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林广
出版社：中华书局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文心雕龙》先秦两汉文学批评研究试读：
序一
可永雪我面前摆着一册厚厚的《〈文心雕龙〉先秦两汉文学批评研究》的书稿。
这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呢？它不是《文心雕龙》关于先秦两汉文学批评的某种观点、某种理论的阐发和论证，而是为《文心雕龙》的先秦两汉文学批评进行的总盘点、总考察，很有些历史还原的味道。
具体说，它是把举凡《文心雕龙》一书所论列的作家、作品，以及文体、美学范畴等，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即《诗》《书》《易》《礼》等儒家经典；《史记》《汉书》等史传作品；孟子、老子、墨子、韩非等先秦诸子；屈原、贾谊、司马相如、张衡、蔡邕等先秦两汉代表作家及《楚辞》《古诗》等典范作品，分为四编二十六个专题，一一加以检阅，看《文心雕龙》对这些作家、作品，以及这些文体和美学范畴都说了哪些话，提出了哪些看法和评价，做出了怎样的分析和评点，得出了哪些结论，这些看法和观点等等又涉及哪些问题。
然后，再进一步，考察这些看法和观点符不符合实际，一些观点和见解正确与否、站不站得住脚，以及它们在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价值、意义和影响等等。
举例来说，关于屈原和《离骚》，《文心雕龙》都说过哪些话；这些话都是在《文心雕龙》的哪一篇讲到的；又都是在什么场合，针对什么讲的；这些话的基本意思是什么；前后有无矛盾；其主导倾向是什么；这些看法和观点在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作用。
所有这些，都要一一检阅，一一考察。
同时，它的这些检阅和考察，还有两个鲜明特点：
一是全，具有竭泽而渔的穷尽性——即只要是《文心雕龙》讲过的，只要是论及先秦两汉作家、作品以及文体和美学范畴的，不管是多是少，是片言只语或成章成段，也不管是褒是贬，说好说坏，一律都收。不是先预设什么标准、框框，而是先汇集、梳理起来再看，再研究。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呈现《文心雕龙》先秦两汉文学批评的全貌，不致因为主观性选择而丢掉什么，避免造成偏、漏。
二是原，具有追本溯源、刨根问底的本源性——即凡是有关论述，不但要细读详究《文心雕龙》原文（这是首先的），而且要找出与此一论述相关的作家、作品、文体、范畴的有关文献资料拿来对照印证，看作者的那些论述、那些观点看法，是根据什么说的，结论是怎么形成的。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引导（有时是逼迫）我们回到原初，接触本真，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从根源上弄清楚刘勰的思想、观念、体系等等是怎么形成的，其来龙去脉如何。
譬如，书稿中“论蔡邕”一篇（属全书第四编第二十六论），文中首先开列《文心雕龙》有《颂赞》《铭箴》《诛碑》《哀吊》《杂文》《奏启》《丽辞》《事类》《才略》共九篇论及蔡邕，又据《后汉书》蔡邕本传，说明蔡“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以及《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百篇，传于世”。经检校，不止找到《文心雕龙》所提到的大量碑铭作品，而且找到蔡邕一篇题为《铭论》的理论著作（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书稿将其全文援引，使读者看到，蔡邕不但是位写碑的高手、名家，而且对“铭”这一文体也深有研究，其《铭论》识鉴超拔精当，实开刘勰《铭箴》之先声。在进一步深入研索考覈中发现，不单蔡邕《铭论》中所列举上古铭文的实例为刘勰《铭箴》所采据，而且一些节段，“其行文思路和结构方法与蔡邕完全相同”。由此得到一个重要的开悟和收获，即刘勰《铭箴》篇中所说“蔡邕铭思，独冠古今”的话里，“蔡邕铭思”一语的真意和所指何在。因为之前学者多将“蔡邕铭思”一语解释为“蔡邕的铭文”或“蔡邕铭文的构思”。得致《铭论》一文并经过一番综合考量之后，作者得出了“蔡邕‘独冠古今’之‘铭思’，不单是就其铭文创作而言的；实际上，同时也是就其《铭论》中的理论和观点而言的”这个新认识、新结论，为解决龙学诸多悬疑尽了一份力。
从上面简单的介绍，明眼的读者可以看出，这一研究，相对于那些抽绎或抓取某些重大问题或时新理论来做题目的宏观研究来说，只能算是微观的、初步的、基础性研究——在某些人眼里甚或是不够档次，不够品位的。就研究方法来说，似乎也难免笨、迂、费力不讨好之讥。不说别的，就说要搜罗、考索所有《文心雕龙》所论到的有关作品与资料一项，那会遇到多少困难和麻烦？只要有一件找不到心里就不托底，就可能留下遗憾。不只要找到，还得细心研读，仔细推敲，并对其在《文心雕龙》构成上的作用、价值，一一衡估。这些都是费时费力、既繁且难的活计。何况，其中有不少，即使你费尽力气找到了，研读了，却未必能用得上，岂非白干傻事！
明知这是又苦又累的活、既繁且难的事，为什么还要干呢？明知这是条艰难、迂远，又琐屑难凭的路，为什么偏要走呢？这，恐怕就关系到著作者的天性了。
说到这里，便不能不说说我所认识的高林广教授。
这是个从农村来的小伙子，禀赋着农村人固有的诚朴、勤勉和健壮，身上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
他做的头一件引起我注意的事，是他留校不久就主动帮系资料室编制古代文论索引卡片，足足有四千张。得知这件事后我曾想：这小伙子可能有弄清家底的习惯。他想搞清学界到底有多少古代文论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哪些自己看过，哪些还没看，哪些顶要紧、顶宝贵，盘算为自己的阅读安排轻重缓急。
不久，听说以他的导师王志民教授领衔的一项学术研究项目——“《文心雕龙》例文研究”开始了，我心想：高林广这下该高兴了，搞《文心雕龙》的例文研究，首先需要查阅、搜集大量文献资料，他编的那个目录，如今该派上用场了，小伙子可以体验到辛苦没白费的滋味了。
中文系搞《文心雕龙》的专家王志彬教授，也参与了“《文心雕龙》例文研究”工作，并且是策划和倡导者之一，这给了高林广更多与之接近、讨教的机会。而王志彬搞《文心雕龙》是自学成才。当时的内蒙古，没有龙学名师可以请益，只好旁搜远绍，到全国各地去拜师访学。王志彬又是以写作起家的，在文字的讲求和作品的解析上格外用力，为了弄通和领会《文心雕龙》一篇一段、一字一句的含义，恨不得将所有能够找到的各家说法都找出来参谘考析，辨证然否，以致他思考问题和写文章，有意无意间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惯用语，像“爬梳”“研议”“疏解”“厘定”等等。对于王老师这些优长，高林广默师心传，日积月累，于不动声色之中，渐渐学到手了——这从这部书稿的许多用语以及思路都可以看得出来。“《文心雕龙》例文研究”，对于引导他走上学术研究的正道，意义非同一般。经过这番实践，他更为深刻和真切地认识了、接近了《文心雕龙》，更为宝贵的是，这番实践使他体悟并且认定，了解《文心雕龙》籍以形成的原典，是真正认识和把捉《文心雕龙》真髓的必由之路，不是什么费力不讨好，而是不可或缺的。
