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岳南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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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试读：

清华之立，其源实导自庚子拳匪之乱，……四万万人之膏血，清华所以成立之原素也。……且自美雨西来，留美学生之势力寝盛，将来中国之命运，殆全操诸留美学生之手。而清华实为留美学生之造制厂。质言之，清华学校与将来中国之命运，实有莫大之关系。关心中国前途者，对于清华已往之历史，盖不可以忽焉者也。——梁朝威、余绍光《清华历史》，载《清华人》（Tsinghuapper）

民国以来，名校长群推蔡元培、傅斯年，梅贻琦之名不与焉。但专就办学教育而言，在我的心目中，他才是真正的典范。——沈君山

清华校长连年更迭，学校很不稳定，校长很少作得长久的，自从梅先生接长以后，就一直安定下来，就只这件事在教育史上已是不朽。——钱思亮序

岳南先生是知名写实作家，2011年我在新竹“清华大学”校长任内，有幸拜读岳南先生大作《南渡北归》三部曲，该书以民初到上世纪中叶知识分子遭遇为主题，是“一部二十世纪学术大师们的情感命运之书”，从一个清华人的观点来看这部书，感觉处处皆见清华人，时时皆闻清华事，剧力万钧，内心震撼不已，是一个难得的阅读经验。后来有机缘也顺利邀请到岳南先生担任新竹“清华大学”驻校作家。岳先生于2011年10月初到校，除讲学外，并积极主导及参与各项活动，包括2012年4月份邀请清华名师后裔来访、9月邀请大陆作家代表团来访，并在同年12月26、27日举行的“梅贻琦校长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演讲等。

新竹“清华大学”邀请岳南先生担任驻校作家，部分构想是希望借重岳南先生的才华与见识，完成一部以“两岸清华永久校长”梅贻琦为中心的大书，承蒙岳南先生首肯，于约五年前开始撰写《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本人有幸于2016年9月底阅读初稿。

本书除详细刻记梅校长之生平外，并将清华大学从建校到梅校长逝世的历史沿革做了一番精要的爬梳。全书共分上、下二部，除序章外，共有二十三章。上部之序章、第一至第十章，从梅校长家事到求学过程开展，包括与清华结缘，成为清华第一届直接留美生（1909年），留美返国后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员、教授（1915年），教务长（1926年），代理校务（1928年），留美学生监督（1928—1931年）各阶段行宜与作为。由各章标题可见，重点在清华梅校长治校以前的“史前史”。下部为第十一至第二十三章，则是梅贻琦治校以后到逝世的清华史。据岳南先生来函：“此书稿尽管经历时间漫长，总算初步完成，心中不免长吁一口气。至于稿件的质量，不敢说上乘，还算是尽力而为之，非糊弄应景之作也。就好的方面言之，此为梅贻琦校长传记文学之第一部，是这一题材和人物较为全面的传记文学的开先河者。使用的材料来自海峡两岸与美国等地，而对新竹‘清华大学’的材料特别注意并加以引用，力争实事求是，探寻历史真相，避免意识形态气味过重的文章或校友回忆录‘左倾’或所谓右派的干扰，对所涉人物与事件，尽量达到‘持平之论’。这样有利于还原历史真相，让读者对梅贻琦以及他那个时代的清华和梅主持的西南联大相关人事与诸种情形有一个清晰、明了的认识，以达到陈寅恪先生所言‘在史中求史识’‘寻找历史的教训’的目的。”又云：“就该著的形式与创作内容而言，目前所能见到、查到的材料，几乎一网打尽。以后或许有新的材料出现，并有超过该著作者，但可以相信的是，近期不会有了。这是作者值得欣慰的地方，也是当代读者视为幸运的地方吧。（以上是我自己的评价，或有不当之词语，但大体是这么一个事实与意思。）”我认为这是相当中肯平允之语。梅校长一生奉献给清华，在两岸清华担任校长二十四年期间，以全副心血发挥才智，奠定了北京清华与新竹“清华”在两岸分别成为数一数二名校的基础和声誉。梅校长就任时提出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已成高等教育名言，深为世人推崇。他在一次致校友函中说，“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而以终身服务清华实践；一生尽瘁清华大学，未曾一日间断。清华事业就是他的事业，是古今极为少见的遇合。

梅贻琦校长是一位传奇人物，他37岁即由大师如林的清华教授群票选为教务长，42岁时又在众望所归下担任校长，一直到73岁时在新竹“清华”校长任内去世。梅先生担任教务长期间，正是清华成立国学院，震动学术界之际；他于1931年起担任校长，首先竭力平抚屡有驱赶前校长之举的纷乱氛围，落实校园民主，继而积极延揽大师级学者使清华迅速成为顶尖名校。抗日战争爆发后，梅校长以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身份主持西南联合大学校务，维持弦歌不辍，居功最伟；到1941年，清华已有“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之誉。而在抗战前后和国共战争时期，学潮不断，校园动荡，梅校长均能站在维护学校和学生立场，加以平息。1949—1955年滞美担任清华基金监督，1956年自美转到台湾创建新竹“清华”，从寻觅勘查校址到筹措经费，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圆满完成。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十五人，而第三届研究生中即有李远哲先生日后荣获诺贝尔化学奖，加上华人中最先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和杨振宁先生出自西南联大，使得清华成为华人地区唯一拥有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大学，而这三位都出在梅校长任上。诚如岳南先生所言，“这个人才辈出，硕果延绵不绝的局机，绝不是偶然的”。

梅校长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中，清华校友、曾任台湾大学校长及“中研院院长”的钱思亮先生代表各界所致纪念词，大意为：梅先生对国家的贡献很多很大，每一件对别的人说都可称为不朽。梅先生民国二十年（1935年）接任清华大学校长。那一时期清华的校长连年更迭，学校很不稳定，校长很少做得长久的；自从梅先生接掌以后，就一直安定下来；清华自梅校长执掌不久，就已在世界有名大学中奠立学术地位，这贡献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朽的功绩；抗战时搬到长沙、昆明，与北大、南开合组西南联大，三大学合作无间，并把学校办得很好，梅先生事实上对学校行政负责最多；战后复员到北平，梅校长重整清华园，两年多的时间，清华的规模与素质比以前更扩大提高了。1950年代中期之后在新竹重建“清华”，极节省地、一点一滴地亲自打下好的基础，建立了中国第一座原子炉，以最少的人、最少的钱、最短的时间，一次就成功了。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梅先生，我们就想到梅先生撒播的种子；梅先生在清华四五十年，教导出这么多学生，都各守岗位工作；做“教育部长”时改革风气；倡办长期科学发展，影响既深且远。将来再过十年再过二十年，再来纪念梅先生，我们就更觉得梅先生的伟大，认识梅先生比现在更为深刻。——在梅校长逝世五十多年后回顾，钱先生一席话可谓神准：清华何其有幸，有旷世不朽教育家引领，奠定今天的基础与历史地位。

