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治国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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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然涌起：中国三次经商浪潮滚滚而来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第一次商潮
●那些小商小贩及留洋打工、买卖紧缺商品的人，开始过上悠闲、富裕的生活，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
●要想收听到节目，陈泽民还要爬到房顶、大树等高处去架设天线，并且要反复爬上爬下，调整天线的方向、角度。
●初来乍到，只能和在内地一样，先从做贸易开始，通过贸易积累资金，了解海外市场。
掀起第一次经商浪潮
1984年充满了悬念，也充满了风险和机遇。这一年，一个略显戏谑和暗示意味的词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个词过去只在梨园或风月场中流传，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下三流字眼。然而，它很快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它让人想入非非，也给人们带来了好奇和想象。
这个词，便是“下海”。“下海”，过去指的是票友转为职业演员，或风尘女第一次接客。“下”有屈身之意，而“海”则充满了风险。
而在1984年这一年，下海成了很多人抛弃铁饭碗，辞职或留职停薪转行从商的代名词。从此，商界也被人们喻为商海。
当年这么做是需要勇气的。1982年，有过一次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运动，温州“八大王事件”当时家喻户晓。
八大王指的是温州第一批成功的个体户，有“螺丝大王”“五金大王”“目录大王”“矿灯大王”“翻砂大王”“胶木大王”“线圈大王”和“旧货大王”。这“八大王”不仅被戴上“投机倒把”帽子，更有的被判刑，有的进了“学习班”。这一行动对群众中刚刚涌动的致富热情，无疑是致命一击。
1984年初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鼓励农民兴办各类企业，给“八大王”的商业行为松了绑。
这年1月，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的陪同下，专程来到了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深圳，这是邓小平的第一次南巡。
据当时蛇口工业区总指挥袁庚回忆，他连夜让人加班做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子，放在蛇口区的入口处。当邓小平视察蛇口，袁庚便向他请教这个口号的提法对不对。邓小平只回答了一个字“对！”
那些先知先觉的人，已从这些信号中获得了足够多的暗示。民众对经商的态度，开始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那些小商小贩及留洋打工、倒腾紧缺商品的人，开始过上悠闲、富裕的生活，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
据《中国青年报》调查，那一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后三个则是科学家、医生、教师。一时间，“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成为四处流传的顺口溜。
渐渐地“投机倒把”这个词没人提了，“下海”成了人们常用的问候语，而“倒爷”则成为人们眼中体面的职业。
小倒爷们肩扛尼龙袋，在火车硬座的座位下，踡曲身体做着金钱的美梦；大倒爷们，凭着炫目背景，拿着一张张批条，靠赚取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
这一年，在中科院计算机所工作的柳传志，终于耐不住寂寞创办了一家公司，地点是一个只有20平方米的小传达室。
创业之初，他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寻找商机。他摆摊卖过电子表、旱冰鞋，批发过运动裤衩和电冰箱。他绝不会想到，这家小公司多年后将成为IT业知名度最高的民族品牌。
也是这一年，王石来到深圳下海了。他的第一桶金是当倒爷获得的，倒卖玉米竟然让他赚了300万元，他还倒过外汇、日本电器等等。
第一批下海吃螃蟹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1994年被处决的资本枭雄沈太福，也是这一年下海的。他从科协辞职，办起了吉林省第一家个体科技开发咨询公司，每天骑着辆破自行车在街头巷尾刷广告。
后来，沈太福因创办北京长城机电公司辉煌一时，最终却因13.7亿元的“第一非法集资案”，葬送了性命。
下海是充满了风险，然而，它却像一个逃出牢笼的精灵，也体会到了自由的快感。人们越来越多地从下海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计划经济的束缚。
