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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3 13: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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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大学学生会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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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清华(第二辑)

时代清华(第二辑)试读:

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

【嘉宾介绍】

一个是诺贝尔奖得主,在异乡斩获荣誉无数,而最后落叶归根,隐居清华园;一个用理念构筑生活,运筹帷幄,建筑人造山河;一个出身草野,却精于金石书画,好读书,求甚解;一个师承金岳霖、奚啸伯,下笔如有神,桃李满天下:杨振宁、吴良镛、冯其庸、欧阳中石,四位大家,从前沿科学到传统文化,横贯古今中外,纵使世殊事异、阅历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精神:求真、求善、求美。于是乎,五湖四海,清华尽地主之谊,科学家、建筑家、国学家、艺术家,骈坐百年大礼堂。杨振宁,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物理学大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957年因与李政道一起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观念并被实验证明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其于1954年提出的规范场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成为统合与了解基本粒子强、弱、电磁三种相互作用力的基础,并曾在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领域做出卓越贡献。杨振宁先生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香港中文大学,并于1997年出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荣誉主任,1999年出任清华大学教授。其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俄罗斯科学院等多个国家科学院的院士荣衔及多家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吴良镛,著名建筑学家、教育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良镛先生主持参与了大批重要工程项目,如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设计、中央美术学院校园规划设计等。吴良镛先生先后就读于重庆中央大学、美国匡溪艺术学院,1950年回国后协助梁思成先生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并任教至今。吴良镛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冯其庸,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冯其庸先生以其对《红楼梦》的研究而著称于世。吴先生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务院文化组《红楼梦》校订组、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字博物馆工作,现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冯先生先后创作有《曹雪芹家世新考》《漱石集》《秋风集》等一系列著作。冯先生还是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汉画学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协会副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欧阳中石,著名学者、书法家、书法教育家。欧阳先生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代表作有《中石夜读词抄》《欧阳中石书沈鹏诗词选》等。欧阳先生于2006年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策划手记】

时代求大师,“蓄谋已久”。这四位大师,最“年轻”者欧阳中石老人,也已八十三岁高龄。在我们的社会里,这样的大师本已不多:我们常说现在的教育培养不出大师,对于这个问题,四位老人是怎样看的呢?我们常说东西文化难以调和,而四人专业有异、爱好不同,却能将中西文化相贯通,自成体系,有所成就,他们又是怎样实现的?面对科学、人文、艺术,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带着种种问题,我们请到这四位大家共聚一堂,与我们清华学子面对面、与时代面对面。岁月无情,不只催人老,这样与多位大家共同交流、进行思维碰撞的机会,怕是越来越少了吧。

从宇称不守恒到中国书法历史,从北京城市规划到红学研究,讲座嘉宾专业跨度之大,的确空前,也许绝后。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能齐聚科学之真、人文之善、艺术之美,才能以点带面,一窥真善美的究竟:我们活在这世上,总希望生活是有意义的,然而意义又是什么?也许,真、善、美就是一种答案。也许我们永远找不到答案,但是我们听听这些大师的看法,总会有不同的启发。这就达到这场讲座的目的了。【演讲精粹】

中国传统教育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作“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话,这个话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这个与整个中国的教育体制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说要注意把了解的东西弄得清清楚楚,不了解的东西不要管它。可是这有一个很严重的缺点,它没有组织年轻人吸收新的办法,新的知识,就是刚才讲的渗透性的办法。

你去听一个老师讲,你没有办法问他很多问题,不懂的地方没法花很多时间和他讨论,而和同学在一起却可以无限时间地讨论下去,尤其是复杂的问题,是非常细微的、非常微妙的东西,通过这种讨论才可以学习到。有些同学在很早的时候,觉得自己对某一些事情特别有兴趣,特别有能力,就培养这个兴趣能力的再发展,这个将来很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发展的方向。

一位国画的大师,说得很有意思,他说什么是艺术,是造谣言。不过这个谣言,大家都喜欢。喜欢听就是谣言,而且还信这个谣言,甚至很向往这个谣言。

我们今天不是说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人文求善没有错,但是人文里面也要求真,因为你不求真怎么善?所以现在有一些文章让你看着实在不放心。对不对?是不是?你怎么来证实,我心里最大的担忧就是我们文化的衰落,我们学风的变化。

每一个领域里头,大家所热衷的时候能够发展的方向是有起伏的,一个东西可以做得很成功,可是过了二三十年以后就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所以如果你是在那种强弩之末的领域里,你是自讨苦吃。

如果我们把计算机弄成一个比手还灵巧、能写出更有艺术性的汉字来的话,那就更了不起了。我听说有许多计算机专家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社会是在发展的,提出来的问题都促使我们各种学科前进,确实非常有希望。所以我觉得大家提到计算机对于我们的挑战,我们应当谢谢计算机,这不是挑战而是督促,是对我们的启发。所以我说科学和艺术是会一起发展的。【演讲实录】

主持人:尊敬的四位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清华大学时代论坛”,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是2011年12月17日,距离2011年结束还有不到14天的时间。在我们百年校庆年即将走近尾声的时候,一场什么样的学生活动能够总结我们整个2011年,乃至整个清华过去走过的一百年,以及开启新百年新的奋斗呢?今天在大礼堂里,我们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答案。今天坐在台上的四位大师,他们的年龄之和为350岁,他们拥有的智慧、阅历远远超过了350这个数字。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今天作为一场学生组织的学生活动,四位老人在如此严寒的北京,在他们非常忙碌的年末,每一位都没有犹豫,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清华大学学生会同学的邀请,非常愿意在这样的时刻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所以请允许我在这里大胆负责地和大家一起分享: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们一起见证了历史,因为四位大师一起坐在台上是一个历史时刻,所以今天让我们放下心里所有不能够集中的因素,把每一个细胞调动起来,在接下来进行的一个半小时的访谈中,从四位大师身上更多地学习,更多地汲取。也许很多内容我们还不能够理解,但是相信今天他们给予我们的智慧,是我们在清华的四年,都很难很快获得的。

在今天活动的开始,首先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老师为我们致辞。

邓老师:尊敬的杨振宁先生、吴良镛先生、冯其庸先生、欧阳中石先生,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老师们,同学们,各位媒体朋友们,非常高兴在清华百年校庆之际,校学生会“时代论坛”举办了这场“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的教育活动,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学校对各位领导和嘉宾,特别是四位大师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今年是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回溯沧桑,感慨颇多。

自1952年选系调整后,我校成为一所以理工见长的学校。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清华的人文社科建设快速发展,让世人再一次见证了清华通过综合大布局,更好地适应了多元的社会的过程。清华的莘莘学子也一直融汇其中,“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的境界不断成为大家内心的追求。大家都迫切渴望从一位位大师的身上,收获心灵的指导和智慧的启迪。今年校学生会时代论坛很荣幸地邀请到杨振宁先生、吴良镛先生、冯其庸先生以及欧阳中石先生,就“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为话题进行一场交流,这样的机会非常珍贵,必将成为百年校庆年的历史佳话。

长期以来,四位先生一直关注大学的素质教育,他们都是青年学生最为推崇的长者和大师,我们希望通过四位大师对素质教育的看法等一系列问题指点迷津,使大家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并最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收获一段幸福完整的人生。我们相信迈入新百年的清华,继续推崇“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的文化。

最后再一次衷心感谢四位大师的到来,预祝今天的时代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今天的论坛正式开始了,首先我们把时间交给杨老师。

杨振宁:我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跟三位一块参加同学们组织的讨论会。这个讨论会的题目大家都知道是三句诗一般的句子。前两天我想了想,我花15分钟,能把这个很大的题目讲出什么结果吗?我想不太可能,所以我想只花10分钟跟大家讲一点自己的经历。

2004年秋天,我在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教大一物理。我在美国很多年,也教过大一学生,我想比较一下青春年华的大一学生,有什么区别。在中国,考上清华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知道,事实上中国各个中学毕业的同学,对学习吸收的程度要比美国同学好得多,中国第一流大学的一年级学生,比美国一流大学的一年级学生学的要多得多。二流的中国大学大一的学生,比美国二流学校的大一学生也是要学的多。中国在这方面是很成功的。

另外给我非常深的印象一点是,中国大一的学生普遍非常成熟,比起美国大一的学生要成熟得多。美国大一的学生至少有三分之一还完全在一个不怎么开窍的状态,而中国学生早开窍了——这与整个中国的传统以及共产党立国以后的教育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我讲这个话,是希望在座的每位同学都深深了解到,这是中国中学教育的优点。我想每位同学了解这一点,对于你们自己怎么掌握自己的前途,也是有些帮助的。

那么是不是中国的同学学习的方法,学习的态度有缺点呢?有,这也是现在社会上讨论得很多的。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中国的教育,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政策太偏重训导。训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师给你设定一个课程让你去钻研,不要去管别的事情,这样可以走得更深,这个当然与刚才我讲的中国大一的同学过去习题做得很多有关系,可是这样一来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学生太注重专一,好像不管闲事。这一点我在美国看到了很多从中国去的研究生,我看得很清楚。

我举一个最清楚的例子,一个美国的研究性大学,通常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讲座,都是外国的专家进来讲一个新的题目,当然有可能不是他自己做的,但是介绍的都是他常常做的领域。有很多中国同学去了以后,我问他们:你去听了这些吗?他们说没去。我说:“为什么不去呢?你要知道我是很有经验的,即使是我去听这些讲座也常常听不懂,因为有很多新的东西不是每一个学者都会认识到,都会了解到的。可是我觉得一次没有听懂,回来稍微想一想,过了三个月,我再听另外一个人讲同样题目的话,我就多懂了一些。”这种学习方法,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作渗透性的学习方法。

渗透性的学习方法是美国学生学习的主要办法,而这是中国传统教育所不赞成的。中国传统教育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话,这个话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这个与整个中国的教育体制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说要注意把了解的东西弄得清清楚楚,不了解的东西不要管它。可是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缺点,它没有组织年轻人吸收新的办法,新的知识——也就是刚才讲的渗透性的办法。所以我跟中国去美国的研究生说,必须每一个讲座都要听,你听了一两年之后就会知道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很多方向都有了一些长进。

另外一个我很多年的经验,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最好经常跟你几个熟的同学讨论问题。我在西南联大念了四年本科生,又念了两年研究生,这几年我有两个非常熟的朋友,都是同班的:一个叫作张绍联,现在还健在,是一个退休了的电机系的教授。还有一个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不在了,叫作黄昆,他在半导体工业里面有非常大的贡献,实际上中国现在的半导体工业就是他一个人在50年代带出来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学生的学生的学生所创建出来的,所以他在晚年的时候,江泽民主席曾经当面给他中国科学的最大的奖。我们三个人经常讨论,我们当时年轻,高谈阔论的,什么都讨论。从日常的生活到世界的政治动向,到看电影有什么细节,都是我们讨论的内容。可是当然最最重要的是我们都在念物理,对于物理里不懂的东西我们经常辩论,这个辩论对我们三人对物理的了解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后来我到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多研究院,后来得了博士学位。在那两年多时间,又有很多美国同学,也是彼此通过辩论,每人的知识都更深入了。你去听一个老师讲,你没有办法能够问他很多问题,不懂的地方没法花很多时间和他讨论,但和同学在一起可以无限时间地讨论下去,尤其是复杂的问题——那些非常细微的,可是非常微妙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只有通过这种讨论才可以学习到。所以我劝同学们多多跟你熟的同一个系的同学,多做这种讨论。

另外大家知道现在网上有很多资源,我们要学会利用。网上乱七八糟、毫无价值甚至是有害的东西多的不得了,可是也有非常好的东西,如果你训练出良好习惯,就能够经常获得收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最重要的报纸《纽约时报》,如果你经常在网上看《纽约时报》的一些文章的话,对于你的英文一定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了解世界的动态也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你整个的人生以及知识面宽广的程度都有密切的关系。中国的同学,必须要了解到,中国教育的办法容易把人引到太窄的方向,需要弥补这一点,所以希望看得宽广一点。

另外,最后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20世纪,一个最伟大的科学家是爱因斯坦。写爱因斯坦的传记,我估计现在有四五十本,现在公认最重要的一本,尤其是对爱因斯坦的学术怎么发展出来的,而且表述的最正确的,是写这本书和他一生的经历很了解。他是念物理的,他对物理的贡献也是很好的。可是他有一点,这点我讲出来给大家听,他在念书的时候,就想着写爱因斯坦传,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经常注意爱因斯坦讲的话,以及爱因斯坦自己的工作,这些变成了他随时都会留意的事情。当然他当时主要做的事情和他同辈人做的事情是一类的,不过你可以说他另外有一支发展的方向,就是他搜集爱因斯坦的一切。到了70年代,他就放下他自己做的物理研究工作,把这些以前所搜集的爱因斯坦的材料整理起来,就写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一本书——《爱因斯坦传》。

这个故事我讲给大家听,也是希望有些同学在很早的时候,自己觉得对某一些事情特别有兴趣,特别有能力,就培养这个兴趣能力的再发展,这个很可能将来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发展的方向。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我也作为一个普通的听众听了杨老的心声,杨老师主要给大家强调了几方面:我们需要多看书,需要把自己从目前现有的专业中开拓出来,还要多跟身边的人交流,这种交流会促进我们的思考。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传递给欧阳中石老师,请欧阳中石先生讲一讲。

