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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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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恩先生试读：

作者手记

多年前，1981年或1982年，我写了《

佩恩先生

1938年，巴黎

4月6日，星期三，傍晚，当我准备离开我的房间时，我接到我的年轻朋友雷诺夫人的电话，她要求我在当天傍晚赶紧到波尔多咖啡馆去。咖啡馆在里沃利街上，离我的寓所不太远，如果我快一点，一个小时后可以准时赶到。

我刚开始讲的这个故事的第一个异常征兆立刻出现了：在下楼梯至三楼时，我和两个男人相遇，他们讲西班牙语，我不懂的一种语言，他们穿着深色的长外套，戴着宽檐帽，由于身处我下方的台阶，帽檐遮住了他们的面孔。由于楼梯通常处在半明半暗之中，而我走路的时候也没有声响，所以直到仅相距三级台阶时，他们才注意到我的存在。于是他们不再说话，但他们并没让到一边让我继续下楼梯（楼梯两人走，相当宽绰，三人走则不然），而是相对而视了片刻。这一片刻却好似永无止境一般（我必须强调，我当时站在比他们高几级台阶的地方）。之后，他们极为缓慢地把目光放在了我身上。他们是警察，我想，只有警察才保持那种看人的方式，这是在阴暗的森林里捕猎的先祖遗留下来的东西。随后我想起来，他们讲西班牙语，因此他们不可能是警察，至少不可能是法国警察。我想，他们接下来会对我讲那些迷路的外国人讲的半吊子式的外语，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站在我面前的那个人以可以想象的最糟糕的方式向旁边一躲，靠在了他的同伴肩上，那种姿势肯定让两个人感到不舒服。这个动作使我能够在打了一个得不到回应的简短招呼后继续下楼梯。出于好奇，我在走到一楼的平台后回头看了看他们：他们还待在那里，我发誓，他们还站在原先的台阶上，上一层楼梯平台处悬挂的一枚灯泡投下微弱的光亮，让人委实感到惊讶的是，他们仍然保持着让我通过时的那种姿势。仿佛时间停止了，我想。走到街上后，从天而降的雨水使我忘记了这件事情。

雷诺夫人靠墙坐在餐厅的最里面，后背像往常那样挺得很直。她看上去很焦急，尽管见到我时她的面部放松下来，仿佛突然的松懈正是她表达已认出我来并在等我的明确方式。“我想请你去看看一位朋友的丈夫。”我刚刚在她对面坐下来，她便脱口而出。我面对一堵墙上的大镜子，镜子让我几乎将餐厅里的一切一览无余。

我想起了不久前死去的她年轻的丈夫的面孔，天晓得我怎会有如此怪异的联想。“皮埃尔，”她强调着每个字，“现在急需你从专业的角度去看看我好友的丈夫。”

我想先点一杯薄荷酒，然后再问她，那位先生患的是什么病……“巴列霍。”雷诺夫人说，接着又同样简洁地说：“打嗝。”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张貌似已故雷诺先生的面孔会闪现于那几个在离我们一两张桌远的地方喝酒和闲谈的人身上。“打嗝？”我面带但愿是礼貌的苦笑，问。“他快死了。”我的对话者冲动地说，“谁也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你得救他，这不是一个玩笑。”“我担心，”当她通过大窗户望着里沃利街上流动的行人时，我低声说，“如果你不特别清楚地说明的话……”“我不是医生，皮埃尔，对这些事情我几乎一无所知，你很清楚，这是我的不幸，我一直想当护士。”她那双蓝眼睛愤怒地眨了几下。其实，雷诺夫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实际上，她没有进行过任何学习），但这并不妨碍我认为她是一位聪慧的女性。

她微露愠怒的表情，垂下了睫毛，以一种背诵的语调补充说：“从3月底开始，巴列霍先生就住院了。医生们依然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但是他确实快死了。昨天，他开始打嗝……”她停了片刻，巡视着街上的人群，仿佛想寻找什么人。“就是说，他昨天开始不停地打嗝，谁也没有办法减轻他这个症状。正如你所知，这样打嗝下去是会要人命的。如果说这还不够的话，高烧还一直不下40度。巴列霍夫人我多年前就认识，今天早晨她给我打了个电话。她独自一人，除了她丈夫的那些朋友（他们几乎都是南美人），没有任何人帮助她。在她对我说明她的处境时，我想到了你，当然我没有对她保证什么。”“对于你的信任我感到荣幸。”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我信任你。”她立刻回答。

我想，信任是爱情的第一个条件。

我觉得没有把握。她的眼睛显得干涩（怎么能不干涩呢？），仿佛在慢慢地打量我的西服上衣的垫肩。“医生们没做过的事情，你可以通过针刺疗法做。”

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我轻轻地打了个寒战；一瞬间，我觉得雷诺夫人的手指是透明的。“相信我吧，你是唯一能够挽救我朋友丈夫的人，不过我们必须快一点，如果你答应的话，明天你就去看看巴列霍。”“当然，我不能拒绝。”我说，没敢看她。

她的叫喊引起了临近几张桌的人的注意：“我就知道你会答应！啊，皮埃尔，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首先应该做什么呢？”我打断了她的话，一面望着镜子里我那羞红的、也许是洋溢幸福的面孔，以及服务员的身影，他在跟两个穿黑衣服的人说话，那两个人又高又瘦，面孔憔悴，站在收款台旁边，好像正在为某种消费付款，或者在向服务员吐露什么秘密。“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我需要跟若尔热特，跟巴列霍夫人谈谈，”她说，“并为明天的会面敲定一个尽早的时间。”“我非常赞同。让我越早了解你朋友丈夫的病情会越好。”我十分肯定地说。

服务员和那两个穿黑衣服的人转过头来看我们。那两个面色特别苍白的陌生人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好像在表示同意。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那一刻，我觉得那两个人是某种怜悯的化身。我怀疑雷诺夫人认识他们。“他们在注意我们。”“谁？”“那边，在收款台旁边，你偷偷地看看那两个穿黑衣服的人。我觉得他们像一对天使。你不这么认为吗？”“别说蠢话，我求求你，天使都很年轻，而且有粉红色的皮肤。那两个可怜的家伙像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或者是从地下室里出来的。”“尽管他们可能只是疲惫的或者生病的办事员。”“的确。你认识他们吗？”“不，当然不认识。”她回答，眼睛盯着我的领带上的别针。

我感觉她好像变小了。

虽然我尽力了，雷诺夫人的丈夫还是在六个月前死去了，年仅二十四岁。准确地说是在其夫过世的一个星期前，雷诺夫人带着我们共同的朋友里韦特老先生的一封简短的介绍信来到我家，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什么也做不了，医生们早就宣布雷诺无法医治了，很明显，只有年轻的雷诺夫人还在绝望中盼望着丈夫能够康复。我不顾我的习惯，也不顾疲劳，答应了她的请求。就在那一天，我去看了躺在萨尔皮特里埃医院临终病床上的雷诺先生。那家医院有不少医生很尊敬我，有时会请我用我基本的针刺疗法协助他们进行各种治疗。