1984年10月，国家终于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柳传志在中关村创业
在中科院计算所干了13年研究工作后，柳传志在不惑之年义无反顾地下海了。
生于1944年的柳传志和多数同龄人一样，曾经白白地消耗了10年大好的青春，在这段日子里，大学刚毕业的他，有精力不知道干什么好，想做什么都做不了，心里非常愤懑。等到回首已经人到中年了。
这种颇为无聊的生活，从他半路出家前不断变换工作地方的情况中也可见一斑。
从1961至1984年，柳传志先后在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习，就业于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在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调中科院计算所工作，在中科院干部局工作。
碰巧的是，从西安到成都，再到珠海，最后到北京，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版图上东南西北的四方重镇。按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标准，青年时代的柳传志或许确实有些无所事事的缺憾，但也很难说，其日后为人称道的老柳是否就在那时走南闯北中练就的。
一部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史必定烙有其源头的深刻印记。及至20世纪80年代，近乎全民性的躁动、迷惘、不知所措，驱动着一艘艘小舢板不明就里地下水了，这其中，竟然不乏后来的成功者。
条件匮乏，近乎原始，荒唐的起始造就一代财富故事的大同小异。
柳传志“传奇”的起点因离谱反而显得平常无奇：中关村街上哗啦一下办起了一片公司，中科院计算所也有人出去办公司，或者给人打工、验收机器，一天收入三四十元。当时计算所一个月的奖金也就30多元，这对该所正常的科研冲击很大。
面对这种局面，计算所所长曾茂朝想：能不能计算所自己办个公司，积累点钱，上缴给所里，解决所里的实际困难。柳传志以往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使曾茂朝觉得他是最佳人选。
创业之前，柳传志在科学院计算所外部设备研究室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的研究。
柳传志说：
虽然也连续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却什么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只是到最后，1980年，我们做了一个双密度磁带记录器，送到陕西省一个飞机试飞研究所，用了起来。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但就在这时候，我们开始接触国外的东西，发现自己所做的东西，和国外差得太远。这使得我坚决地想跳出来。
突然来了个机会，特别想做事。科学院有些公司的总经理回首过去，总喜欢讲他们从前在科研上都多有成就，是领导硬让他们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
在机缘凑巧之下，40岁的柳传志终于下海了。11个人、20万元资金，尽管起点低，他还是先知先觉地意识到了，只有立意高远，才可能制定出利于企业发展的长远战略。
1984年的中关村，11个人、20万元资金，柳传志起步阶段可谓窘迫。
更富于戏剧性的是这20万元，一个多月就被人骗走了14万元，这对他们的打击特别大。
没有资金，联想只能替人家卖机器，但柳传志多了个心眼，琢磨用户的需求是什么？怎样的价格和服务才能更吸引用户？他相信，学会做贸易是实现高科技产业化的第一步。“不把贸易做通了，再好的产品你也不知道怎样卖；不把制造业搞精良了，再好的科研会被制造业的粗糙掩盖了。
搞科研的人最怕做贸易，主要是这段苦他没吃过，一定要干下去，一定要对市场有个理解。会做贸易以后，看问题才会有穿透力。
到了1987、1988年，柳传志的“贸易”做得颇有声色。联想代理的ASTPC，一个月能卖好几百台。打通了销售渠道以后，柳传志要自己生产。
柳传志后来回忆说：
因为我们是计算所的人，总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做。但当时是计划经济，联想很小，国家不可能给我们生产批文，我们怎么说都没用，因为潜在的能力没有人相信。于是决定到海外试试，海外没有计划管着你。就这样，我们把外向型和产业化并作一步跨了。
1988年，柳传志带着30万港币闯荡香江。
初来乍到，只能和在内地一样，先从做贸易开始，通过贸易积累资金，了解海外市场。接着，联想选择了板卡业务，然后打回国内，为联想PC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柳传志后来说：“我当时一心要形成产业，做贸易只是权宜之计。今天我这样说，不是我学了《毛选》事后才说这番话。你们可以翻翻1988年的报纸，我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很自然，世事沧桑，1988年柳传志的豪言壮语到10多年后才为人知。
