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温斯顿·丘吉尔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5：世界危机——战后试读：
前言
本卷完成了我近10年前所承担的为大战史写此书稿的任务。如前四卷中一样，我将世界著名事件的记录与讨论用个人叙述的线索串联在一起。这个方法对那些希望通过阅读许许多多可信的叙述，以形成他自己见解的读者，证明本身是正确的。可是这个方法对于各种事件取舍的比例有相当大的出入。因为我亲自参加的或直接得知的插曲和事务在我的写作中自然处于特别突出的地位。凡有可能的地方，我尽量使用当时我记下的和说过的我自己的言词来讲述事情的经过。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必须在紧接的正文中加以适当调整。我根据眼见的事态发展来讲述，但是每种事态，他人从不同角度去观察会有所不同，况且有许多事态我没有亲眼目睹。
在写作本卷所述的许多事件中，我发现有不少我亲自经历的重要事件我已完全忘却，对此我甚感惊愕。这些年来工作压力极为沉重；不停变化的事物又互动地发展；同时整个世界都在不断地变动；一个印象冲淡另一个印象。只有当我重读当时的演讲词、文件和备忘录时，那些紧张而激动人心的年代才又显现在我的眼前。我确信，我不会再有任何时候比停战后4年中写得更多、忘掉更多和理解更少了。因此，对局势提出一个总的看法——尽管是从个人角度——和更重要的是，通过无数事件的迷宫，去追溯无一例外的、无情的因果序列，可能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自从大战结束以来，人们所写的大部分著作都要谈论到巴黎和会，关于和会已有大量文献作品问世。我近年来的写作主要谈论发生在巴黎和凡尔赛会堂以外的事情，以及全权代表们对各大国和千百万民众所做决定的后果（做出决定的过程没有少拖延时间）。因此本书主要论述这些事件的外部反应。令人遗憾的是本书很大程度上是一部不幸和悲剧的编年史。本书所述的形势发展的趋向是否不可避免，不得不待读者做出判断了。在我几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政治生涯中，没有哪个时期的国家事务像战后这几年那么困难。各种事件层出不穷，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感到疲乏而且不如意。国家权力处于低潮；经济繁荣搁浅；货币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因而不但问题艰巨、成堆，而且对付问题的办法不断减少。此外，要人们调整心态以适应新的环境又很不容易。对胜利抱过高希望和梦想只会导致泄气、不满、派系斗争和失望；这本身是一个重新成长的过程，这一点很难被理解。所以我特别内疚地希望对处境极为艰难的首脑会议上的那些人的缺点与错误做出公正评价。
也许我有必要像在以前几卷里那样在序言中再次表态：书中发表的意见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由我本人完全负责。我还必须向以忠告和知识给我有力支持，以及允许我引用其口头或文字的机密意见的那些人，表示我的感激之情。温斯顿·丘吉尔查特韦尔 1929年1月11日第一章“战时魔力的消失”
4个世纪的持续时期——胜利的庆典——喜悦与反应——世界的主人——停战梦——聚会——俄国——德国的机会——新武器——新贵族——不正常条件——无法预见的形势——和平的震动——战时魔力的消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英国的地位上升到了她前所未有的最高点。在连续的4个世纪里，这是她第四次率领并支持欧洲抵抗军人暴政；这是英国第四次为保护这批低地小国而宣战，战争以她们的完全独立而结束。西班牙、法兰西王朝、法兰西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全都曾蹂躏并企图占有或控制这些地区。400年间英国都是以进行战争和施展政策来阻止所有这些国家，她们全都被打败和逐了出去。在这份罗列威严君主和最高军事长官的名单上已经包括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现在还要加上德国威廉二世的名字。这四大系列事件，由于这么多代人坚定不移地为着同一目标而奋斗，都以成功告终，创立了时间极长与光辉成就极大的一项纪录，这在古代史或现代史上都是无可比拟的。
我们还获得了其他一些重大的好处。德国海军的威胁不复存在，德国过分自信的力量肯定要后退许多年。曾是我们盟友的俄罗斯帝国已被革命政府所取代，这个政府已经宣布放弃对君士坦丁堡的一切要求，由于她先天的不足和无能，难以很快构成对印度的严重军事危险。另一方面，英国与她最近的邻邦和积怨最深的敌人——法国——联合起来，结成了休戚与共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有可能是既强固又持久的。英国和美国的军队第一次并肩作战，英语世界这两大分支再次开始一起谱写她们的历史。最后，在长期和可怕的世界动乱中英国承受住了每一次冲击与损伤。反映宗主国和各自治领生命力的议会制度，证明其本身对于进行战争和在和平时期维持自由与进步一样有用。穿越世界所有水域、把整个英国结为一体的看不见的利益、情感和传统的纽带，证明比最有约束力的正式保证还要有效率。由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50万人组成的军队被这些难以说清的、而且常常是觉察不到的引力所吸引，跋山涉水走过比以往任何一支军队走过的更远的路途，为着一个事业、一场争斗去征战去牺牲，而这个事业与这场争斗只是遥远地影响他们直接的物质安全。在发生危机的几年间，印度各民族、各教派以他们各自的方式自发地表示忠诚，并以空前的规模捐钱、捐物、捐武器支持战争。1914年的南非叛乱就是被南非战争中曾是我们最危险敌手的那些布尔人的将军镇压的，他们当然与我们签订了弗里尼欣[1]解放条约。只有爱尔兰的一些人拒绝支持我们，关于那里的问题有很长的往事可说。
大战胜利的庆典展现在不列颠民族的眼前。我们曾与之打仗的所有帝王已全被废黜，他们所有的英勇的军队都已一败涂地。这些可怕的敌人曾通过力量与手段长久地威胁我们的生存，以武力摧毁了不列颠民族的许多精英，消灭了俄国，使我们全体协约国（美国除外）奄奄一息，他们如今俯首听任征服者摆布了。苦难和考验过去了。危险被挡开了。流血牺牲没有白费，流血牺牲终于结束了；曾经过分紧张的人们得救了，渴求有一段享受胜利喜悦的时间。教会与政府联合举办隆重的感恩祈祷。全国放假。缴获的大炮沿伦敦圣詹姆斯公园林荫道排成三长行。每条大街都挤满了欢腾的男男女女。各阶层民众都沉浸在普天同庆的欢乐中。宴会、音乐和华灯把战时沉寂的夜晚变成了明亮灿烂的白天。一群群的人们怀着无法形容的感情，激动不已；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伦敦狂欢者的欢乐在纳尔逊纪念柱的花岗石基座上留下了持久的标记。
