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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2 17: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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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愚著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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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四合

暮色四合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暮色四合作者:老愚排版:辛萌哒出版社:新星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1-01ISBN:9787513319782本书由新星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人们所说的那个故乡,其实只在童年那里。当你找寻它时,

就只剩下两个汉字了。“故—乡”,就是逝去的、永不再来的那个东西。自 序

故乡只在童年那头。即使是童年那头,也并非一个诗意的乡土。诗意,是原初事物在童稚心中生发的意趣,天然而自足。我文字里抒情的调性,当由此而来。故乡的人事,在心里转动、发酵,最终形成了一个个场景。我的书写,感情与理性处于持续的平衡之中,爱与憎的微妙转换,在不同时段的文字里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活在我心中和梦境里的故乡,不论是人物、土地、鸟虫、植物、屋舍,抑或是声息、色彩,似乎从未改变过,一直那样新鲜如初地存在着。记忆和想象重构的这个世界,就是我生命的伊甸园。我幼年所见多为窘迫、悲苦的脸,极少有发自内心的天然的笑容。为生存焦虑的人们,无时无刻不惧怕被革命洪流吞噬。强力改变了一切。从人性到地貌,旧伦理、旧事物悉数消失,我们置身于一个陌生而奇怪的所在。我老愚写的是自然乡村的终结。因为被连根拔起,人们不免成为漂浮物,遵从布朗运动规则的卑微“分子”。在此,看似不相干的故乡和现场,就非常奇妙地连接到一起。

我相信,这些微小的观察和感受,自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仅仅想表明:我们曾经怎样活着,如今又如何生活着,由此可以推断我们未来的命运。

身处急剧变化的社会,我常常有眩晕感。我经常会想起童年,想起曾在梦里乘坐的那列通向远方的列车。幼时曾经这样幻想:命运将载我到达一个未知的地方,那里有可爱的人和事物,人们庄严地劳作,自由地呼吸,愉快地享受,我和他们融为一体,天真无邪地活着,最后,怀着感激离开这令人悲欣交集的世界。2015年11月17日 于北京车公庄大街故乡在童年那头

当我写下关于故乡的文字时,那个“故乡”只存在于记忆之中,它躺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一旦被外物触动,有时是一阵风,有时是一朵云,有时甚至只是一个汉字,就在眼前化作一幅幅图画,任由我用笔把它描下来。那画面绝不重复。因而,每次描摹都充满了新奇和喜悦。地理上的故乡就在那儿,关中平原西部,周朝故地,一个一百来户人家的小村子,周围有一千多亩肥沃的田地。我在那儿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时光。庙宇,老树,窑洞,城壕,河渠,坟茔,乌鸦和麻雀,一茬茬成熟了的麦穗和玉米棒,风雨声,雷电,雪花,喇叭锣鼓唢呐,大人小孩的声音……一切都在心里留下了痕迹。我写的是一个温暖自己的故乡。一切都化作做梦的材料,我在连绵的梦境里感知自己的存在。公元一九六三年

母亲怀我三个月时,和乃雄他娘去赶集。

集,是农村贸易的主要方式,从牲口买卖到日常用度,全靠集市交易完成。就周期而言,有单日集、双日集,有一四七集、二五八集、三六九集(一四七集,指逢阴历初一、初四、初七、十一、十四、十七、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有集,馀类推)。扶风县境内大的集市有齐家埠、杏林镇、召公镇等,毕公区一带的人,习惯去齐家埠赶集。齐家埠,坐落在渭河北岸,与哑柏、槐芽同为西府名镇,因东汉大儒马援的“绛帐授徒”而更名为绛帐镇,逢双日有集。

她们手挽手朝塬下走去。

五月天,麦子快熟了,田里黄橙橙的,空气在隐隐传递着什么秘密。窄窄的土路上,偶尔会有人走过,布鞋漾起的尘埃,在阳光下迷离片刻便复归平静了。俩人一路说着贴己话,孕育生命的女子,走在蓝天下,内心涌动着莫名的快乐。她们并不想买什么东西,赶集不过是散心的由头罢了。平日里被“人民公社”役使,卖苦力,挣工分,从早到晚不得歇息。生活,就是打粮食交给“国家”,再从生产队手里分到活命的口粮。走了五六里路,来到双庙坡坡口。朝南望去,眼前是一幅打开的关中平原风景图:十几里外,横亘的秦岭作成屏风,挡住了外面的世界;腰身粗大的渭河,在不远处泛着波光;紧靠着塬的陇海线,火车哐嘡有声,往东是省会西安,往西是宝鸡。走了十五六里路,她们终于到了集市。戏台,牲口,百物,吃食,人们挤来挤去,一张张干涩愁苦的脸,这时都略微舒展开来。路过卦摊,俩人被算命的叫住了,“不灵不要钱——”摸骨算命先生摸了乃雄他娘的手,说了句:“带把儿。走不远,爱哭。”乃雄他妈嗤的一声笑了,“我还不想让我娃离家太远哩!”轮到我母亲,她不免有点儿紧张,她不知道算命是好是坏,怕知道谜底。身为无产阶级革命对象的“地主”后代,她惶恐不安。嫁给贫农汤老大的二儿子,图的就是安全。丈夫官做上去了,也许就更踏实了。现在,肚子里的孩子是她最珍贵的财产,也是她人生的指望。她不太相信算命,但既然来了,就不妨听听“预言”,二十五岁的人,对命运不免有一些好奇。当算命的抓过她的手,依次从掌心捏到指头,她的心也在噗噗乱跳。“男娃,耳大有福,往大地方走了。”听到这话,母亲一下子踏实了。她掏出一毛钱酬谢人家,“灵验了再谢忱你!”

我在母腹中孕育的这一年,世界上发生了几件大事。朝鲜战争之后形成的冷战格局延续依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紧张对峙。但双方都在寻求妥协,核大国美英苏开始缔结《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笼罩在核战阴云下的地球人总算喘了一口气。曾宣称要埋葬资本主义的苏联元首赫鲁晓夫,在共产主义运动停滞之际,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政治方针。这让夹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中国异常愤怒,信奉斗争哲学的毛泽东奋起反击,在“九评”苏共“修正主义”的论战文章中,中共重申自己的主张: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总理周恩来为国民绘制了一幅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蓝图,毛泽东则发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最高指示。“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主义精神符号“雷锋”出笼。“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一系列运动,正引发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崩溃:城镇裁人,知青下乡,计划生育。外面的世界却是另一种情景。《铁臂阿童木》当年元旦在日本富士电视台开播。这部根据手冢治虫漫画拍摄的电视动画片,讲述了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少年机器人阿童木的故事。十七年后,中国孩子才能看到这个聪明、勇敢、正义的少年。同时期的中国孩子正端详着“共产主义”——“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一九六二年七月修订的《新华字典》这样解释道:“共产主义分低级、高级两阶段。在低级阶段,即在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高级阶段,即在共产主义社会,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呼吁政府给予黑人与白人平等的权利,“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是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柏林墙”前发表“我是柏林人”的演说:“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

