·库珀很慷慨地让我使用他们的照片。除了我自己的照片，我也擅自使用一些朋友送我的照片，令我伤感的是，他们已经不在世上，无法征得他们的同意。

我特别要向几个朋友致上莫大的感激：刘·切斯特耐心且用心地给我的生命带来一些秩序与方向，林·欧文在我撰文过程提供不懈的协助。我更要特别感谢托尼·柯威尔，我在开普（Jonathan Cape）出版公司的编辑，他让这一切得以实现。第一部街头浪子01 战场

1970年2月的某一天，一对兄弟在沙漠战场上相遇。哥哥是我，出第二十次战地任务的摄影记者；小弟迈克尔则在这遥远的非洲国家与马背部族、驼峰骑士交战。如今担任法国外籍兵团副官的他，当时还是个中士。我们在那不毛之地相聚一个钟头，讲起话来却只落得针锋相对。

两人在分离的多年间，对战争都各有一番切身体验，又各持己见。战地摄影师和外籍兵团一样，都得走上前线。在烽火连天的国度里，外国记者在饭店酒吧通过现代通讯设备，谈论的战场见闻之多，史上无人能出其右。现役军人（英国特种部队和雇佣兵除外）通常只投身自己国家的冲突，战地记者则是无役不与。摄影记者和躲在后方就能获取更多消息的文字记者不同，往往都置身枪林弹雨中。长期献身这份工作的人，如伟大的罗伯特·卡帕与拉里·伯罗斯，通常都为工作丢了命。我守着这工作二十年了，或许是奇迹吧，竟还活着。我在乍得与弟弟相聚前，已到过塞浦路斯、刚果、耶路撒冷、比亚法拉等前线，也赴越南出过多次任务，而接下来，我还要去第四次中东战争，去柬埔寨、约旦、黎巴嫩、伊朗、阿富汗，甚至萨尔瓦多的战场，见证战争的毁灭性。那些战场夺走我许多好友的命。

或许是我的战地经验太多，使得迈克尔和我渐行渐远。我们都是为了追求冒险而走上战场，但战争对于我俩却有不同的意义。对迈克尔而言，战争是一场游戏，一种激情。虽然战争于我仍很刺激，但多数时候我只想到战争的恐怖。迈克尔的态度比较好理解，更像军人，我的心态就没那么直接。毕竟我不必服从军令，而是自愿参与。如果我觉得战争变得可憎，为何不远离战场？有人告诉我，我一定是存着某种求死的愿望。的确，我一生中一直有某种东西逼着我走出去记录死亡与苦难，但绝不会因此而渴望自己或任何人死去。

如今我已不再踏入战场，却仍得苦苦对抗那些战地经验背负的意义。每场战争都骇人地与众不同，但也有可怕的相似之处。你抚慰死者、与死者共枕，和即将死去的人一同生活。望着、注视着别人不忍目击的事物，我干摄影记者时，生活无非就是这些。但有人批评我硬是把这种恐惧带到安乐的人面前。关于我所拍的战争与饥荒照片，有人说：“现在我们知道了，但我们知道了也无济于事。”然而我相信，认真反思这背后的一切，并不天真。了解战争当然很重要，而我对战争的体悟，也绝不仅止于近年来唤起大众良知的照片。我的摄影主题太过严肃，称不上艺术──我厌憎这种想法，也讲过不止一次。对传播真相进行新闻审查，让我非常怀疑其意图。

即便我有多年旁观经验，却还是做不到无动于衷，也不觉得自己可以冷漠以对。面对战争的惨状，很少有人能不动摇。这些景象就是应该，也的确能激起痛苦、羞愧与罪恶感。有些景象更是不忍卒睹。有一回我和美军海军陆战队一同困在越南某个前线据点，黑暗中，一辆补给车载着弹药冲过我们的据点，司机是你会在海水浴场看到的那种蠢蛋。车子停住，越共狙击手干掉那个驾驶兵，他瘫在方向盘上，引擎还继续发出可怕的嗡嗡响。那一整晚，其他战线的照明弹不断照出他的尸体轮廓，黄色的、橘色的、绿色的，诡异而荒谬。炮火不断，我们无法接近他，只能看着这一切直到天亮，惊骇莫名。此时战火也已逐渐平息，那个蠢蛋的卡车引擎终于耗尽汽油，懒洋洋地熄了火。

战火中，你常会以为明天就轮到你，你将会成为躺在地上仰望群星的那个人。一个人以一个姿势躺着不动，瞪着星星，却没在看，确实很诡异。记得有一回我走在巡逻队里，忽然枪声大作，射死我前方的两个人。我趴下找掩护，嘴巴埋进土里，照相机沾满泥沙。我在那里躺了20分钟，动也不动，生命中的一切在脑中飞过。在这种时刻，当你面前和身后的人都死了，你会有一种强烈到无法抵挡的感觉：他们都是替你死的。

有人说我的照片洗得太暗。这种经验怎么能用明亮的感觉传达？然而我自问，我所有的观看与探究，能为这些人（或是任何人）做些什么？当枪声接近我的时候，我有多少次想到，就这样吗？就是今天吗？我这一生，是怎么过的啊？唐·麦卡林，1936年02 战争之子

就像我这一代的所有伦敦人，我是希特勒的产物。我在30年代出生，40年代遇上大轰炸，然后好莱坞电影进口了，我开始见识到暴力电影。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曾在无意中听到父亲跟母亲说，他防空局的同事在轰炸后发现一颗头颅，还装在盒子里四处拿给人看。在二战期间和战争刚结束时，这类骇人听闻的事是伦敦人的家常便饭，自然也烙印在儿童脑中。

轰炸地点成了我们的游乐场。我们出门搜罗炸弹碎片和德军丢下来反雷达波铝箔。我们活在夜间空袭的恐惧中。防空洞，就像我们家后院的那一座，成了第二个家。这些避难场所有种刺鼻的味道：闷在水泥洞穴内的潮湿空气的气味。那气味长伴我左右，至今仍能记得，如同别人深情地回忆夏天，或冬天火炉的气味。

儿童玩战争游戏，因为生活里只有战争。我记得我和弟弟迈克尔玩儿兵人，我们在院子里把它们排成战斗队形，朝它们丢土块，把它们的头打下来。我日后想起这场战役，觉得就跟真的战争一样恐怖。