欧阳中石:今天我觉得非常有幸能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和三位老师一块坐在一起谈一谈,尤其是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话,很高兴,我觉得这是我好好学习的一个机会。我今天来到这儿,看到这三句话,说科学的问题、人文的问题和艺术的问题,各个追求都了不起。所以我说今天见到三位老师,来听听大家说的话,我觉得是有好处的,是一种学习。

我想这样说一下,谈谈艺术的问题。艺术是在求美,艺术是什么呢?“艺”这个字我们知道怎么讲,“术”这个字也知道怎么讲,两个字合到一起说明什么?不清楚,我知道我们古代在《汉书》上曾经谈到了“艺术”;诸子百家把一般的学问分成了三类,也说到了艺术;在《礼记》里头又说到艺术,但《礼记》说艺术基本上是个小道,把它扔掉弃之可惜,保留下来又觉得“不经”,所谓“不金”就是说不像“五经”那样是正经的学问,所以艺术是个小道。但是,现在看来它不是一个小道,它是在求美。现在的辞书里面又说它,艺术是什么呢?是用想象、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是比现实更加典型,它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看起来要一步一步地研究它,很抽象。它是用一个抽象的话来说,所以看起来很深奥。可是我们接触起来就非常容易,比方这个同志喜欢唱歌,这是艺术,这个同志喜欢画画,也是艺术,喜欢写诗也是艺术。有许多人都在接触中,但把它概括起来说出一个究竟就不容易说清楚。

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国画的大师,说得很有意思,他说什么是艺术:造谣言。不过这个谣言,大家都喜欢。喜欢听就是谣言,而且还信这个谣言。比方这个人画画,画个苹果,画得不错便是艺术。要画一个烂苹果,就没有意思了,一定要画一个很好看的苹果,看起来有什么感觉?画得好,怎么好啊?画的和真的一样。当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艺术是像真的。可是他又说了一句,不但像真的,比真的还真。我觉得这句话太了不起了,这是把一个很深奥的内容说清楚了。是用形象反映的现实,比现实还典型化。这就是比真的还真,这就是艺术。所以我觉得,看起来艺术是小道,但现在我们需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当然它不能像科学、像人文那么准确地服务于社会,但是这个学科是人生离不开的一个学科。因为它在求美,它在了解美,这种美会让人感觉到高兴。所以这样说看起来这种求美应当好好追寻。

我没有学过艺术,应该说我对什么都没有学好,只是老考虑它。我考虑艺术,我们在人生的过程中离不开它,它起了很大作用。我前几天参加了一个大会,是航天部开的一个大会,庆祝我们上天的对接成功,用一句话叫天地对接。天和地没有对接啊,那他说的天和地都不是真天真地,是艺术语言。而且我又看到一个事实,最近我们对月亮的研究,我们已经可以把月亮全部照下来,照得很完美,这是什么?我们的领导人题了一个词:嫦娥。但是嫦娥有过吗?没有,这是一个神话。但是,嫦娥很美,这不就是我们把想象中的事情和科学对接了吗?“嫦娥”,你说说是科学还是艺术啊?我觉得又有科学,又有艺术。

所以我想了许多,我们领导人想到把飞船题为“嫦娥”,我也表达一下态度:我题一个词很难,因为我不懂科学,不知道奔月是怎么回事,可是他把它比成嫦娥了,我把它比成什么呢?我想了一下,毛主席诗词里面有一句话:九天揽月,这句话就把人们对月亮的理解说得很清楚了,于是我写了两个字,我写了“揽月”。怎么想到用揽月来说呢?是啊,这个揽是一个提手,一个展览的览。那个字里面有一个见是要看的,为什么加了提手,它是把月亮揽过来,又看又揽,就是说它对月亮的理解和研究很渗透,把整个拿到跟前。所以艺术应当有科学的思维,应当随着科学前进,为我们科学服务,让我们的科学更加灵感化。搞科学顺着艺术的思维走,嫦娥奔月说了多少年,我们今天用科学实践了它,了不起。所以我说科学也好,艺术也好,人文学科也好,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我很惭愧什么都没有学好,今天有机会和三位老师坐一起谈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很荣幸。我的思想就是这么幼稚,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谢谢大家。

主持人:今天讲到这里,大家估计对“大师”这两个字有了更多、更形象的认识,接下来轮到我们的吴老师。大家可能很关心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可能也知道您设计了南京的红楼梦博物馆,而冯老师是红学的大家,我想请二位能不能就这样一个问题进行对话,特别是也想请吴老师,您作为一个建筑学家,您自己也做了很多和文化息息相关的建筑设计,能不能谈一下您对今天这个题目的看法。

吴良镛:今天既然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就说几句。今天很多同学到大学来都在学习着不同的专业。但是大家都迷建筑这个学科,因为它是一种艺术,是一种爱好,有时候也不太求深解。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位老教授,后来还是南宁市的副市长,他很有学问,他就说这些学生,他说这个建筑学生是不懂的,那些东西懂不了的。所以在这个里头,建筑自以为清高,其他的也认为建筑只是建筑——包括2011年我被选为科学院院士的时候。

建筑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房子是怎么盖的?今天老有新的问题,低碳、节能、减排、大楼结构不好了等问题,都需要用科学去解决。现在艺术又变成各种派,尤其是到六七十年代以后,变成了符号,我也是不太理解那些东倒西歪的建筑究竟是怎么样。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还是生活,社会生活,生活是最根本的,你不断提出要求,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求以问题为导向,社会有什么问题,建筑学科有什么问题,来找到追求,而不是哪个派,哪个学科,规定是什么样,而是追求现在社会的变化。这个概念转过来之后,我发现另外一个世界,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这个世界要什么,当前社会要什么,在这里我认识到环境科学:大家住的环境是根本。中国现在的人居环境和西方不完全一样,他们是发达社会,中国的东部、西部差距很大,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

建筑不是从哪个定义看,而是从社会来看,社会让你建筑,要讲人文,建筑就是为社会服务。那么建筑里头无论大小,大的方面讲要结合人工的环境、区域、城市,小到一个建筑群、清华的校园、每个角落,这里面都有问题,都是艺术的问题,都有空间的创造。西方有一句话:“设计无所不在”,我们讲的艺术追求,空间的追求,形象的追求,在每个阶段都有,包括艺术本身,审美的文化。审美文化里面各个方面建筑、雕刻、绘画,以及诗歌等,这些都是无所不在的,这些要求根据条件而建立。如果解放了这个思想,我觉得到处都是我们的专业。那么有这个专业的思想,就有社会责任感。人与环境,贵在融汇。科学的精神可以放在人文,人文的精神可以放在艺术,艺术的精神也可以放在科学。我就讲这些。

主持人:我们刚才听吴先生讲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清楚,欧阳中石和吴良镛的老师都是大师,欧阳中石的老师是金岳霖,他们作为大师的弟子,他们也把大师的智慧传给大家,这让我有一种很神奇的时空交会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请冯其庸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您是一个探险家,您在自己的巴山楼里面做了很多的学问,您也多次到西域亲身做了很多研究,能不能和同学们分享一下您觉得在屋子里做学问看书,和出去自己亲身感受这些文化,对我们做学问都有什么样的帮助?

冯其庸:今天到清华来非常高兴,但是有一点我要向大家说明,我的耳朵不灵,刚才三位先生讲的我只能略听到几句,听不清楚,所以我无法对三位老师的讲话呼应。面对面讲我还能听清楚,在旁边实在听不清楚,不好意思哈。刚才他说的我听到一点,说我在巴山楼做学问,其他的也没有听清楚,我现在说也像是自说自话,因为我无法呼应,也请三位前辈谅解。

我自己到过西域,非常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西域的情况,电话里让我讲,我觉得一言难尽,那么短的时间讲不了。那我就先讲讲我经历的西域。我一共去了十次,在座的孟院士也一起去过,我的助手他们也跟着上去过,他们去的次数也不少。最早我要去西域,是被同事吸引了,被《玄奘法师传》吸引了。我十次去西域,我得到了什么结果呢:查清楚了玄奘法师从印度回归的三个路线,这个路线是非常奇怪的,我是第八次才查到。前几次都与《玄奘法师传》对不上,他去的地名我都对不上,所以没有办法认可。

第八次我先到吐鲁番四千米,到了那里以后,我当时下决心要去另外一个山口。当时我听到招待所的领导商量安排我明天怎么活动,把我当成旅游去了,找这个地方参观,找那个地方参观。我说我不是来参观的,我是调查,要到凌天盖(音)去,他们说这个路太难走了,我说你们怎么走的?他说前方有战士,我说他们能走我为什么不能走?我说这一次我也是批准让去的,他说非常颠簸,我说怎么颠簸我也愿意去,他们最终还是答应了我。所以终于经过一段艰苦的路程,到了我们前哨的基地,到了那里我又去找一个叫公主坡的地方,那是《玄奘法师传》上面的一个地名。找到了公主坡,但是我看到大水把桥冲掉了,过不去。正灰心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路标,是给老百姓过的,这个路标让我高兴得不得了,那个路标上写着玄奘是从瓦翰(音)回来的,我就非常高兴,我说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就是赫尔里尔(音),我还是要去,最后终于到达了那个地方。我看到战士站在很高的高哨上,我跑上去问他这个地方有多少高度,他说四千七百米。同时他告诉我,玄奘,他说唐僧,就是从这里回来的。战士都知道,他说上面还有一些布施的墓,还有公主坡。现在(公主坡)慢慢地残废了,就剩一堆乱石了。我去的时候,那里还有一个很大的羊头,这个羊不是我们现在看的羊,是高山的一个品种,角很大,我从新疆带回来了好几个。这样终于查到了凌天盖(音)。往前走,其实还有一个山洞,结冰了,战士告诉我,那里有一个成冰块的尸体,我说想去看看,他不让我去,他说看那个要和地区交接,先打好招呼才能去,而且,没有准备的人是去不了的,因为普通穿的衣服到冰洞里也就成冰了,所以没有去成。

但是,至少玄奘从山口进来以后,就是我们走的路线,但是这个路线还只是大体,还不能绝对准确。到了2005年,我83岁,我又到了凌天盖(音),在那里竖了一个碑,然后我们到了吐鲁番,我说这一次我一定要到公主坡去,我来的机会太对了,这次机会我不能错过。问当地的人,他们说太难了,没有路,我说没有路也要去。后来我就商量找老百姓,不要找招待的人,找老百姓牧羊的人会有办法。有一位老百姓,认识一条小路直到公主坡,但是车不能全部开,只能开一部分路程,我说能开多少开多少,就是颠簸地往公主坡走。靠近公主坡不到一里路的地方,车过不去了,年轻人都可以走石头过去,我无法走那个石头过去,不过刚好赶上牧民来了。于是我坐着他的马,老乡拉着马,旁边有人扶着,到了公主坡。后来我们见到的唐代的彩绘都是后来去修的,那个山坡根本上不去。年轻人很快就爬上去了,新疆那边有一个招待的人员管着我不让上去,说我这么大年龄太危险了,我就听他的话没有上去。但是我最大的收获,是我见到一个陌生人,我问他,说这是去哪里的?他说这是通往凌天盖(音)的古道,以前上去的都是解放军新修的一条小道,但不是原来的古道。这解决了我什么问题呢?玄奘求法回来为什么要到公主坡,那里有一条很大的河,我们只能仰望着公主坡,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他要到那里去,还记下来了公主坡的古字。

他一说这个问题就明白了,原来玄奘回来的时候是沿着山坡河的右边,我们从山上看下去是左边,他是从小道下来的,公主坡是他的必经之路,因此他会记载他经过公主坡,再从公主坡往下走就是吐鲁番,他在这里待了二十一天。我一共去了三次,第一次、第二次我都到吐鲁番的古城里面看了,只有第三次没有去。当时有一个疑问:公主坡不大。后来我请教了一个新疆的老首长,他说原来外面的城墙是唐代的旧城,现在我们去的公主坡范围缩小了,中心在这里,但是范围比这里窄。就这么一点小事,花了多少年的心血,终于把事情弄明白了。因此,我觉得做学问是很艰苦的,需要花精力的,需要下决心的,需要有求证的一种不懈的精神。我们今天不是说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人文求善没有错,但是人文里面也要求真,因为你不求真怎么善?所以现在有一些文章看着让你实在不放心。对不对?是不是?你怎么来证实?我心里最大的担忧就是我们文化的衰落,我们学风的变化。

我读书的时候,杨先生是我们的老大哥,他比我大两岁,吴先生1924年吧(编者注:实为1922年),我也是1924年,我和欧阳也差两岁(编者注:欧阳老人1928年生,因此实为四年),我们都是差不多的年龄,我觉得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的导师非常严谨,做学问没有随意说的。我听过台湾田冰思(音)先生等那些大师来给我们讲课。我觉得这些老一辈的人都是非常严谨的,现在我非常担心学界的风气。清华大学提倡文科,提倡人文科学。清华能够重振文科太了不起了,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这一方面了,人民大学办国学院要我再去,我也答应再去了,原因就是我希望我们国家不仅科学要上去,我们的文科也要上去。

