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与腾飞——广东改革开放30年与华侨高等教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7-23 09: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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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纪宗安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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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与腾飞——广东改革开放30年与华侨高等教育

复兴与腾飞——广东改革开放30年与华侨高等教育试读:

绪论

三十是而立之年,标志个人的成熟;三十是回顾之年,标志社会的理性与从容。在国人享受和品味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时,我们没有忘记重新审视历史,因为对历史进程的适时反思和总结使我们坚信,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与腾飞——广东改革开放30年与华侨高等教育》是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广东华侨高等教育巨大成就而编写的丛书之一,主要记录了广东现代化建设三十年来,以暨南大学为中心和代表的广东华侨高等教育事业从复办、复兴到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及其社会意义。全书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校园文化”、“对外交流”、“社会服务”以及华侨高校“大事记”等六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华侨高等教育事业进行回顾与总结。全书不仅高度评价了华侨高等院校,尤其是暨南大学在广东乃至全国高等教育事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分析解读了华侨高等院校的办学宗旨、办学理念以及目标、任务、特色和成果等,同时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描绘了新世纪华侨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蓝图。

改革开放三十年,广东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支持和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不断创新思路,制定发展战略,不仅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骄人成绩,使全省经济总量稳居全国前列,而且在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方面多点开花,社会建设获得长足进步,使民众生活质量和文化素质得到极大提高。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不仅抓住时代机遇,努力推进经济发展,而且还充分认识到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对全省高等教育事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等教育建设思路,使广东高等教育事业获得极大发展。

华侨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承载着传播中华文明、培养海外华侨华人学子的重任,同时也承担着宣传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加强世界华侨华人与和谐社会联系的责任。广东作为历史悠久的侨乡大省,拥有众多海外“乡亲”,广东侨教事业也因此一直走在全国前列。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不断得到世人瞩目,以致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侨青年及港澳台同胞子女选择回到祖国,接受国内高等教育,这直接促进了广东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复兴和蓬勃发展。二

追溯广东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历史沿革,可以说起步在民国时期,发展在建国之后。新中国成立后,在广东省内设立的华侨中学、南方大学华侨学院以及举办的华侨青年学习班等,已不能适应华侨教育和外交侨务工作的需要,于是国家决定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令这所始建于1906年的华侨高等学府根落南国,再获新生。1958年9月24日学校正式开学,1959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同志兼任暨南大学校长。在陶铸及接任的陈序经、杨康华校长任内,暨南大学各项建设事业获得较快的发展。但这一发展并未持续多久,暨南大学在1970年被迫停办,直至1978年才在原址复办。

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暨南大学伴随祖国的命运历经沧桑,却始终恪守“系侨情而宏教泽”的办学宗旨和理念,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海外学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暨南校园文化”。改革开放使暨南大学迎来了全新而快速的发展,学校不仅得到了国家和广东省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更由于独特的校园管理制度和与海外校友关系,从而使学校改革和建设独获良机。三十年过去了,暨南大学已成为全国“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其办学规模与任务、科研能力与成果在全国的地位快速提升,与此同时,也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侨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在办学理念、专业设置、招生方法、教学制度、校园管理等方面都与众不同。因此,暨南大学吸引了来自世界五大洲百余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莘莘学子,成为我国招收及在校就读的境外生人数最多的高校,享有“华侨最高学府”之美誉。可以说,以暨南大学为中心和代表的广东华侨高等教育,已成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对外办学的楷模与典范。

在人才培养方面,暨南大学是一所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融国际化、现代化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学,吸引着海内外学子纷至沓来。2008年在校学生达3万余人,其中来自境外的本科生接近1/2(有12 000余人),是全国招收境外本科生人数最多的高校,接近全国其他高校招收境外本科生之和;来自境外的研究生占全国高校海外及港澳台研究生总数的1/4。目前,暨南大学已建立起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授予体系,拥有15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8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专业学位点由零发展到包括临床医学博士、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工商管理硕士(MBA)、公共管理硕士(MPA)、会计学硕士(MPAcc)等21种专业学位;学位授权点覆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医学和管理学等10个学科门类。随着办学水平的提高,暨南大学的声誉也在不断提高。1996年6月,暨南大学进入中国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大学行列,并卓有成效地通过一、二、三期建设。2008年在中国大学研究生院(部)前100名实力排名中,学校综合实力列居全国第39位、广东省第3位,其中哲学社会科学在A等学校排名中位列第17位。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学校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港澳台侨高素质人才。暨南大学的校友活跃在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各条战线上,他们以自己出色的才能,为港澳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为国家的侨务事业和统一大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学校在科研方面也不逊色。从民国时期到改革开放前,华侨高等教育中的科学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无论是研究队伍、机构,还是研究内容、成果、水平,都无法适应华侨高等教育的实际需求。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充满生机的暨南大学视科学研究为强校之策,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以服务人才培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战略目标,通过制度创新,推进科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在此期间,学校勾勒出科研分期发展的规划蓝图,确保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确保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全面与可持续发展。学校组织广大教师和研究人员围绕国家和地方现代化建设需求,运用自身智慧与才能,投身于科学研究之中。同时,学校加大对科学研究的投入,改善科研条件、提高科研水平、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从而促进科学研究,为侨校办学方针的全面贯彻和办学水平的全面提升服务,为我国侨务事业和广东现代化建设服务。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方面,经过多年努力,学校在多学科领域形成了创新团队,搭起了创新平台,出了一批又一批科研成果,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学校目前拥有1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应用经济学、临床医学、中国语言文学、生物学、工商管理、新闻传播学、中国史、世界史、生物医学工程、中西医结合、力学、中药学、生态学、统计学、政治学),1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广州暨南生物医药研究开发基地),4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水生生物学、金融学和文艺学),8个国务院侨办重点学科,20个广东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4个广东省二级学科重点学科,设有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侨华人)、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基地、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和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有国家工程中心1个,省、部级设置的研究中心12个、重点实验室13个。

校园文化建设更是特色突出,成果显著。校园文化是高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办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具有校园标识作用的特色元素。华侨高等学府自诞生之日起,便由于独特的办学使命而决定了其校园文化的与众不同。始建于1906年的暨南大学在办学之初就以“宏教泽而系侨情”为办学宗旨,学校的招生对象包括海外华侨华人子弟,这就意味着校园文化的构建者是一群身居海外、对西方文化耳濡目染的青少年。对他们的教育培养,也就必然有别于国内其他院校,而需要采取融汇中西的教育模式,在办学体制与理念、办学制度与办学规范上也就必然会有“西式”身影。例如,在我国高校中少有的校长负责制、与侨生教育相适应的招考制度以及诸多特殊的教育教学方法。而这些制度都已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它们不但符合学校的性质和发展需求,而且在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活跃的外部环境和各种新思潮使侨校的文化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来自五湖四海的师生们,使多元文化在校园里充分交流与融合,形成了新型多元的和谐校园文化。如暨南大学,历经多年磨难和积淀,终于凝聚为“忠信笃敬、知行合一、自强不息、和而不同”的校园文化标识,这将被固化、被继承、被发展。

广泛的对外交流使华侨高等学府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华侨高等教育对外交流的三十年。三十年来,暨南大学坚持“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充分利用地处侨乡、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和校友遍布全球的人缘优势,积极拓展对外交流合作,而且合作的形式和内容也十分广泛。目前,暨南大学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拥有120多间姊妹学校,并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其中不乏名校。广泛的对外交流合作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华侨高校自身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水平,同时也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外向型办学经验。鉴于在对外交流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暨南大学多次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表彰和奖励。

不忘社会服务的职责和使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暨南大学临床医学院——广州华侨医院充分利用自身的医疗资源、人力资源和其他各种优势资源,在疾病诊治与预防、人才培训与信息咨询、项目合作与其他社会公益活动等诸多方面主动服务和回报社会,为促进广东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诸如开办各类培训班和开展成人继续教育,参加培训的境内外学员总数逾20万人。同时,为更好地贯彻科教兴国战略,暨南大学认真落实《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使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紧密结合,并先后与省内外六个重要城市韶关、赣州、茂名、佛山、惠州和漯河开展市校合作。这不仅使学校更好地实现为地方服务,在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科技开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科技信息交流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更好地发挥高校科技创新力在地方建设和社会进步中的引领作用,而且也有利于学校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走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协调发展之路,在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更好地实现自身发展。此外,暨南大学特别重视并积极拓展华文教育,专门为境外生设立预科教育,通过人才培养为广东乃至港澳地区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受到社会关爱和支持的暨南大学也时时不忘回馈社会和人民,总是积极响应或组织一系列社会慈善事业和相关扶贫工作。近年来捐款捐物总价值超过500万元,如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校教职工为地震灾区捐款290多万元。三

广东华侨高等教育以前所未有的饱满热情和充沛活力,为广东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当我们面对全球化浪潮的时候,只有勇敢面对,主动迎接、吸纳国际上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教育制度,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广东华侨高等教育的美好蓝图。

目前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与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对华侨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无论办学理念,还是治校韬略;无论培养模式,还是教学内容与方法等,都必须紧随形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全面实施“教育强省”和“科技兴省”的战略方针,必须全面贯彻实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关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沿着改革之路勇往直前,走出一条充满活力且不断适应新形势的广东华侨高等教育发展之路。为此,暨南大学提出以下几个工作要点:

第一,认清并准确把握侨校的特色。办侨校不同于办其他高等院校,我们必须清醒和清楚地认识新时期华侨高等教育的特色及其对广东省、全国甚至海外华人世界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所以要不断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益,全面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现实需要。

第二,切实保证华侨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和合理使用。侨校拥有多渠道筹措经费的优势与管理体制,要继续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和华侨华人港澳台校友捐资助学,学校也要积极推进产学研相结合,兴办校办产业,以增加学校收入,走科学发展之路。

第三,巩固合理的办学规模,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侨校必须结合生源多元化的特点,优化专业结构,拓展办学层次,完善本、硕、博的教育体系。同时,还要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并全面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与实践能力。

第四,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明确本校科技工作的特色和优势,大力培育创新团队和优势学科。以技术创新为重点,以资金资本为纽带,实现学校与政府、大中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共生互动的“官、产、学、研、金”的有效结合,大大提高学校科技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产业化步伐。

第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大学乃大师之谓也,学校的师资力量是学校发展的希望所在,华侨高等院校也不例外。学校需要的是一支稳定、高素质、高能力的教师队伍,所以要千方百计地为教师提供良好的教学科研条件,使教师安居乐业,并专心致志地为华侨高等教育事业耕耘奉献。

第六,增强与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国家及其他国家地区的国际合作交流。华侨高等院校应本着“声教讫于四海”的使命,促进中外交流,加深中国与世界各国及地区尤其是华侨华人世界的联系。学校可以在积极开展教育文化交流的同时,推进广东省华侨高等院校的改革,主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各种类型的交往,包括科研合作、师生交流、境外办学、联合培养、人员培训、文体交流等多个方面,以此提升华侨高等院校自身国际化和现代化水平,同时也可为广东乃至全国高教改革提供外向型办学的实践经验。

综上所述,三十年的发展变迁可融汇为一句话:我们不会忘记华侨高等院校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薪火相继,相信终能蔚为大观。广东华侨高等教育将遵循科学发展观,凝聚侨心,齐聚校友,共同描绘出一幅新纪元华侨高等教育的壮美画卷。

第一章 人才培养:乐育菁莪,弦歌不辍

培养人才是华侨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故置人才培养为首篇。三十年来,以暨南大学为代表的华侨高校致力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培养历程:改革实践与思想解放并行

(一)改革衍进脉络:教育思想解放与教育实践改革并行

1978年以来,华侨高等教育改革在中国高等教育整体改革中,彰显着改革者独辟蹊径的践行意识。以中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为例,华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三十年的路径可以归结为:以质量锻造品质、以特色彰显身份、以创新谋求发展、以和谐融合多元。

1. 质量观:从“应用型”到“创新型”的转型

华侨高等教育的人才观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暨南大学复办时)侧重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经过二十年的建设,特别是1996年在暨南大学迈进全国高校“211工程”后,人才观发生了质变,更加强调着力培养“创新型”人才。

1983年8月,暨南大学首次进行专业设置与课程内容的改革。这次专业改造突显应用性原则,强调“原有专业的改造,关键是突出运用。理科要加强技术性、工程性课程,在适当的时候增设工科专业。经济学科要侧重管理,侧重微观经济”。又根据教学要适应海外和港澳需要的原则,再次强调教学要加强基础,扩大知识面,注意提高学生的能力和外语水平。要求各专业在加强“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同时,更突出应用学科的教学。

1985年是暨南大学深入推进教学改革进入关键期的一年。学校以“重视基础、突出应用”为指导,再次强调教学要保证“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力求拓宽专业面,使学生具备较合理的知识结构,增强其适应性;注意在加强基础的同时,突出应用,增设一定量的实用课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增设一定量的边缘学科的新课程。要注意学科的横向联系,积极发展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应用学科,既要重视基础,又要突出应用,使华侨、港澳学生具有较合理的知识结构。1991—1992学年全校的教学工作会议(于1991年11月30日召开)明确提出了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贯彻“重视基础,突出应用”的教学原则。

转折从1996年开始。在强调“重视基础、突出应用”的原则下,暨南大学逐渐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创新型”人才。2006年,《暨南大学“十一五”建设规划》中明确了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大力培养深受社会欢迎的创新型人才”。

人才培养质量观从“应用型”转变为“创新型”,既是中国教育改革思潮的大势所趋,也是暨南大学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之后,在人才培养上必须担当的任务与责任。

审视暨南大学从强调“应用型”人才培养到强调“创新型”人才培养,并不只是口号的转变。从学理上看,“应用型”与“创新型”并不相抵牾和排斥,二者本质上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目前培养“创新型”人才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高频词,特别是在钱学森提出“世纪之问”后,全社会和教育界不得不深思。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实施大扩招后,社会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质疑和诟病声越来越大。检讨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大学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受“苏联模式”以及“解放区模式”的影响,专业口径过窄,学科基础不扎实,社会适应性差;二是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学生实践能力差,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弱。这两个问题有一个共同原因,就是学生的学科基础差、应用能力差。而暨南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提出要“重视基础、突出应用”,实质上已经比较“前卫”地意识到了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普遍存在的忽视基础、忽视应用能力培养的问题。在建设“211工程”重点大学的驱动下,将培养“应用型”人才提升为培养“创新型”人才,这既是顺理成章之举,也是一种引领。

2. 发展观:从规模增长到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

从单一的规模增长,到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有一个转变过程。

1978年4月1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恢复暨南大学、华侨大学有关问题的请示》,规定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以招收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和台湾籍青年学生为主,同时也要招收少部分国内的学生(以国内的归侨和侨眷的子女为主)”。还特别规定对华侨、港澳学生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华侨和港澳学生毕业后,可以由国家统一分配留在国内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允许出国就业”。

1978年,《暨南大学发展规划纲要(1978—1985)》根据国务院有关指示精神,提出八年内的五项基本要求,其中之一就是经过八年的努力,把暨南大学办成一所具有先进水平的文、理、医多科性综合大学,在校本科生达到4 000人,研究生达到400人,以后逐步扩大。

1983年8月,暨南大学根据中央24号文件的精神,提出“坚决贯彻办学方针,把暨大办出特色,要大力加强对外宣传工作,通过各种渠道,多招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台(湾)青(年)和外籍华人,使四种学生的比例占在校学生总数的70%~80%,并逐步扩大预科的规模”。随后的几年,扩大规模一直是学校的主要目标。

从1991年《暨南大学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要点》开始,对规模的单一追求渐变为对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追求。“八五”规划的指导思想之一即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协调发展,并提出本科生教育必须贯彻“稳定规模、调整结构、强化管理、提高质量”的方针,同时明确提出整顿专科教育与成人教育。1995年,学校明确表示要把学校办成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提出“发挥优势、深化改革、保证重点、改善条件、提高质量”的20字发展方针。1996年,学校确定以本科教育为主体,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本科教育,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控制和压缩专科教育,积极发展并继续加强华文教育。2001年,《暨南大学“十五”建设计划和2001—2015年总体规划》提出,学校将“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适度发展本科教育,积极发展华文教育,稳定成人教育规模,着力提高教育和科研水平”,在稳定提升办学层次的同时,优化办学结构。2006年,《暨南大学“十一五”建设规划》的指导思想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学校发展全局,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创新能力、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在建设目标中明确提出,要“按照重点发展研究生教育、积极发展本科教育、着力发展华文教育、适度扩展成人教育的思路,合理调整招生规模,优化人才培养结构,稳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从上表述中可以看出,自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大扩招以来,暨南大学本科教育却一直从自身的实际出发,稳住规模,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了研究生教育适度拓展上。

3. 特色观:从“特区”到“增长极”

暨南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特区”是由政策决定的,但其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增长极”,则既是政策支持的结果,也是依靠自身思想解放、不断创新的结果。

1978年,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恢复暨南大学、华侨大学有关问题的请示》,指示复办后的暨南大学“要办成一所文、理、医多科性综合大学”。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充分考虑到做好收回港澳主权、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建立拥护祖国统一的广泛统一战线的需要,在批复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办好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的意见》中,确立了暨南大学、华侨大学“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强调了办好两所学校对于实现上述任务的重大意义,并决定“将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列为国家重点扶植的大学”。这既指明了“宏教泽而系侨情”的办学宗旨,也指明了暨南大学肩负的新任务和办学的新特点。自此,暨南大学凭借政府制定的特殊办学方针,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特区”,并拥有了自主招生的“特权”。1992年,国务院侨办将暨南大学列为办属重点大学。1994年,国务院侨办与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建暨南大学,使学校的发展进入了国家重点建设大学的快车道。

有了政府和政策的大力支持,暨南大学积极探寻特色化建设道路。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学校开始招收海外和港澳地区研究生,率先在全国进行试点。1989年9月,暨南大学正式推出在海外和港澳台地区招收兼读制研究生制度,这在国内尚属首创。

1994年,第三届董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审议了《暨南大学工作报告》,研究在新形势下如何抓住机遇,深化教育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提高办学水平,把暨南大学办成一所面向21世纪的全国重点大学。由此催生了1996年学校提出的“侨校+名校”发展战略,要求遵循“严、法、实”的办学原则(“从严治校、从严治教、从严治学”,“依法治校”和“实事求是”),加强汉语、英语、计算机语言的“三语”能力培养,依据“国际化、现代化、综合化”的办学思想,按照“发挥优势、深化改革、保证重点、改善条件、提高质量”的建设思路,大力加强各项建设。2001年,学校明确提出内地学生“加强基础、目标上移”,港澳台侨学生“面向世界、应用为主”的培养目标,实行分类教学,并且统一在“质量是生命、创新是灵魂”的办学理念和原则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提高两类学生的培养质量。

综上所述,暨南大学“特色”的建立和保持,得益于政府对华侨高等教育的高度重视,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和布局调整中,暨南大学作为贯彻落实国家侨务政策的一个重要场所,不仅没有与其他学校合并,还在澳门即将回归之际,在原有的校本部、华文学院校区、深圳旅游学院校区的基础上,在毗邻澳门的珠海创设了珠海学院校区。由此可见该校的独特性和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暨南大学的特色也是与自身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以及坚守内涵发展,追求卓越的文化品格密不可分的。学校并没有固守政策“特区”,而是通过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来打造高等教育的“增长极”,彰显自己的先进性并赢得了独有的“特色”。(二)创新招生体制

暨南大学于1906年创办时先行招收侨生,1918年又开始招收中国内地学生。百年老校发展至今,在高校工作的第一关口上,已有了自己整套成熟完善的招生制度。

1. 确立单独命题、联合自主招生制度

1978年4月1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恢复暨南大学、华侨大学有关问题的请示》,同年,两所学校恢复招生。

1979年底,暨南大学向教育部呈上《关于在海外、港澳单独招生的请示报告》,提出改进外招工作的办法。1980年4月,教育部专门发出《关于华侨、港澳、台湾青年学生回国和回内地报考大学问题的通知》,重申“高等学校在招生工作中,应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政策,对回国、回内地报考高等学校的华侨、港澳、台湾青年应给予照顾”。同时指示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从1980年开始,对华侨、港澳青年学生“实行提前单独命题、考试和录取”的办法。自1980年开始,暨南大学招生实行单独命题,与华侨大学联合招生,并结合海外、港澳地区的实际,明确规定在华侨、港澳青年学生的考试科目中,政治科仅作为参考分,考试时间提前至每年6月下旬。

1987年、1988年,暨南大学连续两年参加国家教委主持的9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医科大学、暨南大学、华侨大学)联合对外招生。1989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暨南大学、华侨大学恢复两校联合对外招生,并一直实行至今。

学校充分发挥自主招生的独特优势,探索出了一套与国际接轨、操作性强的本科招生办法,在研究生招生工作中,也逐步形成了“综合面试与统一入学资格考试”两种方式并行互补的招考制度。

2. 实行春秋两季招生

考虑到主要生源地的学制和就业特点,为方便港澳台侨学生入学和就业,从1998年开始,暨南大学对海外增加了春季招生,并一年两次授予学位,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最早实行两季招生、两季毕业、两季授予学位的大学。

