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尔基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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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全三册试读：
亲近名著 守望童年
译者序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童年chapter 01目录CONTENTS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返回总目录第一章
在昏暗、拥挤的房间里，我的父亲躺在窗台下面的地板上。他身着白衣，身子特别长；两只光脚板，奇怪地伸着趾头；慈祥的双手安静地放在胸上，手指也是弯曲的；快活的眼睛紧闭着，被两枚黑的圆铜钱遮压着；和善的面孔也变黑了，龇着牙吓唬我。
母亲裸露着上半身，穿一条红裙，跪在那里，用那把我平时喜欢用来锯西瓜皮的黑梳子，将父亲柔软的长发从前额梳向脑后。母亲不停地说着什么，嗓音沉重而嘶哑。她灰色的眼睛红肿着，又仿佛在融化，泪水大滴大滴地往外流。
外祖母拉着我的一只手。她身体圆胖胖的，脸庞大，眼睛也大，软软的鼻子滑稽可笑；她一身黑衣，身体软软的，特别有趣。她也在哭，但好像哭得很特别，仿佛在给母亲伴唱帮腔。她浑身颤抖，使劲把我往父亲身边拽；我站着不动，往她身后躲，我害怕，又害羞。
我从未见过大人哭，也听不懂外祖母多次说的话：“跟爸爸告别吧！你永远也见不到他了，亲爱的孩子，他死了，年纪轻轻就死了……”
那时我重病初愈，刚刚能下地。生病期间，我清楚地记得，父亲高高兴兴地忙着照看我。后来，他突然消失了，代替他的是外祖母——一个奇怪的人。“你从哪儿走来的？”我问她。
她回答：“从上头，从尼日尼来，但不是走来的，是坐船来的，水上不能走，小人精！”
这话真可笑！我也听不懂。我家楼上住着满脸胡须、染着头发的波斯人，地下室住着一个卖羊皮的老头儿——黄皮肤的加尔梅克人。骑着楼梯的栏杆溜下来，要是掉下去，还可以翻个筋斗，这是我所熟悉的。这与水有什么关系呢？她的话全错了，糊涂得好笑。“我怎么是小人精？”“因为你爱嚷嚷。”她也笑着说。
她说起话来亲切、快乐又流利。从第一天起，我就跟她成了好朋友。现在，我希望她快点儿带我离开这个房间。
母亲使我感到压抑，她的眼泪和号哭搅得我不安，但又使我觉得新奇：我第一次看见她这个样子。她平时很严厉，话少；她身上干干净净，平平整整，个儿又高又大，像一匹马；她身板硬实，两只手特别有劲儿。可是现在，不知为什么她披头散发，身体臃肿不堪，身上的衣服全撕破了。平时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像一顶白色大帽盘在头上，现在有一半披散在脸上，耷拉到赤裸裸的肩头；编成辫子的那一半摆来摆去，触着父亲熟睡的脸。我站在屋里已经很久了，可是她没有看我一眼；她梳着父亲的头发，不断地抽泣，泪水好像堵住了她的喉咙。
两个穿黑衣的乡下人和一个警察伸头往屋里瞧。警察生气地吆喝：“快点儿抬走！”
窗户是用黑披巾遮着的，披巾被吹得鼓起来，像一面风帆。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划张着风帆的木船。忽然一声炸雷。父亲笑了，用双膝紧紧夹住我，大叫了一声：“没事儿，别怕，鲁克！”
突然，母亲从地板上费劲地挣扎着站起来，马上又坐了下去，接着仰面倒下，头发散乱地铺在地板上。她眼睛闭着，刷白的脸色变青了。她也像父亲那样龇着牙，声音可怕地说：“闩上门……阿列克谢，出去！”
外祖母推开我，自己奔向门口，喊道：“亲人们，不要怕，别动她！看在基督的份儿上，你们走开吧！这不是霍乱，是分娩。请原谅，好人们！”
我躲到阴暗角落里一个高箱子后面，看母亲在地板上缩着身子滚动，只见她痛苦地哼着，牙齿咬得咯咯响。外祖母在她身边爬着，亲切地、高兴地说：“为了圣父和圣子，忍住点儿，瓦留莎！圣母保佑……”
我害怕极了。她们在父亲身边折腾，碰他，又哼又喊，可是父亲一动不动，好像还在笑。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很久，母亲不止一次地站起又倒下。外祖母像一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从屋子里滚出来。接着，黑暗中有一个小孩子哭了。“感谢主！”外祖母说，“是个男孩！”
她点上了蜡烛。
我一定是在墙角里睡着了，后面的事我都不记得了。
印在我记忆里的第二幕，是雨天公墓荒凉的一角。我站在一个溜滑的黏土小丘上，望着那个放着父亲棺材的墓坑。坑底有许多水，还有些青蛙，有两只已经爬上黄色的棺材盖。墓坑旁边有我、外祖母、湿淋淋的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满脸怒气的乡下人。暖和的细雨，像珠子一样洒在大家身上。“埋吧。”警察说着，走向一旁。
外祖母哭了，用头巾的一角捂住了脸。乡下人弯下腰，忙着往墓坑里撒土，打得水花啪啪响。青蛙从棺材上跳下去，慌忙往墓坑两边爬，却被土块打到了坑底。“走吧，廖尼亚！”外祖母抓着我的肩头说。我身子一扭，摆脱了她的手，我不愿意走。“你真是的，上帝啊！”外祖母埋怨了一句，不知是埋怨我还是埋怨上帝。她低下头，默默地站了很久。墓坑都填平了，她还站在那里。