谁会埋怨或讥笑这些无法抑制的狂喜呢？每个协约国都分享了这种喜悦。五大洲每一个战胜国的首都或城市都以自己的方式再现了伦敦的欢庆情景。这种时刻是短暂的，它们留给人们的记忆转瞬即逝；它们开始得突然，消失得也突然。太多的鲜血流掉了，太多的精英消失了。每个家庭中成员的缺口都太宽，中间一代人不在了。几亿人带着可怜的欢乐，向他们心爱的人的成就致敬，此后人们突然惊醒了，有幻想破灭的感觉。虽然依旧有安全保证的满足，恢复和平的满足，保持荣誉的满足，辛勤工作带来生活舒适的满足和士兵归家的满足；但是这些情况只是个背景；与这些满足掺和在一起的是，思念那些永不再回家者的痛苦。
在法国和比利时的英军战线沿线，11点钟出现了反映人的神秘本性的心态。炮轰静寂了；军队原地驻停。士兵们在静寂中一动不动，以茫然的目光面面相觑。人们在不知不觉间有扫兴之感，产生了某种畏惧、疑惑甚至忧郁感，他们在片刻工夫前还在对敌人穷追猛打。征服者的脚前仿佛出现了深渊。“把武器放在一边！希腊爱神厄洛斯！漫长的战争结束了。”
战斗部队的紧张神经一时间似乎无法适应突然的放松。在胜利之夜先头部队的军营是如此安静，以至于人们或许会以为他们是一批尽力战斗后最终被打败的勇敢士兵。这种心理上的阵阵压抑像在英国的那种奔放心情一样，都很快消失了；几天后，家成了所有人想望的归宿。但这里又一次出现了理想的破灭和希望的落空。
停战之夜我与首相在唐宁街共进晚餐。我们单独在那间巨大的房间里，房间四周墙上，皮特、福克斯、纳尔逊和威灵顿，也许有点不合适。还有华盛顿的画像俯视着我们。劳合·乔治先生性格中最令人称赞的特色之一是，在他的权力、责任和好运气达到顶峰时丝毫没有自负或高人一等的神态。他总是那么自然和直率。他对熟悉他的人从来一视同仁：准备随时可以就任何问题进行辩论，乐于听取即使是以争论的方式提出的不快的事实。人们对他说什么都行，但条件是他可以对答。胜利的重大性与绝对性使他产生了一种被抑制和被孤立的心态。他没有大功告成的感觉。相反，他强烈地感到，在他前面还有新的而且更困难的工作要做。我自己的心态是既担心未来又希望帮助已倒下的敌人。我们的话题谈到了德国人的优秀品质，谈到了他们对付四分之三世界的艰巨战斗，谈到了除非有他们的帮助否则就不可能重建欧洲。当时我们想到他们实际上正在挨饿，在战败与饥荒的双重压力下，日耳曼民族——已经在革命——可能滑入业已吞噬俄国的可怕深渊。我建议我们应在进一步的坏消息来到之前，立即遣派十几条装满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巨轮驶往汉堡。虽然停战条件坚持在和平条约签订前实施封锁，但协约国已答允供应必要的物品，首相以赞同的眼光权衡着这个计划。室外，人群的歌声和欢呼声从远处听来就像拍岸的浪涛。我们将看到，不同的意见将很快传出。
在那个11月的晚上，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三个领导人似乎是世界的主人。在他们背后是组织完善的庞大的社会，人们为胜利而欢呼，对领导他们获得胜利的领导人充满感激与信任。在这三个人的手里掌握着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的陆军，以及没有其批准任何船只都不得从水面或水下穿过大海的舰队。任何明智、正确和必要的事情他们都能联合决定。这三人超越不同的民族和利益，越过陆地和海洋的遥远距离，在对付可怕敌人的斗争中被建立的伙伴关系吸引到一起。他们一起达到了目的。绝对的和无与伦比的胜利在他们手中。他们将利用胜利做什么呢？
时间在飞逝，群众和领导人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借以统治的魔力已经在减弱。其余各种权力不久就会开始起作用。但是为完成至高无上的任务，现在是制定最好的解决办法和最有用的政策的最佳时候。
这些人必须走到一起。地理上和宪法上的障碍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必须面对面商谈，而且在讨论后迅速解决由于敌人彻底失败而产生的最重要的实际问题。他们必须把战争激起的全部愤怒情绪，把他们对所代表的国内党派政治的全部考虑、对继续掌权的全部个人愿望放在次要地位。为了追随自己的英勇民族、为了苦难的欧洲、为了惊恐不已的世界，战后他们所追求的只能是做出最好的安排。
如果他们能走到一起，他们就会面对现实，分清处理各种事情的轻重缓急。应长久遏制战胜国的敌国——德意志、奥地利和土耳其三个帝国——及其所有强大的兵力，令其无望地投降并解除武装，但任务尚未完成。战场上还有敌人；还有其他种种推动力向战胜国的权威挑战，阻碍世界事务的公正解决。他们很可能是想起了罗马格言：“宽恕被征服者和打倒妄自尊大者。”
读者读到这里也许愿意以想象的方式研究一下某些推测性的问题。因此我暂时不谈发生的事实，而谈谈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想象许多停战梦中的一个。它只是一个梦而已。
胜利对威尔逊总统产生了一种令人惊奇的影响。他的职责和荣誉使他超脱了他用一生中许多时间度过的和平时期的党派行为。与此同时，胜利对他在国内外事务的判断上产生了一种清醒的影响。11月底以前，他一接到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建议在怀特岛（也许是泽西岛）会晤的联名电报，就认为他必须前往，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他也必须作为整个美国的代表与会。他自问，如果他未经授权向他人许诺他的国家的保证，或者如果他以他的国家的名义答应的事情后果不佳，他在历史上将处于何种地位。因此，在胜利的容光焕发中，他呼吁美国参议院，以他们最强有力的议员组成代表团（适当关注参议院中的共和党多数）以加强他的力量。他说：“我无法预计今后几年里党派事务将怎样发展，但是任何事情的重要性都不能与我们在和平时期承担的职责相比，和我们战士在战争时期承担的职责相比。我们已经违反我们的愿望，违反我们的整个传统，被拉入欧洲事务。我们是没有理由不进入的，我们也不会不载誉而归。”