在那个全民下海的年代，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少有知识阶层白手起家闯出路子的，而这本身就说明：理念也许并不重要。
在决定企业家成功的诸多因素中，特别是一切还都不是建立在规范的基础上的时候，性格与追求才是更为关键的因素。
拒绝诱惑往往是件最困难的事，但柳传志还是先知先觉地意识到了如何才能立足长远谋发展：
立意高，才可能制定出战略，才可能一步步地按照你的立意去做；立意低，只能蒙着做，做到什么样子是什么样子，做公司等于撞大运。
1984年，“两通两海”已经挺立在中关村，当时典型做生意的办法有三种：一是靠批文；二是拿平价外汇；三是走私。拿到批文后，一台XT机器能卖4万多元。
但是柳传志他们却不想这样做。
1987年、1988年的时候，公司高层就此发生过一次讨论。他们的办公室主任一心想要把他们公司办成像科海那样，总公司下面一大堆小公司，每个公司都独立做进出口，虽然每个公司都在做重复的事情，但是每个公司都赚钱。
1994年，国家采取开放的政策，这对联想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事。
此时，他们完全措手不及，外国的机器比他们的质量要好，价格也比他们的便宜，他们完全不能和人相比。这时，联想开了两个多月的会来研究对策。
在会上，联想人都怀着一种危机感：“我们的资金不如人家，我们的技术不如人家，我们的管理不如人家，人才不如人家，几方面全不如人家的时候，这个仗怎么打？是不是干脆退回去，还是做代理，卖人家的东西算了？”
但是，联想最后的结论是“拼死一搏”，他们把做得不好的地方，从头到尾数了一遍，下力气进行大幅度的改革。把公司的力量全部集中起来，成立电脑事业部，由29岁的杨元庆当总经理。
到了1996年的时候，联想就开始翻身了，一步一步抑制住了外国品牌的进攻。
1998年，联想推出一款一键上网电脑，接着，又研发出电脑的一键恢复技术。这些技术虽然不是计算机的核心技术，但很实用。后来，联想投入更多的资金成立联想研究院。
2004年，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立刻使联想电脑的核心技术又有大幅度提高。
柳传志认为，联想刚开始定位就是高科技公司，但如果刚开始就发展技术，不但没钱办工厂，更谈不上研发。创业最好有一个远大的目标，但同时采用一步一步逼近的方式前进，“不要把长跑当成短跑”。
柳传志对立意高低有一个比喻：“北戴河火车站卖馅饼的老太太，分析吃客都是一次客，因此，她把馅饼做得外面挺油，里面没什么馅，坑一把是一把，这就是她的立意。而盛锡福鞋帽店做的是回头客，所以，他的鞋怎么做也要合适。”
柳传志还认为，同样是卖馅饼，也可以有立意很高的卖法，比如，通过卖馅饼，开连锁店。
柳传志强调立意，是因为他明白：
只有立意高，才能牢牢记住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不松懈，才能激励自己不断前进；
其次，立意高了，自然会明白最终目的是什么，不会急功近利，不在乎个人眼前得失。
柳传志的最新立意出炉了。2000年做到30亿美元，他是有把握的，这话等于立了“军令状”，说出去一定要做到。
100亿美元的目标，他只是提了一个朦胧的目标，没有把它说实，因为从30亿美元到100亿美元，是多大的一个飞跃？
2000年以后，世界计算机产业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现在还不是看得很清楚。
另外，到了100亿以后是不是还不够进500强，那时候是不是门坎又高了呢？这些都是未知数，但他们是冲着500强去的，坚决要向世界500强目标挺进，也许在柳传志的手里实现不了，但是到了杨元庆、郭为手上非实现不可。
在联想进军海外成功以后，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敢往上做了，从进军海外开始，他们第一次制定了一个长远战略目标，并计划了几步去实现。
学会了制定战略，然后把战略目标分解成具体的步骤。目标太高了，他们就把土垒成台阶，一台阶一台阶往上走。
当然，他有资格这么做。从20万元起家，20年间飞速发展；
2002年营业额达到202亿港币；
2003年，联想电脑的市场份额达28.99%，从1996年以来连续9年位居国内市场销量第一；
至2004年3月底，联想集团已连续16个季度获得亚太市场，除日本外的第一。
虽然柳传志也曾定下心来，踏踏实实地跟在微软、IBM、英特尔后面“吃土”。
柳传志说：
吃土就是我们赛跑的时候，跑在前面的人说，你在后面吃土吧，他跑得快，我在后面吃土。这没错，咱们现在必须踏踏实实地做工业，搞好销售渠道。
但我们心里希望是领跑的，最起码不要老跑在别人后面。
到2004年，“国际化”已成为中国商界最时髦的词汇之一，且不乏海尔、华为和TCL这样的大胆试水者，但联想的大收购更使其一跃达到过去20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破冰之旅的最高峰。此前，还没有一家中国企业能吞下比这更大、更加成熟的西方标志性企业的资产。
伴随这一近乎疯狂的收购行为而来的，是一家PC年销售量1400万台，年销售收入约130亿美元的全球第三大个人电脑企业，即新联想的诞生。
柳传志说：
至此，经过21年的发展，联想正式成为一家拥有1.9万多名员工，全球7大研发中心、PC生产4大基地，销售网络遍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企业。