梅校长的知友、清华校友胡适先生在晚年常引李恕谷先生语：“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有人说是收徒弟哲学，岳南先生虽不能算是梅校长徒弟，但发扬光大一代教育家精神的功绩则一，是值得我们深深感谢与赞扬的。2016年10月31日上卷从南开到清华序章归去来兮

严酷的寒冬比往年来得早了许多。

北平古城西郊，已凝冻成冰的残雪呈铡刀状，斜插于杂草败叶之间。阴沉的天空偶尔露出惨白的太阳，照射着雪草黏结的板块，反着阴森的光，一闪一闪，与滚动的漫天黄沙交结缠绕，升腾起一股刀兵四伏的朦胧幻象。烈风吹动中，树枝摇撼，枯絮夹着细沙碎石，如射出的镞矢飞舞旋转。稀落的行人，头上缠绕粗布围巾，或套一黑黄色狗皮长毛棉帽，弓腰曲背，蜿蜒前行。破旧的村落土屋，孤独地蹲在杂树丛生的荒野，显得分外寂寥落寞。放眼望去，满目河山透着冷彻骨髓的寒意。西山、海甸一带灰色苍茫里，影影绰绰的驼队在漫天风沙中缓慢地向古城移动。几只乌鸦于惊恐中放着悲声，穿过黑云冲向远方。天地迷茫处，动地的鼙鼓、战马的嘶鸣、学生的怒吼，伴着呼啸、凄厉的朔风隐约传来……

这是1931年12月3日上午晚些时候，苍凉寒冷的西直门外，一辆灰黑色老旧轿车沿农事试验场（动物园）一侧转向北行。黄土加碎石铺成的路面经历了严冬干旱与车轮辗压，已是遍体鳞伤。飞转的车轮载着车身一路颠簸向前驰去，过黄庄、入海甸，越“燕京”，闻名于世的圆明园废墟的庞大石柱举目在望。沿收割后的稻田东侧前行右拐，一座古典优雅的青砖白柱三拱“牌坊”式建筑突现眼前。低沉短促的喇叭声响过，门旁警卫肃立，举手敬礼。少顷，轿车从中间圆拱门悄然驶入。

半个时辰后，清华园荷花池畔小土山一侧钟声响起，众师生从散落于园内的各处馆舍走出，于寒风中整理着衣帽或跑或走，陆续来到庄重肃穆的大礼堂坐定，以好奇与兴奋之情，等候新任校长就职演说。

与以往国立清华大学新科校长就职仪式不同的是，这个日光惨淡的上午，园内外看不到陪同、随扈、迎接新校长的党国大员、公安巡警甚至护兵卫队，更无专门邀请主持的司仪、乐队，以及大批男女记者拥挤冲撞、窜进窜出的热闹场面，嵯峨堂皇的大礼堂显得有些空荡冷清。上午11点整，国立清华大学教务长张子高、秘书长杨公兆、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等，引领两位学者沿长廊一侧向主席台走去。坐者望着二人背影，交头接耳议论开来。行在前面，身材略瘦、具有典型南方人相貌特征者，是代理校长翁文灏。紧随其后，身材高挺削拔、精神矍铄，脚蹬加绒高帮布质棉鞋，身穿浅蓝布长衫，外罩藏蓝色夹袄，头戴细毡灰色礼帽的中年男子，便是部分师生久闻大名但未见其人的清华新任校长——梅贻琦。

掌声过后，首先由代理校长翁文灏讲话。

翁氏以家乡浙东宁波官话开门见山地说道：“今天梅校长到校视事，本人谨代表全校致热诚的欢迎。本人自今年七月间奉令暂代校务以来，因为各方面的事务纷繁，没有能用全部的时间，来替清华办事，这是很抱歉的。最近的两个月，本人因为职务的关系，常往来于京平之间，更没有能到校，承叶企孙先生的盛情，暂为代理，许多帮忙，这是本人应该致谢的。今天梅校长到校视事，清华负责有人，前途发展，不可限量，这是本人深为欣慰的。梅校长与清华有十余年深切不断的关系，大家均所谂悉，当然无须再为介绍。不过本人于今日临行之际，有两种善意的希望，愿意贡献给清华。”

讲到此处，翁代校长稍做停顿，以复杂、真诚的目光扫视一眼台下听众，语速缓慢略带沉重地说：“一种是希望清华以后要保持安静的空气；一种是希望清华要具有进步的精神。总而言之，希望清华以后在安静的空气中求进步。”言毕，目光投向台下师生并点头示意，听众以热烈掌声报以友好回敬。

翁文灏没有再讲下去，也无须讲出具体实例予以启示，刚才一番温和谦恭又暗含批评之意的话语已经做了表达，间涉的历史背景、师生关系、现实处境与未来希望，在场者自是心领神会——

自大清王朝末年于这所废园兴建学堂算起，清华二十年历程，校名三更，校长十易。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以学生为主导的驱赶校长风潮逐渐兴起并愈演愈烈。许多年后，一个叫罗隆基的清华毕业生曾对外自豪地宣称，当年最大的丰功伟绩，就是“九年清华，三赶校长”，以示同学少年多不贱，个个都是叱咤风云、创造历史与改变历史的风云人物。

翁文灏出任代理校长之前，清华园内每位校长平均任期二年，在校最久者为周诒春，任期四年五个月；较短者为温应星、吴南轩，任期皆未过两个月；短者为乔万选，刚进校门即被学生赶出，任期约为一分钟；最短者为罗忠诒，未出家门即被拒，任期约等于零或负数。而在校长被驱逐之后的许多个时期，清华处于群龙无首状态，一切事务得益于多年形成的惯性或由校务委员会出面维持。