我的第一个家离托特纳姆考特路不远，我父亲有时在那里卖鱼。说“有时”，是因为父亲有病在身。家里大多数事情都得由母亲决定。随着妹妹玛莉出生，家中人口增加，我们搬到国王十字车站那一带，住进人行道铁栅栏下方的两个房间。但才待了几个月，便又搬到芬斯伯里公园的廉租屋。当时，那是伦敦北边最糟糕的一区。这回又是两间潮湿的地下室，玛莉和我一间，父母睡另一间。此外还有个洗碗槽，以及一间小小的厕所，一半在室内，一半在室外。这绝对不适合慢性气喘病人或儿童，但好歹是个家。

我对战争最痛苦的记忆，都源于大人要我远离战争的举动。我五岁时，玛莉和我被迫疏散避难，几年后才出生的迈克尔逃过一劫。我记得有好几辆巴士开到保罗公园小学，载我们到帕丁顿车站。许多人泪流满面，妈妈们挥手告别，对孩子叮咛再三。我们都挂着识别名牌，拿着装有防毒面具的牛皮纸盒。大人告诉我们，把我们送到乡下住是为了远离轰炸，好保护我们。

我们抵达萨默塞特的诺顿圣菲利普村后，玛莉和我就分开了。我妈妈得到的承诺是我们不会被拆散，但我们却分住两地。妹妹被送到村中最富裕的人家，那家人经营工程公司，在战时大发利市。我则被送到政府公屋（council house）。我和妹妹待在同一座村子，但从那时起，生活却有天壤之别。妹妹寄住的房子有名穿着黑白制服的女仆侍候她茶水，我会走到那儿，从窗户偷偷看她。虽然我是她哥哥，却被当作政府公屋的穷酸小子，不准进他们家门。回想起来，你从我照片里瞧见的某些东西，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在不被人注意到的情况下，设法尽量靠近我的主题。

你很快就会察觉到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并认命接受。我住在政府公屋，这件事或多或少就意味着我被套上了阶级枷锁。我妹妹在那房子里享受特权，因而离开了我们。之后，我母亲做了惊人的决定，让妹妹在战后继续留在那户有钱人家，永远受他们收养。他们把她送到滨海韦斯顿的女子寄宿学校，她就这么进了私立学校。你可以这么说，就像芬斯伯里的邻居所说的：“希特勒拉了她一把。”

我觉得被遗弃，没人要，仿佛我是品种不良的狗。我记得有一次父亲来探望我，他出门返家时，我追了出去，求他把我带走。我在诺顿圣菲利普村住了不到一年就又遭疏散。我总是被疏散。我对希特勒的轰炸计划毫无所知，我以为母亲心里想着：让他再次上路吧，让我喘口气吧。

第三次疏散让我的处境跌到谷底。我被送到英格兰北部，离兰开夏郡波尔顿不远的农村。那户人家是鸡农，我每个星期天都拿到一颗鸡蛋。他们把我送去做早上和下午的主日礼拜，然后还试着要我参加晚上的礼拜，想尽办法要我走出他们的房子。周一到周五，喝过下午茶后，他们就把我赶到户外，直到夜里十点钟，不管天气有多糟。

我睡在地板上。我的房间没铺油布毯，也没家具，只堆了老旧的孵蛋器。那个房间从来没住过人，他们只因为有多出来的房间，就被迫要收容疏散的儿童。

和我同住的还有一个男童，他父亲在坎登镇开酒馆。他常因尿床而遭毒打。我们被丢到一群古板的人身边，尽管他们满口基督教诲，却非常无情。他们觉得我们言行怪异，我们对他们也有相同观感。他们的马铃薯是带皮煮的，我厌恶这种古怪的煮法，不肯吃，又挨了他们一顿揍。

那次疏散的挨揍经验没齿难忘。我被学校的老师揍，被运动场的小孩揍，回到家又要挨揍。我盖起了一间小房子，里头装满憎恨与不信任。

有一天，我逞强想做某项特技而从谷仓摔下来，撞破了脸。我那断裂的鼻梁就是这样得来的。我爬过一段田野，昏了过去，醒来后看到两个女人低头望着我。她们把我送回家，我看到鸡农一副我闯了祸，忍不住想揍扁我另一半边脸的模样。他坚持要我隔天就上学。我的脸肿得像猪头，嘴里又冒出常被嘲笑的伦敦腔，就成了更大的笑柄。

我终于写信给母亲，告诉她我没有受到好的对待。她把火车票钱寄给我，我能回家了。返家前夕，那鸡农把垃圾桶里的鸡饲料倒出来，装满热水。我洗了十七个星期以来的第一次澡。

所有这些经验最后留下一个奇怪的后遗症。只要我有自己住的地方，有栋农舍，就总想养些鸡。我觉得鸡很能为房子生色，不幸的是，当地的狐狸也有同感。说正经的，疏散经验使我终生喜欢靠近遭迫害的人。我知道被烙上野蛮、肮脏、危害社会的标记是什么滋味。只是，我是被自己国人遗弃与恶待，而非外国人。

简单说来，疏散的后果很能锻炼人。孤独感，以及长期离开母亲，其效果就如同私立学校对中产阶级孩童的管教，把我变成强悍的家伙，能够独立自主，但也让我变得焦躁不安。唐·麦卡林的父母，芬斯伯里公园，伦敦，1947年麦卡林与妹妹玛莉，芬斯伯里公园，伦敦，1940年代唐·麦卡林（前排最左），班级合影，1947年03 帮客街的弃儿

回顾战时的伦敦，我养成了一堆怪异的习性。我会突然把脖子往前伸，反复几次，像抽搐一样。我生怕踩到人行道上的裂缝——所有小孩对此都有点偏执，但我则太过极端了。最重要的是，我喜欢和公交车赛跑。我常从芬斯伯里地铁站跑出来（这地铁站就像矿井巷道般向上爬升），看到开往高门的212路公交车一启动，便沿着路边，或在公交车前方狂奔个几百码，直到过了学校保健室，以考验自己。

我后来才发现我患有阅读障碍，经常换学校也不会有所改善。战时疏散结束后，我连最简单的东西都无法读，当然，拼命啃的单词也无法消化。在那年代，对学习迟缓的人只有一种补救教学：藤条或耳光。发怒的教师似乎觉得暴力能督促你进步。但在我的例子里，暴力却使我大大退步。我刚回到伦敦时很怕挨打、挨揍，以及挨拳头，那都是教师的合法管教。有个教师为了让我通过十一岁学测，抓住我的头往学校墙壁上撞。不过，凭良心说，芬斯伯里公园小学那些恐怖的教师面对的是最恶劣的一票男童。