3. 创建多种类型的预科教育

暨南大学形成建制的预科教育始于1918年设立的补习科,后因学校停办而废止。1983年预科得以恢复,为投考两校而未达到本科录取标准的华侨、港澳台学生提供补习和争取升学的机会。1993年,广州华侨补习学校并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两校的预科合并为预科部。

预科设立之始,学制一年。全部课程考试合格、品行优良、身体健康之后,即可直升本校本科或专科就读;不具备直升条件者,可以参加当年的对外招生考试,按照录取标准择优录取;仍未被录取者,还可继续留在预科班学习一年。1983—1993年,暨南大学原预科共招收、培养预科生1 996人(其中含1988—1993年成人预科生596人)。

预科部成立后,学校针对学生学业基础、主要来源地的学制及毕业时间,设置了A(半年制)、B(一年制)、C(一年制)、D(两年制)及初级(三年制)、中级(两年制)六个类型,积极提高尚不具备接受本科教育学生的基本素质,为其接受本科教育做好准备。2004—2005学年度是暨南大学预科发展史上办学规模最大、办学层次最多的一年,在读港澳台侨及海外学生达1 244人,由此暨南大学一举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预科办学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高校。

预科教育是从中等教育向高等教育过渡的一个特殊层次,有效解决了不同教育制度之间的衔接问题。预科教育不仅为尚不具备条件的学生接受本科教育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成为本科春季学生的主要来源,成为学校保证海外生源的蓄水池。

4. 切实做好招生服务工作,温暖侨心,保证生源

1980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组织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成立联合招生办公室,专司对外招生事宜。1981年,除在广州、集美和丹东等地设立华侨、港澳学生高考报名点和考场之外,学校还在港澳直接设立报名点。发展至今,香港、澳门、台湾乃至世界五大洲均设有考试报名点。为了方便考生,1983年、1984年还先后在香港和澳门设立考场。在上述举措下,华侨生源大幅增长。如1983年,在校的研究生、本科生、汉语专修班学生和预科生中,华侨、港澳学生只占25.87%,加上归侨、侨眷、台湾省籍学生也仅占52.24%;而1985年,本科生招收1 057人,其中华侨、港澳学生574人,占本科新生的54.30%,加上华侨、侨眷、台湾省籍学生,共占85%以上。一直以来,学校都充分依靠海外使领馆、侨社侨团、校友会及驻港澳办事处、香港中旅、澳门中旅等组织机构,充分发挥了他们在协助学校对外招生工作中的独特优势资源。

1991年,通过澳门开始实行的由中学校长推荐保送生的办法,暨南大学有效地吸纳了一批优质生源。1997年开始,学校自主开发使用了网上招生系统,该系统有中英文两个版本,使用教育网、电信网两条线路面向海内外开展招生工作,效果很好。学校每年还制作中文、粤语、英语、韩语、日语等多语种的招生宣传片,并利用学校设在港澳的办事处,加强与港澳政府及各界的联系。此外,每年在香港举办两次招生宣传会,并在珠海校区举办开放日。

在扩大海外、港澳生源规模的同时,学校更着力提高生源的质量。从1985年起,学校重新规定,本科只招收香港地区中六以上学生,专科、预科招收中五学生,承认香港高等程度会考和中学会考的成绩,即香港中六学生参加香港高等程度会考,成绩为5科E级(含中英文)者,可申请暨南大学本科,中五学生参加香港中学会考,成绩为2科C级、4科E级者,可申请暨南大学专科或预科。以上两类学生均经面试后择优录取,不必参加对外招生考试。而考试的具体办法也有所改进,考试科目分成了必考和选考两部分,提供中英文两种试卷,使侨港澳台等境外学生有自主选择权。考试科目中语文、英语、数学为必考科目,取消政治科考试,其他科目则允许学生在一定范围内选考2至3科。

在上述招考制度和优质服务下,暨南大学的港澳台侨生源持续增长,生源质量也持续提高。2004年以来已录取到香港会考成绩8A的优秀学生;还有多名毕业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本科生为报考暨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而来;每年澳门的保送生里也不乏中学成绩排名第一者;2007年有两名高中毕业统考成绩全优(5A)的马来西亚青年申请进入暨南大学学习;暨南大学还先后招收了一批毕业于哈佛大学、伦敦大学、香港大学、台湾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的优秀学生来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暨南大学已成为港澳台侨学生报考中国境内学校的首选大学之一。

5. 生源结构变化及其意义表1-1 1995—2005年秋季开学后的学生数与学生来源情况统计表资料来源:暨南大学信息管理办公室编制的历年《暨南大学基本情况一览表》。

从上表中可见,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持续提高,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人数持续增长,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学生人数也大幅增长,学生来源的国家和地区更加广泛。

此外,华侨高等教育的生源结构也受到侨务政策、外交关系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如1992年以后,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和对外影响的扩大,尤其是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暨南大学对外招生的形势越来越好。从1993年起,马来西亚学生报考暨南大学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当年就读的有34人,而1995年增加到71人。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人数也有所增加,1995年报考暨南大学的华侨、港澳、台湾和外籍华人学生就有1 369人,而且新生报到率比往年明显提高,如1994年报到率为62.7%,1995年提高到71.8%。

办学声誉和水平的持续提高是生源结构变化的关键因素。暨南大学具有100多年涉外办学的历史,在世界华侨华人社区享有良好的声誉,其深厚的学术底蕴、雄厚的师资队伍、“多元并存、和而不同”的校园文化、灵活有效的管理制度等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故而形成了聚阵效应。

华侨高等教育的生源结构变化与学校董事、世界各地校友会的工作也密不可分。暨南大学董事会成员遍及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至2006年5月,学校已在美洲、亚洲、大洋洲的10个国家和港澳台3个地区成立了58个校友会),香港校友还专门成立了暨南大学香港警察同学会、香港新闻传媒同学会、香港社会学同学会等11个专业校友会,使校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董事和校友在招生宣传、促进学校与世界各地联系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拓展办学形式

这是由学校的办学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也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主要表现在:

1. 国际合作

暨南大学与海外、港澳联合办学的多样化形式有:(1)签订双边合作协议或建立稳定的学术交流关系。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暨南大学医学院和华侨医院即与德国柏林菲得莉女皇基金会、汉诺威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培养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师资,经三次、三个十年的续签约,前后共有近200名教师在德国进修或攻读博士学位。此后,暨南大学不间断地与世界五大洲70多所高等院校和文化机构签订了双边协议或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2)建立姊妹学校关系,培养国际交换生。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在世界五大洲均建有姊妹学校的大学,在美国、巴西、秘鲁、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南非、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有姊妹学校。姊妹学校承担着相互培养交换生的任务,因此暨南大学不少本科生在大三阶段就能负笈海外,领略先进的国际教育。与之对应的,许多外国交换生也在暨南园里感悟和濡染优秀的中华文化,成为接受和传播中华文化的友谊使者。(3)多形式合作办学。

第一种形式是与港澳普通高校联合办学。1988年开始,暨南大学与香港大学联合举办社会学专业,招收港澳在职的社工人员,双方都承担教学任务,成为内地最早与香港地区大学合作办学的高校之一;2004年开始,国际学院临床医学专业与印度相关机构合作,采用印度人才培养方案,聘用印度教师和管理人员,共建印度留学生班。

第二种形式是依照国际标准合作培养人才。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1994年开始与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总部)联合培训国际会计师;2003年与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协会(CGA)合作在会计学专业开设CGA专业方向,面向内地和海外招生,每年招收60人左右。全部专业课程采用北美原版教材,使用全英文教学,学生在校期间修读的9门CGA课程可免全球考试,其余5门综合课程参加CGA全球统考。2002年1月,深圳旅游学院与英国爱姆伍德学院签订协议,合作开展高尔夫专业教育。

第三种形式是与港澳成人教育管理机构联合办学。如与澳门业余进修中心、澳门暨育服务中心联合举办护理学、物流管理等专业,由暨南大学派教师到办学点授课,对方负责提供教学场地和设施,并进行常规的学籍管理。

第四种形式是与境外高等院校合作。如1985年与美国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联合招收研究生;1989年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招收研究生,与香港专业进修高等学院联合开办法学、会计学等专业。

第五种形式是接受港澳学术团体委托联合办学。如1984年开始为香港中资机构开办干部培训班,与香港中医骨伤学会联合举办中医学专业。

第六种形式是与团体合作办学。2002年,与海外群众团体,如印尼万隆福清同乡基金会、泰国汉语教学中心联合开办对外汉语专业和华文教育专业。

第七种形式是跨国办学。2000年在新加坡异地办学,培养华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2005年开始在美国设立华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教学点。

第八种形式是华文师资培训。暨南大学华文学院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建立了交流关系,主要工作任务:一是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二是讲学;三是合作承担研究课题。华文学院受到国家汉办“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项目的支持和国务院侨办的委托,积极开展海外汉语教师的培训工作,采取了来华培训和去所在国培训两种方式。2000年以来多次举办海外汉语教师培训班,培训了来华的海外汉语教师、华校校长等13期共307名学员。华文学院先后向亚洲、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的15个国家派遣了长期任教的汉语老师。此外,还派遣教师到加拿大、美国、英国、瑞典、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家从事汉语教师培训,仅在印度尼西亚就培训了近2 000名汉语教师。

2. 校医合作

高度重视教学实习是保证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抓手。为了更好地解决医学4个专业本科生的实习问题,1982年4月,经教育部批准成立暨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作为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并与广州华侨医院合为一体,统一管理,共同发展到今天。

自1996年至2006年5月,暨南大学先后与地方共建7所附属医院。学校共拥有了连同原来的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华侨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珠海市人民医院、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清远市人民医院、江门市五邑中医院等6所国家三甲附属医院,1所专科医院(深圳眼科中心),1所直属医院(深圳华侨城医院)。这种合作不仅对进一步提高医院的医疗、科研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学校培养高质量的医疗专门人才提供了必须的和良好的实践教学条件。

3. 校校合作

在省市相关领导和职能部门的推动下,1994年6月10日,广州石牌地区6所高校(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民族学院、广东机械学院)签订了联合办学协议书,开启了教育资源共享、校校联合的新局面。

4. 校企合作

筹建于1993年的深圳旅游学院(原名暨南大学中旅学院,2003年3月更名),于2001年11月通过世界旅游组织旅游管理专业教育质量认证,成为内地首家通过此项认证的旅游高等院校。为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并更好地服务地方,2002年8月5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深圳市人民政府、暨南大学三方签订暨南大学中旅学院办学协议。根据协议,中旅学院作为暨南大学一所相对独立的二级学院,在深圳开展本科以上层次的普通高等教育,在专业设置上将根据深圳市高等教育发展规划设置或调整专业,在招生方面对深圳市户籍考生实行倾斜政策,深圳市人民政府将对暨南大学中旅学院提供部分办学经费补贴和给予一定的自筹事业编制等方面的支持。至2006年5月,连同旅游管理专业、电子商务专业、英语专业,深圳旅游学院已发展有2个教学系、1个研究中心和3个本科专业,培养了一批实践能力强、能够适应社会需求的专门人才。

5. 政校合作

这是高校第三个职责,即为社会服务。1982年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委托暨南大学开设干部专修科,设有财经、贸易、外经等3个专业,主要为省内各地培养具有大专水平的经济管理人才。

1984年,受石油部委托,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开办了1年制的工业会计进修班,并派出教师协助香港中旅社,与香港联合举办了几期经理业务培训班。医学院则举办过外国进修生针灸培训班,接收了来自英国、联邦德国及澳大利亚等国的15名进修生。1985年秋,受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广州市有关部门的委托,开办了两年制的侨务干部进修班。

此外,暨南大学还先后在校内和省内,如广州、佛山、中山、珠海、台山、顺德等10多个市县举办过各种类型的培训班,为各地培养大批专门人才。仅据经济学院的不完全统计,自1980至1986年间,在校外开办的各种培训班,为各地特别是侨乡的经济部门培养了厂长、经理、财务会计人员等经济管理人才共达5 000余人。

本着“合作发展、互惠互利”的原则,2005年1月4日,暨南大学与韶关市首先签订了市校全面合作协议。在科技、教育、科研、生物医药、旅游开发、环保、信息技术、人才培养等多方面进行合作。继而,暨南大学又与惠州市人民政府、茂名市人民政府签署全面合作协议。2005年3月22日,暨南大学与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政府签订全面合作协议,成为广东省第一家跨省签署市校全面合作协议的高校。2005年10月18日,又与佛山市人民政府签订全面合作协议。

1998年5月13日,暨南大学与珠海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共建暨南大学珠海学院协议》,2000年4月29日进一步签订了《合作建设暨南大学珠海学院协议》,正式成立了暨南大学珠海学院,率先迈出了高校与经济特区合作办学的步伐。这对吸引更多的澳门学生前来学习,并为进一步加强珠海与澳门、暨南大学与澳门的交流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6. 对合作办学的思考

合作办学是大学更好地履行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三大职能的需要。从整体上看,合作办学的价值不是单一的,而是双向的,并且形成了价值链,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明显表现出全球开放时代的特色。

政校合作由短期培训深化为全面的“市校合作”,已经由单一的人才培养拓展至发展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体现了华侨教育深刻的思想变化,华侨高等学校已经将利用自身的教学科研力量为社会服务看成是自身的一项重要任务。全面“市校合作”是学校为更好地贯彻十六大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认真落实《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发挥教育资源和技术人才优势,使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紧密结合,体现了“合作发展、互惠互利”的合作理念,也必将形成校、市共同发展,互惠双赢的局面。

华侨高等学校的国际合作丰富了广东省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教育实践形式。华侨高等学校是中国内地高校国际化办学的先行者,也是中国内地高校成功对外办学的典型代表。国际化办学终将成为大陆高校发展的必然趋势,于是华侨高等学校国际合作模式的示范、引领作用和推广价值必将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和赞许。

国际合作、校医合作、校校合作、校企合作、政校合作的核心价值是资源共享,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里共享的前提是合作双方的相互认同,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价值观。当然,各种类型的合作在客观上也存在一些来自制度和其他方面的制约,但是最基本的乃是学校的综合办学实力。合作面的广度、深度与学校综合办学实力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华侨高等学校之所以能多形式、多层面地与多方合作,这正是由于华侨高等学校具有办学的综合实力和优势。(四)完善师资队伍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华侨高等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走过了一条从八方支援到“外引内培”、自主建设的道路,由于受国际化取向的引导,暨南大学始终走在教育改革的前列,实现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

1. 复办之初,八方支援

复办初期,中央领导非常重视暨南大学师资队伍的建设,积极争取各方支援,正如当时的广东省杨康华副省长在会议上所说:“昔日是八方风云会中州,今天是八方人马办暨大。”当年,从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广东化工学院、广州外语学院调回教职工898人,其中教师为402人。为支持复办工作,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了专门文件,从全国各省、市选调300名骨干教师支援复办暨南大学。教育部也于1978年9月12日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出《关于商调人员到暨大、华大工作的通知》。正是由于有中央文件和各有关省市的支持,在很短的时间内,学校就通过各种渠道调进了一大批骨干教师,充实了教师队伍。

复办至今,学校师资队伍中汇集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有药理学家罗潜,外科专家邝公道,传染病学专家朱师晦,组织胚胎学专家何凯宣,内科(血液病)学专家张爱诚、郁知非,生化专家任邦哲,眼科专家李辰,病理学专家李楚杰,护理学专家黄爱廉,妇产科专家王自能,教育学家王越,世界文学专家黄轶球,比较文学专家饶芃子,英国语言文学专家曾昭科、翁显良,语言学专家詹伯慧,中外关系史专家朱杰勤,宋史专家陈乐素,经济学专家黄德鸿、蔡馥生、张元元、赵元浩,数学专家李炳熙、杨恩浩,真空物理专家黄振邦,生殖免疫学专家刘学高,固体力学专家刘人怀,水生生物学专家齐雨藻,生物医学工程专家邹翰,遗传学专家林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家钱清泉,药物化学专家姚新生,力学专家陈星旦等等。

2. “外引内培”,自主建设(1)聘请顾问与兼职教授。

复办之初,暨南大学先后聘请了一批著名专家教授来校协助工作。如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著名病理学家杨简来校担任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吉林大学教授王湘浩来校帮助筹建计算机专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吉林大学教授余瑞璜来校领导一个固体物理研究组,东南亚史专家金应熙受聘兼任历史系主任,著名作家秦牧兼任中文系主任;先后聘请华罗庚、吴桓兴、钟惠澜、沈鹏飞、许涤新等为学校顾问,聘请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数学家陈省生等为名誉教授。

1999年以来,先后聘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姚福生、黄克智、盛志勇、程天民等,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姚开泰、周其凤、苏锵、曾毅、张礼和、黄乃正等,以及英国皇家工程院首位华人院士、英国布鲁内尔大学副校长宋永华等为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

2000年以来,学校又先后聘任了六位院士担任名誉院长或名誉所长:2002年4月,聘任中国科学院陈星旦院士为理工学院名誉院长;同年6月,聘任中国工程院姚新生院士为药学院名誉院长;同年7月,聘任钱逸泰院士为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名誉院长;2004年6月,聘任中国工程院陈火旺院士为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2005年3月,聘任中国工程院钱清泉院士为珠海学院名誉院长;同年4月,聘任中国工程院蔡道基院士为水生态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2)科学规划,加强建设。

暨南大学先后制定了学校发展的“七五”和“八五”规划。在这些规划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是师资队伍建设规划,以加强、健全师资队伍为目的,重点是抓紧、抓好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1988年12月19日至21日召开了全校师资工作会议,着重研讨了如何提高师资的素质、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加强培养和管理等问题。学校进一步明确,要搞好师资队伍建设,应把培养青年教师、重点教师列为工作重点,要广开渠道,扩大对外教育学术交流,贯彻“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原则,多派中青年教师出国、赴港或到国内重点大学进修,同时要认真做好职称评聘工作。为此学校决定从本校教育基金中拨出港币100万元作为培训师资的专款,并设立中青年科学基金,扶植中青年教师,以利于优化教师队伍的结构,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

暨南大学在成为“211工程”重点大学后,制定了一系列引进优秀人才的规定,对优秀人才实行优惠政策,以改善教师的学历结构。为了做好人才引进工作,学校在2001年专门成立了由校长刘人怀任组长、党委书记蒋述卓任副组长的暨南大学人才引进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和协调引进高级职称、具有博士学历和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等优秀人才的工作。

在“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规划中,学校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与学科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并列的三大任务之一。建设期间,学校共投入1 600万元进行师资队伍建设。

在认真做好常规培训进修工作的同时,学校为切实做好骨干教师的国内培训工作,又在2000年初成立“高等学校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统筹教师培训工作。(3)切实提高师资队伍水平。

1979年7月,暨南大学制定了《师资培养提高工作规划(草案)》,要求凡在基础理论、专业知识、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外语水平等方面或某一方面未达到研究生毕业水平者,均应通过各种方式进修提高,在3至5年内达到要求。指出必须突出地抓紧培养、提高中年教师和有计划地提高青年教师的能力和水平,尽快实现教学与科研的配套和老中青配套。与此同时,学校又制定了教师考核办法,实行定期考核制度。

1981年开始,在教师中实行“五定”(定方向、定任务、定规划、定措施、定进修),要求每位教师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进修、提高计划,明确自己努力的方向。同年,先后在化学系和中文系试行教师工作量制和教学任务书制。从1982年起,全校推行教师工作量制度。

1982年底,鉴于某些学科存在着教师队伍青黄不接的现象,学校进一步制定了《青年教师培养规划》,要求通过进修研究生课程、以老带新、在实践中进行科学研究、派赴国内外大学进修等办法,在3至5年内,使个人在所从事的学科(主要基础课和专业课程)里达到研究生毕业水平,逐步把青年教师培养成为教学和科研的骨干。

从1983年开始,学校突出抓紧重点学科配套和重点学科“第三梯队”的培养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1991年以后,学校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快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有计划地选拔、确定重点培养的教师,采用导师制,充分发挥中老年专家“传、帮、带”的作用。至1995年,共计培养了150名重点教师。同时,学校还长期坚持举办教师外语、计算机培训班,每学期都能举办6至10期。从1993年开始,采取优惠政策及措施,吸引高学位、高职称人员来校工作。到1995年底,全校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已有88人,具有硕士学位的有314人,共占教师总数的41.4%。表1-2 师资队伍职称结构统计表表1-3 师资队伍学位结构统计表表1-4 师资队伍学缘结构统计表表1-5 师资队伍年龄结构统计表表1-6 专任教师博、硕士学位比例统计表(4)加强交流合作与培训。

暨南大学特别注意选派教师出国进修的工作。除教育部分配给暨大的出国进修名额,学校还通过与国外校际交流、互派教师进修、请有关专家学者和校董推荐、由教师通过国外亲友介绍,或个人向国外有关教学和科研单位申请等办法出国进修。自1978年复办至1986年6月,学校先后派出146名教师出国进修,其中学成回国的79名。从1986年至1995年,全校派遣出国、赴港留学进修的教师共有343名,其中学成归来的239名。他们通过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了解掌握各学科发展前沿、借鉴外国和香港地区高等学校的办学经验,回校后在教学、科研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大多数成为各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对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8年至1992年7月,学校还选派了35名中青年教师赴国内重点大学进修,并在校内举办了39期外语培训班。