随着后续研究的深入，也随着认识、眼界的不断提高，他越来越深切地发觉，只停留于“例文”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编选例文时，虽力求着眼于它们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但若还原于论著的实际，那“实际”比“例文”不知要丰富和复杂多少倍！而要真正回到那个“实际”，就必须发掘和接触《文心雕龙》所论述到的所有作家、作品、文体、范畴等等，即力求回到原有的历史语境。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窥见刘勰所构筑的理论大厦的真容、真象与真魂。因此，我们的视野必须由“例文”扩大到原典、全文。这是一。
高林广还发现，当今的《文心雕龙》的研究者，关注《文心雕龙》中魏晋南北朝这一段的比较多，研究的较为充分和深入，成果也较多；相对来说，关注先秦两汉这段的便比较少，研究的深度明显不足。可实际上，在刘勰的心目中，先秦两汉这一段是他更为重视的，因为先秦两汉，是文学和文化的源头，在刘勰的心目中，“五经”是文的源头、起点，所以刘勰才特别宗经，在刘勰的头脑里，宗经观念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高林广曾和我谈起，他读《文心雕龙》，时时体会到，刘勰对五经是那么熟悉，只要需要，什么地方都可以随手拈来；刘勰不止专门写了题为《宗经》的一篇，更重要的是，他的许多重要观点都是从“五经”来的，“宗经”思想是贯穿于全书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高林广才确定把先秦两汉这一段作为此书考察研究的对象。这是二。
目标既定，便全力以赴地投入，不畏繁难，一个作家一个作家、一篇作品一篇作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攻坚，先是试着、摸索着写，比较成熟的就整理成文，拿去发表、问世。从2004年在《内蒙古社会科学》上发表“《文心雕龙》的《周易》批评”起，直到今天，在各种刊物发表属于“《文心雕龙》先秦两汉文学批评”的单篇论文十余篇，可见，这部书稿乃高林广及其合作者十年来辛苦耕耘的结晶。
中华民族向以勤劳著称。农民，最懂得学会深耕细作才有丰收、肯洒汗水粮食才甘甜的道理。农民的自信，是建立在诚实劳动（而不是偷奸耍滑）的基础上的。这种优良传统的血脉，还在这个农村来的汉子身上流淌。高林广从参加“《文心雕龙》例文研究”的实践和锻炼中，认识和找到了一条路——一条接近、进入和懂得《文心雕龙》的路：这就是回到历史语境，回到原典，用心熟悉和钻研构成《文心雕龙》这座大厦的各个要素及其精魂。他确信，这是真正研究并读懂《文心雕龙》的一条路，是值得为之献身的。
正因为他肯于深耕细作，去爬梳、考索《文心雕龙》论述与征引到的每一作家、作品，有关文体、范畴，使人看到他为此所下的功夫和表现出的功力，有关专家才评价说：书稿对“先秦两汉作家、作品的梳理、钩稽、分析、评价，其范围、类分、疏证、考辨、阐述的程度与力度，均超越了以往《文心雕龙》的研究”。
正因为他不囿于成例，而是分门别类，追本溯源，展示《文心雕龙》先秦两汉文学批评的全貌，而又有气魄在一部书里对先秦两汉几代的文学批评做总盘点、总考察，有的专家才给出了“在选题的规模与格局上，具有创新性”的评语。
还有，就是人们共同感受到的全书所体现出的“研究者求实、务实的研究态度”。
这样一部书，对自己，是为今后进一步更广阔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对读者，对同行，也是有用的，为大家提供了“细致可靠的史料文献”。
在如今讹滥学风甚嚣尘上的时候，能够坚持学术正道，踏踏实实做学问，是可喜的，更是可贵的。对于这种把自信建立在自己的诚实劳动上，不畏繁难、独辟蹊径的精神，我是由衷赞赏的。我之不避外行，写下上边许多话，就是想为这种学风投上郑重的一票。2014年冬初稿2015年1月12日改定
序二
王志民今夏某晚，风清月朗。几位同行，在校园内散步闲聊，谈到了学术界风气不正问题。
甲：据报刊披露，一些名牌大学的教授、院士，竟也抄袭别人。真是斯文扫地了！
乙：抄袭手法五花八门，也有水平高低之分。原封不动或改头换面地抄袭，属于低级的，容易被识破；高级一点的抄袭，是改换词句，变更段落，而大意却不变，这就难于识别了。
丙：有的人“参考”了别人三四部著作，便能写出第五、第六部同类著作，内容、格式也都雷同。这算不算抄袭？
甲：谁吃饱了没事干，去检查、核对那些东西的真假？不过，略微翻一翻，便能看出有些似曾相识的东西。这些炒冷饭、浮泛平庸、无意义地重复研究，正是“学术民工”所造，不值得污眼。若让《聊斋志异·司文郎》中的盲和尚用鼻子嗅的话，也一定会“向壁大呕，下气如雷”了。真正的研究成果，应该有创意，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推进，哪怕是一点点也好。
为高林广教授的《〈文心雕龙〉先秦两汉文学批评研究》一书作序，为何要说上面那些话呢？第一，因为龙学研究也存在着上面提到的问题，同乎旧谈者众，而异于前论者稀。故述其弊而卑之。虽无“方舟子”之功，而鸣鼓呐喊，或可收助阵之效。也算为龙学研究当一回清道夫吧。第二，林广此著，创意颇多，今示以揭箧探囊之辈的丑行，正可彰显林广此著之迥异于侪辈。
首先，是其独特之视角。此著对先秦儒家经典的文学价值作了比较全面的阐释，确定了先秦经学对文学的贡献及其文学史地位，并认为《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述理于心，著言于翰，事理相契，令人信服。以我之寡闻陋见，用这一独特视角去观察、研究先秦儒家经典者，未曾多见。因而是独辟蹊径之作，具创新开拓之功。
其次，《文心雕龙》所涉及之文史文献及其批评，皆散见于各篇章之中，缺乏归类综论，显得散乱纷杂。林广此著将其梳理归类，分为儒家经典批评、史志及史传文学批评、先秦诸子批评、先秦两汉典型作家作品批评等数类，把散见之文献与批评汇聚于一个主题之下，从而阐释其文学史、批评史的意义。也有助于龙学研究中一些问题的考辨与释疑，则必将对龙学研究起到深化和开拓作用。
高林广教授虽是我二十多年前的研究生，但利器勤磨，积薪居上，朱衣点额，屡获奖誉。身兼文学院长之职，而研治术业不辍。日渐精进，著述颇丰。其他论著且不论，仅以龙学研究而言，自2005年我们共同撰著出版《〈文心雕龙〉例文研究》以来，他就围绕《文心雕龙》的先秦两汉文学之批评，接连发表十来篇研究论文。其视野之宏阔，角度立意之新颖，探究之精深，已超出我的预期远甚。今读过这部专著，就越发加深了这种印象，从而又知其积厚流光，势所必然也。《文心雕龙·知音》云：“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我既未能“博观”，又多所“偏好”；甘辛殊味，丹素异彩，而品评失辞，绳墨失准，在所难免。然咏桑寓柳，激浊扬清，任真之作，岂暇他顾哉！甲午岁末，八十一叟草于莲东居室
绪论