马克思主义要和实际结合,这是非常有深度的一句话。结合到什么程度算完美?没有底,我觉得尽可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融入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去,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唯物论的辩证法要成为我们思维的基本方法。如果人的思维离开了唯物论,离开了辩证法,思想就很难受了。我列举佛教,佛教从东汉末年开始流行,到隋,到唐,到现在,现在全国老百姓中间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自动地崇拜佛教,相信佛教。佛教是宗教,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是科学,但是它在中国老百姓心里生根也应该到这样的程度。我们应该把它发扬,把它的思维方式和我们的思维方式融汇一体。何况我们自己,很早时候,唯物论、辩证法我们就都有,因此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这些思想很自然。我觉得我们清华大学能重振文科非常重要,我们要共同努力,使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思想传统、文化传统还有科学传统,加以发扬光大。

我自己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因为我是一个农村孩子,小学五年级的学问完全就是靠自己读书,不懂也学。后来上了农村中学,后来又失学。后来我又到了部队,部队又把我派到学校里面,那时候都是指定你学什么,没有你喜欢什么,研究什么。包括研究《红楼梦》也是组织派我去研究的,结果一下子几十年都没有出来,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大家要我讲《红楼梦》,真是一言难尽,但是我可以讲几句话,大家可以体会一下。《红楼梦》开头有几句,如果就诗学来说这些话都不押韵,不在韵里头,但它也是大家承认的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百年的家世、百年的富贵荣华,最后的抄家。抄家的时候,只有旧房几十间,当票多少张,还有借人家的三万银两,除此以外一无所有。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家世没落。因此他(曹雪芹)应该知道经历了最后一段繁华后是要败落的。我是这样想的,《红楼梦》包含了整个家庭的辛酸,世上当时的人不理解他,他写这个是什么意思?没有人能够知道他心里的痛苦。所以这两句话,我觉得既是《红楼梦》的开头,也是《红楼梦》的总结。

还有一句话:无奈可去补苍天。是以石头的身份说的,说女娲补天的时候没用完,没用了。对曹雪芹来说也可以结合他的身世,他出生的时候已经没落了,无法挽救败落的家庭。这完全是编出来满足上面的一句话,但是你认真讲也可以结合曹雪芹自己,虽然是荒唐言,但这就是败落以前的情况。这都是以石头的口气说的,所以我觉得归纳起来这几句实际上已经把《红楼梦》基本最重要的内涵概括进去了。真正要细讲,不是一次两次,我写了十几本书,我把自己的体会写在了《评批红楼梦》里,我有误解就写在上面,每一回合我都有评,把我自己的感受都写在上面了。前几年我又重新修订了一次,增加了一些评和标注,这个月底这个书会出来。

因为时间有限,我实在很抱歉,我很想听三位老前辈、老兄长精彩的讲话,可是我坐在这个位置,他们前面讲,我坐在旁边只听了一小边,下面我还要向三位请教,就不占用更多的时间了。谢谢大家。

主持人:听冯先生讲前半段的时候,可能有一种参加了社会实践的感觉。刚才冯先生讲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抓到一个很重要的点:他近期到新疆考察的时候已经80多岁了,而且依然到了前线,那里有他需要印证的要研究的内容,也让我们非常震撼。

今天到场的有很多大一的新生,大家也非常愿意听杨老师给我们做关于学习的建议,一字班有很多的同学通过我跟他们的接触,他们有时候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因为高考的时候,专业是按成绩来分的,多少分去一个专业,一字班来了之后觉得这个专业可能学的劲头不高,但是你问他你想去哪个专业?他自己可能也不明确。面对有不少困惑的一字班的同学,您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杨振宁:最重要的是你要走到一个正确的专业。通常一个研究性的大学研究生本质和人力根基都是非常好的,可是他们毕业以后、得了博士学位以后,到十年以后去看,他们的成绩就不一样了,有的人做得很成功,有的人做得很不成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呢?不是因为他们的本事或者努力差了这么多,其实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有人走了一个正确的道路,正确的专业,有的人没有走到正确的专业。什么叫正确的专业呢?就是在做研究生的时候,以后十年、十五年是同步发展的一个领域,你走到那个领域就是正确,你如果走到一个强弩之末的领域,就越走越窄,这个如果从各个不同的科学过去五十年、七十年的发展看,就会看得很清楚的。每一个领域里头,大家所热衷的时候能够发展的方向就是起伏的,一个东西可以做得很成功,可是过了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就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所以如果你是在那种强弩之末的领域里面,你是自讨苦吃。

所以说一个研究生,对他自己的前途所要负的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找到一个前途大有发展的方向,而不要走穷途末路的方向。这个当然并不解决问题,因为你们的问题就是会问我哪个是有前途的呢?如果你今天问我物理里头哪些前途有希望,哪些有困难,我不敢说我讲的百分之百的对,但是大部分是对的,这是一个有经验的人对于过去历史的发展比较有经验,他可以做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所以我想每一位同学进研究院之后要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吸取这个领域做得相当有经验的人提出的一些劝告。

不过,这个大家也要小心。为什么要小心呢?因为通常你去请教一个资深的四十岁、五十岁的教授,他在一个领域里头,他不会讲他那个领域的困难,所以这一点你必须要小心,如果能够多找一些人做一些比较之后,比较容易得到一个较为正确的回答。这一点我认为是给刚进研究院的同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劝告。

主持人:刚才冯先生讲到了他很担忧未来我们能否传承自己的文化。实际上欧阳老师,同学们也都反映了一个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大家之间通信都是发短信打字的,交论文用电脑做,越来越少拿起笔去写,这是否引起您的担忧?您一直在中国推动的书法文化的发展、它的传承,会不会因为这些电子产品越来越多地介入大家的日常生活而出现一些文化衰落呢?您有这方面的担心吗?

欧阳中石:目前教育部和我们的中央领导都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指示我们要在中小学甚至于小学的三年级就要开始学习书法,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书法教育,不是简单的一个写字问题。就是简单的写字,我们是不是都研究得很好了呢?我们在小学里面,从三年级开始,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到初中高中,这些都要学。应当怎么理解呢?这是一个什么问题?现在的事实就是科学发展了,电脑使得许多同学很方便地学习了文字,学习了内容,但是写字的能力却差了。这是电脑向书法的挑战。

我这么想,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的科学化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方便在哪里?方便在学习理解上。我们写字是不是耽误时间呢?写一些字还不如打字快,这应当怎么理解?我是这样想,我们的汉字应该说是中华儿女对于世界人民的贡献,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人与人交流思想,最直接的是语言。但是语言有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这里说外边听不见,我今天说了明天又不存在了,一会儿就不存在了。这就需要解决。我们知道我们把它记录成文字,就解决了这个困难。但是大家意识到没有?这个字与声音和客观事物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但是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说一本书,在中国是书,在美国就是book。哪一个是根本呢?哪一个也不是。这就能说我们的文字是胜利的,因为声音和客观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约定的联系,我们就这么说。

我记得有一个日本朋友来到中国先到了东北,大家都介绍说这是一位“一本人”(日本人),然后到了西安,就介绍说这是一位“二本人”(日本人),到了广东说他是一位“几本人”(日本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几本了。所以声音并不代表本来的情况,所以我们中国祖先有了一个了不起的办法,画个图,画个画,画个太阳,谁也认得,所以说日怎么写,月怎么写,尽管不会说,但是能够画出来。当然了能够画的画也不多,我们写一个木就画一棵树,树多了怎么办?在旁边再画一棵树,林,能画出来的画很少。我们中国的祖先很了不起,一张画不行,画两张画,两张画不行再画一张组合起来,这是我们的祖先的办法。大家都知道太阳是发光体,月亮是反光体,放在一块就是光明,很自然地就解决了问题。当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解决的,但是解决了很多很多,我认为这是智慧的结晶,我们应该肯定这一点,这就是科学。

我们中国的文字是科学的,但经过历史这么久,有很大变化,今天写的字已经不是原来那张画了。虽然有困难,可是我们的汉字是有规律的,有规律按照规律就很方便,这是科学。把我们的字画出来这是艺术,所以我们的汉字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我们应该很好地发掘它。现在有电脑很多都不用写了,我们说电脑是不是发明到头了?还没有到尽头。它如果再结合与写一样的艺术性,不就更了不起吗?你说艺术也可以促进我们科学的发展,有不少朋友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最近听到一位领导说的情况。他到日本,坐在长途汽车上,发现旁边有好多书,凡是不想打瞌睡的就拿本书看看,一打开书很奇怪,不是文字,是图画。他觉得图画很容易沟通人们的思维,不知道是哪国人,不知道是哪国文字,图画就都明白了。我说什么叫图画呢?我们的汉字不就是图画吗?这一点我们能意识到,我们不应当自私,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文字整理得更好,让人一看就明白,一看就知道它代表了什么事物,这样的话我想我们的中华文化就能很好地传达。如果我们把电脑弄成一个比手还灵巧、还更能写出艺术性的汉字来的话,那就更了不起了。我听说有许多电脑专家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社会是在发展中,提出来的问题都促使各种学科在前进,确实非常有希望。所以我觉得大家提到电脑对于我们的挑战,我们应当谢谢电脑,这不是挑战而是督促,是对我们的启发。所以我说科学和艺术是会一起发展的,我是这样感觉的。谢谢。

主持人: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今天晚上回到宿舍想记住大师给我们的建议的话,我们可以用笔给记录下来,这可能也是我们今天向大师求教新的感悟。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和四位大师的对话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我们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四位大师。希望各位老师身体健康,今天回去好好休息,谢谢你们。【点滴感悟】我们的生活,不能是茫然无目的的;我们生活的目的,不能是人云亦云的;那什么样的目的才好呢?我觉得,真善美三字足以概括。真,指向世界,是真理;善,指向人间,是道德;美,指向内心,是我们的欣赏和愉悦。(水工01 李沫婵)大师的路我们没有走过,那里沧海桑田,我们无法从寥寥数语中感悟。人生就是这么个过程,我们在奋斗中走过,再回顾往事,只觉得淡然和苍茫。希望我在暮年,也能有大师们的那些阅历,那份淡然,回首今天,不留遗憾。(建环01 郭浩然)

情凝清华,人文怀思——昔日大师之后,今日清华之风

【嘉宾介绍】宗璞,原名冯钟璞,笔名绿蘩、任小哲等,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当代作家。曾就职于中国文联及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宗璞在文学创作方面以细密从容的叙述方式,建立起优美温婉的语言风格。众多的人物命运和世相心态,在看似平淡的生活情境和细节中缓缓展开,伏有大气磅礴的布局。宗璞笔下的战争没有刀光剑影,却烙刻了深重的精神创痕,并具有一种柔性的书卷气息。那种浸入骨髓的文化质感,竟令人在阅读中有置身于《红楼梦》之感。其主要作品有《红豆》《弦上的梦》,系列长篇《野葫芦引》等。季承,1935年生,国学大师季羡林之子。毕业之后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高级工程师。曾任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与李政道有着长达三十年的紧密合作,现在李政道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兼职。2009年12月10日出版《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一书。2010年5月中旬,出版《我与父亲季羡林》一书。闻立雕,又名韦英,闻一多先生的次子,作家,先后在北方大学文学系和中央团校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团中央、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央统战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工作。闻立雕先生从中宣部离休后,一直致力于《闻一多全集》的出版工作。【策划手记】

当年的清华在屈辱中建立,肩负着光荣与梦想,走过一个世纪的风雨洗礼。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门前,百感交集,清华即将迎来她璀璨的百年华诞。在过去的百年中,多少志士在这里指引一个民族的方向,多少巨擘在这里书写一个民族的文明,多少大师在这里闪耀一个民族的智慧,他们在百年校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百年之后,当几位大家齐聚清华,我们是何等的荣幸,得以追寻先贤的足迹,感受清华的人文日新。在大师后人的追忆中,感受他们对清华的不解深情,感受他们身上永不磨灭的清华精神与人格魅力。

本场的嘉宾不仅自身与清华有种种渊源,情凝清华,在人文方面造诣颇高;更是众多大家之后人,追忆大师更是追忆清华百年的风雨历史。他们很难得能聚到一起,在百年校庆之际回到母校,追忆他们与清华,他们与大师,大师与清华的种种不解之缘。通过他们的娓娓道来,我们聆听到了清华的历史,瞻仰到了大师的遗风,更让我们新百年的学子懂得珍惜现在的辉煌,激励我们为下一个百年而不懈奋斗。【演讲精粹】

我们和清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清华让我们干什么,我们都愿意。

我参加革命之后改了名姓韦英,我不愿意我父亲是闻一多,我不愿意靠着父亲的光环使自己在社会上得以怎么样,怎么样的。

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是闻老爷子的话。——闻立雕

第一个公式是成功的公式,叫“天才+勤奋+机遇=成功”。

他说清华的精神是“清新俊逸”,北大的精神是“凝重深厚”,他对清华还额外加了好多清华精神,比如他讲清华精神永葆青春,永远充满活力,永远走向上的道路,清华的校风是清新、活泼、民主、向上。“清华有光辉灿烂的历史,一定有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季承【演讲实录】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嘉宾、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清华大学时代论坛”溯源讲堂,很高兴在这个繁忙而又充实的校庆周,和大家相聚一堂共享欢乐。