1996年6月至2006年5月,在国外进修时间达3个月以上的教师就有264名。他们分别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德国菲德利女皇基金会、洪堡大学,法国里昂大学,葡萄牙里斯本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俄罗斯普希金学院,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医学院,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西蒙菲沙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日本大阪大学、神户大学、京都大学,蒙古国立大学,韩国灵山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巴基斯坦国立现代语言学院,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门理工大学等四大洲的70余所高校或科研机构学习深造,学成回校后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学校引进的外籍教师中有两人被国家外专局授予“南粤友谊奖”;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处2004年被国家外专局授予“外国专家工作先进单位”和“外国专家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07年又被国家外专局授予“引智工作先进单位”和“引智工作先进个人”称号。(五)学位点建设与学位管理

1. 学位点建设

1979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暨南大学基础数学、英国语言文学、眼科学、内科学(血液病)、微电子学、中国古代史(宋史)等6个学科专业首次招收硕士研究生29名。

1982年初,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暨南大学成为全国首批拥有学位授予权的院校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规定,暨南大学成立了学位评定委员会,并制定了《暨南大学学位评定工作条例》,学校本科各专业均有学士学位授予权,部分硕士、博士学科有学位授予权。1983年,专门史(中外关系史)、内科学(血液学)、工业经济、眼科学等4个学科专业有权授予博士学位。1984年6月,历史系专门史(中外关系史)专业的朱杰勤教授与内科学(血液病)的郁知非教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85年春季,历史系专门史(中外关系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入学,这是暨南大学从1906年创建以来招收的第一届博士学位研究生,标志着暨南大学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开始了新的篇章。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暨南大学率先招收海外和港澳地区研究生,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试点。学校在港澳地区设立报名点和考场,实行资格免试、业务考试两种录取办法,境外考生在与内地考生成绩相同的情况下,予以优先录取。

1985年,学校共有38个学科专业、62个研究方向招收境外生,报考条件限制较少。凡品行端正,身体健康,且持有大学学位文凭、学历证明和成绩单复印本的海外华侨、港澳台青年,均可报名。境外研究生入学后,一律免交学费和住宿费,并享受助学金、公费医疗和实习助教津贴。毕业时实行“来去自由”政策,可返回原居住地就业,也可自愿留内地由国家安排工作。此外,暨南大学还受国家教育部委托,代内地18所重点院校办理对外招收研究生工作。

1985年,暨南大学历史系与美国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联合招收研究生,1989年又与香港大学文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联合招收研究生。联合招生对于促进学术交流、提高暨南大学研究生教育水平和学术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为了更好地适应海外、港澳台在职青年求学深造的需求,经教育部批准,从1989年9月开始,暨南大学向海外和港澳台地区招收兼读制研究生。首次共录取了25名兼读制研究生,这为暨南大学研究生对外招生开辟了新的渠道。

1993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批准暨南大学为培养工商管理(MBA)硕士的第二批试点单位。暨南大学成为全国26所培养工商管理硕士的试点高校之一,开创了暨南大学专业学位教育的先河。

2002年7月,暨南大学获准为国家首批开展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授权单位,成为全国30个授权单位之一。这标志着暨南大学管理类及相关学科水平在国内高校中已具有相当竞争力,并得到教育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2004年初,暨南大学自主设置的生物材料与纳米技术、生物医学信息技术等6个专业获得教育部批准,成为招收和培养博士生的二级学科。同年,学校与中国人民大学等21个研究生培养单位一起成为全国首批会计硕士专业学位(MPAcc)教育试点单位。2005年初,学校获批为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MPA)培养单位。

暨南大学在博士后工作站建设方面同样是连创佳绩。1999年3月,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获批设立。使学校在博士后流动站方面实现零的突破。2001年初,临床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获批设立;2002年,广州(暨南)生物医药研究开发基地有限公司被批准设立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成为学校第一个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03年10月,生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获批设立;同年9月,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获批设立;同年10月,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获批设立。截至2009年4月底,暨南大学已经拥有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学位点建设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基础。经过三十年的建设与发展,暨南大学已建立起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授予体系,拥有15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8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有临床医学博士、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工商管理硕士(MBA)、公共管理硕士(MPA)、会计学硕士(MAPcc)等21种专业学位;学位授权点覆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医学和管理学等10个学科门类。

2. 学位管理制度建设(1)学校主导的三级管理体制。

学位评定委员会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最高权力机构。主要职责包括申报增设博士点、硕士点的审定,研究生导师的遴选,研究生教育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评估,授予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评定,以及处理其他有关的重大问题。在学位评定委员会之下,按照不同的学科分别设分委员会,分委员会下设学科组。(2)研究生院建制。

1985年,学校成立研究生院筹备处;1992年,研究生处升级为研究生部;2011年学校自主设立了研究生院,并严格按研究生院的建制来设置研究生管理机构,全面行使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职能;研究生院下设招生、培养、学位及部办等4个副处级办公室,并成立党总支负责全校研究生的党团与思政工作。(3)全面质量保障体系。

暨南大学非常注重研究生的生源质量、培养质量和发展质量,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招考制度的改革,不断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加大创新型人才的选拔力度,全面提升生源质量。先后七次修订培养方案,内招生与港澳台侨学生实施两套不同的培养方案。

1982年,暨南大学开始试行学分制,要求每个硕士研究生在学习阶段达到30学分才能进入毕业论文撰写阶段,并对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学习年限及时间安排、研究方向、课程设置及学分、教学实习、劳动及校外实习或调查、学位论文与毕业鉴定、培养方法等八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

1991年,学校提出加强对研究生的学习档案、科研资料等方面的管理。

1998年,为适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进行调整工作的需要,根据教育部《关于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学校重新修订了《暨南大学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对学习年限、学分要求、博士生的第二外语等都做了更加明确的规定,特别是对研究生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提出了具体要求。

2008年,暨南大学出台《培养方案管理方法》,确定培养方案的纲领性地位,进一步整合课程修读模块,凝练各专业的培养方向,这在全国高校还是首次。

其后,学校实施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并获得社会赞助1 000万元。

在规章制度方面,暨南大学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研究生教育管理制度。这些规定从招生、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学籍管理一直到导师遴选等方面,全方位地制度化研究生管理的各个层面,使得研究生的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为激励研究生积极进行学术研究,提高研究生学术研究水平,学校制定了《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创新项目管理办法》、《暨南大学研究生奖励办法》等一系列奖励制度。

对申请学位的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淘汰制、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双盲评阅,把质量保证重点落在培养过程,严把学位质量审核关。

同时,注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可持续发展,把发展质量作为主要目标,成果显著。(六)教学与管理独具特色

1. 创建了独树一帜的华文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体系

华文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是两个既有区别但内涵上又有共性的教育形式。就教学对象而言,华文教育的主要对象是生长于异国他乡、不懂母语(汉语)、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华侨华人,而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对象则是非华裔外国人;在教学实践中,华文教育的对象又包括少量的非华裔外国人,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也包括少量的海外华侨华人。就教学性质而言,两者都属于非母语或第二语言教学;从教学内容上讲,华文教育既包括汉语言教学,又包括中国文化教学,承担着培养海外华侨华人学生民族文化素质的重要任务。在华文教育中“汉语言教学”与“中国文化教学”是并重的,而对外汉语教学则是以语言教学为核心、文化教学为背景的教育,在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中,“文化教学”通常只被看作“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是面向海外和港澳台开展华文教育、对外汉语教学和预科教育的专门学院。华文学院成立于1993年,由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及暨南大学原对外汉语教学系、预科部合并组建而成。建院之初,学院仅招收各类非学历汉语言班学生;1995年开始招收汉语言专科留学生;1996年获准设立四年制本科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汉语言B),是华南地区最早经批准开办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本科学历教育的院校;1998年获准设立对外汉语本科专业,专门培养对外汉语教学师资;1999年又增设了招收国内(含港澳台)学生并以培养汉语言文字应用工作者为目的的本科汉语言专业(汉语言A);2000年获准设立独立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同年在新加坡跨境办学,培养华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2001年开设“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硕士研究方向;2003年开始面向印尼华侨华人设立专科函授及面授教学点;2004年开始招收函授本科生,并采取专、本连读的培养办法,同年依托中文系招收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汉语应用研究方向博士生;2005年根据学校统一要求停办全日制专科,同年获教育部批准在国内首家创办华文教育本科专业,并开始在美国设立华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教学点,同年开始招收汉语语法方向(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博士生;2007年开始招收汉语应用研究、汉语与亲属语言方向博士生。

原对外汉语教学系成立于1985年,是在原中文系1980年开始设立的留学生汉语专修班的基础上成立的。该系是全国高校中成立较早的对外汉语教学系之一,专门从事面向外国学生和华侨华裔学生的汉语言文化教学工作,1997年开始招收现代汉语专业对外汉语方向硕士研究生。2004年,对外汉语专业被评为广东省高校名牌专业,在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研究员主持的《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2007年公布的中国大学各本科专业A++级学校名单中,该专业排名第五。该专业在国内较早完成了本、硕、博一体化建设,形成了多层次的对外汉语师资人才培养体系,从而使本科对外汉语专业有了扎实的学科基础。

在发展过程中华文教育与对外汉语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外向型特色,在面向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华侨华人汉语教学方面,形成了自己突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形成了较完备的华文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体系。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华文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完成了从非学历的短期培训向多形式、多层次、高学历方向发展的进程,以本科教学为核心,建立了从博士到非学历(博士—硕士—本科—专科—非学历)、从全日制到函授成人教育(海外教学)、从国内办学到境外办学一整套完备的华文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体系,居于国内前列。高层次的博、硕士学历教育为学生的进一步深造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多层次、多形式的非学历汉语言留学生班,为本科生提供了优越的实习条件。华文学院依托本科雄厚的师资力量,开展海外汉语师资培训和华文师资学历函授教育,在海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0年4月,华文学院被确立为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2001年10月,被确定为国家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的10所重点院校之一;2004年,对外汉语专业被评为广东省名牌专业;2005年4月,教育部语言信息司与华文学院共建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同年年6月,被确立为国家汉办对外汉语教学基地。(2)构建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华文学院的社会语言学、对外汉语中的汉字及语感教学、华文教育、汉语应用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学院充分利用雄厚的学术资源,建立了网上多媒体教学资源库,包括视频库、语音库、10门精品课程、6门网络课程、122门多媒体课件、两套多媒体教材、两套网络教材。海外华语研究中心语料库资源丰富,包括“现代汉语语体语料库”、“留学生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全球华语语料库”。(3)为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推进国家侨务事业和汉语推广战略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国家开展侨务工作的重要载体,暨南大学一方面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也通过编写中文教材、培训海外华文教师等活动,大力开展海外华文教育,为保持华侨华人的民族特性和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做了大量工作。

作为国务院侨办的首批华文教育基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更好地满足美国及欧洲国家对华文教材的迫切需求,学校按照国务院侨办的指示,抽调华文教育、对外汉语、汉语言等专业的优秀教师组成华文教材编写组,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行深入调研,历经近十年的时间,共同开发编写出了符合海外华侨华人居住国国情、侨情和海外华文教育教学特点的一系列教材,其中以教材《中文》为代表。《中文》一套共48本,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先后推出了试用版、网络版、繁体字版、光盘版及修订版,已成为特色鲜明的立体化教材。该教材在北美、澳洲、欧洲、东南亚等全球华侨华人聚居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800多万套,成为海外华文教育教学的主导教材,取代了台湾侨委会主编的华文教材,正继续以每年80万套的数量发行。《中文》等系列海外华文教材的成功编写、出版,得到了国务院侨办的高度肯定和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广泛认可,被海内外华文传媒赞誉为“暨大《中文》出版已成国际标准”。

为进一步提升海外华文教师的教学水平,经国务院侨办和教育部批准,学校在全国创设了第一个华文教育本科专业,专门培养海外华文教师。同时,学校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大力培训海外华文教师。建院15年来,共招收培养了29 290名学生,其中汉语言与华文教育本科留学生444人,专科生103人,非学历汉语言长期生7 950人,57期冬夏令短期班学生1 632人,31期来华培训的海外汉语教师、华校校长等790人,本、专科函授生960人。此外学院还派出教师38人次赴海外从事汉语教学和短期培训,先后向五大洲的15个国家派遣了长期任教或短期培训的汉语教师,仅在印度尼西亚就培训了近2 000名汉语教师。通过对海外华文教育师资的培养与培训,我校已与海外华文学校建立起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联系,互通有无,定期交流,从而有效促进了海外华文师资队伍的建设和素质的整体提升。

作为国家汉办对外汉语教学基地和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的10所重点院校之一,学校积极开展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对外汉语本科教学和非学历汉语短期培训,并成立了汉语国际推广中心,以服务国家汉语国际推广战略,让汉语走出国门,让世界了解中国,为世界文化多元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2. 主动适应华侨华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构建了针对性强的专业(方向)体系

暨南大学注重跟踪华侨华人聚居地社会经济发展动态,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专业的适外性和应用性,使学生不仅掌握必要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也使他们具有较强的实际应用能力,以便海外、港澳学生毕业后回到原住地,在谋求职业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1)1978—1985年:以恢复和改造专业为主,凸显专业的适外性。

1978年复办当年,学校综合考虑专业的适外性以及现有的师资条件,首先恢复了适外性强的专业和传统优势专业:外贸、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政治经济学、工业经济、商业经济、汉语言文学、历史学、英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并增设了适外性强的新闻学、医学等专业。1979年至1982年又恢复了会计专业,并增设了国际金融、计算机科学、计划统计、口腔医学等专业。

1983年学校贯彻中央24号文件,着重在专业方向上做一些根本性改造。为了使华侨、港澳学生所学的专业能适应海外和港澳地区的实际需要,且毕业后返回居住国家及地区就业时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学校一方面注意根据新的要求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改造原有专业,另一方面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增设一些适应海外和港澳地区普遍需要的新专业。当时拟增设和改造的专业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面向海外、面向未来,比较适应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向边缘的新兴学科和综合化发展,以发挥暨南大学文、理、经、医综合大学的优势;第二,比较适应海外和港澳地区的普遍需要,比较适应香港商业市场的特殊社会环境。

1984年,学校将原来只适应于内地社会实际和国内学生修读的、侧重马列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改为既适应内地又适应海外和港澳地区,能广泛融汇各种经济理论,并紧密结合各种社会实际的经济学专业。把以研究宏观经济为主的商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专业,分别改为研究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结合,以市场营销和企业产销、管理为主,并广泛吸收国外、港澳经济管理新知识的商学专业和企业管理专业。把基本是纯理论的数学专业改为以应用数学为主,并渗透现代电子计算机科学和现代经济管理知识的数学科学专业。把纯理科的生物学专业改为理工、理医结合的生物工程技术专业。(2)1986—1996年:继续针对新形势改造、增设新专业,增强专业的应用性和涉外性。

学校通过调研考察和对外教育学术交流,了解、学习国外和港澳地区对于人才的需求状况及高等学校办学的经验,并结合对毕业生追踪调查和信息反馈,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而稳妥地进行专业设置的调整和改革。在本科教育方面,暨南大学的定位是培养应用性的人才。在专业改造上,坚持“应用性和涉外性”的原则,调整或新设专业。根据“两个面向”的办学方针,按照“重视基础,突出应用”的原则,在1986至1996年的十年间,学校对一批专业(主要是老专业)进行了调整和改造,以增强其应用性、适外性和科学性,并开设了一批适应海外和港澳地区需要,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的新专业。如1988年将物理学专业改为应用物理专业,无线电电子学专业改为电子学与信息系统专业;1989年将化学专业改为应用化学专业,数学科学专业改为数学专业,计算机科学专业改为计算机软件专业,医学专业改为临床医学专业;1993年将电子学与信息系统专业改为电子工程专业。自1986年以后,全校共增设了8个新专业,即旅游经济管理专业(1988年)、经济法专业(1990年)、管理信息系统专业(1993年)、税务专业、经济信息管理专业、广告学专业、信息工程专业(1994年)、国际商务专业(1995年)、投资经济专业(1996年)。(3)1997年至今,以加强全面素质教育为取向,增设专业(方向)的适应性。

1997年以来,全日制本科以国际化为取向,加强全面素质教育,夯实学科基础,拓宽专业口径,深化专业课程体系改革。2004年开始,全校所有专业依照“平台+模块”结构构建人才培养方案。

1997年以来,全日制本科又面向社会需求,设置了华文教育专业、针灸推拿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方向)、历史学专业(师范方向)、新闻学专业(国际新闻方向)、旅游管理专业(会展管理方向)、行政管理专业(企业行政管理方向)、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高分子材料方向)等8个专门面向港澳台侨学生的专业(方向)。

继续教育学院则根据澳门社会急需法律及英语等专业人才,开办了法律和英语(商务管理)专业;近年来澳门经济迅速发展,人流物流相应增加,为配合各大公司、企业的需要,开设了物流管理专业和环境科学专业;为利于澳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又按需要填补了社会学、知识产权(法学)、应用心理学等专业的空白;近年来澳门博彩业对外开放,大型赌场、酒店相继落成,特别是威尼斯大型综合娱乐度假村落成后,带动了澳门旅游、娱乐、会展、休闲等综合性旅游业发展,针对澳门会展业严重缺乏人才的形势,学校增设了会展管理和市场策划专业。(4)以国际化为取向,构建全英语专业教学平台。

2001年,暨南大学率先在国内综合性大学成立全英语教学的国际学院,在原有优势专业的基础上,开辟全英语教学专业,以招收境外学生为主。目前已陆续开设了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临床医学、食品质量与安全、药学、行政管理等7个专业。这些专业均采用国外原版教材,全英语授课,要求学生用英语完成作业、参加考试和撰写毕业设计(论文)。

3. 创建“因材施教、分类培养”的教学体系

由于暨南大学港澳台侨学生与内地学生并存,其文化背景、学业基础、学业需求存在较大差异,这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同时,由于充分考虑到港澳台侨学生的政治信仰与价值观等因素,学校自复办开始,就不断探寻有针对性、适应性强的教学途径,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确立了“因材施教、分类教学”体系。(1)全日制本科分类教学体系。

对港澳台侨全日制学生制定“面向世界、应用为主”,对内地学生制定“加强基础、目标上移”的分类教学原则,确定了立足学校现有条件,以两类学生的实际学习需要来决定分类教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指导思想,逐步构建集课程分流、专业(方向)分流、学制分流为一体的“因材施教、分类培养”教学体系。

课程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专门为港澳台侨学生开设的课程;二是教学内容分流,即相同的课程讲授不同的内容。首先以校级公共必修课分流为切入点,再向学科基础课分流、专业课分流、课程模块分流逐步推进,不断完善适应两类学生教学需要的通识教育体系和专业教育体系。

港澳台侨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由学校自主设置,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类。其中,必修课程主要包括思想道德教育类课程、大学语文、公共英语和体育类课程等,选修课则涵盖各个学科领域。

思想道德教育类课程以爱国主义教育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主线,重点培养港澳台侨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民族荣誉感、文化认同感和时代使命感。学校充分考虑到港澳台侨学生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不强制要求他们修读中宣部、教育部要求内地学生必修的“两课”,但可以自由选修。1983年,学校对思想道德教育类课程进行了较大改革,面向港澳台侨学生开设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华侨史、中国地理等课程,将原来的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三门政治理论课程改为港澳台侨学生的选修课。1996年以来,学校又先后为港澳台侨学生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当代中国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近代中国、中西科技比较、人生修养与法律基础(含港澳基本法)、形势与政策等课程。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建设,学校已建成了以国家精品课程“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为代表的港澳台侨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类课程体系。

为加强港澳台侨学生的汉语口头表达能力,提高学生汉语语法和写作水平,学校将大学汉语、大学语文作为港澳台侨学生的必修课。为适应港澳台侨学生来源地的就业需求,学校对公共英语和体育类课程也实行分流教学,港澳台侨学生不修读“大学英语”,而修读“剑桥商务英语”。

面向港澳台侨学生的专业教育课程更突出应用层面。目前,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大学化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学科基础课程已实行分流教学,专门为港澳台侨学生开设的专业课程达196门,相同的课程讲授不同内容的专业教育课程共计131门,并建成了以国家精品课程“基础会计学”为代表的分流教学课程体系。

2004年,学校在总结课程教学分流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组织全校各专业对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全面修订,各专业制订了逐步适应港澳台侨、内地两类学生教学需要的分类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分流教学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学制分类是针对港澳台侨学生来源地在医学教育上的特殊要求,专门对临床医学本科专业所采取的,港澳台侨学生学制6年,内地学生学制5年。(2)研究生“分类培养+联合培养”的教学体系。