克列孟梭（对自己）说：“我必须考虑到法国的长远安全。这不仅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还要依靠我们曾经保存下来的奇迹。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帮助过我们，我们已脱离致命的危险境地了。我们决不能指望再有这样的帮助了。法国再过一千年也休想再见到这种幸运的时机了。现在是与德国修好和结束几百年来的争吵的最适当时候。我们不如他们强大，我们把他们打倒了，我们现在作为战胜国还要把他们扶起来。”
至于劳合·乔治，他说：“历史将评价我的一生，而且不会断定我碌碌无为。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我毁损了我借以上升和立足的每一种政治基础。然而毕竟生命短暂，而且所有要紧的措施均不会在最重要的时刻落在处理一般事件的水平以下。英国人民有良好的记忆力，我应当相信他们。”
就这样三人在停战后三周内在怀特岛（或在泽西岛？）会晤，一起决定为了使世界在持久和平中重新举步前进而应采取的实际步骤。
同时，美国参议院代表团直飞巴黎，访问了他们在前线的军队。
当三人在一起开会时，他们各自发觉一致同意不许把国际联盟建成为一个超级国家，而必须把它建成为在世界所有勇敢和健康的国家之上的一个具有超级职能的组织。但他们明白，他们所能做的也就是植下一棵树，让它随着岁月流逝茁壮成长。在他们的第一次会议（大约于1918年12月1日举行）上，他们同意国际联盟必须包括世界上所有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决议。威尔逊说：“我可以代表美国讲话，因为我得到了两大政党的支持，我自己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劳合·乔治说：“我代表不列颠帝国说话，而且是得到全体自治领总理的支持的；此外，阿斯奎斯先生和博纳·劳先生一致同意支持我，直到所有问题得到解决，到那时我坚定的决心是退出（我不愿说永远退出）国家事务。”
克列孟梭说：“我75岁了，我就是法国。”
他们都说：“建立国际联盟不包括俄国不行，俄国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布尔什维克不代表俄国。他们代表了一种有关人类事务的国际构想，这种构想同我们认为是文明的一切事务迥然不同，实际上是对立的；但是俄国人在战争最残酷的时候站在我们一边，单就这点而言，他们的国家也应有表述自己意见的公正机会。”
于是他们在第二个决议中同意：必须使俄国人民能够选择一个全国性的立法机构，以把目前的问题提交给该机构。
因此他们派人去请福煦元帅并问他，“俄国问题怎么解决？”
福煦回答：“没有很大困难，那里不需要打大仗。渴求在事态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几十万美军加上从不列颠（我恐怕他是指“英国”）和法国军队中抽调若干志愿军，利用现代铁路，就能很容易地控制莫斯科；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已经拿下了俄国三个地区。如果你们为了保证俄国人能自由表达愿望，希望你们的管辖权能包括新近解体的整个俄罗斯帝国，你们给我下命令就是了。对于我和黑格及潘兴来说，不过是再来一次3月21日战斗或攻破兴登堡防线的战斗。与此比较，这个任务是多么容易！”
可是三位政治家说：“这不仅仅是军事问题，它还是世界政治问题。进攻俄国，虽然无疑完全做得到，但单由战胜国进行，从道义上说，此任务未免代价太大了。要完成它，只有在德国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德国比别的任何国家都了解俄国。她此刻就作为文明生活的唯一保证而占领着俄国最富庶和人口最多的地区。德国让列宁自由地回到俄国，难道德国不应该像其他国家一样在清理整个东部战场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吗？”三位政治家说，“这将是德国的机会。这将使一个骄傲而忠诚的民族能免除战败所致的一切耻辱。他们将通过几乎是不知不觉的转变，与我们大家从残酷冲突悄悄地进入自然合作。欧洲的事务，没有德国参与一切都难办，有德国参与一切都好办。”
于是他们通过了第三个决议：应邀请德国帮助解放俄国和重建东欧。
但是福煦说：“你们怎样保证法国的生存？”总统与劳合·乔治先后回答：“在十四点范围之内，法国的生存将由全世界讲英语的民族和与她们联结在一起的国家与民族给予担保。”
解决了所有的主要问题后，三位首脑于是转而谈到战争费用。但是这个问题不会有什么困难。要遵守的显然只有一个原则，即牺牲均等。要同时考虑三个因素——生命的损失、财富的损失和从另一方（被认为非常重要）获得领土。他们对于以金钱来估价生命并用领土的获得抵补生命的损失的想法笑了一会儿。但是他们说，“虽然金钱无疑是一种不适合的标志，但就我们目前的状态说，它又是我们所有的最方便的标志。我们毕竟只需要一个数学公式，而它是专家在计算德国和其他战败国赔偿款项的同时能够推导出来的。巨额财富已被毁灭，而且绝不可能修复了，但是如果我们大家团结一致，那么即使战败国的负担也未必很大。我们将有一种有胜利与和解的双重安全感的世界货币。为了支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所有人都要在承认输赢差别的基础上做出贡献。它也许将最终成为一种世界货币的基础。无论如何，只要我们同意这个原则，我们就能很容易地把实施办法制定出来。”
接着他们重新讨论国际联盟计划。无疑，一旦各大国都成为联盟的成员国，那么单是他们的道义力量就能成为和平与正义的巨大而可靠的保证。对几乎是世界性的贸易与金融进行抵制和海上的完全禁运，这对侵略者来说更是严厉的威慑力量。信贷、食品、军火对于被攻击者是强大的防御能力。但可以肯定的是，联盟的堂堂权威在必需拿出最后一着使用武力时决不退缩！
不知道三位首脑中是谁首先构想出总计划的，根据该计划，世界和平现已得到极好的保卫，各国军备已日益不受重视了。但是历史记载着这样一个事实，即首脑会谈的第二天就决定，维护世界秩序的新手段应该以新的科学武器武装起来。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如果愿意，为自己放心起见，都可以有战舰与巡洋舰以及骑兵、步兵和炮兵，而且按照自己的选择花钱建造和建立；但是空战和化学作战，应由联盟和国际权威机构说了算。
