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东尼·吉登斯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社会学：批判的导论试读：
序言
在过去几十年间，社会学以及更广义的社会科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这些变化大部分只是在较为复杂的文献中才得到讨论，对于不熟悉这一题材的人来说，他们通常难以理解它们。本书的写作在于提供一个反映社会学当前发展的导论，以使初学者也能够了解它们。我之所以称之为“批判的导论”，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对于那些长期被看作是社会学既定智慧的一系列观念来说，它是批判性的；同时，我也认为，从本书所理解的社会学而言，它与社会批判之间存在着必然而直接的联系。社会学不可能是一种中性的知识活动，它不能不关心其分析对其研究对象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
本书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社会学的其他导论性文本。它检视了社会理论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学与所有社会科学共同关心的理论核心。我并不认为，对于那些对社会学只想有粗浅了解的读者来说，这些问题就不重要。我也不接受这样一种共识：在读者对社会学的经验内容有更多的了解之前，这些问题过于复杂，以至于难以理解。同时，即使在分析这些经验性内容的时候，我也强调了一些迥异于其他导论性著作的重点。许多社会学著作都是针对某一特定社会而写的——它所针对的是作者和读者都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我将力图避免这种偏狭的形式，我认为，社会学思想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打破这种熟悉环境的限制。但是，本书最突出的特征或许在于其强烈的历史取向。“社会学”和“历史学”或许可以作为两个泾渭分明的研究领域而得到传授，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我尽可能做到简洁，但这也意味着在广泛性方面必须有所牺牲。我无意写作一本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以此涵盖所有符合社会学旨趣的主题。读者倘若需要的是这样的一本书的话，那就只有另觅高明了。安东尼·吉登斯
致谢
作者和出版商谨向下列友好地允许我们使用其版权材料的个人或机构表示衷心的感谢。皇室出版管理处（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的管理员，我们从《社会趋势》（Social Trends）中引用了相关数据；联合国1983年出版的《联合国统计年鉴（1981）》，我们从中引用了相关图表。我们愿意向版权持有者负责，倘若中间存在任何无意的遗漏，出版商乐意在适当的时候予以补正。第一章社会学：议题与问题
社会学是一门毁誉参半的学问。一方面，许多人把它看作是一种煽动反抗和激起反叛的力量。尽管他们并不清楚社会学到底研究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议题，但他们总是把社会学与颠覆性联系在一起，把它与激进学生的尖锐主张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那些在大学或学院中对社会学有着某些直接接触的人，则对社会学持一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是一种比前者更加普遍的看法。他们认为，社会学实际上不过是一门枯燥无益的学问，与其说它能刺激学生走向街垒，不如说它以其陈词滥调使学生无聊到了极点。在这种学院格局下，社会学尽管呈现一副科学的外观，但它并没有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启蒙效果——一种其从业人员能够以它为目标的效果。
我认为，那些对社会学持第二种看法的人具有相当的理由来抱持这样一种观点。因为社会学的许多支持者们——甚至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喜欢玩弄一套虚假的科学语言来包装其陈词滥调。那种认为社会学从属于自然科学，从而应当一成不变地套用后者的程序和目标的观念是错误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学的一般批评者对它所提出的成果抱怀疑态度是相当正确的。
在本书中，我的观点比较接近于第一种看法，而不是第二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必须对大多数人所秉持的良善行为进行猛烈的非理性攻击。尽管我的确主张，社会学必须被看作是具有颠覆的品质。我要说明的是，这种颠覆或批判的品质，并不表示社会学在知识上是一种声名狼藉的事业（它也不应当如此），相反，它之所以具有这种品质，是由于它所处理的是一些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切身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社会中重大冲突和争论的对象。不论激进学生或任何其他激进分子是循规蹈矩，还是激越狂暴，在刺激他们行动的动力与他们对社会学的意识之间，的确存在着相当广泛的联系。这并不是说社会学家在直接倡导革命，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相当罕见的情形，正确的理解应当是，社会学研究必然要揭露当今世界所必须面对的基本社会问题。事实上，每个人对这些问题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只不过社会学研究可以将他们带入更深层次的核心。社会学不能只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如果“学术”指的是在大学封闭的围墙内所出现的一种漠不关心和冷眼旁观的态度的话。
社会学并不是一个包装得整整齐齐的礼包，只消拆开它就可以看清它的内容，除此之外，不再有其他的要求。像所有其他社会科学——它包括许多其他学科，如人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一样，社会学也内在地充满了争议。也就是说，各种关于社会学性质的争论已成为社会学的一大特色。这并不是社会学的缺陷，尽管对那些自称为专业“社会学家”的人来说，或者对那些被无数对抗性观念（有关各种社会学问题应当通过何种途径才能得到分析）所困扰的门外汉来说，情况的确如此。社会学的争论永无休止，对于应当如何来解决这些争论通常也缺乏共识，对那些被这种情况所困惑的人来说，他们认为，这是社会学尚不成熟的表征。他们希望社会学像自然科学那样，形成一组可以予以证实的普遍性规则。但是，根据我在本书中将要阐述的观点，这种认为社会学应当一成不变地模仿自然科学，或者把它看作是一门有关社会的自然科学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强调的是，我说这些并不含有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目标与对人类社会行为的研究完全不相关的意思。社会学研究的是可以实际观察得到的题材，它依赖于经验研究，并尝试提出理论和一般框架以解释这些事实。但是，人类不同于自然界的物质材料，从某些极为重要的方面来说，对自身行为的研究必然完全不同于对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学产生的背景
要理解社会学的发展及其当前的关怀，就必须首先了解那些创造了现代世界的各种变迁。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社会转型的时代。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这个世界发生了一系列剧烈的社会变迁，迄今为止，这些变迁的脚步并未减弱，反而得到了增强。这些变化最初发生在西欧，现今已影响了整个世界，它们几乎完全瓦解了历史上经历了数千年的各种形态的社会组织。从有些人所描述的发生于18和19世纪的“两次大革命”中，我们可以发现变化的焦点。第一次是发生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它既是一组特定的事件，也是进入我们时代的政治转型的标志。1789年革命迥异于此前时代的各种反抗形式，例如，在这以前，农民有时也会起来反抗他们的封建领主，但他们通常都只是旨在把特定个人从权力宝座上推翻，或者为了降低物价和减免税收。但是，法国大革命（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也可以有所保留地把1776年北美反抗殖民压迫的革命包括进去）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由纯粹人间理想所指引的运动，这种理想就是自由和平等。它彻底瓦解了既有的社会秩序。虽然到现在，革命分子所标榜的理想仍未完全实现，但他们创造了政治变革的氛围，为当代历史发展提供了动力。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哪个国家的统治者不宣称自己所实行的是“民主政治”，无论他们实际的情况是否如此。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崭新局面。的确，历史上也存在过类似的共和政体，尤其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但是，这些政体本身就是极为少见的现象，更何况在这些社会中，那些可以被称作“公民”的人仅仅是人口中的极少数，大多数人仍然是奴隶或其他阶级，他们不享有上等公民群体所享有的特权。
