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平原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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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学术史丛书)试读：
《学术史丛书》总序
陈平原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
其实，此举并非今人的独创。起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已着先鞭，更不要说梁启超、钱穆各自独立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至于国外，同类著述也并不少见，单以近年译成中文的为例，便有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丹尼尔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尼古拉耶夫等的《俄国文艺学史》、勒高夫等的《新史学》，以及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等。
即使如此，90年代中国学人之热衷于谈论“学术史”，依然大有深意。一如黄宗羲之谈“明儒”、梁启超之谈“清学”，今日之大谈学术史，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必定是与之血肉相连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当初梁启超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只是其拟想中的《中国学术史》之第五种；今人之谈论“学术史”，自然也不会以“二十世纪”自限。本丛书不只要求打通古今，更希望兼及中外——当然，这指的是丛书范围，而不是著述体例。
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
正因如此，本丛书不问“家法”迥异、“门户”对立，也淡漠“学科”的边界与“方法”的分歧，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均可入选。也许，话应该倒过来说：欢迎有志于通过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反省学科进而重建中国学术的学人，加盟此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文化工程”。1998年8月4日〔1〕重建“文学史”（代序）
我关注作为著述、课程以及知识体系的“文学史”，从1988年追随王瑶先生思考“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算起，至今已有二十年。其间，除了在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讲授“中国文学研究百年”专题课，先后撰写《小说史：理论与实践》、《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编辑《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学术史：课程与作业——以“中国现代文学学〔2〕科史”为例》等。此外，还曾和友人合作，出版《文学史》集刊，〔3〕可惜仅三辑便“寿终正寝”，真应了那句老话，“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谈论“文学史”，我关注的对象包括以下四种类型：第一，学者研究，如《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等；第二，著述研究，如《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等；第三，学科研究，如《学术史上的“现代文〔4〕学”》等；第四，课程研究，如《大学校园里的“文学”》等。总括起来，不外是在学术史、思想史以及教育史的夹缝中以及交汇处，认真思考这作为课程、著述以及知识体系的“文学史”，到底该如何生存、怎样发展。话虽说了不少，文也略有撰述，但还没到“一锤定音”的时候，故零零落落，尚未刊行“体系严密”的专著。或许，这种“路漫漫其修远兮”，“觉今是而昨非”，更能代表我目前的心境。
今天，主要跟大家讨论以下问题：学术史视野中的“文学史”，可爱但又可疑的知识，知识、趣味与技能，以“阅读”为中心，“重写”抑或“重建”。一、学术史视野中的“文学史”
如今的学界，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喜欢“从头说起”，借辨析知识构成的历史，追问“合理性”。这里有传统中国“考镜源流”的学术史思路，但更重要的启迪，还是来自法国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1903年，清廷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中国文学门”的科目包括“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源流”、“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和“西国文学史”等，并提示“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5〕行编纂讲授”。从那时起，中国人便开始以“文学史”的编撰与讲授作为文学教育的中心。
一百年后，“文学史”的撰述、出版与教学，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庞然大物。辨析其利弊得失，成为学界的重要话题。最早意识到此举意义的，是已故北大教授王瑶先生。1986年，王先生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发言：“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至少使文学的范围比较确定和谨严了，文学观念有了现代化的特点，叙述和论证都比较条理化和逻辑化；这些都可以说明，即使是研究中国古代的东西，也必须广泛从外国的学术文化中汲取营养。文学研究要发展，必须不断更新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而这就不能不吸收和利用外来学术文化的〔6〕优秀成果。”这一追溯根源、品鉴高下的思路，日后演变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等著述。
一开始是总结治学经验，接下来是学术史探究，再一转就成了知识考掘，研究者的思路日益拓展。以下按时间顺序，推介若干考究“文学史”的著述：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赵敏俐等《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陈国球、王宏志等编《书写文学的过去：文学史的思考》（台北：麦田出版，1997年），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龚鹏程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董乃斌《近世名家与古典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
