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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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政府经济政策研究(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浙江系列)试读：
立足地方实践 高扬中国特色
《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总序人类社会踏上了充满挑战和希望的21世纪，世界各种文明和思想文化经历着深刻的激荡和变革。面对这样的形势，坚持理论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振兴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因此，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职责的哲学社会科学，任重而道远。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新型社会，是人类历史中前无古人的创举，需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不懈的探索，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胡锦涛同志2003年7月1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宏伟目标的征程中，我们将长期面对三个重大课题：一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二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这个社会主要矛盾，不断增强综合国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三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始终成为团结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以这三个重大课题为主攻方向，同党和人民一道，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前瞻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研究，努力解决广大群众关心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共中央在2004年3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精辟地阐述了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指明了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这个文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精神动力和行动指南，必将唤起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于中国人民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使命感，迎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又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
地方社会科学院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20多年来，除台湾省之外，各省区市和部分计划单列市先后建立了社会科学院，总数已经达到44家。可以说，地方社会科学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不可替代的生力军。在各省（区市）党委、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地方社会科学院在队伍建设、科研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可贵的经验，涌现出了一批科研骨干，获得大批立足地方实践、富有地方特色的优秀科研成果，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理论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立足地方特色，紧密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地方社会科学院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我们相信《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作为一个多系列精品工程的编辑出版，能够比较集中和系统地展示地方社会科学院的优秀科研成果及其固有特色，激励和推动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和提高，有益于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和合作。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繁荣社会主义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大家共勉，在党中央领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迎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美好明天。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2004年8月15日
打造精品 勇攀“一流”
《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浙江系列》序光阴荏苒，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力打造的《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浙江系列》（以下简称“《浙江系列》”）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可谓洋洋大观。从全省范围看，单一科研机构资助本单位科研人员出版学术专著，持续时间之长，出版体量之大，都是首屈一指的。这既凝聚了我院科研人员的心血智慧，也闪烁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同志们的汗水结晶。回首十年，《浙江系列》为我院形成立足浙江、研究浙江的学科建设特色打造了高端的传播平台，为我院走出一条贴近实际、贴近决策的智库建设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成为我院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主要载体。
立足浙江、研究浙江是最大的亮点
浙江是文献之邦，名家辈出，大师林立，是中国历史文化版图上的巍巍重镇；浙江又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很多关系全局的新经验、新问题、新办法都源自浙江。从一定程度上说，在不少文化领域，浙江的高度就代表了全国的高度；在不少问题对策上，浙江的经验最终都升华为全国的经验。因此，立足浙江、研究浙江成为我院智库建设和学科建设的一大亮点。《浙江系列》自策划启动之日起，就把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服务和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作为重中之重。十年来，《浙江系列》涉猎领域包括经济、哲学、社会、文学、历史、法律、政治七大一级学科，覆盖不可谓不广；研究对象上至史前时代，下至21世纪，跨度不可谓不大。但立足浙江、研究浙江的主线一以贯之，毫不动摇，为繁荣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积累了丰富的学术储备。