令在座师生记忆犹新的是，七个月前的1931年4月20日，又一任清华校长吴南轩在大礼堂宣誓就职，各色党国大员与帮闲者前来捧场，整个清华园岗哨林立，车辇浩荡，乐音飞扬，场面恢宏。大礼堂内用鲜花、绸缎布置一新，交相闪烁的镁光灯，晃荡得观礼者睁不开眼睛……惜好景不长，仅过一个月零九天，清华园内驱逐校长风潮啸起。5月29日清晨，吴南轩官邸忽被学生包围，逼其辞职，几位校内高层人物亦分别被堵于寓所或办公处遭到斥责与驱逐。紧急中，吴南轩的几名嫡系要员在众生吵嚷斥骂中携印信逃出清华园，转入北平东交民巷使馆区利通饭店，与提前进城的吴氏汇合，托庇外国人保护，在此设立“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事处”，企图对清华事务遥控操纵。此番闹剧受到中国政府层峰及社会舆论严厉斥责与抨击，在巨大压力和清华师生坚拒的夹击下，吴南轩只好称病辞职。7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代理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在政学两界德高望重，“洁身自好，磊落光明”，又以学识渊博、温和实干著称的翁文灏，临危受命，到校后顺应时代潮流和师生意愿，多方求解，四处安抚，风潮暂时平息，校务重新步入正轨，暑假前的年终大考顺利进行。深知清华教授与学生皆不好对付，且无心觊觎校长之位的翁文灏，见校园已恢复平静，遂向教育部递交辞呈并请正式校长早日到校。

9月15日，新学期开始。翁文灏到校视事一天，把校务交于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暂代，自己径返北平地质调查所去了。

开学仅三天，清华师生翘首以盼的新任校长连个影子都没见着，山海关外“咣”的一声，“九一八”事变的重大凶讯轰然传来。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奉令炮轰沈阳北大营，向中国东北边防军发起进攻。时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坐镇北平，节制黄河以北广大地区的原“东北王”张学良接到战报，明确下令“不予抵抗”。当晚，日军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三天内长春、吉林陷落。未久，30万名义上隶属中华民国南京中央政府的东北军一枪不放向关内撤退，日本关东军乘胜四面进攻，导致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三省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为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也是“天才的爱国主义者”傅斯年认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逻辑的开始”。

事变突发，举世震惊，社会各界纷纷给予南京国民政府和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副司令，以及张氏节制的东北军有力声援，北平各大学立即发起组织平津学术团体对日联合会，议定北平国立四大学，北平研究院，北平图书馆，南开、燕京二私立大学及中国大学负责人为常务委员，推举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为联合会主席，代表学术团体讨论应付此次事变的战略方策。同时，北平各大学教职员亦组织联合会，研究办法，领导民众，以做政府之声援与后盾……

9月21日上午，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针对“九一八”事变成立清华校内专门的对日委员会，推举冯友兰、叶企孙、张子高、蒋廷黻、钱端升、叶公超等17人为常务委员，并敦请本校蒋廷黻、萧叔玉二教授对全校师生演讲中日问题，让学生了解日本，熟知中日之间国情与实力对比，以便为民族抗战有效地尽一份责任。同日上午，北平市政府召集本市军警宪机关及各大学当局联席谈话会，做出八项决定：（一）各校禁止学生罢课；（二）不许学生结队游行；（三）各学校学生在校开会应先得学校当局许可并由便衣警察参加，以防意外；（四）学生讲演应以三五人为限，并由学校当局通知警察随时保护；（五）学生出外讲演不得携带武器，以防危险；（六）讲演应就下列指定各地点举行……

……

政府当局的意图自是明显，清华校委会为顾及抗日大局，尽量予以配合。9月24日，在无法阻止学生抗日救国热情，但出于“维稳”的考虑，必须设法避免学生集体进城游行紧急态势下，清华教务处发布通告：“本日全体学生分道至附近乡村讲演东北问题，特许停课一日。”显然，清华校方想以此种方式，释放学生被“事变”火焰烧起的悲愤难抑的激烈情绪。

此时，南京政府与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仍处于似是而非的模糊幻影中，学生的主流立场是拥护中央政府，并愿“为政府后盾”，共同对抗日军侵略。随着东北局势一发不可收拾，而南京政府与坐镇北平的张学良迟迟未下令行动，血气方刚的学生被激怒，逐步踏上了与政府对抗并正面交锋的“请愿”之路。9月28日，南京、上海两地学生5000余人，冒雨前往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在碰了软钉子后转赴国民政府外交部，得到的答复仍然是等待“国联”解决。外交部官僚在训话中，一度牛气哄哄地勒令学生返校复课。学生怒气越来越大，请愿队伍中几个平时闹事不怕事大的另类分子，火从心头起，力从胆边生，呼地一下撞开阻挡的警卫，冲入外交部大楼，窜入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办公室质问各节。王先是打哈哈支吾其词，复恼羞成怒，勒令学生滚出去。学生则“以手击桌，碎玻璃桌面”，而后上前揪揍王氏。王恐，走避不及，被学生数人擒获，一顿胖揍，继之有学生于混乱中抄起红墨水瓶与花盆，猛击王氏头部，盆碎头破，王外长倒地不起，红墨水溅了满身，似鲜血流出，场面极为恐怖。军警赶至，急将王氏救出，护送至鼓楼医院，诊断为脑震荡兼膝盖严重骨折等三处重伤。国府最高权威蒋介石闻讯，大怒，但又不得不采取先礼后兵的战略决策，亲自出面接待学生并设法安抚。

听闻南京的蒋介石已经露头，心高气傲的北平学生，开始集结到张学良居住的顺承郡王府官邸外游行示威，且呈不可遏止之势。——许多有经验的教育界人士意识到，如果张学良不予以解释和安抚，大规模学潮就要在南北爆发并波及全国。清华作为北方国立大学重镇，因翁文灏代校长的辞职而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虚悬已久的校长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由教育界和社会有识之士向教育部提议、督促、荐举，复由部长提名、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通过，于10月14日颁布1716号训令，正式免除吴南轩虚位已久的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之职，由梅贻琦接任。

当此之时，梅贻琦正以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身份，在美国华盛顿料理事务，鉴于事态紧急，南京方面拍发电报催其迅速返国就职。梅接电后不敢怠慢，迅即办理交接手续，打点行装登船启程，急匆匆向离别三年多的东方故园驶来。

梅贻琦在浩瀚的太平洋随船颠簸前行之际，“九一八”事变引起的风潮不但没有平息，反而蔓延全国并持续发酵。南京政府仍无出兵迹象，已成为亡国奴的东北各界民众，于11月7日组成650人的请愿团赶赴南京请愿。继之天津学生纷纷南下请愿，要求政府立即出兵，驱逐倭寇。二者得到的答复基本相同：“不要听信造谣挑拨，要镇定听候中央处理，到必要时候，中央一定抵抗……”