鲁迅先生曾指出：“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斯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研究早已成为中国文学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显学。前贤今哲对《文心》的注疏校译、语义论析、考辨析疑等广博精深，成就斐然。然而《文心雕龙》研究中也还存在着许多有争论的“悬疑”“歧疑”，一些相当重要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其中，《文心雕龙》关于先秦两汉文本、文体、审美范畴、作家等批评，就大量存在这样的问题。
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系统的文学批评专著，《文心雕龙》总计论及历代文家一百八十余人，征引作品五百余篇次。杨明照先生曾总结说：“从先秦的孔子、孟轲、荀卿，汉代的刘安、扬雄、桓谭、王充、班固、王逸到魏晋的曹丕、曹植、陆机、挚虞、李充、葛洪各家的论著，以及《周易》的《系辞》、《礼记》的《乐记》和《毛诗》的《序》，刘勰莫不‘纵意渔猎’（《事类》）。凡是认为正确的，或引申，或疏证，或作为理论依据，或借以证成己说，旁搜远绍，取精用弘，使古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又迈进了一大步。”的确，《文心雕龙》大量参酌、征引和论述了先秦以来的重要作家作品，举凡经史庄骚、民谣乐府、辞赋策论等均在《文心雕龙》的学术视域之内。这些内容既是其原始表末、释名章义、选文定篇的基础依据，同时也是其敷理举统的重要参照。《序志》篇在谈到《文心雕龙》的写作目的时，刘勰讲到：“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蜕，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可见，批评和纠正近世文坛追新逐奇的不良风气是《文心雕龙》的主要创作宗旨之所在。魏晋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文学创作数量繁盛，而且众体皆备。刘勰在举列其“浮诡”“讹滥”的同时，也对其成就和贡献予以了积极的肯定。因此，三曹文章、太康流韵、江左诗风、魏晋文论等也屡屡为《文心雕龙》所称引和论析。因此，魏晋文学同样是《文心雕龙》关注的重点，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相对于“近世”即魏晋以来的文学创作，先秦两汉的文学、文体实践是《文心雕龙》“原始以表末”更重要的依据，或者说是必然参照。加之这一时期时间跨度大，文学文化涵养深厚，经史子骚等各类创作丰富完善，《文心雕龙》对先秦两汉文学的引叙、辨析和评述数量更多，内容更丰富。据笔者的初步统计，《文心雕龙》论及的先秦两汉重要作家有一百余人次，文学作品约三百余篇次。可以讲，《文心雕龙》对先秦两汉文学的征引、考辨和论析，就是一部有关中国早期文学的最生动、最权威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因此，这部分内容理应成为《文心雕龙》研究的重点。
但《文心雕龙》并无专门篇章集中论析先秦两汉文学，其有关认识是散见于全书各篇的，随文述典，不拘一格。从内容来看，赅赡参伍，详略侧重各有不同，因此查检起来颇为不便。如，其对《诗》的引述和评判就散见于《原道》《征圣》《宗经》《辨骚》《诠赋》《明诗》《乐府》《论说》《颂赞》《诏策》《章表》《哀吊》《奏启》《书记》《情采》《章句》《丽辞》《比兴》《夸饰》《物色》《声律》《时序》《才略》《总术》等二十七篇中，占《文心雕龙》全部篇目的二分之一还强；依据论述内容的需要，《文心雕龙》对《风》《雅》《颂》的主要特点和成就做了精要的归纳和释解，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其中涉及《诗经》的具体篇目就有《七月》《时迈》《那》《崧高》《烝民》《韩奕》《江汉》《云汉》《泮水》《绵》《抑》《桑柔》《蒸民》《小弁》《出车》《大明》《棫朴》《裳裳者华》《假乐》《清庙》《暗》《祈父》《维清》《周南》《板》《小宛》《黄鸟》《荡》《关雎》《鹊巢》《邠风》《板》《黍离》《巷伯》《硕人》《柏舟》《淇奥》《蜉蝣》《大叔于田》《河广》《桃夭》《采薇》《伯兮》《角弓》《葛覃》《草虫》《大车》《小星》《氓》等近五十篇；所讨论的问题包括了《诗》的创作及成书，《诗》的内容趋向，《诗》的情采、章句、比兴、夸饰、摹景等艺术特征，以及《诗》对后世诸文体创作的影响和意义等等，包蕴深广，旨趣丰富。要深入了解并准确把握《文心雕龙》之《诗经》批评的内容、趋向和内在精神，显而易见，最基础的工作首先应当是穷尽并细致梳理散见于全书各处的相关论述，并考究和辨析其对《诗经》文本实际的认识、评判和运用情况。《文心雕龙》对先秦两汉经、史、子及具体作家、作品、文体、审美范畴的评述多数是显性的，即直接进行总结概括和分析评判；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隐性的，即借助于典故、比附、引叙和容摄等形式予以表现，更有吸纳、借用和化用诸家义理、事典、语辞、逻辑方法和学术成就等等较为复杂的情况。如，其《正纬》《明诗》《乐府》《论说》《祝盟》《铭箴》《封禅》《奏启》《书记》《风骨》《情采》《议对》诸篇引叙和运用《史记》中的文学事典、文人事迹、语辞等就达三十处之多。与显性论述相比，这些材料固然比较零碎琐屑，但同样体现了刘勰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认识和理解，能够直观地显现刘勰的文学观念和批判原则，因此，也应当视为刘勰《史记》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文心雕龙》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述和论析并不集中，这就给查检和运用带来了不便。而要对《文心雕龙》的具体批评实践做整体关照和综合考述，梳理这些零散的批评材料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前贤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几部在学界颇负声望的《文心雕龙》注本，如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王利器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正》、陆侃如和牟世金两位先生合著的《文心雕龙译注》、杨明照先生的《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龙译注》等，均以注释或说明的形式梳理和归纳了《文心雕龙》对先秦两汉文学的征引、运用或评述情况。其他一些综合性或专题性论著，也对《文心雕龙》先秦两汉文学批评的内容、方法和意义做过一定的总结和论析。其中，周振甫先生主编的《文心雕龙辞典》最值称道。该著的《作品释》《作家释》部分，以词条形式罗列了《文心雕龙》所征引、涉及的前代作家、作品，并做了精要的概括和说明。如其《作品释》部分之《五子之歌》条曰：“见《通变》《章句》。《伪古文尚书·夏书》有《五子之歌》，其序说：‘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洛，洛水；汭，河水弯曲处。