以上著述，都是在“文学学科”的框架内进行思考与评说。可还有另一种思路，那就是，将“文学史”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看待。上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分辨“专门史”与“普遍史”，称后者“不惟须有史学的修养，更须有该专门的修养”；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四章“文化专史及其做法”，则专门介绍语言史、文学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美术史〔7〕等，称这些专门史都从属于“历史学科”。顾颉刚刊行于1947年的《当代中国史学》，下编第四章“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的研究”，专门讨论小说史、剧曲史、俗文学史、美术史等，径直将“文学史”〔8〕纳入史学范围来考察。
只是由于学科分化日益严重，当今中外学界，多将“文学史”划归文学系而非史学系。通行的说法是，“文学学科”由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这铁三角构成。但落实到具体操作，文学史的研究，或与社会史纠缠不清，或与思想史打成一片，或注重作家印象，或强调形式演变，学者们各有各的独门绝活。像胡适讲文言与白话，周作〔9〕人分言志与载道，上世纪50年代以现实主义为主线，60年代强调反映民间疾苦，80年代推崇“纯文学”，进入90年代，又有学者以人性作为贯串线索，所有这些文学史写作策略，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不无缺陷。就看你需要什么，偏文，重史，热爱理论，擅长考证，各得其所。近年老听到这样的“表扬”：你的书史料丰富，考证精细，不像学文学的——言下之意，“文学研究”就是堆砌形容词，轻飘飘的。这当然是一种并不美妙的误会。
2004年11月，在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联合召开的“中国文学史百年国际研讨会”上，我对国人之过分热衷于编撰体系完整且大同小异的文学史，表示不以为然。结果呢，引起不小的风波。我并不完全否定“文学史”的存在价值，我质疑的是世人对于“文学史”的迷信；另外，就是追问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是否一定要以“文学史”课程为中心。说得刻薄点，中国学界以及出版界之所以倾心于编撰各种各样的“文学史”，除了学问上的追求，还有利益的驱动，以及莫名其妙的虚荣心。因为，对于学者来说，只有此类著述可能名利双收、鱼与熊掌兼得。
需要区分涵义不同的“文学史”——作为知识体系，还是作为著述形式。二者的边界，本来就是见仁见智，伸缩性很大。一旦引入大学课程，所谓的“文学史”，很容易就变成了长时段、系统性、四平八稳、以“综论”为特征的教科书。林庚的《〈天问〉论笺》或陈〔10〕贻焮的《杜甫评传》，算不算文学史，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假如转化成课程设计，便是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区隔。都是课程，哪些必修，哪些选修，主次轻重之间，蕴涵着我们对于“文学史”的想象。二、可爱但又可疑的知识
八十多年前，郑振铎撰写《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批评以往中国人的文学研究从没上过“研究的正轨”，并进而提倡系统的、科〔11〕学的、“统括全部历史”的文学史著述。八十多年后，反省这种“文学史”迷思，并非基于民族自信心，也不是套用后现代论述，而是教育史与学术史的巨大张力，促使我们直面如何进行有效的“文学教育”这一难题。
1995年，香港科技大学主办“中国文学史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作题为《“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的发言，强调文学史并非“不证自明的知识体系”，从古已有之的“文章流别论”，转化为今日通行于学界的“文学史”，应归功于西学东渐的大潮。这里涉及晚清以降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五四文学革命提倡者的自我确证，以及百年中国知识体系的转化。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值得格外关注，那便是教育体制的嬗变。在20世纪中国学界，“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其确立以及演进，始终与大学教育密不
〔12〕可分。不只将其作为学术观念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
一直到今天，绝大部分《中国文学史》都是应某种教学需要而撰写的。因教学需要而编撰“文学史”，不见得就一定不好，如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至今仍是学界乐于称道的名著。十几年前，我曾撰写《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一文，从新式学堂的科目、课程、教材的变化，探讨新一代读书人的“文学常识”。具体论述时，除了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我还讨论了民初代表桐城、选学两大文派的《春觉斋论文》（林纾）、《文学研究法》（姚永朴）、《中国中古文学史》（刘师培）、《文心雕龙札记》（黄侃），以及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四种重要著述，即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吴梅的〔13〕《词馀讲义》以及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因在巴黎法兰西学院图书馆发现吴梅的《中国文学史》讲义〔14〕，促使我反省另一个问题：上述九书之所以体例迥异，是否跟大学里的课程设置有关？回头看1918年5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的《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其中明确规定：“文科国文学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前者的目的是“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后者的功用则为“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15〕文学之技术”。一年半后，国文教授会再次讨论教材及教授法之改良，到会十五人，包括钱玄同、刘半农、吴梅、马幼渔、沈兼士、朱希祖等。为便于交流磋商，此次教授会甚至决定“教员会分五种”：文学史教员会、文学教员会、文字学教员会、文法教员会、预科国文〔16〕教员会。新文化运动以前，虽无明确分工，可林传甲与姚永朴二书的巨大差异，同样蕴涵着“史的传授”与“文的练习”两种截然不同的课程设想。
一讲历史演变，一重艺术分析，在早年北大的文学教育中，二者各司其职，各得其所。“文学”与“文学史”并重，这本来是个很好的设计。可惜，195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史”课程的一家独大——这一点，越是重点大学，越是名师讲授，越是如此——教书的蜻蜓点水，听讲的走马观花，文学教育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回过头来，我们方才理解胡适的思路——胡适称自家的小说考〔17〕证，“完全是文学史的看法，不是研究文学的看法”。基于这一阅读趣味，他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称《红楼梦》也不怎么样，“思想见地”不如《儒林外史》，“文学技术”则比不上《海上花列〔18〕传》和《老残游记》。你可以嘲笑胡适的艺术鉴赏力，可你不得不佩服，他有勇气说自己想说的话。明知国人无比推崇《红楼梦》，还这么说，那是需要勇气的。记得陈西滢曾写文章，嘲笑英国人即便〔19〕没读过，也都整天说莎士比亚特伟大。三、知识、趣味与技能