……

母亲念了几年私塾,但没读过多少书。那时,只要有耳朵即可。村子与外界的联系,是通过架在老皂角树上的高音喇叭实现的,中南海的声音当天即可传到这里。

每个人的命运都与远方的“最高指示”息息相关。新政权将人们从私有制的自生存状态变为国家的一分子,谁能牢牢粘在“国家”这张皮上,谁就能衣食无忧。

母亲从喇叭里感知这个国家的脉动。她心里想的是父母会否安生,弟弟妹妹们能否长大成人。作为长女,她有天生的责任感。我不能妄自揣摩母亲的情绪,但可以想见的是,从刚刚过去的三年大饥荒里熬过来,生存的忧虑无时无刻不压在她心头。外祖母常常念叨,说民国十八年的“关中大年馑”如何吓人,绝户,人吃人,饿殍阻路,母亲眼前恐怕经常浮动这样的景象。活下去!怎么才能在蒸笼般的社会里活下去呢?她决心学习裁缝,靠为人做衣服挣点儿活钱。院子中央,那丛茂盛的黄花透出一丝耀眼的喜气。地里长满了庄稼,社员们把汗水洒在土里,丰收的果实却要送到扶风县国营粮站。红光满面的干部说,这些粮食,一部分送到北京,给毛主席老人家擀面吃;一部分送到咱们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让他们吃饱了跟美帝国主义作斗争;一部分藏起来,准备跟苏修打仗。口粮按工分和人头分,得盘算着吃,才能勉强把一年撑过去。日子缓慢。太阳从东边升起,慢慢爬到头顶,再磨磨蹭蹭掉下去。在半饥饿状态下,母亲的肚子一天天鼓起来。

我来到人世的那天是癸卯年十一月初五,冬至前两天,公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我猜想,外婆一定从绛中村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汤家村,陪伴在她女儿身边。那时候没有大路,五里多地的阡陌小道可够小脚外婆走的。

老人家拄了一根拐棍,颤巍巍地行走在窄窄的土路上,手里还提着一篮鸡蛋。

一路上,外婆恐怕无心看伏在地里的麦苗。收秋后,渭北台地除了轮休的闲地,大都种上了麦子和油菜,冬天,正是它们埋头假寐的时节。或许还有一些景色,比如五泉人民公社修筑的沟渠,新栽的白杨树,干枯萧索,想必不会让她有多少愉悦之感。

在平展展的阡陌间,散落着一个个瘦瘠的村子,黄墙灰瓦,聚落上空冒出的枯黑枝条,拽出一丝可怜的生机。

从窑洞里走出来,外婆心里有了些许敞亮感。她已经习惯了低头走路,“地主婆”的身份改变了她的行为,她害怕人——一切出身比自己好的。她是出名的善人,叫花子上门讨饭,碗盛得满满的,临走还要往手里塞一个馍,怕可怜人吃不饱。

夫家靠祖上积攒的家底添置了百十亩地,十几头高脚牲口,住的是窑洞。关中平原的窑洞,大致有两种类型。常见的是在崖面凿洞,方便易成,但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富有的人家,发明了一种特别的洞穴:从平地中央挖下去一个长方体或正方体深坑,大约十来米深的样子,四面凿出孔洞,洞深约在十米许,宽四五米,盘炕起灶。这样的独立窑洞部落,大都坐北朝南,从东南角掏一斜坡作出口,安上厚重结实的大门,崖外再版筑一圈土墙,一方让主人心安的栖息地便成了。当然,讲究的还要在崖上植迎春花若干,不出几年,旺盛的枝条沿崖头一路探下来,耀眼的金黄色小花让人心里一亮。到晚上,牲口、大车悉数入窑,任你土匪有十八般武艺也奈何不了。

一九四九年夏天,西北野战军首领彭德怀率部发动“扶眉战役”,驱走了国军胡宗南部。随后便是一场颠倒乾坤的“土改”。之前,有人从陕北回来,劝说外祖父赶紧卖地卖牲口,外祖父生性倔强,他觉得不可理喻:祖祖辈辈都认的理,难道要被人打翻了?机灵的把值钱的都卖了,跟胡宗南将军往西南撤了;不愿离乡离土的就地趴倒,静观其变。

直到血汗换来的土地被没收,原来的二流子烟鬼摇身变为新时代掌权者,外祖父才明白:世道真的变了。做人的信仰骤然崩塌,他从此一蹶不振。土地、牲口、油坊等被劫掠一空,新政权赏赐给他唯一的礼物是一顶高帽子——“地主”。

他留给五个子女的几百枚银元,侥幸留存下来。他以为捱过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坏日子就到头了,没想到更凶残的“文革”降临了。“红卫兵”掘地三尺,掠走了大部分银元。唯一幸免的是埋在猪槽下面的一袋,他特意多挖了几尺。我母亲出嫁时,箱子里藏着外祖父送给她的四十九枚银元。

子女婚配让做父母的操碎了心。儿子不敢娶同“阶级”的女子为妻,一来有坏人勾结之嫌,二来又怕后代受歧视。出身好、模样周正的女子,根本轮不到地主崽,最后能娶上一个姿色平平的,就算老天开眼了。至于女儿,只要出身好的人家愿意接收,就该烧高香了。母亲嫁给下中农汤老大二儿,就是这种情势下的产物。早年丧妻,爷爷一手把三个儿子拉扯大。大儿在西北农学院当伙夫,二子参军,三子在西安当工人。

降临人世的那个夜晚我看到了什么?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定闪烁着三双喜悦的眼睛。母亲,外祖母,爷爷。

这天夜里,最重要的角色是接生婆。她是迎接我的使者,也是第一个看见我的人。按照西府的规矩,孩子满月那天,是要好好谢忱她的:一包红糖,十枚煮熟的大个鸡蛋。爷爷在院子里搓手,他急于抱孙子,尽管还不知道是男是女。我能想象老人家的神态,不时望一眼里屋。接生婆隔着厚实的门帘吆喝着:端热水啊——拿剪刀啊——外婆一边应着,一边忙活,一个生命就要降生了。生父这时还在克拉玛依油田,他心里会有对我的期盼吗?已经升任排长的他,眼前有一条上升的道路正等着。母亲,外婆,爷爷,我永远也不知道姓名的接生婆,你们在等着我的降生。推算起来,父母在这一年雨水前后孕育了我。当我哇的一声来到人世,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吃过晚饭的人们,舍不得点煤油灯,他们或在黑夜里枯坐,或在院子里看星星和月亮。刚刚度过大饥荒,人们没有多馀的粮食养猫狗。村庄是安静的,冬日的田野,只有麦子在积蓄力气。如果下了雪,它们便在被窝里睡觉,来年侍弄它们的人就有白馍吃了。

那个时候,每个村子都是一座孤岛。

在嗤嗤燃着的煤油灯下,三张喜悦的母性的脸看着我。

每个出生的孩子都是相似的,但亲人们却能从中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他们把眼前的这个生命视作奇迹。

母亲后来说,奶水不旺,外祖母急得睡不着觉,花钱买了一只老母鸡,才有奶喂饱我。

生下我,坐满月子,母亲下地干活,我就躺在外婆的怀抱里慢慢长大了。

咪咪猫,上高窑,金蹄蹄,银爪爪,上树树,逮雀雀,逮下雀雀喂老猫。

箩箩,面面,杀公鸡,擀细面。

婆一碗,爷一碗,两个小伙两半碗。

屎巴牛点灯,点出先生。先生算卦,算出黑娃。黑娃敲锣,敲出她婆。她婆碾米,碾出她女。她女刮锅,刮出她哥。她哥上柜,上出他伯。他伯碾场,碾出黄狼。黄狼挖枣刺,挖出他嫂子。……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外祖母的怀抱里听过这些歌谣。四岁