两个乡下人啪啪啪地用铁锹拍打着墓坑。一阵风吹来，把雨刮跑了。外祖母拉起我的手，领我穿过许多黑十字架，向远处那个教堂走去。“你怎么不哭啊？”我们走出围墙的时候，她问我，“想哭就哭吧！”“我不想哭。”我说。“既然你不想哭，那就不哭好了。”她轻轻地说。
说也奇怪：我很少哭，而且只是因为受了气才哭，不是因为身上疼。父亲总是笑我流眼泪，母亲也总是呵斥我：“不许哭！”
后来，一辆四轮小马车载着我们在一条很脏的大街上走着，两边是暗红色的房屋。我问外祖母：“青蛙能爬出来吗？”“爬不出来了。”她回答，“愿上帝保佑它们！”
父亲和母亲谁都没有这样频繁、这样亲切地念叨过上帝。
几天以后，我、外祖母和母亲乘轮船开始了旅行。我们的座位是在小舱里。生下不久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躺在角落里一张桌子上，身上裹着白布，外面用一条红带子捆着。我跪在包袱和箱子组成的行李堆上，从那又鼓又圆、像马眼睛一样的小窗口往外望：湿淋淋的窗玻璃外面，混浊的流水不断地泛起泡沫，有时候浪花溅到玻璃上。我禁不住要往地板上跳。“不要怕。”外祖母说。她柔软的双手轻轻地接住我，又把我放到包袱堆上。
水面上是灰蒙蒙的湿雾，远方露出黑色的土地，但马上又消失在了雾与水中。身边的一切都在颤动，只有母亲一动不动，她将两手放在脑后，靠着舱壁僵直地站着。她脸色阴沉、铁青，双眼紧闭，像个瞎子，一直没有说话，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连她身上的衣服我都觉得陌生。
外祖母不止一次地低声劝她：“瓦里娅，你吃点儿什么吧，哪怕一点点儿，好吗？”
她还是一声不吭，一动不动。
外祖母跟我说话时轻言细语，跟母亲说话时声音大一点儿，但像是小心翼翼，而且话不多。我觉得她怕母亲。我理解这一点，所以跟外祖母更亲近了。“萨拉托夫，”母亲突然大声而且生气地说，“水手哪儿去了？”
连她的这些话也令人奇怪，感到陌生：萨拉托夫、水手。
进来一个宽肩膀、蓝衣服、白头发的人，他送来了一个小匣子。外祖母接过小匣子，把弟弟的尸体放进去。放好后，外祖母双手端着匣子走到门口。但是她人胖，要侧着身子才能走过狭窄的舱门。她停在门口不知所措，样子真是可笑。“你呀，妈妈！”母亲大叫了一声，从她手上夺过那个小棺材，于是她们俩不见了。我却留在舱里，端详着那个穿蓝衣服的乡下人。“怎么，是你的小弟弟死了？”他弯下身来对我说。“你是谁？”“水手。”“那么萨拉托夫是谁？”“是个城市。你往窗外看，那就是！”
窗外，陆地在移动。那片黑暗、陡峭的土地雾气蒸腾，像刚切下的一大片圆面包。“外祖母去哪儿了？”“埋外孙去了。”“把他埋到地里吗？”“那还用说？当然是埋到地里。”
我告诉水手，埋父亲的时候活埋了两只青蛙。他抱起我，紧紧地搂住，吻了吻。“唉，小弟弟，你还什么都不懂哩！”他说，“用不着可怜青蛙，上帝会保佑它们！你可怜可怜你妈妈吧，看她痛苦成什么样子了！”
我们头顶上响起了呜呜的吼叫声。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在拉笛，所以没有害怕。这时，水手急忙把我放在地板上，拔腿就跑，一面说：“要快跑！”
我也想跑着离开这里。我走到门外。昏暗狭窄的过道里空无一人。离舱门不远，扶梯上镶的铜块闪着光。再往上看，我看见人们手里提着背囊和包袱。显然，大家正在离开轮船——也就是说，我也应该离开轮船。可是，当我随着人群来到船舷，站在登岸用的踏板跟前，人们对着我嚷嚷起来：“这是谁的孩子？你是谁的孩子？”“我不知道。”
人们推我、拽我、摸我，这样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那个白头发水手来了，他一把抓住我，解释说：“他是从阿斯特拉罕上船的，从舱里跑出来的……”
他把我抱到船舱里，往包袱堆上一放，就走了，还指着我吓唬说：“看我揍你！”
头顶上的喧闹声越来越小，轮船已经不颤动了，也听不见拍打水面的哗啦声了。窗户好像被一面湿漉漉的墙挡住了，舱里变得又黑又闷，包袱堆也好像涨大了，把我挤压在中间——一切都不妙呀！也许我一个人就这样永远被留在空轮船上了吧？
我走到门口，开不开门，拧不动门的铜把手。我拿起盛着牛奶的瓶子，使尽全身力气猛击把手。瓶子打碎了，牛奶洒到我腿上，流进了高筒的靴子里。
我因失败而痛苦，便倒在包袱上小声地哭了，哭着哭着，含着眼泪睡着了。
醒来时，轮船又在哗啦啦地拍打着水面，不停地颤动。船舱的窗户亮堂堂的，像火红的太阳。外祖母坐在我身边梳着头，一面皱着眉头自言自语些什么。她的头发多得出奇，厚厚地披挂在两肩、胸脯前、双膝上，最后披散在地板上，乌黑乌黑的，泛着蓝光。她一只手往上提起沉甸甸的头发，另一只手费力地用稀齿的木梳梳那一大把一大把的发绺。她嘴唇歪着，黑眼睛闪着怒气，脸在这么多的头发里变得又小又可笑。
今天她看上去很凶，但当我问她头发为什么这样长时，她还是用昨天那样温暖柔和的语调说：“看来这是上帝的惩罚——罚我梳理这些该死的头发！年轻时我为这把马鬃骄傲；现在老了，我烦死它了！你睡吧！还早哩——太阳睡了一夜才刚刚起来……”“我不想睡了！”“那就不睡吧。”她立即表示同意。她编着辫子，不时地往沙发床那边看，母亲躺在那里，脸朝上，身子直愣愣的，像一根绷紧的弦。“昨天你怎么把牛奶瓶打碎了？你说话小点儿声！”