当科学已经生产出破坏安全甚至毁灭整个城市与人口的武器时，当武器的作用不受国界限制，舰队和陆军都无法挡住时，此时就会创造出一种新的人类管理手段来使用武器。反过来也就是说，当这种新手段出现时，它所需要的新武器就可使用了。但由于这三位有经验的政治家具有求实精神，他们立刻宣布了这样的原则及其逐步实施的办法。国联盟约上的每一个签字国都要首先把许多飞机中队奉献给联盟，用这些飞机组成一支新的空军。克列孟梭说：“事实上，我们正在复活像圣殿骑士团和马耳他骑士团那样的旧日骑士团以保卫文明反对野蛮。”此时总统讲了一句有点不切题的话，但记录者没有把它记录下来。他说：“肯定不缺乏建立骑士团所需要的声名不朽的骑士。法国人、27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中的佼佼者创下了人类编年史中无与伦比的功绩。让他们成为新的贵族吧！”劳合·乔治说：“无论如何他们也比每天坐在我的门阶上的那些奸商好。”
于是大家一致同意，为了反对侵略，维护世界和平，原则上制空权应保留给国际联盟。首先是没有绝对禁止各国建立空军，但各大国的整个政策重心放在建立国际空军上，用意是随着普遍信任的程度增强，各国也就只发展商业航空，军事方面则应仅留给国际权威机构。
他们认为化学战的问题太难解决，目前只能发布命令全面禁止任何国家进行化学战。他们补充说，“但也许有一天，不服从禁令的国家将被罚以打喷嚏，如果还不行，再罚以呕吐吧。”
在会谈的第三个晚上，当他们打算就寝时，有人问，“要是我们的人民不听我们的忠告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当时他们所有人都说，“让他们叫别人来干。我们应该说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
这个时刻，我们战时具有的魔力消失了，对力量的幻想破灭了。我从我的停战梦中醒来。我们全都发觉我们还在汹涌的、乌黑的、发出酸味的冷水中游泳。
对于从五十二个月的世界战争的熔炉中出来的所有民族及其政府（战胜者国政府和战败者国政府都一样）的行为，必须多多体谅。环境条件是以往从未经历过的。战争爆发时，存在种种未知的和无法估量的可能性，战争危机的洪水沿着渠道奔流，流经一定距离后人们已有所准备。海陆军将领及其参谋人员担任直接指挥；他们订有计划，虽有好坏之分，但无疑订得都是极为具体的。这些利用科学进行大破坏的计划被付诸实施；第二系列的事件起因于它们的冲突。各国陆军部和海军部都颁布了简洁的命令，一时间后果也就几乎自动显现出来。长期积蓄与贮存起来的巨大破坏力被释放了出来。战舰下水操作简短：几个人演讲；几个人祷告；打碎一瓶香槟酒；敲下几个系缆绳的楔子；迅速积聚了巨大力量的几千吨钢铁不可逆转地滑入水中。同一艘战舰在战斗中遭到损坏，被鱼雷炸破，伤痕累累，已进了半船海水，要想让她顶风逆浪，穿过浓雾，安全驶回海港，问题可就大不一样了。
当然，在战争结束前一年多，就已经为复员和重建制定好计划了。已有一批人脱离战斗指挥岗位，研究和精心设计一旦和平成功地实现就需要采取的种种措施。但是他们无论在什么领域都不是身居领导地位的主要人物。所有其他人的目光都紧盯着战争。国家的全部智慧以及她可以指挥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争取胜利和自我保存上。在自我保存方面——假设的、不可预料的、遥远的——情况并不明朗。当我们还不知我们会不会被摧毁的时候，我们与和平有什么关系呢？当整个世界还在遭受重炮猛轰的时候谁会去想重建？当追求的唯一目标是把每个人、每发炮弹都投入战斗的时候，谁会去想复员？
再说，协约国的主导思想从未期望战争在1918年结束。军队在前进，但全部思想和准备都集中在默兹河畔或莱茵河畔的春季战役上。它将是所有战役中最大的战役，那时一个星期内累计投入战斗的将是许多百万兵力、许多千门大炮、许多万发炮弹；飞机将以十万架计、坦克以万辆计；极大规模地使用新的致命机器、发明物、致命的毒气；参战国全体有战斗力的男女，在无休止激情的驱使下源源不断地向前推进。一个个堡垒，在由人类精英联合组成的攻堡垒突击队的轰击声中倒塌，但见一团团尘雾腾空而起，协约国军及其器械在遮天蔽日的尘雾中，向前倒下，人则四肢分开躺下。此时和平突然降临！
英国除海军外，其余军兵种是逐步进入战争的。陆军兵力是一个师一个师地扩充。战线是每次扩大几英里。工业的军事化转型用了好几年时间。国民义务兵役制和战时所有难忍的法规几乎是极其缓慢地实施的。事实上我们的每一个物质领域才刚刚达到最大潜力。我们的战争努力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到处可见。那些努力在最高点上能保持多久无法知道，因为在顶点上各种形式的支持力会同时消除。
是迫切的需要和崇高的事业巩固了27个国家的联盟，在日益增强的友谊中吸引住了27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和勇士们，但如今迫切的需要和崇高的事业在一瞬间消失了。战争的大镰刀每年割下一刈年轻人，但如今大镰刀在新的一代青年的脚下停止了。做好准备要忍受磨难的那些人，麻木地出神，对自己能从大屠场上幸存下来并不表示感激。突然，人们的意愿及命运的趋势不仅仅是停了下来而且是倒了过来。因此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无论如何，向和平转变的震动要比进入战争更加猛烈，向和平转变会使我们的思想发生更完整和更普遍的剧变。
战胜国的领导者正在经受最难经受的考验。他们似乎有无上权力，但他们的权力正在离去。虽然权力正在离去，但表面上还保留余地；而且它也许可以用重大行动收回。但是时间是最重要的。随着每一天的拖延，收获胜利果实变得更难了。随着每一天过去，不但政治家的权力，而且协约国本身的权力以及她们的团结也必然衰落。她们的军队必须回国；她们的选民必定会收回自己的支配权。长期受压抑的妒忌性、宗派性和报复心理现在在每一方面都有抬头。每天仍充斥着重要和紧急的事务，每天仍受到你争我夺和各种事件的严重困扰，致使人的天性无法应付繁重的任务。这些人会听命于权力的幻想，沉湎于胜利的宽慰和屈服于工作的压力，这令人奇怪吗？他们希望在开始新任务之前歇口气，这令人奇怪吗？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保持这样的状况：同样强硬的控制将以其他形式继续下去，为克服新的困难，维持同等权力和实施制裁将继续有效。但是事实上，一半以上的指导原则在居领导地位的人还未觉察到时就已废弃了。