一晃就到了四岁。睁开眼,世界在我面前徐徐展开。我为什么会降生在这样一个地方?我的父亲为何叫赵钱孙李,母亲又为何唤作梅兰竹菊?其实,我还不会问为什么,只是疑惑:怎么会置身于这样一个奇怪的所在?那些或高或矮的“人”跳入眼帘。眼前仿佛在上映一部无声片,他们一律静默,脑袋和身体犹如一枚干棒槌,突然从地下升起来,又鬼影似的消失了。在我眼里,房子、树木、土地都没有颜色,煳成一片。爷爷的背是热的,妈妈的怀抱是柔软的。渐渐地,我能区分屋子和院子,门和墙,鸟和花丛。太阳后来才有,它是一只能飞的鸟儿。涝池,涟漪,皂角树,比锅底还黑的皂角。尘土,鞋印,水沟。苍蝇,小狗,绵羊。有好听的声音。妈妈的呼唤,爷爷哼的小调,母鸡下蛋后的啼叫,小羊的“咩咩”声。也有让我害怕的。比如红旗紧绷绷的哗啦声,高音喇叭里尖利的噪音,光膀子邻人的叫骂。风声,春秋天的好听,夏天和冬天则叫人害怕。小雨温柔,大雨粗鲁。闪电邪恶,它印在天空的图案,犹如魔鬼的面孔——如果真有魔鬼的话。打雷声不只是难听,它还令人颤栗。

爷爷背我出门,大黄狗跟在后面。有人捏住我的小鸟傻笑,我无力挣脱那些脏手。累了,爷爷把我放到地上。他从腰里摸过旱烟袋,一只手握住铮亮的铜锅,另一只手从烟袋里撮出些许烟丝,按压严实,才将烟嘴含进嘴里。随后,他摸出电火石,两手一搓,一团好看的火苗生出来了……烟锅点着了,冒出好闻的气味,“吧嗒吧嗒吧嗒”,好像有什么神奇的东西进了爷爷的肚子,他微微眯眼,仰头向天。我和爷爷说了些什么?不记得了。

村北有壕,大人们弯腰在玉米地里劳作。风吹过来,面片般的叶子呼啦啦摆动,有草帽飞起来,接着有脑袋浮上来。南坡头种满苜蓿,紫色花儿一朵朵漾开。我和爷爷躺在地里,压折了的苜蓿散发出清新的气味,那是好女子身上才有的。太阳歪着脑袋,它迷迷瞪瞪的,就要睡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母亲做好了晚饭。糊汤,馍,凉拌菜。三人是怎么吃饭的,早忘了。饭的香气,亲人的脸,煤油灯安详的光焰,这一切都储藏在那间老去的屋子里了。我总不饿,爷爷就变法子哄我。“吃吧,乖乖。爷爷给你买麻花,麻花可好吃了——”吃剩的,都喂给圈里的小羊。我故意不好好吃,就让羊哥哥多点儿口粮吧。

风刮起来,老母鸡突然从墙头跳进院子里,张皇窜入自己的窝。半扇黑漆门来回摇摆,街上的尘土打着旋儿扑进来,院子暗了。“哐嘡”“噗嗤”“咔嗒”……一街道不怀好意的家伙在外面撒野。一直绕黄花转圈的蜜蜂,惊恐地逃走了。不知哪个醉汉一下子涂黑了天。我赶忙躲到屋檐下。母亲的缝纫机“嗒塔嗒塔”唱着劳动之歌。她或许没听到外面的动静。锁过边的布匹绵羊一样爬下山,乖巧地堆在脚边。雨“啪嗒啪嗒”落下来。院子被无数个团团转的虫子濡湿了……天慢慢亮了一些。好看的水花漾起来,随即碎裂,融入流水……一个小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么?水流顺浅沟排到外边,众多小水花跳着欢快的舞蹈,迅疾破碎,随后化为无。

水点溅到脚面上,凉丝丝的,我挽挽裤腿,往后退了一步。“我娃,进屋里来吧。”

记事时看到的事物,就这样印在心里。

降生于乱世,也将在动荡不宁的国度长大。那时,我还不

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上,以为那就是世界。照片

春节回家,从大姨家得到两张老照片。“1964年4月1日”。第一张照片背面这行字让我回到那一天。人到中年的我端详百天留影的那个“我”:你真的是我吗?我坐在摇车上,头戴兔耳朵绒帽,脖子上挂了一把长命锁,左手食指和中指抚弄横杆,右手半握,眼睛看着前方。母亲一定站在摄影师旁边逗弄我。我嘴巴微张,仿佛被这世界弄糊涂了。照相馆外面的天是什么颜色?街上走过的人们脸上有笑容吗?在那饥饿年代,母亲是如何让我有奶吃的?在绛帐火车站照相馆照完相,母亲抱我走出双庙坡,从土路回到汤家村。一路上可有谁看见她怀里的孩子?又对她说了些什么?麦子拔穗时节,如果仔细听,会被满地咯吱咯吱的声响弄得兴奋起来,活命的粮食正在生成中。大雁高飞,不时把金贵的屎坨拉在地里,它看见阳光下行走的母子了吗?一百天的我 周岁留影

另一张是周岁的留影。母亲抱着我,背景为六层楼房,那是画在幕布上的图像,照相馆使用这样的背景,为的是讨农村人的高兴——谁都想进城做工人、当干部,过上有工资有口粮的日子。

我在幼年的时候,经常会抬头南望,目光越过村南头的高坡——那儿埋着死去的人们,坟头的松柏连成一团浓荫,有野兔黄鼠狼出没。四周种满了苜蓿,初夏,开紫色花,正午去那边拔草,我和伙伴们都有点心慌意乱,老觉得会发生不测的事情。太阳迷糊眼,天空蓝得死人一般,时间仿佛停止了,野地里响起“嗡嗡嗡嗡”的声音,好像从地心里发出来一般,经久不息。这个时候,大家便纷纷往村里走了。憋着尿,等到下了

19坡,才敢掏出小鸟,喘着粗气滋出老高,还往往要比试一番,看谁滋得最高。到了村头那株茂盛的皂角树下,便能听见大人们的吆喝声:吃饭了——吃饭了!南坡下横卧着一条铁路,钢轨发出的亮光能刺疼我们的眼睛。大人说那是陇海线,东通大海,西连新疆。汽笛叫了,那是我们最欢乐的时候,大地一下子活了。尽管不知道东来西往的车里坐了什么人,但心里还是那么愉快,好像那是以后会认识的朋友一般。火车轮子跟钢轨摩擦发出好听的声音,“哐嘡——哐嘡——哐嘡”,世界在外面,但有了火车的响动,我们心里也就有了盼头。照片里,母亲眼里含着一丝忧郁。多少年后,我才能掂量出其中的悲哀。生父在克拉玛依当兵,有一条金光大道已经铺到脚下。一年一次的休假团聚,母亲守着我期盼明天。孙子出世了,爷爷疼爱也没用——他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这是一个人人需要时刻站好队,才能不被吃掉的时代。我的生父,凭本能选择了“进步”。从母亲忧愁的眼里,我能看见她一生的命运。我当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黑亮的眼睛望着镜头,不明白那是在干什么。如果知道将被四十九年后的自己打量,没准儿会笑出声来。回到汤家村,进了小院,爷爷,母亲,我,就是世界。别的屋里也许有人,但我记不起了。在爷爷和母亲之外,院子里那丛盛开的忘忧草,带给我许多快乐。蜜蜂总是在黄花上面嗡嗡叫着,它们忙碌的样子让我发笑。爷爷驮着我在村子里转来转去,大黄狗跟在后面吠个不停。那些奇怪的脸,像刚从地缝里钻出来,它们贴近时,我会害怕地躲开。