外祖母说话时好像在唱动听的歌，她的话语像温柔、鲜艳、湿润的花朵，不费劲就被我牢记在脑海里。她微笑的时候，那樱桃般美丽的黑眼珠睁得大大的，闪闪发光，流露出一种无法形容的愉快，微笑时雪白坚固的牙齿快活地露出来。虽然黝黑的双颊上面露出许多皱纹，但整个脸盘仍显得年轻而有光泽，只可惜被那个松软的鼻子、胀大的鼻孔和红鼻尖给破坏了。她用黑色的银饰鼻烟壶嗅烟草；她穿着一身黑衣服，但透过眼睛，从里到外放射出一种永不熄灭、快乐而温暖的光彩。她弯着腰，甚至有点儿驼背，身材很胖，可是行动轻快敏捷，比得上一只大猫——她身子也真像这个可爱的动物一样柔软。
她没来以前，我像是躲在黑暗里睡觉，但她一出现，就叫醒了我，把我领到了光明的地方。是她把我周围的一切连成一根不断的线，织成了五光十色的花边。她立刻就成了我终身的朋友，一个我最贴心、最熟悉和最珍爱的人——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的人生，使我充满对付艰难生活的坚强力量。
四十年前，轮船走得很慢，我们坐了很久的船才到尼日尼，我至今还清楚记得我一生中最初的这些美好的日子。
天气变好了。从早到晚，我和外祖母都待在甲板上，头上是明朗的天空，眼前伏尔加河如丝织锦绣般的两岸被秋天镀上了一层黄金。淡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它不慌不忙，懒洋洋地用轮桨旋打着灰蓝色的河水，发出低沉的隆隆声。一只驳船系在船尾一条长索上，驳船是灰色的，模样像一只土鳖。不知不觉，太阳浮动到伏尔加河的上空。周围的景物也在时刻变换着。翠绿的山峦宛如大地壮丽服饰上华美的皱褶，沿岸耸立着一座座城市和村庄，远看像一块块甜饼干。金黄色的秋叶飘落在水面上。“你看，多美啊！”外祖母一分钟不停地这样说，她从船这边走到船那边。她神采奕奕，容光焕发，高兴得睁大了眼睛。
她常常望着河岸出神，把我给忘了。她站在船舷，两手交叉在胸前，笑而不语，眼里含着泪水。我拽了拽她的印花布黑裙子。“啊？”她哆嗦了一下，“我好像在打瞌睡，甚至在做梦。”“可你为什么哭了？”“我的宝贝，我哭是因为高兴，也是因为年老，”她微笑着说，“我真是老了，我已年过花甲了。”
她闻了闻鼻烟，开始给我讲稀奇古怪的故事，讲善良的强盗，讲圣人，讲各种野兽和妖魔鬼怪。她讲童话时，声音很低，很神秘，俯下身子对着我的脸，睁大眼珠看着我的眼睛，仿佛在往我心里注入一种使人振奋的力量。她就像在唱歌，越往下讲，语言越流畅。听她讲故事，有说不出的愉快。每次听完，我都求她：“再讲一个！”“好，就再讲一个：从前有一个看家神，这老头儿坐在炉灶边，将面条扎进自己的一只脚掌里。他摇晃着，哼叫着：‘哎哟，我的小老鼠，好痛啊！哎哟，小老鼠，我受不了啊！’”外祖母抬起一只脚，双手抱着脚摇来晃去，可笑地哭丧着脸，真像是她自己感觉到了痛。
一些胡须飘扬、面目和善的水手站在周围，他们听完也笑着夸她、求她：“老太太，再讲一个吧！”后来，他们说：“走，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去！”
吃饭时，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请我吃西瓜和香瓜。这都是偷偷做的，因为船上有一个人禁止吃瓜果，他会把瓜果夺走，扔到河里。他穿得像警察一样——衣服上有铜扣子，他成天醉醺醺的，人们都躲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总是离我们远远的，总是一声不吭。她高大匀称的身材、生铁般黑的脸、像王冠一样盘在头上的那一大堆淡黄色发辫，她稳健有力的全身，一切一切，回想起来就像被一层雾或者一层薄薄的云彩包围着。她那双与外祖母的一样大的眼睛从这云雾里远远地、冷漠地看人。
有一次，她严厉地说：“人家笑话你哩，妈妈！”“管他们呢！”外祖母满不在意地回答，“让他们笑个痛快吧！”
我记得外祖母见到尼日尼时的情景——她像小孩一样兴高采烈。她一只手拽着我的手，另一只手推着我走到船边，大声地说：“你瞧，你瞧，好美啊！我的上帝啊，那就是尼日尼！简直是神仙住的地方！你瞧那些教堂，真像在天上飞！”
她央求母亲，几乎要哭出来：“瓦留莎，你还是看一眼吧！你大概忘了吧！高兴高兴吧！”
母亲阴着脸苦笑着。
轮船停在这座美丽城市对面的河心，河上船只拥挤，几百根桅杆耸立着。一只载着许多人的大木船划到轮船的一侧，木船用钩杆套住了放下的舷梯。于是，木船上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轮船的甲板。对面，快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儿，他穿着黑长衣，留着金黄色的胡须，长着一只鸟嘴鼻子和两只绿眼睛。“爸爸呀！”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喊了一声，就扑到他怀里。他用一双又小又红的手接住她的头，快速地摸着她的脸颊，尖声厉气地说：“怎么啦？傻孩子。啊，原来这样……嗨，你们呀……”
外祖母像陀螺似的转动身子，好像一下子就拥抱和亲吻了所有的人。她把我推到人们跟前，急忙说：“快去，快去！这是米哈伊洛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纳塔利娅舅妈，这是两个表哥，都叫萨沙，这是卡捷琳娜表姐，这是我们全家，你看有多少！”
外祖父问她：“你身体好吗？孩子他妈。”
他们对吻了三次。
外祖父从一堆人里把我拽出来，按住我的头问道：“你像是谁家的？”“从阿斯特拉罕上船，从舱里跑出来的……”“他在说什么呀？”外祖父转身问母亲，没等回答就推开我说：“颧骨跟你父亲的一样……爬到木船上去吧！”