我们这些从乡下回来的人都感受到，要重新适应贫苦的都市家庭有多困难。我了解贫穷的味道，如同我了解防空洞与养鸡场的臭味。对我来说，那是发霉与湿气、永远肮脏且因没有热水而永远不洗的抹地布，以及太多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的臭味。即便妹妹已经不在，我们还是经常在家里东挪西移，设法适应那个冰冷狭窄的地下室，好让我父亲得到最多温暖。我记得自己常在他整夜不停的咳嗽声里入睡。然而我童年的家境使我日后面对最穷苦的人时得以谦卑自持。不用别人告诉我，我清楚地知道他们过着何等生活。

我们住处附近的芬特希尔路上有条帮客街，恶名昭彰、人尽皆知。贫穷还不足以形容这地方，《伦敦北区最糟的街道》上有精确的描述：罪恶渊薮，里头有小偷、打群架的混混，及所有叫得出名堂的罪犯。帮客街居民对付警察的手段，跟人们在潘普洛纳奔牛节对付牛的那一套没什么两样。而且，还不限于警察。帮客街的小孩常触动写着“紧急事故、火警”的红色警报箱，以引来消防队。他们还常在炸毁的建筑里放火，好让警报更真实。消防队到达后，他们就丢石头，或割断消防水管。帮客街的孩子都在我那所小学上课。

我们的好时光都在校外。我藐视权威，所有男孩都如此。我们把轰炸过的废墟当成秘密基地，那是我们种种劣迹的竞技场。我们会买几毛钱的马铃薯片当午餐，把薯片挤进长条罐里带进废墟，爬到最高处，坐下来讨论事情，仿佛自己置身国会殿堂。通常我们都在争论如何破坏学校。在千疮百孔的建筑物里，有时我们会从顶楼往一楼砸东西，假装我们是在轰炸德国。这一切都很怪异，虽然毫无疑问，德斯[1]蒙德·莫里斯会把这看成正常的动物行为。它呈现了纪律的崩解，当局对人民统治的崩解。

这其中有一座废墟在我日后的生命里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炸毁的房子不是避风港，就是暴力的牺牲品。我们把铅管扯下来卖给金属贩子，把残存的地板拆下来，切成木条卖给老太太当起火料，每捆两便士。残败楼房的地下密室带给我们乐趣和极大快感。尤其是楼梯都不见了，从这层楼摸到那层楼更是刺激无比。对我[2]们来说，那有如攀登艾格尔峰，我们会在秘密基地盘踞几个钟头，避开怪异成人世界的眼光。

年纪更大后，我们进一步享受完全逃离学校的乐趣。学校的医务室是逃学的中转站。若你擦破皮或受了点小伤，那就是你要去的地方。我会在医务室先登记上自己的名字，然后逃得远远的，钻进地铁里，到终点站考克佛斯特才下车。我还会穿过铁轨折返，以躲过检票员，然后直奔乡间，寻找鸟蛋、蛇之类的东西。我常逃课，通常会有几个伙伴同行，他们跟我一样，身上的伤越来越多。

伤口通常是真的，我打了一大堆架。我不是天生的战士，之所以和别的男生斗殴，是由于我不愿受欺负。直到今日，只要能够抵抗，我都不会退缩，而我也已经碰到过各式各样的恶棍。这种态度可以说是很奏效的，虽然常惹来皮肉之痛。

学校里最受崇拜的男生是群架好手，有时同一家子的哥兄弟会有六七个人，而且惹到一个，就等于惹到一伙人。但最受尊敬的是偷盗大师，那些男生会半夜潜入科芬园偷新鲜葡萄，第二天在学校休息时间拿出来卖。伦敦市中心有上千个未遭轰炸却暂停使用的场所，等着那些男生去练习入侵的技术。我对这类勾当不那么热衷，倒不是我天生有守法的本能，而是觉得偷窃最有可能使我失去自由。

毫无意外，我未能通过十一岁学测，因此和一群同学从小学升入托灵顿公园初级职业技术中学。班上同学有半数进入感化院或教养院，我很幸运逃过一劫。我住的地方虽粗野，但仍有某种忠诚符号。你的大门通常是敞开的。到了夏天晚上，所有门窗都会打开，居民通常坐在窗边，因为他们不会像日后看电视那样，脸老是朝内。他们习惯朝外看，多多少少也会守望相助。

在那些日子里，家庭也有种和谐感。我记得在火炉前的小盆子洗澡时受家人宠爱的感觉。我们轮流洗澡，父亲先洗，大家共享那几勺子热水。想起那些时刻，我仍觉得温馨，即便是我刚出生的弟弟先洗，而他常常尿在澡盆里。

有时我母亲大发雷霆，家庭的和谐便瓦解了。我父亲常到哈林格赌狗，或许那是他生病或无业时寻回自尊的方式，但也让家里的经济更加恶化。

我母亲十分依赖分期付款和当铺，好让家用宽裕些。在这种家境下，我的角色至关重要，现在看起来像是狄更斯赚人热泪的小说，但在当时却是再真实不过。星期一早上我会拿着父亲的西服到当铺去，星期五再赎回来。西服总是包在床单内。

这码子事令我觉得难堪。当铺老板是个名叫卢坎先生的小个子，秃头，戴着无框眼镜，留着一小撮胡须，总是穿着细条纹的灰色西服，衬衫的领子很白。女人们不愿意上他的门，因为他老是在给当票时握住她们的手不放。我也不喜欢去那里。典当让我在很小的年纪就觉得，宁偷不乞。

星期六早上我会出门付分期付款，然后跑到洪塞路的唐诺先生家付房租。我的另一项差事是对上门收款的人撒谎：“我妈不在。”小小年纪就开始说谎，对孩子的成长，代价过于奢侈，但也是老妈持久战中的一部分，好维持我们一家子温饱和体面。

我们的衣物来自杰西·查普曼太太经营的二手店，那店看起来像是有人刚倒进了一卡车的面条。在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总有我或许能穿的。我母亲会把衣物带回家，想尽办法除掉二手货的可怕臭味。

由于父亲生病，母亲变成家里的强悍角色。她经常得出门挣钱，好买回一家人的面包，尤其是冬天父亲身体最虚弱时。大战期间，英国妇女扛下一些相当粗重的活，我老妈在飞机制造厂工作，或到国王十字车站把火车上的货卸到卡车上。她是出了名凶悍的斗士，有一回就和隔壁体格粗壮的太太干上了。当时妹妹从收养家庭回来探亲两个星期，隔壁太太叫她滚到别的地方去展示她优雅的腔调。母亲当街狠狠揍了她一顿，街上顿时变成竞技场，所有窗户都打开了，每个人都在看好戏。在那之后，母亲又出过一次重手，因为有个女人数落我行为不端。我同学都说他们爱看纳什太太打输时露出灯笼裤，母亲也变成地方上的英雄。