今天我们看着美好的春光,在美丽的春色里和清新的春风说说话,和翠绿的春柳一起舒枝展叶,和春花春月一起枝头绽放,拥抱这个春天里清华的新百年。而现在我们相聚在一起,不为别的,只为和几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一起回顾孩提时代纯真美好的记忆,细数藏在红砖绿瓦间那一段段尘封往事,珍藏老清华和老西南联大带给我们的感动和希望。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闻一多先生的次子闻立雕先生和季羡林先生之子季承先生的到来。

闻立雕先生又名韦英,闻先生于1948年上半年随母亲来到解放区,先入北方大学文学系学习,后进入中央团校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团中央工作,在团中央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被调入陕西省委宣传部工作。在那里闻先生工作了整整15个春秋,之后被调到中央统战部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闻立雕先生被调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宣传部工作,直到1978年春天才被调回北京,在中央宣传部任副局级调研员,一直到闻先生离休。离休后的闻先生并没有闲着,他一心致力于《闻一多全集》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季先生1935年出生于山东济南,毕业于北京俄语专修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季先生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高级工程师。季先生长期从事翻译、党政、科研管理工作,为建立我国高能加速器做出了贡献,曾作为中方代表出使美国,后创办中国新技术开发公司、中科院辐射技术公司等。季先生曾荣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两位老先生的到来!同时我们也真诚地感谢本次活动中因为身体原因,而不能出席讲座现场的宗璞先生。所幸我们同学已经于2011年4月20日下午拜访了宗璞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居所,为我们带来了难得的视频资料,记述了宗璞先生对历史的回顾和对新百年的展望。这段视频我们将会在我们的讲座和访谈环节里面给大家观看。宗璞先生原名冯宗璞,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宗璞先生也是著名的当代作家,曾就职于中国文联及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宗璞先生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她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粹,学养深厚。宗璞先生的主要作品有《红豆》《弦上的梦》,系列长篇《野葫芦引》等,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样非常熟悉宗璞先生的《紫藤萝瀑布》,在此我们遥祝宗璞先生身体安康,继续在文学和文化的领域内散发美丽的光芒。

荷塘中的莲叶依旧在风中翩翩翻翻,小溪也曾经是碧绿潺潺,古月堂琴的月牙还是那么的皎洁弯弯,流光飞舞,清霜轮换,不变的是历史,无声的是岁月,永存的却是我们最为难得的人间真情,旧日时光。现在我们就把宝贵的时间交给两位先生,在百年的节点上回顾过去,细数往事,展望未来。

先有请闻立雕先生进行个人演讲。

闻立雕:我是闻一多先生的家属,首先对清华百年校庆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今年83岁了,身体不是太好,所以对不起,我坐着讲。我想先介绍一下我的父亲当年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习及以后他的一生的简要情况,然后着重地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他既没有专业地学习过中国文学,留美又是学的美术,回国来之后为什么清华大学一下子就把他聘请为中文系的教授,我会对这个事情说明一下。

我父亲是1912年考入清华的,也就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成立二周年之时。1922年从清华毕业,毕业之后到美国去留学,学的是美术。在美国留学三年,回国之后,先后在五个城市七个单位搞过教学工作和其他的工作。1932年清学已经改称清华大学,他被母校聘请为中国文学戏剧教授。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北大、南开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我父亲到了长沙以后战局紧张,学校搬迁到云南,我父亲又和同学们一起从长沙步行到昆明,共走了68天3500里地。抗战后期因为看到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腐败,拍案而起,猛烈抨击当时统治者,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杀害。

我下面着重说一下他在清华的情况。清华那个时候留美预备学校是8年制,中等科4年,高等科4年,一共是8年,但是我父亲在清华是10年。为什么是10年呢?第一年考进的时候,报到的时间晚了,这时候大半时间都过去;再加上因为小时候没有英文课,英文跟不上所以留一级,本来是1912年变成1913年,到最后应该是1921年毕业。但是毕业考试的时候,恰巧又碰上一个事。因为当时军阀混战,教师好几个月都领不到工资,生活没有办法,他们就请愿。请愿遭到了镇压,打伤了很多人。这样高校的教师们就罢教,然后北京市学联就号召有关学校的学生都起来罢课,声援教师。当时清华有一个问题,清华教师的工资是庚子赔款里头给的钱,所以他们没有拖欠的问题,那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清华的教师要不要罢教,学生要不要罢课支援,当时学生们产生了分歧:有的说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就不要罢课;有的说不行,咱们是学联的一分子,在正义的斗争上,咱们应该步调一致,一起起来参加斗争。最后清华同学们表决,大家罢课支持。可是对于毕业班,就是闻一多他们那一届要毕业,学校里头做了一个决定,不允许罢教,不允许罢课。因为他们正是期末大考的时候,考完了之后,及格了就可以出国留学了。学校决定说,凡是参加罢考的人,取消你留学资格,这件事情对于清华当时的学生,那可是个很大的问题,在学校学了8年,最后马上就要出国留学了,结果你一罢课、罢教、罢考,取消资格了,前面8年的学习全部付诸东流了。这种关键的时候,到底是罢课还是不罢,是罢考还是不罢考?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学校说,今天照样考试,你们谁要拒绝考试,就等于要学校开除你们。这样毕业班的学生就发生了分化,相当一部分同学走进了考场,而闻一多、罗隆基等29位同学,坚持罢考,不进教室,学校就把他们开除了。没办法,这些人背着行李卷回去了。这件事情引起了学校当时董事会内部的分歧,认为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培养了几十个学生,将来留学回来之后给国家服务,现在一下子把这29个学生全都开除了,我们过去的钱不都白花了吗?所以董事会内部也有分歧,认为不应该这么处理,学生中间也有人起来斗争,学生的家长也有人提出意见,最后学校就改变态度,说这些人可以回来,但是推迟一年毕业留美,因此我父亲他们被开除之后又回来了,回来当年没有出国,第二年留学,所以他是10年。

他在美国学的是美术,这也是一个问题了:闻先生你学了10年的工科,结果怎么去学了美术?学美术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当时他在学校里对美术是很有兴趣,但是并不准备把它作为终身的职业。那他对什么有兴趣呢?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有兴趣,除了这个之外,要么就是数理化,要么就是历史、地理,要么就是政治、法律,他对这些一概不感兴趣,就是想学中文。可是留美又不能学中国文学,中国的东西特别是古代的一些东西,在中国才能学到,你到美国去学什么?所以一度他都不想出国去。后来梁实秋等同学们说你还是去吧,学吧,那学什么呢?当时学校的美术老师是个美国女性,说你在美术方面挺有天分,在学校里面经常画画,学校的《清华周刊》上也刊登了你的画,你去学美术去。这样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学了美术。

这个地方我就顺便说一下他在清华学习的情况。我父亲从小就特别爱学习,酷爱读书,尤其是古书。因为我们那个大家族是一个书香门第,我祖父是个秀才,我们这个大家族里头,有自己办的私塾,还有藏书楼,就等于一个小图书馆一样。我的祖父很早就给我父亲他们教读古时候的一些书,如《三字经》等。后来他6岁的时候读《汉书》,而且他读起书来特别的能够克服困难,他勤奋地钻研这些东西,并且提出一些问题来,所以我祖父很喜欢他,经常给他教这个、教那个,这样他从小就培养起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清华当时是个留美预备学校,重视理工这方面的东西,也重视英语,而对中文并不是太重视。可是闻先生他自己就非常勤奋,在课余之时,还经常下苦功夫,自己阅读,自学写古诗著作。每一年的暑假回到家里,才一进门,就进到书房里头看书。湖北那个地方夏天酷热,他关着门自己在小书房里看书,汗流浃背,又有蚊虫叮咬,我祖父看他很可怜,进去之后拿扇子替他扇,一看屋子里头,桌子上、椅子上甚至于地上堆满了各种书。他非常勤奋刻苦,在这儿一读两个月,后来他把这个书斋叫二月庐;他看了书还做笔记,笔记记下来给咱们的《清华周刊》投稿,叫作《二月庐漫记》。他非常勤奋、非常刻苦、非常专心,专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天傍晚,在屋子里看书,看不太清楚,他就出来,借外面的光线在那儿看书。我们那个乡村的地方酷热、潮湿,有蝎子、蜈蚣这些东西。那年他去看书,一条蜈蚣爬过来,爬到他的脚上,旁边的人看到就喊“有蜈蚣”,他也不理,还在那儿看书,一会儿蜈蚣爬上来,顺着小腿往上爬,爬的时候我父亲还在那儿专心看书,还不知道,旁边人急了,过去就“啪”一巴掌,把蜈蚣打到地上,赶快拿脚踩死,我父亲说,干什么,捣乱呢,我在这儿看书你们还在这儿捣乱。他专心到这种程度,刻苦到这种程度。

后来,到美国留学也是这样的情况。他学的是美术,可是他一心想要回来之后搞中文,所以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抱一大堆中国古籍去看。白天一有空了,他就跟同屋子的同学一块出去看书,到哪儿呢?开始他在芝加哥一个公园,公园里面有个草坪,他们两个人一看这个草坪挺好的,就躺在草坪上看这个古书。草坪里头松鼠一下跑过来,一下跑过去,一直跑到身上他还不管,还在那儿看书。后来他写信告诉我的祖父母,说他现在记的笔记,写的笔记已经有一寸厚那么多纸了。真是非常地勤奋刻苦。

他回国之后,开始是在北京的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后来的艺专当教育部部长,后来在上海的政治大学当训导长,再后来,到了武汉,在北伐军政治部搞宣传工作,画画。当了一年零一个月的兵他不习惯,后来他不干了,又回来。回来之后通过亲戚的帮助,找了一个南京土地局当个职员。这也不适合他,后来到南京中山大学,教英文,最后又到了武汉大学,到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这倒是搞中文,要担任中文系主任,文学院的。

到了1932年的时候,清华大学聘请他回到清华来教学。他学美术,人家没有什么美术博士、美术硕士,所以他学了三年学问也没有,学衔也没有。清华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留美预备班他是8年毕业之后相当于现在大学的一、二年级,那个时候不分学科,他基本上还是学了文化基础课,他没有进过专业学校学习中文,到美国又学的美术,回来之后这儿当教务长,清华大学还是把他聘为教授。按照后来的情况,在清华大学,助教完了之后教员,教员完了讲师,讲师完了是副教授,然后才是教授,学问得是这样,清华也是很讲究这个资历的。但是却把他一下子直接聘为中文系的教授,这其实也是清华的一个特点,就是清华对于特殊的情况,会打破这个成规。华罗庚是清华一下子聘来的,吴晗考清华的时候数学科零蛋,他到北大考数学又是一个零蛋,结果北大坚决不要,清华一看他这个文史方面的成绩非常好,破格收了。闻一多没有进过专门的学校进行专科学习,也没有学位,但一下子就成教授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中文水平基本上是自学出来的,所以说华罗庚是自学成才,闻一多在中国文学方面也是自学成才,清华看的是才,看的是他的成绩,所以一下子录取了。

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什么东西,想到清华后来的校训“自强不息”,他从一开始就是靠自己自强不息的勤奋学习、刻苦学习最后成为人才的。小时候我在清华度过童年,其中有一个东西印象很深,就是清华的校歌。我那个时候是个娃娃,我不知道大家怎么都唱,我也跟着唱,到现在我还有印象。“西山苍苍,东海茫茫”

反复强调这个“自强”。所以现在有些同学们,不清楚清华的精神是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清华精神到底怎么概括,但是“自强不息”恐怕还是其中之一吧。所以今天就想在这儿,把闻一多的故事给你们介绍介绍,他是自强不息最后成为人才的,希望同学们也能够自强不息,将来赛过老师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才。

主持人:听了先生感人肺腑的演讲,我们真的深受启发。先生最后反复强调的就是“自强”,大家很清楚,我们学校是建立在屈辱的基础上的,我们肩负着光荣和梦想,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很多志士在这里引领一个民族的方向,很多的作家在这里抒写一个民族的文明,很多大师在这里闪耀民族的智慧,他们在百年校庆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刚才我们分享了闻一多先生的故事,也许我们在闻一多先生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更重要的是“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的中国魂,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闻先生。

下面我们再有请季承先生为我们解读季羡林先生的清华精神和清华魂。

季承:首先作为我个人,热烈祝贺咱们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我父亲是1930年入的清华大学,他为什么选清华大学,他自己也讲了,就是为了能够出国,这是很明确的。当时他到北京来考试,就是报了北大和清华,他的考试成绩刚才闻先生也讲了,和吴晗差不多,数学不是4分就是6分,结果北大和清华都录取了。最后他就说,清华有机会出国,我就选清华,这是当时他进清华的一些情况。咱们搁现在讲肯定不可能,考个四六分想录取不可能,当时可以,这说明清华、北大在当时来讲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他入了清华以后,在清华学习4年,他认为收获非常多,因此他把清华大学称为他的母亲之一,没有这个母亲的培养,他不可能有后来的成绩。因此他对清华大学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在清华大学80周年校庆、90周年校庆的时候,他写过几篇文章,回忆他在清华大学的学习情况,诉说他对清华大学的一些认识,这个待会儿我给大家介绍。

下面我给大家讲两个事情,季先生一生他总结有两个公式,一个是成功的公式,一个是长寿的公式,也可以叫秘诀。我觉得这两个秘诀对于咱们每一个人很有用处,特别对于今天在座的年轻的学生们,大家都要一要成功,二要长寿,所以我简单介绍一下季先生这两个秘诀给大家,希望大家知道这两个秘诀以后既能成功,又能长寿。