为适应港澳台侨学生的教育背景与居住地的就业需求,暨南大学对研究生实行分类培养。学校根据“因材施教、分类培养”的原则,为港澳台侨研究生度身定做了人才培养方案。如公共学位课,学校充分考虑到港澳台侨学生的政治信仰与价值观,不强制要求他们修读中宣部、教育部要求内地学生必修的“两课”,而是自主设置研究生思想品德教育课程,重点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民族荣誉感、文化认同感与时代使命感。专业课程模块重点强调应用型课程学习,形成内地学生与港澳台侨学生两套不同的培养方案。同时实行弹性学年制,倡导港澳台侨研究生4至7年内完成学业。二十多年来,港澳台侨研究生的人才培养方案已先后修订了五次,旨在以公共学位课为切入点,逐步向专业学位课、专业选修课课程模块推进,不断完善港澳台侨研究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课程体系和专业课程体系。

1987年,暨南大学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培养港澳地区的研究生,实行合作双导师制,这开启了暨南大学与境外知名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先河。随后,学校还与美国迈阿密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联合培养研究生。合作培养的方式,不仅有利于港澳台侨研究生的学习生活安排,还能充分利用境外大学的图书资料与实验室仪器设备,亦有利于开展学术交流与提高研究生教育水平和学术水平。2006年,学校生命科技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理学院联合申报与建设“再生医学”这一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为暨南大学与境外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开展科研合作的新范式。(3)全日制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社会实践活动的分类教学体系。

内地学生以“三下乡”为主,港澳台侨学生以“中国文化之旅”和“中国寻根之旅”、志愿者服务活动为主。以港澳台侨学生为主体的“Warm Touch”等志愿者服务队多次获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表彰。香港学生黄乾宇、缅甸华裔学生高天龙分别成为参加“国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首批香港志愿者和第一个外国志愿者。(4)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兼读制+面授点”的运行机制。

①兼读制: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暨南大学开始招收港澳台侨研究生,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试点单位。为方便在港澳地区开展工作,暨南大学在香港和澳门分别设立了办事处;为方便港澳台侨学生来大陆就读,学校在深圳和珠海分别设立了校区。1989年,学校以其雄厚的办学实力与便利的地缘优势,被教育部批准为我国内地大学中第一所招收“兼读制”港澳台侨研究生的高校,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

②面授点:为让更多的港澳台侨学生获得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学校主动送教上门。1998年,经国务院侨办与教育部批准,暨南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率先在香港设立会计学研究生教育面授点,将暨南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延伸到境外。十多年来,暨南大学紧紧围绕海外及港澳台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大力与海外及港澳台知名高校或学术研究机构开展合作办学,积极参与研究生国际教育市场的竞争,目前已在中国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美国等地设立了近十个研究生面授点,开设了十几个深受港澳台侨学生欢迎的专业。(5)“多元激励+动态考评”培养机制。

根据教育部“推行培养机制改革,着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改革思路,学校对全日制港澳台侨研究生实行培养机制改革,是全国最早开展此项工作的高校之一,旨在充分调动暨南大学港澳台侨研究生学习的积极性,有效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主要项目内容是:

①在原有的研究生“三助”项目基础上,设立“研究生奖助金计划”,并实施“硕士生计划内资格逐年评审”。

②实施“优秀博士生攀登计划”。

③结合招考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硕博连读”。

④按创新人才培养建设计划要求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并进行课程体系建设,根据《暨南大学教材建设项目资助管理办法》,资助建设一批具有学科特色的、创新性强的研究生精品课程教材、公共课程教材和专业课教材。

⑤建立以科研为导向的导师资助体系和导师负责制。

⑥确立研究生本人作为学位论文质量第一关键人,指导教师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工作机制,结合“学位论文双盲评审”的实施,进一步完善培养创新人才的质量保障体系。

⑦进一步改革导师遴选制度,把科研创新能力强的年轻学者推到培养研究生的第一线。打破导师遴选中职称门槛的限制,鼓励优秀的副教授申请博士生导师,鼓励讲师申请硕士生导师。实行导师队伍的动态管理,加强导师招生计划审核,对培养研究生不合格,或项目与经费不足,或在读研究生数超过有关规定的导师暂停招生,完善退出机制。(6)以“标准学分制”为核心的本科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

学校建立了以“标准学分制”、本科学生导师制、课堂教学质量“三重”评估制度为主体的本科教学管理体系。其中,“标准学分制”是核心,本科学生导师制是重点,课堂教学质量“三重”评估制度是关键。“标准学分制”以尊重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为前提,合理规定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选择权利和应达到的要求,为学生个性化发展提供了条件;本科学生导师指导学生科学合理地利用享有的选择权,帮助学生构建个性化的知识与能力结构;课堂教学质量“三重”评估促使教师主动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优化教学内容,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①弹性的“标准学分制”。

暨南大学1978年开始试行学分制,1983年全面实行学分制,1993年开始实行弹性的“标准学分制”。经过不断完善的“标准学分制”的主要内容是:四年制总学分标准为160学分(不包括医学类专业和全英语教学专业),每学期修读的标准为20学分,学生可低于标准学分修读,但不得低于15学分,学分绩点达到3.0以上的可多修;学生可提前毕业,也可暂时终止学业,在校修读年限可在学制基础上延长4年;学生可跨专业、跨学科、跨学校选课,而且必须跨专业修读10学分,其中文理互选不少于4学分;允许学生转专业,鼓励副修学位、攻读双学位。“标准学分制”充分尊重和保障学生选择课程、转专业、选择学习时限等权限,既有效克服了学生随意选课的弊端,又有利于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确保了学生的学习质量和个性发展。“标准学分制”以其科学性、前瞻性、系统性、受益面大和辐射面广获得广泛认同,有关该项内容的教改项目更是在2001年获得了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在2005年获得了教育部教学成果二等奖。

②本科学生导师制。

暨南大学于2004年开始全面实行本科学生导师制,为每名学生配备导师。导师必须具有讲师以上职称,教学评估成绩在称职以上;每名导师指导的学生数根据院(系)师生比,可指导10~20人,每月指导学生不少于一次,对优秀学生和学习困难学生的指导次数应适当增加。导师的职责是“导向”、“导学”和“导心”,以“导学”为主,即导师主要对学生选课进行指导,帮助学生构建科学合理的知识与能力结构;同时,针对学生在思想、心理、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给予指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导师在指导过程中,对学生既要热情关爱,又要严格要求。为保证指导质量,学校每学年对导师业绩进行考核,并每年评选一次优秀本科学生导师,予以表彰。

③课堂教学质量“三重”评估制。

1993年,暨南大学在广东省高校率先实行课堂教学质量“三重”评估制度,2004年开始全面实行网上评估。该制度以促进教师提高教学水平为出发点,由校院系领导、同行专家、学生共同对每学期开设的每门课程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授课质量综合评估,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重点跟踪评估工作不满三年和上年度评估得分较低的教师,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及时反馈给教师。同时,学校把评估结果与教师年度工作量、职称晋升、考核评优挂钩。课堂教学质量“三重”评估制度以其实施时间长、手段先进、效度与信度高、执行效果好,于2004年获得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并被多所高校学习借鉴。

二、培养成效:宏教泽而系侨情,声教讫四海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华侨高等教育秉承服务侨民、凝聚侨心、增进侨情、开启侨智的理念,不断解放思想,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构建了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规模效应和合理结构,持续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效益,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形式。(一)体系完善,门类齐全

1. 完善的华侨高等教育学历教育体系

华侨高等教育学历教育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三个层次。现以“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为例,展示华侨高等教育的学历教育体系。表1-7 暨南大学硕士博士学位点一览表注:截至2008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共开展了10批次学位授权学科审核,分别是:第一批1981年、第二批1983年、第三批1986年、第四批1990年、第五批1993年、第六批1996年、第七批1998年、第八批2000年、第九批2003年、第十批2006年。表1-8 全日制本科专业一览表注:截至2008年8月底,全日制本科专业共计68个;除特别注明外,各专业兼招内地、港澳台侨学生。表1-9 继续教育专业一览表

2. 完备的华文教育和对外汉语教育体系

暨南大学以专司华文教育和对外汉语教育的华文学院为平台,以本科教学为核心,建立了从预科到博士研究生(博士—硕士—本科—专科—预科)、从全日制到函授成人教育(海外教学)、从国内办学到境外办学的完备的华文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体系。多层次、多形式的非学历汉语言留学生班,为本科生提供了优越的实习条件,高层次的博、硕士学历教育为学生的进一步深造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图1-1 暨南大学华文教育和对外汉语教育体系(二)结构合理,规模效应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全国华侨高等学校招收的港澳台侨学生持续增长。以暨南大学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共培养了港澳台侨各级各类人才6万余名。1979年,招收首届硕士研究生仅29名,2008年,招收硕士研究生2 059人,是30年前的71倍;1984年,招收首届博士研究生仅2名,2008年,招收博士研究生208人,是25年前的100多倍;1984年,学校招收港澳台侨研究生仅10人,2008年,招收港澳台侨研究生232人,是25年前的20多倍。经过三十年建设与发展,学校研究生规模已从小到大,1997年首次超过千人关口,为1 003人;2000年突破2 000人规模,为2 007人;2004年突破5 000人大关,为5 008人;2005年更跨越6 000人大关,现在校研究生1万余人,与本科生比例为1:2。从招生规模来看,学校已步入研究生教育大校行列。三十年来,学校已为海内外培养研究生高级专门人才1万余人。全日制本科学生持续增长,报考率、报到率持续上升。近六年来,每年报考暨南大学的港澳台侨学生人数连续超过大陆其他高校同类学生的总和。目前在校港澳台侨学生万余人,已超过在校全日制本科学生的50%。

暨南大学已经建立了良性的研究生、本科学生、预科学生结构,并形成了港澳台侨学生规模效应,港澳台侨一家几代人求学暨南大学的事例不胜枚举。(三)质量提高,效益显著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华侨高等学校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港澳台侨人才。以暨南大学为例。

1. 人才培养质量高

暨南大学的校友活跃在港澳台及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各条战线上,他们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令人瞩目的工作成就,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港澳地区的稳定繁荣和国家侨务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已成为贯彻“一国两制”、维护港澳地区繁荣稳定、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推进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左派爱国群众团体的领袖绝大多数是暨南大学的校友,先后担任香港工联主席的李泽添、郑耀堂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香港新闻界,有暨南大学校友近300人,其中20多人是报道内地新闻的负责人;在香港警界,暨南大学香港警察同学会会员达2 000多人。香港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暨南大学校友。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特区政府的公务员中有1 500多人毕业于暨南大学,其中处级以上领导300多人,司局级以上领导30多人;在第三届澳门特区立法会29名议员中,就有澳门工联总会主席潘玉兰等7位暨南校友;在澳门医疗卫生界,有75%的医护人员和80%的部门领导毕业于暨南大学,卫生局主要领导、政府医院院长大多是暨南校友,暨南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澳门人才库”。

在台湾地区,国际奥委会委员、台湾前红十字会会长徐亨,著名教育家、实业家王乃昌,原台湾电影制片厂厂长、台湾电影金马奖“终身成就奖”得主袁丛美,台湾总工会秘书长傅昆祺等均为暨南大学不同时期的杰出校友。此外,台北市、高雄市会计师公会会长、主要负责人和半数以上的会员,以及一批立法会议员等也都是暨南大学的校友。

在海外,众多著名侨领和侨务工作者也是暨南大学校友,而且,美国、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的师资骨干力量也多是暨南大学的校友。

除了已经毕业的校友,在校学生的素质也在持续提高。以学生科技创新为例,“挑战杯”已成为暨南学子显示知识资本的最佳舞台,也是暨南大学以科技文化活动为平台,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一个缩影。近三年来,暨南大学学生学术科技作品在“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电工数学建模竞赛等大赛中屡获大奖,共计289项。在2006年第五届“挑战杯”飞利浦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暨南大学的学生共获一项金奖、两项银奖和高校优秀组织奖。

2. 办学特色更加鲜明,办学模式获得海内外广泛认同

随着生源进一步国际化,暨南大学在鼎力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增强学生对中华文化认同感的同时,加速教师队伍建设、专业国际认证、课程与教学内容更新、教学管理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国际化建设进程,从而“内生”了一系列融合国际潮流与本土特色的改革创新措施,使得学校的办学特色更加鲜明。

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率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教育部等部委同志多次来暨南大学联合调研,对学校“因材施教、分类培养”的港澳台侨人才培养体系予以充分肯定,并指出暨南大学作为内地最大的港澳台侨学生培养平台,在招生、教学、管理等方面采取的措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已经探索出了一套特色鲜明、行之有效的育人模式,很值得推广。

我国第一本系统研究国内外学分制的著作《中国学分制》称“暨南大学的标准学分制是我国高校教学管理模式中独具特色的典范之一”。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等境内外媒体对学校“因材施教、分类培养”的港澳台侨人才培养体系进行过深度报道,国内百余所高校前来考察学习。

暨南大学校友、泰国议会前主席、副总理许敦茂这样评价暨南大学的跨文化管理模式以及对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特殊贡献——“中华文化摇篮,海外华裔明灯”。

1997年,暨南大学被列为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2001年、2004年,标准学分制、课堂教学质量“三重”评估制度分别获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005年,总结三十年来的改革成果《深化改革,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高素质港澳台侨人才》、学校作为主体参与的《广州石牌六校共建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探索与实践》成果,分别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学校校园文化建设成果《融汇中外 多元多彩》获教育部2007年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二等奖。2007、2008年,学校荣获教育部、财政部人才培养模式示范区,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

2003年以来,暨南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综合实力排名进入全国高校前50强,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2008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完成了《2008中国大学研究生院评价》。在2008年中国大学研究生院(部)前100名各学科实力排名中,暨南大学综合实力列全国第39位、广东省第3位;其中,在2008年中国大学研究生院社会科学A等学校排名中,暨南大学列第17位。

三、反思与建构:路漫漫而上下求索,任重而道远

历史的脚步踏入21世纪,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经济和科技迅速发展、社会和文化急剧变动的世界。社会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单一的专业型人才不再适应当前动态发展的社会;大学也不再仅仅被当作训练技能的场所,它更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社会团体。学生离开大学的时候,不仅应该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更应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段内,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中仍存在着不少问题,诸如传统的教育思想过于倚重知识的传承,把传承性置于教学的中心位置,注重“教”的传授过程,忽视“学”的认知过程,忽视对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究能力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往往注重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相对薄弱;注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欠缺;注重学生对知识体系的掌握,忽略学生自主探究意识的培养和研究能力的训练。导致学生的综合素质不够全面,欠缺批判性思维、想象力和创新能力,不能将所学的知识与社会要求相结合,实际应用能力不足,无法满足社会对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因此,树立新型的人才质量观,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是大学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基础与目标。

中国的大学一开始就与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清朝末年,正值中华民族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力图以教育挽救危局。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是为中国大学发展的先驱。其后,中国的大学便自然而然地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致力于培养一种基于共同语言、历史与文化的民族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培养能把全国各个民族群体结合在一起的超越单一民族的国家认同;教育亦由传统“学而优则仕”式的服务于个体目标变成服务于国家目标,或者说服务于国家所设定的各种目标。内忧外患之下,从严复、梁启超到胡适、蔡元培和蒋梦麟,这些名重一时的知识分子无不在其自身的教育理念与行为中贯彻着民族国家的政治追求。“教育救国”的逻辑彰显了中国大学发展过程中担当的更为突出与强烈的构建民族国家、造就现代国民的历史使命感,就如博思威克和伯恩斯坦所言:“中国领土的丢失唤起了对举国被瓜分并沦为殖民地状态的广泛忧虑;新学堂的毕业生被赋予了救国的重任。”

1906年,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创办暨南学堂,第一批来自爪哇的21名华侨子弟渡海前来求学,“暨南大学者,政府特为侨居海外之侨民子弟归国求学而设者也”。百余年来,暨南大学始终肩负着国家与民族赋予的崇高使命,其发展也备受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历任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受到全世界华侨华人的鼎力襄助。暨南大学的命运与国家及民族的命运同气相连,其三落三起、五次搬迁,一方面是国家与民族多舛命运的缩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家对于侨民、对于华侨高等教育超乎寻常的重视。创校伊始,暨南大学就被赋予了“宏教泽而系侨情”的特殊办学宗旨,担当起了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华侨华人社会培养人才的重要责任。建校百余年,暨南大学始终恪守“忠信笃敬”这一校训,以传播民族文化为己任,高度重视培养港澳台侨学生的国族情感及其对于民族传统与文化的认同及归宿感,注重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培养与造就人才。

可见,较诸一般大学,华侨高等教育宗旨更加复杂,生源更加多样化,文化背景更加多元,构建创新型、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的任务和路径亦更为复杂。(一)总体框架:创新型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

从根本上看,教学活动的合理性取决于三个方面的规定:其一,对学生应当构建的知识结构的规定,它指向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其二,对教学活动中学生学习自由和权利的规定,它指向达成培养目标的活动形式;其三,对教学质量和效果评估标准的规定,它指向对教学目标和活动形式的评价和调控方式。

创新型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实质上是对支撑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合理性的反思与改造,需要对传统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达成培养目标的活动形式、教学质量和效果评估标准进行系统而理性的反思和改造。它是集思想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手段创新等为一体的系统改革“过程”,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事”。创设创新型、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的路径与策略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设定创新型多样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

在观念上充分认识设定创新型、多样化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的必要性,并确保异质、多元的人才目标和规格得到制度保障。但有必要强调的是,对异质和多元的追求,并不意味着降低或取消质量标准,事实上每种人才目标和规格都仍然必须有相应的质量要求。教学和教学管理应当具有一定的弹性,但每种目标和规格的质量标准则必须是刚性的,必须有对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明确要求,有适合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课程体系。(2)建立开放的教育教学活动体系。

其关键在于赋予学生适度的选择权,加强对学生学习的指导,从强调传授知识和技能转向重视学生的主动学习。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与单一化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区别在于,单一化人才培养模式采用统一的、刚性的教学计划(或称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计划等),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没有选择权,自主性很弱,从而间接地限定了学生探索、创新的可能性;而在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下,认同学习过程的智力结构将会越来越非线性,允许学生对学习经验有更多的控制,赋予学生适度选择课程的权利和自主性,并以选择课程为基础,享有选择教师、选择专业、选择学习年限,甚至选择学校的权利,使学生自主探索、创新成为可能。(3)构建多元的质量标准。

质量标准是调控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的杠杆,只要质量标准是一元的,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就不可能真正建立。传统的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具有强制性,就是因为衡量人才的标准是单一的。在单一的质量标准下,建立多样化的人才目标、开放式的教育体系等变革都可能被视为“有违常理的越轨”,因而难以成功。(二)教育特殊性:多元文化并存

华侨高等学校的生源国际化,文化和宗教信仰多元化。曾有知名学者这样评论暨南大学:“世界上有多少种文化,这里就有多少种文化;世界上有多少种宗教,这里就有多少种宗教。”其教学和管理的难度比一般学校更大,学校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一是怎样在尊重学生差异、维护其正当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培养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二是如何在尊重文化差异、提升对中华文化认同感的基础上,促进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深度融合,构建和谐校园。

学生来源国际化、学生文化背景多元化、学生需求多样化的实质是学生之间的差异,这些不可避免地和观念、能力、机遇以及群体和个人的特殊历史背景牵涉在一起,意味着来自不同国度、地区的学生必然有不同的需要、经验和观念。尊重多样性,发挥多样性的优势,不仅需要责任感,还要有周密的计划,最关键的是需要通过把握影响教学的关键要素来创设制度,通过创造性的工作在多元中建立统一,使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共同参与大学生活,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丰富土壤中汲取营养、发展自己。(三)人才培养模式实践:初见成效

1917年由黄炎培等先贤制定的《暨南学校章程》中明确规定:“本校以招集华侨子弟已在南洋受有初步之教育者,授以适应于南洋需要之技能,并发达其爱国思想,俾毕业后从事于华侨教育或实业,冀其事业之改良与发达为宗旨。”可见,在暨南大学的办学历史上,从一开始就必须兼顾侨务事业发展之需要以及民族性之需要。换言之,作为一所华侨学府,暨南大学先天具有外向性、多元性以及本土的民族文化特性,这也决定了暨南大学在办学中必须兼顾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要求,构建一套适应学生特点与需求的创新型、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

办学使命的特殊性以及学生结构的多元性,要求暨南大学必须对内地学生与港澳台侨学生进行区分,探索适合其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1978年,学校开始实行学分制,使之与选课制紧密结合,最终确立弹性的“标准学分制”。2001年,学校取消限定选修课,增大专业选修课的比例。同年,学校正式确立了分流教学的培养模式:立足于内地学生与港澳台侨学生不同的文化背景、学业基础和实际需求,在保持一定共性的基础上,按照内招生“加强基础、目标上移”、外招生“面向世界、应用为主”的原则,确定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及规格,开设不同的专业(或专业方向)、选择不同的教学内容、构建不同的课程体系、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对两类学生实施有针对性的教学,增强教学的实效性,确保培养目标得以实现。2004年,学校开始实行以学科或学院为基础“平台”的招生和教学制度,学生入学时不分专业,待学习一年至一年半后,再自主选择专业。同时,学校还实施了“本科生导师制”,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对其学习、心理、生活以及职业规划进行指导,促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1)以课程建设为基础,以爱国主义教育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主线,着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文化认同感与时代使命感,培养文化与心理“有根”、有归属感的人。