雷诺先生肤色黝黑，有着一双绿色的眼睛，据说是一个南方人。他很巧妙地假装不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我随即觉得他很和蔼；他既英俊又笨拙，在他身边待五分钟就明白他的女人对他怀有的爱情。“所有相信我能恢复健康的人都是疯子。”第二天晚上，我为了让他开心，也许也为了创造一个互相信任的空间而向他讲述了我日常工作的细节后，他对我说。“别这么想。”我微微一笑。“你不懂，佩恩。”他的面孔闪着光，并稍稍朝向我，同时他的眼睛在寻找某种我看不见的东西。

我在他身边，直到他死去。“你不必自责，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他死的那个晚上，迪朗医生劝我说。

从那时起，每过半月二十天，我就去看雷诺夫人。是一种友谊吗？我不知道。也许还有别的东西，尽管我们相见只限于伴随着交谈的散步，那些交谈从来就没有涉及对感情或政治的见解，或者至少没有涉及她的见解；几乎总是我说话，尽管我很不情愿，话题还是停留在我那已经有点久远的青年时代、我曾参加战斗的世界大战、我对神秘学的兴趣和我们对猫儿的共同爱好之间。的确，我们也去看电影，并且总是在我的要求之下，或者躲进随便某个城区的餐厅里，通常在那里默默地待着，那种沉默让我们感到很舒服。从来就没有关于亲密关系或感情的任何暗示，除非将她说的关于她去世丈夫的话归于此类。最后一点，我们从没有到对方的私人住所去拜访过（雷诺夫人带着里韦特老先生的介绍信去找我的那一次除外），尽管我们都有对方的地址。

我一面慢慢地往家走，一面回想雷诺先生发烧的面孔，同时思考着陌生的巴列霍先生的呃逆。这一意象反复地出现，突然想到：近几个月间，我很难不把疾病甚至英俊同对雷诺先生的回忆联系起来。几乎十二点了，我在帕西区的一家咖啡店里由一位老熟人陪伴度过了剩余的不眠之夜，他是一位退休的裁缝，把大部分时光用来研究催眠术。雨已经停了。我想，在我们和患者之间起桥梁作用的人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过患者们最深刻的症状。中间人就像X光。该理论实在是缺乏根据，在内心里我是不相信的。除了她个人的那种想看到我终于治愈某人的愿望，一种病态的愿望，关于这位我未来的患者，雷诺夫人又反映过什么呢？如果不是出于她想要更加信任我的合理愿望，这又能意味着什么呢？既然我没有救活她的丈夫——当我出现在她的生活中的时候，这就是我的作用和任务，那么现在我就应该救治她朋友的丈夫，并以行动证明一种现实，证明一种合乎逻辑的、高级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我们能够继续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也许我们最终会相熟，相熟之后会改变幸福，在我来说则是向往幸福。（一种类似勤奋和信任的合情合理的幸福。）然而仍有某种抓不着的东西，它存在于雷诺夫人的沉默中，存在于我自己的感官中，是一种我自己也不清楚原因的警觉。一种异乎寻常的烦恼在极为琐碎的事情后面存在着。我相信我隐约看到了危险，但不知道它的性质。

似乎为了证明我的恐惧，在转过我家那条街的街角时——这条街平时在这个时间荒无人烟，我突然听到一阵正在加快的脚步声。我又走了几米后惊异地停了下来。有人跟踪我，我像那些发现自己的腿患坏疽病的士兵那样怀着既确信又惊恐的心情肯定。这可能吗？

我回头从肩膀上偷偷地看了看：大约在二十米远的地方，有两个男子顺着我所走的方向走来，他们肩并肩，挨得很紧，看上去像一对连体兄弟，戴着特别大的宽檐帽，黑色的身影呈现在对面人行道上的路灯下。

我知道，他们在一面走路一面紧紧地盯着我。被监视的感觉如此强烈，甚至引发了肉体上的痛苦，那种痛苦让我整个人都变得不自然了。我快步走完到我居住的公寓楼的那段路。我不记得听见他们在跑步，据此我猜想，我的反应应该让他们措手不及了。迈过门槛，略微费劲地关上门厅的门后，我发现自己浑身都湿透了。我背靠着门想：出汗是身体健康的明显标志。之后，我感到羞愧极了；我对自己说，我刚才一定在跑。那两个男子一定且完全有理由认为我在躲避他们，等等。就在结束这些除了自我羞辱毫无其他益处的指责时，我已经恢复了气力来爬陡直的楼梯，足够爬到第五层。就在这时，我听见大门外头，几乎就在与我的耳朵齐高的地方，传来那两个男子用西班牙语含糊不清地说什么的声音。

我没有开灯，尽可能不声不响地爬上了楼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小炉上热了一杯茶后，躺在了床上，我对自己说，昨天和今天有一些新情况将打乱我的日常生活。是运动，我想。圆周，会在意想不到的某一点断开。我有一个患呃逆濒临死亡的病人；那两个西班牙人（而我那个病人，尽管不是西班牙人，是西班牙语美洲人）毫无疑问在跟踪我；雷诺夫人在波尔多咖啡馆里看到那两个在看我们的高个子先生时，显得很紧张。他们并不是跟踪我的西班牙人，不过，雷诺夫人似乎认出了他们，或者猜出了他们的身份，有些害怕了。

4月份，我想。一个新的生命周期。在某个时刻，我睡着了。

我很晚才醒来，有些头痛。有人在敲门。是隔壁房间的租客格勒内勒夫人，她的手指间夹着一个深蓝色信封和一个白色信封，信封都是普通纸制的。一看见我，她就大叫一声：“佩恩先生，你吓了我一大跳。”“可是我只是开了一下门。”我说，其实，我开门时用力一点也不猛烈，甚至可以说，几乎相当缓慢：仿佛“无可奈何地”开的门。格勒内勒夫人竟然被吓着了！“这是中午。”她说，一面伸长脖子，徒劳地希望在我房间里看到某个陪我过夜的人。

为了保持尊严，我稍微关小了门，并问她，那两封信是不是给我的。“当然，”她说，“没有人给我写信，如果我收到信，那也是从外省来的，我妹妹写的，或者是我过世的丈夫的妹妹写的，但绝不是从巴黎来的。”

她挑衅地微微一笑，她的双下巴在和我的胸部一样高的地方垂着。“这一封，”她扇着白信封，“是两个外国人，两个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亲自送来的。而这一封，”她举着蓝信封在空中画了一个小螺旋形，使了一个同谋者似的眼色，“是一位邮差送来的。不过，你闻闻，还散发着香味呢，对吧？”