11月下旬，被张学良阻于门外、忍无可忍的北平学生开始图谋南下。在这个节骨眼上，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吴其昌，偕夫人与胞弟——燕京大学学生吴世昌，在北平顺承郡王府官邸门外向张学良泣请未果。一怒之下，吴氏兄弟跑到南京中山陵前“绝食哭陵”，并发表《昭告总理文》，一番造势折腾，世人为之瞩目。

吴氏全家“绝食哭陵”消息传出，给清华大学师生极大震动与刺激，清华学生会立即决定全校停课赴京请愿。负维持校务之责的清华校务会闻讯，劝阻未果，清华学生进一步行动起来。许多年后，一位参加赴京请愿的学生仍记得当时紧张而感人的场面：“只听见校钟当当沉重的鸣声，自上午起一直没有停过，这真是有力的号召，每响一声就如敲在心上一样，我躺在床上，听见隔壁的人声渐稀，知道都已去参加了。我终经不起这钟声的激励，抓了一件棉袍装在洗衣袋里，随大队走向北平前门车站去也！”又说：“初到车站，铁路局方面受到命令，加以劝阻，但此时学生的情绪劝阻岂能生效呢？交涉至傍晚，同学决定‘卧轨’，决不回头。‘卧’倒是没‘卧’，全体都站在铁轨上挡住一列正预备开往南京的列车，车上头灯强烈的照在我们的脸上，眼睛睁不开，冷风吹在身上寒噤的牙齿得得作响。……伫立了几个钟头，还是我们胜利了，铁路局询得南京方面的同意，允许前赴首都。这时腿都站直了的我们，真是高兴极了，全体拥上了三等车厢，就在深夜中出发！”

11月26日，抵达南京的清华学生，受到蒋介石于中央党部单独接见和训示，众生自感达到请愿目的，翌日乘车离京返校。

此次清华学生作为赴京请愿的前驱，渐知手握重权的张学良压根不可能出兵抗战。北平乃至整个北方学生遂调转身心，把希望寄托于南京中央政府与蒋介石身上。当天，北平民国学院450名学生发起南下运动。28日，燕京大学190多名学生再度南下……一时间，北平与华北学生抢占、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向首都南京蜂拥而去。与此同时，京沪学生得天时、地利之便，更是风头劲健，纷纷向南京云集，街头的热切呼唤与“请愿”豪气，很快演变成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暴力色彩随之加剧，肢体冲突甚至群殴事件已无法避免，爱国学运向着恶化的方向迅速滑去，洞若观火的教育部以特快急件发出第2041号训令，企图挽狂澜于既倒。令称：

本部迭据京沪路郭局长承恩迥有先后电称：“敬午来有学生八九千人至北站，不服劝阻，大部分强乘一次车迫令开行，所余学生，复强乘迥日第五次车第二段车进京，因机车力小，拟将该段车在第一段车后开出，学生不愿，竟将警务分段长龚国栋、站长方振华痛殴，并将站长室打毁，计昨今日沪站晋京学生，约七千余人，五次车于有日一时二十分开出，约下午二时到京。又暨南大学学生代表四百余人，要求敬晨七次车在真茹停靠，当即拒绝，该代表即横卧轨道，夺取红旗，强迫停车，蜂拥攀登；又苏州有学生一千四百人强登敬日第九次车赴京；又无锡敬日，亦有请愿学生二十余人赴京，均经会同市府机关，竭力劝阻无效。……除呈复及函复并分令外，合行令仰该校当局劝谕各生，以后乘车，应照定章办理，不得有强迫开车情事，以维路政。此令。中华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三日署理部长李书华”

南京政府当局于烦躁、紧迫中，失去了往日的克制与忍让，改以强硬姿态调动大批军警，动用武力手段，不惜流血，欲对赴京游行示威的学生加以镇压。

弹已上膛，箭在弦上。

在这千钧一发的严峻时刻，梅贻琦已奉命由美抵达国内。12月3日上午，梅以教育部最新任命的国立清华大学校长身份，由北平城内乘车驶入清华园这个倾注了他十余年心血与汗水的故地，风尘仆仆地随张子高、杨公兆、叶企孙等步入大礼堂，面对一排排熟悉或陌生的面孔，继代校长翁文灏之后，开始了一生中最为著名的演说：

本人离开清华，已有三年多的时期。今天在场的诸位，恐怕只有很少数的人认识我罢。我今天看出诸位里面，有许多女同学，这是从前我在清华的时候所没有的。……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清华这些年来，在发展上可算已有了相当的规模。本人因为出国已逾三年，最近的情形不很熟悉，所以现在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可说。现在姑且把我对于今后的清华所抱的希望，略为说一说。

我先谈一谈清华的经济问题。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的幸运……

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研究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发展，来估定教育费的经济与否，这是很有商量的余地的。因为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据在场的学生回忆，梅贻琦讲到此处，伸出手臂冲天一扬，抬头挺胸，脸呈激动、肃穆、庄严之色。台下听众大受感染，掌声雷动。

最后，梅贻琦面色沉重地望着众人，以轻缓的语调说：

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份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今天所说的，就只这几点，将来对于学校进行事项，日后再与诸君商榷。

掌声再度响起。梅贻琦略带微笑点头致意，将放于桌上的礼帽捡起，与翁文灏等从容步下讲台悄然离去。——至此，清华园纠葛半年多的校长问题尘埃落定，国立清华大学未来的命运，与时年42岁的新任校长梅贻琦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是时，学潮仍在大江南北呈汹涌澎湃之势，各种消息不断传出，清华大学部分学生蠢蠢欲动。梅贻琦深知学潮内在隐情与失控的后果，遂联合教务长、秘书长及评议会的张子高、杨公兆、叶企孙、冯友兰以及朱自清等颇具声望的行政人员及教授，来回穿梭于馆舍之间，与各方沟通联络，对学生倾心交谈，全力安抚、稳定学生情绪与校内秩序，昼夜不舍……

12月5日晚间，不幸消息传到清华园，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在南京成贤街、浮桥一带示威游行，国民党当局出动1000多名军警包围、殴打示威学生，有30余名学生被打伤，185名学生被捕。为表示对南京政府镇压学生的愤慨，12月6日，北平各校6000余名学生到顺承郡王府张学良官邸请愿示威，随后转向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声讨，并于激愤中把党部牌子砸个稀巴烂。