歌辞中有‘峻宇雕墙’句，歌辞多为四言，故刘勰《通变》云：‘夏歌雕墙，缛于虞代。’《章句》云：‘四言广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这些工作直观地展现了《文心雕龙》文学批评的基本面貌，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免去了其翻检之劳。再如张文勋先生的《刘勰的文学史论》，该著将刘勰的“文学史论”作为一个专题进行了探讨。其中，第二章“先秦文学”、第三章“秦汉文学”共十节归纳和梳理了《文心雕龙》对“五经”、古代歌谣、《诗经》、屈原、先秦诸子、秦代文学、汉赋、汉代五言诗、两汉乐府民歌、史传文学等问题的论述。穆克宏先生在其《文心雕龙研究》下编中归纳和分析了《文心雕龙》对魏晋六朝作家的评价，此著虽基本不涉及《文心雕龙》的先秦两汉文学批判，但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颇值借鉴，因此，同样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笔者参与编著的《〈文心雕龙〉例文研究》一书，依照《文心雕龙》原篇章顺序，选录重要例文170余篇，并对所有例文都进行了注释、评论和简析。其中，也选录了不少先秦两汉的典型例文，分析总结了这些例文对《文心雕龙》所论观点的价值和意义，并据以探究了刘勰文论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和文学依据。不过，限于体例，是著未及归纳《文心雕龙》对先秦两汉各重要典籍的整体评述情况；另外，对于《文心雕龙》先秦两汉作家批评的举列和归纳也偏少。专著之外，学界尚有一些单篇论文对《文心雕龙》的先秦两汉作家作品批评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其中不乏钩深取极、超迈前代之论，此处当然难以一一举列。不过，与综合性、专门化的整理和研究相比较，这些工作难免会有零碎之嫌。随着对《文心雕龙》研究的日渐深化，更系统、更全面的疏鉴和评述工作已提到了研究日程上。
先秦是中国文化、学术及文学的源头，后世任何一种文体或文学表现手法几乎都能从中找寻出它的原始形态。在中国早期文学发展史上，两汉文学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其中，乐府、辞赋、五言诗和史传文学最为后世所称道。而萌生于经学背景下的两汉思想和学术，对后世中国文学史、文学思想史和文学批评史的影响尤为深刻。最难能可贵的是，刘勰对先秦两汉之经史庄骚、诸子百家、诗文辞赋等极为熟稔，往往能随手拈来，随文述典，纵意渔猎，而且也能精当地述其本末、判其区略。其涉略之广、论述之精，深为后人所叹服。对《文心雕龙》的断代文学批评史料进行深入的整理和研究，确乎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首先，釐定和稽考《文心雕龙》对先秦两汉作家、作品、文体及美学范畴的评介，是研究刘勰文学史观、批判史观的基础。对文学理论的研究，必须首先对这些理论赖以存在的文本、文学史实际、读者及其与世界的关系进行梳理和探究。作为“体大虑周”的文学批评专著，《文心雕龙》“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等进步文学史观的形成及其系统理论体系的构建，首先是建立在对前代及“当代”文学实践的深刻认识和细致评骘的基础上的。因此，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最基础的工作应当围绕文学性的历时演变和并时共存来进行。
其次，抽绎和分析《文心雕龙》对先秦经、史、子及具体作家、文本的批评，有助于对龙学研究中的“悬疑”“歧疑”区畛考订，辨正然否。时下的龙学研究中，对《文心雕龙》义辞、范畴、美学内涵，甚至句逗等都存在着许多不同认识。笔者以为，从文本、文学史实际出发，是剔除殽杂的有效途径。先秦经、史、子及相关作家作品，既是《文心雕龙》“原始”的最重要的依据，又是其“选文”的当然范本。刘勰“道”“雅”“正”“奇”“变”“观”“兴”“采”等一系列美学范畴的提出和确立，均是建立在对具体文本的形式、语言、修辞等的总结和分辨的基础上的。《文心雕龙》中包含有不少概念、范畴、术语和近术语，如典、靡、俗、丽、淫、奇、性、学、象、圆、隐等。对于这些美学术语，不少论者或重学理的阐发和逻辑的推衍，或重科学主义的理解，或多或少存在着与文学史实际不相符合的倾向。如何在充分尊重中国文论话语特征的基础上尽量得出合乎情理、而又尽可能接近原点的结论，是《文心雕龙》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文心雕龙》早期文学批评实际予以剖判条源，详究义理，或许有助于推阐大义，消除歧疑。
再次，可以为现时文学史、批评史研究提供更为具体的文学史料和研究参照。《文心雕龙》中的许多观点，因其经典性和准确性而为各类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所援引，成为了定论。如评《春秋》曰“简言达旨”“隐义藏用”，评楚辞曰“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评诸葛亮《出师表》为“志尽而文畅”等等。然而，《文心雕龙》对文学史、批评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远胜于此。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文心雕龙》中保存了魏晋文论的不少散佚资料，计有曹操五则、曹植三则、刘祯二则、《文赋》一则、颜延年一则等，这些珍贵的文学批评史料均不见于现存文献。细致的梳理和鉴别，有助于深入开掘《文心雕龙》的文学史、批评史价值，或可为当代的相关学术研究提供更为科学、准确的史料参照。《文心雕龙》的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对后世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操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扎实的基础工作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可信结论，也可以为当代中国文学史及批评史的理论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参照，进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汇集和爬梳散见于《文心雕龙》各篇中的零碎言论，进而分析总结刘勰对某一问题的整体认识，是总结《文心雕龙》先秦两汉文学批评的首要步骤。《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其所论先秦两汉作家、作品在那个时代或在刘勰看来，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如前所述，《文心雕龙》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介及所征引的例文并不集中，而是散见于全书各篇。