我无动于衷，双手放在晨衣的口袋里，眼睛望着空无一人而寒冷的走廊，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你看见那两个外国先生了？”“是的，我还跟邮差说了说话呢，是一个刚从阿尔比来这儿的老实青年，他对这座城市甚至还不了解。”“你跟西班牙人讲话了吗？”“他们是西班牙人吗？”“我想是，”我不是很有把握地说，“你跟他们讲话了？”“不多。他们敲你家的门，敲了好一会儿，大概是上午九点的时候，你睡得很沉，佩恩先生。”“他们对你说什么了，格勒内勒夫人？”“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问我，你是不是住在这儿。我对他们说是的，当然，不过，你很可能是在别的地方过的夜，谁能想到你在睡觉呢；后来，他们又问我，你是不是常在外面过夜，我对他们说，这不是我应该管的事，尽管我谨慎地肯定说，你不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是位学者，几乎很少夜不归宿。显然，他们理解起来很困难，或者不知道如何回答我。反正，他们沉默不语，好像希望听到从你的房间里传出一点声音，后来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写了一张字条，塞进信封，给了我，信封封着，你看看吧。他对我说，急需你立即收到它，这话他重复了好几次。多么讨厌的人。一定，一定，我对他说，我完全明白，你放心吧。另一个人把耳朵紧贴着你家的门，还不死心，好家伙。”

我把信从她手里夺过来，同时低声说了一句含糊不清的感谢的话，关上了门。当时，我一面听着格勒内勒夫人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走廊里，一面回想起我在夜间的某个时刻曾从梦中醒来，在梦中，一个我隐约觉得是为我好的人温柔而固执地强捂住我的嘴。醒来时，我发现自己的手压在嘴唇上。难道我想把自己闷死吗？难道我想强迫自己保持沉默吗？

我坐在床沿上打开白信封：“皮埃尔·佩恩先生，我请求你屈尊于晚上十点到拉丁区维克托咖啡馆来一趟。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不要缺席。”当然没有署名。蓝信封是雷诺夫人寄来的，内容如下：“亲爱的朋友，我跟巴列霍夫人谈过了，她同意今天下午四点在波尔多咖啡馆会面。巴列霍先生的病情依然如故，仍然打嗝，热度没有下降。巴列霍夫人认为在负责治疗她丈夫的医生和你之间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我也这么看。再见。玛塞勒·雷诺。”

我从出租车有点脏的小窗口望着医院的正面；我明白，在那背后，比任何事物，甚至比疯癫都要多的，是孤独，孤独也许是疯癫的最细微的形式，至少是最清醒的形式。

此时是4月7日晚上七点，巴列霍夫人、雷诺夫人和我，刚刚来到阿拉戈医院。在路上，我几乎一直沉默不语。两位夫人似乎有许多话要说，无论如何，我的思绪总在迷雾缭绕之地游荡，不大情愿和别人交谈。“你好像心不在焉。”当她的朋友在门厅的另一头跟负责接待的护士三言两语交谈的时候，雷诺夫人对我说。“绝对没有。”我微微一笑。

后来，我们跟着巴列霍夫人进入了白色和灰色的楼道，那些楼道具有金属光泽、闪着磷光，到处都沾着些意想不到的黑色长方形的斑点。“这好像是一条现代艺术画廊。”我听见雷诺夫人低声说。“实际上这些楼道是圆形的。”我说，“如果楼道延伸下去，我们能不知不觉地一直走到最顶层。”“就像比萨斜塔。”巴列霍夫人用心不在焉的声音说。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例子，不过我并不想反驳她。

雷诺夫人面带古怪的表情对我微微一笑：医院的气氛终于使她感到不快，她的脸上现出一种沉重和有所期待的表情。“什么都这么白。”她说。“不自然的白。”巴列霍夫人补了一句，同时抓着她的手臂，加快了步伐。

我跟着她们。

两位朋友走得很快，尽管她们的步调不稳。从后面看她们，你会有这样的印象：她们鞋子的高跟松松垮垮。我想，全是因为她们的精神太紧张了。同样，我还注意到，楼道里的电灯安装得奇特但很实用，一个外来人粗粗看去不会在角落处发现任何电力设施的踪迹，但每个角落却都被照亮了，而灯光还在闪烁，以一种让人难以察觉的方式，亮度在有规律地减弱。

突然我们遇见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子站在楼道中央，这是我们一路上看到的第一个人，他似乎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我们走近时，他抬起眼睛，撇着嘴嘲弄地打量着我们，然后抱起了双臂。他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冷漠的人，或者至少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我从他的表情推断，显而易见，我们的突然造访，使他感到很不快。巴列霍夫人的脚步明显放慢，仿佛想把我们和那个人的不可避免的相遇推迟一些。显然，他们认识，好像她很怕他。不过，为什么呢？

我们彼此正式做了介绍。“这是勒雅尔医生，我丈夫的主治医生。”

勒雅尔点了点头，向我们致意。但即使在她们告诉他我见他的目的时，他也没说话。他那种明显的、有点假装的专注样子，吸引着雷诺夫人的注意。

当巴列霍夫人说起没有进行的或者弄丢了结果的尿液化验时，我沉默不语，打量着医生消瘦的面孔，对于她说的事情，勒雅尔只是耸了耸肩。过了一会儿，当我认为已到了我说话的时刻时，我便直接以掩饰不住的率直口吻问他：在他看来，折磨着巴列霍先生的是什么疾病。他那种断然的回答以男中音的嗓音传进我的耳朵：“我没有义务回答你。巴列霍夫人可以告诉你，她了解情况，我不了解。我这个人不多嘴多舌。”“什么……”巴列霍夫人结结巴巴地说。

雷诺夫人抓住她的胳膊。“若尔热特……”

勒雅尔不理会两位夫人，注视着我，微微一笑，似乎想给我时间理解他对我说的话。在我旁边，巴列霍夫人的颌部抽搐着，脸明显红了，差一点给医生一记耳光。我只是叹了一口气，试图让自己显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但这无济于事，我望着我鞋子的轮廓。

勒雅尔轻轻点头致意，这让他脸上的嘲笑之意更加浓郁，然后便抬脚离开，而被丢下的我们则毫无疑义地组成一幅奇怪的画面：我们站在楼道里，呆若木鸡，谁也不想说什么，不想说任何事，不想发表任何打破沉默的普通看法，面孔朝着某个已经无人的空间，我们仿佛在等待勒雅尔突然回来，真真切切地出现在那里，并进行辩解。我敢说，受羞辱的感觉在两位朋友心中要比我强烈得多。医生的态度，尽管带着恶意，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我咳嗽了两声，尽量不去看她们，因为我注意到，她们更愿意这样。我们正准备重新往前走，这时只见一大群穿白衣服的人，先是像一个雪球，随后又像一阵雪崩，从楼道的另一端向我们涌来，没有什么过渡，让我们猝不及防。