12月15日，更加凶险的消息传出，有少数清华学生参与的北平各校学生南下救国示威团500余人，联合当地学生共2000余人冲进外交部，把悬挂在门口的牌子、院内停放的汽车，以及楼内门窗、办公桌椅、文件橱柜等捣毁砸烂，并把一沓沓外交卷宗抛在地上。洗劫过后，大队人马直奔国民党中央党部，众生一拥而上，缴了卫兵的枪械，砸掉门上的党徽，捣毁中央党部传达室和会客厅，继之四处寻衅打砸。时蒋介石正在党部举行会议并提出辞职下野，闻讯后请在座的代理行政院长、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以及国民党、教育界双料耆宿蔡元培出面，接见学生并予以安抚。蔡元培、陈铭枢刚一出门，即闻呼打之声。蔡氏“甫发数语，该团学生即将蔡氏拖下殴打”。另有学生以木棍猛击陈铭枢头颅，陈当即昏厥倒地。中央党部职员及警厅保安队急忙上前救护蔡、陈，学生见状，即有人拔出缴获的手枪鸣放，径向内冲，用木棍向内殴打，并绑架蔡元培向门外冲去。中央党部警卫见事发紧急，朝天鸣枪警示，并集结队伍追出营救蔡氏，直至玄武门附近的荒田水洼中，警卫与学生一番扭打殴斗，始把受伤的蔡元培救回。

12月17日，南京“珍珠桥惨案”发生。是日，北平、天津、上海、济南、安徽等地赴京请愿学生代表，同南京学生共3万余人联合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珍珠桥时，早已部署在此地的国民党军警奉令进行血腥镇压，当场有30余名学生被枪杀，尸首被扔进河里。另有100余人受伤，100余人被捕。消息传出，举国哗然。

12月31日，南京教育部特别向国立清华大学发出训令，简略讲述12月15日、17日南京两次大规模学潮的政治动向，以及双方采取的行动。特别强调17日风潮内因、外力和因果关系，皆属学生成分复杂化，且有党派渗透暗中操纵演化而成；时有千余名学生携带木棍围攻国民党中央党部，其中一部分临时换带赤色臂章，党派色彩极其明显；而捣毁中央日报馆并带头实行纵火者，就是这些赤色分子……因而，教育部特令清华大学“即便遵照，切实劝谕各生一体遵照，是为至要”。

当清华校长梅贻琦接到这件训令的时候，已是1932年1月3日。

就在这一天，由朝鲜调往东北地区的日军第20师团司令部、混成第38、39旅团，及一个重型轰炸机中队，协助日本关东军占领锦州。而此时驻锦州的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第12、20旅和骑兵第3旅，已奉张学良之命撤退至关内，并向河北滦县一带大举溃退。日军先头部队占领辽西，直逼山海关与长城各关塞隘口，以凌厉攻势吹响了占领热河、侵吞华北的号角，一个血火交织、关乎民族存亡续绝的大时代业已来临。与民族兴亡密切相关的教育事业，亦将在这战火纷飞中面临生死攸关的考验。广袤的华北大地，很快陷入“安放不下一张书桌”的险恶之境，梅贻琦与他统领的清华大学师生将何去何从？“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历史在民族危难的拐点上选择了梅贻琦，梅贻琦于大军溃退千里，山河破碎如絮，学潮汹涌澎湃的大时代里，重返清华园执掌舵柄。国共两大阵营裹挟着校内师生，在古老破碎的版图上交汇争锋，迸裂的火花与浩荡的激流，在这里碰撞搏击、互灭互生，梅贻琦单薄的身躯能承载得起这千钧重负吗？

——历史在静默中拭目以待！第一章往事何堪哀少年南开

1908年夏，一个19岁的青年学生于天津南开学堂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当他摆动长衫、神情盎然地走出这座学府十年之后，门前竖起的纪念井铜牌上，不可或缺地镌刻了他的名字，以示永久纪念。——这位学子，便是后来被称为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的梅贻琦。

梅贻琦，字月涵，清光绪十五年腊月初八（1889年12月29日）生于直隶天津城内照壁胡同一处普通院落。关于梅氏家世及其与天津的瓜葛，许多年后，梅贻琦在台湾应相关方面邀约，亲笔书写了一篇短文，简要叙述自己家族延续的历史脉络，文章说：“关于琦之家世，幼年曾见一本‘梅氏家乘’，略有记忆，以后经庚子之乱，遂未再寻得。此家谱起首，叙明初一将官名梅殷者，原籍武进，曾尚太祖之大公主，生二男，燕王至南京僭位，为殷夫妇所反对。一日殷赴燕王宴，归途落水淹死，大公主哭闹不休，燕王始允携二子回北京善视之，皆封军职。此二子之名字及其后代如何迁至天津，则全不记得了。在北京从未遇到过[天津]姓梅的，在天津家口亦不多，幼时家人常往来的只不过七八家，皆属中产以下人家，多半教书，或做‘盐务’（如盐商经理之类），偶有做官的不过知县等级，但经商的甚少。在清末以诗或书画称小名家者颇有几人，所以梅家人在天津有‘穷念书的’雅号，而还有‘梅先生拔烟袋……不得已而为之’的笑话。”又说：“琦幼时考学校时报名须默写三代，故还记得：曾祖名汝钰，祖茂生，似皆曾中举贡。琦生时祖父母已去世，稍长闻祖父曾做清丰县教官（训导），病殁于任所。先父讳臣，字伯忱，为三兄弟三姊妹中最长者，二十岁时考中秀才，以后曾两次上京赶考皆不第，便未再试，一生职业为盐务，担任盐商津店账房，或兼‘外事’（与官府交结者）。家境非甚宽裕，但对于吾兄弟五人之教育，必尽力成全。琦姊妹亦五人，最小者二人亦能毕业于师范及南开大学。”

据梅贻琦晚年的兼职秘书、清华校友赵赓飏说，这份“家世简史”，属梅氏于仓促间撰成，颇为简略，有些记载语焉不详，故后来在新竹“清华”创办的《清华校友通讯》第三十一期披露后，清华1911级老校友张福运认为确属“略而不详”，有待补充。于是，张氏特出《明通鉴》一书检阅，在“惠帝建文四年”条下，找到了有关“梅殷”名事的记载。原文如下：