木船靠岸后，我们就三五成群地沿着斜坡往上走，地面上铺着大块的鹅卵石，两边陡峭的山崖上覆盖着枯黄倒伏的野草。
外祖父和母亲走在最前面。外祖父的个头儿只到母亲的肩膀下，外祖父走路时步子细而快，母亲像是在天上飘游，她要低着头才能望到外祖父。默默地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头发乌黑溜光、像外祖父一样干瘦的米哈伊尔舅舅，头发浅黄卷曲的雅科夫舅舅，几个穿着鲜艳衣衫的胖女人和六个都比我年龄大的、安静的小孩。我跟外祖母、小个子舅妈纳塔利娅走在一起。纳塔利娅面色苍白，长着浅蓝的眼睛，挺个大肚子，多次停下来喘着气小声说：“哎哟，我不能走了！”“他们干吗要惊动你？”外祖母生气地嘟哝着，“一家子蠢货啊！”
这一家的大人和孩子，我都不喜欢。在他们中间，我感觉自己是外人，甚至连外祖母也好像失去原来的光彩，离我远了。我特别不喜欢外祖父，我很快觉得他是我的对头，他也引起我对他的特别注意、警惕和好奇。
我们走完了这段斜坡。坡顶上，依着陡峭的山崖出现一条街道，街口坐落着一栋低矮的平房。房屋上涂的粉红色油漆已经很脏了，房顶低垂，窗户外鼓。从街面上看，这栋房屋很宽，但屋里面由于分成一个个昏暗的房间，就显得很拥挤。屋里到处都是怒气冲冲的人在忙忙碌碌，孩子们像一群偷食的麻雀窜来窜去，到处都是刺鼻的怪味，这情景简直就像停靠在码头上的轮船。
我来到院子里。院子也使人不愉快。整个院子里都挂着大幅大幅的湿布，摆放着盛有五颜六色液体的染缸。缸里面泡的也是布。在墙角另外搭的一间低矮、半毁坏的小屋里，炉子里的柴火烧得正旺，有什么东西煮开了，嘟嘟地响。一个看不见的人大声说着几个奇怪的词：“紫檀素，品红，硫酸盐。”第二章
一种浑厚的、色彩斑驳的、离奇得难以形容的生活，以惊人的速度开始了。在我的记忆里，这段生活是由一个真实写作的、良善的天才忍受痛苦来精彩讲述的悲惨童话。现在回忆起来，我自己有时都难以相信那些确实发生过的事，甚至宁愿反驳和否认其中的许多事实。这“一家子蠢货”的黑暗生活中，残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但真实重于怜悯，而且我不是讲我自己，而是讲普通的俄罗斯人曾经生活，甚至今天还生活其中的那个景象可怕、令人窒息的狭小天地。
在外祖父家，人与人之间相互仇恨，这种气氛严重地毒害着大人，连小孩也都狂热地卷了进去。后来我从外祖母嘴里知道，母亲到来时，恰恰是她两个弟弟坚决要求父亲分家的时候。母亲的突然回来，使他们分家的愿望更加强烈、矛盾更加尖锐了。他们怕我母亲会要求外祖父本来已经准备给她，但是因为她违背外祖父意志“自行做主”出嫁而被外祖父扣留的那份嫁妆。舅舅们认为，嫁妆应当分给他们两人。此外，关于谁在城里开染坊，谁搬到奥卡河对岸库纳维诺村，他们早就争吵不休了。
我们到后没几天，在厨房吃饭的时候，他们大吵了一场。两个舅舅突然站起来，身子探过桌子，浑身颤抖，咬牙切齿地冲着外祖父大吼大叫，活像两条狗。外祖父用汤匙敲着桌子，满脸通红，嗓子像公鸡一样响亮地喊道：“叫你们讨饭去！”
外祖母痛苦地哭丧着脸，说：“全都给他们吧，老爷子！这样你会清静些，给吧！”“住嘴，都是你惯的！”外祖父叫喊着，两眼露出凶光。说也奇怪，他这样小个头儿，却能够叫得这样震耳。
母亲站起来，慢慢地从桌子旁走到窗前，背对着大家。
突然，米哈伊尔舅舅伸手朝着弟弟的脸猛击了一下，弟弟大吼了一声，两人揪在一起，在地板上滚开了，他们又哼又喊，相互谩骂。
孩子们哭了。怀孕的纳塔利娅舅妈绝望地喊叫，我母亲连抱带拖地把她拉走了。生性快活的麻脸保姆叶夫根尼娅把孩子们撵出了厨房。椅子都倒了。年轻的学徒——宽肩膀的“小茨冈”，骑上米哈伊尔舅舅的背，秃顶、大胡子、戴黑眼镜的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师傅从容地用毛巾捆住他的手。
米哈伊尔舅舅伸长脖子，下巴上稀疏的黑胡子擦着地板，嘴里可怕地哼着。外祖父围着桌子乱窜，高声埋怨道：“兄弟亲骨肉啊！嗨，你们呀……”
吵架刚开始，我就吓得跳到了炉坑上，惊恐地看外祖母从吊着的铜盆里取水清洗雅科夫舅舅脸上的血。舅舅一面哭一面跺脚。外祖母沉痛地说：“你们这些该死的野种，清醒吧！”
外祖父把撕破的衬衫拉到了肩头，对着她喊叫：“老妖婆，你生的这些野兽！”
雅科夫舅舅走后，外祖母钻到墙角里，颤抖地号啕着：“圣母啊，求你还我儿子的人性吧！”
外祖父侧身站到她面前，望着杯翻盘倒、菜洒汤流的饭桌，轻轻地说：“孩子妈，你看着他们，不然他们会欺负瓦尔瓦拉的，说不定……”“行了！上帝保佑你！把衬衫脱下来，我来补……”她用手掌抱着外祖父的头，亲了亲他的额头。他个头儿比外祖母小，把脸贴到她的肩上。“看来应该分家了，孩子妈……”“应该，孩子爸，应该！”
他们俩谈了很久。开始还挺融洽，后来外祖父用脚蹭起地板来，像斗架前的公鸡一样。他指着外祖母的鼻子，大声地悄悄说：“我知道你，你比我爱他们！可是你的米什卡是个大滑头，雅什卡又是个自由派！他们会把我的财产喝光、花光……”
我在炉炕上笨拙地翻了一下身，把熨斗碰倒了。熨斗顺着炕梯叮叮当当地往下滚，扑通一声掉进脏水盆里。外祖父一步跳上炕梯，把我拖了下来，对着我的脸仔细打量起来，好像是头一回见着我似的。“是谁把你放到炉炕上的？是妈妈？”“是我自己。”“胡说。”“没有胡说，是我自己。我害怕来着。”
他轻轻地在我头上拍了一巴掌，把我一推。“太像你爸爸了！走开！”
我高兴地跑出了厨房。
我那时就清楚地看到，外祖父那双聪明锐利的绿眼睛总是在注视着我，我害怕他。至今我还记得，那时我一直想避开这一双灼人的眼睛。我觉得外祖父很厉害。无论他跟谁说话，都是充满嘲笑、侮辱、挑衅的语气，极力惹对方生气。“嗨，你们啊！”他常常感叹。这个长长的“啊”每次都使我感到无聊，不寒而栗。