此时，柳传志选择了由“一线”退居联想控股总裁位置，带着一个企业家的成功，开始了下一段人生的道路。
退居联想控股总裁位置的柳传志，完全放弃了中国企业传统的中央集权架构，联想控股的主要职能被局限在定方向、选人才、配资源、监督和考核，不介入子公司具体业务。
虽然杨元庆与郭为早已名声在外，可在“大家长”柳传志看来，在联想第二代接班人的遴选中，5大少帅仍旧不分远近亲疏。“简单地说就是德才兼备”，柳传志在中国玻璃于香港上市之际首度披露了他对“大家庭”接班人的选择标准：“德”指的是事业心与责任心，“才”指的是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与工作能力。就“才”而言，大家都差不多，但在“德”方面，我要求的不是普通的事业心，而是要把联想的事业当成命来做，心胸要宽。
出问题的做法有三种，他说：
一种是把不该得的，随手归到自己包里，说大了就是犯了法。这种情况相当不少，国家体制也有值得反省的地方。
第二种是在合法的外衣下想办法谋私利。比如说，联想是公家的，我再让亲戚朋友开一家公司，把好的业务向他那儿介绍，肥水只流自家田。这样做国家一点办法都没有，但联想就办不起来了。
第三种是找亲信。老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为了退休之后的切身利益，退休之前急于把自己的心腹安插在比较合适的岗位，这样接班人就能保证他退休有好的待遇。厂长这样，常务副厂长这样，书记也这样，就会发生大的矛盾，宗派就出现了。宗派是癌症，绝对不好治，我也没辙，只能坚决杜绝这种做法。
年逾花甲的柳传志终归不能像当年那样再演追款传奇了。
那是1987年，联想第一次准备从香港进口计算机，由于资金不够，想了很多办法，凑了300万元人民币。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拿300万元人民币，找到一个进出口公司，拿到批文，找到外汇，把外汇打到香港去，这中间非常复杂。“我找的那人，虽然他那公司也挂了进出口公司的牌子，实际上他是一个骗子。等我把上述一系列事情安排完了，再回去找那人的时候，公司没了，人也找不着了。”
柳传志后来回忆说：
我那时拿板儿砖拍他的心都有。这个人后来也弄明白了，原来这帮人的钱不是好弄走的。后来这个钱就追回来了。这个事情大概前前后后一个多礼拜，这一个多礼拜，让我非常痛苦。
在那3个月中，一到夜里两点钟他就会被吓醒，心狂跳不止。
等追回款，机器买回来，他也成了‘横路竞二’，说话语无伦次，后来到海军总医院连续休息了两个多月，才逐渐调整过来。
功成名就的柳传志应该知足了。
相比他同时代最知名的企业家纷纷倒在路上，万润南在政治上栽了大跟头，金燕静因为走私而锒铛入狱，禹作敏打死了人，牟其中犯了诈骗罪……
而他却始终“不在改革中犯错误”，以“常青树”的姿态屹立在中关村。无论如何，幸运也好，洞察世事也罢，这位企业家最终完好的结局实则亦是中国之幸。
柳传志常说：
如果完全没有计算所的背景，没有计算所赋予的各种营养，联想的发展会有很多困难。
年青同志不能忘了这个，心里要弄清楚，你做出的成绩主要部分应该归国家。
心里想不透这一点，做着做着，就会出现问题。
而对比其亿万身家的合作者，他又说“我挺值。我和科学院老同志比，他们今天还在那里做科研，他们什么享受都没有，而我生活条件在国内已经是一流了，做的事情又符合国家的需求，还需要什么呢？”
陈泽民创办三全食品
1965年，陈泽民从医学院毕业，主动要求到四川工作。在这一年中，身为外科医生的他发明了不少当时很实用的手术器械、医疗器械，荣获“全国科技标兵称号”。
陈泽民3岁起就跟随身为炮兵专家的父亲过着随军生活，辗转各地。
10岁时，和同学们一起到电影院、戏院里，捡烟头、废品卖钱，支援志愿军抗美援朝。
陈泽民从小就是个无线电爱好者。从矿石收音机到真空管收音机，再到后来的半导体收音机和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他都能组装和维修。
第一台矿石收音机，陈泽民制做了5天。期间有3天熬夜，一次是通宵。但当“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响起时，他觉得所有的辛苦仿佛都烟消云散了。看着一大堆不相干的东西，拼装起来就可接收到千万里之外的信号，他感觉到科技的力量太不可思议了。
由于当时无线电事业不发达，要想收听到节目，陈泽民还要爬到房顶、大树等高处去架设天线，并且要反复爬上爬下，调整天线的方向、角度。“那时便体会到，要想做成事情一定要敢于冒风险。”他后来说。
无线电所激发的发明创造的兴趣，一直激励着陈泽民。初中时，学校提倡勤工俭学，于是，陈泽民学会了理发。每逢周末，他就背着书包带上理发工具，到农村去给农民理发。有时候他还和同学们一起出去打小工，他也做过泥瓦工、装卸工。
由于刻苦学习，他掌握了很多技能，这一时期，他制做的石英管收音机被送到北京参加青少年手工作品展。
高中时，他竟然利用理发推子的使用原理，帮农民制做了一台收割机模型。
1979年，陈泽民调回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工作。当时单位里有一台价值几十万元但是被水淹后报废的大型X光机，陈泽民硬是利用几个星期的业余时间把它拆开修理好了。他甚至还仿照在北京展览会上看到的一台日本产的洗衣机，制造了当时郑州第一台土造洗衣机。
1984年，陈泽民被调到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当副院长。但他在业余时间还是总想干点什么。