他们走到我们所在的地方后，一个头发蓬乱、眼睛湿润的人走上前来，抓住巴列霍夫人的手，叫道：“医术高超的勒米埃医生来了。”

他的话像在一座教堂里一样回荡。灯光又变暗了，我毛发悚然：那个人只说了这一句哗众取宠的话。

为了证明那个人的断言，那群人当中的一个小胖子对着左边和右边微微一笑，举起手让众人安静，然后吃力地伸出手，握住了巴列霍夫人戴手套的手。“很高兴见到您。我刚刚探望了你丈夫。他的所有器官都像新的！我看不出这个人会有什么不好的症状。可以跟我来一趟吗？”

巴列霍夫人被抓着臂肘，跟着勒米埃医生走去，一直走到走廊的尽头，那里有一扇门掩饰着走廊的圆形的特点。从我们在的地方看去，他们的身影变小了，像小孩。勒米埃医生的白发与其身后充当背景的门扇色调相同，他的动作短暂而猛烈，点头，摇头，询问；巴列霍夫人的头只动了一次，短短地回了一次头，徒劳地寻找着我们，好像想对我们说再见。“我们最好还是走吧。”雷诺夫人悄声说。

和勒米埃在一起的医生们用疲惫的、平直的、没有希望的目光望着我们。从某种程度上说，好像我变成了隐形的人。一个相貌英俊的高个儿少年在对一位肤色黝黑、身材矮胖、长相聪慧的少女耳语。另一个少年手持一个笔记本，望着天花板。在这个少女身后，有三个少年双手插在衣袋里，一声不响、平静地待着；左边有一个金发男孩专心地盯着一只手的手掌，另一只手捏着一支熄灭的香烟。在金发男孩背后，先前介绍勒米埃医生的那个可能属于医院行政部门的人，在听一个脑袋光秃、胡须浓密的人闲扯，几乎触到了对方的鼻子，那个人的胸前至少抱着四本书脊开裂的大部头书。

在所有的人中，有两个人远离人群，几乎贴着楼道的外墙待着，我觉得他们是熟人。两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听诊器。“不过，我应该去看看巴列霍先生。”我低声反对说。

声音几乎完全消失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说过话，或想过什么。“现在不行，跟我走吧，我到外边给你解释。”

雷诺夫人的蓝眼睛显得很疲惫。都是因为这白色，我想，是这种非自然的光线的缘故。

我正准备跟她走，在那两位不久前看着像熟人的医生脸上我捕捉到一丝不安，好似人群中出现的一条细小裂缝。我冲着他们微微一笑，也许在等待着他们做出证明我猜测的表示。他们表现出的冷漠，可以和那群人中的其他人一较高低。我跟着雷诺夫人走去。我记得，她走得相当快，与之相反，我的每一步都很沉重，仿佛两条腿被灌了铅似的，我终于停下来。仿如置身在画廊的感觉顺着我的血管上升，直到使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雷诺夫人继续往前走。我看了看楼道的另一端，巴列霍夫人脱下一只手套，察看了一番自己的手指甲，又看了看勒米埃的脸。我等距离地站在两位夫人中间，我的样子一定显得惶惑，愚蠢，不过没有人注意我。就像事先调好了似的，在那个时刻，楼道里的灯光开始闪烁。我想，现在确实就要停电了。我觉得雷诺夫人的影子撞在了墙上。我又转过头去：一些医生厌倦地仰起头来望着屋顶，仿佛他们觉得那种现象不足为奇。恢复正常后，灯光的亮度大大减弱。现在楼道呈现一种深棕色的色调。人们的影子朝着不明确的方向拉长。雷诺夫人微张口唇，似乎说了一句话，也许说的是我的名字，她在楼道的另一端等我。我最后望了望那群医生。我相信我认识的那两个医生仍然待在那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他人的冷待，他们像是外国的学生，我这样想。“外国的”这个词给了我一把钥匙，于是我明白了他们是什么人，我在哪里见过他们，我跑到雷诺夫人跟前，她惊讶地看着我。“佩恩先生，你要记住，我们是在医院里。”她责备我说。

外面开始下雨了，那是一种几乎看不见的牛毛细雨，不过这进一步加重了夜晚的孤寂气氛。当然，雷诺夫人带着雨伞。街上空荡荡的，仿佛人们早就选择把自己关在家里似的。我并非没有注意到下面这个细节：街上的灯是仅有的光源。难道人们待在家里不开灯吗？我们手挽着手顺着人行道走。不知为什么，突然我觉得一切都很完美。雷诺夫人的侧影，雨水落在雨伞上的敲击声，冒险的感觉虽然轻微却是我们共同的感受。“勒米埃医生是一位有名的医生，至少昨天巴列霍夫人是这么对我说的。这似乎是一个巧合，但是就是在昨天，巴列霍夫人对我透露，想找这位阿拉戈医院的顶尖专家给她丈夫看病，不是说不可能，但确实十分困难。我估计，一定有人介绍过巴列霍先生，勒米埃医生最终才决定抽空给他看病。但还是有点奇怪，你不觉得吗？不过对巴列霍夫人来说，这确实是人们能够提供给她的最好消息。所以，你要明白，当时我们待在那里是不合时宜的。”“你是说勒米埃不容许我待在他病人的病房里，”我抗议道，“医生和庸医不能相提并论。”“我没有这么说，佩恩先生，再说，你也不是一位庸医。”“我一直是被这样对待的，你忘记了吗？”“跟勒雅尔发生的冲突吗？你为这事生气了？”“没有……”“那你就不要摆出这副样子。留心脚下，你把脚迈进水坑里了。”

其实，我感到很幸福。雨，夜晚，雷诺夫人的责备，幸福伴随着最平凡的东西到来。“勒雅尔医生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勒雅尔仍然是巴列霍先生的主治医生。这么说吧，在最好的情况下，勒米埃也只能充当一个顾问，这已经足够了。”“据我所见，勒雅尔跟巴列霍夫人相处不融洽。”“据我所知，他跟巴列霍先生相处也不好。”“那么，为什么不换个医生呢？”“因为这不取决于他们，亲爱的朋友。我给你透露一个秘密吧：勒雅尔四天没有去看巴列霍了。你怎么看？”“太过分了。”“问题是，巴列霍夫妇没有钱。他住院是由一位同胞，一个叫加西亚·卡尔德隆的先生替他办的。这个人让自己的医生即勒雅尔医生听从巴列霍支配。”“他是何时住院的？”“3月24日。”“很奇怪，我想，我认出了勒雅尔的随从医生中的两位，但这不可能，我一定搞混了；我想的那些人是外国人，我想是西班牙人。说实话，我很难想象他们是医生或医学院的学生。他们更像是匪徒的徒弟。不过，他们并不让人感到丝毫害怕。”我急忙声明。“他们什么样？”“骨瘦如柴，肤色黝黑……我认为他们不了解这座城市。他们喜欢娱乐，不过别问我怎么知道他们喜欢娱乐。我的确不知道。我只是有这样的印象：那是两个喜欢娱乐的人。”“我不清楚是不是有某位西班牙医生见过巴列霍先生。有一位秘鲁医生经常来。巴列霍先生是秘鲁人。你听说过吗？”