似乎一刹那工夫,我就长大了。四岁的我站在屋檐下,呆呆看着从瓦楞上滴下来的水。水流个不停,像是一泡好尿,落到接水砖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越来越急,鼓起一串泡泡,在院子中央汇成队伍,朝下水沟奔去。好看的泡泡,碎了又生,一院子扑闪。

雨大起来,我会把裤腿提起来。探头看着那些一路远去的水泡,不知道它们会到哪里去。

屋里传来母亲踩动缝纫机的声音,“嗒嗒嗒嗒——”,做一件衣裳能挣五毛钱,有了钱就能为害支气管炎的儿子打针了。

母亲就是怀抱。没有谁会去留意她年轻时的面容,到她老了,望着她满脸的皱纹,儿女们才会有深深的歉疚:妈妈,你的好时光都去哪儿了?

翻看旧照片,看着过去的那个我,我在思量他如何变成今日之我。五岁

一些人从房子里蹦出来,另一些人从土窑里凫上来。鸡鸣狗叫,雀儿跳跃,树影罩住了村庄,把太阳挡在外面。我在爷爷背上睡着了。我的世界里只有三个人,爷爷、妈妈和我。

母亲为人家做衣服,缝纫机发出的嗒嗒声,回响在空旷的院子里。起风了,“哐当——”黑漆大门像是被醉汉推开了,雨斜着扫进来。屋顶上好看的青苔,皆弯腰让水顺着瓦楞流下来,“嘭嘭”掉在地上。一道道激越的水流,摔在地上,变成一串串水泡……摇曳着往地沟里奔去,一个个相继破碎,随之又焕然新生。

父亲在遥远的边疆服役,不知过多少日子才寄回来一封薄信。母亲把信藏在柜子里。

22院子里种了一畦忘忧草,初夏开出无数朵金灿灿的花儿。在我的记忆里,老有蜜蜂围着花儿绕圈子,它们不知在忙些什么。

一天中午,母亲还在收拾碗筷,一群男人突然闯进来,抬走了缝纫机。等母亲发现动静,大门已从外面箍死了。母亲晕倒在地,爷爷赶紧唤人来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母亲?后来,听干大说,他曾专程去宝鸡,费了很大周折,找到我的生父,劝阻他别离婚。但生父主意已定,不为所动。母亲只好另做打算。她曾设想过把我和妹妹送人,这样能嫁个好人家。但最后,她还是决心找一个能接受孩子的男人,“我们娘仨,死也要死在一起!”我懂事后,外婆说:你母亲为你险些哭瞎了眼。

四月里,媒婆带我们去看新家。一路上,母亲攥紧我的手。走进邻村一户人家的院子。大人们说着话,我在院子里玩耍。一株丰腴的桃树,结满了硕大的果子。吃完饭,经过那株桃树时,主人家婆婆摘了两颗桃塞到我口袋里:“我娃,以后想吃就能吃了。”

五月天,蝉拉长声调叫唤,我们上路了。母亲和继父在八十年代初

母亲低头扛着车子,上面放着我们一家的行李,妹妹坐在行李上,我在后面推着车。爷爷把我们送到村口那株树荫匝地的皂角树下,就止步了。我不知道这就是分别,也没有跟爷爷说什么。村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窄窄的土路上,也看不到人。在两村界河边,有一只羊埋头吃草。世界安静极了。太阳刺眼。车轱辘发出“吱吱吱吱”单调的声响,看母亲哀婉的表情,我隐约感到这就是离别。风吹过来,扬起一阵黄尘。麦子快熟了,空气里逸出麦子的清香。我们得吃新家打的粮食了。

继父给我的见面礼是一副扑克牌,随手翻出一张,竟然是猩红的红桃A,心不由一惊。“叫爹——”母亲对我说。“爹!”我还不知道爹是什么,但知道眼前这个男子并不是自己的亲爹。

称呼族人,于我是一件窘迫的事情。因为在心里,我并未接受这个地方。这是继父的村庄,而我是多馀的,我的血缘关系在东边那个村庄。按辈分叫每一个大人,并把他们记在心里,常常让我感到痛苦。母亲让我借东西,我便支使妹妹去,母亲把这理解为我怕羞,多少年后,她还经常用这来作我幼年羞涩的证明。——母亲,那不是羞涩。

一天,因为拉风箱烧火时看连环画入神,忘了添加柴火,继父踢了我一脚,而母亲无动于衷,于是我决心去死。我跑到村北高台上,设计着自己的死法。我能想到的是,不吃不喝,睡在里面,直到饿死为止。我知道母亲会心痛得四处找我,而继父也会很不乐意地寻找,可我害怕被他找到,我不知道他还会对我做出什么事情来。场上立着几十个秸秆堆,偷情男女常在此勾连,村里人打牌也在其中。他们铺好了麦草,把里面弄得很暖和,还留了透气孔和透光孔,嗅着植物的香味,在里面纵情叫喊——“大小王炸了你!”在里面躺了半天,迷迷糊糊竟然睡过去。等我醒来时,天已黑下来,人家的炊烟浮动在村庄上空,不时有驱赶牲口的声音,“吁——吁,狗日的,走啊!”我饿了。我想母亲蒸的白面馍馍了。扒拉掉身上的秸秆屑,我往家里走去。