由于此，穷究原始资料就显得十分困难。即使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龙辞典》，也往往不能穷尽所有相关资料，如评《诗经》，《辞典》就没有提到《征圣》《颂赞》和《情采》三篇中的有关论述；再如评“三礼”，《辞典》分“礼记”“周礼”两目举列了《宗经》《祝盟》《诏策》《章表》《书记》《练字》《指瑕》七篇中的有关论述，实际上，除上述周振甫先生所列篇目外，《文心雕龙》对“三礼”有价值的评介和论述尚见于《征圣》《铭箴》《碑诔》《谐隐》《史传》《诸子》《论说》《奏启》《序志》等篇中，总计有十六篇之多，几及《文心雕龙》全部篇目的三分之一。爬疏和抽绎这些材料，尽管比较琐屑，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有必要对《文心雕龙》的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料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考量，包括《文心雕龙》先秦两汉作家批判的具体面貌、文体批评的范围及基本观点、例文的征引情况、范畴批评及其批评史意义等。
抽绎和总结《文心雕龙》对先秦两汉文学的基本态度和具体认识，是推原和甄别《文心雕龙》思想脉络和理论实质的基础。《文心雕龙》重要理论观点的提出乃至基本文学批评观念的形成和确立，都大量借鉴了先秦两汉的言说方式、义理范畴和思想精华。如，吸纳《尚书》“辞尚体要”的思想以确立自己的文学创作原则；据《易》之“大衍之数”以构设《文心》之体例；采录老庄义理以阐释养气的意义、原则、方法等等。同时，《文心雕龙》对文学现象的揭示和对文学精神的阐解，又是建立在对彼时文学实践深刻剖析和精细辨析的基础上的。如，在谈到“五经”的文体学意义时，刘勰或从语源角度加以考察，或从名称上予以追溯，或从文体源流、手法技巧、内在精神的关联等方面进行考辨，并据以提出了各种文体的具体写作规范。应当说，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从文学角度（而不是史学或经学角度）对“五经”的特质进行细致精当的总结和分析者，当首推《文心雕龙》。因此，必须从语源、文源、事典、文体、文学实践和理论依据等方面对其观念和认识做追根溯源式的探究和考辨。这样做，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轻率的学理阐发和逻辑推衍，也不至于落入盲目臆测或科学主义推断的窠臼。在这一点上，本研究与时下龙学界的一些学者的做法有所不同。当然，对刘勰相关论述的釐定和分析，应当以史为纲，以论为目，史、论结合，立足于文本释读，并且对照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实际来进行。只有深刻探究其文本依据和文学渊源，才能进一步明晰《文心雕龙》的思想特点、理论内涵及美学思想，也才有可能对《文心雕龙》的作家论、文体论及批评论做出科学合理的辨析和判断。
自《文心雕龙》诞生以来，人们对这部书的关注、重视和研究就从未停息过。毋庸置疑，20世纪以来，学界在《文心雕龙》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文心雕龙》研究已臻于完美和完善。《文心雕龙》包举洪纤，证据今古，巨细咸蓄，渔猎甚广，可供深入研究的空间还很大。本书以《文心雕龙》对先秦两汉作家、作品、文体、审美范畴等所作的批评作为研究对象，尝试对《文心雕龙》批评论的文本、文学依据及基本观点进行爬梳和推原，并对《文心雕龙》的相关阐述作文学史和批评史意义上的求证和考辨，以进一步明晰《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参照经、史、子、集的传统四部分类法，本书分“‘性灵镕匠，文章奥府’：《文心雕龙》的儒家经典批评”；“‘腾褒裁贬，万古魂动’：《文心雕龙》的史志及史传文学批评”；“‘英才特达，炳曜垂文’：《文心雕龙》的先秦诸子批评”；“‘一朝综文，千年凝锦’：《文心雕龙》的先秦两汉典型作家及典范作品批评”四编共二十六个专题对所涉猎的问题予以陈述。重点梳理和辨析了《文心雕龙》对《诗》等十部儒家典籍、《史记》等三部史传文学作品、《孟子》等六部子书、屈原等十三家先秦文学两汉代表性文人文集的征引、评介和运用情况，汇集《文心雕龙》有关论述300余则，援引例文150篇（段）次，基本上可以见出《文心雕龙》先秦两汉文学批评的全貌。本研究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对于一些学界尚未深入研究的问题，如“三礼”批评的意义旨归、武帝的文学成就和贡献等，进行了粗浅的涉猎；对于一些在学术界有争论的“悬疑”“歧疑”等，也按照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作出了判断，在充分尊重中国文论话语特征的基础上尽量得出合乎情理、而又尽可能接近原点的结论。一己之见，或许亦能为《文心雕龙》研究的深入添砖加瓦。期望本书能为学界的《文心雕龙》研究提供更为细致和准确的史料参照和文献借鉴，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文心雕龙》基础研究的深入。甲编“性灵镕匠，文章奥府”《文心雕龙》的儒家经典批评“宗经”是《文心雕龙》立论的基石。在刘勰看来，“经”的意义和作用是巨大的：“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刘勰所谓的“经”就是指儒家经典，其核心即传统意义上的《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经的意义，特别是经对文章创作的意义是否如同刘勰所论的那样巨大和深远呢？显然不是，这是需要作具体、客观的分析评价的。但刘勰对儒家经典的推崇备至，却是贯穿于《文心雕龙》始末的。在“文之枢纽”部分，《原道》《征圣》《宗经》三篇集中阐释了刘勰对儒家经典的内容、价值、写作特点及对后世的启发和影响等方面的认识和思考。刘勰认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因此圣人的文章有鼓动天下的巨大作用。刘勰之所以强调“征圣”，是因为圣人的著作在政治教化、事迹功业和个人修养方面具有可资征验的巨大价值。而且，圣人文章对繁、略、隐、显的恰当处理，以及“衔华佩实”“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风格特点，为后人的创作提供了范例。因此，“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征圣》）。