在休息的时候，在喝晚茶吃点心的时候，在外祖父、两个舅舅和伙计们疲惫不堪从作坊走进厨房的时候，他们的双手被紫檀染红、被硫酸盐烧伤，头发用条带子箍着，全都像放在厨房角落里的一个个黑色圣像。就是在这种危险时刻，外祖父总在我的对面坐下来，跟我谈话，谈的比跟他的孙子们谈的多，因而使他们羡慕不已。他身材匀称，有棱有角，又瘦又尖。他那件用丝线缝的圆领绸坎肩已经破旧不堪，印花布衬衫也皱皱巴巴，裤子的两个膝盖上还各有一块大补丁，不过他的衣着还显得比他的两个儿子要干净、漂亮些——他们俩穿着西装上衣和护胸，脖子上却系着妇女用的三角围巾。
我们到后只几天，他就逼我背祷词。别的孩子都比我年纪大，已经在名叫圣母升天的教堂里跟一位读经的助祭学认字了。透过家里的窗户可以看见教堂的金顶。
教我念祷词的是文静胆小的纳塔利娅舅妈。她的小脸跟儿童的一样，眼睛透亮透亮的，我仿佛可以透过她的眼睛看见她脑后的一切。
我喜欢长时间目不转睛地看她的眼睛。她眯起眼睛，摇晃着脑袋，轻声地求人，几乎像在耳语：“喂，请你念‘我们的天父，您……’”
如果我问“什么是‘雅科·热’”，她就胆怯地看看四周，然后劝我：“你不要问，问就更糟！你简单地跟我念‘我们的天父’……念吧！”
为什么“问就更糟”呢？这个疑问使我不安。我不明白“雅科·热”的意思，故意用各种方式把它念得变了样：“‘雅科夫·热’，‘雅·夫科热’……”
但脸色苍白、弱不禁风的舅妈还是用她那越来越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耐心地纠正：“不对，你简单地念：‘雅科·热’……”
但是，她本人和她说的话都不简单。这使我着急上火，妨碍我记祷词。
有一次，外祖父问：“喂，阿廖什卡，你今天干什么了？一定是在玩！凭你额头上那块青疙瘩我就知道。赚一块青疙瘩不算高明！《我们的天父》一章念熟了吗？”
舅妈轻声地说：“他的记性不好。”
外祖父冷笑了一声，快活地扬起红眉毛。“要是这样，那就得揍！”他又问我：“父亲揍你吗？”
我不懂他说的什么话，也就没有吭声，母亲却接过话茬儿说：“没有，马克西姆从不打他，也不许我打。”“为什么呀？”“他说，打不成材。”“处处表现他是个傻瓜，这个马克西姆！上帝原谅我说死人的坏话。”外祖父生气地、清楚地说。
他的话使我感到屈辱和难过。他看出了这一点。“你干吗撅起嘴？你呀……”他抹了抹露出银丝的红头发，加了一句，“我星期六正要为顶针的事抽萨什卡。”“怎么抽呢？”我问。
大家都笑了，外祖父却说：“等等你就看到了……”
我背地里琢磨：“抽”的意思是把送来染色的衣裳“拆开”，而“揍”与“打”才显然是一回事。人们打马，打狗，打猫；在阿斯特拉罕，警察打波斯人：这是我见过的。但我从未见过这样抽打小孩的，虽然这里的舅舅常常弯着手指敲自己孩子的额头和后脑勺，孩子们对此满不在乎，只是搔搔敲疼了的地方。我不止一次问过他们：“疼吗？”他们每次都勇敢地回答：“不疼，一点儿不疼！”
顶针那件事我是知道的，当时惊动了全家。一天晚上，从喝茶到吃晚饭前的这段时间，两个舅舅和格里戈里师傅把染好的一块块布料缝成一匹一匹的，再在上面别一个厚纸签。那一天，米哈伊尔舅舅想戏弄一下半盲的格里戈里师傅，就指使九岁的侄儿萨沙在烛火上烧红师傅的顶针。萨沙用镊子夹着顶针在烛火上烧，硬是把它烧红了，再把它偷偷地放到格里戈里师傅的手底下，然后躲到炉子后面了。恰好这时外祖父来了，他坐下来干活儿，顺手把一个指头插进那只烧红的顶针里。
我记得，当我闻声跑进厨房时，外祖父正在用被烫到的手揪着耳朵，可笑地连蹦带叫：“这是谁干的？你们这些坏蛋！”
米哈伊尔舅舅弯着腰，一面用一个指头拨弄着顶针在桌上滚，一面对它吹气。格里戈里师傅不动声色地在那里缝东西，人影在他那巨大的秃脑袋上蹦跳着。雅科夫舅舅也跑来了，他躲到炉炕的拐角后面，偷偷地笑。外祖母用擦板擦生土豆。“这是雅科夫的萨什卡干的。”突然米哈伊尔舅舅说。“胡说！”雅科夫舅舅从炉炕后面跳了出来。
他儿子就在那个角落里哭了，叫道：“爸爸，别信他。是他叫我干的！”
两个舅舅互相骂起来。外祖父反而马上平静下来，把擦碎的土豆敷到那个指头上，拉着我一声不吭地走了。
大家都说是米哈伊尔舅舅的过错。自然地我在喝茶时问了一句：“要不要揍他、抽他？”“当然要。”外祖父嘟哝地说，还斜着眼看了我一下。
米哈伊尔舅舅使劲拍了一下桌子，对着我母亲大叫：“瓦尔瓦拉，管好你的狗崽子，不然我就拧掉他的脑袋！”
母亲说：“你敢，你敢动他……”
大家都不再说话了。
母亲善于用简洁的语言，好像三言两语就能把人推开、甩开，他们也因而变得渺小。
当时我看得清清楚楚，大家都怕母亲，甚至外祖父跟她说话时也跟与别人说话时不一样——声音要小。这使我心里高兴，我常常在表哥们面前夸耀：“我母亲最强大！”
他们没有反对。
但是星期六发生的事，动摇了我对母亲的这种看法。
还没有到星期六，我也犯了错。
大人们能灵巧地改变布的颜色，我觉得这很有趣。你看：黄布浸泡在黑水里，就变成深蓝色的；灰色东西在黑红的水里一涮，就变成深红色的。十分简单，却妙不可言。
我想自己动手染点什么，于是把这想法告诉了“雅科夫的萨沙”。这个办事认真的孩子，总是出现在大人身边，对谁都亲热，时刻准备为一切人效劳。大人们夸他听话、聪明，可是外祖父斜着眼看他，说：“多会讨好卖乖！”“雅科夫的萨沙”又瘦又黑，眼睛鼓得像龙虾，说话匆匆忙忙、轻言细语，上气不接下气。他总是鬼鬼祟祟，东张西望，仿佛想逃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他栗色的瞳仁一动不动，但他一激动，瞳仁就跟着白色巩膜颤动。