我觉得这一切令人相当反感。在萨默塞特，我被分发到比妹妹更下层的阶级，或许那自卑感使我当时变得有些势利眼。我尊敬母亲，但我的英雄是温柔的父亲，他和我相处的时间比较多。虽然他很沮丧自己不能当兵，但当我看到他为民防局抬担架时，他成了我的英雄。我从他身上学到了温柔。

晚餐后，老旧餐桌上吃剩的奶酪、面包屑及茶杯收走后，父亲开始为我和弟弟制造玩具，摇摇马或火柴盒教堂。他教我做小拖车、手推车，甚至还有大篷车，迈克尔在前面跑，手里拿着橡皮筋手枪，我扮阿帕奇印第安人在后面追。

我也常画我父亲。我会把纸钉在墙上，有时画出了纸外，等我把纸拿下来，墙上会留下一块白色的方形，四周是散向各方的线条。他不断鼓励我，我也开始学会一些技能。我爱父亲，也感觉到他对我深深的爱。我可能是小区里唯一没遭父亲痛打过的男孩子。我最大的恐惧是他会过世，但我陪着他抵抗病魔，以克服恐惧。那通常只是简单地跑跑腿，像是从附近的煤场偷点煤炭给他取暖。我主要的贡献是陪着他，这时我会作些画。我们也一起看电影。

那时我已不再看星期六早上的儿童电影（有个男孩会先溜进电影院，趁带位人员没注意，打开安全门让我们进去），而改看早年的战争片。有天晚上，我准备好和父母出门看电影时，有个女人敲门，跟我母亲说我常在托灵顿公园的防空洞里和她女儿胡来。那当然是真的，但也只是你情我愿的实验。

我记得，当母亲嗓门越来越尖时，父亲控制住场面。“去洗个澡，”他说，“我们要去警察局。”

我在澡盆边被扒去衬衣，母亲从厨房的一头追着我打到另一头。“如果我们还想去，最好现在就出门。”我听到父亲这么说。我以为他们这回会很不好过。他一路上一定强忍着笑，因为我们根本没走近警察局，而是到我们最喜欢的亚斯托利亚电影院前排座位。他们像是带着十三岁的儿子外出，庆祝他变成了男人。

[1] 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1928年生，享誉世界的动物学家，著名代表作为《裸猿》。

[2] 艾格尔峰（Eiger）：欧洲著名的高峰，位于瑞士，海拔3970米。北峰极其陡峭，夺走过数十位登山者的生命，人称“谋杀墙”。唐·麦卡林和弟弟迈克尔，伦敦，1947年1956年，英国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04 惊人的解脱

当母亲对后院的防空洞发起攻击时，我知道战争真的结束了。她和我拿着家里的小铁锤合力拆了它。这花了好几个月时间，还改变了地面的高度。完工后，母亲开始布置小花园。

我还没准备好追求和平。真正的士兵退伍返家时，我参军了。我们这队人马年方十二三岁，在汉普斯岱草原展开决战。我们自己制作武器。我总做布伦机枪，还做得很精确。那是当时英国的轻型自动武器。我也带着我父亲的民防局老医药箱，好提供“急救”。这些残酷的丛林战斗发生在肯伍德别墅后方，在我们幻想的“杀戮战场”上。在那里，我们乐于阵亡，对出色的表演引以为傲。我想，我们当中应该没有任何人知道罗伯特·卡帕那幅在西班牙内战时拍摄的名为《共和国战士之死》的惊人作品，但那是我们最喜欢的阵亡模样。

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结束了，后遗症是整整一代的城市孩童在想事情时，都只能以打仗来解决。我痛恨战争，电影则加深了愤怒。亚斯托利亚电影院放映的大多是《光复菲律宾》之类的电影，由约翰·韦恩（John Wayne）或艾罗尔·弗林（Errol Flynn）主演。

我也有机会接触到最好的英国玩具兵。一些邻居太太常带回铅制的玩具兵，一大堆装在大托盘里，做她们所说的家庭作业。她们在家为玩具兵着色以赚点外快，就像今日有人提供打字服务一样。所以我和迈克尔有源源不绝的新士兵可在后院玩战争游戏。

等到我十三岁成为真正的“军校生”，穿上笔挺的制服时，我已是老鸟了。我一身皇家步兵团的装备，我还记得将团徽（烈焰四射的炮弹）擦得雪亮时内心的激动。我们在布隆贝里的布伦斯威克广场附近一间操练堂里集合，几个周末都在奥斯特雷公园扎营，接受空弹匣和爆破管的正规训练。那就像模拟的战争，我觉得很棒。

即便如此，我的军人生涯并未维持多久。父亲和老师帮助我找到比较温和的兴趣。绘画是我上学期间唯一没被消磨殆尽的才华，也是少数几样托灵顿公园的男孩可以接纳，甚至羡慕的技能。语文或数学成绩好的人，会被认定是老师的宠物或纨绔子弟。画图还算好，那很特别，像是魔术。我不敢确定我的才华有多出众，但库珀先生帮我申请到商业美术奖学金，并进入哈默史密斯工艺美术与建筑学校就读。这学校位于莱姆·格罗夫制片厂对面，学生里同时有砌砖匠和崭露头角的艺术家。

这学校还比不上斯莱德美术学院，但已经令我觉得仿佛有人给了我一张通行证，一把钥匙，通往充满色彩与光芒的神秘花园。另外，哈默史密斯学校有女学生，而我还没和女孩子同堂上课过。当然我并未显露求偶意图，对任何女性都不屑一顾，所以也没能很快获得女孩的青睐，但我已和帮客街的男孩子完全不同，跻身备受瞩目的一群人之间。似乎有根魔杖挥过芬斯伯里公园，而我获得了赦免，得到了美好许多的生活。