就文章创作层面而言，刘勰对儒家经典的尊崇，其原因也是有多方面的。首先，是基于对经典巨大的文学意义和文学价值的深刻体认。经典“衔华佩实”“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树立了文章创作的光辉典范，昭示了各种文体的写作手法，后世各种文体都源于经典；只要向经典学习，文章就会“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宗经》）。其次，借经典来针砭文章时弊，以图匡正文风。晋宋以来，“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总术》），“率好诡巧”（《定势》），“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情采》），“辞人丽淫而繁句”（《物色》），“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要改变这种形式主义文风，在刘勰看来，就需“还宗经诰”“参古定法”（《通变》）。显然，提倡对经典书辞的体察和效仿，同时也包含有对时文的否定和批判倾向。再次，更重要的是，借助于儒家经典的权威性以提升其理论的可信性和说服力。三代至晋宋，儒家思想一直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家经典在士人眼里都是神圣而崇高的。以儒家经典为标准和范式来推原“文心”，显然更有助于正末归本，树德建言。“文之枢纽”外，刘勰对儒家经典文学意义的开掘和阐释还散见于《文心雕龙》各处，随文述典，不拘一格。其中，论述最多的是《诗》《书》、“三礼”、《易》、《春秋》三传和《论语》。《文心雕龙》五十篇，有二十七篇直接涉及了对《诗》的批评，涉及《诗经》的具体篇目就有《桃夭》《采薇》《伯兮》《角弓》《葛覃》《草虫》《大车》《小星》《关雎》《氓》等五十余篇。所讨论的问题，既有《诗》的作者及编次，也有《诗》的内容特点、艺术手法及文体特点等。其中，对《诗》的情采特征、章句锻造、比兴艺术、夸饰技巧、摹景手法等方面的总结和分析最为细密，也最有价值。论及《尚书》者，至少有《征圣》《宗经》《史传》等三十余篇，其余征引《尚书》原文、化用《尚书》事典、论及《尚书》人物篇章者，则难以数计。《文心雕龙》既肯定了《书》的文学性，也具体分析了《书》中属对、夸饰、事典等表现手法的运用，并多次论及了载于《尚书·夏书》中的《五子之歌》。刘勰对《尚书》“辞尚体要”创作原则十分推崇，“辞尚体要”也进而成为了《文心雕龙》最重要的美学思想。对“三礼”的有价值的评介和论述见于《宗经》《祝盟》《诏策》《章表》《书记》《练字》等十六个篇目中，涉及了《礼》的体制和法则、结构和章法、语言与文体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在刘勰看来，“三礼”最突出的文学性意义在于“立体”和“据事剬范”，即蕴含和树立了文章创作的基本范式和准则。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角度较早、较深刻地对《易》进行分析探讨者，当首推《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序志》在谈到《文心》的体例构设时讲到：“障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文心》的纲目恰好合于“大衍之数”，这充分说明了刘勰对《易》学精神的尊崇和重视。《文心雕龙》文道观念的确立大量援引和运用了《易》的美学思想，体现出了与《易》相近的思辨逻辑。此外，《文心雕龙》还对《易》的地位和价值、文学性意义、丽辞范式、美学特征等诸方面作了精辟的释解。对《春秋》经传的批评主要见于《征圣》《宗经》《辨骚》《明诗》《铭箴》《史传》《议对》等篇，其中论及了经传的创作宗旨及相互关系、经传的叙事记言特点及对后世创作的影响等众多内容。“五经”之外，刘勰还论到了《论语》《孟子》《荀子》等传统意义上的儒家经典。不过，刘勰是将《孟》《荀》作为子书看待的。为行文方便，本章只讨论《论语》的相关问题，《孟》《荀》则列于“丙编”中。
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刘勰《文心雕龙》第一次从文学角度（而不是史学或经学角度）对“五经”的特质作了细致精当的归纳和分析，这是《文心雕龙》的巨大贡献。此外，《文心雕龙》对“五经”的文体学意义所进行的归纳和总结，也突出地显示了刘勰对文学文体的重视，而这也正昭示了魏晋文学的高度自觉。刘勰对“五经”之于后世诸文体创作的影响，或从语源角度加以考察，或从名称上予以追溯，或从文体源流、手法技巧、内在精神的关联等方面进行考辨，并据以提出了各种文体的具体写作要求，这些论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在其论文叙笔过程中，《文心雕龙》鲜明地体现出了以经典为创作和评判标准的倾向；而全书无处不在的借助于典故、比附、引叙等形式对经典进行诠释和运用的情形，也直观地见出了《文心雕龙》对儒家经典的尊崇。一、论《诗》
在中国诗歌史上，没有哪部作品能像《诗》那样包蕴如此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具备如此久远的艺术生命力。早在孔子时代，《诗》就已广为传唱，成为学校教育、公私宴集，甚至外交场合的必备内容。《论语》所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论述正准确揭示了《诗》在那个时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刘勰的《文心雕龙》第一次从文学角度（而不是史学或经学角度）对《诗》的特质作了细致精当的归纳和分析。毋庸置疑，在先秦两汉时代，《诗》的地位是崇高的。而以毛诗和郑笺为代表的两汉诗学，更将原本属于文艺作品的《诗》演绎为一部体现统治者政治意图的儒家经典，《诗》的文学性特点受到了空前削弱。伴随着文学的自觉，魏晋人开始关注《诗》的艺术特性，其中最典型的是《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五十篇，有二十七篇直接涉及了对《诗》的批评，广泛涉及了《诗》的作者及编次、内容特点、艺术、文体特点及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等方面。此外，《文心雕龙》还借助于典故、比附、引录等形式论《诗》，相对于显性的总结概括和分析评判，这些材料多数是隐性的，因而也是难以做出精确统计的。
刘勰认为，《诗》及“六经”是文学的不尽府库，“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文能宗经，才能矫正末流，归于正道；后世作文者，无论是“建言”还是“修辞”，都应当参定古法，师圣而行。《诗》乃六经之首，刘勰对它的总体认识和评价是：“《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宗经》）《诗》以言志，它运用了比兴手法，文辞华美，比喻奇谲，风格温润，最能确切地传达思想，具有丰富多彩的艺术特质和鲜活的生命力。刘勰因此将之视为“原始以表末”的最重要的依据和“选文以定篇”的首要范本。《文心雕龙》对《诗》的特点作了非常精当的分析和论述。现撮其要者，论列如下。（一）周公缉颂，夫子继圣：论《诗经》的创作及成书《文心雕龙·原道》云：