众所周知,港澳台侨学生在华侨高等学校中占有极大的比例。首先,对港澳台侨学生的教育与要求不同于境内学生,更加注重文化的濡染与浸润。针对学生不同的政治信仰与价值观念,学校不强制他们修读中宣部、教育部要求内地学生必修的“两课”课程,而允许自由选修。其次,为了加强港澳台侨学生对汉语的掌握,学校将大学汉语、大学语文作为必修课,着力提高其语言能力与水平。第三,学校对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进行改革。从1983年起,面向港澳台侨学生开设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华侨史以及中国地理等课程;1996年以后,又先后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当代中国概论、中西科技比较、形势与政策等课程。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建设,学校已建成了以国家精品课程“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为代表的港澳台侨学生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为统筹管理课程,暨南大学还构建了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以目标为导向、系统化的课程体系”,即按照“目标—知识群、能力需求—课程”的系统设计思路,以清晰的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综合考虑学生所需的知识、能力结构,进行系统化的课程设计。同时,学校建立了“本科课程建设与管理中心”,大力建设基于全校每门课程和每位任课教师共建共享的课程资源中心。初步计划建成包含2 000门左右常用课程的课程信息库、400门左右的网络课程资源、1 000门左右的课程介绍录像、400门左右的课程的“精彩一堂课”录像的完整课程体系。(2)以制度创新为依托,以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为主线,大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与专业能力,培养人格健全、事业有为的人。

从2004年秋季学期开始,暨南大学全面采用以“平台+模块”课程体系为特色的教学计划。“平台+模块”的课程体系有利于整合教学资源,保证课程结构的合理性和学生适度的选择空间,有助于实现培养视野开阔、基础厚实、能力强、适应面广的“通识性”人才培养目标。学校建立基于通识教育的宽口径专业教育模式,将学生的培养分为两个阶段:①平台教育阶段。时间为一年,课程以学校公共基础课为主,辅以各专业概论性课程、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人文社科类课程以及现代技术类课程,着力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构建较为广博与综合的知识结构。②专业教育阶段。学生通过平台教育阶段,对自身的学习兴趣以及各学科的专业要求有了初步了解,进行专业的再次确认与选择,进入专业学院学习。

同时,学校采取多种措施,全面推进分流教学,使原来的少数公共课分流扩展为学科基础课、专业课分流,从课程分流扩展为课程模块、专业分流。2005年,全校公共课以外的分流课程已达170多门,同时有10个专业(方向)实现了专业分流。(3)以社会实践为平台,以感知当代中国和增强使命意识为主线,大力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与服务活动,培养对社会有责任担当、有使命情怀的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书本与课堂上看到的中国终究不是全部。为了让学生不仅能感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辉煌灿烂,也亲身体验当下中国的真实状况,学校每年都会组织港澳台侨学生进行“中国文化之旅”与“中国寻根之旅”活动。学生在寻根问祖、游历锦绣山水的过程中不仅感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也在田间地头、城市乡间发现中国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弊病,从而认识一个更真实的中国。学校积极引导学生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组织学生深入社会、深入基层,培养学生的责任、爱心与奉献精神。暨南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已经发展了24支由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及技能的学生组成的服务队,志愿服务更为专业、多元;黄乾宇、高天龙等香港及外籍同学先后响应“国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号召,到广西贫困山村小学支教,在服务祖国(祖籍国)的同时也为自己的青春涂抹了一笔亮丽的颜色。(4)以实践教学为抓手,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形式,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掌握各种核心技能、能面向社会和胜任工作的人。

社会发展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不断提高,就业模式和工作组织的变化亦要求大学毕业生更具灵活性和较强的实践能力,能够将所学的知识创造性地应用于不同的工作中。在暨南大学,文科的应用性实践教学渐成气候。如新闻学院与香港亚视、艾杰比·尼尔森媒介研究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开展电视收视率的数据分析及广告投放的广场分析;与网易新闻网站合作建立“网易高校联盟”、合办“电视主持人培训班”;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合办“暨大准记者南方训练营”;与广东省广告公司合办“暨大·省广‘广告兵法’训练营”;与广东电视台合办“暨大电视采编特训营”等专业训练营活动,培养既通晓理论,又熟悉行业规范与操作形式的传媒人才。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将学习的场所由课堂转移到工作现场。一方面,学生完全参与到工作实践中去,并承担特定的工作角色,而不仅仅是实践的旁观者;另一方面,学生也不是简单地对工作实践进行观察与模仿,或仅仅是验证课堂学习的理论知识,而是强调学生个体对实践过程的参与,并在参与的过程中更深刻地理解与把握工作中所应遵循的伦理价值、工作道德以及所应具备的合作精神与核心技能。(5)以校校合作为渠道,以拓展多样化的国际合作、联合培养的方式,培养兼具民族文化情感与世界性眼光的人。

华侨高等学校生源国际化的特征,决定了国际化是华侨高等学校的必然发展路径。2001年,暨南大学创建了国际学院,开办了7个采用全英文教材、全英语授课、全英文写作毕业论文的全英教学专业,为推进国际化进程搭建了宽阔的平台。

2002年,暨南大学会计学系与英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CCA)合作,在会计学专业开设ACCA专业方向,采用英文原版教材,使用双语教学,学生参加ACCA全球统考;2003年,会计学系又与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协会(CGA)合作,在会计学专业开设CGA专业方向,全部专业课程采用北美原版教材,使用全英教学,学生在校期间修读的9门CGA课程可免全球考试,其余5门综合课程参加CGA全球统考。同时修订了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体现“以‘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重’以及‘国际化与本土化相融合’为基础,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战略思维和市场意识’,既熟悉国际会计规则和语言,又了解本土会计发展趋势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满足我国会计行业国际化发展的需要”的培养理念。表1-10 会计学ACCA专业方向和CGA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

同时,会计系与普华永道(PWC)、毕马威(KPMG)、德勤(DTT)和安永(EY)等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目前已经与其广州分公司以及华南地区公司建立合作关系,设立实习基地。同时,聘请安永公司华南地区合伙人何嘉远先生以及广州地区人力资源合伙人许建辉先生,担任会计系客座教授,每年为本科生举办讲座。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已有三个在会计系学生中设立了奖学金计划,2008年该系一名学生获得安永奖学金。同时,会计系依托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门化方向,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合作,每年通过选拔派学生赴境外进行为期3个月的实习。该项目于2006年启动以来,共派出7名学生前往美国、英国、爱尔兰、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实习,所有经费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境外实习单位承担。

教育是文化传统的保护者与传播者,它通过传递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通过生产与传播具有文化相关性或共生性的知识与技艺,将年轻一代融入文化传统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是植根于过去的,在过往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中寻找富于教育价值的知识、价值与文化,使一切优秀的传统得以再生。教育是新文化与新文明的创造者,它基于对未来社会与人的深刻洞见,不断调整自身价值、理想与行为,引领着人类社会不断创造、发展新的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是面向未来的,对社会、人以及知识发展的前瞻性是其改革与发展的前提。“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暨南大学培养了数十万的港澳台侨高素质人才。暨南大学的校友活跃在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各个领域,他们以自己出色的才能,为港澳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为居住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国家的侨务事业和统一大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以暨南大学为代表的华侨高等学校植根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通过持续的观念突破与制度创新,大力培养兼具民族情感与世界性眼光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探索中国道路、塑造中华民族意识、建构中国现代国家形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四)深思把握与前瞻规划

1. 在办学思想上,妥善处理“侨校”与“名校”的关系

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特殊类型,华侨高等教育要体现其理念;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的一种独特建制,华侨高等教育要实现其功能。由此,构成了华侨高等教育核心价值中的“二元取向”。在华侨高等教育史上,这种“二元取向”曾一度成为制约华侨高等教育发展的障碍,但也是迫使和促进华侨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在国际化与本土化共振的“气场”中,要彰显与实现华侨高等教育的价值,就应避免在办学和教育过程中将这种“二元取向”体系化和结构化,应在二者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和张力。

2. 注重办学活力,促进华侨高等教育在开放中追求卓越

大学的开放性也是学术性的基本要求,大学人才培养需要开放的体制和机制。这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大学对社会环境的开放。有识之士指出的大学办学自主权不足的核心问题,是现行宏观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对社会环境的开放性不够,大学应主动面向社会办学。二是大学组织内部的开放性。大学应淡化院系之间的组织壁垒,实现资源共享。三是人才培养过程的开放性。越是高端人才的培养,越需要适度放宽对过程的干预和监管,尤其应加大国际合作培养的力度,拓展国际合作培养形式。华侨高等教育生源国际化,所以加强国际化是华侨高等学校的必然发展路径。概括而言,基本构成要素包括:国际化的观念、国际化的培养目标、国际化的课程、人员的国际交往、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一些教育资源的国际共享。但目前华侨高等学校实质性的国际合作办学、国际交换生的数量仍较少,在学分互认、互换的体系上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3. 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完善以学生探索为主的培养模式

大学人才培养需要建立真正以学生探索为主的培养模式。自主探索不等于否认协作,不等于否认教师的指导作用,而是意味着教师的指导、学生之间的协作,都应以提高学生自主探索的精神、勇气、毅力和能力为导向。构建以学生自主探索为主的培养模式,尤其是用以研究生培养,这样做对教师就有更高的要求。

大学人才培养需要建立真正以学生自我发展为核心的评价标准。创新总是个性化的,大学生的个性、发展追求和职业取向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大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学业评价标准,应是多样化的,应以学生自我发展为核心,这样才能真正逐步消除大学人才培养“千人一面”且缺乏创新的弊端。

4. 促进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的联动,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升办学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科、专业、课程都是知识制度化的产物,都担负着培养人才的职能。因此,在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过程中,不应将学科建设仅仅当成研究领域或研究生教育的事,必须有意识地促使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紧密结合,促使学科建设成果转化成本科教育的优质资源,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

学科建设不能替代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但是学科建设是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的基础。另一方面,学科是专业和课程的知识源泉,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必须落实到课程建设上来。课程教学是大学本科教育的主要平台,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体现在课程结构和教育教学实践中,甚至“教育体制的总体运转就建立在课程的基础之上”。

目前,过于刚性的专业设置和运行机制,导致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过于单一,学生选择权受限制较多,学生自我建构的空间较小。单一的评价体系强化了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大学应基于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的有机联系,创新教学管理制度,路径有以下几种:(1)强化学科建设与教育教学之间的联系,促使学科建设成果有效转化成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的优质资源。(2)回归专业本意,构建弹性教学计划。(3)实行积极的评价制度和激励措施,妥善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激发教师提升教学水平和学生主动学习、探究的积极性。

在评价制度和激励措施中,教学与科研分离、教学不被当成学术范畴,是教学不受重视的直接原因。要改变教学不受重视的倾向,应确立一种美好而高效的理念,即“一种理想的环境是,大学得益于不同领域教师的互动与交流,得益于研究生对教学角色的积极探讨,还得益于学生本身,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思路可能打开新的探索之路”。将大学里的每一个人都看成是发现者、学习者,从而使大学能够以学生为中心,“能够形成一种使得教师和学生都成为既是学习者又是研究者的有机系统,他们之间的互动能够创造一种健康繁荣的知识氛围”。

5. 全面认识实践教学,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形式

针对当前关于实践教学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首先应当明确:第一,实践教学一般对应理论教学,但是实践教学并不是与理论教学截然分开的教学形式。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传承和创造知识、培养能力、提升素质。第二,课堂是联结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纽带,脱离或弱化课堂来“强化”实践教学难以达到优化人才培养的目的。第三,实践教学的一个基本要义是“体验”,在不同学科之间存在差异,但理工、医学类的社会实践不等同于“实验教学”。

在暨南大学,应用文科实践教学渐成气候,值得借鉴。如前所述,新闻学院的种种做法开了先河,但目前华侨高校实践教学形式的完善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需要进一步探索。

第二章 科学研究:锲而不舍,追求创新

进入20世纪,高等教育在各国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得到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这种历史进程的改变,主要来自于高等教育社会职能的丰富和变化。早在20世纪前半期,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批评家和改革者弗莱克斯纳认为:“无论民族传统和民族气质多么不同,大学的学者和科学家都应关注四大任务:知识和思想的保存;知识和思想的解释;寻求真理;训练青年学人成为将来继起的工作者。”他认为发展科学是现代大学最重要的职能。高等教育原有单一、传统的人才培养职能,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逐步被“培养专门人才,开展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多项社会职能所替代。

发生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经过拨乱反正,教育以其本来的面目和应有的价值重现在世人与社会的面前。教育作为一种基础性、战略性的人力资源,成为当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重大命题和社会改革的使命,向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提出了强烈的社会需求。高等教育以其自身的特点与职能,迎接着历史的机遇和挑战。承载华侨高等教育职责的华侨高校在这场时代的变革中力拓科学研究事业,使其成为学校的重要任务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学校努力通过开展科学研究,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以适应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对各类各层次人才的需求;通过开展科学研究,以知识密集、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并通过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形式参与现代化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高等教育的职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样,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为华侨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改革开放前,上至民国时期,华侨高等教育中的科学研究力量都比较薄弱。无论是研究队伍、机构,还是研究项目、经费,以及研究的质量、水平都无法适应华侨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为华侨高等教育的复兴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同时也为华侨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汇聚于暨南大学。仅从1979年到1984年的短短五年中,这支高素质队伍就在发展科学事业中展现了强大的实力。他们承担198项重点项目,其中35项国家重点项目,96项教育部、卫生部重点项目,67项广东省重点项目,获科研资助经费近700万元;每年产生近400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和省市奖励的科研成果达170项。可以说,这些成果取得于改革开放的初期是十分不易的。

科学研究是一种探究知识、追求真理的实践活动。高等教育中的科学研究还具有独特的意义,即通过科学研究的过程来造就和培养创新性人才。因此,高等教育中科学研究的价值追求,表现在不但要出成果,而且还要出人才。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广东现代化建设,急需大批高素质专门人才,对华侨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改革前的华侨高等教育教学主要以传授知识的方式和途径来培养学生,教学的内容大都是沿袭多年的知识体系,教学的方法主要依靠教师在课堂上的灌输,毕业后的学生只是掌握书本和课堂上知识,难以适应工作岗位的需要。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华侨高校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的任务刻不容缓。要改变学生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和实践能力,其中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开展科学研究。因此,改革开放后华侨高校的科学研究就肩负着人才培养的重任。华侨高校的人才培养,尤其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决定了科学研究必须围绕教育教学活动展开。高年级的本科生与研究生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不再单一从现有的书本中获取,需要依靠他们亲身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活动,了解知识的形成,探讨学问的真谛,追求真理的所在。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已成为他们掌握知识和提高能力的重要途径。高年级的本科生与研究生在参与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不断提出新见解、新问题,为科研提供新的生长点,而且成为华侨高校科学研究的一股重要力量。

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正处在如火如荼的社会变革中,体制改革、战略调整等重大举措的出台显示出这场伟大变革的时代特征。正如美国当代著名高等教育家克尔心目中的大学:“作为‘智力之城’的大学一直被视为社会改革的工具,大学的目的在于适应国家进步和社会整体发展。”对于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克尔认为:“现代大学已经从原有的社会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地域,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学已经帮助社会解决了无数的繁难问题而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但大学在未来社会中的责任更大、更艰巨。”面临社会的重大变革,华侨高校的科学研究也顺应国家改革潮流,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贯彻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科技体制改革,调整科研工作的主攻方向,坚持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为提高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服务。为适应国家科研体制改革,改变单一依靠国家拨款开展科学研究的方式,克服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端,华侨高校在组织科研单位和研究人员继续申报国家、省、市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的同时,积极推动科研单位和研究人员全方位多层次地开辟渠道,发展横向合作,承担地方和企业的研究任务,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既增加科研经费的来源,又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为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如暨南大学在“七五”和“八五”期间,科学研究的规模、承担科学研究的项目、开展科学研究的水平、获得科学研究的经费,以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与以往相比均有了历史性突破。

20世纪末,国家提出在高等学校中实施“211工程”,此项工程的目标在于“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使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以及一批重点学科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等方面有较大的提高,在高等教育改革特别是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有明显进展,成为立足国内培养高层次人才、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基地。其中,一部分重点高等学校和一部分重点学科,接近或达到国际同类学校和学科的先进水平,大部分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上取得较大成绩,适应地区和行业发展需要,总体处于国内先进水平,起到骨干和示范作用”。华侨高等教育十多年的复兴,使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得到重新建立与全面恢复,特别是科学研究方面的迅速发展,为华侨高校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为华侨高校的持续发展和竞争实力的增强集聚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能量。正因为有了这十多年的迅速发展,才使得暨南大学取得了“以科学研究的水平彰显学校的整体实力,以不可替代的办学使命呈现学校的办学特色,以重大影响的办学效果凸显学校的办学地位”的巨大成就。也正是依靠这些实力和特色,1996年暨南大学跻身“211工程”的行列之中,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这一大步无论对于华侨高等教育,还是对于华侨高校,都是一个历史性跨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改革开放促进了科学研究对华侨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发展,使华侨高等教育所应具有的职能和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和完善。在三十年的办学实践中,科学研究首先为暨南大学坚持和拓展“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办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过去曾认为,贯彻“两个面向”办学主要是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和港澳台地区培养人才,忽视了科学研究,尤其忽视了华侨高校参与地区间科研合作与交流。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珠江三角洲与港澳地区的合作更加紧密,其中区域间科学技术的合作显得更为紧迫与重要。广东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历史重任。华侨高校参与地区间的科研合作与交流,其所发挥的作用既有直接的效益,如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咨询并出谋划策,为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也有间接的效益,即扩大了华侨高校的影响,显示了华侨高校的科研实力,提高了华侨高校的办学声誉,吸引更多的海外与境外的有志青年报考华侨高校。其次,科学研究促进了暨南大学由“教学型”向“教学研究型”的转化。“教学研究型”的高校在科学研究方面有几个主要的标志,即能够从事科学研究的教师人数至少要达到全体教师的50%以上;有稳定的研究机构、研究项目和研究经费;有持续的研究成果向社会提供,并进入教学领域,成为新知识增长点;有中长期的科研规划和系统的、完整的实施计划;有高效的管理,为科学研究提供可靠的保障。暨南大学进入“211工程”,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后,科学研究事业出现了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再是复办初期那种恢复性的发展,而是在一个新的平台上,与国内重点大学的同步发展,相对自身而言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跨越性的发展。从发展的内容看,它不再是修复某些实验、弥补某些专业的缺失,而是在学科群体上凝聚新的潜质、在团队整体优势上产生新的突破。从发展的水平来看,最为显著的标志是有了一批国家和省部级的研究机构或学术组织,如国家重点学科、国家工程中心、国家级研究基地、省部级重点实验室、部级工程中心等等。再次,科学研究提升了暨南大学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科学研究在促进学校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完善了华侨高等教育的职能,而且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提高人才培养的层次,使研究生教育首次出现在华侨高等教育之中,填补了华侨高校最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空白,显示出华侨高校的教育水平。最后,科学研究促进学科发展,使学科建设实现了从概念提出到行动落实,直至成为学校工作重点的飞跃。一大批国家级、省部级和学校的重点学科形成学校发展的学科体系,支撑着学校新的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学科建设的水平,从整体上体现了华侨学校的办学水平和竞争实力。

改革开放,让广东人民冲破旧思想的束缚,以“敢为天下先”的气概突破精神桎梏,改变观念,变革制度,改革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成为改革开放前沿和改革试验区,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与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以得天独厚大侨乡的优势,将人缘、地缘优势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不仅使经济发展水平令国人刮目相看,而且使教育、科技、文化的发展水平也跻身全国先进行列。置身于改革开放前沿和大侨乡的华侨高等教育,与改革开放的时代脉搏同时跳动,华侨高等教育在广东的振兴更加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雨露,其中华侨高等教育中的科学研究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无不充分体现改革开放历史功绩和伟大作用,从三十年华侨高教科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我们更可见一斑。

一、辛勤耕耘,奇葩绽放

短促的三十年,华侨高校——暨南大学将科学研究作为强校之策,以改革开放的思想为强大动力,以服务人才培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战略目标,通过制度创新,推进科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显著的成绩。在此期间,学校以中长期科研发展规划为蓝图,确保教学与科研相互间的协调发展,确保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综合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学校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组织广大教师和研究人员围绕国家和地方现代化建设的需求,运用自身的智慧与才能,投身于科学研究之中。同时,学校加大对科学研究的投入,改善科研条件,提高科研水平,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促进科学研究为华侨高校办学方针的全面贯彻和办学水平的全面提升,为我国的侨务事业和广东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这些贡献主要表现在科研的指标性成果和标志性成果两大方面。(一)指标性成果与基础性研究:跨越发展

科学研究的水平与质量,往往是通过科研的相关指标得到反映。如科研项目的层次、经费的数量、参加科研人员的规模等,都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反映出某一单位科学研究的状况。从暨南大学三十年来成果指标的变化,可见其一斑。