第二次革命是所谓的“工业革命”，它通常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英国，并在19世纪扩展到整个西欧和美国。工业革命有时仅指一系列技术创新：尤其指利用蒸汽动力进行生产，以及在这些动力的推动下所引入的一系列新型机器。但是，这些技术发明仅仅是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变迁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它使劳动力从土地转移到了不断扩张的工业领域，这种转移过程最终又导致了农业生产的普遍机械化。同时，劳动力的转移还导致了城市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前发展。据统计，在19世纪以前，即使在最为城市化的社会，也只有占总人口约10%的人生活在市镇或城市——在大部分农业国家和帝国，这一比例通常还要更低。以现代的标准来看，前工业社会的所有城市，甚至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都会，都只是相对较小的城市。例如，14世纪时期，伦敦的人口约有3万，在这一时期，佛罗伦萨的人口则是9万。到19世纪初，伦敦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城市，达到了90万之多，然而，在1800年，即使包括这些大都市在内，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也只是英格兰和威尔士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一个世纪以后，在有些地方，有40%的人居住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有将近60%的人生活在人口超过2万的城市。表1.1 世界城市人口的百分比资料来源：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 Davis）：《世界城市化的起源与增长》，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61期，1955年（最新资料）
表1.1表明，城市化曾经以一种世界性的规模急速扩张，而且这种扩张还在继续。无论人们如何使用“城镇”或“城市”来区别于较小规模的人口聚集，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显得高度城市化。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同样存在着剧烈扩展的城市区域。较之于19世纪以前社会的城市，当今世界的最大城市区域的确极其庞大。
如果说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促使大部分传统社会日趋瓦解的核心力量的话，那么，我们还有必要提及随之而来的第三种现象，即与不久以前相比，当今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据估计，在基督诞生之年，全世界的人口可能不到3亿。18世纪以前，世界人口虽稳步增长，但速度极其缓慢，在这一期间，世界人口大概仅增长一倍。自这以后，出现了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人口爆炸”，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其详细情况。今天，世界人口已经接近48亿之多，如果照这样的增长速度下去，将每40年就增长一倍。尽管人口增长对人类未来所造成的影响是令人担心的，而且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但近代人口增长的起源及其背后的因素问题，不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动因问题存在那么大的争议。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出生率和死亡率一直维持着大致的平衡。虽然就某些方面而言，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其中仍然存在着两个支配其他因素的现象：一是在过去两个世纪以前，人类的平均寿命很少超过35周岁，甚至更少；二是儿童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在中世纪欧洲及其他地方，将近有一半儿童夭折于成年之前。平均寿命上升和儿童死亡率迅速下降——由于卫生、保健状况的普遍改善以及人类征服某些重大传染疾病的结果——揭开了人口惊人增长的大幕。社会学：定义及初步考察
在欧洲，“两次大革命”带来了一系列变迁，当人们试图理解这些变迁的条件及其可能的结果时，社会学诞生了。当然，没有哪一个领域的研究可以精确标示社会学的起源，但是，从18世纪中期的著作家到晚近的社会思想中，我们仍然可以轻易溯源出社会学直接传承的轨迹。事实上，从某些方面而言，社会学形成的思想背景同时也促进了两次大革命的兴起。
应当如何来定义“社会学”呢？让我以浅白的说明来开场。社会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这里，社会只能以一种非常广义的方式加以界定。在这一范畴之下，社会不仅涵盖了工业化国家，而且还包括大型农业帝国（如罗马帝国和传统中国等），从规模角度的另一端来看，它也包括了仅由少数个人组成的小型部落共同体。
一个社会就是一套制度化（institutionalised）行为模式的集结[1]（cluster）或体系。所谓社会行为的“制度化”模式，指的是跨越长久时空范围而一再发生——或者用现代社会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社会性再生产——的信念和行为模式。既然语言对于社会生活来说具有如此根本的地位，它也就构成了这种制度化活动模式或者说制度的恰切例证。我们每一个人都使用某种语言，而且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使用，但作为个体，并没有谁创造了语言。当然，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可以是制度化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一种普遍性的实践，世世代代都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延续下来。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所谓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等。必须指出的是，“institution”概念的这种用法不同于它在日常用语中的涵义，即作为“团体”或“群体”的不严格意义的同义词——比如，当谈到监狱或医院时，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种institution。
这些讨论有助于帮助我们应当如何来理解“社会”，但我们不应当就此止步。众所周知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都把社会作为共同的研究对象。社会学的显著特征在于它集中关注的是“两次大革命”以来所出现的各种社会形式。它们既包括那些工业先进—经济发达的西方、日本和东欧国家，也包括20世纪遍布世界各地的其他社会。因为在现代，没有哪种社会秩序不受“两次大革命”所迸发出来的力量的冲击。我想要重点强调的是，“先进社会”并不能被看作是孤立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社会，或者把它们与其此前的社会形式割裂开来——尽管大量社会学著作的确是以这种态度进行写作的。