以前和平时期的社会结构被取代已有4年多，生活被战争的魔力弄得奇特地紧张。在这种神秘的环境下，男人和女人明显地达到了超越死亡、超越痛苦和苦难的境界，任何事情都不会因太艰苦而负担不了，任何东西都不会因太宝贵而不能放弃。人们、阶级和民族之间呈现一派团结和志同道合的景象，面对敌人的压力，为了共同事业，团结变得更加坚不可摧。可是现在战时魔力破碎了，对于某些目的而言破碎得太迟，对于另一些目的而言破碎得则太快，但对我们全体而言破碎得太突然！每个战胜国都退回到原来的水平，恢复了她们先前的安排；但是近来人们发觉这些国家陷入了破落状态，她们的结构衰败而且脱节，组织似乎显得狭隘和过时。鼓舞苦难中的士兵和人民的无限希望很快就消失了。被人民英勇解救的世界本应充满阳光：那里工作较轻松，工作的报酬较多，那里正义与自由占统治地位，可以维持几个世纪的持久和平。这种景象在战场上空闪现，在德军和土耳其军战壕后边招手，温暖战士们的心，加强他们的力量，可是这种景象很快就被冷酷、黯淡的现实所取代。怎样才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呢？战争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花费了世上最强大国家全部储蓄的三分之一，付出了如此的代价，用什么方法才能引导人类进入黄金时代呢？对所有人而言，幻想在残酷的现实前破灭了。所有的男人、女人、军人和公民盼望社会有某种巨大的发展，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严重的收缩；对群众来说是物质条件的收缩，对那些——数以十万计——才智出众、身居负责地位的人来说，是发挥才智的范围和指挥权的收缩。
随着战时魔力的消失，在新的困难达到顶点的时候，许多指导和控制的特殊权力也消失了。群众的偶像、被欢呼为他们国家的救星的胜利国的政治家，在战争中获得的成就的魅力正在削弱，仍受民主政治的约束。他们的光荣时期正在消逝；他们的工作几乎已经完成，威尔逊、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将很快跟随着被他们赶下台的敌对国家的帝王们进入退隐或逆境。
在忠诚地、辛劳地工作的群众看来，胜利是如此完善，似乎不再需求进一步努力。德国已经垮台，曾经打败她的世界联合体就要与她联合。权力分散了；世界得到解放；弱者变成强者；隐避者变成积极进取者；胜利者与战败者的差别不断缩小。极度的疲劳和厌烦支配了集体行动。虽然每一种颠覆性因素都竭力显示自己的威风，但革命的狂热像任何其他形式的心理能量一样会逐渐衰减。戏剧按其进程已演毕全部五幕，历史的灯光关熄了，世界舞台变得阴暗无光，对此演员们无能为力，合唱队声音弱得几乎听不见。巨人的战争结束了；低矮的俾格米人的争吵已经开始。第二章民众
军需部的问题——工作、工资和原料——军需工业的复员——战时团结——党派政治的复活——劳合·乔治先生和自由党人——和平大会及其代表们——大选——强硬路线—全国的怒气——绞死德皇——“要他们付出代价”——支付办法——多少？——给选民的信——首相论赔偿——大选结果——大选的后果
首先我们必须按照个人的叙述线索阐述我们自己的国内事务。
11月11日下午我召开军需部会议，把与会者的注意力引向英国军需工业立即就需复员的问题。问题既复杂又令人困惑。英国的几乎全部矿山和工场都在我们手中。我们控制着而且实际上管理着所有最大的工矿企业。我们管理着这些企业的原材料供应。我们组织这些产品的总体分配。接近500万人直接按照我们的订单工作，我们的每一方面都与国民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交织在一起。
当然，我们安排的组织和机构都是极具效率和极具灵活性的。我们中间精通业务的人员迄今已在某类工业领域工作了一年半，每个人都是许许多多部门的领导。他们已习惯于因战争局势变化所必然出现的意料不到的变动。他们中四五个人代表各自部门参与任何项目，他们亲密无间，相互帮助，共同研究问题；只需几个钟头，至多也就是几天就能发出订单，通过无数分支机构顺利地往下传送。此时生产领域已经很少有什么任务不能实实在在地完成了。例如，满足50万间住房的需要看来并不比我们曾经执行过的满足1万架飞机或2万门大炮或2万门美军的中型大炮或200万吨炮弹的需要更加困难。但是在11点钟[2]以后一组新的条件开始起支配作用了。我们从来不认为货币成本是能够限制军队补给的一个要素，但从战争停止的时刻起，人们断言应把货币成本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以往军工生产工人方面所表示的几乎每一项不满，最终都从增加工资中得到了满足（让他们增加工资，让我们得到炮弹），现在他们的工资之高迄今在英国是空前的。国家危机唤起的努力工作的强度远远超过人类的正常能力。人人达到了拼命的程度。一旦最高刺激消失，大家也就意识到自己精疲力竭了。全面放松和回复日常生活标准已是迫切需要。没有一个社会会如此快速地耗尽人力、财力。大部分情况明显是发生在高级脑力劳动者身上。他们在心理刺激下一如既往地奋不顾身。“我能工作到我倒下为止”，这在大炮轰鸣、军队挺进的时候真是令人满意的。但现在和平了；以前没有觉得或没有注意到的精神或体力上的疲惫，现在明显地反映出来了。
第一个问题是每星期必须为其安排工作和发给工资的500万军工生产工人怎么办？很显然，这些人中大多数必须很快找到新的职业，好几十万人必须改变他们居住的地方。超过150万妇女受雇于军需工业，她们证明自己有能力制造几乎每一样想象得到的商品，有能力挣计件工资，工资数远远超过战前最强壮的男人所挣的。如果从前线回来的军人在任何已知的工业中找工作，那么所有这些妇女将在几个月内离开工厂回家。她们对生活和前景的这种变化会有怎样的感觉呢？在此期间，大局依旧不明朗。停战不等于和平。德国兵力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依然强大。复员的命令还没有颁布，近期也不会下达，当然大量士兵至多再有几个月就要返家了。庞大的战争物资计划分阶段实施。难道让它们一下子完全停下来？难道让几乎即可出厂的一门大炮、一辆坦克或一架飞机立即就地报废？显然不应再消耗新的原材料了。接通水源的龙头可以关掉，但已通过庞大体系流出的巨大流量是无法堵住的，除非将500万人同时闲置。能让他们没有工资地离开吗？从另一方面想，如果付给他们战时抬高了的工资却让他们无所事事，而让军队仍在海外值勤，只拿士兵的军饷，能这样处置吗？让这么多人员（无论给不给工资）漫无目的地在城市和兵工厂游荡，而此前一直管理他们的机构却不给以任何有意义的指导，这不会对社会秩序构成危险吗？
好在已做了大量工作。我的前任蒙塔古先生与艾迪生博士在1916年和1917年就分别研究了这个问题。1917年春，后者受命组建一个战后重建局，负责收集信息。到7月份，该局扩大为重建部，由艾迪生博士担任部长。这个部的主要任务是为复员制定计划。为了清理战时合同和转入和平生产这一特殊问题，我于1917年11月任命了一个军需会议的常务委员会，由詹姆斯·史蒂文森爵士领导。这个常委会和许多下属委员会，尽管因战事而无法专心致志，但还是积极履行了它们的任务，并且于1918年10月初完成了一份长篇报告。报告对整个复员问题做出调研，知道了涉及的每一步骤，知道了如何去贯彻，我们也就能够做出符合形势的决定。