夜里十点整，在一个地铁口和雷诺夫人告别后，我来到圣米歇尔大道的维克托咖啡馆。我的名字写在咖啡馆领班的记事本上，我立即被带到一个单间，两个西班牙人正在那里等我。尽管照明系统很完美，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东西，咖啡馆还是让我觉得像一家黑暗的电影院，电影已经开始，我由服务员带着，在这种情况下，他变成了把我引向座位的领座员。一只蝙蝠，我心里想。走过的那条路连接着服务的人和在黑暗中观望的人。“你到得很准时。”其中一个西班牙人说。

我手里拿着宽檐帽，一动不动地站着，没有越进单间那扇血红色的门。他们没穿白大褂，很难认出来，但是很明显，跟随勒米埃的两个医生，我在楼梯上碰到的那两个西班牙人，接着在早晨给我留下书信的人，都是同样的两个人。“来杯酒吗？”较瘦的那个人问，一面耐心地把桌上的第三个杯子斟得满满的。

我在他们对面坐下，尽量离门口近一点，闭口不提本应让他们做的解释。“我知道，这件事你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另一个人，肤色较黑的人，微微一笑，尽管，老实说，他们两个都是骨瘦如柴，肤色黝黑，而且，非常令人不安的是，在某些时刻，这些是他们唯一的特征。

在端酒杯时，我的手在抖动；杯子里的酒大部分洒在了桌布上。“事实上，我们很愿意跟你交谈，不必担心弄脏了桌布，这没关系。”“这是朋友之间的谈话，恕我冒昧。”“是轻松的谈话。”“不过，你喝呀，喝呀，我们订了点吃的，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慢慢吃的凉肉，然后我们到附近去吃晚饭。”“我是素食主义者。”我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两个西班牙人惊奇地相互看了看——或者说，他们并不感到惊奇，也许是假装的——然后和蔼地微微一笑，仿佛我讲了一个愚蠢的笑话，他们并不怪我。“加斯东，”当服务员端着满满的两托盘火腿肉、排骨和各种奶酪走进来时，其中一个人吩咐说，“把给我们的客人准备的核桃和扁桃仁拿过来。”

我想表示反对，但是他用一只皱巴巴、没有血色的手阻止了。“别忘了花生，加斯东。”当服务员的身影已经消失的时候，他又说。

肤色黝黑的人松了松领带结，对我微微一笑，另一个人早已扑向其中一只大盘子，大块大块地吞起了奶酪，一口一口地喝起了葡萄酒，显得毫无顾忌。“先生们，说实话，我不是来吃饭的。”我说，同时把酒杯举到鼻子前，仿佛在闻杯子里的酒。

两个西班牙人怀着不失亲切的热情笑起来；吃东西的那个人强吞着食物，为我干杯，然后继续狼吞虎咽大盘子里的食品。“有一件事你知道吗？”肤色黝黑的人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服务员叫什么，我管所有的服务员都叫加斯东。当你叫对的时候，就是说，当你管真正的加斯东叫加斯东时，另一个就得付饭钱，你明白吗？”“不，我不明白。采用这种方法，不会有人赢。”肤色黝黑的人疑惑地望了望我。“如果你和你的朋友不约而同地管所有的服务员都叫加斯东，显然，两个人就都赢了，或者都输了。你应该管他们叫加斯东，而另一个人管他们叫……拉乌尔。”

肤色黝黑的人思索了片刻，然后点了好几下头。“你说得对。我们的方法也许过于完美。你肯定读过牛顿的理论，当然。”

我没有回答。“我们知道，你想为巴列霍看病。”骨瘦如柴的人用忧伤的声音说。

我透过酒杯观察他：一条迟钝的红鳗鲡，舔着牙齿，以虚伪的节制喝着酒。“这就是昨晚你们跟踪我的理由吗？”“我们曾去你家找你，去了两次，”他谦恭地微微一笑，“我们知道你住在哪里，佩恩先生。我们有什么必要跟踪你呢？”“的确。不过，倘若不是你们，就应该是你们的两位同胞。”“是在什么时候？”他的兴趣似乎是真诚的。“就在昨天晚上，在我们在楼梯上相遇之后。”

西班牙人好像思考了几秒钟。“算了，算了……总之，这并不重要，不是吗？是一个巧合，因为确实不是我们。”他不很自信地说，“不过，我们还是谈谈主要问题吧。”“主要问题？”“共同利益呀，”他说，“或者常识，如果你更喜欢这么说的话。”

肤色黝黑的人吞下从一个镀镍的小盒里取出的两个药片。小盒几乎是扁平的，光线照在上面，形成了奇特的反光。我从没有看见过类似的东西。当他把小盒装进他的外衣内袋里时，我感到轻松了。“我想你已经猜到了。”他说，“我们希望你忘记一切，忘记巴列霍，他女人，我们，一切。”

我用嘴唇捋了一下酒杯的边缘。我无法思考。情况至少可以说是离奇的。不能失去控制，我对自己说。我喝酒。喝了很大的一口酒，徒劳地希望自己心情平静。“我们的要求，”他强调了最后一个词，“当然不代表对你的能力的任何轻视。不仅如此，我可以在这儿向你保证，我的同事不允许我说谎，我对您在贵领域声名鹊起的能力感到无比钦佩。当然，那是一个十分广阔的领域，我敢说，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未知的领域。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点头表示同意，但立刻觉得自己很丢脸。“但是对巴列霍，你没有什么可做了。为了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另一个人叹了口气，“一个美丽的定义，你的利益，所有人的利益……和谐……平衡……球体的稳定……重新被填平的坑道……微笑……”

我本想提出抗议，表示自己对那一切莫名其妙的话一个词也不懂，但我想，最好还是保持沉默。肤色黝黑的人躺在大扶手椅的橙黄色靠背上，两只眼睛一直盯着我；但是他的目光不是威胁的，更确切地说，是好奇的。他打量着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给了我勇气。出于一股不理智的冲动，我又一次把杯子倒满，一饮而尽，几乎怀着希望。“是勒雅尔派你们来的吧？”“这个问题，我们不会回答。”骨瘦如柴的那个人叹了口气，“其实，我可以开诚布公地对你澄清这一点，我们不会回答任何问题，除非该问题对我们同你之间顺利达成一致是绝对必须的。”“一致？”“我们已经说过了，请你忘记巴列霍、阿拉戈医院等等的存在。当然，我们也会忘记这个信封。”

肤色黝黑的人懒洋洋地，同时带着虚假而做作的炫耀把一个长长的信封扔在酒瓶边，信封是深栗色的，就像十年前巴黎银行提供的那种。信封里装着两千多法郎。“这是为什么？”