这说的是教授的心态及策略，学生呢？对于大学生来说，“文学史”也未必是最佳读物。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
几年前，我在《文汇报》上发表《“文学”如何“教育”》，谈及大学中文系开设的文学史课程：“经过好几代学者的长期积累，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想象与叙述，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要把相关知识有条不紊地传授给学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倘若严格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讲课，以现在的学时安排，教师只能蜻蜓点水，学生也只好以阅读教材为主。结果怎么样？学生们记下了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至于具体作品，对不起，没时间翻阅，更不要说仔细品味。这么一来，系统修过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课程）的文学专业毕业生，极有可能对于‘中国文学’听说过的很多，但真正沉潜把玩的很少，〔20〕故常识丰富，趣味欠佳。”
此文发表后，得到不少学者的积极呼应，尤其是复旦大学的陈思和先生，有进一步的探讨与实践。这里不想讨论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为何倾向于宏大叙事，也不想挖掘大一统论述背后隐含的话语霸权，更不想质疑“历史”的真实性或“文学”的存在价值，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只想提出一个最最基本的问题：大学中文系培养学生的目标是什么？怎样才算合格的文学教育？近百年来中国人之以“文学史”（准确地说，是文学通史）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核心课程，这一选择，是否有重新调整的必要？
我当然知道，要想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很难；但我们起码可以通过反省“文学史”迷思，部分调整现有的教学体制以及写作策略。四、以“阅读”为中心
爱德华·W. 萨义德晚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回到语文学》。大意是说，现代人喜欢从一些很粗浅的文本阅读，迅速上升到庞大的权力结构论述，他对这个趋向非常担忧。他认为，这么做，等于放弃了所有人文主义实践的永恒的基础，这个基础即“语文学”。所谓语文学，就是对言词、修辞的一种耐心的详细的审查，一种终其一生的
〔21〕关注。这是人文学的根基所在。你现在把这个根基丢了，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找了很多很多材料，表面上很宏阔，但品味没了——这是今天人文学面临的困境。
一切都是“文本”，无所谓精英与大众、肉麻与有趣、经典与垃圾，于是，全都随便翻翻，匆匆走过场。结果呢，就像宋人朱熹说的，〔22〕读了等于没读，没读又好像读过。更要命的是，发言者高屋建瓴，指点江山，很有气势，可实际上缺乏独立判断能力，更不要说深入思考，并组织起有效的批判，以抵抗大一统的历史叙述。于是，学界纷纷提议，要多读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可何为“经典”，不同学术立场的人，意见分歧，全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还是认为，直面“经典”，而不是借道“概论”或“文学史”，更能激发起读者对于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精神境界等的强烈兴趣。需要的是保持一种“痴迷”的状态，持之以恒地品鉴、推敲、探究。
在我看来，大学里，无论专业课还是通识课，都应告别目前通行的“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过分注重系统的“文学史”讲授，必定导致教师与学生不懂装懂，还有就是以综述代替研究，以记忆代替体味。扪心自问，我们真能“全史在胸”，纵论古今，从屈原一直讲到鲁迅？与其追求文学史知识的“全面”与“系统”，还不如承认文学阅读的“片断化”与“个人性”。我甚至认为，对于绝大部分喜欢文学的读者来说，根本用不着“按部就班”，完全可以跳跃式阅读。没读楚辞，不见得就读不懂唐诗宋词。所谓《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历史联系，那是专门家建构出来的。文学史论述的环环相扣，很有道理，但普通读者不一定需要理会，更不必将其作为“先修课”。过于讲求循序渐进、首尾呼应，对于文学阅读来说，不合适。因为，它取消了阅读过程中的发现与惊喜。五、“重写”抑或“重建”
从“诗文评”、“文苑传”转为“文学史”的写作与教学，此乃晚清以降中国人的自觉选择。“文学史”在20世纪中国学界的风行，主要得益于“科学”精神、“进化”观念以及“系统”方法的引进，其中得失，尚未得到认真的分疏。说到底，有关“文学史”的课程及著述，乃行路的拐杖，帮助我们进入文学殿堂。如今，拐杖变成了包袱，丫鬟长成了小姐，需要人来细心伺候。半个多世纪前，文学史家刘永济曾抱怨现在的学制仿自泰西，你想教文学，就一定要编什么〔23〕“文学史”。在他看来，学文学的，需要默契于心，神游千古，而这就好像轮扁所说的，“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抱怨归抱怨，既然执教大学，便不可避免地投入“文学史”的写作，于是刘永济也有了《十四朝文学要略》。
所有的“重写文学史”，既是文学革命或文化革新的惯用手段，也和新意识形态的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此事可高可低、可雅可俗，也有人是出于版税方面的考虑。因此，我所理解的“重写”，接近于“重建”，即不仅仅是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也不只是学术思路或学术立场，还包含课程与著述，兼及阅读与训练、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校园与市场等。我的目的是，以教学实践为杠杆，撬开大门，从缝隙中窥探文学史建构中的若干问题，反省、质疑、重构世人所熟悉的文学史图像。
如此立说，即便建树无多，起码提醒学生，作为课程的文学史，没有想象的那么神圣。刚开始创建新式学堂时，曾经有过争论，我们需不需要编“教科书”。比起《古文辞类纂》等“读本”来，“文学史”的教学效果好，可批量生产人才，这是优点。但也留下许多遗憾，〔24〕章太炎《救学弊论》中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如今的文学教育，并不像传统书院那样以自学为主、因材施教，而是倚重文学史等教材，手段是“耳学”，目的是“速悟”。说得好听是知识系统化，说得不好听呢，就是章太炎所批评的，学生所得“不能出于讲义”。
聪慧的钱锺书抛开世人热衷的体系完整的文学史，转而营造精致的“文明的碎片”，你甚至不能想象，他会写出适合于课堂教学的“中国文学史”。但钱先生学不来，差别不只是学识与才气，更包括时代与机遇。你我能做的，就是在阅读、谈论、撰写“文学史”时，多留个心眼，明白关于“文学”的知识，并不都在“全国通用”或“面向21世纪”的教材里。不管这书是谁写的，也不管人家如何吹到天上去，最多只能说是“适应教学需要”。