我们采取折中的解决办法。我们没有立即遣散全部军需工人；对不愿意从事军需工业的或者说无任何理由而要离开的，以及其他地方能够吸收的所有工人，我们立刻全部放他们走。给工人放了长假。减少枪炮和弹药、飞机和炸药的生产，方法是取消加班、停止计件工资制和把工时缩短为正常时间的一半。由于事先制定了失业捐赠的周详计划，因而减轻了工人因削减工资所受的损失。同一天下午我们就发出了这些指示。指示包含规定普遍完成预订的战争物资中的60%，其余部分连同产地的所有物资要予以分散，由海路或铁路运输，转移到和平时期可能需要它们的目的地。战后许多星期过去了，但我们仍继续向张开口的世界倾注大量大炮和各种军事物资。这样做肯定有浪费，但是它也许是审慎的浪费。
这些安排执行得很顺利，虽然军需部两次接待了来自伍利奇和伦敦市内机关、企业等的代表团的访问，代表团的总人数达到1万或1.2万人，但并未引起严重的困难和不满。数量众多的战时志愿人员如今作为“非熟练工”受到雇用，相当比例的女工逐步被分批遣散回家。我们每天继续着军需工业的转型工作。许多商品的生产按事先安排的次序陆续撤销管制，此安排是关于现代工业运行的一篇富有启发意义的总结。在两或三个月内，军需部失去了大部分特殊的权力，但是我忍了。如此就廓清了通向和平时期工业的发展道路。荣誉属于那一批能干的业务人员，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保证了这次迅速的过渡。
战争最重要的动机的消失，不但使人们感觉到精疲力竭，而且使人们意识到了党派政治的存在。飓风不再呼啸，潮水退去了，岩石与浅滩、搁浅的沉船残骸、捕龙虾笼和当地的污水出口，从海滨空地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当初战争爆发曾使不列颠诸岛陷入了派系纠纷的困境，政治形势不但荒唐而且充满危险。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成员，在他们自己的爱尔兰的派别——奥林奇会（橙色团）或绿色团——的怂恿下，相互猛烈攻击，越来越不顾及对国家的后果。在爱尔兰，双方开始目无法纪地武装起来并组织流血冲突；有人开玩笑地推测，即使实际流血只限于爱尔兰的土地，但爱尔兰的双方将从不列颠的各自的党徒那里得到增援。右派和左派之间的一般党派斗争将为爱尔兰大合唱的演出提供精湛的伴奏。可是在这些热闹气氛中大决战来到了。
在新出现的战时魔力下，所有的政治价值和关系立刻发生了质变；我们海岛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和永恒的一切变得占主要地位了；此时可以看到，要是有时间谈论道德教训，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共同感知和钟爱的东西的重要性要比我们的争吵高出许多倍。在不多几天时间里，党派怨恨不见了。保守党领袖们急忙支持他们长期谴责的内阁大臣。对峙的政党机构变成遍布各地的招兵机构。除了少数倒霉的政客在问题弄明白之前信奉和平主义外，所有的战争反对者都销声匿迹了。北爱尔兰用偷运进来的步枪武装比利时人，北爱尔兰曾相信这些枪是自己生存的依靠。两个雷德蒙派系和整个民族主义党宣布爱尔兰赞同协约国事业；克利福德博士和自由教会领袖担任战时集会讲坛的主讲人；工会会员的绝大多数诚挚地赞成国家的战争行动。
基本上，所有这些力量在整个战争中，尤其在战争最不利的时期，一直保持绝对的、牢不可破的一致，始终坚持斗争。大臣们和政府的缺点，军事上的错误和灾难，几年的厮杀造成的长期疲劳、失望、损失和艰苦，都不曾使那些宣誓忠诚的人们失去信心。他们一起坚持到最后。但是现在胜利的目的达到了，到处人们都松了口气，四处环顾之后看到了自我。
自从1915年5月以来，一直是联合政府执政，但1916年第二届联合政府与上一届大大不同。保守党虽在下院处于悬殊的少数，但却获得了明显和决定性的优势。劳合·乔治先生得到了工党正式代表的支持，后者成为了他的政府的伙伴；但自由党领导人及其绝大多数党员则在阿斯奎斯先生的控制之下。支持新首相的自由党大臣及其阁员，可以以他们各自的选民的名义说话，但不能声称正式代表党的集体。在战争时期没有人为此费神。在下院不论发生什么分歧，都不是由于党派感情，而是由于个人忠贞程度的不同，此外唯一关心的则是怎样才能最好地保证取得胜利。但是从停战时刻起，自由党内的形势对于首相来说成了具有实际和紧迫意义的问题了。他偏离自由主义的正统道路太远了：人们知道他是征兵法的主要作者；他曾举起他的手以显而易见的敌意威胁诚实的反对者；国家需要时他曾毫不犹豫地冒渎和践踏自由党的感情；他曾把他的老上司、自由党内有名望的领导人和他几乎所有的老同事赶出政府和所有指挥战争的职位。他们自然会采取不同于兴高采烈的群众的观点来看待他个人对胜利做出的贡献。他们怀有敌意，他们有工作能力，消息极为灵通并掌握党的机器。在战时被用来反对劳合·乔治先生的一个重要部门揭露，在自由党党员中有109个顽固的反对者，而议会拥护者则是73个。此外可以肯定，和平条约签字后，工党将正式召回工党代表，退出政府，从而留下忠实和坚决支持首相的保守党。它是一个十分坚强完整的组织，但与他已毫无联系。因此党派政治从再次超越政治意识界限的那个时刻起开始抬头，劳合·乔治先生在声望达到顶点时，地位却变得特别不安全了。
可是在目前，所有人的眼睛都转向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维也纳大会的历史画卷在政治家的心头升起。巴黎成了世界的中心，一旦紧迫的国内事务能顺利办理，各战胜国的所有主要政治家都打算前往或急于前往巴黎。劳合·乔治先生面临的选择颇使他左右为难。他的得力助手显然必须是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先生。巴恩斯先生必须代表工党出席。暂定的各国代表团人数，为方便起见限定为3人，而这就满额了。可是还有两位要人也必须加以考虑，他们的性格和处事作风十分不同，却又都有恃无恐。第一个人是诺思克利夫勋爵，他一手握着《泰晤士报》，另一只手握着无所不在的《每日邮报》，此人自忖至少并不比任何政治领导人逊色，而且似乎准备维护自己的要求，或愤恨他们那种很少直率表示的冷漠态度。大选即将临近，鉴于报纸要听从报纸所有者的命令，这些大报的高明和有助益的行为，对于首相似乎是一个严肃的因素。但任命诺思克利夫勋爵为和谈代表，使其地位高于外交大臣贝尔福和不列颠帝国的所有首相，是不可能得到认可的。
另一个人是自由党的领袖。阿斯奎斯先生在下台时和下台以后坚决拒绝考虑在劳合·乔治先生的领导下工作，甚至拒绝考虑与他共事；劳合·乔治与他的朋友们往往把那种表示当作极大的冒犯。然而在紧随胜利的几个星期里，有迹象表明他并非不愿意作为他的党的首脑参加缔造全国和平的工作。这一变化在许多方面有助于加强首相的地位。和谈必然持续许多个月，首相与自由党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合作不至于消除不了他们之间的不和。阿斯奎斯先生本人的才能对和会也会是非常宝贵的贡献。另一方面，他的参加会进一步激怒诺思克利夫勋爵。权衡有点不协调的这一切，劳合·乔治先生决定不扩大代表团的规模，不超过各大国已经一致同意的限额。