当我背起书包走进涝池边的小学校,童年便戛然而止。

曾经设想,当我从外归来,一切都不变化:我喜欢的女老师还是那样好看,也没有嫁人;小伙伴还等着我和他们结伴去野地拔草;亲人不会老去,我喂食的鸡和猪都不会死去……

人们所说的那个故乡,其实只在童年那里。当你找寻它时,就只剩下两个汉字了。“故—乡”,就是逝去的、永不再来的那个东西。上学

母亲在被窝里踢了一脚,我赶紧摸黑从土炕上爬起来。天还未亮,正是睡觉最香的时候。慌慌张张背起书包,捧一盏煤油灯,快步奔向学校。星星粘在天幕上,在懒洋洋地打盹。晨风吹来,我把领子竖起来,让它尽可能多地裹住两只招风耳。谁家的门闩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惊动了鸡窝里的精灵,它们懒懒地“哼”了一声又睡过去。“吱吱”“哐嘡”……前面有矮小的影子晃动,后面也有了动静。走在疙疙瘩瘩的土路上,身子不由得左摇右摆,脚后腾起一团尘雾。我们上学去了。从十字路口左拐,沿涝池边沿绕过去,就到了学校后门。小学校由娘娘庙改建,起初用作妇女识字班教学,后来成为高家大队学校。神像丢弃,庙宇大都拆毁了,原处剩下一座孤零零的破庙,做成我们的教室。残留的几株松柏点缀校园,肃穆呆板。我们老担心会从黑魆魆的梁上掉下一条大蛇来。站在教室门前,我感觉里面似乎有神灵在活动。心里有几分害怕,黑乎乎的屋子,讲台、土坯课桌、板凳以及粗细不一的椽樑,一概失去了本来的模样,在黑暗里生出沉默的形状,让人心里不宁,以为里面藏了不怀好意的事物。我掌管钥匙,负责开门,在同学们到来之前,必须打开教室大门。我屏住呼吸,先点亮灯盏,再开锁,推门。教室里有了微弱的光亮,立时就不再阴森可怖了。黑板正上方悬挂了一幅很大的画像,老师说那是“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的大救星”。我平时不敢正视那块地儿,总觉得他的眼神里有一股慑人心魄的魔力。煤油灯照亮了教室,“毛主席”的眼睛也亮了,这个时候,我有点喜欢他,因为他的存在,神鬼们都远遁他乡了。坐在桌前,打开课本,摆正姿势,开口念起来:“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老师教识字,是从反复念这些句子开始的。我不明白嘴里念的是什么,隐约觉得“毛主席”“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类似于神,威严而神秘,“万岁”当然是不死的意思,他们会一直存在,并照看我们每一个人。在我心里,“毛主席”是一个天然存在的词,这三个字不可拆解,读的时候要带上特别尊敬的感情。

教室里人多了,声音洪亮起来,形成了震耳欲聋的大合唱。

班主任唬着脸踱进来,他走到谁身边,谁的嗓门就高亢起来:“毛主席万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老师,亲人之外的第一个生人,却令我紧张。六岁那一年,母亲教会我数从一到百的数,还会用铅笔写自己的名字“高君印”,我知道自己今后就是这个人了。写字时我用的是左手,母亲不允,操起笤帚打,逼我换成右手。春节过后,我背起书包,跟同院的小伙伴一起前去报名,冷漠的中年女老师让我写名字,我一笔一画写好了,她不置可否,突然对我伸出右手,作成手枪的形状,我以为要枪毙我,吓哭了,跑回家,不愿上学了。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上岁数的男老师,高个,红脸,鹰钩鼻子,嗓门嘶哑而尖利,时常咆哮如雷,不由人不畏惧。

学汉语拼音,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啊窝鹅,依唔育,波泼磨佛德特勒乐——老师用西府普通话教,我们鹦鹉学舌,吐出半生不熟的音调,教室里回荡着庄严又滑稽的嗡嗡声。很快,我们就能拼读出一个个汉字的音了,心里就更快乐了。因为拼音,我热爱上了普通话,一听到高音喇叭里播音员的声音,便有被天籁击中的感觉。我什么时候才能说一口漂亮的普通话呢?

每一个汉字的意思,我们只能听老师讲,比如,“人”,两条腿走路,一看就会;“天”,比“大”更大的,就是天;“口”,嘴是方的。诸如此类的,似乎很有道理,但一碰到“男”“女”之类的字,老师就讲不通了:男就是男,女就是女,乱上厕所就成了流氓,记住就行。

每天念啊念啊,写呀写呀,汉字倒也认识了不少。书本上的字,在我眼里就是真的,不容置疑的,我们背会了一篇篇课文,默想它们的深意,日子好像过得非常充实了。我渐渐生出一种感觉,自己比父母他们幸福了,因为我知道自己生在一个伟大的国家里,有伟大的领袖,有勤劳的人民,我正大步走向美好的未来。

我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塬下的绛帐火车站,未来在哪儿?在我幼时的想象里,从塬下穿过的陇海线的两条不见尽头的铁轨,伸向美妙的地方,那儿才有我的未来。在我无尽的好梦里,只梦到一次“毛主席”,激动得刚要喊“毛主席万岁!”,就被尿憋醒了。醒后想想,梦里的那个人其实就是从“新闻简报”里变来的,放电影前,都会加放一段新闻纪录片,大都是毛会见金日成、霍查、西哈努克等“社会主义好兄弟”的影像。麦子

河水青,麦苗儿绿。不用说,春天来了。天上有成群的鸟儿游走,叫声听起来都还不错。由青渐变为嫩绿的麦子,几乎同时从粪土里钻出来,挺直蛰伏了一冬的身子。对麦子我们并不感兴趣,满眼都是它的同伙,还要两个月,它们才会成熟,结出饱满的子实。它们跑不了,大地就是囚室,到头来,有死刑伺候。大人们取出镰刀,好好磨上半天,然后割下它们的脑袋,它们的一生就结束了。有老天爷照看着,麦子总会长大,成为农人的口中餐。我们关心别的玩意儿。跟随麦子一起长大的那些草,它们或做猪食,或做人们的菜肴。它们比麦子长得还旺势,一株麦子周围,挤满了密密匝匝的杂草。瘦的,胖的,高的,矮的,好像在皇后面前妩媚作态的宫女,有的还把手搭在麦子身上,我们手握铲子,将它们连根铲断,一一收拾到篮子里。麦地里几乎不长无用的东西。除了麦子,我们或拔或铲,将土地清理干净了。身后的土地,剩下的全是麦子。一朵云的原点

我躺在南坡头的苜蓿地看天。云朵从太阳下山的地方飘过来,停在头顶,簸箕大的阴影涂在脸上,正好让我免受曝晒。绿蚂蚱蹦蹦跶跶,大约知道我现在不会去理它,它从苜蓿叶上纵身一跃,站在紫色的花瓣上,扭过头看我。四周没有声息,塬下轰隆隆的火车也闭上了嘴巴。听大人说,正午时分,神灵出来散心,看谁不顺眼就会把他带到天上去。空气里确实泛起令人不安的咝咝声,但我并不害怕,头一低就能看见熟悉的村庄。一抬眼能望到一条河堤,从塬下一个叫香里的地方而来的引水渠,隐约记得掘地筑河的情景,母亲她们肩扛架子车,地里插满了红旗。河水浑浊,淤积的泥沙在无水的日子里,做成了我们的玩床:用指头在上面画小人儿。渠北,是一个几户人家的村子,再往北就是滋润周文明的湋河河谷。最远处是北山,其实是几缕山的形状。我不知道何时能走到山脚,进山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右边是望不到头的平川,玉米和高粱的脑袋遮住了视线,比庄稼还高的是一片树影,树下就是我的出生地汤家村。我的记忆仅剩一点,涝池边挤满打水洗衣的大人,村头一株刺猬似的老皂角树,街道中间躺着一条杂树掩映的小沟。至于老家院子里那丛黄花,蜜蜂的嗡嗡声犹在耳边。过几日,母亲便要摘一把耀眼的黄花,下到咕咕响的面锅里。再往东,是我不敢想的东边了。

南坡头是渭北台地的边缘,再往南走几十米,就是被渭河切割形成的塬了,二三百米高的塬下面,是平坦的渭河平原。这是我的边界,塬下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母亲说,咱塬上的麦面白,塬下的黑,待客会叫人笑话。天好的时候,能看见泛白光的渭河。在我眼里,那就是大字本上的一撇,想不出河水的气势,更想不出河里的鱼儿。我更愿意看的是最南边的秦岭,锯齿状的山影一直从东横到西……山那边会是什么样子?也有像我一样的孩子么?