接下来，我的世界忽然失去了根基。我赢得奖学金，父亲是最为兴奋的，但他的身体也日益危急。他的病情越来越糟，体重锐减，我常常整夜无眠，只盼他能活下去。但事与愿违，当时有百万座煤炭炉子往冬日天空泼洒黑烟。有天晚上他被送到海格特那家像座旧工厂的圣玛丽医院，弟弟和我被送到邻居家，这家人相当优雅，男主人在哈洛德百货公司上班。我僵直地坐在客厅，翻阅一本名叫《国家地理》杂志的东西。在我家，有时可以看到《世界新闻》，在理发店等候时我也会翻翻《图片邮报》和一本名为《画报》的杂志，但《国家地理》杂志呈现的摄影方式，在我来说是前所未见。我被深深地吸引住，忘了父亲病危住院，直到警察来敲门（当年芬斯伯里还没几个人有电话）。我记得大人压低嗓门谈话，不用别人跟我说，我也明白最坏的事发生了。

我父亲曾是一米七八的魁梧汉子，去世时体重才三十八公斤。他享年四十。日后有个朋友告诉我：“不管你当时几岁，父亲过世那天的感觉就像蛋给踢到一样。”对于我的感受，这是相当精确的描述。我父亲断气的情景、燃烧的蜡烛及其气味，我永远无法忘记。

那年我十四岁，是否继续待在美术学校已无需讨论。长子必须接下父亲的角色，开始赚钱养家。至少当年找份工作还不难，虽然多数工作没啥前途。母亲在铁路局的同事随即把我弄到蒸汽火车的餐车上当小弟。我通常搭彗星号列车，早上九点四十五分从伦敦开往曼彻斯特，专载商人，黄昏时再从曼彻斯特折返。我津津有味地看着那些肮脏、邪魔般的北方城市，工厂高耸的烟囱喷着黑烟。空气污染管制法如果尽早施行，我父亲可能还活着。除此之外，我还享有自由。我可以每天离开芬斯伯里到英格兰各地旅行，而我也善加利用这机会。

在内心深处，我生上帝的气，假如有上帝的话。他随随便便就把父亲从我身边带走。在我生命里，是父亲让我觉得悲惨的贫穷日子不那么难熬。我否认上帝。在我开始自怨自艾时，有股力量浮现了。表面上我仍吊儿郎当，在火车驶过高架桥时把盘子摔出窗外，看看有啥效果。我是酷哥一个，口袋里有30先令，有时拿到两倍的小费，但怒火正燃烧，就在内心不深处。“Teddy Boy”，芬斯伯里公园，伦敦，1961年05 猎狗[1]

我用第一笔存款买了套“Teddy Boy”西装，藏青色的方平纹，在斯托克纽因顿大街花了我七英镑七先令又六便士，少不得还要配上一双绉胶底麂皮鞋，当然要是蓝色软底的，再配上黑色鞋带。我穿这套行头赴第一次约会，对象是住在霍恩西的女孩，当天下着倾盆大雨。我们前往海格特跳舞，舞会在圣约瑟教堂（又名“神圣的乔”）举办，离父亲过世的地方很近。一路上我的头型塌了下来，西装也缩了水。

尽管看起来成熟得很，但行头下面其实还是个小孩儿。夜里我老妈加班时，我就成了迈克尔的保镖。尽管我年纪不小了，我们仍同睡一张床，躺着收听“黑衣人”范伦提·戴奥在广播里朗读系列恐怖故事。我们连头都缩进毯子里，好躲开抓小孩的魔鬼。梅菲尔，伦敦，1965年

与此同时，我还努力训练自己从事一切男人应该感兴趣的活动。对我而言，儿童期和成人期之间的桥梁是摩托车。街尾有个男孩把摩托车停在卧室里，机油托盘摆了一地，他有办法一边换摩托车机油一边和他女友乱搞，那是他说的。对我们芬斯伯里公园的其他人来说，这似乎就是耍酷的极致了。我发誓我早晚也要弄一部那种机器，在当时，我只有坐后座的份。

在梅菲尔，有个很酷的地方——“W. M. 拉金斯卡通制片厂”给我一份工作，我离开了铁路局。老板彼得·沙克斯是逃出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之前我给他看过一些我在美术学校的画作。他让我在一楼当传话小弟，还说如果我干得不错，就让我调色。

调色工作没做多久，因为后来大家发现我患有部分色盲，当然也无法胜任复杂的动画。我为摩托车骑士调蓝色、红色、黄色还可以，但无法掌握棕色、浅褐色、绿色。我又回头干传话小弟，对他们来说，我经验太少了，还不能带进暗房。我唯一的摄影经验是到霍洛威路的杰洛米照相馆，和妹妹坐下来拍了张合照给家人。

梅菲尔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了我。我变得非常在意外表。我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却苦恼没有足够的钱买衣服。下班时走出皮卡迪里地铁站，转进查尔斯街，我会看着自己映在劳斯莱斯展示间玻璃窗上的影子，上班时则在那里整理领子和袖口。我也记得自己突然掉头扎进柏克莱广场，闻着那美妙的店铺“摩塞斯·史蒂芬斯”的香水味，看着流水轻淌的橱窗内摆置的兰花。那让我见识到不同的世界，一个我的摩托车伙伴和帮客街男孩无法企及的世界。后者才刚服完首次刑，现在正要从感化院或惩戒机构出来。梅菲尔让我想逃离芬斯伯里公园的一切。

但为时尚早。我买了辆威罗塞特250，车尾像鱼，钢梁前叉，每小时可以飙到50英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布鲁克兰赛车场的王牌，头上也没有安全帽──当年可还没那些玩意。星期天我们会列队骑着上A-10公路，一路骑到科里尔，跳上战时淘汰的老救生艇，划进冰冷的河里。回家的路上我们会到咖啡厅吃些欧陆餐点，然后像轰炸干道般飙回芬斯伯里公园。我们不是那代表美好自由日子的“地狱天使”，彼此的友谊完全有别于我和帮客街男孩，后者是猎狗，成群结队胡逛找碴。

虽然有那些骑士朋友，我还是需要“疯狗”。威吓在芬斯伯里公园总是很有用，而且一直有个能量场要把你拉去胡作非为。我不偷窃，但帮派斗殴是强大的诱惑。我心里有着受压抑的攻击欲与许多愤恨。我想被当成货真价实的街头打手受到尊敬，像七姊妹路那些横着走的那票人，他们在当地有个名号──“老大帮”。他们挤在一部车里逛大街，在舞厅里炫耀刀械，或在夏夫斯贝里大道骚扰妓女。其中有一两个果然成了皮条客，但当时对性的认识水平也只比《健康与效率》杂志上通过周密新闻审查的裸照好一些。这票人会在周六晚上大举出现在托腾汉的皇家舞厅。在这群暴民面前邀女孩子跳舞遭拒是难以忍受的，你会希望来一场好打，在开场的震天呐喊中讨回面子。这会让大家痛痛快快玩个通宵，下次你再光临时，也会让气氛变得紧张。“老大帮”虽然是掠夺者，你会觉得，比起其他秃鹰，如潜伏在我们小区更强大更老练的罪犯，以及警察，跟他们相处要安全得多。警察是我们的天敌。如果你在死巷被条子堵到，像我某一次的经历，你可以确定，下星期你就会因伤势而获派轻松的工作。这一切当然都发生在第一批有色人种移民至英国前。我们在某些方面就像是白种的老黑，被排除在外。不过，我们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老黑，因为当真正的黑人踏上英国时，我们里头的多数人也一样顽固，且抱着种族歧视。