1. 科研项数逐年增多,层次不断提高

暨南大学是一所多学科、综合性的大学,科学研究总体上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范畴。近十多年来,暨南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承担项目的能力不断增强。图2-1 暨南大学1997—2007年承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情况图2-1示:2007年承担的项目总数为846项,是2000年的近10倍。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方面,2007年承担的项目数为11项,是2000年的5.5倍。与“八五”相比,“九五”期间获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增长了3倍多,“十五”期间又比“九五”期间增长了2倍多。在承担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方面,2007年承担的项目数为105项,是2000年的6.3倍。在200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评选中,共有20个项目获得立项资助,比2007年度增加了3项,项目资助总额124万。2008年学校共申报108项,最终立项20项,立项率达18.52%,高于全国10%的立项率,该立项总数位列全国高校第十,广东省第一。图2-2 暨南大学2000—2007年科技项目到位经费情况图2-2示: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在研课题从2000年度的495项增加到2007年的1 131项,年均增幅达12.5%。从表中可见,随着获批数量的增加,年均项目经费增长高于项目数增长比例,达到18%。项目来源渠道不断拓宽,项目类型也呈多样化。

2. 科研经费大幅增加,渠道更为广泛“八五”,特别是“九五”以来,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争取到的科研经费持续快速增长,2005年的实到科研经费为1 280万元,是2000年的5.9倍,1996年的24.3倍。这既与中央及地方政府逐年加大投入有关,也与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自身实力、水平提高较快有关。增长趋势见图2-3。图2-3 2000—2005年暨南大学获得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经费增长幅度

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费的增长幅度最大,2005年获得的经费是2000年的8.8倍,1996年的4.9倍;“九五”期间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费比“八五”期间增长了6.36倍,“十五”期间又比“九五”期间增长了4.82倍。而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经费增长数额最多,从1996年的10.6万元,增长到2000年的98.7万元,再增长到2005年的549.7万元。2005年人文社科研究承担的项目经费中,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经费占46%,省市社科项目经费占11.4%,学校社科项目经费占18%,三者合计共占75.5%。这表明,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工作主要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自2002年以来,科技活动方面获得的经费已经连续6年突破亿元,2007年更是超过1.55亿元,呈稳步发展的态势。科技活动经费中科研项目经费的比例也逐年提高,显示出学校的科技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图2-4 暨南大学大学2000—2007科技活动经费情况

3. 科研队伍规模壮大,结构优化,素质提高

高校的科学研究必须依靠广大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积极参与,科研队伍的素质反映了科学研究潜在的实力。多年来,暨南大学采取措施调动广大教师和研究人员参加科学研究活动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新热情。同时,通过培养与引进并举,大力加强科研队伍的建设,不断优化结构,提高素质,构建起“人才高地”。图2-5 暨南大学2000—2007年科技活动人员情况

暨南大学根据科学研究发展的需要,不断优化科研队伍的整体结构,形成了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发展趋势良好的科研队伍。全校有专任教师1 819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5人,博士生导师406人,教授484人,副教授647人。在专任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1 664人,占教师总数的91.48%。

近年来,一批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学术骨干迅速成长,“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优秀人才不断涌现,他们成为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如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叶文才,近年来围绕着揭示中药及天然药物药效物质基础、发现新药候选化合物、制定和提高中药产品的质量标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药物研究,开展了系统有效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叶教授对21种中药和天然药物的三萜皂苷成分和生物活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现了双糖链三萜皂苷串联电喷雾离子质谱的裂解规律,发现了七种新骨架结构活性化合物;还在中药和天然药物来源的创新药物研究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如抗肿瘤一类中药新药23-羟基白桦酸的研制、治疗糖尿病肾病一类中药新药大黄酸的研制、降血糖中药二类新药匙羹藤总皂苷的研制。另一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何庆瑜,近年来围绕转铁蛋白转运铁离子模型、细菌铁离子转运、人类疾病和肿瘤相关的蛋白质组学研究,主攻抗肿瘤和抗细菌药物的作用机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药物作用靶标发现,并开展了系统性的研究,取得了创新性成果。

4. 科研论文与专著数量增加,领域拓展,档次提升

暨南大学发表人文社科研究论文的数量在逐年递增,2005年的论文总数比2000年增长了54%,比1996年增长了64%,达1 487篇。图2-6 2000—2005年发表在CSSCI论文数情况图2-7 暨南大学2000—2005年社科著作出版情况

据统计,暨南大学社科专著的出版量也在逐年递增,2005年比2000年增长了83%,比1996年增长了104%,达159部。发表在CSSCI的论文也逐年增多,从2000年的417篇增长到2006年的978篇。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近八年来,教师与科研人员共出版科技专著、高等教育教材、编著等共409部,字数近八千万。发表论文数量年均增长5%,三大索引(SCI、EI、ISTP)收录论文年均增长48%,2006年发表论文被收录比例高达19.7%。图2-8 暨南大学2000—2007年科技出版物、论文情况

5. 成果获奖与知识产权保护呈现新局面

2005年人文社科获省部级以上奖励33项,取得历年来的最好成绩。在同年启动的广东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获得26项较好成绩。2006年暨南大学文科共有17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其中,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9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5项,获奖数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15位,开创了暨南大学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新纪录),获国务院侨办课题优秀成果奖2项,获第八届全国统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3项,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1项,获第二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2项。表2-1 2000—2007年暨南大学社科研究历年成果产出情况

在科研成果不断涌出的同时,教师们的知识产权意识也迅速增强,专利申请和授权量逐年增加,学校已连续三年排名广东高校申请专利量第三名。截至2007年底,学校尚有未出售(转让)专利141件,其中发明专利108件。图2-9 暨南大学2000—2007年专利申请授权情况表2-2 2000—2007年暨南大学成果转让和科技成果获奖情况

6. 研究基地与科技平台形成新的发展优势

经过多年努力,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发展成为了某些研究领域的中心或重镇,在全国或省内同行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目前,暨南大学有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6个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2000年,暨南大学以历史学专门史学科为依托,成功申报了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侨华人研究)。2006年,为整合校内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各学科资源,彰显暨南大学的特色,学校正式组建华侨华人研究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承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侨华人研究)建设的使命,负责协调校内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学校聘请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原副主任刘泽彭同志担任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重点研究基地主任,暨南大学副校长纪宗安教授兼任华侨华人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华侨华人研究院的建设目标和任务是:继续推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侨华人研究)获得新的发展,使历史学专门史学科能够进入国家重点学科行列。在队伍建设方面,拥有一支专职研究、人员稳定、结构合理、勇于探索和创新的师资队伍,积极引进和培育优秀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努力培育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推荐人选。在人才培养方面,增设“华侨华人”博士点,适当扩大博士、博士后的培养规模,提高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优秀博士后研究出站报告的产出率。在科学研究方面,增加在权威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增加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的数量,具备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课题项目的能力,提高为国家有关部门提供政策咨询的水平。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进一步扩大《暨南史学》和《世界华侨华人研究》的学术影响,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侨华人研究)学术网站建设成为本学科的多语种学术资料和信息来源的中心库。

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侨华人研究)建立以来,暨南大学专门史学科先后承担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子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课题子项目、“清史工程”项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及广东省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等各类项目49项,累积获得科学研究经费总额300多万元,在历史学权威刊物与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其中,承担的重大课题和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如下:

朱杰勤主编《东南亚华侨史丛书》6本,即《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印尼华侨史》、《菲律宾华侨史》、《泰国华侨史》、《越南·柬埔寨·老挝华侨史》、《缅甸华侨史》,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87年出版第1版、2008年5月出版第2版,此书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和国家新闻出版署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

朱杰勤著《东南亚华侨史(外一种)》,由中华书局2008年5月出版第1版。该书收录朱杰勤先生生前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所撰写的主要论著,共20余万字,其中包括专著《东南亚华侨史》1种,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中国史研究》等权威刊物和其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16篇。

中山市档案局(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马明达、冯荣球主编)的《香山明清档案辑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共161万字。其中收录1624—1911年期间有关的明代档案4件,清代档案863件。

纪宗安、崔丕合著《中日战争时期东南亚华侨财产损失赔偿问题》(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年第6期),此文对多边多国历史档案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首次提出中日战争时期东南亚华侨财产损失赔偿问题,认为在国际公法和私法的双重意义上,东南亚华侨战时财产损失赔偿问题都是没有解决的历史悬案,“新加坡·马来西亚血债”的解决方式,揭示了通过“民间赔偿”继续提出这一问题的可行性。

纪宗安、崔丕合著《日本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及其影响(1925—1945)》(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此文以2003年日本整理出版的48种关于南洋华侨的调查报告书为中心,探讨20世纪上半期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对南洋华侨调查的特殊背景与政治目的、调查方法与调查事项、政策建议及其对日本政府重要决策的影响。

纪宗安、崔丕合著《印度尼西亚债权国会议的缘起与影响》(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此文认真梳理了近年来美国、英国、日本解密的档案文件,深入探讨了印度尼西亚债权国会议的缘起及其影响,有益于揭示东南亚区域冷战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

崔丕教授等编译的《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1945)》(上中下三册),译自2003年日本整理出版的48种关于南洋华侨的调查报告书,对于研究南洋华侨史乃至中日关系史和太平洋战争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2)暨南大学企业发展研究所。

该所整合了暨南大学已有的工业经济研究所、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ERP研究中心和会计与财务研究所的力量,于2003年7月成立,旨在发挥群体学科优势,集中利用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为广东省的经济建设和企业管理提供全方位的科研与咨询服务。研究所共设三个研究方向:产业发展与企业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行为学、财务筹划与价值链管理,各研究方向均具有鲜明的研究特色。

产业发展与企业战略方向注重从产业视野和战略层面研究企业发展问题,充分利用产业经济学的学科优势,尤其是在产业组织、区域产业经济、东南亚及粤港澳台产业合作等方面的研究基础,探索企业集群、企业战略以及在CEPA、“10+1”、泛珠三角等背景下的企业合作与发展问题,注重为地方经济建设和企业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行为学方向在“中国领导行为评价”、“中国内隐领导理论”、“中日合资企业的管理文化”、“管理者自我效能感”、“中国职工组织承诺、心理契约”等理论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在实证研究方面则以量表和问卷为基础,综合运用专家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知识工程、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研究基于整体解决方案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并成功研制了CPM领导行为评价量表、一般职业能力倾向测验、职业兴趣测验、MBTI中国职业人格测验、中层管理者自我效能感量表、组织承诺量表等实用工具。

财务筹划与价值链管理方向以资本市场和现代企业制度为背景,以财务合约理论为核心,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集中研究中小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税收筹划、财务战略、财务合约机制和资本市场与资本运营等课题,研究的视野广,起点高。另外,该方向以“技术—经济—管理—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为背景,以塑造企业核心能力和企业价值链优化为导向,集中研究企业竞争优势与价值链管理、战略成本管理、资本成本管理会计、战略绩效评价与激励机制等领域,立足中国企业实践,率先探索具有个性化与行为化特征的财务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企业的应用,并基于Internet的网络财务与企业资源规划(ERP)整合,研究构造企业价值链优化与业务流程再造的财务信息平台。研究所的建设目标是在企业信息化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资源管理和价值链优化等方面力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全国形成明显的学科优势和特色,成为广东省高级管理人才库和培训基地、学术交流和信息咨询基地、著名的“智囊库”和研究咨询基地、高校科研体制改革的示范基地。(3)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

该所设有四个研究方向:资本市场与金融工程、国际金融与投资银行、金融风险与监管、微观金融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从事资本市场定价理论、证券投资分析、金融工程、宏观国际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风险管理与监管理论与政策、市场分割与流动性及交易成本对资产定价的实证分析、所有制和治理结构对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已取得了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同时,研究所还承担着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与教学任务,已培养了上百名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该所的科研人员对金融全球化、资本市场运作规律和其他相关理论及中国的金融改革等实际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出版了《证券投资学》、《风险投资》、《国际金融通论》、《金融互换》、《现代投资银行研究》等一批学术著作,并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等权威期刊和其他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百余篇学术论文,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金融研究所具有的特点和优势是:第一,实现了产学研相结合。该所自成立以来,与各金融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研究生培养,实现了产学研紧密结合,每年与金融机构的合作经费达10万元以上,并根据金融行业发展的需要,紧密结合广东实际情况,承担了金融学各领域的纵、横向调研课题。第二,依托金融学博士点和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及经济学院的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形成了有利于学科群的人员流动机制。第三,已形成了具有特色和实力的主要研究方向,并已产生若干有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第四,对广东省金融发展及华南地区金融业的整合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优势使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的整体实力在华南地区居于领先水平,在全国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金融研究所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举;二是受益范围广,包括全国金融业及学术界。该所的对策研究主要服务于广东省及华南地区的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和相关经济部门,受益范围主要是广东省及华南地区。金融研究所的成果将为广东省乃至全国金融业的稳定协调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其效果虽不能直接量化,但巨大收益是显而易见的。金融研究所的中长期奋斗目标是通过3至5年或更长时间的重点建设,力争在金融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上达到全国领先地位,成为承担该领域重大国家级研究项目、组织重大课题攻关、产出重大研究成果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的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通过强化学科建设,跟踪研究学科前沿问题,及设立国内外著名客座教授职位,打造和培养品学兼优的一流的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学术骨干队伍,并为高级管理人员提供本研究领域学科前沿知识的培训,成为全国本领域的专门人才库和人才培训基地;通过参与制定全国性研究发展规划和其他学术活动,建立图书资料和情报信息网络等措施,形成辐射全国同类研究机构的网络核心,成为全国高校的学术交流和情报基地;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应用研究和咨询服务,成为全国知名的研究咨询基地;通过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成为全国高校科研体制改革的示范基地。(4)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

该中心设有三个主要研究方向:海外华文文学与华人诗学、传媒与当代文艺生产和华文传媒产业研究。这些研究方向在国内同学科中具有鲜明的特色,并与侨校的特点紧密相关,即立足于世界文化相互交流、交融的跨文化视野,对中外文化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不断拓展,将海外华人文学及华裔非母语文学放在世界文化的大视野中考察研究;在文学与媒体的互动关系中考察当代文艺的崭新生态,通过文艺生产、传播、消费流程的分析探索华文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出路。其发展前景不仅是拓展现行的文艺学研究,而且是在跨文化的视野中将我国的文艺学引向世界,与国际的诗学研究沟通、对话。三个子方向既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系,构成有效互补。

暨南大学在比较文艺学、华文文学、华文传媒、文艺生产等研究领域,形成了基础雄厚、门类齐全、学科队伍庞大、科研成果积累丰硕、对外学术交流广泛等特色和优势。该中心依托2个博士点(文艺学、新闻学)和6个相关硕士点(文艺学、美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新闻学、传播学),并已连续多年招收专门研究比较文艺学、文化传播学、海外华文文学、华文传媒产业问题的博士生、硕士生。

该中心学术阵容齐整,目前集中了37位从事比较文艺学、传播学、华文文学与华文传媒研究的专兼职科研人员(专职研究人员15人,校内外兼职研究人员22人;其中24人具有博士学位,6人具有硕士学位),此外还有3位在国内外华文文学研究界有很大影响的知名学者。经过多年强化建设,目前该中心研究力量雄厚,结构层次合理,富于科研实力,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可以说形成了目前国内华文文学研究最强有力的学术团队。中心名誉主任饶芃子教授是我国新时期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其学术成就受到国内文学研究界公认,是挂靠在我校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首任会长。中心主任蒋述卓教授担任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等。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列耀教授担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其他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亦多年富力强,陆续承担并完成了一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全国影响的学术成果。学术队伍运用外国语的能力较强,有掌握海外学术信息与海外华人、华裔文学与传媒信息的便利与条件。上述专兼职研究人员和校内其他院系从事比较文艺学、华文文学、华文传媒研究的教学科研人员一起,学科阵容完整强大。(5)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该学科自80年代开始,在著名语言学家詹伯慧教授的主持下,相继承担了广东省社科“七五”重点与“八五”重点课题及国家社科“九五”课题,出版《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等一系列大型岭南方言专著,开创了系统研究岭南方言的局面,与港澳及海外有关高校建立了长久的科研合作联系,奠定了暨南大学方言学科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丰厚的学术积累为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二十余年来,暨南大学方言学科为海内外高校培养了大批的方言专门人才,其中不少方言学博士就职于国家研究机构、港澳高校乃至国外的著名高校,成为学术骨干。

暨南大学方言研究中心现有15位专职人员,22位兼职人员。18位专职人员中,12位获得方言专业的博士学位,9位教授,6位副教授,3位讲师;22位兼职人员中,有12位博士,13位教授,5位副教授,兼有各方言区域的学者,是一支实力整齐的方言团队,有条件促成优势学科的发展与持久的人才培养机制的建立。新一代学科负责人伍巍是中国首届方言学博士,曾参与国家社科“七五”重点项目、“八五”国家重点图书的编纂和组织工作,及中国社科院重大项目一级子项目的主持工作。凭借完整的学科阵容,学校有信心也有能力承担重点基地的建设。

该中心目前的岭南汉语方言比较研究、广东汉语方言海外播迁研究、岭南方言资源监测及资源库建设三个方向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方向间紧密支撑,形成相互拓展与推进的互动关系,即“广东汉语方言海外播迁研究”是“岭南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延伸,“岭南汉语方言比较研究”是“广东汉语方言海外播迁研究”的基础,在前两个研究方向基础上的“岭南方言资源监测及资源库建设”是对大量第一手材料的集聚和梳理,是本研究在理论、技术和应用层面上的总结和提升,也是汉语方言研究较为前沿和具突破性的领域。三个方向之间的相互支撑,为学科建设与创新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显示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该中心依托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点汉语方言、汉语史、语法学、语言应用、少数民族语言4个方向及一级学科硕士点中的各个方向,可以得到汉语言文字学科各方面有力的研究支持。学位点课程建设齐全,近年汉语方言研究生的培养已逐步摸索出理论与实践、基础与能力并重的模式,为后备人才储备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在科技平台建设方面,已建构起研究、开发、转让的完整体系,搭起了多学科主动配合、协调发展的科技平台。到目前为止暨南大学共建成27个不同类型、不同特点、不同功能的科技平台。(1)基因工程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该中心是在教育部基因组药物工程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组建的,是医药生物技术科技成果向市场转化的孵化器。依据规划,工程中心总投资8 000万元,采取机制创新和技术创新并重的方针,建立以暨南大学为技术主体,联合广州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州中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三方组成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的科技开发经济实体和高水平创新与产业化团队。该中心以原创性基因工程药物或产品上游研究及中试和大规模生产核心技术开发为立足点;以哑铃式产业化实施战略为手段;以研究并建立重组蛋白的高效表达及改构修饰技术、生物制品的制剂稳定性及其制剂开发技术、基因工程药物中试过程中蛋白质复性及放大等关键技术,以及生物制品的功能性评价及质量标准等四大技术平台为重点建设内容;以解决基因工程药物上游研发与下游产业化缺乏有效链接和中试环节薄弱等“瓶颈”问题,并提高我国原创性基因工程药物的整体研究水平及其相关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和产业化水平为总体目标;以市场为导向,同步实施长、中、短线的产业化项目,以短养长,以长护短,相得益彰,实现稳步良性发展。该国家工程中心的建立,将增强我国基因工程药物的自主创新能力,为我国基因工程药物产业的发展起到示范带头作用。(2)基因组药物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该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基因组药物及其相关技术和产品的研究和中试,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现有研究开发场地2 000平方米,聚集了一批高层次人才,承担了国家攻关、“863”、省市重大专项等一批高水平项目,获多项各级奖励:获得1项国家一类新药证书;1个基因工程一类新药完成了III期临床实验;1个三类药械产品获得了正式生产文号;2个产业基地都被列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是高水平的生物工程药物研发及生产化基地。(3)人工器官及材料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该中心是在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人工器官与生物材料”和“眼科学”的基础上组建的,其目的是以人工器官材料和器械的现有知识产权为基础,重点解决产业化缺乏有效链接和中试环节薄弱等“瓶颈”问题,重点开展相关产品的开发研究,解决人工器官产业化的关键性工程技术问题,即:①人工器官材料的改性、修饰与加工工艺技术;②人工骨、人工生物膜、人工角膜、人工晶体的临床使用技术;③人工器官与材料的评价方法与标准。人工器官及材料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分为人工器官材料研制、人工器官装备和临床试验以及GMP车间三大部分。

工程中心采用开放式管理模式,实行相对独立的财务核算,按现代企业管理的模式运行、发展,拟实施的产业化项目分长、中、短线项目,以短养长,以长护短,相得益彰,稳步良性发展。同时工程研究中心将采取开放流动和竞争的机制,吸纳拥有人工器官及材料的核心技术的企业和人才,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使工程研究中心快速、稳定的发展。该中心以暨南大学生物医用材料研究开发中心、广东省生物材料、教育厅生物材料重点实验室、医学院眼科学研究中心、暨南大学第一临床学院眼科及骨科为研究开发主体,以广州瑞友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为示范企业,集中相关力量开展人工器官的原创性研发能力、研发成果的转化以及产业化水平的系列性工程化研究及推广,为推动我国人工器官产业的快速发展做出新贡献。(4)广东省生物工程药物重点实验室。