1989年，陈泽民和爱人借了1.5万元办起了“三全冷饮部”，当时制做冰激凌普遍使用的一种化学原料，需加热，冷冻过程因此加长。陈泽民改用另一种植物原料，常温下水融后即可使用，不仅制做时间加快，而且口味好，因此他的生意非常火爆。
可是每年10月之后，冷饮业进入淡季，冷饮部几十个工人就不知道干什么好。
在四川的日子里，陈泽民和爱人向当地人学会了做汤圆、米花糖等特色食品。回郑州以后，逢年过节，陈泽民夫妻都要做许多汤圆送给亲戚、朋友尝鲜。品尝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许多人都表示，如果市面有售，宁可掏钱买。陈泽民由此意识到汤圆里蕴涵着巨大的商机。
这时候，陈泽民想起来有一年冬天到哈尔滨出差，见当地人包饺子一次包很多，吃不完就放到户外冻着，于是他突发奇想：饺子能冻，汤圆也应该能冻，自己家做的汤圆冷冻起来拿到市场上卖，肯定会受欢迎。而且冷冻可以解决长时间保鲜的难题。
但一个瓶颈问题是：汤圆由外到内都冻透，耗时过长，成本太高。
受夹心冰激凌两步制做方法的启示，陈泽民又想到了办法：先把汤圆芯冻实，包上皮之后再冻一次。这样不仅缩短了冷冻时间，还解决了以往液体汤圆芯包制时不易成形的问题。
正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办法，使陈泽民成为中国第一个速冻汤圆发明人。
经过3个月的摸索，攻关，从原料配方到制做工艺程序，从单个粒制作到包装排列，从包装材料到包装设计，从营养、卫生到生产、搬运等等，陈泽民拿出了整体的设计方案。他甚至自己设计、制做出国内第一个速冻汤圆生产线，做出了中国第一批速冻汤圆，他的“二次速冻法”还申请了国家专利。
1990年下半年，电视剧《凌汤圆》在中央电视台热播，陈泽民立即给刚刚研制出来的速冻汤圆起名为“凌汤圆”，并在第一时间注册申请了“凌”、“三全凌”、“三全”商标。
发明出市场上独一无二的产品，成功的大门向陈泽民敞开了。但是，如何让商家和客户接受？
1989年，时任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的陈泽民，就已经心态坦然地上门推销小食品。
第一批三全汤圆出炉次日，下了班，年近50的陈泽民蹬着三轮车开始推销产品。到郑州市当时最大的商场刘胡兰副食品商场推销。
他诚恳地介绍完产品特点后，现场烹煮，亲手盛到碗里，谦恭地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请求试销。商场经理和售货员决定留下两箱。第二天，陈泽民便接到了商场经理的电话：“供不应求，再送10箱。”
在之后，他又拜访了郑州市的几大商场，也争取到了“送两箱试试”的待遇。然而，不久，经理们就向陈泽民提出希望他能长期大量供货。
一传十，十传百，三全汤圆很快成为风靡郑州的食品，三全食品厂的门口每天都排着前来购货的车龙。尽管在郑州已经供不应求，但陈泽民没有满足于现状，他觉得应该更进一步开拓市场。
1990年春节前，陈泽民到北京开会时，带着速冻汤圆模型到西单菜市场，向商场负责人推销。经过耐心讲解，负责人答应进两吨试销。
结果两天后，会还没开完，三全厂就接到西单菜市场经理的电话，让他以最快速度再送来5吨。接下来，北京的多家副食品商场竞相要货。
北京市场的顺利开拓，使陈泽民信心大增。陈泽民于是花4000元买了一辆二手昌河面包车，每个周末，冒着寒风、酷暑奔走外省。
此后，陈泽民先后在西安、太原、沈阳、济南、上海等大城市建立了销售渠道。
经过一年多的市场开拓，陈泽民认识到速冻食品将成长为一个庞大的产业。
1992年5月，陈泽民正式决定辞去公职，下海经商，专心卖汤圆，并开始组建“三全食品厂”。
陈泽民租下了一个大厂房，自己设计、自己购料、自己动手，建成了我国第一条自动化汤圆生产线，使汤圆的日产量由原来的不足两吨，猛增到20吨。1993年，日产量更达到30吨，实现了速冻食品由小作坊手工作业向现代化大生产的转变。
在当时，一套进口的速冻机需要1000多万元，国产的也得100多万元，陈泽民就自己买材料，自己设计制造，硬是建起了当时国内第一条速冻汤圆生产线，正式走上工业化生产的轨道。
1992年下半年，陈泽民把生产管理交给家人，一个人开着一辆4000元买来的二手旧面包车，拉着冰箱、锅碗瓢盆、燃气灶，到全国各地现煮现尝地跑推销。
在陈泽民看来，这是一段非常艰辛的经历。可就是用这种最笨的方法，“三全凌汤圆”在全国各地的市场迅速打开。
由于市场形势良好，1995年前后，全国出现了大量仿制“三全凌汤圆”的企业。这时候，陈泽民审时度势，决定放弃对同行侵害自己专利的追究。
他说：
速冻食品是个技术门坎很低的行业，专利官司打不胜，耗费精力得不偿失。中国的速冻食品业正处于起步阶段，仅靠一个三全是无法满足巨大的社会需求。海外的速冻食品工业比我们先进得多，你挡住了身边的同胞，也挡不住别人登陆上岸，与其让海外企业长驱直入，倒不如本土同胞齐心协力，把市场迅速做大，在较短的时间里形成有一定抵抗力的民族速冻产业。而我要做的，就是苦练内功，永远保持领先的位置。
也就是从1995年起，三全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且越来越快。
1995年，三全被国家工商局评为“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之一。
1997年，国家六部委将“三全食品”列入中国最具竞争力的民族品牌。
2004年，企业销售额为14亿元，列中国私营企业纳税百强第61位。
2005年，企业销售额预计将达到20亿元，稳居中国速冻食品企业龙头位置。