我入伍服役时，性格变得相当混乱。我已经爱上梅菲尔的工作，同事对我也很好，但我觉得他们仿佛能看到我额头上写着磨不掉的“芬斯伯里公园”，后脑勺则打上“劳动阶级”。我看不出我在世上除了传话还有啥搞头。我只能确定一件事：我不想进陆军受人摆布。听了几年比尔·哈利，我对军人生涯的向往已一扫而空，所以我阿谀奉承一番，混进了空军服役。

[1] Teddy Boy：1950年代，诞生于英国伦敦年轻人间的一种时尚风格。“Teddy”是“Edwardian”（爱德华式）的简称，源自爱德华时期的绅士装束，通常是深色上衣，紧身直筒裤，厚胶底仿麂皮鞋，一般还会配上鸭屁股头（DA）。在当时，Teddy Boy也指与负面新闻相关的叛逆青年。麦卡林（后排右），英国皇家空军，1953年唐·麦卡林，牛津郡，1954年06 坦克战事“就在那里！”有人吼着，“世界奇迹之一，你们最好也赞叹一下。”

我们行军抵达一辆皇家空军巴士，奉命上车，然后被运送到沙漠里看金字塔。在我们这些肉脚新兵眼里，金字塔只是一堆无聊且冰冷无情的石块。那天的好戏是搭巴士离去前爆发的喧闹。

几个阿拉伯人（或“中东佬”，在1950年代，我们这些毫不在意民族情感的混蛋是这么称呼他们的）强迫我们买些玻璃罐。对我们这些周薪27先令、住帐篷的穷汉来说，再没什么东西比这些玻璃罐更派不上用场。有个小伙子想出对付他们的办法：猛地放下车窗，夹住小贩的手指头，然后罐子就会滚进来，钱却不用付出去。那些阿拉伯人随即发起猛烈反击。

十八岁的我，举止实在不怎么文明，远不如金字塔，但我慢慢掌握了当兵的窍门。他们告诉我：“没错，麦卡林，你进入了制片业。我们有太多罐底片放在牛津郡皇家空军班森基地的女王中队里。罐子要涂上数字，有一百万罐。”那个数量还是低估的。他们的二战空中侦查底片可以堆成几座山，在罐子上涂号码比把煤炭洗白还无趣。我想，我才不干这码子事。我那一小队战友都大力支持这个看法。我们在山脊上放哨，注意班长有没有骑脚踏车过来。我们只有在他出现时才会把扑克牌藏起来，抓起油漆刷子。如同皇家空军弟兄所说，我们以观测控制产量。

我把念头转到国外。那是在苏伊士通航前二年，有人告诉我“运河区”是很悲惨的单位，所以我申请去香港。自然，我被分派到运河区，而申请运河区的人则毫无疑问降落在远东地区的摩天大楼、中式帆船，以及穿着旗袍的杏眼姑娘间。

我被派去驻守伊斯梅利亚，一个以铁丝网围起来的院落，靠近提姆萨赫湖汇入苏伊士运河处。热浪扑来，像大铁锤的重击。[1]

我一报到，他们就把我丢进铁槽子里。这和同名的被称为“陆战之王”的战争机器可毫无相似之处，而是个大池子，有一个房间那么大，内壁锈蚀得很严重，布满酸性药物的结晶。我的槽子是空中侦查摄影发展史中最不光彩的一页，底片就是在这里大批大批地显影。我的卡通电影经历让我够格把这槽子洗刷干净。

我每天早上被吊入这玩意儿里工作，后来则获准去搅拌有毒的化学药剂，甚至开始使用地图复印机，算是种优待。

我们一星期要轮三次夜哨，为此可以领到斯登冲锋枪，一种设计最糟的武器，连十步外的伦敦公交车都有可能打不到。偶尔我会抓到潜入营区偷东西的人，便将他们交给皇家空军宪兵，宪兵再打电话给当地的警察。接着你就会看到埃及警察沿着运河走过来，全副武装，头戴土耳其军帽，手持警棍。我们会驱车上前，敬礼，行礼如仪一番。被扣押的滋事者有时会辩称自己只是进来拿回不小心跑进铁丝网的东西，警察会甩他一耳光，主要是为了让我高兴，因为我会想，若不是他，我已经躺在床上了。我的态度真是无知。

有个摄影师力劝我参加摄影师职业技术考试，通过后可以做比较有趣的工作，钱也比较多。我参加笔试，没过关，但我的生活突然改善了。我仍是摄影助理，但皇家空军决定调我到好一点的单位。我被扔到肯尼亚的茅茅地区，但这次调动不过是从一座大铁桶般的建筑换到另一座。这次是巨大的轰炸机停机棚，我们睡在里头，老鼠猖獗得很，但至少执勤岗是由陆军去站。

在肯尼亚危机中我升等了，改到内罗毕的轰炸机司令部操作“批处理机”。轰炸机每天返航带回三千多张照片，有茅茅地区的，有轰炸效果评估的，或是两者皆有，都必须以最快速度冲洗。我就是那个速度。以我看来，堪培拉式轰炸机最麻烦，机上有六部照相机同时拍照。情报部门借助这些照片以决定次日攻击叛军的战略。对我来说，这种工作徒然累死人，不怎么有意思。

我比较欣赏肯尼亚这个国家。当时内罗毕是座迷人的殖民地城镇，“伟大的白种猎人”头戴狩猎帽，大队进出斯坦利饭店。放假时，我也进军上流生活，说服一个荷兰农场主人的女儿教我骑马。和轰炸机机组人员交上朋友后，我眼界更是大开。