骨瘦如柴的那个人带有警告意味地用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个难以辨认的符号，与我划清界限。“不必再问了，记住它就是了。”

毫无疑问，尽管那天下午两个西班牙人亲眼目睹勒米埃和巴列霍夫人之间发生的事情，他们仍然不知道我完全是个局外人。勒米埃全权负责；他和他的医疗团队及勒雅尔；只有白痴才会为了让我不参与跟我不可能有任何关系的事情而掏钱。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一支探戈舞曲的旋律。一个女人的清脆的笑声。几个低沉的私语声，若干孤立的笑声，掌声。我听到了一位主持人的声音：“艾伦·莫纳德斯亲自为诸位演奏……”“这太疯狂了。”“我同意，不过这是一种对你毫无害处的疯狂，且恰恰相反，如今这年月，手里有点小积蓄永远不会多余……”

他们疯了，我想，金钱是真的，它就放在那儿，等着我去拿，拿来装到我的钱包里。这是我第一次不感到害怕。“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奇怪的贿赂。”我低声说。不用说，他们不理解。

骨瘦如柴的家伙满不在乎地微微一笑。“我们把加斯东叫过来吧。”他说，一面按铃，“我们再要一瓶酒。夜晚还年轻呢。”“夜晚永远年轻。”肤色黝黑的家伙纠正说。“是里韦特先生吗？”“啊，皮埃尔·佩恩。”“我现在是从拉乌尔咖啡馆给你打电话，一定太晚了吧？”“没关系，你放心，我还没睡。”“我觉得我喝醉了……需要和一个可信赖的人说说话，亲爱的里韦特先生。”“你说吧，我可以帮你做什么？”“今天晚上我干了一件可恶的、令人恶心的事情……”

“……”“我接受了一笔贿赂……”“你？”“真的，似乎很难想到世界上竟有人肯贿赂像我这样一个低贱的人。”“我不是这个意思，皮埃尔，冷静点，你太激动了。”“你有几次看见我激动过，里韦特先生？你回想一下……”“可是，皮埃尔，不是这么回事，人性深不可测，你还记得普勒默尔-博杜吗？”“你说什么？”“普勒默尔-博杜。”“我的上帝，我有些年都没想起过他了。我想，我们曾经是朋友。”“忘却的力量，魔法。普勒默尔-博杜激动的时候很少，你记得吗？”“他自杀了……是不是？”“不。一年多以前他在西班牙。每过一段时间我就收到他的一封信。他喜欢回忆过去的时光。”“我不喜欢。不太喜欢。我情愿接受或忍受我现在的样子。不过，你干吗提起普勒默尔-博杜？”“不知道，我想，是因为我想念他……和你了。”“今天？”“整个下午。你知道，我们这些老人总喜欢拿过去的时光取乐。我常常翻阅一副为你们二人做的占星纸牌。”“为普勒默尔-博杜和我？你从没有对我说过。”“小事一桩。不必过虑。总之，你对我提到的贿赂是怎么回事？”“我接受了一笔贿赂。我让自己腐化了。”“你是说你接受了一笔钱……”“不错。有人给了我两千法郎，并把我灌醉了，然后我们观看了一场俗气的探戈乐队演出，接着继续喝酒。我甚至还吃了肉！一种沾满酱汁的阿根廷牛排！”“皮埃尔……”“我是自愿的。我想知道。我留下就是为了这个：出于好奇心。尊敬的里韦特先生，其实他们给我钱是为了不让我做我已经没法做、以后也不会做的事情。不过，请你注意，他们并不知道是什么事。他们确实知道的、而且看起来比我自己早几个小时知道的是，有人会要求我负责治疗某个病人。早几个小时，你明白吗？”

“……”“几个小时前，我还根本不知道存在一个我曾经的病人，他们就去见我，阻止我关心这件事。我说的是曾经的病人，尽管实际上我应该称之为不是病人的病人。因为我压根就没见过他！但是他们知道，并采取了适当的措施。我觉得他们对我设下了埋伏；他们埋伏在道路的转弯处；但是我从没有走过那条路，也永远不会从那里走。这怎么解释呢？”“总是有解释的，皮埃尔，当没有解释的时候，那是因为不可能有，你该记得特泽夫，那个试图驳斥居里夫人的可怜年轻人。”“特泽夫……他不是普勒默尔-博杜的朋友吗？”“正是。特泽夫是科学家，尽管普勒默尔-博杜不在其后。他这个年轻人，乍一看，似乎很杰出。当然，他的一切理论都是不能论证的。”“准是酒精作怪，我什么也不记得了，我很久没有喝这么多了。”“你还记得其中有一个伤感的故事吗？特泽夫爱上了居里夫人的女儿伊雷娜，我一直认为这是他驳斥其母亲的原因。”“自杀的是特泽夫，对吗？”“没错，他是1925年的一天夜里在米拉博桥上吊死的……我想，是在冬天；1月或2月；可怕的几天。”“天哪，这一切叫我发笑，里韦特先生。这一切都太荒唐，太可笑了，特泽夫竟然爱上了伊雷娜·约里奥-居里，而我竟然这么晚还打扰你。”“我没有睡觉，亲爱的朋友，我在看书，可以说我在等你的电话，你知道，在我们这个年纪，睡几个小时就够了。”“好像拉乌尔也一样。他关上了咖啡馆的门，现在正在一张桌上玩一种单人牌戏。”“一种单人牌戏？”“是的……他坐在咖啡馆中央，离柜台两张桌远，他想打赢一次牌。”“一种令人不安的情景，亲爱的皮埃尔。”“不……我不这样认为。”

“……”“在咖啡馆深处，柜台后面，还有一个人，她坐在一扇门旁边的一张凳子上，天晓得那扇门通向哪里。那是拉乌尔的女人，我想，她是在算一天的账，或者在看一本小说。无关紧要！我们在谈什么哪？”“谈你，皮埃尔，谈你那奇怪的贿赂。”“你是说，这很丢人。”“不，不，不……你要把这件事看作你的好奇心引发的结果。”“我接受了人家的钱，两千法郎。”“毫无疑问，你们之间有误解。而你从中得到了好处。”“可耻，卑鄙，就像一个无赖……”“你可以把钱退回去，就没事了。”“我当时想，我没有损失什么，我的职业道德也未受影响……我那种皮条客的道德！我当时想，我需要钱！请原谅。”