我曾先后在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安徽师大、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华东师大、复旦大学以及台湾的东华大学等作专题演说，谈论百年中国五彩缤纷的“文学课堂”。在与各校师生的讨论中，我的思路逐渐清晰。“文学”到底该如何“教育”，说一千道一万，首先是让学生（而不是教授或家长）觉得有趣且必要，心甘情愿、喜气洋洋地走进教室。否则，一切论述都是“空谈”。“文学”除了作为科系、作为专业、作为课程，还有作为修养、作为趣味、作为精神的一面。故，我所关注的“文学教育”，不仅对中文系生命攸关，对整个大学也都至关重要。这里引入历史的维度，探讨各种可能性，涉及教育宗旨、管理体制、课堂建设、师生关系等。至于在中国，作为“著述”的文学史，该如何向年鉴学派学习，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史学，而不是满足于叙述史实与表彰先进，那是另一个问题，暂且按下不表。陈平原注 释
〔1〕 此乃根据作者2007年11月20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演讲稿整理而成，初刊《现代中国》第十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以及《大学·文学与文学教育》（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10年2月）。
〔2〕 《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学术史：课程与作业——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为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
〔3〕 参见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集刊，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第一辑（1993）、第二辑（1995）、第三辑（1996）。
〔4〕 前三篇收入本书，第四篇《大学校园里的“文学”》载《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2期，收入陈平原《大学有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5〕 《奏定大学堂章程》，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
〔6〕 参见陈平原《〈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小引》，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含“补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8〕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
〔9〕 参见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
〔10〕 林庚：《〈天问〉论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陈贻焮：《杜甫评传》（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8年。
〔11〕 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国文学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
〔12〕 陈平原：《“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1996年7月10日《中华读书报》。
〔13〕 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学人》第十四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
〔14〕 吴梅：《中国文学史（自唐迄清）》，见陈平原编《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5〕 《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1918年5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
〔16〕 《国文教授会开会纪事》，1919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
〔17〕 胡适：《什么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胡适作品集》二十四卷《胡适演讲集》（三）第240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
〔18〕 胡适：《答苏雪林书》、《与高阳书》，《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279—280页、29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19〕 陈西滢：《听琴》，《凌叔华、陈西滢散文》257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20〕 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2002年2月23日《文汇报》。
〔21〕 爱德华·W. 萨义德：《回到语文学》，见萨义德著、朱生坚译《人文主义与民主批判》，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22〕 朱子八九百年前教导学生如何读书的老话，只要不过于拘泥，今日读来还真有点切中时弊：“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皆有印本多了。”“今之学者，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看人文字，要当如此，岂可忽略！”“读书之法，先要熟读。须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说道是，更须反复玩味。”参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十一，161—1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3〕 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1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24〕 章太炎：《救学弊论》，见《章太炎全集》第五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章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在20世纪的中国，“新教育”与“新文学”往往结伴而行。最成功的例证，当属五四新文化运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等人提倡新文化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其强大的学术背景——北京大学。不只是因北大作为其时唯一的国立大学，有可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更因其代表的现代教育体制，本身便与“德先生”、“赛先生”同属西方文化体系。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西学东渐”，进展最为神速、影响最为深远的，在我看来，当属教育体制——尤其是百年中国的大学教育。谈论“文学革命”，无论如何不该绕过此等重要课题。