他们突击基南戈普高原和茅茅游击基地时带着我同行，让我充当押运员。整个过程中，我都很享受这卑劣的轰炸气氛：这些戴着飞行头盔和护目镜的家伙满口“好呀”“再来一个”。其实，林肯式轰炸机多载了我这个非法乘客后，是有些力不从心。一丢下炸弹，就像向上跳起了一千英尺，所以你就知道，它得多么拼命挣扎才能飞离地面，留在天空。

有时在返航途中他们会低空飞过乞力马扎罗山，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看到安博塞利平原上成群结队的斑马、大象和羚羊。有时我会设法登上“哈佛”，一种小型护航战斗机，经常以好莱坞战争电影的架势扫射丛林，返航时还在天空玩些花式飞行。

以我们的年轻无知，我从未想到这一切会对底下的村落造成什么伤害，也没想过殖民政策的对与错。对我们而言，茅茅就像该死的印第安坏蛋，以骇人听闻的血誓仪式闻名，士兵餐厅也经常流传他们有多残暴的惊悚传闻。至于大不列颠帝国哪来的权力在另一片大陆上作威作福，则没人怀疑。我们这些出身芬斯伯里公园的人当然都是工党，[2]但一涉及海外事务，我就成了超级爱国者，和阿尔夫·加尼特同一阵线。我的国家不可能犯错。

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观点，但社会事件正群起将之推翻。我的军中生涯延续了库克船长的帝国末日之旅。我被派驻到塞浦路斯，在该[3]国首都尼科西亚，埃奥卡恐怖分子以“自由”之名当街枪杀手无寸铁、陪家人到雷得拉街购物的英国士兵。雷得拉街后来被称为“凶杀大道”。

但在亚克罗提利附近的皇家空军埃皮斯科皮基地，我们远离首都，却是活在另一个世界。每天早晨我们从帐篷里爬出来，走到空气清新的悬崖边，下方是蓝色大海，阿波罗神殿遗址的石块在地中海的光线下闪闪发光。没轮值的时候，我们背上水肺学潜水。

有时我们会运送机关枪（或讲得确切点，斯登冲锋枪），在护卫车的陪同下进入尼科西亚，这并不太危险，因为埃奥卡极少攻击武装士兵。我们因此有机会看看这座城市，对这座岛屿深层的动荡不安——希腊人和土耳其、塞浦路斯人之间幽微的仇恨——有了些许体会。似乎只有礼拜天早上射鸟的乐趣能让他们团结起来。

在这里环岛旅行比较疯狂，但对我们而言比较好玩的方式是加入足球队，到其他基地比赛。在危险的山区道路上，我们会遇到载满一车葡萄的卡车驶往工厂。和卡车会车就像亨利—乔治·克鲁佐的电影《恐惧的代价》，令人毛发直竖。擦车而过时，小伙子全伸长了手，想抓些葡萄即席做些葡萄酒，卡车司机则边呵斥我们，边留意不要冲下山谷。

和当地居民来些文明的邂逅，不是我们任务中的要项。某天晚上，我们在监督下前往利马索尔的酒吧，身边还有人护卫。那是某种军队公关形象的维护，因为有几个英国国会议员到岛上考察，想确定英国军队和当地民众是否相处甚欢。我们根本还没准备好踏入多民族社会。在这难得的场合，我逮到机会向一个美丽的塞浦路斯酒吧女郎眉目传情。我花了大把酒钱，就为了向她放电。为了加强攻势，我把椅子东挪西移，好来场更贴近的交流，但推椅子时却没对准她往下坐的美丽臀部，那可怜的女孩跌到地上，摔个四脚朝天。这个空军处男大兵的骑士生涯就这么突然结束了。

我在皇家空军升到二等兵，这军阶很愚蠢，且口惠而实不至，还获颁一枚可笑的“非洲综合勤务”奖章。理论上，我也见识了这世界。除了派驻埃及、肯尼亚和塞浦路斯，我也飞到亚丁和喀土穆，惊鸿一瞥令人屏息的尼罗河。但除了那匆匆几眼之外，大多时候我看到的，都是我不想知道的世界，被带刺铁丝网包围的世界。

虽然我未能成为皇家空军的摄影师，却也获得一样重要的东西：我的第一台相机。有人告诉我，他们在沿线送货到亚丁的路上可以用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相机。我决定了，比起一对狮子皮非洲鼓，相机是我的毕生积蓄——30英镑——更好的归宿。就这样，我成了一台全新禄来的主人。那是台双眼反光相机，拍照时挂在胸前，往下看取景。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也是1930年代伟大摄影师比尔·布兰特与布拉塞使用的相机。

我有一次搭上哈佛式战斗机，从空中拍摄肯尼亚皇家空军伊斯雷基地，几乎立即赚回部分费用。我做了150张明信片在营区内卖，一张一先令。另一批底片正在显影时，摄影部班长走进来，开始鬼扯：“有人在这里拼命捞钱，我要来查清楚。”他当然不在乎我做生意，他只是不爽我没算他一份。

我回到芬斯伯里时手头已经没钱了。我想这东西似乎没什么用途，也想不出来要拿它来干嘛，所以拿禄来当了5英镑。

我母亲有一天问我：“那台可爱的照相机跑哪去了？”我说了，她回道：“真糟糕。”然后走出门，用自己的钱把相机赎回来。她这大方的举动改变了我的生命，非常戏剧性。

[1] 原文为tank，双关，既指槽、箱，也指坦克。

[2] 阿尔夫·加尼特（Alf Garnett）：英国电视节目里著名的角色，是个种族主义者，反动、自私且顽固。

[3] 埃奥卡（EOKA）：反抗英国的塞浦路斯极右翼组织。穿着英国皇家空军制服的麦卡林，在芬斯伯里公园的家里用第一台禄来相机自拍，伦敦，1955年07 谋杀案

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件又将我推回摄影之途，很不幸，这些事件都围绕着一桩谋杀案。

我刚退伍时有种感觉，觉得自己好像不曾离开过。芬斯伯里公园的世界依旧，人也没变。我不在的时候，母亲和楼上的男人起了争执。他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到半夜才回家，还拿皮带鞭抽幼子。有天晚上我母亲自己动手执法，用一个巨大石膏摆件（在汉普斯岱园游会赢来的奖品）砸他的头，楼梯间四处是血迹和石膏碎屑。她前往沃斯利警察局按铃报警，也签了保，保证遵守法纪。我想那个小男孩会很感激她插手介入。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件发生在芬特希尔路：加勒比人首度在芬斯伯里公园落脚，惹恼了很多本地人。但我倒觉得他们善良又温和。