我不喜欢他。他远不如那个不惹人注意、反应迟钝的“米哈伊尔的萨沙”招我喜欢。他是一个文静的孩子，有一双忧郁的眼睛，和颜悦色，很像他温和的母亲。他的牙齿很不美观，露在外面，上颚还长了两排牙齿，他觉得这很好玩，经常把指头放到嘴里，摇动着后排牙齿，想拔掉它们。谁想摸摸这排牙齿，他都服帖地让人摸。不过，在他身上我再也找不到别的有趣的东西了。在这个人满为患的屋子里，他却过着孤独的生活，喜欢坐在昏暗的角落里，傍晚就坐在窗前。默默地跟他一起坐在窗前是令人愉快的，这样待上整整一个钟头，望着一群黑色的寒鸦在夕阳映红的天空中绕着圣母升天教堂的金色圆球塔顶盘旋，只见它们直冲云霄，又自由降落。突然，一面黑网将即将熄灭的天空遮住了，随后寒鸦消失得无影无踪。望着这些景象，你什么也不想说，心里充满一种愉快的寂寞。
雅科夫舅舅的萨沙讲什么都能讲得又多又有理，像大人一样。他知道我希望干染匠活儿，就劝我从框子里拿出节日里用的白桌布，把它染成蓝色。“白的最容易染色，这一点我很清楚！”他说得非常认真。
我拽出沉甸甸的桌布，拿着它跑到院子里，但我刚把桌布边缘放进盛有“蓝靛”的桶里，“小茨冈”不知从哪里飞奔过来，从我手中夺过了桌布。他一面用宽大的手掌拧桌布，一面喊门外过道里注视着我干活儿的表哥：“快去叫奶奶！”
接着，他知道情况不妙，不断摇晃着黑发蓬乱的脑袋，对我说：“你呀，会因此挨揍的！”
外祖母跑来了，她哎呀了一声，甚至哭起来，同时还骂我，骂的话简直笑死人了：“你呀，咸耳朵的彼尔姆人！真想把你提起来摔死！”
后来，她说服“小茨冈”：“瓦尼亚，你可别告诉老爷子！我要把事情瞒住，也许能糊弄过去……”
瓦尼卡一边用五颜六色的围裙擦着手，一边担心地说：“我还会怎样？我不会告诉他的；注意萨沙，别让他使坏点子！”“我给他两戈比铜钱。”说完，她把我领进了屋。
星期六，在做晚祷之前，不知道是谁把我领到了厨房，那里又黑又静。我记得，过道和房间的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窗外灰蒙蒙一片，雨声簌簌——就是这样一个秋天的傍晚！炉子的黑洞口前面一张宽大的长凳上坐着“小茨冈”，他满面怒容，跟平时全然不同；外祖父站在角落里一个大木盆旁边，从一个盛着水的桶里捞出长长的树条，再量量长短，把它们握在一起，然后在空中嗖嗖地挥舞。外祖母站在暗处，大声地嗅着鼻烟，嘟哝着：“还乐哩……害人精……”
雅科夫的萨沙坐在厨房中间的椅子上，握着拳头擦眼睛，像一个老乞丐似的，拉着与平时不一样的腔调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饶了我吧……”
米哈伊尔舅舅的两个孩子——表哥和表姐，像木头人一样肩并肩站在椅子后面。“揍了再饶，”外祖父说着，从拳头中抽出一根湿的长树条，“好吧，把裤子脱掉……”
他说话时很平静。他的语气也好，萨沙在吱吱作响的椅子上动弹也好，外祖母在地板上急得蹭脚也好，任何声音都不能破坏昏暗低矮、天棚被熏得漆黑的厨房里那种吓人的、令人难忘的寂静。
萨沙站起来，解开裤子，把它脱到膝盖，然后双手提着裤子，弯着腰，踉踉跄跄地向长凳走去。看着他走路的样子，我的心里真难受，腿也发抖了。只见他服服帖帖趴在长凳上，瓦尼卡用一条宽大的长毛巾把他从夹肢窝捆到长凳上，又从脖子后捆回来，弯下腰，用漆黑的双手抓住他的脚脖子。看到这些，我心里更加难过。“列克谢，”外祖父叫我，“走近一点儿！……怎么，没听见？……你现在看看我是怎么抽的……第一下！……”
他手扬得不高，树条啪的一下，落在赤裸裸的身体上，萨沙尖叫了一声。“你装相，”外祖父说，“这一下不疼！这一下才疼一点儿哩！”
于是他使劲抽了一下，表哥身体立刻像被火烧着一样，红肿了一块，他长声地号叫起来。“不好受吧？”外祖父问，他的手均匀地一起一落，“不好玩吧？这可不是顶针！”
他扬起手时，我的整个心都随着手升起；他的手下落时，我的整个身子也好像在往下落。
萨沙尖声地惨叫，令人害怕又恶心。“我不……不敢了。我不是说了桌布的事吗……我不是说了……”
外祖父平静得像念《圣经》似的，说：“告密不能减罪！告密的人挨头一鞭子。这是为桌布赏你的！”
外祖母向我扑过来，两手抱住我，大声说：“我不给你列克谢！不给，你这个恶魔！”
她开始用脚踢门，一面叫母亲：“瓦里娅，瓦尔瓦拉……”
外祖父向她猛扑过来，把她推倒，从她手中把我夺过来，往长凳那儿拉。我在他手里挣扎，拽他的红胡子，还咬了他的一个指头。他号叫着，把我紧紧夹住，最后扔到了长凳上，摔破了我的脸。我至今还记得他野兽般的叫喊：“给我绑起来！我打死他！”
我记得母亲煞白的脸和睁大的眼睛。她从长凳的这一头跑到那一头，沙哑地喊道：“爸爸，不要这样！……把他给我……”
外祖父把我打得失去了知觉。我病了好几天，背脊朝天，趴在小房间一个热烘烘的大床上。这个房间只有一个窗户。角落里，在一个装着许多圣像的神龛前点着一盏通红的长明灯。
生病的那几天是我一生中重要的几天。我在这几天里大概长大了很多，也获得了一种特别的感受。从这几天起，我开始提防着人们，仿佛他们从我的心上撕掉了一层皮，我这颗心对一切屈辱和痛苦，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变得敏感和不能忍受。
首先，外祖母和母亲的争吵使我非常吃惊：在拥挤的房间里，外祖母黑大的身躯逼近母亲，把她往墙角圣像跟前推搡，恶狠狠地压低嗓子说：“你怎么不把他夺过来，啊？”“我也吓坏了！”“亏你长这么大的个儿！真不害臊，瓦尔瓦拉！我一个老太婆都不害怕！你真不害臊！……”“别说了，妈妈，提起这个我就恶心……”“不，你不爱他，你不可怜你的孤儿！”