回顾创业之路，陈泽民认为，一个人创业的目标可以很远大，但要一点一点的从小处做起。
陈泽民说：
一个人在幼年、青年时代受到的磨炼，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小时候勤工俭学和青年时的艰苦劳动，造就了我不怕吃苦的性格，并且让我深深地认识到：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创造财富。
王石的下海经商之路
王石1951年1月生于广西柳州，兰州铁道学院给排水专业毕业。1983年到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工作，1984年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即后来“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任总经理；1988年起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年2月辞去公司总经理一职，任万科公司董事会主席。
1977年，王石从兰州铁路学院排水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做技术员，当时他的工资是每月42元。
1983年5月7日，在王石的生命中是一个重要的标记。这一天，抱着想做点事的想法，他乘广深铁路抵达深圳。
当他看到一个巨大的建设工地般的深圳，“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一股脑涌了上来，手心汗津津的”，强烈地意识到这块尘土飞扬的土地孕育着巨大的机会。
一天，王石去蛇口的路上，看见高高耸立着几个白铁皮金属罐，那里面储藏的全是玉米。
广东不产玉米啊，经打听，玉米来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其中来自东北的玉米却不是直接从东北运来的，因为解决不了运输。
经过一番调研，王石了解到，只要能解决运输工具，运来的玉米不愁没人要。他找到广州海运局，对方回答只要有货源，随时开通。
他找到正大康地，说他能解决运输，他可以组织来玉米，“你们要不要？”“要！马上就可以签合同！”
于是，玉米生意开始了。
特发公司立即设立了一个“饲料贸易组”，由王石任组长，独立核算。
玉米到了，第一次30吨的玉米生意成交。
王石在自行车后座上夹了两个条纹塑料口袋，骑车到了养鸡公司。“我来收钱。”他向养鸡公司的袁经理扬了扬手中的编织袋。“发票呢？”袁经理问。
发票是何物，王石不好意思问，但他立刻想到，无非就是收款证明一类的东西。
王石回到特发公司，对财务部的小张说，“给我开个收款证明！”
暨南大学财会大专班的毕业生不懂“收款证明”。“你就写收到谁多少钱，特此证明。就行了。”
小张一边嘟噜着“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证明”，一边照办，还加盖了财务章。
再骑上自行车，后座还是放着编织袋，特发公司饲料组王石组长又到了养鸡公司。
对袁经理说，“给，发票。”
袁经理笑得前俯后仰，一边咳嗽一边带王石“参观了发票的真面目”。“他们要发票。”王石再次回到特发的财务室了。“早开好了，我还纳闷不开发票怎么能收到钱。”小张说。
王石又一次来到养鸡公司财务室，他彻底糊涂了：塑料袋仍然没有用上，却拿到两张一模一样的薄纸，即银行转账单。
特发公司财务室的小张告诉王石，这个转账单就是钱，如果对方账上有钱的话。
王石在这两来两往的经历中，深刻感受到业务知识的贫乏，尤其财务方面，更是个门外汉。
从那以后，他每天下班无论多晚，都要看两个小时财务书。还学着记账，跟财务的对照。
3个月以后，他阅读财务报表就没有障碍了。
就这样，三四个月之后，通过做玉米生意，他赚了40万元。
1983年8月，香港媒体的新闻报道说，鸡饲料中发现致癌物质。
一夜间，香港人不再吃鸡肉，改吃肉鸽，畅销玉米成了滞销货，王石只得以30吨玉米1.2万元的低价卖给鱼塘佬养鱼，相当于每吨400块。
整个一役下来，赔了110万，把白手起家赚的40万搭进去，还有负资产70万。
足足睡了24小时，王石起来打点行装，踏上北去的火车，再从广州搭上飞大连的航班。
找到大连粮油进出口公司，将所有1.5万吨玉米全收了，第二站天津，第三站青岛，把外贸库存的玉米全买下来，总共3万多吨。
此时王石已经濒临破产了，为什么还敢豪赌？这就是王石，他已经想好了，大不了失败了移民国外做个二等公民。
他不相信香港人今后永远不吃鸡，但什么时候开始吃，这是个问题。
如果玉米运到深圳，香港人还没有唤起吃鸡的热情，就会造成更大量的玉米积压；如果玉米到了深圳100天后香港人仍然固执地“以鸽代鸡”，那王石只有彻底认输了。
还差两天，7000吨的货船就要停靠蛇口赤湾码头了，这时香港报纸刊登了一条消息：之前的报道有误，饲料中不存在致癌物质！
这消息如同一场及时雨！
香港两家大饲料厂全向王石订货，这一次，他不仅弥补了赔掉的钱，还赚了300多万元。
王石来到赤湾港，站在一个高台上，看着万吨巨轮耸立眼前，载重翻斗车一辆辆向正大康地、远东驶去，掀起尘烟滚滚，他双手叉腰仰望天空，感觉天空是那么的蓝，云朵是那么的白。
他的玉米畅销时，从成本的角度考虑，超过200公里距离，通过铁路运输较划算，但特区内的饲料产品并没有纳入铁道部门的货运计划，要想利用铁路运送成品饲料只有申请计划外指标。打听之后，王石了解到计划外指标很难申请到。