西边,也有山的影子,叫宝鸡峡。关中平原浇地用的水都从那儿来,有高干渠、渭惠渠和二支渠。我不想那些事儿,只有太阳落山,我才会瞅一眼西山,就叫它西山吧,反正太阳要从那儿下山。在我朝西看的时候,心里头还有一个愿望,期望身在宝鸡的生父能想到有我这么一个儿子。

这会儿,躺在南坡头,我觉得自己就躺在世界的中央。我不能设想自己会生在别处,长在另一个地方。有一个生父,还有一个继父,他们跟我都很远(多少年后,我跟继父靠得非常近),但有母亲就足够了。有玩伴,有老师,有书有报纸和广播,有铁路,我就能飞走了。年幼时,这些村子与我相关:出生地汤家、继父家高家、外祖母家万家、母亲家绛中、干大家斜上、大姨家朱家、小姨家毕公、大姑家官庄,母亲抱我打针的公社卫生所所在地五泉。长大的过程中,我将与更多的地方结缘:比如除张、帅家、绛帐火车站、杨陵镇、雷家、扶风城关镇、宝鸡、西安、咸阳。自记事以来,我看到的仿佛都是事物原初的模样。老家的黄花,新家的桃子,二伯家的花椒,三狗家的拐枣,锁锁家的杏,康康家的槐花,村庄四周满地的柿子、李子,城壕老墙里的蝎子,粪堆上的屎壳郎,院子里的鸡,圈里的猪,仓里窃窃私语的老鼠;老人是拄拐杖的邻居婆婆,官是大队书记,水渠是晒场边上那条河渠;还有锄头,铁锨,架子车。庙,涝池,水井,煤油灯,电灯,刀子,喇叭,红旗。甚至吵架。比如因打水和犟驴“天不得”争吵,老队长和对方脸涨得通红,互相指着鼻子跳脚大叫;邻居老爷爷把不听话的儿子吊到房梁上,抽一鞭问一声:认不认错?跟我同龄的少年昂头回应道:你有本事打死我!地里长出了葱绿的麦子,金黄的油菜,白生生的棉花,丰腴的玉米,昂扬的高粱,还长出了胡萝卜、白萝卜、葱、蒜、芫荽、韭菜、西红柿、豇豆、豌豆、大豆和西瓜。河水青青,太阳高悬,吃喝拉撒睡。大人的世界好像没有一丝变化。此刻,躺在云的阴影里,我还想不出一生的道路。只觉得自己会长大,长成有力气的男儿。

不远处,卧了一坨坨坟丘,那是曾经活过的人们。松,柏,柳,椿,蒿草,植物包住了逝者,坟头的墓碑叫人害怕,我担心他们会从那儿突然睁开眼睛:你是谁?听大人们说,有人在坟上撒尿,结果第二天才醒过来;有人走夜路,走着走着就趴在坟前睡着了。我知道,这些幽灵正在四处游荡,他们不甘于常年藏在地下。他们会看见我这个孩子么?

现在,我要挎着篮子回家了。

里面盛满了蒲公英、车前子、喇叭花、刺荆芽,都是懒猪喜欢吃的。牠们长肥了,我们家就有好日子过了。村人

人际关系以血缘划分亲疏,客气和热情大多流通在亲族之间。我几乎跨过每一户人家的大门,从不同的声气和眼神中,能清晰感受到那张横亘在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在族亲面前,公理恐怕难有容身之所。

村子原本不足三十多户人家,一九四九年后,大家庭解体渐成潮流,因兄弟分家而至门户林立。原本完整的院子,被隔成两个或三个部分,中间竖立的界墙,甚至比外墙还要高。分家,意味着父辈权力的衰亡,子辈们各自挑起生活担子。亲族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兄弟感情好,平和分家的,大都能平安相处,隔着界墙,依旧声息相闻;若是撕破脸皮分家的,则彼此视为仇敌,高墙相隔,老死不相往来。

等到子辈分家时,旧宅难以容身,只好另辟新地。村外渐渐聚居起新部落。

兄弟失和,争斗时大有你死我活之势,不许他人拉架。等到和外人起了龃龉,他们便迅疾抱成一团,胳膊肘朝里拐。“一个娘生的,打断筋骨还连着筋呢!”这个真理比其他什么道理都管用。

拳头面前没有是非。人多势众,才是硬道理。

在革命前,乡人之间发生的各种争执,由德高望重的老人断明是非,入情入理,公道,有一言九鼎之威,双方都得听从裁决,或赔礼,或赔财物。如今,乡贤几成绝响,凡有冲突,往往是不要命的、胡搅蛮缠的赢得胜利。吵架

改嫁后,母亲自觉低人一头,她害怕与人发生争执,说话很小心。往往别人一句难听的话,都会让她难受半天。

初冬的一天早上,村里一顽劣少年突然打了我一拳,双方大人出来讲理,母亲与那娘们儿发生了口角。那女人的丈夫系半吊子医生,脑瓜活络,有形有貌,与一护士暗通款曲,在与老妻技术性离婚后,明媒正娶之。但他仍旧供养妻子,春节还带新妇回村里与老妻一家团聚,其乐融融,可谓鱼与熊掌兼得之典范。此公原配脸白而媚,养尊处优,那天争吵起来,她突然双手叉腰,讥讽我母亲如何如何被人抛弃云云,……血一下子就涌上头来,患有高血压的母亲,立时倒在地上。幸赖同院老婆婆掐人中、喂糖水,方才缓过劲来。正值饭时,半条街的人端着碗围观,有股喜形于色的兴奋劲儿。

我的心扑腾扑腾跳动,吃不下饭,拿了一个馍就上学去了。从街道走过时,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人剥光了衣服的小丑,不敢看人。爷爷

深秋的一天,爷爷捎话让我去汤家村看他。

母亲让我走小路过去。中午放学后,我沿着水渠独自朝东走去,这是一条僻静的小道,很少有人。玉米、棉花长满了,一个人正午走在庄稼地里,心里隐隐不安,总觉得地里会蹿出一个坏人来。从小受阶级斗争教育,脑子里一直有防备坏人这根弦。

河渠里跃动着一股清流,细碎的声响若有若无,地里偶尔会有怪鸟的扑楞声。我心里混杂着兴奋和羞辱,越接近汤家村,这股情绪就愈强烈。顺河渠一直走下去,就是我的出生地,但远远看见村头的那株皂角树和屋舍的轮廓,我却脸热心跳。我垂下头,夹紧身体,生怕被人认出来。还好,街道空无一人,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进那扇大门的,院子里似乎也没有人,爷爷在那间老屋等着我。

偏厦房里透不进阳光,土炕上胡乱堆了一团脏兮兮的被褥,枕头边躺着那杆烟锅,上面的铜嘴闪着亮光。老柜子,小板凳,别无长物。我也不知道跟爷爷说什么好,胡乱吃了几口面条,就匆忙逃开了。

爷爷更见老了。我从他脸上窥见了悲哀和寂寞。冬天

天渐渐矮了,时令收紧了大地的气。冬天来了。

高家村丁字口照壁前,大人们缩起脖子,手缩进袖筒里,低头想着心事。大队部屋顶上的高音喇叭,一如既往地聒噪着,传布来自中南海的最新指示,无非是“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之类玄而又玄的玩意儿,那种狂躁的腔调令人紧张。两个闲汉蹴在碾房一角,中间摆开一副油渍斑驳的中国象棋,他们高亢地厮杀着:“将军!”“上士!”“拱卒!”“打马!”……喊叫声飘荡在村子上空,酿造出一丝生气。