教育改革与文学革命，二者不尽同步，但关系相当密切。大作家不一定出自名校，成功的文学运动也不一定起于大学，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文学教育”作为一种知识生产途径，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走向。教育理念变了，知识体系不能不变；知识体系变了，文学史图景也不可能依然故我。大学里的课堂讲授，与社会上的文学潮流，并非互不相干：对文学史的叙述与建构，往往直接介入〔1〕当下的文学创作。胡适的提倡白话文学为正宗，周作人的介绍欧洲文学潮流，以及鲁迅、吴梅在北大讲台上教习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都与五四文学革命相表里。
谈论肇始于晚清、成熟于五四的“文学革命”，时贤多关注报刊书局之鼓动风潮；本文则希望另辟蹊径，从新式学堂的科目、课程、教材的变化，探讨新一代读书人的“文学常识”。从一代人“文学常识”的改变，到一次“文学革命”的诞生，其间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曲折与艰难；但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我以为是后人眼中平淡无奇的课程设计与教材撰写。
考虑到北京大学及其前身京师大学堂在中国教育转型中占据特殊地位，在很长时间里独领风骚，本文选择其作为研究的个案。以大学堂的酝酿为开端，这点一般不会有异议；至于论述的下限，暂时设定在1922年。理由是，这一年颁布的“壬戌学制”，使中国的大学得到较快的发展；同年，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培养制度正式成型。当然，还有一个潜在的理由，那便是文学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胡适之先生甚至已经提前进入历史——《五十年来中国之文〔2〕学》第十节讨论的正是近在眼前的“文学革命运动”。
从胡适开始，世人之谈论“文学革命运动”，多注重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三沈二马以及周氏兄弟的贡献，这自然没错。引入这些北大教授们的学术背景，将主要着眼点从“个人才华”转为“制度建设”，目的是突出知识生产过程的复杂性，以便从另一角度理解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一、“虚文”之不可或缺
晚清之提倡“新教育”者，一开始并未将“新文学”作为相关诉求。当务之急是富国强兵，新旧文学之得失，并不在改革者的视野内。相反，在改革者眼中，“新教育”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改变中国人“重虚文”而“轻实学”的毛病。因而，关于新学制的设计，文学课程往往被有意无意地“遗漏”了。
甲午战败，改革教育制度的呼声日高。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广开学校；同年7月，山西巡抚胡聘之要求变通书院。一反省新式学堂之得失，一提倡旧式书院的改造，共同目的是培养具备“真才实学”、能够“共济时艰”的“有用之才”。具体策略则是，加强“天算格致农务兵事”等西学课程。胡巡抚建议大量裁汰“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既皆无裨实用”的原有书院；即便保留，“每月〔3〕诗文等课”，亦应“酌量并减”。李侍郎眼界更高，对已有三十多年历史的新式学堂大不以为然，称其或只讲西语、西文，或不重专门、术业不精：
夫二十年来，都中设同文馆，各省立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皆合中外学术相与讲习，所在而有。而臣顾谓教之之道未尽，何也？诸馆皆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其未尽一也。格致制造诸学，非终身执业，聚众讲求，不能致精。今除湖北学堂外，其余诸馆，学业不分斋院，生〔4〕徒不重专门，其未尽二也。
前者将“溺志词章”作为中国旧式教育的通病，后者谈论西学时不及“词章之学”，这在晚清，几乎已成所有“有识之士”的“共识”。
传教士也不例外。先是李佳白（Gilbert Reid）“拟请京师创设大学堂”，以符“首1善之区”高名。至于大学堂的课程，李君也有所设计：
总学堂应有之各等学问，如中西文法文理、中西史鉴、政事学、律法学、富国策、地理学、地势学、算学、格致学、化学、天文学以及机器学、矿学、金石学、工程学、农政学、身体学、医学，并中西〔5〕各等性理学、性灵学，必须并蓄兼收。
如此“并蓄兼收”的课程表里，找不到今日看来不可或缺的文学与艺术。约略与此同时，另一位传教士、创办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登州文会馆的狄考文（Calvin W. Mateer），代表泰西各国寓华教士组织的“文学会”，也有“上译署拟请创设总学堂议”。是书再次建议设立总学堂，其课程设计似乎更趋合理：
今建立总学堂，则凡中西文字、经史、政事、律例、公法、兵戎之学，天算、地舆、测绘、航海、光、电、声、化、汽机之学，身体、心灵、医理、药法、动植物之学，农政、商务、制造、工程之学皆入
〔6〕之。
有趣的是，“文学会”开出的课程表，也与中国固有的“词章之学”根本无涉。“文学会之设”，据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为这一奏折所加的跋语称，“专以振兴中国文学为己任”。照林教士的说法，“欲造就人才，必先振兴文学；欲振兴文学，必先广设学堂”〔7〕
。如此关系重大的“文学”，并非今人熟悉的汉译literature，而是广义的文化教育。这一点，有此前林译森有礼的《文学兴国策》为证——该书以及花之安（Ernst Faber）的《德国学校》、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七国新学备要》等，在晚清影响极大，梁启超等新学之士正是从中获悉“西人学校之等差、之名号、之章程、之〔8〕功课”，并开始“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的。
经由热心教育的大臣及教士奔走呼吁，朝廷终于决心在京师开办大学堂。主持其事的孙家鼐，对文学课程的有无似乎拿不定主意。1896年《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称“学问宜分科也”，所拟十科中，〔9〕“五曰文学科，各国语言文字附焉”。两年后，大学堂即将正式开办，孙大臣改变了主意：“查原奏普通学凡十门，按日分课。然门类太多，中材以下断难兼顾。拟每门各立子目，仿专经之例，多寡听人自认。至理学，可并入经学为一门。诸子、文学皆不必专立一门。”〔10〕百日维新失败，大学堂的事业虽勉力维持，策略又有所调整，被任命为管学大臣的孙家鼐，转而强调尊亲之义与礼教之防：
先课之以经史义理，使晓然于尊亲之义，名教之防，为儒生立身之本；而后博之以兵农工商之学，以及格致测算语言文字各门，务使〔11〕学堂所成就者，皆明体达用，以仰副我国家振兴人才之至意。
这与光绪皇帝开办大学堂之上谕所强调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可谓丝丝入扣〔12〕。