我可以肯定，从他自己的观点来看，他的决定也是一个错误。他并不真正了解保守党；他应该立即想到会失去工党大臣；他此刻就有与曾给他很大帮助的领导人改善关系的机会和重新团结自由党的有影响人物的机会，单凭与自由党的团结他也能在和平时期满意地工作下去。所有政党在和平条约上的联合具有国家的重要目的，这远比对所有的个人考虑和政治考虑重要，要充实协约国会议没有人比阿斯奎斯先生更加合适。我们应该有较威严的代表团、较好的条约和国内较友好的气氛。
在这些微妙问题尚未解决之际（首相也许胸有成竹），首相决定立即请国民公决。他赢得了完全的、绝对的、巨大的胜利；胜利超出最热烈的人、最坚决的人、最苛求的人的梦想。全国人民渴望欢呼“这位平安地渡过暴风雨的舵手”。但是那位舵手竟离开了那些焦急地等待和平时刻要向他提出质问的、因昔日受了委屈而忿忿不平的伙伴，离开了他的不曾真正给予同情的保守党人，转向以选票表示自己感激之情的广大选民，这不令人惊奇吗？
关于这次大选，我属于提供咨询和赞同的人。我想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去解决把军队运回国内并予以遣散的问题，当时国内和海外的军队接近400万人，同时我们还要解决重建我们的工业和订立和约的问题。此外，我在战争紧张时期恢复了与保守党和与我年轻时的几个朋友的密切联系，是在目睹了过去众多不可调和的党派争吵被战争大潮冲得无影无踪以后，我才想回去找寻他们的。试图有序地恢复和复活战前旧的党派争论和甚至在原来不存在的地方制造不和，这种想法是荒谬和可恶的。即使我采取相反的阻止行动，事情也不会有丝毫不同。因此我随波逐流。但是凭心而论，是应当采取负责任的措施的。
根据宪法来说，党派之争是无法阻止的。议会本该任期5年，但现已持续8年了。按照新通过的改革法案选民人数已从800万增加到1200万。人民和军人顽强地支持战争，有权决定怎样使胜利早日到来。但是立刻进行大选将产生最原始的政党问题。保守党在下院为少数派已有13年。在现在将要解散的议会中大约只占100席的少数地位。另一方面，他们确信，他们的好时光已经到来。他们相信，战争的经历和激情对自由党的原则与理想的影响一直在减弱中；他们认为，这些原则与理想已被发生的一切宣告为无效，证明为空想；他们知道，劳合·乔治先生与阿斯奎斯先生之间的争吵已使自由党彻底分裂了；最后他们知道，就首相的个人威信而论，自由党人具有绝对的优势。那么，保守党人怎能答应达成协议来保卫所有的自由党席位呢？这样做不但会迫使保守党人自己在新的议会里成为少数，而且使整个大选成为一场滑稽剧。保守党在所有选区都有候选人参加竞选。显然，强硬路线必须在那样一些人中间划定，即他们在可怕的战争年份做出了主要努力又承受了苦难。决定进行大选就不可避免地要划出这条线。那么这条线具体该划在哪里呢？对在任议员采取的试验，反映在莫里斯将军提出的选区中4月份的投票状况之中。在那个场合，阿斯奎斯先生的所有追随者都被认定是反对派。用竞选活动中粗俗的语言来说，一个自由党议员或候选人，即使他曾经在大战中打过仗、受过伤或者失去了一个或两个儿子或兄弟，或在所有方面都忠诚地支持国家事业，人们也决不能让他沾胜利的一点儿光，甚或要控告他妨碍了胜利的来到。信是由劳合·乔治先生和博纳·劳先生写给公开表示支持联合政府的人的，后来有人用战时配给制的行话把这些信说成是“赠券”。这些人中包括当年跟随劳合·乔治先生的、现在称为国家自由党人的158位自由党议员和候选人，其余的人受到了有力的攻击。这一切后果是最初做出此刻举行选举的决定中必然会有的，只需根据主要问题做出判断。
可是当大选到来时，它却可悲地使英国的威信降低了。首相及其主要同僚在各自的选区吃惊不小，在某种程度上被他们遇到的选民的热情所压倒了。不为任何困难吓倒的勇敢的人民所受的苦难太多了。他们流露出来的感情被流行的报刊激得大怒。残废军人黑黢黢地充塞街头。回家的战俘向大家倾诉囚禁和必需品匮乏的困苦往事。每一个村舍都有阵亡将士。对被战败的敌人的仇恨，给敌人以应有的惩罚的渴望，从深受伤害的几百万人的心头急速升起。在战争中工作做得最少的那些人，在详细研究如何惩罚战败国的工作中有可能成为最出色的人。此时我突然看到一份警察的报告说，“各阶级的人的感情相同，甚至几周前鼓吹和平的人们现在也说，‘德国人应为其破坏造成的损失偿付每一个便士，即使这样做会要他们偿付一千年。’”在我自己的邓迪选区，尊敬的、正统的终身自由党人要求给战败的敌人最严厉的惩罚。在全国范围内最激烈的是妇女，她们中有700万人是第一次参加投票。国家政策和民族尊严迅速陷入这个突发的骚动中。
从大批人群中立即喧闹地提出三个要求，即绞死德皇、取消征兵和要德国人偿付到最后一个铜板。
在征兵问题上，首相和战时内阁最初努力想做相当的保留。眼前已经有了因没有国家军队而遭受损失的教训，因此放弃刚刚以无与伦比的代价建立起来的武装，重新树立所有障碍——这些障碍曾缓慢地、困难地被推翻——来反对义务兵役制，是极端轻率的。保持有点像瑞士制度的一种国民军组织的想法，政府肯定在考虑；但一与选民接触，这个想法在提出讨论之前就被抛得无影无踪。到处高呼消除一切强制行为，各地的候选人乐意赞同民众的愿望。尚未以任何正面方式表态的内阁人员，急忙掩盖和忘掉他们曾经并不认真考虑的危险的放弃义务兵役制的信念。大选前一星期，人们决定英国应恢复少量职业兵，她就是用这种军队进入战争的。
绞死德皇的要求得到了新闻界的强有力的支持，大臣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在官方圈子里首先由寇松勋爵提出。辛辣的巧合使人想起王尔德描写的猎狐故事中“追猎不可食用的动物的那种难以形容的心情”。但无可怀疑，这个要求同时也在广大民众中形成了。有4年时间，德皇被各种宣传工具所辱骂，其罪恶野心和邪恶愚蠢使世界蒙受了可怕的洪水般的灾难。他应对所有屠杀负责。为什么他不应因此而受惩罚？为什么平凡的士兵因精疲力竭在哨所入睡，或因受伤和长期作战致残而开小差离开战线时会被处死，而这个养尊处优的恶棍使每个家庭处于黑暗的笼罩下，却被允许逃脱惩罚，过富裕和奢侈的生活？我们有陆军；我们有海军；我们有协约国；英国的手臂很长，她能在德皇所在的任何地方找到他，处死此人是愤慨的世界的正义之举。工党在战时内阁的正式代表巴恩斯先生在公开演讲中说：“……前面提到德皇……我赞成绞死德皇。”