雪往往在一夜之间就覆盖了关中平原。我们被窗纸的映光刺醒了,天上飘洒的雪花,就像村里的二杆子馀粮,懒洋洋扭闪着腰肢,不时从格子里飘进屋里,我和大弟对着它吹口气,立时就融化了。泡桐黝黑的树杈驮了积雪,有一指头那么厚……世界安静极了。

父母已经扫干净了院子,雪堆在树根周围。

大门外,街道、土墙和田野都被雪盖住了,新奇的白色,通透的白色,心里骤然间明亮起来。

头一次在雪地里迈步,我略有些迟疑,不知道脚踩在雪上,会发出怎么样的动静。脚上穿的是磨穿了洞的棉鞋,害怕冰凉的雪片钻进来,弄湿了鞋底。还没到年底,新鞋还锁在绛色的老柜子里,那是母亲的陪嫁,她最值钱的东西都在里面。

农闲时,大姨二姨过来做客,三姊妹坐在院子里,坐在土炕上,一边说闲话,一边纳鞋底。穿得不成样子的衣服,被裁成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用浆糊粘在一起,一层层糊上去,做成了鞋底,再一针针穿过去引过去,将它们联结成结实的一体,便是纳鞋底。这是女人的日常功课。大姨手巧,小姨略显笨拙。母亲的手艺是外婆教会的,她说,我小时候穿的鞋全是外婆熬夜纳出来的。鞋底纳好后,再缝上鞋帮,一双鞋就好了。我目睹过母亲收拾新鞋的过程,当她把一双双鞋放进柜子深处时,脸上焕发出难言的喜悦。

怯生生踩下去,却有异样的快乐。雪在鞋底下不情愿地呻唤,发出的声音略微有点刺耳,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力气。

平日里走路,晴天土疙瘩硌脚,漾起的尘土钻进鞋里,弄脏了脚面;雨天踩到泥上,脚被黏住,陷进泥坑,半天拔不出来;都是不愉快的感受。我怕穿坏了鞋,遇到碎石路、土疙瘩路,便脱掉鞋子,提在手里,宁愿光脚挨扎。一双单鞋,管春夏秋三季;一双棉鞋,管整个冬天。因为家里的旧烂衣服也有限得很,没有多馀的来做鞋底衬布。

光脚踩在地里,想想倒是有趣的事情。耕种季节,农人怕毁了鞋子,就赤脚行走在地里。牛拉着犁铧,斜阳照在他们急促而下的汗珠上。我和小伙伴们踩过麦秆、玉米秆、棉花秆、大豆秆、西瓜蔓、豌豆藤,我最喜欢的还是踩在苜蓿身上。苜蓿用来喂养牲口,其实人更喜欢吃嫩苜蓿,看苜蓿的人,为大家所羡慕,因为他能捋青青的苜蓿叶,让面锅绿起来,香起来。吃不起油和菜的农家,面条往往就醋拌干辣椒面下饭,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做工归来,母亲才舍得切一撮葱花,用藏在吊桶里的菜油炒一炒,做下锅菜给一家人吃。冬天

那儿的苜蓿地都是可爱的。在东北坡,在南坡头,我和小伙伴们踩在盛开的苜蓿花丛里,兴奋地欢叫着。苜蓿尽管也有丰饶的枝杈,却不会有刺肉的感觉,触感类似于温柔的挠痒痒,沉醉在它的香气里,一点儿也不觉得难受。

人们扫完自家院子,搂下自家屋顶上的,钩掉院子树上的,就不愿扫街道上的了。这让我们有了一片新天地。迈开大步,路上留下一行深深浅浅的窟窿。几只麻雀在我们踩出的窟窿里觅食,它们恐怕也找不到什么可吃的。自我记事起,粮食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喝粥,大家都把碗舔得白净铮亮,泔水里都见不到什么饭渣,害得猪在圈里干嚎。

我采了一把雪,含在嘴里,突然有很充实的感觉。

有了雪,贫瘠的乡村透出几分诗意,一切都美了,亲切了,危险暂时退出了生活。

踩在雪地里,孩子们都莫名地兴奋,每一脚都有新的感受。左踩右踩,前踩后踩,最后会飞舞起来,身体于两只脚交替运行中重心平移,轻盈得仿佛一只鸟。“嗷——嗷嗷——嗷嗷嗷……”踩出来的窟窿越来越浅,全身热乎了,我们什么都不怕了。