既然时人普遍贬考据、辞章、帖括为“旧学”，尊格致、制造、政法为“新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定在“废虚文”而“兴实学”，文学教育又如何才能进入改革者的视野？说来有点不可思议，“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学在课程表中之重新浮现，依然得益于时人之“醉心欧化”。不管是举人梁启超，还是大臣张百熙、张之洞，一旦需要为新式学堂（包括大学堂）立章程，都只能依据其时的译介略加增删。而西人之学堂章程，即便千差万别，不可能没有“文学”一科。于是，不被时贤看好的文学教育，由于学堂章程的制定，又悄然复归——虽然只是在字面上。
对比晚清三部大学堂章程，不难感觉到文学教育之逐渐浮出。1898年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明白无误地表明朝廷独尊“泰西各种实学”之旨意——尽管此章程据说出自梁启超之手。这部章程开列十种“溥通学”，十种“专门学”。前者“凡学生皆当通习者也”，故有“文学第九”之列；后者培养朝廷亟须的专门名家，则只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法律学归此门）、地理学（测绘学归此门）、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医学归此门）〔13〕。也就是说，“文学”可以作为个人修养，但不可能成为“专门学”。
1902年，张百熙奉旨复办因庚子事变毁坏的大学堂，并“上溯古制，参考列邦”，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皇上批示“尚属详〔14〕备，即着照所拟办理”。此章程对“功课”的设计，比戊戌年间梁氏所代拟的详备多了，分政治、文学、格致、农学、工艺、商务、医术七科；文学科又有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七目。将“辞章”列为大学堂的重要课程，不再将其排除在“专门学”之外，总算是一大进步。鉴于其时学生水平，张大臣主张先办政、艺两“豫备科”。对于“卒业后升入政治、文学、商务分科”的政科，章程规定周二学时的词章课，任务是讲述“中国词章流别”。至于“词章流别”如何讲授，与章学诚、姚鼐、康有为之讲学书院有无差别，章程并无明确指示。
1903年，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据张自述：“数月以来，臣等互相讨论，虚衷商榷，并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其于中国不相宜者缺〔15〕之，科目名称之不可解者改之，其有过涉繁重者减之。”“参酌变通”的指导思想，在同时上呈的《学务纲要》中有详细解释。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
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古文所以阐理纪事，述德达情，最为可贵。骈文则遇国家典礼制诰，需用之处甚多，亦不可废。古今体诗辞赋，所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中国乐学久微，借此亦可稍存古人乐教遗意。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惟近代文人，往往专习文藻，不讲实学，以致辞章之外，于时势经济，茫无所知。宋儒所谓一为文人，便不足观，诚痛乎其言之也！盖黜华崇实则可，因噎废食则不可。今拟除大学堂设有文学专科，听好此者研究外，至各学堂中国文学一科，则明定日课时刻，并不妨碍他项科学。兼令诵读有益德性风化之古诗歌，以代外国学堂之唱歌音乐，各〔16〕省学堂均不得抛荒此事。
以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著称的张之洞，其强调“中国文辞”之不可废弃，与其说是出于对文学的兴趣，不如说是担心“西学东渐”大潮之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这就不难理解，主张设立“中国文学”科目的张之洞，谈及文学时，与历来皇上对科考文章的要求毫无二致：“但取理明词达”，“不以雕琢藻丽为工”，“以清真雅正为宗”。除此之外，还“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当然，章程也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习洋文”，可理由是“今日时势，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17〕不窒碍”。至于“西洋文学”是否也属于“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也值得设专科“听好此者研究”，上述奏章、纲要及章程，均无明确说明。
虽无说明，1903年的《大学堂章程》里却已有此“摆设”。章程规定，文学科大学分九门：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国文学等〔18〕。不用说，后五者纯属虚拟。与中国文学门从课程安排、参考书目到“文学研究法”都有详尽的提示截然相反，英、法、德、俄、日这五个文学专门，均只有不着边际的寥寥数语。须知，京师大学堂的各分科大学，正式成立的时间迟至1910年；而且，文科大学中真正开设的，也只有中国文学和中国史学两门。
虽说西洋文学课程的设计在很长时间里只是“虚位以待”，但1903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依然大有新意，其中尤以对文学课程的构想最值得重视。兴办西式学堂的直接目标，乃通过传授“西学”与“西艺”，培养治国安邦的“有用之才”。这点，朝野间认识并无差别。在晚清人眼中，“西艺”局限于声光化电，“西学”也不包括文〔19〕学艺术。机器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教育不如人，难道连原先自诩“天下第一”的“道德文章”也都不如人？时人对连“文学”都必须“进口”，感到不可思议。即便以介绍西方文化为己任的梁启超，1903年畅游美国，也谆谆告诫留学生们：“宜学实业，若工程矿务农〔20〕商机器之类。勿专骛哲学文学政治。”一直到1930年代初，老诗人陈衍仍对钱锺书到国外学文学大惑不解：“文学又何必向外国去〔21〕学呢！我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吗？”
可是，借助于“大学堂章程”的不断修订，“文学教育”的重要性日渐得到承认；另外，新式学堂里的“文学”，与传统书院的“辞章之学”，也日渐拉开了距离。即便暂时无法开设正规的“西洋文学”课程，单是“中国文学”的科目设置及“研究法”，也让中国读书人耳目一新。二、“文学史”的意义《奏定大学堂章程》与《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巨大差别，不只在于突出文学课程的设置，更在于以西式的“文学史”取代传统的“文章流别”。后者对“词章”课程的说明，只有“中国词章流别”六字；前者则洋洋洒洒两千言，除总论性质的“中国文学研究法略解”外，各门课程均有具体的提示。如“历代文章流别”：“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历代名家论文要言”：“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为讲义”；“周秦诸子”：“文学史家于周秦诸子当论其文，非宗其学术也，汉魏诸子亦可浏览”。