根据上述论点，我们可以对社会学做如下定义：社会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重点研究的是过去两三个世纪工业转型所形成的社会制度。有必要重点强调的是，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知识活动领域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分野，而且这种分野也没有存在的必要。社会理论的某些问题，诸如如何将人类行为和制度概念化的问题，是所有社会科学共同研究的课题。至于不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的不同“领域”，因此形成了一种知识分工，这类说法只有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才有效。例如，顾名思义，人类学研究的是相对简单的社会，如部落社会、酋长社会、农业国家等。但是，这些社会要不就被席卷全球的深刻社会变迁所瓦解，要不就被现代工业国家所整合。再譬如，经济学首要关注的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但非常明显，经济制度总是与社会体系的其他制度关联在一起，或者对它们造成影响，或者为它们所影响。至于历史学，作为研究过去与现在之间连续过程的学问，它却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题材之源。
许多关心社会学发展的杰出思想家们，都为自己目睹的科学技术在时代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印象深刻。因此，在设定社会学的目标时，为了研究人类社会现象，他们也试图仿效自然科学在解释物质世界时的成功。生活在1798—1857年之间的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这位曾经铸造了“社会学”词汇的杰出思想家，就曾以一种最为详细而明白的方式提出了这种观点：社会学应当是一门研究“社会的自然科学”。他认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所有科学，都分享了共同的逻辑和方法框架，都旨在揭示支配特定现象的普遍法则。他相信，如果我们找到了支配人类社会的法则，我们就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就如我们能够运用科学来支配自然界中的事物那样。他的格言：预测就是为了控制（Prévoir pour pouvoir），正是这种观点的写照。
自孔德以来，认为应当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形构社会学的看法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当然，它并非完全没有受到挑战，而且也存在着以不同方式进行表达的现象。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这位20世纪社会学发展中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延续了孔德所强调的某些方面。他宣称，社会学关注的是“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这种事实就像自然科学中的事实那样，可以通过客观的方法[2]得到证实。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这一简洁而极具影响的著作中，涂尔干主张，社会现象应当作为事物（things）来处理：我们应当把我们自身看作是自然世界中的客体。他从而重申了社会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似性。
正如我前面所说过的那样，这种观点尽管在社会学中极其普遍，但却是我所反对的。把社会学以及其他如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称作“社会科学”，就是要强调它们所系统研究的是经验事实。只有在两个方面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分开来，这一术语才不至于产生混淆。（1）我们无法像了解自然世界中的客体或事物那样来了解社会或“社会事实”，因为社会仅仅存在于人类自身的创造和再创造行为中。在社会理论中，我们不能把人类活动看作是由因果关系所决定的事物，就像自然事物那样。只有从我所说的个体与制度之间的双重介[3]入（double involvement）的角度，我们才能把握它们，也就是说，我们在创造社会的同时，社会也创造了我们。我已经说过，制度是跨越时空而反复再生产出来的社会活动模式。这里，探讨一下这一概念牵涉了一些什么内容是有意义的。社会行为或社会系统的“再生产”指的是不同时空条件下行动者类似活动模式的一再重复。强调这点的确极为重要，因为大部分社会理论——包括涂尔干的理论在内——都普遍抱持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我们应当从物质意象（physical imagery）的角度进行思考。这是一种具有负面后果的想法，因为社会系统包含了存在于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模式。许多社会学家却把这些关系模式描绘成建筑物的墙垣或者身体的骨骼，这是使人误导的。因为它把社会的本来意象描绘得过于静态和僵化，也就是说，它没有表明，只有在个体主动从一个时空到另一个时空一再重复特定行为模式的条件下，社会系统的模式化才能够存在。如果我们从这种意象进行思考，那就成了：社会系统像一座建筑物，但时时刻刻被用来建筑它的每一块墙砖所重构。（2）与上一点相连，社会学的实践意涵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科学的技术用途。原子不可能懂得科学家对它所做的解释，也不会根据科学家的知识改变自身的行为。但是，人类却会这样。因此，社会学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必然不同于自然科学与其对象的关系。如果我们把社会活动看作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一系列机械事件的组合，我们就既误解了过去，也无法理解社会学分析如何可以影响我们的未来。作为人类，我们不仅仅生活在历史之中，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本身构成了历史及其未来面貌的内在组成部分。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意孔德“预测是为了控制”这种社会技术学观点的原因。在社会科学中，我们所讨论的是其他的人们，而不是僵化的客观世界。因此，当有人指出，那些以前被看作是无可改变和无可怀疑的事物——就像自然规律那样——其实只是历史的产物，而社会学的分析可以在人类社会中扮演解放的角色时，这种说法是非常中肯的。同时，社会学的分析也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清醒认识，因为知识尽管可能是权力的重要附属品，但它与权力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有关历史的知识通常是试探性的和不完整的。社会学的想像力：作为批判的社会学
在本书中我要指出的是，社会学的实践需要唤起C·赖特·米尔斯[4]所谓的“社会学的想像力”。这一术语已经被如此频繁地引用，以至存在着被平庸化（trivialised）的危险。实际上，米尔斯本人也是在一种非常含糊的意义上使用该术语的。在我看来，它指的是社会学分析过程中几种联系在一起的不可或缺的感受力。要理解由当今工业社会——指最初形成于西方的当今社会——所由产生的社会世界，就必须借助于三种社会学想像力，它们是历史的感受力、人类学的感受力和批判的感受力。
遗传学上与我们相同的人类，其历史大致有10万年之久，而从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考古资料来看，以稳定农耕社会为基础的“文明”至多也不会超过8000年的历史。但倘若把这8000年的历史与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的短暂近代史相比，它却是浩瀚的时间长河。作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生产模式，历史学家对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解释一直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都似乎很难于把它追溯到15或16世纪以前的欧洲。工业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企业与机械化生产联系在了一起，它的起源最早也不会早于18世纪的晚期，而且即使在那一时期，也[5]只是在英国的部分地方零星出现。在过去一百年里，在这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工业资本主义以一种世界性的规模扩张开来，而且它所带来的社会变迁的后果比此前整个人类历史的任何时间都更具有破坏性。我们这些西方人所生活的社会，正好首当其冲地受这些变迁的影响。当前这一代所熟悉的是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城镇或城市，工作在工业场所中，而且都是民族国家的公民。然而，这种现在为大家所熟悉的社会世界，这种在极短时间内被迅速和神话般创造出来的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却是一种相当独特的现象。