这时候,我听见了从学校那边传来的拍门声,一定是黑脸校长从外面鬼混回来了。我多想用雪洗洗他的脸,你不知道,他确实黑得令人不安。钱

最快乐的事情,便是过年。天空安静下来,大人的嗓门也小了许多,他们劳作一年的心松弛了,孩子们才有了自己的欢乐。雪落下来,村庄白得干净。铺满雪花的路,在我眼里就是一床棉絮,是让我们随意践踏的。我的脚踩下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听着这声响,心里充满了喜悦。寄生在这个异姓的村子里,我屏息静气,生怕发出让别人不悦的声息。我像一只卑微的老鼠,藏身于自造的地洞里,思量外面的世界。学校是让我放松的地方。学的那些东西,一点点支撑起我的精神,那些神奇的汉字将我唤醒了,我隐约看见了自己的命运。写作业带给我难以言说的快乐,当我驱动铅笔在纸上描画出一个字时,感到自己生出了一股微小的力量。字写在粗糙的本子上,得压住笔头,用力划动,一不小心笔芯就折了。所谓本子,是母亲用上坟用的纸裁成,订好,我再用尺子打上格子。一支铅笔我往往要用到最后一截,用手捉不住的时候,再把剩下的笔芯用硬纸裹起来,直到尽头。在这么粗糙的本子上写字,是需要耐心的,全神贯注才能写好每一个字。我在写字的时候,心里想起的是母亲的劳作。供销社里一个薄薄的本子卖八分钱,我是买不起的。家里的日常开销,已经压缩到极致。粮食和油是队里发的,醋自己做,很少吃菜,家里有织布机,除了过年做新衣裳买几尺布外,盐,是唯一需要花钱的。一天早上,母亲对我说:你去卖几个鸡蛋吧,没盐吃了。当局实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不准农民养鸡。事实上,每家每户都偷偷养一两只鸡补贴家用。多了也养不起,人都没东西吃呢。母亲从罐子里取出鸡蛋,一个一个装入布兜,再放到拔猪草的筐里,又在上面遮了一些干草,审慎地放到我手里,眼神里蓄满期待和信任。我拎着沉甸甸的东西,朝七八里外的绛帐火车站走去。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临行前,母亲交待过“千万不能让人看见”,如果有公家人追过来就跑,可不能给没收了。走到坡口,我歇了口气。透过长长的陡坡,我看见了镇东头的砖厂。下了坡,就到车站了。这是十里八乡的人最眼热的地方,陇海铁路线上一个三等小站,扶风县唯一一个通往远方的车站。秋天的风吹过来,我感到一阵轻松。从坡底上来一个推自行车的大人,他慢慢靠近我。我下意识攥紧了篮子里的布口袋。我感觉对方不像是坏人,一身制服,头戴前进帽,一副和蔼的干部模样。两人几乎碰到一起时,他停下来,俯瞰着我。我有点慌张,从小到大还没有一个陌生人这样接近我,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心在扑通扑通地跳。时间漫长,其实也就几秒钟吧,这个人轻轻开口道:“你的鸡蛋卖吗?”哦,原来是买鸡蛋的。他怎么知道我有鸡蛋呢?“我不卖鸡蛋。”我用母亲教的话应付道。他笑了,“你把我当成那些人了!”随即朝我伏下身,“一毛钱一个,卖吗?”我很快地看他一眼,他脸上绽放的是让人放心的笑容。“车站东头就坐着那些戴红袖章的人,他们专门没收鸡蛋。”他对我说。我愿意相信他,决定把鸡蛋卖给他。母亲吩咐,一个鸡蛋至少卖八分钱。现在人家出一毛钱,已经很好了,我赶紧说:“好吧。”那人熟练地扒拉开干草,解开口袋,从里面掏出一个鸡蛋,放到耳边晃晃,又对着太阳照照,才一个个收到自己的皮包里。他从皮夹里抽出一张崭新的一块钱,轻轻放到我手里。我紧紧握住那张票子,手心里隐隐出汗。等他走远了,我才张开手,仔细打量着珍贵的人民币。这是我第一次拥有一块钱。我双手展开,把钱朝向太阳,纸面上神采飞扬的拖拉机女司机,是那么可爱!我第一次拿钱,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天说要去参观烈士纪念馆,母亲给了我一毛钱,我仔细装入裤兜,拍拍外面才放心上路。老师带着我们一大早出发,扛着红旗,沿着与陇海线平行的渭惠渠一路向西,靠双脚走到了常兴镇。那是我第一次远行。没有带水,也没有带吃的。饥,渴,一路走过去并不觉得。到了烈士墓前,才感觉干渴,就打开旁边的水龙头喝了几口。吃是舍不得的。硬挺着赶回家,河里的水,河边的树,岸边的青草,不再引起我的兴趣。一边走,心里一边在想,何时能吃上母亲的饭。走到村口,腿走向供销社,手不由自主地伸进裤兜,指头在那张纸币上摸了又摸,下决心买块面包吃。平日里,一到供销社门口老远,就能闻到面包的香味。经常有好吃的孩子偷了钱自己去买。每次去那儿,唾液便不由自主地分泌出来。我一直忍着。今天我想满足自己的心愿。我掏出一毛钱,寄给售货员。一块面包七分钱,我用剩下的三分钱买了一根针。走出供销社,见四下无人,我先掰一小块面包塞到嘴里。只是一小口,烤面包的那种香酥焦脆就让我迷醉。面包,你不知道,你是多好吃的东西啊。一小块面包就这样被我一小口一小口吞下去。回家的路上我充满了力量。卖鸡蛋的这天,把一块钱叠好,揣进口袋,我就回家了。我想让母亲高兴,她的儿子能卖鸡蛋了。在路上,我想,母亲忙碌一天,也就像下了一只蛋。生产队男人每天十分,女人只有八分,八分也就是八分钱,母亲一天辛劳就值八分钱。

快要过年了,我多想早早穿上母亲用旧衣服做成的新衣裳。

走在雪地里,几个小伙伴专心踩窟窿,看谁踩得深。几只麻雀叽叽喳喳站在枯黑的枝头,他们饿了,这是讨食的语气,但大人们也吃不饱,谁会管它们的死活呢。

过年是要做梦的,大雪天,睡在热炕上,我的梦也是好的,我有一次梦见路上躺了无数只硬币,有一分的,二分的,还有五分的,自己两只手不够用,只管捡五分的大钢镚。心想,回去交给母亲,她就再也不用为油盐发愁了,那只懒母鸡爱不爱下蛋,我也不管了。大地

春天里,麦子起身,地里蹿出各色野菜,孩子们提着篮子,手执铲子,飞快地将它们起出来。篮子满了,心头喜悦,母亲会把它们择洗干净,切碎,拌上面粉蒸熟,明早又有一顿香喷喷的下饭菜了。

天上有大雁飞过,也有一群在我们头顶盘旋。听说它们的粪便掉到谁头上,谁就有福。于是,大家追着大雁跑,伸出手,冀望能碰到一坨金贵的屎。天灰灰的,大雁们翩翩飞翔,好像在逗弄我们似的,一会儿俯冲,一会儿攀升,还不时绕圈子,翅膀扑闪,发出好听的声音。

初夏,槐花开满村庄,白生生的嫩芽,仿佛好女子身上发出的那种沁人的芳香,用钩子折了,一把把捋进瓷盆,母亲和面蒸了,蘸点醋和辣面,一家人可以享用好几天。槐树多的人家,有的愿意别人家来摘,有的不情愿。槐花的好日子也就那么几天,很快就衰成老妪,每天掉下干瘪难看的花瓣,还得劳主人费心打扫。

雨后,崖畔、地头、沟渠,有草的地方,便会生出一团团地软来。捡拾的时候,它乖顺、软和,握在手里有美妙的触感,拾回来洗了,打个鸡蛋炒了,又是一锅好菜。河渠从双庙坡西边的香里蜿蜒而来,淌着从宝鸡峡引来的浑水一路朝东,奔向五泉、大寨,隔开了高万家村和绛南村。分属两个“大队”的孩子,以河划界打起仗来。武器无非是石子、土疙瘩和弹弓。埋伏在河岸斜坡上,等对方伸头,即掷出去,大都打不中,个头高的能掷到彼岸后边,我们最多把东西扔到河中心。盛夏,河渠长满青草。有一种植物的茎和根白白嫩嫩,能嚼出甜味来。少年们挖出含在嘴里,仔细品味。过年时才能吃到一颗粗糙的糖果,有了这汁水,几乎都有过年的滋味了。那时候,地里长满柿子树,玉米熟透的季节,软了的柿子“噗”“噗”掉落,它们躺在湿地上,等着拔草的孩子捡拾。有时,我们去早了,地上光溜溜的,什么眼馋的也没有。弯腰拔了半天猪草,返回去,便有几只红红的家伙卧在那里。自动掉下来的最好吃,吹几口气,或者用袖口擦擦皮,就急忙吞下去。甜丝丝的滋味,一点点滴到心上,刹那间人会快乐起来。透过玉米叶,我看见太阳也像一枚柿子,正在滑落。拔草累了,我们爬上柿子树,惊起不知名的大鸟,扑闪着飞走了。坐在树杈上歇息,世界上只有几个人的喘息声,耀眼的柿子结满枝头,伸手可及,但我们懒得搭理它们。当玉米秆被大人扳倒,赖在枝头的柿子就不得不走了。大人们抡起竿子,使劲抽打,树下有两人撑开帆布,一枚枚柿子便“嗵嗵嗵嗵”地落在上面。叶子和果实一同飘落,大树在深秋骤然憔悴,它们一年的辛苦,换来一身伤痕。高处的果子够不着,大人们就攀上去,站在分叉处,挥动竿子。打得兴起,往往会断了枝干,柿子一骨碌一骨碌掉下去。

能傲然留在树上的,也就那么几枚,它们实在太高了。它们耀眼的色泽,在斜阳里宛如少女害羞的脸庞。

最有意思的是偷苜蓿。夏天,嫩苜蓿是最好的下锅菜。大人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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