这两个秘诀,季先生写过文章都说过了,但是他没说出背后的事情。第一个公式是成功的公式,叫“天才+勤奋+机遇=成功”。在座的各位同学都是天才,不然的话进不了清华大学。第二,在座的同学们我想一定都很刻苦,都很勤奋。这两个条件有了,那么最后的条件就是唯一的条件了,就是机遇。机遇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是不是只有成功者才有机遇,我想不是。实际上在生活里头,每一个人都有机遇,机遇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不成功,我觉得在于每一个人能不能很自觉地、很及时地抓住自己所遇到的机遇。如果你自觉能抓住,及时地能抓住不放过,我想你一定能成功。机遇在自己整个生命里头也不只是一次,会有很多次,但是也不是那么多,特别是比较重要的机遇,大概也就是几次。大家一定要能够判别,然后把它抓住,我想加上天资、勤奋,大家一定会成功。父亲本身就是一个成功公式实验的验证,他有天资,有勤奋,他抓住了机遇,所以他一定会成功,这是这个公式。

长寿的公式大家听起来更不可理解,他说长寿,第一不锻炼,这个很让大家接受不了。第二他不嘀咕,心里不犯嘀咕,思想没有负担。第三他不忌嘴,有什么吃什么,不挑食,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长寿了。

这个公式我觉得不要从表面上去理解。第一他说的不锻炼,不是不要锻炼。他是指那些为锻炼而锻炼的人,或者说锻炼主义者,整天想着锻炼、健康、运动,有的甚至超负荷运动,要适当地运动,适当地锻炼,这个大家自己去掌握。我父亲来讲他掌握到什么程度,每天推着锚从家里走到小山上,也就是20米,然后再走下来,这就是锻炼了。他也有长的步行,从13公寓走到北大图书馆,这个可能长一些。这种锻炼,我想用在今天的同学身上可能太弱,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锻炼的量。所以季先生说不锻炼不是真的不锻炼,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掌握。不嘀咕呢,没有思想包袱,没有思想斗争,这个人会健康、长寿,但是真正能做到不嘀咕吗?思想一遇到困难了,生活上困难、学习上困难能不嘀咕吗,这种人很少,要不就是一个半傻瓜。其实我父亲说的不嘀咕,实际上他能够开导自己,自己能解脱,碰到困难自己想想办法克服,而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包袱,使自己思想负担很重,这样的话对健康有影响。第三就是说不挑食,他应该是说要得到足够的营养,才有力气钻研一些东西。所以这个长寿的公式要适当的锻炼,能够解脱自己的思想负担,要保持相当好的营养。我想今天在座的同学们都这样,我想大家一定都会长寿,这是讲季先生这两段公式的事。

下面我说一下季先生对清华精神一些理解。他专门写了文章对清华和北大做了一些对比。对这个事情刚才闻先生讲了,清华、北大的精神不大好说,“自强不息”当然是精神,但是是不是还有别的,怎么概括。我父亲说,这个问题不好谈,你们就开个论坛会,开个一个月、两个月,最后也说不定,也不一致。但是他讲了,他讲清华的精神是什么呢?他说清华的精神是“清新俊逸”,北大的精神是“凝重深厚”,他对清华还额外加了好多清华精神,比如他讲清华精神永葆青春,永远充满活力,永远走向上的道路,清华的校风是清新、活泼、民主、向上。这是他在文章里面对清华精神、校风的理解、认识,他有什么根据呢?他举了一个民主的例子。他说清华大学是资本主义,北京大学是封建主义,他说北京大学为什么是封建主义呢?在一个事情上就看出来了,当时对待工人,工人的称呼上,他说清华大学叫什么呢?叫工友,工友是当时比较新的名词,北大叫什么呢?北大叫钦差的,钦差是当时封建社会,他一进学校听了清华大学的教授把工人叫工友,他觉得很民主,北大就叫钦差,一听了封建官僚对自己下属不好的称呼,他觉得清华好。北大还有一个表现他的印象很深刻,就是上体育课。这个体育老师怎么喊口令,他听得非常生气。因为当时在北大上学的学生,都是一些高干子弟,都是大官、是大商人的子弟,体育老师不敢命令他们立正、稍息,于是他说,少爷们立正,少爷们稍息,前头都要加一个“少爷们”。我父亲听完以后,觉得这个封建味太多,这个体育老师不敢指挥学生立正、稍息,前头加一个“少爷们”这个封建味很浓。但是分析说,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各有各的好处坏处。“五四运动”为什么发生在北大,因为北大有封建主义因此有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总而言之他对清华倍加褒奖。刚才讲了清华精神、清华校风这样一些内容,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找这些问题读一读,是很有意思的。

我父亲对清华怀有很深的感情,清华对他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他对清华大学的80校庆、90校庆都非常积极地参加,写文章,写评论。他本来想也参加这个100周年的校庆,因为他和清华大学是同年,今年我父亲是100岁,清华大学是100岁,但因为他身体不支早两年离去,所以他没有机会参加今年清华大学百周年校庆。在这里我最后对清华百周年校庆表示热烈祝贺!谢谢!

主持人:听了季先生有趣而且生动的演讲,我很受触动。我一直认为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是一个非常严肃、严谨甚至一丝不苟的人,但是通过他生活的这些侧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那个年代的大师们,他们风流文采,能指天笑骂、忽而走马。可能现在我们缺少的不仅仅是这种气概,还有一种他们对于国家,对于这个社会的人文怀思,这是我们需要反省,也是需要挖掘的,在书本里面,在社会里面或者说在我们的大学生活里面去找寻一些真谛。

现在我们就将通过大屏幕上的这个视频,看看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宗璞先生她带给我们的百年寄语和对我们学子的寄望。(视频)

主持人:谢谢宗璞老师,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因为当时我没有在现场。不过现在我跟大家一起看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像宗璞老师跟我们面对面地交流一样。刚才老师反复提到三个问题,一个是我们清华人文精神的原创性,一个是我们清华人的独立性,最后一个以诚信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自强不息,我们厚德载物。今天我看到三位先生的学术精神和他们仍然自强不息地工作、学习、生活,我真的很感动,我想我真的非常希望,在座的各位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希望大师们的后辈都能越活越精神,从心所欲不逾矩,为这个国家撑起一片天空,再次感谢三位先生。

下面我们将进入一个访谈环节,请两位先生同登一台和我们同学一起交流一下,对于现场观众我们后面会有一个提问的环节。

首先,就清华精神而言,刚刚季先生提到季羡林先生提出我们学校的校风是清新俊逸,北大是凝重深厚,我感觉大家跟我有一种想法,现在情况好像倒了一个个儿,好像清华的学生更踏实,北大的学生更注重一些比较虚无缥缈的东西。因为刚刚闻老师也提到我们学校的发展毕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我很想问您,您觉得当初季羡林先生所处的时代我们的校风和今天的校风相对比,它这样转变的原因有哪些?

季承:当时清华大学文理都有,后来变成纯粹是理工科了,这个变化就不一样了,理工科的学生和人文科学的学生哪能一样,所以闻先生的意见很对,综合历史上几个阶段,精神汇通起来,再提炼出来,越提越虚,就清新俊逸了。

主持人:谢谢两位先生,刚才我们看宗璞老师的视频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她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两个,一个是她所住的乙所,还有一个是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现在百年我们又有一个人文图书新馆。古人有一句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无论季老师、闻老师还是冯老师,他们都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他们不是书呆子,不是死读书。我想请问两位先生,你们觉得,现在我们的大学生们,我们应该怎样将书本上的知识和我们的社会实践切身地结合起来,或者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书目能够给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闻立雕:我给你们说说一个事。1946年5月,我的妹妹拿着一张纸要我父亲给题字,那个时候大家准备回北平,她在学校里跟同学们也告别了,当时同学们都是你给我题个字,我给你题个字,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结果我那个小妹妹,她突然想起找我爸爸也题个字,我爸爸说好,我给你写吧,就是什么呢,对功课太认真是不好的,因为知识不全在书本里。我父亲那个时候已经是拍案而起,对国民党反动派非常痛恨,动员所有的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派,这个时候他认为读书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要推翻整个反动主义。我平常学习不大用功,功课不好,留过级而且不止一次。过去我见了我父亲都害怕,因为我的学习不好,贪玩,在清华园里头我到处地跑,后头的气象台什么的我都爬到杆子上,但是工科不好,我父亲老批评我。后来到了开展民主运动的时候,我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我父亲再也不批评我了,他强调这个社会是先要斗争,然后才学习。我后来想一想,这个实践论,知识来源于实践,我觉得我父亲这个话语说得很对,对课本不要太用功了。

主持人:我们要看重GPA,但是不能太看重GPA。

闻立雕:还得有些实践。

主持人:谢谢闻先生。

季承: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在大学,无论你学到多少东西,学多长时间都是一个基础,这些东西到社会上用得上,用不上,完全看你到社会上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方,面对着一个什么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业,那时候是最关键的。至于说问我怎么把自己学的东西和那个东西结合,首先我想你得要先确定你到了一个什么领域里去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发力,给力,然后你学的东西就能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主持人: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求助现场观众,知道答案的就快点帮助我一下,大家知道我们的校徽的有正反两面,背面的钟在哪儿啊?大家都知道,在哪儿?

同学:闻亭吧。

主持人:你知道那个历史吗?

同学:据黄严复老师说,原来那个钟后来被日本人拿走了。后来86岁的汪华南先生跟我说,清华返校以后到天津去追这个东西,在天津的一个车间里头,没有找到这个清华的钟。后来从颐和园那边东门,工程车翻出来一个钟,现在这个钟是颐和园那边的钟。

主持人:谢谢这位校友,闻立雕先生就在学校园子里面逛了一圈,先生在闻亭面前对着这口钟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我不想说这代表什么,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在1946年的时候,闻先生遇害?我们北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找到那口钟,为什么把这个亭子命名为闻亭?可能我们的前辈们,他们希望我们的身上延续这样的血脉和这样的民族精神,那块匾,大家看见的题字的匾是潘光旦先生手书的。我非常喜欢那个地方,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学校,逛这个园子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安宁,而且看到那口钟会想起,原来那口钟就是当年老清学的时候,大家用来上下课的铃,所以希望大家把这口钟时常挂在心里,时常想一想。

闻先生刚才我提到您旧地重游,我不知道您心里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触,您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闻立雕:刚才宗璞说了园子里她最喜欢去的地方,童年我跟宗璞是同班同学,我也是诚志学校的。童年时期我最喜欢的是荷花池后面的小山坡,我冬天在荷花池溜冰,春天在那个小山上玩,我腿上到现在还有一块疤,就是树枝划的2寸长的伤疤。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每一次到清华,最喜欢去的地方是闻亭,是闻一多塑像。今年接我的同学问我想去哪里,带我重游,到清华来看看。我来清华次数不太多,一年大概有一次两次,每一次来到那里,鞠个躬行个礼,表达一下我们全家对清华的尊敬。我写了一篇文章讲,在1947年,这口钟是1947年闻亭挂上去的,在那个时候,白色恐怖很严重,只有清华的同志开了纪念闻一多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只有清华公开地挂上了这个,把这个钟挂上,起名字叫闻亭。这就说明清华从领导到同学们,始终记得闻一多,愿意继承闻一多的革命精神。所以我现在,今天到那儿去,我也是怀着这种心情。清华校庆100周年,我们全家都很感动,都很高兴,表示要热烈地祝贺这100周年。我们一家啊,我父亲不用说了,我大哥小时候跟我是在诚志小学,后来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大学期间加入地下党,我的弟弟的童年,1931年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是在清华园子里度过的,我的两个妹妹都是在清华园里出生的,我们和清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清华让我们干什么,我们都愿意。

主持人:谢谢先生。季承先生,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二教,其实也非常有历史,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比我清楚,我想问您,在这个园子里面,您最怀念的,或者说您最欣赏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

季承:其实我对清华大学的园子并不熟悉,在我有暇的时候伺候我父亲,在北大,所以到清华这边来机会很少。现在我虽然住在蓝旗营这个地方,过来的机会也不多,我脑子里的印象,有个工字厅,我也去过,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这是我亲自的经历。

主持人:两位先生,很明显,两位都是大师之后,但是我觉得大师之后都会面临一些比较窘的困境。就是可能一直会听到别人介绍自己名字之前,都要冠以×××人的名字,我想问您二位,您在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包括说,我觉得闻先生一直在继承也在研究自己父亲的东西,而季先生您除了继承之外,您还在不同的领域和父亲做了不同的事情,我想问问您二位在这方面的心得和体会是什么呢?