梅菲尔的拉金斯公司找我回去，并决定要让我那半吊子的摄影知识多少派上点儿用场，于是把我放进小暗房里翻拍素描。我自己学会冲洗底片，也更了解艺术家与动画师。他们都很随和。我那套整人把戏让我如愿以偿地熬完兵役，但在这里似乎不怎么管用。当然，我现在所谈的，是一个无法向书本求助的人在人文教育上一步步慢慢自我启蒙。我试着读书，却只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到了二十一岁，我的全部藏书就是两本小书，一本是绘画的，一本是野生动物的，都是母亲在我小时候买的，一本一先令。

老大帮还在油腻腻的咖啡馆闲晃，双脚翘在桌子上大做白日梦。唯一明显的改变是他们最近爱上了电影《大盗狄林杰》里的牛仔帽。我一拿到从当铺赎回的相机，就热切地想为他们的新造型拍些电影剧照式的浮夸照片。接着我野心更大，试着在不同场景中拍摄他们。我很喜欢操作相机，但不知道照片除了取悦拍摄对象，还有什么用途。

当时大家最喜欢在黑斯托克路上的小咖啡馆鬼混，老板娘是个壮硕的意大利女人，有个漂亮的女儿玛丽亚。那些男孩会问：“我们的烤吐司可以夹玛丽亚的乳房吗？”然后她妈妈会说：“够了小伙子，正经点，要乖，不要调皮。”这对话一直到我当完兵都还很受欢迎。

七姊妹街的葛雷舞蹈协会成了周六夜晚的集会场所。很难想象这高贵的店名底下藏着多么不高尚的东西。伯特·阿赛拉提曾是摔跤冠军，一对耳朵像握紧的拳头，是魁梧到足以挡住大门的巨人。但即便是伯特也常分身乏术，只是帮派弟兄出于尊敬，仍会在口头上敷衍他。这地方声名大噪，吸引了北伦敦各地像乔治·拉夫特和詹姆斯·卡格[2]尼在电影中演的那类人。他们为了找当地的扛把子单挑而跑来这里，下场通常是在地上倒成一片，像老式美国电影里被干掉的强盗。葛雷的店其实很像地下酒吧，方尖塔旋转灯在你脚下闪个不停，看起来像有一千只老鼠想逃出这房子。

女孩子会来这里，觉得可以遇到北非城里的亨佛莱·鲍嘉。我也被那种气氛及女孩子所引诱。就是在葛雷的店里，我遇上生平所见最美的女孩。她一头金发，大眼睛，名字叫克莉丝汀，和莫斯维丘的朋友一同来这里探险。照我们的标准，莫斯维丘已是相当高级的住宅区。

我对她一见钟情，和另一个也看上她的小伙子差点打了起来。他长得很帅，还不断激我：“我随时可以把到她。”他没得逞。我追到了她，还发现她性格甜美。我们之间没多少共通点，她非常聪明，有八门学科通过了中考（O-Leved），如果继续读下去，她大可进入大学。她在伦敦桥附近的非洲果品进口公司上班，懂法语，也会操作电传打字机，但出身并不显赫，父亲是邮差，住在附有浴室的政府公屋。我让她相信我爱她，两个人定了下来。

当年，小伙子必须遵守一套固定的模式。他得先浪子回头，然后在跟女孩子结婚安定下来之前，先约会两年。克莉丝汀的父母接受了我，大出我的意料，或许是我母亲用水管调教出来的那副身心健全的模样骗了他们。然而，即便有克莉丝汀的文明熏陶，我狂野的少年期仍未画上句点。有个家伙在巴士站惹到我，某天我找他单挑，打完架后，带着受伤的嘴唇和克莉丝汀到霍恩西市政厅跳狐步。但最诡异的一架，还是我在芬斯伯里公园的最后一役。

我们参加一个女孩的葬礼，她为了本地一个男孩子自杀，每个人心情都很差。在回家的路上，我这辆福特老车载着几个令人头痛的家伙，其中一人要求在哈洛威路下车撒尿。他急着跑到巷子里，因此撞破了后视镜，我下车骂了他一句。我应该趁他还在撒尿难以还手时揍他，但我还没气到要打架，只是觉得不爽。接下来就看到他冲到我面前，朝我的脸挥砖块。我设法揍了他的肋骨，把砖块抢过来往他脸上砸，不停地打，直到他头破血流。我觉得这场架非得打出个你死我活。

然后我说：“你打够了吧？”他拿头撞我的脸，算是回答。我们站在那里，都流着血，他平静地说：“我想大概算平手吧。”

我们回到车上，我送他到皇家北方医院缝一缝头。我跟他不熟，但从此之后，他碰到我都会亲切地打声招呼。克莉丝汀对这类暴力感到不安，但从不曾对我变心。某次我们去看电影，结束后一道回到芬特希尔路的家，发现我母亲跟往常不一样，竟还醒着。她有消息要宣布。唐·麦卡林，芬斯伯里公园，伦敦，1955年“和你一起在葛雷的店鬼混的那帮人，他们惹了大麻烦。有个警察在那里被杀了”，她说。结果查出来了，这场纠纷的主角是一个年纪很大（以混混来说）的家伙。荣劳·马伍德，二十五岁，伊斯灵顿的鹰架工人。他带了把刀子到协会来，想摆平某桩复仇案。一般来说，大家只会用到铁拳套。他可能只想吓吓人，但各个帮派选好了边，在人行道上打起来时，有个警察想要站到两派人马中间，却遭人在背后捅了一刀。他死于失血过多。马伍德溜掉了，但他父亲劝他去投案。

接下来几周，我们这些芬斯伯里公园的居民聊来聊去都离不开这件凶杀案。它也使全国注意到不良少年与帮派暴力的问题日益恶化。在拉金斯，大家都向我打听这件事，我告诉他们，我家附近的几条街上住了许多帮派混混，我还和他们上同一所学校。老大帮并未直接涉入这起凶杀案，但我带了几张他们的照片到办公室，同事告诉我应该试着发表。有人建议我去找《观察家报》，那是高质量的周末报，关心社会，自由派，但我从未读过。

当年可没那些复杂的安保装置挡在报社门口。我穿着粗呢西装和麂皮鞋，就这样直接走进《观察家报》在都铎街上的办公室，也没事先约好，就被带到图片编辑台。那位图片编辑名叫克里夫·霍普金斯，他仔细看过我的照片，身子往后靠向椅背，以探究的目光看了我良久。“这些都是你拍的？”他终于开口问。“是。”我只答了这句话。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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