贴近实际、贴近决策是最大的特色
学科建设与智库建设双轮驱动，是地方社科院的必由之路，打造区域性的思想库与智囊团，是地方社科院理性的自我定位。《浙江系列》诞生十年来，推出了一大批关注浙江现实，积极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力作，主题涉及民营企业发展、市场经济体系与法制建设、土地征收、党内监督、社会分层、流动人口、妇女儿童保护等重点、热点、难点问题。这些研究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全面历史的视角、扎实可靠的论证，既有细致入微、客观真实的经验观察，也有基于顶层设计和学科理论框架的理性反思，从而为“短、平、快”的智库报告和决策咨询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可靠的科学论证，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是最大的收获
众所周知，著书立说是学者成熟的标志；出版专著，是学者研究成果的阶段性总结，更是学术研究成果传播、转化的最基本形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学术专著出版极端困难的情况，尤其是基础理论著作出版难、青年科研人员出版难的矛盾特别突出。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和压力，在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关心支持下，我院于2001年设立了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专著出版专项资金，从2004年开始，《浙江系列》成为使用这一出版资助的主渠道。同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高度重视、精诚协作，为我院科研人员学术专著出版提供了畅通的渠道、严谨专业的编辑力量、权威高效的书稿评审程序，从而加速了科研成果的出版速度。十年来，我院一半左右科研人员都出版了专著，很多青年科研人员入院两三年左右就拿出了专著，一批专著获得了省政府奖。可以说，《浙江系列》已经成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重要载体。
打造精品、勇攀“一流”是最大的愿景
2012年，省委、省政府为我院确立了建设“一流省级社科院”的总体战略目标。今后，我们将坚持“贴近实际、贴近决策、贴近学术前沿”的科研理念，继续坚持智库建设与学科建设“双轮驱动”，加快实施“科研立院、人才兴院、创新强院、开放办院”的发展战略，努力在2020年年底总体上进入国内一流省级社科院的行列。
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浙江系列》要在牢牢把握高标准的学术品质不放松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评审程序，突出学术水准第一的评价标准；进一步把好编校质量关，提高出版印刷质量；进一步改革配套激励措施，鼓励科研人员将最好的代表作放在《浙江系列》出版。希望通过上述努力，能够涌现一批在全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精品力作，把《浙江系列》打造成荟萃精品力作的传世丛书。
是为序。张伟斌2013年10月
导论
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是安倍（Abe）和经济学（economics）的造语，是2012年12月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后，日本媒体和学者对安倍政府治理通货紧缩一揽子经济政策的统一概括。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2006年安倍第一次执政时，主旨思想是推动经济增长与财政稳健运营并重，第一次安倍内阁夭折后，这一名词销声隐迹。2012年年底，安倍经济学一词再次出现，成为囊括安倍晋三货币、财政、经济产业三大政策的代称。从广义上来说，安倍经济学不仅是第二次安倍内阁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而且是日本为解决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通货紧缩问题的政策总动员。不难发现，这一名词套用了“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等以政治领袖的名字命名的称谓。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的经济改革，曾经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媒体和学者套用了这一称谓，反映了他们急切希望利用安倍政府的一揽子经济政策，解决困扰日本多年的通货紧缩问题，实现经济的复兴。有鉴于此，本书在对安倍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中，沿袭安倍经济学这一称谓。
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开始陷入严重的衰退中。在这20年期间，通货紧缩的梦魇始终挥之不去，日本经济尽显疲态，长期积累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而新的矛盾却不断地出现。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再次遭受重创，缓慢复苏的经济面临着再一次触底的风险。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所有的矛盾开始迅速尖锐化。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屡创新高，主权债务余额的GDP占比、财政赤字额的GDP占比都突破国际安全警戒线，整个国际社会弥漫着日本将要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担忧；东日本大地震加剧了日本财源的困境，灾后重建举步维艰，灾后重建所要求的财政扩张，使日本财政状况出现进一步的恶化；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引起了整个日本社会的恐慌，核电站的暂时关闭停止营运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加剧了日本的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使社会保障支出日渐庞大，而用以充实社保资金的消费税增税在日本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日本政府不得不陷入推动财政改革和恢复景气两面作战的困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要求市场开放和规制放宽，这在日本国内遇到强大的阻力，保护弱势产业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对立使日本整个舆论出现了大分裂。
安倍政府成立后，转变了先前民主党政府重视分配型的经济政策，开始重视成长型的经济政策，即由原先的重视家庭补贴的政策转变为重视对企业扶持的政策，这一政策带有鲜明的成长优先、利益均沾的色彩，即期待通过企业的盈利将利益分摊到个人，政府财政津贴可经过大企业陆续流入小企业和消费者手中，促进经济体利益分配的良性循环，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安倍政府认为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对推动整体经济未必即时见效，普通消费者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涓滴”后才可得益。要促进涓滴效应的尽快实现，需要开展持续性的经济结构改革。安倍政府把政策的首要目标放在应对通货紧缩上，认为通货紧缩才是“万恶之源”，克服通货紧缩的前提是扭转通货紧缩预期、摆脱日本经济的恶性循环。