今天，工业社会分析者们所必须进行的第一种社会学想像，就是重新发现我们刚刚经历的过去——“刚刚消逝的世界”。只有通过这种能够对历史有所认识的想像力，我们才能够理解，今天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与此前社会中的人类生活方式有多么大的不同。一些简易的事实就能帮助我们理解这点，就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城市化事实那样。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具有想像力的重构，把那些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消灭殆尽的社会生活方式的特征（texture）重新展现出来。在这一方面，社会学家的手艺与历史学家的技能之间是不存在明显区别的。18世纪的英国，这个首先体验到工业革命冲击的社会，仍然是一个被地方风俗所主导的社会，通过普遍的宗教信仰联结在一起。在这一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与20世纪英国之间的延续性，但它们之间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今天看来是司空见惯的组织形式，在当时却停留在初创阶段：这不仅仅表现在工厂和政府机构上，而且表现在学校、学院、医院和监狱等方面，它们都只是在19世纪才逐渐流行开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生活特征的这些变化当然是物质条件的改变。就如一位历史学家在描述工业革命时所说的那样：现代工业技术不仅生产得更多、更快，而且它还能生产出以
往手工业生产条件下无法生产出来的东西。即使是手艺最精良的
印度纺织工，他纺出来的线也不可能像骡机（mule）纺出来的
线那样精细而规则，18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所有铁匠也不可能像
现代车床那样，生产出那么巨大、平整和均匀的钢板。最为重要
的是，现代技术创造出来的东西，在前工业时代几乎想都没有想
到过：照相机、摩托车、飞机以及各种电子设备，从收音机到高
效能电脑、核动力工厂，等等，不一而足……由此造成的结果是，
它使产出和各种类型的商品、服务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单就这一
点对人类生活方式所造成的改变，就远远大于自人类懂得使用火
以来所造成的改变：1750年英国人的物质生活比较接近于恺撒[6]
军团的水平，而不是自己曾孙辈的水平。
无可否认，普遍而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是当今工业社会的突出特征之一。与之紧密相连的是传统——它是地方性村落共同体日常生活的基础，甚至是前资本主义时期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衰落。传统把现在装入（encapsulated）了过去，而且意味着一种与当代西方社会所盛行的完全不同的时间体验。一个人一天的时间没有像现在这样划分为“工作时间”和“空闲时间”，而且“工作”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没有完全与其他活动分离开来。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两次大革命的交汇点正好是西欧社会转型的[7]源头。第二次革命是一次政治革命，它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兴起，就像工业主义的兴起创造了现代世界一样，它是一次意义深远的革命。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们，从不怀疑自己是特定国族（nation）的“公民”，而且也无人不注意到国家（中央集权的政府和地方性行政管理）在其生活中所扮演的多样性角色。但是，公民身份权利的发展，尤其是普遍公民权的发展，仅仅是相对晚近的事情。民族主义是一种归属于特定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它使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但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同样是相对晚近的事情。普遍公民权和民族主义都是民族国家内部结构的典型特征，但是，作为现代社会根本特征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样值得我们投以充分的注意力。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世界体系之中。“两次大革命”也支流四溢，以一种世界性规模各自扩张开来。工业资本主义意味着[8]极端复杂的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分工，意味着交换关系的世界化。就以你身上所穿的衣服、所住的房屋或者你下一餐将要吃到的食物为例，你似乎不太可能亲自缝制、亲自建造或者亲自种植它们。在工业化国家，我们对这样一种情形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是，在工业资本主义到来以前，社会分工的情况却相对没那么复杂。在那一时期，大部分人口都直接满足自己的大部分需要，倘若不能，他们就从地方共同体中换取他们所需要的服务。但在今天，产品的生产和交换都是世界性的，以一种真正全球分工的形式进行。不仅西方国家所消费的许多商品是在世界的另一边生产出来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反之亦然，甚至整个复杂的生产过程就是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分别进行的。例如，一个国家可能生产电视机的某个部件，另一些国家制造其他部件，整机的组装又在另一个地方，最后，销售又完全在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催生这种新奇而独特的世界体系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关系的扩张，资本主义在四处漫延的同时，民族国家也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我在第七章将对这一点进行更详细的讨论）。然而，从某种重要的意义而言，在民族国家前面加上一个（表示单称涵义的）定冠词“the”是误导性的，因为自其在欧洲起源伊始，一直以来就是民族的诸国家（nation-states），存在于与其他民族的国家进行和解和冲突的关系当中。今天，整个世界已经被分裂为由众多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大拼盘。我要再一次指出的是，欧洲民族的兴起，尤其是它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仅仅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现象。因为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仅仅稀疏地分布在世界各地，生活在小规模的社会中，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即所谓的“猎集社会”（hunting and gathering society）。与今天相比，在过去一万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个世界的人口仍然非常稀少，他们或者生活在猎集社会、小型农业社会、城邦国家，或者生活在大型帝国中。有些帝国的幅员非常辽阔——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国，但在形态上，却与当今民族国家迥然相异。例如，传统中国的中央政府很少设法去直接控制其各个省份，尤其是那些较为偏远的省份。当时，中国统治范围内在大部分属民都过着一种与其统治者完全不同的生活，无论是在文化还是语言上，他们都与其统治者很少有共同之处。