母亲沉重而大声地说：“我自己就当了一辈子孤儿！”
后来，她们俩坐在墙角一个大椅子上哭了很久。母亲说：“要不是有阿列克谢，我早就离开这里了！在这个地狱里我没法活，没法活，妈妈！没有力气活啊……”“你是我的骨肉，我的心肝。”外祖母低声地说。
从此我记住了：母亲并不强大，她也和大家一样怕外祖父。是我妨碍她离开这个她没法活下去的家。这太叫人难过了。不久，母亲真的从家里消失了，不知上哪儿做客去了。
外祖父来看我了，好像突然间从天花板跳下来一样。他坐到床上，用一只冰冷的手摸了一下我的头，说：“你好，小少爷……你回话呀，别生气了！……怎么样了？……”
我很想踢他一脚，可是一动身子就疼。他的头发胡子显得比过去更红，脑袋不安地摇晃着，发光的眼睛往墙壁里搜索着什么。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山羊状的甜饼、两个糖羊角、一个苹果和一串青色的葡萄干。他把这些全都放在枕头上我的鼻子跟前。“你看，我给你带了礼物！”
他深深地弯下腰，吻了吻我的额头，然后说开了，一面用那只硬邦邦的老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头。他的手染成了黄色，弯得像鸟嘴一样的指甲尤其黄。“我当时对你是有点儿那个……过分，小外孙。我太不冷静，你咬了我，还使劲儿抓我，把我惹火了！不过，你多挨几下子并不算吃亏，它会记在我的账上！你要知道：自己亲人打你，这不是欺侮，是教训！不要让外人打，自己人打没事！你以为别人没有打过我吗？阿廖沙，他们把我打成那个样子，你做噩梦都不会梦到那种情景！他们欺侮我到那个份儿上，上帝见了大概也要落泪！结果怎样呢？我这个孤儿、叫花子母亲的儿子，现在爬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做了一个行会的主任、这些人的官长。”
他干瘦匀称的身子靠在我身上，用那沉重有力的话语畅谈起他的童年来。他的绿眼睛闪闪放光，他抖动着金色的头发，提高了嗓门，对着我的脸像吹喇叭似的快活地、没完没了地说：“你是坐轮船来的，是蒸汽把你运来的。可是我年轻的时候，得用自己的气力拉着货船沿伏尔加河逆流而上。船在水里走，我在岸上走，光着脚，踩着锐利的石头，踩着山脚下的碎石，从日出走到天黑。太阳烤着后脑勺，脑袋里像一锅铁水在沸腾，可是还得把腰弯到几乎着了地——弄得骨头咯咯地响，我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着。前头看不见路，眼睛浸满了汗，心在哭，泪在流。阿廖沙，有苦只能往肚里咽啊！走着走着，突然滑脱了纤索，扑面倒在地上——即使这样，你也高兴！也就是说，力气全使尽了，哪怕休息一会儿也好，哪怕咽一口气也好啊！在上帝眼前，在仁慈的耶稣眼前，人们过的竟是这种日子！……我就这样，沿着亲爱的伏尔加河一步一数地走了三趟：从辛比尔斯克走到雷宾斯克，从萨拉托夫走到这儿，还从阿斯特拉罕走到马卡里耶夫，走到这个集市口岸，走了上万俄里的路程！第四个年头，我就当上了纤夫头——我向主人显示了自己的精明能干！……”
他讲着讲着，宛如一朵云霞，在我眼前迅速地长高长大，从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儿变成神话里一个力大无比的人物：他一个人拉着灰色的大货船逆流而上……
有时他跳下床，挥动双手，给我表演纤夫怎样在岸上拉纤，怎样从船里排水；他用低音唱一些我不熟悉的歌，然后像年轻人一样纵身跳起，坐回床上，用更加结实有力的嗓音接着往下讲，他整个人都变得神奇了。“可是，阿廖沙！在停船休息的时候，比如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在日古里的一个青山脚下，我们常常生起篝火，熬粥。突然，一个苦命的纤夫带头唱起了心爱的歌曲，全组纤夫也都跟着唱了起来，唱得人浑身颤抖，仿佛伏尔加河也要加快流速，甚至像一匹野马一样将前腿直立，眼看就要冲上云霄！所有的痛苦和不幸，像烟尘似的随风飘走，人们唱得着了迷，常常把粥溢出了锅——这时熬粥的那个人的额头该挨勺子了。俗话说：愿意怎么玩都行，可不能忘了正事！”
好几次，有人往门里探进头来，叫他，可是我求他：“别走！”
他微笑着向那些人摆手：“在那里等一等……”
他一直讲到晚上，走的时候，他亲切地和我告别。这时我发觉，外祖父并不凶狠，也不可怕。但一想到是他这么残酷地打我，我就禁不住难过地流出眼泪，而且也绝不能把这件事忘记。
外祖父的来访给所有的人打开了大门，从早到晚总有人坐在我床边，尽力想让我开心。我记得，我并不是每次都快活的。来的次数最多的是外祖母，她甚至和我在同一张床上睡。但这些日子里，给我留下最鲜明印象的是“小茨冈”。他的身材四四方方，胸脯宽大，大脑袋上满头鬈发。一天傍晚，他来了，只见他一身节日打扮：上穿一件金丝绸衫，下穿棉绒布裤和一双轧轧作响的折叠式皮靴。他的头发溜光发亮，浓眉底下闪着一对斜视的快活的眼睛，年轻人的小黑胡子底下露出雪白的牙齿，那件绸衬衫在长明灯的红光照映下也像是在燃烧。“你瞧瞧吧，”他说着，卷起一个袖子，给我看那布满伤痕的下臂，“瞧，肿成什么样了！原先还更厉害哩，已经好多了！”“你知道吗，当时你外祖父气极了，我看他要抽你，就伸出这只胳膊去挡，指望这样能把树条折断，那时你外祖父会去拿另一根树条，你外祖母或者母亲就会把你拖走了。结果树条并没有折断，它被水泡得软软的！不过你还是少受了罪。你看，我被打的！小兄弟，我还是有点儿心计哩……”他笑了，亲切的笑声像绸子一样柔和。他再一次仔细看了看肿起的手臂，笑着说：“我是那样可怜你，心里堵得连喉咙都哽住了，感到事情坏了！只见他一个劲儿地抽……”