首相从一开始就明显受这些舆论的影响。当帝国战时内阁讨论这个题目时，他的两次发言均措辞激烈。他不但在竞选演说中而且在面向整个和会时表示，要做坚持不懈的努力，务必使敌人交出皇帝，把他交付审判并处死。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坚定地认为，国君对国家行为的责任可以用这种方式处理。但人们似乎认为，绞死德皇是立刻恢复自己的尊严与自己的世界的最好办法。公众的愿望最初显然不是预期举行一次审判。但是显然，对于诉讼程序是否合法，对于被告的个人责任，律师必须有发言权。这样做，前景将漫长而模糊。
我发觉，当我的意见正式发表时（11月20日），我竭力主张此事应慎重仔细。“在正义与法律的基础上，很难说前德皇的罪比他的许多顾问更大，或者比支持他发动战争的该国议会更大。很可能对前德皇提出控告后将发现这场诉讼维持不下去，反而造成严重的僵局。”
可是，邓迪市各阶层和各党派认真地和坚决地要求绞死德皇，因此我被迫支持审判德皇的主张。我评论了英国正义的基本原则，即每个人不论他的罪恶有多么深重、他的过失多么明显都有权得到审判，当然是公正的审判。我们一定不可忽略定罪和惩罚罪恶，这是普遍的特点，否则将陷入与他们同样的水平。这个论点被牢固和确实地接受了，尽管接受得缺乏热情。自由党人在惩罚德皇问题上与联合政府的拥护者所持的观点不同，《每日新闻》发表看法说，德皇只应该“在与被判处缓刑的杀人犯同样的条件下被监禁”。然后他们急忙解释，这实际上是“一种比处决还要严厉的刑罚”。这些扭曲的说法从任何观点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整个大选的症结是德国对战胜国的赔款。“绞死德皇”是个感情问题，而“要他们赔偿”则要事实和数字。第一个问题是——他们能付多少？大选、公众要求、大臣的承诺都不能决定这个问题。没收德国人在海外的财产和要求德国人缴出手中的全部黄金是容易的。此外，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赔偿只能用货物或劳务结算。这些货物或劳务可以直接给予债权国，或者可以交给第三方，由第三方绕道和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运到其目的地。但是没有任何方法能改变这种处理办法的简单性质。德国人制造的东西必须用轮船、火车或马车运出他们的国家，必须直接或间接作为他们偿付的债务接收。现在德国人在一年中能制造的货物量超过当时德国拥有的运载工具能完全运出该国的载运量，而由此留下来的货物量远远超过包括债权国在内的一切国家愿意接收的数量。例如，德国人能够也乐意开始重建被他们的潜艇击沉的全部船舶，但要是他们这样做对英国造船业会发生何种影响？他们无疑能够生产各种工业品；但肯定地说，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的所有民族工业被国家大规模扶植的倾销而摧毁才来打这场仗的！他们能够无偿地输出煤，而且此后的确是定期输出了，但是这么做看不出对英国煤田有什么好处。他们能向中立国输出，只要他们能用自己的货物引诱这些国家欢喜，然后把由此应得的货款以其他货物的形式在有机会时逐步转移给协约国。
下面要谈的是劳务赔偿法。例如，所有商船可以配备德国船员，以德国人的费用运送所有人的货物，直到进一步公告，取得全世界的运输业务；或者德国人可以成千上万地大批涌入法国和比利时，用他们的劳动建造遭到毁坏的房屋并重新耕种荒芜的地区。然而，由于德国人刚被对方以极大代价从那些地方赶出去，而且留给人们的是一些不愉快的回忆，最后回到故乡废墟的这些地区的居民，根本就不想这么快再次见到德国人的面孔或听到德国语言。在所有这些方面是有一些事情可做，但是即使对经济状况最缺乏理解的人也都清楚，做这些事情很快会达到一个不能被超越的极限，一个无知和激情不能克服的极限。
在许多个月后，损失赔偿费的清单减少到60亿和70亿英镑之间。这个数字在大选时不为人知。如果公诸于众，必定会被认为荒谬而予以拒绝。德国通过降低工资和延长劳动时间以及限制资本利润，无疑有能力支付这一巨额赔款；但是德国在使用这一方法的同时，将使自己成为市场上无敌的（没有利润的）竞争者。即使这样，所得的结果也只能抵偿所造成的破坏的一小部分。在往昔，征服的军队以它自己的方式在它蹂躏的土地上搬走所有能移动的财产，在古代，征服者驱赶可能有用的全部男女以奴隶身份与他们一道走。有时多年或永久地勒索某种贡品。但是现在可以期望获得的东西，规模大大超出上述比较简单的做法。即使最一般的现代规模的赔偿支付，也得恢复和维持德国最高级的科学生产状态和最高级的商业活动状态才行。可是那些吵吵闹闹地要求巨大赔偿数字的人，也是最先建议以种种办法严重损害德国商业和工业的人。
上述议论，一些人认为不合时宜。说这些陈述暴露了亲德立场，应受指责，或者说，说这些话的人充其量是个智力低下的人。不但普通选民有此看法，而且各种财政和经济专家以及实业家和政治家也有这种看法，这都表明，他们对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无意或有意地视而不见。
没有人比首相更了解这个问题。他就这个主题对他的同僚所做的第一次陈述（11月26日），对上述那些论点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节录。财政部的一个委员会中[3]一些精通该部业务的官员们已提出报告说，总计现值20亿英镑，分30年付清，可能是德国要赔偿的合理而且实事求是的总数。这个不受欢迎的数字受到了尖锐的指责，于是帝国战时内阁建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来审查这个数字，我与其他内阁官员参加会议，为此各抒己见。当我面对邓迪区选举人时，我坚定地支持财政部的估计数。我尽可能地肯定此数有理。“我们叫他们支付赔偿，”（欢呼）。“我们要叫他们支付巨额赔偿。”（欢呼）。“他们在1870年向法国勒索了巨额赔款。我们要叫他们的赔款达到这个数的10倍”（持久的欢呼）。“（2亿×10=20亿）”。人人兴高采烈。直到第二天这个数字才开始被仔细审查。此时，从一个重要的商会发来一份虚张声势的电报说，“在你的索赔数字中你没有漏写一个零吗？”当地报纸各持己见，数值攀升。120亿、150亿，这些是昨天还十分满足于20亿的男男女女到处喧嚷的数字，而且无论如何他们还不准备接受这两个数字。数字在压力下天天上升，“如果我们能得到更多当然更好”；我则坚持我的20亿，这个数字尚未受到非难，可是整个国家主张用最失去理性的数字。一位被指责为缺少活力的大臣甚至说：“我们应当把德国柠檬榨到里边的核吱吱作响为止”，许多自由较多而责任心较少的平民候选人则随波逐流。
就平时闲谈而言，我不能自称未受选举潮流的影响。但为了说明我有可信的资格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兹刊印两封在大选时我写给有影响的选民的信如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