该实验室于2002年经广东省科技厅批准成立,由暨南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医药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和广州暨南生物医药研发基地组成。该实验室下设的三个分室以生物工程药物的研究和开发为主要目标,分别建立基因工程上游关键技术平台、基因工程中试技术平台、药物新剂型的研制与开发平台,已建成生物工程药物研发、中试、制剂一条龙的研发生产线,具备了为广东省的生物工程药物研发提供上游和中试研究技术平台的基础和条件。该实验室在建设期内围绕基因工程药物研究与开发方面承担国家各级课题项目共计56项,包括国家“863”中试项目、国家“九五”重中之重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五”攻关项目以及广东省科委重点攻关项目等重大科研项目。已完成专利申请23项,其中已获授权8项;发表论文205篇;出版专著3部;15个新药及相关产品的研制与开发中,1个获新药证书,3个新药批准进入临床研究,5个新药已完成临床前研究,孵化或改良品种6个。获得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国家“八五”重点科技攻关奖、广东省发明专利金奖等多个奖项。在2005年11月顺利通过验收,并于2006年通过广东省科技厅的评估工作。

此外,该实验室以技术为依托,联合相关企业,成功申报为基因工程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并于2004年底批准立项。在学科建设方面,本重点实验室成功申报了生物工程工程硕士点以及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点,这标志着在生物工程(尤其是基因工程)学术和技术领域,已站在了国内同行的前列。(5)广东高校工程结构故障诊断重点实验室。

该实验室有一支在国内振动界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学术声誉的研究队伍,负责人刘人怀院士在工程振动、稳定领域进行了四十余年的研究,目前担任中国振动工程学会的理事长、振动工程学报主编。该室有博士生导师8名、教授10名、副教授和高级工程师共9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15名。目前有近2 500平方米的实验场地,实验楼有结构、岩土、建材、力学、测量、土木CAD中心与多媒体实验室,流体力学、振动、弹性元件等实验室,除了普通的试验教学设备与仪器,还有10 000kN长柱压力机、四通道协调加载系统、美国MTS材料试验机、应力路径三轴试验机、弹性元件测试机、动态信号采集与处理系统等国内先进的科研设备,为了充分地发挥上述先进试验设备的能力,实验室正在购置一批相关的试验设备与之配套,以便形成较强的科研试验能力。该实验室覆盖国务院侨办工程力学重点学科、工程力学博士点、工程力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结构工程硕士点,大大地改善了暨南大学相关学科在力学等方面的科研条件,对推动国务院侨办重点学科“工程力学”的发展,对于纵向课题的申报及完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预计横向课题每年至少200万元。(6)广东省教育厅生物材料重点实验室。

该实验室于2001年6月经教育厅批准成立。经过多年的建设,随着测试加工设备不断完善、研究不断深入和方向不断拓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该室的基本情况是:

①实验室总体发展方向:研究和开发有机、无机及复合型生物医学材料及其制品。包括对这些材料的结构与性能关系、材料及其制品以至人工器官与医疗器械的加工成型和处理,组织工程材料和产品的研发,对各种材料特性和功能的检测分析及加工处理的方法和技术等的研究,使实验室成为对全省乃至全国和世界各科研单位和各业开放,进行与生物材料的合成、设计、检测、加工处理相关的研究开发与教学培养等产学研基地。

②实验室的研究领域与方向:A.组织工程生物材料。从组织工程的三大要素出发,重点在支架材料的研究,并结合现有的优势,研究生长因子对组织培养的作用以及培养出的组织的免疫问题。该研究方向主要进行材料的基本性能和结构研究,为开发组织工程支架材料及形成生物材料产品提供机理上保障。B.生物材料表面修饰。重点研究材料(无机和有机)血液相容性、组织相容性和免疫相容性。生物材料表面修饰研究主要进行三方面的工作,即化学修饰、生物修饰、物理修饰。C.生物材料的检测分析与特色加工。在检测方面,除了常规材料物理、化学结构与性能的测试外,重点开发生物材料与组织或细胞相互作用时的活态跟踪与评价;在加工方面,利用各种光、机、电等高新技术进行对生物材料及其制品的加工处理和成型技术的研究,包括材料的挤出、注塑、表面喷涂及处理、精细切割、编织成型、成孔,以及各种功能材料制品如纳米材料(包括纳米粒子和纳米纤维)、管材(如介入导管、神经修复导管)、板材、薄膜、药物缓释材料、镜片材料的特色加工成型方法等。(7)暨南大学科技园。

该科技园以生物医药和电子信息为重点,依托暨南大学优势学科,发展优势产业。暨南大学科技园发展至今,已具备了生物医药从研发、中试到报批、生产的硬件和软件环境,设备总值超过2 000万元,拥有GLP标准实验室4个,中试基地4个,专业队伍力量雄厚,包括有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研究生、实验技术人员等各级技术骨干共80多人,承担了多项国家重大项目,如“973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攻关重大项目等,拥有国家和省部级成果8项,申请专利74项,其中发明专利59项。

该科技园增强配套功能,逐步完善技术、人才租赁、金融、商务咨询等一体化的服务模式,为企业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推动各企业间优势互补,降低企业投入成本,逐步实现社会化、专业化的产业分工,逐步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科技园以推动科技项目孵化、培育和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为己任,想企业之所想,办科技实现产业化要办的事,继续为入园企业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开放园区信息、图书、设备仪器等资源,完善各项支持、保障系统,提供优美舒适和宽松的工作、生活环境等等。科技园坚持以“营造自主创新氛围,实现产学互动,突出优势产业,培育知名企业”为目标,实行全方位开放,通过整合学校和社会资源,积极开发海外华侨资源,在多个层面上与海内外各地区共建科技园的专业分园区,实现大学科技园建设的规模化、多样化、专业化。(8)国家中医药科研实验室(三级)——病理生理实验室。

病理生理实验室是国家中医药科研实验室(三级),主管部门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经过多年的学科建设,1985年拥有硕士点,1986年由国家教委批准成立发热研究室,2003年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成为国家中医药科研实验室——病理生理实验室,同年被批准为博士点和暨南大学重点学科。该实验室和教学科研支撑条件已具规模:暨南大学病理生理学学科现涵盖1个博士点、1个国家中医药科研实验室(病理生理实验室)、1个部批专业研究室(发热研究室)、1个病理生理教研室和1个国家级自然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病理生理杂志》编辑部。该实验室依托暨南大学相关的基础和临床单位,努力落实“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开展创新性研究和学术交流,获取原创性新成果和自主知识产权。该实验室成立以来,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部级科学基金项目40项、厅局级和校基金项目6项,已获得国务院侨办科技进步一等奖等10项奖励,发表论文230多篇,主编、参编专著和高等院校教材27部。

该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有两个:疾病的神经免疫网络调控与发热机制;西医结合防治危重病,内毒素致病作用的信号传导机制和内毒素拮抗剂的研究。该实验室的特点是长期坚持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向,历史积累深厚。该实验室也是国内少数几个将生物测温技术作为骨干实验技术的实验室,在动物使用、温度校正、数据处理和实验动物模型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处于国内领先水平。该实验室的主要技术优势为高体温段生物体温测定,并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无源传感器无应激测温系统,可实现计算机控制的多道实时观察记录,并在实验动物热型模型、动物适应、数据处理和误差校正等方面总结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成为国内该研究领域同行遵行的实验规范。该实验室在学术委员会的指导下,建立了开放基金,吸收校外优秀科技工作者参加开放课题和合作研究,与北京中医药大学、长春中医学院、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新加坡资讯通信研究院等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还聘请黄启福教授、邱全瑛教授、池岛乔教授等多位专家为客座教授,并且与北京中医药大学联合招收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9)广州暨南生物医药研究开发基地。

2001年,暨南大学和广州科技局投资共建了广州暨南生物医药研究开发基地(以下简称基地)。该基地秉承“科技孵化希望,创新实现理想”的宗旨,拥有灵活的运营机制、先进的科研设备和优秀的技术团队,其发展目标是建设成为广州市生物医药项目的孵化器、面向国内外开放式的高科技服务平台。基地主要从事生物药、化学药、天然药物及复方中药的研究开发,按照GMP标准建设了中试生产车间,目前建设的8个居行业领先水平的药物研制技术平台是强大的技术支撑。基地除了承担系列国家、省、市的科研项目,并完成多个项目的临床前沿研究工作外,还作为广东省生物工程药物重点实验室的组成部分、基因工程药物国家工程中心的中试平台、教育部基因药物工程中心,同时也是国家人事部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药物研制技术平台、基因工程抗癌药物筛选平台、小分子抗病毒药物筛选平台、新剂型开发技术平台、生物药发酵—提取—纯化技术平台、抗原抗体诊断产品开发平台、高通量siRNA合成技术平台(国际领先技术)、海洋活性物质筛选及分离提取平台、高效价免疫球蛋白分离制备平台。

孵化项目有:一类抗癌新药NDPK-A,正在申报临床批件的脉乐康胶囊(保健品),正在申报保健品批件的虎贞痛风胶囊,正在申报临床批件的四顺清凉饮冲剂,已完成临床前研究的千金藤生物碱注射剂(临床研究批件号:2005L00391)。

服务功能有两种:①技术服务。包括基因克隆,工程菌构建,重组蛋白高效表达,工程菌高密度发酵工艺,蛋白质纯化工艺探索,质检方法的建立,中药、化学药新药开发,中药、化学药仿制,中药、化学药工艺研究,保健品立项,工艺研究及资料整理,化妆品委托加工,功能性化妆品研究开发和化妆品原料(EGF、bFGF、KGF-2)。②来料加工。包括中试发酵(30L)、发酵液连续流离心、工程菌的匀浆破碎、中试规模的蛋白分离纯化、样品/试剂冷冻干燥、滴丸、微丸、片剂、胶囊等。(10)暨南大学水生生物研究中心。

该中心的前身为1964年创立的国家高教部水生生物研究室,由早期留英博士、著名鱼类学家廖翔华先生和留美博士、国际知名藻类学家樊贡炬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领衔创办。与广东省海洋与水产厅共建了广东省赤潮研究中心,先后建成广东省重点学科、国务院侨办重点学科,并于2002年和2007年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是目前我国高等学校中唯一一个水生生物学国家重点学科。该中心设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岗位,是“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也是我国水生生物学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基地。目前,该中心拥有生物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水生生物学博士点,水生生物学、生态学和环境科学3个硕士点及生态学本科专业,其中水生生物学博士点是教育部首个水生生物学博士点。中心具有“博士后—博士—硕士—本科”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

该中心承担了“珠海市大镜山水库水质改善生物措施科技项目”、“珠海市供水水库富营养化现状与水质管理技术研究”、“惠州西湖水生态系统构建与优化管理规划项目”等多项区域性重点或重大项目。“七五”至“九五”期间,先后两次主持国家基金赤潮重大项目,目前是赤潮“973”项目的主要承担单位。该中心自2003年以来购置了稳定性同位素质谱仪、调制式叶绿素荧光仪、连续流动化学分析仪、水下辐照计等大型专业仪器设备及各类配套设备1 300余万元。在广东省惠州市西湖建立了11 000平方米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城市富营养化湖泊生态系统修复工程示范区”;在广东省流溪河水库,初步建成流溪河水库生态观测站;在暨南大学珠海校区建立了近1 500平方米的微藻资源与微藻生物技术基地。此外,该中心还在长期的积累过程中建成了一个具热带—亚热带地区特色的藻类种质资源库,收集和保存我国典型的赤潮藻、淡水水华藻和经济微藻126种(株)。

对外学术交流方面,该中心与美国、法国、日本、西班牙、芬兰、奥地利等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和互访。2005年成功主办了首届面向亚洲国家的“水生生物国际培训班——淡水浮游动物分类、生态学理论与实践”,并邀请国际水生生物学报Hydrobiology主编、浮游动物权威H.Dumont教授和比利时皇家自然研究院国际轮虫学专家、欧共体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科学委员会委员Hendrik Segers教授作为主讲教师。(11)暨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所。

该所是我国最早从事生物材料研究和开发的机构之一,也是全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材料分会的挂靠单位,并连续承办了七届(1984—2000年)全国生物材料学术会议。生物医学工程学科是广东省重点学科,也是暨南大学“211工程”七个重点建设学科之一,拥有生物医学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和本科学科点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还是国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设岗学科。该所拥有教育部组织移植和免疫重点实验室分室、广东省高教厅生物材料重点实验室(省高教厅生物材料重点实验室于2001年立项建设,已完成基建面积380平方米,引进仪器、设备总值500多万元)。

经过多年建设,该所形成了以各类生物医学材料研究、制品开发、医疗器械研究与应用为主体,涉及生物医学材料、生长因子修饰材料、人工器官、医疗器械以及激光等光机电技术对生物医学材料进行检测分析和加工处理研究的综合实验室。还拥有生物材料的中试基地,具有较好的生物材料研究、开发、组织生产的条件。并在人工皮肤、人工骨、人工角膜等组织工程材料,胶原、羟基磷灰石等有机、无机生物材料、介入导管、腹膜透析管等医用器械,激光生物医学研究在激光散射和显微分光光度分析、粒度分析、孔径分析等仪器及分析技术方面取得过多项成果。同时,该所还拥有多个生物医学材料和制品研究开发的经验和成果,其研制的心血管气囊扩张导管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唯一有自主知识产权、用于临床的导管产品。此外,还有腹膜透析管、多功能球囊扩张导管等系列研究开发产品,不但承担了国家科委、国家计委重点攻关项目,“973”项目以及其他国家级、省部级重大、重点项目,还取得了多项产品和成果,获得过多项省部级奖。

在激光生物医学方面,该所拥有激光散射装置世界一流水平的仪器,在无扰、实时、原位对生物医学组织的力学、光学、电学特性进行检测分析,对材料的形态、粒度(纳米级)和孔径大小及其分布测定,生物材料的生物相容性、细胞黏附力等方面的测量分析技术和设备处于世界前列。

学术带头人黄耀熊教授(所长、系主任)担任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生物医学工程学科评议组成员等多个学术委员会成员。近三年来,该所不但已接受了国内30多家单位各种材料检测分析,还接受了世界著名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德州大学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单位的生物医学材料检测分析及进行生物医学工程有关领域合作,接受他们的博士和博士后人员进修等,在世界享有较高的地位和知名度。(12)暨南大学中药及天然药物研究所。

该所成立于2003年6月,由我国著名天然药物化学家姚新生院士任所长,主要进行中药新药源头创新及中药现代化研究,同时还承担着培养高层次创新性药学人才的重要使命。该所拥有一流的提取、分离和结构测试的先进仪器和设备,独立拥有400 MHz FT-NMR核磁共振波谱仪、LC-MS液相质谱仪、红外光谱仪、紫外光谱仪、旋光测定仪、显微熔点测定仪和12套高效液相色谱仪等大型理化分析测试设备,生物活性仪器包括流式细胞仪、自由基检测仪、库仑阵列电化学检测器、荧光酶标仪、二氧化碳培养箱、LEICA 生物显微镜、超低温冰箱、生化培养箱等。该所的仪器和设备为满足中药提取分离、结构鉴定、质量检测及活性测试等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设施保障。

目前,该所与国内外多所知名院校如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药科大学、沈阳药科大学等建立了密切的学术合作关系。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研究人员先后成功地研究和开发出银杏叶粉针、线麻注射液、匙羹藤总皂苷胶囊等多种新药,申请发明专利40余项(其中12项已授权)。该所正承担多项国家“863”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项目、广东省关键领域重大突破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广州市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具有很强的中药研究和开发能力。(13)暨南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

该所隶属暨南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是一个从事生物活性肽及其基因调节研究和生物工程高科技产品研究和开发的开放型研究所,为国家一级学科生物医学工程博士点、国家“基因工程药物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教育部“基因组药物工程研究中心”、广东省生物工程药物重点实验室(面向国内各大研究机构开放,接受访问学者)。承担了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中之重项目,国家“863”项目,国家“十五”重大专项,国家“973”项目子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广东省、广州市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国家教育部、卫生部、国务院侨办等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并承担了“211”工程重点学科项目。该所近年来获得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重大成果奖,国家科技进步奖、教育部提名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多项奖。申报专利10余项,授权4项。研究所在“八五”期间成功开发了我国第二个基因工程新药及其相关系列产品;“九五”期间,开发的又一个基因工程一类新药被国家科技部列为“1035”计划,即“九五”期间致力开发的十个一类新药之一;“十五”期间,又有新的药物正在研发,如重组多肽、人源化单抗、可溶性受体等。

该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基因工程蛋白药物结构功能改造修饰、基因工程药物表达系统和大规模细胞培养术、细胞生长因子/受体研究、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应用基础研究、转基因干细胞应用基础研究技术。(14)暨南大学生殖免疫研究所。

该所始创于1978年,1984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成为独立的系级科研单位。它是一所独具特色的专业研究机构,是发育生物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点,也是暨南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生殖科学与计划生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该所先后承担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计生委和国务院侨办的部委基金项目、广东省重点攻关项目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研究任务。主要从事HCG避孕疫苗研究、卵透明带抗原研究、精子功能评价与精子冷冻生物学研究以及发育生物学的其他研究。目前,该所正在开展用于不孕不育诊断试剂盒的开发研究,并获得发明专利3项。此外,该所还开展优生优育的相关研究,克隆并表达了造成新生儿缺陷的人巨细胞病毒相关抗原,发展诊断试剂和防治疫苗,该研究获得发明专利1项。(15)暨南大学组织移植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1994年世界银行贷款组建了组织移植与免疫重点实验室,其主要学术方向为组织细胞移植及相关免疫学研究。除了对移植免疫进行研究以外,还开展生殖相关免疫学研究,包括免疫避孕、免疫不育及母胎界面免疫学等方面的工作。该实验室建设总体目标是:组织移植及相关免疫研究和国外相关领域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技术跟踪中心;组织移植及相关免疫研究新技术转换和传播中心;组织移植及相关免疫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再教育中心;组织移植与免疫相关产品研究和开发中心。

目前,该实验室承担科技部“973”项目子课题2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个,国家基金面上项目1个,广东省科技厅重大专项1个。(16)暨南大学抗体工程研究中心。

该中心隶属暨南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和生物工程药物广东省重点实验室,有良好的科研教学设施,主要从事分子免疫学和工程抗体研究与开发,还从事基因工程抗体、单克隆抗体、细胞因子表达调控和食品安全相关的免疫学快速检测研究,先后承担了成国家计委重点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项,卫生部科研项目2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项,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3项,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5项,企业合作横向课题2项。目前,主要开展肿瘤疫苗,抗肿瘤和矽肺的人源性抗体,食品安全相关的赤潮毒素,重金属、抗生素的免疫学快速检测,过敏源快速检测及临床诊断等方面开展研究。完成的“bFGF与肿瘤的相关性研究”于2004年获教育部推荐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申报国家专利3项。近三年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科研论文60余篇,其中有在读研究生15人。(17)暨南大学医学院伤害预防控制中心。

该中心成立于2001年4月,由流行病学教研室、卫生学教研室和卫生统计学教研室有关教师、实验师带头,以课题组和研究生导师组的形式组成,王声涌教授担任中心主任。该中心从1989年以来共承担国务院侨办、省卫生厅、省科委和卫生部的“城市交通安全管理”、“摩托车车祸流行病学”、“青少年伤害危险因素研究”、“中小学生伤害干预研究”、“火灾流行病学”、“死因分析与评价”、“疾病负担评价体系研究”、“烧伤员救治与预后关系研究”、“眼外伤流行病学”、“暴力的现况研究”、“我国伤害控制对策”和“安全社区示范点”等12个课题,培养研究生6人,发表文章187篇,先后获广东省科协优秀建议奖、国务院侨办科技进步三等奖、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次)。分别出席第三届(1996年墨尔本)、第四届(1998年阿姆斯特丹)、第五届(2000年新德里)和第六届(2002年蒙特利尔)的“世界伤害预防控制学术大会”,参与通过《人类的安全权益》的“蒙特利尔宣言”,参加2002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发展中国家交通伤害和卫生公平国际研讨会”,起草并拟定关于《道路交通安全和健康公平倡议书》;在第一届“粤港澳预防医学学术会议”(1996年广州)、第五届“粤港澳预防医学学术会议”(2002年香港)、第十六届国际意外事故和交通医学学术大会(1999年重庆)、第一届全国预防医学学术年会(2002年济南)、第一届全国卫生学学术会议(2001年北京)上作关于伤害控制策略的主题报告。