而且，前面所提到的各种类型的社会之间尽管维系着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显然不可能像今天那样跨越全球的范围。在20世纪以前，“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彼此不挨边”的说法的确道出了当时的真实情况。11世纪以降，中国与欧洲之间存在着一些零星的接触，间或还有一些贸易往来，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由于各方面的目的和原因，中国与欧洲又成为两个彼此不相往来的世界。今天，不管东西方之间可能存在着多大的文化差异，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帝国了，它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尽管从领土和人口角度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巨型国家，当然，它还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国家尽管遍布了整个世界，但它们未必必然采取西欧建立已久的“自由民主”模式。
如果第一种社会学想像力主要涉及历史感受力的发展的话，第二种想像力则是要培育人类学的洞识。谈到这一点，我要再次强调的是，存在于不同社会科学之间的约定俗成的边界是多么的肤浅。培育一种历史感以体验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是多么的近代（recent）和剧烈，要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但是，要打破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远优于其他文化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有意或无意的信念，则或许更加困难。这种信念通过资本主义自身的迅速扩张得到了促进，因为资本主义曾经启动了一系列侵蚀或摧毁它所接触到的大部分其他文化的事件。而且，许多社会思想家还举出了许多具体的形式来支撑这样一种信念，他们把人类历史纳入社会进化论的架构之中，把“进化”看作是不同社会类型支配和掌控其物质环境的能力。西方工业主义无疑处于这一架构的最顶端，因为它所释放出来的物质生产能力远胜于此前的任何其他社会。
但是，这种进化论架构所表达的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意涵，是社会学想像力所要破除的观点。种族中心主义把自己的社会或文化看作是衡量其他社会或文化的标尺，这种态度无疑深深扎根在西方文化之中，当然，在许多其他社会中也同样典型。然而，在西方，这种优越感多少已经成为工业资本主义贪婪吞食其他生活方式的借口和理由。我们不能把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处于世界优势地位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当真看作是进化论架构中最高点。当我们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时，这种对现代西方斐然的物质生产力的评价本身就是一种反常的态度。
人类学维度的社会学想像力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使我们能够欣赏到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多姿多彩的人类生存方式。现代世界的反讽之一在于，正当工业资本主义疯狂扩张、西方军事力量大肆破坏之际，对各种类型的人类文化的系统研究才真正开始形成——如“田野工作人类学”。但是，社会科学自诞生伊始，就带有人类学层面的社会学想像力的特征，以抗衡那种种族中心主义色彩的进化论思想。在让·雅克·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那就是凭借对各种类型的人类社会的认识，我们可以对自身产生更加深刻的了解。他说道，“这个世界到处都散布着我们只知其名的社会，通过对它们的涉猎形成了我们对人类的认识。”他接着说道，想像一下，如果我们能够派遣一队对各种人类经验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勇敢的观察家，以描述那些我们还一无所知的各种类型的社会，那么，“当这些新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9]勇士在结束其回味无穷的探险时，就要让他们从容地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写成自然历史、道德历史和政治历史，从他们的笔端，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从而也就认识了我们自己。”
在卢梭著作面世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有许多旅行家、传教士、商人等的确做了许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他们所记述的东西却通常不可靠或片面，有的甚至还包含了卢梭所要攻击的种族中心主义。直到20世纪初期，系统而详尽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才真正发端。自那以后，在这个遽然收缩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家积累起了大量有关各种不同文化的资料。一方面，这些信息证实了人类的统一性，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生活在小型“原始”社会的人们在起源上要劣于或不同于那些生活在更为先进“文明”中的人们。在各种已知的人类社会中，没有哪个还没有形成语言结构，同时，在社会类型与语言结构之间似乎也不存在什么相互关联。另一方面，现代人类学研究也强调了可以用来规范人类生活的各种制度。
当代人类学家通常是灾难的记录者，他们所面对的或者是被军事所破坏的文化，或者是与西方接触以后被弊端所腐蚀的文化，或者是由于传统的消解而日益式微的文化。正如或许是当代最杰出的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所说的那样，人类学家是这些正在消失群体（peoples）的“门生和见证人”（pupil and witness）。因此，阻止这些群体的权利受到进一步剥夺，或者至少使那些生活方式已经崩溃的群体能够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这已成为一项紧迫而又实际的课题。但是，即使存在着这种难题，我们仍然不应当忽视过去半个世纪左右人类学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只有通过这种研究，我们才能使我们的思维对那些濒于消失的社会生活方式保持鲜活的记忆。
将第一种和第二种感受力结合在一起，社会学的想像力使我们能够摆脱那种仅仅从眼前的社会类型出发进行思考的限制。这两种感受力都与我即将提出的第三种社会学想像力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这种想像力关注的是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在批判把社会学看作是自然科学的观点时，我曾提出，没有哪种社会过程是由无可改变的法则所支配的。作为人类，自然法则的必然性力量是支配不了我们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意识到各种潜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未来可能性。第三种社会学想像力把对现存社会形式的批判作为社会学的任务。