1903年颁布的《大学堂章程》，在“文学科大学”里专设“中国文学门”，主要课程包括“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四库集部提要”、“西国文学史”等十六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要求讲授“西国文学史”，以及提醒教员“历代文章流别”一课的讲授，应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为摹本。此前讲授“词章”，着眼于技能训练，故以吟诵、品味、模拟、创作为中心；如今改为“文学史”，主要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大学堂章程》对此有所解释：
博学而知文章源流者，必能工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
〔22〕习。
大学“勿庸课习”诗赋，中小学又有“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23〕多占时刻”的规定，长此以往，不待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诗文在西式学堂这一文学承传的重地，已必定日渐“边缘化”。诗文一事，虽说“诵读既多，必然能作”；但学堂之排斥作诗，将文学教育界定为“文章流别”之分疏或“文学史”的讲授，我以为，此举更接近日本及欧美汉学家的研究思路。
西式学堂的文学教育，不再以《唐诗别裁集》或《古文辞类纂》为意，那么，学生该如何在茫茫书海里获取所需知识？总不能再要求他们在《四库》、《七略》中自己求索。时人比较中西教育之异同，对外国学堂皆编有“由浅入深、条理秩然”的教本大为欣赏，以为可〔24〕省去学生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可是，一到具体落实，依旧阻力重重——尤其是大学文科教材的编纂。
1898年，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孙家鼐，便主张“编书宜慎也”。“西学各书，应令编译局迅速编译”，这点孙大臣没有异议；至于中学，经书部分“仍以列圣钦定者为定本”，史学诸书则“前人编辑颇多善本，可以择用”。但这一说法，明显不能成立。中国人之自编适应中小学学制需要的近代意味的教科书，始于19世纪〔25〕90年代。至于尚在创设阶段的大学堂，哪来“颇多善本”的教科书？其实，孙大臣担心的是，教科书的编写，使得“士论多有不服”。以教科书的编纂比附王安石的“创为三经新义，颁行学宫”，〔26〕以为会导致“以一家之学而范围天下”，孙大臣明显误解了西式学堂里教科书普及知识的功能。
1902年，张百熙执掌大学堂，重提教科书的编纂。西政、西艺，以翻译为主，只需删去“与中国风气不同及牵涉宗教之处”；反而是有关“中学”的教习，找不到适用的教材。之所以急于将浩如烟海的“百家之书”，“编为简要课本，按时计日，分授诸生”，目的是：
欲令教者少有依据，学者稍傍津涯，则必须有此循序渐进由浅入〔27〕深之等级。故学堂又以编辑课本为第一要事。
依此思路，京师大学堂除采用编书局所译之教本外，也要求各科教习自编讲义。国人编纂的大学堂讲义，历经岁月沧桑，现在存留下来的数量不多，只有张鹤龄编《伦理学讲义》、王舟瑶编《经学科讲义》与《中国通史讲义》、屠寄编《史学科讲义》、邹代钧编《中国〔28〕地理讲义》，以及陈黻宸编《中国史讲义》等寥寥数种。最后一〔29〕种之所以“残缺不全”，据说是因“提倡民权”而遭到焚毁。
京师大学堂的讲义，不只使用于校内，还可能传播到全国各地。如国文科教员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年的原刊本难得一见，而1910年武林谋新室的翻印本则流传甚广。深入解剖林著，对我们理解京师大学堂的教科书建设，以及新学制下的文学教育，将是不可多得的范例。
作为第一部借鉴和运用西方文学史著述体例撰写的《中国文学〔30〕史》，林传甲此书历来备受关注。既是“开山之作”，缺陷在所难免，论者往往宽厚待之，甚至努力发掘其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自创体例”与“独出机杼”。《大学堂章程》的提醒，以及林氏的自述，使得世人较多关注此书与其时已有中译本的《历朝文学史》（笹川种郎作）的关系。这自然没错，只是林著对于笹川“文学史”的借鉴，〔31〕尤其是将其改造成为“一部中国古代散文史”，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大有来头。
林著共十六篇，各篇目次如下：一、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二、古今音韵之变迁；三、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四、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五、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六、古经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为作文之法；七、群经文体；八、周秦传记杂史文体；九、周秦诸子文体；十、《史》《汉》《三国》四史文体；十一、诸史文体；十二、汉魏文体；十三、南北朝至隋文体；十四、唐宋至今文体；十五、骈散古合今分之渐；十六、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对照《奏定大学堂章程》，不难发现，此十六章目，与“研究文学之要义”前十六款完全吻合。至于后二十五款，牵涉古今名家论文之异同、文学与地理之关系、有学之文与无学之文的分别、泰西各国文法的特点等，与“文学史”确实有点疏远，不说也罢。
对此写作策略，林著《中国文学史》的开篇部分其实有相当明晰的交代：
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文学众义，大端毕备，即取以为讲义目次。又采诸科关系文学者为子目，总为四十有一篇。每篇析之为十数章，每篇三千余言，甄择往训，附以鄙意，以资讲习。夫籀篆音义之变迁，经史子集之文体，汉魏唐宋之家法，书如烟海，以一人智力所窥，终恐挂一漏万。诸君于中国文字，皆研究有素，庶勖其不逮，俾成完善之帙。则传甲斯编，将仿日本笹川种郎〔32〕《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
此乃作者最初的设计，希望亦步亦趋，让“章程”的四十一款款款得到落实。可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因担心体例过于紊乱，放弃了后二十五款。讲义刊行前夕，作者撰写“题记”，对其“大胆取舍”做了辩解：“大学堂‘研究文学要义’，原系四十一款，兹已撰定十六款，〔33〕其余二十五款，所举纲要，已略见于各篇，故不再赘录。”其实，在已知的京师大学堂讲义中，林著堪称遵守章程的模范。王舟瑶、屠寄、陈黻宸、邹代钧等人讲义的章节安排，均与《大学堂章程》有很大出入。或许，这正好说明了其时“文学史”研究“妾身未明”的尴尬位置——既不像“经学”那样标准自定不待外求，也不像“地理学”那样基本取法域外著述，于是，只好照搬现成的大学堂章程。
正因如此，谈论林著之得失，与其从对于笹川著述的改造入手，不如更多关注作者是如何适应《大学堂章程》的。比如，常见论者批评林著排斥小说戏曲，可那正是大学堂章程的特点，林君只是太循规蹈矩罢了。还有，林著的论述大都蜻蜓点水，几无任何独创性可言，这也与其“依样画葫芦”的论述策略大有关系。而“每篇自具首尾，用纪事本末之体也；每章必列题目，用通鉴纲目之体也”，以及全书章节匀称，每篇字数相当，更是为了便于讲习。说到底，这是一部普及知识的“讲义”，不是立一家之言的“著述”——时人正是从这一角度接受此作的。
与林氏同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的“东文兼世界史、伦理、外国地理、代数、几何教员”江亢虎（绍铨），对“年二十，著书已等身”的作者之“奋笔疾书，日率千数百字，不四阅月《中国文学史》十六篇已杀青矣”，实际上颇有微词。强调此书不同于古人“瘁毕生精力”之“著述”，只是为了便利初学而写作：