2013年年初，安倍政府连续推出了一揽子经济政策：大胆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以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产业增长战略，这三部分构成了安倍经济学的整体政策框架。安倍政府希望通过这三大政策，帮助日本摆脱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达到通货膨胀率2%的目标，提振日本经济，解决日本“20年的经济迷失”。安倍经济学的出台，实际上反映了在日本学界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再通胀主义理论开始走向历史的前台。再通胀主义主张从维护经济支付体系的流动性出发，通过货币、财政等手段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刺激需求，控制价格水平，预先制止萧条的可能性。泡沫经济后出现的长期的通货紧缩，使日本部分学者对作为央行的日本银行操纵了10多年的货币政策及其成效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要彻底摆脱通缩，应继续维持零利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设定通胀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实行无限量的货币宽松。然而，“日银理论”主导权的确定，使再通胀主义的政策主张20多年来从未被采纳过。尽管再通胀主义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但它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漫长过程中逐渐得以壮大，站在“日银理论”对立面的学者不断地加入了该阵营，纷纷主张推行力度更大的货币宽松政策，早日摆脱通货紧缩。
再通胀主义的政策主张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强调重视理性预期。他们积极呼应保罗·克鲁格曼针对日本通货紧缩的判断，强调日本要摆脱通货紧缩，应打破公众的通缩预期，设定长期的通胀目标，使公众产生长期通货膨胀预期。第二，信奉托宾Q理论，即认为基于资产选择理论，公众会鉴于收益水平而自觉调整自身的资产结构，最终促使股价上涨。资产市场价格的上升，会带动企业的市值与其资本的重置成本之比Q值的相应上升，进而推动企业投资支出和社会总产出的增加。第三，充分利用金融加速器理论，借助资产价格的变动改变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无限量的货币宽松政策，可以推高股票、房地产价格，改善资产负债状况，进而减少乃至遏制外部融资升水，刺激投资支出。只要能够构建这一良性的信贷循环，就能够实现周而复始地扩张的效果。基于再通胀政策的这一系列政策逻辑，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从开始实施，就带有鲜明的再通胀政策主张，即强调作为央行的日本银行在摆脱通货紧缩中的角色，设定2%的通胀目标，强调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实行无限量的货币宽松政策。
不过，日本也认识到长期经济的低迷并非简单的市场心理问题，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如果不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安倍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就无法真正发挥效应。不可忽视的是，质和量的货币宽松政策通过央行认购长期国债，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而这一过程实质上并未与企业资金周转相链接，对促进实体经济振兴的作用非常有限。同样，机动的财政政策，加剧了日本的财政负担。在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费用增加等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日本财政重建困难重重。结构性改革，才是解决日本目前面临的困难的唯一路径。因此，2013年6月，安倍政府推出了最为关键的经济产业增长战略，该战略设定了细化的指标、期限和政策内容，例如：实现人均GNI（国民总收入）中长期内3%的增长速度，10年增加150万日元以上；3年内名义设备投资增加10%，设备投资额恢复到70万亿日元的水平；到2020年盈利中小企业数目从目前的70万家增加到140万家；等等。为实现这一系列目标，安倍政府将改革的着力点放在强化产业竞争力、进行规制改革、创造战略产业新市场、筹建国家战略特区等领域。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规制改革遭到特殊利益群体的反对，使改革面临异常强大的阻力。安倍政府要在农业、医疗领域培育新市场，抢占先机，创造新市场，尽管这些领域能够作为日本未来经济发展新的引擎，但是这些领域同时也是日本目前最封闭、保护壁垒最多的“敏感地带”，这些领域的规制在日本甚至被称为“岩盘规制”，号称坚不可摧。为了减轻改革的阻力，安倍政府采取迂回的战术，利用国家战略特区启动的契机，在战略特区内开展先期试点，渐进地放松规制、引入竞争，在许多规制改革方面造成既成事实，然后通过扩散效应，达到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效果。这种迂回方式，确实也为日本国内相关规制的改革找到了突破口，减少了政策启动的阻力。
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有三大支柱。（1）财政稳健：消费税增税。2014年4月1日，消费税税率的如期上调，反映了日本政府再次陷入推动财政改革和恢复景气两面作战的困境。不过日本政府也认识到，尽管因为消费税增税会给正在回暖的日本经济带来短期冲击，但是日本财政的严峻事实意味着财政稳健和景气刺激双管齐下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2）经济合作：加入TPP。日本加入TPP的原因在于TPP要求废除所有产品的关税，这会给日本制造企业的出口带来便利。日本如果加入TPP，就能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变“外需”为“内需”。加入TPP尽管可帮助日本充分发挥加工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但也使日本国内相对封闭的传统行业面临生存的危机。如何在开放的市场中促进这些行业的转型，成为安倍政府经济政策中产业竞争力强化的重要内容。（3）电力保障：核电站重启。东日本大地震后，鉴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日本国内许多核电站不得不关闭以进行检查。原先严重依赖核电的日本社会，在核电比例下降后，造成电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家庭和企业负担的加重。在目前不重启核电站的情况下，电力成本的迅速提高，有可能导致企业和家庭基于未来收入的预期，固化先前相对谨慎的投资和消费行为。如此一来，安倍政府经济政策所期待的通货紧缩预期的转变将变得困难重重。这也导致安倍政府成立后抛弃了之前民主党政府提出的零核电政策口号，对核电站重启持积极的态度，并把推动核电出口作为日本企业海外拓展的重要途径。
从历史角度看，安倍经济学与日本二战前的高桥财政在政策背景、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成效方面，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高桥财政作为日本前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当政期间推出的金融财政政策，使日本率先摆脱1929年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尽管历史评价毁誉参半，但是作为日本历史上应对萧条的成功案例，高桥财政的确给安倍经济学带来了许多启示，因此不少日本舆论将安倍经济学比作高桥财政在平成年间的翻版。对比研究发现，安倍经济学和高桥财政一样，都采取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基于再通胀主义的学理逻辑，以实现通胀为目标，持续地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活跃股市，压低日元汇率，促进投资、消费、出口的增长。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安倍经济学和高桥财政一样，都面临着双重困境：既要摆脱持续多年的通货紧缩，帮助日本摆脱经济危机，又要面对日益膨胀的财政开支。高桥财政尽管帮助日本率先摆脱经济危机，但是也直接助长了日本的对外侵略，因此，公众对安倍经济学助长日本军事化的危险性心存担忧。