王石还了解到笋岗北站货运主任姓姚，抽烟，也得知了他的住处。
怎么同姚主任套近乎呢？他交代手下邓奕权买两条三五牌香烟给姚主任送去。“烟放下，什么也不要说就回来。”王石交代道。
两个小时后，小伙计提着香烟回来了，“主任不收。”“真没用，两条烟都送不出去！不会赚钱，还不会花钱？”
王石决定亲自出马。他骑自行车到了铁路宿舍，敲门进了屋，将两条烟放到了桌子上，动作却不大自然。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某种好处给对方送礼，这还是第一遭。“要车皮的吧？”货运主任笑吟吟地问。
这种开门见山的询问，让他反而不知该怎么回答。
王石心想：若说“是”，突兀了点；若说“不是”，我来干吗？“能给批两个计划外车皮吗？”他终于还是说明了来意。
姚主任将两条烟递到他手上：“哪，烟你拿回去，明天你或小伙计直接去货运办公室找我。别说两个车皮，就是10个也批给你。”
王石愣住了。“我早注意到你了，你不知道吧？在货场，常看到一个城市模样的年轻人同民工一起卸玉米，不像是犯错误的惩罚，也不像包工头。我觉得这位年轻人想干一番事业，很想帮忙。但我能帮什么呢？我搞货运的，能提供帮助的就是计划外车皮。没想到你还找上门来了。你知道计划外车皮的行情吗？”“什么行情？”王石一头雾水。
主任伸出两个手指头：“一个车皮红包100元，两条烟只是行情的1/10。”
王石带着两条烟返回了东门招待所。躺在床上脑海里浮现着姚主任的那张笑脸，是嫌两条烟太少还是真想帮忙？他辗转反侧，一宿难眠。
第二天，王石顺利办下了两个计划外车皮指标。
通过这件事，王石悟出一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想通了，也清楚了经营企业的底线：绝不行贿！
王石认为：
在不规范的市场环境中，这或许在短期内会遇到问题和麻烦。
但从长期来看，市场一旦公平化，大家都是处于同一条起跑线时，我们就处于一个很主动的地位。“如果说要回顾万科20年的发展，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在行业还有待成熟的时候，我们守住了职业化的底线，无论碰上什么利益诱惑，我们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价值观：对人永远尊重、追求公平回报和开放透明的体制。”王石后来说到。
万科后来成了一家专业住宅开发商，万科进入房地产这个领域也没有什么特别讲究，当时就是看上什么赚钱做什么，进入房地产行业也不例外。
1988年的深圳，随着国家修改法律，把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二字删去，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石，就此奠定。
那时开发房地产的门槛也很高，非建筑行业的企业要想进入房地产开发必须通过招投标，拿到土地才批给单项开发权。
这年11月，万科参加了威登别墅地块的土地拍卖，以2000万的高价拍得那块地，买了一张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入场券。
按市场价，把附近的住宅楼买下来，拆掉再重新建的土地成本价都低于万科获得的这块土地的价格。
在王石代表公司上台签订土地转让协议时，深圳市规划局长刘佳胜望着他，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格？简直是瞎胡闹。不管怎么说，还是祝贺你们。”
一度，万科团队的主流派视这张入场券为“烫手山芋”，建议毁约，“不执行同国土局签订的合同，大不了交些罚金，否则高地价的经营压力太大。”
但是，王石认为：不仅不能毁约，还要继续竞标拿第二块地。
一个月之后，天景地块推出，通过投标，万科再次夺得。深圳地产同行再也不敢轻视万科这只不怕虎的牛犊了。
万科最初拿地非常困难，在深圳拿到的地是免税公司的半边工程，地基打下来，没有钱做了，万科接手后四六分成，再就是高价投标拿地，拿到的地都很偏，郊区较多，价格也高，是人家都不看好的那种。
地价很贵，怎么办？万科只有非常认真研究市场。经过认真研究，他们认为：高地价带来高建设成本，万科地产只有坚持“高来高走”的原则，即建高档房、高售价，才能有利润回报，使新拓展的房地产业继续下去，并使公司在房地产业务的支撑下开展其他业务。
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以建造高档次、高品位的物业，向社会奉献高尚的居住空间为己任，在高起点上树立万科地产的企业形象。
1992年8月，万科上海公司拿到一块飞机航线下的地，主要考虑到没有拆迁的麻烦，能最快将房子推向市场，抢占市场先机，结果推向市场后，反应异常火爆，排队的客户两次挤碎了售楼处的玻璃门，交款形成人潮。
中国的房地产业在经历邓小平南巡后的狂热，国家宏观调控泡沫破裂后，真正迎来发展高潮是1998年。
1997年11月的一天15时，王石和深圳5家企业老总到深圳麒麟山庄，朱镕基要听取企业汇报。
在这次汇报中，王石对朱镕基详细说了他对房地产的看法：
如何刺激明年的内需消费，经济理论界认为钢铁、汽车都不行，只有住宅，提出了“把住宅当作刺激内需的支柱产业来发展”。我认为，两到3年内，住宅行业成不了支柱产业，理由有……
朱镕基沉吟着。
王石接着说：
万科就是奉公守法的发展商。1992年底，房地产正火热，我提出“超过25%的利润不做”，其意是赚取公平利润。1993年上半年建材价格翻番，万科面临经营困境，6月份的宏观调控，三大建材价格迅速降了下来，万科出现转机。1993至1997年，万科的住宅开发规模以平均70%的速度上升。对于宏观调控，万科100%举手赞成。至今为止，我还没听到第二位企业家说“赞成宏观调控”。