闻立雕:我参加革命之后改了名姓韦英,我不愿意我父亲是闻一多,我不愿意靠着我父亲的光环自己在社会上得以怎么样,怎么样的。直到粉碎“四人帮”,退下来之后,回到北京这个地方,好多过去的老朋友,和小学的同学、中学的同学还叫我闻立雕,有一些纪念活动,学术讨论活动找到我,那时候我才慢慢地又用闻立雕这个名字。现在反正是,我自己感觉到我对我的父亲并不很了解,因为什么呢?有一些具体情况,从1941年开始我就住在学校,只是逢年过节或者暑假、寒假的时候回家去,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我都是住在学校,所以平时我父亲的情况,我了解的并不是很多,只知道家里的一些情况。另外我父亲是搞斗争,搞民主斗争的那些东西,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是秘密的,也不跟我们孩子们讲。我父亲搞的这个学术方面的东西,我更是一窍不通,所以实际上我还有一个重新了解、认识我父亲的过程。所以离休之后,我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参加编写闻一多的东西,看一些他当年的书信,他的《死水》《红烛》我当学生的时候没有读过,刚开始有些人采访我,让我谈一谈,我说我还没有读过。后来慢慢慢慢的,随着各方面的需要,才看的,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主持人:谢谢先生。

季承:我花很大力气照顾我父亲的家庭包括我自己的家庭的时候,我父亲还没有名气,他头上光环也没有,我头上更没有光环。等到他头上光环大起来了,等到我们父子13年分别后重逢时,我头上有一点光环,但是也有一个“黑环”。我感觉光环对我的压力并不大,另外一个“暗环”,叫“黑环”也好,这个对我的压力也蛮大的。因为大家对我很多批评,说我不孝说我怎么怎么样。所以总结来讲,我自己在自己整个的工作里头,和刚才闻先生讲的一样,没有得到我父亲光环的什么利益,等他的光环大了,我有一点光环的时候,这个“暗环”给我的压力反而更大一些,所以我只能面对这么一个状况,我觉得没有关系,事情经过历史、时间的考验,会逐渐地得到大家的认可。

主持人:谢谢。其实可能我刚刚的问题有一点小问题,我想表达的是,您二位的父辈都是德高望重的名家,但是现在我觉得您二位都能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说沿着父辈的老路这样走。现在我们发现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现象,就是说经常大家都在网上或者各种地方宣称我们出不了大师。您想想看,我们现在再去出一个季羡林,再去出一个闻一多,再去出一个冯友兰,可能这个真的要花上一个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两位先生你们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宗璞先生刚才提到,原创性和这个清华学派它自身所具有的中西贯通、文理交融的特性,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缺少的,您二位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您觉得如果要出大师的话,我们还需要哪些东西?

闻立雕:会出的。同学们当中说不定将来就有,我的感觉,还是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充分地发挥每一个人才能和智慧,这样下去,再加上主观的努力,一定会出人才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我们没出大师,跟我们工作中间的很多失误也有很多的关系,这个因素很多,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民族一定会出的。

主持人:谢谢。

季承:我还是重复刚才的话,大家按照我父亲的公式做都可以当大师。

主持人:我们也坚信我们在座的各位当中能出大师,清华能出大师,我们继续出大师。从以往的历史经验上来看,刚刚宗璞先生也为我们大致地介绍了一下清华文科院校的建设和调整的一个状况。我们在1929年成立了文学院,然后在1952年的时候,由于院系调整,大部分的文学系的老师还有我们的教学资源被分给北大还有一些其他的北京高校,现在的文学院的复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家知道很新很新,但是有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清华的文科生,经常有人问我,你们有哪些系,刚才宗璞先生已经为大家介绍了,我们现在一共是12个系。我想说的就是,可能我们的人文日新还需要一段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各位理科生,你们才是这个时代的中流砥柱。我觉得文通理比较难,但是理通文的人大有人在,我不知道两位先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触,因为很多大师,他们都是从包括像化学系或者是物理系那边跳槽到中文系,成了一代大师。我也是借两位先生的话,给大家一个美好的憧憬,希望我们能够再回到那个大师云集的时代,谢谢大家!

访谈环节就到此结束,最后我想现在先请两位先生对于我们的清华百年做一句话的寄语,一句话。

闻立雕: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是闻老爷子的话。

季承:我的话是这样子的,“清华有光辉灿烂的历史,一定有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观众互动】

主持人:下面我们就进入我们的提问环节吧,麻烦工作人员递一下话筒,同学们请举手提问题。

提问:问题是问闻爷爷的,我在阅读《闻一多传》的时候,199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版本,第204页当中,有一段小的记忆,就是说在西南联大陈家营村边有一条小河,当时为了省一些炭钱,每天清晨闻一多先生带着孩子,就是带着你们去河边洗脸。当时就想到这个是因为,是不是昆明当时的河水比较暖和,或者您借此给我们讲述一下当时您在西南联大时期平时生活的一些具体的细节,还有借此想问您一个真正的问题,杨振宁先生前天在主楼后厅也讲到,西南联大后来有那么高的成就,很重要的一点是处于对国家兴亡的忧患意识,而清华主持人也说了,从一建校清华就有知耻而后勇的文化底蕴在里面,所以我想您在西南联大生活过,能不能给我们谈一下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作为一个年轻人,怎么样去继承这样一种,或者发扬这种忧患意识,使我们走得更远,谢谢!

闻立雕:这个冷水洗脸的事是1941年我们在昆明市郊区,离城里大概有15里地的村子,那时我们家一共是8口人,兄弟姐妹5个,父亲母亲再加上一个保姆,从北京带去的,一共8个人。那个时候由于国民党的腐败,有一些奸商趁机抬高物价,我们家里生活非常困难,陈家营那一段是我们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到什么程度呢?买米只能买最次的米,里面经常有老鼠屎什么脏的东西,吃饭不能吃菜,没有钱买菜,更没有钱买油、盐、肉之类的,都吃一些豆腐、白菜帮子或者什么菜叶子,加上一些咸菜、豆腐之类的。我父亲吃得没有办法,把红辣椒搁火里烧一烧蘸一下盐巴吃一口饭就一口菜,在这么困难情况之下,怎么办呢?能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要用热水洗脸的话要烧木炭,昆明那个时候是要烧木炭,烧木炭要花钱购买,因此我父亲说,咱们村子里面有一条小河,你们到河里洗脸就行。这样他就领着我们到那儿去。那个冬天洗的时候可就受不了的,虽然南方没有像北京这么结冰那么深,但是冬天也在零上1℃、2℃,那种情况之下,水也还是很凉的,所以洗了几次之后我们手都发抖,那是真实的情况,当时生活困难。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提问:怎样继承你们那个年代的忧患意识?因为现在时代发生了变化。

闻立雕:这句话说来很长了,国民党腐败、专制,社会上各种朱门酒肉臭。一部分国民党的大官们,他们利用抗战的名义搜刮钱财,花天酒地;另外地方百姓生活困难,包括像联大教授这样一些人家庭都非常困难,差不多绝大多数的教授生活都是很困难的,这么一种情况之下,逼得你不能不想一想,这个问题在哪儿?后来我父亲拍案而起,而且联大的很多教授都同情这个进步的学生运动,这就是后来人民之所以能够随着共产党起来以后积极地投入在昆明的学生运动,当时联大成为民主堡垒,跟这些环境都是有关的。

主持人:谢谢闻先生。下一个问题。

提问:您好,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季承老先生,刚才您说了,我们的季羡林先生给您头上加了两个光环,一个放着金光灿烂的光环,另外一个是您所谓的“暗环”,我想谈谈,您觉得你头上的“暗环”您是怎么理解的,以及社会对你的评价您又是怎样的态度,我想听听您的见解。

季承:我觉得“暗环”可以分析有一些是善意的,对情况不太了解,对我的动机,所作所为不太清楚,有一些批评,这个完全可以理解。有很少一部分是有些恶意的,恶意的背景也可能比较复杂,但是我觉得恶意的,由于不了解而批评,对我来讲完全可以考虑接受。所以我总的来讲,对这个事情并没有十分在意,我是比较冷静地来对待这个事情,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事情大家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正确的理解。

提问:季承先生您好,特别有幸今天在清华遇到您的讲座,我也来自北京俄语专修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更巧的是我也来自于俄语系。我想问的是,您对昔日北外的印象和感受,但是如果您已经不记得,没有关系,这个问题可以忽略。我们都知道您的父亲季羡林老师是一位特别特别杰出的大师,我想问,他对您在语言学习上的影响,以及对您在专业选择上的一些别的影响。另外这两天刚好是北外成立70周年,也是我们俄语系成立70周年,欢迎您随时回到北外俄原专修大队。

季承:我父亲对于我的这个成长,或者是专业的学习,应该说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我们那一代的人,作为父辈来讲,基本上是不管的,何况我的父亲在我念小学、中学、高中的时候,都在德国,所以得不到他的任何影响,但是有一点应该说是感谢父亲的,就是我们学习语言的这个不能叫天才吧,就是财富,是得益于他,所以我在学习语言方面,也有一点点天资。我曾经学过日语,我小的时候念的小学嘛,被日本鬼子占领了,6年全是说日本话的,到了高中就学俄语,到了大学当然也是学俄语,然后自学英语,后来学了法语,但是很多没有时间学了,有时候我想我学个5门到10门外语也不成问题。对于我的母校,当时我们是在城里,在宣武门里头,那时候为了应付和苏联的合作,所以紧急地培养了一批人才,我们是三年制,出来以后分到科学院就和苏联合作搞原子能、原子弹实验。后来因为和苏联翻了脸了,我们这个俄文没用了,没用了以后,就服从组织分配,搞别的去了。所以我对我的母校当然是怀有很深的感情,当时先叫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后来改成北京俄语学院,后来又改成北京外国语学院。我想现在的俄语还是很有用处的,所以希望这位同学还是要学好,我的俄语已经还回去了,刚才他说的那几句话我已经听不懂了。

提问:谢谢两位老先生,我们都知道,今天本来是三位老先生都是如此伟岸的人物,以至于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都是一种仰视,或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地看待他们,您们作为他们的子女,对他们的感情、亲情又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为我们揭秘一下,谢谢!

季承:因为父亲是家里的一个亲人,所以从我们儿女、子女眼里看,并不像刚才这位同学讲的那么神秘或者那么高大,在我们的眼里一般都是觉得是普通的家里的成员,父亲,没有产生那么崇高的感觉。另外父亲对子女,特别是我们家父亲对子女,由于历史的原因他出国了,没有很好地关照学习,所以在我们心目里头,可以说父亲对我们的教导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只是他后来回国以后,在北大当教授,一直能够到最后,他的行为对我们有一些教育,就是身教,所谓的身教,对我们有影响。我和我姐姐,我们是姊妹两个,在学习上都很努力,在生活上也很朴素,对家庭也很关照,这些我想都是缘于父亲良好的品质。

主持人:谢谢季老先生。

闻立雕:我的父亲对于我来讲,既是严父又是慈父,我举两件事情。“严”就是他最讨厌最恨的两件事,一个就是自私自利,一个是说谎。曾经在书信里头他特别地提出来,教育孩子们无论如何要记住,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说谎。1938年到了昆明之后,昆明那个时候轰炸得很厉害,学校有小学生,特别是初小学生,上午不上课,因为日本飞机一般都是上午来,下午才上课。不上课的时候,老师就留一些作业,让同学们做,然后上学的时候,作业本交上去。我刚才说了我小时候不用功、贪玩,所以有一天吃了早饭之后,我没有做作业,在那儿玩,一会儿楼上、楼下地跑,我父亲就奇怪,说:“哎,你干什么呢,你作业做了没有,怎么不做作业?”,我说:“老师没留。”“不可能,每天都有,怎么今天没有?”我说:“没有就是没有。”“你骗人!”我说:“我没骗人。”“你撒谎”,我说:“你不信你到学校问我老师去。”我这么说以后,我父亲把鞋脱下来,打我的屁股,我东跑西跑叫唤,我妈也来了,来了之后一看怎么回事,我父亲因为脱了一只鞋,走路就不方便,一蹦一蹦的,打我也打不着。但是这个事,说明我父亲对于我们说谎、骗人,那可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家里的孩子们很注意,要老老实实的,讲实话,不能骗人。其实我父亲基本上没有打过孩子,就这一次,这是第一次,他对我的教训可能重一点,这是严父。但是后来有次我贪玩做一个化学实验,差点儿闯了大祸,他却没有怎么批评我,而是跟我讲原理讲道理,这又是慈父的表现了。

主持人:由于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已经9点20分了,我们这是本场最后一个提问。

提问:“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咱们的中国”“这是一滩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涟”“你可知Macao,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每当我作为一名中文系的学生,回忆起闻先生的这些诗句的时候,我总是感觉他是非常痛苦的精神状态,在忧国忧民。而今天在时代论坛,您二位先生不约而同地回顾起前辈,那种有点诙谐充满生活情趣的一面。而且你们不约而同提到一个相似的细节,于是我想起,在那个时代,好像这个中文系的文学大师他们的数学都不怎么样,我想起我大学中文系很多同学经常会议论到一件事情,当时他们数学考不好。尤其是吴晗考零分的时候,一方面被清华视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典范,同时这也是中文系很多数学不好的同学一个聊以自慰的典故。于是我个人很纳闷,就是以我们20多年考试的经验,一般一个数学考试满分可能不容易,但考到这种地步零分也很罕见,因为怎么蒙,也不可能考到。于是我有一个揣测,我想请问你们二位先生,是不是当时他们20多岁的时候,这些大师比我们这些年轻人还有个性,故意不好好考,抑或当时清华数学考试,真的非常非常难?这是我自己代表中文系同学很好奇的问题,谢谢你们。