上（指燕王）之即位也，驸马都尉梅殷尚拥兵淮上，不降。上乃迫宁国公主啮血为书以授殷。殷得书恸哭，乃还。既入见，帝迎劳曰：“驸马劳苦。”殷曰：“劳而无功耳。”上默然。以公主故，不诛，然自是益衔之。（按：燕王至南京，凡拥戴惠帝[即太祖之孙建文帝]未降诸大臣，皆加屠戮，故云“以公主故，不诛”。）“成祖永乐三年”条，又载：“冬十月乙丑杀驸马都尉梅殷。”

先是殷家居，上尝遣中官伺察，词色恒不平，于是陈瑛希旨劾殷：招纳亡命，私匿塞外人，与女秀才刘氏朋邪咒诅。上曰：“朕自处之。”因谕部臣考定公侯驸马仪仗从人之数，而别命锦衣卫执殷家人送辽东。至是，殷入朝。前军都督佥事谭深、锦衣卫指挥赵曦，挤殷笪桥下溺死，以殷自投水闻。都督同知许成发其事，上命治深、曦罪。对曰：“上命也”。上大怒，立命力士以金瓜落二人齿，斩之。遣官为殷治丧，谥“荣定”，而封许成为永新伯。

初殷之死也，宁国公主谓上果杀殷，牵上衣大哭，问“驸马安在？”上曰：“为主迹贼，勿自苦。”寻官殷二子：顺昌为中军都督同知，景福为旗手卫指挥使。赐公主书曰：“驸马殷虽有过失，兄以至亲不问，比闻溺死，兄甚疑之。许成来首，已加爵赏。谋害之人，悉置重法。特报妹知之。”逾月，进封宁国长公主。

对于这段记载，张氏认为与梅贻琦自撰家世一文并无不符，唯能补其缺者，对梅殷一家之北迁，至其溺死桥下，更有翔实记载。为此，张福运慨叹曰：“梅殷忠君抗逆，燕王即皇帝位尚拥兵不降，以永乐之残刻成性逞志淫刑，虽至亲亦不能免。五百年后，其后裔梅校长始显达，名垂史册，殆天之有以报其忠乎？”

梅殷死后，其子孙为何落户天津，史乘不详，据赵赓飏推侧，明成祖朱棣既封驸马二子军职，谅必有俸无权，住处难免限居京畿附近地区，至少其中一位，可能依军籍之便而居住天津卫，因此世代留居。唐宋以来各地设“军州”或“卫”为军事防区，而清末民初，仍多呼天津为“卫”。梅夫人晚年回忆文，曾有一言，谓梅家是“明成祖时代由江苏北迁，来负责驻防天津卫的”。或可作为参考依据。◎梅贻琦与同胞兄弟及堂兄弟合影。后排右一为梅贻琦，左一为六弟梅贻瑞；前排左起：小弟梅贻宝，八弟梅贻琳，十弟梅贻

至于梅氏家族来到天津卫的几百年岁月，出了多少算是“人物”的人物，有何种事功，延续到梅贻琦这一代已无从知晓。所能了解者，上限或于曾祖、祖父辈人物，然仍如雾中看花，不甚了了。能探清者，只是这个家族至清末就已衰落，梅贻琦父亲的功名是考来的，而他两位叔叔的秀才名头则是拿钱捐来的。母亲张氏，未曾入学，其先人在天津鼓楼北开设义生堂药店，勉强维持一家温饱……总之，在梅贻琦童年到青年的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几位父辈人物与家庭十几口人“非甚宽裕”的生活。蒙“多子多福”风俗所赐，梅贻琦父母共生育五男五女十个孩子，昆弟五人依次是贻琦、贻瑞、贻琳、贻璠、贻宝，因家族大排行故，贻琦的弟、妹都称他为“五哥”。梅贻琦自幼忠厚老成，聪颖好学，读小学时已具有学霸气象，每次先生提问总能对答如流，深得先生与家长喜爱。读书之余，年幼的梅贻琦知道自己作为长子在家庭中的位置和担当，自觉帮助父母做事，如踩着小板凳帮助父亲记账，协助母亲照顾弟弟妹妹等成为常态。

1900年，庚子乱起，天津成为义和团“扶清灭洋”的主战场之一。烈火硝烟中，11岁的梅贻琦随父母及弟弟妹妹合家逃亡保定避祸。乱后归津，原本并不富裕的家业被洗劫一空，洗劫之人是拳匪、联军，或是清兵民贼兼及强盗小偷，已无从查考，即便查得亦无可奈何。经过此次浩劫，天津工商业受到重创，可谓一蹶不振。梅贻琦父亲失业，家中生活顿陷困境，只好从亲朋好友处借得粮钱暂时度日，每以玉米面充饥且要限量，家人每日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后来，父亲总算找到一份差事，但薪水低微，仍难维持一家生活。许多年后，梅贻琦五弟梅贻宝回忆自家“近代史上最艰辛的一段”往事时说：“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我家够得上准无产阶级了。父亲的收入有限，家里人口可观，一切周章挪补，都要母亲伤脑筋。我一直到十几岁，恐怕是五哥回国以后，才穿到一件直接为我做的新袍子。家境虽然清苦，人口虽然众多，父亲却咬定牙，叫每个儿子受教育。后来天津开办了女子学校，他叫两个未出嫁的女儿亦上学校。”

1904年秋，15岁的梅贻琦进入南开中学前身——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就读，在这里，遇到了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张伯苓。从此，他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天地。

张伯苓，名寿春，字伯苓，以字行。祖上乃山东人氏，原在大运河使船往来南北，以贩运油粮为生，不知何年何月流落到天津卫，后来在城内开了一家叫作“协兴”号的粮行维持生活。祖父名张虔，青少年时期为国学生，因屡试不第而致癫狂，38岁死去。其父名云藻，字久庵，为独生子，且兼继承五门。久庵公自少年时代起即酷爱音乐，醉心骑射。及长，吸取父亲屡试不中以致癫狂而死的教训，不以科举功名为重，根据自己喜好，遍访名师大腕儿，悉心向学，后来终成正果，弹拉吹打无一不精，尤擅弹奏琵琶，江湖上人送外号“琵琶张”。久庵公练就如此本领，出山后在城内设馆授徒，并以此为终生志业，曾一度举家落户天津宜兴埠，在当地大户、肄业于天津水师学堂、后来成为教育家的温世霖家族执教，张、温两家就此建立了深厚友谊，进而有了姻亲关系。许多年后，一位叫温家宝的天津温氏家族子弟在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说：“张伯苓先生是天津人，和我同乡，也是同村。”指的就是这段前世因缘。而温家宝的爷爷温瀛士创办普育学校，就是深受前辈温世霖影响而亲身践行的一个成功案例。