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诗缉颂，斧藻群言。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镕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在本则论述中，刘勰谈到了周公“剬诗缉颂”、孔子“镕钧六经”，涉及了《诗经》的作者及其编次等问题。刘勰承续了《毛诗》的说法，认为周公曾经制诗作颂。《毛诗序》：“《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可见，《毛诗》认为，《七月》乃周公所作，周公旨在通过敷陈稼穑之艰难，以达到对周成王进行教育的目的。是说为朱熹《诗集传》所采纳。又据《书·金縢》及《史记·鲁世家》等记载，《豳风·鸱鸮》亦周公所作。据《国语·周语》，《周颂·时迈》一篇亦为周公所作，是说为《正义》所采。《文心雕龙·颂赞》云：“《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时迈》篇称颂偃息兵戈、宣化懿德之举，典雅醇正，因此刘勰有此评。显然，刘勰关于周公“剬诗缉颂”的提法，系采纳了传统观点。刘勰认为，周公旦多才多艺，增饰文词，制《诗》作《颂》，为后世提供了恒久的创作范式。
关于孔子之“镕钧六经”、编次《诗经》，史籍亦多有论及。《论语·子罕》云：“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正乐，《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的说法对后世影响最大：“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这里，刘勰同样采纳了传统说法。
在《颂赞》篇中，刘勰还谈到了《鲁颂》和《商颂》的编次：“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鲁颂》因周公旦的缘故而编入《诗经》；《商颂》则系商人追念先王之作。刘勰的这一认识，采自郑玄《诗谱》。《鲁颂谱》曰：“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法典之勋，命鲁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礼。故孔子录其诗之颂，同于王者之后。”《商颂谱》曰：“宋大夫正考夫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史，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孔子录诗之时，唯得此五篇。”刘勰还进一步指出，此二颂是用在宗庙里的雅乐，非宴会上的歌咏，这也是符合实际的。
此外，刘勰还谈到了吉甫作颂的问题。《才略》：“吉甫之徒，并述诗颂。义固为经，文亦师矣。”据后人考证，《诗·大雅》中的《崧高》《烝民》《韩奕》《江汉》诸篇，系尹吉甫为歌颂周宣王而作。《大雅·崧高》言“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大雅·烝民》亦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故刘勰有“吉甫之徒，并述诗颂”之论。
关于周公制诗作颂及孔子编诗等问题，典籍虽有记载，但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堙没，已难确考，刘勰所采纳的是通常的说法。《文心雕龙》的论述重点并不在于考辨《诗经》的作者和编次者，其之所以强调突出周公和孔子，目的无非在于说明《诗经》及“六艺”乃圣人之作，值得后人去遵从和效法。刘勰是主张宗经的，在他看来，“先王圣化，布在方策；夫子风采，溢于格言”（《征圣》）；“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宗经》）。圣人之言，既可改造人的性灵，又是文章之奥府。刘勰之倡宗经，具有以圣人文章规范当世文坛创作的倾向，是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的。（二）舒文载实，义归无邪：论《诗经》的内容特点《诗经》醇雅温润，博大深沉，文质彬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后世仰慕和崇奉的典范。在《文心雕龙》里，刘勰对《诗经》的内容特点也作了非常精当的概括和论述。其《明诗》曰：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论语·为政》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在这里，刘勰援引孔子的论述，强调了《诗经》内容上纯正无邪的特点。纪昀评曰：“此虽习见之语，其实诗之本源，莫逾于斯；后人纷纷高论，皆是枝叶工夫。”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刘勰在这里提出了“诗者，持也，持人情性”的论点。这一观点突出强调了发挥诗歌的教化功能，持人之情性，使之合度中节、符合礼乐规范的问题，与传统儒家所强调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温柔敦厚”（《礼记·经解》）、“发乎情，止乎礼仪”（《诗大序》）的艺术原则有着同样的精神实质。实际上，后世对“持”的理解不独指持他人之情性，亦指自持情性使之合度中节；不仅是对“行”的要求，亦且包容了委婉含蕴的艺术原则。这样，“持”就由功利原则转化为审美原则。唐孔颖达承续和发挥了刘勰的观点，其《诗谱序正义》云：“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故一名而三训也。”“无邪”之外，刘勰还对《诗经》“美刺”的内容特点做了深刻论述。《时序》篇描述了陶唐至齐代的文学发展过程，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著名文学史观。该篇开篇即举到了《诗经》中《那》《周南》《邠风》《板》《荡》《黍离》等篇目：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商汤圣明恭敬，政治清明，人民敬重他、怀念他，因此《那》诗以“猗与那与”来描述祭祀他的盛大而隆重的场面；周文王道德高尚，膏泽斯民，因此《周南》里表现了人民勤而不怨的精神；在周太王的教化下，民风淳朴，所以《邠风》所表现的感情是乐而不淫。这是“美”“颂”的例子。关于“刺”“怨”，刘勰举到了《板》《荡》《黍离》诸篇。《板》，反映乱世臣子对朝政昏乱的忧愤，《诗序》云：“《板》，凡伯刺厉王也。”旧说凡伯是周公后代，即共伯和。周厉王失政，逃亡至彘，诸侯立凡伯为国王，后归政于宣王。《荡》，是指斥君王无道的诗。《诗序》云：“《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对于这两篇诗的情感内涵，刘勰概括为“怒”。《黍离》是《诗经》中的名篇，《诗序》云：“《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与《板》《荡》之直述怒斥不同，该篇采用了反复咏叹的手法，刘勰用一“哀”字概括其情感内涵，颇为精当。