批判必须以分析为基础。在接下去的章节里，我将首先检视的是有关工业社会性质的不同观点，它们是一些对抗性的解释。但是，正如我前面强调的那样，如果没有考察西方社会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就无法理解起源于西方社会的各种变迁。因此，接下去我将详细讨论的是当代世界体系形成的意义，在评估人类社会组织的未来可能性方面，这是一种具有根本意义的现象。[1] 所谓“制度化行为”，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反复再生产出来的规则与资源。在英语中，Institution同时含有“制度”和“机构”两种涵义。按照吉登斯的用法，前者指跨越广泛时空范围的例行化行为和规则，而在本段结尾，当谈到监狱或医院时，则指某种组织形式，故译为“机构”。有关“制度”的详细解释，可参阅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译者[2]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涂尔干的重要著作之一，中译本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狄玉明译，1995年。在反思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吉登斯于1977年出版了《社会学方法的新准则》（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London: Hutchinson），强调了社会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提出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框架。该书中译本名为《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田佑中、刘江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译者[3] “双重介入”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基础，在双重介入的基础上，他提出结构二重性的基本思想，即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前者是后者的中介，也是它的结果。有关“双重介入”的基本思想，参阅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译者[4] 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Harmondworth, Penguin, 1970.中译本参阅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译者[5] 指19世纪，本书写于1982年，上一个世纪指19世纪。——译者[6] 戴维·兰德斯：《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第5页（David S.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7] 指发生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译者[8] 从字面意义上看，“the division of labour”应当翻译为“劳动分工”为佳，但中国学者在翻译该词时，通常翻译为“社会分工”，见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或者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本书持后一种译法。——译者[9] Hercules，赫拉克勒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大力神。——译者第二章对立的解释：工业社会还是资本主义？
我们应当如何解释“两次大革命”对世界工业化地区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在社会学中，尽管已经提出了许多有关工业社会起源和特征的解释，但在这些不同的解释观点之间，我们也可以发现一条主要的界线，本章我要集中论述的正是这条界线。在前面，我使用了“工业社会”或“工业资本主义”的术语来描述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出现于西欧的社会形态。在本书的其余部分，我将继续援用这些术语，但是，在这里，我有必要阐明一下存在于这些术语之间的差别，它们对于我将要讨论到的问题或将要提出的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将要把我所说的工业社会理论与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区别开来。这两个术语并不是单纯的标签，而是代表了社会思想家在理解现代世界变迁的本质时形成的两种对立途径。“工业社会”术语是19世纪初期由圣西门（Comte Henri de Saint-Simon）在其作品中提出的，他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后来被其他研究者所采用的普遍性理论准则。这些后来的研究者包括了涂尔干，这位对社会学的影响决不仅仅体现在方法论上的思想家。涂尔干实际上并没有标榜“工业社会”这一术语，但他所做的一系列论述实际代表了我所说的这种立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社会理论在欧洲和美国的许多著名学者手中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的确，在那一时期，它已成为一种正统理论。
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首先是与卡尔·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尽管马克思的主要观点也出自此前社会理论、哲学和经济学各种思想流派。马克思大部分重要著作完成于1840至1870年间，在他的有生之年（1818—1883），这些著作仅为数量相当有限的同事和追随者所熟知。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和劳工运动在19世纪末期的几十年变得更加普遍和坚强有力，马克思的思想也成为许多讨论和争论的主题——迄今为止，依然如故。然而，自马克思以来，马克思思想也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今天，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一个存在着内在分歧的思想体系，在这本篇幅有限的小书里，我只想从这些汗牛充栋的文献中挑出少数重要论点加以讨论。在这里，我或许已经提出了一种先入之见。我想说的是，马克思的著作对社会学具有持续的影响，它们是对工业社会理论的某些假设进行批判的主要基础。同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存在着挥之难去的明显弱点。工业社会理论
在介绍工业社会理论并将它与源自马克思或由马克思所提出的观点进行比较之前，我必须做一些限制性说明：我所要进行的对比，我所要遵循的讨论线索，决没有穷尽社会学思想的所有范畴。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各种不同的途径（approach）的话，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中的差异甚至更大。因此，不可避免地，我们必须把通常比较复杂的问题进行某种程度的简化，我也不可避免地要忽略某些问题和观点，它们或许在一些篇幅较大的书本中值得做更多的讨论。
因此，我采取设定情境（set the scene）的方式对这两种理论加以比较。本书并不是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它赞同马克思的某些观点并不意味着它接受他的全部观点，或者接受任何自称是马克思继承人的观点。但是，这也不表明我在赞同工业社会理论，并反对马克思。从这两种立场中，我们都可以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但每一种也都存在其不足，我们不但必须加以辨认，而且必须予以改善。你可能经常发现一些作者宣称，“马克思主义”与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学”（bourgeois sociology）彼此不相容，因此你必须以另一方为代价而选择其中之一。但是，这并不代表我的观点。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工业社会”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圣西门那里。在我看来，圣西门的思想与那些更为晚近的思想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连贯性。但是，我并没有说“工业社会理论”指的是任何特定思想家流派所共享的一套主张，相反，我指的是一系列大体上能够聚集在一起的概念和解释。每一位作者都强调某些方面而牺牲其他方面，而且以不同程度的论证和完善性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库玛的《预言与[1]进步》一书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观点）。