朱镕基说：
绝无仅有！
这句话使王石觉得荡气回肠。“不知道朱总理怎么看住宅市场？”
沉默片刻之后，朱镕基反问：“如果取消福利房分配制，房地产行业能成为支柱产业吗？”“不能。”“如果金融市场开放，房地产行业还不能成为支柱产业吗？”“不能。”“消费信贷放开，还不行？”
感觉到朱镕基如此认真，王石字斟句酌地说：“两年内不行。”“我两年内一定要把住宅行业促成支柱产业。”朱镕基斩钉截铁地说。“既然总理说行，就一定能行。”
全场大笑。
朱镕基说：
哎，你是房地产专家呀。我聘请你为我的房地产顾问。不过，是没有工资的顾问哦。
王石当场脸涨得通红，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说话有点结巴：“您不……给我发……工资，我也感到非常荣幸！”
一旁的王殿甫冲着王石使眼神，递悄悄话：“要进中南海了。”“我们就是要高价收买有建设性的不同意见。你们还有谁汇报？”
聘请顾问的事，王石以为朱镕基只是随便说说，尽管美滋滋了一个星期。
令王石没想到的是，过了两个月，建设部、国务院住房办、国家体改委、土地总局等国务院有关部门真的来人，约他去北京参加内部小范围的研讨会。
1998年4月，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加大住房信贷投入，支持住房建设与消费的通知》，标志着“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终于向住宅产业网开一面。
1998年7月，国务院明确提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的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
沿袭了约40年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终止，这是中国房改最具突破性意义的一步。
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房地产行业逐步从1993年的低谷走向了新的发展时期。
1986年，万科响应深圳大型国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主要是为摆脱上级干扰，现在再回头去看，这个红头文件对万科非常关键。
当时向市府体改办公室提交股改报告，正望眼欲穿地等着办公厅机要室的红头文件，却被特发公司阻拦。
在特发集团总部会议室，袁陶仁总经理听完王石的解释后，说：“你王石一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现在感觉到了吧，你跳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后来经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亲自出马去特发公司，做袁陶仁的思想疏通工作，万科的股改才得以进行。
公司的名字也由“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改为“万科”，这是一个从深圳大学英文专业毕业的员工潘毅勇想到的，既然“Marlboro”以中文翻译为“万宝路”，为什么公司的名字不能叫做“万科”呢？
于是，公司正式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那时大家对股票是什么仍然懵懵懂懂，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号召市委机关大院的干部认购，自己带头将多年的储蓄款取出认购了股票，王石个人存款一共2.5万块钱，取出两万块钱买了万科股票。
他们还从施工企业到旅游行业四处兜售，就差没有到海上渔船向渔民兜售了。
4100万股的股份中，万科职工股应得的股票约500万出头。按照市府办公厅下发的股改文件，这部分股票只能有10%允许量化到个人名下，其余的由集体持有。王石明确了自己的想法，放弃其中他应得的个人股份。
王石放弃个人股份的想法也征求了家人的意见。太太没有反对，她本来就没有指望王石发大财，就半开玩笑地问他：“什么时候能住上别墅？”
王石回答：“别墅会有的，但是太早住进去会不得安宁。”
这也基于他的自信心，王石觉得，如果有能力那么急着拿钱干嘛，把蛋糕做大了，分一点就很了不得。
2006年实现期权给管理团队，收入也上来了。如果那时拿股份，后来增值了800倍，就有人问王石后悔不？
王石回答说：“我后悔什么啊？即使当时要了，现在也要捐出去，而且捐之前还要给女儿请保镖。要那么多钱干嘛？我喜欢登山，能满足我登山的费用就行了。”
王石放弃了，管理层也放弃。而且，管理层提议：将职工股成立一个基金，只要在万科的职员，新老都有享用权；由职工代表会产生出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资金用途：职员的福利，重点照顾1988年以前进入万科的职员的福利；另外的用于回馈社会，做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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