张久庵年轻时先娶胡氏为妻，未久胡氏病故，续娶杨氏。1876年4月5日张伯苓诞生，时久庵公已43岁，算是老来得子，一家欢喜自不待言。更令张氏夫妇及家族长老们惊喜的是，以后四年内又接连生了两位千金。张久庵59岁那年，送子观音再次光临张家，夫人杨氏又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彭春。张彭春的诞生，结束了家族中张久庵一支二世单传的历史，张家人丁兴旺，家业随之振兴起来。许多年后，张伯苓与张彭春兄弟在中国近代教育舞台上联袂登场，一度呼风唤雨，演出了多姿多彩的一幕。

张伯苓5岁时，父亲开始给他开蒙，教读四子书，进行严格的修身立志教育。对于这段往事，张伯苓回忆说：“当余尚梳小辫时，先父曾有言：‘人愈倒霉，愈当勤剃头、勤打扮。’这就是说总当洁净光滑，表示精神。”因久庵公技艺高超，名声在外，聘请者众，一日要应付几处塾馆，来回奔忙，无法携子就读，只好把张伯苓送到同族本家的塾馆附读。后转好友刘先生创办、专供贫寒子弟就读的塾馆继续学业。这个义学性质的塾馆，对张伯苓后来的性格、精神与世界观的形成，皆产生了重要影响。

1889年秋，13岁的张伯苓以家学渊源与塾馆就读的功底，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在驾驶班习驾驶技术。北洋水师学堂乃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筹办北洋海军过程中，创立的近代新式学校，校址位于天津城东八里的贾家沽道机器局西。学堂教员以西人为主，曾留学英国、被鲁迅称为“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的启蒙思想家，主张变法维新、后来以翻译《天演论》闻名士林的严复任总教习。严复入校后，以其出色的学问素养与管理才能，先后升任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当时李鸿章正处于权力的巅峰，属声势浩大的洋务派箭垛式人物，北洋水师的主要使命，是培植具有近现代思想精神与军事技术的优秀人才，学校的各种设施与教职员配备、学生选拔，极一时之新盛。如教师队伍中有苏格兰人麦克礼者，讲解透彻，更佐以日常人格的熏陶，使受业诸生获益匪浅，更是给张伯苓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作为学生、绰号“张小辫”的张伯苓，身手敏捷、头脑聪明，在驾驶技术、兵操等诸方面名列前茅，令诸教师与总教习严复甚为喜爱。正是在这所学堂里，少年张伯苓接受了较为正规的新式教育，学到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如张伯苓三子张锡祚在追述乃父往事时所说：“这个水师学堂，请的是洋教授，教的是新学，用的是洋文，念的是洋书，开洋船，使洋枪、洋炮。总之，到这里来上学，叫做上洋学。当时一般人的思想还不大开通，清政府为了多招学生起见，不但学费全免，管吃管住，而且每月津贴每人白银四两五钱。先生不满十四岁，考入了北洋水师学堂……一方面要念书，一方面还靠津贴来养家。”◎北洋水师服役时的张伯苓

五年学堂时光匆匆过去。1894年秋，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时年不过18岁，身高却已超过一米九，虎背熊腰，威风凛凛，属于罕见的英俊青年与中国北方大汉形象。

1894年，乃中国人熟知并留有心灵伤痛的甲午年。这一年，中日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在山东威海卫海域进行了一场空前大海战。许多年后的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南开与清华主讲中国近代史的蒋廷黻教授对这次历史的教训特别指出：“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我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结果众人皆知，大清国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李鸿章等臣僚苦心孤诣经营的洋务事业灰飞烟灭。清廷迫于日人军事压力，于次年三月，由李鸿章与日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中国承允高丽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而未得逞）、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二亿两白银。同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办厂。甲午之战的失败，给大清帝国带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而日本却在这一划时代的战争中，利用中国的巨额赔款建军兴教行商，很快跻身世界列强之林。

北洋水师倾覆之惨烈，其程度出乎世人的想象，如胡适所言，竟然没残存一艘战舰可供中国海军学校毕业生实习之用。当时作为学生的张伯苓，空怀满腔热忱而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好于苦闷中回家静候听令，一年后得入海军实习舰“通济”号做见习军官三个月。就是在这艘军舰上，张伯苓又遭遇了他终身不忘的国耻，遂决心脱离海军，走向教育救国之路。

威海卫在山东半岛的东端，原是中国海军的军港，《马关条约》签订后，欧洲列强乘机在大清国地盘上争夺势力范围，英国强租九龙并继德、俄之后强租威海卫，清廷无力抗拒，只好答应。但威海卫自甲午海战之后即被日本人占据，如果转让给英国，就要先从日本人手中拿回，再予英国人。于是，清廷决定派大员乘通济舰去山东办理接收、转让手续。时张伯苓正好在通济舰服务，亲身参与此事，并目睹了令人极其痛心的悲惨一幕——接收时，先下日本的太阳旗，后升大清国的黄龙旗；隔一日，降下黄龙旗，改悬英国的米字旗，是谓“国帜三易”。这个场景用张伯苓自己的话说，便是“悲愤填胸，深受刺戟！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

张伯苓所言大体不差，胡适在后来撰写的《教育家张伯苓》一文中说：“张氏此种觉悟，此种决心，足以反映当时普及全国的革新运动。戊戌政变就是这种运动的高潮，可惜这种新运动不敌慈禧太后的反动势力而失败了。伯苓时年廿二岁，欣然应严修之聘，在其天津住宅设私塾教授西学。严氏私塾名‘严馆’，学童为严修之子等五人。此为张氏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的开端。”◎严修

后世有人往往将严修误为严复，其实“二严”不是一人。胡适文中提到的严修（1860—1929），字范孙，号梦扶。祖籍浙江慈溪，先世移居天津经年，他本人生于直隶三河县。1882年，严修乡试中举，次年连捷进士，时年23岁。又三年，授翰林院编修，另补国史馆协修，再于1894年授贵州学政。严修在学政任上，力倡新学，首以奏请废科举、开经济特科有声于时，戊戌政变后致仕家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严氏设立家塾，聘陶仲明担任塾师（其子陶孟和随父就读）。1901年，陶仲明因病早故，其位由张伯苓继之。张氏主讲课业，以英、算、理、化诸科为重，号称“西学”。时有学生五人，皆为严氏子侄，外加一个后来成为著名社会经济学家、官至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陶孟和。其后三年，号称天津商业八大家之一的王奎章亦聘张伯苓教其子弟，有学生六人，取名“王馆”，以与“严馆”有别。张伯苓每日上午到严馆上课，下午到王馆教书，如是六年，直到迎来了两馆合并，成立天津第一中学堂，继而南开学校——这一划时代的变革。◎严复