“……”“现在我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那两个西班牙人。今天下午我看见他们在阿拉戈医院里，但是我不相信他们在那里工作。我为什么不相信？不知道。我就是确信他们不在那里工作……你去过阿拉戈医院吗？”“没有……”“非常可怕。楼道长得没有尽头，好像为了让人迷路而修建的……人们常常迷路……我感到不舒服……”“一切都混乱不堪……”“我要钱是为了某种和实际需要无关的东西。我要钱不是为了吃饭！我有一笔国家津贴……我花钱很少，这一点你很清楚。”“当然，皮埃尔。”“还暗藏着一些其他原因，里韦特先生，我当时仿佛嗅到了隐藏在这里的某种东西……我拿起了钱……只是为了不想挡住……通道……这听起来很疯狂，然而，就是这样。除非我是为了寻找一个借口！”“我想，你应该冷静，皮埃尔。”“你记得半年多以前你把我的地址提供给她的那位夫人吗？她丈夫在萨尔皮特里埃医院里。雷诺夫人。”“记得，记得。雷诺夫人和雷诺先生。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他死了。一个很年轻的男人。”“确实。正是雷诺夫人正式请求我在这件事情上帮忙的。这位病人是她的一位朋友的丈夫。”“我看不出其中的关联，皮埃尔。”“我想，我爱上了雷诺夫人。”

“……”“你一定觉得这很荒唐，我四十四岁的时候会追求一位年轻的女子……”“你还很年轻，皮埃尔。我都八十多岁了，如果我恋爱了，那才叫荒唐。她知道吗？”“她当然不知道。”“你想怎么办？”“把钱还回去，我想，或者请雷诺夫人去一家昂贵的餐厅共进晚餐。不知道。现在我看见的一切都在旋转。我想，我喝得太多了，你对我太有耐心了。”

“……”“我觉得拉乌尔也很有耐心。是到该睡觉的时候了。”

“……”“这么说，普勒默尔-博杜是在国际纵队里了？真让人羡慕：一项正义的事业，在一个激动人心的国家里冒险，真是一个美好的假期。”“不，看来他已经站在对立的阵营。”“和法西斯分子们在一起？”“是这样。”“我亲爱的里韦特先生，这是能够预见的。普勒默尔-博杜从来没有民主倾向。”“我从来没有预见到他会这样。不过，总之，在我这个年纪，已经不能判断什么了。我接受别人本来的样子，无论他们做什么。”“你一直是一位特别仁慈的老师，里韦特先生。”“你别这么看。事情很简单，像我这么一个老人还去扮演法官的角色就是一个错误……不过，会有法官的，皮埃尔，你不要怀疑，会有心肠像铁石一样硬的法官的，对他们来说，同情这个词没有意义。打盹时，我会看到梦在行动和做决定：梦的片段会被重组，很残忍，并且它们遵循那种对我们而言是被偶然所掌控的法则。总之一句话，它们十分可怕，不可理解。当然，等到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这里了。”“也许是我喝醉了，今天晚上有一股奇怪的味道。”“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味道，亲爱的朋友，不然真是不可忍受，我想，我应该上床睡觉了。”“但是今天晚上的味道很特别，仿佛某种东西在街上移动，某种不明确的东西，我虽然知道，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是什么了。”“快上床去睡吧。让你的情绪平静下来。”“味道会跟我到床上。”

4月7日至8日那个夜晚也许称得上我一生中最不幸的夜晚之一。我不知道我是几点躺在床上的，也不知是在什么状态下爬楼梯到达房间的。我睡着了，如果那种颤抖可以称为梦的话。我梦见睡在一座迷宫里，迷宫屋顶很低，又白又灰，建筑式样类似阿拉戈医院的那些圆形楼道，它们有时比较宽敞，没有尽头，有时比较狭小，像弯曲狭窄的门廊。在迷宫中，惊吓和呻吟把我弄醒，又伴随我重新入睡。我在那里做什么？是我自愿还是某种外力强迫我待在那里？我在寻找巴列霍还是另一个人？我想，如果所有的噩梦都商量好一块来找我，结果应该与那天晚上相似。我记得，在某个时刻我坐在床上，一面用睡衣袖子擦脖子上的汗，一面想，我经历的梦境具有传播的一切特点；是的，那是一种无线电话式的传播。所以，我的梦境如同一台偷听别人波段的无线电爱好者的电台一般，场景和声音传进我的头脑（因为我应该说，梦有下面这个特点：除了形象外，它还由声音、含糊不清的讲话和咕哝声构成），这一切跟我自己的幻觉毫无关系，尽管我偶然地变成了接收者。突袭我的这出疯癫的广播剧无疑是地狱的预演；那是一个声音的地狱，那些声音遵循静力学规律联结和分离，我猜想，那些声音是我痛苦的鼾声，鼾声形成了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和大合唱，它们在一个像空荡的阅览室似的房间里扩散，在某个时刻，我发现这个房间就是我自己的脑海。在梦中的某个瞬间，我还觉得我的耳朵就是我的眼睛。

简单地说，噩梦可以以这样的方式进行：

第一个声音说：“皮埃尔·佩恩是什么鬼东西？”“有东西在泄漏。”“我只能确定有东西在泄漏。”“可能是由于微不足道的疏忽产生的。”“看看这一切吧。你注意到什么奇怪的东西了吗？”“我们生活在市场中，生活在大市场的街道中……”“梦境，忧伤。”“有东西在泄漏，看看这一切吧。”

像是在一张移动的照片上，我模模糊糊地看到特泽夫、普勒默尔-博杜和我自己在位于里夏尔·勒努瓦大道里韦特先生那幢他很久不住的老宅子的书房里，我们围绕着他；是在1922年，我们四个人一声不响，尽管我们的导师不断地转动眼珠，仿佛觉察到什么侵入的东西。我明白，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影像是对梦的整个过程的一种替换，尽管它向我提供了神圣的庇护，我还是不能够抓住它。

一个陌生人微微一笑。他是一位电影演员，但是我只知道这一点，仅此而已。他的笑容很美，但是他的话语使空气爆炸，一刹那吸光了整个房间的氧气：“您所说的泄漏指的是什么？对您来说泄漏这个词代表什么？”

从后面，仿佛是透过陌生人的影子，我听见一种低沉的、时断时续的声音，这使我内心充满急迫感。

我醒了过来。我留神地倾听管道的声音。房间的墙壁似乎在让人觉察不到地颤动。我的皮肤也是这样。

那个陌生人顺着一条僻静的街走去。干枯的树叶从树冠上纷纷凋落。秋天到了？

现在我看到自己躲在窗帘后，通过脏玻璃观看站在街心的陌生人，陌生人则在察看我所在的楼房的窗户，尽管他没有察看我在里头窥探他时所利用的窗户。

此人是谁？他在找什么？

在他的目光就要投向我的窗户时，场景化为了碎片。

我听见两个人悲哀地说了下面这些话：“我们在巴黎活动很困难，我们几乎只会讲三四句法语……”“对你们来说，泄漏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情报的泄露吗？”“要守护这个不大的重要地区！”“我们的密探不只是浪费时间，也浪费精力！”“你知道这些词意味着什么？”“时间……精力……时间……精力……”“一包不可能泄露的东西。”