本书共有九章，从安倍经济学的背景、理论基础出发，深入研究作为安倍经济学政策体系的“三支箭”——大胆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以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产业增长战略，围绕着安倍经济学的支柱、效果、历史借鉴、政策启示等，全面展现旨在克服通缩的安倍政府经济政策的全貌。本书采取历史的视角，结合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20年来的经济轨迹，评价安倍政府经济政策的地位、效果以及可能的影响，帮助我们找寻日本“失去的20年”的症结所在，为未来中国经济政策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鉴。本书第一章从安倍经济学的实施背景出发，分析日本20年来的经济走势，揭示安倍经济学出台的历史和现实背景。第二章阐述作为安倍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再通胀主义的政策主张、崛起经纬，阐述再通胀主义视角下安倍经济学的政策逻辑。第三章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货币政策走向、日本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变化特征等角度，研究安倍经济学“第一支箭”——大胆的货币政策的特征和效果。第四章从公共投资、涓滴效应等角度，研究安倍经济学“第二支箭”——机动的财政政策的特征和效果。第五章从产业竞争力强化、规制改革、战略特区建设的角度，研究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以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产业增长战略的特征以及实现的难度。第六章从安倍经济学的三大支柱出发，分析在安倍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消费税增税、加入TPP、核电站重启三大问题的重要作用。第七章从安倍经济学实施中货币贬值、资产配置、薪资调整等角度，实证分析安倍政府经济政策在克服通缩中迄今所发挥的效果。第八章从历史的角度，对比分析安倍经济学与日本历史上的高桥财政，对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别进行分析，并对两者的效果进行评价。第九章从安倍经济学的启示出发，对比中日两国的历史和现状，归纳出两者在经济改革中面临的几大相似性的问题。在上述各章的分析和讨论中，笔者努力通过翔实的数据，综合不同的研究观点，穿插论述，尽量做到论证全面、详略得当、重点突出。第一章安倍经济学的实施背景第一节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经济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日本股市的崩盘和房地产价格的暴跌，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从此陷入了长期的萧条调整期。在这20年期间，通货紧缩的梦魇始终挥之不去，日本经济疲态尽显，长期积累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而新的矛盾却层出不穷。从先前“失去的10年”到后来“失去的20年”，再到可能出现的“失去的30年”，日本经济在多重困难面前举步维艰，经济发展前景至今仍然存在着变数。一 泡沫经济破灭和通货紧缩的梦魇
1991年后，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价格暴跌，资产价格严重缩水，许多企业资不抵债，纷纷破产。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因为不良债权的大量增加，收缩贷款谨慎经营。银行惜贷、企业减产、消费停滞，日本经济开始陷入严重的衰退中。1992～1996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了0.6%，更糟糕的是，1997年桥本内阁的消费税增税改革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1998～1999年日本经济再次陷入了负增长。至此，通货紧缩成为日本经济始终挥之不去的梦魇。
通货紧缩，是与通货膨胀相反的概念，是指整体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把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定位为通货紧缩，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也将价格和成本的普遍下降称为通货紧缩；与之略有差别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日本内阁府将通货紧缩定位为持续两年以上的物价下跌。对通货紧缩的定义，经济学界存在诸多的争议，不过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当消费价格指数连跌三个月，即表示已出现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实质上是产能过剩或需求不足导致物价、工资等各类价格的持续下跌。当经济处于通货紧缩时期，市场上的货币减少，货币购买能力上升，于是人们倾向于储存货币而非投资或消费，这导致物价持续下跌。长期的通货紧缩也会抑制投资与生产，导致失业率升高与经济衰退。而长期通货紧缩带来的通货紧缩预期，导致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基于对未来经济持续低迷的判断，开始倾向于采取相对谨慎的投资和消费态度，从而造成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消费价格指数就呈现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的消费价格指数从1990年的3.1%下降到1995年的-0.1%。尽管之后有所回升，但是1997年，桥本内阁为降低财政赤字将消费税税率从3%提高到5%。消费税本身不同于企业法人税，并不具备“内在稳定器”的功能，它对消费形成遏制，因此增税引起经济恶化并且迅速蔓延。1998年日本名义GDP较上年减少2%，增长率下降到-1.81%，失业率上升到4.1%，1998～1999年，消费价格指数再次降为负值。自此，日本陷入了长期的通货紧缩。如图1-1所示，2001年以来日本消费价格指数尽管在2006年和2008年有小幅上涨，但总体上是在低位徘徊。2008年金融危机后，日本的通货紧缩状况依然比较严峻。图1-1 日本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1980～2013）
数据来源：依据日本银行、内阁府数据整理而成。
长期以来，日本国内对通货紧缩形成的原因众说纷纭。主要原因包括：货币宽松政策启动迟缓、不够充分；传统财政扩张政策时效性差且存在着政策实施时机、政策效果滞后等原因；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大量积累影响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金融中介机能不健全；等等。概括而言，导致日本通货紧缩的两大要因是结构性原因和非结构性原因。
主张结构论的观点认为通货紧缩并非单纯的货币现象，而是结构性原因造成的，结构性通货紧缩，单纯依靠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是无法解决的。野口悠纪雄对日美两国的情况进行比较，认为日本之所以陷入通货紧缩而美国没有，是因为美国生产率较高的服务业吸收了很大一部分雇佣劳动力，而在日本生产率较高的是制造业，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相对落后的服务业无法承接制造业释放出来的劳动力。野口旭认为，日本通货紧缩归根到底是供需缺口造成的。单纯盯着供给强化，很难把握物价变动的趋势，因此要摆脱通货紧缩，应设法强化需求管理。