季承:我父亲在高中的时候,已经分文理科了,所以他高中基本上没有学数学,当时也有这个风气,即便数学考上零分,其他的文科很优秀,一定被录取,结果确实北大、清华都录取的。但是我父亲的情况有点特别,他随后非常想试一试,如果我当年在清华大学不学西洋文学,而是学数学,是个什么结果,他多次跟我讲,我当时学数学怎么样,我觉得从我父亲的情况看,我想他学数学的话,也一定会有成绩,因为他不是那种见到了数学怕得要命,脑筋就不转了,不是那样的情况。

闻立雕:我父亲讲不强求,他自己在青岛大学当文学院院长的时候,有一个学生考试数学零分,就是咱们著名的诗人臧克家。臧克家考试是个零分,他是文学院院长,这个学生收不收,最后他收,臧克家几次谈到,要不是闻先生的话,我可能上不了青岛大学。

主持人:谢谢二位。今天实在是时间有限,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发到微博墙上或者留在我们的传单上面,我们会代为转达,现在请清华大学的学生会的同学给老师赠送鲜花和我们的礼物。【点滴感悟】以前一直对几位大师有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感觉。今天听了几位大师后人的演讲,感觉这种憧憬的情感更为强烈,但是又多了一些亲切感。大师虽然在学术上有杰出的成就,但在生活里也只是一位和蔼或者严厉的父亲,是一位严肃中带着可爱的学者,从生活中去感悟大师,会别有一种韵味。(法02 李唯涵)听了今天的讲座,印象最深的是季先生提到的那个成功的公式。大师们之所以是大师,确实是因为他们的有天分、勤奋、善于把握机遇,我们清华人有这样好的条件,也应该向大师们学习,争取让清华比灿烂的历史更辉煌!(汽02 李铭轩)

走向和谐建筑,追忆清华情思

【嘉宾介绍】张锦秋,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级高级建筑师,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院长,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师从梁思成、莫宗江教授。她的建筑理念是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其作品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并注意将规划、建筑与园艺相结合,其作品充满了人文气息。她有许多代表作品:西安大雁塔景区的三唐工程、陕西历史博物馆和西安群贤庄小区,先后被评为国家优秀工程设计奖,建筑学会创作奖,被誉为“新唐风”;西安钟鼓楼广场(建设部优秀规划奖)、陕西省图书馆和美术馆群体建筑(陕西省、建设部及国家优秀设计奖)、黄帝陵祭祀大殿及大唐芙蓉园等作品呈现她多元化的设计理念。其中,陕西历史博物馆成为西安市的标志性建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一流博物馆。李道增,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设计方法与理论专家,国家一级结构注册师。现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对建筑设计方法有深入的了解与研究,特别专精于剧院设计,通晓中外剧院的历史发展,是中国剧院设计研究的开创者。他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首任院长,长期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有大量的论文著作发表。马国馨,中国工程院院士,当代著名建筑师,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第二届“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清华大学建筑专业博士。作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他将自己与奥林匹克联系在了一起。亚运会期间,他主持设计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北京奥运会期间,由他主持的申奥体育场馆设计方案引起了世人的关注。除此之外,他还主持建造了毛主席纪念堂,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等著名建筑,是一位将理论结合实际的建筑大师。【策划手记】

在小小的西阶教室,却聚集了三位建筑大师、工程院院士,使气场瞬间陡增。一位是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的杰出弟子,一位是清华建筑学院首任院长,一位是国家奥体总设计师,在“时代论坛”的讲堂上,思维碰撞出火花,妙趣才得以横生。

有人会想问一个最简单也最复杂的问题:什么是建筑?张院士和马院士在讲座中都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建筑之美不在其形,而在其意。作为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承载着人类的过去与未来。它是那么远,又是那么近,是流动的音符,又是庄严的存在。

经历了清华的风风雨雨,如今谈起过往岁月,他们些许怀旧,些许兴奋,些许伤感,些许憧憬。如今对清华仍懵懂无知的我们,再次被“清华”二字所震撼,才意识到我们肩上责任之重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早已深深地刻入了一代代清华人的内心中,骨子里。既为清华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三位给出了很好的诠释。

清华之大,大至每个人的生活丰富多彩而充实自在;清华之深,深到图书馆的管理员都无所不知。

三位院士回忆,寄思,感怀,鼓励。短短的讲座结束了,但心中泛起的涟漪却难以平静。也许,不,肯定,短短的四年时光我们无从完整领悟清华。也许,它所需的时间,是一辈子。【演讲精粹】

建筑是执政者的历史舞台,这个不管你怎么说,是客观存在的。咱们说法国巴黎,就会说路易十四怎么怎么样,路易十六怎么怎么样,拿破仑怎么怎么样;说中国西安,就会说刘邦怎么怎么样,李世民怎么怎么样。这说明建筑跟执政者是密不可分的。至于说这些执政者在历史舞台上的表现是优秀的、卓越的,还是平庸的、腐朽的,那是历史的评价,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

清华学生应该:爱国第一,历练品格,学术求精,展望未来。

中医和建筑有相通的地方,最根本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医是从全局审视人的健康,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中国建筑也是这样,不是缺一个房间,就补一个房间上去,而是根据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有个统筹的布局。这个道理和中医是一样的。

清华的学生能考入清华,说明基本素质都挺好的,都是不简单的,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师傅只能是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尽管你素质好,聪明,但是你的努力才是根本。人都是逼出来的,是环境逼出来的,不怕被逼,要什么都不怕,勇于进取。【演讲实录】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清华大学时代论坛”。

建筑是一门艺术,追求至善至美,它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思考与积淀,是人类的财富,是时代的缩影。歌德曾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人们则习惯于把建筑称作世界的编年史。但歌曲和传说都已沉寂,已无任何东西能使人们回想已不存在的故事,除了建筑。因为建筑还在说话,在时间这本书的篇页上记载着人类的历史。

1946年10月,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从1946年至今的60余年里,在近5000名毕业生中涌现出一批建筑大师、两院院士、学术名家,清华大学建筑系也造就了一批中国建筑事业各个时期的领军人物和各相关单位的骨干人才。“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一世纪沧桑努力,一百年春华秋实,今天,来自五湖四海的校友们在这里共同欢庆母校的百年华诞,借此之际,我们荣幸邀请到了当代中国建筑界三位大师来到“时代论坛”,为我们解读多元化背景下如何走向和谐建筑,为我们讲述他们与清华的不解之缘。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著名的建筑大师张锦秋院士、马国馨院士!

请二位台上就座。李道增院士他还在主楼前面的舞台上,我们再稍等片刻。我们本来还邀请了北京建院的朱小地院长,但是他今天临时有急事不能来,非常抱歉。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嘉宾。

张锦秋教授现任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曾获得首批“中国工程建设设计大师”称号,国家特批一级注册建筑师,亚太经合组织建筑师,“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曾获得何梁何利奖基金科技最高奖项——“科学与技术成就奖”,是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女性。代表作有陕西历史博物馆,被确认为世界一流博物馆。欢迎张院士的到来!

马国馨教授,现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建筑师,清华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建筑建设设计大师。组织和负责多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如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停车楼等。在建筑历史、建筑理论、建筑规划、景观设计、建筑评论等领域,进行了富有开拓性的工作。欢迎马院士的到来!

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访谈环节,我们把李院士的座位也给他留出来。

马国馨:我先说两句,今天很抱歉,让大家在这边等到差不多七点半才开始,很抱歉耽误了大家的时间,也对不起张院士,让她在这儿等了一段时间,向大家表示抱歉。

主持人:我想今天在座的观众中,有建筑专业的学生,也有很多对建筑感兴趣的学生,我相信在你们心中都有自己对建筑的理解。现代派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曾说过,建筑开始于两块砖连接在一起。那么我想问问两位大师,你们作为专业的建筑大师,在你们心中又是怎样理解建筑的呢?

马国馨:还是请张院士先说吧!因为张院士是我学姐,大家一看张院士,很年轻,看我岁数很大,以为我是不是资格比她老一点,实际上我比张院士还要晚五届。

张锦秋:你听马院士说话,就知道他很善于辞令。刚才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话题很大,很严肃。建筑是什么?我们作为建筑师来说,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建筑是人类居住的基本空间。在古代,我们有住在树上的,有住在窠里面的,有住在穴里面的;后来中国有了四合院,再后来逐渐演变到现在的筒子房、宿舍楼,又有了居住小区,住在里面又分了什么高层住宅,多层住宅,还有什么连排式别墅,等等。从古到今,不管其样式如何变化,最基本的作用就是要满足人们生存的空间、居住的要求,对老百姓来说这是最起码的。另外,我还要斗胆地说一下,建筑是执政者的历史舞台,这个不管你怎么说,是客观存在的。咱们说法国巴黎,就会说路易十四怎么怎么样,路易十六怎么怎么样,拿破仑怎么怎么样;说中国西安,就会说刘邦怎么怎么样,李世民怎么怎么样。这说明建筑跟执政者是密不可分的。至于说这些执政者在历史舞台上的表现是优秀的、卓越的,还是平庸的、腐朽的,那是历史的评价,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

再换一个角度,我们说建筑它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意义,它是石头的书,这个大家都知道,它记载了人类的历史,不管在什么领域,什么国家,它是历史的记载者。从艺术角度来说,建筑是流动的音乐,这个是对建筑艺术最好的概括。建筑是流动的音乐,这是因为建筑艺术本身的复杂性,崇高性,我就先说这点吧。

马国馨:刚才张院士说了很多有关执政者与建筑的关系的感受,因为张院士是设计黄帝陵的。黄帝是我们中华的始祖,大家说炎黄子孙炎黄子孙,就是黄帝与炎帝。这些问题张院士说得很全面。我想说,建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像两块砖头黏在一起。当时考清华学建筑也不是想要设计房子,想要怎么怎么样,只是觉得建筑这个学科比较杂,它又要学工程,又要学数学,又要学技术,又要学人文,又要学历史,又要学美术,我那个时候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挺喜欢的。另外来到清华,知道清华有一位很有名的梁思成梁先生,当时梁先生有很好的号召力,那时候也不知道他就是系主任,只知道他是梁启超的儿子。

到了建筑系以后,不知道在座的建筑系同学在这个学校里都是怎么样的。我们那个时候,建筑系在学校很另类,我估计就像我们看人文学院、传播学院、美术学院一样,是我理解比较另类的那些。那时候大家就看,其他的系,例如什么工物系整天在做习题,上图书馆占座位,功课忙得不得了,而建筑系整天背着画板在大礼堂画画,太休闲、悠然了,实际上后来才知道,这个建筑系,十分苦,如果有现在在学建筑的,或者准备学建筑的,我劝告他们,建筑系是特别累的专业,是比研究原子弹还要累的这么一个专业。

张锦秋:说得非常对,刚才来的路上就跟主持人说,她说她现在不在建筑系,但是很想转到建筑系,我说你想学建筑很好,但是要做好终身加班加点的思想准备,从当学生开始。搞专业课程设计,那没有晚上不加班的,一直到你进入设计单位、科研单位,特别在设计院工作的话,当一个正牌的建筑师,那就是无穷无尽的加班。当然你觉得加班很愉快,心态好是另外一回事,很辛苦这是真的。这是我补充马院士的话。

马国馨:我再补充张院士的话。虽然建筑非常累,大家在学生时就很累,工作时也很累,很多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都要透支体力,但是,也有一个特别好的特点,就是建筑它本身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和魅力。所以很多学建筑的,虽然也累,而且嘴里老是各种各样的不满意,但是他们不愿意放弃。当然也有放弃的,前些日子我碰见罗中旭,他说那时候设计过几个房子,但是最后还是唱歌去了。今天我们在练歌的时候,就练“西山苍苍,东海茫茫”,我使劲喊,他说你干吗那么使劲,我说我想让艺术中心的人听听我这个嗓子还行不行。现在看来我这个嗓子还可以!那个同学说,您干嘛要问您唱得行不行。我说我要是行,我也像罗中旭一样改行,那个来钱来得快!

主持人:我觉得大家在开场等待时的焦躁情绪一定被现在的欢乐气氛淹没了,非常感谢两位院士带来的对建筑的不同的理解。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对建筑的理解,可能你对建筑的理解不同于两位院士,但是他们的讲解一定会让你从不同的层面再一次审视建筑的意义。刚才张院士谈到历史,我们接下来就谈一谈为何建筑是不同于别的事物的存在。首先因为它富有自己的文化意义,我觉得建筑是存在于它的多元化背景下的,怎么样能找到文化中的平衡点,尤其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之下,又怎样能找到传统建筑和现代建筑的和谐之道呢?