况林子所为，非专家书而教科书，固将诏之后进，颁之学宫，以〔34〕备海内言教育者讨论焉。其不可以过自珍秘者，体裁则然也。
区别“教科书”与“专家书”，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提法。此后百年，中国学者热衷于撰写无数大同小异的《中国文学史》，很少人认真反省这一著述本身的内在限制，使得“教科书心态”弥漫于整个中〔35〕国学界。鲁迅说“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36〕这才陆续编成的”，这话一点不假。假如没有“教书”这一职业，或者学校不设“文学史”这一课程，不只鲁迅，许多如今声名显赫的文学史家都可能不会从事“文学史”的著述。一直到今天，绝大部分《中国文学史》，都是应某种教学需要而撰写的。这种为“求教育普及之用”而撰写的文学史，是否真的如文学史家刘永济所称的，“直轮扁所谓古人之糟粕已矣”，尚可争议；但“文学史”的创制，乃〔37〕“今之学制，仿自泰西”的产物，这点倒是确凿无疑。
同是京师大学堂或北京大学的讲义，不见得非囿于“章程”不可。继林传甲而讲学上庠的，不乏艺高胆大的文人学者，其撰述也远比林著优秀。更重要的是，大学堂里的文派之争，直接影响了整个时代的文学潮流，甚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不无关系。三、“桐城”与“选学”之争
文学上“家法”不太明显的林传甲，1906年离开大学堂的教席。同年，对桐城文章情有独钟的古文家兼翻译家林纾进入京师大学堂，先后任经学教员和经文科教员，直到1913年被迫去职。讲学大学堂时的林纾，声望如日中天，除此前译述西洋小说备受赞赏外，如今又在古文写作与研究两个领域里引领风骚。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讲学上庠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尤其在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
1906年，刚刚任教大学堂的林纾，结识了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马其昶（马氏其后也曾短期任教京师大学堂），得到高度赞誉，于是对自家文章益发自信。第二年，应张元济的邀请，林纾开始为商务印书馆选编十卷本的《中学国文读本》，精选并评注从清代上溯周秦的古文；1910年，收录林纾历年所作古文109篇的《畏庐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13年6月，《春觉生论文》开始在《平报》连载——所有这些，使得“翻译家”的林纾，俨然成了“古文权威”。可也就是这一年，林纾与另一位桐城古文大家姚永概因北大校园里的人事纠纷及文派之争，一并去职。
此事对林纾打击甚大，虽然在家信中，林氏一再表示去职乃是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且对其生计毫无妨碍：
字谕祥儿知之：大学堂校长何燏时，大不满意于余，对姚叔节老伯议余长短，余闻之失笑。以何某到校时，余无谄媚之容，亦无趋承之态，故憾我次骨。实则思用其乡人，亦非于我有仇也。然每礼拜立讲至十句钟，余年老亦不堪矣，失去此馆，亦无大碍。前已为政法学堂延为讲师，每礼拜六点钟，月薪一百元，合《平报》社二百元，当支得去。唯搬入城内，屋租三十八元，稍贵。幸与铭盘、石荪、秀生〔38〕三人译书，亦可得百余元。以盈挤（济）虚，尚不吃亏。
其时林纾卖文卖画的收入颇丰，倘以经济论，确实可对失去北京大学的教职不太在意。可此乃平生事业之转折点，敏感的林纾自是极为愤怒。在《与姚叔节书》中，大谈如何“不容于大学”，尤其对“以挦扯为能，以饾饤为富”、“剽袭汉人余唾”的“庸妄巨子”大加讨伐，指斥“其徒某某腾噪于京师，极力排媢姚氏，昌其师说，意可〔39〕以口舌之力，挠蔑正宗”。明眼人一看即都明白，林纾将去职之事归咎于章太炎。
章太炎对林纾，确曾有过相当苛刻的评价，比如，1910年发表于《学林》上的《与人论文书》，便将其断为并世文人中文体最为卑下者：
纾视（严）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夫欲物其体势，视若蔽尘，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40〕而只益其丑也。
事隔三年，此苛评不但没有烟消云散，反而因辛亥革命成功，章氏弟子大举进京，对林纾等桐城文派造成更加直接的威胁。何校长之更弦易辙，林纾心里明白，并非只是因其“无趋承之态”。否则，林氏不会迅速将目标锁定在并不在场的章太炎以及校长的“思用其乡人”。
何燏时乃浙江诸暨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对同是浙江老乡且声名显赫的章太炎相当仰慕。恭请不到，便接纳其门下诸贤。说何氏“思用其乡人”，也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还是作为民国元勋兼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其声誉远远超过林纾等纯粹文人。据沈尹默称，何校长确实不满林纾的教学，尤其是“林在课堂上随便讲讲小说”。于是把太炎先生的弟子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连同与章门弟子常在一起的沈尹默陆续招聘到北大，“最后，太炎先生的大弟子黄侃（季刚）也应邀到北大教课”。于是，开始了“北大第一次的新旧之争，是争领导权，当然，也包括思想斗争在内”。沈尹默对这场“夺权”争斗有十分明确的表述：
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41〕
其实，在1917年蔡元培长校以前，章门弟子在北大开展的“思想斗争”，痕迹不太明显；倒是“文派之争”轰轰烈烈，而且战绩辉煌。最明显的，当属将桐城派的马其昶、林纾、姚永概、姚永朴等驱〔42〕逐出北大。
就在离开北京大学的这一年，林纾撰《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对古文未来的命运忧心忡忡：
欧风既东渐，然尚不为吾文之累。敝在俗士以古文为朽败，后生争袭其说，遂轻蔑左、马、韩、欧之作，谓之陈秽文，始辗转日趣于敝，遂使中华数千年文字光气一旦暗然而熸，斯则事之至可悲者也。〔43〕
此文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与卫道热情，已经蕴涵着日后与五四新文化人的直接冲突。至于文章结尾之呼吁“彬彬能文”的“同学诸君”奋发图强，“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与其表彰左、马、韩、欧的《春觉生论文》之开始连载（1916年由都门印书局出版单行本时改题《春觉斋论文》），大概并非纯粹的偶合吧？《春觉斋论文》不同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劈头就是“论文之言，犹诗话也”，明显回到传统文论的套路。“流别论”十五节，还可作为简略的散文史读；可“应知八则”、“论文十六忌”等，偏于具体写作经验的传授，与新学制的规定不尽吻合。1913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要求“国文学类”讲授文学研究法、词章学、中国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史、近世欧洲文学史等——“文学史”的课程〔44〕增加而不是减少。作为晚清文论名著，《春觉斋论文》开始连载时，林纾刚刚离开北大，因此，有理由推测，这很可能是其在北京大学的讲稿。如此说能得到证实，则民初代表桐城、选学两大文派的四部重要著述《春觉斋论文》（林纾）、《文学研究法》（姚永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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