主张非结构论的观点则趋于多元化。如岩田规久男认为日本之所以陷入长期的通货紧缩，是因为在经济复苏期间提高消费税，扼杀了经济复苏的萌芽，加剧了通货紧缩的进一步形成，特别是1997年桥本内阁将消费税税率从3%提高到5%，直接导致1998年日本陷入了通货紧缩的旋涡。还有部分观点将矛头指向作为中央银行的日本银行，认为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日银理论”极力强调日本银行无法控制货币供应量，对通缩采取放任的态度。如片冈刚士认为日本陷入15年的通货紧缩，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运营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当然，也有观点从通缩预期的角度来解释通缩形成的原因，如日本银行前总裁白川方明认为通货紧缩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基于对未来收入状况的担忧而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消费方式，控制消费支出的扩大，从而造成了经济的低迷乃至于通货紧缩的持续。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一样，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危害。通货紧缩加速了经济的衰退，主要表现在：物价的持续、普遍下跌使得企业产品价格下跌，企业利润减少甚至亏损，遏制总产出的进一步增长；物价下跌引起企业利润减少和生产积极性降低，使失业率上升，实际就业率低于充分就业率，实际经济增长低于自然增长；导致社会财富缩水，造成个人消费低迷、企业资产缩水、银行持有的有价债券减值，引发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的大幅缩水；造成分配负面效应的显现，企业利润减少，而实际利率升高，使作为债务人的企业的收入又进一步向债权人转移，在加剧企业困难的同时，也导致企业开始通过筹集更多资金来维持周转；导致银行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政府将不得不设法去解决大量金融机构破产的问题。
日本的通货紧缩，的确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特别是通货膨胀与实体经济之间形成的恶性循环，导致需求进一步萎缩，加剧了经济萧条的固化。泡沫经济时期，金融机构主要采取以土地担保进行融资，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极大地推高了日本土地抵押价值，但是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产生了大额的不良债权。1991年10月，日本三和信用金库破产，成为日本战后首家破产的金融机构。1997～1998年，这些持有大量不良债权的金融机构经营出现了明显恶化，山一证券、拓殖银行等相继破产。金融机构的频繁倒闭，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波及实体企业。许多经营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或者控制贷款的发放，或者向中小企业逼债，这直接阻碍了企业扩大设备投资，导致资金链中断，实体企业的振兴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日本国土交通省2000年统计结果显示，123家地方经济开发公共企业中有63家出现经营赤字。1998～2003年的5年间，破产企业负债额超过百亿日元的不在少数，最高破产额甚至达到3000多亿日元。受此影响，企业设备投资呈现萎靡的状况，从表1-1可以看到，1998年陷入通货紧缩以来，日本设备投资基本维持在原有水平。表1-1 日本设备投资状况二 日本的现实困境
2008年的金融危机、2009年以后发生的影响全球经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2011年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复合型的大灾难，这一系列打击，使缓慢复苏的日本经济面临着再一次触底的风险。尤其是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经济社会隐藏的各种矛盾迅速尖锐化。
首先，对主权债务危机的担忧。按照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一国的主权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即债务率应该控制在60%以内，财政赤字额占GDP的比重即赤字率应该控制在3%以内。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的赤字率和债务率大致都维持在安全范围内。赤字率从1993年突破国际标准线后一路攀高，2009年达到8.8%，是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的两倍以上。赤字的增加，也不断推高了日本的债务率。日本总债务率自2010年达到200%之后，一直维持在200%的水平之上。从表1-2可以看到，欧债危机爆发时的2010年，日本赤字率为8.7%，大于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意大利，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较为接近，在G7中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在总债务率上，2010年，无论是在G7中还是与欧洲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等国相比，日本都是最高的。长期以来，日本频繁地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使政府一般会计预算支出总额增加。而长期的经济不景气，导致政府税收规模缩小。赤字财政的状况，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变得异常严峻。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下，针对日本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持续性以及日本是否会步希腊后尘等问题众说纷纭。欧债危机后，日本国债信用评级不断被下调，国际社会对日本财政和经济前景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担忧。表1-2 欧债危机爆发时主要国家财政状况比较（对GDP占比）续表
尽管日本的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异常严峻，但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日本并没有迅速步其后尘。这主要因为日本财政状况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如债务结构的合理性、具有相对稳定的债务消化渠道和消化能力等。