该中心曾先后协助江苏省、山东省、四川省、河北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伤害研究;为《中华预防医学》、《中华流行病学》、《中国预防医学》、《中国公共卫生》和《疾病控制杂志》组织出版8期伤害“重点号”,主编出版《伤害预防与控制》、《伤害流行病学》和《伤害预防控制简报》。1999—2002年王声涌教授和汕头大学医学院李丽萍教授合作举办了6期以“伤害研究内容和方法”为主题的国家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培训班、全国伤害预防与控制培训班、全国伤害预防与控制讲习班,为国家培训了伤害防治专业人才914人。此外,分别在1999年(汕头)和2001年(银川)主持召开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伤害预防与控制学术会议”,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教授和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王贺祥教授出席了这两次会议,促使伤害防治工作由专家行为向政府行为转变,实现国家把伤害防治作为卫生工作“十五”计划和十五年规划的主要内容之一。(18)暨南大学医药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该中心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创伤修复的分子机制、基因工程药物研发、生物活性材料药械及缓释药物新药研究、组织工程材料及皮肤抗衰老机理研究等,重点建立了重组蛋白改构修饰技术和重组蛋白药物稳定性研究及其制剂开发两大技术平台。自成立以来,先后成功地自主研发了一个国家基因工程一类新药“外用重组人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一个国家三类器械“生物蛋白质海绵”,并完成了国家新药rbbFGF的临床研究工作和系列生物保健品的研制工作,相关研究申报发明专利14项、外观专利6项、专利授权2项,完成技术成果转让经费830余万元。中心十分注重科研成果产业化,立志于将科技成果向社会、向企业推广,先后与辽宁省药业集团、广州肽能生物、长春长生基因、上海万兴制药、广东康美药业、南海朗肽制药等众多企业合作,创造了显著的社会与经济效益。中心十分注重科研成果产业化,立志于将科技成果向社会、企业推广,先后与辽宁省药业集团、广州肽能生物、长春长生基因、上海万兴制药、广东康美药业、南海朗肽制药等众多企业合作,创造了显著的社会与经济效益。(19)暨南大学基因组药物研究所、暨南大学新药研究所。

该所的研究宗旨是研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主要研究方向是设计和化学合成抗肿瘤、抗老年性痴呆、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药物。近期主要研究新靶点抗肿瘤和抗老年性痴呆药物的设计、化学合成、作用机理、活性评价、新的药物输送方法(包括单克隆抗体—药物生物导弹和大分子聚合物—药物生物导弹)。该所还对具有重大价值的中药、天然药物的化学成分进行化学结构修饰,提高药物的疗效,改善生物的利用度或降低毒性,将在这一领域开发出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全新药。该所拥有“作为抗肿瘤剂的结合DNA的吲哚衍生物,前药及其免疫轭合物”、“喜树碱和不饱和脂肪酸的新的抗癌共轭体”等多项国内外专利。(20)暨南大学药学院神经药理研究室。

该室前身为1999年6月成立的暨南大学医学院药物研究开发中心,是从事神经精神药物研究开发与作用机制探索的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研究脑退行性疾病的发病机制及治疗药物。该室承担了多个国家“九五”攻关项目、国家“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药专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等,是我校“211工程”建设子项目承担单位。已申报新药专利8项,其中授权5项,完成新药临床前研究2项。与青岛华仁药业等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该室在国内外较早提出Alzheimer病多重复制模型且制作成功并申请专利;在国内首先使用RNAi技术进行Alzheimer病的治疗研究,取得良好效果,并已发现一个新的药物作用靶点;在国内较早开展药物干预成年神经干细胞治疗Alzheimer病的研究,并取得阶段性成果;提出Alzheimer病发病机制的最后通路是神经网络遭受破坏的观点;在国内较早开展中药血清药理学研究并从中筛选得到治疗Alzheimer病的有效成分;利用转染人类Alzheimer病基因的细胞株,在国内率先开展针对Alzheimer病病因(Aβ)的治疗药物研究,成果已申请专利,相应药物的临床前研究即将完成。(21)暨南大学分子生物研究中心。

该中心是一个以社会发展需求为目标,以现代分子生物研究技术为手段,以团队建设为核心,以开拓创新为动力的科研型团队。发展的目标是利用分子生物技术解决一些国计民生问题,致力于生物技术产业化,将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辐射到医药卫生、农林、环保等产业,为我国尤其是广东省相关产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目前,该中心已建立了蛋白操作室、基因操作室、检测室、纯化室等专门的生物实验室,配备有一系列先进的实验仪器,包括各式电泳仪、蛋白纯化设备、凝胶成像系统、紫外检测系统、基因扩增仪、高速冷冻离心机、生物显微镜、精密电子天平等,为科研人员开展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免疫遗传学和生物信息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实验条件。中心积极承担国家、省、市的科研任务,着力于生物技术在医药卫生和经济生产中的应用。

目前,该中心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①基因组多态性及其检测方法研究。包括人类基因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和短片段重复序列(STR)的筛查、功能分析以及检测技术开发,同时结合毛细管电泳技术、双脱氧单核苷酸延伸技术,以及Sanger测序等技术研制一套集SNP检测、DNA测序、DNA片段分析于一身的自动化遗传分析系统,填补我国遗传分析设备的空白。②基因工程研究。在基因工程应用方面,正通过基因重组,将纤维素酶系的三种酶同时克隆到酿酒酵母的基因组中,使得重组酿酒酵母能一步到位直接利用纤维素发酵生成乙醇,从而缓解能源危机,同时解决农业废弃物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问题。(22)暨南大学公共安全研究中心。

该中心是根据我国公共安全领域的科研需求和学科发展要求成立的。刘人怀院士担任该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重大工程结构安全评估与预警、食品安全与检测、环境安全与评价、医用生物材料与药品安全、交通安全研究、安全防范系统的工程设计、公共安全理论与法规研究。暨南大学公共安全研究中心是华南地区第一家从事公共安全领域研究的专业研究单位,充分发挥了暨南大学理工学科多学科交叉的优势,以及在管理、经济、法学等方面的优势。(23)暨南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

该所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批准成立,自1992年成立以来主要从事以下几方面的研究:板壳非线性分析、大型网壳结构的非线性分析及应用、精密仪表弹性元件的设计理论、高压和超高压容器力学分析、热交换器管板的力学分析、复合材料结构力学、夹层结构力学、弹塑性力学、结构优化设计、飞行器结构与稳定。在近几年里,该所承担并圆满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航天航空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国务院侨办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板壳非线性理论与计算”的研究获广东省自然科学一等奖,“夹层板壳的非线性理论与计算”的研究获国务院侨办首届科技进步一等奖,“复合材料结构分析与计算”的研究获国务院侨办科技进步一等奖。(24)暨南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

该所与环境工程系实行系所合一,现有环境科学、环境工程2个硕士学位授予点,环境科学、环境工程2个本科专业。该所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除了教学之外,在科学研究、科技开发、成果产业化等方面,硕果累累,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给排水处理工程和技术、环境工程生物技术、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新型高效水处理药剂、气体污染控制工程和技术等等。环境工程研究所科技开发及其产业化,已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为我国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25)暨南大学赤潮与水环境研究中心。

通过十多年的研究积累,暨南大学形成了一支以赤潮研究为中心、以藻类研究为对象的多学科的研究群体。通过多年的积累,分别在中国沿海赤潮发生的基本规律,我国赤潮原因的多样性及其时空分布特征,我国沿海典型赤潮种赤潮发生的环境特征,赤潮藻毒素和贝毒的形成、分布、归宿及其检测技术和毒理研究,赤潮的防治理原理及其缓解技术与方法,沿海典型增养殖区营养状况、养殖容量、富营养化特征及防止赤潮发生的理论等方面具备了雄厚的研究基础。通过近二十年的研究积累,在赤潮生物分类学、生态学、毒素和毒理学、赤潮防治等领域一直保持着国内领先的地位。目前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①赤潮生物学。在赤潮生物的分类、甲藻孢囊的鉴定、赤潮藻种库、赤潮藻的生理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②赤潮毒理学。在藻毒素和贝毒素的检测和毒素提取、毒素的毒理学及其环境影响评价方面是国内的一支重要研究力量。③赤潮的防治。在生物杀藻剂的筛选和杀藻机理研究、赤潮的宏观调控等研究方面成绩显赫。

暨南大学的赤潮研究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海洋赤潮研究。自90年代初设立自然科学基金赤潮重大项目以来,连续主持了两个国家基金有关赤潮的重大项目,紧接着又主持和承担了正在进行中的国家“973”和“863”赤潮项目,保持了在赤潮研究领域的国家最高级别的研究项目中的重要地位。在未来的很多年内,赤潮研究仍然是国际上研究热点之一。温家宝总理也对赤潮问题专门做过批示,说明我国对赤潮问题也高度关注和重视,赤潮与水环境研究中心将继续致力赤潮和水环境的研究,保持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26)暨南大学光电工程研究所。

该所近五年来发表科研论文134篇,SCI、EI检索54篇,出版专著1部,教材5部,获得省部级奖励1项。目前承担主要科研项目23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项,省科技计划项目12项,教育部科技重点项目和留学回国人员基金项目各2项等,其他项目6项,经费总额538万元。

该所主要开展了以下5个领域和方向的研究工作:

①近红外光谱技术及应用。近红外光谱技术(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NIRS)是近年来发展最快、最引人注目的光谱分析技术,具有快速、有效、非破坏、无污染、测试成本低等优点,广泛用于农业、食品、制药、生物医学、石油化工、纺织等各个领域的分析检测,有着巨大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益。

②光纤光学与信息技术。A.光纤传感技术。在光纤传感研究中,以特殊环境应用领域为方向,研究特种光纤传感器、智能型光纤传感器以及分布式光纤传感网络。光纤法布里—泊罗腔液位传感器、光纤温度传感器、光纤Bragg光栅液位、流量传感器、光纤气体传感器研究等,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获得专利3项。特别是光纤法布里—泊罗腔液位传感器最近取得突破性攻关进展,以刘颂豪院士为组长的评审专家组认为其“精度等性能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B.光纤光栅技术。在光纤信息领域,光纤光栅不仅可应用于光纤通信,而且在光纤传感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光纤光栅传感器除具有一般光纤传感器的可靠性好、抗电磁干扰、抗腐蚀等特点外,还具有抗干扰能力强、测量精度高、动态范围大、线性度好等优良特性。余有龙等教授已从事光纤光栅传感研究多年,有很多研究成果和丰富的经验。

③光电子信息技术。随着光电子技术的发展,光电检测技术已经成为光电子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日益广泛。光电子检测包括信号检测和二维图像检测,涉及光学、光电子学、电子学与计算机处理技术等多个学科,学科面宽,内容繁复。

④光电材料、器件与技术。A.光电监测和成像器件。开展微光图像、高速图像、紫外图像和红外图像的获取、处理技术,以及各种波长的光信号的探测和判别技术的研究;开展紫外成像技术及变像管和像增强器研究工作;开发用于大气监测的高灵敏度ZnS1-xTex紫外光探测器及其阵列等,为开展军工、太空、仿生学、火情火灾预报、输变电系统故障检查等方面的相关课题研究准备技术条件;中、小功率新波长和蓝光激光器的研究工作。B.纳米材料、光电子材料和器件。光电子材料包括应用于光电子领域的晶体、非晶、超晶格、薄膜和纳米材料等,处于材料科学的发展前沿,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源头和推动力,目前集中精力开展下面两种光电子材料的研究:体单晶材料方面,与广东高新光电子企业结合,开展新型激光晶体材料的生长与性能研究及新波长激光器件的研制,尤其是创新性地开展钨酸盐和硼酸盐类新波长激光,和宽带可调谐激光晶体和激光非线性复合光功能晶体的提拉法生长的研究;有机发光材料与平板显示方面,研究高效稀土磷光和激光新材料及其在有机发光器件中的掺杂应用,开发场致电子发射平板显示器件(FED)制作关键技术。

⑤生物医学光学工程。A.生物光纤传感器。生物光纤传感器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生物医学诊断器件,纳米生物光纤传感器更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对于疾病的早期诊断、病程监测、疾病预后具有重要的意义。光纤技术引入生物医学领域,是生物医学工程的一个重要突破,用于温度、生化分析、流量、流速、生物电位计各种语义学有关的物理量、化学量信息的提取,不仅提高了生物医学工程原有研究水平,而且还创立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可广泛应用于医学临床检测或生物体检测中。B.生物医学信息处理与系统。三维物体面形光电非接触测量技术在生物医学形体测量方面有重要应用。在国内外率先开展三维复杂面形光电非接触测量技术的研究,承担了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小波变换的复杂面型三维测量技术的研究”、暨南大学种子基金项目“基于DLP的三维面型自适应测量技术的研究”等。近年在美国光学学会杂志Applied Optics、国际光学工程学会杂志Optical Engineering和国际会议发表物体三维形貌测量技术研究论文有20多篇,目前正在突破该技术实用化难题,而这方面研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C.生物光电检测技术。主要是紫外生物显微成像技术和图像重现。目前开展的工作有“近场光学显微技术”、“紫外图像检测仪”、“紫外双光谱图像检测系统”等的研究工作。D.医用光电子信息技术研究。主要是生物医学信息的光学处理方法、医学图像处理、激光医疗中的定量检测等。(27)暨南大学电力电子研究所。

该所是暨南大学属下集教学、科研、开发、为社会服务于一身的科研机构。先后承担了国家教委“无工频变压器全MOS在线式正弦波UPS研制”,国务院侨办重点学科科研基金项目,及广东省科委、广州市科委项目等电力电子学研究、开发课题。并已经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和专著,培养了20多名研究生,开发了UPS、高频开关电源、节能灯等十多种电力电子产品。该所引进世界先进的电源产品,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该所在多个领域和企业合作,进行应用性研究,开发智能控制、机电一体化等门类的电子产品,并积极为企业做好技术服务,在社会上获得了较好的评价和较高的声誉。该所是广东省电源学会常务理事单位。通过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优化了资源配置、深化了科研体制改革,为实现跨学科研究和团队联合攻关、推出大型研究成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目前,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进展较为顺利,并已产生一定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二)标志性成果与创新性研究:凸显特色与水平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为华侨高校科研的发展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广东宽松、灵活、有效的政策极大地激励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服务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充分显示出华侨高校科研的特色与水平。

1. 老一代专家学者的显赫成果为华侨高校科研的腾飞领航

20世纪90年代,暨南大学产生了一批新的科研成果,在学术带头人率领下,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最终取得了重大突破。如医学院眼科学徐锦堂教授、李辰教授等开展的“异种角膜移植的研究”,不仅使异种板层角膜移植在动物上得到透明愈合,而且初步运用于临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对异种板层角膜移植后的转归作了动态观察,首次解释了异种板层角膜能够在受主角膜上的存活。此项研究,属所在学科发展的前沿,起点高,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因此荣获1990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

生殖免疫研究中心刘学高教授主持的“HCG避孕疫苗的研究”被定为国家“八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形成了以生育调节疫苗为特色的研究方向,其研究成果多次获奖。1992年,刘学高、潘善培、谭驰和朱伟杰合作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避孕疫苗”项目和“HCG避孕疫苗的研究”项目,分别获得国家计生委科技攻关成果二等奖和科技进步三等奖。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刘人怀院士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率先开展夹层板壳结构的研究,在世界上第一次讨论了表层抗弯刚度的影响,建立了夹层圆板的非线性弯曲理论。接着又讨论了夹层环形夹层矩形板、夹层扁球壳、夹层扁锥壳和夹层圆柱体的一系列非线性弯曲、稳定和振动问题。同时,又建立了一致有效的夹层壳的大挠度理论和复合材料面层夹层板中移动一致有效理论,成果包括专著1部和学术论文7篇。这些研究工作具有系统性、创造性,得到美国同行专家教授的充分肯定,并于1994年经国务院侨办和上海市高教局分别组织专家鉴定,认为“成果居于国际领先水平,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为此,刘人怀院士获国务院侨办首届科技成果进步奖一等奖。

生物系林剑教授主持的“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项目被列为“八五”科技攻关项目。1994年,林剑、何剑等“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的研究与开发”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广东省高教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水生生物研究所齐雨藻教授所主持的“中国东南沿海赤潮发生机理研究”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齐雨藻、吕颂辉等的“南海赤潮藻类和海洋褐细胞类赤潮”获国家教委1994年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1978—1979年期间,张元元教授提出了“不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做出了中国将长期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之后,他又著文明确提出:“处在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要补现代化大生产、商品经济和民主法制的课。”这一观点对廓清长期存在于我国的理论谬误,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路向的选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都给出了前提性的、根本性的学理说明和理论预见。赵元浩教授根据自身的考察体验,于1981年3月提交了《关于美国华侨状况及侨务工作的报告》给广东省有关部门,提出了做好侨务工作的一些建议。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同志阅后认为:“赵元浩教授的报告反映了许多重要情况,对侨务工作和侨务政策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值得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视。建议采取适当形式,把他的报告印发省各有关部门和各地、市负责同志阅。我们应当采取切实措施,改进和加强侨务工作。”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根据任仲夷同志的意见,将赵元浩教授的报告印发全省县以上党委负责同志阅并报送了中央办公厅、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国务院办公厅、外交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等单位。该报告对广东省,乃至我国制定侨务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余炎光教授主持的“清末民初广东社会经济研究”、朱杰勤教授和徐善福主持的“世界华侨史研究”、张乃坚教授和陈乔之教授主持的“中国开拓东南亚投资贸易市场研究”、饶芃子教授主持的“比较文学”、张元元教授主持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研究”、王光振教授主持的“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战略选择”、何佳声教授主持的“澳门经济结构与特点研究”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这些研究为暨南大学形成具有侨校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做了重要的铺垫工作。

2. 一大批文、理获奖成果使华侨高校科研引人注目

经过“七五”、“八五”、“九五”等多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一大批获奖成果彰显暨南大学科学研究的实力。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医学院黄秉栓研究的“脑血管紧张脑多巴胺脑心房台肽的中枢作用”项目,获国家教委1986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钟汉泉、黄慧妍等研制的“心血管气囊扩张导管”,获广东省高教科技进步一等奖。吴恭顺、王海刚等的“软件开发继承工具及应用”研究成果,于1994年获广东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广东省高教科技进步二等奖。1992年,冯德雄等的“电信溶出分析法的理论和应用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万舒民的“新的固体原子间的势能函数及其在研究固体弹性和热膨胀与微观结构关系中的应用”,获广东省人民政府自然科学奖三等奖。1994年,司徒锐、王慧华的“肿瘤亲戚转移钟爱细胞外间之互相关系及其体内侵袭模型的系列研究”、王思明的“随机服务系统理论的发展及其在计算机局部网络等的应用研究”,许庚与中山医科大学合作的“长年性鼻炎的组织病理学研究”等均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冯泽康与湖南医科大学合作项目“中国15城市不同胎龄新生儿体格发育调查研究”,获国家卫生部1990年科技进步三等奖、湖南省1989年医药卫生科技成果奖二等奖。1994年,一批学者荣获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首届科技进步奖,其中获一等奖的有刘人怀的“夹层板壳的非线性理论与计算”、李楚杰的“发热中枢介质的研究”;获二等奖的有苏泽轩、金庆骝的“肾结石现代外科治疗的研究”、任邦哲、刘誉的“广东异常血红蛋白及其分在病理学研究”;获三等奖的有王声涌、胡颜玲等的“城市交通事故的流行病学研究及治理意见”、王子能的“人子宫内膜的潮位机构研究”、郁知非的“现代血液病学及临床血液病学最近进展”。同年,张春麟与广东测试所合作的“广东省核电站放射性本底研究”,获广东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张金茹、王海刚等的“计算机辅助教学和教学管理”,获广东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广东高教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欧阳政、蔡端仁等的“生物体中有机硒和有机碲的分析研究”,获广东省自然科学三等奖、广东高教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杞桑、黄伟健的“珠江三角洲水污染生态及治理对策研究”,获广东高教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徐锦堂、李辰的“环孢蕾素A实验研究和眼局部应用”,获广东省医药卫生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暨南大学在避孕疫苗、水生生态、角膜移植、基因重组、肿瘤侵袭、生物医用材料、病理生理(尤其发热机理)、神经病理、妇产科学、肾外科、计算机应用、数学和化学、软科学等科学技术的某些领域的科技成果已达到较高水平,并逐步形成华侨高校的特色。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1988年陈初生教授所著的《金文常用字典》获全国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二等奖。1991年广东省青年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奖,蒋述卓的《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获艺术著作一等奖;杨海涛的《比较管理学导论》获艺术著作二等奖;殷国明的《艺术家与死》获艺术著作三等奖;左正的《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陈奕平的《农业人口外迁与美国的城市化》获艺术论文二等奖;张晓辉的《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刘绍瑾的《寻找中国纯艺术精神的根》、杜瑞强的《亚洲四小龙的近忧远虑及经济走势》、周运源的《试论琼港贸易合作》、袁培树的《湖南南下谋职人员的综合考察报告》等获艺术论文三等奖。1992年在国家教委首届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的评奖中,刘绍瑾的《庄子与中国美学》、邓伟根的《产业经济结构与组织》继荣获上年全国光明杯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三等奖之后,又获得首届全国高等教育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1993年至1995年一大批成果在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奖、全国青年优秀社科成果评奖和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中获奖。在广东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评奖中获优秀成果一等奖的有胡军、朱卫平等的《广东省工业产业竞争力研究总报告》,詹伯慧主编的《广东粤方言概要》,王聪等的《中国证券市场佣金制度研究——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SCP分析框架》,徐瑄的《知识产权的正当性——论知识产权法中的对价与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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