张锦秋:这道题应该提给在首都的马院士,因为他在首都工作,首先就应该解决和回答这个问题。

马国馨:刚才讲建筑的文化意义,大家知道人类的物质文明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建筑上,大家现在无论到中国哪个地方去游玩,或者到世界各国去,例如到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美洲去,首先给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当然是自然山川,河流湖泊,但是更重要就是它们的城市,它们的建筑,它们的风貌。更深入一点,要了解他们的人文、民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整个的城市和城市里的建筑都给人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所以大家有时候一说起巴黎,就想起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罗浮宫、玻璃金字塔等,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建筑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我曾经有一次在国外,工作了整整两天没睡觉,一直加班加点,困得都不行了,但是最后的成果让大家感到兴奋,还是有不小的成就感。你虽然累,到最后你看到它那个建筑把它建成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建筑,本身是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钢筋、水泥以及各种材料。而且另一方面,我们劝告我们学建筑的同学,刚才我讲的凯旋门、罗浮宫,到了希腊的雅典神庙,严格地说这些还是我们张院士讲的,这些建筑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但都是执政者、掌权者留下的一些建筑。更多的,对于我们建筑师来讲,更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当然还是为我们老百姓盖房子,因为你作为建筑师,每年盖了大量的建筑,许多建筑包括看到的国家大剧院、鸟巢,这些对老百姓的作用非常有限,虽然它的影响非常大,可是更重要的是大家的衣、食、住、行,大家要住,要上学,要受教育,要看病,要坐火车,这些都是为我们老百姓服务的。当然,这些当中有很多建筑到最后都不会留下来,大家看看,现在历史上留存下的古代的居住建筑、住宅建筑,基本上都是明清以后的,再早一些的很少见到。所以我想,这些建筑现存的数量应该是最大的,但是并非如此。所以对于我们建筑师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不是还要考虑到这个方面。建筑很吸引人的地方,一个就是完成它时会有小小的成就感,虽然累。甭管大小,这个房子盖起来,从精神上的东西变成纯物质的东西,建筑师会有一种满足感。另外,建筑非常吸引人的东西,和我们其他系很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其他的科学,1+1等于几,或者我们要计算一个什么工程,要经过工程师的推导,而且大家推导结果都是一样的;你要考试,像考基础课的题,大家的答案都是一样的,这道数学题应该得多少分就得多少分。但是建筑就不一样,建筑一个人做一个样,这个就是最吸引人的地方。这个和我们人文的课有点像,像搞电视、平面媒体,搞其他的,同样的题目每个人都有他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根据自己的美学观点,根据自己的了解,根据自己的个性,根据自己的喜好,有不同的答案,这样一来,就使这个学科变得特别的好玩,不是大家非常苦恼地说我觉得其实这个学科不怎么样,但是其他学科咱们也学不会。

张锦秋:接着马院士的说。建筑由于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人家艺术系说,你们是搞工程技术的,虽然有点艺术性,但是不注重好不好看,所以你们是匠人;人家科技界的科学家说,哎,你们建筑不就是利用人家研究的成果,出来了什么结构的公式,什么新材料、新技术,你们是应用技术,你们不是发明创造,所以你们的作品主要表现在你们的艺术上,你们属于艺术。所以艺术界认为我们是工匠,而科学家认为我们是搞艺术的。这个就反映了马院士刚才说的,因为我们是个综合的学科,所以我们的工作很有趣。你学习的知识要求面很广,你老是只会摆这个构成,一些形式上的探讨,你工程技术知识一无所有,你根本设计不了房子,什么样的适合运用什么结构,什么样的结构应该用什么材料,怎么解决现在的消防问题,如此等等吧,牵扯的面很广。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新材料、新结构,同时我们说它的艺术性,就跟人文历史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艺术牵扯到人的审美观点。

一般来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民族习惯、审美情趣、生活方式,那西方人有西方人的这些,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审美情趣不同,所以有不同的美学标准。现在世界全球一体化了,经济一体化了,商业贸易全球化,建筑、工程技术、结构技术,恐怕也得全球化,是不是?你造体育场,他造飞机场,大家要解决的跨度、高度问题都是一样的。所以这里唯独建筑艺术不能全球化,这是我的看法。就拿中国人来说,你再现代化,你不能把自己的黑头发都变成黄头发,自己的黑眼珠,变成蓝眼珠,因为有中国魂,那么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把房子设计的都跟故宫一样,跟天坛一样?这样也不行。所以我们不用过去老的传统思路,但是它有一种中国民族特有的这些艺术的精神,一些艺术的规律,一些审美的情趣在里面。虽然如今我们都住在譬如说公寓式的小区里的房子什么的,但是你看如果能有个小阳台,就想在阳台上布置几盆花,这个阳台我要把它搞得很生态,很绿化。这就是说,中国人他有这个庭园的情节,自古就是。

马国馨:我和张院士都很幸运,幸运的是什么呢?我们都经历了清华的五十年校庆,然后我们又赶上了一百年校庆,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个机会,赶上五十年到一百年。在座的同学们可能会赶上一百年和一百五十年的校庆,二百年不太可能了,这一百年校庆之后,大家像我们这个岁数的时候,就能赶上一百五十年的校庆。

张锦秋:科学发展了,健身有道,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马国馨:我觉得确实我们亲身经历了清华的变化,应该说还是感受良多,起码我在北京这么多年了,从1959年入学开始,到现在也就是差不多五十多年了,眼看着我们的清华一步一步地从原来的模样演变到现在的模样。我们上学的时候,大家知道那时候没有这么多房子,那时候就这边的1、2、3、4号楼,那边的7、8号楼,还有大饭厅。也没有这么漂亮的学生艺术中心,那时候只有一个音乐室,音乐室就在化学馆的西面,一个二层的小楼,那个小楼都是木地板,走在上面就响,大家就怕这个楼塌了。那时候清华学堂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地板也是走着响,我觉得很有沧桑感,大家觉得那是一个那么有历史的房子。

我们的建筑院的学生好像对大图书馆没有什么太多的眷顾。建筑系有自己的专业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比大图书馆还好,有各种各样的杂志,各种各样的书籍,而且完全都是开架的,所以对建筑系学生的吸引力非常大。而且我觉得在清华的好处就是:第一,有很好的校园环境;第二,有名师。名师像梁思成梁先生这样的不用说了,我随便说一个,让大家震惊一下。原来建筑系图书馆有一个管理员,是一个有小胡子的老头,说话是山东口音,就像倪萍那样子。但是如果清华建筑系教授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都要请教这个老头。他姓毕,你要是问他哪本建筑杂志第几期在哪儿,他会马上告诉你具体地方,而且他会好几国语言。就一个管理员,有这么高的学问,我很疑惑。我到了毕业之后才知道这个毕老是一名作家,朱自清当文学院院长时,他在清华开过课,是中国作家协会第一批会员。清华藏龙卧虎啊,一个管理员,却非常有学问,而且他在文学方面还造诣匪浅。在清华,老师非常好,有各种各样的,国学四大家,过去讲礼记,除了王国维、梁启超,其实还有李季。可能在座的还上过他们的课。

张锦秋:我再补充一点,像我们50年代在这儿上学的时候,梁先生办学是开放的,给我们讲过课的就有:罗卫东,是现代的理论家;那时候,马院士现在所在的设计院,就请过张德培,张德培是高级建筑师。

马国馨:张德培是清华建筑系第一期学生,黄浦一期。我碰到清华的朱子宣(音),朱教授,一见面我就说,朱老师你是黄浦一期。

张锦秋:当时张德培让我设计电影院,还有杨云,是建设部设计院,就是现在崔凯他们院,那时候的总建筑师,也被请来当建筑设计辅导教师。总之当时在清华,除了能听到清华很多有名教授的课,接受他们的教导以外,还可以不断地了解到全国的各个地方优秀的专家的讲课,甚至是课程辅导,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

马国馨:前几天,我看有关梁先生的材料,他不但在清华开课,还在北大开过课。有一个很有名的文化学者,大家可能知道,叫张中行,张中行写了很多书,《顺生论》,等等。张中行就说,那时候他在北大上学,听说梁思成在北大讲话,就去听听,蛮好听的,那时候课堂非常热闹,每次梁先生讲得都非常生动、有意思,大家听得津津有味。然后到了最后一堂课,梁先生给大家说了,他说:“我这个课到今天就要结束了,因此修我这门课的是要学分的,还是要考一考,我想看看在座的哪一位是修我这门课的同学,请举一举手。”结果一看,全场全是旁听的。

主持人:我们知道张院士也是师从梁思成大师,您有没有什么和梁思成大师的故事,和我们讲一讲?

张锦秋:我原来在本科的时候,跟梁先生几乎没有单独的接触,因为梁先生很忙。我们在北京乃至全国的活动很多,我记得在搞国庆工程的时候,我们这个年纪,有建九、建零、建一三个年级,这三个年级都参与了国庆工程。

马国馨:清华很有名的传统就是真刀真枪地做设计。

张锦秋:当时要办国庆工程,全国的建筑院校、建筑设计院都振奋起来了,当时新中国成立只有九年嘛,为迎接十年的大庆,要举行大型活动,要建十大建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清华有好几个组,有革命历史博物馆组,有人民大会堂组,有美术馆组,有科技馆组。

我在天安门广场的革命历史博物馆那一组,我们班参加很多,到了那个方案做出来的时候,挂在走廊上,梁先生来指点。当时他指点说,国庆工程还是要有中国的传统体现,有一些同学画的图,屋顶都走样了,不太对。那个时候我才近距离地和梁先生接触,那是本科的时候。后来到了研究生阶段,因为我分在历史博物馆组,在梁先生的门下,这个就不多说了。原来那篇文章,就是在梁公的书桌旁那一篇文章,很多地方转载了,那是得益于梁先生的指导,所以我也不多说了。但是我要说,梁先生对我的影响,不是说梁先生给我教大卫什么的,而是从梁先生身上学到了民族的自尊感、自豪感,首先是这个。另外就是业务上的进取精神,他对年轻人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在这方面我确实终身受用,就不细说了。

主持人:我们相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梁先生伟大的光辉事迹将永远记载在我们建筑史册上。那么我想,作为清华百年的最后一届学子,我们身上肩负着更多的外界的期许和时代的责任,那么我们想请两位大师,作为我们的长者,在我们人生或者我们事业方面给我们传授一下经验。

马国馨:要做人生导师,咱们套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哥哥妹妹,您就大胆地往前走吧。

主持人:张院士呢?

张锦秋:马院士总是很诙谐,我望尘莫及。因为今天也是难得有机会跟同学们在一起,我觉得,清华人要有清华的精神。今天回到母校以后,看到清华欣欣向荣,我也是很高兴,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不是清华校园变得更漂亮了,又盖了多少楼,清华的成就应该体现在一代代清华培养出来的新人,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有个书面的表达,总共四句话:第一个是爱国第一。清华的传统有很多,但是从年轻时候进入清华我就觉得,清华的人是以天下为己任,这个天下不是全世界,是国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是清华人骨子里面的精神,我觉得是这样的。不管是什么专业,我觉得爱国第一,像梁先生那就不用说了。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是历练品格。我们这些人,像我现在已经75岁了,转眼间成老太婆了,原来走到哪人家叫我,原来叫阿姨,后来叫大妈,现在叫奶奶,这就逐渐在升格,真是眨眼之间啊。所以这个人生是很短促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怎么能够过得好呢?过得精神上很愉快呢?我觉得关键是历练品格,就是说要有自己的人生追求,自己的道德标准等,这就叫自己有一个历练,要用过去的孔老的话叫“修身”。有当今时代的内容,我们不说大公无私,无私的人是很少的,你有私吗?

马国馨:有。

张锦秋:我也有,肯定是有私的。我们先公后私行不行?类似这种问题,不要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品格的标准,品格的追求,这个也不深说了。第三个是学术求精。我记得是朱镕基说过,清华的人就是追求完美,不管是什么专业,都要精益求精,那么我们建筑专业就更有体会了。做方案不是你把这个有几个立方米的容积算出来,或是把工作顺序给排出来,就完成任务了。方案在这儿,我们要反复推敲,精益求精。建筑师就是在不断的精益求精过程当中成长起来的。但学术上要精,是不是要陶醉在学术里面?好像国外有一些建筑师,专门做很多理想方案,表达他的学术思想,而不是为了建造的,是不是?

马国馨:是。

张锦秋: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建筑师不要走这个路子,我们学术精益求精,为了什么呢?就是第四句话,展望未来。我们是为了把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建得更好,求精的目的是为了要实践。你花了好多时间,是要把它建起来,要得到人们的认可,这是我们建筑师应该追求的目标,所以这也就是我的期望,大家应该大胆地往前走。

马国馨:刚才张学长说得很好,我自己也在想,恐怕一句话形容还不行。

我感觉,大家现在清华学五年,如果要连读硕士、博士,那要六年、九年。我们那时候学六年,这六年的时光,我们再回头看,实际上其中相当长的时间是在社会锻炼。在清华里只待了五六年,而社会这所“大学”我起码学了四十多年了。但是反过来我们感觉到与这四十多年的时间相比,清华给我们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

我在清华学习时,我也不是一个功课特别好的学生,我们班上有全五分的,全校有名的陈晨老师,全五分,我们系的吴京必(音)老师也是全五分。当时我思想不开放,也不爱说话,不像现在这么贫嘴。这可能是因为职业的关系,因为学建筑必须和业主打交道,你不说话谁理你啊?所以得有表达的能力。我那时候不爱表达,在进大学时也不是团员,到了大学五年级才入团。我感觉这个学校里,让你潜移默化受到熏陶,给你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我的同学就说,有时候给你一种像是被拷到硬盘里然后被激活的感觉。第二个感悟就是张大师说的学习问题。在清华学习不成问题,都是全国各地学习这么好的来到清华,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老师,这么好的环境,要是学不好也太不应该了。但是更重要的,我认为要有一种责任感,就是我们这些学生要为我们国家服务,要为我们的人民服务。你学建筑,起码要能把和谐建筑、健康建筑、宜居建筑、绿色建筑这些研究跟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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