关于“刺”，《奏启》《书记》篇也做了十分深刻的论述。《奏启》篇云：“《诗》刺谗人，投畀豺虎；《礼》疾无礼，方之鹦猩；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轲讥墨，比诸禽兽：《诗》《礼》儒墨，既其如兹，奏劾严文，孰云能免？”《小雅·巷伯》：“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这是讽刺谗佞小人的，但用语激烈，诟病为切。在《书记》篇中，刘勰又从文体和语源意义上论述了“刺”：“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刺”也是一种文体，刘勰将之归入“书记”一类。从语源上讲，刺是通达之意。刘勰认为，《诗经》中的讽刺，通过叙述某件事情将讽谏之意送达对方，就像石针通到病的症结的地方一样。这样的阐解形象生动，而且符合《诗经》的实际。我们知道，《诗经》中多悯时伤乱、讽谕劝谏之诗，这是《诗经》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汉书·礼乐志》曰“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郑玄《诗谱序》也讲“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这些论述都正确揭示了《诗经》中“刺”的意义和价值。（三）摛风裁兴，藻辞谲喻：论《诗经》艺术《诗》为“六经”之首，其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因而历来受到了人们的尊奉与推重。刘勰之前，先秦汉魏对《诗》的经学、史学意义上的评判剖析可谓汗牛充栋，但从文学角度对《诗经》进行考察和分析者，刘勰是最早，而且也是最全面、最精细的。在《情采》《章句》《比兴》等篇中，《文心雕龙》广泛而深刻地分析和论述了《诗》的情采特征、章句锻造、比兴艺术、夸饰技巧、摹景手法及声律事典的运用原则等。
1.为情造文，文以足言：《诗》的情采特征《文心雕龙·情采》重点讨论了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如上所述，关于《诗》的内容特点，《文心雕龙》在《明诗》《时序》《奏启》《书记》等篇中都有精辟论述，肯定了《诗》的“无邪”特征及其“美刺”精神。关于“采”，《情采》开篇即云“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这就是说，包括《诗》在内的儒家经典都是有文采的。在一般人看来，《诗经》以外的经书不追求声律、辞藻、对偶的运用，似乎文采特征不那么明显。但刘勰不这么认为，“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总术》），文是用来补充言的，《诗》《书》都应包括在内，因此《诗》《书》都是“文”，而非“笔”。由此看来，刘勰所谓的“采”实际上包含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经书中的“秀气”和“雅丽”，即所谓“精理为文，秀气成采”“圣文之雅丽，故衔华而佩实”（《征圣》）；二是指一般文学作品中的辞藻、对偶、声律等。显然，这两个层面的内容《诗经》都具备，《诗经》因而成为了最富有文采的典范之作。《原道》云：“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刘勰认为，《诗经》文采华美，比之前代的简单质朴，更胜一筹；而《雅》《颂》尤其具有“文胜其质”的特点，在它的影响下所产生的优秀作品，日新月异。《明诗》中也讲：“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八个字，很能概括《诗》的文采特点。
刘勰对文章创作中文采运用的基本认识是两方面的，一是不排斥文采；二是反对过分使用文采。《诗经》是最符合刘勰这一美学原则的。在《情采》中，刘勰援引了《诗经·卫风·硕人》中“衣锦褧衣”句，意谓穿了锦绣衣服还要外加一件罩衫，以免文采太过于显露。这一例证形象地表明了刘勰“恶文太章”的观点。在刘勰看来，文采的运用必须顺应文章表达的自然需要，否则就会流于矫饰和虚浮。在《原道》中，刘勰又举文王之制《诗》作《颂》来说明这一问题。
刘勰以为，《诗》与《颂》既宣扬了王道教化，又具有自然而成的文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刘勰本着“论文必征于圣”（《征圣》）的认识，欲以《诗》等圣人之制规范当时的诗文创作，明显体现出了对当时浮靡文风的不满。
在《情采》篇中，刘勰更盛赞了《诗经》“为情而造文”的特征：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
刘勰认为，风雅之作“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属“为情而造文”；后世辞赋之作，感情虚假，文辞浮华，属“为文而造情”。两者相较，刘勰肯定充分肯定了《诗经》的真实和自然，而对当时辞赋创作所显现出的矫情和浮夸予以了批评。刘勰一贯认为，最理想的文章应当是“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真实自然的情性，再加上华美的文辞，这样写出的文章才能“衔华佩实”“符采相济”，才是最好的。在二者并重的基础上，刘勰强调了内容的决定作用：“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文采的安排和使用应服从内容的需要，“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刘勰的论述显然是针对“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齐梁文坛而发的，这样一来，其“为情而造文”“要约而写真”“文不灭质，博不溺心”的观点就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意义。
2.随变适会，环情草调：《诗》的章句锻造《文心雕龙·章句》云：
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
这段文字分析论述了《诗经》的章句特点，大致说来，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诗经》善用比喻句，其章节和句子如剥茧抽丝，层层相环，又像从鱼鳞排列，层次井然；二是，《诗经》注重全篇表意的启、承和结，句首的字词已经埋伏了中篇的意思，结尾的词语，呼应了前文的内容，各章之间相互照应，意脉连贯；三是，《诗经》“外文绮交，内义脉注”，即外在的语言形式与内在的思想感情有机交融，内外一体，文质彬彬。这是就《诗经》篇、章、句的安排和锻造而言，虽然不够具体，但却是符合《诗经》的创作实际的。《文心雕龙》还论及《诗经》联章积句、博文该情的问题。《征圣》曰：“邠诗联章以积句，儒行缛说以繁辞，此博文以该情也。”“邠诗”即指豳风，“邠诗联章以积句”具体即指豳风中的《七月》。刘勰指出，诗文创作中的繁、简、隐、显应依据创作时的实际需要而定。《春秋》往往以一字寓褒贬，如“郑伯克段于鄢”，一“克”字即表明了作者的态度；《礼记》以“缌不祭”三字点出了穿丧服的人不宜参与祭祀的道理。这都是“简言以达旨”的例子。而有些时候则须“博文以该情”，用繁富的文辞来表达丰富深刻的内容。刘勰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七月》之“联章以积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