其次，东日本大地震加剧了日本财源的困境。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爆发，地震引发了特大海啸，并直接引发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前所未有的复合型灾难，使日本对灾区的救援和灾后重建困难重重，尤其是日本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使灾后重建进度缓慢。创造财源、筹措重建资金，成为当时日本政府迫在眉睫的大事。大地震后，由于财源紧张，当时的民主党政府在灾后52天才敲定灾后第一次补充预算，而这部分经费主要是通过压缩财政支出、挪用其他项目预算等方式凑足的。之后，民主党政府确定了关于未来5年灾后复兴计划财源的初步方案，包括灾区设施建设、灾后住房建设、灾民生活补助等项目，需筹集资金19万亿日元。筹集方式主要是削减支出、出售国有资产、调整公务员年费，在此基础上设定有时限的临时增税，即通过发行复兴债的名义筹集资金。所谓复兴债，是以复兴为名义，有时限地对所得税、法人税、住民税征收的附加税，偿还期限为25年。在这19万亿日元中，靠削减育儿补贴、冻结高速公路免费项目筹集的资金只有2.4万亿日元，通过税收收入以及政府持有的东京地铁股份的出售只能确保0.2万亿日元，有10.3万亿日元是需要通过临时增税的方式来实现的。临时增税加剧了企业经营的困难，但也是日本政府的无奈选择，在灾后重建迫在眉睫的时候，财源困境使重建资金像挤牙膏一样，极大制约了日本的灾后重建。而更为糟糕的是，灾后重建所要求的财政扩张，使日本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再次，去核电的浪潮。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引起了整个日本社会的恐慌，日本政要将其比作二战后日本最大的“国家危机”。世人对核电站安全产生了信任危机，日本社会一度掀起要求“去核电”的浪潮。然而，部分核电站的停运，使日本出现了严重的电力不足，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转。事实上，地震后日本全国的核电站相继关闭，进行定期检查。核电站的停运，使日本电力供应的问题骤然凸显。如2012年1月和2月，关西电力公司供电预备率竟达到-7.1%和-9.5%。由于核电站停运后火力发电燃费增加，从2012年4月起，东京电力提高企业的用电价格，其提价幅度约为17%。福岛核泄漏事故后，仅2011年一年火力发电的燃费负担额增加约8000亿日元。此外，从2012年9月开始，东京电力公司还上调家用电费，平均涨幅约为8.5%。经济界内开始担心去核电会加剧日本的产业空心化，影响日本经济的复苏进程。核电问题牵涉企业供电和日本经济的复苏，但是核泄漏事件牵动着日本国民脆弱的神经，日本政府的核电政策变得错综复杂。
复次，消费税增税风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实行全民皆保险、全民养老金，形成了综合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过，随着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社会保障制度开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尤其是经济萧条带来的雇佣制度的变化。从1999年开始，日本社会保障费用在当年度财政预算中的比重急剧上升，是年度预算中最多的支出项目。为解决社会保障费用不足的问题，日本政府考虑把消费税作为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化改革时考虑的税目，利用消费税增税充实社会保障日渐庞大的资金缺口。如同日本《钻石周刊》的片田江康男所言：“目前很难找到削减社会保障等支出的办法，回避消费税增税只会助长日本社会对未来的不安”。因此，当时的民主党野田政府提出了分阶段将消费税税率从5%提高到10%的方案。但是，消费税增税在整个日本掀起了惊天巨浪。一方面，消费税率的提高对消费产生遏制作用，将阻碍经济的振兴。根据日本综合研究所的统计结果，消费税税率每提高1%，会推动消费价格指数上升0.9%，并且促使个人实际消费下降0.6%、实际GDP下降0.4%。另一方面，日本社会也担心如果不实施大规模的增税控制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发生债务违约现象的可能性将更大，这将对经济产生全局性的负面影响。日本社会对1997年桥本内阁推动消费税增税带来的负面影响记忆犹新，在多重难题面前，日本无论哪一届政府，都面临着与当年的桥本内阁一样陷入推动财政改革和恢复景气两面作战的困境。
最后，加入TPP的问题。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最初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2009年美国高调宣布加入TPP扩容谈判，美国的参与使TPP受到广泛关注，影响和规模迅速扩大。之后，澳大利亚、秘鲁、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加拿大等国相继加入。日本的加入，影响到美国的全球战略。但是，日本社会对于TPP的恐惧，是因为担心市场的放开会使日本在金融、医疗、农业、制造业领域遭受全面的打击。如在医疗领域，加入TPP对日本医疗制度的冲击主要包括引发混合诊疗的全面解禁、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准入、医疗工作者资格认证等一系列问题，日本社会担心日本医疗制度将面临崩溃的危险；在农业领域，日本农业一直依靠高关税保护政策，关税撤销后，国外廉价的农产品进入日本将对封闭落后的日本农业造成重创。尤其是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基于对灾区农业的扶持，对TPP问题异常谨慎。但是，TPP所具有的“利好”，同样对日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加入TPP可使日本有机会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变“外需”为“内需”。加入TPP，日本可充分利用具有35亿人的亚洲贸易圈、进而利用具有40亿人的亚太贸易圈，推动日本产品的出口，倒逼农业转型，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日本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TPP问题之所以成为日本经济社会的难题，主要在于它所面临的两难困境、来自美国的压力以及日本国内利益集团的阻力。是否加入TPP、加入的时机等一系列问题，成为日本经济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难题。第二节安倍经济学出台的原因一 安倍政权和安倍经济学
2012年年底，日本政坛经历了又一次政权更替。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执政的民主党，重新夺回了政权。安倍晋三本人也成为日本战后继吉田茂之后，卸职后“梅开二度”重新执政的首相。
安倍晋三出身日本政治世家，其外祖父是曾经主导《日美安保条约》修订的前首相岸信介，其父安倍晋太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与前首相竹下登、宫泽喜一被并称为中曾根之后日本政坛的“三领袖”，其所属町村派是自民党党内最大的派阀，因而安倍晋三本人在自民党内具有强大的政治根基。2006年9月，安倍晋三首次出任首相，但是此时的自民党政权已经是强弩之末，在野的日本民主党奋起直追，展开攻势，大有取而代之之势。2007年7月，自民党在三年一度的参议院半数选举中败北，参议院主导权落入了在野的民主党手中，出现了“扭曲国会”。在民主党的掣肘下，安倍政权举步维艰，安倍晋三本人不得不于同年9月黯然辞职离开首相官邸。日本民主党于2009年夺取了政权，但是由于执政经验不足，在诸多问题上陷入了困境，这导致民主党执政后，支持率持续下滑，2010年10月在新一轮参议院半数选举中败北，日本政坛开始陷入了“依样画葫芦”的闹剧中，自民党等在野党通过控制参议院主导权对执政的民主党步步紧逼，并在2012年1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将民主党驱逐下台。安倍晋三的“梅开二度”，正是借助了自民党东山再起的历史机遇。2012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安倍晋三侥幸利用自民党竞选体制的缺陷和其家族的历史积淀，通过二轮投票获得选举的胜利。之后，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利用“扭曲国会”，逼迫民主党解散国会，并最终一雪前耻。2013年7月，自民党在三年一度的参议院半数选举中再次获胜，从而避免了安倍政权再次短命的命运。从2007年建设“美丽的日本”到2012年打造“强大的日本”，安倍晋三的强势回归，终结了日本从2007年开始的政治乱象。应该说，2007年的参议院选举为这之后日本政坛的持续混乱埋下了祸根，从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再到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日本政坛“六年六相”，政局动荡不安。有趣的是，这场持续六年的动荡起于安倍，又止于安倍。