厌倦、腻烦的低语声。后来是抱怨声。“喂，长官，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人在挠我的后背，好像没有时间了。”“梦中的忧伤，没有任何意义。”“除了我们，这里还有其他人吗？”

我仿佛在下水道里，透过排水管看到一个人的深色的鞋子，只达到膝头的灰色裤子。如果那个人走开一些，我的观察范围可以扩大到他的腰部。我永远看不见他的躯干，更看不见他的面孔。

那个人顺着荒凉的街道散步，总是顺着一条真实的或想象的边缘向前走。他一刻也没有离开我的视野。

有人几乎贴着耳朵对我悄声说：“你要当心那个南美人……”

从我身后看过去，所见唯有黑暗；我看到自己确实在下水道中。

1920年的模糊老照片，普勒默尔-博杜、特泽夫和我，我们走过一座铁桥，走到另一边时我们转过身去，挥动帽子（除了特泽夫，他挥动的是白手帕）向一个晃动的人影致意，那个人影渐渐消失了；走到一座广场时，我发现有人在那里安装了一座断头台；一座新断头台，普勒默尔-博杜和特泽夫说，但是他们的嘴唇发出的是一种非人的声音；一股轻微的秋风从窗户吹进来，难道秋天到了？

同一个声音坚持说：“你要当心那个寒冷的南美人……”尽管我知道这一次它是从我的内部发出来的。

寒冷？寒冷的神经？死亡的寒冷？

我想说，有人病了，在城市的某个地方有一个人病了，但是我只是张着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你听人说过一颗新星吗？”“导电的水银，打碎的记录式温度计，泄漏……”“你听人说过新星人吗？”“所有那些跟量子理论相关的笑话。”“你们来搜查我吧。”

上帝啊，在观看那个人的鞋子，那闪光的鞋尖时我想道，但愿他别弯腰……

我醒了过来。我在出汗，我竭力不再入睡。有一瞬间我确信有另一个人在我的房间里。

在我背后，在一家医院的楼道尽头，有一个女人在笑（我知道她在笑，因为这是唯一能听见的声音。）她的笑声像一种镇静剂。接着，一切崩塌，又随后自行重建。

那个陌生人在一种时断时续的声音的环绕下走近。声音是他的光环。他站在卢浮宫的台阶上。秋风在巴黎的地平线上劲吹。他对我说话。“我住在黑色连拱廊下一个有玻璃屋顶的院子里。”“我们不妨设想，我们有两块放在一起的玻璃；我们要是正面观看它们，什么也不会引起我们注意，但是如果侧着观看它们，我们会看到，它们的确是两块玻璃……”“皮埃尔·佩恩是什么鬼东西？”“他收下了我们的钱。”“除了我们之外，这里还有其他人吗？”

我感觉到有人在砸玻璃。我觉得我不会说话了。我醒了过来。

第二天一大早，雷诺夫人来到我的房间。自从我们的友谊开始以来，这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由于出现的新情况，我有些慌乱地请她坐下，同时到隔壁房间去换衣服。她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有一会儿我们一动不动，仿佛从一个异样的角度在观看对方，两个人都被包裹在某种类似急迫和胆怯的情绪中。外面没有一丁点声响传进来，哪怕是空中无法辨认的东西、悬浮的物质也未发出任何轻微声响。环绕她的身体的光亮具有巴黎某些早晨的灰色亲切感。她甜蜜地微笑着，尽管有些谨慎，并以有点失望的小女孩的好奇心观望着一切。我寒酸的房间实在是乱到不能再乱了：在这个窄小的地方，碍事地放着两把高靠背的大扶手椅——家庭的纪念物，一张摩洛哥旧地毯，一个橡木架，一台上面放着火炉的桌式柜和一张桃花心木镶边的深色桌子，桌子上随意堆放着我每天经常翻阅的书、显微镜、节拍器、我的烟斗、盘子和杯子、一把脏刀子，等等。所有的东西上都覆盖着薄薄的一层灰尘，这些灰尘，我之前一直没有注意到，但是当着雷诺夫人的面，它们却在我眼前跳动起来，好像是没落的确凿证据。我试着为房间的状况辩解；我撒谎说，近来我没有时间搞家务。但是她围绕知识分子粗心大意的特点发表了一番人所共知的看法，让我不要在乎。感谢上帝，幸好另一个房间的门关着。镶在墙上镜框里的一张小照片引起了她的注意；那不过是克里希一条街道的图片，是多年前一位朋友送给我的。她有些激动地指着照片：“你出生在那里？”“不，不。”我急忙否认。“这张照片倒很美，但是太凄凉了……”“我承认，照片的确有点伤感。说实话，它挂在那里我已习以为常，我对它丝毫没有兴趣。把它挂在那里可能是为了遮盖墙上的一块湿斑。”

她看了看我，过了片刻后，她脸上露出了舒心的笑容，口唇松弛了。她做了一个想说什么的表情，但是我没有让她说；在她能够说出的无数话中，我猜到了一句话，那句话久远而亲密，是唯一一句我不愿意听或者不敢听的话。我胆小，我为此付出过代价。

几分钟后，她对我解释了她到我家来的目的。其实，这很容易猜出来。前一天晚上巴列霍夫人打过电话，将她跟勒米埃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她。结果很令人失望。的确，勒米埃曾说：“一切器官都是新的。”但是后来，他单独跟巴列霍夫人在一起时又补充说：“但是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个生病的器官！我能看出这个人快死了，不过我不知道他得的什么病。”

谈及死亡时，勒米埃夸大其词，这使巴列霍夫人几乎彻底消沉了，考虑到她在她丈夫的床头度过的日子，不仅睡得少，还要忍受千百次疑惑的困扰，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她也想了个对策，正如雷诺夫人怀着不乏热情的骄傲讲述的那样，她请求我去看看病人。根据我的了解，巴列霍夫人不到一切方法都用尽的时候，是不会放弃的。一切方法是一个婉辞，当然指的就是我。

突然，像从云层的孔隙里钻出来的下弦月一般，一幅场景毫无遮拦地出现在我面前：当科学和医药什么也不能做或者什么也不想做的时候，固执地认为一个不幸的男人不会死的两个女人便去求助另一个不幸的男人。这场景十分凄凉，几乎是一出19世纪的自然主义闹剧；然而，在我们可以称为舞台或近景的后面，我躲在一侧的布景之间，我想我看见了——那是一闪而现的画面，我的面孔一直朝着雷诺夫人，倾听着她的话——一个陌生人的身影，我们可以大胆地认为他正在舞台横幕后面的一条走廊里吸烟，我立即意识到，他就是我在梦中看到的那个南美人。

我想，我是不是太兴奋了，我问自己，雷诺夫人是怎样单纯的一个人，她几乎不知不觉就拜倒在我面前。不管怎么样，我是不值得她这么做的。我没做过任何值得她这样对我的事。也许我感受到一种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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