他一面像马似的打着响鼻，一面摇着脑袋，讲起外祖父的一件什么事，这使我立刻觉得他的可亲和儿童般的单纯。
我对他说，我很爱他。他的回答淳朴而简单，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要知道我也是同样爱你，正因此才为你受了伤，是为了爱呀！要是对别人，我会这样吗？我才不哩……”
后来他悄悄地一边教我，一边不时地回头看看门口：“如果下一回再抽你，注意，你不要把身子缩成一团，你懂吗？你把身子缩成一团，就会加倍地疼。你得把身子放松，让身子变得柔软，像一块乳糕那样躺着！不要鼓气，要大口地呼吸，拼命地喊叫。你记住这些，这样好！”
我问：“难道还会抽我？”“那还用问？”“小茨冈”平静地说，“当然会了！说不定会常常折磨你……”“为什么？”“反正外祖父会找碴儿……”接着他又关怀地教导起来，“如果他直往下打，就是说树条一直落下来，你就平静、放松地躺着；如果打下去又往回抽，也就是拽一下树条，想扯掉你的皮，那么你就把身子顺着条子向他那边扭，你懂吗？这样就会不那么疼！”
他眨巴了一下乌黑的斜视眼，说：“这方面，我比那个巡警还高明哩！小老弟，我是个老油子了，我身上的皮磨得可以缝手套了！”
我看着他那快活的脸，又想起了外祖母关于伊凡王子和伊凡的童话。第三章
我恢复了健康以后才清楚地知道，“小茨冈”在家里占有特殊的地位。外祖父吆喝他，也不像吆喝儿子们那样勤、那样凶，还背着他挤眉弄眼、摇头晃脑地说：“伊凡有一双金不换的手，真有他的！记住我的话：这小子有出息！”
两个舅舅也跟“小茨冈”亲热、友好，从来不像跟格里戈里师傅那样跟他开玩笑。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给格里戈里搞点儿恶作剧：不是在火上烧热他的剪刀把儿，就是在他的座位上插一个尖朝上的钉子，再不就是在这个半盲人身边放一些颜色不同的布块——他把这些不同颜色的布块缝成一匹，外祖父就会责骂他。
有一次，他在厨房炉灶旁边的吊床上睡午觉，脸上被涂满了红颜料。他就带着这样一副又好笑又可怕的脸好长一段时间：从他满脸灰白的胡须里，透过眼镜暗淡地闪出两个圆圆光点，长长的红鼻子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像一条舌头。
他们想的这些名堂不断翻新，层出不穷，但格里戈里师傅都默默地忍受，至多也不过轻轻地咂咂嘴，在拿熨斗、剪刀、钳子或顶针之前把手指蘸上很多口水。这已经成为他的习惯，甚至吃午饭的时候，他在拿刀叉之前也要这样把手指弄脏，引得孩子们发笑。他叫疼的时候，大脸上露出波浪似的皱纹，这波浪奇怪地掠过额头，使眉毛微微抬起，然后在光秃秃的头顶上消失了。
我不记得外祖父当时是怎样看待儿子们的这些把戏的，但外祖母是握着拳头吓唬他们的：“不要脸的东西，两个恶鬼！”
但是，两个舅舅背地谈起“小茨冈”时也总是气呼呼的，冷嘲热讽，他们诽谤他干得不好，骂他是小偷和懒汉。
我问外祖母，怎么会这样。像平时那样，她高高兴兴、明明白白地向我解释：“你没看见，他们俩都想在自己将来开染坊时把凡纽什卡拉过去，所以都在对方面前诽谤他，说他干活儿差。他们这是在撒谎，耍滑头！再就是，他们怕凡纽什卡不跟他们去，留下来跟你外祖父；而你外祖父有自己的主意，他想和伊凡卡一起开第三个染坊，这将对你两个舅舅不利，你懂吗？”
这时她悄悄地笑了：“他们总爱耍小滑头，真好笑！可是，外祖父看出了他们这一套，还故意逗他们俩说：‘我要给伊凡买一个免役证，他就不会被抓去当兵了。我需要他！’他们听了很生气，当然不愿意这样，也舍不得这笔钱——免役证很贵呀！”
现在，我又跟外祖母住在一起。像在轮船上那样，每晚睡觉前她都给我讲童话，或者讲她自己童话般的经历。讲起家里的大事，比如儿子们分家、外祖父给自己买新房子，她总带着讥笑的神情，根本不像是家里的二把手，而像一个与己无关、袖手旁观的女邻居。
我从她那里得知，“小茨冈”原来是个弃婴，是一个早春的雨夜在家门口摊床上被发现的。“他躺在那里，裹着毛围裙，”外祖母在沉思中带着神秘的口气说，“吱吱地哭不出声来，快冻僵了。”“干吗要把孩子偷偷地扔掉？”“母亲没有奶，没有东西喂。她打听到哪儿有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就把自己的偷偷地放到那儿。”
她沉默了一会儿，搔了搔脑袋，又继续往下讲。她一边叹息，一边望着天花板沉思：“全是因为穷啊，阿廖沙！常常穷得没法儿形容啊！人们认为，没有嫁人的姑娘是不许生孩子的，这样是丢脸！外祖父原来想把凡纽什卡送到警察局，我说服了他。我说：‘我们留下吧，这是上帝送给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家死了好几个孩子。’要知道，我生了十八个。如果都活着，他们能占据整个一条街，那可是十八家啊！你瞧，我虚岁十四就嫁人，刚十五岁就生孩子。可是上帝喜欢上了我生的孩子，接二连三地把我的几个亲骨肉拿去当天使了。我又心疼，又欢喜！”
她坐在床边，只穿着一件长衬衫，披头散发的，庞大的身躯全都被乌黑的长发盖住了，毛茸茸的，真像塞尔加奇地方那个大胡子守林人不久前牵来院子的那只大熊。她在那白净的胸脯上画着十字，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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