民主党执政末期，日本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分裂，针对是否提高消费税税率、是否加入TPP、是否保留核电等问题，日本社会争论不休。当时在任的首相野田佳彦在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时，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然而，在社会舆论分裂的前提下，做出任何选择都将加剧日本社会的分裂，从而使自身沦为众矢之的。野田佳彦主张分阶段将消费税税率从5%提高10%，并通过与在野的自民党、公明党联手，推动了增税法案的成立，但调整消费税税率的举措，引来了日本社会对于增税与否、增税时机、增税程度等问题的诸多争议。增税问题导致民主党党内反增税势力奋起反击，直接造成民主党的分裂。同样，在野田政府重启大饭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时，日本社会迅速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核示威，甚至一度包围首相官邸。野田政府对核电政策做出调整，表示到2030年时实现日本社会的零核电。这又招来了日本经济界的不满，日本社会频繁地陷入是与非的艰难选择中。安倍晋三重新执政后，吸取了前任的教训，暂时撇开了是与非的争议，而是将目标转向最吸引民心、最能够扩大民众支持的经济增长上来。他以打造“强大的日本”为口号，表示要实现日本经济的复兴，核心是摆脱困扰日本多年的通货紧缩，重拾增长，这样的思路也直接促成了2013年安倍经济学的出台。
安倍经济学的出现，与其说是自民党政府对先前执政民主党政府施政重点的彻底转换，不如说是自民党与民主党政策理念差别的再次体现。长期以来，日本自民党重视成长型的经济政策，而民主党则与之相对，重视分配型的经济政策。日本自民党在战后的半个多世纪，带领日本走向复兴，通过重视发展大企业，以大企业带动整个日本经济。自民党通过相关特殊法人等利益集团分配预算，使它与日本经济界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与自民党有所不同的是，民主党支持基础主要为工会组织和市民工薪阶层，因此更重视强调日本结构性因素下分配型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主张重视对财富的再分配。民主党极力批判自民党政府重视大企业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认为自民党政府扩大公共投资的政策是一种典型的“由人转向水泥”。因此，民主党主张直接针对国民分配预算，即由重视供给者转为重视消费者。在2009年政权更替中，民主党以“国民生活第一”为口号，强调要实现“从水泥转向人”，保证4年内不提高消费税，增加育儿补贴、教育补贴，实行高速公路免费，这些分配型的经济政策使民主党击败了自民党这棵“万年常青树”，夺取了政权。尽管近年来日本自民党政府也逐渐开始重视分配型的经济政策，但是贫富差距的扩大使日本社会对当时执政的自民党丧失了信心，这也导致日本自民党在2009年8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败北。
民主党执政后，在政权公约中强调的分配型经济政策因日本拮据的财政而无法付诸实施，民主党政府举步维艰，尤其是欧债危机后，日本财政能否持续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担忧，稳健财政运营的问题不得不提上议程。这就导致民主党政府先前承诺的补贴政策因为形势和政策的转变陷入难以兑现的尴尬境地，民主党不得不自食其言修改先前的补贴政策。这也使日本民主党的支持率一路直滑，最终在2012年1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败北，重新被自民党夺走了政权。重新执政后的自民党政府认识到，民主党政权之所以会“高开低走”，是因为民主党政府力推的分配型经济政策不能有效地解决日本长期积压的问题，民主党执政期间并没有带领日本重回经济稳定增长的路线图上。因此，下野三年多的自民党重新夺回政权后认识到，要长保自民党政权，就必须直面日本经济深层次的问题，解决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缺陷，重新带领日本走向经济复兴之路。二 安倍经济学的出台
安倍经济学是安倍晋三2012年年底再次出任日本首相后，日本媒体和学者对安倍一揽子经济政策进行的统一概括。安倍经济学的日文名称是安倍（Abe）和经济学（economics）的造语，这一名词自2012年11月起被广泛使用。其实，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2006年安倍第一次执政时，当时自民党干事长中川秀直将主张经济增长与财政重建并非矛盾的经济政策称为安倍经济学，而这一称谓实质上是当时小泉内阁时期的结构改革延续的代称。2012年年底，安倍经济学一词的出现，成为囊括安倍晋三货币、财政、经济产业三大政策的代称。安倍经济学一词，近似套用“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等以政治领袖名字命名的称谓。这些称谓是20世纪80年代对美国里根政府、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统称，曾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2012年11月15日，在东京召开的日本读卖国际经济座谈会（YIES）上，时任自民党总裁的安倍晋三发表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其内容在整个经济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安倍认为，日本经济最大的问题是长期持续的通货紧缩和日元升值，他称要为摆脱通货紧缩进行经济政策总动员。在这次会上，安倍晋三着重阐述了三个问题，首次较为系统地描述了治理通货紧缩的模式。
第一个问题：通胀目标的设定问题。安倍晋三认为通胀目标的设定，可制造市场预期，刺激消费者扩大消费。企业可在此市场预期下，增加雇佣，增加工资，提高从业者的购买力，扩大市场需求，从而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通胀目标设定上，安倍表示“或者2%，或者3%，先由专家进行判断讨论”。第二个问题：如何实现通胀目标的问题。安倍晋三表示将实行无限量的货币宽松政策，“实现通胀目标前，实行无限量的货币宽松，市场才会有反应”。第三个问题：实行什么样的金融政策，最终决定权归谁？安倍晋三表示自民党若夺取政权，将与日本银行进行政策讨论、协商，开展大胆的货币政策。而同时安倍也暗示，如果日本银行未能接受政府设定的通胀目标，那么将考虑修改《日本银行法》。
此外，在财政政策上，安倍表示为摆脱通胀，将增加公共投资，编制景气刺激型预算。在能源政策上，安倍表示短期内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动现有核电站的有序重启，而中长期则将推动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在日本加入TPP问题上，安倍表示反对不设禁区完全废除关税。由于之前自民党对加入TPP问题持相对消极的态度，安倍这一表态，传递了未来自民党政府施政中将重视这一问题的信号。
2012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在就职的记者招待会上，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新政府的经济政策。他称“长期的通货紧缩造成了国民收入减少，而历史性的日元升值正在造成国内产业的空心化，强化日本经济是当务之急”，因此，自民党新政府将全力推出大胆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产业增长战略“三支箭”，强力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实现勤劳的国民能够获得回报、能够切身感受到明天的生活更加美好的日本经济”。
2012年12月自民党夺回政权后，安倍政府开始着手机构重组，推动经济政策。12月26日，安倍政权正式组阁。安倍通过宏观、微观双驱动机制，制定新的经济成长战略。具体表现在重启日本经济财政咨询会议、设立日本经济再生本部等。