1904年春，严修欲带张伯苓赴日本考察教育。为听取同道者的建议，4月22日，严修偕张伯苓访晤严复。此时严复因与李鸿章意见不合，已退出海军界，出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从中日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2月起，严复即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正式出版，以进化论为依据，强调教育的作用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改造国民性等等，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教育救国”思想。这一新式的教育观，对中国教育界、知识界摆脱儒家传统教育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此时的严修，在时代感召下，思想亦有巨大演进，明确提出：“欲救中国，必须变法维新；而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相同的理想与志向，使严修与严复两位姓严的世纪鸿彦硕儒，渐渐走到一起并成为好友。这次“二严”相会，严复对严修与张伯苓的日本之行给予了极大鼓励。

一个月后，严修偕张伯苓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8月3日，二人携带购买的部分教育与科学仪器启程回国。通过此次考察，严、张二人切身感受到日本的富强，实由于教育振兴发达的缘故，越发坚信“欲救中国，必须从教育着手”的信念。在回国的路途中，严修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即与张伯苓商量“于吾津试办民立中学一处，以作中学之模范”。张伯苓听罢，表示“极愿效绵薄”。回国后的10月16日，二人按照约定办法，将严、王两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监督（校长）兼教员。11月，严修奉朝廷命，出任直隶学校司总办，综理全省学政，办公场所设在保定。严修单身赴任，天津学堂一切事务，由张伯苓照计划主持办理。

按既定方针，学堂校舍在严氏偏院，有教室数间，师生用具由严家捐助，教学仪器等由王家出资订购，每月正常运转经费纹银200两，由严、王两家平均负担。学生每月学费三元，校方聘教员三四人，并请美、日教员授课，设高级师范班与普通班。师范班有原在严、王两馆就读的陶孟和、韩诵裳、严智惺、孟琴襄、武问泉、林次和等十几人，招收新生70余人，分为甲、乙、丙三班。——就在这个时候，少年梅贻琦通过考试，进入了这所散发着温热与青春朝气的私立中学堂。与梅氏一起考入者，有金邦正、喻传鉴和张伯苓胞弟张彭春等优秀学子。

1905年2月，根据严修的意见，校名改为“私立敬业中学堂”。4月，清朝将军长庚与铁良赴天津卫视事，在直隶总督署观看天津各学堂学生演练体操，众皆欢喜。时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认为各学堂名称字样过多（时天津共有39所学校，敬业中学堂是唯一的私立学校），恐日后无奇不有，不如像军队序列一样按数字排列更成体统。于是，当年底私立敬业中学堂改名为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军人出身但与严修友善的袁世凯到学校参观后，对诸方面给予高度评价，当场表示捐白银5000两以示奖掖。未久，清廷于京师设学部，作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权倾朝野的袁世凯荐严修为学部侍郎，旋改左侍郎，在全国推广新式教育。时袁世凯主办实务事业甚得朝野称道，袁氏对外也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成绩只有两件，“曰练兵，曰兴学”，“兵事我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所为，吾供指挥而已”。严修一上任，即上奏朝廷“请颁布教育宗旨”，稍后主持设立图书局，聘王国维等名贯一时的学者编辑教科书；设名词馆，聘严复为总纂，并筹备成立京师图书馆等事宜，此为严修与严复，以及王国维等世纪名流正式建立公私之谊的起点。

此时的严修乃朝廷命官、二品大员，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想当年他初识张伯苓时，张年仅22岁，只是一名退役海军学校毕业生，默默无闻。但严修认为张是一块可堪雕琢造就的璞玉，日后必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就一番大事业，创造一番大辉煌。于是乎，二人在教育这块天地里联手合作达20余年，无论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草创时期，还是个人仕途与事业飞黄腾达的中期，甚或息身津门的晚年，严修与张伯苓相互尊重对方的人格学识，始终保持着“居停”与“西席”，亦即亦师亦友，而非“东家”与“伙计”的关系。正因这种关系与相互的信任和尊重，当严修在京师教育文化天地大展宏图之际，张伯苓也在天津施展他的精明才干，为学校尽力谋划，大事扩展，仅两年时间，即令学校风生水起，名震津门，报考人数与中途挤入学校者超过百人。眼看生源剧增，原有校舍已无法容纳，许多人还多方找关系、托门子向里挤送，张伯苓便找乐善好施的邑商郑菊如出面助力。张、郑二人一拍即合，郑氏主动捐赠天津近郊地名“南开洼”者十余亩，以扩校区。得此新地，张伯苓于欣喜中立即筹募经费，由严王二家，以及徐世昌、卢木斋、严子均等几位官宦巨贾，共集银26000余两，起建新校舍。1906年7月1日，校舍正式动工，1907年2月13日迁入新校址。同年4月，袁世凯再次慷慨捐款5000两白银以资鼓励。学校以此巨款，兴建礼堂一座，以袁氏表字命名为“慰庭礼堂”，以纪念袁世凯捐赠支持之意。1907年9月22日，新校舍落成暨学校成立三周年纪念会在新址举行，校名正式更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1907年迁入天津西南角新址的南开中学

从严王两馆合并到南开中学堂成立，张伯苓成为学校创办直接策划者之一，还是教学上的主要设计与实施者。南开中学建设日趋规范，树立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典范，所开课程有修身、读经、国文、历史、地理、博物、物理、生理等，课业以中文书籍教授，而英文读本以及文法、外国历史、外国地理、数学、代数、几何、化学等课程，则用英文书籍教授。由于学校倡导新思想与开设新课程，加之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新式的修身、体育等课程得到学生喜爱，越来越多的高官巨宦、商业大亨及其同胞的子弟，不远千里从四面八方奔往天津南开中学就读，大有古时马融“绛帐传薪”之气象。对这一段历史，胡适曾感慨地说：“张伯苓同严修的结识合作，自从南开初创时期起，这是一件美满的事件。严修是中国旧道德传统和学识渊博最可敬的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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