那些我认为可以归属于工业社会理论的思想家，至少曾经提出了以下的部分观点。（1）当代世界最重大的变迁在于从主要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机械化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工业社会”过渡。许多作者已经用不同的标签来标示这两种类型的社会，并以不同的方式刻画了它们的特征。而且他们还指出，在不同的国家，“传统”与“现代”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2）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代表了历史上的进步运动。当然，没有人会否认工业社会也存在着冲突和张力，但在他们看来，工业社会的良性特征能够抵消这些缺陷，这些良性特征不但创造了物质繁荣，而且消除了传统的约束。在工业社会中，僵化的社会差别——如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差别——得到了消除，从而形成了一个机会日趋平等的社会。（3）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发生在西欧的阶级冲突，工业社会理论认为，这是从传统农业秩序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形成的张力的结果。对于这一方面，经常被提起的最有影响的观念就是“阶级冲突的制度化”。在工业社会最初形成的阶段，阶级划分是明显的，阶级关系是重大张力的焦点。但是，随着彼此能够接受的工业谈判模式得到建立，以及“政治公民身份权利”——投票和组建政党的权利——扩展到大多数人口，这些紧张关系很大程度上被化解了（有关这些方面的有影响的分析，可参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的《政治人》[2]，迄今为止，它还是一部相当具有启发意义的作品）。（4）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一个基本环节就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兴起。自由民主制度是一种常见于西欧和美国的政治制度，盛行议会制政府，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通过选举的方式获取议席。许多作者认为，这种国家是工业社会扩张的自然产物。但是，另外一些作者则更敏锐地把握了它的特殊本质，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现代国家[3]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能够自主扮演基本的角色。（5）工业社会理论的支持者假定或认为，工业秩序一旦出现，就存在其基本的一致性。这种观点有时得到了最为直率的表达，其中[4]最著名的要数克尔（Kerr）和他的同事。根据克尔的“趋同论”（convergence theory），存在着一种他所谓的“工业主义的逻辑”，它能使工业社会的其他制度越来越趋于一致，不管它们最初存在着多大的差异。工业化程度越高的社会，它们之间相似性也就越多，由于传统的遗迹已经被消除殆尽。克尔把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了美国和苏联上，他认为，尽管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存在差异，但它们已经越来越踏上了相同的发展道路。这种看法现在依旧赢得了一些支持者。当然，它也遭到了如本迪克斯（Bendix）这一类人的强烈批判，他们强调，在当代社会，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方式。
但是，这些批判者仍然经常认为，尽管可以发现工业社会或“现代”社会之间存在某些差异，但它们也有其总体相似性。而且他们还认为，这种总体相似性是工业社会的必要品质，可以防止工业社会发生过于剧烈的转型。如克尔和其他一些人所表明的那样，这些观点并不含有技术决定论的色彩。例如，许多作者从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著作中吸收灵感，认为大型组织（large-scale organization）是当代社会的必然特征，具有某种普遍的色彩。一如马克斯·韦伯，他们不仅直接批判马克思主义，而且也批判更广义的社会主义所标榜的理想。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将解释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立场的原因，因为他们对于社会思想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同样可参阅本书第四章第三节）。（6）从世界上未实现工业化的社会而言，工业社会的观念通常与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密切相关。现代化的观点也非常容易与我前面提到的其他假设和论点相契合。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论点在于，“不发达社会”深陷于传统制度之中，如果它们想要获得西方社会的经济繁荣的话，它们就必须从传统制度中解放出来。目前，这种论点已经在各种不同程度的复杂论证下重新得到建构。有时，“现代化”被简化为“西方化”的同义词，任何人只要认定所有工业社会的本质都是相同的，他也就很容易作这样一种简化。然而，许多作者认为，“工业社会”包含了最初起源于西方文化的制度，其他社会在迈向工业化的过程中，将会形成某些与西方社会不同的道路。同时，他们还认为，除非采纳已经存在于工业社会中的某些行为模式，否则“不发达”将无法得到超越。由这种观点所引起的问题，我将在第七章中予以论述。
迄今为止，我的论述仅仅停留在一个非常抽象的层面，这样做有助于我在进一步讨论时把问题说得更具体。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首先勾画一个工业社会理论的个案，然后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进行对比。一个最具影响而又符合这一条件的案例就是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在《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阶级冲突》[5]一书中所作的论述。尽管该书从最初出版到现在已经有些年头了，而且作者后来也修正了自己在该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但它仍然包含了许多广泛流行的观点。而且，该书的写作也明显是为了对马克思进行批判性检视，因此，有助于与马克思主义所明确表达的观点进行对比。
达伦多夫的论述以对“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有用性的直接比较作为开端。马克思使用的是后者，达伦多夫则认为，前者才是理解西方社会的一个比较包容性的概念。他宣称，“工业生产并不是历史上的一个匆匆过客，而是可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永远跟[6]随我们。”达伦多夫所使用的“工业化”概念表示的是工厂或企业中商品生产机械化的涵义，而工业社会则表示在该社会中，工业主义已成为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
达伦多夫毫不迟疑地告诉我们，工业化是影响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现象。他说道，资本主义仅仅是工业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一种仅仅局限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西欧社会的过渡形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工业生产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工业资本家既是一个或多个工厂的所有者，同时也是管理工人的直接权威。但是，这种所有权与管理权重叠在一起的现象仅仅是一种短暂的现象。自马克思时代以来，随着工业规模的不断扩大，[7]资本所有权不再赋予对企业权威体系的控制权了。今天，控制工业生产的是一些职业经理，这在大企业中尤其如此，这种大企业已越来越成为经济的主流形式。马克思（我随后将会论述到）把资本的私人所有权看作是资本主义的首要特征。对于这一点，达伦多夫认为，马克思是完全错误的。与工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的确是“人类历史中的匆匆过客”。资本主义社会不过是工业社会的一种次要形式，不过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