在宏观驱动机制上，经济财政咨询会议成立于2001年，其成员包括财务大臣、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日本银行总裁以及特定领域专家学者。小泉内阁时期，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如制定历年的财政预算基本方针、讨论转移支付改革，因此自民党执政期间，首相官邸牢牢掌握着政策制定的主导权。2009年9月，民主党政权成立后，将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看作是自民党政治的象征而予以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民主党新设的国家战略会议。2012年12月，自民党重夺政权后，有鉴于小泉时代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作为改革引擎的积极作用，安倍政府决定重启经济财政咨询会议。新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成员包括：首相安倍晋三、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官房长官菅义伟、经济财政大臣甘利明、经济产业大臣茂木敏充、总务大臣新藤义孝，此外还有日本银行总裁白川方明以及四位民间人士，包括财界的东芝副会长佐佐木则夫和三菱化学控股集团社长小林喜光，学界的东京大学教授伊藤元重和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长高桥进，安倍晋三本人担任议长。
在微观驱动机制上，在内阁设立日本经济再生本部，推行经济财政运营和规制改革政策。日本经济再生本部提出“产业投资立国”与“贸易立国”的“混合动力”战略，通过在日本经济再生本部中设置产业竞争力会议推进成长战略，制定“日本经济再生·产业竞争力强化法”推行日本产业再兴计划。此外，通过设置国际经济战略会议进行战略海外投资和经济合作。产业竞争力会议等将加强与顾问机构规制改革会议的合作，研究讨论经济增长战略和产业培育对策等相关规制的改革。
在此基础上，2013年4～6月，安倍政府连续射出了“三支箭”。“第一支箭”大胆的货币政策、“第二支箭”机动的财政政策、“第三支箭”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产业增长战略，这“三支箭”构成了安倍政府经济政策的整体框架。安倍政府希望通过这“三支箭”，帮助日本摆脱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达到通货膨胀率2%的目标，提振日本经济，解决日本“20年的经济迷失”。其政策的逻辑是：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提高市场流动性，扩大公共投资，形成通胀预期，改善企业的业绩。业绩改善的企业将重新调整经营战略，如增加工资、增加雇佣，提高居民的购买力，扩大消费，企业也因自身资产负债状况的改善而扩大设备投资，在这双重推动力下，实现经济的增长。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势必增加税收，扩充政府财源，这也成为今后日本健全财政运营、维护市场信用的经济基础（见图1-2）。安倍经济学设定的路径，前提是制造通胀预期，改善企业的经营效益，形成经济系统内部的良性循环，然后以强劲的经济增长成果，推动财政的健全运营，改善日本财政状况。为此，安倍政府在三大政策中都设定了明确的目标，包括：将通胀目标设定为2%；促使日元贬值；政策利率降为负值；无限制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日本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入建设性国债；强化产业竞争力；放松规制释放民间活力；在具有潜力的医疗、能源等行业创造新兴市场等。图1-2 安倍经济学的政策逻辑第二章安倍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安倍经济学的实施，是通货再膨胀政策（再通胀政策）治理通货紧缩（通缩）的尝试，它意味着泡沫经济破灭后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再通胀主义理论正式登上了历史的前台，而在日本盛行多年的“日银理论”正式丧失了主导地位。安倍经济学实施已近两年，尽管再通胀政策的实践已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但从一开始日本国内围绕扩张性宏观政策的争议就未曾间断，现今单纯从宏观经济数据上对其进行评价可能为时尚早，但从理论上对安倍经济学基于再通胀主义学理逻辑下的运行机制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安倍经济学和日本陷入长期的通缩之谜，同时也有助于认识通缩治理模式下的诸如预期调整、通胀目标设定等细化政策的实际效果。第一节再通胀主义走向历史的前台
所谓通货再膨胀（Reflation），一般是政府为避免通货紧缩而刻意采取的措施，它从维护经济支付体系的流动性出发，通过货币、财政等手段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刺激需求，控制价格水平，预先制止萧条的可能性。日本的再通胀政策，是在托马斯·萨金特、彼得·特明等人针对理性预期学说的基础上，结合岩田规久男等针对1929年金融危机后日本大萧条治理的经验和启示，形成的通货紧缩治理的新模式。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陷入长期的通货紧缩，部分学者对日本银行操纵10多年的货币政策及其成效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要彻底摆脱通缩，应继续维持零利率、量化宽松的金融政策，设定通胀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实行无限量的货币宽松。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再通胀主义的主张从未被采纳过，并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但是，正是由于这种非主流的地位，使10多年来站在主流的“日银理论”对立面的学者不断地站到了这个队伍当中，形成了所谓的再通胀派。10多年来，再通胀派的队伍也不断得到壮大，许多日本国内知名的学者都加入了这个行列。如担任安倍内阁官房参事的耶鲁大学名誉教授滨田宏一，静冈县立大学教授本田悦朗，学习院大学教授、后任日本银行副行长的岩田规久男，嘉悦大学教授高桥洋一，专修大学教授野口旭，早稻田大学教授原田泰，等等。
泡沫经济破灭后，1999年2月，日本决定实施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将银行同业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目标设为0.15%。同年4月，继续下调到0.03%，扣除相关手续费用，日本进入零利率政策时期。但是，零利率政策并未在刺激投资、消费、净出口等方面发挥其效果，也并未使日本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这也使得日本银行从2001年3月开始，在利率无法继续发挥杠杆作用的情况下，考虑将公开市场操作目标由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转向金融机构在日本银行的经常账户余额，正式采取非传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2006年3月，日本银行解除量化宽松。同年7月，日本银行正式解除存续7年之久的零利率政策，但是这次政策退出效果并不明显，政策退出的时机也备受争议。尤其是日本通货紧缩的持续，使这次政策退出成为再通胀主义抨击日本银行不作为的重要依据。
这次政策退出，也间接地使再通胀主义迎来了重要的历史契机，那就是时任小泉内阁的官房长官、后担任首相的安倍晋三逐渐接受了再通胀主义的学理逻辑。2006年，在经济出现回暖的时候，日本选择退出宽松的金融政策，安倍晋三事后曾经表示“在经济尚未好转的情况下，央行的政策退出，实质上对摆脱通货紧缩、促进经济复苏萌芽起到了扼杀的作用”。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后，他发现量化宽松政策只能“缓解”通缩，却不能使日本从通缩中彻底走出来。量化宽松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