从某种意义上说，达伦多夫与马克思在这里有其共同点。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注定要为另一种社会所取代的社会类型。但是，他们解释这种取代过程的方式却大相径庭。根据达伦多夫的观点，资本主义仅仅是工业社会的早期形式，后者才是无可避免地将要主导我们时代的社会。资本主义消失后，必然经历一个相对和缓的过程，这一过程将主要为由工业化发展所构成的经济变迁所主导。另一方面，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有通过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过程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这一过程将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而且，马克思还相信，阶级冲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达伦多夫则与许多其他工业社会理论家一样，认为阶级之间的斗争仅仅是近代历史上一种具有某些重要意义的现象。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达伦多夫的观点是复杂的，我这里不想对它们妄加概括，因为它们还包含了对“阶级”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的企图，对于他的界定，即使是那些立场与他相近的作者也未必赞同他的说法。然而，从与马克思进行比较的角度而言，达伦多夫把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冲突——与私有财产联系在一起——转移到了19世纪这一相对短暂的时期。阶级冲突意味着工业社会发展早期所遭遇的严重的社会张力，由于这一社会新形成的各种制度还没有充分发展。同时，达伦多夫对我前面提到的第三点和第四点也特别重视，他认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出现，各种工业仲裁形式的建立，包括法律上对罢工权利的正式承认，使工业领域的冲突得到了调节和控制。前者使政治领域中代表各种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的正式组建成为可能，后者则使工业领域中的不同利益得到了类似的承认。由此形成的结果是，卸除了阶级冲突这颗定时炸弹的引信，并使19世纪相对激烈的阶级斗争让位于和平的政治竞争和工业谈判。
在达伦多夫的分析中，工业社会是一种分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冲突和联盟关系。他所展现的总体上是一幅乐观的图景，这些冲突在前面描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秩序中能够得到很好的处理。另外，工业社会一个特别重要的伴生现象就是：社会流动性的增长可以带来机会平等的扩大。按照达伦多夫对工业社会的描绘，从工业社会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仍然存在着财富和权力上的实质性差异来说，工业社会并不是一种平等的社会。但是，这些差异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却因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越来越多的随社会层级上升的可能性而抵消。教育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根据达伦多夫的观点，在工业社会中，个体在教育体系的成功或失败将成为影响其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教育使社会流动更趋自由，而这一趋势又成为工业社会稳定成长的关键。用达伦多夫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流动性成为工业社会结构的根本要素之一，如果流动过程受到严重阻碍的[8]话，我们便可以预测工业社会的‘解体’。”
在这一点上，达伦多夫的观点与半个世纪以前涂尔干所写下的观点非常接近。涂尔干在其所谓的“内在不平等”和“外在不平等”之间进行了区分：内在不平等是个体由于能力和气质上的遗传差异而导致的不平等，外在不平等则指从社会中产生的各种不平等。他认为，当代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外在不平等将逐渐得到消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出现一个普遍平等社会，而是由社会流动所带来的机会平等将日益增加。这一过程可以被解释为，社会正走向越来越依据内在不平等来分配个人财富和权力的社会秩序。个人将找到与其智慧相当的社会地位，而这又依赖于一个善意国家的引导。马克思：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我前面已指出，马克思的著作激发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传统，其中有些在当代社会科学讨论中还占据着核心地位。出于简洁的目的，我将要列举一本与达伦多夫的著作一样在社会学中造成重大影响的作品，以此作为与工业社会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此书的观点与达伦多夫相去甚远，因为它是一本公开标榜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那就是拉尔[9]夫·密里本德（Ralph Miliband）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密里本德的目标与达伦多夫非常一致，那就是分析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工业化国家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同时检视马克思著作在分析这些变化时的意义。然而，当达伦多夫认为马克思的一些基本观点已经不再有效时，密里本德却认为，这些观点本质上是正确的，没有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失去其解释的力量。当然，密里本德也认为，自马克思去世以来，世界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已经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马克思的观点，而不是彻底改变或放弃它们。
密里本德是以“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写作的，而不是“工业社会”。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公开表达了对马克思立场的认同。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立场包含了一些什么内容吧。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经济活动形式，同时，由于他相信，其他制度与这种经济活动形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也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社会类型。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在于，假定作为经济活动形式的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以前就已经出现，并且为工业化的启动提供了刺激因素。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结构因素。其中之一当然是资本。“资本”不外是那种能够用来投资，进而获取更多有价物品的任何有价物品：它因而包括了货币，这种最具流动性的资本，同时也包括了使生产成为可能的工具，如工作场所、工作器材等，进入工业化阶段以后，它还包括了工厂和机器等。
17和18世纪的欧洲出现了资本的早期积累，并由此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转型。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如果没有参考构成资本主义活动的第二种因素，就无法理解这种转型的意义。资本积累预先假定了“雇佣劳动力”（wage-labour）的形成，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雇佣劳动力指的是那些“被剥夺了生产工具”的工人。在封建社会，大部分人口都是农民，他们以耕种小块土地维持生活。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大多数农民在威胁和利诱之下离开了土地，涌入不断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